《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 第一章 沟通与决裂 ——查理一世登基之初的三次议会（1925～1929） 帝王们继承了先辈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先辈的过错。查理认为人民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人民却认为，只有将以往弊端的根源全部革除，才不必为将来担忧。 查理登基时的英国国情 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登基；4月2日，宣布召开议会；6月18日，下议院开始集会；6月22日，前朝的反对者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提出了一项议案：从此以后，必须重视维护君民之间的和谐。拉迪亚德爵士解释说：“他做了国王，我们对他也有诸多期望。他天性和善，没有恶习，曾游历外国，受过议会的教育，因此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整个英格兰确实满怀希望，尽情欢乐。一个新国王登基了，自然会产生很多新的希望与欢乐，这些希望与欢乐是很严肃认真且普遍存在的，也是看起来很有根据的。查理做王子时为人严肃，行为端正，毫不放荡，被公认为奉教虔诚，勤俭好学，寡言但不难亲近，庄重但不傲慢。在家庭中，他彬彬有礼，有条不紊；在宫廷上，大臣们敬畏他的仪态与风度；在民间，他以良好品质赢得了人民的敬爱。他的一举一动都展现出他是一个正直高尚、能够主持公道的人。英国人看够了詹姆士一世的卑鄙行径和他的喋喋不休、迂腐不化，以及呆板而优柔寡断的政策。现在，英国人有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国王，就有了享受幸福和自由的希望。 可是，查理与英国人民并不知道，此时君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造成这种矛盾的诸多根源还在不断发展，不久就会破坏他们相互谅解并达成一致的可能性。 此时的英国正在进行两种革命，一种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则是不易察觉却又明确存在的。第一种发生在欧洲帝王的权利方面，第二种发生在英国社会和人民的风俗习惯方面。 当时的欧洲大陆，各国的君权逐渐摆脱过去的束缚，变成近乎绝对的专制。在法兰西、西班牙、德意志帝国等地，君权已经将封建贵族压制下去，也不再去保护平民的自由。原本高傲的贵族们好像连失败感都没有了，他们聚集在国王周围，看着国王华丽的排场，并引以为荣；本性胆怯的人民，更乐于在这样的秩序下生活，因为君主的统治反而带给他们以前不曾享受过的幸福，他们努力致富，增长知识，却不抱有去政府谋求一官半职的想法。当时天赋君权和人民必须服从的言论盛行。即使对此有不满的地区或人民，也只发生过很轻微的反抗。总之，国内和平与繁荣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都粉饰了这种纯粹专制制度的弊端，使帝王们产生一种妄自尊大的信心，老百姓也表现出带有钦佩情绪的顺从。 这是欧洲大陆的整体情况，英国也不例外。自从1485年都铎家族登基以来，就不再有骄横的诸侯与之作对。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弱，无法独自与国王斗争。以前他们团结起来还能维持自己的权利，有时还能共同以武力行使国王之权；但如今这些贵族早已四分五裂，又穷奢极欲，尤其是经过玫瑰战争[　玫瑰战争，又称蔷薇战争，指英国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的支持者之间为了争夺英格兰王位而进行的内战。这场战争得名于两个家族的家徽——兰开斯特的红玫瑰和约克的白玫瑰]之后，更加势衰力微。就这样，这些长久以来不受节制的贵族几乎毫无抵抗就屈服了，起初屈服于亨利八世的骄横霸道，随后又屈服于伊丽莎白的巧妙政策。亨利成为教会首领，又拥有很多财产，就大手大脚地将产业分给他所宠幸的家族，贵族于是开始向善于巴结君主的宫廷大臣角色转变。这种转变是在伊丽莎白时期完成的。她是女人，又是女王，还有辉煌的宫廷，这些加起来正好满足了她的个人爱好，并增大了她的权利。贵族们高高兴兴地聚集到宫廷来，却没有激起人民的怨恨。这是一种千载难逢的诱惑：能向一个深得人心的君主效忠，同时能在经常举行的宴会上博取女王的欢心。 这样的政府，是有利于国家的，因此人们对专制制度并不计较，大臣奴颜媚骨，人民真心爱戴。女王的全部危难，就是人民大众自己的危难，因此绅士们对女王的效忠已天经地义。这也被认为是基督教徒和市民的职责所在。 自从都铎王朝以来，历代英格兰王族所走过的道路，斯图亚特家族也亦步亦趋。詹姆士一世是苏格兰人，有吉斯家族血统。以他的家族历史而言，在感情上应该倾向于法兰西，在大陆寻找同盟；但一个英格兰国王，又常常将欧洲大陆的人看作仇敌。不久，人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已成为欧洲绝对君主制基础的原则，对他的影响要比对伊丽莎白甚至亨利八世更深。他以神学家的高傲和国王的自命不凡，宣告实行那些原则。他用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语言，来抱怨自己的权利受到限制。他有时不得不使用更为直接的论证，来为他的政府措施、任意监禁人民或违法征税进行辩护。到这个时候，他就以法兰西或西班牙君主为榜样。他的大臣们对下议院说：“英格兰国王的处境不应该低于和他地位相同的人。”反对宫廷的人也不知如何应对上述言辞。人们都相信，帝王的尊严要求所有的帝王都能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人民又要求自由，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两件相悖的事情。 查理王子从孩提时代起，就在这种看法与准则中成长；成人之后，更深受这样的信念熏陶。西班牙将公主许配给查理，白金汉公爵建议查理秘密前往马德里亲自向公主求婚。这个浪漫的计划很合年轻王子的意，但他的父亲詹姆士不允许，甚至被气哭了。而最终与其说詹姆士对儿子让步，不如说是他对宠臣做出了让步。1623年3月，马德里以隆重盛大的仪式欢迎查理。查理亲眼看见马德里的华丽，君主的庄严和至高无上，大臣的崇拜、人民的尊敬如同宗教礼仪一般。纵使有少数人反对，国王也能凭自己的意志进行镇压。当然，查理最终与西班牙公主解除了婚约，而娶了法兰西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　两人的婚事从1624年开始商谈，1625年5月正式订立婚约，同年6月在英格兰举行婚礼]，因为他的父王觉得只有这两个王朝才配互相联姻。这门亲事对英格兰王子的影响，同他在马德里所感受到的一模一样。巴黎或马德里的君主制，在查理眼中，都表明了君主的地位是天生合法的。 因此，英格兰的君主政体，遵循着与欧洲大陆其他君主制国家同样的方针。其他地区已经完成君主专制的革命，他们的象征与效果，这里也随处可见。其中最温和的，只是允许臣民有作为从属者的自由。当欧洲大陆的人民还不能抗拒这样的革命，甚至愿意接受这种革命的时候，英格兰却发生了反革命。 在都铎家族登基、贵族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时，英格兰平民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反对君权、争取自由的奋斗，他们甚至不敢奢望得到与君权分庭抗礼的荣耀。14世纪，正是人民快速进步的时候，但他们的雄心壮志也仅限于争取最简单而原始的权利，他们不敢想象有朝一日会分享君主的治理权，能够长期切实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去。他们认为只有贵族才配达到这样的高度。 到了16世纪，平民与贵族皆被连年内战困扰，平民尤其渴望和平，期望休养生息。国王给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安定的秩序，使他们感激万分。平民已经和他们的古老领袖分开了，在国王和曾经的同盟者贵族面前，他们几乎完全孤立。他们语言谦逊，行为谨慎，国王或许已经相信，人民就要像贵族一样服服帖帖了。 但英格兰民众与一般的欧洲人民不同，他们是善于联合的市民和农民。欧洲大陆上的民众在摆脱奴役的道路上，行进得极为迟缓。而英格兰的下议院，早在14世纪就已经由贵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担任议员。他们全是小地主，以他们的势力与财产并不足以与大贵族分享统治，却以与大贵族同出一脉而自鸣得意。这些人成为国人领袖以后，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输送给了国民，平民们光靠自己是不会有这样的力量和勇气的。当高等贵族聚集在宫廷以图弥补自己损失的时候，他们被授予虚假的荣誉，这非但没有恢复他们往日的富贵，反而使他们与平民更加疏远。与此同时，新贵族、小业主和市民们却把注意力投向改良土地、扩大贸易资本，逐渐积累起财富，信用也日益增长。他们既不自我卖弄，又没有政治野心，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全部的社会力量，而这正是权利的真正来源。 工商业在城市里迅速发展，伦敦已经拥有非常雄厚的财富。从君主、宫廷到几乎全国的大贵族，都欠着伦敦商人的钱，他们既需要钱花，但又傲慢无礼。 农村的情况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高等贵族将亨利八世分给他们的大片领地转让出去。国王赞成这样卖地，因为可以增加拥有教会田产的人数；大臣们乐意这样卖地，因为可以换来大量金钱供他们挥霍。随后，伊丽莎白为了避免向议员索取费用，就把许多皇家土地卖了。购买这些土地的人，以住在自己田庄的乡绅居多，还有自己种地的地主和做买卖的市民。他们通过勤劳和节俭获得并积累钱财，以买进国王和贵族的土地。这时候农业很发达，州府和市镇居住着许多富裕、活跃、独立的居民，他们快速累积了大量财富，以至于到1628年召开议会的时候，众议院的财富比贵族议院多了两倍。 这样一来，平民开始再度对苛政感到不安。他们的财产越多，就越需要更大的保障。国王长期享受着某种权利，从未遇到障碍，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到这种权利滥用带来的危害。于是有人质问，英吉利国王一向就具有这种权利吗？他应该有这种权利吗？人民逐渐记起他们以前的种种自由，那个颁布《大宪章》的旧时代。宫廷说起旧时代总是带着藐视，说旧时代是粗鄙与野蛮的。人民却不这么认为，说到旧时代时会露出尊重与留恋，说旧时代是自由和勇敢的时代。他们曾经的自由已逐渐远去，但并非完全消失。议会还没有停止。亨利八世、玛丽和伊丽莎白在位时，陪审员们表现得很听话，甚至俯首帖耳，使陪审制度保存了下来。市镇享受着某种特许的权利，地方自治机关还保持着它们的选举权。总之，人民现在缺乏的并不是保障自由的制度，而是使这个制度落实的力量和决心。因此，革命一起，权利就回到他们手中，可以迅速掌握各种物质力量，但要彻底改变人们的精神，便需要进行一次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是从英格兰一个专制君主的暴政中开始的。改革诞生之初，就不分敌我地对自己的党徒和仇敌一概加以制裁。亨利八世，一只手将天主教徒推向断头台，另一只手又将柴草点燃，把基督教徒活活烧死，因为他们不赞成自己对新教会的统治。 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两个宗教改革——国王的改革与人民的改革。国王的改革摇摆不定，有奴役性，且功利多于信仰，这种改革最终保留了天主教教义中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而人民的改革却不然，它是自发的、热烈的，藐视尘世利益，接受改革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人民的宗教改革是一场真正关乎道德的革命，是从信仰出发的改革。 这两种宗教改革，当玛丽在位时，因共同的苦难进行了一个时期的短暂联合；到伊丽莎白登基后，又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了一个时期。但最后终于分裂，继而相互仇视。他们争论的焦点便是政治。英国国教一旦与天主教会分离，就会丧失自己的全部力量，也不再具有自己的权利，只能享有国君赋予的权利。这么一来，它就不得不承认政治专制体制的准则，以便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同时还要为政治专制的利益效力，以便能保持自己的利益。至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当他们攻击宗教上的对手时，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时攻击国君；要完成教会改革，就必须提倡人民的自由。英国国王继承了天主教皇之位，英国国教士则继承了天主教士的事业，但他们只能用国王的名义行事。 新教徒处在需要对宗教和国家体制同时进行改革的时期，肩负着反对国教和反对国王的双重任务，因此他们在开始时有点迷茫。在他们眼中，教皇制及其类似的事物，都是肮脏且非法的，但皇权制还不致如此。发起宗教改革的是亨利八世，拯救宗教改革的是伊丽莎白。即使最大胆的清教徒，也因为受惠于这个政权，而不敢贸然限制君权。如果有人胆敢向神圣的君权前进一步，惊诧的国人尽管会在内心感谢他们，却不会跟随他们的步伐。 但是必须有所行动，要使改革不退步，就得改革政府，因为政府阻碍了宗教改革的进展。人们的内心逐渐变得勇敢，道德的力量给了理想勇气。宗教信仰要求有政治权利，人民开始自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些权利？是谁夺走了这些权利？有什么方法可以恢复被夺走的权利？不久前，市民们一听到伊丽莎白的名字就会低头表示恐惧、敬畏；现在，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严厉诘问主教和女王：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权利？这种政治和宗教上的质疑与反抗情绪散播到了民间，因为宗教改革原本就是他们所推动的。宫廷与下级贵族，对亨利八世及其继位者们的维新感到满意，所以不太关心宗教信仰。英国平民与这些利益关联很少，却总因当权者的暴行遭受苦难，于是他们对君主的态度与思想逐渐改变。长此以往，他们的怯懦减少了，雄心增长了。市民们的眼界、地主们的眼界，甚至广大农民的眼界，都提高了。他们大胆探寻天赋权利的秘密，在《圣经》里解读上帝的法律，不久就要追寻君权的起源。最终，整个英格兰都在谈论追寻君权的性质以及一切权利的性质，这些权利在古代的限度；如何认定这种掠夺他人的权利是合法的，以及这合法性是从何而来的。这种出于实际需求而非兴趣的探寻开始时是战战兢兢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的谈论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不敢太深入。但是这些谈论给了他们更大的自由和勇气，这是前所未有的。伊丽莎白虽然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但她也感觉到这种日益增长的倾向的影响，一直在竭力抗拒。等到詹姆士在位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不妙。他一向懦弱且被人轻视，却要求大家把他当作一个专制君主看待；他一意孤行地展示毫无意义的虚荣，却促使人们更加大胆。对于这些情况，他虽然恼怒却无力抑压。群众的思想觉悟越来越提高，越来越自由——因为没有任何制约了。君主变成人们嘲笑的对象，他的宠臣们更是成为众矢之的。在宝座上的人，在宫廷里的人，尽管骄纵无礼，却既无权利，甚至也不起任何作用。他们行为无耻、政风腐败，激发了有思想的人们的深刻憎厌，使这些位高权重的人遭到广大平民的唾骂。如今即使是最普通的市民，也声称拥有和贵族平起平坐、对他们冷静衡量的权利了。反对者不久就显露出和当权贵族一样的骄傲，而且比他们更加自信。此时居于反对地位的并不是大贵族，也不是贵族院，而是下议院。他们决心在国家争取过去未曾占有过的地位，在政府施展从未有过的影响。他们漠视国王虚张声势的威吓，尽管态度傲慢，但在言辞方面还不算失礼，却表示一切已完全改变。他们在思想上自视甚高，决心采取权威的行动。这种思想革命的秘密影响已经广为散播，以致在1621年间，詹姆士在等待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来觐见他时（他们是来向他提出严厉抗议的），吩咐道：“你们摆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国王呢。”如果他能够预见到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也许他的讽刺中会少一点痛苦的意味。 第一次与第二次议会 查理一世召开议会时，就像一个绝对君主召集许多位国王来开会。此时，君主和人民，尤其是人民，都还没有明确自己的目标，他们相互靠近，真诚地希望能够团结，却不知双方已经完全格格不入了，因为大家在思想上都以统治者自居。 议会一开，下议院就开始细致地检查政府的各部院，包括谈判、联盟、财政补助、宗教情况，以及压制教皇制等外交和内政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过问的。他们对国王的牧师蒙塔古博士不满意（1625年7月7日），因为他竟为天主教会辩护，又劝人消极地服从命令；他们对皇家海军也表示不满（8月11日），抱怨它没有为英格兰的商业提供充分保护。他们期望国王为他们伸张所有正义，又决心干预各方面事务，对各项事宜都要进行调查并发表意见。 查理才刚开始施政，所以这些人只是含蓄地批评他的政府。但他们检查政事所涉范围太广，态度又咄咄逼人，令国王感觉受到冒犯，而且他们的直率言论也令国王很不高兴。他们的发言，虽然语气谦虚，内容却十分大胆。“……我们不过是尽责地说出我们的卑见。既然国王陛下经过仔细考虑已经选出这些明智、恭敬又高尚的大臣来辅佐他办理政事，我们就请他率领大臣们共同商量出一个能够解决国家各种弊端的方案，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不要轻信缺少经验的青年人及头脑简单的人的意见。”这是罗伯特·科顿爵士于8月6日所说的话，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擅长辞令且为人温和。 国王大怒，但并未公开表示不满。他觉得这样的语言虽然不好听，但还算不上危险，况且他需要得到补助款项。上一届议会曾迫切要求同西班牙打仗，新议会当然也要支持战争。查理承诺消除民间的疾苦，同时议会也应该出钱资助他进行战争，一刻也不容延缓。 但是议会不再相信诺言了，即使这位为他们所敬重的国王至今还未曾背弃过任何诺言。帝王们继承了先辈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先辈的过错。查理认为人民应该相信他，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人民却认为，只有将以往弊端的根源全部革除，才不必为将来担忧。最初，下议院只议决拨给关税一年，上议院不肯批准。宫廷的人质问道，下议院给予当今国王的信任，为什么还没有他们给予以前国王的多？对于从前的几个国王，都是议决关税可供他们在位之日长期使用。如今，国王陛下表现出罕见的诚意，充分公开财政状况，凡是要求提供检查的，从未拒绝。贵族们认为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惹恼一位年轻的国王，这样不够明智，况且国王已经表示愿意同议会友好相处。 下议院并非不肯提供更多的款项，而是他们决心首先解决人民的各种疾苦。国王则为他们胆敢如此发号施令而气愤，下议院已经侵犯了他的君权，他绝不会容忍他们向君权继续发起挑战。于是，8月12日，他解散了议会。 尽管议员与国王之间不乏善意，但他们一见面就发生意见分歧。双方都不认为自己做错了，双方都相信自己主张的权利是合法的。下议院抗称，他们效忠国王，但决不愿意放弃他们的自由权；国王说他尊重臣民的自由，但要由自己来治理国家，议员们不得横加干涉。内阁发出命令，让各郡长官以借款的方式来筹措国王所要求的款项。郡官们计划向各郡富户借钱，若有不肯借贷或迟交的，就将其姓名报告宫廷。同时，派舰队出征西班牙的加的斯——这个海湾聚集了许多满载昂贵货物的船舶。为了讨好人民，国王还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天主教徒。平民们要求自由，得到的却只是君主加在敌人头上的一点点苛政。 人民并不满意国王这种令人讨厌的权宜之计，况且这种制裁，即使对象是天主教徒，也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情。最终，国王亲自卖给他们免罪票，或予以赦宥。借款一事并没有什么进展，进攻加的斯的计划也失败了。公众将这次失败归咎于海军将领的无能以及军队的贪腐，他们抨击政府既做不到知人善用，又不能节制军人的行动。不到六个月，国王就开始考虑召开第二次议会了（1625年2月6日）。当时仇怨还没有深深植根于这位青年国王的灵魂之中。他的专制，出于过分的自信，也出于怯懦。他认为这么快就重新召开议会，下议院必定感觉很高兴。他希望自己表现得坚决，以便使议员们更容易乖乖听话。况且他已采取措施使最能言善辩的几个议员无法出席议会，其中包括白金汉公爵的对头布里斯托尔伯爵，还有爱德华·科克爵士、罗伯特·菲利普斯爵士、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弗朗西斯·西摩爵士等人[　共有七人，其他三人名气稍逊，分别是格雷·帕尔默爵士、威廉·弗利特爵士和爱德华·奥尔福德。 ]。国王以为，只要这几个人缺席，下议院议员们就会唯命是从。因为据说，人民是爱戴国王的，只是被几个喜欢犯上作乱的人领着走上了邪路。 但是下议院议员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说国王才是被人领着走入歧途，要把他从一些宠臣手中拉出来，领回到人民这边来。第一次议会，他们想通过延付款项的办法，来迫使国王消除人民的苦难。于是，现在议会决心攻击国王跟前最宠信的人，此人也是民间疾苦的制造者。2月21日，议员们提出对白金汉公爵的弹劾。 这位公爵天生喜欢在宫廷上出风头，却遭到全国人民的嫌恶。他风度翩翩，自命不凡，但却治国无谋，既不以国家利益为念，也不为个人权力烦心，只是一心想与君主并驾齐驱。查理本来想娶西班牙公主，后来在白金汉公爵的干预下断绝了关系。对他来说，取得公众的爱戴，只是让自己凌驾于国王之上的一种手段，因此即使失去民心，他也不以为憾。过去他曾骄横地挟制过詹姆士一世，现在又继续挟制查理，并为此扬扬得意。他的许多计谋，都是以轻佻的情欲为目的。为了引诱一个女人，他能够不顾一切，甚至不惜祸国殃民。尽管公爵占据着国内最崇高的地位，但在人民眼中，他只是一个有胆无才的佞幸之臣，一个不光彩的暴发户。 虽然下议院对白金汉公爵猛烈攻击，但要证实他的违法行为却十分困难。4月22日，议会作出决议，只要有公众的报告就足以起诉，于是流言成为指控的主要证据。公爵轻易驳斥了大多数控诉，但他也没有得到多大好处。下议院要求改革政府的施政错误。1626年3月间，布里斯托尔伯爵发牢骚说，白金汉公爵害怕他，因此不许他参加议会。贵族们承认了伯爵出席的权力，查理只好将他的名字加入议会，却仍下令要他留在庄园。伯爵第二次向贵族院陈诉，要求核查自己是否有资格出席议会。5月1日，国王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弹劾伯爵。为了自卫，布里斯托尔伯爵反过来弹劾白金汉公爵。于是，查理看到他的宠臣被人民和宫廷老臣同时追逼的情景。 议会最终未能给白金汉公爵定下任何罪名，但这件事情深深伤害了国王的自尊心。查理对众议院说道：“我不许你们讯问我的任何臣下，更不用说是在我身边重要的人物。我看得出你们专与白金汉公爵为难，却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你们对他的好感。我清楚地记得，在上届议会里，当我父王在位的时候，那些条约是依靠他才取消的，你们大家都敬重他，认为他获得的荣誉太少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你们的想法，但我能向你们保证，他不曾干预公众事务及国家政事。他若是办过什么公事，那都是我命令他办的，他从未因此增加过他的财产，反倒是有所损失。我要你们赶快拨款给我，不然将有祸害发生，对你们不利。”同时，查理禁止法官们答复上议院关于布里斯托尔伯爵一案中的某个问话，唯恐答复有利于伯爵。 法官们保持沉默，但下议院不肯罢手。八个下议院议员奉命与上议院一起开会，支持对白金汉公爵的弹劾（5月3日）[　根据下议院议事录，这八个下议院议员是达德利·迪格斯爵士、赫伯特先生、塞尔敦先生、格兰维尔先生、皮姆先生、惠特比先生、旺德斯福德先生和约翰·埃利奥特爵士。 ]。会议一结束（5月11日），国王就命人拘捕议员中的达德利·迪格斯爵士和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将他们送往伦敦塔监禁起来，理由是他们说话太无礼。被激怒的下议院议员们抗议说，他们要停止办公，直到这两名议员恢复自由。宫廷的朋友们说这将危及议会的命运，他们暗示国王很可能会像欧洲大陆的其他君主们一样不要议会，而由自己独自执政。 两个被囚的议员很快被放出伦敦塔。贵族院也要求释放阿伦德尔勋爵——他在贵族院开会时被国王下令拘捕，查理也做出了让步（7月8日）。 尽管查理努力向议会作出各种礼貌的表示，议会也很高兴接受这样的好意，但一切未能阻止事态发展。查理又听说众议员们正在筹备一篇全面的抗议书，于是决定摆脱自己难堪的处境。外间谣传议会将要解散。这时候贵族院开始讨好群众，立刻上书国王，劝他不要解散议会。查理大声说道：“不，一分钟也不能耽搁。”终于，6月15日，查理宣布立即解散议会，还有一道谕旨说明理由，又当众烧毁下议院所拟的谏书。无论何人，凡藏有这份抗议书，都必须立刻将它烧毁。阿伦德尔勋爵被软禁在自己家里，布里斯托尔伯爵被关进伦敦塔。白金汉公爵以为自己安全了，查理也觉得自己成为真正的一国之君了。 第三次议会的召开与解散 查理的快乐时光和他的眼光一样短。他仍在同西班牙、奥地利进行着劳民伤财的战争，但又没有足够的军队可以既征服外面的敌人，又威慑国内的臣民。他的军队数量不多，又缺乏训练，花费惊人。此时，清教徒已经在海军内部占据优势，但查理仍不敢信任民团，因为民团深受市民和乡绅的影响，不愿意受国王节制。他把不听话的议会解散了，但麻烦和障碍依然存在，白金汉那疯狂的骄傲仍在不断给他制造新的麻烦。白金汉与奥地利的安妮公主[　法兰西路易十四世之母。 ]正大胆恋爱，他想回巴黎与她相见，黎歇留大主教却阻止他到巴黎。白金汉为了泄愤，便劝查理和法兰西打仗，借口是基督教的利益。当时，罗歇尔正遭到包围，如果英格兰不派兵救援，法兰西的基督教徒就会失败。查理希望这个理由能让人民积极地武装赴援，至少不会有所抗拒。 于是查理下令进行大借款，数目就是议会曾经答应但没有作为议案正式通过的。他派了几个委员前去质问议员中的强硬分子为什么拒绝借款，存在什么阴谋。大批军队分驻在几个郡的老百姓家里。海岸与近海各区奉命提供有武装的船只，这是初次尝试征收海军捐税。伦敦市也被要求筹备二十条船。伦敦市政会回答说，以前伊丽莎白女王驱逐菲利普二世的舰队，也没有用到二十条。国王回答：“从前的先例，是顺从听命，而不是指手画脚。” 为了替这样的话进行辩护，国王命令教士们到处宣讲，要求人民俯首顺从君主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艾博特是个受群众爱戴的人，他拒绝在自己的教区内卖一篇西布索普博士拥护绝对权力的布道集，于是国王下令将这位大主教停职，并将他交坎特伯雷处理。 不过，人民并未因为宗教信仰就忘却自由，况且他们还不确定这种新的热情是否真诚。如果让他们重新召开议会，他们必定会给欧洲大陆上进行宗教改革的兄弟们更多支援。许多市民拒绝付出借款；有些无名无权的人被强拉到军中服役，有些人被监禁，有些人奉命出差远方，人们无法抗拒，只得遵命。人民的不满虽然还没积累到公开暴乱的地步，却也不再是敢怒不敢言了。内阁的一道命令拘留了五位绅士[　这五人分别是托马斯·达内尔爵士、约翰·科贝特爵士、沃尔特·厄尔爵士、约翰·赫文宁翰爵士和爱德华·汉普登爵士。 ]，他们知道凡是英格兰人都有权保释，就向高等法院提出行使权利。专横的国王与愤怒的国民都逼着法院作出判决。国王坚持，凡是国王下令拘捕的人，一律不许取保；人民却要求知道，是否所有保卫自由的人，今后都没有保障了。最终，法院没有批准取保的请求，将这五个人送回了监狱（1627年11月28日），但是法院也没有确立国王所要求的原则。法官们面临着双重打击，他们竭力避免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对于专制，他们不表示同意；对于自由，他们又不给予帮助。 在国内的这种骚乱不安中，人民虽然还没有掌握太大的力量，却日益发展着。不久后忽然传来消息，白金汉亲自率军前去援救罗歇尔的军队（10月28日），却以失败告终。失败源于统帅的指挥无方，他一方面没有取得雷岛，另一方面又在撤退时损失了精锐部队。英格兰已经很久没有为这么丢脸的事情付出过高昂代价了。无论乡下还是城市，许多被人民所敬爱的家族，都在悲悼举哀。农民离开田野，工匠离开店铺，去看望他们的东家（乡绅或资本家）是否有儿子或兄弟阵亡，然后回来就咒骂白金汉，谴责国王，并向邻居们讲述他们听到的灾祸及亲眼看到的忧愁。此外，敌人的海军阻断了英格兰的对外贸易，众多商船停泊在港口不敢出海，失业的水手们大谈皇家海军的失败。乡绅、资本家、群众，因这共同的怨愤而团结得更紧密了。 白金汉回来时，虽然仍摆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却也察觉出人民已对他恨之入骨。他急需想办法拯救自己，况且宫廷也要想办法扫除障碍、筹得款项。民党中以罗伯特·柯顿爵士最为温和，于是他被国王请去磋商。他的话语明智而坦白，向国王力陈人民的不满有充分理由，因此必须解除他们的疾苦，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他劝告国王重新召集议会，以化解白金汉公爵与人民的矛盾。这个议案应由公爵提出，然后由内阁正式通过。国王听从了罗伯特爵士的建议。 于是牢门大开，凡是因抗拒苛政而被监禁的人，全部释放[　此次共有七十八人被释放。 ]。群众欢天喜地迎接他们出狱，其中二十七人被选举为议员。1628年3月17日，议会召开。国王说：“现在人人都得凭良心办事，如果你们不肯各尽其责贡献国家所需，我为对得起良心，只好采用另外的方法来弥补国家可能因某些人的愚蠢而遭受的损失。我说这几句话不是恐吓，只是一种劝告，因为我一向以你们的安全与荣耀为己任。”掌玺大臣接着说：“国王陛下已经告诉你们，他选择这样的方法充实国库并非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这只是最合适的方法。这样既符合他的恩情德义，又符合人民的愿望福祉。你们若耽误时间，不予供应，国家的需要和敌人的刀剑将逼迫国王使用其他方法。请牢记陛下的劝告吧。” 查理企图用语言来掩饰他的窘境，明明有求于人，却反而表现得盛气凌人。他已经被所有沉重的错误与失败压得抬不起头，却仍在虚张声势，自以为是地卖弄君主威严。他沉醉在这种想法中，完全没想到他的国家可能会遭受损伤；他的自豪发自真心，以为他的荣耀与地位应该使他保留自己的权利。即使正求助于自由，他也舍不得抛弃专制暴君所专属的语言。 下议院议员们对国王的这番恐吓完全不为所动。他们内心的高傲绝不亚于国王，因此同样不肯退让半步。他们决心庄严地申明自由的权利，迫使当权者承认人民的权利是天生独立的，不再允许任何权利变成一种妥协，也不允许别人的枉法变成权利。现在要实现这个伟大计划，并不缺乏领袖与战士。全国人民都支持议会。在议会内部，有才智和胆识的人们都在为国家的利益而商讨。议员中有学识丰富的司法明星爱德华·科克爵士；有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这个热忱的青年长于辞令，天生就是发号施令的人，当时却满足于得到国人的称赞；有克莱尔勋爵的小儿子登齐尔·霍利斯，他是查理孩提时代的朋友，但自由才是他的真正朋友，自尊心不允许他在一个宠臣手下做事；有博学的律师皮姆，他熟悉议会的权力与传统，是一个冷静而大胆的人，最适宜做代表群众热情的谨慎领袖。此外还有很多人，他们将来注定要在各个方面做出不同的事业，也会依附于政见截然相反的政党，而此时却为共同的原则和希望联合起来。面对这样可怕的联合，宫廷只会使用习惯的力量——白金汉的鲁莽以及国王的傲慢与固执。 国王与议员们打交道，最初是很友好的。虽然查理的态度仍带威吓，但觉得有让步的必要；下议院议员们一面决心要恢复他们的全部权利，一面还是全心愿意忠于国王。查理并不介意他们的畅所欲言，因为他们的言论虽然自由，却不失忠诚。b.拉迪亚德爵士说道：“我很谦卑地请求议会要特别注意避免一切争执。国王胸襟广阔，正如他的财富那样广大。我们对他让步，他自然也会对我们让步。要让国王面上光彩，臣民们屈膝臣服，这才不失体面和传统。我们若要表现自己的明智，就该走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的正确道路。我认为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取得成功，我们信任国王，这样就可以使国王也对我们产生信任。”这种和平的想法，并没有激起所有议员的共鸣。其中有一些较为激进的人，他们猜测再度产生分歧未必是件坏事，而且更能了解专制君主不可救药的本质。但是，大部分议员表达了同样的愿望：议会一方面要考虑解除人民的疾苦，一方面也要考虑国王的财政需要，两者并重，不分轻重。开会两星期后（4月14日），议员们作出一致决议，供给国王一笔数目可观的款项，但并没有将此决议案变成法律。 查理十分高兴，他召集内阁会议，把议会决议案告诉内阁，他说道：“我原本是喜欢议会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议会了；但是现在我又喜欢了，我爱议员们，我将为能经常见到我的人民而高兴。今天我在基督教世界里赢得的名声，要超过我打许多次胜仗所取得的。”枢密院也表示了同样的愉快。白金汉认为他和查理都有必要郑重表示他们的满意，他庆幸国王与议会取得一致，说道：“这不仅仅是供应五笔款项，而是打开了供应的矿藏，那是藏在他们心里的矿藏。现在我要敞开心怀，抒发愁苦。我必须坦白承认我过了很长一段的痛苦时光，恩宠与富贵也不能使我安心。仇人们把我看成离间国王与人民的人，误以为我是一个兴风作浪的小人，但是我希望将来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的错误。如果陛下允许，我将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臣，除全心全意为他们出力外并无二心。” 4月7日，大臣库克向议会报告国王的满意，又传达国王将在一切问题上向议院广施恩泽。下议院对此感到很庆幸。但是，库克又以一个大臣目光短浅的恶意，提到白金汉公爵在内阁会议上所说的一番话，于是就得罪了下议院。约翰·埃利奥特爵士说道：“是否有人认为，只要提到几个人，无论他们品质如何，就能够鼓励我们为陛下更加尽忠尽职？就能够给他们更大程度的自由？就能够使国王陛下更愿意施恩于我们？我当然不敢如此相信。我们不需要有人居间调解，用不着别人帮忙来使我们沐受陛下的抚爱和恩泽。我们自己能够讨论如何为陛下效劳。我相信，他终将看到我们的真心。” 这番颇为合理的自豪，在查理看来则是傲慢无礼，在白金汉看来简直是新的危险信号。但是他们俩谁也不提这件事，议会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下议院与上议院会商，共同决议人民应得的正当权利，要求国王予以批准（4月3日）。下议院的委员团在会议中透露了他们的计划，有人告诉了查理，他大为不满。他派人力劝下议院赶快投票议决财政供应问题，他的一个大臣说道：“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们，我已察觉到，下议院好像不仅要限制君权滥用，而且要限制君权本身。这就侵犯了国王以及国王身边的大臣们。国王乐于听取任何关于权力滥用的建议，但我们千万不要反对君权的扩大。如果我们只干预权力的压制和滥用，那么国王将会给我们最满意的答复。”（4月12日） 奴性又胆小的贵族都力劝下议院满足于要求国王发表一项宣告，申明《大宪章》以及确认这篇《大宪章》的各项法令仍在有效实行，申明英国人民所享受的自由权利和往日一样，而国王行使君权，也是为了造福人民（4月23日）。 国王召集两院，很郑重地开会。他宣称，《大宪章》是不能违反的，旧时的法令也不能违背。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他要求议会信任自己。他说，他的话比任何新法律都更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保障。 下议院既没有被吓倒，也没有上当受骗。国王最近滥用君权，是向权利的挑战，已经远远超过旧时法律所能预见的程度。因此，现在必须有新的、明确无误的、得到整个议会批准的保障。空泛的新承诺无济于事，况且随着时间推移，很多旧法律早已被人遗忘。关于这件事，下议院并未浪费多少唇舌，只是毕恭毕敬地写好那篇著名的《权利请愿书》，在本院通过后，便交付上议院要求同意（5月8日）。 这个议案尊重一直以来所承认的权利，也抑制受到普遍谴责的滥用君权，上议院自然无话反对。但国王又重提旧的指示，坚持他说过的话可以信赖，愿意用一个新议案来肯定《大宪章》及旧时法令的效力。国王一再劝说上议院，对下议院也送去了好几次信息。尽管国王很气恼，说话却小心温和，他宣布坚决拒绝限制他的任何权利，同时声称不会滥用他所享受的权利。 贵族们十分惶惑不解。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既保障人民的权利，又不剥夺国王的绝对权利。他们尝试采用修正的办法，通过议案时附加一条：“我们向陛下谦卑地呈上这份请愿书，不但关心保持我们自己的权利，而且注意君权的完好无损。陛下受托拥有这种权利，是为了更好地给予人民保护、安定和幸福。”（5月17日） 当这条带着修正条文的议案到达下议院时，奥尔福德先生说道：“我们来看看案卷，‘君权’是什么？博丁说过，君权是没有条件束缚的。我们就根据这点来认定国王（regal）与法律（legal）的权利吧。法律给国王多少权利，我们就给国王多少权利，不能更多。”皮姆说道：“我对这个问题不能发表意见，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请愿，是为了追求法律的自由平等，而这种权利好像是有别于法律的一种独特权利。我知道怎么将‘无上的’这几个字加于国王的身份，却不知道怎么将‘无上的’加于他的权利，因为我们自己手里从来没有这个东西。”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说道：“如果我们承认附加条款，就会置人民于更坏的处境。我们的法律不知道‘无上的权利’是什么。”（5月17日） 下议院议员们坚持立场毫不让步，公众的压力更是与日俱增，贵族们既没有足够胆量公开要求自由，又没有足够胆量公然批准专制。为顾全下议院的面子，他们取消了修正条款，代之一句无意义可言的话。于是上下两院都通过了权利议案，并郑重地呈与国王。查理最终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答应接受它（5月28日）。 他的答复既空洞又模糊，他没有批准议案，只是重述了些冠冕堂皇的话，表示对议院满意（6月2日）。 下议院开始时好像胜利在望，现在似乎又变得希望渺茫了。翌日（6月3日），重新开会。约翰·埃利奥特爵士满怀愤激地把所有民间疾苦申诉一番，纠察员奉命守门，不让议员离开，如有违抗就送入伦敦塔监禁。最终议决送一份总抗议书给国王，由管理供应款项的委员会起草。 此时，有些议员看到将有惊天动地的变化发生，便害怕起来。当激进的议员怀着急躁情绪向前猛冲的时候，他们却要求停下脚步。他们责备约翰·埃利奥特爵士被私怨所激怒，责备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行动欠妥，责备爱德华·科克爵士固执而无法控制情绪。国王听说这种情况，认为就算不能趁机恢复他的威信，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于是下令从此以后严禁下议院干预政事（6月5日）。 这反而引起全体议员的公愤，即使最温和的议员也认为这是对议会的侮辱。全院长时间寂静无声。后来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终于发言道：“我们罪孽深重，上帝已离我们愈发遥远。过去我们诚心诚意，发自内心地想取得陛下的信任！陛下对我们如此不满，我怀疑是受人挑唆。这么说，好像是我们败坏了大臣们的名声，但我不相信，一个大臣无论怎样亲近，能够……” 议长听他说到这里，忽然站起来，含泪说道：“我奉命阻止大家说毁坏大臣名誉的话。”埃利奥特听到这话就坐下了。 达德利·迪格斯爵士接着说道：“除非我们能在议会里对这些问题畅所欲言，否则，还不如站起来离开，不然，就坐着什么也不做。”全院于是再次寂静无声。 后来还是纳撒利尔·里奇爵士打破了沉寂，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讲话，不然就永远不要开口了。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我们不能默不作声。而且，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保持沉默，就能得到安全吗？我知道沉默对我们自己来说比较安全，但我们所服务的人民却不安全。我们应该为他们设想一下。有些施政工具需要改革，我们担心陛下和国家的安全。难道我们就这样坐着不动，然后各自分手么？让我们到上议院去，说明我们的危险处境，以便带着我们的请求，一同去见国王。” 下议院突然从目瞪口呆变成一片狂怒。议员们全部站了起来，秩序混乱到极点，大家同时发言。柯顿先生说道：“国王原本是个很好的国王，是国家公敌把他变成这样。我们要将这些仇敌找出来，我相信上帝将帮助我们杀尽他与我们其他的仇敌。”年老的科克回答道：“我们不许你们干预国政，也不许你们干预大臣。这句话不是国王说的，是公爵说的。”（全场听了这句话，都大声喊道：“是他，是他。”）议长离开位置，现场一片混乱，没人想让大家安静下来，因为最谨慎小心的人也无话可说。即使那些从来不曾动怒的人，也认为此时真该发火了。 当沸腾的议院正要议决最激烈的议案时，议长偷偷走出去，将国王即将面临危险的消息传达上去。恐惧从议会传到宫廷。翌日，有人来议会传达一些温和的信息，以解释昨天激怒议员们的那番话。但是空言不足以平息众怒，议员们仍然很激动。他们讨论白金汉招募日耳曼兵的问题，说公爵不久就要登舟出发了。有一个议员证实前天晚上有十二个日耳曼军官到达伦敦，又说还有两条英国船奉命运兵。国王需要的款项仍然没有着落。查理和他的宠臣们害怕再次激怒势力渐长的反对派，他们深信批准《权利请愿书》便可以平息一切。国王到达贵族院，下议院议员们也聚集在那里。国王说，他们猜想他的第一次答复有别的意思，他们想错了，他现在愿意提供一个没有任何怀疑的答复。于是国王重新宣读《权利请愿书》，用习惯的形式答道——“如大家所愿，定此为法律”。（6月7日） 下议院议员们得胜归来，他们终于取得国王对英吉利人民权利的庄严承诺。议会决定，将《权利请愿书》连同国王最后的答复刊印出来，散发全国；不仅在上下两院备案，还要在威斯敏斯特诸法庭备案。之后供给款项的议案也明确通过了。查理以为他的苦难终于过去，他说：“我已尽了我本分，这个议会若是得不出好的结果，那是你们的问题，与我无关。” 不过，仅仅通过权利法案显然是不够的。现在只是确定了改革的原则，如果不同时进行实际改革，有了改革的原则也没有用。要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对国王的内阁或枢密院进行改革。现在白金汉仍然保持着他的地位，国王接二连三地不经议会认可就抽取关税。众议员们经历过拖延的危险，明白他们不能被激情所蒙蔽，于是决定尽快做出最后的反击。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内起草了两篇抗议书，一篇反对公爵；一篇声明吨税、磅税与其他捐税一样，只有依照法律，才允许征收（6月13日、21日）。 国王很不耐烦，为了使自己得到一点喘息的时间，于是他宣布议会休会。 两个月后（8月23日），白金汉被人暗杀了。刺客名叫费尔顿，在他的帽子里缝着一张纸片，上面提到上议院之前的抗议。费尔顿行凶后既不逃走，也不为自己辩护，只说他认为公爵是王国的敌人，最终泰然自若地接受了死亡。 查理见公爵被刺，大为震动，并因群众对此事表现出的欢乐而大发雷霆。在议会闭幕的时候，他曾努力博取公众的欢心，具体办法就是约束消极服从的教士们，尤其是天主教徒。国王与人民的每一次和解，天主教徒总是被当作替罪羊。刺杀白金汉公爵，人民认为得到了解救，却使国王再次采取暴虐手段。他又重新宠幸起议会的对头们：遭到议会控诉的蒙塔古博士被提升为奇切斯特主教；贵族院曾经谴责过的梅因沃林博士得到一个肥缺；劳德主教[　劳德主教，1573年生于雷丁，当时任巴思和韦尔斯的主教。 ]曾因狂热崇拜君权和教权而闻名，现在已升任为伦敦主教。国王的行为基本与当时宫廷的利益相符合：雷厉风行地征收吨税和磅税，不合法的法庭继续使法律脱离正轨。查理不动声色地回到暴政的老路上，而且现在又比从前更多了一些成功的希望：他从民党中分离出他们最杰出的领袖、最超群的雄辩家——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不顾以前朋友的责备甚至威吓，受封为男爵，参加枢密院。皮姆最后一次和他以朋友身份相见的时候，说道：“我将和你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相见！”温特沃思雄心勃勃，趾高气昂，拼命往上爬，一心追求荣耀，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将来有一天，他会变成遗臭万年、阻碍民权自由的历史罪人。其他变节的人也纷纷出现[　包括达德利·迪格斯爵士、爱德华·利特尔顿爵士、诺伊、旺德斯福德等。 ]。查理现在有一班新的顾问环绕左右，这些人比白金汉更稳重，更有才干，又不像白金汉那样被人鄙视。因此，查理对议会第二次召开（1629年1月20日）充满信心。 下议院议员们一开会就查证《权利法案》产生了什么效果（1月21日）。他们这才知道，附加在《权利法案》后面的，并不是国王的第二次答复，而是那条因规避问题被议员们拒绝的第一次答复。国王的印刷官诺顿承认，就在议会休会的第二天，他就奉命改换了法案的文字，印有真正答复的印刷件被全数压下。查理对于这个真正的答复曾夸口说“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别的我就不管了”。 下议院索取印刷的文稿，证实了偷换事件。他们没有说什么，或许觉得要把这样严重背信弃义的事公布天下，实在太难为情了。但是他们不声不响，却并不表示一切已经平静下来。 议员们重新开始反对政府对天主教徒的容忍，反对纵容错误的教义，反对道德沦丧，反对用人与授勋不公，反对非正规法庭的枉法行为，反对对人民权利的藐视。 下议院情绪十分激动。不过有一天，他们却很安静地听取了一个新人物的演说。这个人衣冠欠整，仪容普通，也是第一次对他们讲话。他用愤慨激昂却满不在乎的语调痛斥一个主教过于纵容一个无名教士，他称之为“一个臭不可闻的天主教徒”。这个新人物就是克伦威尔。 查理尝试从下议院手中取得对吨税及磅税的让步，他召集下议院原本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眼下却毫无进展。他就开始新的劝说，他承认所有的捐税都是人民对他的惠赐，他还承认只有议会才有权合法征收，不过，他再三坚持这几种捐税应该让他终身享用，就像以前的大多数国王一样。但下议院议员们寸步不让，他们手里只剩下这一项抵抗专制权利的武器了。他们一再以种种借口拖延，每天申诉民间疾苦，却没有明确目的，不像以前开会一定会提出确切的议案。此时他们都被一种强烈又说不出来的惊惶所困扰，觉得好像将大祸临头，却又无法阻止，于是心神不定。国王不耐烦了，他们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却不要求他做什么。若是议会提出要求，他还可以拒绝或批准，此时他觉得议会里的气氛是一片恶意，存心要阻挠政府的工作。有人提到他想使议会休会。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立刻提议（3月2日）做出一项抗议，反对抽收吨税及磅税。议长借口奉国王命令，对提案不交付议决，而议会则力主交付表决。议长离了席，议员霍利斯、瓦伦丁等人又强迫议长回到主席位子。霍利斯说道：“你得坐下，等到本院同意你离开，你才能走。”议长喊道：“我不想说我不肯坐下，但是我不敢坐下。”议员们怒不可遏，逼他坐回位子上。国王听说议院喧闹，下令弹压官从议院取出权杖。按照习惯，这样就会使全体议员停止讨论。议员们逼弹压官坐在椅子上不准动，就像逼迫议长时一样。他们把会议厅的钥匙也取来，交给议员迈尔斯·霍巴特爵士掌管。国王第二次派人去宣布解散议会，这个人发现几处的门都从里面锁上了，他无法进入。查理暴跳如雷，立即命侍卫去攻门。但是当侍卫到达时，下议院议员们已经离开，而且在离开以前作出决定：宣布吨税及磅税是违法的，无论征收者还是交纳者都将以叛国论罪。 无论什么妥协此时都已经不可能了。4月10日，国王到达贵族院，他说道：“我曾多次到这里来，但这次是最不愉快的。我今天来这里目的是解散议会，下议院不听话，这就是解散的唯一原因。他们若以为我是归罪于下议院的所有议员，那也大错特错了。我知道，在平民代表中有很多忠义之人，他们不过受到几个阴险的人的蛊惑，以致引起不和。那些受邪恶影响的人虽难逃罪责，但我也会对上议院的忠诚贵族们予以保护和优待。”之后，宫廷发布一篇宣言书，称：“国王屡次与人民相见，表示国王喜欢议会的作用。尽管如此，近期议会权力的滥用，暴露了一些不良目的，迫使国王不得不解散议会。因此无论什么人，若胆敢要求国王召集议会，就将以擅权论处。” 查理果然说话算数，现在他终于要实行独裁了。 第二章 黎明前的黑暗 ——查理一世专制时期（1629～1640） 议会定于11月3日开幕。有人曾力劝劳德另定开会日期，因为这一天是个不祥的日子，亨利八世曾于11月3日召开议会，结果开会时死了红衣大主教沃尔西，闭会时许多寺院被毁。劳德没有理会这些预言，因为他已感到疲惫，所以和国王一样，轻率地将未来交给机运。当时，胜利者与失败者都不曾猜到后来的结果。 政治与宗教的双重专制 将政府机构看作试验品，认为可以随时更换，是世上最危险的事情。查理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曾试图和议会同心协力地治理国家，却又深信：如果议会不听话，他也完全能够抛开议会，自己把国家治理好。他鲁莽地当起专制君主，宣布要坚持专制统治，同时又充满信心，如果将来有必要，他随时可以再回头利用议会。 他身边最有才干的枢密顾问官和大臣都抱有同样的看法。此时，无论是查理，还是他的左右，都并不打算永久性废除英国的旧法律和伟大的枢密院。他们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傲慢无礼，却并非不怀好意。他们所说的话，甚至所做的事，都没有心中所想的那么大胆。他们说，国王曾对人民表现出公道仁慈，做过许多让步，但下议院太难满足。他们要求国王成为他们的附属品，这一点国王办不到，他若迁就便不再是国王了。当国王与议会无法取得一致的时候，议会理应让步，因为国王才是国家唯一的统治者。既然下议院不肯让步，国王就只能抛开议会，自己治理国家。人民迟早会明白这件事情的必要性；然后议会也能明白过来，并变得更加明智。到了有需要的时候，国王自然会再召开议会，谁也无法左右他的决定。 宫廷比内阁更缺少远见，只以为解散议会便等于扫除了他们的阻碍。当议会开会的时候，大臣们坐立不安，谁也不敢大胆敛财，尽情享受他们的特权。权力遇到障碍，阴谋不易施展，白厅的游宴上笼罩着不愉快的阴影。国王思绪万千，王后也惴惴不安。现在议会解散了，所有的不安与拘束随之消失，往日的浮华又重新呈现。宫廷没有想到，当他们一味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时，也在帮助本国政治进行一场变革。 人民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解散议会是一个经过深谋远虑的计划，有人想要毁掉上下议院。下议院刚刚解散，汉普顿宫、白厅，凡是国王巡幸之处，天主教徒、宣教士及其信徒、阴谋家以及寻欢作乐的人们，都在为他们的胜利弹冠相庆。与此同时，在伦敦塔里，在伦敦市及外省的重要监狱里，监禁着许多公共权利的守护者。议会原是神圣不可侵犯且言论行动自由的地方，这些人却因此被弹劾[　被捕的议员是：登齐尔·霍利斯、迈尔斯·霍巴特、约翰·埃利奥特、佩特·海曼、约翰·塞尔登、威廉·科里登、沃尔特·朗、威廉·斯特劳德和本杰明·瓦伦丁。——《国家审判》。 ]。他们要求享受议员特权，取保释放，法官们却迟疑地不知该如何答复。1629年9月，国王与法官们互通信息，犯人们的要求被全部拒绝。他们受审时勇气不减，大多数不肯承认自己犯罪或有任何错误，也不肯交付罚款，他们宁愿坐牢。 当国王迫害议员的时候，群众的愤怒与日俱增，并毫不掩饰地公开表现出来。尽管议会失败被迫解散，但它的精神仍然存在，议会领导人仍坚持在全国的审判官面前努力。受到指控的议员们坚决不屈，这使人民更加斗志昂扬。人民常看见犯人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受审完又从威斯敏斯特回到伦敦塔，人民的高呼和祈祷一路陪伴着他们。法官们流露出焦急的态度，这使人民得到一线希望；但也有人认为毫无希望。群众如同在战场上一样，一会儿看到希望，一会儿又感到害怕。 大审判终于结束了。有几个议员因为害怕或者受到诱惑而支付了罚款，奉命远离首都、归隐田园，以遮掩他们的软弱。其余节操高尚的人则坚持到底，始终不肯屈服。他们被囚禁在监牢深处。人民看不见他们的面容，听不到他们声音；他们也看不见、听不见人民。掌权者发现再没有公开的反对，就以为自己大获全胜，人民一败涂地，不可能东山再起了。1629年4月11日，查理急忙同法兰西订立和约；1630年11月5日，又同西班牙订立和约。他终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了。 有时候，统治一个国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一段时期内，公民们只注意自己的个人利益：乡绅们在郡中议事，商人们在市政厅内，水手们在岸边，学徒们在店里，都没有什么议论或者愤激的举动。但这并不表示，全国人民会一直这样麻木不仁地活下去。他们只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向，好像在辛苦劳动中忘记了自由的失败。查理的专制手段虽然充满压迫，却并不那么强烈。他没有筹划什么雄图大业，也不追求那些富有风险的荣耀，只满足于有尊严地享受他的权利与地位。战争既然已经停止，他便觉得没必要再要求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人民致力于耕种、贸易与读书，此时没有野心勃勃、无休无止的专制来阻止他们的努力，或妨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国家发展迅速，一片繁荣景象。这样的平静与兴旺发达，给当权者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他是明智的，而全国人民对一切都乐于接受。 政府面临的麻烦从国王身边的近臣与仆人那里再度萌发。人民的抗争刚告一段落，国王身边的两派很快争夺起了权利，以王后与政府为一方，宫廷与内阁为另一方，双方都想左右这个重获新生的专制政权。 王后一到英国，就毫不掩饰她对新国家的反感。英吉利的宗教、政治制度、风俗、语言，全都令她感到不快，甚至在他们婚后不久，她就幼稚无礼地对待丈夫。她远离故乡，只有权利的乐趣才能使她聊以自慰。在可怕的议会解散后，她才体验到统治的全部快乐。她凭借自己的和蔼活泼，没多久就操纵了这位拥有高度原则性的青年国王。查理对此还心存感激，为王后能屈尊与他为伴而感到受宠若惊。查理是个拘谨传统的人，很看重家庭生活的幸福，却难以使活泼好动、性格强悍的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满意。她想要的是举世公认、不可一世的王国——让她可以炫耀手中的一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她身边聚集着天主教士、追逐财富与权势的纨绔子弟、卑劣的阴谋家以及年轻的大臣，这些人声称，他们的荣华富贵与政治上的胜利只有依仗她才能得到，只有她才能解救他们信奉的宗教。本地的天主教领导人、罗马教皇的使者们，在王宫里大肆卖弄欧洲大陆的见解、习俗和时髦风尚。王后的宫殿里全是外国的礼仪和制度，而且无不触犯英国原有的信仰与风俗。她还要求国王，要让人民看到国王对她的敬重，让人民知道他凡事都会征求她的意见，如果未经她认可，国王就不能行事；若国王拒绝她的要求，她就大发脾气。查理也喜欢王后有求于自己，因此只是一味地想着如何为她分忧，消减她的怒气，此外就别无他念了。 对于国王这样的喜怒无常，纵使是最有奴性的枢密顾问官也不可能无条件服从。查理有两个顾问官，他们不是无头脑无气魄的人，他们虽然对国王的事业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却不愿因一个女人的幻想或宫廷的要求来为国王效劳。 斯特拉福德抛弃同伴依附国王，其实并没有牺牲什么值得深思的原则，也不用勉为其难地违背自己的良心。他原本就是野心勃勃、性格强烈的人，只是由于痛恨白金汉，才变为一个爱国者。他向往荣华，只想充分地炫耀他的才华与精力，而不是出于怀有正直的信念。现在他替国王办事，正像他以前为自由出力一样，热情丝毫不减。只是他要做一个严肃、高傲、有能力、不肯屈尊的阁臣，而不是一个专门巴结上司的轻浮幸臣而已。他心胸广阔，因此不愿意沉溺于宫廷卑劣的阴谋之中；他性格高傲又急躁，因此不肯迁就宫廷的礼节与见解。他工作热情高涨，不怕任何敌人，排除一切抵制。他热衷于扩大和加强国王的权利（如今国王的权利就是他自己的权利），又忙着重建秩序，革除弊端，取缔非法的私人利益，推进不会危害君权的公众利益。他是一个热烈如火的专制者，但他仍然拥有一颗爱国之心，一直努力追求国家的繁荣富强。他的目标，他的行事特点，都努力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个专制而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可信赖的，勤奋的；它不重视民权，但关心人民的幸福；它讨厌一切卑劣的陋习，一切轻微的渎职行为；它要求各方面不分大小上下，不分宫廷民间，统统听命于它的意志和观点。 斯特拉福德的朋友劳德大主教，对世俗事务不大关心，但拥有更多无私的热心。他为人严苛，生活简单，狂热地崇拜权力，无论是他为之效劳的权力，还是他自己手中握有的权力。在他看来，对人民的行为进行限制和惩罚，就等于建立秩序，而秩序永远等于正义。他不知疲倦地活动，但视野狭隘，粗暴苛刻。他既不能调和两种对立的利益关系，又不肯尊重人民的权利。他以严格的正义感来反对滥权，又以狂热的憎恨来反对自由。在对待大臣与市民上，他同样行事鲁莽，而且毫不讲究方式方法。他深信只要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那么大权在握就所向披靡。他常被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所控制，这种成见以狂热的激情和权威左右着他。 这样的枢密顾问官正符合查理的新形势。这两个人不在宫廷之内，就不需要讨好宫廷，而会始终效忠于国王，既没有幸臣们的傲慢无礼，也没有他们的贪欲。这两个人凡事持之以恒，不辞辛劳，有胆有为，认真办事。爱尔兰一向是国王的麻烦，耗费国王许多钱财，但斯特拉福德掌管不久，这里就变成国王的财富来源。爱尔兰的公债还清了，以前捐税收支混乱，现在则很有条理，不久就有了盈余。如今贵族不能再肆无忌惮地压榨平民，贵族派系与宗教派系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时常争斗了。斯特拉福德到任时，军队疲弱，无组织无纪律，甚至没有整齐的军服；在他重新整顿后，军队变得纪律良好，粮饷充足，不再抢劫居民。治安有人维持后，贸易就开始发达，制造业兴旺了，农业也有进步。简单来说，爱尔兰现在应用专制手段，依靠严刑治理，有时甚至会使用不名誉的粗暴手段，不过相比从前人民受税官剥削、贵族欺压的情况，现在已文明多了，也有利于君权。 劳德在英格兰掌管民政，不像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那样权力巨大而集中，他的才能也不及他这位朋友，但他遵循同样的路线施政。他受命管理国库，不仅禁止一切非法侵吞与支出，还尽力明确各项税收系统，使征税不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税官为了榨取私利，致使征税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弊端。劳德与商人们会谈后，废除许多对贸易有害也对国库无益的条款。1636年3月间，他推荐伦敦主教贾克森做财政大臣。贾克森是一个勤奋温和的人，扫除了许多对国王和人民都不利的弊政。劳德将国王与教会的利益放到第一位，但遇到与国王或教会都无关的问题时，他也会以善良和真理为目标，毫无畏惧，也丝毫不顾及其他的利益。 斯特拉福德与劳德的行为虽然有益于国王，也不损害人民的利益，却大大影响到宫廷人士的利益。幸臣们结党营私，共同反对他们，比人民反对得更强烈，而且手段也更多。当斯特拉福德第一次出现在白厅的时候，大家就嗤笑他是个暴发户、粗鄙的乡绅，因为他们听惯了斯特拉福德在议会上反对宫廷的说法。他们也不喜欢劳德的严肃态度以及他语言的直率，讥笑他是个只会讲神学的书呆子。这两人都有几分傲气，对别人的话漫不经心，态度又一点不讨人喜欢，两人都看不起阴谋或钻营，主张节约，好谈公务与国家需要，而这都不是宫廷所喜闻乐见的。王后对他们渐生反感，因为他们阻挠了她对国王施加的影响，而高等贵族则嫉恨他们的权利。所以没过多久，宫廷和人民便联合起来攻击他们，大声疾呼反对他们的专制。 查理却没有抛弃他们，他完全信任他们的忠诚与才干。他们的见解与他个人的看法十分一致，他尤其敬重劳德的奉教虔诚。不过，尽管国王本人可以不理睬宫廷的看法继续重用两人，却无法令宫廷接受他们二人的管理。查理的行为举止与感情都很严肃，但思想深度不够，不能洞悉绝对专制的难以贯彻，没想到实行专制必须牺牲一切。在他看来，国王的权力就是这样，好像无论什么事，都不用他操心费力便能办到。他经常在内阁专注公众事务，但是尽了责任之后，就不再操心。他极少关注自己的统治真正贯彻下去需要什么，更多的是考虑统治的乐趣。在他看来，王后的喜怒、宫廷的惯例、宫内职官们的权利，都是必须考虑的要事。政治利益要求他不能忘记那些事，因此就导致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国王让斯特拉福德和劳德饱受这些折磨，他以为只要把他们留在位子上就行了。国王命他们实施专制，却不知一旦要宫廷做出牺牲，或与白厅的条规相反，他们的权利就行不通了。当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办事的时候，他常奉命进行解释与道歉。有人说他言语中藐视王后，又有贵族说他高傲，他不得不在都柏林作出回答来驳斥这些无根据的控诉。他从未得到国王保证他平安无事的承诺，以及一些此类可以使他安心办事而不必提防各种突如其来危险的承诺。 因此，尽管国王的顾问官们有精力、有热情，尽管国内太平无事，国王的行为还算良好，但政府仍然软弱无力，不受人们敬重。政府受到国内纷争的打击，轮流被两个相敌对的势力所支配，它们有时不顾一切地摆脱法律的束缚，有时却又在极其微弱的困难面前让步。政府已在大陆抛弃了基督教事业，甚至禁止驻巴黎大使斯丘达莫尔勋爵在基督新教教堂做礼拜，因为它的仪式与英吉利教堂的仪式不一样。1631年，政府任命汉密尔顿侯爵为统领，在苏格兰招募六千人前去打仗，没想到他竟然吸收了清教徒派的宗旨和信条，而那正是英吉利国教所严禁的。查理诚心信仰前辈们所创造的革新宗教，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总是会给天主教徒许多特殊的优待。大主教劳德和他的君主一样真诚地反对罗马教廷，甚至在讲经中竭力反对王后教堂所举行的礼拜仪式。但是，他却很赞成罗马天主教式的制度，教皇还因此送给他一顶红衣大主教的帽子（1633年8月）。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政府也经常出现缺乏决断、自相矛盾的情况。英国在大肆炫耀专制主义，却不知道建立专制的基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需要持之以恒。时间一长，专制主义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致专制的抽象要求日益超越了它所采用的手段。如今财政有了秩序，很公正，国王又并不穷奢极欲，但款项仍然十分缺乏，就像以前国王极其浪费、官吏普遍贪污时的情况一样。查理高傲地不肯向议会让步，于是想出削减自己花费的办法来平衡收支。在他看来，富丽堂皇的排场、豪华的宫廷宴会都是君主应有的权利，甚至是应尽的责任。他以前不知道大臣们在筹备这些排场和宴会时从中获取了多少好处，当他知道后，却又没有勇气去改革。所以，国王虽然通过和平的方式省去了许多额外支出，还是无法满足政府的需求。英国贸易发达，商船的数量及其活动日益增多，这就更加需要海军的保护。查理很自信地答应给予保护，并努力实现自己的诺言，但是效果并不太好，因为国王的舰船年久失修，水手们又很久没有领到饷银。巴巴里[　北非（除埃及外）的伊斯兰教各国。 ]的海盗竟然来到英吉利海峡，到达多佛海湾。海盗骚扰大不列颠海岸，登岸劫掠乡村，掳去几千人（1637年）。后来，雷恩斯巴勒船长奉命赴摩洛哥捣毁了一个海盗的大巢穴，发现三百七十个奴隶，其中包括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由于政府懦弱无能、苟且偷安，斯特拉福德不得不自己出资为一艘船装备军械，以保护都柏林的港口免遭海盗蹂躏。 这样的昏聩无能及其不可避免的危险，当然逃不过经验丰富的人们的观察。各国驻伦敦代表已写信将这里的情况告诉自己的君主，英格兰徒有繁荣之名，被欧洲大陆认为是脆弱无能、鲁莽轻率、岌岌可危的。英格兰驻巴黎、马德里、海牙等处的大使，不止一次被人蔑视，甚至遭到侮辱[　当时的文字材料，包括豪厄尔所收集的信件，提供了上千例这方面的事件，这里我只举其一。1629年，托马斯·埃德蒙爵士到法国签订和约时，奉命前去迎接他进入法国境内的那位先生说：“我来向你致敬并陪你到王宫时，身边的随从很少，阁下不会感到惊讶吧，因为在雷岛被杀死的人太多了。”这话暗讽白金汉公爵在雷岛作战的失败。 ]。斯特拉福德、劳德和其他阁员们都知道这样不妙的情形，也曾想方设法补救，其中最为勇敢最具才能的就是斯特拉福德。他奋力反对一切阻碍，迫切期望国王能以勤劳和远见治国，确保国家拥有稳定的国币收入、充实的武器军火、堡垒森严的要塞以及一支陆军。1634年，他毫不迟疑地召集爱尔兰议会。爱尔兰议会最听话，又乐于供他驱使，这也许是由于议员们怕他，也许因为他有功于爱尔兰。但是查理不许他再召开议会，因为国王与王后最怕听到议会这个词。尽管他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却不得不受懦弱的人束缚。他具有远见，却无济于事，因为他一直在与盲人对话。内阁有几个大臣的想法与他相同，却更加自私，每当需要有人支持他的见解时，他们都退缩不前，只剩下他和劳德两个人去承受宫廷的阴谋与仇恨。 在英格兰历史中，查理的专制哪怕不算最残暴的，至少也是最不公平的，它完全称得上前所未有的滥用君权的罪名。查理既不能借口国事需求，又没有任何伟大的政绩能够满足人民朦胧的需要，就随意抛弃并践踏人民的权利。他不顾国家的法律和舆论，以及自己许过的诺言，随时根据环境需要，冒险尝试各种专制手段。他采用这些鲁莽的非法措施，并不是为了取得一个伟大制度的胜利，只是为了运用权宜之计艰难维持一个进退两难的政权。狡猾的律师们奉命搜索旧档案，试图从中发现以前的违法案件，将它们作为国王的权利。于是就有这些学问欠佳而品行险恶的人，把许多伪装的权利变成现实中的扰民苛政。若是有人上诉，那些奴性十足的法官就会宣布，这是国王一直都有的权利。有些法官不肯迎合君主的意向，国王就干脆成立了一批非正规法庭，例如横行不法的星法院[　星法院（star chamber），以专断暴虐而闻名，1641年关闭。 ]、北方政务会[　北方政务会（the council of the north），1537年由亨利八世在约克建立，那是在北方各郡因镇压小修道院而引发骚乱以后的事。建立北方政务会是为了在这些郡中执行法律、维持秩序，它不受威斯敏斯特各法庭的管辖。起初这种法庭的管辖范围很有限，到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时代，它的管辖范围有所扩大，也更加专横。 ]等。它们独立于习惯法之外，代行法院职务。就这样，政府重新订立久已不抽的捐税，又巧立名目开征新的税种。许多专卖项目又出现了。（这些专卖项目由伊丽莎白所创，不久废除；詹姆士一世再立，但议会一直不许征收，便取消了；查理自己也曾一度取消过。）专卖项目使大臣们获得巨大利益，却使人民饱受痛苦。查理还常常扩建皇家森林。仅以罗金厄姆森林为例，它从周长六英里，扩大到周长六十英里，人民若不小心闯入，就会被逼缴沉重的罚款[　当时在查理治下总共收缴罚款六百万镑。 ]。官员们四处查问人民的越权违规行为，如果找到错漏，却不加以革除，反而要人民出高价来换取弊政的继续。国王与某些办事人秘密勾结，给他们收取各种不合理费用的特殊权利。他们甚至将法官的严格执法变成一种获利的手段，只要稍有借口，就施以前所未闻的罚金。有人害怕这样的灾祸，就事先重贿以免除惩罚。这个时候的法庭，好像不干别的事，专为国王敛财，同时也让国王的对头们倾家荡产。如果某郡人民对滥征滥罚表示不满，国王就将当地的民团武装解除，直接让国王的军队进驻。人民不仅要供他们食宿，还要供应他们的装备。人民被迫偿付不属于他们的欠款，否则便会受到滥捕穷追。官府根据他们的财产、信用、经营事业的大小，要求交付若干数额的罚款，才释放他们。无论是抽捐，还是监禁、判罪、严罚或颁赏，都充满了随意性。专制范围日渐扩大，平民的怨恨之声此起彼伏，宫廷也害怕起来，然后就轮到导致人民怨怒的地方官员来行贿以免罪。斯特拉福德也疯狂地进行专制，有个名叫蒙特诺里斯的贵族说了几句略欠考虑的话，就差点被处以死刑。虽然最终并未执行，但此事在英格兰已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国王的内阁中也有人大声斥责。斯特拉福德为平息众怒，送了六千镑到伦敦分给重要的阁臣们。花了这笔代价后，他不仅免了罪，还获准可将他搜刮的罚款随意送给他所宠信的人。 这就是查理财政需要的后果，但是，他的恐惧心较之财政需要，使他更远离正轨。他虽然十分自傲，对一切都漫不经心，但有时也觉得自己力弱，需要人支持。他几次尝试恢复高等贵族曾经的权势。他害怕乡绅们在伦敦的势力，便借口禁止浪费，命他们回到自己的庄园里。星法院以维护贵族的尊严为己任。若有人得罪贵族，或在言语、行为上对贵族表示不敬，就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刑责，被罚巨款。国王与遭到不敬的贵族则因此得利。国王的目的，是要壮大贵族的势力，抬高他们的身价。但这样的尝试并未继续下去，或许因为效果欠佳，又或许因为贵族们往日的行为，使国王不太信任他们的子孙。事实上，确实有几个贵族站在怨恨国王的队伍前列，而且人民信任这几个人。因此，国王现在需要找出另外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虽然已有一定势力，却还需要国王扶持，如果国王给他们一定的专制权利，他们就会报答国王。英格兰的教士们对这样的使命期盼已久，现在终于有这样的机会了。 英国国教是根据世俗君主的意愿建立起来的，在建立之初就丧失了独立性。这个团体既不赋有神圣的使命，又不能依靠本身的权利而存在。它既远离人民，又与罗马教皇和普世天主教会分离，其主教和高级教士们不过是国王的臣仆而已。它是一个有责任代表人类信仰的团体，但基础却如此薄弱空虚。英国国教早已知道自己的根本弱点，但由于害怕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铁腕，它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恢复地位。这个教会同时受到天主教和不奉国教的人们两面夹攻，其所拥有的财产和信仰一样岌岌可危。因此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世俗君主，只有这种权威才能使教会免受仇敌的侵害。 伊丽莎白晚年时期，一些德高望重的国教教士曾有所表示。坎特伯雷大主教下面的牧师班克罗夫特博士认为主教制度并不是世俗的制度，自从使徒时代[　指《新约》中彼得、保罗的时代。 ]以来，主教们便从上帝手中取得各项权利以管理教务。事实上，这些新教士认为自己的权利有了更加坚固的基础，便开始慢慢走向独立。尽管这种尝试一直小心翼翼，却仍受到轻蔑和反对。伊丽莎白断然宣称她对宗教有充分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人民很积极地站到女王这边，他们要求宗教改革，他们很明白，主教们希望独立，并非出于使信仰摆脱君权的考虑，只是为了自己能控制信仰。 詹姆士一世在位时，不曾做过什么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他维持对宗教至高无上的权威，却给主教们许多恩惠，有心加强他们的势力（比如通过削弱他们仇敌的办法），因此他们的自信与力量也日益增大。他们热心地宣称国王有神赋的权利，不久又开始宣称他们自己有神赋的权利，班克罗夫特当初小心翼翼提出的主张，现已变成全体高等教士公开承认的意见。1604年12月，班克罗夫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每当国王炫耀他的权利，教士们必鞠躬致敬；不过他们立刻就提出自己的要求，尤其要求反对人民，以获得国王的欢心。他们努力支持绝对专制的事业，希望将来有一天，国王必须依靠他们的帮助才能维持统治。 查理与议会发生矛盾后，在国内很孤立，四处寻找维护统治的方法，国教教士们认为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无人敢与他们争斗，天主教势力也不再让他们恐惧。教会大主教劳德得到国王的完全信任，由他独掌全部教务。其他大臣也没有竭力反对教士，同他们坚决斗争。大臣们对此漠不关心，或者自己就是秘密的天主教徒。许多学问渊博的人也为教会增色添彩。几所大学，尤其是牛津大学，非常崇拜该派的原则。如今教会只剩下一个敌人，那就是人民——他们见改革没有完成，不满之心与日俱增，就热衷于完成宗教改革。人民同时要求两样东西：对福音的信仰以及公民的自由。它们互为保障，因此同样危险，既威胁着国王的权力，又威胁着主教统治制的权力。国王虔诚奉教，相信他的权力和主教们的权力同样源于上帝，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教士们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一方面可以脱离国王，另一方面又可以压制人民。 劳德便以他一贯的强硬开始行动了。第一件根本要务就是统一教会的信条、纪律和礼拜仪式，绝不容许丝毫差错，这样才会有力量。劳德以最大的决心，倾注全力、毫无顾忌地办起这件事。统管宗教事务及判决宗教案件的高等法庭越来越专断，它的受理范围、形式以及量刑轻重都日益严酷。所有教会都被规定完全采用国教教会的宗教教义，严格遵行其礼拜仪式。许多教堂的牧师原本不是国教教士，现在全部换成他们的人了。人民成群结队地去听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传道，于是教会禁止他们宣讲。他们既无教堂可以演讲，又无职位收入可领，只能周游各地，在客栈、私宅或田间向信徒们传道。官吏到处追捕并迫害他们。但在乡间，贵族、乡绅和退休的市民却崇拜他们的宗教文化，请他们住到自己家中，聘请他们为牧师或家庭教师。但官吏们仍不放松，继续迫害他们，将他们驱逐出境。许多受迫害的人只能离开英格兰，前往法国、荷兰、日耳曼，在那里创立属于自己信仰的教会。然而，专制独裁居然渡海来迫害他们，命令这些教会奉行国教的礼仪。至于那些已经取得英国执照的法国、荷兰、日耳曼工匠，当初可以自由信奉本国宗教，现在却因此被取消执照，许多人只好离开英格兰，光是诺里奇教区就流失了三千名勤奋的外国工匠。就这样，不奉国教的人们，既没有藏身之地，又没有稳定收入，虽然不断逃亡、躲藏，却仍坚持著书为他们的教旨辩护和宣传。检查官员禁止这样的新书出版，并搜查相关旧书。国教会既不许人们违背他们的礼仪，也不准议论教会。人们听不到他们所爱戴之人的讲话，听不到在他们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的话题，就痛苦异常。或性情温和或胆小怕事的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为稳定人民情绪，也为避免自己在教徒中完全孤立，就提出妥协意见，希望官方也能做出让步，例如允许教士不穿宽大的白色法衣等。官方回答，如果所提到的宗教仪式很重要，那么就必须绝对奉行；如果无足轻重，那么就不用特别提出反对意见。不奉国教的教士们无路可走，只好起来反抗。他们来到宗教法庭，等待他们的却是侮辱与严刑。主教、法官和其他官员们，用笨蛋、白痴、流氓等最无礼的口吻称呼他们。只要他们开口为自己辩护或有所解释，官吏们就禁止他们发言。即使他们表明不再传道、写文章，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些实施虐政的人也不肯停止迫害。格罗斯特有位牧师叫沃克曼，曾断言教堂里的图画与装饰品是偶像崇拜的残余，就被拘入狱。不久前，格罗斯特市才给他颁发了每年二十镑的终身补助金，此时却下令停发。市长和市政厅的职员们也因此被控，受到很重的罚款。沃克曼出牢后，开办了一所小学校，劳德又下令封禁。这个可怜的牧师为了谋生，只好改当医生，劳德又禁止他行医，如同禁止他教书一般。沃克曼被逼得走投无路，不久就发疯死去。 当时，天主教礼拜仪式的华丽场面逐步占领了没有牧师的教堂。教堂四壁装饰得富丽堂皇，但迫害已将信仰赶走。许多礼拜堂在大事铺张的排场中行奉献礼，却需要动用武力才能让人到教堂礼拜听经。劳德亲自规定新礼拜仪式的详细细节——有的借鉴罗马天主教，有的是他自己别出心裁的创造，充斥着浮华与冷酷。只要与规定的礼拜仪式或教律稍有不符，人们就要被治罪受刑。劳德从不与人商量，任意标新立异，只要国王同意就办，有时甚至完全独断专行。他改变了教堂内部的布置、礼拜的形式，甚至改变了议会批准奉行的礼拜仪式。这些改变，虽没有刻意学习罗马教会，却使英国国教越来越像罗马天主教。有人刊行书籍，证明英国主教们的教义大可直接采用天主教的教义。这些书籍虽未领过正式发售执照，却因题名“奉献给国王和劳德大主教”而公开销售。许多神学家都是劳德的朋友，例如蒙塔古主教和科森斯博士，他们都相信同样的教义，却不受惩罚。而人民所爱戴的几个传道士虽竭力恪守规则，委曲求全，企图保留一点传道及著书的自由权，结果仍是枉然。人民日益相信天主教教义就要取得胜利了，大臣们也与人民有完全相同的感觉。德文郡公爵的小姐改奉了天主教，劳德问她理由。她写道：“我看见劳德阁下和其他许多人都匆匆地赶往罗马方向，我不愿意挤在人堆里，我要从容不迫地独自到罗马，走在你们之前。” 主教统治制就这样辉煌地、大权独揽地建立起来了（至少劳德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于是要进一步巩固这个制度的独立自主。有人认为国王也许不会那么言听计从，谁知主教的神权不久便成为国家的官方态度，国王自己也奉行这些准则。埃克塞特的主教霍尔博士在一部著作中提及这个道理，劳德又特意对这本书进行精心修订，凡是空洞、胆怯、有所疑虑或让步的话，都一概予以删除。这种主张，先在书本上加以提倡，不久就付诸实践了。主教们组成宗教法庭，不再用国王的名义，也不再代表国王，而是直截了当地用他们自己的名义，他们的判决书上只需盖主教印章。他们又宣布管理各大学是大主教的固有权利。国王那至高无上的权利虽不曾正式废除，但基本只剩下一层薄纱来掩盖这种篡权行为了。教会一方面逐步摆脱所有来自世俗政权的束缚，一方面干预起了民政，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教士担任阁员或身居高位。教会靠牺牲普通法庭的权利，来扩大自己的司法权。律师们看见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威胁，便群起反对这样的侵犯，查理却不理睬他们，劳德也觉得不该理睬这些人。因此，当他把管理国库的权杖交给贾克森主教的时候，曾欣喜若狂地喊道：“现在让教会来维护它自己的权利吧。一切能办的事我都已经替教会办好了，我没什么可做的了。” 人民的不满与反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愤怒的已不仅仅是人民了，至少有一部分贵族也惊慌起来。他们从教会的发展中看出：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不满足于粉碎人民群众的改革，甚至将玷污第一次宗教改革，它破坏了历代国王所创立、贵族们所采纳的制度。贵族们过去一直宣扬国王至高无上的神赋权利，现在还必须承认主教们的神赋权利；贵族们过去曾污辱教会，分享从教会夺来的赃物，现在却要向教会卑躬屈膝。贵族们感觉，不仅他们的阶级正遭到危险，他们的财产也岌岌可危。他们看不惯教士的神气十足，他们听说不久后一个普通教士也能与国内最高贵的绅士平起平坐，他们将会看到大主教和他的走狗们都享有官职，享受国王的几乎全部恩宠；而贵族在失去旧日的光辉、自由和势力以后，国王的恩宠本是他们唯一的补偿。查理不仅诚心崇拜教士，还在抬举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强有力的支持，来反对人民的抗争。总而言之，谴责政府行为的倾向和对政府动机的怀疑，不久便发展为怨声载道。从城市的工厂到白厅的客座，到处都是不满之声。 更高阶级的人士也对宫廷表现出不满，而且出现说长道短、百无禁忌的现象，这是一向不曾有过的。国人最敬重的几个高等贵族皆退隐到自己的庄园，以远离政治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在伦敦及国王左右，到处弥漫着独立和调查研究的气氛，甚至渗透到过去那充满奴才气的无聊的议事会里。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以来，对科学和文学的爱好已不再是教授们的专利。那时宫廷喜欢与著名人士、哲学家、学者、诗人、美术家做朋友，喜欢和有学问、有文才的人交谈，以此作为新的卖弄方式和高贵消遣。这些集会，无论在酒店还是贵族公馆里举行，都喜欢讽刺那些不奉国教的虔诚信徒们，说他们性格古板、行为疯狂，人们称这种信徒为清教徒。可是当查理在位时，文学家与世情练达的人聚在一起，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比从前更加尖锐，而且必须回避当权者。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和道德、宗教方面的问题，谈起来妙语横生，有声有色。从外地旅游回来的青年，在法学院学习的人们，思想认真、活跃的人，都很热心地参与讨论。在这些集会中，塞尔登介绍他的学术珍藏；奇林沃思谈论他对宗教信仰的怀疑；福尔克兰勋爵（当时还很年轻）请众人到他家中聚会，人们把他的花园比作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园。这些集会里没有派系，只有自由和坚强有力的意见。这些人不为私利或个人意志所束缚，只是乐于交流见解，以慷慨激昂的情绪互相鼓舞。他们无拘无束地讨论，所追求的只是真理与正义。这些人不是因激情和危险结合起来的，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宗旨或目标，他们只是一致憎恶专制，藐视宫廷，并对议会表示遗憾。他们企求一种改革，尽管知道这种希望是微薄的，但在他们自由思想的深处，这个改革将会终结他们的忧虑，实现他们的全部愿望。 那些离宫廷稍远、阶级较低、文化稍差的人却拥有更加严厉的感情，他们虽思想狭隘，却更富决断。乡绅们的愤怒，更多指向政治专制。高等贵族与封建制度已经腐败动摇，人民对高等贵族的尊重就大大减弱。乡绅们自认为是《大宪章》的继承人，他们不断互相提醒，从前先祖是如何与国王抗争的，先祖的一言一行是如何成为法律的。现在他们的权利、自由甚至财产，都受制于国王和阁臣们，自然十分气愤。他们既不搞哲学理论的研究，也不会引经据典地区分各种制度的差别，他们一心只想着下议院。在他们看来，下议院代表贵族与平民的古老联合，只有议会能够重新恢复并保障民众的自由，当然人们心中的议会只是下议院。当时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想法：议会拥有无所不包的权利，这是合乎法律的。大多数绅士对教会的管理方式没有特别意见，更没有破坏教会的想法。他们并不敌视主教制，但讨厌主教们，认为他们是专制制度的帮凶。宗教改革的时候，广大公民曾获得选举权，以防止神权干预世俗的政务。如今国教教士们却要努力恢复罗马教廷失去的权力。乡间的贵族和绅士们并非不愿承认主教制，但条件是教会不得要求政权与神权，英格兰不许存在罗马教皇的继任者，主教们不许干预国家政事，而且只能遵照本国法律办理各教区的宗教事务。 城市里地位较高的市民、乡村里大部分小乡绅和几乎所有的地主，他们的情绪更加激烈，尤其是对于宗教事务。他们热心地坚持改革大业，渴望彻底实现自己的重要主张，痛恨一切与天主教教皇制有关的东西。他们说，原始基督教会朴素的礼拜形式和纯洁的信条，都被天主教教皇制金字塔式的统治机构破坏无遗了。他们又说，第一次教会改革，新使徒兹温利斯、卡尔文、诺克斯等人很快就取消了这种专横制度和它大肆铺张的偶像崇拜仪式。福音是他们奉行的规章，早期的基督教会是他们的模范。只有英格兰顽固地走在教皇制的道路上，因此人们问道：主教们的苛刻程度难道不比罗马更严酷么？主教们的行为比罗马更遵循福音么？主教们的骄横亚于罗马吗？他们和罗马一样，心中只想着权力与富贵；他们和罗马一样，不喜欢严肃的作风、自由的祈祷；他们和罗马一样，要求将基督徒心灵的感应统统纳入刻板的繁文缛节之中；他们和罗马一样，用俗不可耐的赛会式表演来取代耶稣基督生气勃勃的语言。在神圣的安息日中，真正的基督教徒们难道不想回到自己的家里举行虔敬的礼拜仪式么？可是无论在什么广场，什么街道，都有游戏的喧哗或酗酒滋事给他们的默祷带来侮辱性的打扰。主教们居然不满足于这样渎圣的消遣，甚至鼓舞他们——不，几乎是命令他们做这些事，唯恐人民尝到更神圣的乐趣。主教们声色俱厉地命令大家恪守教会法律的每个细节，但若有人认真守法，他们又会制定新法来找他的麻烦。他们压迫恭顺的人，激起心志高傲的人起来造反。四面八方都在强调真正信仰的敌人的准则、习惯和主张。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抛弃福音呢？为什么要压制最热心的基督教徒呢？他们所维护的权力不是福音带来的，也绝不是早期基督教信徒们所知道的。人们希望废除主教制，使教会再度独立自主，由权利均等的牧师和淳朴的福音传道士共同管理基督徒的纪律，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会。等宗教改革成功后，便不会再有人崇拜偶像或实行专制，也就不用再害怕天主教教皇制卷土重来。现在这个教派已经到了门口，正要侵犯上帝的庭院，而看门人正在准备迎敌呢。 在宗教改革初期，这些见解已开始暗暗酝酿，人民看见很多有钱有势的人支持他们，便加强了信心。当时虽然不曾发生变乱，国家的整体情况和面貌却在慢慢改变。在1582年和1616年，少数不奉国教的人已正式与英格兰国教会分裂，自称为布朗派与独立派，形成两个小教派。它们拒不承认教会的全面统治，声称信教团体都有权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安排自己的礼拜方式。从这个时期起，几个私立信教团体陆续建立起来，他们人数不多，又很贫穷，与国家、教会都很疏远。他们毫无自卫的手段，因此一旦被查出便会遭到迫害，大部分人只能逃到荷兰。但是不久以后，对自由的渴望与对祖国的热爱便在他们内心斗争起来。为了兼顾这两方面，他们与亲友们商量，想前往一处属于英国却还不太为人所知的净土——美洲大陆。于是，有钱人变卖财产，置船储粮，在一个他们所奉教派牧师的带领下前往荷兰，与朋友们同赴北美洲。当时那里已经有人开始做开垦殖民地的努力了。但是由于船只较少，要去的人太多，不能悉数装走，每当这时，大家便在海滩聚集，双方在牧师的带领下互相祈祷，礼拜送别。最后一部分人扬帆而去，剩下的人只能再等机会渡海，将来与亲友们会合。这样的远征已经进行过好几次，并没遇到太大障碍，因为难民们都是无名之辈。不料，1637年，国王忽然得知出海人数增多，而且大量财富被带走，据说本国已经失去一千二百万镑的钱财。现在已不仅是少数孱弱无名的异教徒感觉到虐政压迫了，一些原本并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了。政府的所作所为令自己声名狼藉，以致成千上万阶级不同、贫富不同、目的不同的人们离开本土。1637年5月1日，政府颁令禁止人民出洋。此时，正有八条船停泊在泰晤士河上，准备起航，船上的人包括皮姆、哈斯勒里格、汉普登和克伦威尔。 他们不该为躲避专制而逃走，因为人民已经开始反抗专制。现在人民追求的已不止恢复法律的秩序，甚至不止废除主教制，有个大党派正在策划这种双重改革。四面八方都有从教会分离出来的小集团，以对某一教义做出解释来作为它们的标志。有以拒绝某某仪式为表征的，也有以打倒整个主教制、主张信徒们绝对独立并且只信赖圣灵为特点的。尽管劳德的异端裁判法庭很活跃，但各种小教派还是在市镇的地窖、乡间的粮仓或森林中集会。那些因聚会而招致的危险与困难，都更激励牧师及听讲人的想象力。他们在聚会的地方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甚至通宵达旦，祈祷、唱圣诗、求上帝启示、诅咒敌人。他们受到全国人民的荫庇与保护。不久之后，人们对那些不奉国教的人，不问名字、信条，也不问他们有什么想法，都统统另眼相看，给予最大的信任。因此，他们索性将自己的服饰举止与别人区分开来，即使在迫害他们的人面前，也敢于公开表示意见。他们穿黑衣裳，剪很短的头发，戴高顶宽边帽子，无论走到哪里，群众总是敬重他们，称他们为圣者。尽管到处受到迫害，但他们声誉日高，甚至连伪君子之流也宣称站在他们一边。破产的商人、失业的工匠，甚至因沉湎酒色而为众人所不齿的人，但凡想抬高自己的身价，无不仿效圣者的服饰举止、说话腔调，通过人民对圣者的信任来取得欢迎和保护。在政治事务中，这样的风气也日益扩大，不过没有那么混乱。在较低阶级的人民中，前所未有的平等观念开始流行，这是他们受到生活条件改善或者是宗教见解的影响；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一些自视甚高又坦诚直率的人士开始鄙视宫廷，看不起无用的旧法律。他们思潮高涨，慷慨激昂。他们常在静坐读书或私会密友时，想象更为简单有效的社会制度。还有很多人动机不那么纯洁，平时对各种信仰都淡然处之，行为上也一向放荡。他们很想出现无政府状态，以便大显身手，实现野心，至少也可以不再受束手束脚的麻烦。狂热与放荡，真诚与诈伪，敬重古法与蔑视旧制，合法的愿望与图谋不轨的期望，这一切会合起来，酿成了泛滥于整个国家的愤怒。大家聚集起来反对这个权利，它的专制暴政在不同阶级、不同见解的人们中间激起了同样的深仇大恨。同时，君权的鲁莽行事和软弱无力，也给地位低下的党派和胆量最大的梦想家带来活力和希望。 在一段时期内，国王与内阁竟没有察觉出群众中正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政府与国民疏远，又不曾遇到强烈的反抗，因此虽有一些困阻，但国王仍充满自信。为替自己的行为辩护，政府曾多次声明，流行在各处的思想很不妥当。但是暂时的怀疑并未使它谨慎起来，它一方面畏惧仇敌，另一方面却又轻视仇敌。政府觉得有必要加强压迫，但这并未让它认清形势，相反凭着一股十分愚蠢的骄气，使政府将采取严厉措施镇压这些与日俱增的危险错当作是自己强大力量的表现。 1636年间，各种小册子在英格兰满天飞，它们反对宠信天主教徒，反对宫廷的乱象，特别反对劳德与主教们的独裁苛政。虽然星法院严禁这样的小册子出版，但是现在小册子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而且传播得十分广泛，人们还急于先睹为快。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能看到这种小册子，大胆的走私商人甚至从荷兰运来成千上万册，大发横财；教堂里也在评论这些小册子，劳德虽然霸道，却还无法完全清除教堂里的清教徒。内阁看到使用平常的严厉手段毫无效果，更加怒气冲天，便决心试用其他方法，于是将律师普林、神学家伯顿、医生巴斯特威克拘捕到星法院受审。 被告被传到庭，法庭要他们当场辩护，不然就判他们已经招认罪行。被告答称，因为法庭没有提供纸笔墨水，他们不能写辩护书。于是供给他们纸笔墨水，但规定须有一个律师在辩护书上签名。他们选了一个律师，但法庭拖了几天都不许律师进牢与他们见面；律师终于进牢了，却不肯签字，因为怕得罪法庭。没有别的律师肯担任这件事，犯人们就请法庭允许他们在辩护书上签自己的名字。法庭不准，恐吓说，没有律师签字的辩护书是无效的。普林说道：“大人呀，你们是叫我们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法庭只是把说过的话又重复一遍。最后开堂审讯，一来便对其中一个犯人大施侮辱。四年前，普林曾因另一本小册子被判割去两耳的刑罚。法官芬奇看着他说：“我过去以为普林先生没有耳朵，不过现在看来他还是有耳朵的。”于是好几个裁判官都仔细观察他，法庭的纠察员为使法官们满意，就拉起犯人的头发，露出两耳来。他们看见普林的耳朵没被割去就很不高兴地责备他。普林说道：“我希望大人们不要见怪，我祈求上帝赐给你们耳朵，以便能听见人民说话。” 最终，法院判决三人夹在颈手枷上示众，并割去耳朵，罚款五千镑，终身监禁。宣判那天，群众如潮水般挤在犯人周围，执刑的人要推开众人，伯顿说：“让他们来吧，不要驱逐他们，让他们学学怎样受苦吧。”执刑的人被这两句话打动，果然不驱逐众人了。一个妇女对伯顿说道：“先生，上帝可以用你这样的训示来使许多人悔改，重新回到上帝一边。”他答道：“是啊，上帝能够做到。”一个人献给巴斯特威克一束鲜花，一只蜜蜂落在花上。这个人说道：“你们看见这只可怜的蜜蜂了吗？”普林说：“她找到这个地方来吸取花蜜，难道我们就不能从这里吸取基督的蜜汁么？”普林继续说：“假如我们重视自己的自由，此时就不会站在这里。今天，我们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和幸福，把我们的自由交给这场事业。你们若是知道你们的自由被人侵犯得多深，知道你们被抛进了什么时代，你们就会看看四周，就会知道你们的自由可以合法地伸展到什么地方，并努力维护自由。”空中荡漾着严肃的欢呼声。 几个月后，绞刑架的四周又出现同样的场面，利尔伯恩正以同样的罪名受类似的残酷刑罚。受刑人的决心和人民大众的热情似乎更高涨了！利尔伯恩被绑在一辆车后，拖在威斯敏斯特的大街上。狱卒一面拖着他，一面鞭打他，他却不停地激励紧紧追在后面的群众。他被枷在颈手枷上的时候还不断说话，狱卒们不许他开口，便用东西塞住他的嘴。他随即从衣袋里取出几本小册子抛给人民，大家纷纷抢看小册子，于是狱卒又捆上他的手。群众不动了，静寂无声，刚才听过他说话的人都不肯散开，一起凝视着他。有几个法官站在窗口，好像在好奇他的毅力能坚持到什么程度，但他的毅力胜过了他们的好奇心。 到目前为止，殉道者都是平民，并没有什么有钱有名的人。他们所持的意见多半都是宗教狂热派的意见，这是人民大众最欢迎的。人民为他们的勇敢表现而自豪，不久就开始责怪社会上层人士的怯懦和麻木。老百姓们说：“荣誉观念从前多半是在头上的，如今它好像得了痛风病，往脚下发展了。”其实并非如此，乡间的贵族与绅士、高等市民的愤怒不亚于人民，不过他们看得更清楚，他们在等待可以一举成功的机会来临。这次的公众呼声鼓舞了他们，赋予他们自信。时机已经到了，全国人民已经被彻底调动起来，现在所差的只是知名的、稳健的、影响巨大的领袖们了。他们很快会起来抗争，不是作为冒险家，也不仅仅为了一派的利益，而是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己任。 白金汉郡有一个绅士名叫汉普登，他发出了全民抗争的信号。在他之前，曾有过几个人尝试起义，但没有成功。他们同他一样，拒绝缴纳以船捐为名的苛税，要求将这个问题交付法庭审议，但法庭一直想方设法躲避此事。汉普登于1626年及1628年当选为反对党议员，却未曾招致宫廷的特别怀疑。自上次议会解散以来，他生活得很宁静，有时住在乡间，有时在英格兰及苏格兰游历，无论到哪里，他都仔细观察当地的人心趋向，但从未表达自己的感情。他资产丰厚，行为检点，从不炫耀豪富；他的态度滞重而单纯，从不流露严厉；他以性格恬静、平易近人著称，邻居们无不敬重他。他们都说他通情达理，反对现在通行的制度，既不是一个奉教到发狂的人，也不是一个喜欢作乱的人。所以该郡的法官们并不怕他，也不想伤害他。1636年，他们指派捐款时，只让他捐出微不足道的二十先令，其实是想轻易地放过他，而且希望避免这样一个谨慎的人抗捐。汉普登不肯出捐，但他并不感情用事，吵吵嚷嚷；他一心想以身作则，要求司法方面郑重裁定国家有无权利抽此税捐。他在监牢的时候也很安静很沉默，只求将案子交付法官们审问。他说，他乐于用法律处置这个问题，希望国王也乐意这样办。国王最近才得到法官们的保证，说国家有需要的时候，这种税捐可以合法地征收，所以充满自信的国王愿意让汉普登打这个官司。汉普登的律师们办这个案件时和汉普登一样审慎，说到国王和君权时都是毕恭毕敬，避免任何激昂的演说，避免任何危险的原则，只以本国的法律和历史为依据。律师中有位霍尔本先生，他说话的时候，有几次暂停不往下说，而请求法庭饶恕他辩驳得太激烈，并请求法庭若是看见他超越礼貌及法律的范围，要立刻警告他。刑事律师们也赞扬汉普登的温和。这场官司在人民的愤慨声中审了十三天，没有人说民权辩护人感情冲动，更没有人怀疑他们有任何反叛意图。 汉普登的罪案于6月12日宣判，表决时只有四个法官投了有利于汉普登的票。国王听到这个判决就暗自欢喜，认为这是专制的决定性胜利。人民的看法也是如此，认为从此以后不用再指望法律会为他们主持公道了。其实查理并没有任何自鸣得意的理由，人民虽然失去了希望，却赢得了勇气。人民一向是极度不满的，但缺少团结力，以致未能行动一致；可这次判决一下来，包括乡绅、市民、农民、商人、长老会等，总而言之全国人民无不觉得身受这个判决的损害。人人都在谈论汉普登，一提起他的名字，大家都表现出爱戴与骄傲，因为他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行为典范，他的行为就是国人的光荣。宫廷的朋友及党羽，都不敢说这场判决是合法的。法官们为自己辩解，几乎到了公开承认自己怯懦的地步，企图取得饶恕。比较温和的市民表现出一片忧郁的沉默；较为胆大的人则直言不讳地表达出他们的愤怒，以便在私下里得到一点满足。无论伦敦还是外省，不久就有许多满腔怨愤的人找到了领导者，他们聚在一起来讨论前途。各处都在制定措施，决定到必要时就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相互支持。简单地说，一个党派已经形成，它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却已得到全国的公认。国王与内阁仍在为他们最近的胜利庆贺，谁知他们的对手们已经找到起事的时机和行动方法了。 苏格兰的暴动 宣判汉普登罪名之后约一个月（7月23日），爱丁堡发生激烈的叛乱。这是因为国王突然要求大家采用一种新的礼拜仪式。自从查理登基以来，就效仿他的父亲，以推翻苏格兰教会从加尔文教派借用的共和宪法、重建苏格兰主教制的光辉为己任。他们为达目的，用尽欺骗、暴力、威吓、怀柔、贿赂等手段。有时迎合教士们的个人野心，升任他们为教会的高级人员和宫廷高官；有时利用小地主重视自身利益的心理，恢复他们的什一税。这些做法虽然迂回缓慢，却在不断向着目标前进。人民的惊慌与日俱增，国教的教士们继续抵抗，于是政府禁止他们集会，并驱逐最大胆的传道士。议会对此事稍显迟疑，政府便干预选举，禁止异议，甚至还伪造选票。苏格兰的教会，在斗争期间与英格兰教会相似，逐渐受到一种等级制度与纪律的约束。这种制度尊重主教和国王的绝对权利，认为二者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具有绝对权威。1636年，这样的工作好像已接近尾声，主教们恢复了他们的宗教司法权，圣安得鲁大主教（斯波蒂斯伍德）担任王国的大法官，罗斯主教（马克斯韦尔）即将任财政部长，十四个主教中有九个做了枢密顾问官，而且在会议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查理和劳德认为已经大功告成，便不和教士、人民商讨，硬将一套宗教法典和礼拜仪式强加于教会之上，以适应新的情况。 但是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与英格兰不同。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是由国王发起，在大臣们的配合下完成的，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一开始便为舆论所赞成，人民以自己的力量排除了所有障碍，然后自下而上进行改革。从一开始它就拥有相同的制度、地位和利益，党徒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学会抗拒强权，从而自己行使权力。苏格兰的传教士们团结而坚强。他们在讲道时勇敢地谈论政治和宗教内容；他们在讲坛上，对国王的大臣和本区的教民一视同仁。就在这样一个学校里，人民学会了大胆思考和大胆说话，他们认为宗教改革的胜利应该全部归功于人民自己。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保卫宗教的独立，使宗教免受天主教皇、君权制以及主教制的侵害，而这些恰恰都是国王所反对的。在历代国王登上英格兰宝座，被赋予更重大的权威时，他们的勇气便开始衰减，因此詹姆士才能成功反对长老会的教义与制度。国王们容易被人民驯服的外表所迷惑。在查理看来，苏格兰受到威吓，就等于苏格兰臣服了，他自以为能够破坏苏格兰民众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在苏格兰很有势力，也只有在苏格兰，宗教改革才享有法定地位。至于苏格兰国王的权利，只有主教们才承认，而主教们也只有依靠国王才能勉强保住他们的地位。 查理要完成这件大事，需要改变公众礼拜的仪式，然而就在新仪式进入爱丁堡大教堂的那一天，灾难降临了。几个星期之内，地主、农民、市民、工匠等从王国的四面八方涌到爱丁堡，参与反对威胁到他们的新礼拜仪式。房舍与大街上挤满了人，有些人在城墙下安营扎寨，人们包围了枢密院大厅和地方自治局。主教们从街上走过，就遭到群众的侮辱。人们写了一篇控诉书，攻击主教们的苛政和偶像崇拜，签字的人包括教士、乡绅、贵族。国王没有答复他们的控诉，命令送控诉书的人回家。一个月以后（11月5日），他们又来了，人数比以前更多。第二次没有发生扰乱秩序的事，人民的感情是沉重的、沉默的。高级人士也参与其中。两个星期后，正式的抵抗组织成立，从各阶级的人中选出了一个高级委员会，受托办理这件大事，各郡各镇都有分会奉总会指示行动。暴动已经不见了，但只要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政府一声令下，暴动便会再度发生。 12月7日，查理终于与教士亚历山大·亨德森和律师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即后来的沃里斯顿勋爵）共同制定了这个被通称为《盟约》的同盟规章，以此作为答复，仍然坚持要遵行新的礼拜仪式，禁止请愿者集会，违者以叛逆罪论处。苏格兰内阁奉命严守秘密，准备等到合适时机再宣布国王的命令。不料，命令还未到苏格兰，起义的领导们已经知道内容了，他们立刻号召人民支持他们的代表。内阁为了抢先一步，立刻公布了国王的命令内容（1638年2月19日）。有两位贵族休姆和林赛勋爵，跟在国王的传令官身后，命人以他们的名义公布并张挂抗议书。凡是有人宣读国王命令的地方，就有人张挂人民的抗议书。起义的人们斗志昂扬，决定结成严肃的同盟，借以向全体人民宣告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信条及愿望。1638年3月1日《盟约》经巴尔默林诺、劳登和罗思修改并认定。《盟约》除了记载详细的古老信仰，还表示正式拒绝新的宗教法律及其礼拜仪式，此外还有民众联合会的誓词，誓愿保卫君主、宗教以及国家的法律与自由。《盟约》一经提出，就受到人民的欢呼赞成，很快便传到全国各地，甚至最偏僻的乡村。乡绅、教士、市民、工人、妇孺，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教堂里和大街上，宣誓一致服从《盟约》。甚至苏格兰高地的人们也为民族感情所激荡，暂时忘却对国王的忠诚以及平时如何激烈反对低地，加入起义行动。不到六个星期，整个苏格兰都在《盟约》法令之下联合起来了，只有政府雇用的人、几千名天主教徒以及阿伯丁市拒绝参加。 这样大胆的反抗使查理大惊失色，自己的旨意无法推行，他因此大发雷霆，决定动用武力。但宫廷还没有作好准备，于是派汉密尔顿侯爵前往苏格兰安抚乱党，给他们一些希望，但不用解决任何问题。1638年6月，两万誓约派人聚集在爱丁堡，举行严肃的斋戒，前去会见汉密尔顿。七百名教士穿上教袍，站在道路两旁的高处，在他走过的时候高唱圣歌。誓约派以此向侯爵显示他们的力量。汉密尔顿有意表现出和解姿态，但誓约派们觉得他所建议的让步欠缺诚意。他尝试提出一个国王的《盟约》，以代替群众的《盟约》，这个提议被誓约派人带着嘲笑拒绝了。他往返于爱丁堡和伦敦好几次，同誓约派进行了几次会商都没有取得进展。这年9月，他忽然接到国王命令，叫他同意乱党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取消宗教法律、取消高等法院、答应召开教会会议、召开议会、准许议会自由辩论一切问题、准许在议会里弹劾主教们。苏格兰人闻讯，感到既高兴又惊讶，但仍难以信任国王，而且国王方面找出各种借口取消了长期盟约，更令他们的怀疑加深。11月21日在格拉斯哥召开了一个宗教大会，他们不久就看出，汉密尔顿的唯一目的只是阻挠他们继续前进。尽管如此，大会仍旧进行，并设法传讯主教们来受审。11月28日，汉密尔顿突然宣布解散会议。他们同时听说，查理正在准备战争，有一支军队是斯特拉福德设法在爱尔兰招募的，正要乘船来苏格兰。汉密尔顿返回伦敦，但大会继续召开，谴责国王颁行的所有新法，肯定《盟约》的权利，取消主教制。有几个一直保持中立的贵族（其中包括以足智多谋闻名的阿盖尔伯爵），现在公开拥护国民的主张。苏格兰商人到国外购买军火武器，把《盟约》分送给在大陆当军人的苏格兰人，一位军官亚历山大·莱斯利受邀回国，准备必要时统领起义军。最后，苏格兰人民对英格兰国民发出宣言（2月27日），将基督教同胞们的痛苦告诉他们，且驳斥了他们的公敌为抹黑他们而发出的一切诽谤诬陷。 宫廷收到这通宣言后，嗤笑暴乱分子的行为，说他们无理取闹。大臣们认为唯一的麻烦只是需要屈尊同他们进行战斗。查理自己虽然是苏格兰人，却仍深信英格兰人一向憎恶苏格兰人，这将阻止誓约派人的控诉在南方人心中产生影响。但是，团结各国人心的宗教感情，不久就破除了分隔双方的界线。两个王国之间很快建立起秘密通信，暴乱者的宣言传到英国各地，群众都在谈论他们的疾苦和希望。不久后，苏格兰人获得了朋友和支持者，他们遍布伦敦及外省、陆军甚至宫廷。当国王的军队开往苏格兰的时候，听到过千百次谣言，这些谣言都是为了恐吓军队而传播的。有人很恳切地劝告部队司令官埃塞克斯伯爵要小心提防，最好等援兵到来再前进。人们传说敌军比他们装备精良，又有人说看见敌军在离边界不远的某处，还有人说敌军已占领全部要塞，在英吉利军队到达前，贝里克就将落入敌手。伯爵是一个忠诚可靠的军人，虽然并不赞同宫廷的计划，但仍继续前进，毫无阻拦地走入贝里克。不久他就发现，叛党并不如传说中那样人数众多、准备周全。但谣言还在传播，让人心神不宁。4月间，国王到了约克，那里的军心尤为不安。他到约克的时候，摆出炫目的盛大排场，还因皇家威仪不可抗拒的优势而扬扬自得，以为这样就能让叛党俯首称臣、撤回原地了。苏格兰人曾以宣言打动英吉利人，查理便也想以大封建主的身份，号召王国中的贵族按照封建习俗，前来为他效力。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消除宣言的力量。 一群贵族与乡绅，成群结队地来到约克，就像参加节庆一样。这样的场面，让查理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但是环绕在他周围的，都是阴谋、混乱与拒不听令。在边界上的苏格兰人与国王的士兵来往频繁。查理要求贵族宣誓表示决不以任何借口与叛党往来，有两个贵族不肯宣誓，查理只是吩咐他们离开宫廷，却不敢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霍兰勋爵进入苏格兰境内，看见莱斯利把军队布置得井井有条，便认为自己一方寡不敌众，匆匆撤回了军队。查理这次出兵，受到许多人的怀疑，所以军官们和战士们都迟迟不肯开战。苏格兰人深知敌情，就用温和恭维的语气，写信给对方将领——埃塞克斯伯爵、阿伦德尔勋爵和霍兰勋爵，表示完全信任英格兰贵族和人民的善意，请他们居间调停，代求国王赐予苏格兰人公道与恩惠。不久，在有把握地知道有人支持以后，他们就很谦恭地对国王上书，却丝毫不放松他们的要求。查理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气魄的人，便觉得左右为难，于是在6月11日召开会议。由于苏格兰人说话谦恭，查理的自尊心勉强得到满足；劳德觉得危险就在眼前，心中不安，于是力劝国王和解。1639年6月18日，双方在贝里克签订和约，规定双方都遣散军队，并于不久以后召开苏格兰议会和宗教大会，但并没有任何清楚确切的条约能够解决引起这次战争的分歧。 双方都已料到，战事不过是暂时中止。苏格兰遣散军队的时候，预发了军官薪俸，吩咐他们作好随时打仗的准备，而查理也开始秘密筹备另一支军队。一个月后，查理召斯特拉福德来伦敦，想当面向他咨询军事情况。斯特拉福德早就想到国王身边当差了，只有这种地位才能满足他掌握大权的野心和享受光荣的愿望。他到达伦敦后，决心全力对付国王的敌人。他对苏格兰人表示轻蔑，认为最近的失败完全是优柔寡断所致。他发现宫中沸沸扬扬地闹着无聊的阴谋。埃塞克斯伯爵受到冷落，尽管他仗打得很好，却也只能心怀不满地离开了。王后的宠臣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巩固势力，打击劲敌。国王自己却灰心丧气，焦躁不安。因此没过多久，斯特拉福德便不安起来，国王一直未能实施他的计划，大臣们的阴谋开始指向他，他的仇人哈里·文爵士借助王后的势力升为国务大臣。最初，群众带着焦虑的眼光看他入朝，不知他将怎样运用权力，不久就听说他怂恿国王使用最严厉的手段，人民于是咒骂他。事态越来越紧迫了。国王与苏格兰人为《贝里克和约》条款内容的解释而互相争执。和约内容几乎没有一条写成书面文字，查理有一张字据，说明和约的确切条件，却被焚毁了。苏格兰的宗教会议和议会被国王的失信所激怒，同时受英吉利的朋友们所鼓舞，不但在他们的要求上寸步不让，而且提出更大胆的要求。他们要求国王每三年必须召开一次议会，而且要担保他们的选举和言论自由。现在宫廷与内阁听得最多的话就是“力图侵犯权利”与“侵犯君权”。斯特拉福德说：“我很想给这些百姓们一顿鞭子，让他们识趣一点。”于是国王决定打仗。但拿什么来支持战争呢？国库已经空了。有什么新鲜动听的战争理由可以争取国人呢？国王自以为找到一个合法的理由。自从英国出事以来，红衣大主教黎歇留不喜欢英吉利宫廷，常与苏格兰人有书信往来，他曾供给苏格兰人军饷和军火，并承诺如有需要，还将给予更多的协助。英吉利宫廷截留了主要誓约派党人所写的一封信，上书“敬呈国王”，那显然是写给法兰西国王的求助信。查理与内阁深信，这样求助于一个外国国王，在法律上已构成大逆不道之罪，会激起整个英格兰的愤怒。有了这样的自信，查理决定召集一个新议会。与此同时，斯特拉福德于1640年3月返回爱尔兰，准备筹措军饷和集结军队。 英国人听说召集议员开会，都非常诧异，他们现在对一个合法的改革已不存什么希望。但无论英国人心怀多大的不满，暴力的计划对他们而言仍然很陌生。只有少数奉异端的人，以及几个做过新兴党派领袖的人，心存敌意，怀着更长远的计划。他们反抗政府，人民赞成和支持过他们，却并不知道他们另有所图。当初发生的许多动乱曾使高尚的市民怀疑，议会的感情用事不是很得体。他们虽未加责备，但常以惋惜的心情回忆：议员们说话太过尖锐，议论也过于激烈，而全体议员也曾答应将来要变得温和一些。各选区的人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因此选出的平民代表都是反对宫廷的，他们决心要解除民间的疾苦。大多数议员都是爱好和平的公民，他们不曾答应为某个特定党派出力，不喜欢匆忙鲁莽的议决，他们决心不得罪国王，只进行不危及国家和平的改革。 1640年4月13日，议员们终于聚齐，议会开始。查理把苏格兰人呈送给法兰西国王的信送给议会看，将苏格兰人的大逆不道大肆渲染了一番。他宣布发动战争，并要求议会提供军费。下议院不太重视这封信，好像这与他们目前专注的重大利益比起来，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种见解得罪了国王，国王认为议员对这个争执未免太漠不关心了。议会方面则抱怨，议长觐见国王的那一天，国王傲慢失敬，不合礼仪。他们的争论不久就变得严重起来。国王要求先议决军事供应，然后才考虑民间疾苦。这一点引发了长时间的讨论，但并不激烈，大家注意力都十分集中，开会的时间也比以往长得多。有几个没什么名气的议员脱口说出几句尖锐的话，立刻就有人制止他们；国王的几个臣仆因其他方面受人敬重，他们所说的话，议员们也表示赞许。虽然如此，议会仍然很坚决地要求先解除民间疾苦，再议决供应问题。查理找上议院居间调停，贵族们议决先通过供应然后讨论民间疾苦，要求与下议院开联席会议，以便号召他们照此办理。下议院愿开联席会议，同时议决说贵族院的议案侵犯了平民代表的权利，因为贵族们要等平民代表的供应议案依照惯例送到上院时，才能够注意该案。皮姆、汉普登、圣约翰与其他议员，乘此机会煽动其他下议院议员。下议院议员们的情绪更加激动，几乎失去耐心，尽管仍克制着自己，却已决心维护各种权利。又过了些时候，国王竟然说，这次议会和前几次一样难以相处，国王很不愉快。1640年5月4日，他派人送信给下议院，若他们肯供给他十二笔款项，在三年内付清，他就同意以后不经议院允许绝不抽收船捐。这笔款项看起来数额巨大，貌似比王国之内全部钱财还要多。况且国王放弃抽船捐是很不充分的让步，必须在原则上认定，无论何时抽收船税统统是非法的。不过下议院并不想和国王完全闹翻。事实证明，十二笔款项的数额远没有当初所说的那么大。尽管他们反对耽误解除民间疾苦的讨论，但仍答应考虑国王的来信，以示他们的信用和忠诚。正当他们准备表决允许供给款项但数目还不确定时，大臣哈里·文爵士站起来说道，除非议会答应国王信上提出的全部要求，否则就不值得讨论下去，因为国王决不肯接受更少的数目。司法大臣赫伯特赞同哈里·文的发言。于是全场大惊，怒不可遏，即使最温和的议员也愤愤不平。由于天色已晚，大家决定明天再讨论这个议案。但是到了第二天，当下议院正要聚集的时候，国王却传他们到贵族院去，当场宣布解散议会。也就是说，开会之后三个星期，议会就解散了。 当天傍晚，查理很懊悔。他说，人们向他做了不真实的报告，他从未授权哈里·文对议会宣布，他一定要十二笔款项，少一点他都不接受。翌日，他还是很不安，就召集几个有经验的人来问是否可以收回解散的成命。他们认为这不可能。于是查理又在焦虑中回到专制。 4月4日，斯特拉福德从爱尔兰回来。由于剧烈的痛风和胸膜炎的恶化，他行动不便，但他已从爱尔兰议会得到了供应、武装人员、贡献和承诺，刚刚离开病榻，他就用惯有的精力与忠诚开始办事。不到三个星期，在他个人的影响下，自愿的捐献源源不断进入国库，约达三千万镑，其中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所供给。此外，他们又运用勒借、船捐、专卖等手段搜刮来一笔款项，甚至有人提议铸发成色较低的货币。对国王和他的臣仆们来说，国家需要成为不择手段的全部理由。查理又开始对议员们进行迫害和报复。亨利·贝拉西斯和约翰·霍瑟姆两位爵士，因为发言被监禁；布鲁克勋爵的住宅被搜查；议员卡鲁先生是负责核查民间所递诉词的委员会主席，由于拒绝交出委员会收受的诉词，被监禁在伦敦塔里。有几个约克郡的乡绅拒绝专横的征收，内阁要求严惩他们，斯特拉福德说道：“对待这些乡绅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关起来。”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不可避免的弊政会带来什么后果，但他的感情用事使他忽视了一切顾忌和畏惧。他正将一种危险的情绪传递给国王、内阁和宫廷，这种情绪会导致人们看不清自己的真正处境。他又病倒了，病到几乎要进坟墓了，不过身体的衰弱反而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定，他在几乎还不能站起来的时候，就陪同国王去检阅聚集在苏格兰边界的军队，这是归他统率的军队。 他在途中得知，8月18日，苏格兰军队在纽伯恩打败了和他们初次遭遇的英格兰军队；8月21日，苏格兰人进入英格兰境内。当初讲和时，苏格兰在伦敦的朋友和人民的领袖们缔结了紧密的联盟，这些英吉利人答应他们，若再开战，将有一支人数很多的队伍帮助他们。英吉利人甚至还派遣了一个使者手持空心手杖到苏格兰，内藏一件答应相助的公文。公文的末尾，有萨维尔勋爵（这件阴谋唯一露面的首领）伪造的六个英国最伟大贵族的签名。萨维尔在英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仅仅因为他对斯特拉福德恨之入骨，才会进行这样胆大包天的阴谋。但是提前知道这个秘密的，可能还有几个最真诚最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他们并没有错估人民的意向。议会刚一解散，各地方就立即公开表现反战情绪。伦敦张贴出许多告示，号召学徒们把此事的罪魁祸首劳德揪出来碎尸万段。一群狂怒的人们攻打劳德的住宅，他只好逃到白厅躲藏；另一群人围攻设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高等委员会法庭，他们高呼：“不要主教，不要高等委员会！”政府只能用暴力手段在各郡征兵，许多人不惜自残肢体来避免入伍，还有人自缢。那些没有抵抗就服从命令入伍的人走在街上会被人羞辱，亲友们都把他当作懦夫。一些军官被认为有天主教徒的嫌疑，竟被士兵杀死。当英吉利军队与苏格兰军队遭遇的时候，不服从号令和私下发牢骚的现象倍增。苏格兰军队将《盟约》写在大旗上，叫士兵们去听讲《圣经》，太阳一出来就可以听见全军朗朗的祈祷声。英吉利军队看见这种情况，又听说苏格兰对待英国人友好而热情，英国兵心肠软了，不久便转为愤怒，咒骂这次渎神的战争。苏格兰人到了泰恩河畔，他们并无敌意，只是请英兵准许他们渡河。一个英国哨兵开枪打他们，他们放几炮答复，一场行动开始了。英吉利军队几乎立刻溃散，斯特拉福德只好率领军队回到约克。苏格兰人轻松占领了在约克与两国边界之间的市镇，如入无人之境。 从这时起，斯特拉福德已被自己打败了。他努力调动士兵们的热情，却都毫无效果；他勉强向军官们讨好，却遮掩不住自己的轻视和愤怒；他的严厉手段激怒了官兵，却没能吓倒他们。不久就有几郡的呈文到来，请求国王议和。沃顿和霍华德两位勋爵，以自己的名义呈请议和，斯特拉福德下令拘捕他们，交付军事法庭，要将二人以协助叛乱的罪名论处。法庭一言不发，最后汉密尔顿对斯特拉福德说：“我的爵士，你宣布这个判决的时候对士兵们有把握么？”斯特拉福德好像忽然惊觉，浑身发抖，掉过头去默不作答。但是此人十分自傲，仍然不甘心放弃希望，他写信给劳德说：“只要国王肯下命令，我就有本事叫苏格兰人用比他们过来时还要快的速度滚回去。”其实查理已经有意回避他，就是害怕他建议时的那股劲头。 现在这位国王深陷绝望之中，每天都在发生一些事情证实他的懦弱。国库空虚，以前的筹款方法已不灵验，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哗变逃亡，各地人民都生活在不安之中。在国王的身边，又有许多人同苏格兰人暗通消息。苏格兰人行动谨慎，说话谦恭，对入侵之地秋毫无犯，对待俘虏更是仁慈。他们坚持说自己忠于国王，确实希望能够换来和平的胜利。9月24日，贵族们集会，查理说他快要召开议会，想听听他们对付苏格兰人的意见。谈判开始了。十六个倾向于民党的贵族，奉命负责和敌方谈判条款。首先一条就是规定两军停在原地不动，国王应该为两方发军饷，因此要求伦敦市借款二十万镑，贵族和国王共同保证不挪作他用。10月23日，双方在里彭草签订初步条款之后，查理急于回去陪王后，于是下令谈判改在伦敦进行。此时议会也快要在伦敦召开，苏格兰的委员们也赶来伦敦，他们知道那里有很多同盟者。英格兰此时正在进行全国选举，民情激昂。宫廷虽然很想操纵这次选举，但徒劳无功，他们所挑的候选人没有得到多少人支持。国王想让托马斯·加德纳爵士充当下议院的议长，但是加德纳连议员也没选上。议会定于11月3日开幕。有人曾力劝劳德另定开会日期，因为这一天是个不祥的日子，亨利八世曾于11月3日召开议会，结果开会时死了红衣大主教沃尔西，闭会时许多寺院被毁。劳德没有理会这些预言，因为他已感到疲惫，所以和国王一样，轻率地将未来交给机运。当时，胜利者与失败者都不曾猜到后来的结果。 第三章 冲锋号的吹响 ——议会的恢复与斗争（1640~1642） 国王读过议会提出的条件后，两眼冒出怒火，满脸通红，说道：“若批准这些条件，我或许还保有国王的名号，但早已被权力拒之门外。我不过空有国王的虚名，徒有国王的象征而已。”从此，国王中止了一切谈判。 议会对改革政治与宗教制度的尝试 国王在指定的日期召开议会。他没有采用盛大的排场，只乘一条普通的船由泰晤士河前去威斯敏斯特，以避人耳目。他的讲话空洞、态度扭捏。他答应缓解民间一切疾苦，却坚称苏格兰人为反叛，还竭力要求把苏格兰人驱逐出境，好像战事仍在进行似的。下议院代表冷冰冰地听他讲话，态度还算恭敬。议会开幕式的出席人数前所未有的多，而他们在国王面前表现这样的傲慢神情，也是破天荒第一次。 国王刚走出议会，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就从人们的谈话中明显觉察到公众的愤怒，这种愤怒甚至超过了他们所担心的程度。上次解散议会，就连最温和的议员也发了火。如今没有人谈到和解或谨慎，他们说，时机到了，要运用议会的全部力量来铲除所有滥用权利的事，要斩草除根，不留一点剩余。尽管议员们的力量各有大小，却都具有崇高的思想，大家团结一致，同国王对垒。国王和教会在这十一年间，千方百计地强迫国人服从他们的统治，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他们发现自身软弱无力，就想求助于议会。可议会却相信他们有能力行使自己的主权，不必受国王牵制。 他们先毫不含糊地宣布了所了解到的全部疾苦。各议员把他们所代表的地方请愿书读给众人听，建议在议会能够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前，至少也要先投票议决他们申诉的内容是否合法。几天之中，国内各地都提出了各自的意见，议会把所有的苛政行为——专卖、船捐、滥捕、主教们的擅权横行、非常法庭的胡作非为，一一加以揭发和谴责。没有人反对这些议案，院内的意见是如此一致，有几个议案还是不久之后就成为国王亲信的人[　指约翰·科尔佩珀爵士、迪格比勋爵、福尔克兰勋爵等人。 ]提出来的。 议员们认为这样好像还不足以暴露全部真相，于是派出四十多个委员调查弊病，接受市民的疾苦申诉。每天都有商人和农民成群结队地来议会呈递当地的申诉书。无论以什么形式，无论是从哪里送来的，都有人热情地接收；无论是泛泛地控告整个政府，还是指名道姓专门针对某人，议员们全都相信确有其事。委员们权力无限，没人可以拒绝他们，即使沉默地拒绝也不行。枢密顾问官们若被传证，也得直言汇报他们当日商议的是什么事。 凡是替国王办事的人，不问级别高低，只要参加执行过议会所斥责的措施，就被称为“失职者”。每郡都列出了本郡中失职者的姓名。议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立刻传失职者来，勒令他缴纳罚款，或监禁他，或将他的财产充公。 议会在审查议员们的选举时，宣称曾被授予专卖权的人都没有担任议员的资格（1640年11月9日）。1641年1月21日，有四个议员因此被除名，也有因为选举不符合规定而被除名的议员。其实这些都没有合法的根据，只是因为人们不信任他们的意见。有两个声名狼藉的专卖者亨利·迈尔德梅爵士和惠特克先生，却因为投靠了占统治地位的一派，而毫无阻碍地当上议员。 国王的臣仆们看见下议院拥有如此大权，又有如此坚定的决心，无不感到危机四伏，防卫无方。国王企图掩饰自己的忧虑不安，而将自己隐藏在无所作为的帷幕之下；法官们害怕得发抖，不敢保护一个罪人；主教们看到新制度、新仪式处处被人抵制，也不敢阻止。牛津主教约翰·班克罗夫特，因为不堪骚扰再加上恐惧，突然去世了。长老会的牧师们，未经任何合法步骤，就恢复了他们原来的教职和讲坛；所有不奉国教的教派又公然聚会起来；各式各样的小册子可以随便流通。国王和主教们的专制表面上仍然存在，但全都无法行使，毫无实权。 斯特拉福德已预料到这样的形势。他曾苦劝国王，免除他出席下议院的任务。他告诉国王，如果自己在议会里，不但不能替国王效劳，反而会妨碍国王事务的正常进行。但是国王急于要斯特拉福德前来，就下了命令，并保证能够使他免受任何危险。斯特拉福德还是犹疑不决，国王再次请他，他只好冒着危险启程。他决心根据最近搜集到的证据，亲自到上议院控告下议院的几个主要议员，控告他们煽动与协助苏格兰人入侵英国。皮姆和他的朋友们得知斯特拉福德快要动手，就决定先发制人。斯特拉福德于11月9日到伦敦。10日，他因劳累而发烧，养病在床。11日，下议院紧闭院门，皮姆突然提议以叛逆的罪名弹劾他。只有福尔克兰勋爵一人虽是斯特拉福德的仇人，却敢说句公道话，认为本案应调查后再进行。皮姆说道：“稍微迟缓，也许就全盘失败；如果伯爵与国王谈一次话，议院也许就要被解散；况且，本院不过是弹劾，又不是当裁判官。”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立刻将弹劾案送到上议院。 斯特拉福德此时正和国王在一起，他一得到消息，就立刻赶去上议院，而皮姆已先到了。他看见院门紧闭，门官迟疑地拒绝他入院，他就很生气地怪罪门官。他向会议厅走去，打算入座，却被人请出。一小时之后，才传他进来，上议院告诉他，贵族们接受了弹劾他的陈诉，并根据下议院的要求，决定将他监禁到伦敦塔。他想说话，但议院不许，命令立即执行。 接下来，下议院又弹劾了劳德和国王的其他几位大臣。其中有个叫芬奇的，在议院低声下气地忏悔，请求议员们原谅（12月21日）。党人们听了很高兴，这是国王的大臣第一次拜倒在议会的威权之下，于是准许他在限期内出国。有几个议员看到这样不公平，就很诧异，但那两个巧妙的领袖皮姆与汉普登却乐于鼓励反对党的卑劣行为。后来又着手弹劾了两个主教、几个神学家、六个法官。他们拼命抓住不放的，只有弹劾斯特拉福德一案，于是指派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负责详细调查他的生平，要在他的言语和行动中寻找叛国的证据；在爱尔兰也成立了一个同样的委员会，协助议会调查；苏格兰人发表了一篇刻毒的声明，表示如不对他们最残酷的仇人加以严惩，军队就绝不撤出境外。三个国家居然联合起来反对斯特拉福德这么一个犯人，大众却并不觉得这么做过分。 下议院议员们已从敌人手中得到解放，下一步就是把政权夺过来。他们议决供应的只是零星小额款项，仅够维持很短一段时间。他们选派几个委员拨发这笔款子。关税也是每两个月议决一次，以后再随时议决重拨。众议员们以自己的名义向本市的同党和本院的议院们借款，以他们的允诺还款作为唯一的担保，这就是公债的起源。国王想要遣散两支军队，尤其是苏格兰军队，国王说他们继续驻扎在英格兰境内是加重北方几郡的负担。下议院却需要这两支兵，而且觉得人民能够忍受这种负担。不仅如此，他们在颁发军费时甚至还优待苏格兰军队。他们还说，苏格兰人曾给予英吉利人以兄弟般的支援，因此议决送给苏格兰三十万镑的补贴款。同苏格兰谈判议和的是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而不是国王的内阁。现在大权全归下议院，国王的枢密顾问官们甚至不能决定最细微的事，他们无事不请示下议院。法庭已经宣布过的判决，国王及宫廷的私事，都要归平民代表们处理。他们说当初惩办普林、伯顿、巴斯特威克、莱顿以及利尔伯恩等人不合法，命令恢复他们的自由（11月7日）。一听说他们回来，就有五千人前往欢迎他们，大街上到处张挂着旗帜，男人们的大帽上都插着迷迭香和桂叶。人民的狂欢和国王的懦弱，促使平民代表们独揽国家大权，各种力量汇集起来，拥戴他们的统治。 他们第一次改革制度的尝试，即使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君临天下的气势，也宣布了他们的独立。1641年1月19日提出一个议案，规定至少每三年召集一次新的议会。如果国王不召集，那么只要有十二个贵族在威斯敏斯特集会，就可以不经国王同意而召集议员开会；如果贵族们也不召集，郡长与市政官员可以进行；如果郡长忽视不办，那么市民们有权召集人选举代表。不经两院准许，不得解散或停止议会，而且只有在开会五十天后才能解散或暂停议会。同时，选举各自议长的权力，完全属于两院自己。1月23日，国王听见这个议案，打破了保持已久的沉默，召集议员们到白厅，说：“我喜欢召开议会，它是国王与人民之间沟通的好工具。但你们要把该由我来办的事交给别人，我却绝不能让步。”下议院听了国王这番话，反而催促赶快通过这个决议。2月16日，因为没有拒绝的理由，国王只好让步，又想保持他的尊严，于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将来有什么问题要我让步，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让我受到鼓舞，因为你们所进行的事只是为了你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富国强民。你们几乎把政府机关弄得一团糟，简直乱套了。一个巧手的修表匠，为了清洁一个表，把零件拆卸下来，等重新装好后，这个表应该走得更好。现在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也该知道你们要做些什么了。” 两院议决致谢国王，就马上进行改革工作。接下来议决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教会法庭等所有非常法庭。没有人反对这几个议案，甚至连辩论也没有，有的只是关于民间疾苦的申述。这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政治改革的具体后果和影响程度，人人都赞成政治改革，可是没人思考自己的意向和动机。但有一群目光远大的人，例如汉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普尔顿等，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将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权利从国王手中夺过来，移交给议会。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民的权利，是人民唯一可靠的保证，他们不得不走这一步。许多人跟着他们走，其中有激烈的信奉异端的人，也有极其活跃但还不知名的议员。克伦威尔和亨利·马丁，曾多次发言反对国王或政体，但他们在议会中还无足轻重。大多数议员以为取缔种种弊政之后，他们就可以恢复到所谓古老英国的情形，国王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是要接受两院的约束，把它限制在法律范围以内而已。这就是大家都同样向往的政治改革，尽管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希望，如今却正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逐渐完成。 宗教方面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从一开始，人们的见解和愿望就并不相同。1640年12月11日，伦敦市递上一份有一万五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完全废除主教制。几乎同时，有七百名教士只要求废止主教们干预政治之权和教堂里的专制。不久，又有各郡递来的十九份请愿书，据说有十几万人签名，呈请保留主教制。议会中也有各种不同看法。伦敦市的请愿书差点被下议院拒绝，经过一番很激烈的辩论后才被接受。1641年3月9日，有人提出一个议案：凡是教士都不能担任官职，主教们不许参加贵族院；11日，为了劝导下议院议员们通过此议案，长老会答应不再提进一步的议案。不料这个议案竟遭到贵族院否决。长老会非常愤怒，就要求取消主教职权、教长职权以及牧师会，同样遭到反对。有段时间，两院好像一致同意制止各地公众礼拜中的混乱问题，不料过了几天，他们又出现了争议。下议院议员们未通知贵族院，就派委员们前往各郡，从教堂里取出神像、神坛、十字架等偶像崇拜的遗留物品。贵族们听说独立派人士公然再开会议，就召集他们的领袖来听审，还责备了他们。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全国并没有占绝对优势的意见。一些人因为信仰或个人利益，坚持主教们拥有神赋之权；也有人把主教制看作一种世俗制度，认为它是君主制中不可缺少的；许多人主张不许主教干预公众事务，却愿意保留主教们做教会的首脑；那些最开明的人则认为，无论哪种教会体制都没有神赋的权利，也不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因此议会永远有权更改它，而公共利益才是决定主教制存留与否的唯一根据；长老会觉得主教制就是福音书中所谴责的偶像崇拜，他们反对天主教的礼拜形式，要求恢复被主教们夺走的神权。 政治改革初步成功后的一段时期，这些不同意见阻碍了议会的进展。每当讨论宗教问题时，宫廷的反对者们就从本来一致的立场转入分裂。情况变化不定，没有哪一派能够占主导地位。皮姆、汉普登等政党领袖们，刻意容忍长老会派，支持他们最大胆的议案，但人们都知道他们心里只想削减主教们的干政之权，并不想改变教会的根本体制。在最为众望所归的贵族之中，却有许多拥护主教制的人。有几个精明的人就此劝国王利用议会的分歧，大胆地将宫廷大事拿来和政治改革家们商讨，以便阻止政治改革家与宗教改革家的联合。 谈判就是这么开始的。汉密尔顿侯爵对此出力最多，他常常很热心地在各派中居间调停。贝德福德伯爵是个温和的人，在上议院颇有影响，为公众所敬重，他也参与了磋商。国王同意先成立一个新的枢密院，贝德福德、埃塞克斯、沃里克、赛伊、金布尔顿等勋爵奉召进入。他们全是民党，其中还有人很热心地在反对派中办事，地位都很高。新的枢密顾问官们不肯同他们的朋友分离，他们反复向国王说明，他所痛恨的那些下议院领袖是如何重要的人物。这几个人并不拒绝国王的主动表示，但也并不热心。如果他们接受这个表示，就能达成他们全部努力的主要目标，可以取得合法权利，强迫国王承认他们成立的内阁，使国王接受议会的意见；但国王的条件是挽救斯特拉福德并保全教会，换句话说，就是要议会恢复他们最可怕仇敌的自由，和他们最亲密的朋友绝交。双方彼此互不信任，但最终还是提出了明确建议。贝德福德被委以财政大臣之职，皮姆为管库大臣，霍利斯为国务大臣，圣约翰升为总检察长，汉普登做威尔士亲王的老师。 但是双方在谈判的时候，其实都不抱多大希望，也许甚至并不期望能成功。不满情绪逐渐在军队中传播，有几个军官——也是下议院议员——当众表示不满。威尔莫特委员在议会中说道：“倘若苏格兰人要钱，只需一开口要求就可以到手，那么英吉利的士兵就会学他们。”不久，就有人把这种情绪告诉王后，她便积极通过宠臣亨利·杰明在白厅接待英国军人，对他们的处境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王后态度客气，情绪活跃，不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他们，使他们相信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于是双方多次秘密开会，提出各式各样的计划。有人提议立刻将陆军开往伦敦，将国王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其他较为冷静明智的人只是建议军队递一份请愿书给议会，表明效忠国王和教会；也曾讨论过寻求外国援助，如在葡萄牙、法兰西招兵。这都是一些轻率的想法，并无什么效果可言。和这些宫廷阴谋有关的，是一些陆军军人。他们也在陆军内部进行一些活动，但都徒劳无功。许多心怀不满的人来往于军营与伦敦之间，小册子在军队营盘中到处流传。不久后，国王召见珀西，他是诺森伯兰伯爵的兄弟，也是阴谋者之一。国王看到一份请愿书的副本，其中有许多威吓议会的话。国王同意了这份请愿书，并违心地签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以便增加和此事有关的领袖们的威望。 请愿书并未递上去，但这件事没能瞒过不信任宫廷的全国人民。一旦他们的不安情绪被激起，他们就会把言辞当作计划，把计划当作行动。大批自告奋勇的侦探，在公众场所收集军官们的不慎言语，然后汇报给皮姆。计划并未付诸实践，可国王竟听信了许多将会招致最可怕灾祸的建议。下议院的领袖们已得知这项建议，却秘而不宣，要等待合适时机。他们甚至不曾中断用国王名义进行的谈判，其内容是委派他们担任官职。但从此以后，他们不再犹豫不决了，他们和狂热的长老会密切联合。他们只信任这派人，认为他们是无限忠诚的，有坚定不移的原则，他们要求完成一项革命，且拥有完成这项革命所必需的群众力量。与此同时，下议院已下定决心要杀死斯特拉福德了。 斯特拉福德的受审与死亡 3月22日，对斯特拉福德的审讯开始了。下议院全体议员都坚持要出席法庭，以支持这个弹劾案，和他们一起出席的，还有专程为此案前来的苏格兰及爱尔兰委员们。八十位贵族充当法官。下议院议员们希望主教们也到庭，但他们辞谢了。国王与王后坐在贵族席位上面的一处厢座里，他们急于看清全场的动静，国王要掩饰他的痛苦，王后则要掩饰她的好奇心。看热闹的人成群结队，有男有女，多属上等阶级，他们都是被这轰动一时的场面、审判案情的重大以及受审人的众所皆知吸引来的。 斯特拉福德经过水路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他从拥挤的人群中走过，既没有发生混乱也没有人侮辱他。他因有病在身已经驼背了，但眼睛还是和年轻时一样炯炯有神、傲然自若。群众见他来，脱帽让路，他也对他们还礼。他认为人民如此多礼是一个吉兆。他并没有断绝希望，他曾细心研究过他们的控词，毫不怀疑自己能够洗刷大逆不道的罪名。只有爱尔兰的控词令他惊骇，他不能理解，一直对他唯命是从的爱尔兰，怎么突然间改变了态度？ 第二天，一个偶然事件让他知道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当时他说：“我预料我将轻而易举地驳倒那些心怀恶意的仇敌们的诋毁。”办理这件重案的皮姆很生气地训斥他说：“你的这番侮辱性言辞是针对下议院的，你说他们是心怀恶意的仇敌，我宣布，这就构成你的罪行。”斯特拉福德听了一惊，双膝跪地，道歉求饶。从此以后，他完全镇静地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流露出丝毫的怒意和不耐烦，也不再说一句招人反对的话。 有十三个人轮番控告他，他单枪匹马地进行辩驳，没有人协助他。很多条控诉无可辩驳地证实他犯了不公正与暴虐之罪，还有很多不符事实，都很容易地被他驳回了。事实上，没有一条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叛国罪。斯特拉福德拼尽全力洗刷叛国的指控，他很雅量地批评自己的短处、弱点，他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猛烈攻击，以不带一丝侮辱的语言证明对方采取的审讯过程都是感情用事，而且于法不合。他的对手们使用种种不名誉的方法为他的辩护设置障碍。他克服了下议院的百般阻挠，才找到几个律师来帮助他，但对方既不许律师摆事实，又不许他们询问证人；被告方面要传自己的证人，对方也不许。期特拉福德只要有机会，就要求他的权利。法官们若同意，他就感谢他们；法官们若拒不承认，他也没有怨言。他的仇敌们看到他能干的自我辩护所造成的拖延，就十分生气，他不过回答道：“我认为，既然你们有这么多的权利对我作致命的打击，我也有同样多的权利来保护我的性命。” 由于他的成功辩护，原告们狼狈不堪，弹劾委员会甚至觉得败局已定，至少叛国的罪名已难以成立。对此下议院议员们十分不安：这个伟大的罪犯，法律条文竟有利于他，他快要胜利了；改革的事业还未成功，又要遭受最危险仇敌的攻击了。于是他们决定采取最大胆的突然一击。1641年4月10日，残酷卑鄙的阿瑟·海斯勒利格爵士提议宣布斯特拉福德有罪，并以议会决议的形式判刑。这种程序并非没有先例，但所有先例都发生在暴政时代，而且统统被谴责为罪恶行为。下议院找到几张字条作为补充证据，证明斯特拉福德犯了叛国罪。这些字条说他曾在公开会议上，劝国王用爱尔兰军队弹压英吉利，尽管那些话本身不用做那么恶毒的解释，而且已被几个枢密顾问官和阁员的证词所否定。这个议案立刻通过了第一读。有人认为他们为公道而牺牲法律，也有人说他们为需要而牺牲公道。 这些都是在审判进行的时候做的。4月13日，斯特拉福德又开始为自己进行辩护。他的发言很长，他以卓越的雄辩才能表明，无论根据什么法律都不能证明他犯了叛国之罪。在法官们的心中，对被告人发言的信服程度日益增加。在场的听众听完他的辩白，也开始可怜他、称赞他。皮姆正要回答，斯特拉福德看着他，露出极端轻蔑的神情。皮姆为之不安，两手发抖。他眼前放着一张纸，纸上写着他已准备好的答话，却找来找去找不到合适的内容。最后终于把这段话匆匆念完，却没有人听，答话和议员的感情也格格不入。 激情过去了，但愤怒还在！皮姆与他的朋友们愤怒到极点，4月14日，他们匆匆通过了剥夺犯人公权的议案。一些有声望的人反对这个议案，但都归于枉然。现在他们只能采用这个办法了，因为他们清楚，法官们不会定斯特拉福德有罪。他们甚至打算立刻停止审讯，不听取斯特拉福德律师的发言。贵族们坚持听取律师们的陈诉，可众议员不作答复，甚至不听他们讲话。四天之后，尽管迪格比勋爵（他原本一向最反对斯特拉福德）竭力反对，那个剥夺公权的议案仍然通过了第三读。 国王得知此事后，只想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拯救斯特拉福德。他写信给斯特拉福德说：“你尽管放心相信我，无论你的生命、财产还是名誉，都不会受到损伤。”他向下议院议员的领导人作出种种让步，还与人商定让斯特拉福德逃走的阴谋。但是这些阴谋损害了谈判，谈判又损害了阴谋。每天都有拯救伯爵的新计划出现，又一个个宣告失败。最终，国王不理会斯特拉福德自己的判断，召集两院来，承认斯特拉福德的错误，答应永远不再起用他，甚至连一个警官也不给他当；同时却宣言，无论什么辩论和恐吓，都不能使他同意处死斯特拉福德。 但是下议院议员们寸步不让，他们的胆大妄为超过国王的想象。自从剥夺公权的议案送达上议院，群众每天携带武器，喊着“我们要公道！”包围威斯敏斯特大厅，威吓迟迟不投票的贵族们。阿伦德尔[　蒙哥马利勋爵。 ]被逼下车，他答应推动议会满足群众的要求，央求群众先退下。有五十九个众议员投票反对这个议案，群众就把他们的姓名张挂出来，还写道：“这些人都是斯特拉福德的同党，他们是卖国的叛徒！”5月3日，贵族们奉国王的命令，对这类不合规矩的行为向下议院表示不满，下议院议员们却置之下理。议案还是毫无着落，就有人决心使用当初保留的那决定性的一击。皮姆利用复仇心理和恐怖心理，宣布宫廷与军官们正阴谋攻打议会。议院与人民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5月11日，议决关闭议会大门，拆开每一位议员的书信。到处都流传着荒诞绝伦的谣言。就在人心动摇的时候，下议院巧妙地巩固了它的力量。两院议员们效法苏格兰人盟约的模式，也宣誓订立一个同盟，以保护基督教和公众自由。下议院议员们想把这个同盟推广到民间，他们宣布，凡是不肯宣誓参加盟约的，一概不许在教会和政府中任职。5月7日，又提出一个议案，宣布若不经议会本身的同意，议会永远不能解散。贵族们想修正这个议决案，也徒劳无功，上议院已被下议院征服。法官们宣告，斯特拉福德已在法律上构成叛国之罪。5月7日，剥夺公权的议案交付最后评议，参加审判的贵族有三十四名缺席，出席的人中有二十六名投票赞成，十九名投票反对。现在只等国王批准啦。 查理还在反抗，他招来斯特拉福德的妻舅霍利斯，痛苦地问道：“怎样才能救他呢？”霍利斯说，斯特拉福德应呈请国王特赦，国王则亲自到议会面交斯特拉福德的呈文。霍利斯当场替国王写下一篇演说词，同时答应尽力劝他的朋友们给斯特拉福德以放逐处分了事。布置好以后，君臣就分头行动。有人说霍利斯的计划本已有几分成功，可王后向来仇视斯特拉福德，又听说斯特拉福德为保命，正要揭发他所知道的王后的阴谋，王后就害怕起来，用她的怀疑和恐惧来纠缠国王。查理被王后的眼泪所打动，自己做不了主，就召见顾问官和主教们。只有伦敦主教贾克森劝国王服从良心的指导，其余的主教们，尤其是一向爱好阴谋的林肯主教长期反对宫廷，力劝国王牺牲一人以保全君位。这个主教才走出议事厅，就有人将斯特拉福德的一封信交给国王，其中说道：“陛下，经过长时间艰苦的思想斗争，我得出唯一合适的结果，就是一切私人的利益都要让位于陛下以及国家的幸福。我请求陛下批准议案，以清除阻挠国王与臣民同心同德的一切障碍。陛下，我既在这里表示同意，那么陛下便不会愧对上帝和良心。我的灵魂快离开我的肉体了，蒙上帝施恩，现在我以无限的满足宽恕所有人对我做的所有事，我只求陛下施恩于我可怜的儿女们。” 次日，国务大臣卡尔顿代表国王告诉斯特拉福德，国王已同意那件决定他命运的议案了。国王本答应霍利斯亲自前往议会请求特赦伯爵，此时便只打发威尔士亲王送去一封信，信尾附言：“倘若一定要处死他，请暂缓至星期六再执行。”议会没有理会国王这个冷冰冰的要求，吩咐次日便行刑（5月11日）。 斯特拉福德在伦敦塔总管的陪伴下赶赴刑场。他徒步走出狱门，走在卫兵前头，四处张望，好像他正大踏步走在一列军队前面似的。当他走过劳德被囚的屋子时，劳德已在窗口相候。此时斯特拉福德鞠躬说道：“大主教，请你祈祷，请你赐福。”大主教两手伸向他，不料他的心不如他的朋友那么坚强，年纪又老，精力不济，便朝后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斯特拉福德继续往前走，说道：“大主教，我向你告别啦，但求上帝保佑你的无辜！”他走到断头台，毫不迟疑地登台，跟随在后的有他的兄弟、教会牧师以及几个朋友。他跪下一会儿，随即站起来对群众说道：“我愿我们的王国享受人间一切繁荣。我在世时，一直为此不断努力；在临死之时，这也是我的唯一愿望。但是对于听我说话的各位，我请求你们扪心自问，认真审视，在开始改革一个国家的时候，是否就要用血写出这个改革？希望你们回家之后，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切勿让我的血，成为你们之中任何人的罪过。但是，我怕你们正在走错的道路。”他又跪下，祈祷了一刻钟，随后转过头来，向他的朋友们告别。他脱下袍子，说道：“感谢上帝，我并不怕死，也不会被任何失败吓倒，现在我很高兴地脱下我的夹衣，如同我平日上床前脱衣时一样高兴。”他喊刽子手过来，宽恕了他，祈祷了片刻，把头放在砧上，自己给刽子手做出动手的信号。他的头最终落下，刽子手高举这个头给众人看，说道：“上帝保佑国王！”人们一阵狂呼乱喊，有几群人散往市中，大声叫喊，庆祝胜利；也有些人不声不响地散去，他们虽然亲眼看见仇敌人头落地，心里却充满怀疑和不安，不知道这一切是否公道。 爱尔兰暴乱 上议员们看到许多人的怀疑与不安，自己也感到心绪不宁，只能全力将这种感觉抑压下去。下议院的势力从未像现在这样雄厚，但他们还需要得到保证。他们的权力越大，就越发趋向于专制。下议院重新审查民间疾苦，具体宣布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审院等所有专制独裁法庭。7月5日，国王在犹豫了两天之后，还是允许废除。政治改革，至少是最初所设想的政治改革，好像已大功告成，但是宗教问题的斗争却越来越明显。一切反对教会的议案又重新提出来，苏格兰人甚至公开要求两国采用统一的礼拜仪式。两院在宗教改革上一事无成，又被许多感情和五花八门的宗教计划弄得头昏脑涨，使他们在审议程序时显得毫无把握，疲惫不堪。不奉国教的派系胆子越大，正统教会就越动摇。上议院一向是教会的坚定支持者，而现在所有情况都显示出教会的衰落。提案上不再特别列出主教们的姓名；上议院的职员宣读提案时，背对着主教们的席位；在公开的典礼上，非教会的贵族位次也排列在前面。这种情形瞒不了长老会派的目光。他们不停地攻击，充当政治改革派的领袖，支持改革派所取得的权利。表面上看，长老会派在宗教改革中好像失败了，其实正趋向胜利。 国王忽然想起访问苏格兰的计划，他说两国要签订和约，需要他亲自到场。这时又有人说，王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准备前往欧洲大陆。国人早已疑心王后与大陆诸国暗中勾结，如今国王与王后突然同时出行，更加重了人们的怀疑。人们的疑心是有道理的。查理在伦敦无权无势，身边不过是一群无用的大臣和顾问官，他的思绪自然就转向他祖先的王国与欧洲的专制帝王们。下议院议员们并没将他们的怀疑表露出来，但他们要求王后不离开伦敦，同时要求国王暂缓启程（6月26日）。查理因此流露出不悦的神色，为了假装他自己的答复无足轻重，就要下议院议员们去问苏格兰的委员团和王后。苏格兰人自愿同意国王暂缓启程，王后也答应不走。下议院议员们暂时放心了，于是催促查理遣散军队，在此之前他们有意推迟了这个要求。下议院给军队写信保证立刻发给他们所要求的军饷。为了筹措军饷，许多热心市民熔化了他们的金银器皿，国王又下令借款及抽收新税。但是遣散军队进行得很缓慢，一来钱款不够，二来许多军官有意为难。国王暗自庆幸，因为这样能让下议院议员们再度焦急。8月8日，国王答应暂缓出行的期限已到，下议院议员们又要求国王再次延期，可是国王声称他要尽快动身。下议院便要求国王出国的时候，指派一人摄政，以便国事不致停顿。国王却只是委任埃塞克斯伯爵为特伦特以南的大将军，他觉得不需要再做其他事了，便于8月10日离开伦敦。他满怀希望，但谁也不知道希望的根据何在。 下议院决定在国王出行的时候，严密注视他的行动，并重新激发各郡党人们的热心。8月27日，在开会两个星期毫无收获之后，暂时休会。许多议员想料理私事，或略作休息，但领袖们却不肯偷懒。汉普登带领一个委员会前往苏格兰，要在国王身旁密切留心议会的利益；另一个委员会以皮姆为委员长，于议会休息期间坐镇威斯敏斯特。上议院也有许多议员散往国内各处，传播他们的意见和忧惧。两党都以暂时的休战作掩饰，各自在外寻求新的力量，考虑展开新的战斗。 英吉利军队正在遣散，苏格兰军队则在回国途中。国王想联络他们的意图流露得太明显，以致办理遣散的霍兰勋爵写了一封信给埃塞克斯伯爵，表示对此事很不放心。查理一到爱丁堡就向议会和苏格兰教会的所有要求让步，如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放弃国王的古老权利，惩办反对《盟约》的重要人物，连议会要干预国王选派阁员之权也答应了。国王屈尊参加长老会的礼拜仪式，做得很严肃，毫无迁就之色。他优待誓约派领袖们，无论他们是教徒还是教士，是贵族还是市民，他毫不吝啬地赐给他们头衔、官位以及年金。 10月初，忽然有谣言传遍爱丁堡，说议会里最有势力的贵族汉密尔顿和阿盖尔已离开议会，躲进金内尔堡（汉密尔顿兄弟兰拉克伯爵的住宅）以逃避拘捕或暗杀。国王大发牢骚，说这些谣言侮辱了他，要求议会逐出汉密尔顿，直到国王恢复荣誉为止。议会下令调查，最终作出报告说，国王没有必要要求赔偿名誉，逃亡者也没有必要恐惧。两个贵族果然回到议会来，对此事却一言不发。查理也是这样。 双方都不愿让人知道更多的情况，那事实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王想争取苏格兰来反对英格兰，因而作出许多让步，并想设法打倒两个王国内的仇敌。他知道，英格兰中心怀不满的人曾同苏格兰誓约派秘密通信，或许这就是苏格兰兴兵入侵的原因。他亲自来寻找证据，打算回国后指控议会的领袖们，他深信法官们会判这种私通外国的行为为叛逆。蒙特罗斯伯爵是个年轻而大胆的人，原效忠于誓约派，后来重新得到国王的恩遇。他答应替国王找出证据。但是查理到达北方之前，阿盖尔截下一封密码信，这就引起苏格兰人的怀疑，将蒙特罗斯监禁起来。后来，蒙特罗斯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出监狱，把他知道的消息全部告诉国王，他控告汉密尔顿和阿盖尔参与阴谋，说服国王立刻拘捕这两个贵族。查理一向冲动行事，完全没想到这样粗暴的举动会对他想言归于好的人民产生怎样的不良后果。他同意了蒙特罗斯的全部意见，阴谋与让步同时进行。不料计划执行时，两个贵族早已得到警告，公然离开，使全局失败。 苏格兰议会很明智地尽力压下这件事，议会不怕有危险，但也不敢走极端。国王想掩饰此事，便提升了两个贵族，晋封汉密尔顿为公爵，阿盖尔为侯爵，并封莱斯利为莱文伯爵。但是汉普顿和他的委员会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赶快报知伦敦，当时议会即将开会。议会领袖们很恐慌，他们虽然不信任查理，却没料到会有这种危险。领袖们一直以为关于苏格兰叛乱的所有事情已在和约中得到赦宥。国王既然这样执拗不化，他们也决不能妥协，尽管这些人都是不走极端的温和人士。下议院议员们第一天开会，就请求埃塞克斯伯爵派卫兵保卫议会安全。伯爵立刻照派。两院领袖们在开会时互通消息，商量对策。纽波特勋爵说道：“国王若阴谋反对我们，他的妻室和儿女全在这里。”大家听了这话反而更加恐慌，因为他们还不敢利用国王的妻室和儿女来煽动人民。苏格兰既然不曾发生什么事变，伦敦就没有什么可揭露的。 11月1日，忽然传来消息，爱尔兰发生暴动，势态凶猛，基督教和议会都受到威胁。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各处起事，要求礼拜自由和政治自由。他们出示了所谓的国王委任令，并宣布要将国王从英格兰的清教徒手中解放出来。这个阴谋酝酿已久，只有都柏林在爆发的前两天晚上听到风声，但政府已没有更多时间采取保护措施。变乱一起，乱党势如破竹，在各处都没遇到什么障碍。爱尔兰的基督教徒，随处都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攻击，受尽种种折磨。伦敦得到最令人难过的消息，听说有无数人死去了，受尽前所未有的痛苦。事实上，这场灾祸如此之大，即使按照各人的恐惧加以夸大，仍然与事实相符。他们是一个半野蛮的民族，死抱着野蛮制度不放，压迫者们还阻止他们摆脱这种制度。现在压迫者出现内讧，半野蛮人自然是欣喜欲狂地抓住解放的希望。他们的过火行为，使得旧主人张皇失措。英格兰的当权者们此刻简直无法抵抗。议会心中只有对斯特拉福德与国王的仇恨，一心倾注在英国确立民权自由的计划上，却忘记了还要在爱尔兰保留专制虐政。那里国库空虚，戒严法已废除，陆军缩小成一支微不足道的队伍，君权也被解除武装；政府甚至违反国王的意图，被禁止遣散的爱尔兰兵投效外国，这些士兵就成为暴动的力量。当时，莱斯特伯爵已奉命接任斯特拉福德的职位，不过还没有驻扎到爱尔兰；总督公务暂时归两个法官办理，他们既无才能又缺乏影响，仅仅因为他们都是热心的长老派，才取得这样的职位。 整个英格兰都响起充斥着恐惧与仇恨的反对天主教士的声音。国王在苏格兰得到消息，就赶快告知议会，宣布他在苏格兰人的帮助之下已经开始进行平乱，但是将来对此事的处理完全交与议会办理。查理与暴乱并无关系，费林·奥尼尔爵士拿出的国王委任令只是一份伪造的公文。但是众人都知道，国王与爱尔兰人总是有些不清不楚的联系。他并不帮助叛党，丝毫不想同叛党联络，但也不急于平乱。他把责任交给议会，如果平乱出了差错，就让议会来承担国人的指责，自己则可以避免预知其事的嫌疑。但是民意激昂，他既缺乏真心诚意，就骗不过人民。下议院领袖们的手段更巧妙，他们的不安已经消失，爱尔兰乱党的宣言使英吉利人以为自己陷入危境，议员们正好利用这种高涨的情绪。尽管下议院接受了国王交付的平乱权力，但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此，送往爱尔兰的军队和粮饷都不充足，而且还进展缓慢。他们现在准备针对英格兰，采取一个决定性的、出其不意的手段。 11月初，一个委员会奉命撰写一篇《大抗议书》。书中将以往的弊政和疾苦说得漆黑一片，详述了国王的全部罪行，把议会的功德与之相比较，还有议会所克服的困难和艰险，尤其是议会现在仍然面临的威胁，需要竭尽全力来对付。简而言之，这篇抗议书就是向人民发出的一个呼吁，特别是针对处于发狂状态的长老会派。爱尔兰的叛乱已经重新点燃了火苗，这篇文章又加以煽动，要激发他们死心塌地地拥护议会，认识到只有下议院才能够把他们从天主教徒和国王手中解救出来。 当初次宣读抗议书的时候，有许多人表示反对。这样的敌视行动既缺乏公共基础，又没有任何直接目标，反而引起原本对宫廷说不上友好的议员们的诧异与怀疑。他们抱怨说，抗议书的语言过于辛辣，对于已经解决的疾苦表示愤怒完全是多余的，而且文章对国王太粗暴无礼，又给奉异端的人们太多希望。现在，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需要采取这样激烈的办法？党魁们没有作出正式答复，只是在私下谈话时解释说，他们只想威吓宫廷，使其阴谋诡计难以得逞而已。他们还说，只要议案通过即可，他们并不打算公布它。11月21日，议会在开了几个小时后准备散会，党魁们突然提议将抗议书交付投票表决。他们计算过人数，认为肯定能够通过。但是福尔克兰勋爵、海德、科尔佩珀、帕尔默等人激烈反对这个动议，坚持改到次日投票，本院很愿意地照办了。次日午后3点开会，等到快天黑的时候，辩论好像还没开始。现在已经不是宫廷与人民的对垒，而是来自全国的两个党派相争。两党都说要支持公共利益与感情，都自称拥有高尚和独立的市民作为追随者。共同的希望将他们联合在一起，而方向相反的畏惧却将他们分开。此时，两党互相仇恨，斗争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辩论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许多人因为疲倦先走了。濒临深夜，他们终于投票了。最终，赞成的一百五十九票，反对的一百四十八票。于是汉普登站起来，提议立刻付印。很多人叫喊道：“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要抬高人民，撵走贵族！”海德说道：“本院不习惯这样刊布其议决案，我认为刊布是不合法律的，且会产生有害后果。若要通过这个议案，请允许我抗议。”他的朋友们同声附和道：“我抗议！我抗议！”贵族院习惯抗议，可这在下议院是前所未闻的，于是引起了对方的惊骇和愤怒。皮姆站起来，证明抗议是非法而且危险的。有人用咒骂打断他的话，他不加理会，继续说下去，就有人以威吓的话对答，于是全体议员都站起来。有几个议员作势拔剑出鞘，好像议会里要展开内战似的。就这样僵持了两个小时，汉普顿温和但严肃地对这场丢脸的混乱表示惋惜，他建议暂时休会，下午再讨论。他们果然散了。 下午的会议比较安静，保王党放弃了胜利的希望；他们的对头认为自己濒临失败边缘，也无意再奋斗下去。在相互解释一番之后，这次斗争就默默平息了。凭着三十二票的优势，最终决定印刷抗议书。但是命令的执行遇到了耽搁，因为需要先送给国王检阅。 国王果然来了，自信而又高傲，尽管他在苏格兰碰了钉子，也对议会最近的刻薄态度有所耳闻。他沿途所经的地方，特别是约克，人民都欢声雷动、兴高采烈，表示亲切和欣喜。他对苏格兰人的让步，在很多地方让人民感到欢喜。保王党无论在乡间还是议会，都聚在一起，表示他们的好感。国王的朋友们选出了伦敦市新市长理查德·古尔尼，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且忠于国王。伦敦准备了一个漂亮的盛会来欢迎他的主人。一群市民骑马持械，在许多商行的旗帜导引下前进，迎接国王；人们在欢呼声中拥着国王回到白厅；国王设筵款待他们，答谢他们的厚意，以爵士勋位赐封给市长和几个市参议员。他到达的次日（11月26日），为了向众议员们表示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他撤掉了埃塞克斯伯爵当初为议会设置的卫兵。 国王被革命逼离伦敦 现在时局改观了，从前是举国一致的热忱，现在则继之以党争；从前是改革，现在则继之以革命。领袖们看出这一点，因此他们的行动忽然表现出新的特点。这一年12月1日，议会向国王呈递抗议书。国王很耐心地听完抗议书的内容，表示将思考以后尽快作出答复。下议院议员的领袖们毫不在乎这点。他们随即提出几个计划，内容是抗议书中未曾提过的。他们宣布了一些解除民间疾苦的新原则，不客气地要求革新；他们要求征兵出击爱尔兰，又在议案的前言里加入几句话——“除了外敌入侵的时期，国王在其余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强迫自由的人民当兵”；他们提出若遇到组织民团或选派军官等事宜，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进行（12月7日）。在国王回来之前，有一项不许教会教士做官的议案，由长老会派提出，但上议院搁置不理。下议院议员们因此很愤怒，说出一些声讨他们的话，不过几个声望很高的贵族如诺森伯兰、埃塞克斯与沃里克诸伯爵，都对这些反对意见不闻不问。在会外，这个政党的拥护者以同样的热心团结在他们的党魁周围。9月14日，下议院议员们刊出了抗议书；伦敦市宣布，这次空前隆重地接待国王，决不意味伦敦市民对朋友们的好感降低，并表示他们愿与议会共存亡；手工艺人们把贸易及工商业所受的损失，归咎于天主教徒以及行为不良的地方议员们。各郡都成立了许多联合会，专门保卫人民的权利与宗教信仰。下议院议员们每天要求恢复他们的卫队，群众也每天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四周，担任下议院议员们的卫兵，不停地宣称危险即将来临。 另一方面，查理也在积极召集他的党徒，除了那些享受专制好处的大臣们、国王的忠诚保卫者，他还吸引到许多市民。这些市民原本都是反对专制的，但由于害怕新事物，又害怕过火行为，便回到国王的宝座下。他们在下议院形成了日益得势的保王党。这派人以福尔克兰勋爵、海德以及约翰·科尔佩珀爵士为首，查理决定拉拢他们。查理在赶赴苏格兰之前，已同海德秘密会谈过几次。由于海德相当聪明，反对一切新事物，又对教会特别忠诚，因此深受查理信任。但国王并不喜欢福尔克兰勋爵，因为他藐视宫廷，不太爱戴国王，又不曾亲近过国王。福尔克兰反对维新人士，是因为维新使执法过于不公，并不是因为君权受到威胁。查理害怕他，觉得在他面前很拘束，却不得不敷衍他，于是派他最亲密的朋友海德担任谈判任务。福尔克兰最初没有同意。他具有不肯苟且的品格，因此不愿支持革命；但他的理想、原则性以及浪漫的想象力，又使他常常靠拢拥护民权自由的朋友们。海德对福尔克兰强调说，如果拒绝帮忙，必会对国王有很大损害。福尔克兰只得勉为其难，为忠君而牺牲自己，担任了国务大臣。科尔佩珀虽然影响很坏，却以富有胆量和足智多谋闻名，他担任了管库大臣。只有海德拒绝担任任何职位，他为人审慎，同时认为如果自己保持表面上的独立地位，将可以更好地帮助国王。这三个朋友负起在下议院中为国王办事之责，查理也答应若不先同他们三人商量，就不做任何事情。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臣仆火速从国内各处赶来保卫国王的名誉和生命。尽管封建制度日趋腐朽，但这种制度所孕育的感情，仍然能够使许多乡绅振奋。他们在乡间的住宅里无所事事，又不喜欢思考或辩论，可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些喋喋不休、吹毛求疵的市民。这些市民居然胆敢约束国王，他们的先祖连伺候国王的体面差使都没有呢。乡绅们追忆起自己往昔的荣耀，从而感到骄傲，因此就不在乎民权自由的新需要了。他们也曾发过怨言，反对过宫廷与暴政；但在看到国王作出许多让步之后，他们对缺乏远见和忠诚的维新人士感到愤愤不平。这些维新人士手持军械来到伦敦，在大街上整队游行，炫耀自己；在酒店和公共场所大声发表他们的意见；还常常走到白厅，表示他们愿为国王效力。此时还有很多投机分子和冒险家加入进来，这些人多半是被遣散的军官，议会使他们失业，因此他们憎恨议会。此外还有青年律师、法律学生、宫廷豢养的人，或急于分享宫廷乐趣的人。这些人咒骂下议院议员，侮辱拥护下议院议员的人，说了许多自夸自赞和挖苦他人的话。他们急于替国王出力，寻找机会证明他们对国王的忠诚，从而猎取富贵。 民党的聚会日益增多，而且愈发慷慨激昂。成群的学徒、工匠、妇女每日清晨从伦敦市前往威斯敏斯特，经过白厅时喊道：“不要主教，不要天主教士的贵族！”他们有时站住，有人爬上柱子，对着群众宣读下议院的“心怀不满的代表们”的姓名，或上议院的“奸诈恶劣、腐败透顶的贵族们”的姓名；甚至大胆到公然要求撤去看守宫门的卫士，以便平民随时都可以见到国王。此后不久，两党发生了激烈冲突，于是分别用两个名称——保王党和圆颅党[　参加该党的人都要把头发剪短显得头很圆，因此而得名。 ]来称呼对方。保王党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周围寻找他们的仇人，侮辱他们，同时保护离开上议院时受人威胁的保王党议员们。人民的愤怒特别指向上议院，因为不许主教们担任贵族院议员的议案还搁置在上议院里不肯交付讨论。约克大主教威廉斯徒步前往上议院途中，试图捉拿一个跟在后面侮辱他的青年，群众就向大主教冲来，他的朋友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救出来。愤怒的群众随时围在威斯敏斯特四周，使出席议会的主教们受到威胁。上院曾经两次请求下院帮忙镇压，但下议院议员们一声不吭，或者反以保王党本身扰乱治安为答复。贵族们只好找地方官，请他们用法律来反对闹事的人们。地方官奉了印有大玺的命令，才吩咐警察派兵环绕威斯敏斯特大厅，以驱散乱民。下议院议员们却把警察拘来听审，认为那道命令是滥用权利，并将一个地方官送入伦敦塔监禁。同时，下议院投票议决，国王既然屡次拒绝派兵保护议院，只好由每个议员各带一个仆从来，由他们把守议院大门，无论用什么武器装备都行。 这样无休止的吵嚷，无法约束的扰乱秩序，使国王又气又怕。即使在他生平最恐慌的时候，也未曾想到过这样骚乱的情景。现在他不是因为权利而害怕，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尊严而害怕。他实在无法容忍了，决定想方设法阻止或惩办人民的过火行为，于是免除伦敦塔总管威廉·巴尔福爵士的职务，因为他忠诚于下议院。查理变卖王后的珠宝，赚得三千镑，赏给被免职的巴尔福爵士，以平他的怒气。继任者托马斯·伦斯福德爵士是在白厅聚会的保王党中最大胆的领袖之一。这时，国王开始对下议院声色俱厉，竭力使用威吓手段。海德写好一篇坚决和有才华的文章，作为对下议院抗议书的答复。查理采用了这篇文章，并以自己的名义刊布出来。当时征兵议案尚在议会讨论中，12月14日，他亲自来到议会，宣布前言里有一段话取消了他的征兵权利，必须删去这段话他才能够接受。爱尔兰事务没有进展，他就要求平民代表务必办好这件事，只要下议院肯给军饷，他愿意召集一万人的义勇队。主教们聚会商讨他们的处境和地位，最终决定以生命受到威胁为由不再出席议会。他们在一篇抗议书上发表不出席的原因，声明无论什么议案，若未经议会全体合法议员们的同意，一律无效。这篇抗议书由十二个主教[　这些人分别是约克大主教，达勒姆、利奇菲尔德、阿沙夫、牛津、巴思和威尔士、赫里福德、伊利、格罗斯特、彼得博罗、兰达夫、诺里奇的主教。 ]起草并签字，之后立刻送与国王。国王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这个文件为借口，将他无法拒绝的议会法案统统宣告为无效。他没有向新顾问们提到这件事，与其说他尊重这些人的影响，不如说他更害怕听他们的忠告。12月30日，他吩咐掌玺大臣将这份公文送给上议院，自己则因为这篇东西而扬扬得意起来。 贵族们见了大为惊愕，他们不能想象十二个主教居然敢规定议会的命运，妄图以他们的缺席来否定议会。上议院赶紧把主教们的抗议交与下院。下议院议员们收到这件东西，表面愤怒，内心却分外高兴。下院于是立刻提议弹劾主教们共谋反对国家根本大法以及议会的存在，此事很快通过了。主教们的朋友被他们的鲁莽行事激怒了，所以都不声不响。只有一个人起来说，他们简直是疯了，因此不必送他们去法官面前，只需送他们到疯人院。上议院批准了弹劾案，把主教们送入伦敦塔监禁。下议院的领袖们急于充分利用这个好机会，发动大规模攻击。国王曾对征兵议案表示不满，议员们就说，这是破坏议员的权力，因为国王不得关注正在讨论中的任何措施。他们抗议国王派托马斯·伦斯福德爵士管理伦敦塔，此人声名狼藉，既无财产又无信仰与道德，只以暴虐反对人民而闻名。他们还说，伦敦市民一得到这个消息，无不万分惊恐，商人与外国人再不敢将他们的现金现银寄藏在伦敦塔里。现在国王身边最亲信的人——迪格比勋爵，因为曾说过议会不自由而受到谴责。最后，甚至有传闻说，王后不久可能也要被弹劾犯有叛国罪。 国王好像打算让步，并没有采取援救主教们的行动；他免去伦斯福德管理伦敦塔之职，改派约翰·拜伦爵士。拜伦是个严肃而稳重的人，很受人们敬重。国王不再提到闹事，对最近的辩论也不发牢骚了；王后缄默不语，好像看到了什么希望。迪格比勋爵一向以胆大妄为出名，常常觐见王后，现在则与王后和国王越发亲密了。12月31日，下议院议员们再次请求派警卫队给他们，国王并未答复这个请求，只说下院若有请求，应使用书面申请。众议员们就命人送军械到下议院，好像真有什么危险似的。三天以后，国王答复拒绝所请，但说道：“君王言必有信，我今郑重对你们宣谕，我担保你们人人安全，不受暴力骚扰，如同我保护我和我的家人一样。”下议院却更加惊恐，命令市长和市议会征调伦敦的民团待命。 1642年1月3日，检察长爱德华·赫伯特爵士以国王的名义进入上议院，控告金布尔顿勋爵以及五位下议院议员汉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罗德、哈斯勒里格以叛逆罪。罪名之一是他们阴谋推翻本国的根本大法，企图剥夺国王的法定权威；之二是他们散播谣言，使人民与国王离心离德；之三是他们兴兵反抗国王；之四是他们勾结苏格兰人入侵；之五是他们取消两院的权利；之六是他们聚众滋事激起民变，意在用暴力手段使他们的罪恶计划得逞；之七是他们招兵置械，向国王宣战。爱德华·赫伯特爵士同时要求上议院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所告各款，并请看管所告各人。 贵族们听了，如同晴天霹雳，从来没有人预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金布尔顿勋爵站起来说道：“我愿意服从本院任何命令，但由于对我的弹劾是公开的，因此我要求审判也是公开的。”他坐下以后，众人还是不发一言。迪格比勋爵坐在他身旁，附耳说道：“他们给国王出的什么坏主意呀！我去打听这是谁的主张，我要叫他倒霉！”于是他马上走出议院，好像是去打听消息似的。可是，据说怂恿国王的人就是他，而且他还担保只要检察官一控告，他就立刻拘捕金布尔顿勋爵。 贵族院马上派人送信给下议院，他们听说国王的人已经前往那五个议员的住宅，正将房内的东西贴上封条。下议院当即投票议决，认为这种行动侵害了被控议员的权利，于是命令警察尽职抗拒，并将国王的官吏们解来议会听审。约翰·霍瑟姆爵士被派往贵族院进行会商，倘若贵族院不肯和下议院议员们一起向国王要求派卫兵，下议院议员们就要退往更安全的地方。当下议院议员们正在等待贵族院答复的时候，一个纠察官走来说道：“我奉国王之命前来拘捕五个犯叛逆罪的议员。”接着念出五个人的姓名。这五人全在议院里，但并无一人离座。议长命这个纠察官退出，指定一个委员会，在议会开会时前去告诉国王，说这样重要的信息需要考虑成熟后方能答复。福尔克兰勋爵和约翰·科尔佩珀爵士都在委员会里，他们对于这个计划一无所知。于是召开上下两院共同会议，不到一个小时就联合议决，撤去贴在五个议员文件上的封条，同时还要求派来卫队。国王最忠诚的宠臣里奇蒙公爵将请求卫队的呈文送给国王，国王说道：“我明天作出答复。”下议院议员们暂停会议，定于明天一点复会，吩咐被告们照常来威斯敏斯特出席。 1月4日下午一点，下院按照预定时间开会。现在他们倍加不安与愤怒，人人心里都有一种危险的预感。保王党们坐在那里面带戚容，一言不发。他们的对手中则传播着各种谣言，传说保王党已经开过会，国王要他们准备好，有两桶火药和武器已从伦敦塔送往白厅。众人挤在五个议员周围，作出种种猜测和建议。忽然，兰格里什上尉走进下院，说他看到国王已从白厅出发，由三四百人护卫，亲自来拘捕被告的五个议员。下院立刻沸腾起来，但他们需要决定对策，因此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最终，五人在人们的劝说和逼迫下离开，其余议员全都各就各位。国王穿过威斯敏斯特大厅，从两排随从中走过，但是只有他的卫队随他登楼，到了议会门口，他就不许他们再进一步。他免冠走进议会，只有一个侄儿陪着他。全体议员免冠起立，国王看到皮姆平日所坐的地方无人，就走向议长说道：“议长先生，我请你让我借你的位子坐一会儿。”他坐下后，四围看看，说道：“诸位议员先生，我这次到你们这里来，满怀歉意，我亲自来拘捕那些被指控为叛国的人。我今天必须对你们声明，我愿尽我所能维护和关心你们的权利。但是一个人一旦犯了叛国罪，就无权利可言，所以我想知道被控告的议员中还有谁在这里？他们犯的不是小错，而是大逆不道的重罪，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必定要拘捕他们。议长先生，他们在哪里？”议长双膝跪下答道：“陛下听言，我只是议院的仆人，只能听从议员的指挥。请陛下赦宥，陛下无论怎样问我，我都只能这样答复。”国王说道：“我从来不想使用武力，我将用合乎法律和公平的办法，对他们进行控告。既然他们不在这里，我就先走了。不过他们若到这里，希望你们将他们交给我，不然我就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他们了。”他说完就离座了，帽子还拿在手中。议员们仍然动也不动。但当国王退出的时候，议场的几个地方都有人喊道：“权利！权利！” 国王一走，下议院就宣布休会到第二天。议员们急于了解国王的计划进行到什么程度，以及舆论如何。他们看见外面的台阶上、大堂里、大门口，聚集着他们的仆人和群众，大家有一种情绪，其气氛之强烈一点不亚于他们自己。五个议员退居市内，市民们执械以待，市长尝试平息也没有效果。人民主动组成强大的巡防队，以保卫公共安全。整个上半夜，都有成群的学徒工在大街上巡行，挨户宣传，说国王快要率领保王党来放火烧市区了。 白厅也是一样乱哄哄。国王与王后希望这次政变能成功，他们对此寄予厚望。这天早上，查理答应王后，他将于一小时之内回来。他说自己终于做回王国的主人了。王后看着表，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直到他回宫。可是现在全盘失败了，虽然国王仍在坚持这个计划，却不指望有什么效果。他最聪明的朋友福尔克兰、海德和科尔佩珀都怒气冲冲，愁肠满腹。他们远远避开国王，也不献什么计策了。于是国王下令关闭城门，不许市民窝藏被告。那五个议员所住的地方，很多人都知道，但没人肯去捉拿他们，只有迪格比勋爵自告奋勇，愿同伦斯福德以及几个保王党一起前去拘捕五个议员。查理却拒绝了这个贵族的建议，或许因为他还剩下几分尊重法律的心，或许因为他本来就摇摆于大胆与怯懦之间。他决定明天亲临伦敦市，郑重地命令市政厅交出那五名议员。他原想着他亲自前去说几句好话，就能够平息他们的怒气，可是他对这股怒气的估计远远不够。 国王在1月5日十点左右离开白厅，不带卫兵，表示他完全深信人民的爱戴。群众聚集在他经过的路上，冷淡无言，偶尔有几个人扬声劝告他与议会同心同德；有几处地方，有人一直高呼“议会的权利！”有个名叫沃克的人，将一本小册子摔进他的马车，书名叫《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这是耶路撒冷十个部落向罗波安王造反的口号[　见《圣经·旧约·历代志下》，第10章，第16节。 ]。查理到了市政厅，要求交出五个议员。他语气和平，态度和善，并坚决表示他崇奉新教，允诺遵照法律办事。没有人说恭维的话答复他，市政会里从表情严肃而面带愁容。国王对一个执行官说，自己要同他一起进餐，这个官员鞠躬致敬。等到市政会全体人员站起来散会时，他恭敬地欢迎国王到他家里吃了饭。查理返回白厅的时候，群众的反应还是和他出宫时一样。他只能揣着一肚子的气，闷闷不乐。 1月5日下议院议员们开会，他们投票议决休会六天，因为他们的权利受到巨大打击，又没有可靠的卫兵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虽然暂停会议，却没有停止行动。一个被赋予大权的委员会在伦敦市成立，调查议员们最近所受的侮辱以及王国最近的情况，尤其是爱尔兰的情形。1月6日，这个委员会很隆重地在市政厅开始办公，由一队有力的卫兵保护着。市政委员会把本市的全部兵力以及所有服务机关交给他们调度使用。五个议员所在的地方离此不远，因此这个委员会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甚至亲自到过委员会好几次。当他们走过的时候，市民们大声向他们欢呼。议员们与伦敦市民之间的联系愈来愈亲密，而且彼此鼓舞着。1642年1月7日，委员会公布了一个宣言，详述其调查结果。市政会于是递给国王一份呈文，内容是抱怨国王任用恶劣的枢密顾问官、保王党、天主教士，同时对五个议员加以崇高评价，此外还要求进行所有的改革，那些都是议员们以前只稍稍提过一下的。 国王被孤立了，独自一人深闭在白厅里，那些比较诚实的党徒们也不再承认他了，甚至保王党现在也感到威胁，一些已作鸟兽散，其余的则默不作声。国王试图写一封回信，答复市政会的请愿书，再次下令拘捕那五个议员。可惜这个答复毫无影响，他的命令也毫无结果。两天之后，他知道议会又要开会了，民团、市民、泰晤士河上的船夫，都要亲自护送那五个议员回威斯敏斯特，气派得如同凯旋一般。查理被人们抛弃，遭受了屈辱，无人理睬。一想到他的仇人们在他的王宫前凯旋般走过，他就更加受不了。王后一会儿怒不可遏，一会儿又害怕得发抖，她力劝他离开伦敦。保王党在伦敦失败，却夸口说他们在各郡都很有势力，只要国王离开议会，就能够自由，而议会离开国王却什么都做不了了。于是作出决定，一致同意国王先退到汉普顿行宫，随后若有必要，再退远些。他们又打发人将秘密命令送给各处地方官，纽卡斯尔伯爵出发去了北方，因为他在那里很有势力。1月10日，在下议院议员们复会前一日，查理离开了伦敦，同行的只有他的妻儿以及几个仆从。他从此与伦敦永别，直到上行刑场时才能再度回来。 国王出走以后，次日下午两点，泰晤士河上许多有武装的船只护送那五个议员回到威斯敏斯特。伦敦的民团走在河的两岸，长矛的尖子上插着议会的最后宣言，无数市民跟随着他们。等他们走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时，那五个议员当即颂扬伦敦市热心国事，执行官们被介绍入议院，领受议长的感谢。之后又有四千名骑士、乡绅、地主等走上来，他们骑马从白金汉郡（汉普顿的故乡）递来文件，指控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们、恶劣的顾问们，并表扬他们尊敬的代表。他们还有第二张文件给上议院，第三张递给国王。四面八方都涌现出欢欣鼓舞、自豪自信的氛围，它容许并号召人民的领袖们作最大胆的决定。在几个小时之内，下议院议员们已经投票表决，若无议会允许，不得用任何借口拘捕议员。同时议决，如有必要，上下两院都有权力暂时休会，改往别的地方开会。他们递呈文给国王，请他免去约翰·拜伦管理伦敦塔之职。接着发信给朴茨茅斯的地方长官戈林，告诉他若没有议会授权，不许在本镇接待军队或接受军火；又命令约翰·霍瑟姆爵士（约克郡一个有钱有势的乡绅）立刻领兵前去防守赫尔，这是英格兰北部的重镇，而且有几处大军械库。1月13日，议院投票议决，已受威胁的王国应该立即宣布进入防卫状态。贵族们不肯批准这样的宣言，但这无关紧要，下议院把他们的意愿告诉人民，就达到了目的。 国王的秘密备战 国王现在一心只想为打仗做准备，他在伦敦既无权利又受人侮辱，但他离开伦敦后就只有党徒在他周围，就不会时时刻刻收到自己懦弱的证据。他完全沉醉在用武力征服对手的希望之中。保王党又自高自大起来，他们像是已经宣战似的，急于打第一仗。国王走后第一天，议会得知伦斯福德带领二百名保王党徒正向金斯顿前进，好像要夺取那里作为据点。这个地方离伦敦十二英里，是萨里郡的军械库所在。议会又得知，迪格比勋爵奉国王之命前来欢迎这支队伍，并同他们协商一个攻敌计策。议会立即采取措施，对方的这些企图都失败了。迪格比勋爵受到很大谴责，只好出国躲避。1642年1月12日，查理又前往温泽，伦斯福德及他的保王党徒跟随。他们在这里秘密商定，由王后携带王室珍宝前往荷兰，购买军械和弹药，并请求大陆君主们的援助。借口是送玛丽公主给奥林奇王子，他们在六个月前刚结了婚。国王仍继续同议会谈判条件，同时慢慢退到北方，定居约克，在那里等待机会。1月20日，诸事议妥之后，王后极其秘密地准备出发；国王则请议会起草一篇包罗全部不满的陈诉书呈递给他，并答应一天也不耽搁地解决一切，以便尽快结束君民之间的争议。 贵族院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院中有许多人都是国王的朋友。其他的贵族有感到惊惶的，也有疲于奔命的，都愿尽早结束这次斗争。但下议院议员们对事态看得较为透彻，态度坚决，他们不相信国王会答应他们的全部要求，即使答应了，也不相信他会说话算数。下议院议员们对贵族们如此急于表达对国王的感激之情不敢苟同。若要他们赞成的话，那么国王先要让出伦敦塔、各处堡垒以及民团的指挥权，交给议会信得过的人掌握。贵族们不接受这条修正案，但有三十二个贵族反对拒绝。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下议院议员们用自己的名义将请求上呈国王。1月28日，国王在答复中拒绝交出伦敦塔及各处堡垒的管理权，至于民团，则用含糊其词的说法表示反对交出。国王的用意显然是不再让步，同时拖延时间。下议院却不愿再耽误时机。下议院议员们到处都有侦探和朋友，在温泽也有人帮他们的忙。他们对国王的计划知道得一清二楚，也明白王后出国的用意，以及宫廷在北方和大陆的种种阴谋。危险步步逼近，在民团领导权问题解决之前，国王可能已准备好开战，那么议会该怎样抵抗呢？各种恐慌的猜测传播着，人们谈到从伦敦塔运走了许多弹药，又说有人计划谋害几个领袖们的性命。有人认为，唯有一场新的、有力的舆论热情爆发，才能克服目前出现的种种障碍。于是请愿书雪片似的从王国各郡飞来，艺徒、小店主、贫穷的工人、伦敦的搬运工，还有妇女们，成群结队地环绕着威斯敏斯特大厅，呈递请愿书。所有请愿书说的都是完全一样的话，它们无不要求改革教会，惩办天主教士，镇压保王党。有些说得更详细具体一些，其中包括公然威胁贵族院的。他们说道：“我们从来不怀疑众议员们，但无论什么事，一到贵族院就行不通。我们要求知道那些阻止贵族们与平民代表们和谐一致的人们的姓名。”甚至在贵族院内部，两个党派的语言也开始尖刻起来。诺森伯兰伯爵说过：“关于民团问题，凡是拒绝同意下议院意见的人，就是国家的敌人。”有人叫他解释，他的朋友们就喊道：“我们跟他有同样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这些朋友当时其实只占少数。广大群众聚集在门口，贵族们就害怕起来，有几个人出去了，有几个人改变了意见。大法官利特尔顿本人和下议院议员们站在同一立场投票，这个议案最后得到议会的批准。2月5日，搁置近三个月的将主教们排斥于议会之外的议案也通过了。 最后这个议案是单独呈送给国王的。关于民团的法令还没有起草，国王对此大惑不解。他刚刚告诉议会，王后即将启程，为了缓和他们，他正式取消了控告五议员一案（2月2日）。他还应允派下议院所推荐的约翰·科尼尔斯爵士管理伦敦塔（2月11日）。他的目的是避免处理任何重大问题，直到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拒绝他们的一切要求为止。不许主教们充当上议院的议员，他只是良心上有点过不去；把民团交让出来，岂不是将全国可用的兵力全盘交给仇敌统领？但下院逼得很紧，他的枢密顾问官们也认为无法拒绝。福尔克兰勋爵常常主张妥协，姑且假定他依旧是真诚的。科尔佩珀并不是特别忠心的人，他常常为自己打算，力劝国王批准不许主教们充当上议院议员的决议案，但民团问题先不考虑。国王有些犹豫，科尔佩珀便去见王后，指出国王和她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她在赴外国途中存在的障碍。他的态度诚恳，语气迫切，很快就使她信服，也使她不再那么友好地看待主教们了。她泪如雨下，哀求丈夫考虑他们夫妇以及儿女们的安全。查理不能拒绝她，只好不情愿地让步。他心中的悔恨滋味，有点像从前判决斯特拉福德时。他授权委员们用他的名义，签署批准排斥主教案，而对民团则一字未提。2月16日，他前往多佛，王后要在这个港口登船。 他一到多佛，下议院就派人跟踪送信来。下议院议员们与科尔佩珀一样，认为民团问题远比排斥主教问题重要得多。下议院议员们已经迅速制定了法令，其中规定了统领各郡民团的将领姓名，要求国王立刻予以批准。国王借口需要时间考虑。王后登船启程后，国王在返回途中，又接到另一封信（2月25日），比第一封催得更紧。同时他知道，下议院议员们反对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出国，又听说代表们指控检察长赫伯特，告他听从国王的话控告那五个议员。国王很生气，他已经作出这么多让步，还是遭到那样的怀疑，好像他的让步是出于真诚似的。他怒气冲冲地接见送信人，却未作出任何决定性的答复。2月26日，他在格林尼治看到威尔士亲王，原来亲王的老师赫特福德侯爵不顾下议院议员们的禁令，应国王之召，带着亲王到达这里。现在他对王后和孩子们放心了，就送信给下议院。他应允把民团交给下议院所派的统领们，条件是如果他觉得应该免他们的职，就可以免职，而且声明国内几个重要市镇的民团除外。后来，他不等议会的答复，就启程前往约克。3月1日，他到达西奥巴芝，议会派来的十二个委员赶上了他。议会得到国王的回信后，议决认为这个回信是明确无误的拒绝，他若固执不允许，议会只好不同国王商量，自行处理民团之事。议会还说，只有国王回到伦敦才能够阻止眼前威胁王国的祸事。议会的公文语气粗暴，好像要表示，议会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且不怕使用它的力量。国王说道：“议会的话使我惊奇得不知如何答复是好。我老实对你们说，你们送来的公文并没有减轻我的不安。关于民团问题，我曾再三考虑，我深信我的答复适合于你们所能够提出的任何公平合理的要求，也适合于我所能够提供的任何正大光明的赐予。至于要求我住在与你们相近的地方，你们扪心自问，如果能照顾到安全与不失体面，我有必要离开白厅吗？最后，我以我的荣誉向你们保证，我对于人民只祈求公道和太平。”他说完这几句话以后，继续上路。3月9日，他到达纽马克特，又有几个委员来见他。他们带来一篇议会宣言，重新综述了所有苦情和恐惧，重申他们行为的正义性，再次敦劝国王返回伦敦，与人民达成谅解。这几句坚决的话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当国王和委员们相见的时候，也流露出同样的感情。君民谈话谈得很久，很诚恳，就好像是人们面对即将来临的决裂时刻，却仍互相苦劝，力图避免最后的决裂。此时，双方显然都觉得，虽然已无和解的希望，将来的斗争已不可避免，必须下定决心奋斗到底，但双方也察觉到这场斗争将带来的痛苦，所以明知无望，却不能不作最后的努力，以阻止它的发生。不过，会议最终没有进展，委员们返回伦敦；国王继续前进，平安到达约克。 议会与国王进行斗争，这是欧洲从未出现过的情况。革命清晰而光荣的道路从此开始，注定要在我们的时代[　指作者所处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完成。双方不断进行谈判，但都不希望有什么结果，他们彼此间的宣告与书信往来现在已不是针对对方，而是与全国人民对话。双方就各种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以争取人民的力量，寻求成功。在辩论中，下列问题先后出现，并经过解释和评论：社会秩序的普遍原则，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自由所享的最基本权利，英格兰的历史、法律和习俗。当议会两党的辩论暂停时，人们可以看到理性和科学所创造的几个月中，双方争相为自己的事业打上合法印记，以寻求人民的支持。在议会开会的时候，英国不愿，甚至根本不曾想到革命。不奉国教的人只想到教会的革命；国人的唯一企求，就是回到法定的秩序，重享古代自由，改革非改不可的弊政。领袖们尽管比常人更大胆，更有眼光，但也不曾形成如此长远的计划，他们不过是被自己所处地位的事态发展驱使前进，勉强满足迫不及待的需要罢了。当人民宣告他们的反抗时，通常使用法律的名义；过去，在取得权利的过程中，英格兰总是认为它不过是在保卫自己的传统。受到大众自发尊重的只有“法律”和“法定秩序”，这种尊重是不允许讨论的。现在却不同了，双方都以“非法”和“标新立异”来指控对方，而且双方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方违犯了王国的古老权利，不肯否定专制的法律；另一方却以尚乏规定的原则为名，要求享有不久前还不为人所知的自由和权利。全国人民都热烈地参加进来，他们比各自的领袖们更加感情冲动，这些感情好像互相矛盾，其实都很真诚。有许多压迫人民的苛政，曾在他们祖先的法律中被谴责过，但未能有效制止；现在他们刚从这些苛政下摆脱出来，就很热心地追求更有效的保障。许多新见解和新思想正在他们脑子里酝酿着，他们决心全力以赴地献身于追求真理的胜利，同时又很尊重旧时的各项制度。他们愿意相信，不但没有什么旧事物会改变，还要恢复古代风俗制度的活力。此时的英格兰刊印了许多小册子，风行于全国各地。其中，关于政治、宗教、历史、新闻、经论无所不谈，此外还有计划、建议，甚至还有骂人的文章，应有尽有，包罗万象，无论什么问题都有人提出来讨论。许多人自愿在各处叫卖，人们争先恐后地买来阅读。在当时的作品和纪事中，占中心位置的本质上是国民主权和国王神赋权利之间的斗争，但常引用法令、法律、传统和风俗，作为争论的唯一合法标准。其实到处都在革命，不过没人敢说出口，人们甚至都不愿说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人心既然如此，议会便在道义上处于虚伪的地位，因为革命原本是由议会发动，而且是为了议会的利益而进行的。议会被迫进行革命，又拒绝承认革命，导致议会的言行互相背弃，反复无常。如果只当作适用于某个时期的原则和措施，那么议会的根本原则是正确的，它所决定的议案也是合法的。但双方都不肯因暂时的合法性而满足，他们都自认为是以永恒真理的名义来驾驭未来。议会不满足于获得统治大权，不仅不将统率民团之权交给国王，还要作为一个重要原则议决。而且规定，国王不得拒绝人民所要求的议案；两院有权宣布什么是法律，而无须经过国王同意。最后还规定，凡申请变更习惯法和现行法令都是可行的，但申请保留旧法的，都应加以拒绝。尽管古代的先例不太确定，但若将这许多通则作为永久性的大众权利，显然和专制政体的历史基础相违背。国王就利用了这点，现在轮到他以旧时英格兰的名义，追溯古代的法律，回顾以往的情况。爱德华·海德仍然住在伦敦，有时他独自一人，有时会同福尔克兰勋爵，起草文章答复议会的各种宣言，秘密送到约克呈与国王。国王又彻夜不眠，亲手抄录，以内阁的名义刊布出来。这些文章写得很有才华，有时说几句讽刺话，如同刀刃一般锋利。其目的在于揭露议会的奸猾手法、矫揉造作，以及违法行为。查理现在已不管国事，因此不存在什么实质上的专制可解除。他把自己的私人意见、独裁希望和最终目的深藏起来，一字不提，转而征引法律来攻击他的敌人，也就是目前执行专制大权的那些人物。国王的出版物产生强烈反响，以致议会竭力禁止。保王党的力量明显增强，不久就变得更加大胆，以自由的名义来反击对手。伦敦市有个富商乔治·贝尼昂，上了一个呈文，反对两院关于民团的法令；3月25日，巡回法庭开庭，肯特的乡绅们递上一个呈文，主张维持君权和主教制度。保王党的小册子议论辛辣，自视甚高，却大受读者欢迎。他们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咒骂下议院议员的领袖。国王的朋友们在两院里神气十足，有些过去不大开口的人，如拉尔夫·霍普顿爵士和赫伯特勋爵，现在也严词斥责对国王不敬的一切言论。许多人以为国王又得势了，开始坚决拥护国王的立场，采取他的主张，不再迟疑不决。议会恐慌起来，他们在群众的颂扬声中成长，怎么能耐心忍受侮辱和轻蔑？为了对付目前面临的新危险，他们只好使用极端的专制，完全禁止言论自由。3月7日，拉尔夫·霍普顿爵士被监禁在伦敦塔里；3月20日，赫伯特勋爵受到斥责和威吓；3月25日，由肯特地方送来的请愿书被摔在桌子底下。克伦威尔报告下议院议员们，这个文件可能会再度呈送上来。此刻，下议院还没有特别注意到克伦威尔，但是他比别人更有才能，更了解革命的意图。 战争迫在眉睫，这是不容置疑的。双方已不能在一个议会厅内共同议事了，每天都有议员离开伦敦。有人因为厌倦或惊慌，回到自己的庄园；有人去别处寻求新的武力，以对抗他们的敌人。多数人来到国王那里，他的全体枢密顾问官和阁臣已经和他在一起了。此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使双方关系走向更加无可挽回的地步。4月23日，国王率领三百名骑兵向赫尔前进，并传信给守将约翰·霍瑟姆爵士把地方交出。霍瑟姆为人懦弱，优柔寡断。他并不十分反对国王，可是由于没有上面的训令，他便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哀求国王暂等，以便他告知议会。查理没有理会，继续前进，上午十一点就兵临城下。前一天晚上，他的儿子詹姆士（即约克公爵）、他的侄儿以及纽波特勋爵，都已混进城。市长和市民们想为国王开城门，霍瑟姆却命令他们各自回家，随即带领几个军官登上城楼。国王亲口令他开城，霍瑟姆双膝跪下，却始终不肯打开城门，无论怎样威吓或引诱他们，都是枉然。对话许久之后，国王暂时退到离城很近的地方。过了一个小时，国王打发人去要求霍瑟姆容他只带二十骑入城，霍瑟姆仍不允许。国王回到城脚下，命人宣布霍瑟姆和他手下的人是反叛，同日写信给议会，要求对这样罪大恶极的行为加以惩办。 第四章 初升的太阳 ——第一次内战爆发（1642~1643） 埃塞克斯仍然按兵不动，他写信给上院，希望能再与国王尝试议和，若不然，他就正式履行他的职责，以武力解决问题。如果他的信能早到几天，也许会大受欢迎，可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6月16日，贵族们听说连打败仗，就坚称他们愿意效忠国王，并准备了新的议和条款；下议院议员们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愤怒多于灰心。 国王的诺丁汉起兵 国王得知议会的各种安排后，也从举棋不定的犹豫中挣脱出来，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坚毅。王后从荷兰运来了为数不多的武器军火，但答应会运更多过来。国王派出招兵的人，在西北各郡取得了一些成功。朴茨茅斯守将戈林起义效忠国王。全国各地都有保王党起事，他们强行进入议员和他们朋友的家宅，劫夺钱财马匹军械，送到约克。查理觉得这样违反秩序的行为有损他的事业，便要抑制他们，但又要激发保王党的热心，就亲自巡行约克、莱斯特、德比、诺丁汉与林肯等郡。每到一处，他都感谢贵族的忠诚，亲切地与平民谈话，宣布他恪守本国法律，笃信本国宗教。演说过后，乡绅们防守庄园，市民们重筑城墙，民团每天操练，一切都预示着战争即将到来。在国内很多地方，战争都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双方对垒过几次，也流过血，不过与其说是战争反而更像打架。国王曾进攻赫尔和考文垂，未获成功，却给议会落下口实，说国王先发起冲突。双方都怕对方说自己先开战，尽管已准备牺牲一切来维护权利，可都害怕对未来负责。8月23日，查理终于决定正式号召他的人民武装起事，在诺丁汉举起国君的旗帜，旗上写着口号“该撒的东西应还给该撒”[　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2章，第21节；又见《马可福音》，第12章，第17节；又见《路加福音》，第20章，第25节。 ]。国王在诺丁汉等了几天，盼望国人热情响应，结果却无人前来。议会在离北安普顿十多英里远的地方建立军队，有几团人。保王军少将雅各布·阿斯特利爵士担心国王的安全，和几个枢密顾问官一起力劝国王再同对方谈判。国王却说道：“怎么，还没开战就先讲和！”但他们认为国王兵力单薄，坚持言和。8月25日，派了四个代表前往伦敦，却毫无所获，下院甚至不许他们传口信。9月中旬，国王离开诺丁汉。他虽不愿意离伦敦更远，但由于西方诸郡更支持他，于是将大本营驻扎在什鲁斯伯里。 埃塞克斯伯爵上任一个多星期了，9月9日，他从伦敦出发，很多群众拥着他，在空中摇着代表他家族的橘黄色旗子。他到达北安普顿，那里已经聚集了近两万人。他奉命传递一份请愿书给国王，劝国王回伦敦。国王若不听从的话，他可以跟随国王，无论走到哪里。议会指示：无论使用任何方法，都要尽力拯救国王的两个儿子威尔士亲王与约克公爵，脱离那班背信弃义的枢密顾问官们，送交议会。 请愿书最终未能递交，因为国王宣称，他决不肯从叛逆手中接受请愿书（10月16日）。国王在什鲁斯伯里加强了力量，恢复了自信。许多新兵终于从西、北两方赶来，他夺取几郡民团的军械（这几郡略有抵抗），以装备新兵。议会送到爱尔兰的装备要在切斯特登船，也被国王截下。各地天主教徒和乡绅都给他送来钱财，他的党徒也秘密从伦敦送钱出来。现在，他麾下约有一万两千人。他的外甥鲁珀特亲王[　弗雷德里克五世和伊丽莎白的次子，波希米亚的国王。伊丽莎白是查理一世的姊妹。 ]，9月初从德国带来马队，一来就蹂躏邻近地方，得到了掳掠残杀的恶名。埃塞克斯缓缓前进。9月23日，他到达伍斯特郡，离国王不过十多英里，却在这里待了三个星期，还未采取任何行动。查理见敌军按兵不动，自己打了几次小胜仗，局势略有改善，就大胆起来，决定前往伦敦，争取一击结束战争。国王出发后的第三天，埃塞克斯回师追赶国王，保卫议会。 于是，伦敦一片骚动，没人料到这样突如其来的危险。保王党刚开始有所行动，人民就很恐慌，但这种恐慌很快变为愤怒。议会行动坚决，充分利用人民的愤怒，立刻采取防卫措施来反抗国王，并对保王党进行严厉打击。他们派人查看城里城外的马厩，凡是合格的马匹都被征为军马；又发动热心市民匆匆筑起许多堡垒，大街上有链条拦阻，堆放了许多障碍物；民团终日操演，一接到号令就可以出发。 10月24日早上，从伦敦几英里外的阿克斯布里奇传来一个消息，说两军已经交战，议会军队大败，很多军官或战亡或被俘。据说消息来源是一个苏格兰人——詹姆士·拉姆奇爵士，这位骑兵上校在逃经该镇时传出消息。几乎同时，又传来一个大不相同的消息，说埃塞克斯打了一个大胜仗，国王的残军纷纷败走，军队正派人奋马扬鞭赶来伦敦，报告这个好消息。 议会和人民一样，不知道真实情况，就吩咐关闭全市店门，民团不许离防，市民候命，还要每个议员宣誓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服从埃塞克斯统帅。10月26日，沃顿勋爵和斯特罗德先生才从军中送来战况和战果的正式报告。 原来，10月23日，两军在凯因顿附近，沃里克郡的埃奇山下打了一仗。当时埃塞克斯赶上国王的军队，他虽有一部分炮队和几团人马留在后面，却决定立刻攻击。国王也做出同样的决定，双方都急于求战。埃塞克斯意在拯救伦敦，查理的目的却是扫除对他满怀敌意的种种障碍。午后两点钟，两军开战，力战到傍晚。诚实的福蒂斯丘爵士所率领的骑兵刚一冲锋就投降了，议会的骑兵被削弱，被鲁珀特亲王打得狼狈而逃。可是亲王太过鲁莽，又想乘胜追击，一口气追赶了两英里多，完全不顾后方发生什么事。最后，汉普登的炮队前来阻击亲王，亲王只好折回战场，这才看见国王的步兵队已经被击溃。统帅林赛伯爵受了致命重伤，还被俘虏；国王的大旗也落入议会军队手中；国王一度成为孤家寡人，面临被俘的极大危险。查理和他的侄子力劝军队再战，但他们已溃不成军，乱成一团，实在无计可施。两军都在战场过夜，两军都自以为取得胜利。议会方面损失了较多的士兵，国王方面则损失了许多有名的人物和军官。破晓时分，国王查看他的军队，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步兵和更多的保王党失踪。这些人并非全部战死，而是因为天寒又缺粮，加上第一次交锋的凶猛，使许多志愿人员开始厌战，就分散了。国王还想再打，以便一鼓作气开往伦敦，但不久他就发现这是办不到的。议会军队也在讨论同一问题，职业军官们（都是在大陆编入队伍的），如达尔比尔上校等，以自己的经验指出，军队里都是新兵，他们已经吓慌了，不可能马上投入战斗。议会只有这一支兵力，应多加训练再作战，不可孤注一掷。于是，埃塞克斯将大本营迁到沃里克，在国王军队后面，这样可以密切关注他们的动静。几天后，国王向伦敦方向前进，却不打算立即到达伦敦，他将大本营扎在牛津。当时全国的大市镇中，牛津对他最忠诚。 伦敦与牛津都公开举行了感恩礼拜仪式。议会的朋友们奔走相告，虽然议会只赢得一场小胜利，却得到大解放。但不久他们就看出，这次解放并不完全。国王的军队散布在各处，离伦敦更近，大部分逃兵已经回营；埃塞克斯的军队却离伦敦更远。好几个地方的守将，还未开战就投降国王或自行逃走。国王将大本营迁到里丁。鲁珀特亲王到处搜刮掳掠，直逼伦敦四郊，令伦敦人心惶惶。上院提议讲和，于是令埃塞克斯率军靠近伦敦，又要求国王给六个代表颁发安全通行许可证。前天夜里（11月2日），国王才宣布约翰·伊夫林爵士为叛徒，因此不准他加入六人行列。下议院议员们就收回提议。11月7日，埃塞克斯回来了。11月8日，市长召集市民们在市政厅开一个大会议，布鲁克勋爵和哈里·文爵士代表议员前去参加，他们鼓舞市民的勇气，号召他们投到将军麾下。国王得到党羽的情报，得知伦敦的一举一动，就加快进兵，很快到了离伦敦仅十五英里的科恩布鲁克。议会不再坚持让伊夫林当代表，愿意只派五人前往。11月11日，查理友好地接待了他们，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即使到了伦敦城下，我也愿意讲和。”11月12日，国王的答复在上院宣读，彼得·基利格鲁爵士前去谈判停战条件。他在离伦敦七英里的布伦特福，看见双方又发生了冲突。原来国王虽然同意议和，却仍继续前进，出其不意地攻击驻扎在布伦特福的霍利斯队伍，希望能一鼓作气攻进伦敦。没想到霍利斯这一小队士兵打得很勇猛，驻扎在不远处的汉普登和布鲁克勋爵及时率军赶到，大家共同抵御国王的全部军队达几小时之久。伦敦已听见炮声，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埃塞克斯此时正在上议院，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带领他所能召集的人前往支援。可是还没等他到达，仗就打完了，参战的议会军受到很大损失，在一片混乱中撤走。国王占领了布伦特福，却停顿下来，好像无意前进。 伦敦大为愤慨，此时人们什么都不谈，只谈国王的背信弃义和残酷不仁。有人说国王本来企图在夜深时攻城，置城内居民的生命和财产于不顾，任凭那些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保王党糟踏。人们咬牙切齿地怨恨国王，说他居然将战争带到伦敦城下，致使万千人民大难临头。议会立刻利用这样的愤怒情绪，请学徒们投军，答应他们从军的时间将作为学艺的时期计算。伦敦市从市民团中选出四千人，交给斯基庞统领。整整一天一夜，这些民团士兵和志愿兵陆续列队出城，加入军队。布伦特福战役过后的两天，埃塞克斯由两院议员陪同，检阅了两万四千人，队伍部署在特伦罕草地上，行列森严，如临大敌。这里距离国王的前哨还不到一英里。 在特伦罕草地上，将军们的军事会议重新召开了，这个会议是在埃奇山战役时开始的。汉普登和他的朋友们热烈要求立即进攻，他们说目前人民意志坚决，渴望胜利，机不可失；老军官们仍持反对态度。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反对者的论据更为有力。一天，正当军队列阵准备向国王开战时，不知什么原因，有二三百个从伦敦骑马出来看热闹的旁观者，忽然拍马狂奔回城。议会军队一见这种情形，勇气顿时动摇，许多军人流露出想弃军回家的样子。误会解除之后，他们才恢复镇静神色，妇女们送来许多食物慰问自己的丈夫及儿子，军人们重新恢复自信。埃塞克斯坚决不肯仅凭众人的一腔热血去冒险打仗，他命令已经前进的军队撤回来，在四周采取守势。国王也很怕遭遇，因为军火已空，于是也下令退兵，最后回到牛津过冬，退兵的时候毫无阻拦。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当初国王退兵的时候，将军们的迟疑引起人们种种猜测，议会领袖们虽努力压制，却徒劳无功，甚至在伦敦市，也有许多人满腹怀疑。主和派在城内大肆宣扬他们的主张，声势逐渐壮大。12月19日，一些人递上请愿书，一面慷慨激昂地谴责天主教士和专制，一面却要求议会恢复和平。议会把这些请愿书压下没有发表，并威吓起草请愿书的人，由于许多请愿书是从乡间递到贵族院的，人们认为贵族们比较愿意接受这样的请愿书。不过，与此相反的请愿书也不少。一方面，有新选出的地方官员及本市的公会会员；另一方面，有较下层的市民与群众，他们都很崇拜下议院中那些大胆的领袖。因为多少要给主和的人一些满足，于是商定由本市公会正式递请愿书讲和，但不是由议会讲和，而是要国王自己提出讲和。1643年1月2日，市公会的一个代表团奉两院许可前往牛津。当他们敦促国王回伦敦的时候，国王微笑了一下，答应镇压所有的骚乱。他打发代表团带着他的答复回伦敦，并委派一个人去当着市民们宣读他的答复。1月13日，人们聚在市政会听他读信。曼彻斯特勋爵和皮姆在场，如果国王有所指控，他们就准备用议会的名义予以驳斥。国王的信又长又尖刻，满纸都是指责他人的话，可并未表示他愿意讲和。皮姆和曼彻斯特勋爵作出答复。群众大喊：“我们要和他们同生共死！”之后的一段时间，没有人再提和平请愿书了。保王党尝试调停双方，也始终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 各郡的情况却并非都是这样，议会党与保王党之间的斗争很激烈，而且都是居民们自发进行的，几乎完全不问牛津与伦敦在干什么。不到六个月，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好战的同盟会，人民可自由参加。这些同盟会成立之初，就按照自己的观点立场或求国王或求议会，委任并授权他们的领袖，给予募兵、抽税之权及各种必要措施。此后他们就各自为政，几乎全凭自己的判断行事，有时会报告伦敦或牛津，说明他们的情况，有时也要求给予协助或请示办法[　当时有两个主要的同盟会。在北方，达勒姆、诺森伯兰、坎伯兰、威斯特摩兰诸郡支持王室；在东部，诺尔福克、萨福克、牛津、亨廷顿、贝德福德、埃塞克斯、林肯和赫特福德郡支持议会。其他还有几个地方，例如中部的北安普顿、沃里克、莱斯特、德尔比和斯塔福德诸郡的同盟会支持议会，东南部的多塞特、萨默塞特、德文和康沃尔诸郡的同盟会也支持议会。 ]。如果本地没有这种同盟会，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就会招募人数不多的队伍同对手进行战争。在某地，如果短期内，主和的舆论占了上风，也会表现为独立组织。1643年2月，在约克郡和柴郡，双方都认为与对方势均力敌，如果战斗只会导致两败俱伤，所以就订立了正式的中立条约；几乎同时，在英吉利两端的德文郡与康沃尔郡互派委员，彼此严肃地相约互不侵犯。议会与国王都谴责这种协定。虽然订立了和约，但人们的自我克制能力并不值得信任，因此他们不久也冲突起来了，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厉害。东方、中部以及东南各郡，都是富庶的地方，以议会方面的势力为最雄厚；北方、西方及西南各郡，田产分化较少，工业也欠活跃，高等贵族势力较大，因此国王的力量占优。不过，即使在国王势力强大的地方，也被充足的反对力量限制着。议会方面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凡是支持议会的郡，大都是密集和毗连在一起的，共同形成一个坚固的圆形地带以保卫伦敦。保王的各郡却相反，从西南蔓延到东北，从地角到达勒姆郡形成一条狭长地带，被议会势力拦腰隔断。这些地方本来就不够团结，彼此间消息又不灵通，因此很少合作，仅能保卫查理设在牛津的大本营后方。当然这个地方全是保王派，可惜它是一个深入敌境、形势孤立的地区。 时值严冬，双方的主要军队几乎都毫无活动。每天每处都有出其不意的小战斗，一些小城池在双方手中争来夺去，双方有输有赢，彼此得失的规模相当。市民们此时虽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军人，却能遵守纪律，积累经验。有几个领袖开始崭露头角，但还不足以闻名全国，因为他们的影响还只限于地方一隅。尽管人们的感情沸腾，但两派在对待对方的态度上还是彬彬有礼，都没有完全消灭对方的意图。保王党虽然有时奸淫掳掠，又无远见卓识，却并不凶残；长老会会员虽然为人严峻，奉教若狂，却仍然尊重法律与人道。在历代内战中，这样的先例很少。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虽各为其党，却不曾永远断绝往来，当有需要时，仍能彼此相助。俘虏们只要答应不再打仗，大多数就被释放了。只有鲁珀特亲王的残忍野蛮引起人们的愤怒，群众一提到他，无不表示反对与憎恶，把他看作一个粗野无教化的外国人。虽然各处都在进行战争，但那种促使战争加速了结的狂怒并不曾出现，双方好像都害怕过重地打击对方。议会和国王都继续在那些无关大体的辩论和毫无结果的会议中浪费时光。 2月中旬，王后的归来推动了事态发展。王后在荷兰待了一年多，显示出非常灵巧的活动能力，她能够使保守谨慎、热爱共和的荷兰人关注她的事业。英国贵族在荷兰很有势力，她的女婿、荷兰的州长，当然会全力支援她。议会也曾派出沃尔特·斯特里克兰前往荷兰首都海牙，请荷兰联邦不要忘记当日英格兰曾出力帮助他们取得自由，因此现在他们至少应该保持中立。但是荷兰人不听，公然对他表示恶感。斯特里克兰等了很久才得到召见，最终只得到政府模棱两可的宣言。王后带着四艘装满军械、火药、军官与战士的船返回英国，议会立即命海军上将巴顿进行拦截。1643年2月22日，王后的船队在伯林顿上岸，巴顿才追上他们。巴顿炮击该地，炮弹落在王后的住房上，甚至她的卧室里。她匆匆起床，在乡下躲避了几个钟头。不久，全国都在传播她面对危险如何勇敢的消息。纽卡斯尔勋爵带领一队士兵护送她到约克，乡绅们欣喜若狂，满腔愤怒地声讨那个叛徒巴顿。许多天主教徒赶来投靠王后，纽卡斯尔勋爵不久就发现，他的麾下已经有为数可观的士兵。王后继续住在约克，她并不急于和丈夫会合，宁愿自己一人发号施令。只要有人献策，王后都肯倾听。尽管她内心最中意的是暴力的计策，却仍很小心地表示对所有效忠的人都一视同仁。同时，她秘密和议会的某些领袖们谈判条件，并颇有成效。斯卡巴勒的守将休·乔蒙德利曾在一个月前打败过一批保王分子，却在3月底答应把该市镇交给王后；约翰·霍瑟姆爵士也有意打开赫尔的城门，请王后进来，而当初他曾很无礼地闭门不许国王进城。总之，整个北方的保王党都充满热忱和希望。议会派却忧心忡忡，保持沉默，三番五次地写信到伦敦求援。 议会自身也觉得很为难。刚开战时，议会预期可以迅速成功，不料加税使人民口出怨言。现在有人建议重新讲和，同时建议为证实双方的诚意，应在开始议和时就遣散各自的军队。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赞成这个提议，他说：“我们不能像在日耳曼那样打仗，如今我们四面环海，只能像在斗鸡场内打仗一样。除了拿我们的头颅与肋骨和敌人拼命之外，再无坚固的堡垒。有人在本院说过，我们的良心迫使我们去惩罚杀害无辜的凶手，但是先生，今日若不尝试议和，那么将来所流的无辜的血，由谁去负责？流血伤亡是莫大的罪孽，它污染了大地。我们为什么还要将这片土地污染下去呢？”2月17日，这个提议被否决，不过多数票只比少数票多三票。拉迪亚德的话被许多好心人传诵，下议院的领袖们一想到要被迫求和，就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接受会对下议院造成致命伤害的条件，才能换来和平。但最终他们还是让步了。3月20日，双方进行初步磋商之后，议会派五个委员前往牛津，奉命在二十天内先讨论停火，然后谈判和约。 国王礼貌地接待他们，他们也卖弄排场以显示尊严。但是谈判一开始，那些华丽的排场就不起作用了。议会和国王都不能接受对方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在战争开始前就被不客气地拒绝过。国王与下议院的领袖们都不愿让步。王后从约克写信给他，劝他不要讲和，她因为国王不经自己同意就开始谈判而感到不快。她对丈夫说，若不能正式派卫队保护她，她就要离开英格兰。国王密令驻扎在牛津的军官们递呈文阻止停火，议会委员们在私下谈话的时候，竭力以未来相恐吓，也是枉然。几个从苏格兰来的委员，请他召集苏格兰议会，表示愿意居间调停，国王也不听，还警告他们不许干预英格兰的事。最后，他答复委员们，他愿意到议会，条件是会议地点必须迁到一个离伦敦至少二十英里的地方。议会一得到这个答复，立刻让委员们连夜赶回伦敦。 议会委员们在牛津的行动，尤其是他们与国王和宫廷的交往，使主战派对他们无法信任。此时的情形很不妙，事事都暴露出分裂的迹象，但人们又想加以掩饰。春天到了，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必须考虑战争的问题。就在委员们回到伦敦的那一天，埃塞克斯又出发了。汉普登仍主张立刻开往牛津，围攻国王，但埃塞克斯或是由于不够自信，或是由于对成功感到不安，拒绝了这个冒险的计划。他仍然驻扎在牛津和伦敦之间，决定为议会安全着想，先攻克里丁。 4月27日，里丁被围十天后终于投降。汉普登再度提议攻取牛津，埃塞克斯坚决不肯。他绝不是一个怀有二心的人，更不是畏缩不前，只是一直怀着不忍作战之心。正因如此，战事还没开始的时候，下议院里就有人愤怒地反对他，甚至提出能否撤换他。据说有人提议由汉普登接替他。不管汉普登有没有统帅军队的能力，他在埃塞克斯麾下只能当一个上校。自开战以来，别的人都已经取得更为独立的地位以及更大的荣誉。在北方，费尔法克斯和他的父亲，一直以最大的勇气和纽卡斯尔勋爵争夺这片地区的控制权；曼彻斯特勋爵成为东方诸郡的盟主，曾给北方和中部各郡的议会党提供过有力支援，手下有好几队组织完善的民团随时准备出征；克伦威尔上校也已在同一地区以各种惊人的战绩闻名，他的神机妙算和指挥有方，证明了他的天才和能力；西方和南方，有位威廉·沃勒爵士击败过几队保王党，在三个月之内攻下好几处地方，因而获得“征服者威廉”的称号。有人说，议会何愁没有将军和军队？因此，如果埃塞克斯拒绝去征讨保王党，那么他必须让位给别人。 汉普登以及政党的魁首们一直力劝这位伯爵好好振作起来，也无意与他分离。此时意见分歧还没有公开爆发，只在掩盖下偷偷起着活跃作用，埃塞克斯不久就感觉到它的效果了。那些表面上对他敬重无比的人，实际上却用尽力气偷偷阻挠他；那些拥护他的人，认为口头上替他说说话就够了，不肯再费力给他实际的支援。不到一个月，他就不得不抱怨说，军队情形很糟，一无军饷军粮，二无军服装备。他把军中所缺物资告知主管供应的各个委员会，可是他的敌人比他的朋友更积极活动，在各委员会里拥有更大的影响。将军的所有申请都没有结果。第二次战役虽已开始，却看不出什么具有决定性的改变。 此时，另有一支军队正在不声不响地逐渐形成。当时，牛津和伦敦的军队每天都会发生小摩擦，议会军常吃败仗。特别是保王党的马队，议会军的骑兵见到它就害怕。汉普登曾和克伦威尔谈到过这个问题，于是克伦威尔决定训练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他到东方各郡招募青年，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旧识，全是小地主或小地主的子弟。他们全是勇猛耐劳、奉教狂热的人，因为信任克伦威尔而投到他的麾下。他们参军后立刻被禁止享受家庭的安乐，禁止染上军人的放纵习气，奉命遵守最严肃的纪律，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他们的领袖坚持要求他们在军中尽心竭力，要求他们将信教的狂热精力和军人恪守纪律的坚决性结合起来。等到开战的时候，志愿军组成一支约有一千人马的队伍，由克伦威尔指挥。 一个月过去了，几乎平静无事。里丁的陷落，一度使牛津恐慌万分，国王甚至在那里思忖是否应该逃走。议会被内部的不和所掣肘，它应付内讧所花费的精力大大多过才付外敌。议会有时想让所有人满意，但通过的议案却总是得不到结果。长老会派要求长期成立一个教士大会以彻底改革教会。大会果然召开了，但议会自己就指定了一百二十一名会员，另有三十名非圣职人员，十名贵族，二十名众议员。这个大会既无权力，又不能独立，只能在议会有所咨询时，提供建议。有人指控王后卖国，没有一个人反对，5月23日，皮姆把议案送住上议院，但之后再没有人过问此案。由于国玺不在，法律的执行每天都受到阻碍，其他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也无法进行。5月中旬，下议院命人另铸一个大玺，不料贵族院拒绝同意这个行动。上院害怕成为滥用君权的象征，而不是他们没有大玺的认可就行使君权。有时，议会各派能够共同表决通过一个议案，形成一种看似一致却没有任何作用的假象。更多的时候，各派势力不相上下，在彼此抵消之后，力量就化为乌有。看来要等待某些外部条件来迫使他们永远联合，不然就只能永远分裂下去。 5月31日，下议院破获了一件牵涉甚广的大阴谋。据说有几个贵族，几个下议院议员，还有一大批市民都牵连在内。他们策划要武装保王党，夺取伦敦塔，抢夺军火库以及重要军事据点，要拘捕两院的领袖们，最后将国王的军队领进伦敦。下议院派出一个调查团，负责将事情弄清楚，并拘捕相关人员。 被捕的人包括下议院议员埃德蒙·沃勒，一个有名的诗人——汤姆金斯和他的妻舅，一个富有的市民——查洛纳，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都承认存在着一个阴谋，不过所说的情形有详有略。至于这个阴谋的动机和范围，各人的理解却不同。有人只不过想拒绝纳税，有人想逼两院和国王议和，也有许多人只是出席过某个会议，还有的人不过是帮助列出某些市民的名单。虽然看法与动机各不相同，但阴谋却是久已形成，而且逐渐发展的。现在回忆以前的蛛丝马迹，三个多月前的那次谈判，沃勒就是前往牛津的几个委员之一，从那以后就常有人与牛津通消息。有几个加入保王党的商人，因躲避议会的制裁，就离开伦敦，成为国王身边的重要人物。其中有个名叫赫尔的，秘密住在比肯斯菲尔德，受托传递消息。有个贵妇名叫奥比涅，议会特许她前往牛津办理私事，回来的时候她带着一个小盒子，装有国王的命令，授权几个阴谋家用国王的名义征兵收税。 目前的证据已经超过法律需要，议会如果能找到材料的话，还可以翻出更多的证据。沃勒极其卑劣地想要保命，就不断指控别人，毫不犹豫地夸大这次阴谋的范围。波特兰勋爵和康韦勋爵都曾从他那里接受过秘密指示，他的答话又牵涉到诺森伯兰勋爵和其他许多人。被卷入的人们虽然没有做过法律意义上犯罪的事，但许多人知道此事并表示赞成。不过，议会没有利用敌人的卑鄙表现，只传来七个人到军事法庭受审，最终只定了五个人的罪，其中查洛纳和汤姆金斯被判处死刑。7月5日，死刑执行，他们像勇士一样视死如归，带着令人感动的至诚，对自己主张的正义性表示怀疑。查洛纳走上死刑台时说道：“我曾经祷告上帝，如果我们的策划是不光明的，那么就让世人知道吧。看来上帝已经听见我说的话。”汤姆金斯说道：“这件阴谋被人发现，我倒是觉得高兴，因为它很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沃勒原本也该判死罪，但在他亲戚（克伦威尔就是其中之一）的帮助下，被免除一死。 几天之中，下议院的领袖们扬扬得意，以为揭破阴谋以及惩办预谋的人，就可以暂缓他们的党内纠纷。不料希望很快破灭。伦敦几处大教堂刚刚举行过感恩礼拜，颂声还在耳畔；由于时局紧迫而举行的议会团结大宣誓，余音还没停息，议会就觉得自身已被外患与内斗逼迫得更加厉害了。 议会的败退与反抗 国王得知伦敦阴谋败露的消息，却并不在意，因为他几乎同时得到消息，他的将军们在南方、西方、北方都取得大捷。6月19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他又想到了伦敦和议会。前一天，有传言说两军在离牛津十多英里的查尔格雷夫打过一场骑兵小仗，鲁珀特亲王奇袭议会军，汉普登受了伤。这个新闻在牛津引起一番轰动，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人会倒下。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就想趁此机会同这个强有力的仇敌讲和。这时汉普登的乡下邻居盖尔斯博士恰好在牛津，他又常和汉普登保持密切联系。国王便吩咐博士，以博士自己的名义派人去问候汉普登。博士表示迟疑，说道：“我一直被他认作是一个不祥的人。有一次我的货物被劫，我向他求助，结果信差刚进他家门，就有人来报，他的长子死了。很久之后，我因同样的问题去求他，不料信差刚进家门，又有人来报告他已出嫁的爱女奈特利夫人的死讯。”虽然这样说，博士还是接受了国王的委托。6月24日，信差刚到达，就看见汉普登已奄奄一息。他的肩膀被两枚子弹击伤，度过了极度痛苦的六天。信差告诉他是谁派他来进行问候，汉普登听了全身震动得很厉害，好像要说话，却说不出来，再过几秒钟就死了。国王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满意，终于有意讲和了。在牛津的宫廷中不再提起汉普登的名字，即使提起来，也是以胜利者的语气说：汉普登战死的地方，就是他从前反抗国王的地方，当时他是执行议会关于民团命令的第一人，也是募兵反抗国王的第一人。 议会和人民却不一样，全部表现出最沉痛的悲悼。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博得全国人民的信任。温和的人信赖他的明智，激进的人信赖他的爱国赤诚，老实的人相信他的正直，连好玩阴谋的人都佩服他的谋略。他为人谨慎小心，遇事却敢冒险上前。他的死亡使大家措手不及，人们的希望受到震动。不过，人民的爱戴和信任也使他的美德和英名永存于世。 汉普登之死成为议会接下来两个多月噩梦的开始。埃塞克斯的仇敌们继续掣肘他，致使军需严重匮乏，他属下的将领们又不断打发信差来要钱、军服、军火和军械。与此同时，战事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6月30日，北方的费尔法克斯在艾瑟顿泽地吃了败仗；威洛比勋爵已难以坚守林肯州，原是议会保障的东部诸郡联盟就快要开门迎接敌军了；西南的情况更不妙，威廉·沃勒爵士一周内连输两仗，每次都败给康沃尔的农民。议会的军队毫无纪律，往往整队整队地逃跑。议会派来的监军，原是奉命激发军人们的热情，不料监军们自己先恐慌起来，又把恐惧传给别人。七八月间，多尔切斯特、韦默思、波特兰、巴恩斯特普尔、比德福、汤顿、布里奇沃特巴思等地先后投降敌军，连国内第二重镇布里斯托尔也被攻克。伦敦每天都能听到城池丧失的消息。牛津却正相反，随着自信心的加强，军力也与日俱增。7月13日，王后带了三千人与几尊大炮，在凯因顿沙丘与国王会师，去年两派第一次交锋就是在这个地方。当天，威尔莫特和霍普顿两人在威尔特郡的朗德韦沙丘大败议会军队。查理夫妇凯旋回到牛津。 埃塞克斯仍然按兵不动，他写信给上院，希望能再与国王尝试议和，若不然，他就正式履行他的职责，以武力解决问题。如果他的信能早到几天，也许会大受欢迎，可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6月16日，贵族们听说连打败仗，就坚称他们愿意效忠国王，并准备了新的议和条款；下议院议员们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愤怒多于灰心。下议院促请上议院迅速通过关于国玺的议案，却被拒绝。7月初，下议院议员们以自己的权威命人刻了一颗大玺，一面刻上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徽，另一面刻的是下议院在威斯敏斯特开会，却没有任何代表贵族院的象征。在这种分歧下，贵族院本来极有可能会鼓吹埃塞克斯将军的议和主张。不料，就在6月20日前后，国王因为前几次胜仗而高兴到忘乎所以，就正式宣称，聚集在威斯敏斯特的那些人已经不再构成两个真正的议院。由于许多议员已经退出，又缺乏辩论的自由，议会已失去合法存在的根据，因此他不再称他们为议会。最后，他还严禁全体臣民服从那个叛逆的集团。这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加罪之词，反而促使两院重新团结起来。7月5日，两院共同议决派代表去请求苏格兰人，派兵增援英格兰的基督教徒，因为他们有被天主教士永远奴役的危险。当埃塞克斯的信到达上院的时候，上院已决定不再送议和条件给国王，而要求他先收回关于不再承认上下两院合法地位的声明。 埃塞克斯并不强求别人接受他的看法。他劝告他们议和，原是出于一片忠诚，既然议会决定开战，他就遵守议会的旨意。几天之内，伦敦各派重新团结起来，人人都对埃塞克斯表示敬重，他很快就得到军火与援兵。沃勒虽然打过败仗，但议会仍然对他的勇敢表示感谢，仍将他看作一个极其有用的人。6月29日，下议院在霍瑟姆把赫尔城献给国王之前，将他逮捕并关进伦敦塔，听候惩办；7月3日，费尔法克斯勋爵接管了他的军队。7月22日，议会下令在东方各郡招募新兵，归曼彻斯特勋爵统率，克伦威尔担任副指挥官，任中将。由两名贵族和四名下议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正快速赶往苏格兰。教士大会中的大多数教士已离开伦敦，分别前往他们的教区，抚慰人民，号召他们重新努力。在伦敦市的一所教堂里，每天都有教士举行特别的礼拜仪式，求上帝护佑那些为保卫国家和法律而出征的战士。每天早上，鼓声一响，就有成群的市民前往街头堡垒做工事。议会和人民从来没有展现过这样充沛的活力，也从来没有这样团结一致。 但是危险仍在增加，国王到处得胜，人民虽然情绪高涨，却也有一些人不肯再受议会的牵连。住在沃克的格雷勋爵原本奉上院之命到苏格兰去联络，却借故推辞，贵族院就将他送到伦敦塔里关起来。拉特兰伯爵本来应该和他一同前往，现在也借口有病不走。下议院的委员们只好自己前往，因为北方大路不安全，费尔法克斯又无法分兵护送他们，就只能走水路，走了整整二十天（7月20日至8月9日）。当时，国王接受劝告，刊布了一篇较为温和的宣言，这样又有了议和的希望。8月4日，由于诺森伯兰伯爵的提议，上议院议决同国王讲和。这次的条件较为温和，其中要求：双方立即遣散军队；由于亲附国王而被排除的议员，重新请他们回到议会；民团及教会问题，留待将来谈判，一个问题归宗教会议解决，另一个问题则归议会审议。次日，他们把这些条件送到下议院，同时高傲地宣称，现在到结束国家灾难的时候了。主战派被人如此出其不意地袭击，就竭力抵抗，说这样的冒险或许会使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又要求至少等到苏格兰的回音再作决定，但全无效果。最终，九十四票对六十五票，议决对贵族的提议加以考虑。 此时，主战派受到剧烈震动。在这样的逆境中求和，得到的绝不是和约，而是大败，于是他们决心全力反对这个计划。8月6日晚，市长彭宁顿（他不在国王大赦之列）召集市参议员们来市政会开大会，翌日就递了一个威胁性的请愿书，要求下院取消上院的议案而代之以一个新议案。递呈人阿特金斯同时把新议案送上。有人写了一些小册子，在前一天四处分发，动员了不计其数的人们来做这个议案的后盾。贵族们费尽力气才从人堆中挤进去，向下院抱怨群众的粗暴无礼。下院已经开始讨论议和了，辩论许久之后，八十一票赞成讲和，七十九票反对，议院内沸腾起来了。聚集在院外的群众宣称，一定要得到使他们满意的答复才肯解散。反对讲和的人慷慨激昂地要求重新投票，坚持说原来的投票有错误。于是重新投票，仍是八十一票赞成讲和，但对方的数票人称他们共得到八十八票，议长立刻宣布了这个结果。主和的议员们惊惶万分，茫然不知所措，只有狼狈离院。 两天后，8月9日，一大早就有两三千名妇女包围威斯敏斯特大厅，头戴象征和平的白色带子，递上一张语调悲哀的请愿书，表示赞成上院主张。约翰·希皮斯利爵士走出来告诉她们，下院也愿意讲和，希望她们先回家。妇女们还是不肯走，到了12点钟，人数增至五千之多。一群人走入下议院的大门喊道：“讲和！讲和！”警卫队是几个民团士兵，劝她们退出，反而使她们更加激动起来。卫兵只好强迫她们退到楼下，有人放了几声空枪吓唬她们，她们却说：“不过是火药！”就开始扔石头打民团，民团随即以实弹还击。这时候有一小队骑兵到来，手执大刀冲向群众。妇女们让开一条路使骑兵冲过，又一面打骂他们。最终，在几分钟可怕的拥挤以后，她们全都散了，只剩下七八个受伤的妇女在那里啼哭。此外还死了两人，其中有一个许多人都认得，她是一个歌手，自幼就在伦敦大街上唱古老的民歌。 用欺骗和暴力赢来的胜利使下议院议员们很不体面，尤其是正在以法律名义进行改革的时候。现在已经有一句流行话：凡是责难国王的事，议会自己没有一桩未曾犯过。上议院十分愤怒，人民已经流血，自身肝肠上的创伤已经超越其他任何感觉。波特兰、洛夫莱斯、康韦、克莱尔、贝德福德和霍兰勋爵，都离开伦敦到国王那里去了；诺森伯兰伯爵回到他在贝特渥斯的堡垒。这些都是知名人物，他们虽不构成议会的全部势力，但至少曾作过议会的后盾。几个市民领袖见自己受到孤立，十分吃惊，好像受到威胁一样。现在苏格兰那边仍没有任何消息，甚至不知道委员们是否平安登陆。他们每天都怕听到国王正向伦敦前进的消息，也怕听到国王已经包围格罗斯特的消息，那是议会手中唯一的西部大城，也是阻断西南和东北王室军队联系的重镇。危险使热情发生了变化，两派现在都在认真考虑各自的处境。无论哪一方的势力，都没有强大到能够打倒对方，也没有强大到无论战或和都稳居优势。于是暂时抛弃所有的不信任，暂停所有的个人野心，派出一个包含几位最热心主战的议员在内的委员会，去见埃塞克斯，告诉他议会正在设法招练新兵，同时以充分的军需供给他的军队。总之，他们把国家命运交到他的手中，并保证议会完全信任他。因此，埃塞克斯伯爵专心作战，满腔热情，似乎已别无他求。霍利斯一度打算举家隐居大陆，已经申办护照，现在又取消了，决定留在国内。无论在什么地方，曾被控为怯懦或叛逆的人，现在都带头筹备作战；他们过去激烈的反对者也热心支持他们。这些明智的行为，不久就收到效果。沃勒和曼彻斯特正在分别训练后备军；各种必需物资及时送到埃塞克斯的军中，此时只有他的军队可以作战，四队伦敦民团自告奋勇投到他的麾下。8月24日，埃塞克斯严格检阅军队以后，当着两院几乎全数议员的面，统领一万四千人浩浩荡荡地出发，准备日夜兼程地前进，以支援格罗斯特。国王已在两个星期前紧紧包围了那个地方。 查理在最近几次得胜之后，没有下定决心攻取伦敦，是他深以为憾的。他曾做过攻取伦敦的计划。在攻下布里斯托尔之后，他立刻派遣菲利普·沃里克爵士通知纽卡斯尔勋爵，要他从北向南进军，和国王的军队会师伦敦城下。但勋爵不愿意离开他的势力范围所控制的地区，更不愿在国王军队中屈居于那个其貌不扬、缺乏教养的外国人鲁珀特亲王之下。他以赫尔仍在敌人手中为由，拒绝离开约克郡。沃里克把这个答复带给国王，国王却不敢公然表示不悦。王后仍旧劝他向伦敦进军，但是查理不太欢喜冒险。许多优秀军官劝他围攻格罗斯特，国王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8月10日，他亲率军队占据了能够俯瞰格罗斯特的高地，不算居民的话，该镇只有一千五百人防守。 国王一到，立刻要格罗斯特投降，限两小时内回话。还没到两小时，就有两个代表从市内出来，一个是普特西军士长，一个是市民。他们来到军营，说道：“我们从格罗斯特市来，现回话与陛下。”于是有人带领他们见国王，他们捧着一封信读道：“我们是格罗斯特的居民、地方官及驻守军人，谨复陛下，我们将按照我们的誓词和忠诚，效忠陛下并为陛下的子孙守卫此城。因此我们感到全体都有义务服从议会两院所昭示的陛下命令。天神庇护，我们决心防守此城。”大臣们听到这几句简单的答复如此坚决，如此清楚，正准备表示讥笑和愤怒，查理却示意他们不许动手。国王和他的仇敌们一样严肃，说道：“你们若寄希望于救兵，那就大错特错了。沃勒已经完蛋了，埃塞克斯来不了的。”使者们一回到城里，居民就放火烧了四郊，如此，他们只需要守卫城墙以内的地方了。 战斗持续了二十五天（8月10日到9月5日），保王党全力攻城，城里的人以不知疲惫的勇猛进行防卫。守军只留一百五十人作为后备军，其余兵士日夜不息地站在城防前列。市民与军人同甘共苦，妇女协助丈夫，子女协助母亲战斗。守将马西开城击敌数次，只有三个人乘此机会逃走。保王党军队久攻不下，开始肆无忌惮地蹂躏四郊以示报复。军官们命士兵掳人勒索赎金，交了赎款才重获自由。营内的士兵日益不服从命令，营外的人民对保王党也愈加痛恨。国王原本希望围困这个城市，饿死守城的人，忽然听见埃塞克斯快到了，令他大感意外。鲁珀特亲王从大军中拨出一队骑兵，企图阻拦，却没有成效。埃塞克斯伯爵在大路上长驱直入，势不可当，敌人反而被他击退。查理想施缓兵之计，就打发一名使者前去议和。埃塞克斯答复道：“议会不曾命令我议和，议会只命我解格罗斯特之围，现在我要去解围，我愿将骸骨留于城下。”于是继续前进。第二天即9月5日，他正在普雷斯伯利高地上部署他的军队（离城五英里），看见国王的大营中一片大火，他就知道格罗斯特已经安全了。 他赶快进城，送去各种食物，极力赞扬守将、士兵和居民们的勇敢，赞扬他们救了议会，并给议会争取到了营救时间。随后，轮到人们热烈感谢埃塞克斯了。两天后，他就启程返回伦敦，因为眼前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只有他的军队才能保护议会。 在他回去的途中，一切都很顺利。有好几天他用计使敌人完全弄错他所走的路，西伦斯特以及储存在那里的许多军粮都落入他的手中；他的马队几次打退鲁珀特亲王所统率的骑兵，大获全胜。等到9月19日快到纽伯利的时候，他看见敌军已先到一步，占据了该镇和附近的高地，并拦住通往伦敦的大路。国王亲自站在队伍前列。这一带地方对议会不怀好感，当地人把所有东西都很小心地掩藏起来。无论战争输赢，他们都非打这一仗不可。 埃塞克斯没有迟疑，翌日破晓，他亲领前锋攻击主要的高地，赶走占据高地的军队。他轮流和各队交战，又依次攻打各重要据点，直到天黑，双方一直奋勇地相持不下。伦敦的民团表现得特别出色，鲁珀特亲王打散敌人的骑兵后，曾两次冲向民团，但他们仍站得密密麻麻，长矛如刺猬一般岿然不动。埃塞克斯、斯基庞、斯特普尔顿、梅里克等将领身先士卒，仆人们、工匠们和随营的闲人们也冲出阵来，如同最勇猛的军官一般勇敢。天黑后，两军仍保持着各自的阵地，事实上埃塞克斯是有所进展的，但保王党军队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本来期望明天再打，不料天亮后，他吃惊地发现敌军已经撤退。他就趁机飞速前进，除了鲁珀特的马队几次来攻毫无结果以外，再无拦阻。两天后，他的军队顺利到达里丁。 这场恶战使保王党灰心丧气，比起他们的对手来，他们并不缺乏勇气，可是他们的坚韧却远不如对方。保王党这次损失巨大，在国王的记忆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二十多个著名军官阵亡，其中有几个不但官居显要，而且德才兼备。例如新婚不久的森德兰勋爵，阵亡的时候不过二十三岁。他才识兼优，无论是明智的领袖还是本党基督教徒都爱戴他。又如凯尔纳丰勋爵，是个优秀的军官，他以待人公平赢得军人的爱戴，他最重诚信，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会算数。又如福尔克兰勋爵，他是保王党的光荣。虽被伦敦斥为公敌，却是一个爱国人士；虽是牛津的一个大臣，却被人民所敬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看到人民所受的痛苦，预见到更大的灾祸，他的希望破灭，内心深处长期处于不安。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两手托住头，一言不发，最后惨然地喃喃自语道：“和平！和平！”只有看到议和希望时，他才能稍微振作一下。战争的那天早上，他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高兴，他对朋友说：“我对这种时局感到厌倦了，我预料本国将来要受许多痛苦，但我希望在天黑之前摆脱痛苦。”于是他自告奋勇投入拜伦勋爵的队伍，刚一开战就有一粒子弹打中他的肚子，他坠马而死，但是没人看到。翌日才寻到他的尸首。他成为这个崎岖动荡时代的道德牺牲品。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海德，因为失去这个好朋友而感到无比悲痛；大臣们却因为一向与他不和，对他的死无动于衷；查理表示了相当得体的惋惜，但是之后同大臣们议政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轻松多了。 9月24日，两院派来的代表团到达里丁，向埃塞克斯表示感谢，询问军中所需，还问他要求些什么。议会得救，而且自认为现在的形势已足以避免危险卷土重来。和平谈判也同样顺利。当埃塞克斯正在格罗斯特解围的时候，哈里·文终于抵达爱丁堡，同苏格兰人签订了很亲密的同盟和协约。这是一个庄严的政治性和宗教性条约，它的宗旨是联合两国力量来保护同一事业。当天苏格兰就分别召开了国会和宗教议会（8月17日），投票批准。次日，苏格兰委员们启程前往伦敦。两院在伦敦同教士会议协商之后，也批准了这个盟约（9月18日）。一星期后（9月25日），全体议员在威斯敏斯特的圣马格雷特教堂，免冠肃立，举手向天，宣誓恪守盟约。盟约承诺改革教会并拯救两万一千名苏格兰人。这个盟约受到伦敦市的热烈欢迎。长老会的忧虑消除了，希望也实现了。9月26日，埃塞克斯进入伦敦，议会和伦敦市民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伯爵和他的朋友们决心尽量利用这次胜利。他走入贵族院，向他们辞职，求他们允许自己退隐到大陆（10月7日）。他说国家已无危险，因此他逗留在这里的责任已经解除。当他统兵的时候，已经饱受痛苦，而且他预料不久后这些痛苦将会重来。威廉·沃勒爵士仍然拥有一个不受他节制的独立官职，他自己担任着大元帅的名位，就必须独自负起全部责任，现在却有人拥有不服从大元帅命令的权利。他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地位的痛苦。贵族们听见他的宣言，大为诧异，决定即刻同下议院会商。下议院得知埃塞克斯的宣言后，就迅速赶来告诉上议院：沃勒已辞职，以后愿听大元帅的指挥，而不再听从议会指挥。他们要求派一个委员会，在议会散会以前就把这件事办妥。沃勒和他的朋友们毫无怨言地服从了，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则是胜而不骄。如此，两党好像在开始竞争的时候就言归于好了。 第五章 希望之火不灭 ——第一次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1643~1645） 主和的人眼见两方委员还不曾得到什么结果就要分手，十分焦急，于是在快到2月中旬的时候，协同作出最后努力。在他们看来，关于民团问题，如果国王作一些让步，例如在若干年内让出指挥民团之权，交给几个领袖，似乎是可行的。南安普顿伯爵就急匆匆地赶往牛津，请求国王让出这个兵权。 议会的不和与独立派的兴起 现在，长老会会员高兴到极点：议会得救了，他们的仇敌闷不吭声了，苏格兰军队已答应帮助他们。因此，今后的一切，无论继续改革，还是停止战争，都由他们说了算。 不久后，一股宗教狂热和专制风气弥漫于议会内外。10月12日，教士大会奉命起草一个管理教会事务的计划；10月20日，四个苏格兰大臣[　分别是是亨德森、瑟福德、吉利斯皮和贝利。 ]奉命协助教士大会准备一个宏伟规划，以便统一两国的礼拜仪式。各郡所派的委员会抓紧调查在职教士的行为和宗旨，将近二千名牧师被驱逐[　主教派的文章说被驱逐者达八千人，反对主教派的人则说不足一千六百人。这里采用的估计数字是尼尔提供的情况。 ]，他们被控告为再浸礼派、布朗派或独立派等。那些把他们送进监牢的人正是不久以前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人。在伦敦市里，凡是拒绝在盟约上签名的人都不能当市政会的会员，甚至连选举市政参议员的投票权都没有。星期日和节假日的各种民间游乐活动全被禁止，无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还是明显没有什么害处的，都不能幸免。冬去春来，自古竖起的五朔节花柱[　用花或彩带装饰的柱子，少男少女会绕柱舞蹈游戏。 ]全被拔掉，也不许再立新的，若是小孩们犯了这条禁令，就要重罚父母。大主教劳德已被监禁三年，无人过问，11月13日，忽然传他到上议院受审，奉命答复下议院所控的各项罪状。 他们对战争也表现出同样的狂热。因为在最近几次战役中立下大功，就扬扬自得，不再谈和平了。许多富裕市民出钱为士兵供给军装，还有自愿入伍的。甚至有几个领袖人物，如霍利斯、格林·梅纳德等人，向来对谈和表示友好的，如今却对市政会大声疾呼，鼓励他们作出最大努力。这个党派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精力充沛、大权在握。 但是，这一派离垮台也不远了。从一开始，该党就担任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改革，但从没有用相同的观点来办这两件事。宗教方面，这个党的信仰热诚，信条简单、坚决、连贯。长老会的体制，是由平等的牧师们管理宗教事务，共同开会议事。这个体制不是人定的，而是奉神旨存在的，也可以说是根据基督的法律存在的，是唯一合法的宗教体制，人们不能随意修改。他们认为自己进行的是一场神圣的革命，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它的胜利。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却与此相反，思想空洞无物。他们虽然出兵抵抗国王，内心却热爱独裁；虽然要节制君权，但还是尊重国王的特权；虽然只相信众议员，却并不怨恨或藐视贵族；既服从维新的需要，又服从古老的习惯。他们对于自身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看法和目的，只企求合法的改革，就足够了。 长老会派就这样交替地被这些截然相反的思想所支配，它的队伍中从未涌现过一个领袖。它跟随政治改革家的足迹，这些改革家是民族运动的最早阐明者，又是他们的真正代表。这样的同盟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为什么说是自然的？因为这两党有共同目的，都是只求改革，而不要求取消政府。为什么说是必要的？因为政治改革家拥有大权，可以运用他们在阶级、地位、财富和知识上的优势来维持这个权利。在这些优势面前，即使是最热心的长老会会员也不愿意和他们一争高低。大多数政治改革家虽接受长老会的支持，但对教会事务，却不能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政治改革家满足于一个温和折中的主教制，按照法律限制来管理教会事务。因此他们表面上支持长老会，私下却尽力阻止他们的发展。这样一来，主张宗教革命的那些人的精力就会被一些领袖们所抑制；只有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两党的联盟才是完全真诚的。 到1643年底，政治改革——至少是合法的政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但是宗教革命却几乎还没有开始。而且，政治改革也处于动荡不定的阶段，缺少保障，大有转化为一场革命的趋势。现在，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党派的内部缺点，它们在结构上、纲领上、计划上的重重矛盾已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这一派每天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尝试各种不恰当的努力，它的立场与言论往往先后矛盾。一会儿宣扬民主派的原则与感情，以反对主教制；一会儿又宣扬专制独裁和贵族制的教义与影响，以反对正在上升的共和主义。这些人今天提倡新事物，明天又咒骂维新派；有时敢作敢为，有时缩手缩脚；有时叛逆，有时专制；有时以自由的名义去迫害主教们，有时又以权利的名义去制裁独立派。 此时，这一派觉得自己已被他们的几个领袖抛弃、否定或牵连。有些像拉迪亚德这样的人，原本最富自尊心，最讲道德，现在却不肯挺身采取行动。皮姆等更为坚忍和有胆略的人，却一心想与新党妥协，因为他们认定新党将很快独揽大权。许多腐化堕落的人已经放弃一切爱国希望，心中只有自己的名利富贵。他们在管理事务的委员会中，形成一个贪污集团，互相勾结，利用分配官职、征用物品等差事进行敛财。许多贵族已前往牛津投靠国王，其余的贵族们则归隐乡下，不问国事，他们轮流和议会或宫廷谈判条件。9月22日，上议院还剩下十个贵族，到10月5日，只剩五个了。于是每次开会都要点名，有些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缺席，又只好回到威斯敏斯特。较为高级的贵族，日益脱离人民大众，不但不再支持长老会，反而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的信教狂热使有才干保护民权的人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他们温和的政治观点，却使他们摆脱不了可能会危害他们的盟友。 况且，这一派地位上升已有三年，无论它在教会或政府中的计划是否完成，这三年里的公共事务都是在他们的协助和同意下进行的。于是，人民就将所受的许多痛苦，所遭遇的许多失望，都归咎于这一派。人民谴责他们，说他们的压迫不亚于主教们，专横又不亚于国王。一想到该派的自相矛盾和脆弱无能，就令人痛恨不已，人们愈发感觉需要有新的原则和新的统治者出现。 长老会派和主教派都准备就绪，等待时机力图争夺指挥大权。早在这许多纠纷开始以前，长老会派就流露出意向，企图强迫国教会采用一种共和制，并利用那种形式来保持自己的权利和信仰。独立派、布朗派以及再浸礼派都公开质问，为什么让国教会存在下去？无论是天主教士还是主教派，或者长老会派，它们究竟有什么权力压制基督教徒的信仰？他们说，凡是同一地方或邻近地方的居民，因为信仰相同而自由集会来赞美上帝，他们就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任何别的教会都没有统治这个教会的合法权威。这种良心自由原则（这是地位卑贱的新教徒在盲目热情的错误行动中对人宣布的）刚一出现，就被人们看作犯罪或疯狂。主教派和长老会派，牧师们和地方官都要求严禁这个原则。应该怎样管理基督的教会，以及归谁管理，这两个问题一直是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大家都认为，他们只需要在教皇的绝对权力、主教们的贵族制、长老会的民主制之间任选其一就可以了，却没有人追究这几种体制的起源、形式和名称是否合法。 此时，有一项伟大的运动正在动摇全局，尽管从表面上难以察觉。每天都会出现各种争论，全国人民需要考虑社会的新问题，来衡量意见。这些都使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并进入到与人文、社会相关的更广阔的领域中去，能够大胆摆脱所有的古老成见和清规戒律。与此同时，关于奉行信仰与礼拜方式的自由，几乎已成定局，但还没有从法律上取代主教的大权。议会忙着应付敌对势力，无暇顾及它的党人在宗教方面脱离常规的问题。长老会派的热情有时会让两院发出带威胁性的宣言。1643年6月11日，一条法令声明“禁止近来对宗教和政府名誉肆意毁谤的报纸、书本、小册子”，无论什么出版物都要先接受严格的检查。但是，权力不能阻止那些走在运动前面的人。几个礼拜之后，只有保王党和主教派受到这条禁令的限制；新教派对此不是设法规避，就是置之不理。于是，数目更多、种类更繁、狂热更高涨的新教派布满全国，例如独立派、布朗派、反浸礼派、反童年洗礼派、贵格派、唯信仰论派、基督的王国派[　“基督的王国”一词出自《圣经·旧约》，意即“上帝的国必存到永远”。基督的王国派是狂热的盼望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基督教派。 ]等。在长老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这次革命同时唤起了许多狂热教徒、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来反对长老会派。 从此以后，所有问题全部面目一新，社会动乱改变了它的性质。那些势力强大、受人尊敬的传统，过去曾经指导政治改革家和宗教改革家的观点，受到严峻挑战。对政治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古代英格兰的法律；对宗教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教会的组织方式。这些古代制度既是一种典范又是一种约束，无论他们的事业有多么冒险，双方都没有对空泛的愿望和无限的要求让步。如果说他们在行动上有错误趋向的话，至少还能够指出行动的目标，而他们的劲敌却没有明确的目标作为指导，又没有历史或法律的传统来限制他们的思想。他们赋予革命决定和管理一切事物的权利，且以革命作为他们的唯一指导。在革命的指导下，哲学家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真理，狂热的教徒不惜任何代价寻求信仰，自由思想家不惜任何代价追求成功。于是调动制度、法律、习惯、事件等等，按照人的理性或意志来控制革命。在这样大胆的事业里，一切都是合法的，不管是根据对一个原则的信仰，或是出于一种宗教狂热，或是以需要的名义行事。长老会派在教会里严禁君主制与贵族制，那为什么在国家体制里还保留君主制与贵族制呢？政治改革家们曾透露，如果国王或贵族坚决拒绝一个有利于人民的议决案，众议员们就应该运用自身的权威强行通过它。既然有这样的意向，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呢？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事态紧迫时才请出民权，其实民权早应该作为合法权利，且作为政权本身的基础。教士们依靠什么权利才能形成一个永久性的、财务自由的、独立的集团？若从他们手中收回全部司法权，甚至收回贬逐教徒的权力，只留下劝导、讲经、教训、祈祷的职能，那么所有一切滥用宗教权威，所有令宗教与政治格格不入的困难，当然都会立刻停止。况且，信仰的合法权利本来就不属于教士而属于教徒。选择和委派牧师的权利，应该属于信徒；牧师并无互相选派之权，更无权强迫信徒承认。不仅如此，一个基督信徒本来就是一个牧师，是他自己的牧师，是他家庭的牧师，是所有被他的语言所感动的人的牧师，这些人会因此而承认他受感于天，愿意和他一同祈祷。无论是布道还是斗争，唯有上帝才能选择并赐封他的圣徒，谁都不能与上帝相争。自由思想家听了这番话大声喝彩，对他们来说，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要实行革命。 于是独立派兴起了，他们比长老会派的人数少得多，在英国土地上的根基也没有长老会那么牢固，但他们却已有了蒸蒸日上的势头。英格兰此时正处于一个光荣而令人畏惧的危机之中，人们忘记了自己的脆弱，只记得尊严。无论是政客还是奉异教的信徒，无论是长老会派还是独立派，都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权利。但是长老会派经受不起这样的考验，因为他们的智慧建立在传统和法律权威的基础上，因此他们不善于用讲原则讲道理的方法来驳斥对手的论据。只有独立派说出了一条简单的原则，这个原则支持着他们的全部行动，也使有毅力的人不致陷入自相矛盾，使诚实的人不致被虚伪欺骗。他们开始发出一些强有力的号召，以最崇高的希望的名义，在人们心中唤起了昂扬的热情。这些号召是：权利平等，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取消全部弊端。他们的政治体制与宗教体制之间并没有矛盾，一般成员与领袖之间也没有秘密斗争，既无排他性的信条，又无严格的考验使人们难以加入。他们将信仰自由作为一条基本大法，由于他们所建议的改革规模巨大，他们的计划又广泛而尚未确定，这就吸引了目的各异的人投入他们麾下。律师们加入他们的团体，希望从教士手中夺去全部司法权及管辖权；酷爱自由的立法者考虑在他们的帮助下制成一部全新的、明晰的、简单的立法计划，以便从律师们手中夺去巨大权利和利润。哈林顿可以梦想在他们之中有一群圣人，西德尼可以梦想斯巴达的自由或罗马的自由，利尔伯恩可以梦想古代萨克森法律的恢复，哈利森可以梦想基督再来到世上。无论是共和派或阶级平等派，无论是推理派或理想派，无论是信仰狂徒或胸怀大志的人，都在兼收并容之列。只要对保王党和长老会派怀有深仇大恨的人们能抱着同样的热情，一起冲向那情况不明的未来，这就足够了。 国王在牛津的行动 尽管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在战场上和威斯敏斯特大厅取得了胜利，却无法平息这些内部斗争，这在伦敦和牛津都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了。国王身边的人劝他利用这些分歧，不断有人提供各种不同的消息和建议。有人说应该把仗打下去，因为冲突的各派必定只顾私斗，不管公敌；也有人劝国王找在牛津躲避的贵族——特别是霍兰伯爵和贝德福德伯爵——出来调停，尝试和埃塞克斯等人谈和；甚至有人提议试探一下独立派领袖们的态度，因为有利于同他们谈和时取得较好的条件。洛夫莱斯勋爵已得到国王的许可，同哈里·文爵士密切联系起来，却不知道哈里·文其实是议会派来的卧底。事实上，那些背离议会的贵族，在牛津并不受欢迎。查理虽然同意接见他们，却一副冷冰冰的态度。霍兰伯爵在杰明的帮助下，设法重得王后的欢心，却没有效果；他用尽手段想要恢复从前与国王亲密的关系，也是枉然。在纽伯里之战中，他曾自告奋勇，亲临前线，以他的血作为重新效忠国王的证据，但是傲慢沉默的国王丝毫不为所动。这些来牛津躲避的贵族，看到宫廷执意不要他们效劳，一直在考虑怎样摆脱这种难堪的处境。向国王建议继续打仗当然更为动听，但也没有什么结果。围攻格罗斯特的失败使得牛津陷入萎靡不振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有公然结党营私的。大家因为这次致命的失败而互相责难。内阁对于陆军的无纪律性颇有微词，陆军却很无礼地责骂内阁；鲁珀特亲王虽然除了国王之外，可以不听任何人的号令，却很妒忌统帅；统帅与贵族们也口出怨言，反对鲁珀特亲王的独立行事与粗鄙行为。国王很尊重自己亲人的荣誉，因此也尊重他的外甥鲁珀特亲王，他为了维持王族体面，不惜牺牲掉他最有用的朋友们。只有海德曾经直率地尝试改正国王的错误，但他在宫廷毕竟是一个新人，并无职务以外的名望和权利，有时还需要国王助他一臂之力以抵制王后的脾气或大臣们的阴谋。总的说来，牛津与伦敦同样存在内部不和，但牛津的不和更能产生致命伤，因为伦敦的不和正推动事态往前进展，而牛津的不和则使事态陷入瘫痪。如今，查理在内心深处厌倦了自己那班人马，如同当初他厌倦自己的人民一样。他才得知议会与苏格兰已结成新联盟，于是派汉密尔顿公爵（他重新得到国王的信任）驻扎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准备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这两者的联盟。据说公爵奉命向苏格兰建议，将来内廷的官职将分派三分之一给苏格兰人，原属于苏格兰的诺森伯兰、威斯特摩兰和坎伯兰各郡重新交还给苏格兰，国王答应定居纽卡斯尔，威尔士亲王及其王廷则驻在苏格兰。无论国王的条件是否出于真心，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使这一切成为泡影。安特里姆伯爵不久前在爱尔兰被驻扎的苏格兰军队拘捕，从他身上搜出几项证据指向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他和蒙特罗斯二人同王后住在约克时所定的。他们准备装运很多爱尔兰天主教徒进入苏格兰，同时在北方招募高原人，分化敌人的兵力，以帮助国王。这个计划显然即将实行，因为蒙特罗斯在围攻格罗斯特的时候回到国王身边，而安特里姆刚从牛津来此。国王和他上次前往苏格兰一样，一边对人民提出最动听的建议，一边进行最黑暗的阴谋反对他的人民。在苏格兰首都的议会和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已订好条约，并将这些详情通报伦敦。 安特里姆伯爵的文件还暴露出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国王与爱尔兰叛党经常通信，接受过他们的建议和贡献，甚至他正同叛党订立停战条款。可是，当查理和英格兰对话的时候，总是对爱尔兰痛加咒骂，以掩盖他和爱尔兰的秘密接触。叛乱所点燃的战火已经在这个不幸的地方接连发生，但还没有达到目的。爱尔兰共有一万多名士兵，军饷不高，又很少有机会休息，根本不够平乱，只够阻止人民得到解放。1642年2月，在内战还没开始之前，议会曾计划出大力气平乱，于是借了一笔款项，打算进行一场决定性的征伐。不料内战爆发，议会自顾不暇，极少想到爱尔兰。即使想到，也不积极，只是在当地基督教徒闹得厉害的时候，说几句安抚的话，最重要的是想让他们知道，一切祸害都是国王的责任。查理很少注意爱尔兰人民的利益，也很少为爱尔兰基督教徒作出牺牲。他责备议会不该动用安抚爱尔兰人民的款项，自己却截留下解往爱尔兰的粮食，又从都柏林的军火库里取走了枪炮子弹。爱尔兰的重要基督教徒是亲附主教制和王室的贵族，陆军的军官中有很多人是保王党，都是议会急于驱逐的。他们的将军奥蒙德伯爵，有钱有勇，慷慨大方，为人民所爱戴，他两次击败叛党，却将胜利完全归功于国王。爱尔兰的议会党衰落得很快，亲附议会党的地方官全被保王党撤换了。议会曾派两个下议院议员前往爱尔兰当委员，想恢复失去的势力，可是奥蒙德不许他们入市政会，最终将他们逼回英国。从这时起，爱尔兰所有军政大权都集中到国王手中。1642年11月14日，爱尔兰叛党在基尔肯尼设立了一个握有统治大权的二十四人的议会，井井有条并审慎地管理乱党。他们不止一次对国王表示服从与亲密，劝他不要再与效力于他的忠诚人民为难。这个时候，查理还不能完全置英格兰舆论于不顾，所以不能公开同爱尔兰叛党联盟，但他认为可以向爱尔兰表示一些好意，于是把正在爱尔兰平叛的军队撤回英国，以攻打更恶劣更可怕的反叛。奥蒙德奉命同基尔肯尼的议会进行磋商，不谈别的，只说基督教的事业及其捍卫者在爱尔兰所处的困境（事实上也不假）。军队写了一篇悱恻动人的抗议，向都柏林的大堡陈诉，历数军人的疾苦，宣布他们不想再当兵。同时将这篇备忘录送交牛津与伦敦，要国王和议会都知道他们的痛苦。当安特里姆被逮捕的时候，谈判正在进行，也快要达成协议。9月底，也就是议会在威斯敏斯特郑重接受它与苏格兰订立的新条约的前几天，英格兰得知国王刚刚同爱尔兰叛党订立了停战一年的条约，调回前往平乱的英吉利军队，共有十个团的部队回来，五个团将在切斯特登岸，五个团将在布利斯托尔登岸。 各方面一片哗然，爱尔兰人成为英国人蔑视、仇恨和恐惧的对象。甚至在牛津城里，保王党也心怀不满，有几个军官离开纽卡斯尔勋爵的军队，向议会投降了。霍兰勋爵回到伦敦，他说天主教徒在牛津的确大有势力，良心不容许他再在那里逗留下去。贝德福德勋爵、克莱尔勋爵、佩吉特勋爵和爱德华·迪林爵士，都以同样的借口来掩饰他们的三心二意和胆小怕事。议会十分欢迎这些回头的人们归来。国王的行为变成大家咒骂和挖苦的对象，他们回想他刚刚才郑重发布的誓言，又回想他提出答复时盛气凌人的腔调，那时已有人抱怨宫廷与叛党私通消息了。人民得知在调回的军队里杂有大批爱尔兰天主教徒，居然还有许多女人身穿野蛮的奇装异服、手执长刀，就愤怒不止。国王不仅不为被屠杀的爱尔兰基督教徒报仇雪恨，反而收留那些万恶的凶手在军中。许多较为优秀的人士，本来没有群众那样感情用事的偏见，从此以后也深深恨上国王，有的是因为国王言行不一，有的是因为他重用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徒。 查理很快得知这种情形，并察觉是议会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认为无论何人，居然敢不以他的言词而以他的行动来判断他的动机，简直是侮辱。他在盛怒之下打发人去请海德来，他说，他曾在宣言中提到过议员们是议会的一部分，这未免给威斯敏斯特的反叛者太多的面子！国王认为，同意他们继续存在的法令，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因为一个国王无权取消自己实行解散议会的权利。无论如何，他们已经通过反叛放弃了所有权利，因此他想命人写一篇通告，宣告他们实际上已被解散，从而明文禁止他们集会，并严禁任何人承认他们是议会。海德听完国王这番话，十分惊诧，又很着急，只能答道：“我知道陛下已经周详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自己却还没有仔细考虑过，它需要很认真地考虑。我个人无法想象，因为陛下禁止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开会，他们就不再前往那里。陛下的严令反而会让许多已经脱离他们的人重新回去。也许议论中的法案会判无效，至少我希望它无效，但是这要等议会去宣布它才行，不然的话，无论什么法官，都绝不会宣布法案无效。有人指责说陛下想解散这个议会，想取消这个议会所通过的全部法令，其中包括许多对人民很宝贵的法令。既然陛下常常否认有这样的意图，就应该知道发布这样一个宣言会使多少忠诚善良的人民忧心。因此，我恳求陛下在实行这个计划以前再郑重思考。” 内阁大臣们几乎都表示同意海德的意见，查理虽然骄傲，但和这些大臣在一起时，就变得摇摆、胆怯起来。一旦有人表示反对，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即使在他和自己的枢密顾问官们开会的时候，当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或不知道怎样结束令他不愉快的讨论时，他多半就会让步。他犹豫几天之后，放弃了这个想法。但此时有必要采取一些决定性措施，仅仅为了使保王党们保持警惕，不让议会在和平间歇期得到便宜，赢得早已不耐烦的人民的注意。有人提议说，既然议会的名义具有号召人民的影响，那么何不召集那些曾经退出威斯敏斯特的议员来牛津开会，用这个由国王出席的合法而正式的议会来反对他们那个叛逆又破裂的议会？查理不欢喜这个建议，因为一旦有议会出现，他就得听议会的建议，受它的势力左右，他认为这样有损于君王的尊荣。王后反对得更坚决，她认为一个英吉利的议会，无论怎样热心帮助国王，都不可能支持天主教徒和她所宠幸的人。但是，一旦大家知道有这个提议，就难以拒绝它了。保王党对它极其欢迎，甚至内阁也指出它的种种优点：新议会将议决以款项支持国王；当大家看到有这么多议员同威斯敏斯特议会脱离关系时，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将丧失名誉。所以，查理虽然心存不满，也只好同意了。当时大家的看法是，若打算解散一个桀骜不驯的议会，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立第二个议会。 这个措施最初在伦敦引起一番焦虑。他们听说保王党企图同市民们直接进行和平谈判，不要议会干预；又听说和约的基础已经商量好了，其中一条就是承认在伦敦办成的借款。议会常常不能按时付息，而国王则保证到期清偿。又有人揭露温和派与独立派想阻止苏格兰人进入英格兰，而且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摆脱长老会派的束缚。12月8日，皮姆病逝了，下议院议员们哀悼他们丧失了一个最老的，也许是最有用的领袖。他的才华虽不及汉普登，但是在私下的评论及公开的辩论中，对议会党功劳很大，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汉普登。他为人坚决、耐烦、能干，善于攻击对方，善于布置辩论或对策，善于鼓动人民的情绪，又善于取得摇摆不定的重要贵族们的支持。他几乎是各个委员会中最勤奋的成员，本党的决议案几乎全出自他的手笔，凡是别人想要规避的任务，他都慨然担任。总之，他不辞辛劳，不求名利，他把雄心壮志完全倾注在自己的事业上。他在得病之前不久，刊行过一本为自己辩护的书。它是专门针对主张秩序与和平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就好像他对过往有所遗憾，又怕将来有人会责怪他似的。他死了，与汉普登之死相同，一方面可以免受做出违心行动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免受违反过去一贯生活的痛苦。现在那些正在变改良为革命的人物，如克伦威尔、哈里·文、哈斯利格等人，不仅没有心怀恶意地指出这位维新老将晚年时略带迟疑的表现，还带头向他表示悼念和崇敬。皮姆的遗体停放了几天，以便成群结队的人们前来瞻仰，也为反驳保王党传播的他死于不体面的病症的谣言。有一个委员会奉命调查他的身后遗产情况，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建纪念碑。全体议员为他送殡，几天以后，全体议员代他偿还了一万镑的债务，据说是他因国事积欠下来的。 当下议院议员们通过上文所说的几个提案时，市政公会派遣一个代表团来上议院，感谢议会出力，感谢勋爵将军的勇敢，在议会面前重新宣誓，表示愿为议会的神圣主张赴汤蹈火，并请全体议员赴会，以示团结（1644年1月13日）。 议会又恢复了信心。在牛津议会预定开会的那一天（1月22日），威斯敏斯特的议会点了名，上议院只有二十二个贵族到会，下议院却有二百八十人出席。缺席的人中，有一百人是奉议会之命出去办理公务。两院议决，不容许对他们的权利加以怀疑，他们将以轻藐的态度拒绝和对手们通信。2月1日，埃塞克斯转交给上议院一件不曾拆封的文件，是保王党军队的统帅福思伯爵送给他的。于是指派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信的内容，委员会报告说这件公文并没有向议会说什么话，贵族院的将军只好将它送回原寄处。 原来这封信是聚集在牛津的四十五个贵族代表和一百一十八个下议院议员专门写给埃塞克斯本人的。信件告诉他，他们已经就任，并且愿意讲和，国王也有意赞成，希望他运用他的影响“促使信任他的议员们也趋向于议和”。这种说法针对威斯敏斯特的上下两院，查理已坚决不再承认他们是合法议会了。 2月18日，又有一封信送给埃塞克斯。这是福思伯爵请发通行护照给两个人，国王想派遣这两人来伦敦谈和。埃塞克斯答复道：“伯爵，若你写信来要求一张通行护照给两个前来伦敦议会的人，我将很高兴能够促成国王与他忠诚的、唯一的议会之间的真正谅解。” 查理发现他的对手丝毫不肯通融，反而庆幸起来，认为这样他身边的人就会寄希望于奋力一战。牛津的议会充分了解自己的弱点，对自己地位的合法性抱有怀疑态度，所以他们不敢再自称为议会，而且私下懊恼国王不准称威斯敏斯特的两院为议会，为议和的道路设置了障碍。这个议会力劝国王，请他无论如何退让一点，以缓和与伦敦议会的关系。3月30日，查理答应写信给两院，提议谈判。他信上的称谓是“在威斯敏斯特集会的贵族们和下议院议员们”，但在信里，查理说到“在牛津聚集的议会的贵族们及下议院议员们”，是与他们平等的一方。埃塞克斯派往伦敦的号手不久就带着议会的回信来了，其中说道：“当我们考虑陛下信内所用字眼的时候，我们对于获得和平，感到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悲观失望，因为你的词句将现在聚集在牛津的人（他们违反职责，背弃陛下的议会）置于和议会同等的地位。这个现存的议会，原是按照众所周知的基本法律召集的，是按照陛下所批准的一条法令而得以继续存在的，现在陛下反而不许以议会的名义称呼我们。但我们不能不恪尽职守，因此我们决定以我们的生命财产，保卫并坚持这个议会的正当权利和全部权利。” 牛津的议会完全失去了重修旧好的希望，从那以后就认为自己这个团体已没有什么目的。不过他们继续开会，刊布了几篇长而无聊的宣言，投票议决几种捐税与借款，对威斯敏斯特议会说了许多责难的话，通过了几条重重叠叠的议案，声明效忠国王。但是贯穿这些决议的是它的忸怩作态与无所作为，以及它对于自身弱点的惶惑不安。国王本来就害怕这些智囊的监督，不久以后又发现他们不但讨厌而且一无是处。4月16日，在郑重宣布他将继续按照他们的意见来约束自己的行动以后，查理宣布议会暂时休会，议员们只好解散。议会的大门还没有关闭，查理就满怀庆幸地对王后说，他终于摆脱了这个杂种议会，说它不过是做出胆怯的、煽动性的决议的巢穴[　他在致王后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信上的日期是1645年3月13日。 ]。 战火重燃 冬天的时候，双方的主力军队还没有什么行动，国内其他地区已经打过几仗。从爱尔兰撤回来的军队在西北地区打了六个星期胜仗之后，却被费尔法克斯在柴郡的南特威治城打得几乎溃不成军（1月25日）。在北方，1月19日，利文伯爵所统领的苏格兰军开始向英格兰进军，纽卡斯尔勋爵上前迎战；4月11日，费尔法克斯趁机在塞尔比打败了许多保王党。为避免约克要塞被敌军攻破，纽卡斯尔只能在这里闭城坚守。东方则有曼彻斯特勋爵和克伦威尔训练的一支一万四千人的新军，已随时准备开赴战场。南方战场上，威廉·沃勒爵士在汉普郡的阿尔雷斯福尔德出其不意地战胜了拉尔夫·霍普顿爵士（3月29日）。鲁珀特亲王在诺丁汉郡和兰开夏打过几次胜仗，却弥补不了这些失败。保王军越来越没有纪律，诚实的士兵日益感到忧愁和憎恶，其余的人则肆意蹂躏。国王越来越节制不了他的军官，军官也越来越管束不了他们的士兵。伦敦却与此相反，所有措施都很正常，甚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执行得好。有人说议会办事不迅速，计划难以保密，国王很快能得到议会的消息。于是，2月16日，成立两王国委员会，其中有七个贵族、十四个下议院议员、四个苏格兰委员，管理战时两王国间的关系以及外交事宜，几乎握有绝对的权利。3月26日，议会通过一条法令，把自愿捐款改为强迫捐款，凡是伦敦及四郊居民都要缴纳。一向未曾征收过的国内消费税也开始征收了，它们是各种酒税、烟税和一些其他货物的税。刚开战的时候，议会共有五支军队，其中苏格兰军、埃塞克斯所率军队和费尔法克斯所率军队，都由公款供给；此外，曼彻斯特和沃勒所统率的军队，则是本地捐税供给。这些军队共有五万多人，全归两王国的委员会指挥调度。 尽管牛津一片高傲气派，不久却表现出不安的景象。宫廷得不到伦敦的确切消息，看见议会办事那样神秘就很惊慌；牛津只知道伦敦正在积极筹备战事，大权都集中在几个最有胆量的领袖手中。突然有一个消息传播开来，埃塞克斯与沃勒带兵前来围攻牛津。王后此时已有七个月的身孕，立刻声称她要离开。查理和几个顾问官希望她能改变决定，以免产生不良影响，但是没有成功。她坚持要向西方躲避，住在一个离战场很远的地方，这样一遇到危险她就可以坐船回法国。她又是哀求，又是痛哭，大家最后只好依从她，选择埃克塞特做她的躲藏地点。4月底，她离开了丈夫，此后两人再也没有了相见的机会。 王后的恐慌不是没有道理的，埃塞克斯与沃勒果真领兵来封锁牛津了。费尔法克斯、曼彻斯特和苏格兰人也在约克城下会师，共同包围该城。于是，保王党的两个重镇和两支保王党大军——国王和纽卡斯尔勋爵，同时受到议会军队的攻打，两王国的委员会最近所采纳的就是这个简单而大胆的计策。 5月底，牛津几乎被整个包围了。国王的军队原驻在附近好几处地方，现在都被驱逐了，有的退入镇内，其余则退入市镇北城墙外一个有堡垒的地方。国王的援兵无法及时赶到。鲁珀特亲王正深入兰开夏内地，莫里斯亲王正在包围多塞特郡的莱姆港口，霍普顿勋爵正设法从敌军手中夺取布里斯托尔。八千名伦敦民团的生力军赶来，援助埃塞克斯完成封锁行动。此时国王的处境危险万分，有一个最忠诚的枢密顾问官劝他向伯爵投降，查理大怒道：“也许我有一天会落到埃塞克斯伯爵手中，但那是我死之后的事。”当时伦敦流传着一个谣言，说国王决定出其不意地回来，说不定会请埃塞克斯保护他。下议院议员们很惊慌，与国王的愤怒程度相同。他们立刻写信给埃塞克斯说道：“伯爵，我们得到报告说国王会来伦敦，我们奉本院命令请你竭力找出这种谣言的根据。无论什么时候，你若得知国王的真实意图，请务必告诉两院，若无议会的指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埃塞克斯从这番话的字里行间看出对自己不信任的意思，于是答道：“议长，我完全不知道国王回到伦敦的消息是怎么来的。我将尽力追查这个消息来源，但好像伦敦才是最可能知情的地方，我们军中并无这样的消息。若我知道国王有意回到议会或军队中，我必定如实相告。不过，若真有什么根据，我相信我也将是最后一个听见消息的人。” 议会和军队随后得到一个更令人意外的消息，他们听说国王已经逃走了。6月3日晚上9点钟，他撇下次子和随从，带着威尔士亲王离开牛津，穿过敌方两个军营之间的地带，和等候在市镇北边的一支部队会合，迅速逃离。 大家非常惊愕，显然需要立刻作出决策。现在再围攻牛津就没有意义了。国王一但获得自由，马上就会变成很可怕的人物，最要紧的是必须阻止他和鲁珀特亲王联合在一起。 埃塞克斯召开了一个大型作战会议，提议没有大炮辎重拖累的沃勒应该追赶查理，他自己则率军西行，以解莱姆之围，使这片土地处于议会的权利之下。沃勒反对这个计划，但作战会议表示同意元帅，埃塞克斯很高傲地要求他服从。沃勒虽然服从了命令出发，却先向委员会表示了不满，说伯爵太藐视委员会的指令了。 委员会在盛怒之下，立刻报告议会。议员们经过辩论后，给埃塞克斯下达命令，让他掉头去追赶国王，而沃勒率军西行。 伯爵参加作战，心情本来就不愉快。尽管他的仇敌们在短期内曾被自己的危险处境和他的英勇胜利弄得十分胆怯，但是一到冬天，他们又重新开始怀疑他、攻击他，给他制造麻烦。当他快要出发的时候，有一份群众请愿书要求改组他的军队，下院收受请愿书时，并未表示什么不快。沃勒的军队经常得到更好的供应，军饷也不会延期。曼彻斯特勋爵正在成立一支新军，准备在必要时代替他统率军队。他和他的朋友们都很气愤，责怪那班不懂军事的人，居然敢在威斯敏斯特大厅指挥军事，向将军们发号施令。于是他回答委员会道：“你们的命令，既违犯军纪，又没有道理。我若现在回去，只会鼓励各处的敌军。受到你们怀疑但是无辜的埃塞克斯呈复。”接着他又继续前进了。 大为惊奇的委员会停止争执，而且压下他们的怒气。埃塞克斯的仇敌觉得现在还不能把他搞下台，他们只好敷衍他，不过在给他的答复里说了几句责备的话，告诫他以后不要再用这样的语气。最终，他奉命前进，而之前的命令却是要他放弃前进。 查理得知议会的两个将军已分开，他只需对付其中之一，便暂停前进，写信嘱咐鲁珀特亲王立刻驰援约克，自己却勇敢地顺着逃出来的路往回走，再度回到牛津。那是国王离开牛津十七天后的事。现在国王自己统率军队，采取攻势。当时沃勒正在伍斯特郡寻找国王，他听到国王这样的举动，就兼程回头，因为留下来把守通往伦敦大路的只有他的军队了。6月29日，两军于白金汉的克罗卜雷迪桥交战，沃勒虽然抵抗得很出色，但最终还是打了败仗，其失败规模之大甚至超出胜利一方的估计。 查理交上好运，居然表现出他从未表现过的勇敢和技巧。他决定向西方前进，倾尽全部军力进击埃塞克斯。最近敌方两支军队围困他许久，使他差点成为釜中之鱼，现在他想彻底摧毁这两支敌军。此外，埃塞克斯也兵临王后居住的埃克塞特城下。此时王后分娩不过数日，还不知道丈夫大胜，又陷入恐慌的境地。查理在出发时，从伊弗夏姆给两院发去一封信（日期是1644年6月4日），他虽不以议会之名称呼他们，但要求和平之意溢于言表。 但是，查理刚刚离开牛津，在他的求和信到达伦敦以前，议会的恐惧之心已经消散。他们并不认为沃勒的败仗有什么重要意义。议会刚刚得到消息，将军们在约克附近打了一个极漂亮的胜仗，约克献城在即。简言之，北方的保王党军已濒临完败了。 事实上，7月2日晚上7点到10点，双方在马斯顿荒原地区进行了一场至今为止最重要的战役。三天前，鲁珀特亲王统领两万人向约克进发，挫败了议会将军们阻拦他的计划，顺利进入约克城。纽卡斯尔说敌人军中不和，等三千援军到来，己方会有更大胜算。鲁珀特不肯听他的话，很无礼地回答，他接到国王的命令，于是派军队追赶正在败退的敌军。他们不久就赶上敌军的后队，双方都停下来，准备战斗。两军只相隔几道壕沟，距离都在步枪射程之内，却寂然不动达两小时之久，互相等待对方先动手。鲁珀特让纽卡斯尔勋爵先回去休息，可勋爵刚走上马车，就听到一排枪声。他立刻回到战场，没有统率什么军队，只领着几个绅士（他们和勋爵一样都很生亲王的气）和志愿的战士。几分钟后，这片洼地就变成一团混乱。两军相遇，冲入彼此阵中，纷纷扰扰，乱成一团。议会党人与保王党人，骑兵与步兵，军官与士兵，或独自一人，或几人成群，在战场上乱走，寻找自己的队伍，遇见敌人就厮杀起来，完全没有计划和结果。最先溃败的是议会军队的右翼，随后是苏格兰骑兵被保王党一阵猛攻，也被击散了，费尔法克斯竭力聚拢他们，也是枉然。他们四处传播自己被打败的消息，很快有人从纽瓦克送信到牛津，大家以为打了胜仗，便点燃篝火，庆贺传闻的胜利。但是，保王党军队追敌回来时，很诧异地发现，他们刚才所占据的地方又被敌人占领了。原来，在苏格兰马队逃走的同时，鲁珀特所统率的右翼被克伦威尔和他坚韧不拔的马队击败，曼彻斯特的步兵也完成对敌军的挫败。克伦威尔看到打败亲王的马队，也不敢懈怠，立即重聚他的士卒回到战场，确保已取得胜利之后，才想到庆祝。到10点钟时，战场上没有留下一个保王党，只有三千名战死者和一千六百个俘虏。 鲁珀特和纽卡斯尔半夜再入约克，彼此并未相见。亲王送信给伯爵说道：“我已决定今天一早就带着我的马队和剩下的步兵离开。”纽卡斯尔答道：“我到海边去，从那里登船前往大陆。”两人都说到做到，纽卡斯尔果然在斯卡巴勒登船，鲁珀特前往切斯特带着他的残军走了。7月16日，约克投降了。 独立派十分高兴，充满希望，这是议会军第一次击败保王党的马队。这次光荣的大捷应归功于他们的将军和战士——克伦威尔所统率的圣骑士军，他们在战场上获得了“铁骑军”的外号。他们夺得鲁珀特亲王的大旗，陈列在威斯敏斯特，以显示胜利。虽然埃塞克斯也曾打过两次胜仗，但好像是出于勉强，只是为了拯救议会而不得不战，并没有其他效果；而克伦威尔的圣骑士军则处处求战，敢于胜利。还要再说和平是必要的吗？胜利与自由是唯一的需要，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争取胜利与自由，以便充分实现那种为人民造福的改革。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话，到处都有独立派、自由思想派或狂热信仰者、市民、讲经师、军人大声疾呼，表达他们的激情与愿望；到处都能听到克伦威尔的名字，他的话比所有人都激烈得多，同时以善于创造最深远的谋划著称。有一天，克伦威尔对曼彻斯特勋爵说道：“勋爵，你已完全成为我们自己人了吧，不要再谈议和的事了，不要再同贵族们保持良好关系了，也不要再怕被议会拒绝了。只要你和诚实的老百姓站在一起，不久你就会统领一支军队，将法律带给国王和议会。” 克伦威尔虽然心存胆大无比的希望，却也没想到他们这一派已胜利在望，一场大灾祸很快就要降临到他最怕的对头身上。 埃塞克斯被轻易得来的胜仗所鼓舞，丝毫没有觉察到后面越积越大的危险，只管往西挺进，越进越深。他在三个星期内解了莱姆之围，攻下韦茅斯、巴恩斯塔普尔、蒂弗汤、汤顿，几乎用不着一战就打散了试图拦阻他的保王党军队。当他快到埃克塞特时，王后打发人去要通行护照，以便前往巴思或布里斯托尔，进行产后调养。他答道：“王后若是愿意的话，我可以亲自送您到伦敦，无论什么好医师或调养品那里都有。至于您想去的那一两个地方，我没有得到议会命令，就不能从命。”王后害怕起来，便于7月14日在法尔默思登舟跑回法国。埃塞克斯继续前进，忽然得到消息，说国王打败了沃勒，正迅速向他进军。于是立刻召开作战会议，商讨究竟是继续前进，在康沃尔筑沟据守，还是回师寻找国王，与他开战。埃塞克斯主张同国王一战，但有几个军官如哈里·文爵士的朋友罗伯茨勋爵，在康沃尔有很多田产，原想借这次出兵收租。所以他们反对回师，说康沃尔的人民久受保王党压制，大军一到，必定群起响应，埃塞克斯就能得到从国王手中夺回这一郡的光荣。埃塞克斯果然听信了他们的话，先派人回伦敦请援，自己走入康沃尔的山隘。可是人民并没有起来响应他，军粮即将告竭，国王已经逼近他。他再度写信给伦敦，说他的处境极其危险，必须派人出兵攻打国王后方，分散国王兵力，才可使他的军队脱险。两王国委员会对这件不幸之事煞有介事地讨论了一番，仿佛是满腔热血要救他，号召人民为他祈祷，又命沃勒、米德尔顿和曼彻斯特去救他。可是，沃勒写信要钱要兵，信誓旦旦表示要与敌人进行战斗，却没有前进；米德尔顿也说出同样的话，并挥师前进，但遇到第一个障碍就停步不前了；曼彻斯特根本不曾分兵赴援。独立派的领袖如哈里·文、圣约翰、艾尔顿、克伦威尔等人因为自己在马斯顿泽地获得大胜，就信心十足，正高兴地看着对手失败。 他们都没有想到，此时处于极端困难中的埃塞克斯也许已将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手中。8月6日，国王派伯爵的侄子比彻姆勋爵送了一封信到他的大本营，讲了许多敬重的话，敦劝他给国家带来和平。他军中的几个上校好像对此信表示赞成，埃塞克斯却说“我不给答复”，“我只有一个劝告，我劝国王回到他的议会去”。查理不再强求他。他虽然在马斯顿打了败仗，却并不想让这样一个人居间调停，但是他身边有很多人愿意讲和。此时的保王党已颇具独立精神，当他们聚会时，军官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公共事务与国王的行为，他们相信埃塞克斯之所以拒绝议和，是因为他觉得国王的诺言缺乏保证。于是他们决定做出他们的保证，请他与他们会面。带头支持这个计划的人是威尔莫特勋爵与珀西勋爵，两人均深受军官们爱戴。查理看到以他们的名义所传阅的那封信，大发脾气，但因为身边的人都支持，他也不敢禁止，便决定赞成此事。于是，这封信变作正式文件，由莫理斯王子、统帅布伦特福伯爵和那两个发起人签字。8月9日，一个号手送书到敌营。埃塞克斯回复：“诸位勋爵，来函开端便表明你们前来致函是奉什么权威之命，可我是议会所派，议会不曾授权我议和，我若同你们议和，就是违令。埃塞克斯复。”这样干脆利落的拒绝议和令保王党颇为难堪，于是放弃所有议和的念头，下令解除威尔莫特和珀西的兵权，双方又继续敌对下去。 埃塞克斯不久就发现他自己已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他每天打仗，士兵已经厌战，队伍中酝酿着许多阴谋。国王的兵马越围越近，在四面八方筑起台垒，伯爵的马队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取得粮草了。总之，8月底时，他被团团围困，保王党已能在附近高地上俯瞰他军中的全部行动。他处于这样困难的地位，只好命威廉·鲍尔弗爵士所统领的骑兵尽一切可能突围而出，自己则统领步兵向福韦海口走去。骑兵利用夜深多雾，居然从两个保王党军队中穿过；步兵在狭窄泥泞的路上艰难行进，国王率领的全部军队在后面追赶，为保证速度，只好边走边扔下大炮行李，最后完全失去安全的希望了。此时众人都表示愿意投降。埃塞克斯心灰意冷，又急于避免那样的奇耻大辱，于是不同任何人商量，带着两个军官突然离营，登舟向普利茅斯行驶，将他的军队交给斯基庞统领。 军中得知他离开的消息，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斯基庞说：“诸位，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将军扔下我们走了，我们的骑兵也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们去抵御敌军。我们的勇敢并不亚于骑兵，同一个上帝会帮助我们，因此我现在向你们提议，试试我们的运气，努力从敌军中突围。我认为与其含羞忍辱而生，不如抱着廉耻与忠信而死。”可惜斯基庞未能把自己的英勇传给军事会议。有许多军官是长老会派，如同埃塞克斯那样温和，那样忧愁。国王劝他们投降，只要他们交出枪炮、弹药和武器，全数军官战士可保留他们的自由，还可以平安到达最近的议会军所在地。9月1日，议会军如约投降，由国王的骑兵保护，没有将军，没有武器，走过不久前他们才以征服者姿态所走过的地方。 这期间，埃塞克斯在普利茅斯登岸，把他的败绩报告给议会，他写道：“本党遭受的最大打击莫过于这一次，我一心想回来接受审判，这样的大败决不可加以隐瞒。”一星期后，他接到伦敦的回文：“伯爵，两王国委员会把你从普利茅斯的来信告诉两院，今奉两院命令让你得知，他们完全了解这次偶然事件的不幸，也认识到天意如此，所以他们还是一样地敬爱你，信任你。议会决定尽力补救这次损失，重聚军队，仍交给你统领。上帝赐福，希望你恢复到比之前更好的状态。曼彻斯特勋爵已奉命率领全部骑兵步兵，迅速向多尔切斯特进发；威廉·沃特爵士也奉命率全军赶往多尔切斯特。两院已派人押解六千步兵军械、五百支手枪、六千套军衣前往普利茅斯交与伯爵阁下，以鼓励你的军队，使他们有军械使用。两院深信你在那些地方，重新召齐军队，加以部署，将对议会有利。” 埃塞克斯接到公文，诧异之极。他原本预料会受弹劾，至少也要受严厉斥责。但是由于最近发生的事情证实了他的忠诚，又由于必须给敌人点颜色看看，因此那些一向犹豫不决的人开始团结一致，而他的对手们也决定不再攻击他了。他们深知，他不久就会辞职归田，以免他的尊严受到这样的激烈震撼。所以，他们依然体面地对待他，自己也能得到体面。他们避免追查埃塞克斯打败仗的真正原因，如果那样做，对他们自己也不利。还有，主和的人现在不能不重新努力主战；独立派的领袖们既诚挚又有手段，仍然一言不发。看来议会全体人员都很庄重地接受了这次大败。 最初，议会的活动及坚决态度使国王的步调迟缓下来，他给两院送去一封和平的信件。但是到了9月底，国王听说那个早已声言要在苏格兰境内捣乱的蒙特罗斯终于成功了，并一连打了几个胜仗。蒙特罗斯在马斯顿泽地战役之后，扮成一个仆人，步行通过苏格兰边界，前往斯特拉森，并在高地的入口处等候安特里姆送给他的爱尔兰援军登陆。7月8日，他听说爱尔兰队伍已经登陆，正往内地前进，沿途掳掠蹂躏，却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那个给予他们承诺的将军。蒙特罗斯带了一个随从，在阿索尔的边界上找到他们，立刻领他们去打仗，只要他们奋勇打仗，就随便他们。两个星期内，他们打了两次胜仗，占据了珀思、阿伯丁。北方部族纷纷举兵响应，威声远震，转瞬到达爱丁堡城下。 查理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以为挽救了马斯顿泽地之败，议会不久将在北方发现一支劲敌，而他自己只管在南方乘胜进军就好了。他决定领兵前往伦敦。为了师出有名，便在出发的时候，到处传播一篇宣言，号召南部及东部人民响应他，在路上加入他的军队，和他一起前进（1644年9月30日）。 但是议会已经采取措施：曼彻斯特、沃勒、埃塞克斯的联合军队已经从西面控制了伦敦。议会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点集中过这么多军队。詹姆士·哈林顿爵士听说国王快要到来，就率领五个团的伦敦民团加入军队；议会同时抽收新税；下议院又命人把国王存贮于伦敦塔的金银器皿熔化变卖，以供军需。当两军列阵相对时，店铺都关了门，人民跑入教堂，恭敬禁食，求主保佑即将到来的战争。 城里与营中一样，天天都等着战事到来，只有埃塞克斯一人疾病缠身，心灰意懒。他虽奉命统领全军，但仍留在伦敦城内毫无行动。议会听说他尚未出城，就派来一个联合代表团，重新声明两院热情信任他。埃塞克斯多谢代表团，却仍不到军中。10月27日，两军在纽伯里开仗，他不在军中。一年前，当他从格罗斯特回来的时候，曾在同一个地方打过一场很光荣的胜仗。埃塞克斯既不在军中，就由曼彻斯特勋爵指挥军队。这一仗打得很久，双方都很拼命，埃塞克斯部下的士卒尤其奋勇建功。他们看到不久前在康沃尔失去的大炮，就很勇猛地冲向保王军，夺回大炮送到自己阵中，欣喜若狂地搂抱这几尊大炮。可是曼彻斯特的部分军队受到严重挫折，有一段时间，两方都称自己得胜。第二天早上，国王放弃攻打伦敦的计划，开始退走，回牛津过冬去了。 休战期双方的努力 议会很少谈起这次胜仗，也没有举行公开的庆祝典礼。1644年11月30日，在胜利的消息抵达伦敦的第二天，两院还是照常进行每月的禁食，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人民觉得诧异，于是开始有人散播不好的谣言。人们传说若不是将军们意见不一致，国王就不会逃走，因为那时一片月光，国王却当着全军的面跑了。后来又有消息说，国王在纽伯里附近出现，却无人拦阻他；他从唐宁顿堡搬出枪炮来，还要再战，议会军仍然没有任何举动。到处一片喧闹，下议院下令调查。克伦威尔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发表意见，他说道：“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曼彻斯特伯爵，自从马斯顿之战以来，他就害怕具有决定性的大胜。最近国王在纽伯里出现，我们原本可以轻易全歼他的军队，将军却不许我们出战。他只说：若我们打倒国王的军队，国王仍然是国王，永远有另一支军队来延长战事；而如果我们打了败仗，我们不过是叛逆之辈，法律会杀了我们，把我们的财产充公。”最后这两句话最能触动议会，议员们不能忍受有人质疑他们对抗国王的合法性。曼彻斯特第二天在上议院答复克伦威尔的攻击，反过来指责克伦威尔不听命令、说谎，甚至背信。他说打仗那一天，克伦威尔与他的军队并不在指定地点。克伦威尔没有答复这一点，只是更激烈地攻击曼彻斯特。 长老会派大为震动，克伦威尔早已使他们感到恐惧了。最初，克伦威尔很听话，巴结曼彻斯特，遇到机会就褒扬曼彻斯特，而贬低埃塞克斯。后来他逐渐在伯爵的军队中握有权力，甚至超过伯爵自己的权力。他把这个军队变成独立派的避难所，以及各种不奉国教派、盟约派和国王仇敌的避难所。不久后，克伦威尔看到本党实力有明显的进步，就更加大胆起来，居然公开宣布他是信教自由的保护人。他促使议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怎样可以使不奉国教的人满意，至少也要使他们安心做事，不受干扰。现在，他攻击曼彻斯特本人，侮辱苏格兰人，主张驱逐他们出境。长老会派的领导人，温和派的领导人，苏格兰的委员们，还有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梅里克、格林等人，听到他这番话，又惊又怒，就在埃塞克斯家里开会，想设法打倒这样一个危险的敌人。他们商讨了很久，决定请教怀特洛克和梅纳德律师，两人都很有名望，又受到两院敬重。快到半夜时，以大将军的名义请他们来，两人应召而来。苏格兰首相劳登勋爵略作寒暄之后，说道：“你们两位也知道克伦威尔少将不是我们的朋友，自从我们的军队进入英格兰以来，他用了许多见不得人的狡猾手段，夺去我们王国的体面与功绩。你们两位都十分了解，我们两个王国曾经很庄严地订立过盟约，倘若有人从中煽动两国，应该怎样对付他呢？以苏格兰法律而言，凡是在国内煽动纷争及不和、危害国家的，就被称为公敌。如果这位少将真是一个煽惑人心的人，你们也十分了解应该怎样对付他吧。” 两个律师听完面面相觑，沉默一阵之后，怀特洛克站起来说道：“今天，我在几位大人的允许下，发表一些拙见。‘煽惑者’这个字眼在英格兰法律上与苏格兰法律上的意义相同，但克伦威尔少将是否就是这样一个煽惑者，却要看他所说的话以及所做的事情是否令两国发生矛盾与不和。我们的统帅和苏格兰的委员们都是有荣誉、有权威的人物，我料想诸位必定已觉得证据确凿，才会控告他犯罪，不然是不肯出面的。我认为克伦威尔少将是一个思维敏捷的人，近来在两院中都有不小的势力，况且他能够为自己辩护。我不知道有什么清楚明白的证据能使下议院相信，克伦威尔是一个从事煽惑的人。所以，我无法劝阻诸位在此时对他的指控，我只请诸位命人搜集与他有关的言论。如有这样的证据，我们将更好地为诸位提出意见，诸位也更容易判断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 梅纳德与怀特洛克意见相同，他说“煽惑者”这个字眼在英吉利法律中很少用到，它将产生很大的解释分歧。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梅里克等人极力坚持自己的见解，并举出几件事实及言论，认为可以很清楚地证明克伦威尔的阴谋；但苏格兰的委员们拒绝参与这场斗争。快到早上两点钟的时候，梅纳德与怀特洛克退席。这次会议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除了加快克伦威尔的步伐。怀特洛克说有个靠不住的兄弟把会议经过告诉了克伦威尔，但这个靠不住的兄弟，或许就是他自己。 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们设法补救，将全部心思都放在议和上。议会始终没有完全打消议和的想法，愿意讲和的人太多，因此没人敢公然反对。最近这六个月，由两院所委派的委员会和苏格兰委员会，一直在从事拟订和议草案的工作。 现在长老会派忽然催促草案的制订，几天之内，和议稿子就送到两院。一番辩论之后，11月8日，投票议决采用；11月20日，派了九个委员携带草约去见国王。他们先到沃林福德，结果扑了个空，守将布莱克上校告诉他们国王已经回牛津了。翌日，他们到达牛津，国王派基利格鲁来领他们入城。当他们在牛津大街上走过时，人民聚在一起痛骂他们，甚至有人向他们掷石子。他们被带到一间很简陋的小客栈，还没有坐下，保王党军官就同委员们的随从吵起来，称他们的主人是“可怜虫”“卖国贼”“叛徒”。霍利斯抓住一个军官的衣领，责备他的无礼，推他出去。晚上，有几个枢密顾问官来看他们，海德也在其中，对刚才的骚乱说了一番抱歉的话，表示他们十分愿意与委员们协力议和，国王准备明天接见他们。 委员们觐见的时间很短，邓比勋爵大声读议会提议。国王没想到议会要他卑躬承受这样的条件，议会不信任他，要他放弃君权，交出保王党。当邓比勋爵念出鲁珀特亲王和莫理斯亲王的名字时，这两个人正站在旁边，条件说两个亲王不在大赦之列。大臣们正要开口大笑，国王回过头来很严厉地看他们一眼，众人不敢吱声，继续庄重地听着。读完之后，国王问道：“你们有权谈判和约么？”他们答道：“我们只是奉命送来条件，请你们用文书答复。”国王答道：“好的，我将尽我所能，赶快给你们回信。”于是，委员们回到了小客栈。 当晚，霍利斯和怀特洛克得了同事们的许可，前去拜访林赛勋爵。他们同勋爵谈话不到一刻钟，国王进来，满脸和蔼的神色，与两人交谈。国王请他们献策，自己应该如何答复议会的条件，两人劝国王回到议会。国王说道：“我们不谈这个问题吧，我要霍利斯先生和怀特洛克先生到隔壁房间稍微商量一下，然后把你们认为我应该答复的话，可以促进和议的话，全写下来。” 于是两人走进另一间屋子，怀特洛克迟疑一会儿之后，很小心地掩饰自己的笔迹，把国王要他发表的意见写出来，然后把写好的东西留在桌上。国王独自进入房间，拿走他们所写的东西，出来后再谈了一会儿，便很客气地走了。两个委员立刻回到小客栈，绝口不谈刚才这件事。 三天后（11月27日），国王请委员会来，把一份加封的文件交给邓比勋爵，说道：“这就是我的答复，你带回去，交给打发你们来的人。”伯爵看见这样特别的形式，国王又不称威斯敏斯特的两院为议会，就与国王争辩了一阵。霍利斯和皮尔庞特也竭力设法使国王承认，这是给议会的答复，却毫无效果。最终委员会只好接受这种形式的答复，启程回伦敦，国王派了一个号手同行，奉命领取议会给国王的回信。 国王信中的内容，不过是为里奇曼公爵和南安普顿伯爵索取一张通行护照，以便他们两人几天后送来他的详细答复。护照立刻照发，12月14日，两个贵族一到，便与当权的人见了面。其实，他们也没有带来什么明确答复，只是来与议会商议，由双方派人谈判和约。他们说完这番话，还继续逗留在伦敦。于是就有谣言说，成批可疑的人陆续来到，两院的几个议员多次与两个贵族见面，市政公会（独立派的势力占优势）显得极度不安。议会于是请两个贵族离开，可他们以各种借口迟迟不动。伦敦日益不安，人民的愤恨与日俱增，大有在党派的阴谋未能完成以前就要爆发之势。12月24日，在主和的人力劝之下，他们终于回牛津去了。当时商量好，在他们走后三个星期，两王国的议会派二十二人，国王派十七人，在阿克斯布里奇定期商谈和约。 当长老会派一心谈和的时候，独立派却在备战。12月9日，下议院考虑到国家所受的痛苦，打算商量补救的办法，但没人站起来说话。长久的沉默之后，克伦威尔对议会说道：“现在是说话的时候了，否则就永远不要开口。我们若不加速努力，更有效地打仗，一旦战事拖延，国人必定憎恶我们，憎恶议会。现在人们都在说些什么呀？他们说，两院议员获得利益，手握兵权，就可以使自己永居高位执掌大权，怎么还会想赶快结束战争呢？战争一结束，他们的权利也就结束了。我说这些话，完全不是指责什么人，我知道现在手握兵权的议员们的高尚品质。我只是觉得，倘若不能给军队带来新的方法，不更加努力地作战，人民将不能再忍受战事的痛苦，就会逼你们订立不体面的和约。我希望大家都有真正英格兰人的心肠与热情，为我们祖国的公共利益作出贡献，而不要害怕牺牲自己的利益。” 有一个不知名的信教狂徒朱什·塔特提出一个重要议案，说道：“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结束这种混乱，那就是我们人人都要不惜一切地克制自己。我现在提议，凡是两院的议员，无论是谁，在战争期间，一概不得担任文官或者武将，请大家照此规定办事。” 这个提议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想法，早在1643年12月12日，就曾有人在上院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不过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1644年11月14日，下议院议员们大概是因为人民不满，要安慰他们，所以派人调查议员们占据各类职务的数目和价值。也许是碍于颜面，长老会派犹豫不决，不敢反对，因此塔特的议案很快就通过了。两天后，又作为一宗单独的议案提出，一个星期内辩论过四次（12月11日、14日、17日、19日）。人们都很清楚，这个议案的用意在于从温和的政客、长老会派及革命第一批领袖们手中，夺走行政大权，只许他们关在威斯敏斯特的大会场里议事。议案还企图在议会外成立一支独立军队，不受议会节制。每次开会都会重新辩论，越闹越激烈，许多独立派的朋友们现在也反对这个办法。 议员们公然指斥他们的对头暗藏野心，说道：“你们说什么自我克制，这其实不过是忌妒与营私的胜利。”但是人民不会相信这样的预期，长老会派已经江河日下，声誉扫地。虽然独立派在议会里头还远算不上大多数，他们的提案却很顺利地通过了。12月21日，议决通过这一案，就送与上议院。 长老会派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上议院，而贵族们的迫切利益就在于否决这个议案，因为这条法令一实行，他们最后的权利也失去了。但是就舆论而言，这一点却正是他们丧失信用以及他们弱点的来源。为了减轻这个议案的效力，免得人们疑心，为了阻止保王党的阴谋发作，也为了使长老会派的激情得到满意，贵族院决定审理很久以前束之高阁的四件弹劾案。第一件是麦圭尔勋爵被诉案，爱尔兰的叛乱牵连了他；第二件起诉案就是霍瑟姆父子，因为他们想将赫尔献给国王；第三件起诉案是亚历山大·卡鲁爵士，因为他将圣尼古拉斯岛献给国王；第四件起诉案就是劳德案。麦圭尔、霍瑟姆父子以及卡鲁三案都是最近犯的罪，已经过法律证实；只有劳德一案，他在狱中已经四年，年老体弱，只能追究他协助施行虐政的责任，而那个虐政已在四年前告终。劳德的案情和斯特拉福德案类似，无法证实他大逆不道。若要援用公权丧失法来定他的罪，就像判斯特拉福德一样，需要国王的许可。不过，人们的仇恨难以平息，特别是当初曾被他割去耳朵的普林，正迫不及待地要羞辱与歼灭他的仇人。在经过长期审讯之后，就由仅仅七名贵族投票通过的简单法令（即使按照议会霸道的传统标准来看，这也是不合法的），宣布了他的罪状。他死的时候，表现出奉教虔诚的勇气，十分藐视他的仇人，也为国王的未来表示担忧。审讯其余三案时，也得到同样的结果。六个星期里，托尔希尔五次竖起死刑架[　1644年12月23日，亚历山大·卡鲁爵士被处死；1645年1月1日，小约翰·霍瑟姆被处死；1月2日，约翰·霍瑟姆被处死；1月10日，劳德被处死；2月20日，麦圭尔被处死。 ]，比革命以来任何时期的次数都多。在杀劳德的前一个星期中，一直被人们勉强容忍的英国国教礼拜仪式正式取消。经教士会的提议，一本名为《公共礼拜指南》的书经议会批准，取而代之。党魁们明知这样的革新会招致许多人反对，但是为了保持即将会丢掉的权利，他们需要信教狂热的长老会派的支持，因此对他们有求必应，不敢拒绝。独立派努力想让上议院通过具有决定性的法令，于是开始有人递请愿书，甚至有些近乎威胁，要求贵族与众议员同在一院开会。12月18日，议员们禁食一天，在威斯敏斯特宣讲圣道，祈求上帝光照他们的心胸。经过多次通信往来及会商之后，1月13日，下议院全体走到上议院，要求采用这条法令，但贵族们已经作出决定，就在这一天否决了这个法令。 这样的胜利好像很重大，时机也很合适。在阿克斯布里奇谈判的时间临近了。那些从伦敦逃走的议员偷偷摸摸地在牛津开过第二次会议，由于他们竭力苦劝，查理终于答应称威斯敏斯特的上下两院为议会（1644年12月底）。他写信给王后说道：“如果内阁里有两个人同意我，我是绝不肯让步的。”同时，他选定了他的委员，几乎全部都是主和派；议会也派出委员，其中只有哈里·文、圣约翰和普里多怀有异心。1月29日，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到达阿克斯布里奇，满怀好意与希望。 他们彼此都以热诚相见，以礼相待，很多人原本就是很好的朋友。当天晚上，海德、科尔佩珀、帕尔默、怀特洛克、霍利斯、皮尔庞特互相拜访，以能合力为国家求和平而相庆。谈判以二十天为期，磋商的重点是宗教、民团与爱尔兰问题。商定每个题目讨论三天，或连续讨论，或交替讨论。在他们商讨的初级阶段，磋商进行得很顺利，相互之间颇为信任和客气。但当讨论开始进入正题的时候（1月30日），在谈判的会议桌上，所有困难又出现了。议会本身就有好几派，每派都有自己的根本利害所在，谁也不肯后退一步。牛津的委员们对每一派做出的让步，又是其他各方所拒绝的。每方面都盯牢一个大问题，就是和谈之后大权是否在自己手上。这是最要紧的条件，这点若不成立，就无谈判可言。先谈的是宗教问题，不久就变成神学的争论。大家最开始还彼此客客气气，后来逐渐变成舌枪唇剑；有几个委员因为一些问题阻碍公开讨论的进行，就私下商量以便扫除障碍，但这样的私谈也很快变为反唇相讥。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暴露出各种纠缠不清的问题，暴露出主和愿望与和谈毫无用处。有一天是集市日期，一个从伦敦来的狂热讲经师洛夫，在阿克斯布里奇的教堂里当着许多听经人的面，以最恶毒的语言猛烈攻击保王党与议和。他说：“议和没有任何好处，从牛津来的人们满心只想流人民的血，他们不过要敷衍人民，直到他们能够下狠手伤害人民为止。”国王的委员们要求惩办这个人的胆大胡言，但议员们只肯打发他离开阿克斯布里奇，不敢再做什么。有许多不利于国王的谣传，说国王虽然对他的内阁作了让步，其实他并不想要和平，他曾答应王后，不得到她的许可，决不订立什么条件。他倒是一心企图酝酿议会内部的不和，甚至有人怀疑他私下同爱尔兰天主教徒立约，要他们成立军队。无论他的委员们怎样郑重其事地矢口否认，也不能令伦敦消除对国王的怀疑。 这时，指定的谈判期限快到了，议会无意延期。主和的人眼见两方委员还不曾得到什么结果就要分手，十分焦急，于是在快到2月中旬的时候，协同作出最后努力。在他们看来，关于民团问题，如果国王作一些让步，例如在若干年内让出指挥民团之权，交给几个领袖，似乎是可行的。南安普顿伯爵就急匆匆地赶往牛津，请求国王让出这个兵权。起初查理不肯，后来贵族们恳求，为了他的君位与人民，千万不要拒绝这样的讲和机会。查理终于让步了，提议将民团交给某几个统领，其中就有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两人。他的顾问们喜不自胜，以为全部困难很快就可以结束。次日，南安普顿伯爵准备返回阿克斯布里奇前，他去见国王，接受国王的书面训令。不料国王竟收回诺言，断然拒绝让步，使伯爵非常诧异。 原来前夜国王得到蒙特罗斯勋爵从苏格兰送来的一封信，导致他忽然改变主意。在两星期前，蒙特罗斯在阿盖尔郡的因弗湖大败阿盖尔亲自统领的苏格兰兵（2月2日）。他在信中把这件事告诉国王之后，就说他极端反对同英格兰的反叛议会立约。他自信能够带一支英勇的军队来效忠国王，为国王征服两个王国中的叛逆。这封信恢复了国王的最大希望。南安普顿伯爵虽然不是那么自信，却不再力劝国王。于是他把国王拒绝的话带回阿克斯布里奇，却不说出原因。长老会派的领袖们回到威斯敏斯特，因为和议不成，心痛欲裂，而且他们又再次处于危险境地了。 当他们不在伦敦的时候，这里的情况变得更危险了。独立派抛弃克己的法令，开始改组军队。几天之中，诸事便齐备了，计划、形式、经费和筹款的方法全都有了。规定将来有一支常备军，二万一千人，归一个指挥官统领，这个将军有权委派他部下的全部军官，只要议会批准。大家一致推选费尔法克斯担任这个将军，他异常勇敢，为人坦白，善于取胜，早已众望所归。克伦威尔当众赞成派他做将军，私底下也对本党表示物色得当。埃塞克斯虽然保住了他的军阶，沃勒与曼彻斯特也保住了他们的军官委任，却毫无权力了。1月28日，实行这次调整办法的法令送到上议院。贵族们原想提议几个修正案，并拖长辩论，以耽搁法令的通过。但是下议院议员们有人民作后盾，迫使法案通行无阻，贵族们只好让步。2月19日，费尔法克斯经过介绍来到议会，他站在一把专为他准备的椅子旁，质朴而谦恭地领受议长的正式奖励表扬。 长老会派的领袖们一回到威斯敏斯特，就想努力弥补这次失败。上院很愤激地表示不满，说最近有人针对上议院使用攻击性和威胁性的语言，还到处传播，下议院正考虑要废除贵族。3月24日，下议院作出答复，郑重宣布他们非常尊重并将坚决支持贵族们的权利。苏格兰的委员们以盟约的名义，对两院说了一番抗议的话，下议院不予理睬，送出另外一条法令给上院，进一步加强费尔法克斯的权力。在给他的委任令中，下院删去了一句话（以前的所有委任令都有这句话）：“要保障国王的人身安全。”贵族们决议恢复这句话，而下议院议员们表示拒绝，他们说：“这句话会令士兵们灰心，且鼓励国王率领他的军队冒一切冒险。”贵族们却一定要恢复这句话，在连续三次投票时，赞成票与反对票都相同。因为这样，诸事都悬而不决。下议院议员们说，他们已尽其所能，若因此耽延误事，贵族们就该对国家负责。贵族们其实已经料到这样反对下去毫无用处，也已经看到即将到来的结局，所以开始放弃抵抗了。正在这个时候，阿盖尔侯爵从苏格兰赶来。以宗教论，他是长老会中人；但以政治论，他属于更大胆的思想家之列。独立派的人，尤其是哈里·文与克伦威尔，不久就同他成为亲密朋友。况且阿盖尔有新仇要报，这个人有优异而丰富的知识，思想活跃，但他在议事厅内所表现的坚决却远胜过在战场上。蒙特罗斯打胜苏格兰人那一仗，阿盖尔刚到湖中，还不曾靠近战场呢，一看见他的军队溃散，就自己逃了。从这一天起，无论在英格兰还是苏格兰，保王党们一提起阿盖尔的名字就趁机侮辱他。只有让保王党完全失败，才能使他的报复心理得到满足。他施用自己的影响劝告苏格兰委员们和几个长老会派的头领，不要再反对重新组织军队，而且不要反对自我克制的法令。埃塞克斯看到他的朋友们决心在动摇，便决定在他们示弱之前就宣告辞职。4月1日，他出席上议院会议时，突然站立起来，拿着一张稿纸，说道：“诸位勋爵，我从前奉两院的命令，担负这个重任。我敢说，我受命以来，在三年时间中，我一直尽心为你们效力。在此过程中，我希望我既没有失去自己的荣誉，又没有辜负公众。现在，我看见通过了的这许多的法令，就知道下院想要我空出我的位置。在格罗斯特之役后，我就想辞职。无论人家怎样批评我，我都不是为了自己而久不辞职，只因有许多人为公益着想，对我委以重任，也有许多人表示爱戴，我不能不听他们苦劝。我现在辞职，把我的使命交还当日给我的人。有人相信我的辞职会有利于现在不妙的时局，我但愿如此。我请求两院查核现在被免职军官们的欠薪单，照发大部分欠饷，以维持他们的生计，未给的部分将来由公家偿还。诸位勋爵，我知道我们处于现在这样不幸的时局，私心在所难免，但是明智与博爱应该对此加以限制，不让它伤害国家。但愿我这个建议提得还算及时，我因为热爱议会才有这个举动，无论议会怎么对待我，我还是衷心祝愿议会兴旺发达。” 这番演说，在上议院看来，好像是从天而降的救赎。他们赶快通知下议院，不加修正就通过了重新组织军队的法令。邓比和曼彻斯特两伯爵也同时辞职。上院为他们两人因爱国而作出的牺牲，投票议决感谢他们，给他们许多承诺，下议院全体赞成。翌日，上议院毫无阻碍地通过一条自我否定的法令，与最初的略有不同，却有助于得到同样的效果。这次斗争曾使人们很不放心，现在终于结束了，人们深感庆幸。 第六章 君权的衰落 ——保王党军队全面溃败（1645~1646） 在后来几次商议中，军官们曾对蒙特利尔作出一些许诺。蒙特利尔告诉国王，这是危险的选择，若仍有别处可以安身，最好还是先往别处躲藏；若不能找着别的藏身之地，苏格兰军中暂时也是安全的。 纳西比战役 埃塞克斯与曼彻斯特一辞职，费尔法克斯就离开伦敦（4月3日），在温泽建立大本营，着手建成一支属于自己的新军。有人预料这种行动必会招致激烈反对。自我否定的法令不仅送到埃塞克斯与曼彻斯特那里，也送到克伦威尔那里。果然，有几个地方发生兵变，尤其是在里丁的军队，那里有埃塞克斯五个团的步兵；还有哈特福德郡，由达尔比尔上校统率着埃塞克斯的八个骑兵营。斯基庞升为新军少将，他一到任，就靠粗暴但有效的雄辩本领，把里丁的兵变安抚下来。达尔比尔的军队却没能这么容易平息下来，伦敦甚至传闻说这些叛兵就要加入国王的军队。最后还是埃塞克斯出面相劝，达尔比尔才终于服从，前往大本营。克伦威尔虽然极力保证过他的军队不会叛变，竟然也叛变了，他们宣告不肯在其他将军名下服役，只有克伦威尔才有力量使他们回到岗位。克伦威尔一听见他的军队哗变，就立刻说要在自己辞职之前替议会出最后一次力。4月20日，组织工作差不多完成了。组织新军其实并不困难，只是伦敦有一些已经遣散的军官们闹得比较久，他们或要求照发欠饷，或去那里观察事态变化。 阿克斯布里奇议和不成之后，尽管从苏格兰传来很好的消息，查理却觉得有些不安。他虽然不急于讲和，但让主和派在威斯敏斯特占优势对他有利。该党的失败，使他恐慌了一阵子。他决定派他的王储查理（威尔士亲王）以大元帅名义进入西方诸郡，这样既可以激发这几郡的忠君之心，又可以将王室可能面临的危险分散。海德与卡佩尔勋爵、科尔佩珀勋爵奉命陪王储前往，以王储的名义指挥一切。3月4日，王储与他的谋臣们向国王告别，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国王。一个月后，当牛津得知重新组织议会军队遇到许多障碍，又听说几个赫赫有名的将军被免职，还发生过兵变，保王党又觉得有把握了。他们嘲笑说这群傻子把有名望有本领的将军们驱逐了，反而把和士兵们一样的无名之辈抬举起来，做他们的统领。保王党们天天唱歌，说笑话，用一语双关的字眼讥讽议会。国王虽然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却允许自己被这种毫无根据的理论说服。况且他心里还有许多秘密希望，这是由种种阴谋所带来的，这些阴谋连他最亲密的心腹也不知道。 4月底，费尔法克斯宣布在几天之中就要开战。克伦威尔前往温泽，据他自己说是去送上辞呈。费尔法克斯一见他走进屋来，就说道：“我刚接到两王国委员会的命令，让你立刻带领若干骑兵前往牛津与伍斯特之间的大路，拦阻鲁珀特亲王同国王之间的联系。”当天晚上克伦威尔就出发了，在五天之内的三次遭遇战中打败保王党军队，攻克布列钦汤（4月24日），新军中别的队伍还不曾行动。国王大声喊道：“谁把这个克伦威尔送给我，无论是死是活，我都要！”当时伦敦都在为克伦威尔还没送上辞职书而感到高兴。 不到一个礼拜，议会就打定主意，不让克伦威尔辞职。4月30日，战争已经开始了。国王离开牛津，与鲁珀特亲王会师，向北方进军，或解切斯特之围，或同苏格兰军打仗。他若得手，就有可能随意威胁东方或南方。这时费尔法克斯正在向西进军，要救那个被王储所紧紧包围的重要市镇——汤顿。5月5日，费尔法克斯奉调回去，当时只有克伦威尔的军队能够注视国王的动向。5月10日，议会明令克伦威尔继续统领军队四十天。这时，威廉·布里尔顿爵士、托马斯·米德尔顿爵士和约翰·普赖斯爵士（三位爵士都是立过战功的将官），也接到同样的委派，也许是不愿意让克伦威尔独享例外的待遇。 费尔法克斯赶快回师，伦敦的人心多少镇定下来了，不像往常那样恐慌。国王继续向北进军，现在没有太多保王军守护牛津，牛津是王国中部的战略要地，议会相信那里有他们信得过的朋友。5月17日，费尔法克斯奉命围攻牛津[　围城从5月22日开始。 ]。他若攻克这个地方，那将是一场重要胜利；就算久围不下，他也能够从这里出发，向国王想攻打的任何地方进军，而不会有敌军拦阻。克伦威尔和他在牛津城外会师。 不料他们刚会面，伦敦又惊恐起来，每天都有不利的消息从北方传来。苏格兰军队不但不肯迎头痛击国王，反而向边界后退。有人说是因为那里需要抵抗蒙特罗斯日益增长的势力，所以不能不退；也有人说苏格兰军队不高兴，因为议会不愿受制于长老会和异邦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国王占了他们退兵的便宜，处于较具优势的地位，只要走近切斯特的城下就能解它的围。这个地方是他与爱尔兰往来通信的中点，一旦这里解围，他就可以领兵向东方几处联盟的郡进军，而这里过去一直是议会的屏障。无论冒什么危险，议会都要保全这几处地方，使自己不受侵犯。只有克伦威尔能够办到这一点，因为他在这一带拥有巨大影响。于是他奉命直接向剑桥进军，负责联盟各郡的防卫。 后来由于更紧迫的危险发生，不能不调克伦威尔回来。他出发一个星期后就有消息说，6月1日查理猛攻夺取了以富裕闻名的莱斯特；费尔法克斯最近才解围的汤顿，又被敌军围困了。议会得到消息后，一下子惊慌失措起来，长老会派却得意扬扬，指责改组军队的后果。对此，唯一的答复不过是市政会于6月6日递一个呈文给上议院，把所有过错推在苏格兰人身上，怪他们按兵不动；归咎于招募新军的迟缓；也归咎于议会离战场那么远，却仍企图遥控军事。呈文要求给将军以便宜行事的大权，要求更坚决地威慑苏格兰人，还要求把兵权交还给克伦威尔。6月5日，费尔法克斯奉命解牛津之围，前去搜寻国王，不惜一切进行战斗。他在出发之前，先呈请议会，要求派克伦威尔来协助，他说统率骑兵非此人不可。贵族院迟迟不肯答复，下议院却批准得很快。6月11日，费尔法克斯立刻通知克伦威尔，全体队伍加速进军；6月12日，有几队议会的骑兵（前哨侦察队）在北安普顿以西的地方，出其不意地与国王的一支队伍遭遇。 国王完全没有料到议会军队会到这里来，他得到牛津被围的消息，只好放弃对北方及东方诸郡的征讨，回来解大本营的围。但是他的自信并没有动摇，况且蒙特罗斯又打了一场胜仗，这使他更加振奋。6月9日，他曾写信给王后说道：“自从反叛开始以来，我们的局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因此他从容不迫地行军，在路上看见赏心悦目的地方就停留下来，连着打了几天猎，而且任凭他的保王党们同自己一样自由自在。他一听说议会军快到了，就撤回到莱斯特，集中他的队伍，在那里等待从威尔士或西方诸郡开来的队伍。6月13日，晚膳的时候，他仍然自信满满，根本没有想到发动战役的问题。突然有人来报，几队议会骑兵正在袭扰他的殿后部队。克伦威尔来到议会军中，已经有几个钟头了。国王立刻开作战会议。快到半夜时，虽有几个军官反对，苦劝等候援军，鲁珀特亲王却不听，授意大家立刻回师，向敌军进攻。 翌日清晨，两军在北安普顿西北的纳西比相遇。破晓时分，国王的军队列阵于稍高的地方，处于优势地位。侦察议会军情的哨兵去了两个钟头才回来，报告说没有看见敌军。鲁珀特亲王不耐烦，自己带了几营骑兵去前哨观察。他才走了一英里半，敌军的前锋就出现了，大队人马面向保王军涌来。亲王在慌乱之中，误认为敌军正在退却，他就冲向前，打发人去请国王赶快来同他会师，以免敌军逃掉。快到10点钟时，后面的保王军赶到了，因为前进得太迅猛，行列有点乱。鲁珀特统领骑兵右翼，立刻冲击议会军的左翼，左翼由艾尔顿指挥（他在不久以后成为克伦威尔的女婿）；几乎同时，居右翼地位的克伦威尔骑兵，正攻打国王的左翼，这是由北方几郡的骑兵所构成，归马默杜克·兰代尔爵士指挥；紧接在后面居中的两队步兵，一队由费尔法克斯与斯基庞率领，一队是国王亲自统帅，两军立刻交锋。战争爆发以来，还从没有过这样迅速变为全面苦战的场面，两军几乎势均力敌。保王党军队陶醉在无根据的自信之中，在阵前高呼“玛丽王后”；议会军则带着坚定的信仰，一面进军，一面高唱“上帝和我们在一起！”鲁珀特同过去一样，开战时总是先取得胜利。艾尔顿的马队在一阵酣战之后被击破，艾尔顿肩上受伤，大腿也被刺伤，并落入保王党手中。鲁珀特又犯起老毛病，追到敌人的辎重后，他想要掳掠财物，就竭力攻击那个据点，不料辎重有炮队保护，反而失去许多时间。克伦威尔就能控制自己和部下，冲入兰代尔的马队以后，留下两个将官以阻止敌军的集中，又赶快返回战场，两方的步兵正在那里交战。这场战斗打得更凶。国王亲自冲向议会军，刚开始议会军大乱，斯基庞受了重伤，费尔法克斯力劝他退出战场，他却坚持不肯，继续命令后备队向前挺进。有人一刀把费尔法克斯的头盔打掉，他的卫队长查尔斯·多伊利看见了，愿意献出自己的头盔，费尔法克斯却说道：“没有头盔也没有什么。”他随即指着一队屡攻不退的保王党步兵说道：“你向他们进攻过么？”“我攻过两次，但没能攻退他们。”“好吧，你攻前面，我攻后面，我们在中间会师。”最终他们果然在溃散的行列中间会师。当克伦威尔带着他的马队胜利归来时，也正是保王军向各方节节败退的时候。查理看到这种情况就要拼命，自己率领唯一一支留作后备军的卫队，攻打这个新敌人。号令已经发出，队伍开始行动，突然苏格兰伯爵卡内沃斯骑马从国王身边跑过，抓住他的马缰，粗声说道：“难道你想死吗？”说完便将他拉向右转，离国王最近的保王党军队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向右转，别的军队也跟着转。不一会儿工夫，全队都背向敌人了。保王党军开始不过是诧异，后来变作恐惧，溃散在平原上，有的逃走，有的拦阻逃走。查理在一群军官中喊道：“站住！站住！”但没有效果，溃散无人能够拦阻。后来还是鲁珀特带着他的马队回到战场上，才止住溃散。查理军刀在手，两眼冒火，满脸全是绝望神色，向前冲过两次，很激烈地喊道：“诸位！我们再冲一阵，就可以反败为胜啦！”但是没有一人跟着他，步兵向各方分散，拼命逃跑，也有已经被俘的。国王只好带着约两千骑兵，向莱斯特跑去，他的枪炮、军火、辎重、一百多面军旗、他自己的大旗、五千士兵，还有内阁全数文件，全落到议会手里。 这次胜利超过了最大胆的希望。费尔法克斯用安静而平淡的语气，把胜利报告议会，既不牵涉到政治，又不作任何建议。克伦威尔也写了信给下议院，他的报捷书最后几句话说道：“这次胜仗，全是上帝之功，无人能与他分功。将军坚贞而忠诚地替你们出力，我所能够给他的最好表彰就是我敢说他完全归功于上帝，这才是诚实和成功之路。先生，忠实的人们（他指那些狂热虔敬的独立派）这次很忠心地为你们出了力，他们是可信赖的，我以上帝名义求你们不要使他们灰心丧志。我愿这次战事可以使所有人产生感谢与谦抑之心。一个人既为国家自由而拼命，也为他的良心自由而信赖上帝，我希望你们也为他所奋斗的自由而信赖上帝。” 他不过是一名下属军官，议会的公仆，却用这样的腔调告诫人和奖励人，有些人就觉得受到了冲撞。但现在正是万众腾欢之时，他们的不悦完全起不到作用。当克伦威尔的信到达伦敦那一天（6月16日），贵族们自己投票议决命令克伦威尔再统领军队三个月。 保王党在西面战场的全线失利 6月20日，上议院议决，应该利用这次大捷向国王提出合理的议和条件；7月28日，苏格兰委员们表示同样的看法。但是下议院议员们却置之不答，反而要求全体市民到市政厅，准备宣读从国王行李中找出的文件，特别是国王给王后的信，市民们听了就可以断定对于和议谈判可以寄托多少信任。7月3日，当众宣读这些文件，得到令人大吃一惊的效果。人们这才清楚，国王从来就无意讲和，无论他答应什么，都不会真的履行，实际上他只想凭武力解决问题，其目的仍是为了独揽大权。尽管他信誓旦旦地宣言过一千次，但实际上仍在和大陆的帝王们谈条件，请求各国派兵进入英格兰对他进行支援。每个市民，在亲眼看过这些文件之后，都相信它们确实是国王的笔迹；在市政厅开过会之后，议会公布了这些文件。 于是人人大怒，主和派不敢出声了，国王的信用已经扫地。一旦揭穿有人试图欺骗人民，那么他的任何解释和借口都不能再为人民所接受。现在人人都在谈论战争，征兵正在加快进行，收税也很顺利，变卖罪犯的田产，全部军队都领到军饷，所有重要市镇都供给充足军火。6月20日，费尔法克斯看见无逃军可追，只好继续前进，要在西方诸郡内取得胜利；7月2日，苏格兰人终于应允前进深入王国内地。 西方诸郡本来是保王党起事所倚靠的后盾，可局势现在全改变了。并不是说公共舆论对议会更有好感，而是人心更背离国王。虽然那里还有国王几队人马，而且几乎全部市镇都是他的，但现在负责作战的将领不再是人民所爱戴的、众望所归的那些人，例如哈特福德侯爵、比维尔·格林韦尔爵士、霍普顿勋爵、特里范宁和斯兰宁等等。他们都是国王的不谋私利的朋友，其中有几个已死，其他的人则满怀憎厌，或被宫廷的阴谋诡计所离间，或成为国王懦弱的牺牲品。现在取代他们的是两个阴谋家——戈林勋爵和理查德·格林韦尔爵士。他们依附保王党，并不是出于什么原则或热爱，不过是因为以保王党的名义打仗有机会满足他们的私欲。戈林有勇气，为部下所爱戴，可惜他太过鲁莽，说话太过骄慢，况且他的忠诚也靠不住。他最初背叛过国王，随后又背叛了议会，好像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在进行新的反叛。格林韦尔爵士不像戈林那样违法乱纪，对国内贵族有较大的影响，但为人严厉而贪得无厌。他终日为军队筹集军饷，却不曾招募什么军队，或者筹划到军队的出征费用，甚至连出征的姿态也没有做出来。此时的军队已不是挺身而出保卫其感情和利益的一个集团。从前的将军们或许轻浮，然而还是真诚的；或许有些放肆，但还是忠实的。现在的军队则不过是乌合之众，对保王党的主张毫也不关心，日夜胡作非为，人民无法忍受，国家已经被他们的横征暴敛所毁。王储，或者说王储的谋臣们，不得已只能任用这种人。他们不是费尽力气去满足这些人，就是拼命约束这些人，但两者都毫无效果。他们有时拼命保护良民以求不受军人之害，有时又拼命劝人民来参军以替代这些不良之辈。 人民已不再响应他们的号召，不久还会走得更远一些。万千农民聚集起来，自称为“棒民”（clubmen），武装自己，足迹遍布全国。他们没有党派之见，也不曾宣布拥护议会，只想保护自己的乡村和土地，使它们不受任何人蹂躏。在上一年里，伍斯特郡和多塞特郡也曾聚集过许多人，他们是被鲁珀特亲王的暴行所激怒而出来保护地方的。1645年3月间，“棒民”在西方几郡变成一支永久的、正式的、有组织的军队，甚至由几个乡绅所统领。其中有些人曾在国王的军队中效力，常常担任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的任务，以维持秩序和治安。他们同保王党及议会双方的队伍和驻防军订立约定，答应供给他们军粮，条件是要求他们不许乱抢。这些“棒民”有时还在双方之间作和事佬，防止相互开火。他们的旗上有一联诗说道： “你们若抢走我们的牛羊， 我们就一定跟你们干仗。” 只要保王党在西方占优势，这些“棒民”就团结起来抵抗他们，好像比较倾向于同议会军联合。现在若是有人不肯加入他们来剿灭保王党的话，他们就放火烧屋威吓这些人。6月2日，六千“棒民”在韦尔斯递上一份请愿书给王储威尔士亲王，诉说戈林的种种不是，王储命他们解散，他们仍不肯散。7月初，费尔法克斯以西方征服者的身份到来，保王党受到威吓，不敢再蹂躏地方。“棒民”立刻掉转脸来，反对费尔法克斯和他的士兵。但是费尔法克斯手下有一支好军队，粮饷充足，军人既能踊跃听命，又能恪守纪律。费尔法克斯用温和手段对待“棒民”，同他们订立条件，亲自参加他们的集会，一面努力备战，一面答应他们和平。几天之后，果然结束了战斗。7月10日，戈林在索默塞特郡的兰格波特被敌人突然袭击，一场大败，任凭残余队伍自由向各方分散。理查德·格林维尔爵士把元帅的任命书送还王储，并倨傲地埋怨说，他是被迫自掏腰包打仗的。费尔法克斯到达三星期后，最近才在英格兰西部自居为主人的保王党们几乎全部待在几处市镇里闭关自守，费尔法克斯不久就要围攻这几处地方了。 当时所有人都在互相询问：国王在哪里，在做什么？自纳西比惨败以后，国王一直在逃，从这个市镇逃到那个市镇，几乎是马不停蹄，有时向北奔，有时向西走，目标是要同蒙特罗斯或戈林会合，逃跑方向则根据他的害怕和计划而改变。他到了赫尔福德就决定要去威尔士，于是派遣鲁珀特亲王前往布里斯托尔，自己前往拉格兰堡，这是伍斯特侯爵府邸所在地。他是天主教派的首领，又是英格兰首富。侯爵三年来一直极力支持国王，他曾借贷过十万镑给国王，又自己花钱招募两团士兵归他的儿子赫伯特勋爵和格兰摩根伯爵统领。侯爵虽然年老多病，但仍自己指挥着堡内的一队强大守兵。他以盛大礼仪迎接国王，召集附近地方的贵族，用宫廷礼节招待他，使逃亡中的国王觉得可以略事喘息，好像他的地位已经恢复似的。有两个多星期之久，国王忘记了自己的不幸与危险，还有自己的王国，一味享受他久别的君主地位。 在西方吃败仗的消息，终于让他从忧患全无的幻梦中惊醒过来。6月28日，苏格兰人已从北方攻取卡莱尔，正在向南推进，打算围攻赫尔福德。他从拉格兰出发去援救戈林，不料还没到达塞文河畔，新军的糟糕情形，军官们的不和，还有千百种始料未及的困难，令他灰心，就回转到威尔士。正当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他接到一封信，是鲁珀特亲王请里奇蒙公爵转交国王的。亲王认为大势已去，请他议和，无论什么条件都要承认。查理一看见他的体面即将丧失，立刻恢复了精神，这是在他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中时也未曾有过的。他严肃而庄重地拒绝了外甥的提议，决定为自己的宗教、王位和朋友们奋战到底。为了鼓舞灰心的臣下，他立刻离开威尔士，走过苏格兰军队驻扎的哈尔福德城下，居然没有被敌军看见。他赶快走过希罗普郡、斯塔福德郡、德比郡、诺丁汉郡，平安到达约克郡，号召北方所有忠诚的保王党一起到蒙特罗斯军中，他同他们一样忠诚，而且仍然打着胜仗。 保王党服从君命，纷纷赶来。三天之内就有将近三千人愿为国王出力，可在二十四小时内立刻应召出发。他们现在只等蒙特罗斯的一封信，以便了解是在苏格兰还是在英格兰同他会师。他们忽然得到消息，大卫·莱斯利带领苏格兰骑兵解了赫尔福德之围，现在已经到了罗瑟勒姆，离唐卡斯特不过十英里，正在到处寻找国王。纳西比之败，给保王党的信心带来巨大打击，现在他们的自信已无法抵御眼前的危险。许多人从唐卡斯特走了，却无人补缺。即使最勇敢的人，也怕同蒙特罗斯会师为时已晚，他们现在唯一注意的，只是国王的个人安全。查理带一千五百骑兵离开了，毫无阻拦地在王国中部穿过，路上还打败过几支议会部队，于8月29日回到牛津。现在国王手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士兵，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两天后，国王得到报告，蒙特罗斯最近在苏格兰大胜，已经南下进入低地。8月15日，在古罗马遗址不远处，一个名叫基尔塞斯的地方，大败贝利所统领的盟约派军队。这是蒙特罗斯生平第七次也是最光荣的一次胜利。敌军完全溃散了，附近城邑，如博斯威尔、格拉斯哥甚至爱丁堡，无不大开城门，迎接胜利者。苏格兰议会所监禁的保王党人全部释放，许多首鼠两端的人争先恐后地表示效忠国王。议会领袖们向四方逃走，有往英格兰的，也有往爱尔兰的，最后就是匆匆调回围攻赫尔福特的苏格兰骑兵以保卫本国。 查理得到这个振奋的消息后，又重新恢复勇气。8月31日，他从牛津出发，向前抗击苏格兰军，至少也要逼它撤出赫尔福德。当他路过拉格兰的时候，听说费尔法克斯刚刚开始包围布列斯托尔。这是国王在西方最重要的城邑，不过这个地方很坚固，而且鲁珀特亲王答应用最好的驻防军坚守至少四个月，国王就不怎么担心了。当他离赫尔福德还有一天路程时，就听说苏格兰人已经匆匆向北方退走。有人力劝他追赶苏格兰人，说他们已经心慌意乱，既疲劳又没有秩序，所经之地的人民对他们也没有好感，因此只要频频出击，就能彻底击垮他们。但查理近日太过劳累，他的体力已难以胜任，他说他必须回救布列斯托尔。于是又回到风景迷人的拉格兰堡，等待从西方调回来的军队，同时在这里和伍斯特侯爵讨论他们两人正在筹谋的重大秘密计划。 他一到这个地方，就得到了最出乎意料的消息，鲁珀特亲王几乎没有抵抗就弃布列斯托尔而去（9月11日），而亲王并不缺乏坚固堡垒，也不缺少人马军粮。查理被吓呆了，这是他西方战局的完全毁灭。他写信给亲王，表达自己的痛心和失望，责备亲王未能遵守诺言，坚守城池。 同日，他写信给牛津（亲王已退到牛津），命大臣们收回亲王的任命状，观察他的行动，并免去威廉·莱格上校（亲王的密友）的牛津守将之职。倘若发生什么激变，就拘捕上校，连亲王也可拘捕。信后还有附笔说道：“你们告诉我的儿子，我宁愿听说他死了，也不愿听到弃城不守那样的怯懦行为。” 国王现在只剩一个办法，就是与蒙特罗斯会师。布列斯托尔既已失陷，那么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爱尔兰的救兵，但他们只能在切斯特登岸。他在赫尔福德度过了极其绝望的一个星期方才出发，越过威尔士群山，只有这条路，才能避开一支专门观察国王行动的议会军。现在还有大约五千人跟随着他，是威尔士步兵和北方的骑兵。9月24日，他已能望见切斯特了，但议会军在龙汤荒地赶上了国王的后卫。统领马默杜克·兰代尔爵士竭力猛攻，逼使国王的队伍纷乱后退；围城的琼斯上校统领一支队伍，忽然出现在保王党军的后面。国王夹在两支敌军中间，眼见他最好的军官在身边阵亡，最后只好逃走，完全绝望地回到威尔士。他好像被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再次阻挡，永远不能与蒙特罗斯会师了。 其实，在最近十天里，蒙特罗斯同国王一样，也在东奔西逃，到处寻觅栖身之地和流散的战士。9月13日，莱斯利在离边境不远的埃特里克森林中的菲利普豪袭击了他，那时他的兵力已单薄不堪，无力自卫。无论他怎样力图挽回颓势，手下的高地人仍然纷纷弃他回乡，以便保住他们掳来的财富。一些贵族或因为妒忌他的战功，或害怕和他一起失败，纷纷带着部下离开。他的军官们很忠诚地为他出力，他的士兵们很热心地替他打仗，但他却未能真心对待他的下属。况且他的力量只是以胜仗作为基础，审慎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把他看作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一次败仗就足够使他的全部胜利烟消云散，一夕之间，苏格兰的征服者变成一个无耻的歹徒。 查理听说蒙特罗斯失败，他放眼四望，心惊胆破，完全不知道希望在何方。现在他连谋臣也寥寥无几了，最聪明的如卡佩尔勋爵、科尔佩珀、海德等人，已被派去辅助王储，他的身边只剩迪格比勋爵一个人。此人还像过去一样富有冒险精神和自信心，不断想出导致失败的计划。尽管他的热心出于至诚，但他最注意的还是保持自己的势力。有一次，国王想退到安格尔西过冬，这是威尔士海边的一个岛，与爱尔兰靠近，易于坚守。不过大家反对国王弃国而去，都倾向于驻在伍斯特，可是迪格比大大不愿意。据说亲王弃守布列斯托尔之后，激起国王愤怒并严责他这个外甥的就是迪格比。迪格比知道鲁珀特积愤未消，肯定会要求面见国王，剖白自己，以报前仇。现在镇守伍斯特的就是鲁珀特的兄弟莫里斯王子，若是国王驻留伍斯特，鲁珀特就更容易得偿所愿了。在国王可以选择退居的众多地方中，唯有纽瓦克最不利于鲁珀特，因为他在这里最难见到国王，哪知国王偏偏决定前往纽瓦克，左右的人都感到十分诧异。 鲁珀特亲王不久就得到这个消息，他不顾国王的禁令，立刻前往纽瓦克求见国王。查理仍说不愿接见他，但是迪格比勋爵仍不放心。这时突然流传一个消息，说蒙特罗斯反败为胜，打败莱斯利，现正在边界上。国王不再打听虚实，就同迪格比率领两千骑兵，第三次尝试同蒙特罗斯会师。不久他就知道他弄错了，他们进军两天后得知，蒙特罗斯手下并没有一兵一卒，目前仍在高地上漂泊。国王无奈，只好计划回纽瓦克，但迪格比打定主意不回该地，以免见到鲁珀特，他就劝说国王由自己送援兵去给蒙特罗斯。后来，迪格比带领一千五百骑兵（几乎是国王手中全部残余军队），连日往北行进；查理回到纽瓦克，身边只剩下三四百骑兵，这就是他的全部人马，他的寝宫管理者约翰·阿什伯纳姆就是他的内阁。 查理一到，就听说鲁珀特在离此九英里的贝尔沃堡，和他兄弟莫里斯在一起，还有一百二十个军官作护卫。查理打发人去告诉鲁珀特，若没有他的命令，不许再前进一步，但亲王不予理会，许多纽瓦克的驻防军官及守将理查德·威利斯也前去迎接亲王。他到达后没有通报，就和他的部下直接觐见国王，说道：“陛下，我来报告布利斯托尔失陷情形，要洗刷我所受到的诽谤。”查理十分生气，又不知怎样才好，几乎不搭理他。晚膳的时候，亲王的护卫退出，王族们坐下进餐，国王与莫里斯交谈，对鲁珀特却一言不发。翌日，国王允许召集军事会议，讨论一阵之后，发出声明说亲王既非无勇，也非不忠。可无论亲王怎样请求，君主也不肯多说除这两点以外的其他话了。 这无法使亲王和他的部下满意，他们在纽瓦克逗留，尽情地发泄怒气。国王设法禁止驻防军队人数过多，守城军只有两千名，而将、校级军官却有二十四名之多，仅是给他们的供应就吸收了本郡的全部献款。附近地方的乡绅们，即使最忠于国王的，也痛恨守将威利斯。查理决定将他免职，又想顾及他的面子，便给他安排一个护骑上校的差事。威利斯不肯，联合两个亲王、杰勒德勋爵以及守城军的二十个军官逼问国王。国王大发雷霆，大声威吓道：“你走开，不要再走近我。”他们便都匆匆走出去，回到守将家里，吹号上马，二百名保王党骑兵就此离开该镇。 全体驻防兵，全体居民，赶快对国王表示他们的忠诚和尊敬。到了晚上，一些不满分子派人来要护照，并求国王不要把他们这种举动当成反叛。国王说道：“我今天暂且不用这个名称，但这种举动看起来确实很像反叛。至于护照，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正在他心中很不安的时候，又听说迪格比勋爵带兵前往苏格兰的途中，在舍伯思被一支议会军打败（1645年10月中旬）。保王党军全散了，没人知道迪格比往哪里去了，北方的希望已彻底破灭。纽瓦克现在也不安全了。波因茨的军队正开过来，陆续占据附近的地方，逐渐包围纽瓦克，国王能否突围都成为问题。11月3日晚上11点钟，几个团的残余保王党军队，约四五百人，聚集在市场上；国王出来，指挥着一个骑兵营，从纽瓦克出发，走向回牛津的大路。查理已经剃了胡子，在他所走的路上原驻有两小支保王党守军，已经得知他的计划。他日夜行军，艰难躲过敌军，11月6日，终于又回到牛津。他以为自己得到解救，因为这里有他的内阁，他的宫廷，可以用他平常的方式生活，且稍事休息了。 不久，他又开始闷闷不乐了。当他飘游无定，从这一郡往那一郡，从这个市镇到那个市镇的时候，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已经在西方相继获得胜利。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他们攻克了布里奇沃特（7月23日）、巴思（7月29日）、舍伯恩（8月15日）、德维柴斯（9月23日）、温切斯特（9月28日）、贝辛豪斯（10月14日）、梯弗顿（10月19日）、蒙默思（10月22日）等十五处重要地方。对愿意商谈的驻军，他们给予体面的投降条件；遇到不肯迁就的，他们就立刻予以猛击。有一段时间，“棒民”让他们不怎么放心，克伦威尔和他们商量解散，后来却发现不得不攻打他们。他对他们发动突然而猛烈的进攻，随机应变，刚柔并济。8月23日，议会接受克伦威尔的意见，宣布所有这样的结合为叛逆，拘捕了其中几个领袖。军队的严谨纪律，重新使人民安心，“棒民”不久就不见了。当查理再回牛津的时候，西方保王党的地位濒于绝望，11月7日，他写信给王储，命他准备渡海前往大陆。 议会军队攻克牛津 国王自己并没有任何计划，他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有时非常痛苦，有时想要寻求休息，以便忘掉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感觉。他请内阁替他想个权宜之计，一件有望取得好效果的办法。现在别无他法，内阁提议送一封信给议会，要求发出通行护照以便四个人前去商谈条件，国王照办了。 议会此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不想讲和。一批议员离开议会投效国王之后，刚刚有一百三十名议员进入议会补缺。独立派急于利用战场上的胜利，加强在威斯敏斯特的势力。进行新选举的时候，他们使出各种手段，一个接一个地任命，而且暴力与奸诈并用。费尔法克斯、勒德洛、艾尔顿、布莱克、西德尼、赫钦森和弗利特伍德等独立派人士如今都进入议会了。不过，各处的选举结果也不尽相同。有许多郡所选的人，虽然反对宫廷却并非宗派主义者，他们是法律、秩序及和平之友。但他们都没有经验，彼此之间也没有联络，更没有领袖。这些议员不太引人注意，也没有多大影响。补足缺额的第一个效果，就是授予独立派人士更大的权利，使他们行事更为大胆。从此以后，议会所定的法令更加严峻。有人断定，若国王的委员们驻在伦敦，会制造许多煽动人民的阴谋，于是决定不招待更多的委员，不再谈判条件，由议会把他们的诸多建议作成议案，请国王采用或拒绝，就当他仍在白厅一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王储表示愿意在国王与人民之间进行调停，费尔法克斯转达王储的信息给议会，他说：“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延续这位年轻调解人的希望。”结果他连一封回信也没得到。克伦威尔统领军队的期限快到了，于是再次要求延期四个月，却不说出什么理由。之前曾有一条法令规定，在保王党的财产充公以后，仍可以拨给五分之一赡养其妻子，现在取消了这条法令。在军营里，打仗的时候风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凡在英格兰俘获武装的爱尔兰人，杀无赦。就是在英吉利人之间，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相互容忍、相互礼敬了。最初打仗的时候，尽管彼此兵戎相见，但两党人民的教养风俗大致相同，其爱好和平也相同。现在的议会队伍里，几乎只有费尔法克斯仍然保持这种优美的人道主义。他身边的军官和士兵们更像一群勇敢善战的暴发户，举止粗野，心肠狠毒，性格猛烈，他们只想打仗，一心把保王党当作仇敌，要加以消灭。保王党方面则因为被这样粗俗的仇敌所挫败，实在不甘心，只好用越来越带侮辱色彩的挖苦词、俏皮话和歌曲来报复，聊以自慰。因此仗打得很厉害，而且有时极其残忍。议会与苏格兰人误会甚深，一直都抑制着不曾发作，现在也毫无节制地爆发了。苏格兰人抱怨说，议会没有支付他们军饷；议会诉说，同盟的军队为什么要到处乱抢乱夺，就像敌军的行为一样。总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越闹越凶，仇恨越积越深，措施越发残酷、坚决，不再有达成和平的机会。 国王求和的试探被议会拒绝，谈判和约的人也得不到通行证。国王又两次打发人来求和，仍然没有效果。议会告诉国王，他的大臣们从前在伦敦所制造的阴谋使议会不能让他们回来（12月26日）。查理愿意亲自来威斯敏斯特同议会磋商和约（12月30日），苏格兰人也支持这个想法，但议会仍和过去一样，不让国王前来议和（1月13日）。1月15日，查理再度要求谈和，但他并不指望能够成功，只是想在主和的人们心中贬低议会信用。但是，国王的仇敌们郑重宣布找到了国王玩弄两面手法的证据。他同爱尔兰不仅签署停战条款，还订立了同盟条约，格莱摩根伯爵将指挥一万名爱尔兰叛军在切斯特登陆；这种不光彩帮助的代价，就是完全承认天主教徒在爱尔兰的一切特权。1645年10月17日，斯莱戈城下打过一场小仗，驻图姆的大主教原是一个叛党领袖，在战役中偶然被杀，在他的马车里找着一份和约，还有与和约有关的几封信。两王国委员会收藏这份文件已有三个月，在这紧要关口送给议会，议会立刻命令予以公布。 国王完全手足无措了，这的确是事实，而且议会还不知道其中的全部情形呢。查理自己亲自谈的这些条件，已经快两年了，他的身边竟然无人知晓，连他在爱尔兰的副手奥蒙德侯爵也不知道详细情形。只有伍斯特侯爵的长子、最近才受封的格莱摩根伯爵知道全部机密，他不停奔走于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传递国王与爱尔兰教皇的重要信件，又秘密与爱尔兰人谈判条件。国王曾亲手签署一件公文，授权他可以放手给予爱尔兰人任何条件，只要可以取得有效帮助。这就是国王久住拉格兰堡的原因，也是国王在逆境中犹犹豫豫表示出的神秘希望。 他们几乎同时在牛津和都柏林听说伦敦已经知道这个条约。奥蒙德立刻明白，这对国王的奋斗事业将是多么严重的打击。1646年1月4日，他立刻命人拘捕格莱摩根，责备他越权给叛党以超出法律范围的利益，陷国王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格莱摩根始终忠于国王，一言不发，不曾交出有“查理”签字的秘密指示。1月21日，国王赶快向议会和都柏林的政事会声明，否认他曾授权格莱摩根，他说格莱摩根只是奉命募兵，协助爱尔兰总督工作，别无其他任务。但是，这种弄虚作伪已成为一种古老而无用的习惯，没有人再相信他。几天后（2月1日），格莱摩根被释放，又继续与爱尔兰军队谈判到英格兰的事宜。议会投票议决，说国王自我辩护的理由不充足，同时克伦威尔继续统领军队。查理发现，他只能再次在战争中求生存，好像他还有能力继续打下去似的。 现在他手中只剩下两支人马：一支在康沃尔，由霍普顿勋爵统领；一支在威尔士边界，由阿斯特利勋爵统率。 1月中旬，威尔士亲王劝霍普顿勋爵重新统领西方的残余军队，他虽不大愿意，但仍表示忠于王储，于是统领七八千人的部队。不久，他就被部下的士兵所鄙视，正如他憎恨士兵们的横行不法一样。费尔法克斯此时仍在忙于征服西部各地，不久就来攻打他们。2月16日，霍普顿在康沃尔边界的托林顿地方打了一个败仗，虽然不算多么惨烈的血战，却是一场不小的灾难。当他从这个市镇退到那个市镇时，曾尝试招募新兵，却没有效果。费尔法克斯向他这边进军，越逼越紧。霍普顿带着一小队至今仍忠于他的人马，不久就被逼到地角。他在特鲁罗听说本地人因为厌战，正在筹划逮捕王储献给议会，以结束战争。王储已到了不能不走的时候，于是带着他的谋臣们登舟，退到仍在英格兰领土内的锡利岛，从那里还可以看见海岸。霍普顿放下心来，本想再打一场，但他的部下们大嚷大叫，要求投降。费尔法克斯给出体面的条件，他的军官们一再逼迫，他只好说道：“既是这样，你们只管商量投降，却不要代我谈判。”他与卡佩尔勋爵都没有参与投降事宜。签完条款之后，军队就解散了，这些贵族们登舟，到锡利岛和王储会合。国王现在在西方只有少数几处无足轻重的守军了。 阿斯特利勋爵所遭遇的命运同样不佳。他率领三千人在伍斯特，国王命他带兵来牛津，自己领着一千五百骑前去迎他。他想召集足够的人马，等候爱尔兰援兵，现在他仍然期待着那支援兵。不料在他们会师以前（3月22日），阿斯特利已被威廉·布里尔顿爵士和摩根上校统领的一支议会军追上，保王党大败，阵亡及被俘的有一千八百人，其余全数溃散了。阿斯特利在拼命抵抗之后，仍然落入敌人手中。 事实上，查理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仇敌们发生内讧。他赶紧尝试挑动他们。在拼命联络几个长老会领袖的同时，他早已同独立派有密信往来，尤其是对哈里·文，不但表现出异常的热心，而且阴谋不断。国务大臣尼古拉斯曾写信与哈里·文，求他设法使国王到伦敦来，亲自同议会谈判条件。哈里·文是怎样答复这封信的，无人知道，但阿斯特利失败之后，国王又亲自写信给他，让他帮助自己回到伦敦；同时又写信给议会，表示愿意遣散他的全部队伍，打开他的驻防军所在地方的城门，而他则仍旧回到白厅居住（3月23日）。 议会得到这个建议，又听说国王或许不等回信就会自己来伦敦，就十分惊慌。大家都知道一旦国王回到白厅，本城闹事作乱的对象就不再是国王了。人们一致打定主意，不能再任由国王摆布。于是下令，国王若来伦敦，不许人们前去迎接，不许人们走近他；管理民团的委员会奉命阻止任何公共集会，拘捕所有与国王同来的人，并防止人民成群结队去见国王；凡是天主教徒、保王党、免职的军官、受雇替人打仗的士兵、反对过议会的人，一律奉命在三天之内离开伦敦（3月31日到4月3日）。最后就是成立一个军事法庭，凡是直接或间接与国王有往来的，凡是没有护照而从国王的军营或市镇前来的，凡是收留或隐藏议会反对者的，凡是有意放走俘虏的，杀无赦。自从有议会法令以来，还从来没有施行过这样严酷的措施。 哈里·文没有回复国王的信，即使答复，也没有效果。 当时费尔法克斯的部队正全力前进，准备围攻牛津，雷恩斯巴勒上校及其他两团人马已驻扎在牛津附近的地方。国王同雷恩斯巴勒谈判条件，只要上校承诺立刻领他到议会，他就把自己交给他。雷恩斯巴勒拒绝了这样的条件。再等几天，封锁就能够完成，无论围困多长时间，结果都是万无一失的。国王一定会落在他的仇敌们手中，成为战俘。 只有一处可以藏身的地方了，就是苏格兰人的军营。最近两个月里，法兰西公使蒙特利尔先生已经在努力替他寻找最后的避难所。公使最初被驻在伦敦的苏格兰委员们拒绝；他也去过爱丁堡，知道苏格兰议会不会答应；最后他同围攻纽瓦克的几个军队长官谈话，他们倾向于同意。他就认为自己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用法兰西国王的名义，向查理作出允诺（4月1日），说苏格兰人愿将他作为他们的法定国王招待，愿保护他和他的亲族免受危险，甚至还愿竭力同他合作，奠定和平。但是，苏格兰军官们的犹豫（他们虽愿意救护国王，却不愿同议会冲突），不久就使蒙特利尔明白自己太过相信苏格兰人了，他赶快打发人去牛津，说明他的错误。不过时间紧迫，查理已经顾不了许多了，王后也力劝他信任苏格兰军队。在后来几次商议中，军官们曾对蒙特利尔作出一些许诺。蒙特利尔告诉国王，这是危险的选择，若仍有别处可以安身，最好还是先往别处躲藏；若不能找着别的藏身之地，苏格兰军中暂时也是安全的。 无论如何，查理不能再等在这个地方了，费尔法克斯已经到达纽伯里，三天之内就可以完全包围牛津。4月27日半夜，国王只带阿什伯纳姆和赫德森博士出逃，博士熟悉路径，国王骑马，扮作阿什伯纳姆的仆人，背着三人的行李，离开牛津。因为要给所有的监视人造成假象，三人同时分别从不同的门出城。国王走在通往伦敦的大路上，到哈罗山时，望见了自己的都城。他站在那里思考着，自己是否应该突然出现在伦敦市，重回白厅，那里的人心最近对他颇有好感，比较趋向于他。但是此人最不善于在千钧一发时作出大胆的决定，这是因为他的心神不够镇定，特别是害怕因此损害国王的尊荣。犹豫几个小时后，他从伦敦方向掉过头来，往北前进，走得很慢，好像还没有打定主意似的。国王转向东方几郡，从这个市镇到那个市镇，从这个堡垒到那个堡垒，不断改变装束，到处打听蒙特罗斯伯爵的消息，他仍然很想到他那里去。但这件事未免太过麻烦，又使他很不耐烦。最终，蒙特利尔替他在苏格兰军营中找到一个虽然不太舒服却还算安全的栖身之所。查理最后打定主意，一半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一半也因为实在疲劳不堪。5月5日，在他离开牛津后的第九天，蒙特利尔带领他进入克尔罕姆，这是苏格兰人的大本营。 利文伯爵和他的军官们看见国王，就装出十分惊诧的神色，立刻把国王到达的消息告诉议会的委员们，又发出紧急文书告诉爱丁堡和伦敦。军官们和士兵们对国王深表敬意；但是到了晚上，在向他表示崇敬的借口之下，在他门口安置了牢固的警卫。因此，当查理想摸清自己所处的地位，试图颁发当晚的口令时，利文伯爵说道：“请陛下原谅，我是这里年资最高的军人，陛下还是让我执行那个责任吧！” 第七章 鹬蚌相争 ——独立派与长老会派的斗争（1646~1647） 这些变化、报告、限制，千百种造反的谣言和前所未闻的阴谋策划，甚至有人说要谋杀他的谣言——这一切都使查理陷入日益痛苦的焦虑。最后他终于作出决定，在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的帮助下，逃到南边的怀特岛。 国王的被捕 5月2日，伦敦得知国王离开牛津的消息，却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谣传他躲在伦敦，于是发表声明，无论谁窝藏他都将杀无赦。费尔法克斯送信来说国王向东方走了，议会便打发两个可靠的军官——罗素上校和沃顿上校前去寻找。议员们与保王党们都心神不定，只能耐心等待，议员们怀揣着恐惧，保王党则满怀着希望。 5月6日晚上，终于有消息说国王在苏格兰军营里。翌日，下议院议员们投票决议，只有议会有权处置国王个人，应该立刻将他领到沃里克堡。贵族们拒绝批准这个议案，但赞成让驻扎在纽瓦克附近的波因茨监视苏格兰军队的行动。 苏格兰人却想离开这里。他们在国王到达那天，接到国王的命令，镇守纽瓦克的贝拉西斯勋爵开门让波因茨进城，将市镇送给他。之后，他们把国王放在先锋部队中，向着自己国界上的纽卡斯尔前进。 独立派满怀焦愁与怒气。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事事顺利，军队大获全胜，在人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有才干的人都投入他们麾下。不奉国教的信徒们与独立派联合，人数和自信心日益增长。即使长老会终于得到议会认可，成为官方教会，也改变不了这种事实。独立派有律师和自由思想家协助，成功维护了议会对宗教事务的绝对支配权；而长老会派被削弱以后，就只能比较迟缓地行动了。现在，无论是伦敦还是各郡，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宗教方面，社会动向都明显有利于独立派。正当他们春风得意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丧失一切的威险，一旦国王与长老会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一切就会化为乌有。 他们用尽全力来抵挡这样的打击，如果他们能够独揽大权的话，或许会立刻派兵攻打苏格兰人，用武力捉拿国王。但是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在上议院居少数，在下议院的优势也很微弱。于是他们采取间接措施，用各种方法来激怒苏格兰人，挑起人民反对他们，希望导致敌人分裂。小军官在伦敦城外拦阻苏格兰的信使，截留他们的公文，苏格兰人申请惩办这些人，也不予理会（5月9日）；北方诸郡纷纷递呈文控诉苏格兰人勒索、横行、蹂躏人民；市长福特以本市的名义为苏格兰人进言，要求制裁扰乱宗教和政治的新异端（5月26日），贵族们致谢市政会，但下议院议员们连几句简单的答复也没有。独立派在议会和其他公众场合，尤其是军中，对苏格兰人大加侮辱，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激起人民的愤怒和藐视，以反对苏格兰人。6月11日，下议院议员投票议决：现在用不着苏格兰军队了，先付给他们十万镑，并发表声明问他们还欠多少，请他们回到苏格兰去。 这几个办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苏格兰人既不表示难堪也不表示恼怒，但他们的迟疑举动却更合他们仇人的心意。愿为国王出力的领袖们迷惘到了极点。查理认为对待反叛的人民不必讲什么信用，他计划诱使长老会派和独立派互相消灭，自己好重掌大权。长老会派方面，无论是苏格兰人还是英吉利人，都决定要保全盟约和教会的胜利，并表示除非作为代价，否则他们绝不会向国王妥协。但是，他们要同时应付敌人的控诉和本派的需要，言论就自相矛盾起来，行动也互相抵消。他们常和朋友谈起自己如何害怕独立派，愿意同国王讲和；但是他们的宣言又说他们如何热心为盟约，如何坚决靠拢议会，如何决心与英吉利兄弟结成牢不可破的团结。查理离开牛津之前，曾写信给奥蒙德侯爵，说他之所以前往苏格兰军中，是因为他们曾答应过要支持并拥护他的公正权利（4月3日）。5月21日，奥蒙德公布了国王的信，苏格兰人却立刻否认，说那是“最无聊的谎话”。现在对国王的看管更加严密，从前武装护卫他的人，现在一律不许靠近他，他的书信几乎全部被扣留。苏格兰人的领袖为表示他们忠于盟约，终于来见国王，请他受教于基督的真理，他们最有名的传教师亨德森特前往纽卡斯尔，担任劝告国王改变宗教信仰的任务[　辩论于5月20日开始，一直进行到7月16日。国王与亨德森之间往来的所有文件，都已收集在（1662年）《殉教国王查理的著作》中，第155～187 页。 ]。 查理与对手辩论教理十分娴熟，又不失尊严。他的对手温和而彬彬有礼，国王则毫不妥协地坚持他的国教会立场，辩论时并不中伤对方。6月10日，国王写信给仍坚守阵地的保王党守将们，叫他们投降，献出市镇；又写信给议会，催促他们尽快送条件来；同时写信给奥蒙德，让他继续秘密同爱尔兰人谈判条件，对外的正式命令却是停止谈判。 7月23日，议会的条件终于来了，彭布洛克伯爵、萨福克伯爵和四个下议院议员，奉命送来条件。国王听完宣读的条件后，答应在适当的日期之内给出答复。过了几天，委员们没有听见什么消息。这期间，国王很难受地读着这些条件，越读越觉得屈辱，越读越觉得严酷，这次比他以前拒绝过的任何条件都要严厉。议会要他加入盟约，完全取消主教制的教会；交出陆军、海军和民团的兵权；要他同意将七十一个人（全是他最忠诚的朋友）排除在特赦范围以外；凡是曾为他出力的人，一律不许担任官职。大家都劝他承认这些条件。法兰西大使贝利弗厄以法兰西宫廷的名义劝他接受这些条款。王后也从巴黎差人过来告诉国王，说他的朋友们都不赞成抵抗。长老会派也苦劝国王，其恳切程度不亚于王后的信使。几个苏格兰的市镇，包括爱丁堡在内，递上几份请愿书，说了些友好的话，也是关于这件事。伦敦市也想力劝国王，但被下议院议员们禁止了。到后来，苦劝之外又加上恐吓，苏格兰教会大会说，国王若拒绝盟约，就不允许他进入苏格兰境内。洛登勋爵甚至当着苏格兰委员们的面宣言，国王若坚决拒绝条件，苏格兰绝对不会让他入境；又说英格兰很可能将他废除，建立另一种形式的政府。 国王的尊严，他在宗教上的斤斤计较，加上他身边几个喜欢玩弄诡计的朋友的怂恿，使他拒绝听从人们的忠告。8月1日，国王传委员们前来，写好一篇东西交给他们，没有答复接受还是拒绝，只要求到伦敦亲自与议会磋商。 独立派抑制不住他们的欣喜心情。委员们回来时，照例由议员们向他们致谢，有一个议员喊道：“我们应该谢的是国王。”8月10日，苏格兰委员们送来一封信，说愿意交出他们占领的所有地方，并将军队撤出英格兰境内。贵族们投票议决，承认他们的同胞苏格兰人对英国有功。下议院议员们没和贵族们一起投票，不过通过一个议案，禁止说苏格兰人的坏话，禁止刊行任何东西反对他们。在一个短时期内，两派好像都一心一意致力于协调他们的利益，以取得和谐。但苏格兰人所提的建议产生了两个问题：他们要求已久的欠饷应该怎样偿还？国王个人应该由谁来处置？一提起这两个问题，两派又重新冲突起来。 关于第一个问题，长老会派很容易处在有利地位。苏格兰人的要求太高，在他们所承认的议会已拨款项之外又要求七十万镑，还有苏格兰因同英格兰联盟而受到的极大损失，可由议会公平核计应补偿多少。独立派则咬牙切齿地挖苦苏格兰人，反对这样昂贵的兄弟交情。独立派列出另一个清单，说苏格兰人曾在各处抽取过许多税捐，证明苏格兰不仅不该要求还款，反而欠着英格兰四十万镑。但是通情达理的人不会认真辩驳这些互相责难的话，苏格兰退兵显然是必要的，因此必须给他们一笔钱。独立派老是顽固拖延，好像不过是出于盲目的热情或耍政治手腕。长老会派却相反，他们只是劝苏格兰人酌情减少所要求的数目。那些因为不喜欢长老会派专制而帮过独立派几次的人，这次却选择支持长老会派，投票议决发给苏格兰人四十万镑，在他们出境时支付一半，其余一半分两年付清。苏格兰人同意了。于是在伦敦市立刻募债，以教会产业作抵押，以便付钱给苏格兰人。 至于怎样处置国王，长老会派的地位就变得左右为难了。即使他们愿意将国王留在苏格兰人手中，也不敢提出来，因为事关民族体面，人人都说处置他们自己的国王是英格兰人独有的权利。苏格兰人虽然很想避免两方闹翻，却难以忍受侮辱。他们说查理不仅是英格兰人的国王，也是苏格兰人的国王，他们同样有权监督国王本人与财富；按照盟约规定，这是他们的责任。两国争得很激烈，开过多次会议，刊布过许多小册子，发过许多宣言，相互控诉过好几次。人们不分党派，大声疾呼谴责苏格兰人的非分要求，民族成见与仇视又重新出现。长老会派的政治领袖如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格林等人对斗争感到疲倦，因此就急不可待地想寻求结束斗争的方法。他们认为，如果苏格兰人把国王交给议会，那么遣散那支致命的军队，那支独立派所依靠的唯一力量，将变得容易。本来，国王的真正仇敌，也是这支军队。所以他们劝告苏格兰人，为自己事业的利益着想，还是让步为好。9月24日，贵族院出于同样的考虑，也作出决定，同意五个月来悬而未决的下议院议案：“只有议会有权处理国王本人。” 苏格兰的长老会派也愿意遵守这个明智的决定，他们已被自己的抗拒弄得进退两难。国王在长老会内的朋友们，最近取得了更多权利，因而变得更加大胆。这些人以汉密尔顿公爵为首领。他一回到爱丁堡，就竭尽全力为国王寻求安全的保障。不久，几乎苏格兰的所有高等贵族、市民及温和的长老会员，都环绕在他周围；那些谨慎小心的人也来了，因为他们讨厌群众的盲目狂热和牧师们的高傲专断。这些人构成一个严肃的代表团，前往纽卡斯尔跪求国王接受议会的条件。他们全是查理的同乡，又都是他年轻时的朋友，他们的哀求动摇了他的决心。他说：“平心而论，无论什么危险都难以打倒我，使我不安的是故乡的人们如此热心地苦劝我，而我却要让他们失望了。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我的心愿，我不是拒绝听从你们的劝告，只希望伦敦的人们能听我讲讲道理。”翌日，他答应只在五个教区设立主教制教堂，其余都是长老制，他只想为自己和同教的朋友们谋求信教自由与礼拜自由，其余相持不下的意见，他将和议会共同解决。但是这样的让步并不能使长老会派满意。国王越作出重要让步，他们就越怀疑他的真诚，几乎没有人理睬他的提议。汉密尔顿灰心了，谈起他将前往大陆；同时有消息说，苏格兰军队准备回国了。查理立刻写信给公爵进行挽留（9月26日），他希望自己能够跟随苏格兰军队离开英国。汉密尔顿收到信后果然不走了。11月，苏格兰议会开会，最初几次会议好像宣布要善意地对待国王。12月16日，议会宣称愿意支持国王及其子孙的王朝政体和他们作为英格兰君主的正当权利；并且愿送秘密训令给伦敦的委员们，与他们谈判条件，以便国王能够体面地、安全地、自由地前来伦敦。不料长老会总会的常设委员会写了一封公开抗议信给苏格兰议会，斥责它接受背信弃义的劝告，控诉它将为了一个废弃基督盟约的国王而导致两王国的联盟走向灭亡。汉密尔顿和他的朋友们面对这样的干预无计可施，只能收回已经通过的议决案。温和善良的人们什么都干不成，只好重新请求国王接受条件。查理回信要求亲自来和议会磋商。 12月23日，议会签订条约，规定苏格兰军队撤退以及发放军饷的办法。伦敦市很快筹足金额，苏格兰人在退兵前将领到的二十万镑分装在两百个箱子里，贴上两国印信的封皮，用三十六辆车拉走，由一队步兵护送出伦敦。司令官斯基庞当日发出命令，任何军官或士兵，若得罪苏格兰军队，以致他们出来控告，将严惩不贷。1647年1月1日，运款车队到达约克，三个星期后，苏格兰人在北阿列顿领到第一批款项。12月31日，两院投票议决，应该把国王送往北安普顿郡的霍姆比堡。国王无疑是两国交易的一部分，因此下议院议员们曾讨论过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派人去纽卡斯尔郑重其事地把国王接过来；还是不用任何仪式，仅仅要求苏格兰人把国王交给斯基庞，连同该地的钥匙和款项的收据一起？独立派坚决支持第二个方案，这样一方面可以侮辱国王，一方面又可以侮辱他们的劲敌。但是长老会派居然成功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于是，1月12日，九个委员，即三个贵族代表与六个下议院议员，带领为数众多的随从，从伦敦出发，恭恭敬敬地前去领回他们的国王。 当查理得知议会的决议案以及自己将要迁到霍姆比堡的时候，他正在下棋。他安安静静地下完这盘棋，然后说道，等委员们到达时，他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他的朋友和仆人们四处张望，想寻求援助，寻找逃难之处，一会儿盘算再次逃走，一会儿又试图在国内的某个穷乡僻壤策划保王党再次起事，以拥护国王。甚至人民也开始同情起国王的噩运。一个苏格兰牧师在国王面前讲经，讲的是《诗篇》第五十二篇。开头一句是： “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 国王站起来，开始读起《诗篇》第五十六篇： “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们要将我吞食！” 此刻，全体听众情不自禁、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和国王一起朗诵那篇诗篇！但是群众的怜悯来得很慢，而且难见效果。 1月22日，委员们到达纽卡斯尔，苏格兰议会此前已正式同意交出国王。查理很客气地接待委员们，和他们愉快地交谈，又询问途中的情况。总之，国王似乎急于表现出他很高兴回到议会去。在他们告别以前，苏格兰的委员们尝试作最后的努力，劝国王接受苏格兰盟约。他们说道，只要他肯接受，就不把他交给英吉利人，而把他送到贝里克，为他争取更合理的条件。蒙特利尔也在居间调停，但查理坚持拒绝。不过，对苏格兰人如此对待他，却也并无一句怨言。他很礼貌地对待两国委员们，竭力避免流露出不信任或愤怒的情绪。1月30日，苏格兰人不胜疲累，终于先走了，把纽卡斯尔交给英吉利的军队。2月9日，国王离开纽卡斯尔，由一队骑兵保护，他走得很慢，一路上都有成群的热心人迎接。快到诺丁汉时，这里原是费尔法克斯的大本营所在地，他出来迎接国王。他一看到国王就下马，吻了国王的手，又上马，在他身边很恭敬地陪他说话，陪他穿过市镇。费尔法克斯离开后，国王说道：“将军是个讲信用的人，他没有对我食言。”两天后，他进入霍姆比，附近的许多乡绅和农民都举行了聚会庆祝国王到来，国王为他仍受到人民欢迎而庆幸不已。 议会与军队的矛盾 有段时间，长老会派在威斯敏斯特对所有事情都不太放心，但不久又高兴起来，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为王国的主人，终于能够大胆攻击他们的敌人了。查理到达霍姆比之前，众议员们已投票议决遣散军队，只留下部分需要出征爱尔兰和镇守重要城镇的军队。[　动议以一百五十九票对一百四十七票获得通过。 ]费尔法克斯几乎被解除军队统率权。[　动议以一百四十七票对一百五十九票未获通过。 ]他虽然还有兵权，议会却规定议员不能在他的军中任职，他手下的军官军阶不能高过上校，他们都必须遵守长老会的教规和盟约。[　动议以一百三十六票对一百零八票获得通过。 ]贵族代表们要求军队在遣散之前，先驻扎到离伦敦较远的地方；又在伦敦市募借了二十万镑，付清被遣散的队伍一部分欠饷。最后派一个特别委员会——长老会的全部领袖如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格林、梅纳德、沃勒尔几乎都在委员之列——监督这些措施的执行，特别是催促救援部队出发，不幸的爱尔兰基督教徒对他们的到来盼望已久。 独立派在最近两个月内，已经觉察到他们在议会里的势力下降，许多新议员尽管开始曾和他们合作，但由于害怕长老会的专制，又开始反对他们了。克伦威尔曾对勒德洛说道：“为议会出力是多么可怜呀！一个人无论有多真诚，只要有一个律师诽谤他，他就永远难以恢复名誉。参军却不是这样，一个人只要立下战功，他就是一个有用的人，既不怕人责怪，又不怕人妒忌。如果你的父亲还在世的话，他会结结实实地给他们一顿教训。”勒德洛是个真诚的共和派，此刻还不清楚那些阴谋，因此没有对这个试探作出什么反应。别人却更容易上当，被他所诱。克伦威尔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威望，在军中笼络了一群有才识的帮手，如不久后成为他女婿的艾尔顿，学法律的兰伯特，此外还有哈里森、哈蒙德、普赖德、里奇、雷恩斯巴勒等上校。战争结束后，克伦威尔借助这些人，保留他的议员地位和他在陆军里头的全部影响，而且不断遥控军队。议会一谈到遣散军队，这帮人就大发牢骚，特地从伦敦送来的新闻、暗示和建议被他们偷偷传播到军中。他们号召士兵力争补发全部欠饷，拒绝赴爱尔兰打仗，并避免内部的不团结。克伦威尔为了解除人们对他的怀疑，常常在议会发言，痛陈军人的不满，并表达自己对议会是多么忠心耿耿。 3月25日，军队送来一份请愿书，有十四个军官的签名，语气很谦逊很和善。他们答应命令一下就启程前往爱尔兰，提出清还欠饷以及另外几项士兵们有权期待的保证。议会向他们致谢，但态度高傲地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对议会指手画脚。这个答复一到军中，立刻又送来一份请愿书，比第一次还要坚决，还要具体。呈文要求付清全部欠饷，不得有丝毫拖欠；若有人不愿前往爱尔兰，议会不能强迫；对残疾军人和牺牲军人的遗孀及子女，发放抚恤金。这份请愿书就不只是几个人签字了，而是由全体军官和全体士兵署名，这次不是对议会说话，而是对费尔法克斯说话，他是军队的天然代表，又是他们权利的保护人。有人到每一个团读请愿书，凡是不肯签字的军官，都受到了威吓。 议会一听说军队的这种举动，就命令费尔法克斯禁止他们，并宣称凡是不听命令的人，都以国家敌人以及扰乱治安论罪，还要某些军官来议会解释他们的行为。 费尔法克斯答应遵从。4月1日，一些军官前往威斯敏斯特，辩解说请愿书没有向各团宣读。议会便不再往下追问，直接把请愿书抛在一旁，不予承认。于是重新恢复办理遣散军队的准备工作。伦敦市开始募债，进行得很迟缓，又不够用，于是每月抽统税六万镑，以补足欠饷的数量。最重要的是，加速建立出征爱尔兰的军队，他们给入伍的人很多好处，派斯基庞和梅西率领他们。长老会中的五个委员前往总司令部下达这个决定。 4月15日，委员们到达司令部，二百名军官聚集在费尔法克斯家里，同委员们会商。当委员们说到由斯基庞和梅西两位少将统领军队时，大家表示赞同，但还想要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参与。 又过了几天（4月27日），有一百四十一名军官送请愿书给议会，郑重其事地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他们说：“我们虽然是军人，但并没有失去国民的资格，也没被剥夺在国家大事中的利益。我们希望议会永远不要拒绝我们上递请愿书的权利，因为议会的敌人还有这种权利。有些人说了假话，说军队想让全国人民沦为奴隶。我们热切地请求你们主持公道，为我们雪冤；此外，我们还求你们按照实际情况，发放我们得来不易的薪金，尤其是士兵们的军饷。” 4月30日，斯基庞又拿出另外一封由三个士兵送来的信。信里说有八个团的骑兵明确表示拒绝前往爱尔兰服役，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忠实的计谋，不过以此为借口，要拆散士兵和他们所爱戴的军官，来掩饰一部分人的野心，这些人做了很久的臣仆，最近尝到君权的滋味，于是也蜕变为专横残暴的人。长老会派领袖们见自己受到攻击，又惊又怒，要求议会立刻传那三个士兵来问话。三个士兵来了，他们态度坚决，声称所有的意见都是大家的想法，他们只是代表军队来向议会请愿。 议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感到不安。现在需要压制的不只是心怀不满的士兵，整个军队已经联合起来，他们有了自己的政府，成为一个独立的劲敌。现在有两个会议，一个是军官们的，一个是士兵们的代表团“鼓动队”。他们管理一切行动，还准备以军队名义谈判条件。每营各选出两个鼓动代表，遇到有必要开会的时候，每个士兵出四个便士充当经费，两个会议绝不许有共同行动以外的单独行动。同时，有谣言流传，说军队已经给国王送去条件：若国王愿担任军队首脑，愿受军队照顾，军队也愿重立他为国王，享受公道的权利。议会看见这样的新势力显现出来，不仅害怕军队胜利，更怕军队此时此刻的力量。较为小心的议员变得更加胆怯，有几人离开了伦敦，有几人转而讨好克伦威尔等将军。议会决定依从军队的要求：发给遣散军队的军饷从六个星期的增至两个月的；特赦军人们在战争期间的所有违法行为；指定款项以帮助军人们的遗孀孤儿；最后一条，就是派克伦威尔、艾尔顿、斯基庞、弗利特伍德，重新建立军队与议会之间的和谐，促使双方言归于好。 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的劝和好像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日复一日，议会的委员们看着敌人的权力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变得越来越大。克伦威尔仍然不停地写信，说他正在尽力安抚军队，又说他的影响已因此受损，自己很快也要变成士兵们怀疑和憎厌的对象了。有几个委员终于回到伦敦，从军队带回来的一方面是同样的提议，一方面又是同样的拒绝。 长老会派的领袖们早已预料到这一点，他们就利用议会的意向，投票通过了一个更为坚决的议案：凡是不肯报名前往爱尔兰的军队都应该立即解散。这项措施对如日期、地点、方法等细节都安排好了。议会准备突然地解散这些队伍，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在各队驻地内，分别予以解散。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既不能提前商量，又无法一致行动。这个计划实施所需的款项已送到各个地点，并由几个长老会派组成的委员监督计划的执行。 然而，委员们发现军队已陷入十分混乱的境地。大多数的团听说议会要以解散相威胁，就叛变了。一些士兵疑心军官们靠不住，就把他们驱逐，自己做主出发，在飘扬的大旗下，与同袍会合；也有些军队占据了教堂，并武装坚守起来，宣布不愿解散；还有些部队将送来的军饷抢夺过来。士兵们给费尔法克斯写了一封信，说如果军官们不肯领导他们，那么他们自己也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费尔法克斯不知所措，心里很难过，于是苦苦劝告军官们倾听士兵们的呼声，并写信给议会。他对各方面都讲真话，可没有任何作用，尽管他仍受人爱戴，但一点力量也发挥不出来。后来他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军官们投票议决，说议会的几个议决案不能使人满意；说既然没有更好的保障，军队是不会解散的；又说军队分驻的地方应该更集中一些，应该开一个大会以解除恐慌，安定军心；最后说，本军事会议应该递送一个措辞诚恳的呈文给议会，报告所发生的情况。 议会的权利正面临军队的挑战，他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应付这样的敌人，它需要依靠在名义之上的实力，也需要依靠除法律以外的一切支持。目前，除了国王以外，只有伦敦市拥有这样的权利，可伦敦市完全是长老会派，而且快要变为保王党了。一些措施已经在这个观点的指导下开始实施了。经过市政会的同意，民团指挥权从独立派手中移交给一个长老会派委员会。议会决定增派卫兵保护自身安全，加拨一万二千镑作为卫兵的军饷。大量的退伍军官都是埃塞克斯的忠诚旧部，自由地住在城里。埃塞克斯已于去年下半年去世（9月14日），他的死对长老会派似乎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甚至有谣言流传，说他是被仇人毒死的。议会完全有理由担心国王对他们的感情并没有好转。有两次因为神学上的仇恨，他们不许国王和自己的牧师一起礼拜；他们曾把国王的心腹仆人赶走，又经常阻止国王和他的妻儿朋友们通信；最后，国王针对他在纽卡斯尔收到的提议向议会作了一个详细的答复，但议会竟丝毫没有考虑国王的意愿。如今，和解好像已十分困难，但又不得不这样做。国王有理由抱怨长老会派，但也知道他们并不想完全毁了自己。国王在霍姆比的时候，虽然受到严密监视，但国君的荣誉礼节从未减少。他的内廷仍保持着华贵的排场，宫廷礼仪还是一丝不苟地遵守，至于常驻该地的委员们（全是长老会派）的仪容，全是毕恭毕敬、彬彬有礼的。国王有时请他们陪他散步，有时和他们下棋或玩滚木球，也常常以礼相待，乐于和他们往来。他们想，他知道议会的仇人也是他自己的仇人，而且他不至于拒绝现在唯一的安全所在。5月2日，贵族院投票议决，请国王陛下住到更靠近伦敦的奥特兰兹堡。下议院议员们没有参加投票，但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议会和驻扎的委员们之间，特别是和驻防军统领格里夫斯上校之间的通信越来越频繁而神秘。此时无论在威斯敏斯特还是在伦敦市，大家都怀抱希望，国王不久就会和他的议会联合起来。不料，6月4日那天，有消息传来，一支七百人的队伍已把国王从霍姆比带走，国王现在在军队手中。 事情确实如此。6月2日，国王用过午餐后，在离霍姆比二英里的奥尔托普草地上玩滚木球游戏，陪伴他的委员们看见一个陌生人穿着费尔法克斯的卫队军服，站在旁观人群中。格里夫斯上校问他是谁，从哪里来，军队里现在都谈论些什么。这个人说昨天看到一大队骑兵正向霍姆比驶来，离此地不到三十英里。这句话引起很大的恐慌，大家马上回到霍姆比，作了一些防备袭击的布置。快到凌晨时，一队骑兵到来，要求进堡。草地上出现的那个人走上前来说道：“我叫乔伊斯，是将军卫队的掌旗官，我要和国王说话。”格里夫斯与布朗少将命令驻防军准备开火，但士兵们已和新来的人谈过话，他们放下铁栅，大开堡门。乔伊斯的人在院子里下马，称他们奉军队命令要将国王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因为有人要劫持国王送往伦敦，号召其他部队重开内战。他们还说，驻防军司令格里夫斯上校也是这个阴谋的策划者之一。士兵们听见后喊道，他们不愿抛弃军队。格里夫斯不见了，匆匆逃走了。委员们会商之后，知道必须放弃抵抗的希望。此时已是中午，乔伊斯占领了堡垒，在四面安置哨兵，就让他的士兵们休息到傍晚。 晚上十点，他要求会见国王，当时国王已经睡下，他仍然持枪逼人领他到国王卧室。国王的侍从力促他放下武器，却被他拒绝了。他们迟疑着不肯开门，他就发起怒来，国王被吵醒，拉铃吩咐侍从们让他进来。乔伊斯走进卧室，脱下帽子，手中仍拿着枪，神色坚决，却并未无礼。国王叫来所有委员，同乔伊斯商谈了很久，随后打发他出去，说道：“乔伊斯先生，祝你晚安。如果你手下的人们履行你所答应我的全部条件，那么我就同意和你一起走。” 次日清晨，国王询问乔伊斯是谁派他来的，乔伊斯说奉军队的命令。国王不愿离开，但最终还是在士兵们的逼迫下上了车，委员们也跟随着国王。 乔伊斯派人给伦敦送信，向克伦威尔报告，诸事顺利，但克伦威尔不在伦敦，由弗利特伍德上校接到此信。原来此时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都在司令部，费尔法克斯一听说这个消息，就很难过，他对艾尔顿说道：“我不喜欢这件事，是谁发的这个命令？”艾尔顿答道：“之前是我发的命令，叫他们把国王严密看守在霍姆比，但并没有命令他们把国王带走。”克伦威尔则说道：“带走是必要的，不然的话，就会有人把国王带回议会。”费尔法克斯立刻派惠利上校带两团骑兵去迎国王，送他回霍姆比。查理不肯回去，以抗议他所受到的粗暴待遇。事实上他很高兴看到他的敌人们发生分歧，也希望改变一下囚禁的地方。两天之后（6月7日），费尔法克斯和他的全部属下，以及克伦威尔、艾尔顿、斯基庞、哈蒙德、兰伯特、里奇等人在剑桥附近的奇尔德斯利觐见查理。多数人都很恭敬地吻他的手，第一个便是费尔法克斯，只有克伦威尔和艾尔顿两人与国王保持距离。费尔法克斯很郑重地声明，他对国王转移的事毫不知情。查理希望人们把他送回纽马克特。于是惠利上校住在这里陪他，费尔法克斯回司令部，克伦威尔回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的人不知道他为什么在那四天之中不见了，都感到很诧异。 他发现两院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又害怕；一会儿坚决，一会儿又很软弱。最初得到国王被带到别处的消息时，人们普遍感到沮丧。斯基庞（长老会派坚持把他当作自己人），以哀叹的腔调提出一个议案，要求人们举行禁食，以便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恢复议会与军队间的和谐一致。一方面，投票议决立刻拨出一大笔款项发还欠饷；另一方面，又决议从议会议事录中删除某一次的宣言，因为那篇宣言将士兵们的第一份请愿书看作是反叛的言论。但是后来得到的一些消息，又多少恢复了议会的勇气。他们从委员们的信件中得知了在霍姆比发生的事件详情，也知道了乔伊斯给克伦威尔的信。等到中将在议会露面的时候，他们就说出这些疑团来，克伦威尔强烈地否认，他请上帝、天使和人民作证，说他过去从没听说过乔伊斯这个人，如同还没出生的孩子从未见过太阳一样。不过，霍利斯、格林和格里姆斯顿仍不相信他，他们到处寻找证据，决心一有机会就提议拘捕克伦威尔。6月10日，两院正在开会，辩论已经开始，格里姆斯顿突然带来两个军官，要控告克伦威尔，说他企图利用军人反对议会。他们说道：“不久以前，军官们开了会议，讨论是否应该清洗军队，只留下信得过的人。克伦威尔却说：‘我很相信军队，但是有另外一个团体的人特别需要清洗，那就是下议院——只有军队能够办这件事。’”两个军官一退出，克伦威尔就站起来，泪流满面，双膝跪下，呜咽一番，做出种种姿态，使全院的人深深感动或惊奇不已。他说倘若国内有一个人比他更忠于议会，他就请上帝降祸于他。随后，他站起来，谈国王，谈军队，谈他的仇人们和朋友们，谈他自己，足足说了两个多小时。他的发言谦虚而胆大，冗长却动人，他很反复强调，说他受到很不公平的攻击，受到毫无道理的牵连。总之，他这番话，说得很有效果。当他坐下的时候，他那一派已完完全全占了上风。三十年后，格里姆斯顿曾回顾道：“当时他如果愿意的话，议会的确有可能把我和那两个军官送往伦敦塔幽禁起来，说我们诽谤他的名誉。” 克伦威尔很聪明，因此他并不急于报仇。他看问题看得很清楚，也知道这样的戏不可反复上演。当天晚上，他就偷偷离开伦敦，赶往剑桥附近的特里普洛荒地，和集中在那里的军队一起。他一直以虚假的面目面对长老会派和议会，现在他知道即使运用他两面派的本事也难以再伪装下去了，只好把假面具脱下来，公开担任独立派和军队的领袖。 军队在伦敦的胜利 克伦威尔离开威斯敏斯特没几天，军队就开始向伦敦进军，全体部队已庄严地签字宣布，要将他们的奋斗目标坚持到底。他们在一篇题为《谦逊的宣告》的文件里向议会陈词，不只是描述他们的疾苦，更是很骄傲地表达各方面意见，谈到了国事、议会的结构、选举、请愿的权利，以及国家的普遍改革。最后，还要求弹劾十一个下议院议员，即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梅纳德等人，说他们是军队的敌人，说议会之所以陷入种种致命的错误之中，都是由于这十一个人。 长老会派早已料到这样的打击，因此事先作好了准备，以保护自己免受损害。最近的两个星期，他们运用各种努力，希望引起伦敦市民对他们的好感。民间一向颇有微词的盐税和肉税被取消。学徒们曾反对禁止举行宗教庆祝节，尤其是耶稣圣诞，于是指定一些公共休息日来代替这些宗教欢庆日。大众反对贪婪的议员们，反对一人独兼许多美差，于是投票议决，任何议员都不得担任肥缺，或接受馈赠，或私占反叛分子的充公财产；已收到的非法赃款，应上交国库。最后指出，过去曾有一个委员会专门受理市民们的疾苦申诉书，战争期间已形同虚设，现在要在更为有力的基础上重新设立这个委员会。 但此时此刻政府的各项让步除了证明时势艰难外，无法证明任何东西。现在各派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伦敦市憎恨独立派，又害怕他们；对于长老会派的首领，伦敦市愿意效忠，但又看不起他们，不信任他们。有一段时间，以上的种种办法好像收到一些效果：市政会宣称它坚决支持议会；市民们组成几个营，民团又重新招募起来；退伍军官成群结队地到梅西、沃勒和霍利斯的军营里报名投效；伦敦四面开始筹备防御。议会投票决议，要军队撤退，把国王交给议会的委员会，请国王住在里奇蒙，单独受议会的保护。军队不予理会，继续前进。费尔法克斯以军队的名义给市政会写信，责怪他们招兵买马反对军队。市政会将伦敦的恐慌作为招兵的借口，而且郑重声明，如果军队肯退出，驻扎在离伦敦四十英里远的地方，所有分歧就会很快停息。费尔法克斯答称：这封信来得太晚，他的大本营已经驻扎在圣·奥尔本斯，必须立刻送一个月的军饷过去。议会投票议决军饷照给，但一定要军队后退。军队则要求首先将他们的敌人——那十一个议员从议会开除。下议院议员们无不忍心进行如此沉重的打击，只好说这样空洞的控诉既无事实支持，又无证据证明，不能随意剥夺议员们的权利。军队反驳道：“当初控告斯特拉福德勋爵的时候，何尝不是空洞的？你们事后才提出证据，我们现在也这样办，事后再给你们证据。”于是军队仍继续前进。人民的恐慌有增无减，商店已经关门，人们很痛恨地批评那十一个议员，怪他们执拗，以致议会和本市深陷危险。十一个议员以大局为重，表示自愿退出议会，人民很感激他们克己为国。就在十一个议员退出的那一天，下议院投票议决，采纳军队的各项提议，愿意供给军饷，并派委员们协同军队共商国家大计。国王不必来里奇蒙，请他住在较远的地方，要比军队大本营所在地离伦敦更远。费尔法克斯承认了这几个条件，退兵数英里，派十个委员与议会的委员们会商。 国王在听到这几条议决案的时候，正准备起程前往里奇蒙，至少有那样做的打算。因为自从议会表示那个意向以后，就有许多人严密地监视他，无论他在哪里停留，都有不少卫兵包围他的住处。他对此很生气。当他知道原来是议会反对他起程，知道议会什么都向军队让步时，他就轻蔑地微微一笑。从前的仇敌们如今居然甘受这样的屈辱，这让国王的心里好受多了。除了埋怨军队采取的阻止他逃走的措施以外，他再没有怨恨军队的地方。军官们对待他很有礼貌，而且比议会的委员们要顺从得多。军队让两个牧师谢尔登和哈蒙德与国王同住，他们用圣公会的礼仪自由地执行教职。国王的老仆人们，甚至最近才卸去武装的保王党们，都可以走近国王身旁。军队的领导人好像也乐于向保王党的贵族们表明，他们能够做到刚柔并济。自从牛津失守以来，国王最小的儿女们，他的幼子约克公爵、女儿伊丽莎白公主以及三子格罗斯特公爵，一直住在伦敦，由诺森伯兰伯爵照管。查理表示他想念儿女们，费尔法克斯立刻正式要求议会照准。7月15日，国王和他的儿女们在梅登黑德见面，周围有一大群人在王族所走的路上散满绿叶与鲜花。军官们与兵士们不但不生气，而且和平民一样，深被父子相见的欢乐景象所感动。他们让国王带着儿女们同往，团聚两日。其中的几个人，特别是克伦威尔与艾尔顿，眼光最清楚不过，他们不敢说和长老会派之间的斗争已告一段落，也不敢相信他们的胜利已经巩固。他们在计算得失机会后，对将来很不放心。于是开始考虑，他们如果亲手立下复辟大功，换来国王的恩待，也许是对他们那一派的最好保障，是猎取富贵和权利最稳当的方法。 不久以后，谣言传遍王国各地，说军队领袖们向国王献殷勤，甚至说军队已交给国王考虑的条件，言之凿凿。领袖们认为有必要正式否认这些谣言，用愤怒的腔调要求惩罚造谣言和撰写小册子的人。但同国王的谈判正在进行，军官们仍然恭敬、恳切地礼待国王。军官们居然同保王党们熟悉起来，这些曾经体面地交锋过的敌对双方现在又愿意和平共处了。对于这件事，国王曾写信给王后，语气中很有自信。7月初，约翰·伯克利爵士和阿什伯纳姆奉王后的命令先后出发，以谈判人的资格去见国王与军队。伯克利一登岸，就有他熟识的艾伦·阿普士利爵士来迎接。他们一同赶到军队当时的大本营里丁。当天晚上十点，克伦威尔、雷恩斯巴勒和哈德雷斯·沃勒爵士三人共同拜访伯克利，三人一致郑重声明，他们完全以善意对待国王。次日，伯克利开始同军队谈判条件，艾尔顿向他介绍了军官会议正在准备的条件，这次条件比过去向国王提出的所有条件都要温和。他们只要国王交出民团指挥权以及大臣选用权十年，要他贬逐七个顾问官出国，要他收回长老会主教们和牧师等人的全部权利。艾尔顿说道：“有必要把战胜者与战败者作一些区别。”因此要求开战以后所封的爵士不许当上院议员，保王党不许当下届的议员。这些条件远没有议会的条件那么苛刻，既不要求废除主教制教令，又不要求所有保王党人交出大笔罚款，也没有像议会那样任意以法律之名停止国王及其下属行使职权的条件。可是，在另一方面，军队却提出了几项前所未有的改革：更加平等地分配选举权和纳税权；改变民事诉讼程序，取消政治的、司法的和商业上的特权。总之，就是将前所未闻的平等原则，引入到社会和法律中去。但这些改革并不针对国王的尊严或权利，没有人认为国王的特权与保留腐朽选举区[　指虽然衰落但仍有选举权的城市，到1832年，才废止这些城市的选举权。 ]、律师们的暴利以及一部分债务人的欺诈有什么关系。伯克利认为这些条件简直是出乎意料的宽大。在他看来，一个差点就一败涂地的国君，能以如此便宜的代价将王冠购买回来，这是过去未曾见过的。他求得他们的许可，在军队正式将这些条件提给国王以前，先由他私下给国王通个消息。令他惊讶的是，查理居然认为这些条件太苛刻，他说道：“他们若是当真想和我达成条件，那么就应当提出我所能接受的条件。”伯克利试着劝说了几句，力陈拒不接受条件的危险，国王忽然说道：“不，这些人不能没有我，你将看见他们会乐于接受更公平的条件。” 伯克利努力想找出国王自信的根据，但毫无结果。此时突然传来消息，说伦敦爆发全市骚动，成群的市民和学徒包围着威斯敏斯特大会堂。人们预料议会随时都可能投票议决请国王回来，并让那十一个议员重进议会。最近的两个星期，特别是批准十一个议员请假六个月之后，他们这一派人就失去了眼前的所有希望。形势越来越紧迫。长老会派的委员会，前两个月才担任起指挥伦敦民团的任务，现在又解散了，独立派收回了这个重要位置。伦敦市不能如此退让，市民怎么能让仇敌来代表他们，统率他们！不到几小时，全市普遍激愤起来，皮草店张贴出一张通告，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国王体面地回到伦敦。立刻有许多人在上面签名，当邮差起程前往大本营的时候，就将许多张这样的通告送遍全国。遣散的军官们与人民联合起来。所有发生的事，都说明一个既广泛又生气勃勃的运动已经形成。 军队立刻向伦敦进军，费尔法克斯以军队名义写了几封威吓信。独立派有这样的支持，就在议会宣布，凡是赞成伦敦市承担保王任务的，一律以大逆不道论处。但这些威吓来得太迟，来不及镇压大众的骚动。在宣言发表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就有许多学徒、遣散的军官、水手，成群地挤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门前，又叫又骂，显然是带着什么大胆的意图来到这里。市政会随后送来一份请愿书，语气还算温和有礼，要求把民团指挥权交还给长老会派，并告诉议会，人民已不能再忍耐下去。议会正在讨论请愿书的时候，门外的群众又递进另一封请愿书，所表达的意思与市政会相同，语气却更加缓和。但是议会并未予以答复。一天快结束了，群众不但不疲倦，反而更加烦躁。他们占据了通往议会的所有街道，有人大喊道：“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凶猛的捶击撼动了大门。两院的议员们抵抗了一会儿，下议院的门终于被人攻开，有四五十个情绪激动的人冲进来，他们并不脱帽，用充满威胁的姿态喊道：“投票议决！投票议决！”议会让步了，撤销昨天的宣言，民团又归长老会委员会指挥。暴动看来要结束了，议员们正要离开，却被群众阻止，他们说道：“我们要国王回到伦敦来。”这个议案立刻提出，投票议决通过，只有勒德洛一人大声坚决地反对说：“不赞成！” 军队一听到这个消息，也几乎大闹起来，特别是下级军官和鼓动派，没有人不责备国王失信，责备他是那场暴动的同谋者。劳德戴尔勋爵从伦敦过来，代表苏格兰委员们同国王商量事情，引起人们的怀疑。阿什伯纳姆三天前才到达这里，他为人傲慢，自命不凡，更令他们感到怀疑。有一些军官曾经一度倾向国王，现在也开始同国王疏远了。艾尔顿说道：“先生，你自命为议会和我们之间的公断人，其实将来我们才是你和议会之间的公断人。”话虽如此，但由于对伦敦发生的事情不太放心，他们仍决定正式将条件送给他。宣读条件时，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都在场，查理显得冷漠而高傲，三言两语就全部拒绝，他好像对自己的力量很有把握，十分得意地表示他讨厌一切。艾尔顿粗暴地坚持原条件，说军队绝不肯再让一步。查理突然表现出一种奇怪的自信，军官们都很惊讶，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作出决定。一向最反对妥协的雷恩斯巴勒一言不发地走了，他要去告诉军队，不能再信任国王。这次会议就以这样的局面告终，双方之间无法再同意什么，但也确认了不可能再互相欺骗下去。 军官们还没有回到大本营，就有几辆马车从伦敦过来，六十多名议员从马车下来，为首的是两位议长——曼彻斯特勋爵和伦索尔先生。他们解释道，他们刚从愤怒的乌合之众中逃出来，到军中寻求安全和自由。军队的高兴不亚于惊奇，军队本来很怕和议会发生太激烈的冲突，而现在议长们和忠诚的议员们竟前来求他们庇护。军官们和士兵们围住避难的人，倾听他们讲述受尽多少危险和侮辱，无不表示愤怒。他们感谢上帝激发议员们下定如此的爱国决心，并对议员们表示崇敬。但对克伦威尔和他的朋友们而言，那番惊讶其实是假装的，因为在最近的五天里，正是他们在伦敦的朋友——圣约翰、哈里·文、海斯勒里格、勒德洛等大做手脚，才造成议员们的离开。 于是伯克利赶快把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告诉国王，劝他立刻写信给军队的将领，要让他们觉得国王愿意接受他们的建议，至少也要解除他们的怀疑。但是查理也得到伦敦的消息，原来这次闹事是他自己策划的。现在他已得知，当避难的议员离开伦敦的那一天，留在伦敦的议员还有大多数，于是选举了两个新议长：下议院的佩尔罕先生，上议院的威洛比勋爵。被驱逐的十一个议员恢复了席位。改组后的议会立刻下令，要军队停留在原地，又命伦敦尽力准备防卫工作。据说伦敦人民热情很高，市政会开会的时候，有几千学徒前来，发誓愿尽力保卫国王。城里募集捐款，在城上架了炮，最后就是正式请国王回伦敦。国王于是对伯克利说道：“我姑且等一等，写这封信是来得及的。” 之后又有议员从威斯敏斯特逃来，与他们的同事会合。其余的人写信说，他们回乡间去了，不承认伪议会。独立派在伦敦的人数并不多，做事却很果断。凡是他们无法彻底阻止的种种措施，就想办法打断、拖延或加以削弱。募集来的钱慢慢用；新募的队伍没有军械；有几个长老会牧师（其中包括马歇尔先生）被军队说服，努力向人民散布恐惧心理，使他们倾向和解。总之，克伦威尔告诉阿什伯纳姆说，两天之内，伦敦市就可掌握在他们手中。 查理犹豫了很久，才终于写完一封信，在上面签了字。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马上出发将信送到大本营，他们到达后才发现，早在他们到来之前伦敦市已经投降了。逃亡来的议员正在豪恩斯洛希思检阅军队，人们大声欢呼，军队走在议员前面，向伦敦进发。在胜利者看来，国王的信件和同盟已经一钱不值了。 事后第二天，大军整队从肯辛顿出发前往威斯敏斯特。路旁站着两行士兵，帽上插着桂枝，大声喊道：“议会万岁！自由的议会万岁！”他们在海德公园看见市长及市政厅参议员们来见将军，称颂他使军队与伦敦市重归于好。费尔法克斯从市长等人身边走过，几乎没有作任何回答。再往前走，到了查令十字，公会的全体会员也前来颂扬，费尔法克斯也对他们爱理不理。到了威斯敏斯特，才知道大多数长老会派领袖已经逃走，或躲藏起来。费尔法克斯恢复了军队的朋友们的议员席位，带着谦逊的神色，听他们讲冠冕堂皇的感谢话；随即前去接收伦敦塔，他刚刚被派为伦敦塔的总管。 两天后，斯基庞在中军，克伦威尔在后军，全军游行通过伦敦，军容威严，纪律森然，没有任何市民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侮辱。长老会派看见这许多军人，虽然高傲非凡，却严守纪律，虽然威势赫赫，却服从命令，只好回家关住大门。到处都是独立派揽权，胆小的人急于表示信心，成群地环绕着得胜的军队。两院以奴颜婢膝的态度向费尔法克斯表示感激，贵族们更是低声下气。他们投票议决，当议员们逃往军中躲避时，那些未逃的议员们所办的事，不用专案取消，自动视为无效。这个议案令下议院议员们不安，他们准备控告当日滋事的人们，但大多数留在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当日曾参加这些声明绝对无效的议案，他们三次不肯让步。军队派一队骑兵在海德公园扎营，又有队伍驻扎在前往议会的各通道口。在议会内，则有克伦威尔和艾尔顿使用威吓手段支持贵族院的议决案，后来终于通过了。军队的完全胜利已经成熟，从前受到它压制的人，现在也说军队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法了。 平等派士兵起义 这次伟大的胜利之后，革命运动终于可以自由行事，每个人的激情、希望和梦想都变得更加大胆。在该派的较高阶层中，在下议院中，在军官们的大会议中，提出了明白和切实可行的共和制计划。哈里·文、勒德洛、哈斯里格、马丁、斯科特、哈钦森等人，过去若有人告他们反对君主专制，他们都不予理睬，现在则公然表示出藐视的态度。他们全部言行的准则是“主权属于人民”，在他们看来，任何迁就国王的想法都是叛国。在平民和军队中间，大众的激情既普遍又强烈。四面八方都有改革派涌现出来，他们的要求无边无际，可以不尊重任何法律，可以推翻任何现状。人们越是浑然无知，越是默默无闻，就越自信。每天都有许多请愿书和小册子出现，向四面八方发出威胁。许多热情并没有什么完整有力的理论作为指导，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为中心。很多众望所归的英雄们全是共和派，他们的思想和愿望远超政治革命，他们的目的在于改革社会以及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风俗习惯和感情。不过在所有这些举动之中，他们的见解不免狭隘而混乱。有些人只是专注于重要但枝节性的维新，例如废除贵族或律师的特权；有些人满足于虔诚的宗教梦想，例如盼望基督降临，统治世界；又有所谓“唯理派”，要求每个人依照理性行事；还有人讨论实行权利和财产的绝对平等。他们的敌人用“平等派”这个绰号来称呼他们，但是他们坚决不承认这个名称，因为他们既没有形成一个信仰相同的系统，也不是一个急于向着具体目标前进的派系。他们是市民或士兵，是梦想家或善于诡辩的政论家，全都酷爱革新，虽有热情却无计划。他们有着模糊的、本能的平等要求，有着朴素的独立精神，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他们曾先后做过各派的后盾，也对各派构成过威胁。各派不得不一边利用他们，一边欺骗他们。 克伦威尔最善于利用他们，也最会欺骗他们，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受到这些默默无闻但颇具实力的热心人的信任。他在这些人当中找到了许多有用的人才，如艾尔斯、埃文森、贝里、塞克斯比、谢泼德、怀尔德曼等人，他们是鼓动者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只要克伦威尔中将说句话，他们就鼓动军队反对国王或议会。这些人中属利尔伯恩最难驾驭，他曾因不服从命令而脱离军队，他不轻信人言，却最相信克伦威尔。克伦威尔不止一次利用他的勇敢来反对长老会派。但当长老会派的毁灭已成定局，独立派已把国王、议会和伦敦市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独立派领袖们的地位，特别是克伦威尔的地位就开始受到影响了。现在轮到他们招致不信任了。胜利者不去巩固并发展上帝的事业，反而去和罪犯做朋友，与他们商谈条件。第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就是国王，两年来，一些虔诚的信徒早就号召要在他头上报仇雪恨，但他居然狂傲到拒绝那些本来就不该向他提出的条件。最近发生的事情，国王不但没有因此受到损失，反而恢复了他的权利和光荣。在将军们的同意之下，他回到汉普顿宫，他过去的顾问官们如里奇蒙、赫特福德、卡佩尔、南安普顿等人又赶回来伺候他，好像他快要重获君权似的。克伦威尔和艾尔顿有时亲自去见国王，有时打发人去送信给他，来往得很密切，有人看见他们两人在公园陪国王散步，连他们的家眷，如克伦威尔夫人、艾尔顿夫人、惠利夫人，都曾在汉普顿宫觐见过国王，国王用很隆重的礼节招待她们。这样的亲近，未免太不像话；这样的屡次会商，只能意味着谋反。在共和派及狂热人士中，特别是在士兵们的会议上，天天都说这样的话。贵族将利尔伯恩监禁在伦敦塔的牢狱里，禁止他说话，禁止他散布小册子。他在监牢里写信给克伦威尔，说道：“你若仍然轻视我的警告，你要知道我将尽自己所能来反对你，使你的命运发生你很不喜欢的改变。”[　信上日期是1647年8月13日。 ] 克伦威尔并不在乎利尔伯恩的威吓，但许多忠诚依附者的愤怒他却不得不重视。他对危险和障碍仍然很敏感，而且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总要看看周围的人们在做些什么，然后见机行事。他求伯克利与阿什伯纳姆不要常去探望他，还求国王在与他往来的时候要加倍小心。不久，他到伦敦塔探访了利尔伯恩，谈了很久，言辞恳切，语意沉痛，表示他为他们的共同主张如何努力，并用激烈的言语力陈不团结的危险，询问他在恢复自由以后打算做什么。在告别的时候，克伦威尔答应尽力让管理此事的委员会赶快释放他。 但是利尔伯恩没有恢复自由，以亨利·马丁为主席的委员会竟拖延了他们的报告。克伦威尔和国王的往来，虽不如以前公开，却并没有减少。他不像本派其他人那样盲目自大，被野心和疑虑消耗着精力；反之，克伦威尔正被彼此极不相容的各种思想和希望激荡着心灵。在他看来，共和派能否成功似乎还是个问题。狂徒们的欲望变幻莫测，士兵们的诡辩和不听命令，都会威胁到他的权力。国王的名字仍然是一种力量，与国王联合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他和许多人一样，将国王留作备用工具，总之能让自己的人生道路获得最大成功就行了。国王十分清楚议会和军队的意向，同意再举行一轮谈判。他现在并不是和独立派的所有人说话，只和他们的领导们说话，表示这是对个别人的恩待，而不是公开的让步。他愿派艾尔顿为爱尔兰总督，派克伦威尔为总司令兼国王卫队长，并封他为埃塞克斯伯爵。这时有两个保王党——法官詹金斯和刘易斯·杜伊斯爵士，正好和利尔伯恩一起被关在伦敦塔里，他们不断和他谈起将军们与宫廷订立的约定，还提到其中的条件，这引起了他的疑心，他又将消息传播出去。像这样的政治交易，仅仅怀疑它存在的可能性，就足以造成一片混乱。如果这笔交易成立，就会使国王得到该派头目们的支持，否则的话，他们自己反而会失去支持。 两个将军不可能不知道这种阴谋，他们已经在国王身边布满暗探，国王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他们不止一次表示不满，说从汉普顿宫来的报告好像是有意传播出来的，是为了让他们对军队失去信任，使军队不能在那里为国王效劳。艾尔顿是一个不太好说话的人，因此很不高兴，但还是坚持继续谈判。不久，两个将军的公开行动，好像也证实了士兵们的怀疑。议会在苏格兰人的力劝之下，决定把在纽卡斯尔所提的条件再次送给国王。最近才到汉普顿宫来的两位伯爵劳德戴尔和兰拉克再次劝说国王接受条件，希望国王与长老会派联合，因为只有该派是真心真意救他。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看出危险，就加倍向国王表示忠诚，力劝国王拒绝那些提议，劝他将军队所提的更加温和的条件作为基础，重新谈判新的和约。查理听从了将军们的劝告。下议院议员们得到国王的回信后，举行了很激烈的辩论。被激怒的长老会派不肯放弃他们的提议；狂热派要求无论什么条件都不接受；为了履行允诺，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力主满足国王的愿望，请求以军队所提条件为基础，商定一个国王与议会都能接受和约。他们的建议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长老会派和狂热派已经联合起来，志在打败这个方案。 士兵们的怀疑和愤怒，逐渐形成威胁的局面。每天都有人结成社团，到处都回荡着“野心、叛逆、诡诈”这些言语，大部分内容都牵涉到克伦威尔。以前克伦威尔在热烈的议论中无心流露出的三言两语，都被人们回忆起来，并被愤怒地加以评论。利尔伯恩当着鼓动派的人正式谴责他，一一数出他和他的党羽所担任的许多公职。利尔伯恩和怀尔德曼等人甚至还曾建议派人暗杀克伦威尔，不过并未实行。最后不知出于什么理由，连鼓动派的会议也受到军人怀疑，他们说，克伦威尔中将安插暗探在军队中，将所有消息都告诉他。有几个团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就选派更纯正的激进派称为“新代表”，奉命留心观察叛徒。有几个高级军官和几个众议员，如雷恩斯巴勒、尤尔斯、哈里森、罗伯特·利尔伯恩[　约翰·利尔伯恩的兄弟，一个步兵团的上校。 ]、斯科特等人，就是这个运动的带头人。这个最激烈的派系就这样与军官大会和议会分离，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主张和计划。 克伦威尔越来越不安，他看到军队分裂，看到保王党与长老会派趁机利用军队的不和，自己则受到几个意志最坚强的人的攻击，而他们一直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最有用的利器。查理的意向更招人们怀疑。当艾尔顿逼国王公开同他们联合时，查理对他说道：“我要尽我所能耍些花样。”劳德戴尔和兰纳克仍不辞辛劳地伺候他，只要他同意与苏格兰人联盟，他们立刻送一支苏格兰军队来支持他。据说条约的初步内容已经谈妥，国王甚至对心腹说两国不久将有战争发生。与此同时，驻扎在伦敦附近地方的军队情势十分危急。军队要钱发军饷，伦敦市却不理会，军官们若没钱发给军队，就无法节制他们。到处都传播着那些大胆直言的小册子，有些宣布士兵们反对国王的计划，有些列出国王与将军们谈判的条件。费尔法克斯要求建立严厉的检查制度，但毫无效果。克伦威尔向伦敦市讲明军队的需要，想调和温和派和狂热派的关系，也没有用。他想让人们推举他的心腹成为士兵们的“新代表”，也没有成功。尽管他现在仍然十分谨慎地行事，情况却不利于他。他一直和各派都有书信往来，他曾设想与各派取得合作，不料现在到处都掀起狂暴的无法压制的骚动，这种趋势会破坏他的所有计划，损害他的全部影响。他做了许多努力，结果却只令自己的处境更加困难而已。 正当克伦威尔万分困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汉普顿宫的一个坐探来向他报告，说国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王后，信里有国王对付军队和将军们的真正计划。于是克伦威尔和艾尔顿亲自装扮成士兵模样，赶到信差经过的酒店，借口奉命搜查，将信夺走。 查理果然写了一封信给王后，说两派都在巴结他，说他宁愿和苏格兰长老会派谈判，也不愿意和军队商议，还说时机一到，就会赐予将军们绞刑用的麻绳。两个将军看完信后面面相觑，他们的全部怀疑已得到证实。从那以后，关于如何对待国王，他们已经胸有成竹，就像国王对待他们一样，不再有丝毫犹豫。 狂热派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使军队处于一片混乱。10月9日，新鼓动派以五团骑兵（其中包括克伦威尔那团）的名义，写好一份长篇宣言，名为《军队的声明》，提出他们的疑问、主张和愿望。10月18日，他们正式递交将军。11月1日又出现第二个小册子，标题为《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争取当前稳固的和平的人民公约》，这是以十六个大队的名义向全国公布。军人们在这两篇文件里控告军官们叛国，控告议会侵吞公款，力劝同胞们同他们联合起来，要求迅速解散现在的议会，声明以后无论什么人或团体，都不能分享议会的统治权，议会应该三年一任。《公约》主张选举权应按人口和税项在全国平分，议员不得连任；不得监禁欠债者，不得强迫他们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也不能单纯由于宗教原因禁止他人担任官职，各省应有权任命自己的地方官员。又规定，人人平等的民法应该予以改订，构成一部单一法典。最后一条就是，信教自由的权利不可侵犯，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人权。 领袖们听到这样一部表达群众思想和希望的宣言，十分不安。他们之中一些明智的人，虽然一直反对宫廷与长老会派，却认为君主制和贵族院制很有权威，而且深深植根于传统之中，现在忽然要改为共和制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奇怪想法。在共和派人士当中，尽管大多数都真诚而勇敢，却也对军人的看法不以为然。律师们急于保留他们的势力和利益。所有诸如此类的人士，都很激烈地反对解散议会，生怕进行新选举会使他们的前途和事业变成未知数。况且他们本来就十分看不惯维新派军人们的社会新贵地位、狂热神秘主义，以及目中无人的反抗。为了满足那些崇奉异端的无名之辈的幻想，就无情否定所有传统，否定英吉利自古以来受人们敬重的权力，这样做怎么可以呢？但这样的幻想正在全国各地下层群众心中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情绪，这些情绪就是那模糊却闪耀着光辉的正义观念，是对平等幸福的热烈向往。对于这些，领导人不肯去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因为归根结底，他们也同意这些原则和人们的这种向往。 结果，他们最初的行动软弱而迟疑。议会投票议决，谴责这两个小册子的发表构成反对王国政府的罪行，要惩办其作者；但同时为了讨好共和派，又宣称无论议会对国王提出什么要求，国王都必须予以采纳。10月22日，军官们在普特尼召开大会，请鼓动者的主要人物参加，命令一个委员会立刻列举他们的要求。不久，委员会将一份报告送给议会，列出许多要求，但国王的名义和基本特权也列在其中。鼓动者反对这一做法，军官们答应将早日开会，自由讨论君主制度是否应该存在的问题。不料到了这一天，艾尔顿突然离开会场，他抗议道，即使略微触及这个问题，他也永远不再参加此会。辩论中止了，延期到下周一再谈。无论是否回避这个问题，无论是否希望作为整体的军人们能够有所让步，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先召集一个全军大会，以便发表共同的看法。 虽然这个提议由克伦威尔自己提出，但他很容易能看出这个补救方法的危险。每一次新的辩论，都会激发军队新的分裂，越同他们协商，他们就越要摆脱领导人的节制，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挽救军队，一定要立刻恢复纪律和自上而下的控制力。士兵们，至少是其中的活动分子和狂热分子，显然已经下定决心抛弃国王，无论是谁，只要袒护国王，他们就攻击这个人。只有顺从他们的意愿并尊重他们共同意志的人，才能够节制他们，才能得到他们的服从，获得他们的力量。克伦威尔于是下定决心，开大会那天，他禁止一切辩论。高级军官们宣称，为了恢复军队和谐，所有军官和鼓动者必须回营归队。大会改为三个特别会议，在几个主要的师召开。国王在汉普顿宫的处境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顾问官里奇蒙、南安普顿和奥蒙德奉命离开，他最亲信的臣仆伯克利、阿什伯纳姆等人都被调开，他的警卫人数增加一倍，他不能再享受散步的自由。各方面都传来不祥的暗示，有人说军人们要逮捕他，从军官们手中将他抢走，就像过去从议会手中抢走他一样。克伦威尔很不安地写信给惠利上校，讨论这个问题。他仍想欺骗国王，显示出尊重他的愿望，假装愿意为他效劳。 这些变化、报告、限制，千百种造反的谣言和前所未闻的阴谋策划，甚至有人说要谋杀他的谣言——这一切都使查理陷入日益痛苦的焦虑。最后他终于作出决定，在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的帮助下，逃到南边的怀特岛。该岛与大陆邻近，居民又是保王党，镇守官哈蒙德上校是国王一个最忠诚的御前牧师的侄儿。当他们上岛时，国王到达的消息早已传开，许多居民出来迎接他，驻守卡利斯布鲁克堡的老兵也对国王表示好感。哈蒙德处处表示尊敬，国王可以随便在岛上骑马，保留他的仆人，想见谁就见谁。查理慢慢放下心来。次日清晨，他从堡寨的窗口观看迷人的山水风景，呼吸早上的新鲜空气，感觉久受扰乱的神志终于得到安宁。他对阿什伯纳姆说道：“本岛的镇守官是一个君子，我在这里，不再怕鼓动派军人麻烦我了。我真该为这次决定庆贺庆贺。” 第八章 最后的宿命 ——第二次内战与查理之死（1647~1649） 刽子手摸摸他的头发，再往他的小帽里塞进一些头发。国王以为他就要砍下来，说道：“你等我的信号再下手。”刽子手说道：“无论陛下什么时候给我信号，我都愿意等着。”不到一分钟，国王伸出两手，刽子手往下砍，一斧就把国王的头砍了下来。刽子手高举起查理的头给群众看，说道：“这是一个叛国者的头。” 议会对国王的彻底失望 议会委员们和驻守汉普顿宫的军官们，到晚餐时间还不见国王出来，于是走进他的屋里，只看到他亲笔所写的三封信。一封给委员会主席蒙塔古勋爵，一封给惠利上校，第三封给贵族院的议长。给议长的信里说明他逃走的理由，只是为躲避鼓动者的阴谋，而且他和任何一个国民一样，也有居住在安全地方的权利。其余两封信，不过是感谢蒙塔古与惠利两人照顾他，吩咐他们怎样处置他的狗、马、绘画和室内零碎家具。他没有说出他要走哪条路，以及躲避的地方。 威斯敏斯特大厅十分惊慌；更使人们张皇失措的，是克伦威尔同时从温泽大本营送来的一封信。他好像早在国王启程之前，就已经得到消息。不久，哈蒙德的信也来了，他报告议会说国王已到怀特岛，郑重声明他完全效忠议会，请议会颁发指示。克伦威尔也接到哈蒙德的来信，好像议会的所有公仆都应该向他提供消息似的。人们感觉，惊人的迹象表明已经取得一些成功，一些希望已如愿以偿，可这个迹象究竟是什么，他们又看不出来。 11月15日，约定召开三次军队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在韦尔举行。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一起前往该处，他所信任的军官们都在他们周围。这次只召集了七个骚动较少的团，重建他们的纪律好像最容易。但当他们到达韦尔时，发现到会的有九个团之多，哈里森的骑兵团和罗伯特·利尔伯恩的步兵团都不召自来，而且来势汹汹。这支步兵团驱逐了所有中尉以上的军官，只留下布雷上尉统领他们，每个人军帽上都有一份“人民之约”，写着“给英格兰以自由，给士兵以权利”。他们好像被共同的冲动所引导，在平原上大喊大叫，回声四应。费尔法克斯、克伦威尔和他们的部下，在士兵们的喧闹声中，走向比较平静的几个团，以军官大会的名义，向他们宣读一份平静坚定的劝告文，斥责鼓动派煽动叛乱的行动，又要他们回忆军官们对他们的爱护和信赖。他们答应在议会里帮助满足士兵们的合理要求，只要他们肯签字声明回心转意遵守纪律，从此以后尊重长官的命令。七个团的士兵以欢呼接受这番话。费尔法克斯向哈里森的军队走来，士兵们一听见这些承诺，就把“人民之约”从帽子上扯下来，自称上当受骗，愿与将军们同生共死。利尔伯恩的军队仍然坚持叛乱，军心骚动。克伦威尔便走入队伍，命人拘捕十四个有明显背叛行为的士兵，现场召开一个军事法庭，判处三人死罪，其中一人被当场枪决，斯科特少校与布雷上尉被捕。军中寂然无声，全部队伍回营。其他两个代表大会没有丝毫怨言就开完了，全军好像又受将领们的节制了。 克伦威尔深知这样的胜利靠不住，甚至是危险的。11月19日，当他在下议院宣布这件事时，大多数人都为鼓动派的失败而开心，议决向他表示感谢，长老会派却并不掩饰他们的冷淡态度，共和派也不隐瞒他们的愤怒。在长老会派看来，克伦威尔的任何成功都是可疑的；共和派则把他在韦尔大会上的举动看作他耍阴谋诡计的又一证据。第一阵令人麻木的局面过去之后，就有一批小军官和几乎全部的革命派士兵，对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宣布说，无论什么严刑峻法，都不能使他们放弃自己的计划。他们决心不要国王，建设共和，他们宁愿冒着全盘失败的危险，也要分化军队，带走至少三分之二的军队人员。与其这样被人打垮，不如孤军进行他们的创业计划。克伦威尔并不想逼他们走这样的极端，他深知狂热分子的势力不可轻视，因此愿意同他们和解。他并不明确宣布拥护共和制，可是承认他们对国王不存幻想是对的，忏悔他曾被世俗的虚荣所迷惑，祈求得到上天的赦宥。有几个最会讲经的人，替克伦威尔在各地大造舆论，宣传他的主张和信条。克伦威尔甚至向狱中的士兵送去安慰人心的诺言，他坚决表示，他所坚持的一切，只为保持军队的团结和纪律。大多数人都认为鼓动派操之过急，搞得太过火，士兵也该对长官予以更多的服从与尊敬。雷恩斯巴勒、尤尔斯和斯科特都承认了他们的错误，答应将来行事要更加谨慎。12月22日，终于在大本营召开了一个大会，军官、鼓动派、牧师共同谈话和祈祷达十小时之久。各派都以公共利益为重，但是他们之间的仇恨和猜疑也没有完全消灭。他们议决释放囚犯，议决布雷上尉仍回本团，要求议会恢复雷恩斯巴勒海军中将的官职。这次和解以毁灭国王为条件。1648年1月9日，军队举行了一次严肃的宴会庆祝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约翰·伯克利爵士来到大本营。当初查理听说韦尔大会的结果，就派爵士来祝贺将军们的胜利，并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承诺（11月下旬）。伯克利不仅带来国王的信函，还带有哈蒙德给费尔法克斯、艾尔顿和克伦威尔的信件。当他到达温泽时，军官们正在开大会。他把几封信交给将军，就退出等待。可是一天过去了，他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半夜时分，他过去最亲密的朋友守卫官沃森告诉他军队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并劝国王尽快逃走为妙。之后，伯克利将国王写给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的信转交二人，但仍然没有得到回信。 约翰·伯克利爵士赶快带回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恳求国王立刻逃走。查理原本可以逃走，据说王后曾打发一条船来，就在该岛四面巡航，已有好几天了。但是一个新的阴谋又让国王恢复了希望。12月14日，下议院投票议决，提出四个条件，以议案的形式送给国王，他若接受的话，就可以亲自和议会商议条件。这些条件是：第一，海陆军统率大权交给议会执掌二十年，以后如王国安全需要，就由议会继续执掌此项大权；第二，国王必须撤销自己过去所发表的反对议会、诬称议会为反叛的一切宣告；第三，国王应宣布在他离开伦敦以后所封的爵位全部作废；第四，议会有权在它认为合适的时机作出休会决定，或移至任何地点开会。查理虽在困境之中，却仍无意批准这四个议案，而且他知道苏格兰委员们也曾竭力反对过这四个议案。国王得到伯克利消息的时候也收到苏格兰委员们的秘密建议，劝他拒绝这样令人难堪的条件；他们还答应亲自来怀特岛，以苏格兰的名义，同他商量更好的条件。伯克利回来时，国王对他说：“我必须等待，我要在离开王国之前，就和苏格兰人定下条件。他们一旦看到我脱离了军队的手掌，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12月23日，劳德戴尔、劳登和兰纳克三个勋爵到达卡利斯布鲁克堡。几乎同时，以登比勋爵为首的威斯敏斯特委员们也到达该岛。这次的秘密条约谈判，在两天之内就议妥签字（12月26日），藏在岛上的一所花园里，等待日后能够安全取出。这件密约答应派一支苏格兰军队来干预，以恢复国王的正当权力。条件是国王必须肯定长老会派在英格兰存在三年，不过国王和他的朋友们不用崇奉长老会派教义。三年期满后，国王应该向教士会议咨询意见，由他会同议会订立这个教会的宪纲。此外还有几条，都是有利于苏格兰，但大大伤害英格兰体面的。最后，双方同意为了协助苏格兰军队，全国的保王党都应拿起武器，奥蒙德应前往爱尔兰重新率领该处的保王党。等国王正式拒绝那四个条件以后，就从该岛逃出，前往苏格兰边界，以自由的身份等待行动时刻到来。 诸事商定以后，查理送信给议会委员，说他准备给他们答复。三年前，在牛津谈判条件的时候，国王曾把答复装在密封加印的信封内，但这次登比勋爵顽固地拒绝接受这种形式的回信。查理只好大声宣读，回信绝对拒绝那几个条件，又表示事前不答应任何条件，而要求亲自与议会商谈。委员们退出，同哈蒙德讨论了一会儿，就回威斯敏斯特去了。他们走后没多久，国王正同阿什伯纳姆、伯克利讨论明晚逃走的方法时，堡寨的大门突然关闭，禁止陌生人进来。各处都加派了守兵，国王的全部臣仆奉命离开本岛，而最先被要求离开的就是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查理满腔怒气，忧心忡忡，把哈蒙德叫来，威吓怒骂了一番，却难以让他改变这些安排。 1648年1月3日，议会委员们回到威斯敏斯特，报告他们的使命和结果，一向默默无闻的托马斯·罗思爵士站起来说道：“议长先生，疯人院是为精神病设立的，地狱（陀斐特）[　tophet，参看《旧约·以赛亚书》，第30章，第33节。 ]是为国王们设立的，可是我们国王的所作所为却表明他只配送到疯人院。我提议把国王扔在一边，不管建立什么政府形式，只要没有国王或魔鬼就行。”艾尔顿立刻支持这个提议，他说道：“国王拒绝那四个议决案，就是不给人民和平，不肯保护人民。既然如此，我们就拒绝对他臣服，只管自己办理国事，用不着他了。”长老会派听见他这样粗暴地攻击国王，大吃一惊，又因查理拒绝条件而感到烦躁，不知如何是好。但也有几个议员发言反对这个提议。梅纳德说道：“如果通过这个议案，至少就我们的权利而论，就等于解散议会。我们若决定不再接受国王的信息，也不再对他有所陈述，就等于宣布我们不再是一个议会了。”这件事讨论得很久很激烈，长老会派重新恢复自信，议会好像有些摇摆不定。克伦威尔站起来说道：“议长先生，国王是一个富有见识和天才的人，可惜太过狡猾，我们无法相信他。他一边说自己酷爱和平，一边却暗中和苏格兰委员们谈判条件，不惜陷国家于另一场战祸之中。现在大家寄希望于议会，盼望它运用自己的权利来治理和保护国家。过去有一些人付出鲜血的代价保护你们免受危难，现在他们仍会以同样的忠诚和勇敢，不顾一切来保护你们。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忽视自身和国家的安全（其中也包括人民的安全），就让人民感觉被议会抛弃。人民或许会因为失望而不愿依附你们，另寻生路，自求安全。我一想到人民这样的决定会对你们产生什么破坏性后果，就怕得浑身战栗。请你们自己去判断吧。”他说过之后，无人再发言。这个议案立刻通过，翌日送到上议院。贵族们开始有些犹豫，辩论曾暂停两次。军队送来两份宣言，一份给下议院，满纸全是庆贺的话，还有许多威吓敌人的话；一份给上议院，说得温和婉转，反驳外间流传的不利于贵族的谣言，答应尽力支持贵族的一切权利。议会的怯懦分子有时流露出害怕，有时又表现得放心，随他们的心情而有不同。当讨论终止，投票表决时，只有沃里克与曼彻斯特两位勋爵反对。 第二次内战爆发 王国各地都发出坚决和强烈的抗议，保王党说道：“过去一直被看作凭空毁谤或无稽之谈的推测，现在终于成为事实。”群众的看法向来摇摆不定，现在也和保王党联成一气，反对这种可恶的叛逆。国王还来不及答复议会宣言，就有很多出于热诚代替国王作的答复出现了。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关于保王党诡计的报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激烈的小册子把威斯敏斯特围得水泄不通[　其中有两份小册子尤其引起很大反响。一份题为《议会的十诫》，一份题为《坐在威斯敏斯特的下议院里的我们的上帝和救世主们的新约全书》。 ]。不久以前还反对国王事业的各郡，现在反而被保王的感情和愿望所激荡。共和派看见他们的胜利被这些人搅乱，就很愤怒；他们虽然得到少数几个郡的祝贺，却毫无用处。下议院议员们虽然宣布他们计划改良法律，使打官司少花许多钱，但也不起什么作用。这几条重要改革，不过是共和派或几个知识较高的人所要求和欣赏的，并不被愚昧无知的人民所理解。这些改革既然不为舆论所拥护，就只好使用专制手段。前些时候已经开始的，对那些挑动事端的议员和伦敦地方官的控诉，现在更抓紧进行。凡是曾经武装反对过议会的，都奉命离开伦敦，严禁居住在离城二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又下令检查全国的治安法官，意在淘汰其中在原则方面受到怀疑的人。又颁行一条法令，凡是参与过阴谋反对议会的人，都不能被选为市长、市政会会员，甚至没有此项选举权。1648年1月6日，委派了一个委员会每天办公，专门压制言论自由，拨一笔款项给他们奖赏查获、没收反对分子印刷机的人。最后，军队又在伦敦市举行游行，带着打仗的武装，从中分拨三千人，一半驻守白厅，一半驻守伦敦塔。 于是，那些狂热分子和本派群众纷纷拍手庆贺，认为这些措施就是他们本身强大的有力证明，干起事来也加倍起劲。克伦威尔虽同他们合作，却有所不安。因为他虽已下定决心反对国王，但共和派和狂热分子们的期望和野心，在他看来全是疯狂的。他决心找出一些方法来结束现在的混乱局面，至少也要在这样的黑暗中，找出一条最快、最安全的路，以成就他的伟大功业。他请独立派和长老会派的重要人士吃饭，热烈谈论和解的必要，以便共同对待即将临头的新危险。可惜长老会派的脾气太不能迁就，而且他们的神学雄心又过于排他，容不下这样的联合，会议没有结果。克伦威尔又召开一个会，请来政治领袖们，其中大多数同他一样都是军官，还有许多共和派人士。他说他们必须研究出什么形式的政府最适合英格兰，因为现在他们要负责管理了；实际上，他的目的是摸清这些人中谁是将来可以协助他的，谁是他应该警惕的。勒德洛、哈里·文、赫钦森、西德尼、哈斯勒里格等，都大声宣布自己的看法，反对王朝专制，因为《圣经》、理性和经验都是谴责独裁专制的；将军们却有所保留，他们认为，共和制虽好却不一定会成功，应该静观事态发展，逐渐服从上帝的指挥。共和派坚持要人们作出一个明确的宣告，勒德洛等人力逼克伦威尔表明他的态度，他们决心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克伦威尔先是支吾其词，后因被逼得太紧，他忽然站起来，勉强说了一句笑话，就匆匆走出屋子。 与此同时，危险逐渐临近，心怀不满的人日益增多，胆子也越来越大。不仅在西方与北方，即使在伦敦附近，也到处有人站在保王的立场，写请愿书，拟计划，搞复辟，甚至公开宣布自己的主张。每天都有意外事件发生，使人们更加愤怒，更加大胆。当长老会会员和市参议员被下议院议员带到上议院去的时候，他们拒绝承认上议院的法律权利，拒不下跪，不肯脱帽听读诉词。他们每次到威斯敏斯特去，都有群众如醉如狂地向他们欢呼。于是严禁市民集会，宣布各郡的管理委员会有权拘捕及监禁全部的不法之徒，甚至连嫌疑犯也不能赦免。但是公愤升级的速度超过专制独裁发展的速度。在诺威奇、伯里、圣·埃德蒙兹、塞特福德、斯托马克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常常借口一点小事就击鼓，居民很快跑去拿起武器。军队很快发现，有些事情远比百姓聚众闹事更可怕。在南威尔士的彭布罗克郡，有几个军官——波伊尔上尉、鲍威尔上尉和兰霍恩少将，因战功辉煌得以参加议会军，现在反而脱离议会军（2月底），竖起国王的大旗，得到本地保王党支持。3月2日，苏格兰议会开会，汉密尔顿和保王党以同温和的长老会派联盟为幌子，在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议会在对待狂热分子时非常小心，说话都非常谦恭，其实这个议会是支持国王的。它投票议决成立一个应变委员会，授以行政大权，让它募集一支四万人的军队，以保卫盟约与国王，对抗共和派和几个异端派。英格兰北方的保王党，只等这个信号便能起事。他们的主要领袖朗格戴尔、格伦汉姆、马斯格雷夫等人已在爱丁堡住了一个多月，一直同汉密尔顿商讨造反的计划。在爱尔兰，芒斯特省的总督英奇昆勋爵一向是拥护议会反对叛乱的，现在也投到国王旗下。当所有这些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议会里和伦敦市的长老会派都打起精神来了，他们为掩饰自己的希望，故意宣扬自己的恐惧。一个人名叫约翰·埃弗拉德的人来市政会发誓说，他亲耳听到几个军官互相承诺，说只要苏格兰军队一进入英格兰境内，军队就开入伦敦市，解除市民的全部武装，勒令他们交出一百万镑钱，否则就大肆劫掠，还要本市把所有能够搜查到的心怀善意的人送往各团服役。据尤尔斯说，艾尔顿知道这个计划，于是向议会递了一个请愿书，要求伦敦市收回在前几次滋事中被夺去的权利，要求军队必须将大本营迁往更远的地方，又要求把伦敦和郊区的军队交给斯基庞统领。这些要求立刻得到批准。次日，下议院经过辩论之后，投票议决：一，他们不愿改变本国的国王、贵族院、下议院三极并立的基本政体；二，当国王住在汉普顿宫时送去的条件，应该作为重建公共安宁所必须采用的基础措施；三，尽管议会曾经议决严禁送请愿书给国王，但是所有议员仍可以自由地提出任何有利于国家的建议。 在这三个星期中，克伦威尔已经预料到这次逆流并企图阻止。他以军队将领和本派领袖的名义，向市政会提出建议，可以将指挥民团和守卫伦敦塔的权利交回伦敦市，将被控的市参议员全体释放，只要本市答应不在苏格兰人入侵时支持他们。但伦敦市却拒绝他的这些建议。克伦威尔被迫放弃一切和解希望，他看到长老会派在伦敦市内重新获得勇气，在议会内又再度获得信任，决定冒险一击。他回到大本营，召集军官们开会，提议军队立刻向伦敦进军，驱逐议会里一切与他们为敌的人。本来市政会差点就要采纳他的建议，但看到如此激烈地侵犯议会的做法，即使最大胆的人也会感到惊恐，他们又犹豫不决了。费尔法克斯开始对克伦威尔所做的事有些不放心，就利用这个时机抵制克伦威尔的要求，让他放弃计划。这是克伦威尔的第二次失败，他心里很不自在，便决定离开伦敦，进军攻打西方的闹事分子。他眼看将要失去自己正在上升的领导地位，便打算以战争来恢复它。他很痛快地从议会那里接受了这个使命。他在出发前曾对勒德洛谈起他的处境，勒德洛劝他不要再搞阴谋、再有野心，并答应在这个条件之下，共和派人士一定会给他诚恳的支持。克伦威尔恭顺地倾听了这些劝告，勒德洛非常高兴。几天后，克伦威尔统领五团人马，向威尔士出发。 克伦威尔才离开伦敦，他所企求的战事就在四面八方爆发了。尽管保王党曾在内部彼此商定，在苏格兰兵入境以前各自按兵不动，但群众的激昂情绪，各种有利的机会，每天都在逼人造反。5月4日，埃塞克斯有许多居民写请愿书要求议会与国王重开谈判，建议在发给欠饷后遣散军队回家。5月13日，萨里有七八百名乡绅、地主和农民也向伦敦递上同样的请愿书，不过这篇请愿书的基调太高傲了，要求恭请国王回白厅之后，应以先前的盛大的典礼请他复位。他们在威斯敏斯特时，和几个士兵发生冲突，一个士兵被打死。援军开到后，不断驱逐他们，经过奋勇抵抗，他们终于逃走，撇下五六个死者躺在议会大门口。肯特地方的保王党正在预备递请愿书，一听见这个消息，就编成步兵队和骑兵队，请诺威奇伯爵戈林当他们的将军。5月29日，他们占据桑德威奇、多佛以及几处堡垒，在罗彻斯特聚集。这时候已集合了七千多人，共同拿起武器，前往伦敦，利用这件事作为借口，举起造反的大旗。接下来，许多地方索性直接举起造反大旗，不再费事去起草请愿书之类的文件了。埃塞克斯的查尔斯·卢卡斯爵士、赫特福德郡的卡佩尔勋爵、诺丁汉附近的拜伦勋爵等公开招募队伍，为国王出力。议会又听说在北方，朗格戴尔和马斯洛雷夫已经分别发动突然袭击并占领了贝里克和卡莱尔两地，为苏格兰人的入侵开路。停泊在唐斯河上的舰队也有骚动迹象，海军中将雷恩斯巴勒立刻前去镇压，可是水兵们拒不承认他，让全体军官登上小船，强送他们上岸，然后就宣布勤王。他们没有任何高于水兵头目一级的领袖，便启程开往荷兰。约克公爵最近才从圣·詹姆士成功逃到那里，威尔士亲王不久也到了，约克公爵就统领起新到的海军。即使在伦敦市，也有许多人秘密入伍，市内遍传效忠国王的誓言，成群的武装人员经过本市，加入起事行列。总之，这次叛乱的声势就如同无法扑灭的大火，轰轰烈烈地迅速蔓延到各处，已经紧逼威斯敏斯特。尽管德比住所的委员会用尽最大努力，企图找出告密人并揭露其阴谋，但都无法掩盖那此起彼落的叫喊声：“上帝与国王查理！” 长老会派惊恐万分，他们最坚决的靠山苏格兰人没有到来，他们感到快要落入这次新运动的唯一主宰者保王党手中了。保王党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整个议会，要求恢复旧英格兰的法律与国王，用侮辱的话反对严峻的新式礼拜。5月31日，哈蒙德送信来说，国王就要逃走了。即使最温和的人，一想到国王率领成千上万的人马突然出现在伦敦大门口的情景也不由得浑身发抖。人们看到眼前的巨大危险，就顾不得党派之间的仇恨，忘记对和平的愿望，也不顾将来的惊恐了。为使造反者的一切举动失去借口，投票议决再同国王谈判条件。市参议员全被释放，斯基庞统领民团，韦斯特上校重新总管伦敦塔。长老会派的权利得到提升。同时，严格拒绝对保王党作任何让步，将所有天主教士和国王的人逐出伦敦，违者予以更严厉的惩罚；没收犯人的财产以偿还政府事业欠下的债；加速变卖教会田产；派兵支援卡利斯布鲁克堡的防卫。市政会严正宣言，坚决与议会同生共死。后来，费尔法克斯奉命立刻攻打包围伦敦附近地方的各队伍。兰伯特奉命开赴北方，镇压朗格戴尔和马斯格雷夫为迎接苏格兰军到来而发动的叛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下议院议员们投票议决不得以国王为借口倡乱，否则杀无赦。这样的严刑峻法以前从未有过，此刻无疑是要证明他们的雷厉风行和说话算数。 费尔法克斯从温泽出发之后三天，就在梅德斯通遇上大队乱党，并打败他们。士兵们充满强烈的狂热情绪，他们惯于征战，恨透保王党，很急切地求战，他们几乎把战争带来的危险看成是一种侮辱。他们以强行军的姿态走过肯特郡，每天打散一些集结的部队，或是收复已失的地方，用粗暴的手段对待乡下人，但纪律却很严明，既不容许保王党逃避，也不容许他们休息。虽然如此，戈林居然又聚集了三四千人，统领他们出现在布莱克希思，几乎到了伦敦城下。他希望城里有人起事响应，至少也应得到一些秘密协助。他还写信给市政会要求允准他们穿过本市，以便悄悄地进入埃塞克斯。市政会不但没有答复，反而将信原封不动送到下议院，准备照下议院的意旨办事。保王党听到这番话就灰心了，秩序也乱了，成群地逃走。戈林很费劲才搜罗到足够的船只，在格林尼治率七八百人渡过泰晤士河，进入埃塞克斯。他到那里后，看见查尔斯·卢卡斯爵士统领的叛军仍然强大有力，就又充满了自信。卡普尔勋爵也从赫特福德郡带领一队骑兵加入，于是全体开往科尔彻斯特，士气稍振。他们原想在那里休息一两天，随后越过诺福克与萨福克二郡，一边走一边召集保王党，统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开向伦敦。不料他们还没有入城，费尔法克斯就出现在城下。两个星期的战斗足以将一支叛军的残余人马围困在一个市镇里，这些残余叛军最近刚从四面包围伦敦，现在却到了无法自卫的地步。叛党力图在拉特兰、北安普顿、林肯、苏塞克斯等郡的要塞重新集结。在市内，就在议会眼皮底下，霍兰、彼得巴勒与白金汉等勋爵，率领约一千名保王党开出伦敦。他们宣称，并不打算为国王而牺牲国人的自由，只是想把他的法定权利归还给他。但是他们刚刚出城，就遇到从大本营调来的米歇尔·利夫西爵士。爵士忽然向他们进攻，杀了他们几个军官，其中就有白金汉的兄弟、年轻的朗西斯·维利尔斯爵士。次日，斯克罗普上校带人来增援，将他们驱逐到亨廷顿郡。最终，他们疲于奔命，向四面八方逃窜，只撇下受伤的霍兰勋爵落入仇敌手中。东、南两方也有同样的尝试，结果同样不佳。6月16日，克伦威尔来信说，两个星期之内叛党的西方要塞彭布罗克堡就会落到他的手中。在北方，虽然兰伯特兵力不足，却很勇敢地维持着议会的体面，奋力抵抗兰代尔的骑兵。最后，科尔切斯特的守城部队虽有不可屈服的抵抗力，却被饥荒所困，不能长期抵抗毫无顾虑的费尔法克斯。 长老会派解除他们的第一个顾虑以后，深信自己不会落入保王党手中，却又开始担心独立派的军队。现在还有许多主张和平的请愿书，虽不如开始那样焦急，但数量可观，也得到了更好的对待。宣布十一个议员为公敌的命令取消了，他们的议会席位得以恢复。现在又准备与国王谈判新条件：一，取消他反对议会的全部宣言；二，海陆军权交与议会十年；三，在全国建立长老会教会三年。于是派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商讨谈判时间、地点和形式，有一个委员问是否请国王立刻回来，伦敦市递上一份内容相同的请愿书，贵族院就投票议决，在伦敦开会。6月30日，投票议决，取消严禁呈递文件给国王的命令；三天之后，下议院提出议案，主张应该立即对国王提出新的和约。 但是独立派也因为军队的胜利而恢复自信，他们很激烈地反对这个议案，说不能跟这样一个背信弃义、桀骜不驯的国王商谈条件。长老会派并不为国王辩护，但他们大力声讨假装敬奉上帝的人，认为这些人主战只是因为打仗有助于他们个人发财致富。随后有人问在什么地方谈判，长老会派希望在伦敦或附近地方举行，独立派则主张在怀特岛，因为查理在那里就还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双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最终，以八十票对七十二票议决要国王首先接受那三条议案，却不曾议决在什么地方进行谈判。 当议会与市政会正在讨论如果谈判在伦敦举行会不会危及国王或议会时，7月8日，突然传来消息，说苏格兰军队已进入英格兰境内，兰伯特已望风而退。尽管遇到重重阻碍，汉密尔顿最终还是建立起一支军队。不过，这支军队与议会的最初决定并不相同。它没有招到四万人，只招到一万四千人；法兰西宫廷答应供给的军火也没有收到；威尔士亲王本来要渡海到苏格兰统率全军，但他还在荷兰；兰代尔和马斯格雷夫的保王党并没有与他们会合，因为他们不肯接受盟约。总而言之，汉密尔顿的准备工作未能完成，他的队伍人员不足，炮队也没有就绪，但他想不到英格兰的保王党们在时机还未成熟时就起事，这迫使他不得不匆匆出发。他们离开苏格兰的时候装备不足，一群狂徒跟在后面咒骂。这些人预料这支军队必败，因为这支军队未曾恢复基督的权利，就要先恢复国王的权利。 但是，苏格兰入侵的消息震动了整个英格兰，好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抵御这次入侵。费尔法克斯还在科尔切斯特城外，克伦威尔还在彭布罗克城外。骚乱尚未平定下来，起事者的战火随时随地都可能复燃。长老会派左右为难，即使是对他们善意相待的人也都恨透了苏格兰人，一提起苏格兰人都骂不绝口。他们彼此提醒，苏格兰人今日假装要拯救的国王，就是他们昨天才刚刚出卖过的国王。因此他们要求，首先把这些贪婪成性的外国人驱逐出境，然后再谈其他。7月14日，下院提出一个议案，宣布苏格兰人为公敌，凡是参与约请他们入侵的人都将以叛国论罪；7月18日，这个议案遭到上议院的否决，贵族们议决加速与国王谈判；7月28日，长老会派在下院提出一个议案，规定不再强迫国王先承认那三个议决案，直接谈判条件。但是，仍然在独立派影响之下的德比住所的委员会，根本不管伦敦的党派斗争，照样送军饷和援军给兰伯特，并命令克伦威尔派他所能调动的军队开赴北方。共和派的领导人虽然不信任克伦威尔，却不能不依仗他的军事才干，他们私下写信告诉他只管放手去做，不要计较双方过去的恩怨。 克伦威尔既不等待命令，也不等待许可。一个月以前，他就已得知苏格兰军队的详情和行动。他曾送信给兰伯特，叫他一看到苏格兰军队就立刻后退，以免同他们开战，他准备立即前来支援。果然，7月11日，彭布罗克堡在敌军入侵后三天就投降了。两天以后，克伦威尔带领五六千人出发，衣履不周，却以屡打胜仗自豪。他们信任他们的领导人，藐视他们的仇敌，热切地投入战斗，满怀胜利的信心。他们几乎走遍了整个英格兰，最初是从西往东，随即从南往北，行军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克伦威尔一边走一边大事宣扬自己的忠诚，表明自己敬奉上帝的虔诚，意在打消人们的怀疑，博得狂热信徒们的衷心拥护。他出发后十三天（7月27日），他所派遣的先行骑兵与兰伯特的骑兵会合了。8月7日，他自己也在约克郡的内尔兹巴勒与先行骑兵相遇，这时两军共有九千或一万人。在此期间，苏格兰军沿西方大道前进，走过坎伯兰、威斯特摩兰与兰开夏。军中因宗教、政治和军事上的意见分歧闹得乱哄哄的，又对敌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带领英格兰叛军的兰代尔此时正走在大队伍的前面，他忽然送信给汉密尔顿，告知克伦威尔快到了。公爵却过于自大，认为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带着大队人马出现，于是将大本营迁到普雷斯顿。8月17日，又有消息传来，说兰代尔的骑兵已经和克伦威尔的骑兵交锋。兰代尔答应坚持下去，他占据的地势很好，士气振奋，他只需要一些援兵，至少一千人，他就能使全军集中起来击溃敌军。汉密尔顿答应派援兵来。兰代尔打了四个小时的仗，克伦威尔承认自己生平还未曾遇到过这样顽强的抵抗，可惜援军未来，这个英勇的保王党只好败退。克伦威尔任由打败仗的英格兰兵不受惊扰地退却，而领兵直扑苏格兰军队。苏格兰军队正在匆匆抢渡里布尔河，以便在两军之间设置障碍。当时大部分队伍已经过河，只剩下两团步兵、汉密尔顿自己和几营马队，仍在右岸掩护。克伦威尔立刻击散他们，与他们同时渡河，又命军队作短暂休息，次日继续追逐敌军。敌军继续南行，一边逃走，一边进行入侵的举动。他在离普雷斯顿十五英里的威根赶上他们，把他们的后军切成几段。两次胜仗的骄傲，一场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和难以忍耐的疲乏，使克伦威尔的士兵们勇气不断增加。次日又开始穷追敌军，比以前走得更快，意志更加坚决。苏格兰人这样被人数较少的敌军追赶，，他们在沃林顿附近遇到一条形势有利的山隘，就突然回过马头，与英格兰军相对，进行第三次战斗。这次比前两次打得更久，流血更多，效果却相同，英格兰军夺下山隘和默西河上的一座桥。苏格兰军中现在一片惊慌，他们召开一个军事会议，说部队由于缺少军火，无法抵抗下去，就全体投降了。汉密尔顿带着骑兵向威尔士进发，以振作该处保王党的士气，不过他忽然改变主意，折向东北，希望能够抵达苏格兰。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农民们举行武装起事，地方官们要求他投降。他自己的骑兵在斯特拉福德郡的尤托克西特听到谣言，说他有意同几个军官一起逃走，就发生哗变。此时兰伯特和格雷勋爵奉命追赶汉密尔顿，已离他不远。他心虚胆怯，不敢和这样的命运抗争，于是留下他的部下，任凭他们投降或解散，自己接受兰伯特所提出的条件，投降做了俘虏，被送到诺丁汉（8月25日）。两个星期之后，克伦威尔觉得英格兰境内已无苏格兰队伍的踪迹，便直接领兵入侵苏格兰。 议会中各派地位的变化 各派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不但没有互相让步，反而给对方以更沉重的打击。长老会派一见到克伦威尔进一步攻打苏格兰人，就清楚地觉得克伦威尔的胜利等于他们自己的破灭，感到只有克伦威尔倒台，或是立刻讲和，才能拯救他们。他们立刻使出全部力量来达到双重目的：打倒克伦威尔，争取立刻讲和。十一个议员早已蒙赦召回，只有霍利斯还住在法兰西的诺曼底海滨，最近也重回下院了。克伦威尔军中的一个少校亨廷顿，在给上议院的一封备忘录中公开揭发克伦威尔的阴谋：说他如何对国王承诺，又怎样背信；谴责他狂妄的野心；讲他如何藐视议会法律，以及人的普通义务和权利。贵族们命人宣读这个备忘录，亨廷顿宣誓这都是真话。他有意让下议院看到这个文件，但是议员们慑于克伦威尔的威名，谁也不敢收受。贵族院正式将它转给下议院，沃顿勋爵跟踪送信的人出来，捎话给下院议长，告诉他送来的是什么信，因此下院不许送信的人进来。独立派激烈地谴责这些企图。他们谴责这样攻击一个不在场的人是卑劣怯懦的行为，而且这个不在场的人此刻正在拯救祖国，使它免受外国的侵犯。许多长老会派人士对这种辩论感到害怕，于是不采用直接毁掉克伦威尔的做法了。亨廷顿见他的备忘录被刊印出来，也就心满意足了。议和的事情没有什么进展，独立派的领袖们用尽诡计来延长辩论，其中较为粗鄙的人用最激烈的语言攻击他们的对头。这样猛烈的行动，日益增加的混乱现象，士兵们目空一切，即使是最温和的小册子和请愿书也采用严厉的口吻——所有事情都让议会感到自己已经摇摇欲坠，因此只要是没有陷入派系关系太深的人，无不愿意谈和。大多数人都认为只有和平才能把他们从目前丢脸难堪的情况下解脱出来。7月29日，终于投票议决，立刻同国王重开和平谈判，并决定在怀特岛上举行谈判，以堵住独立派的口。8月2日，三个委员奉命带着正式提议去见国王，问他议和的时候愿意住在该岛何处，愿意将哪些顾问官留在身边。 独立派中大多数人觉得危机临头了，他们知道，如果和谈成功就是他们的失败。勒德洛前往仍驻扎在科尔切斯特城外的大本营，他对费尔法克斯说道：“他们阴谋出卖人们流血换来的事业。主张和谈的人，其实并不在乎国王是否履行条约。利用国王的名义和权威来破坏军队，才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军队必须运用权利阻止自身和国家的灭亡。”费尔法克斯郑重声明，他准备在必要时用他所能控制的军队来捍卫国人的正义主张，但他说道：“必须有人出来明确地请我办这件事。目前我必须继续进行这个令人厌倦的围攻，尽管我们很努力，但还是拖了很长时间。”勒德洛又去见艾尔顿，艾尔顿却说道：“时机还没成熟，我们必须让他们议下去，直到危机明朗化为止。”共和派人士见军队不肯行动，就递上几份威胁性的请愿书给议会，其中一件是亨利·马丁所写，号召下议院议员们宣布自身握有统治权力，一一兑现人民当初希望得到的改革。下议院议员们没有答复。两天以后，共和派又送来第二件请愿书，对议会的轻蔑态度表示强烈不满。议会仍然坚持沉默。但是议会越是坚决，这一派就越发迅速地走向极端。这事发生（9月18日）之后的第五天，亨利·马丁忽然前往苏格兰，当时克伦威尔刚刚进入苏格兰的边境。 9月13日，十五个委员前往怀特岛，其中五人是贵族，十人是下议院议员，除了哈里·文和塞伊勋爵外，其他人全是主张讲和的。大家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心中激起对和平谈判的热切期望。国王很热心地接受谈判，他答应在谈判的四十天内以及其后的二十天中，绝不作逃走的尝试。二十个国王最老的臣仆、贵族、牧师、律师，都被准许为他出主意想办法，他还要求将一部分内廷供奉人员交给他在谈判时使用。议员们答应了他。因此当委员们到达纽波特小市镇的时候（9月15日），由于到来的人实在太多，很多人三天以后才找到住处。委员们天天早上伺候国王，毕恭毕敬，却沉默寡言，没人敢同国王私下谈话。但大多数人还是同国王的谋臣们亲密往来，通过他们向国王转达意见，力劝国王不必犹豫，立刻接受议会的条件。他们说，国王若不赶在军队和克伦威尔到达伦敦之前签订和约，立即赶回伦敦，那就会全盘皆输。查理好像相信他们的建议真诚可靠，倾向于听从他们的话，但他内心深处却怀抱一个与此大不相同的希望。过去六个月中躲在巴黎的奥蒙德准备重回爱尔兰了，法兰西宫廷已经供给他军饷和军火。他一到爱尔兰便将会同英奇昆勋爵和天主教徒订立和约，设法力战议会，以便国王逃走时可以立刻拥有一个王国与军队。威廉·霍普金斯爵士奉命安排国王逃走事宜，所以国王写信告诉他，这次谈判也是虚与委蛇，他的计划没有改变。9月18日，谈判正式开始，国王坐在大厅上端的华盖之下，在他面前不远处，就是威斯敏斯特的委员们围桌而坐。委员们绝对地服从议会命令，不容许任何见证人在场，查理只好独自一人同他们讨论，不过当他需要的时候，可以走入隔壁屋子，和他的谋臣商量计策。在场的人看到国王这样孤立无助，一切全靠自己想法应付，无不为之动容。查理的头发已变得灰白，他骄傲的眼光和他哀愁的神色交织在一起，流露出一种骄傲却受到委屈的神态，既无力反抗命运，又不肯向命运低头。议会的提议基本与从前一致，不过有几条无关大局的修改。查理很和蔼地同他们讨论，态度安详，有问必答。他们反对，他也不恼，很有手段，尽量利用他这方面的几个优势。总而言之，他的主意坚定，态度温和，他对国情和王国法律的熟谙，对他最有成见的对手们都为之惊愕。国王同意了议会关于海陆军统率权、大臣任命、爱尔兰的要求，甚至连这次因对抗国王而酿成的内乱，也承认是合法的。但是他不肯痛痛快快地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力。即使是他不可能再坚持的立场，他也寸土必争，直到绝望为止。他有用不完的诡计和沉默，每天都能给对手新的理由，认为他们对付他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严格紧逼。他还竭力反对废除主教制以及议会想强加于重要保王党人的严酷措施，这一方面是由于良心发现，一方面是也顾及他的法权。他在庄严地承诺允许停止在爱尔兰的一切敌对行动以后，却偷偷写信给奥蒙德说：“此后不必听我的命令，只要听王后的命令，直到我已不受任何束缚恢复自由为止。”他答应把陆军兵权移交议会二十年的那一天，又写信给威廉·霍普金斯爵士说：“我今早所作的巨大让步，只是为了让我能够容易逃走。如果我拒绝让步，那么我只能回到我的牢房，心情却不会太难过；但是我现在作了让步，我承认这件事让我很伤心。因为我做了只有逃走才能使自己得到原谅的事。” 议会虽然没有得到准确消息，却疑心这一切可能并无诚意。即使主和的人，对国王的境况最富同情的人，对于独立派的责难也很难答复。这时，长老会派的热烈拥护者，虽然政治观点比较温和，但他们对主教制的怨恨却牢不可破。他们对于盟约的胜利，不肯再拖延下去。人们抱有这样的固定看法：打仗既然已使本国遭受许多灾难，那么失败的那方就该承担责任；为了实现神圣的正义，真正的罪犯就应该受到惩罚。于是讨论真正的罪犯究竟有多少。颇得人心的狂徒们要求在恢复和平时所颁布的大赦名单上删去许多人的名字；长老会派则只要求七个人不在赦免之列，这是他们的最后底线，绝不会再让步，因为赦免其中任何一个，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己有罪。当继续议和的时候，议会曾举行五次投票议决（分别在10月2日、11日、27日，11月2日、24日），都认为国王的建议或让步还不够充分。这时会议期限已满，又延期三次（11月2日、18日、24日），于是议决星期日和节假日不计，但这样一来却不再让步，既不给议约人任何新的指令，也不给他们最轻微的见机行事的权利。国王却很郑重地宣称，他也不能再让步了。谈判既无进展，又无效果，实际上毫无用处，仅仅显示出两边无能为力的焦急和盲目的执拗，以及对讲和必要性的熟视无睹。 但是各种事态在他们周围发展得很快，情况日益紧迫。科尔切斯特拼命坚守两个月之后，由于城中缺粮，军人谋叛，只好投降（8月27日）。翌日，开军事法庭会审，判处三个守城最勇敢的将领——查尔斯·卢卡斯爵士、乔治·莱尔爵士和伯纳德·盖斯科因爵士死刑，以儆戒将来想效仿他们的叛逆。其他俘虏以卡佩尔勋爵为首，哀求费尔法克斯暂缓执行，否则他们也愿一同受死。但是费尔法克斯并不理会他们的哀求，命令就地枪毙这三个人。科尔切斯特已经失守，东方各郡中，不再可能有叛党集中造反了。克伦威尔在北方打赢汉密尔顿后，一路通行无阻地进入苏格兰（9月20日）。西方各郡的农民一听说他打了胜仗，就聚集起事，每一个教区都由牧师领着区内的信徒向爱丁堡进发，驱逐那里的保王党[　这次行动在苏格兰称作辉格摩尔起事，辉格摩尔（whigamores）一词来源于辉格阿姆（whigagm），是当地农民赶马时用的词，因此引申出了辉格党一词。 ]。9月22日，阿盖尔和克伦威尔在离贝里克六英里的莫丁登勋爵的住地相会，两人商谈许久，他们虽打仗得胜，但对目前的危险还不能视而不见。苏格兰的保王党虽然打了败仗，可还是很有势力的，还有队伍驻扎在好几处地方，他们下定决心，不进行流血抵抗，也绝不投降。9月26日，克伦威尔同他们订立条约，准许他们继续拥有自己的财产并享受充分的安宁，条件是遣散他们的队伍，不再为国王出力，并重新宣誓“遵守神圣的盟约，两个王国永远不能没有这样的盟约”。阿盖尔在爱丁堡用很隆重的排场欢迎克伦威尔，诸邦的委员会、地方自治团体、狂热的牧师与人民天天来见他，对他演说、讲经并请他赴宴。10月11日，克伦威尔得到亨利·马丁的报告催他快走，他就留下兰伯特和两团人马以维持他们的权男生，自己赶快返回英格兰。他刚到约克郡，该郡便立即送上许多请愿书，是专门呈给下议院的，内容要求立即惩办叛党，不问他们的阶级与姓氏。其他郡也递上请愿书表示同样的要求。长老会派以《大宪章》和国法的名义反对这些要求，一个不出名的共和派人丹尼斯·邦德说道：“议长先生，我们这里有几位绅士讲过许多道理来反对下议院的权力，例如说：你们无权审判诺威奇勋爵，因为这是违犯《大宪章》的，只有贵族才能审判贵族。但我相信，不久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有权绞死最大的贵族，只要他该死，就用不着贵族来审判他。尽管有《大宪章》在，但我毫不怀疑我们有正直果断的法官来定他的罪。”下议院拒绝接收这样的请愿书，但是立刻有人递上更多请愿书，说得比这更为坦白，更为可怕，因为这些请愿书是艾尔顿、英戈尔德比、弗利特伍德、惠利、奥弗顿等人所带的队伍递来的，明确无误地要求下议院用法律审判国王，要求费尔法克斯重设军队大会。11月20日，议长告诉下院说，有几个军官在议会门前，为首的是尤尔斯上校，他们以将军和军队的名义送来公文。这是一篇很长的抗议书，和七年前（1641年11月21日）的那篇抗议书类似。当时下议院议员们因为要有效地和国王分裂才递出这样的请愿书给国王，军队如今学习议员们的榜样，在抗议书中逐条列举各种弊病与英格兰的诸多恐惧，认为这都是议会萎靡不振所致，又责备议会心中没有公共利益，责备它同国王议和。抗议书请议会郑重地将国王交付审判，宣告人民的统治权，宣告从此以后，国王应由人民代表选举。它要求现在的议会结束，但是在解散之前，筹备平均分配选举权，以便将来的议会按时开会，顺从良民的愿望，从事各项改革。抗议书最后用威吓而有分寸的话语，说同胞们所派的代表和公仆若因渎职或怯懦不前，以致国家陷于危险，那么军队只好自己起来救国了。 下议院听完这篇抗议后，掀起一阵风暴。独立派人士、斯科特、霍兰和温特沃思大声要求下院恭谢军队的坦白与勇敢；长老会里有几个人很愤怒，也有几个人说话恭维军官们，但仍逼下议院把抗议书搁在一边，不予回答，以表示议会的不悦。后来辩论了两天，才以大多数议决通过，但暂时的胜利只是加速了失败的到来。会内会外的兴奋和混乱已达顶点，有人说克伦威尔快要回来了，军队已经宣布要向伦敦进军。保王党失去了全部希望，只想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扫除他们的仇敌，不然就要在他们身上报仇。几个共和派议员在大街上受到侮辱、殴打；有传言说有两个保王党人要在圣奥尔本斯暗杀费尔法克斯；在唐卡斯特，二十个人掳去正在那里带兵的雷恩斯巴勒；还有传说，有人定下诡计，要趁议员们走出威斯敏斯特的时候杀死其中最有势力的八十个人。就在这一片乱哄哄的愤怒中，有消息传来，克伦威尔两天之内就能回到大本营。又说有人疑心怀特岛的守将哈蒙德太过尊重国王与议会，费尔法克斯已命他辞职回到军队，改派尤尔斯上校继任。查理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害怕，决定作出更多的让步，结束在纽波特的会议，同日（11月28日），委员们出发将国王的让步条件送给议会。 他们翌日回到伦敦，其中的大多数人非常关心国王所处的危险地位，又为国王与他们最后的话别所感动。国王对他们说道：“贵族们，你们来辞别我，我几乎不敢相信我们还会有再见的一天。但愿上帝的旨意成全我们。我感谢上帝，无论人们怎样对待我，我将坦然无惧地接受。贵族们，你们应该知道，当我毁灭的时候，你们自己也逃脱不了毁灭，而且为时不远。但是最令我伤心的，还是亲眼看见我的人民受苦，以及预见到某些人已经替人民准备好的灾难，那些人口里说着公共利益，实际只为满足他们的私心。”12月1日，委员们作了报告，尽管国王的新让步和议会多次拒绝的条件区别不大，长老会派仍然建议众议员们宣布满意，认为可以作谈判和平的基础。赛伊勋爵的儿子纳撒内尔·法因斯，最近才成为独立派中最激进的首领之一，此时他居然支持这个议案。辩论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突然得到消息，费尔法克斯有信给市政会，说军队正在向伦敦进军。由于意外的事件，只好暂时休会，明天再讨论。第二天恢复讨论后，辩论得比从前更激烈，当时军队已从四面八方涌进城里，有的驻扎在圣詹姆士宫，有的驻扎在约克宫，威斯敏斯特以及伦敦市到处都是军队。独立派仍然希望造成恐怖局面以赢得胜利。哈里·文说道：“从这次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说得更明白点就是，我们可以知道院内谁是国王的党羽，谁是人民的朋友。”一个不知姓名的议员赶快接着说道：“议长先生，这个先生既已大胆地把本院分作两部分，我也要效法一下。在这次辩论中，你们会发现有些人是愿意和平的，这些人都曾遭受战争带来的损失；另外一些人却反对议和，因为他们曾因打仗而得利。因此，我提的议案就是要得利的人捐出若干来给遭受损失的，使我们可以平衡一下，不然，国家永远不会安顿下来。”独立派反对这个提案，但多少有点难为情，因为在两派的斗争中确实掺杂着私利，这一点无法否认。天快黑了，有几个议员已经退席，独立派人士提议点灯，长老会派人士说道：“议长先生，我知道有些人的用意就是一方面利用军队快来的消息引起恐慌，另一方面则拖长这场辩论到深夜，以便让本院那些年纪老迈的议员们（都比较倾向和平）熬不下去，不得不在表决以前退席。因此，我希望本院不要赞成这个最后的点灯提案。”独立派虽然喧闹了一番，辩论还是暂停了。 两天后他们复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坏的谣传闹得下议院沸沸扬扬。各方都风传国王已被人从怀特岛带走，尽管他进行了抵抗，还是被带到赫斯特堡。那是一座监狱，位于该岛对面的海边，地处一个荒凉且极不适合居住的海角尽头。许多人要求对此作出解释，气势汹汹，但独立派的领导人一言不发。议长宣读了几封信，是拉尔夫少校从纽波特写给下议院的，当时他正代守怀特岛。原来这个传言是真的，查理现在被监禁在赫斯特堡的一间小黑屋里，中午还需要点火把，尤尔斯上校看守着他。从此以后，如果没有军队许可，议会与国王之间不能通信。 长老会派人士一听见这个消息就暴跳如雷。他们喊道：“当国王住在纽波特的时候，本院曾担保对他以礼相待，保证他的安全和自由。他们若不明确反对这种无礼的叛乱，他们就是丢脸，就是食言！”于是投票议决声明，国王被带走一事，下议院并不知情，也从未同意过。下议院随即对和议问题展开更加激烈的辩论。辩论进行了十二个小时以上，夜已深了。会场上的人虽然还是很多，但对年老体弱的人来说，疲乏已开始战胜热忱。这时一个曾为大众自由而作出巨大牺牲的人站了起来，他出席下院才不过三个星期——他就是十二年前奋力与劳德和宫廷专制斗争过的普林。他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地讨论国王的全部提议，分析目前议会和国家的情况，发自肺腑地期望和平到来。他讲了几个小时，议会很注意倾听他这番讲话，极为感动。此时已是早上九点钟，下议院已持续开会二十四小时，仍有二百四十四个议员在坚持着。后来他们投票，赞成的一百四十票，反对的一百零四票，议决以国王的答复作为议和的充分基础。 残余议会 权利正从独立派手中溜走，连同他们心中的恐惧一起，心怀恐惧的议员不是已经离开，就是已经退出了。勒德洛、赫钦森以及其他几个人，为使议院产生混乱要求反对这样的议决，却没有效果。休会之后，独立派的领袖们集会，许多从大本营来的军官参加了会议。大难就要临头，但他们是军队的主人，他们手中有应付难关的工具。这帮人或是忠心耿耿的狂热分子或雄心壮志的思想家，心中不再存有法律、习惯与制度。狂热分子认为大义所在，挽救危局是他们的责任；其余的人则认为，无论怎么做都是出于形势需要。于是一致同意，行动的日子已经到了，在座的六个人——三个议员和三个军官，奉命立刻采取步骤以保证成功。他们商议了几个钟头，桌上放着一张下议院议员的名单，逐个讨论他们的行为和原则主张，互相交换情报，发出指令给他们的心腹。次日（12月6日），早上六点钟，军队奉艾尔顿之命开始行动，费尔法克斯此时还一无所知。斯基庞将守卫议会的民团撤走，普赖德上校统领的一团步兵和里奇上校统领的一团骑兵，占据了宫院、威斯敏斯特大厅、楼梯、走廊以及与议会相通的道路。普赖德站在下议院门口，手持一张已被制裁的议员名单，他身边是格雷勋爵和一个前导官，为他指点议员们的姓名。普赖德对每个人说“不许进”，其中最受怀疑的人则加以拘捕并带走。议院周围一片混乱，被排斥的议员尝试从各入口进入，要行使他们的权利。有几个议员竭力抵抗，其中就有普林，于是几个军官很无礼地推他下楼。他们很高兴利用本党的势力实行个人专制。这样拘捕了四十一个议员，暂时关闭在两间相连的房间里，其他许多议员只是被逐出，并未拘捕。下议院打发警卫官去请在门外的议员们进来，普赖德不让他们进去；下议院第二次打发警卫官去请，但警卫官都走不到他们身边。议院于是决定等门外的议员获准进入才开会，又派一个委员会去见将军，要求释放被捕的议员。委员们刚走，就得到军队送来的信，他们要求正式开除已经被捕的议员以及所有主和的议员。下议院不回答，在等他们的委员会的开会结果；委员会回来说将军对此也不予答复，要等待下议院给军队的回信。那几十个被驱逐的议员从威斯敏斯特出来，打发人去求普赖德听他们申诉，普赖德却毫不理会。此时费尔法克斯和他的参谋们正坐在白厅，议员们来到这里，要见费尔法克斯，等了好几个小时，却没有见到将军。大权在握的党派显然不愿同这些人见面，生怕这些人不可战胜的执拗会逼使他们采用严厉手段。胜利的人尽管计划与行动都很放肆，但内心深处还是尊重古老的合法秩序的，当列出制裁议员的名单时，他们只限于那些必须除去的人，希望经过这样有区别的清洗之后，能够保障他们的胜利。他们看见议会坚持要求释放议员，心里就有些不安，况且他们的对头仍是有势力的一派人，也许还是居于大多数的一派人。翌日（7日），军队又堵住所有通往议会的道路，旧戏重演，又排除了四十个议员，还有几个议员是在自己家里被捕的。议员们写信给议会要求释放，但这次长老会派完全失败了。议会没有答应照办，反而以五十票对二十八票议决准备考虑军队的几个提议。于是投反对票的这二十八名议员自动退出并郑重宣称，一定要等到以公道对待他们的同事才肯回院。驱逐了一百四十三个议员之后（其中大多数并未被捕，也有被监禁几个钟头以后平安出狱的），共和派与军队发现自己终于在威斯敏斯特和其他地方取得全部权利了。 从此以后，他们就势不可当，所到之处都毫无抵抗。没有人敢出声反对他们、打破他们胜利的沉醉。王国之内只有他们说话，只有他们行事，而且可以预期全国会屈服于他们，会同意他们。狂徒们的热烈情绪已达到顶峰。休·彼得斯当着上下两议院的残余议员们讲经，他对将军们说道：“你们很像摩西，注定要奉上帝之命将人们从埃及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件事将怎样完成呢？”他把两手放在眼前，头搁在垫子上，忽然站直，喊道：“我今晚得到指示，是上帝的启示，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我们这个军队必须把专制连根拔起，不光要在这里做这件事，而且要在法兰西和四周各国都做这件事。这个军队就是从山上开凿出来的一块奠基石，它能砸碎人间一切权力。”这派群众听到这番神秘的话都兴奋得发疯。12月7日，最后一个长老会派人士退出下议院，克伦威尔走进来，回到本人席位坐下。下议院非常欢迎他，向他表示最盛大的感激，议长正式感谢他在苏格兰所立的战功。他离开议会以后就住在白厅里，住在国王的寝宫内。翌日，军队占据了各委员会的金库，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不再成为人民的负担。12月11日，他们送一件公文给费尔法克斯，称为“新的人民公约”，是艾尔顿制订的共和制计划，请将军开一个军官大会，讨论此事，再由军官们呈给议会。这时下议院没有征得上议院的同意，就径自取消了最近为议和而颁行的全部法令，以及全部主和的决议。最后，又有许多请愿书到来，说所有的流血牺牲都该由国王一人负责，应该提国王来受审。于是从大本营派一队兵，奉命前往赫斯特堡，把国王带到温泽。 几天后，国王平安到达温泽。途经巴格肖特时，他曾试图逃走，但没有成功。傍晚，他很高兴地重新进入自己的宫殿，发现诸事都准备好欢迎他，就像他以前带大臣们来这所华丽行宫游玩时一样，没有任何使他感到不安的征兆。他好像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俘虏了。 国王之死 12月23日，下议院投票议决要提查理前来受审，指派一个委员会撰写一篇起诉文字弹劾他。与会的人数虽然不多，却还有几个议员反对这样的举措。有几个议员要求只是废黜查理了事，如同以前废除国君一样；也有几个议员想偷偷害死国王，这样既不用承担杀他的责任，又可以获得杀他的好处。但是敢作敢为的自由思想家、真心的狂热分子、严肃的共和派人士，却坚持要求公开审判，以证实他们的权威，宣布他们的权力。克伦威尔其实比任何人都急于弄死国王，却还假装温和地说道：“若有人在以前提出这样的事，我必然认为他是世上最大的叛贼，但如今为时势所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办，我祈祷上帝赐福于我们的计划。”下议院为使国王受审时能够被定罪，就先投票议决一条原则，说国王兴兵攻打议会就是叛逆大罪。随后，斯科特提出议案，特设一个高等审判庭审判国王。这个特别法庭由一百五十个委员组成，其中有六个勋爵、三个高等法官、十一个准男爵、十个骑士、六个伦敦市参议员、全部重要军人、本派重要人物以及在本市的下议院议员们。只有圣约翰和哈里·文宣布不赞成这条法令，不肯参与其中。1月2日，这条法令送到上议院，在场的十二名贵族代表一致反对，不肯通过。曼彻斯特勋爵说道：“没有国王就没有议会，因此国王绝不可能对议会犯叛逆罪。”登比勋爵说道：“下议院议员们把我的名字放在赞成法令之列，但我宁愿被人碎尸万段，也不愿参与这样罪大恶极的事。”彭布洛克伯爵说道：“我不愿参与生死攸关的事，我既不反对这条法令，也不赞成这条法令。”翌日，下议院没有接到上院的信息，就派两名议员前去查看他们的记事录，看他们有什么决定。两个议员回复后，下院立刻投票议决，说上院的反对不构成障碍，人民就是全部立法权力的来源，所以人民所选举的英格兰众议员拥有主权。1月6日，重新订定一条法令，高等法庭只以下议院的名义成立，人员减少到一百三十五名，奉命立刻作初步准备。 于是他们在1月8日、10日、12日、13日、15日、17日、18日及19日为此事举行秘密会议，主席是布雷德肖。他是米德尔顿的表兄弟，一位有名的律师，为人严肃而温和，但心胸狭隘严厉，是一个真诚的狂热分子。当时的舆论很不一致，在这个法庭里就有不可克服的分歧，无论怎样号召，也只有五十八个委员参加了预备会。费尔法克斯在第一次开会时来过，以后就再不出现了。即使是出席的人们，也有几个是专程来进行反对的。其中有个叫阿尔杰农·西德尼的青年，在共和派里头已经很有影响，当他听说派他当高等法庭的委员时，就立刻从他父亲莱斯特勋爵的堡垒赶来伦敦。他很热烈地反对审判，因为害怕人民会对共和产生反感，也许会突然造反，这就会使共和陷入无法挽救的地步。克伦威尔对这些提议感到很恼火，喊道：“没有人敢反对！我告诉你们，我们要把戴着王冠的头颅割下来。”许多人不愿参与，便离开了，最后只有愿意接受的委员们到会，就开始安排审判的形式。约翰·库克是个有名望的法律顾问，奉命当检察长，带头撰写起诉书，并在审讯时支持控诉。他们很小心地讨论审讯时应派多少官兵值勤，应放多少路障以拦阻群众，使他们不能靠近法庭。最终定于1月20日指令国王出席威斯敏斯特大厅的法庭。1月17日，下议院议员们派一个委员会探视各宫殿各堡垒以及国王的所有行宫，把他所有物品列出准确的清单，从此以后这些都成为议会的财产了。 温泽行宫的镇守官怀科特上校告诉查理，再过几天将把他送回伦敦，查理答道：“上帝的智慧、权利和至善，都是无所不在的。”尽管他这样说，但这个消息还是给他带来巨大的不安。最近三个星期，他生活在极为罕见的安全感之中，很少听到关于议会的消息。有传言说，爱尔兰已答应迅速前来救他，他就自我安慰，说道：“英格兰在六个月内就可以恢复太平，不然的话，我将从爱尔兰、丹麦以及别的王国得到恢复我权力的手段。”但最近有一个情况让他很不安。他在温泽，一直享受宫廷的待遇及礼仪，突然有一天，从大本营送来一封信，所有的排场就全改变了。查理对此很难受，他为了避免这样的侮辱，只好独自一人待在屋里，吃饭的时候也只从菜单上挑选两三样菜。 1月19日，哈里森率领的骑兵队来到温泽行宫奉命带走国王。一部由六匹马拉着的大车在本堡的院子里等候，查理登上车，几小时后就回到伦敦，回到圣詹姆士宫。四周有卫兵防守，他的寝宫外有两个守兵，只有赫伯特一个人睡在他床边伺候他。 1月20日，快到中午时分，高等法院的人在绘画客厅开秘密会议，安排任务的最后细节。他们还没祈祷完，就有人来报告，国王已经到来。克伦威尔跑到窗口又马上掉转身来，精神奕奕地喊道：“各位主角，他来啦，他来啦！他见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问我们根据什么来审问他，我们现在要先决定该用什么话回答他。”过了一会儿，亨利·马丁说道：“以下议院议员和议会的联合名义，以英国全体善良人民的名义。”没有人反对，于是法庭全体法官很严肃地排好队依次向威斯敏斯特大厅走去，为首的是主席布雷德肖。有人拿剑和权杖做前导，前行的有十六个执戟的军官。主席坐在大红天鹅绒交椅上，下一层是议会的书记，他坐在一张桌旁，桌面铺上颜色鲜明的红布，上面放着宝剑与权杖。法庭的法官们分坐左右两排大红呢绒铺垫的座位，站在法官们两端的就是士兵。法官们坐下，大开院门，群众涌入。恢复肃静之后，宣读了下议院议员们特设法庭的授权法令，于是点名，有六十九个法官出庭，布雷德肖说道：“警卫官，带囚犯上堂。” 国王上堂，有一个上校和三十二个军官护卫着他。堂下预备好一把大红天鹅绒交椅。他向前走，严肃地、长时间地看着法官席，没有脱帽就坐在椅子上。他忽然又站起来，看看背后左边的卫兵、右边成群的旁观者，又看着法官们，随后坐下，全堂悄然无声。 布雷德肖立刻站起来，说道：“查理·斯图亚特，英格兰的国王，英格兰的下议院议员们在议会集会，鉴于国内血漫大地，你实在是罪魁祸首，因此议决成立这个特别法庭审判你，检察长就要宣读议会控告你的罪状。”检察长库克于是站起来宣读控诉书，把所有祸害归罪于国王，他的苛政，他发起的战争，要求他逐条答复，要求将他当作暴君、叛逆以及杀人凶手定罪。 宣读控诉书时，查理仍然坐着，很安静地四处看看，有时看法官们，有时看群众，带着好奇又满不在乎的神情。当听到检察长说“查理·斯图亚特是个暴君、叛逆、杀人凶手”时，也只是微笑，并未说话。 库克讲完后，布雷德肖对国王说道：“你已经听见控诉词，本法庭等待你的答话。”国王果然问出之前克伦威尔提到的那个问题。布雷德肖说道：“你若专心听取法庭刚才的话，你就明白是什么权威传你来的。法庭现在以国人的名义，要你答复，因为你是国人选出的王。”国王说：“先生，我不承认这一层。英格兰从来不是一个选举制的王国，国王是世袭的，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你得告诉我究竟是什么权威传我来的。我尊重下议院的权利，但必须还要有贵族，才能构成议会，贵族在哪里呢？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送国王到他的议会么？”布雷德肖说道：“先生，我们的权威是什么已经告诉你了，你以为这不够，但我们却认为足够了。我们的权威建立在上帝和王国的基础上。法庭已经听见你说的话，将来就按照他们的命令处理你。把犯人带走吧，法庭休庭，下星期一再开庭。” 法官们退庭，卫队带国王走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看到放在桌上那柄剑，便用手杖指着那把剑说道：“我并不怕这件东西。”他下楼时，有几个人喊道：“要秉公审判！要秉公审判！”更多的人却喊道：“上帝拯救国王陛下！上帝拯救国王陛下！” 星期一开庭，有六十二个法官出席，法庭下令不许喧哗，违者监禁。但当国王到达法庭时，群众仍然大喊欢迎。双方和上次一样，讨论权威问题，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布雷德肖终于说道：“任何人都不许辩驳本庭的审判权，他们是由国家和议会的下议院议员们授权坐在这里审讯的。你现在必须对议会作出说明。”国王仍不动声色地申诉审判权的问题，布雷德肖气急败坏，说道：“先生，我们给你明白说过，英格兰的下议院议员们行使这种审判权。警卫官，把犯人带下去！”查理忽然转向群众，说道：“请你们记住，英格兰国王正在遭受苦难。他们不许国王为人民的自由说出他的理由！”于是几乎全体群众大喊道：“上帝拯救国王！” 1月23日，第三次开庭，情景还是同之前一样，人民向国王表示同情，还变得日益热烈起来。盛怒的军官和士兵们虽然大喊“执行法律，杀头！”也无济于事，“上帝拯救国王”的呼声在四面八方回荡。甚至在军队里头，也有人喊这句话。当国王走出法庭时，一个卫队士兵高喊：“国王，上帝保佑你！”这期间，外国来了一些代表，采取了一些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并不十分可怕，但足以煽动国人的义愤。法兰西公使把英国王后的一封信交给下议院（1月3日），信内请求同意她和丈夫团聚，以便劝他顺从议员们的要求。王储也写信给费尔法克斯和军官会议，希望唤醒他们的忠君之心。苏格兰委员们仍以该王国名义正式反抗，反对近日的所有行动。荷兰很早就派来一个大使，为国王居间调停。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堂兄弟约翰·克伦威尔在荷兰当军官，已经到达伦敦，他一直在劝谏克伦威尔中将，几乎用威胁的语气责备他。一篇名为《君主的叹息》的文章，据说是查理自己撰写的，意在鼓动人民起来造反拯救他，文章被限令停止出版。总而言之，四周虽然没有发现重大障碍，但一直在酝酿新的动乱因素。共和派相信，只要问题一解决，那些因素必定会被消灭，但如果问题久不解决，就会越来越棘手，充满危机。 他们决定立刻解救自己以摆脱这种危险局面，于是中断一切辩论，决定只要国王来到法庭，就当庭宣判。他们在两天中，搜集了三十二个证人的供词，以便在必要时可以拿出查理失信的证据。25日，法庭快散会的时候，他们不经任何讨论就投票议决，判定国王暴君、叛逆、杀人凶犯、国家敌人的罪名。斯科特、马丁、哈里森、莱尔、赛伊、艾尔顿、洛夫等人奉命撰写判决书。当日只有四十六个法官到庭。26日，六十二个法官闭门聚会，稍微讨论之后，议定了判决书的形式，法庭暂时休庭，明日开庭宣布判决。27日中午，在绘画客厅讨论了两小时后，开始开庭。按照惯例，要点法官的名，点到费尔法克斯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他这个人很聪明，今天不会在这里的！”点名的人迟疑了一会儿，又继续往下点，在场的法官有六十七人。国王到庭时，一阵激烈的声音喊道：“执法吧！行刑吧！”士兵们很激动，他们的统领阿克斯特尔鼓励他们往下喊，群众则不声不响，惊恐万分。 国王坐下之前，要求讲一句话，布雷德肖说宣判之前可以给他说话的机会，国王就坐下来。布雷德肖说道：“诸位，你们都知道，在庭上的这个犯人曾被带上庭来好几次，因为以英格兰人民的名义控告他谋叛，以及其他重大罪行，要他答复。” 突然传来刚才那个女人的声音：“这是一句谎话，什么英格兰人民，连一半也没有，他们在哪里，他们的同意在哪里？克伦威尔是一个叛徒！” 庭上全体人员都吓了一跳，眼光全望向二楼，阿克斯特尔喊道：“打倒那个女……向他们开枪！”不久就查出说话的女人就是费尔法克斯夫人。 于是全场都骚动起来，杂在群众中的士兵费了很大力气才将混乱压制下来，秩序多少恢复之后，布雷德肖宣布，法庭对于判决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宣布之前答应听犯人的辩护，只要他不否认法官的审判权。 国王说道：“我请贵族代表们和下议院议员们改在绘画客厅里听我陈述一个提议，这个提议对王国的和平以及我的人民的自由的重要性，远胜过我自己的生命。” 全体法官和聚集于此的人无不深为感动，大家竭力想象，国王要求与上下两院会谈，究竟是什么用意？大多数人认为国王是打算让位于他的儿子。无论他在想些什么，法庭都十分困惑不解。那一派虽然得到胜利，但觉得他们所处的地位既不容错失时机，又不能重新冒险。况且在法官之中，已经多少露出一些犹豫不决的神色。布雷德肖因为要逃避这种风险，就坚持说国王的要求不过是耍花招，想以此免受法庭审判。他们为这个问题辩论了很长时间。法官之间忽然出现意料不到的动态，法官之一的唐斯上校忽然变得十分激动，站起来说道：“主席，我不满意这篇判决词，我有许多理由反对这个判决，我请求法庭暂时休庭，听取我的理由，然后进行讨论。”布雷德肖郑重地答道：“若有一个法官不满意，法庭就必须暂时停止。”他们于是立刻走入另外一间屋子里。 他们刚进屋子，克伦威尔就很粗暴地攻击上校，怪他不应该使法庭为难。唐斯很激动地为自己辩护，说国王的提议可能会令人满意。他们至少也应该听听国王有什么说的，至少要尊重公认的普通法则。克伦威尔听得很不耐烦，在他身边绕来绕去，不停打断他的话。哈维上校和一些其他人虽赞成唐斯的主张，但也没有用。有人催促他们赶快结束讨论，半小时后，法官们回到大堂。布雷德肖对国王说道，他们拒绝了他的提议。 查理好像遭受重大打击似的，他再度提出要求，却不像之前那样坚决。布雷德肖说道：“你若没有别的话说，我们就要宣布判决了。”国王说道：“先生，我没有别的话说了，但我要你们记录我说过的话。”布雷德肖没有回答，只告诉他快要宣读判决词了。在宣读之前，他又对国王讲了一篇很长的话，替议会的行为郑重辩解，把国王的过错全端出来，把内战的责任完全推到国王身上。布雷德肖所讲的话严厉、辛辣、严肃却又合乎基督教旨，不带侮辱意味，显然是源于一种深刻的信念，不过也含有一些报复的情绪。国王也像他一样严肃，从未打断他的话。布雷德肖一讲完，国王就试图说话，布雷德肖加以反对，命书记宣读判决书。读完之后，他说道：“现在所宣读的判决书就是整个法庭的法案、判决、审断和决议。”于是全体出庭的法官一齐起立，表示同意。国王忽然喊道：“先生，你肯听我说句话么？” 布雷德肖拒绝让国王说话，催促卫兵们赶快带他下堂。士兵们立刻把他从犯人席上带出来。当他下楼的时候，不得不忍受种种最粗鄙的侮辱，有人把点着的烟斗抛在他面前，有人将口里的烟喷在他脸上，人们在他身边喊道：“执法，杀头！”但仍混杂着另外的声音：“上帝拯救陛下！上帝救你脱离敌人的手掌。”轿夫们抬轿往白厅走，街道两旁有士兵排列，成群的人站在店铺前，每个门口、窗口都站满了人。大多数人都静默无声，也有哭泣的，还有大声为国王祈祷的。每隔几分钟，士兵们为了庆祝胜利就喊起“执法，执法，杀头！”但查理已恢复平静，他的傲气使他拒绝相信士兵们是真心恨他，所以当他从轿子里走出来的时候，说道：“可怜的人们，只要有人给他们钱，他们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的长官！” 查理一到达白厅，就要求见他最小的儿女，伊丽莎白公主和他的第三子格罗斯特公爵，这两个孩子一向由议会照顾；还有伦敦主教贾克森，国王曾得到这位主教的宗教帮助。这两项要求都被批准了。次日，主教前赴圣詹姆士宫（查理此时已被迁到此地），见到国王，就痛哭起来。查理说道：“不要哭，我的勋爵，我们没有时间哭泣，不如想想我们伟大的工作，准备去见伟大的上帝。不久我就要在上帝面前汇报我在人世的账了，我希望能以安宁的心做这件事，请你帮助我吧。”在这天余下的时间里，他只是和主教谈敬奉上帝的事。这期间，他的侄儿、里奇蒙公爵、哈特福德侯爵、南安普顿伯爵和林赛伯爵，以及其他旧仆人，都来看望他，但因时间有限，他没有接见他们。王储威尔士亲王的侍从西摩也从海牙带来王储的信，国王读完信后，将它扔在火里，把答话告诉来人后就立刻打发他走了。翌日破晓，主教回到圣詹姆士宫，早祷过后，国王拿出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已经破损的圣乔治和嘉德十字大勋章。他对贾克森说道：“你看呀！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权利把这两样东西交给我的两个孩子。”于是这两个孩子被带进屋来，十二岁的伊丽莎白公主一看见父亲就哭起来，八岁的格罗斯特公爵看到他姐姐哭了，也跟着哭起来。查理把他们抱在膝上，把珍宝分给两人，安慰他的女儿，教她怎样读书，以坚定自己反对天主教士的决心；吩咐她告诉她的兄弟们，说他已经赦免他的仇敌；叫她告诉母亲，他的心是永远和她在一起的，从新婚起直到最后一天。随即他转过脸来对小公爵说道：“孩子，他们就要杀我的头，也许要立你做国王。但你要牢记我的话，只要你的哥哥查尔斯和詹姆士还在，你一定不要做国王。他们若是捉到你的两个哥哥，一定会杀他们两个人的头，最后还要杀你的头！所以你千万不要让他们立你为王。”那个小孩子激动地说道：“我宁愿被他们撕作碎片，也不让他们立我做国王！”查理热烈地吻他，把他放下来，又吻他的女儿，为他们两人祝福，求上帝赐福他们。随即忽然站起来，对贾克森说道：“带他们出去吧。”孩子们放声痛哭，查理站在那里，头紧靠窗子，尽力忍住眼泪。房门一开，孩子们正要出去，查理又从窗子那边跑过来，再度把他们抱起来，又为他们祝福。他们紧紧拥抱着他，最终查理狠心挣脱开孩子，跪在地上，与主教和赫伯特一同祷告。只有这两个人亲眼看见查理如此惨痛的景象。 同一天早上，高等法院开会，指定在明日（1月30日）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之间行刑，但是必须在这个关系生死的命令上签字。很多委员不愿签字，甚至有几个投过定罪票的委员也远远躲开了。后来，克伦威尔和他的同伴们抓着很多人的手，逼他们签字。最终，有五十九个人签字，其中许多人的签名，也许是由于内心太震动，也许是有意如此，胡乱涂鸦，几乎辨认不出来。哈克上校、亨克斯上校和费尔中尉负责监督行刑。有两个荷兰大使——阿尔伯特·姚希姆和阿德里安·保，已经到伦敦五天了，他们想尽办法与费尔法克斯见面，希望能救国王一命，但仍然毫无结果。 1月30日早上，在熟睡四小时之后，查理起床了。他对服侍自己的赫伯特说道：“今天我有一件大事要做，必须马上起来。”他在梳妆台前坐下，赫伯特心情很不平静，因此在替国王梳发时，不像平日那样仔细。国王说道：“虽然我的头发不会披在两肩上太久了，但你得和往常一样，好好给我梳头。今天要把我打扮得越整洁越好，因为今天是我第二次婚礼的日子，我希望在天黑之前，同我神圣的耶稣结婚[　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将耶稣比作新郎，例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章，第1～13节，又见《新约·启示录》，第21章，第2节。 ]。”天破晓的时候主教到来，开始神圣的典礼。快到十点钟，哈克上校到来，他略带颤抖地说道：“先生，去白厅的时候到了，你到那里之后还有时间休息。”查理答道：“我立刻就走，你先出去。”哈克走出去。查理用了一点时间内心默默地祈祷，随即抓住主教的手，说道：“好吧，让我们走吧。赫伯特，你去开门，哈克又敲门了。”他走进大花园，又穿过大花园前往白厅。 那里已经排列好几营步兵，成双站立在他所走道路的两旁。一小队执戟的士兵从前面走过，旗帜飘扬，敲着军鼓。国王的右边是主教，左边是免冠的汤林森上校，他是卫队统领。查理被他的尊重所感动，请他等到最后那一分钟才离开。查理在路上谈论着自己的丧事，他神态安详，双目炯炯有神，步履坚实，走得甚至比队伍还快。到了白厅，他脚步轻轻地登上台阶，经过大廊，走入他的寝宫，只有他和主教在里面。主教准备行圣餐礼，国王跪下，从主教手上领受圣餐，随即愉快地站起来，说道：“现在，让那些匪徒们来吧，我已经真心赦宥了他们，我准备接受我将要遭到的一切苦难。”他不肯吃替他预备好的午餐，贾克森说道：“陛下久未进食，天气寒冷，也许到了台上会晕倒的。”国王于是吃了一片面包，饮了一杯葡萄酒。到了一点钟，哈克过来敲门，贾克森和赫伯特跪下，查理说道：“我的老朋友，起来吧。”就把手伸向主教；哈克又敲门，查理吩咐开门，他说道：“你先走，我跟着你走。”他穿过宴会厅向前走，两旁仍然立着双排士兵，有一大群男女冒着生命危险冲进来，站在卫队后，一动也不动。当国王走过时，他们为国王祈祷，士兵们也很安静，并不阻拦他们祈祷。在大厅的尽头，墙上开了一个口子，从这里一直出去就是断头台，用黑布遮盖着。两个人身着水手装，戴着面具，站在砍头的斧子旁边。国王从那个口子走出来，他的头挺得直直的，四处张望着，想对人民说一番话，但那片地方全是军人，无人能够走近。他转过脸来对着贾克森和汤林森说道：“现在只有你们能听见我说话，所以我要对你们说几句话。”他就进行了一篇很短的讲话，讲得严肃安详，而且很冷静。讲话的唯一主旨就是表明他的行动是正确的，人民不幸的真正原因就是藐视国王的权力，人民不该享受参政权，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恢复和平与自由。这个时候到处都寂然无声。他戴上一顶绸子小帽，对刽子手说道：“我的头发碍事么？”刽子手鞠着躬说道：“请陛下把头发塞在小帽里。”主教帮忙把他的头发塞时小帽里。查理对他的老仆说道：“我正从一个可腐朽的王位走向一个不会腐朽的王位，我到了那里就没有什么烦恼了！”他又掉过头来对刽子手说道：“我的头发放好了么？”他脱下王袍，取下乔治[　嘉德勋章上的颈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