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传奇人生》 前言 迎接光辉岁月——曼德拉 20世纪90年代南非传奇人物曼德拉总统为种族斗争入狱28年，1991年beyond乐队队长黄家驹从非洲归来，写了一首《光辉岁月》，向这位“全球总统”致敬。 1993年6月30日，黄家驹英年早逝。 2003年，南非驻华大使向功成身退的曼德拉推荐了beyond的这首歌，曼德拉找人翻译了黄家驹为他写的《光辉岁月》。当他明白歌词大意，静静地听了一遍之后，潸然泪下，久久沉默，这首歌曲让他重温了自己光辉的岁月。 钟声响起归家的讯号 在他生命里 仿佛带点唏嘘 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 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 年月把拥有变作失去 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 迎接光辉岁月 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自信可改变未来 问谁又能做到 …… 时光荏苒，日月穿梭，不知不觉20年已经过去，曼德拉也离开了我们，唯一不变的是他那光辉岁月和那首久经传唱的《光辉岁月》。 第一章 少年初成长 1918年7月18日，一个黑皮肤的小男孩出生了。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这个小男孩会成为享誉世界的人物。因为淘气，小男孩的父亲为他取名“豪利沙沙”，译成中文就是“调皮”“捣蛋”的意思。 1.异样的童年 一代伟人的诞生 每当看到“非洲”这个字眼，人们的脑海中便会浮现出贫穷、饥饿、落后等画面。事实上，这并不代表它的全貌。 青山环绕的一片狭长谷底中有一个黑人的村子，叫库努村。这个村子只有几百人，住在用泥和茅草建造的小房子里。这些房子的造型远远看上去像倒置的燕子窝，出口是一扇矮矮的门。 这个村子的前面有一条河流缓缓流过，它就是著名的姆巴谢河。这个小村子继承了非洲大部分部落的特点——原始、安静。 由于世界局势的影响，非洲的原始社会结构被打破。行走在村子里，不时能够看到赤足的男孩在玩耍；能够看到穿着西化的衣服、信奉基督教的人穿过。当时的非洲受白人殖民的统治，土地全部归白人政府所有，除了很少几个规模庞大的部落外，非洲人没有土地，每年只能以缴纳地租的方式租种殖民政府的土地。 当地人以玉米、高粱和豆角作为主要食物，一些富有的人能够偶尔“加餐”，吃一些咖啡和糖，但对于库努村的大部分人来说，这种“加餐”属于奢侈行为，根本消费不起。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库努村都看不到男人，这是因为男人需要外出谋生，去遥远的农场或者矿山干活。这些男人一年大约回来两次，主要是耕地，而播种和收割是属于女人的事情。 贫穷的生活使非洲的土著居民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除了部落酋长的家人之外，绝大部分是文盲。 就是在这样一个原始、落后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日后为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名字——曼德拉。 1918年，世界上发生了三件大事： 1.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2.南非暴发了严重流感，数百万人在流感中死亡； 3.黑皮肤的曼德拉出生。 1918年7月18日，曼德拉出生了。尽管整个欧洲都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尽管南非暴发流感导致人心惶惶，但库努村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却非常安静，只是偶尔传来几声婴儿的啼哭声。 曼德拉出生的家庭属于非洲部落中的高贵家族——泰姆布家族，他的父亲叫格达拉·亨利·曼德拉，是泰姆布家族的酋长，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南非军队与德国人作战。作为酋长，亨利·曼德拉还是当地行政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个委员会比较特殊，在当时种族歧视严重的情况下，他作为黑人成为其中一员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的委员会主要是由有色人种和白人共同组成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比勒陀利亚政府处理地方上的事务，如征收牲畜接种疫苗税和公共牧场税。 作为酋长，亨利·曼德拉有3个妻室，继承酋长位置的人通常来自大妻室，另外还有右妻室和左妻室，曼德拉是右妻室所生。他的母亲叫诺赛卡尼，是一个聪明、贤惠的女人。 非洲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家庭结构庞大，姑、叔、姨、舅的子女都被视为兄弟姐妹，没有亲疏远近之分，曼德拉的大家族也不例外。 在曼德拉的记忆中，库努村的生活虽然很清贫，但充满乐趣。作为酋长的家人，他们和库努村其他人一样，吃的一切都是自己生产的。女人们负责种植和收割玉米，收割之后，年纪稍大的孩子们负责用石头将米粒碾碎。一部分做面包，剩下来的晾干后存起来，作为储粮。家族中还饲养很多牛和羊，能够以牛奶和羊奶充饥。 生长在这种环境中，曼德拉从家族中学到了属于他们种族的文化和传统，了解了包括民族语言、习俗、友谊和做人等观念或“乌本图”（在非洲社会里指交情或伙伴之间的感情）。 小时候的曼德拉非常调皮，亨利·曼德拉给他取名为“豪利沙沙”，译成中文就是“调皮”“捣蛋”的意思。他所在的部落名字叫“马迪巴”，译成中文就是“和事佬”，后来这成了人们对曼德拉的尊称或爱称。 物质的贫乏在小时候的曼德拉看来并不重要，能够参与各种游戏就足够开心——追求快乐是孩子们的天性。 作为男孩子，曼德拉和他的伙伴们自创了很多游戏，游戏的规则也是他们自己制定的，尽管每一次都玩得灰头土脸，但并不介意。 部族之间的斗争 在库努村这个部落内部也发生过流血冲突。部族与部落之间发生的唯一对抗发生在科萨人与少数姆凡古人之间。在1820年到1840年期间，祖鲁人的部落逐渐强大，他们开始发动战争，用武力征服和统一所有部落，导致了很多流血冲突。 其他部落为了免于流血，纷纷迁移。姆凡古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躲避祖鲁部落而逃到东开普来的。 姆凡古人来到新的环境，既没有自己的土地，语言也不通，甚至与当地人无法正常沟通，只能以从事一些当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而生存。他们在白人的农场里或者商店里工作，这让当地的科萨人瞧不起他们。 然而，姆凡古人更接近现代工业文明，而且由于他们与欧洲人打交道，因此比其他非洲部落接受了更多教育，也更现代化。 在曼德拉儿时，姆凡古人已经在科萨族人的部落中站稳了脚跟，姆凡古人与科萨族人相互融合，尽管歧视现象依然存在。 由于接受西方的教育，他们中很多人当上了牧师、警察、教师和翻译，甚至还有人当了当地官员。这些人也是最先信奉基督的非洲人，房子建得很科学，用科学方法种植庄稼，于是姆凡古人逐渐变得富裕了。 姆凡古人这个部族“后来居上”，让原先的科萨族人很不爽，矛盾逐渐尖锐，直至发生冲突。断断续续的冲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规模都比较小。这种冲突主要是出于嫉妒心理，而非部落仇恨。 很快，在姆凡古人与科萨人达成谅解之后，冲突逐渐消失。可惜的是，这种调解并没有终止少数姆凡古人与科萨人之间的冲突，后来南非的白人政府为了转移矛盾，挑起了两部族人之间的矛盾，最后导致了严重暴力冲突，发生大规模的械斗。这是后话。 2.不安分的学生 曼德拉的入学 在当时，亨利·曼德拉算是比较开明的，他对姆凡古人没有偏见，也没有嫉妒之心，甚至还与几个姆凡古人交上了朋友，比较要好的要数乔治和姆贝凯拉。 这两人是虔诚的基督徒，都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乔治是一名退休教师，而姆贝凯拉则是一名警察。两人极力劝说亨利·曼德拉加入基督教，可亨利·曼德拉信仰的是本部落的神，经常会主持一些仪式，如种植仪式、收割仪式、葬礼等关于生老病死的仪式。 乔治和姆贝凯拉的劝说没有打动亨利·曼德拉，却使曼德拉的母亲成为一名基督徒。当然，乔治和姆贝凯拉对曼德拉的人生影响远远不止这些，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一个改变曼德拉一生的建议——上学。 当时的曼德拉非常调皮，和兄弟姐妹们玩游戏，他总是能够成为最后的赢家，他成为孩子们中唯一具有一呼百应能力的人。 偶然的一天，乔治注意到调皮的曼德拉，觉得他很聪明，很有潜力，便向曼德拉的母亲诺赛卡尼提议：“你的儿子特别聪明，他应该上学，学习更多的知识！” 在曼德拉的家族中，这算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壮举”，因为他们家还从来没有人上过学。诺赛卡尼无法做主，她将乔治的话转述给亨利·曼德拉听。尽管亨利·曼德拉没有上过学，但他对乔治充满了敬意，尤其觉得乔治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很有身份，因此立即决定让曼德拉上学。 年仅7岁的曼德拉觉得上学充满神秘感，在进入学校之前，他的父亲拿出一条自己的裤子，从膝盖处剪断，让曼德拉穿上它。 试想一下，一个7岁的孩子穿上大人的衣服是多么滑稽的一件事情。可曼德拉却感觉到很不一样，之前他和其他男孩子一样，整天只披着一条毯子，从肩膀上缠下来，系在腰间。如今，突然遮住了私密处，他很不适应。 学校只有一间房，类似西方教堂的建筑，位于山的另一侧。开学第一天，负责为曼德拉提供帮助的是姆丁根，她为每个入学的人都起了个英文名字，并告诉他们，以后在学校只能用这个名字。 当轮到曼德拉时，姆丁根为他取了个名字叫纳尔逊。当第一次被叫到纳尔逊时，曼德拉居然有点暗暗伤神，他觉得“豪利沙沙”这个名字离他远去了。 在学校中，曼德拉接受的教育是英国式的，在当时的社会体系中，英国的文化、思想和制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学校的教育中，从来没有非洲文化这个概念，甚至学生们的一些非洲习俗都被要求改掉。当然，这一切让曼德拉很不爽。 通过在学校的学习，纳尔逊（曼德拉）认识了另一个世界。他惊奇地发现历史中有太多不正常的现象，比如只承认有白人英雄，而黑人被描述成清一色的野蛮人和盗贼。更甚者，当提及科萨人与英国之间的战争时，将科萨人形容为“未开化的野蛮人”。 曼德拉从小就喜欢听故事，当然，这些故事多半是歌颂本部落的英雄。曼德拉心中的一些受人尊重的英雄，在教科书中成为十恶不赦的魔鬼，这让他很不开心。 在家里，从父亲的口中，他知道了更多发生在近代的历史，他的心中开始产生强烈的反抗意识。他知道几年前发生的两次惨案——布尔霍克惨案和邦德尔斯瓦特惨案。在这两个地方，先后有近300条鲜活的生命丧失，这两个地方成为他心中反抗意识的发源地。 父亲的突然离去 当时的南非属于列强的殖民地，为了便于管理，殖民者把黑人以部落为单位赶到黑人保留地。这些所谓的黑人保留地是明显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产物。黑人保留地的特点是地少人多，以农牧业为主，没有城市、矿产。为了更好地生存，男人们通常外出打工。 南非的矿产资源很丰富，但种族隔离制度让南非形成了贫富差距极大的局面，一面是拥有一切资源的白人城市，另一面则是贫穷落后、资源匮乏的黑人部落。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非呈现的社会大环境是民族压迫与种族隔离。从表面上看，这很像殖民者宣传的种族“独立”“自治”，而反对“独立”“自治”则成为日后黑人解放运动的目标。 殖民统治与当地的“独立”“自由”有着很深的矛盾。 黑人保留地上的酋长是一个受人尊重、德高望重的角色，但是在殖民统治下，这一角色被政府贬低，甚至为很多白人瞧不起。 在本部落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与殖民统治下身份卑微的落差，让很多酋长心生不满，曼德拉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有一天，亨利·曼德拉管辖下的一个百姓因丢失了一头牛而到当地政府告了他。政府的行政长官要求亨利·曼德拉立即去见他。作为酋长，当收到这封召见信的时候，亨利·曼德拉很不满，他作了如下回复：“我不去，我还准备工作。”在当时，这种违抗政府的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当行政长官收到亨利·曼德拉的回复时，立即指控亨利·曼德拉犯上作乱。尽管酋长在本部落有很大的权力，但殖民者的指控权力更大。很快，亨利·曼德拉被政府处理了，既夺走了他的财富，也夺走了他的官职。 亨利·曼德拉被剥夺了绝大多数牲畜和土地，也失去了它们带来的收入。从此，曼德拉的家族开始陷入困境。 更加不幸的事情很快就到来了，曼德拉的父亲染上严重的肺病，不久就离开了他们。家族的靠山不在了，生活更加窘迫。 1930年，亨利·曼德拉病入膏肓，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派人把自己的好友——班图人部落的酋长大卫·达林戴波请来，并将儿子托付给他。 亨利·曼德拉对大卫·达林戴波说：“豪利沙沙是我唯一的儿子，我将他送给你做仆人。我可以用他对姐姐和朋友们说的话对你说，他的目标是拯救我们的国家，我希望你能够按照这个目标把他培养成人，让他接受教育，他会以你为榜样的。” 大卫·达林戴波对这些请求作了保证。由此，12岁的曼德拉开始在大卫·达林戴波酋长的监护下生活。亨利·曼德拉死后，曼德拉就搬进了酋长的住地姆克凯兹韦尼。 大卫·达林戴波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将曼德拉送往学校继续接受教育。在那里，曼德拉学到更多的知识——很多从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他对南非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曼德拉详细地记录了这一切： 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国王及其大臣们的民主统治下过着和平的生活，自由地、自信地在国内各处行动，毫无障碍。那时，这个国家是我们的……我们拥有土地、森林和河流；我们开采地下的矿藏和这个美丽国土上的一切资源。我们设立并执掌自己的政府，我们管理自己的军队，我们组织自己的贸易和商业。 3.故事的熏陶 历史与现实 从历史课本中学到的知识，与从部落老人口中得到的信息的差距，让小小年纪的曼德拉一度陷入彷徨。两种完全冲突的观点，到底谁在说谎？ 从学校的教科书中，曼德拉发现，学校的教科书否认南非黑人是南非原始居民。而支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有两点： 1.17世纪中期之前，南非这片土地无人居住。 2.17世纪中期，白人与黑人同时到达南非，在共同开发南非的过程中，白人起着“关键”的作用。 对于这样一部被歪曲了的南非历史，南非的民族主义斗士毕克曾这样描述： 阅读这个国家的黑人历史是令人失望的。这几乎是一部长期连续失败的历史。科萨人是为了偷财富才进行战争的贼。布尔人从不向科萨人挑衅，只是为了给贼一个教训才进行讨伐……所有伟大国家的创造者们（如恰卡）是残忍的暴君，他们经常毫无道理地进攻小部落，为的是虐待他们。在历史上不仅没有客观解释，而且常常对历史事实采取骇人听闻的歪曲，那些无知的学生更是令人作呕。如果我们黑人在思想意识方面要互相帮助，我们就得重新编写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历史所产生的英雄们，他们是反对白人侵略者的核心……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征服者写一部没有偏见的关于我们的历史，那将是天真的。我们必须批驳起源于1652年（即范·里贝克登上开普的一年）的所有虚构宣传。 在这里，插入一点史料方面的知识。根据一些史书和口头传说的资料以及南非的文物古迹等，可以发现，在1652年最早的殖民者荷兰人开始入侵南非这块土地时，南非黑人的祖先已迁入南非并已定居至少1400年；当荷兰殖民者全球扩张时，在18世纪70年代扩张到南非的德兰士瓦省、奥兰治自由邦、纳塔尔省和开普省的加姆图斯河以东时，发现几乎全部地区都居住着班图人和科伊桑人。粗略估计，这些地区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具有社会政治组织的班图黑人和人数较少的科伊桑人，因而这些土地都属于南非的原始居民。 当然，此时的曼德拉还只是个孩子，他对这一切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毕克的境界。但他善于思考，他对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与自己从故事中所了解的故事，感到很困惑：“历史书上怎么没有我的祖先的名字？他们是偷牛贼吗？恰卡、丁干到底是什么人？” 其中，他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是：“为什么没有自己人民和酋长的历史？我的祖先对外来的入侵者没有反抗吗？” 每当他闪着大眼睛提出这些问题时，村里的长者都非常高兴，他们认为曼德拉与其他孩子不一样，他们便很认真地将自己从先辈那里得知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曼德拉，这些多半是科萨人英雄的历史。 从这些故事中，曼德拉总结出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有开拓者的勇敢，有酋长们的果断，有当政者的机智，有篡位者的狡猾。这时候的曼德拉总是聚精会神，担心漏掉任何一个片段。 科萨人的历史 根据当地的历史资料及一些文物古迹，科萨人有非常久远的历史。流散在各地的科萨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名叫科萨的领袖的子孙。科萨是生活在数百年前的一位勇敢的酋长，他是姆恩戈尼的儿子。 在几百年前，科萨人著名的首领根据时代来分，依次为姆恩戈尼、科萨、马兰刚、恩库西阿杜、茨哈威、西科摩、杜古和恩贡德。恩贡德有4个儿子，齐夫是长子。齐夫即位后，国泰民安，王国强盛。他的3个弟弟分别是格瓦利、赫雷克和姆旦格。 几兄弟之中，姆旦格能力最强。齐夫临死时，将国事托付给姆旦格，要他担任酋长保家卫国。齐夫当时已和帕罗的母亲结婚，尽管她已怀孕，但人们都没注意到。根据科萨人的习俗，如果一个男人死了而他的妻子尚未怀孕，村里的人应将他的妻子送回她父母家，因为她还年轻，不必穿上兽皮为死去的丈夫哭丧。这样，齐夫的妻子被送回娘家。 齐夫的妻子回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就把怀孕一事报告了姆旦格。姆旦格此时正为格瓦利和赫雷克的事情心生不满。他们两人比姆旦格年长，但嫉妒他的能力，事事都针对他。 姆旦格为人处世格外小心，当孩子出生后，姆旦格告诉族人，被送回娘家的齐夫的妻子生了一个女孩。女孩在部落中的地位非常低，格瓦利和赫雷克信以为真，没当一回事。 事实上，齐夫妻子生下的是一个男孩。他之所以隐瞒这一点，是因为担心忌恨的人可能会向孩子下毒手。然而，在当地有个习俗：每个人到16岁时，要举行成人礼。 在举行成人礼时，格瓦利发现这个“女孩子”根本不像女孩，“她”有着强壮的体魄，魁梧的身材，从外貌和体型上看，都是男孩子。 趁大伙不注意，他抽出腰间的短剑，将“她”的裤子挑掉，看了之后他吓了一跳，竟然是个男孩！根据部族的规矩，这个男扮女装的人是酋长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这时，格瓦利气急败坏，他不甘心失去酋长之位，决定发动战争杀掉对手。这样，科萨人内部的第一次战争就打起来了。 战争的结果是格瓦利失败被杀，帕罗成为新的酋长。后来，他与姆旦格发生了矛盾，双方之间的冲突引起了特兰斯凯境内科萨人的迁移。这样，科萨人内部真正发生了分裂。 此后，由于多妻制的存在，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首领，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这些新王国中，有一个王位继承者叫恩盖卡。当他的父亲去世时，他还是个孩子，王国托付给摄政王主政。摄政王的权力很大，对年幼的王子影响很大。 当恩盖卡长大成人后，摄政王贪婪权力，拒绝交权，这就导致了双方支持者之间的几次部落战争。这些战争迫使科萨族再次向西斯凯地方迁移。1778年之后，科萨人在大鱼河流域同欧洲人发生冲突。随后即是南非历史上著名的“卡佛尔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不仅使开普东部边界有所变动，并加速了科萨人从那里撤退；同时也使欧洲人的胃口愈来愈大，一步步蚕食南非黑人居住了几百年的土地。 从老人们代代相传的这些历史故事中，曼德拉逐渐认识到，白人不仅是自己民族的统治者，也是南非这块土地的入侵者。 曼德拉很不服气：“难道我们真的要一直任人鱼肉吗？难道我们不能反抗吗？” 黑人中的英雄 接下来的两个黑人的故事，再一次激励了曼德拉。这两个英雄是恰卡和丁干，老人们又讲起广为流传的黑人领袖恰卡和丁干的故事。 恰卡有着“非洲拿破仑”的称号。他生于1783年，此时正是白人逐步从开普向东扩张的时候。恰卡的父亲名叫森桑加科纳，为姆塞思瓦部落联盟中祖鲁部落的酋长，祖鲁人也是南非班图人的一支。当恰卡22岁时，加入了姆塞思瓦部落酋长丁吉斯瓦约的军队。 由于他作战勇敢，在他的父亲去世后，他成为新的领袖。经过几年的征战，恰卡扫平了周围地区，征服了所有的小部落，完成了统一祖鲁族的大业。这样，一个统一的、多部落的、独裁的和组织严密的军事国家在非洲的东南角诞生了。 恰卡是军事方面难得的奇才，除了出色的军事指挥和领导能力，在技战术方面才能突出，而且还改革了武器装备和战术，这使他的军队提高了战斗力。他的部队曾一度达到3万人。 在数十年的东征西战的过程中，恰卡的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祖鲁王国，100多个落族并入祖鲁王国，地域面积非常大，达200万平方公里，包括南非南部沿海地区和夸祖鲁、纳塔尔地区，人口约25万。 当然，征服者所造成的后果也非常可怕。恰卡的大军所到之处，白骨累累、哀鸿遍野。据估计约有200万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死者属于被征服部族。 另一个黑人英雄则是丁干，他是恰卡的兄弟，他于1828年发动宫廷政变夺得王位，担任祖鲁部落首领。 此时的非洲，殖民统治加剧，布尔人实行的是奴隶制度，为了维持自己的奴隶制度，保证自己的利益，实行大迁徙。 布尔人迁徙的目的地便是祖鲁王国的领地。1837年10月，布尔人首领雷提夫带领一支军队朝祖鲁王国进发，决定占领祖鲁王国的土地，建立自己的家园。 当时的祖鲁王国刚刚经历过内战，战斗力大大削弱。经过慎重考虑，丁干采取缓兵之计，以便争取时间恢复战斗力，组织有效抵抗。他向雷提夫提出，如布尔人能替他追回被偷走的牛群，他将考虑向布尔人提供居留地。 雷提夫远道而来，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便借坡下驴，答应这个条件。 1838年2月，雷提夫追回了部分牲口，随后即“带领70名壮士再次去见丁干”，胁迫丁干在割让乌姆齐姆武布河以南地区的文件上签字。 但此时，布尔军队已越过德拉肯斯山，侵占了图盖拉河和布须曼河之间的地区。 这时丁干决定先发制人，他借口检阅军队，把他的武士全部集合起来，趁机发动攻势。这样，雷提夫及其随从全部被抓获处死。随后，祖鲁军队将布尔人在纳塔尔建立的据点摧毁。 不久之后，另一批布尔人在首领比勒陀利乌斯的率领下赶来救援，经过激烈的战斗，双方都伤亡惨重。 在这次战斗中，祖鲁军约3000人战死，恩康姆河被鲜血染红，以后被称为“血河”，此役则被称为“血河之役”。此后，丁干向北撤退。1840年1月，他的兄弟姆潘达勾结布尔人，袭击丁干的部队。后来，丁干被抓住，被凌迟处死。 如今，南非黑人为纪念丁干这位反殖民主义的英雄，仍将12月26日称为“丁干日”。 喜欢思考的少年 恰卡与丁干是南非的英雄，至于科萨族人有没有自己的英雄，这是曼德拉急切想搞清楚的事情。 部落的老人告诉曼德拉，科萨人曾经反抗殖民入侵，发动过9次战斗，其中马卡纳和农夸希是科萨当之无愧的英雄。 殖民者为了消灭敌人，对科萨人采取离间政策，引起了科萨人的内部分裂。科萨人酋长恩德兰比为了团结一致抗击英国侵略者就与马卡纳联合。马卡纳是著名的“先知”，他宣称自己是上帝派来驱逐欧洲人的。他不仅会催眠术，同时左手拿标枪，因而也被称为“左撇子”。 1818年，马卡纳和恩德兰比组成联合部队，在东伦敦附近打败了英国人扶植的盖卡。盖卡向英国人求援，导致卡佛尔战争爆发。 英国殖民者借助先进的武器打败了科萨人，抢走了很多的财物。英国殖民军撤退后，恩德兰比与马卡纳重新集合部队，渡过大鱼河，于1819年向格雷厄姆斯敦进攻。 由于英国殖民军强劲，这次进攻失败了，英军乘势侵占了大鱼河和凯河之间的地区，大肆屠杀科萨人。为了结束这场大屠杀，马卡纳亲赴英军营地前去谈判。英国殖民者提出的条件是：流放马卡纳。为了使科萨人免于被屠杀，他答应了殖民者的要求，被流放到罗本岛。 尽管被流放到罗本岛，但马卡纳依旧坚持抵抗。1820年，他领导囚犯暴动，不幸淹死于海中。 马卡纳虽然死了，但他对科萨人的影响力还在。同时，科萨人的古老宗教也为“先知”的产生和“预言”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856年，一个名叫农夸希的科萨少女产生了一系列幻觉，说科萨人的祖先们向农夸希显灵了，他们会发动强大的力量赶走白人。到那时，粮仓丰盈、牛羊无数，所有科萨人都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农夸希强调，要发动强大的力量，必须在3个月内将所有的牲畜和粮食全部毁掉。 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办法，让殖民者兴奋而来，空手而回，进而认为这是一块贫瘠之地，以后不会再来。 这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数，结果可想而知：2.5万人饿死，10万人向东迁徙，离开了祖辈生长的地方，4万人迁到开普，成为殖民者种植园的农场工人。这一场灾难给科萨人的抵抗运动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从老人嘴里，曼德拉还听到很多在教会学校历史课中没有讲过的近年来的事件，特别是白人政权在布尔霍克的屠杀和对邦德尔斯瓦特族的轰炸，在他幼年的脑海里留下了痛苦的印记。 对于这些口述历史，曼德拉不能忘怀，在一次访谈中，他说： 长老们常讲述我们的祖先为保卫祖国而进行的战斗，还讲述那些英雄岁月里将军们和士兵们的英勇行为。祖鲁人中的丁干和班巴塔，科萨人中的欣查、马卡纳、恩德兰比，以及北方的塞库库尼等人，这些名字为人们提起，作为整个非洲民族的骄傲和光荣。从自己家族的遭遇、村庄变迁和民族兴衰的历史中，我想了很多很多，也懂了很多很多。我暗自下定决心，要改变现在的世界，将黑人从白人种族主义残酷统治下解放出来。 曼德拉的父亲死后，曼德拉就到姆克凯兹韦尼读书。丧父之痛以及与母亲和姐姐的离别之苦在曼德拉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然而，他勇敢地抬起头，面对新的生活。 第二章 开启人生新征途 让黑人和白人成为兄弟，南非才能繁荣发展。 ——纳尔逊·曼德拉 1.曼德拉的成人礼 姆克凯兹韦尼的新生活 父亲的突然离世让曼德拉离开家乡，开始另一种生活。幸运的是，尽管背井离乡，但他过得很开心，没有寄人篱下的滋味。 大卫·达林戴波是班图人，班图人有个很有趣的特点，他们一个大家庭生活在一起，住在一个克拉尔中，克拉尔是一个大家庭的住宅。家庭中的成员，丈夫、妻子和孩子统统住在里面。 从外观上看，克拉尔是一个圆形的茅屋，周围安有篱笆。内部构造中，圆形的茅屋又分为很多间，一间为寝室，一间为日常杂居室，其余的分别由妻子们居住，第一夫人的房间靠近牛栏。女人们各自有谷仓和田地，孩子们长大后男女各用一间房子。这种结构很有象征意义。 根据南非地区特有的文化，克拉尔有着很深远的意义，圆形结构象征着子宫，它既表示生老病死的人生观，又是家庭维系的纽带。克拉尔的大家庭由集体精神来支配。一天的伙食由妻子们集体准备，然后端到作为饭厅的第一夫人的小屋里。屋内男人们坐在左侧，女人们坐在右侧。饭菜循环传递，直到吃完。这不仅是全家人聚餐的地方，也是家人闲谈的场所。而且此时大人们有意识地向小孩子传授各种礼仪常规。 曼德拉到了姆克凯兹韦尼之后，在酋长家开始了新的生活。酋长大卫视曼德拉如己出，在生活、饮食方面，待他和自己的亲儿子以一个标准，甚至对他的管教也跟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恩威并施，严厉又慈爱。 酋长的儿子贾斯提斯比曼德拉年长几岁，他在克拉克伯里寄宿学校读书。两个人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很快就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一边读书，学习知识，一边学习传统的科萨人的战斗技巧。 酋长大卫的儿子们也很有趣，他们发现和他们年龄相仿的曼德拉严肃又认真，而且还经常给他们讲故事，像部落里的老人一样。因此，他们送给曼德拉一个非常有趣的称呼——“塔陀姆胡鲁”，意思是“祖父”，这不是戏谑，而是一种尊重。 当然，尽管曼德拉适应了姆克凯兹韦尼的生活，但他毕竟是个孩子，仍然不时想起和库努村的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和放牧的日子。有时，当夜幕降临，他会一个人安静地坐在草地上，回忆曾经的生活。 喧闹与安静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锻炼了他的心智，培养了他善于沟通、团结亲友、独立思考的好习惯。 在这种环境中，曼德拉慢慢长大了。很快，4年的时间过去了，曼德拉即将迎来16岁的成人礼。 科萨人的成人礼 在非洲的很多国家，判定少男少女是否成年不是根据其年龄大小，而是看其是否举行过成人礼。同样，作为科萨族的曼德拉，也要经过成人礼。 非洲地区，成人礼的仪式各不相同，多种多样，科萨族的成人礼是切割：男子必须割除阴茎的包皮；女子必须部分或全部割除阴核和小阴唇，甚至将阴道口部分缝合。 这种成人礼对人的生理健康的危害比较大，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呼吁取消，但这南非特有的民俗一直存在着。 在非洲等地，成人礼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仪式。在此之前，他们被看作未成年的孩子，可以尽情玩耍、打闹，而割礼这一天是他们生命的里程碑。 另外，由于举行成人礼需要摆设盛大的宴席，因此一般选择在收获季节举行。 曼德拉从小就对成人礼很憧憬，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他知道，从这一天起，他将迈入成年人的行列，开始享有成年人的尊严和权利，同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他能够参加部落会议和选举酋长，也是从这一天起，可以娶妻、生子。 南非科萨人的成人礼分为3个阶段：成人前的洗礼阶段，成人时的割礼阶段，成人后的康复阶段。 洗礼阶段又称为告别仪式，顾名思义，告别童年时代。根据科萨人的传统，参加成人礼的人会身披兽皮作为伪装，带上长矛和盾牌离开家，在外生活一段时间。 出行之前，部落的酋长会在参加成人礼者的脸上和身上涂满红赭石粉和白粉，他们自己也会带上装有发过酵的牛奶的牛皮袋以及各种辟邪物和草药，踏上去深山独自生活的旅途。 参加成人礼的小伙子们露宿野外，与各种野兽为伍，一路上自制各种防身的武器，吸吮灌木丛中蜂窝里的蜜。幸运的时候，能打到野兽，饱餐一顿；如果运气不好，则只能靠草根或树皮充饥。有时皮肤破了，就用路边的草药来使伤口愈合。如果碰上大河，他们就联合起来，扎木筏渡水。 这些小伙子之间主要以口哨或某种声音沟通，这样一旦失散在茂密灌木丛或树林中都可以互相联系。等时间一到，他们便回到本部落接受成人礼。 在行成人礼之时，会摆设盛大的宴席。仪式在清晨举行，前一天是持续一夜的宴会和舞会，整个部落的年轻人从各个村庄赶来参加这个传统的仪式，向孩提时代告别。 在前一天的宴会上，大家会尽情享用丰盛的宴席，以表达对行割礼青年的衷心祝福。随后是舞会。人们聚在酋长家宽大的克拉尔的中央，姑娘们靠着墙，男人们和青少年跳着雄壮活泼的舞蹈，速度飞快，节奏明晰，旋转快得令人目眩，整个氛围让人充满激情。 这种动人心魄的舞蹈持续一段时间后，舞蹈者开始聆听老人们的教诲，听他们讲述本部落的英雄，比如部落披荆斩棘的开拓者，比如保护部落的大人物。到午夜时，部落里又重新活跃起来，啤酒、烤肉、玉米粥以及更多的舞蹈和歌声。直至黎明将至，人们已经精疲力竭，这才休息。 而那些准备接受成人礼的年轻小伙子则会睡在特定的茅屋中，准备接受成人礼。 清晨的时候，就举行正式的成人礼仪式。祭司拿着一把锋利的长刀，在酋长的陪同下，缓慢严肃地走向茅屋。随后，他们到达了茅屋，祭司口里念念有词，弯腰逐一给青年们行割礼。割礼之后，会有鲜血洒在沙地上。祭司会把泥沙和鲜血在手掌上混合，然后涂在年轻人的脸上。祭司熟练地完成最后几个动作，将青年人安放在事先准备的床上。 至于割下来的包皮及阴核和小阴唇，会由它们的主人亲手埋葬，象征着告别自己的童年。 经过成人礼的年轻人开始休息，正式进入康复阶段。为防止感染，他们在伤口愈合之前是不许离开这间茅屋的。这是因为他们身上“不干净”，不能在女人面前露面。在夜晚，他们可以在夜幕的掩护下出来走走，但必须把脸涂白，以免过路人认出他们。 在曼德拉的记忆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他们完全康复了。从茅屋中走出来时，曼德拉觉得很骄傲，甚至走起路来也与以往不同：步子更大，步伐也更加有力。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憧憬着有一天能够拥有过人的财富、金钱和地位。 民主与法制萌芽 曼德拉参加完成人礼后正式走进成人的行列。和其他年轻人不同，他没有立即步入婚姻生活，而是选择继续深造。 他向滕布人地区的黑人最高学府克拉克伯里寄宿制师范学校递交了入学申请书。很幸运，他获得了批准，能进入这所学府读书。 克拉克伯里寄宿制师范学校既是一所中学，又是一所教师培训学校。进入克拉克伯里学校后，曼德拉开始了新的独立生活。这所学校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及众多清规戒律，这些都给刚刚步入成人行列的曼德拉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学校中，曼德拉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后来，他有机会去旁听酋长开会讨论各种事情。尽管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南非的一些政府已经剥夺了许多部落酋长的职权，将他们降为殖民机构中享受工资待遇的公务人员，但部落酋长在部落内部仍然是受人尊敬的领导者。 各个部落之间，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大会，与会人员是特兰斯凯地区各个部落的酋长，开会的地点在乌姆塔塔，大会一般要开两个星期。会议所决定的措施和法律对整个特兰斯凯地区都有约束力。每当开会，曼德拉总是聚精会神地旁听。 在开会的过程中，当他看到有的小部落的酋长毫不留情地批评大部落的酋长或民众对部落事务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时，他感到新奇和兴奋。更为难得的是，每个与会人员都能够畅所欲言，且不会有人打断，这是一种古朴的民主形式。当然，这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起码女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尽管存在缺陷，但曼德拉依然通过这种难得的经历看到了自己民族传统政治机制的运作，并领略了一种与教会学校的气氛全然不同的民主气氛。 在旁听的过程中，曼德拉发现了口才的重要性。他发现有些酋长啰里啰唆，说来说去说出了一大堆客套话，永远也抓不住问题的关键。相反，有些人则直截了当，语言简洁、紧凑，一下子就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这种会议形式，一直持续到达成某种一致性的意见或者建议为止。当然，这种一致性只是对无法达成一致建议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这也让曼德拉认识到，民主意味着任何人的意见都要尊重，某一个项目想要通过，必须全体通过。多数人的决策只是一个陌生的观念，少数人不能被多数人压制。 在会议的结束阶段，一些善于唱歌或者写赞美诗的人会表演节目，用赞美的语言评价目前的首领们。 2.遇到人生楷模 扣动心弦的演讲 曼德拉非常聪明且好学，仅仅用了2年时间便完成了3年的师范课程。从克拉克伯里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进入到希尔特顿学院继续深造。 希尔特顿学院的校长是英国著名的威灵顿公爵的后裔亚瑟·威灵顿博士。当时的曼德拉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异样，甚至有点喜欢这种氛围。 每次在集会时，威灵顿博士总是会用他那高亢、浑厚的声音发表演讲： 我是贵族、政治家和将军威灵顿公爵的后裔，他在滑铁卢击败了法国人拿破仑，从而拯救了欧洲的文明——同时，也拯救了世界，更拯救了你们这些土著…… 这种洗脑是非常彻底的。言下之意，英国人对这个世界有着很大的贡献，英国最先进的制度拯救了世界。英国人来到这片土地，是在传播文明，传播正义和强大，传授一切知识。 曼德拉在回忆时说：“我们被教育，同时亦相信最好的思想是英国人的思想，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最好的人是英国人。” 与威灵顿博士的观点持截然相反态度的人很快就出现在曼德拉的生活中，并令他一生难以忘记。 这个人出现于曼德拉在希尔特顿学院最后一年。那天，当时著名的科萨诗人克鲁恩访问了他们学校，学校的管理处宣布当日为假日，所有的师生集中在学生餐厅，准备听克鲁恩讲演。 曼德拉清楚地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 克鲁恩一身科萨人的传统服装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与威灵顿博士一起走进来。接下来，他以特有的方式身份，用通俗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整个演讲让曼德拉终生难忘，其中一句演讲词更是让他记忆深刻： 他说：“我们不能容许这些对我们文化漠不关心的外国人接管我们的国家。我预言，非洲社会的各种力量将取得一场反对侵略者的伟大胜利。” 威灵顿博士曾试图打断克鲁恩，可克鲁恩并不理会，他几次无视威灵顿博士的提醒，坚持将演讲完成。碍于博士的身份，威灵顿只好作罢。 这个在威灵顿博士面前毫无顾忌的演讲，彻底使曼德拉震惊了。 曼德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很难解释此场景对我们的影响。似乎整个宇宙被翻转过来了。白人的神圣偶像第一次被摧毁了。我第一次感到作为一名科萨人的光荣。” 茫茫乾坤 经过刻苦学习，曼德拉顺利通过了大学的入学考试。这让他的抚养人大卫·达林戴波非常兴奋。他破天荒地到当地最好的服装店为曼德拉做了一套西服。这个19岁的青年人穿上了人生第一套西服。 对一个黑皮肤的人来说，能够进入海尔堡大学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南非为数不多的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1938年，19岁的曼德拉进入海尔堡大学。 海尔堡大学位于开普省东部的阿莉斯村，始创于1916年。当时，东开普地区称得上是黑人政治的发源地，当地的几所大学——海尔堡大学、拉乌代尔学院和希尔唐学院，先后培养出来自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区的黑人民族运动的领袖，如伽巴乌、苏马尔、姆津巴、马基瓦纳等人。在后来的反对种族主义运动中，当时三位最重要的黑人领袖全部来自开普省。前文提到的著名人物毕克也是来自开普省。 曼德拉进入海尔堡大学前后，南非发生了很大的变故。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黑人关注自己的权利，殖民者开始逐步加强种族主义统治，由此导致的种族矛盾日益尖锐，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土地问题。 荷兰人登上南非这块土地时，为了“合法”掠夺黑人的土地，进行了种种尝试。19世纪后期的“淘金热”客观上促进了南非工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的发展，这导致了土地问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南非工业的发展，需要面积更大的土地，同样，非洲人为了生存，也需要土地。当时，为了阻止事态的发展，南非政府议会通过了一项《土著土地法》。这一法律使白人剥夺黑人土地所有权合法化，同时亦使保留地制度化。 在这项法律中规定，政府留出900万公顷的土地为保留地，归当地土著人使用。此外，土著农民还取得80多万公顷土地的耕种权，作为保留地以外的私有财产。然而，这些土地仅仅占了全国土地面积的8%，这让很多土著居民不满。 与此同时，法律还禁止土著人用购买、租赁等办法取得保留地以外的土地，不允许在欧洲人的地产上进行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没有多少土地的土著黑人只能当劳役。为了迫使土著人出卖劳动力，南非政府还对非洲人强征各种税收。这样，土著居民被强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轨道。 当时，保留地的人口密度非常高，甚至连政府的公开报告中，也出现“土著人迫切需要土地”“战争将会发生”等字眼。与此同时，小规模的围绕土地的流血冲突时有发生。 在这种局面下，南非当局不得不让步，对土地法律进行了调整，颁布了《土著信托土地法》。根据这一法律规定，政府要在5年内收买价值1000万英镑的土地，并将之作为土著居民的耕种地，以巩固保留地制度。 当然，当局并不会这么好心，该法还定了一些比较苛刻的条款，例如“擅自占地者是非法行为”，这会直接导致那些已经在这些地区定居的土著人无处栖身，当局通过这一手段，成功转移了矛盾。 同一年，黑人在政治上也全面遭到歧视。开普敦的全白人议会以高票通过取消黑人的选举人权利，这意味着剥夺了居住在开普省的非洲人的公民权。他们被列入另一个名册，只能对白人议会代表进行选举投票。而且，在开普省还开始实行通行证法。 这条法案的通过，引起非洲黑人的强烈愤慨，这又使白人政权进一步加强其恐怖统治。据南非联邦的犯罪统计，1937年对非洲人提出刑事诉讼的有60多万起，其中55万起都判了罪。 1937年9月，直接爆发了居民与警察的流血冲突。当局对韦雷尼京特定居住区进行搜查时，当地居民与警察发生冲突，结果3名警察被打死，7名非洲人身亡，居住区的居民大量遭到逮捕。 1938年11月，约翰内斯堡5000名矿工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竟然也遭到警察的镇压。也是在这一年，在约翰内斯堡建立了南非警察厅。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曼德拉来到海尔堡大学读书。 3.法律界的后起之秀 法律生心系政治 曼德拉在海尔堡大学选择专业时，首选法律。长久以来，当律师是他的梦想。但是，根据海尔堡大学的校规，要攻读法律必须先取得一个文学学士学位。这意味着需要多花2~3年的时间去学习文学，这也意味着要交一笔不菲的学杂费。 当曼德拉向他的抚养人大卫·达林戴波提起这笔费用时，大卫面露难色，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曼德拉，曼德拉也知道大卫难以支付这笔高昂的学费。 然而，曼德拉并没有放弃成为律师的梦想，他决心半工半读。长久以来，他对政治都非常感兴趣，目睹在南非肆虐的种族主义和在白人政权下艰难生存的黑人民众，他觉得必须争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对每个黑人是如此，对整个黑人民族更是如此。在他看来，律师可以为他未来的事业提供帮助。 在读大学时，除了上课之外，曼德拉到处去做兼职，主要是体力活。当时的海尔堡大学接纳黑人学生，因而南非各地有梦想的年轻人都聚集在此，政治气氛极为浓厚。 在与这些同学的相处过程中，曼德拉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很快就参加了学生运动。不久，他成为大学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直接参与组织、管理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很多兴趣相同的学生，如奥利弗·坦博，在后来漫长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他俩成为生死之交。 奥利弗比曼德拉年长1岁，是一个黑人土著的儿子，来自特兰凯斯。巧合的是，他也是科萨人。同是科萨人，让他们彼此觉得特别亲切。 身为土著黑人的儿子，奥利弗曾经在一所地方教会接受教育，毕业后成为约翰内斯堡圣彼得学校的高才生，后来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大学考试，并幸运地得到了特兰斯凯部族议事会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帮助他去海尔堡大学深造。只不过，他攻读的是理科学位。 奥利弗与曼德拉的兴趣不同，他专心攻读科学并非想当科学家，而是想从医。他出身贫寒，生了病之后无钱医治，只能寄希望于一些巫婆或者巫师。传说这些人可以掌握天气、呼风唤雨以及运用一些神秘的药方给人治病。这让他着迷，他从小就想解开这些谜。这就是他攻读理科学士学位的原因。 然而，奥利弗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难以适应学校的清规戒律。很快，他就因为参与和组织了学生罢课而被校方开除。 曼德拉被停课 曼德拉每天要做很多工作，以满足在学校里的花销。再加上繁重的课程，他觉得学业既紧张又枯燥，幸运的是，他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周末的时候，他经常和这些同学聚在一起，或郊游，或野餐。 在曼德拉的回忆录中，还记录着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说这是他枯燥的大学经历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 在回忆录中，曼德拉这样写道： 一天晚上，我和一群朋友决定到学校附近一个村子里的黑人舞厅去练一练新学的舞步。这件事（我们）商量了很久才下定决心的，因为这所舞厅的主要光顾者是黑人社会的“精英”，如大学老师和其他社会地位较高的黑人，而我们仅仅是学生，求取知识的学生，我们担心会被嘲笑。然而，在兴趣的鼓励下，我们决定走进去。 忐忑不安地进入舞厅后，我注意到马修斯等几位教授在场。但我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一名端庄秀丽的女子吸引住了。在我眼中，她是那么迷人。我决定走过去和她攀谈。 我挺直了腰，整理了一下西服，走过去很有礼貌地邀请那名漂亮女士跳舞。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她居然答应了我，没有任何一丁点不情愿的意思。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欢快的旋律、轻盈的舞步、醉人的情调，这些很快就把我那颗年轻的心撩拨得异想天开。 我觉得应该询问她的姓名，我抿了抿嘴巴，努力挤出几个字：“请问您贵姓？” 她看了看我的脸，微微一笑，轻轻地吐出几个字：“鲍克韦太太。” “我的天哪！”我的脑袋一下炸开了。 鲍克韦博士是当时学校里颇受尊敬的一位青年学者，我竟然像个浑球一样，有眼不识泰山。恰好这个时候，舞曲结束了，我狼狈地逃离了舞场，随后好几天上课都提心吊胆，忐忑不安。 在海尔堡大学中，曼德拉还认识了一位好友——凯泽·马坦齐马。凯泽比曼德拉大3岁，但他对曼德拉很钦佩，认为曼德拉将来会大有作为。 在曼德拉入狱的时候，他曾积极营救。他评价曼德拉：“不管曼德拉说什么，他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值得一听的。” 虽然他们俩年轻时是好朋友，同是科萨人，同是海尔堡大学的高才生，历史也将他们俩都送上了政治舞台，但他们俩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曼德拉选择的是对抗，而凯泽选择的则是妥协。 1942年，凯泽幸运地成为特兰凯斯的议员，步入政坛。几年后，他辞去议员职位，专心攻读法律，并成功通过律师考试。1955年，他再次通过关系，成为特兰斯凯议员并于1958年成为滕布族大酋长。由此，他的人生进入新的篇章，也开始了与曼德拉截然不同的人生——此时的曼德拉还在南非当局的黑名单之上。尽管凯泽在早年曾参加过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受到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洗礼”，但他后期却变节了。196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南非当局取缔后，他转而支持南非当局的“取缔”政策。在1963年特兰斯凯举行的立法会议选举中，他领导的民族独立党获胜。他因此很快就出任立法会议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1976年特兰斯凯宣布“独立”后（事实上，这是一出闹剧），他出任总理一职。1979年当选为特兰斯凯总统。 此时的曼德拉，正在为自己非凡的人生添砖加瓦。 入学2年后，曼德拉与校方领导层发生了严重冲突。曼德拉在当选为学生代表委员会成员后，积极组织各项活动，其中有些活动与校方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但曼德拉身为委员会成员，必须挺身而出，亲自出面与校方交涉。 其中一件事是学校的生活条件，特别是伙食、卫生条件非常差，经常引起学生的抗议。 校方为了控制事态的发展，极力削减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这引起更大规模的抗议。学生代表委员会经过协商，一致同意支持学生的行动。 曼德拉非常积极，不仅参与了这次行动，且自始至终坚持站在学生一边，代表学生的利益。很不幸，他成为校方的头号敌人，被校方蛮横地暂停学业。 逃婚的年轻人 被学校暂停学业，曼德拉只好卷起铺盖回家，面对抚养人大卫·达林戴波疑惑的眼神，曼德拉极力为自己辩解。当大卫听到他竟然以学生身份同学校领导人对抗时，非常生气。 作为部落的酋长，大卫的潜意识中有很强的阶级观念——仆人永远不能对主人不敬。他要求曼德拉回学校，诚恳地向校方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但是，已经成年的曼德拉已不再像小孩子一样，他有了自己鲜明的立场。他拒绝到学校去认错。他的理由是：（与校方对抗）仅仅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且他代表的是学生利益，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曼德拉是个很孝顺的人，他知道大卫为他付出的努力和苦心，但他不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的立场。大卫作为酋长，最擅长的是与人沟通，在他的软硬兼施下，曼德拉还是点头妥协了。 强扭的瓜不甜，这是曼德拉向校方管理层道歉时最好的解说词。 校方认为曼德拉的道歉态度不端正，没有接受他的道歉，依旧坚持了对他暂停学业的惩罚。事实上，只是校方还没有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无奈之下，曼德拉只好回到了姆克凯兹韦尼。 他的抚养人大卫经过考虑，决定让曼德拉成家。大卫认为曼德拉之所以会被学校暂停学业，是因为他没有责任概念，没有家的概念。一旦他成了亲，生了娃，就会安分多了。 很快，大卫提出让曼德拉成亲。 曼德拉回答：“这怎么行？我还在读书呀！” 曼德拉有自己的想法，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还不准备结婚，最起码在经济独立以前是不会考虑这一问题的。 可大卫却蛮横地拒绝了，他说：“你不用说了！我答应过你父亲，要好好照顾你，不能食言，现在和你同龄的人都已经结婚了，除了你之外。我已经帮你找好了一个女人，彩礼已经送去了。我们选一个吉利的日子就把这事办了。” 曼德拉知道，大卫这么做用心良苦，是想好好照顾他。只是，这种粗暴的处理方式让曼德拉难以接受，他认为大卫根本不懂民主，只是一味地以自己的标准给曼德拉安排人生。 为了逃避这种传统的婚姻安排，曼德拉决定逃跑。颇为幽默的是，贾斯提斯愿意跟着他一起逃往约翰内斯堡。 其实，贾斯提斯只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而已。 为了顺利逃跑，他们筹划了很久。首先是逃跑的路费，其次是逃跑的时机。 为筹集路费，两个人偷偷地将两头牛卖给了牛贩子。大卫有很多头牛，很少去查数，少一头两头是不会被发觉的。 路费筹够之后，他们开始寻找时机。很快，机会到来了——大卫要前往参加特兰斯凯议会，他们决定马上逃走。 大卫前脚刚走，他们就直奔火车站。只是，他们购买车票时，被售票员拒绝了。原来，大卫担心曼德拉会逃跑，很早就和售票员商量好，不卖给他们车票，断了他们的逃跑之路。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临时叫了一辆车，将他们带到下一个车站。当他们好不容易买了票后，才发现火车只开到昆士兰。 这个时候，又一道难题摆在他们面前。 法律知识的用处 这道难题就是黑人的通行证。 从1910年开始，殖民者为了更好地控制土著黑人，制定了36个种族歧视的法律，其中最令人痛恨的就是通行证法，这项法律控制着南非黑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 根据这项法律的规定，黑人必须有通行证才能工作、旅行以及在宵禁之后外出活动。这个通行证可以由任何机构签发，但签发者一定要是白人，甚至连孩子都可以。遇到检查时，如果拿不出通行证，则要被罚款，严重的甚至要坐牢。一些土著出身的牧师、律师或者医生以及其他一些黑人中产阶级也只能得到部分豁免，而且必须携带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 这个通行证让曼德拉很愤怒，他们缺乏作为一个黑人所必需的旅行文件。他们想到附近的昆士兰有他们的亲戚，只好步行到这个亲戚家暂时住下来，然后再想方设法搞到通行证。 巧合的是，半路上他们碰上了大卫的兄弟，也就是他们的叔叔——姆蓬多姆比尼酋长，他最喜欢贾斯提斯和曼德拉。 曼德拉编了一个理由提出这要求后，姆蓬多姆比尼爽快地答应帮助他们。 姆蓬多姆比尼原在土著事务部当翻译，和地方行政官很熟。他将两个年轻人带到办公处，向地方行政官解释了一番，一切都很顺利，通行证顺利到手。 在两人准备离开时，负责给他们办理通行证的行政长官突然说道：“对了，我还是给特兰斯凯的行政官打一个电话吧，应该知会他一声，你们是属于他负责呢。” 真是祸不单行，当电话铃在特兰斯凯行政官的办公室响起来时，大卫正在那里拜访，一切都败露了。 大卫非常生气，要求将他们逮捕起来，立即押送回来。 行政官认为受到了侮辱，他很生气，要立即将他们逮捕。 曼德拉站起来，用他在学校学到的一点法律知识为自己辩解。 他说：“不错，我们确实撒了谎，欺骗了你。但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法令。你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酋长的建议就随意逮捕我们。” 行政官一时间傻了眼，他没有料到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居然懂得相关的法律知识，他只好点点头，让他们离开，但不准他们再踏进这个办公室。 姆蓬多姆比尼酋长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也很不高兴，他气呼呼地离开了，不再帮他们。 天无绝人之路！最后，在贾斯提斯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搭乘了一名白人老太太的车，条件是支付15英镑的车费。 在当时，15英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比火车票还要贵，但没有办法，为了逃走他们只能付出代价。 还好，尽管没有通行证，可他们在白人的车上，半路上很少有人拦车盘问，少了很多麻烦。就这样，两名涉世未深的黑人青年来到大都市——约翰内斯堡。 通过这件事，曼德拉认识到法律知识的重要性，它不仅能够保护自己，还能够帮助别人。 种族歧视 当非洲的其他地区还是一团乱麻的时候，南非却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南非拥有非洲大陆难得的自治权，凭借着欧洲的资本、技术和武器，少数白人统治者经过努力，积累了很大的权力，他们控制着这国家的一切。 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御民之术越来越强大，一种被曼德拉称为“无形的枷锁”的体系已经系统化地建成了，这就是为了征服广大黑人而精心构造的行政和经济统治的体系。 1948年，这种精心构造的体系被写入法律，构成一种法制体系：种族隔离政策。 当不义被写进法律，正义则不复存在。 在大选中，阿非利卡人以微弱的优势取得执政党的地位，随后便大张旗鼓地施行这一政策。他们打着反对“红色威胁”的西方基督文化的堡垒，声称自己是上帝派来造福人民的，并反对自由、平等、正义等思想。 在这种局面下，一个神秘的社团宣扬与政府的宗旨相一致，取信于政府，并慢慢渗透进来。兄弟会不仅渗入了政府，还控制了荷兰新教和军队、警察局等国家的重要机关。 短短几年的时间，他们不顾人们的强烈反对，废除大量法定条款，压制一切反对派的声音。 兄弟会是南非的秘密团体，由一群年龄在25岁以上、操阿非利卡语言的男性白人新教徒组成。 据资料记载，兄弟会组织成立于1918年，它的宗旨在于消除阿非利卡人在南非战争中被英国人击败而遭受的耻辱。面对南非英国人的粗暴对待和二等公民的境遇，阿非利卡人期望通过阿非利卡人兄弟会弘扬阿非利卡人的文化和传统——成为南非本土的统治者。 兄弟会最为厉害的武器是信息网络，这成为它获取政权的手段。尽管它的政治影响随处可见，但其仪式和成员不对外公开，只有受到邀请才能参加。 第三章 大都市寻梦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 ——纳尔逊·曼德拉 1.黄金帝国下的丑陋 海阔天空的下一站 1941年，黑皮肤的曼德拉第一次出现在约翰内斯堡的街头，在人头攒动的大街上，他完全惊呆了：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各种肤色的人群川流不息，形成一幅独特的画面。 约翰内斯堡被称为南非的“小美国”，是南非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出现在这里，是曼德拉命运的转折点，如果说以前在部落中，他是受人尊敬的黑人贵族，那在约翰内斯堡，他则完全属于最底层的黑人，遭受很多白人的白眼。 以前在特兰斯凯，那里是黑人保留地，曼德拉的父亲是部落的酋长，后来迁移到姆克凯兹韦尼，他的养父同样是部落的酋长。出身贵族的曼德拉总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部落中的土著黑人对他的态度是非常谦卑和恭敬的。 如今这里是约翰内斯堡，属于白人经济统治的中心，黑人的地位非常低下，种族歧视的现象处处可见。在白人看来，土著黑人部落的酋长只是他们用来管理众多土著人的工人，仅此而已。至于所谓的尊重，是更为低下的黑人给的。 在约翰内斯堡，曼德拉感受到的，除了严重的种族歧视之外，就是孤单的生活。以前是部落群居生活，大家居住在一起，彼此之间相互照应，无拘无束。如今是城市生活，住宅区破破烂烂，肮脏拥挤，邻里之间也互不相识，没有任何往来。 曾经的农村生活热闹非凡，如今的城市生活冷冷清清，让曼德拉感觉到很不舒服，很不适应。 在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和一个朋友联系上，这个朋友带着人生地不熟的曼德拉到处转悠。 一路上，他朋友非常热情地给曼德拉介绍各处的景点：看，这是考洛西姆戏院，能够同时容纳2300人，内部设施非常豪华；瞧，这是拉佛戴街，街上商店林立，商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看，这里是米特罗电影院…… 在这名朋友眼中，曾经颇受人尊重的曼德拉，此时完全变成了一个乡巴佬，他不禁流露出傲慢的神态。 然而，当看到一些“仅限白人出入”的招牌时，他朋友便情不自禁地骂起来。曼德拉明白，严重的种族歧视政策让任何黑人都失去了最后的尊严，哪怕是约翰内斯堡原来的主人。 曼德拉感受了约翰内斯堡的新鲜过后，开始认真考虑生存下去的问题——他需要一份工作。他拿出一个地址，在来约翰内斯堡之前，有个从乌姆塔塔来的朋友给了他一个地址，让曼德拉到达约翰内斯堡之后联系他。 根据地址，曼德拉先是坐了一段时间乡村汽车，之后又转乘了火车。在火车上，他又遇到了事情。 购买火车票的时候，阴差阳错之下他购买了一张专属于白人乘坐的车厢的座位。当他走进车厢的时候，发现车头上标有“非欧洲人不能乘坐”的字眼，他很生气，没有理会，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 刚坐下没多久，就有两个乘警出现在座位旁，声称他没有资格坐在这里，要求他走出去。曼德拉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最终还是被架出那个车厢。 火车经过纳塔尔和德兰士瓦的草原高地，最后到达了一座盛产黄金的城市艾格利。 艾格利是个环境非常复杂的城市，聚集了各色各样的人，有身价不菲的淘金老板，也有小富即安的中层工作人员，当然，多数是身无分文的黑人矿工。 整个市区中心，居住的都是白人，而郊区除了白人居住的地方之外，其他地方到处堆满了红黄色的矿物垃圾。大量的黑人矿工被限制在数量众多的城郊黑人居住区和贫民区中生活。这里的人口数量众多，环境极差，骚乱事件时有发生，家庭生活很不稳定，而且犯罪活动愈演愈烈。 这些黑人矿工被剥夺了财产和生存权。这就是在种族歧视政策下生活的现实。曼德拉的政治教育已经开始。 在艾格利，他找到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在皇家矿业公司当监督员，工作清闲。当曼德拉找到他时，他发现曼德拉比以前更魁梧，便给曼德拉安排了一份工作。 他告诉曼德拉，矿上正好缺少一个矿工警察，让曼德拉先做着，如果以后表现好，还可能升为办事员。 曼德拉点头同意了。一天后，曼德拉全副武装出现在矿区，他脖子上挂着一个哨子，手中拎着一根圆头棍，守卫着通往黑人矿工居住区的大门。 工作时，曼德拉站在通往黑人矿工住宅区的大门旁，看着那些拖着沉重步伐、完成了一天辛苦工作的黑人矿工慢慢走回“家”，他想了很多很多。 黄金帝国下的贫穷 1993年，曼德拉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了如下演讲： 在此我们一起追忆两位伟大的南非人，已故的领袖艾伯特·卢图利和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他们因为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和平斗争而被授予和平奖。 也许我们还应该再提到另外一个名字，他是我们的先驱中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已故的马丁·路德·金牧师。正如南非人民一样，他也曾面临着同样的严峻问题，他努力寻求正义的解决方式，并为此献出了生命。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人类面临的挑战：战争与和平，暴力与非暴力，种族主义与人的尊严，压迫、镇压与自由、人权，贫穷与安康。 今天我们站在这儿，是代表千百万敢于站起来反抗一种社会制度的人民，这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战争、暴力、种族主义、压迫及全体人民的贫困。 今天我还代表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及一些政府和组织，他们加入我们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他们不是反对作为国家的南非或南非人民，而是控诉一种非人道的制度，要求这种反人类的种族隔离罪行尽快灭亡。 这些人，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有着反对暴政与不公，而非出于一己私利的高贵精神。他们认识到，对一个人的伤害即是对所有人的伤害，他们因此组织起来，共同行动，去捍卫正义与人的基本尊严。 正是由于多年来这些人英勇不懈的努力，我们今天才可能去畅想，有朝一日，全人类将在一起庆祝本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一个胜利。 当那一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们将欢聚一堂，共同庆祝战胜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少数白人统治的胜利。 这个胜利终将结束这段始自葡萄牙帝国、长达500年的非洲殖民史…… 约翰内斯堡之所以成为被殖民地区是因为它有丰富的黄金和金刚石，这一段历史与罗德斯这个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罗德斯，英国人，人称“帝国主义分子”，这一称谓对罗德斯来说，是最合适的。他是盎格鲁撒克逊族人，这个民族内部一直宣传极端法西斯种族灭绝论，他深信自己的种族有统治世界的天职，并一直幻想着建立包括非洲、亚洲、欧洲及美洲在内的大英帝国。 罗德斯是个聪明人，经过在金融市场和采矿业一系列的商业搏击，他从一个并不出名的乡村牧师的儿子一跃成为世界上最有钱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最后成了开普殖民地总理和英国南非公司的董事长。 他将建立大英帝国的第一个目标定在非洲，目的是建立一块连接地中海和好望角的英国殖民地，修建一条从开罗到开普敦的铁路和相应的电报网，为实现他的终极目标打下基础。 他的野心并没有成功，在策动推翻克鲁格总统的政变时失败了，这个计划最终流产。然而，借助雄厚的财力支持，他所建立的剥削黑人矿工的制度却在约翰内斯堡延续下来。 开采金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经过不断走访、向南非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行贿，罗德斯建立了一个结构严密、颇有成效的招募金矿工人的劳工网络，覆盖非洲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并保证使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为他创造财富。 这就出现了前文中提到的，土著部落中的黑人们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打工，谋求生存。 从1936年以来，南非的这些矿场每年会雇用超过30万的非洲人。招工的代理人通过传统渠道，从政府当局到部落酋长把受雇名额层层分配下去。契约一般要求非洲雇工在矿山工作6到18个月。受雇者在契约上画押后，就离开家乡到矿上做工。 劳工背后的秘密 曼德拉从别人的口中得知这些事情之后，有一件事让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频繁地更换这些矿工，不让他们多在矿山上工作几年呢？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说，这样做不仅降低了招工的成本，还节省了培训工人的费用，能够提高收益。 这些实力雄厚的老板非常奸诈、狡猾，曼德拉的疑问他们又何尝没有考虑过？ 原来，这里面大有文章。 曼德拉所看到的，只是矿工们的住房条件，而工作条件更加艰苦。工作时，这些矿工要躺在深达2.5公里的狭窄坑道工作面上一铲一铲地挖掘，里面的空气污浊程度难以想象。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那里35摄氏度以上的温度。 这种工作环境对人的身体损耗非常大，矿工的身体会越来越衰弱。为了最大程度地榨取这些矿工，老板们便一年更换一批矿工。即便有矿工想多工作一年，也不会被允许，这些大老板可不愿意有矿工因为身体衰弱死在工作岗位上，那样需要赔偿一笔不菲的金钱。 曼德拉没有进入过矿井，下面的工作条件如何艰苦，他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认真地观察过黑人矿工恶劣的住宅条件。 矿工的住宅区是用双层铁丝网围住的集中营，矿工在整个受雇期间不准私自走出营地。他们只能从营地走到矿场，再从矿场走回营地，矿场与营地间有带顶的通路相连。 营棚里只是一间低矮的房子，没有窗户，房顶是一层密网。为了防止矿工之间相互传递东西，只许他们隔着两层栅栏同亲属谈话。非洲矿工的工作没有专业技能，理由当然是他们的肤色，在这一点上各矿业公司的政策是一致的。 恶劣的条件，招致了很多批评。曾经有记者批评矿场对待工人的这种苛刻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面对批评，矿场的发言人大言不惭地说：把技术工作分配给欧洲人、非技术工作分配给土著人是各个矿工劳动组织的惯例，任何人企图扩大向合格的土著人开放的工作种类，都会遭到欧洲籍雇员及其工会的强烈反对。此外，法律和习惯都禁止土著雇员担任技术工作。 从表面上看，非洲土著黑人不懂技术，原因是比较“蠢”，“没有能力和智商从事技术工作”。 经过曼德拉的了解，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矿场里，白人监工们往往要到7点以后才来，而非洲工人在凌晨3点半左右就下井了。在这4个小时内，黑人矿工划出爆破区，安装炸药和进行爆破，其工作效率与白人监工在场时一样。 然而，根据南非政府的劳工法规定，这类工作被认为是黑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所以，黑人矿工所从事的这些技术活得不到承认，因此也就得不到应有的报酬。 关于矿场工人的工资待遇，黑人学者威·艾顿曾作过统计：1911年，非洲工人的年平均收入为97美元，而白人雇员为941美元；到1941年，非洲人的年平均收入为111美元，而白人已涨到1472美元。 由于劳动繁重以及住宅区环境恶劣，当契约时间到期时，劳工们的身体基本被掏空了，他们的劳动力也损耗殆尽。 回忆这一切时，曼德拉这样说： 站岗时，我又遇到了“矿工列车”，这一次是从约翰内斯堡运送可怜的“货物”——在矿坑里做工期满的非洲人。其中有些人已经累得受了内伤，有些人得了咳嗽病，有些人已显出肺结核的初期症状。他们全都虚弱不堪，全都成了“废物”。许多人从窗口探出身子贪婪地接受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的积蓄很少，不久就会因纳税和缴付各种苛捐而用光。可怜的人们，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2.人生目标与婚姻 西苏鲁的出现 如果不是这件事的发生，曼德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主动离开这儿。 曼德拉在矿上的时间并不长，养父大卫就派人根据线索找到他，目的很明确，让曼德拉回家。曼德拉有自己的思想和目标，他只好再次逃跑。这一次逃跑，他来到了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距离约翰内斯堡有15公里，是一个不大的市镇。和大都市约翰内斯堡比起来，亚历山大在某些方面比较开明，比如它允许黑皮肤的非洲人购置地产。 这条政策促进了这个市镇的发展，很多家境殷实的非洲黑人到这里来购置财产。到1943年初，当地人口已达6万。 亚历山大的物质条件不如约翰内斯堡，但人文环境则要比约翰内斯堡强得多。在大街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光着脚丫子的黑人孩子在坑坑洼洼的小街上兴致勃勃地踢着球。 曼德拉来到这里之后，租住了一间小房子，作为自己的落脚之处。 这间小房子的条件非常差，房顶是用铁皮做成的，上面用石头压着，每到下雨就滴滴答答响个不停，也漏个不停。 曼德拉手中还有些钱，他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努力学习点知识。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曼德拉很难集中精力。房子小，人来人往，加上经常停电，他只能每天晚上点蜡烛熬到深夜。 正在曼德拉不知道怎么办时，他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建议他去找西苏鲁帮忙。 西苏鲁也是从特兰斯凯来的，在亚历山大这个小镇子搞房地产，他为人豪爽，又乐于助人。在此之前，曼德拉也听说过这个老乡，苦于不知道他的背景情况，更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所以一直没有联系上。 西苏鲁全名叫沃尔特·西苏鲁，是一个混血儿，来自特兰斯凯的恩科波，他的父亲是白人，母亲是黑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包工头，当初在恩科波监督修路时，认识了西苏鲁的母亲，两人同居后生下西苏鲁。 监督修路的任务完成后，他留下一笔钱，离开了西苏鲁母子，此后再也没有露过面。因为是混血儿，西苏鲁的皮肤要比其他黑人孩子白一些，却又比白人孩子黑一些，夹在中间使他特别难堪，同时也使他从小对白人更加仇恨。没有父亲的西苏鲁一直跟着妈妈生活。 西苏鲁的人生阅历很丰富，他信奉过宗教，崇拜过日本，参加过奥兰多兄弟会。直到1940年，他才最后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经过朋友介绍，曼德拉和西苏鲁很快见了面。两个年轻人热情地拥抱、交谈，很快，两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了解了曼德拉的情况后，西苏鲁提出让曼德拉搬到他的公寓住，并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事务所的管理工作，每月给曼德拉2英镑的薪水。这让曼德拉非常高兴，他欣然应允。 曼德拉的运气确实不错，他遇到了西苏鲁这样热心肠的人。事实上，西苏鲁并不富裕，但总是会想尽办法帮助其他黑人。 两个年轻人的关系很好，西苏鲁比曼德拉大6岁，他在18岁时便来到了亚历山大。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层领导人中，他学历最低，但他的阅历无人可比。在乡下时，由于叔父早死，他16岁即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种植庄稼，放养牲畜。举行过成人礼后，他决定出去闯世界。 第一站就是约翰内斯堡，他第一份工作是矿工。当矿工的经历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天刚亮就从床上爬起来，坐吊车下到离地面1英里的地下坑道，用丁字镐和铲子使劲挖，后面是白人监工催命般的叫喊。矿工们不能把食物带下矿井，只能带上能提神的麦特酒。饿了的时候，匆匆吞两口饭填饱肚子，然后一直干到晚上，从矿井出来才能吃上口热饭。 西苏鲁回忆说：“我刚到矿里的时候，很不习惯。一下班后就精疲力竭，想睡觉。我总是把晚饭匆匆地吃完，爬到木板上倒头便睡。矿井里空气浑浊，气温与地面相差很大，很伤身体。”每当西苏鲁回忆起那段艰辛的日子，语气里总是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只会和矿工们一起发牢骚，有些年长的矿工策划罢工时我的劲头最大，恨不得一下把这罪恶的制度踢个底朝天。” 受不了金矿上变态的工作，他辞职了，到了东伦敦的一家餐厅当帮厨。后来他又回到约翰内斯堡，在一家面包房工作。 同样地，在白人苛刻的管理下，他们的待遇非常差，为了提高工资，他带领面包房的工人罢工。然而，白人老板非常卑鄙，他采用逐一击破的手段，将每个工人都说服，在原工资的基础上复了工，却将他解雇了。随后，他在好几家工厂都干过，与不同的白人老板发生冲突，抗议不公正的待遇。但同样的结果使他极为沮丧。他只好静下心来研读英语。当他完成了四级课程后，他便兴致勃勃地为一家叫《班图世界》的报纸写起关于科萨民族领袖的文章来，这既逼得他进一步加强英语学习，同时也使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更为了解。 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逐渐成为亲密的战友，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律师界的后起之秀 当西苏鲁了解到曼德拉的抱负是学习法律的时候，他立即答应提供经济帮助，使曼德拉通过夜大学习的模式，学习到更多的法律知识。 曼德拉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静下心来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很快，他就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并顺利通过法律入门考试。 曼德拉永远都不会忘记，毕业典礼那天，西苏鲁为曼德拉买了一套漂亮的西服和一件毕业典礼的长袍。随后，他又给了曼德拉更大的惊喜——将曼德拉的母亲和姐妹们用车接到大学城。 西苏鲁如此不计回报地帮助曼德拉，让曼德拉非常感激。 此后，他又介绍曼德拉到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上班。曼德拉给这些律师当学徒，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法律。 在这家白人公司，曼德拉得到了很多帮助，学习了很多知识。在这里，曼德拉第一次直接与“白人”打交道。在南非的大街小巷，很多人都知道，白人是体面的商人、知识渊博的老师，地位高人一等。在这家律师事务所，他为白人工作，并与他们坐在一间办公室里。 他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班的情形。他刚走进办公室，一名资深的打字员就对他说：“曼德拉，我们这儿没有种族歧视。要是后勤送来水果，你直接到盘里拿就行了，不用拘束。后勤已经为你购买了两个茶杯，你一定要用新的。对了，要小心高尔，他可是脾气很坏的家伙。” 公司的办事员高尔非常傲慢，在政治上很激进。曼德拉来了以后，他总装得像个上司一样，很多事情都让曼德拉处理，即便是他分内的工作也会交给曼德拉。曼德拉一直都很宽容，不想跟高尔争吵，每次都是任劳任怨，他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有一天，当曼德拉正对着他口述文件时，一个白人顾客走了进来。高尔显然觉得很难堪，他为了向别人证明曼德拉不是他的上级，于是从钱包里拿出两个便士对曼德拉说：“小子，去商店给我买支红色的书签来。” 在这家公司，曼德拉学习到很多知识，他的法律知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渐渐涉及各个领域和行业。甚至有一次，他以一家制造厂员工的身份帮助制造厂打赢了官司，为制造厂挽回很多损失。 凭借完善的法律知识和宽容的态度，曼德拉在律师界活跃起来，并结识了一些白人律师。通过西苏鲁的介绍，他又到一家更大的白人律师事务所就职，并作为工读职员与事务所签订正式合同。这种形式在当时还从没出现过，即一边工作，一边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学以致用的极好机会。 仅仅半年的时间，曼德拉又凭借扎实的知识跳槽到一家薪金更高的白人律师事务所，并在那里工作了3年。 在这家公司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曼德拉终生都难以忘怀。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存在很多违反法律的规定，通常在这类案子上，曼德拉都是据理力争，从不作出半点让步，很多时候，他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为政府打压的目标。 有一次，曼德拉的一个上司警告曼德拉：“小伙子，不要参与政治，对非洲的种族歧视政策，尽量做到视而不见。” 只是，他的上司做梦也没料到，这名黑人小伙子不仅没有对种族歧视视而不见，反而带领南非黑人推翻了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并成为南非共和国的总统！ 婚姻与生活 当曼德拉在学校和公司基本安定后，他的养父大卫再次找到他，让他成家。曼德拉明白养父的苦心，点头同意了。 1944年，曼德拉与西苏鲁的表妹伊芙琳·梅斯结婚了，伊芙琳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婚后，他们在奥兰多成了家，位于约翰内斯堡向西南方向延伸的部分，距离市区大约10公里。 奥兰多到处是形式统一的火柴盒似的房子，没有什么风景，显得很荒凉。还好，西苏鲁夫妇也住在附近，他的妻子也是一名护士。不久之后，奥利弗也慕名而来，他在圣彼得学校教自然科学和数学。 成家后的曼德拉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还要到学校去上课，非常辛苦，而且曼德拉选修的业余课程都是晚上上课。最要命的是，上课的地点并不固定，有时在约翰内斯堡的公众图书馆，有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每天上下课，曼德拉都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而且受到夜里11点钟宵禁的约束，这些客观条件都给他的学习带来很多困难。 但与曼德拉在工作中遇到的阻力相比，这些并不算什么。由于曼德拉对政治很敏感，尤其关注种族歧视方面的案子，他的上司总是有意无意地告诉曼德拉，让他集中精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从而能够“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让他远离政治。 可是曼德拉并不同意这么做，此时的他已经将自己当成一名非洲民族主义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律师。另外，在西苏鲁的影响下，曼德拉非常渴望能够加入历史悠久、持续性强的黑人政治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 然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却因为经费及循规蹈矩等原因，慢慢衰落了，一些会员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了非洲民主党。 曼德拉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他的责任是要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推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思想。他决定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激发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活力。 第一次正面对抗 一天，曼德拉与3个同学一同登上一辆有轨电车。刚坐下来，就听到车上的白人售票员气急败坏地向曼德拉喊叫：“你是一个卡佛尔人，你怎么能够到电车上来？” 在南非，卡佛尔人即异教徒、潜在的危险分子。 曼德拉的同学诺维克很生气，他告诉售票员，曼德拉不是卡佛尔人，而是一名法律系学生，因此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资格坐电车。 售票员并不相信，他甚至将车停住，叫来警察，要求警察将他们驱赶下去。 包括曼德拉在内的4名学生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一起被带到警察局。在警察局，局长态度蛮横地要求曼德拉拟定一个声明，内容是声称（由于疏忽）3名同学将他“带到了车上”，曼德拉严词拒绝，并大声抗议。 有一个同学赶紧给他们的老师费希尔打电话，请求他来保护他们。费希尔立即赶到并答应第二天在法庭上为他辩护。 经过一番据理力争，警察局最终将他们释放了。这一种族歧视事件使曼德拉深深地体会到种族主义政权的荒谬和罪恶，更坚定了他为自己民族而战斗的决心。 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彻底将曼德拉推向了为民族战斗这条路。 曼德拉每天要乘坐火车来往于学校与奥兰多。此前的单程车费一直是4便士。后来运输局以战时物价高涨为理由，将车费提高到5便士。 这一举措立即遭到了很多非洲人的抵制，他们纷纷拒绝乘坐火车。在当时，大约有1.5万名非洲男子和妇女排成长达3英里的队伍步行到约翰内斯堡去上班，干完一天苦工后又步行9英里半回家。当时除了有几辆火车和货车供年龄较大的人和有小孩的妇女使用，大部分人都是靠两条腿。 这一次抵制火车的斗争持续了9天，最终，非洲人取得了胜利，运输局让步了。 曼德拉很高兴，以为反抗取得了成绩。可不久之后，他才发现，他被运输局的白人忽悠了。 在很多非洲人为初步取得胜利而欢呼时，运输局发出一份声明： 由于“紧急情况”，重新把票价提高到5便士，并建议非洲人向雇主索要额外的交通费。 这是一条很荒谬的建议，人们议论纷纷。尤其是亚历山大的居民，他们果断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一建议对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如临时工、洗衣女工、儿童、探亲访友者和寻找工作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另外，这还可能导致亚历山大的居民失业，因为雇主宁愿雇用住在离工作地点近的人。 运输局出尔反尔，非洲工人继续实施对火车运输的抵制。曼德拉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每天，（我看见）许多工人、洗衣女工背着沉重的工具，佝偻着背，赤着足，艰难地拖着脚步往前走，没有人愿意屈服。” 尽管公共汽车照常行驶，售票员还满脸堆笑地招揽乘客，甚至还假惺惺地喊出“有警察护送，非常安全”之类的宣传，但是一个乘客也没有。 这次的反抗活动一直持续了7个星期，在这7个星期内，运输局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更可怜的是那些来往工作的人。他们挣到的只是微薄的血汗钱，付出的却是疲惫不堪的代价。最终，运输局推出了一项政策：工作日的票价恢复到4便士，节假日和周末的票价则提高到6便士。 这次的反抗最终取得了胜利，同时也使很多非洲黑人认识到，即使在南非种族主义肆虐的情况下，团结仍是力量。曼德拉的政治觉悟亦逐渐成熟起来，1944年可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初叫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创立于1912年1月，于1925年改名。它的创始人是4个年轻的律师，在布隆方丹召开了一次会议。 塞梅是创始人之一，他当时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和英国法学协会学成归来。他的目标是将全非洲人民联合起来，建设非洲人自己的家园。 塞梅认为，分散的部落各自为政，这是不正常的，这种局面造成了愚昧、灾难和落后。 就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发生了。在当时，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集会性质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部落的首领，有政治联盟的领导人，还有牧师、律师、记者和教师，来自南非各地。与会人员克服了部落和语言的不同、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教育家约翰·杜比当选为大会主席，塞梅则当选为司库政部长。 这个组织大部分复制了美国议会的组织形式，也学习一些英国议会结构和程序的因素，设有议长和部落首领组成的参议院，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在议会、教育、工业和政府中取消种族歧视。 与会人员是纯正的非洲人，但并不仇视白人。他们接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在白人的政治结构中追求自己的权利，但也并不这么简单，因为反对白人的种族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未偏离反对种族主义这个方向。 在第一次大会召开的时候，人们做了祈祷，高唱“上帝保佑非洲”“上帝保佑非洲”，后来，这首歌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黑人的国歌。 192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有了自己的旗帜，由黑、绿、黄构成的三色旗，黑色代表非洲土著黑人，绿色代表土地，金黄色代表资源。 然而，在之后的时间，非洲人不断为反对不公平的待遇而斗争，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了其中一些行动，组织人们游行、集会、派代表团与政府谈判，递交请愿书等各种可能的行为。很不幸的是，这些非暴力反抗，得到的唯一回答是进一步的压迫和警察的暴行。 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常规反抗行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此逐渐被非洲人所放弃。很多非洲人批判他们太过软弱，永远不会使用拳头，只会循规蹈矩，像个传教士一样“喋喋不休”。没取得任何成效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逐渐沦为一个无人问津的机构。 就在关键时刻，詹姆斯·卡拉塔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大胆的改革，吸收新鲜血液，把一些有思想、有干劲的年轻人吸纳进去，非洲人国民大会逐渐走上了非常规的反抗道路。 第四章 新的人生挑战 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的任何一个人民身上戴着枷锁就等于所有人身上都戴着枷锁，而我的人民身上都戴着枷锁也就等于我的身上也戴着枷锁。 ——纳尔逊·曼德拉 1.掌控主动权 非洲人国民大会内斗 1944年发生的一件事标志着曼德拉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在好友西苏鲁的引荐下，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经过西苏鲁和曼德拉的反复游说，阿尔弗雷德才小心翼翼地同意将“青年联盟”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部分。殊不知这个举动，彻底改变了南非的历史，也改变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命运。 以曼德拉为代表的年轻人给非洲人国民大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此之后，年轻的会员们决定改变非洲人国民大会那种不思进取、没有成效的领导方式。另外，年轻的会员对传统的部落酋长也非常敌视，认为他们是白人政府的工具。 曼德拉的亲生父亲和养父都是酋长，而曼德拉却能够反对部落的传统，这需要很大的勇气。相反，如果不是他在约翰内斯堡与西苏鲁成为朋友，也许还会成为一名酋长，成为白人政府的工具，并协助它管理一个部落。 如今，什么都改变了，曼德拉成为南非人新的希望。 以曼德拉、西苏鲁和奥利弗为首的年轻人发起的青年联盟，以复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思想和战术为己任，开始积极推进民族解放斗争。作为新一代领导人，曼德拉积极发动非常规的反抗斗争，反对一切统治——政府的、部落的和家族的统治。 新鲜血液加入后发起的斗争方式与旧有的格格不入，势必会与原来的管理者发生一场斗争。 曼德拉与西苏鲁和奥利弗这3个年轻人着手改变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整体性质和战术。要达到这一目的，势必要以青年联盟为跳板，发动一次政变，推翻以阿尔弗雷德为首的不思进取的顽固领导层。 年轻人的反抗思想让非洲人国民大会原先的领导们感到害怕，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使用这种反抗方式。一开始，新旧势力的冲突仅仅局限在一些小的活动方面，慢慢地，这些年轻人在提出复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行动方针”问题上，与阿尔弗雷德发生了冲突。这个行动方针以罢工、抵制、平民反抗和其他形式的积极行动反抗白人政府，这彻底吓坏了阿尔弗雷德，他认为这群年轻人“疯了”。 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曼德拉说： 我们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没有注意到要把大会组织成一个群众运动的问题。通过青年联盟，我们要促进一个强有力的国民解放运动的发展，另外，非洲民族主义应该成为青年联盟的信条。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实现非洲“真正的民主”，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为取消歧视性法律而奋斗，使非洲黑人得到“完整的公民权利”，能够“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至于最为非洲人民所关心的土地问题，我们的宗旨是在一切国籍的农民中按其人口比例重新分配。除此之外，工会权利不能受到限制；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应该成为众多成人教育的补充；非洲文化应该吸收欧洲和其他文化中最好的内容。 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 此时，整个世界正在遭受着二次世界大战的蹂躏，有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在这场世界性的灾难中，南非的付出也是巨大的。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南非的军队只有2万人，非洲和亚洲由于装备非常落后，还没有加入战斗部队，只能编入后勤部队。 当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时，南非的军队数量不断扩大。1943年，南非联邦议会批准在非洲大陆境外使用南非联邦的军队，随后就有几个师调往西欧战场。南非联邦军无论在技术装备还是兵种设置上，都强于非洲其他国家的军队。到战争结束时，运动到欧洲战场上的军队人数已达30多万人。南非军队参加了对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在各个战线上的作战。在埃塞俄比亚战役中，皮纳尔将军指挥的南非军队一举俘虏了8万名意大利士兵。然而他们在利比亚失利，克勒佩尔率领的1万名南非士兵被俘。 除了军事投入之外，经济上的投入也很巨大。由于武器方面与美国有军事上的往来，南非联邦的武器生产规模发展很快。约翰内斯堡的国营兵工厂已经开始生产装甲汽车，在战争年代里共生产了2000辆以上。在弹药方面，生产了500门炮和几百万发炮弹。南非的钢产量在1938年只有30万吨，但到1945年已达53万吨。南非各机器制造业还生产约90种不同类型的发动机以及飞机、船舶和汽车零件，化学工厂则保证了炸药的生产。 另外，由于战争的影响，轻工业各部门的产量也大大增加。皮革、制鞋和缝纫行业为盟军制造各种订货，并提供羊毛制品。罐头食品业的发展，刺激了非洲农业生产的发展，到战争末期，南非联邦的工业产值已达1.55亿英镑，比和平时期提高了一倍。 尽管二次世界大战客观上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但相比对非洲带来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影响意义要大得多。 最为直观的是，非洲人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种皮肤的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等级之分，只有人种之分。至此，白人的神秘感破灭了，白人和其他人类一样，没有任何特殊之处。根据统计，在“二战”中，有将近40000名南非黑人士兵被派往非洲境外，在将近13万名在非战斗部队里服役的非洲人中，也有很多被送往战场。 在这里，非洲人看到了一个自由、平等的世界，他们看到盟军中的黑人将领怎么样对白人士兵发号施令，也看到白人自相残杀的画面，更难得的是，他们接受了平等、自由、民主的观念。 如果要讨论“二战”对非洲人的影响，可看下面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其反映了非洲人是如何认识白人的： 军官：“赶走希特勒！打垮希特勒！” 非洲人：“他做错了什么事呢？” 军官：“他想统治全世界。” 非洲人：“那又有什么错呢？” 军官：“你瞧，他是德国人。” 非洲人：“是德国人又有什么错？” 于是，军官试图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并尽量使用非洲人能听懂的词语：一个部族去统治另一个部族是不好的。每一部族应该管理而不是统治他们自己，那才是公正的。德国人管理德国人，意大利人管理意大利人，法国人管理法国人。 人都是会思考的动物，非洲人也不例外，他们通过这些讲解开始明白一个道理：人人是自由平等的。 当非洲人凯旋时，面对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世界，他们绝对无法接受，他们一定会采取行动，让自己跟别人一样平等。 青年联盟的态度 在曼德拉参加学习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批南非各个民族的先进分子。每天，他们都在开会讨论各种问题，很多时候讨论的结果是面红耳赤，甚至是大打出手，但他们明白这是正常的，只有允许质疑才能有进步。 其中，有个印度人叫伊斯梅尔，他非常受欢迎。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在伊斯梅尔的房子里聚会，他们中间有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共产党人，而曼德拉则可说是非洲民族主义者的代表。 伊斯梅尔生于一个印度人家庭，父亲信奉伊斯兰教。伊斯梅尔是一个法律系学生，为人豪爽，相貌英俊，态度和蔼。他当时正负责组织消极抵抗运动并担任报纸《消极抵抗者》的副主编。自从他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破产后，他饱尝了人间辛酸。从懂事起，他开始对老一代印度民族主义者一味与白人政权合作的妥协行为不满。当时的印度人大会也确实被一批保守的工商阶层掌管。 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他与马克思主义者接触，慢慢倾向于共产主义，并认为共产党是唯一的泛种族的政党。他的几个朋友中包括辛格——一个激进的法律系学生，鲁思·弗斯特——一个生于共产党人家庭的女左派。曼德拉通过伊斯梅尔的这些左派朋友，开始对共产党有所了解。 然而，随着了解的深入，曼德拉对共产党的哲学产生异议，他认为南非问题的根源在于种族问题，是一个违反人性的白人政权压迫和剥削一个处于最底层的黑人种族的问题。在当时，共产党宣传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曼德拉认为这并不适合非洲的实际情况。 然而，在后来反对种族主义、争取黑人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曼德拉逐渐改变了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我在1944年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年轻时曾抱有这样的人生态度，认为接纳共产党人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与共产党人建立合作关系，会削弱非洲民族主义的观念。在那个时候，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的重要成员，并且是一个提议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小组成员。这个提议遭到否定。投票反对这个提议的人当中有些是政治观点十分保守的非洲人。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和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容纳一派政治观点的政党，而是作为非洲人民的议会，接纳具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在民族解放的共同目标之下团结起来。我最终接受了这种观点，并且一直坚持这种观点。 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偏见，南非白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老练的非洲人政治家那么欣然地把共产党人当作朋友。但是对我们，这一点很明显。在为反对压迫而斗争的人们当中，相互之间的思想分歧，在目前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支付不起的奢侈。此外，几十年来，共产党是南非唯一准备把非洲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组织。他们准备与我们一起进餐，一起交谈，一起生活和一起工作。他们是唯一准备与非洲人一起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 至于青年联盟对白人的基本态度，他们选择的斗争方式并不是赤裸裸地挑衅攻击，“将白人赶尽杀绝”，而是考虑到南非具体的情况，不同种族的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已经无法改变，但一定要废除白人的统治，改变南非社会的基本结构，消灭那些剥削和造成人类悲剧的社会形态。 对于那些同样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印度人，他们与非洲人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只要是反抗民族压迫的，都应该团结在一起，为民族平等、自由而奋斗。 真刀真枪的斗争 1948年9月，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书记。也是在这一年，国民党竞选获胜，马兰政府上台，开始全面推行种族隔离制度。 由于南非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曼德拉决定放弃法律学习，专心从事民族解放事业。 为了推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旧领导层，青年联盟准备了一个行动计划并决定以此向阿尔弗雷德挑战。年轻人对他谨慎的领导方式很不满意，当然，这些年轻人承认，正是由于阿尔弗雷德的努力、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正直人品，非洲人国民大会才有今天的成就，拥有几千名会员，在银行也有3000英镑的存款。然而，他谨慎的行事风格已经影响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前途。曼德拉也参与了这次挑战，尽管他本人还是很敬佩阿尔弗雷德的。 1949年12月，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前不久，曼德拉和奥利弗、西苏鲁作为青年联盟的代表拜访了阿尔弗雷德。这是一次很艰难的谈判，阿尔弗雷德决心继续执掌非洲人国民大会，而3名年轻人却认为如今条件已经成熟，人们已经开始觉醒，可以采取非常规的行动方式了。另外，3年前的那场矿工罢工，要求改善待遇的行动，因遭受政府武装镇压而失败的教训，使年轻人更加坚信自己的主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就不会有成功的政治行动。 这次的谈判以3个年轻人被阿尔弗雷德赶出办公室结束，先前的谈判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最后，3个年轻人向阿尔弗雷德传达了最后通牒：如果阿尔弗雷德不支持他们的行动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他们将不会支持阿尔弗雷德当主席。当然，阿尔弗雷德根本没有理会这一套。 3个年轻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选择支持这一计划的莫罗拉博士。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大选中，几乎所有原有的领导层都准备继续选择阿尔弗雷德，而这些年轻人经过积极游说，大多数人都改变了初衷，选择支持莫罗拉当主席。这次，青年联盟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政变成功了。 另外，西苏鲁以一票优势当选为总书记，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专职书记，他每个月能够领到5英镑的工资，还有一间个人的办公室，虽然很寒酸，却处于约翰内斯堡的商业区之中。 而曼德拉则当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执行委员会中还有温和派分子、共产党员和青年联盟的其他代表，他们站在一起，宣誓要努力执行已经被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将目标指向“民族自由、平等”，反对白人统治思想所造成的种族隔离和白人领导。要实现这一切，须要改变以往的反抗方法，祭出新的武器：联合抵制、罢工、非暴力反抗、不合作以及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要做到这一切，非洲人国民大会首先要做的就是须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罢工，以反对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全新策略。在制定全新策略之前，曼德拉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以前的领导人，总是希望通过“辩护”使统治者回心转意并给予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今应该使用压力，迫使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要求。当然，他也注意到，必须发起所有的人民群众。要发动所有的人民群众，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抓住群众的思想，要给群众“洗脑”。 2.与当局针锋相对 “外来的植物” 1950年的劳动节，青年联盟与“外来的植物”发生了冲突。 在青年联盟准备组织劳动节的“全国性停工”时，由印大党、共产党和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组成的联合机构也号召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地区停工，他们的目的是抗议政府关押了马克斯和达杜。 联合机构的行动将曼德拉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激怒了，他们与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发生了冲突，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最终，警察出动，强行解散了会场。曼德拉非常愤怒，并在杂志《北极星》上用非常犀利的语言抨击联合机构。 在文章中，曼德拉称，既然工人是南非黑人，而身为黑人是他们受到压迫的主要原因，作为工人只是其次的原因，黑人还没有撕掉“黑皮肤的奴役”的标签，又怎么能够进行资本世界都存在的工人被压迫的反抗活动呢？ 为此，曼德拉说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很明显不适合南非的“土壤”，也不会在这片土地中茁壮成长。在这次的冲突中，曼德拉的坏脾气声名远播，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提到曼德拉，就不得不说他的坏脾气。 这次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抗议活动尽管遭到了青年联盟的阻挠，政府也明令禁止游行，而且在劳动节当天还安排了超过2000名的警察，但抗议活动依然如期进行。 结果，由于组织不力，人数太多，推推搡搡之下发生了流血冲突，警察更是向群众开枪射击，这引起更大的骚乱。 尽管这次的抗议活动不是青年联盟组织的，但曼德拉和西苏鲁在奥兰多依然忙前忙后，设法使人们冷静下来。他们到处疏散群众，要求他们分散找地方躲起来。 最终，依然有18名非洲人被杀，30多人受伤，其中还有3名儿童。 当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曼德拉依然心有余悸： 我亲身领教了警察的冷酷无情，也明白了青年联盟真正需要的东西——来自基层群众的支持。 不仅如此，曼德拉还从这次活动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尤其是组织者的不容易。他和西苏鲁结识了两个年轻的印度人，一个是正在上学的艾哈迈德·卡特拉特，另一个是工厂工人保罗·约瑟夫。他们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工作，晚上还出去散发传单。 这两人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后来曼德拉与他们成为终身挚友。 政府的卑鄙伎俩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曼德拉彻底推向政府的对立面。 1950年，马兰政府先后颁布两部法律：《人口登记法》和《集团居住法》。这两部法律使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制度化和系统化。 根据马兰政府的解释，《人口登记法》是为了争取“纯血种族”，防止白色皮肤的混血种人冒充欧洲人。这项法律规定，在南非的土地范围内，凡年满15周岁的南非居民要领取标明所属种族及其外貌特征的身份证。 至于《集团居住法》则是为了划定各个种族的特定居住地。这项法律明确规定：政府有权宣布国内任何一个地区为某一种族的居住区，而其他种族的居民应迁出该地区。这项法律没有提到对于要迁出的人留在该地区的不动产如何赔偿的问题，政府对如何安置要迁出的人也不闻不问。与此同时，政府的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将会成为政府下一个整顿的对象。 由于先前共产党和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于劳动节这一天举行反抗行动，马兰政府很快就采取了措施，颁布《镇压共产主义法》。 事实上，早在1948年，司法部长斯沃特刚走马上任就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在南非各地的影响力。1949年2月，斯沃特通知议会：委员会发现共产主义已成为“国家的定时炸弹，须尽快清除”。 劳动节事件过后，斯沃特立即提交了一个《非法组织草案》，但这一草案很快就撤回，而代之以《镇压共产主义法》。这一草案授予司法部长很大的权力，规定其有权采取各种方式镇压共产党或者是“可能的”“潜在的”共产党成员。对被宣布为“共产党员”的人，可予以逮捕，驱逐出境，禁止参加集会和取消议员资格。对“共产党的”组织和报刊，可不予以法律保护，可禁止其活动，并可没收其财产。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又极为模糊，它包括任何旨在“通过倡导骚动和混乱，非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或威胁要采取非法或懈怠行为，从而导致在联邦内部发生任何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的变动的，将处以长达10年的监禁”。 当然，马兰政府并未强大到能无视一切，政府担心这一举动逼得太紧，会让共产党组织作“殊死抵抗”，为此，政府宣布这一条款将于当年7月生效。 面对即将生效的《镇压共产主义法》，南非共产党被迫于条款生效前，即6月20日宣布解散。很明显，打击共产党只是一个信号，政府所针对的是其他与政府对抗的组织，比如非洲人国民大会，曼德拉说：它主要针对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 尽管曼德拉先前曾表示一些反对共产党的理论，但依然对共产党表示支持，怒斥《镇压共产主义法》及其他反民主的法律。 为了声援共产党，表达对政府的抗议，非洲人国民大会在5月底由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重要决议，决定在1950年6月26日这一天，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派代表组成了一个联盟委员会。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向人民号召“不去工作”。 全国大罢工 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布的号召书内容是这样的： 这次抗议对我们来说是自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的神圣运动的集中表现。1652年4月6日，一支由3艘荷兰三桅帆船组成的小船队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到好望角建立船队航行中途补给站。这一过程对欧洲人来说，是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过程；而对非洲人来说，则是另一幅情景：欧洲人从他们手上抢走了牛羊，夺走了土地。 1779年，大鱼河成了黑人和白人地区的分界线； 1809年，第一个《通行证法》通过； 1913年，他们的土地被法律剥夺…… 我们怎能忘记这些？ 经过一段时间的号召，全国大罢工正式进行。当然，在筹备过程中，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派之间各怀戒心。但后来摩西·科泰尼来到约翰内斯堡担任共产党书记，他的出现及游走，让彼此的戒心很快烟消云散，曼德拉称他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很快，他们成为朋友。 1950年6月26日，伊丽莎白港、亚历山大镇以及德班其他两个地区发生了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以及一些较小地区的部分工人参加了罢工。但是在德兰士瓦的一些地方则反应冷淡，大街上的行人懒懒散散，看不出任何罢工的迹象。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由于组织问题，那里的罢工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这次全国大罢工中，西苏鲁、奥利弗和曼德拉以及印度人大会的领袖们分赴各地去组织群众，而曼德拉的任务则是从中协调。在这次筹备游行示威的过程中，两个最大的民间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有了更密切的接触。 在这次活动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大会的组织工作经验和筹集款项活动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也在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合作中受益匪浅。 对曼德拉本人来说，这场运动让他彻底觉醒，他一直担心的非洲人会受到其他种族或政治团体控制的情况并未发生；相反，各个种族进步势力的参与使运动声势浩大。他认识到，非洲人独木难支，仅仅依靠非洲人的能力在政治上想有所作为是幼稚的，在实际斗争中也是不可取的。在检讨了自己的立场后，他开始主动与其他种族的民主组织合作。 大罢工不久之后，曼德拉被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 当选为青年联盟主席的曼德拉，感觉到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明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为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曼德拉与西苏鲁进行了沟通和探讨。 曼德拉考虑到1946年发生在印度的事情：1946年印度志愿者浩浩荡荡地前往德班，一路上热情高涨，秩序井然，有的开车，有的坐车，他们驾车行驶500英里的目的就是进牢房。他借鉴这种抵抗方式，提出了“消极抵抗”。西苏鲁衡量再三，认为这种抵抗形式应该富有战斗精神。 两个人认真地研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上举行抗议活动时自发运用的“消极抵抗”的例子，主要有：1913年，黑人妇女抗议《通行证法》；191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抗议活动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最终有一个部级委员会建议废除《通行证法》。当然，尽管没有废除，却证明了这种抗议方式确有成效。 曼德拉与西苏鲁及青年联盟的其他成员继续热烈地讨论，他们明白当前的社会大形势，“消极抵抗”对广大工人没有什么号召力，而非暴力抵抗是反抗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政府唯一可行的办法，至少目前是如此。 当时，政府拥有强大的军队，而广大工人所持有的只有拳头，如果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受伤害的只能是广大工人群众。 经过讨论，曼德拉认为，目前最关键的是用非暴力的方法对人民进行训练，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非暴力通常比公开的暴力反抗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决心。 种族歧视的法令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点燃了南非人的怒火。 1951年，马兰政府声称经过“慎重考虑”及“广泛调研”，决定颁布《班图权利法》，这是马兰政府关于“黑人家园”的第一个正式法令，是实行黑人与白人政治分离的第一步。这条法律改变了原有的对黑人的管理办法，废除了保留地原有的民选“土著人委员会”，而代之以南非当局任命的部落酋长掌权的三级权力机构——部落、区域、地方当局。 不仅如此，这条法律还蛮横地取消了1936年成立的“土著代表议事会”，这表示不承认黑人有共同利益，确定了对黑人实行按部族分而治之的方针。它还规定特派警察有权出席任何一次班图人会议，这是对班图人的监视。紧接着，《选举人分别代表制法》获得通过，它确定将黑人从普通选举人名册上除名。随后的《土著建筑工人法案》限定非洲人只能从事非熟练劳动，而将建筑业的各种熟练劳动留给白人。 这些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立法进一步激起了非洲人和其他非欧洲人种族的愤慨。曼德拉决定乘势将自己的抗议方针实施下去。 1951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会在布隆方丹举行，在年会上，曼德拉提出以下建议： 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发动广大黑人群众举行抗议活动。警告政府，一定要取消极为不公正的6项种族歧视的法律，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 全体与会代表对此计划一致通过。在大会上，大会主席莫罗拉博士向大会致敬并呼喊口号：“我的祖国！”群众则回答：“非洲！”接着，代表们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恰好在这个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塞梅博士不幸逝世。可以这么说，塞梅博士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绅士的抗议方式结束了，不愿得罪白人中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情者的担心结束了，害怕外来的政治集团或其他种族利用非洲人的恐惧也随之结束了。 在塞梅博士的追悼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批评声、质疑声、赞美声，等等。这个时候，担任青年联盟主席职务的曼德拉站出来，他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求同存异，表达了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 我不认为在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目的的思想看法上我们有什么不同。这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一个自由、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的南非。 有些分歧是不可能避免的，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有一种一致的方法，我们的组织方式亦允许不同类型的思想和意见存在，“青年联盟和国民大会目前的问题是怎样与民众保持最积极的接触”。它关心的主要是行动的概念，即如何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声音带给群众。 曼德拉很巧妙地处理了这些分歧，承认分歧的存在，又将它置于合理的位置。 参加完追悼会，曼德拉、西苏鲁又匆匆忙忙赶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部，部署即将到来的战斗——蔑视运动。 对曼德拉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挑战。首先，政府肯定会关注并且不遗余力地镇压这场运动。曼德拉这群年轻人如何才能得到足够多的支援呢？能够领导这场斗争吗？我们拭目以待。 3.蔑视运动 圣雄甘地二三事 甘地全名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出生于1869年10月，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人物，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的“非暴力”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民族主义者和争取能以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1891年，甘地从英国大学取得律师资格，回到国内，到南非一家公司当法律顾问。后来，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卜杜拉的邀请，去南非德兰士瓦处理一起4万英镑的债务纠纷。这时的南非可以说是种族歧视横行，在朋友的挽留下，他决定留在南非领导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可以这么说，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最后形成并开始付诸实践的时期，就是在南非的21年。 甘地生于西印度波尔班达尔贵族家庭，年少聪慧、好学，很小就熟读印度教经典，并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通过学习《圣经》和《可兰经》，他进一步认识到，所有宗教都包含着仁爱精神，而在世俗社会中，任何政治斗争都应以“仁爱”为主旨。这使他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恶势力，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手段，它是强者的武器，强调爱和真理的统一。非暴力抵抗包含两个内容，一方面要坚持真理，不向恶势力低头，另一方面宁愿自己作出牺牲也不施暴力于敌人。 1906年8月，德兰士瓦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规定8岁以上的印度人都必须领取登记证，以便随时检查，违者处以罚款或驱逐出境。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甘地在印度人中积极组织动员，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与印度人组织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政府释放被捕者，收回法案，印度人则应自行登记。 然而，狡猾的南非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取消这项法案，反而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制定了《亚洲人登记条例》。为了抗议政府的欺骗行为，甘地积极奔走，再一次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8月16日，参加反抗运动的印度人烧毁了2000多张登记证，反抗取得初步胜利。 政府为了迫害甘地，邀请甘地的家人来劝说甘地。在这种两难境地下，为了黑人的平等与解放，甘地净身出户，放弃了贵族的生活，全身心投入到黑人运动中去。 1913年10月，甘地在南非组织的非暴力抗议活动达到了高潮。 1913年11月初，他率领2000多名印度矿工，其中包括127名妇女和60名儿童，从纳塔尔的纽卡斯尔向德兰士瓦前进，要求政府取消印度移民法案，承认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废除人头税。 队伍井然有序，一直保持和谐的状态。政府得到消息，组织了大量军警前去镇压。 面对大量的军警组成的人墙，游行队伍毫不畏惧，依然缓缓前进，前一排的人被警棍打倒了，后一排又走上去，为了控制局面，军警逮捕了很多人。 在这次运动中，组织人甘地成为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之一，但抗议活动依然井然有序地进行，规模不断扩大。 到了12月，罢工人数居然高达万人，一直居高不下。南非政府面对压力，不得不释放甘地，为即将到来的谈判表示诚意。 经过双方的多次沟通、谈判，政府最终作出让步：废除人头税，承认按印度宗教仪式结婚的合法性，同时，印度移民法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放宽。这一胜利应归功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以后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南非印度人大会多次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斗争方式，因而给黑人解放运动以一定影响。 暴风雨来临之前 曼德拉当选为这次运动的总负责人，他借鉴了甘地的经验，这多亏了他的助手马尔维·卡切里亚，马尔维的父亲在1907年曾经是与甘地齐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 为了更好地组织活动，曼德拉接受了助手马尔维的建议，走访了德兰士瓦、纳塔尔等周边几个城市，向工人们详细讲解自己的计划，由于活动范围有限，很多时候一讲就是一整夜。他的目标很明确：唤起更多的人，激起人民的勇气，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战，推翻压迫。有的时候奥利弗和他一起早出晚归。 曼德拉的行为已经引起马兰政府的注意，政府开始派人严密监视曼德拉、奥利弗几个年轻人，并给他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甚至要求一些旅馆不接待他们，要求出租车不能载他们，还提前告诉工人们，曼德拉和奥利弗这几个年轻人是一群疯子，要提防他们。 面对当局的蓄意破坏，青年联盟的年轻人可谓吃尽了苦头。在这个时候，莫罗拉写信给马兰总理，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致力于为南非人民谋取福利，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合法权利，政府不应该阻止并打压这种行为。 在信中，莫罗拉说：作为合法的社会团体，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合理要求一直不被重视，反而政府多年来不断加大镇压大会的力度，导致事情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对合法的社会团体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保持沉默就等于背叛使命，《通行证法》《班图权利法》《镇压共产主义法》都加剧了紧张的局势。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些“不人道”的法律，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在4月6日组织示威游行，作为“蔑视”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动。 所谓“蔑视”，是指“有意识地用不服从的方式对权威进行挑战”。 莫罗拉的信言辞恳切，但从总理那里传来的答复却是顾左右而言他，其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不顾事实情况，“一意孤行”，破坏政府颁布的“严肃谨慎”的法律。总理在信中着重强调，不打算取消这些法律，而且还威胁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旦“一意孤行”，政府将充分利用手中所控制的国家暴力机关处理策划颠覆活动的人。 面对政府的蛮横态度，莫罗拉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写信给马兰总理： “我们授权通知阁下，南非印度人大会完全同意非洲人国民大会向政府提出的呼吁。我们毫不含糊并极其严肃地声明：我们进行的斗争不是反对某个民族，我们对任何人都毫无敌意，我们只反对不公正的法律。” 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也阻止了政府妄图利用种族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的阴谋。 既然“和平”的方式无法解决诉求，莫罗拉、西苏鲁和曼德拉决定采用群众运动的斗争形式。 “蔑视运动” 1952年4月6日，“蔑视运动”正式进入热身阶段。当天，白人们庆祝荷兰人在开普敦登陆300周年。几乎在同一时间，非洲人也开始在各个中心地区集会。 在约翰内斯堡，莫罗拉博士站在自由广场上对群众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牢牢抱在一起，早日结束目前这种被歧视、被压迫的命运。 在东开普敦，西苏鲁和数万群众集会，高喊“人人都有选举权”“消灭通行证”等口号。 曼德拉与助手马尔维·卡切里亚一起担负着极其重要的组织工作，分别负责非洲人和印度人的宣传工作，主要区域则是南非的二、三线城市及黑人受压迫比较严重的地区。 在这些地区，有条件的，曼德拉就会召集会议，宣传非暴力抵抗的内容，没条件的则要困难得多。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曼德拉甚至会一家家去敲开陌生人的门。他耐心地告诉他们，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向政府挑战，以达到推翻压迫的目的。在战斗中，一定要遵守纪律，这种非暴力比真刀真枪更需要决心和纪律。 在服装厂，曼德拉面对大约200名黑皮肤的非洲人、印度人发表演讲，他说： 当局会试图恐吓人们，并且会对首批志愿者特别残酷。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挑衅，我们都绝不能还手，不能出现任何骚动。志愿者必须保持尊严，昂首挺胸，提高警惕。总之，最重要的原则是遵守纪律。 在这次的组织动员过程中，曼德拉接触了各个种族的人，这使他真正认识了人民的力量。在德班的“志愿者日”，曼德拉面对成千上万的参加者激情地进行演讲，他说：“这个国内黑人的大团结已经成为现实……” 这一切活动，都让人感觉到新的历史即将到来。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扮演者不能忽略，这就是强大的敌人——马兰政府。 政府的反应非常灵敏，它拿出不久前新颁布的法律《镇压共产主义法》，列出一张500人的名单，这些人都是最近一段时间频频出现的，而且活动比较频繁的，并信誓旦旦地说，根据法律的规定，凡是在名单上的人，如果组织集会或者发表演讲，就属于违反法律，政府有权逮捕他，并要求共产党成员马克斯和达杜辞去现有职务，不许参与公众集会。 为了表示抗议和蔑视，马克斯和达杜立即进行集会并发表演讲，但政府也毫不含糊，随后就发布逮捕令，将他们关押了几个星期。 尽管两人被逮捕，但共产党人的行动为整个蔑视活动掀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一次入狱 6月26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两周年的纪念日，根据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计划，“蔑视运动”正式开始。 南非的6月是冬季，寒风刺骨，但游行的民众冒着严寒，大声呼喊着口号，走向街头。他们从新布莱顿出发步行到伊丽莎白港，游行群众戴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臂章，大声呼喊“我的祖国！阿非利加（非洲的全名是阿非利加洲）！”的口号，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使用”字眼的火车站入口。 当然，神经质的马兰政府早已得到消息，等候在那里。警察一拥而上，逮捕了他们，并将他们带到车站另一侧。这样，载着他们的列车不得不通过一座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桥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特别有戏剧性，当载着他们的列车通过时，全车厢的非洲人高声喝彩。这看起来不像是被逮捕，而是他们戏耍了这些警察。 第一批的志愿者被逮捕，组织这次行动的人，被判30天的监禁，参与者则被关了15天。 在德兰士瓦，西苏鲁组织的52名“蔑视运动”的志愿者进入一块“未经允许黑人不得进入”的地段，所有人都被逮捕了。 当天，曼德拉和马尔维·卡切里亚留在总部召集会议。当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这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必须持有“通行证”才可以。 为了表达对“蔑视运动”的支持，曼德拉主动走到警察面前，要求巡警给自己戴上手铐。接着，曼德拉高唱着《上帝保佑非洲》，登上囚车，被送进了位于马歇尔广场的警察局。 这是曼德拉第一次入狱，在后来回忆这件事时，曼德拉说：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们一点也不紧张，相反，我们还开起了玩笑。我问马尔维·卡切里亚：“大家真是好战友，连进监狱都要一起！” 卡切里亚笑了笑，问我：“喂，你觉得我们俩有可能关在一间牢房吗？” 马尔维·卡切里亚是印度人，而当时的牢房也有严格的种族规定。 我眨了一下眼睛：“让我试试吧，我得奉承一下这家伙。” 我指着押送我们的警察说：“先生，可否请你帮忙将我的朋友和我关到一起，他不愿意住到监狱的印度人牢房去。” 这名警官像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一样，嘴上念叨着“规定纪律”等。当所有的手续办完后，这个警察将我们带到同一间牢房，命令我们进去。 后来，由于警察逮捕了太多人，警察局里已经没有牢房关我们，最后，他们把我们押进操场里。就这样，我们一大群人当天晚上睡在了操场上面，还不错，那里的环境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起码不是很冷。 在这个操场上，警察们的态度非常粗暴，这让曼德拉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他描绘道： 我们被押进操场，当中的一个人被一个年轻的欧洲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几级台阶，折断了踝骨。我提出抗议。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像个十足的牛仔那样照我腿上踢了一脚。我们都怒不可遏。我便开始示威。我们让他们看那些受伤的人，要求给他们治疗，很不幸的是，我们得到的回答是粗暴的、无礼的，让我们改天再提要求。就这样，这名年轻人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不断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 4.狠辣的暴力机关 火势蔓延 因为监狱里新增的“犯人”太多，而曼德拉他们仅仅是违反宵禁，因此很快就被释放出来。出狱后，曼德拉发现这场“蔑视运动”像星星之火般在全国蔓延开来，在开普省，在纳塔尔，在德兰士瓦，工厂里的工人、办公室的职员、律师、教师、医生、学生甚至很多牧师都勇敢地站出来，以各种方式蔑视种族歧视法令。 这种抗议的方式大同小异，打破歧视，对一些禁止行为视而不见，有些黑人从只许欧洲人通过的入口走进车站、邮电局和其他公共设施，有的则坐在为白人保留的座位上，还有的故意在宵禁时走上街头，大摇大摆，遇到警察逮捕毫不反抗，主动伸出双手要求戴上手铐，以示蔑视。 当时负责“蔑视运动”的指挥部里，大家都是开怀大笑。众多的志愿者在那儿休息、交谈。“蔑视运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没有出现过一次肢体冲突。当警察出现的时候，参与者们没有四处逃窜，他们很自觉地排成一队，伸出双手，等待警察逮捕他们。 这种行为让警察成了嘲弄的对象，监狱成了宣传政治主张的地方，黑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越来越高涨的反抗形势让马兰政府有点慌张，他们开始将重点放在一些指挥部上面，想通过端掉“老窝”的方式，彻底消灭反抗活动。 7月30日，经过分析、搜集信息，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16处工作地点，包括办公室和私人住宅，并查获了一大批宣传单和文件。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20位领导人，他们包括莫罗拉、曼德拉、西苏鲁、马克斯、达杜、马尔维·卡切里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青年大会的主席阿赫姆德，在政府所谓的法律判决书中，他们被指控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 马兰政府天真地认为，端掉抗议指挥部就可以彻底消灭反抗活动，结果却彻底激发了志愿者的热情。7月，有1500名志愿者参加“蔑视运动”。2个月之后，“蔑视运动”没有因为指挥部被端掉而停止，反而达到高潮。 到10月初，包括德班和布隆方丹在内的全国24个志愿者中心，共有2500名抵抗者被逮捕，而在东开普地区尤为突出。令政府头痛的是，这些志愿者都宁愿在牢房里被关上一个星期而不肯交罚金或保释出狱。 更让政府头痛的是，有一天晚上，在伊丽莎白港地区的警察连续抓了6批志愿者，当地大小监狱人满为患。 为解决这种窘迫的情况，这一地区的警察长官、军队长官和监狱长官亲自接见关在牢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地区负责人，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使“蔑视运动”暂停下来，寻求谈判。 互相传达了谈判的条件之后，马兰政府提出的苛刻条件被拒绝了，谈判陷入僵局。 暴乱来袭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彻底被鼓舞了，到目前为止，运动是成功的，他们计划接下来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参加“蔑视运动”。西苏鲁和曼德拉等人相信，只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将无法实施关于种族歧视的法律。 当然，政府不会轻易放弃，也不会轻易废除已经颁布的法律。目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占据主动，只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放弃这种主动，这就是一直未曾使用过的“暴力”。 10月18日，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可不是个好日子。伊丽莎白港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一名白人警察向两个非洲人开枪。根据政府发布的公告，两个非洲人涉嫌偷窃一罐油漆，在警察抓捕的过程中拒捕且袭击警察。接下来发生了混战。在混战中，愤怒的人群开始攻击火车站，更大的暴乱发生了。 在这次暴乱中，7个非洲人和4个白人死于非命，27人不同程度地受伤。 伊丽莎白港暴乱发生后，西苏鲁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在自己的报刊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地谴责了这起暴力事件，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 在“蔑视运动”中出现的暴乱事件让政府找到了禁止游行、集会的借口。很快，政府大规模地动用警察，手段也更加强硬。紧接着，政府就发出公告，在暴力事件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全面禁止集会，并更为严厉地实施《通行证法》。 政府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一系列措施，让很多人怀疑这是政府自己策划的一系列暴力事件。 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蔑视运动”陷入僵局。 从10月18日到11月9日之间，“蔑视运动”几乎消失了。面对困境，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莫罗拉写信给马兰政府总理，详细地叙述当日发生的情况，并且附有大量现场目击者的口供。 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未等到总理的回复，又一起骚乱事件发生了。 11月9日，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千方百计得到了于星期日举行祈祷集会的许可证，但在集会时发生了骚乱，至少导致8人在骚乱中丧生，还有1名儿童。 至于事情的缘由，则众说纷纭。 现场警察的口供大致相同，当他们到达时，根本没有发现祈祷集会，只看到政治大会，警察要求集会者立即解散，而与会者拒绝执行命令，并对警察进行人身攻击，由此发生骚乱。 而会议组织者则是另一种证词，当警察到达时，他们正在唱赞美诗。警察立即要求驱散人群，还没等集会者有时间离开，警察已开始用刺刀向人群刺去。 在曼德拉的回忆中，他这样说：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有一点很清楚，即这批警察为这场冲突已作好了全面准备，他们全副武装分乘3辆军车赶到现场。这批警察的指挥官承认，他们是在“等待麻烦出现”。 这两件事件的真实起因虽难以作出精确的判断，但是有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政府一直在期望暴力事件发生。一名事件参与者说得很明白：“我不必提醒你，在很多非洲人的城镇，是警察开始的骚动。如果非洲人不动手，警察则设法使他们动手。”另一位运动领导人卢图利说得更是一针见血：“有时警察的所谓反动乱甚至发生在动乱之前。” 在这前后，除了这两起发生在市中心的影响比较大的暴力事件外，还有其他零星冲突。如在丹佛尔，警察于11月3日杀死了3个非洲人，打伤4人；在金伯利，11月8日，一场冲突留下了13具尸体和78名受伤者。 面对这些暴力事件，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谴责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司法部长却借口这种调查只能激起更大冲突并为煽动者提供借口，而予以拒绝。同时，镇压手段更加肆无忌惮，并实行宵禁。在开普省禁止集会并更加严格地实行《通行证法》。政府一方面按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想把罪名加在“蔑视运动”身上。这些做法更引起非洲人的愤慨。 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幸运的是，事态的发展引起国外舆论的关注。联合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种族歧视制度。当时，也有少数有正义感的白人直接加入到“蔑视运动”中，支援非洲人的正义之举。 “蔑视运动”的尾声 关于这次的“蔑视运动”，从过程来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组织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缺陷，最为明显的是管理和筹款工作中的不足。 11月底，政府采取更为不人道的措施，将莫罗拉、曼德拉、西苏鲁、奥利弗等十几名“蔑视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送上法庭，接受审判。 政府所采用的法律依据依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反对的《镇压共产主义法》。幸运的是，政府对他们的处罚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其中著名的音乐研究专家特雷塞教授是最大的反对者。 尽管政府罗列了一系列罪名，但连法官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运动领导人自始至终一直在劝告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针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 最终，经过一连串的干预之后，法庭判他们9个月的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犯同样的罪行。政府对运动组织者的监禁和审判，使“蔑视运动”停了下来。 这一场为时半年、轰轰烈烈的“蔑视运动”虽然没有使政府废除任何一条法律，没有废除无情的种族歧视制度，但它唤醒了广大黑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黑人的力量。 在回忆录中，曼德拉对这一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 它召唤出巨大的社会力量，并影响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一个促使群众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有效方法，是对政府的反动政策表达愤慨的强有力的手段。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途径之一，同时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它鼓舞并唤起我们的人民摆脱被征服的、屈从的唯唯诺诺状态，而成为一支有斗争性的、毫不妥协的战斗队伍。全国都变成了战场，争取解放的力量与反动邪恶的势力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我们的旗帜在每一个战场上飘扬，成千上万的同胞团结在它周围。我们掌握着主动权，争取自由的力量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正是在这种争取自由的力量的感召下，有8326名志愿者自愿入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成员人数从运动前的7000人猛增到10万人。 除了对黑人的影响外，这次运动亦唤醒了一些白人。运动后，一些激进的白人组织了民主人士大会，开始对黑人的解放运动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同时，“蔑视运动”还促使自由派人士建立起一个多种族成员参加的自由党。这次运动的另一个积极结果是政府开始认识到黑人的力量。志愿者的素质和人数、运动的规模和深入以及组织者的精明与成熟都是马兰政府始料不及的。运动后，政府开始考虑对班图斯坦的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是一味坚持“主子统治”了。当然，这样做是欺世盗名，但也说明了这场运动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已被承认了。 当然，不可否认运动中有缺陷和不足。由于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抵抗运动，在组织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首先，是对群众的发动和对志愿者的挑选方面。当我在比勒陀利亚征召志愿者时，曾有一位名叫莫克的中年人向我建议，应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来加入这场“蔑视运动”。他很认真地告诉我，要想打破种族隔离这部机器，正确的办法是将我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沙子、破烂、石头等统统丢进这部机器的轴承、轮子和所有机器零件里，使它不能运转。 其次，我对西苏鲁等人坚持志愿者队伍应该少而精的看法不以为然，我认为人多力量大，只有让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挤满警察署、法庭和监狱，才能使政府的整个功能停止运转。遗憾的是，我和其他人没有接受西苏鲁的建议并驳斥了他的这一建议，从而使很多有可能成为志愿者的人没有机会加入这场运动。 而另一方面，由于对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审查不够严格，致使一些破坏分子、分裂分子甚至奸细和警察都混入到国民大会内部来了。 一个曾在全国总部工作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原来是警察局派来的内奸。在约翰内斯堡对我们这些组织者进行的审判中，他站出来为政府一方作证，这使我们陷入极为不利的局面。 政府的黑名单 “蔑视运动”被迫中止了，但曼德拉等人没有停止脚步，收拾行囊，打点包袱，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蔑视运动”结束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们和组织者对这次运动进行了总结。总结会过后，大会进行了重新选举，在这次选举中，艾伯特·卢图利当选为主席，曼德拉当选为副主席，全面负责德兰士瓦省的工作，接替刚刚被政府宣布了禁令的马克斯。 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人们对曼德拉的领导能力期望很高。他的好朋友奥利弗在大会上极力推荐他，是因为他能力突出，组织和领导能力都很强。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向人们提供了向政府表达自己愤怒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激励了人民的觉醒。 艾伯特·卢图利原来是一名牧师，后来当了17年的酋长，与部落的百姓关系很不错。他还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当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访问伊丽莎白港，在那里，3.5万人列队欢迎他的到来。 由此可见，他的个人魅力是多么出色。 恰恰在此时，马兰政府发出管制禁令，禁止包括艾伯特、曼德拉在内的52名“蔑视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2个月内参加公众集会，并不准访问德班、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伊丽莎白港和一些中心地区。 这些管制禁令是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对个人宣布的，这是南非政府一直使用的镇压手段。颁布这些禁令，不需要任何指控，也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最蛮横的是，不准上诉。只要司法部长认为你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就可以将禁令加在你身上，一旦违反，将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这一禁令，曼德拉很生气，他说： 之所以对我施行禁令，不是法院审判的结果，也不是由于犯罪，而是出于偏见。这或许是产生于政府内部幕后进行的“星法院”诉讼程序。 除了对这些组织者颁布更为严厉的法律外，对一些参与者也制定了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条文有“通过支持或者参与某种运动为违法将会判处3年监禁或者300英镑的罚金，对那些通过其言行煽动他人组织或者参与抗议的人，再加上200英镑罚金或者2年监禁”的字眼，政府在以强有力的措施针对这一切行为。 政府的种种高压政策，让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很多会员感觉到沮丧，甚至是绝望。 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的曼德拉在面对政府苛刻的行为时，却表现得很兴奋，他认为政府的打击力度变强了，说明非洲人国民大会过去的行为（“蔑视运动”）已经伤害到政府，让政府感觉到痛苦。任何一个人或者组织在受到伤害时都会反击，政府也是如此。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仅不要停止脚步，反而要加大力度，继续坚持斗争。 曼德拉的一席话让很多人重新振作。曼德拉决定继续制订新的可行的方案，继续推动黑人解放运动的发展。当然，在当前政府的高压形势下，不可顶风而上，应该保存组织的实力，以再次进行反抗。 政府的行为让曼德拉消失在大众面前，但不愿屈服的曼德拉继续发挥着作用。 自由之路无坦途 1953年9月，曼德拉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由于他被限制了自由，这篇文献是由其他代表宣读的。 这份题目为《自由之路无坦途》的演讲稿成了南非黑人解放斗争中的一篇历史性宣言： 自1912年来，非洲人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非洲人，在他们的家里和社区里，在省内和全国的各个城市，在公共汽车里、火车上，在工厂、在农村、在城市、在贫民区、在学校，一直在讨论统治整个国家的那些白人的可耻行径。 这些白人组成的政府像吸血鬼一样，不知疲惫地吸取人民的血液，让人民一贫如洗，低廉的工资，短缺的土地，不人道的剥削以及整个白人主宰政策的谴责。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更大的压迫，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大加强了。而且，看起来似乎人民的牺牲毫无作用。 今天，整个国家都知道他们的付出不是徒劳的，因为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在我们的人民脑海中生根了。如今，人们谈论的是行动：我们国家的人民中已经有力量在觉醒了，而1952年则作为全国自我意识的涌动而分外突出。 1952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在心中牢记着南非被践踏的、被压迫的人民代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决意冒险，发动了旨在蔑视不公平法律的运动。在6月26日的早些时候，“蔑视运动”在伊丽莎白港开始时，还只有33名蔑视者参与。而在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到了下午则达到106人，这场“蔑视运动”像野火一样在全国蔓延。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医生、教师、律师以及办事员，无论是非洲人还是有色人种，无论印度人还是欧洲人，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的，都集合起来，响应号召，蔑视《通行证法》《宵禁法》等种族隔离措施。到这一年末，有超过8500名的各种族人参与了“蔑视运动”。该运动立即招致重大的损失——工人们丢掉了工作，教师们被赶下讲台，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被关进了监狱。“蔑视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它释放出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影响了数以千计的国民。 …… 在这份演讲中，提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未来路线，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不要因为微小的挫折而放弃希望，要继续并且不间断地斗争，实现整个南非的民族解放。 演讲生动形象，大大鼓舞了南非被压迫的人们。 5.新的律师生涯 律师界的冉冉新星 在禁令期间，曼德拉的活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这让他很不舒服，脾气也越来越暴躁。这时，他的好朋友奥利弗建议他利用禁令期间的时间，重新拾起以前的法律知识，最好能考取律师证书。 曼德拉采纳了奥利弗的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在1952年12月，曼德拉取得律师证书，并与奥利弗一起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由于政府的某些行为，律师的名声不是很好，人们经常将律师和“索贿”“行贿”“有知识的无赖”之类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南非，黑人律师是少之又少，且很受人尊重。 黑人律师的数量很少，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更是屈指可数。根据庭审资料的记录，第一个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的黑人律师是艾尔弗雷德·曼杰拉，他的律师资格是由英国伦敦的林肯法律协会授予的，并在英国工作过。 1910年，他回到南非，在黑人被歧视的南非，他历经挫折，申请了几次才有资格出现在最高法院。尽管只是初级律师，却也代表着不小的进步。 他积极代理黑人的案子，多次成功地为非洲人辩护，因为开罪政府和一些大企业，生命多次受到威胁，但他依然不改初衷，在南非黑人中很有威望。 在艾尔弗雷德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黑人律师出现在南非的法院中，前文提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塞梅也是律师，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教育的，后来成为一名很有名的律师。 在南非，越来越多的黑人律师出现在法院中，他们所代理的案子多半和黑人有关。为了限制这种现象的出现，当地政府开始控制律师的数量。 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只有极少数的黑人有机会进入律师队伍，政府是幕后的重要操控手。 除了政府的幕后操纵之外，学习法律需要很多花费也是其中一个缘由。学习法律，除了要交纳一般的学杂费外，还须交纳保证金。另外，即使这些钱都能交得起，也很少有白人律师愿意雇黑人法律毕业生当实习生。 更重要的是，种族歧视之下，黑人需要经过种种审查才能够顺利经营律师事务所。 可以说，曼德拉与奥利弗的合作是优劣互补，曼德拉性格开朗，奥利弗则稳重踏实；曼德拉性格暴躁，而奥利弗则相对冷静。 在回忆与奥利弗的合作关系时，曼德拉开玩笑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把我们两个人安排在一起！” 律师事务所的成立 在当时的南非，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加上政府严格控制黑人律师的数量，曼德拉和奥利弗的面前困难重重。 首先，租房子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根据政府的《集团居住法》规定，南非的白人、有色人种和非洲土著人，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在白人居住区内，黑人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供人使唤。 作为黑人，曼德拉只能住在属于黑人的居住范围内。这些地区距离城市达10至15公里，而且人口拥挤不堪，环境很差。 在这种脏、乱、差的环境下开设律师事务所，是无法想象的。另外，在黑人居住地开业等于丢掉了很多顾客，因为白人绝对不可能去那儿，更谈不上去找事务所，这在法律业务上无异于自杀。 如果留在城区，一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二是不会有白人愿意将房子租给两个黑人律师。 曼德拉和奥利弗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人际关系，走了很多地方，求了很多人，历经无数白眼之后，终于在约翰内斯堡室内找到了办公地方：一个叫“大法官邸”的楼房，这座地产的所有者是个印度人，它也是少数可供非洲人租用的房子之一。 总算是小有成就，找到了一处办公地点。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地方离法院很近。他们将律师事务所设在二楼，门上的广告牌上写着“曼德拉和奥利弗律师事务所”。 接下来就是办理许可证，曼德拉和奥利弗又开始跑各级相关机构。根据法律这需要得到部级批准，而在实际操作中，成功概率等于零。后来几经努力，曼德拉和奥利弗的事务所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有限期的许可证。 然而，根据《集团居住法》，这一证件的时间很有限，一旦到期需要延长的话，会更加困难。曼德拉考虑再三，决定走一步算一步。 曼德拉后来回忆说： 那个时期，迫害和驱逐的威胁总是在我们头上。我们的做法是公然蔑视法律。我们清楚这一点。但尽管如此，这种做法是我们不情愿的，是强加于我们的。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在服从法律和服从我们的良心之间作出选择。 成立了律师事务所，曼德拉与奥利弗更加忙碌了。尽管成了律师，但曼德拉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经常与奥利弗一边吃饭一边谈政治。有的时候，也会探讨一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未来之路该怎么走。 身为律师的曼德拉把反对种族歧视看作自己的责任，奥利弗同样如此，这也是他们俩选择律师行业的主要原因。 经过一次“蔑视运动”，曼德拉和奥利弗的名字进入政府的黑名单，也让他们声名远播，律师事务所成立没多久就门庭若市，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不仅是因为南非严重的种族歧视的立法繁多，导致黑人动不动就游走在违法的边缘，同时不少人千里迢迢来找这两位律师办案，因为这些非洲人认识到曼德拉和奥利弗是他们的真正代表——不仅是法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因此，曼德拉和奥利弗的日程极其繁忙，他们不仅受理政治案，也受理民事纠纷案和离婚案。有时一天甚至要处理超过5件案子，这让他忙得经常顾不上家，尽管此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曼德拉后来回忆他们的工作时，这样说： 每天一早奥利弗和我走到办公桌之前都要先经过耐心等待的人们，他们从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楼道里。 南非能以世界上在押犯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而自诩……失业就是犯法，因为非洲人如不携带经官方批准并经雇主许可的就业执照，就难逃被捕的命运。没有土地也是犯法。每个星期我们都与来自农村的头发灰白、饱经风霜的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座谈。他们向我们诉说他们是怎样被从世世代代耕种的一小块土地上赶了出来。酿造非洲啤酒也是犯法，喝非洲啤酒或是用卖这种啤酒赚来的钱补充家里微薄的收入也是犯法。这样干的妇女面临高额罚款和长期监禁。对白人失礼可能也是犯法。居住在“错误”地点，即被划定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种的地区，对非洲人来说也是违法。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将无数的无辜者变成“罪犯”。 种族隔离在人民中间传播了仇恨与绝望的种子。本该上学念书或学门手艺的年轻人在街上东游西荡，拉帮结派，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这个社会身上。正是这个社会把他们逼到犯罪与贫困的绝路上去。我们办公室里那些浅黄色卷宗里装着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事例。如果说当我们合伙时我们还没有成为种族隔离制的叛逆者的话，在事务所办公室的这些经历也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自己已从我们的社会集团中升到了专业技术阶层的地位，但法院里的每一个案例，每一次去狱中探访委托人，都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人民正忍受着屈辱和苦难的煎熬。 忙碌中的曼德拉 尽管政府颁布了对曼德拉的禁令，但这并未限制他的革命热情。相反，这增加了他对种族隔离制的仇恨，并坚定了消灭这个不人道制度的决心。在平时的工作中，他一面开展律师业务，一面秘密地做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 在曼德拉代理的案件中，大多是名目繁多的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这让曼德拉意识到，曼德拉和奥利弗律师事务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这是一个众多黑皮肤的非洲人可以随时得到同情和尊重以及不被欺骗的场所。曼德拉的工作常常让他自己感动，觉得他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曼德拉的业务很多，经常一上午要参与辩论好几个案子，在法院里进进出出。 时间久了，整个法院的人都认识他们，有些人对他们很客气，而有些人则对他们不怎么尊重。曼德拉明白，他们所受到的这些待遇是建立在肤色基础之上的。甚至在法庭上，曼德拉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白人证人常常拒绝回答作为黑人律师的曼德拉的质询。出现这种情况时，曼德拉会第一时间向法官投诉。法官似乎并不在意，只是象征性重复提出他们没有回答的那个问题。 曼德拉很聪明，反应灵敏，很多时候，经过质询，曼德拉能够当场抓住他们说话前后不一致和撒谎，从而找出破绽，但是，这些破绽往往很难被法官采纳，法官只不过认为他们是“黑人律师”。 更为严重的一次，曼德拉还没有为案子的当事人辩论一句话，就提前和法院法官打了一场官司。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种族歧视之上。 当天，曼德拉作为代理人走进法庭，一开庭法官就要求确认曼德拉的身份，这无可厚非，属于一个惯例。 曼德拉站起来，说：“我是纳尔逊·曼德拉，是当事人的辩护律师。” 这名法官看了看曼德拉，皱了皱眉，说：“我不认识你，你的执照在哪里？” 营业执照是装裱在框子里并挂在墙上的证书，并不属于律师随身携带的文件。开庭时，律师可能被问及他在大学里拿到了什么学位，但不可能被问及营业执照。 曼德拉知道这是地方法官在故意为难他，他请求法官开庭，到时候会提交营业执照。但是，地方法官竟然拒绝听案情，甚至让一名在案记录员赶他出去。 脾气暴躁的曼德拉险些和这个记录员发生肢体冲突，幸亏他助手控制住他。 很明显，曼德拉之所以愤怒，是因为那法官显然违反了法庭的有关规定。曼德拉很生气，他没有善罢甘休，上诉到最高法院，他的朋友乔治·毕佐斯律师出庭为他辩护。 在听审会上，首席法官批评了那个地方法官的违规行为，并责成另一名地方法官审理那个案子。 这件事给曼德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记得那个地方法官的嘴脸。尽管身为一名律师，但因为是黑皮肤，他无法保证不受种族歧视。 在这种种族歧视与反歧视的斗争中，曼德拉和奥利弗走过了一年。 年末将近，这预示着新的情况将发生——曼德拉和奥利弗律师事务所的经营场所即将到期。根据《集团居住法》，没有政府的法令不允许在市内拥有经营场所。为了继续营业，他们根据相关的法律，写了一份申请，很不幸，他们的申请被拒绝。 他们翻遍所有的法律，终于从《社团区域法》中找到了相关文献，他们申请临时许可。可当局却拒绝临时许可，曼德拉不得其因，可能和他们的影响力较大有关系。政府要求他们把办公室搬到几英里之外的非洲人居住区。 事实上，这已经是被曼德拉和奥利弗否定过的方案。曼德拉认为，这是当局为把他们挤出律师这个行当而耍的卑鄙伎俩。最终，政府不断地以驱逐相威胁，并非法侵占了曼德拉的营业场所。 在这种局面下，曼德拉和奥利弗冒着风险继续经营，虽然可以继续为客户代理案子，但他们却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成了一家“黑”律师事务所。 没有了营业场所后，他们代理的案子也越来越多地涉及种族主义法令的受害者，这些客户多半是以前的老客户介绍过来的，更多的则是主动寻找他们。 曼德拉和奥利弗明白，每一件这样的案子都是一个机会，在帮助受迫害的黑人的同时，也揭露种族主义的荒谬和凶残。 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我把大声疾呼反对种族歧视看成我的责任。它不仅是对我的同胞，也是对我的职业、法律的实施和对全人类正义事业的责任。种族歧视从实质上说是非正义的，完全违背对正义的基本态度。而对正义的态度是这个国家传统的法律训练的一部分。我相信，对这种非正义采取反对的立场，是在坚持一个崇高职业的尊严。 周而复始的解禁 曼德拉一边为非洲黑人伸张正义，一边秘密进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在1953年6月，对曼德拉的禁令终于解除了。 禁令刚刚解除，曼德拉和西苏鲁就在一家大电影院内向群众发表演讲，抗议强行驱逐索菲亚镇居民的蛮横行为。根据颁布不久的《团体住区法》规定，郊区的黑人须全部迁出去，这一数量将达到5.8万人的规模，前所未见。 与其他地区相比较，索菲亚地区的黑人有很多权利，允许自由拥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而且这一地区相较于其他黑人居住地来说，经济繁荣，商业气息浓，发展生机勃勃。这一地区的发展潜力引起了很多白人投资商的注意，他们想将这片土地作为他们的后院，想夺走这片土地。 曼德拉的演讲慷慨激昂，看电影的人纷纷驻足，人群中不时爆发出掌声。这时，全副武装的警察赶到，蛮横地打断了这次合法的和平集会，要求他们尽快散去，否则将采取强制措施。 蛮横的警察引起很多人的愤怒，西苏鲁明白，一旦发生冲突，他和曼德拉难辞其咎，他努力让愤怒的人平静下来，然后心平气和地与警察沟通，警察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 在回忆当天发生的事情时，曼德拉说： 我看到了极权主义和暴政的影子，这促使我下定决心要向世人公布真相。幸运的是，经过西苏鲁的沟通，听众们都冷静下来，遵守纪律，不再受警察的干扰，都欢快地唱起了《上帝保佑非洲》，歌声很快就盖过了警察的叫骂声。 曼德拉和西苏鲁没有改变索菲亚镇居民被赶走的命运。经过政府的强制措施，索菲亚镇的居民成了牺牲品。那些迁移后来引发了很严重的后果，随后在这片废墟上修建起来的白人郊区叫“特莱欧弗”，意味深远。 在迁移的过程中，引发了很多官司，作为律师的曼德拉一时间又陷入众多官司中。他不知疲惫，积极奔走，忙碌于各大法院，为他的当事人解决困难，伸张正义。 在当时，甚至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走在约翰内斯堡的大街上，询问任何一个黑人，问他最喜欢的黑人律师是谁，他的回答很大可能会是“曼德拉”。如果你问其原因，答案可能各式各样，但总会有这么一句：“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黑人！” 从代理案子到进入法院，曼德拉一直对种族隔离法令持挑战态度。进入法庭时，他总爱走标有“仅限欧洲人使用”的入口，而且，他总爱使用那些专供欧洲人使用的座位。这在他还只是个法律实习生的时候就试过多次。 有一次，他通过了一个标有“仅限欧洲人使用”的走廊，一个白皮肤的门卫对他的举动十分恼火，大声呵斥：“你在这儿干什么？” 曼德拉的反应则很幽默，他不慌不忙，因为他早已从那个门卫的面部结构判断出对方是一个混血种人的后代。他从桌子旁将头靠过去，眼睛死死盯住那可怜的门卫的双眼，然后平静地吐出一句话：“你在这儿干什么？” 经过很多历练，曼德拉在法庭上游刃有余，尤其是关于白人政权和种族歧视法令方面，更是非常出色，让对方哑口无言。甚至到后来，一旦有他出庭辩护的消息传出，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黑人都奔走相告，提前到达法庭，期待曼德拉的精彩表演。 更为难得的是，曼德拉很少让他们失望，总是在不经意间抓住某个细节部分，让对方彻底失语，由此赢得了官司。 有一次，一个非洲女佣被指控盗窃女主人的衣服，曼德拉受邀为她辩护。经过了解，这名女主人的丈夫因为生意失败，身无分文，这名女主人想辞掉家中的女佣却又不想支付不菲的违约金，便利用这个方法，让女佣知难而退。 曼德拉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在法庭上，他扫了一眼摆在起诉人桌上的一大堆作为“证据”的衣物，不慌不忙地拣起一双长筒袜，先是向法官和观众展示一周，然后字正腔圆地问那名女主人：“请问这是你的吗？” 曼德拉知道，这名女主人非常爱面子，而且在非洲，穿着长筒袜的女人，常被认为是荡妇。这抓住了女主人的死穴，她实在不好意思承认是她的，涨红着脸拼命摇头否认。 这时，从观众席上传来一阵开心的笑声，此案也因此了结。 曼德拉的声望越来越高，让政府感觉到头疼，觉得任由曼德拉继续下去，他将来会成为一大对手。因此，他们经过周密调查，决定再次对曼德拉动手。 1953年6月，政府以“多次无视政府法律法规”为由，对曼德拉恢复了禁令，和解除禁令的间隔时间仅仅3个月。这次的禁令规定，2年之内不准参加公众集会，并且要求他辞去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组织中的职务。 很明显，白人政权是以法律的名义对曼德拉的生活、工作设置各种障碍。不可否认，这的确阻碍了曼德拉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但这种蛮横和不讲理的措施，使白人政权失去了人心。 第五章 献身自由之路 我已经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我为反对白人种族统治进行斗争，我也为反对黑人专制而斗争。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活着，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准备为它献出生命。 ——纳尔逊·曼德拉 1.政府的倒行逆施 班图教育法 1953年，马兰政府为进一步巩固种族隔离政策，又颁布了《班图教育法》。当时，每个白人学生每年的教育经费约为44英镑，有色人种的学生每年的教育经费约为19英镑，而黑人学生每年的教育经费只有不到8英镑。和种族歧视制度一样，教育经费方面一直为非洲人所诟病。 根据《班图教育法》的相关规定，班图人的教育监督权由原来的州当局移交给土著事务部。在当时，班图人的学校分为三类：国立学校、教会学校和非洲人部落或村社自办的学校。 级别不同，教育经费也有很大区别。第一类学校由国家财政支出，第二、三类学校则由国家根据地区情况提供相应津贴。不可否认，这些津贴往往少得可怜。 新法还规定，土著事务部对处理班图人学校的所有问题，包括教师任免权，拥有无限权力。未经土著事务部的批准，不能开办任何性质的学校。 另外，学校传授的内容必须符合《班图教育法》相关的规定，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为学校提供资助，需要经过土著事务部的批准，如果有学生到这些学校读书，必须经过土著事务部举办的相关政治内容的考核。 时任土著事务部部长的威尔第在议会辩论中高傲地说：“当我控制土著人教育的时候，我要改造它，以教育土著人从儿童时代起就认识到与欧洲人的平等不会为他们准备。信仰平等的人不适合当土著人的教员。当我的教育部控制土著人教育时，它将知道土著人适合什么等级的高等教育，以及土著人是否有幸运用他的知识。” 在相关的理论中，威尔第提出了班图教育的三条原则：一、作为班图人应该扎根于班图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中，必须区别于欧洲人的生活；二、教育必须为人们提供生活的机会，对黑人来说，这意味着在乡村生活或是当流动劳工；三、非洲人应该站在保留地中，教育必须向非洲黑人灌输这样的思想，即他们不可能与白人享有平等权利，他们的发展只限于自己的范围之内。 除了上述的规定外，教育经费的规定也是《班图教育法》的重要内容。新法规定，教育经费方面，维持原来的级别规定，在政府拨出的固定数目的班图人教育经费之外，超过部分均要由黑人自己承担。 这一规定的目的很明显，减少政府的教育经费开支，加强对政府经费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控制教育机构。政府投入的用于黑人的教育经费极其有限，影响了黑人教育事业的发展，当然，也加重了黑人的负担。 针对《班图教育法》，曼德拉评论： 这名白人部长已经霸道地将目标解释得清清楚楚：教育我们的儿童认为非洲人比欧洲人劣等，黑皮肤的人比白皮肤的人劣等。从很小就给他们洗脑，灌输这种人种论。这是多么卑劣的手段。 当这个法案成为法律时，那么将不是由父母，而是由土著事务部来决定某个非洲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法律实施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少数志愿者建立的教育学校机构很快就要被迫关门。因为根据新法的规定，学校的设立必须得到土著事务部的批准，而且教育的内容也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遗憾的是，在实施社区学校的过程中，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少数志愿人员建立的文化俱乐部很快就被迫关门。因为按照新法律，学校的设立必须得到土著事务部部长的批准，否则，将构成违法，会遭到罚款或监禁。 面对这种情况，曼德拉不顾马兰政府对他的禁令，通过报刊发表声明，向人民呼吁： 我们宣布坚信人权宣言所阐明的人人受教育的原则。那样的教育应该以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与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为宗旨。它将促进民族、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理解、容忍和友谊，并将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活动。父母将有权选择他们的孩子要接受哪种教育。 然而，人微言轻，曼德拉的声明被淹没在众多的议论声和抗议声中。 《班图教育法》的影响力很快就席卷到高校，甚至高校的很多学生都对此议论纷纷。当然，有反对的，也有赞同的，各个阶层的人对新法的支持率也是不同的。作为非洲土著黑人的孩子，更多是反对的声音。 为了反对新法，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层积极奔走，呼吁大众走上街头抗议。由于政府的种种限制和约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活动范围受到了很大限制，经常出现寸步难行的局面，否则就是违法。 马兰政府似乎不愿意就此罢手，紧接着，又颁布了《土著劳工纠纷调解法》。这项法令是根据政府在几年前设立的工业立法研究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制定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工会的权利，减少非洲工人的权利。 在通过这项法令时，劳工部长菲尔迪宣称，“绝大多数议员不允许土著掌握罢工这个武器”，“与会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会不作为，希望取消土著工会”。 面对这一切，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艾伯特·卢图利停止所有的工作，专心对付这条恶法。艾伯特·卢图利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谴责这一法案，指出其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剥夺非洲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一般权利，为了破坏现存的非洲工人工会，他号召非洲工人抵制和反抗这一法案的实施。 作为副主席的曼德拉因受禁令的限制，只能通过报刊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他一篇刊登在当时土著黑人中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解放》上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 《土著劳工纠纷调解法》禁止罢工和封闭工厂，从而剥夺了非洲人用以改善其处境的武器。这种措施旨在破坏目前由工人们自己控制着的非洲人工会组织……我希望每一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都应坚定不移地为非洲人工会的存在而斗争。 转入地下斗争 政府的两项法律激起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的反对。为了阻止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抗议活动，政府蛮横地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连下三道禁令，结果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领导被禁令，次领导层和第三级领导层的行动都受到限制。尽管如此，非洲人国民大会依然坚持反抗活动。 不可否认，非洲人国民大会经费有限，因其背后的支持者主要是广大的贫困黑人，维持自身运转的经费都有困难，更不用说组织起有效的抗议和罢工了。 包括曼德拉在内的受限制的人没有停止反抗，而是被迫采取秘密的地下形式。奥利弗发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层由于受限禁令，出现了焦虑和绝望情绪，而且地下斗争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判刑，且刑期也会很长，但曼德拉表现得镇定自若，而且很多时候还情不自禁地开起玩笑，帮助同伴驱赶恐惧和焦虑的情绪。 尽管受到禁令的限制，但曼德拉还能够继续从事律师工作，还可以继续代理各种案子，游走于法院之中。 曼德拉的名声越来越响，被他打败的白人律师也越来越多，因此他不仅引起白人律师的嫉恨，也引起了他们的恐惧。 在1954年就发生了一件很搞笑的针对曼德拉的活动。德兰士瓦法律协会请求最高法院将曼德拉除名，取消他的律师资格，理由是他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起的“蔑视运动”中有质疑、诽谤政府的行为，这是赤裸裸的对法律不公、不尊、不敬的表现，这些行为“与一个体面的行业成员所应有的行为标准不合”。 整个律师协会站在政府的立场去针对一个人，这件事在南非的法律界还从未出现过，可见曼德拉的影响力之大。曼德拉见到了太多不公，此举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曼德拉亲眼见过这个蛮横的政府，什么荒唐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更不用说针对一个小小的黑人律师了。 面对德兰士瓦律师协会发起的攻击，曼德拉一时之间也有点害怕，一旦最高法院和政府站在了一条线上，曼德拉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也是他最喜欢的职业。 幸运的是，这件事经过各大报刊刊登出来之后，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一位颇有名气的白人律师、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沃尔特·波洛克出庭为曼德拉伸张正义。 经过激烈的争辩，最终最高法院判定曼德拉并没有超出律师权利范围，作为一名律师，参加他的人民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斗争，并不是对法律不公、不尊、不敬，即使他的活动与国家的法律相违背。 最高法院拒绝了法律协会的要求，并判法律协会交纳赔偿金。 在回忆这件令人啼笑皆非，却让曼德拉紧张得出了一身汗的事情时，曼德拉说： 不要认为有这样一个对我有利的裁决，我就会停止政治活动！ 曼德拉很清醒，尽管最高院支持了他，但他对裁决的态度十分明确。实际上，从他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副主席那一天起，他就在考虑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新形势下的组织结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受到管制禁令期间，他的头脑中已经在酝酿这些计划了。 曼德拉的新计划 非洲人国民大会很努力，尤其是在一群年轻人的带领下，社会影响力提高了，威信提高了，会员人数也在与日俱增，达到10万人的规模。 不可否认，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足够努力，可不公正的法令依然原封未动，确切地说，反而增加了。从表面上看，非洲人国民大会无形中在促使种族歧视的问题变得更糟，实际上则不然。 法律的神圣在于它的正义性，当正义不在，当法律被随意制定、成为某些集团的工具时，法律的神圣和尊严将不复存在。 1952年的“蔑视运动”引起了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恐慌，随后各项镇压法律纷纷出台，如《镇压共产主义法》，这项法案的第一条规定就是扩大政府的权力，规定政府有权宣布全国或某一地区处于戒严状态，有权废除任何法令。除了加强政府的权力之外，还制定了严苛的处罚条例，罚款或者监禁。 这些法令的存在，使非洲人国民大会遭到了第一次“寒冬”，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黑人运动的正常运行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人数急剧下降。到1953年，成员由原来的10万人下降到3万人。这些新形势引起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新领导层的密切关注。 关于这一切，曼德拉说：“我们紧迫的任务是巩固这些胜利，保存我们的组织，为重新发起进攻积聚我们的力量。” 曼德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蔑视运动”被镇压、中断之后，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建议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一个新的行动计划，这就是被大会传播并实施的所谓m计划。这一计划定出了新的斗争方式，全国执行委员会经过大会研究、讨论，将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立即指示各省支部切实执行并监督这一计划的落实。 m计划的具体方案是由曼德拉一手策划的，根据“蔑视运动”的成果以及借鉴印度圣雄甘地的斗争经验，曼德拉提出了一套新的组织系统。 新的组织系统改变原来的以支部为单位的基层组织，实行以街道为核心的基层组织，每条街道设立一个组织，并选举出一个组长。每7个这样的组织合成一个区域，由一名管理代表全权负责。每5个这样的地区组成一个行政区，由一名总代表负责。这5个地区中的一名管理代表可成为支部秘书处的成员，而支部秘书处则负责一个市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运作。 m计划改变了原来的支部管理混乱的局面，形成了以街道为基层组织的结构。m计划的目的十分明确： 一、巩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机构； 二、能够使重要决议在全国范围内传达到该组织的每个成员，而不必召集公开集会、发表新闻公报或印刷通告等，减少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财政支出； 三、在各个地方支部建立有效的、真正代表人民力量和愿望的自己的国民大会； 四、扩大和加强非洲人国民大会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并巩固国民大会对地方的领导。 m计划通过之后，立即在德兰士瓦以及其他省的很多支部开始实施，效果很不错。1953年6月至9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分别在二、三线城市索菲亚城、杰米斯敦、克利普敦和比诺尼召开了地区会议，与会者人数较以往有所增多，证实了这个计划是可行的。 当然，m计划也有其局限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将会出现很多困难，最直接的是单纯依靠业余时间做这些工作是不可能的。另外，就是经费问题，根据委员会的估计，东开普需要35名全日制的工作人员来实施m计划，在1953年他们收到全国总部100英镑的工资。而每人每年只交会费2先令6便士。再加上政府各种持续不断的阻碍措施，在1952年新选出的27名执委会成员中，有11名处于管制禁令之下。这些因素都妨碍了m计划的正常实施。 尽管困难重重，但曼德拉依然不知疲惫地落实新计划，1953年9月21日，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地区会议上，曼德拉向全体会员发出呼吁： 以自己双倍的努力，切实地、出色地完成这个计划。通过艰苦、紧张的工作，通过各个地区一家一户的动员来发展会员和加强组织。这些必须靠你们全体的努力。从现在起，国民大会成员的活动不能仅限于发表演讲和通过决议。你们的活动必须在广泛的群众工作中表现出来，这些工作将使你们能与劳动人民最大可能地建立联系。你们必须保卫和维护你们的工会。如果不允许你们公开集会，那么你们应当在工厂的机器旁，在回家的火车和汽车上举行会议。你们应当在村里和棚户区召集会议。你们必须使我们人民居住的每一个住宅、每一个铺位和每一个泥土屋成为工会运动的一个分部。你们必须永不屈服。 2.最黑暗的斗争时光 坚强的艾伯特·卢图利 面对当局政府的蛮横无理，曼德拉清醒地认识到，应该摈弃一切偏见，不分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所有民族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 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艾伯特·卢图利的一年禁令期刚满，又遭到了更为严厉的限制，在政府发布的通报中，要求接下来的2年内艾伯特·卢图利必须待在封闭落后的农村家里。艾伯特·卢图利无法与政府抗衡，只好接受这一切。 不过，风声过后，他偷偷地参加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计划进行新形式的抗议活动。 艾伯特生于黑人基督教家庭，从懂事起就一直和教会形影不离，小学、中学都是在教会学校就读。耳濡目染之下，他对基督教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基督教的理论也植入他的心中。 后来，他前往纳塔尔上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达17年之久。1936年他被选为格鲁特维尔酋长，他的家族从他祖父开始就一直担任酋长职务。 继任酋长期间，他走访部落的各个角落，更深刻地了解了黑人的艰难生活。他无数次亲眼看到，在他管辖的地区，白人政府制定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以及经济上的剥削，造成了一系列悲惨情景。这促使他更坚定地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946年，他当选为“土著代表议事会”的成员，从1951年开始，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率领一群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坚持斗争。在1952年的“蔑视运动”中，他与曼德拉、西苏鲁等人一起，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他所到之处受到人们的欢迎，影响力甚至超过曼德拉。极大的影响力让他和曼德拉一样，成为政府黑名单上的一员。 政府为了降低他的影响力，对他发出最后通牒：要么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要么放弃祖鲁的格鲁特维尔地区酋长职位。 往前一步是不知未来的路，退后一步则是“人间大道”，起码不用整日奔波、辛苦。在正义感的驱使下，艾伯特毅然选择了前者，并坚信“非暴力是唯一可以使用的非革命的、合法的、人道的方法”。 他以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在逐渐降温的“蔑视运动”，人们对他的行为报之以热烈的欢呼。正是由于他的非凡勇气和卓越贡献，在1952年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上他才被选为主席。但随后的多次禁令和个人的健康等原因，使他难以担任实际领导工作。这样，副主席曼德拉勇敢地站出来，挑起了这副重担。 自由宪章 195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迎来一个好消息，在纽约联盟神学院做访问学者的马修斯教授回国了。回国之后，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内部会议上，他提出建立一个国民议会的建议。所谓的国民议会就是人民代表大会，要代表本国的全体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为将来的民主南非草拟出一部自由宪章来。 这个建议和曼德拉的构思是一样的，这充分说明了这个建议的正确性。 这个建议得到曼德拉的赞同，也得到了艾伯特的赞同。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曼德拉开怀大笑，他说： 两个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未来蓝图的建议惊人地一致，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大势所趋……总而言之，我们主要不是献身于反对某种东西，尽管这是目前形势强加于我们的。我们是被为了某种东西而工作的理想所激励。 这表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破坏，而是建设。 非洲人国民大会关于未来蓝图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南非印度人大会、有色人种组织和民主人士大会的响应。有色人种组织和民主人士大会与以往的社会团体有所不同，他们主要是由崇尚民主平等的白人组成的。很明显，他们代表着一群白人的信仰，他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准备将非洲人当成平等的人来看待。 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这些组织纷纷接受了关于共同筹备人民大会的建议，并在之后不久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经过商讨，决定专门成立一个全国行动委员会，称为南非工会大会。 南非工会大会包括8个非洲人工会、3个有色人种工会和1个白人工会，南非工会大会的成立，标志着在遭受政府严禁之后，非洲人的社会运动又恢复了活力。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白人与曼德拉等人整天在一起工作，甚至连吃住都在一起。 在这期间，西苏鲁还曾到访过中国，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交换了意见。 这个委员会一成立，即致函南非国内的各政党、工会、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建议支持召开人民大会和派代表参加全国行动委员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兰政府的总理也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南非工会大会”的来信。 为了方便交流，南非工会大会还采用了多种语言发表意向书，其中有英语、祖鲁语、科萨语、索托语和阿非里卡语，共同发表《告南非联邦全体公民书》。 在种族歧视的南非，一时间很多人都在谈论传单上的种种问题，如“如果你能制定法律的话，你会怎么办？你怎样着手把南非建成各族人民的乐园？”同时，各种各样的回答纷纷被送到了南非工会大会。 人们普遍的回答是抗议《班图教育法》《通行证法》等新近颁布的几项法律，同时，这些非洲土著黑人还要求有更多的耕种和放牧设备，要求在议会中拥有更直接的代言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 南非工会大会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筛选之后，委员会的人员起草了一份《自由宪章》，在人民大会成立前，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受禁制的领导人对草稿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这个时候，马兰政府适时地出现了，目的直截了当——制造麻烦，如不允许远道而来的代表们乘坐公共汽车，必须严格执行《通行证法》的相关规定等。幸运的是，这并没有阻止大会召开。 这次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南非工会大会发出了很多宣传单，宣传单中还附有一份像诗歌一样的邀请函，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亲切的邀请： 我们号召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我们来说说这片肥沃宽广的土地 和我们耕耘的狭窄的小块田 我们来说说没有土地的兄弟们 和不能上学的孩子们 我们来说说赋税 我们来说说牲畜 我们来说说饥荒 我们来说说自由 我们号召矿工们 煤矿上、金矿上和钻石矿上的矿工们 我们来说说 漆黑无边的矿井 和远离家人的冷冰冰的草棚 别样的大会 经过讨论，大会决定将南非工会大会的会址选在克里普敦镇上一个私人足球场，这算得上是一个新奇的举动。 克里普敦是一个人种比较复杂的地方，生活着非洲原始土著人、印度人及有色人种，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部大约10英里的地方。 从筹备大会召开起，负责人就费尽了心思，由于经费紧张，因此要尽可能地减少开支。在伙食方面，负责人四处搜集各种炊具，四处租用各种道具。 经过2个月的精心准备，第一次南非工会大会终于如期举行。 1955年6月25日，约3000名代表聚集在足球场，举行大会。由于政府的管制禁令，很多人不能到场参加，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艾伯特、西苏鲁、曼德拉和达杜等重要人士。尽管这些人没有参加，但他们都在幕后关注着这次大会，是这次大会能够顺利召开的重要保证。 会场上非常热闹，彩旗招展，标语和宣传单随处可见，象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金黄色构成了会场的主色调。 会场成为南非未来的缩影：有非洲土著人、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这些人无一例外都穿着本民族的服装，欢庆来之不易的大聚会；有土著农民、有医生、有律师、有矿工、有基督教徒、有家庭主妇、有仆人。大家都在兴奋地交谈，一起喝着饮料……据统计，与会者绝大部分是黑人，其中又包括320名印度人、230名有色人种和112名白人。 当然，对如此盛大的聚会，当局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以另一种姿态参加会议：这些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站在入口处，目光犀利，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 至于西苏鲁、曼德拉和艾伯特等人，他们相约在距离会场不远的一间屋子里，他们不愿意失去参加会议的机会，尽管不能亲临现场。虽然他们看不到会议进行的具体情况，但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口号声。同时，南非工会大会为他们专门安排了几名志愿者，来往于他们的所在地和会场之间，传递会议的消息。 下午2点，经过与会人员的激烈讨论，《自由宪章》正式通过，随即通过麦克风用英语、科萨语和索托语向代表们宣读： 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 南非属于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无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凡不是依据全体人民意志建立的政府，都不能宣称享有正当的权力； 我们的人民对土地、自由和和平的天赋权利，已被一个建立在不公正和不平等基础上的政府所剥夺； 我们的国家绝不会繁荣或自由，除非我们全体人民能兄弟般共同生活，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 只有一个基于全体人民意志的民主国家，才能不分肤色、种族、性别和信仰，保证所有人民的天赋权利。 因此，我们全体南非人民，包括白人和黑人——平等地位的人、同胞与兄弟，通过这个《自由宪章》。我们发誓将不惜力量和勇气，共同奋斗，直到本宪章所提出的民主变革获得成功。 这个宪章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一个在国内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了“人民统治国家，各民族、人种之间享有平等权利，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和教育权，国家财富由人民集体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耕种土地应该以人口平均分配。人们将有安全保障、过舒适的生活，人们将有和平和友谊”。 该宪章以慷慨激昂的誓言结束：“我们发誓将不惜力量和勇气，共同奋斗，直到本宪章所提出的民主变革获得成功。” 马兰政府的搅局 南非工会大会进行得如火如荼，当局政府有点坐不住了。终于，在会议临近尾声时，即6月26日下午，政府“动手”了。 6月26日下午，从会场外突然传来沉重的列队行走的皮靴声。全副武装的警察们手持冲锋枪，直奔代表们而去。面对这一切，与会代表沉着而平静地唱起了自己的战歌。 一声枪响过后，歌声停止了，警察要求现场的所有人员把手举起来。现场的人没有任何骚动，按照警察的要求将手举起来。大会主席要求人群保持冷静。 警察拿出搜捕令，上面显示“会场形式存在叛国嫌疑”，接下来，警察封锁了进出口，开始大搜查，包括搜身。 这些警察的工作极其细致，很明显经过了培训，他们连标语口号甚至广告也没放过。两张食品摊上的广告画成了“战利品”，上面写着“荤汤”和“素汤”。还有一块招牌也没逃过警察的眼睛，上面写着：朋友们，茶1便士；茶和三明治3便士。这些后来居然都成了法庭上的证据。 当夜幕降临时，警察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从现场带走了大量“战利品”，大量文件、宣传单以及与会者名单。 警察退去之后，代表们在《自由之歌》的伴奏下缓缓地退场。整个大会圆满地结束了。它是一场“壮丽辉煌而又动人心弦的表演”。 后来，曼德拉高度评价了南非工会大会，认为非洲人民“有能力、有力量克服一切障碍，实现他们对未来的梦想”。这一在南非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会议所通过的宪章，从此成为南非一切进步力量的行动纲领。 在南非工会大会结束后的3个月内，很多人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次大会，宣传大会上发生的一切，人们很兴奋，认为这是一次进步。 然而，3个月后的一个黎明，政府又一次用最蛮横和卑劣的方法对付民主力量。 1955年9月27日，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警察搜捕行动开始了。警察根据与会者的名单，发布了几百份搜查证，不管其身份和国籍，统统对其住处和办公室进行大搜查，他们的书籍、信件、记录甚至是日记，所有可能成为叛国、煽动暴动或者是违反法律法规的东西都被带走。 据统计，至少有600人在办公室或家里遭到搜身。马修斯教授家中珍藏了几年的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资料连同他的打字机，一并被装箱运走了。警察们可不会考虑这些东西的价值，他们看到的只有证据，一切可能判罪的证据。 3.破碎的家庭 婚姻走到尽头 从与伊芙琳·梅斯结婚之后，曼德拉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南非的民族事业中，工作到很晚，经常深夜来临时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而他妻子早已睡去。聚少离多的生活，让两人很快就产生了隔阂。 另外，由于曼德拉受到政府特殊的“关照”，他的家隔三岔五被警察“光顾”寻找“线索”，这让喜欢平静生活的伊芙琳·梅斯不堪忍受。 再者，伊芙琳·梅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曼德拉对她的宗教献身精神越来越不耐烦。 尽管他们先后生育了3个孩子，维系着这段婚姻，但不可否认，他们的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 1955年底，政府对曼德拉的第二次管制禁令到期了，曼德拉还未来得及庆祝自己恢复自由身，警察又再一次光临了他在奥兰多的家，对他宣布新的禁令。更让曼德拉无法接受的是，这次的禁令比以往都要严厉，他被禁令的时间延长至5年。 长期的恐惧和担忧以及与曼德拉的聚少离多，使伊芙琳·梅斯与曼德拉越来越疏远。 曼德拉将精力全部投入到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所得的钱财根本无法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开支。为了以后的生活，伊芙琳·梅斯离开奥兰多，到纳塔尔去学习接生技能，家庭生活和孩子全部落在曼德拉一个人身上。 男人毕竟不适合持家，再加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烦琐的工作，曼德拉完全顾不上家中的孩子。伊芙琳·梅斯得知之后，只得放弃学习，回来照顾孩子。 随着争吵越来越多，他们在女儿马卡基韦出生不久，婚姻关系终于破裂。伊芙琳·梅斯总是怀疑曼德拉在外面和其他女人约会。每次曼德拉晚上回家，她都要求他解释原因。即使这样，她还是不放心。最后，她向曼德拉发出最后通牒：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她两者之间选择一个。 对曼德拉而言，非洲人国民大会事关重大，是拯救南非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结果只能是离婚。 婚姻的破裂对伊芙琳·梅斯造成了很大伤害，而且他们的3个孩子也与曼德拉越来越疏远，尽管当时的曼德拉尽可能地照顾他的3个孩子。 女中豪杰 正是在他的家庭生活遭受不幸时，曼德拉遇到了以后以“曼德拉夫人”而闻名世界的温妮。 提到曼德拉，人人知晓。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而温妮就是曼德拉身后那个无私奉献的女中豪杰。 温妮出生于1936年9月，生在庞多兰的一个小村庄里，她的全名是诺姆扎莫·温妮弗莱·玛迪基泽拉。和曼德拉一样，她也是一名科萨人。 庞多兰称得上是南非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像非洲的原始居民一样，过着部落生活。温妮的父亲名叫哥伦布·玛迪基泽拉，是一名教师。温妮有11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六。 在温妮的一生中，她无数次提到自己有个很了不起的父亲，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她才有了后来的觉悟。 她的父亲哥伦布身材魁梧，性格温和，尤其是对他的孩子们和学生们。由于政府的种族歧视，哥伦布所在的学校条件十分恶劣。 有一次，政府派两个白人监督员视察学校的安全工作。他向监督员抱怨：“你们看，我们的学生连课桌和椅子都没有，我们唯一的教学用具就是黑板和粉笔，在这样的条件下能搞好学习吗？” 可这个白人监督员的态度非常傲慢，他回答：“在这么偏远的地区有一个学校就不错了，不要有太高的要求了！” 这句话激怒了哥伦布。他愤怒地指责严重的种族歧视以及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不公平，当然，这种指责只能使白人监督员更加反感。原本答应的教学资助一条也没有兑现。很明显，他们是在报复哥伦布的指责。 温妮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的母亲，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在教会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成为比赞纳地区的第一个家政学教师。尽管她自己年轻时是当地的美人，喜爱打扮；但与哥伦布结婚后，她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徒，她也用这种虔诚去要求她的孩子们。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温妮从小就有很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过，最让温妮记忆深刻的，是爸爸给她讲的故事。哥伦布是一名历史教师，他对科萨人的9次抗英战争记忆深刻，这些历史永远是他课程的主题。每当一些重要的日子，他总要将孩子们召集到教室旁边的一棵无花果树下，用他那激昂的声音讲述祖先的英雄事迹。他有时激动不已，以致声音嘶哑了不得不放下讲稿，而到一边去控制自己的感情。 得益于父亲，和曼德拉一样，温妮从小就知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她暗自下定决心：作为科萨人的一员，就要从科萨人撤出的地方开始，去夺回科萨人的土地。 慢慢地，温妮长大了。 1953年9月，温妮来到约翰内斯堡从事社会工作的学习。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刚刚领导了“蔑视运动”，温妮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也非常敬佩，希望有机会能够见到他们。 在当时，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作为社会工作系的学生，温妮是不能公开参加政治活动的。在第一学年里，她所参加的社会工作是参加一些代表会议。在那里，女孩子们常常挂在嘴上的是艾伯特、曼德拉和奥利弗。 温妮参加社会实践期间，住在一家便宜的小旅馆里。巧合的是，与温妮住在一起的艾德莱迪·图库杜是奥利弗的未婚妻，当时任总医院的护士长。 两个人很快就熟悉了，而且关系很不错。艾德莱迪是个热心肠的人，为了让温妮熟悉环境，她经常带温妮到约翰内斯堡各处去游玩。 尽管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都受到禁令管制，但由于“蔑视运动”唤醒了黑人民众，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力大增。同时，曼德拉领导的m计划正在执行，因而工会运动相当活跃。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奥利弗的接触，加上艾德莱迪的引导，温妮开始接触政治了。 与曼德拉的接触 在与艾德莱迪接触的过程中，她知道了更多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以及曼德拉的经历。事实上，在刚入学的时候，她就听同学谈起黑人律师曼德拉，说他头脑灵活，口才犀利，经常在法庭上为黑人讨回公道，辩得对手无话可说。 这一天，温妮申请到了一次旁听的机会，是关于警察殴打一个黑人的案件，被殴打的黑人是温妮的同事，而这名同事的代理律师就曼德拉。 温妮和几个朋友对警察的这种野蛮行径很气愤。早早就来到了法院，坐在观众席上，等待法院的审判。 开庭的时候，温妮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青年人，他衣着工整，看上去非常威严。这是温妮第一次遇见曼德拉。第一次相见，曼德拉留给她的印象很不错，身材魁梧，反应敏捷，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1955年12月，温妮从社会工作系毕业，进入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工作。由于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且能力突出，在进入医院半个月之后，就被正式任命为该医院的第一个黑人卫生工作者。 当时有两家杂志社到巴拉格瓦纳斯医院采访时注意到温妮，拍了她的照片，并将照片登上了《班图世界》和《鼓》这两本杂志。 巧合的是，那段时间，曼德拉的好友凯泽到约翰内斯堡来玩，此时的凯泽，事业有成，非常优秀。他马上注意到了温妮，并决定向她表白。 几天之后，他通过奥利弗联系上温妮，提出和温妮单独沟通。温妮对凯泽的印象并不好，但碍于曼德拉的面子，只好答应。 当曼德拉听到奥利弗的介绍时，很不经意地点了点头。实际上，他早就从杂志上看到过这个漂亮的姑娘，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奥利弗的介绍下，曼德拉结识了温妮。 最折磨非洲人的法律 新上任的南非总理约翰内斯是个疯狂的种族主义者，他决定彻底清除社会团体对政府形成的压力，因此加强实施《通行证法》《班图权利法》《镇压共产主义法》等。除此之外，他还扩大了《通行证法》的范围，规定非洲黑人妇女也必须携带通行证，这比以前的《通行证法》更让人无法接受，更限制非洲人。 由于男性的活动受限制，黑人妇女的抗议行动就多起来了，甚至其他种族的妇女也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运动中。约翰内斯为了限制非洲黑人妇女的行动，扩大了《通行证法》的范围。 一石激起千层浪，出生于英国的社会工作者海伦·约瑟夫率先发起抗议，她这样说：“男人们生来就要接受这项制度，似乎他们携带通行证是天经地义的一样。作为妇女的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丈夫如何被人看待。当他们早晨离开家时，我们没有把握他们能不能回来。对于妇女也必须携带通行证，我们非常愤怒。如果丈夫被逮捕，我们也被逮捕了，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我们的家该怎么办？” 1955年10月，来自全国2000多名妇女聚集在比勒陀利亚，向政府表示抗议。妇女们的影响力比较有限，政府只是派出一部分警察维持抗议现场的秩序，并没有与这些妇女发起冲突。 这时，被限制禁令的曼德拉、西苏鲁等人，悄悄地组织了更多的妇女发起抗议，短短1个月的时间，游行人数居然激增到2万人，数量之多是当局政府远远没有料到的。 当局政府为了限制抗议活动，禁止游行穿过街道，否则将会面临惩罚。妇女们表现得很不错，她们三三两两地分批到达新任总理约翰内斯的办公室，这些妇女有的穿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定制服装，有的则穿着纱礼服，有的妇女则更加搞笑，直接带着小孩或者是提着装有食品的篮子走进去。她们走进总理的办公室，只是大声喊出一大串抗议口号，便安静地站在政府的门口，直到有警察出来驱赶她们。 面对这种形式新颖的抗议方式，当局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他们开始增派间谍混入这些游行的妇女之间，到处打听抗议活动的发起人。一旦打听到，政府将会派人进行突击搜查。 就这样，警察连续进行了1000多次突击搜查，查获了不计其数的文件，当然，活跃分子曼德拉位列其中。1956年12月6日深夜，住在奥兰多的曼德拉再次被警察光临。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几十名男人和19名妇女也同样被惊醒，他们被捕并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警察将西苏鲁、曼德拉、奥利弗等人押送到约翰内斯堡古老的监狱中。与此同时，南非的军用飞机从全国各地把不同种族的男男女女也送到这座监狱中并囚禁起来。这些人中有来自纳塔尔省的艾伯特酋长、达杜和伊斯梅尔，还有来自东开普的马修斯。 除了这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之外，其余被指控的人大部分是公司职员、律师、矿工、教师和家庭主妇，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抗议活动中表现得特别积极、主动。 除了非洲人之外，被捕的还有一些有色人种和白人，他们在监狱里被分为欧洲人和非欧洲人，当然，待遇也是不一样的。 一些领导人被逮捕了，抗议运动会如政府所想象的那样终止吗？ 不需要英雄的南非 真正正常的国度，不需要英雄。南非同样如此。 在曼德拉、西苏鲁等人被逮捕后，一场“支持我们的领袖”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很多人捐钱捐物，积极营救被逮捕的领导们。里夫斯主教、议员阿历克斯、工党领导阿兰·佩顿发起了“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同时，“基督教行动”领导人加农、约翰、科林斯在伦敦设立一笔基金，提供国际援助。 一时间，南非政府抓捕各组织领导的蛮横行为引起联合国的关注。 1956年12月19日，预审开幕时的气氛非常诡异，和平时的庄严肃穆的环境截然不同，居然有些喧闹。大批群众聚集在法院门口，高唱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声音高亢嘹亮，囚车里等待审判的“犯人”也跟着高声歌唱。 当150多名被告齐刷刷地出现在审判大会上时，大家一拥而上，警察和审判官们惊慌失措，显得特别紧张。反而是等待审判的人根本不像参加审判大会，反倒像是在参加什么大会的代表团。法官犹豫了很久，终于发声示意会场安静下来，一讲话才发现麦克风出了问题，什么也听不见，在一片哄笑声中，尴尬的法官宣布休庭。 第二天，审判闹剧继续上演，警察直接将150多名被告关在铁丝笼子里。一个辩护律师站起来，说：“我拒绝为遭受‘野生动物一般对待’的人们进行辩护！” 辩护律师的一句话让法官更加尴尬，他只好下令撤走铁笼子。 在铁笼子被撤走时，人们听到了枪响。原来，审判大厅外面，有个警察由于太紧张，向高声唱歌的群众开了枪。一发不可收拾，群众立即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更大的闹剧上演了。最终，22人被打伤。 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当局政府只好下令陆续释放这些工会的领导人。每一天的审判大会都非常有意思，政府的代理人每次都被辩得哑口无言。更严重的一次，政府的代理律师直接爆了粗口，辱骂对手是肮脏的生殖器，被法官赶出法庭。 无味的审判大会千篇一律，像中国封建社会中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幸运的是，因为有辩护基金的支持，所以尽管这些被告人大多数都背井离乡，但他们的家庭都得到了保护。相比其他人，曼德拉和奥利弗非常幸运，他们至少能够住在家里，并有部分时间进行工作。 政府这一次的行动让其陷入万人所指的境地。为了挽回失去的民心，政府不得不通过一项法律——要求雇主们为雇工提供交通费津贴，而且票价也回到之前的水平——虽然是迟来的胜利，却也预示是一个好的兆头。 4.新的爱情降临 斗争中产生的爱情 曼德拉被释放之后的第二天，就给温妮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曼德拉提出请温妮吃顿饭，顺便谈谈为叛国罪审判基金筹款的事。 这时的曼德拉还处于保释之中，但他并没有因此束手束脚。 温妮接到曼德拉的电话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用她自己的话说，一整天都心神不定，简直无法工作下去。 温妮是个很大方的女孩子，但在这次会面之前，她变得感性起来。为了这次会面，她将自己保存的每件女学生装都翻腾出来，可没有一件看上去比较合适。 最终，为了显得成熟一些，她只好向好友艾德莱迪借了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 当天晚上，由于曼德拉还处于政府的严密“关切”下，他并未亲自去接温妮，而是委托他的朋友乔·马修斯去接。乔·马修斯是马修斯的儿子，也是青年联盟的活动家。此时的马修斯父子俩都正在准备接受叛国罪审判。 乔很乐意帮忙，他亲自开车将温妮送到曼德拉的办公室。刚一见面，温妮特别矜持，平时大方得体的她，此时特别放不开手脚，甚至都说不出话来。 但是，曼德拉已经离过一次婚，是过来人，他很快就使温妮摆脱了窘境。曼德拉当时38岁，而温妮年仅20岁。成熟的曼德拉迷上了这个漂亮的姑娘。 “一定要娶她！”这是曼德拉当时的决心。 简单的沟通之后，曼德拉带着温妮去了一家名叫“阿扎德”的印度人餐馆坐了下来。 在回忆这段甜蜜的爱情岁月时，曼德拉说： 我当时点了一份咖喱饭，我不知道温妮不能吃太辣的东西，这盘饭辣得温妮无所适从。我当时觉得很抱歉，对她说：“如果你觉得太辣，喝点水就会好的。”似乎温妮并不介意。 那天晚上，我们边吃边谈，包括募捐的事宜。我看得出来，她不是很有信心，我一直在鼓励她。我对她说：“你会有办法的，我知道。”同时，我在向她解释募捐对叛国罪审判基金的重要性。让我欣慰的是，温妮答应了我的请求。 那天过后，两个人的关系突飞猛进，温妮几乎每天都想去见曼德拉，而曼德拉也总是以各种理由去找她。开始是谈募捐问题，慢慢地两人开始畅谈人生、家庭以及对社会的看法。 1957年3月，经过将近4个月的交往，曼德拉正式向温妮求婚。 在交往的过程中，曼德拉很认真地表达对温妮的爱慕之情，同时也对自己当前处于不利的局面和盘托出。 当时的曼德拉正在等待叛国罪的审判，对他而言，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战斗。如果被判无罪，他将会恢复自由身，但会继续从事非洲的民族事业，而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谁也无法预知；如果被判有罪，他将会失去自由，意味着要在监狱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 另外，他一直受到警察当局的骚扰。如果温妮要与他结合，这种骚扰将降临到她的头上。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将他的生命贡献给南非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一斗争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旦需要，他的个人感情也必须牺牲。 曼德拉知道，他很爱温妮，但也必须告诉她他正在进行的事业和面临的危险。他是否有权利也要求温妮来承担这种不稳定的生活呢？这是他不能把握的。 温妮又是如何想的呢？ 温妮在回忆与曼德拉的感情生活时，说： 当时，我爱他爱得发疯。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非常热烈地爱着我。有了这种共同的感情和理解，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再讨论的了。 当然，婚姻并不单纯是两个人的问题，有时甚至是两个家庭的问题。当哥伦布得知自己的女儿爱上了曼德拉时，他很吃惊，他知道曼德拉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为自己的女儿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她感到担忧。 她的家乡是传统思想比较盛行的，人们对离过婚的人总是有一些风言风语。更关键的是，曼德拉还有3个孩子。 虽然曼德拉是个离过婚的男人，并且他对事业怀着至高无上的信仰，但温妮作好了准备，她毫不退缩，也毫不畏惧。 1958年6月，处于管制禁令之下的曼德拉争取到了4天婚期。依照温妮的意愿，他们赶到庞多兰，也就是温妮的家乡，于6月14日举行了婚礼。这是她新生活的起点。从此，温妮走上了一条通往炼狱之路。她遭受了折磨、限制、拘留、监禁，承受了一般犯人不曾遭受的各种磨难，正如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玛纳斯·布特莱济所称颂的：“从极为深刻的意义上说，她无愧于‘黑人母亲’的称号。” 几个月之后，温妮为曼德拉生下女儿金妮。 以自由的名义 正处于新婚甜蜜中的曼德拉，既没有去度蜜月，也没有在家享受婚姻的甜蜜，因为他即将面临完全叛国罪的审判。每天，他不得不往来于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之间，为叛国罪一案奔波。 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对于新成立家庭的我，生活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每天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每天早晨，我必须乘车到比勒陀利亚接受“叛国罪”的审讯。而温妮则到奥兰多去工作。 在比勒陀利亚，我和许多律师在一起准备辩护词，常常忙碌到半夜。偶尔空闲的时间，我还常常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去参加执行会议。 回到家之后，我必须抓紧时间休息，以保证第二天有充足的精力来面对新的挑战。 早晨起床，我跳进澡盆洗澡，换衣服，冲出去，坐上车赶往“叛国罪”审讯法庭。我甚至连吃饭都顾不上。我能够感觉到温妮的担心，她强迫我坐下来吃饭，而此时电话铃又响了：有人请求我到警察局去保释一个人…… 当然，忙碌的生活不足以让曼德拉手忙脚乱，而为了应对叛国罪的审判，则耗费他大量精力。 在法庭上，曼德拉一个人的“罪证”就占了法庭记录的400页。政府聘请的律师是一个坚决主张种族隔离的阿非里卡人。 他问题犀利，提问诡异，经常让人摸不到头脑。在法庭上，他能言善辩，对曼德拉的盘问极具挑衅性。当然，曼德拉也是法院的常客，这个名叫贝克的律师，并没有从曼德拉的口中得到半点有价值的线索。 经过漫长的审判阶段，直到1959年1月19日，辩方律师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法庭宣布64名被告的指控书被撤销。这样，156名被告人中仅剩下31人继续受审，曼德拉仍在其中。 虽然仍是被指控的身份，但曼德拉依然坚持在约翰内斯堡的城区开办律师事务所。当然，这违反《集团居住法》的相关规定，随时都可能被指控甚至驱逐。 果然，几天之后，曼德拉和奥利弗的律师事务所被迫关闭。他们只能选择在黑人城镇开业，这无异于让他们放弃律师行业。不过，勇敢的曼德拉并没有放弃，他们冒险在周末及晚上继续开业，一来为了生存，二来为了自己的民族事业。 面对强大的敌人，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发生了矛盾，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的两个分支机构——非洲主义者派和自由宪章派在未来的道路上发生了路线上的错误，几乎无法调和。1959年4月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分支非洲主义者在其领袖罗伯特·索布克韦的领导下，正式宣布成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非洲主义者派的退出，无形中削弱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 罗伯特·索布克韦生于东开普地区的一个科萨人家庭，父亲是一个卫理会教徒，在其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罗伯特也成为一个卫理会教徒，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 后来，他进入海尔堡大学攻读文学。在海尔堡大学时，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并任青年联盟学校支部主席。1952年时，他同样因参加“蔑视运动”而被免去教职。 南非工会大会通过的《自由宪章》，并非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同意，罗伯特就是其中一个有意见的人。他认为，《自由宪章》眉毛胡子一把抓，将黑人和白人统称为“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并提出“不分肤色、种族”，这对非洲土著黑人来说根本不公平。除此之外，罗伯特还认为《自由宪章》关于民主方面的一些建议并不符合非洲的具体情形，自始至终没有提过“一人一票”问题，因为“一人一票”将使欧洲人、亚洲人和混血种人的选票变得几乎毫无意义。 后来发生的几次事件都让罗伯特将矛头指向非洲人国民大会，他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已被“白人统治阶级的领导”拉拢过去了。 不难看出，罗伯特认为南非的一切财富都只属于生活在南非这块土地上的原始居民，如今却属于全体居住在南非的人们，这等于承认南非国土上外国霸占者和本土被剥夺者、外国强盗和本土受害者所共有。 曼德拉与罗伯特的关系很不错，他们同是青年联盟的创始人，且领导过几次比较大的行动，他很理解罗伯特的选择。 罗伯特的行为使曼德拉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大规模的运动中，激进的口号比温和的策略更有感召力。一旦罗伯特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吸引走其大批成员。 为了阻止这种局面，曼德拉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们对以罗伯特为首的非洲主义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摒弃成见，将种族主义者和普通白人区别开来。 可惜的是，罗伯特心意已决，这场分裂运动最终还是发生了。 结局正如曼德拉所料，泛非主义者大会一成立，就吸引了大批黑人群众。1959年8月2日，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全国执委会宣布，他们已在全国建立了101个支部，拥有正式成员2.5万人。这对一个刚成立4个月的组织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白色恐怖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发生了分裂，但组织之间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敌人，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必须联起手来，并肩作战。 196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先后组织了一系列运动，一种危机感在全国弥漫。 罗伯特勇敢地站出来，组织反对《通行证法》的抗议活动。在演讲时，他希望大家将通行证丢在家里，一起走上街头，发起和平抗议，并接受逮捕和坐牢。 罗伯特希望这一行动能够带动起全国所有的人，加入抗议的行列。如果这样，南非的监狱将人满为患，所有的工厂和商店将停业，整个社会将会陷入瘫痪，南非政府当局最终将不得不让步，废除通行证制度。 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证的运动以平静而严肃的方式开始了。在德兰士瓦郊外的沙佩维尔，很多人故意不带通行证，在警察局门前集会示威。 这种方式引起很多人的围观，人群越来越多。罗伯特认为这种抗议方式很“和善”，但当局则不这么认为，他们居然向警察传达“遣散否则开枪”的命令。 当警察一次次地遣散失败后，75名警察向人群开了700多枪，杀死了69名非洲人，伤了至少180人，其中有很多儿童和妇女。这就是著名的沙佩维尔屠杀案。 沙佩维尔屠杀案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由于信息沟通不畅，在南方很远的开普敦郊区兰加的群众对此并不知情。他们和德兰士瓦的抗议行为一样，当警察大声要求他们遣散时，由于人数太多，很多人都没有听到这个命令。随后，警察挥舞着警棍殴打集会人群。人们用石头还击，然后警察下令开枪。这一次冲突，有2名非洲人被打死，49人受伤，愤怒的人群几乎失去了理智。 默默无闻的沙佩维尔和兰加因为这两起惨案，迅速成为南非各地以及世界关注的焦点。 南非当地人们对种族歧视制度怨恨已深，再加上南非政府长期镇压坚持非暴力运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如今又以更严厉的手段镇压泛非主义者大会举行的示威活动，一时之间，南非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此时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做什么呢？ 在约翰内斯堡，曼德拉、西苏鲁及艾伯特等领导人，整夜开会讨论，商讨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 事实上，在此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已联合了其他13个不同种族的组织，正在筹备发起反通行证运动，并计划在5月和6月连续发动波及全国的示威游行。但泛非主义者大会这次行动打乱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计划。 为了支持泛非主义者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只能十分被动地替泛非主义者大会收拾残局，失去主动。 3月26日深夜，经过讨论，最终的方案出炉，然后他们将方案传达给艾伯特。此时的艾伯特正在比勒陀利亚，为叛国罪审判作证。艾伯特同意这一建议并于当晚焚烧了他的通行证，号召其他人仿效。 巧合的是，由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政府决定暂停实施《通行证法》。艾伯特接着又呼吁全国在3月28日为死难者默哀一天。 由于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共同努力，这次罢工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取得初步成功。 政府暂停实施《通行证法》，让很多人天真地以为这是政府向抗议运动低头，认为是政府在传达结束这一法律的迹象。殊不知，更严厉的镇压措施即将在全国实行。 法西斯下的牺牲品 由于罢工、示威游行和骚乱此起彼伏，政府陷入严重的被动局面。为了重新控制局势，政府在3月30日突然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并开始搜捕活跃分子。 政府的行为再一次激起人们的不满，他们游行示威，决心向开普敦警察局提出抗议。可惜的是，新进入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年轻领导人菲利普被白人高级警察所欺骗，他悄悄地解散了人群，导致这一次的抗议活动半途夭折。 根据《紧急状态法》，曼德拉和其他30余名组织者以叛国罪审判，又重新被关进监狱。作为律师的艾伯特同样遭到囚禁。一时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全部被抓。没有了领导人，就无法组织有效的抗议活动，终于，大约有2000名积极分子遭到拘禁，成千上万所谓的游民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4月8日，当局宣布重新实行《通行证法》。与此同时，当局议会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以128票赞成16票反对的结果，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为非法组织，即日解散，并规定继续从事该组织活动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徒刑。 走过近50年风风雨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居然像新生儿一样突然夭折，一时之间，这成为很多人议论的焦点。 接下来的事情就太幽默了，被关进监狱的曼德拉居然在狱中当起了辩护律师，并兼职被告辩护律师。在狱中，他代表犯人，就监狱的伙食、待遇和卫生条件多次与监狱当局沟通，有时甚至在法庭上提出抗议。经过他据理力争，犯人在监狱里的处境大大改善。 1960年8月2日，曼德拉出庭为叛国罪辩护。聪明的曼德拉抓住所有机会，陈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政策和活动情况。 在法庭上，面对法官，曼德拉说： 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实现成人普选权，为此，我们准备施加经济压力；我们将发动“蔑视运动”和待在家里运动。我们将采取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蔑视法律的事态和待在家里运动所造成的局面。让我们谈判吧”……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暴力不会首先来自我们方面。 审判叛国罪的闹剧持续了很长时间，审讯到最后仍然一无所获，还被曼德拉狠狠羞辱了一番。当局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找能够证明非洲人国民大会推行暴力政策的证据，但这一企图也失败了。最终，当局想到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极力证明这些被告已经预见到他们的行动会跟政府发生暴力冲突，并以此为契机，实施进一步的颠覆活动。 只是，政府的如意算盘在法庭上失败了，莫须有根本无法作为证据使用，最终，当局知趣地停止了这场闹剧。 再谈一下艾伯特，艾伯特响应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号召，亲自烧毁了通行证，遭到逮捕。他本来的身体就不太好，这一次监狱的生活使他身患重病。 但当局仍没有放弃对他的指控。曼德拉又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 曼德拉凭借自己的智慧，又一次让对手哑口无言。 无聊的审判闹剧持续了1个月，最终不了了之。 1960年8月底，政府宣布取消紧急状态，并释放了大量被囚禁者。在这段时间内，曼德拉奔波忙碌，而温妮又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但忙碌的曼德拉根本没有时间照顾。这让他一直都充满愧疚。 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那个时候唯一能够令我感到慰藉的是，我的生活中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内疚。 第六章 自由艰难行 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是永不坠落，而是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我欣赏这种有弹性的生命状态，快乐地经历风雨，笑对人生！ ——纳尔逊·曼德拉 1.发展地下斗争 叛国罪的尾声 经过近4年马拉松式的审判，关于叛国罪审判案的闹剧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当局的审讯过程于1961年3月结束，被告方开始他们的辩护。以艾伯特为首的被告方，否认曾经策划过一场“充满阴谋的叛变”，并驳斥了当局所说的在选举和叛国之间没有中间道路的观点。 接下来的情况进入一种戏剧化。在距离辩护结束还有好几周的时候，高级法官突然宣布审判中止一周，这是否意味着被告已经被认定为有罪了呢？ 这突然的变化让被告和其家属们的心情越来越紧张，法庭会如何宣判呢？是判决有罪还是无罪呢？他们都不得而知。 正在苦苦等待审判结果的温妮此时正在家照顾孩子。这天晚上，曼德拉、西苏鲁、诺克韦和另一名被告乔·莫迪塞在家中突然出现，据温妮回忆： 他们都安静地站在车库外的车道上，曼德拉让一个孩子来叫我。我去到他面前。他只简单地对我说：“亲爱的，帮我把衣服和梳洗用具装在箱子里。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要着急，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他们会随时把我的消息告诉你。好好照看孩子。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有力量和勇气这样做，我知道你现在就有能力这样做。” 我赶快收拾好他的衣服。我眼里噙着泪水，但是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短短几个月里已经习惯不向他提任何问题。在我们分别之前，我只祝愿他一切平安，并请求非洲之神处处保佑他，请求他有空回来看看我和孩子，只要几分钟。我提醒他要知道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他却显得有些迷茫，还有意无意地批评了我两句。 温妮对曼德拉即将面临的危险和痛苦一无所知，她只是注意到近期的曼德拉变得沉默了很多，而且默默地做了很多温妮不知道的事，预付了6个月的房租，拿出一笔钱塞给温妮。不难看出，曼德拉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3月29日，曼德拉回到比勒陀利亚，与其他被告一起听候最终的审判结果。公众旁听席和记者席上座无虚席。法庭内非常安静，很多人都屏住呼吸，看得出来气氛非常紧张。 高级法官朗夫首先宣读了调查结果： 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盟友一直致力于“用一种强烈的、根本不同的政府形式”来取代现政府； 《行动纲领》中“预示了非法手段”，“蔑视运动”也采用了非法手段； 某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在某些地方发表过煽动暴力的演讲，但政府并不能证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实行的是暴力政策； 非洲人国民大会经常表露出“反对帝国主义、反西方和亲苏联的态度，具有强烈的左翼倾向，但政府不能证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共产主义组织或者证明《自由宪章》勾画了共产主义国家的蓝图。 这些话让曼德拉等一干人越来越兴奋，直到法官站起来说：“现宣告你们无罪释放，你们可以走了！” 法官的一句话在人群中引起了欢呼，他们兴奋地拥抱，然后高唱着《上帝保佑非洲》。 关于叛国罪的审判结束了，可沙佩维尔屠杀案的阴影还在，总得有人要为此买单——受害者的血不会白流。 对于所有遭受种族歧视的非洲人来说，沙佩维尔惨案的意义在于它向反抗种族歧视的非洲黑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解放运动还要继续坚持非暴力手段吗？ 不。 从这个意义上说，沙佩维尔屠杀案标志着南非民族主义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一历史的转折中，曼德拉再一次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转入地下 曼德拉一行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法院，但他心情却并不轻松，他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已经被解散。未来的路究竟在何方？ 值得庆幸的是，曼德拉在1952年“蔑视运动”之后提出的m计划派上了用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有朝一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失去合法地位，将进行地下活动。这一计划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保存了一部分力量，继续组织和领导群众。 转入地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并没有因政府的蛮横而屈服，经过秘密联络、组织，新一轮的反抗活动又开始了。 1961年5月31日，南非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白人共和国。长久以来，南非白人当局在国内以各种手段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先后制定并颁布几百条种族主义法律和法令。 非洲人国民大会这次发起的反抗活动计划持续3天，在南非白人共和国成立之前，从29日开始，将有全国范围内“闭门不出”运动。 针对这一反抗活动，政府将各组织的领导人和激进分子以及数以千计的非洲人当作“无业游民”而逮捕，甚至出动了军队。 当29日来临的时候，南非大街小巷的报纸头版头条均出现“警察严阵以待”“白人组成自卫队”“无声的武器”等字眼。 5月29日，星期一，整个约翰内斯堡的大街上几乎不见黑人的影子。一时之间，全国出现了一种恐怖的气氛。 当局立即采取措施，派出大量警察进入黑人居住区驱赶居民出去工作，否则将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进行处罚，同时还会被雇主解雇。 与此同时，总理约翰内斯发出严厉警告，给所谓的“动乱分子”和“普通公众的成员”，包括一些拥护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知识分子”“假知识分子”以及“某些报纸”发出警告，所有支持这个提议的人，将以《镇压共产主义法》进行处罚。 结局毫无疑问，结果令人失望。第二天，曼德拉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取消罢工。 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曼德拉很有底气地说： 这次的罢工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从政府采取的镇压罢工的措施来看就足以证明。政府采取的这些暴力手段，已经变得声誉扫地。一旦人民处于绝望境地，被置之于死地的人民势必会奋起进行反击。 当局接二连三赤裸裸的暴力行动，已经让曼德拉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关于非暴力政策产生了怀疑。 曼德拉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分析、总结这次罢工运动的得失。曼德拉认为，这次的失败缘于领导人对搞地下工作的经验不足。为此，他对骨干分子重新进行了组织和培训。 另外，曼德拉仔细搜集人们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批评意见： 1.这次罢工没有考虑到黑人们的基本生活问题； 2.这次罢工没有考虑到善后问题。 曼德拉认真总结这些经验，他始终觉得这些根本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政策方面，他又回到了非暴力的问题上。 很快，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继续从政治上宣扬和平和非暴力，与一个以其野蛮行径而给非洲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痛苦与不幸的政府打交道时，是不是正确的？” 1961年6月26日，这是“蔑视运动”9周年的纪念日。他秘密地发表了一份声明，预见了和平和非暴力之外的新的斗争方式——非合作。在声明中，曼德拉提出“民族之矛”的概念：“我将与你们肩并肩地抗击政府，一寸一寸地，一英里一英里地夺取胜利直至最终全胜……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民族之矛”的诞生 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经历一系列挫败之后，决定改变和平和非暴力的反抗路线，转向暴力。 当然，对于转向暴力的决定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在大会上通过的，有一些人对暴力行动的有效性持保留态度。对于曼德拉来说，这是更大的挑战。首先，长达20年的非暴力斗争经验将从此无用武之地。其次，和平和非暴力的抗议活动都遭到暴力镇压，而暴力运动势必会遭受到更可怕的暴力。 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秉承的就是非暴力政策，它是不会卷入暴力冲突的。然而，如果此类暴力行动能够得到控制，那么它也并不反对。 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决定，西苏鲁继续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组织下一次的抗议活动。而曼德拉则主动挑起“民族之矛”的重担，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反抗开始了。 从“民族之矛”成立起，曼德拉一直在积极地组织。这期间，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女，并经常化装去探望，以解自己的相思之苦。 要组织起有效的斗争方式，必须更好地学习。曼德拉购买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他每次阅读时，精神都高度集中并极力挖掘其内在的含义，以期寻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经过曼德拉的精心组织，“民族之矛”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一套公寓，在一群附属建筑物中毫不起眼，这正是曼德拉所需要的。 在那里，为了更好地掩护这些工作，曼德拉将自己的妻女接过来，同自己一起居住。 经过曼德拉的精心研究和梳理，“民族之矛”行动的理论已经初见其形，曼德拉提出4种暴力形式：破坏活动、游击战争、恐怖活动、公开革命。其中，游击战争是借鉴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精髓而提出的。 从当时南非的政治背景的角度看，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破坏活动。 在后来的解释中，曼德拉强调： 破坏活动不会造成生命的牺牲，并且它也为未来的种族关系带来了最光明的希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曼德拉不得不考虑的，避免将白人与黑人拖入内战。布尔人与英国之间发生的战争要经过50年时间才能愈合，如果将白人与黑人拖入内战，要消除国内种族之间的仇视可能需要更久。 经过秘密商讨，曼德拉总结出将从事破坏活动的几个步骤： 1.“民族之矛”的成员要接受严格指导，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允许伤害他人； 2.破坏活动的策略安排及确定目标，由以曼德拉为首的全国最高指挥部决定； 3.由于南非警察的监管，必须将整个结构分散开来，建立若干个小分队（这一点在m计划中已经预见到了）。 步履维艰的行程 要组建一个军事组织，首先要挑选合格的人才。在这方面，曼德拉毫不放松，每一个人都是经过认真挑选的。 这些志愿者经过严格的筛选后便集体宣誓，发誓坚守秘密，即便是对最亲的亲人，并不断重复“非洲是属于我们的，自由是属于我们的”。与此同时，志愿者被告知，在今后的活动中，不能拒绝组织分配的任何任务。这些成员闲暇之时，依旧在公开场合上自由活动，因为别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民族之矛”尽管称为军事组织，但在开始创立时一无所有，很多成员甚至连基本的枪支使用知识都没有。幸好，曼德拉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他招募了两名退役的士兵，传授起码的军备技术知识，如自制炸药并用它来破坏各种设施。 当然，这一切行动会造成很大动静，非常容易被人发现。为了躲过当局的监视和追踪，试验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一袋袋高锰酸钾分批次经过几个圈几个绕运到试验基地，试验人员反复研究、试验。 “民族之矛”的指挥部设在约翰内斯堡郊区的一个农庄。最高指挥部包括曼德拉、西苏鲁、戈万、安德鲁和雷蒙德等人。为了安全起见，每个人都有一个假名，如曼德拉被称为“大卫”，西苏鲁被叫作“阿拉”，姆贝基的假名是“德拉米尼”。为达到隐蔽的目的，最高指挥部也在此办了一个小小的农场，不时在住宅门口向路人卖农场产品。 经过精心组织，“民族之矛”的亮剑之日终于到来了。 曼德拉将“民族之矛”行动的第一枪定在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约翰内斯堡作为南非最大的经济中心，一旦出现意外事故，很快就能传遍全球，吸引很多人的关注。而伊丽莎白港是长期以来最重要的军事基地，那里的黑人遭受种族歧视的伤害很难被人忘记。 1961年12月16日，“民族之矛”发起第一次军事行动。当时，阿非利卡人正在举办“圣约日”喜庆活动，一连串的爆炸声让参加庆祝活动的人四处逃散。与此同时，伊丽莎白港也发生了一连串爆炸，一些高压电架和政府建筑物被破坏。这件事立即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很多人都在关注事情的进展。事后，警方通过对现场的调查，发现这些爆炸是由一些自制炸药和炸弹造成的。 第二天早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分支“民族之矛”向南非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在宣言上，新成立的地下组织说： 这是由非洲人组成的一个新的、独立的团体。它的队伍中包括所有各族的南非人……我们希望，我们会使政府及其支持者在为时已晚之前就醒悟过来，以便在事态发展到打内战的你死我活的阶段以前，政府及其政策即能加以改变。 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对国民党人准备内战和军事统治是一个打击。在这些行动中，我们是为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即黑人、有色人、白人的最大利益而进行工作的，不推翻国民党人，他们就不能获得未来的幸福和福利。 政府曾蛮横地将和平运动视为软弱；将人民的非暴力政府视为对政府暴力的大开绿灯……我们正在致力于探索一条解放全国人民的新的道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艾伯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颁奖词中，提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艾伯特·卢图利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非洲人国民大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非暴力政策受到赞赏和欢呼喝彩……”。 艾伯特很谦虚地说：“荣誉是属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我只是一个代表。我仅仅是继承与坚持了可追溯到50年前的非暴力政策，我很乐意，并且一直执行这个政策。” 当艾伯特被授予诺贝尔奖宣布以后，南非当局政府气急败坏，认为这是对诺贝尔奖的亵渎。但面对舆论压力，依旧发给他一张10天内有效的特殊护照，以便他前往奥斯陆领奖。 2.寻求志同道合的战友 出使埃塞俄比亚 在“民族之矛”公开亮剑之后，政府的搜捕活动越来越厉害。曾经领导过很多次抗议活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成为重点通缉对象。当局发出大量通缉令，布下天罗地网，希望在最短时间内抓住这些嫌疑犯。 幽默的是，包括曼德拉在内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者像是会隐形一样，每每从警察手中逃掉，这一切多亏了黑人群众的支持和掩护。 “民族之矛”在曼德拉的指挥下，组织遍布全国，这使当局非常惶恐，在12月和次年1月期间，多次动用军队实行戒备并取消警察休假。同时，当局还秘密雇用了大量密探和特务，以大笔金钱去收买有关“民族之矛”成员的情报。 只是，这些伎俩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让当局头疼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处于地下状态，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分离出来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也开始开展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不断蔓延可以说是敲响了南非白人政权的丧钟。 1962年1月11日，曼德拉奉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指令，秘密出访非洲国家，以寻求国际援助。曼德拉正好趁这个机会躲避当局的追捕。当然，出行也有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当时，中非、南非和东非泛自由运动大会处于筹备期间，向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发出邀请。经过商量，曼德拉作为代表团主要成员出使这些国家。 曼德拉此次出行的任务，主要有4项： 1.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阐述组织的立场； 2.代表组织访问一些非洲新独立的国家，直接与非洲领导人接触并寻求经济援助； 3.访问伦敦，与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会晤并争取英国各界对南非解放事业的支持； 4.寻求帮助，尤其是准备长期游击战争所需要的基地、武器和人员培训等问题。 曼德拉此次出行受到来自中非、东非及南部非洲代表们的热情款待。他首先抵达埃塞俄比亚，在向这些人表示感谢之后，曼德拉发表了一篇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国际社会对南非政府的谴责、制裁和种种压力极大地削弱了南非政府的国际地位，从而大大支持了南非国内的解放斗争”。另外，在南非实现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关键和基础在南非内部，“南非内部必须团结起来，靠自己的斗争，战胜白人统治，取得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当然，最重要也是开拓性的举动，便是阐明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 之后，曼德拉在出席了“东非、中非和南非泛非自由运动大会”，访问了非洲15国以及伦敦后，返回南非。 这一次的出行收获很丰厚，曼德拉后来回忆说： 我第一次感觉到自由的滋味，这种自由是从白人压迫、种族歧视的政策以及警察的侮辱、骚扰下解放出来的自由。 所到之处，我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在伦敦，我会见了工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我强调南非的斗争是形式多样的，虽然无奈选择了武装斗争，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艾伯特的崇拜。 曼德拉的任务完成了，是时候回国复命了。 南非的坎坷 1962年7月19日深夜，曼德拉在埃塞俄比亚接见一批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新队员之后，秘密潜回南非——在南非，他还是一个通缉犯。 漆黑的夜幕中，一辆汽车在黑暗的乡村公路上等待他。见面之后，没有任何寒暄，甚至连基本的打招呼都免了。两个彼此陌生的人，心照不宣，曼德拉坐上了这辆车。这辆车行驶了整整一夜，一路上，两人几乎没有交谈，直到通过一个曲折的路线到达约翰内斯堡。 在这里，曼德拉向“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汇报了此次出行的情况。大家听了他的汇报都感觉受益匪浅，一致同意继续进行该计划——执行训练与破坏计划同时进行，因为要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不是一两年可以完成的。 顾不上休息，曼德拉提出去纳塔尔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艾伯特，“民族之矛”的朋友们听后纷纷阻止他。一来，现在当局正在加紧搜捕曼德拉，去探望艾伯特，会增加危险性；二来，艾伯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当局限制他的活动，曼德拉想见到他很不容易。 尽管如此，曼德拉依旧毫不畏惧，通过一个朋友的帮忙，第二天中午，艾伯特与曼德拉在他的朋友家中见面。 两个人见面之后，十分高兴。曼德拉详细地汇报了这次出行的收获以及成果，同时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不足和缺点。 曼德拉汇报完之后，艾伯特提出了长期以来困惑他的问题，即12月16日，“民族之矛”发起第一次军事行动，完全改变了非洲人国民大会过去的行动纲领。 面对艾伯特的质疑，曼德拉表示了歉意，然后他详细地论述自己的计划及路线，他同时指出，他本意上是想避免将艾伯特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牵扯进政策上急剧变化这件事里去。 通过这一次的会谈，艾伯特原谅了曼德拉，选择支持曼德拉的举动。最终，两个人愉快地分手了。 与此同时，当局得知了曼德拉已经潜回南非的消息，他们加紧了搜捕的进程，曼德拉的活动越来越受限制。但他为了传达总部命令及报告他的非洲之行，不断在各种会议上露面。不幸的是，当局很快就得到了曼德拉的消息，并将曼德拉逮捕。 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当我们的车停下后，一个个头高瘦、面部表情严肃的人径直向乘客座位这边的窗户走过来。他没有刮脸，看上去已有很长时间没睡觉了。我马上推测他在此等候我们已好几天了。他平静地介绍自己是彼得马里兹堡警察局的沃斯特警官，同时出示了逮捕令。他要我表明身份。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是大卫·莫查玛伊。他点点头，然后，他很有礼貌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曾到过什么地方，还想去什么地方。我避开了这些问题，没有透露给他什么信息。 他看起来有点恼怒。然后，他说：“哎，你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是塞西尔·威廉斯。你们被捕了！” 曼德拉在进行了为期17个月的地下活动后被捕了。这一天是1962年8月5日。 曼德拉被捕的消息使整个黑人区都震惊了。自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非法，并被强行解散之后，地位一落千丈，艾伯特由于身体有病，加上当局的严密监视，而难以开展工作，很多具体的事宜都由曼德拉在地下领导。“民族之矛”的行动也使他在黑人区中声名大噪，威望日益提高。 几乎是一夜之间，释放曼德拉的口号在黑人区的墙壁上出现了，集会也出现了，甚至还一度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更夸张的是，居然还有人帮忙策划越狱。 两项指控罪名成立 在曼德拉被逮捕后的第三天，即8月8日，曼德拉第一次出庭面对审判。当局对他的指控有两条： 1.煽动1961年5月的非洲工人罢工，并造成混乱； 2.未持有效旅行证件出国。 在法庭上，曼德拉已经属于“老顾客”了，既帮助过不认识的人辩护，也帮助过朋友们辩护，这一次他决定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是律师。 这一次的审判过程非常简短，因为外面嘈杂的抗议声，曼德拉还没有开口，法官就休庭了。曼德拉被戴上手铐，然后被带进了牢房。在公众席上，他的妻子温妮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带走。之后不久，曼德拉被从福特监狱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 2个月之后，即10月22日，对曼德拉的审判正式开始。黑人群众、记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一次的“审判”。曼德拉表情轻松，穿着酋长服装出现在法庭。 当曼德拉看到水泄不通的人群时，激动地举起拳头高呼：“权利！”群众以“属于人民！”的口号声回答。 曼德拉这一举动使法庭内外的所有黑人沸腾了。乐观的人更加乐观，沮丧的人也激动起来。 接下来的正常审判过程中，曼德拉成为绝对的主角。 法官还没有开口，曼德拉就站起来，义正词严地说：“这个案件是一次对非洲人民自由心声的审判，所以我认为我进行自我辩护是正当的。” 曼德拉的气质让那些通常对此类审判感觉到乏味或者蔑视的警察变精神了，他们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着。 曼德拉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片土地上，只是一句空话。” 然后他罗列出一些由白人独享的权利或者特权，在现场引起一阵欢呼声。听得出来，大家都很赞同这个观点。 接下来，曼德拉从居住权、教育权、选举权等方面阐述了种族歧视现象。他在进一步的阐述中指出，南非白人认为践踏黑人尊严、文明世界中诚实而高尚的人的良心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曼德拉的每一句话都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现场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在结束请求时，曼德拉认真地说： 我希望法官大人不要将我的辩论词认为是愚蠢无用的。如今，我之所以毫无顾忌、开诚布公地讲这些话，是因为我所提到的不公正已经种下了十分危险的种子。 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在接下来的法庭调查和辩护中，曼德拉舌战群儒，用自己的一张嘴力挫出庭作证的警察、特务和内奸，还有总理的秘书。曼德拉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敏捷的思辨能力，论据清楚的辩护词，一针见血的质问和驳斥，给听众席上的观察家和在场的律师界权威留下了深刻印象。站在被告席上的曼德拉俨然是一位刚正不阿，在对实施了近300年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制度进行历史性审判的法官。 只是，曼德拉单枪匹马难以撼动强大的当局。10月25日，对曼德拉的两项指控罪名成立。 11月7日，法官宣布了对他的判决：5年监禁和服苦役——因为煽动罢工被判3年，因为非法出境被判2年，两罪并罚。 当曼德拉离开法庭时，他三次高呼“权利”，而回应的是无数人的怒吼“归于人民”。 曼德拉的妻子温妮一边与聚集在街头的人群高声歌唱，一边目送载着自己心爱丈夫的囚车慢慢离开。 3.监狱里的生活 曼德拉的监狱生活 曼德拉的监狱生活正式开始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开朗的曼德拉在牢房里都能结识许多朋友。这些人中，有南非共产党领导人恩科波以及罗伯特。 每天，他们会有半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他们会一起出去散步，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探讨各种哲学观点，甚至有的时候会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第二天见面，大家又和好如初。 在监狱里，所有人都会按人种被隔离开来。自从曼德拉到来后，每天晚上都会有一段彼此互相沟通的时间。当犯人们被押送回牢房，狱警的吼叫声停止之后，在一片寂静中，一个声音高呼着“权利”——随之而来的是共同的回答“属于人民”，大家找到了组织和话题。 由于曼德拉“太起眼”，他被转移到实施最高警戒措施的监狱。这座监狱位于开普敦外的罗本岛上，在那里，曼德拉被单独关押。 喜欢热闹的曼德拉回到了无聊的时光。尽管如此，曼德拉每天也不让自己闲下来，他要保持健康的身体，这是自己目标能够实现的资本。这是他的父亲亨利·曼德拉告诉他的。 在这里，曼德拉慢慢梳理自己的人生，回忆当初孩童时光，回忆自己一步步接近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成为如今的曼德拉。 依靠儿时的回忆，曼德拉慢慢消磨无聊的光阴。 温妮被禁令管制 当曼德拉进入监狱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及温妮展开积极营救。 1962年12月，温妮应印度人青年大会的邀请，发表了重要演说。很快，当局就找来了，并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法》对她实行管制2年的禁令。 禁令规定，她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禁止进入任何教育机构，禁止参加任何集会，禁止公开发表讲话，禁止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交谈会面，甚至不能带孩子去学校。 面对当局的禁令，温妮非常愤怒。后来，她利用一次机会，询问安全部门的负责人约翰·克伊兹。 “你们在1962年到底是为了什么理由管制我？” “南非荷兰语里有一句俗话，如果你看到一头猪来到你的南瓜地里，那么就不需要别人再来告诉你，那头猪要去啃南瓜了。” 很明显，当局对她限制禁令，不是因为别的罪名，而仅仅因为她是曼德拉的妻子。 1963年6月，在递交数次申请后，当局终于准许她去罗本岛看望曼德拉。经过1500公里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见面了，两个人见面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据温妮回忆说，监狱的环境和探监的条件是极其恶劣的： 他们紧靠岸边盖了简陋的棚子，光线很暗，铁丝网把犯人和探望的家属分开。他们把纳尔逊带到这里。在半个小时当中，我必须一直站在对面跟他说话，没有地方坐。我只能看到他的轮廓。我们必须大声喊才能听见，而白人看守一直站在旁边，确实令人难堪。 曼德拉和温妮终于见到自己日夜牵挂的人，两个人都很高兴。但谁也没料到，更大的暴风雨在等待着他们。 利剑回鞘 曼德拉入狱之后，当局对社会的动荡越来越恐惧，不断颁布相关法律，重罚一些“不安分”的人。 1963年5月1日，当局颁布比《镇压共产主义法》更为严苛的法律——《90天拘禁》，这项法律规定，警察可以不经过审讯而扣押、单独拘禁、监禁嫌疑人90天，在嫌疑人面临审讯时，这一期限还可以被延长，直到当局得到满意的答案为止。 这项法律还规定，那些已经刑满释放的政治犯如果悔改不够深刻，可以立即再次监禁，这条法律是针对罗伯特及曼德拉等人的。其中，罗伯特在服完3年的刑期后，由于“不服从管教”，立即被转送到罗本岛，在那里他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小牢房中。 这激起了很多人的抗议，尤其是“民族之矛”的成员。 从曼德拉被捕之后，“民族之矛”在西苏鲁和雷蒙德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各个小分队在另一名破坏专家乔·莫迪斯的率领下，经常在政府眼皮子底下神出鬼没，主要的活动是破坏政府办公机构，剪断电线，使约翰内斯堡、德班等地的政府通信中心陷入中断。 在曼德拉被捕后的短短2个月中，“民族之矛”的成员已经采取了大约200次行动。 “民族之矛”的神出鬼没让当局大为头疼，很多报纸都在赞美“民族之矛”。在广大黑人的赞誉中，“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也有些飘飘然了。 为了最大程度地对南非当局进行打击，最高指挥部制订了一项被称为“马伊布耶行动”的方案。方案中提出“政府仅向人民提供了一种选择，那就是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它”，这一行动方案要求开展游击战，扩大破坏活动的范围，并提出了借助外国力量来加速这种破坏活动。 同时，方案提出在乡村隐蔽地区培训人员，以支持游击战争。同时在伊丽莎白港、德兰士瓦西北部和东开普的西北部等地选择了一些攻击目标，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破坏，以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和混乱。在扩充人数方面，方案提出“民族之矛”的成员将增加到8000人。 这个方案的最大疏漏是低估了当局的能力，也高估了外援和自己的能力。 果然，针对日益增多的暴力事件，当局加大了搜捕力度。当局首先怀疑的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围绕着这个进行搜索，同时派出大量间谍，渗入到各个地方。 果然，1963年7月，“民族之矛”的重要成员乌伊西利被捕了，他属于东开普地区的一支小组。 围绕着他，警察严刑逼供，一批又一批成员被牵扯进来。在1963年7月11日，“民族之矛”遭受重创，西苏鲁和其余成员在约翰内斯堡外的一所房子中被抓获，而这所房子正是曼德拉当年搞地下斗争住过的，随后又有3名重要成员因受牵连而被逮捕。 顺藤摸瓜，“民族之矛”的所有成员全部被抓获。为免夜长梦多，当局立即着手准备利沃尼亚审判，将他们治罪，解决心头之患。 新一轮的法庭战斗 当当局发现了“民族之矛”与曼德拉的关系后，立即就将他从罗本岛转到比勒陀利亚监狱。当时，曼德拉已经与外界隔绝了9个月，对这9个月内发生的事情，曼德拉一无所知。可是，当他在比勒陀利亚监狱看到西苏鲁、姆贝基、姆赫拉巴等战友时，立刻明白了。他顾不得这些原因，不顾警察们的阻拦，立即与他们热情地拥抱。他们相顾无言，只是紧紧地握着手，像几年前经历的那场审判闹剧一样，互相鼓励，准备着一场新的唇枪舌剑。 西苏鲁发现，曼德拉面黄肌瘦，体重也下降了很多，但精神很饱满，爽朗的笑声传出很远。 在开庭的间隙，联合国大会以前所未有的106票对1票，通过了要求立即释放利沃尼亚审判中的被告和南非所有的政治犯。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南非政府的愤怒。 10月9日，曼德拉等一行人在警察的押送下进入法庭。尽管事前警察采取了种种威胁手段，但旁听席上仍挤得满满的，围观群众高声呼喊着：“曼德拉、西苏鲁、权利归于人民！” 法官不得不使劲敲着法槌，要求旁听席安静。当局律师由于被被告律师布拉姆辩得哑口无言，便请求庭审暂停，择日再审。 2个月后，审判重新开庭。这一次，当局律师对曼德拉等人提出4条指控： 1.招募和训练人员使用炸药，准备游击战争，通过破坏活动，进行暴力革命； 2.与以上行动相配合，计划在外国军事力量入侵南非时进行协调和合作； 3.以此进行破坏活动，颠覆当局，推进共产主义的目标； 4.为此目的，请求并接受外国同情者的资助。 曼德拉是“民族之矛”的发起人，他成为头号被告。当他被叫去申辩时，他义正词严地发表了声明：“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 在接下来马拉松式的审判过程中，当局一直在用各种方法，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准备将被告人判处重大叛国罪，然后送上断头台。 整个审判过程中，涉及173个证人，其中对曼德拉最为不利的证人是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的原成员。他为了一笔不菲的赏金，背叛了当初的誓言，他证明曼德拉回国后曾到纳塔尔的地区指挥部作报告，并诬告曼德拉是共产党员。 1964年6月11日，在当局的干扰下，法庭最终裁决：曼德拉犯有指控中提出的4条罪行。在9名被告中，8人被判有罪，只有伯恩斯坦被宣布无罪。曼德拉、西苏鲁等人早知会有这一天，他们对这一判决都表现得很镇定。当然，他们并不是无所牵挂，他们关心的不是结果，而是被判处死刑后应该怎样去鼓舞正在战斗的黑人群众。为此，他们一致决定，如果被判死刑，他们将不提出上诉。 6月12日，这是法庭最后的宣判日。温妮带着两个女儿匆匆赶来，但由于法庭规定，不允许未成年人入内，两个孩子只能与其他人一起守在法庭外面。法庭周围到处是情绪激昂的人们，他们非常关心曼德拉和西苏鲁这些领袖的命运。 法官使劲敲着法槌，命令大家安静下来，他顿了顿声，念道： “被告所犯的罪行实质上是重大叛国案，但政府决定不以此种方式进行指控。鉴于此，并经过对本案认真考虑，我决定不对其处以极刑，而对本案所有被告判处终身监禁。” 不幸中的万幸，他们没有被判处死刑。尽管当局给法官很大的压力，但法官依然坚守了最后的底线。 曼德拉等人露出了微笑。这不仅是辩护律师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 在回忆这段事情的时候，温妮说： 人们的情绪这样高，国际舆论从来没有这样大，如果他们敢冒险处死领导人，整个国家将燃烧起来。 当曼德拉走上囚车的时候，人们一拥而上，想送送自己的领袖。在拥挤的人群中，温妮拖着两个小女孩使劲往前挤。当人们知道这两个可爱的小女孩是曼德拉的女儿时，都侧开身子，尽力将她们往前推。最终，曼德拉在匆匆地看了两个女儿和温妮一眼之后，就被蛮横的警察推进了囚车。 国际社会的关注 曼德拉等人的遭遇，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利沃尼亚审判结束后的第二天，关于利沃尼亚审判的报道占据了世界各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 美国的《纽约时报》评论： “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利沃尼亚审判中的被审判者是英雄和自由战士，是南非的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而不是应被处罚的罪人。” 伦敦的《泰晤士报》指出： “人们忍无可忍，激怒起来，出现了当时的场面……历史最终将判决大权在握的政府有罪，这已经是世界舆论的判决。” 南非的《兰德每日邮报》特别强调： “利沃尼亚审判之所以能抓住人心，在于它告诉人们一个为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经典故事，它的失败具有希腊悲剧的色彩。利沃尼亚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名字。” 已经被解散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原主席艾伯特发表声明： 曼德拉等领导人代表了南非政治斗争中最崇高的道德和伦理……他们的政策符合兄弟般的友爱和人道主义的国际原则；失去他们的领导，友爱和人性将被毁灭，今后几十年间在南非将不复存在。他们深深地信仰正义和理性；他们被隔绝起来，正义和理性也将离开南非的舞台。 我希望全世界立即行动起来对南非政府进行制裁。这样将带来必要的重大变化，以防止出现可能成为我们时代非洲最严重的悲剧。 与此同时，联合国发表声明，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各项立法，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政治犯。它不承认对所有由于反对种族壁垒制度而被判死刑的人所进行的惩治，并要求对一切在押人员实行大赦和对反种族隔离的人予以宽大处理。 两天之后，安理会在决议中再次确认了它向成员国发出的关于停止向南非出售和运载武器的呼吁。最后，它敦促成员国采取联合或单独行动，说服南非政府接受联合国决议。 在审判结束之后一周内，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发表声明，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并建立了一个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以审查可能对南非政府实施的制裁措施。 联合国的呼吁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国际奥委会宣布：如果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在8月16日以前不进行修改，它将禁止南非参加1964年的奥运会。 同一年，南非政府坚持不派出有多种族队员参加的混合运动队，国际奥委会于是决定禁止南非参加次年的奥运会。 与此同时，亚非国家对南非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也进行强烈谴责。在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南非的决议。决议表示： 注意到南非少数白人政府正在个别地和集体地武装欧洲人，以便执行它反对非洲人民的残酷的暴力阴谋；并注意到非洲人民已决定要用暴力来对付欧洲人的暴力。大会向新近成立的“民族之矛”致敬，并呼吁一切亚非国家的政府和解放运动： 1.支持南非的非洲人在自己的斗争方法中增强采取暴力的决心； 2.谴责英国和法国执意向南非政府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在南非建立军备和军工工厂。 大会谴责南非少数白人政府所执行的对解放运动的领袖所采取的恶毒的恐怖行为，要求立即把纳尔逊·曼德拉、罗伯特·索布克韦和其他政治领袖从监狱、软禁和流放中释放出来。 然而，南非当局强硬地对曼德拉等人执行终身监禁，而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一意孤行。最终，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要求联合国成员国与南非和葡萄牙断绝贸易联系并禁止其飞机和船只在非洲国家的机场和港湾停泊，以抗议两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决议还呼吁非洲的产油国向两国实行石油禁运。 第七章 炼狱中的英雄本色 在那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 ——纳尔逊·曼德拉 1.最危险的敌人 苦中寻乐 审判结束后，曼德拉被送回牢房里。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他无法预料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是在囚禁中死亡还是有一天能重获自由？ 周围一片寂静，忽然传来了敲门声。曼德拉从栅栏门认出了是奥卡木博中校，一个无法理解曼德拉的“疯狂举动”，甚至认为他有点“缺心眼”的人。 奥卡木博中校用沙哑的声音小声问：“你还醒着吗？” 曼德拉点点头。 奥卡木博用嘲笑的口吻说：“你不是一直都在追求自由吗？现在你运气来了，我带你去一个有自由的地方，那里能看见天空和海洋，并不像现在你每天只能看到无聊的灰墙。” 曼德拉知道，他将会被遣送到一个“自由”的地方，当然，这种自由不是他所渴望和追求的自由。 奥卡木博中校接下来的一句话，印证了曼德拉的猜测：“只要不惹麻烦，你将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曼德拉开始收拾东西，与此同时，牢房中开始喧嚣起来，其他犯人都被命令收拾他们的东西。15分钟之后，他们被人驱赶着，走向比勒陀利亚地方法院的钢铁迷宫，一道道铁门的开门声和关门声不绝于耳。 曼德拉注意了一下，发现同行的一共有7个人，有西苏鲁、姆贝基、姆赫拉巴、雷蒙德、戈万和伊莱亚斯，大家都戴着手铐，他们被押上了警车。 在牢房里，他们都住在独立的单间，见面的机会很少，更不用说聊天了。如今，这个难得的机会，几个人居然顾不上疲惫，坐在满是尘土的车厢地板上唱歌、聊天。 不知道过了多久，车子缓缓停下来，大家以为到达目的地了，先前放松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不错，他们也是人，也有恐惧感，只是，对自由的追求让他们暂时忘却了恐惧。 原来，这只是一次补给。狱警给他们带来了三明治和冷饮，尽管戴着手铐，在中尉范·威克眼中，他们似乎与其他囚犯不同，最起码他们没有伤害过别人，只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 似乎是对他们的鼓励，范·威克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家伙不会在监狱里住多久。整个世界都是释放你们的声音，太疯狂了。我感觉一两年之后，你们就可以从监狱里出来，将作为国家的英雄归来。群众将欢迎你们，每个人都想做你们的朋友，女士们会希望嫁给你们。嗨，你们这些家伙真行。” 范·威克的话让他们非常高兴。只是，很不幸的是，他的预言过了将近30年才实现。 曼德拉并不想做英雄，他知道，一个正常的国家不需要人造的英雄。 未来可能会成为英雄，但下一站去哪里，他还无法预知。补给之后，他们在警察的押解下悄悄地离开了比勒陀利亚。不到半小时就被带到一块宽广的平地，从周围的设施来看，是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他们很快又被押上了一架达库塔大型军用运输飞机。 在军用运输飞机上，他们冻得瑟瑟发抖，第一次坐飞机的雷蒙德、戈万和伊莱亚斯看起来似乎很紧张。飞机在1.5万英尺的高度突然上升和下降，似乎比被关押在高墙里面的牢房里还要危险得多。 当英雄的代价是很高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当英雄。 遣送监狱区 在这种环境中，曼德拉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大约在高空中飞行了一个小时，周围开始出现了黎明的曙光。飞机上有窗户，刚刚能看到外面那柔和灰暗的光线，大家纷纷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看。 通过日出，曼德拉判断出飞机是朝东南方向飞行。其余的人都在看难得一见的风景，而曼德拉则以战略家的角度进行观察，看游击队在哪里能找到隐藏自己的地方。 曼德拉从组建“民族之矛”以来，一直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南非的农村是否适合游击战。最高指挥部的多数成员都坚定认为不适合，而曼德拉却从未放弃过。 当飞机飞过开普地区一个叫默里斯堡的山林的时候，曼德拉惊奇地发现，这里的环境完全适合游击战。 他认真地说：“这里是我们可以进行战斗的地方。” 大家十分高兴，都伸长脖子想看个明白。茂密的山林，险峻的地势，完全可以隐藏一支规模庞大的游击队。 几分钟之后，飞机降落在位于罗本岛一端的飞机跑道上。 在曼德拉的记忆中，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发生的事情。那天非常寒冷，呼呼地刮着大风。当曼德拉一行人走出飞机的时候，单薄的囚服根本无法抵御寒冷的冬风，大家冻得瑟瑟发抖。 押解他们的狱警完成了简短的交接仪式，几个人想趁着这个机会，挤到一块取取暖，却被蛮横地拉开。 很快，他们被押送到老监狱区，那是一个孤零零的石头建筑物。这里的狱警非常冷酷，他们命令曼德拉等人脱光衣服站在外面。 这是监狱生活侮辱性的仪式之一，当囚犯从一个监狱调到另一个监狱时，第一件事就是将旧监狱的一切统统扔掉，首先是脱掉旧监狱的囚服换上新监狱的囚服。当他们脱光衣服时，狱警们扔给他们每人一套罗本岛监狱的平纹卡其布囚服。 监狱中的肤色歧视 让曼德拉意外的是，在监狱这种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也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 一行人中，伊莱亚斯是唯一的印度人，他领到了一条长裤子，而曼德拉等六人得到的是一条短裤、一件质地很差的紧身上衣和一件帆布夹克。 曼德拉自嘲是监狱中的“常客”，知道监狱中的一切程序。一般情况下，他们会领到一双用汽车轮胎做的拖鞋。但是，这次，他们每人领到了一双鞋，而伊莱亚斯还额外领到了一双短袜。 曼德拉知道，给他们发短裤子只是让他们挡住生殖器，以提醒他们是人而不是野蛮的动物，不能把生殖器裸露着。那天，曼德拉穿上了那条短裤子，他很气愤，但没有反抗，因为他需要继续活下去。 狱警似乎受过特殊的训练，比如口语方面，能够用一个字表达清楚意思，绝对不会用第二个字。狱警用枪指了指他们要去的地方，用简单的语音发着命令“走”“停”“拐”，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像一台机器一样。 曼德拉在自传中写道： 老监狱区仅仅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当局正在为政治犯建一座完全隔离的、结构最安全的新监狱。当时，新监狱正处于收尾阶段。在那里，不允许我们到外面去或与其他囚犯有任何接触。 令曼德拉意外的是，“光临”老监狱的第四天，他们被押上一辆封闭的卡车，送往一个更为封闭和偏远的监狱。 那个新监狱是一座长方形的单层碉堡式建筑，中间有一个院子，大约长100英尺、宽30英尺的水泥地。它的四周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上有狭小的通道。从表面看，这是一套别墅，不会有人将它与监狱联想到一起。很不幸运的是，曼德拉就被囚禁在这里。他嘲笑自己是“最高贵的囚犯”“住着别墅的囚犯”，在这个监狱中，狱警带着德国牧羊犬在通道上巡逻。 监狱中的三排牢房被分别叫作a、b、c区，他们被关押在b区，位于四边形庭院的最东侧。他们每人住一间单独的牢房，长长的走廊两侧都是牢房，只有一侧牢房的窗户面对着院子。总共大约有30间牢房，而住单人牢房的囚犯通常只有24个。每间牢房有一个窗户，大约1英尺见方，用钢筋封着。牢房有两个门：里面是铁门或叫铁栅栏门，外面是厚厚的木门。白天，只有铁栅栏门是锁着的，而夜间外面的木门也要上锁。 艰苦的监狱生活 曼德拉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这和当年的牢狱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这套“别墅”的内部构造远远不像外观看起来那么高贵，墙体非常潮湿。当曼德拉将这个情况反映给监狱长时，他刻薄地告诉曼德拉：“你们不是一直都在追求所谓的自由吗？这说明你们的身体是有吸潮功能的（南非的口语中，自由和吸潮的发音很相似）。” 曼德拉他们几个人，每人有3条毯子，但质量都很差，很薄，也很旧，几乎是透明的。他们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张草席。后来，他们又领到了一个毡垫，曼德拉将毡垫放在剑麻席的上面，以增加一些柔软度。牢房里的条件很艰苦，又阴又冷，毯子和毡垫根本不保暖，为了不至于生病，他只好和衣而睡。 曼德拉被关押在走廊头上的一间牢房内。这间牢房非常小，长度正好是曼德拉的身高。当他躺下的时候，头和脚都能触及墙体。很多时候，他都会不自觉地伸直双脚，用脚和头顶着墙体。这间牢房的宽度大约有6英尺，而墙的厚度却至少有2英尺。 每间牢房的外面都贴着一张白色的小卡片，这张卡片是囚犯们的名片，只有数字没有姓名的名片：号码和进牢房年。曼德拉的卡片上写着“466/1964”，意思是说他是466号囚犯，于1964年来到罗本岛。 当时的曼德拉已经46岁，是一个被终身监禁的政治犯，这个小天地就是他不知还要“生活”多长时间的“家”。曼德拉一直在心中给自己希望，他将监狱时光称为“生活”，不愿意称为“蹲”牢房或者“住”牢房。 2.最荒凉的孤岛 孤独的罗本岛 罗本岛位于南非开普敦省，是南大西洋上的一座小岛，面积大约13平方公里。这个小岛地势平坦，风势很猛。在1960年时，第一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头子里贝克在开普敦建立了殖民地后，无意间发现这里非常适合当监狱。这个岛四周是水，孤独地漂浮在海面上，可防止犯人逃跑，风力劲猛，可防止外人靠近。 最关键的是，罗本岛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冬冷夏热的气候。冬天，寒风呼啸，无遮无掩，气温很低；夏天，阳光直射，温度很高，地面被烤得滚烫，特别适合教训那些“不老实”的犯人。 从1960年以后，罗本岛成为南非当局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监狱，前后共关押过3000多名黑人运动领袖。 南非当局规定，罗本岛周围1英里范围之内不允许有船只进入，否则一律严厉惩处。a、b、c三区的监狱有着明显的界限。 a区是恐怖分子集中营，囚禁来自南非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重要战士。这些犯人多为军人，组织或者参加过反抗斗争或游击作战的非洲黑人。 b区是隔离监禁所，看守最严格的监狱。是在距离旧监狱不远的地方，后来建起的特殊监狱，共有88个牢房，它与旧监狱之间有一道6米高的大墙相隔。每个牢房是一个单间，大约7平方英尺，正好能够容纳一个正常身高的人。顶部悬挂着一个照明用的灯泡。曼德拉、西苏鲁等重要政治犯就被关在此。 至于c区，则是总集中营，牢房是由一个很大的厂房分割而成的方块形状的房间，原来房间大概能够容纳25名犯人，后期由于人数增加，一个房间被塞进60人，卫生条件非常差。 在整个监狱，犯人都是席地而睡，他们的“家具”就是两块草垫、3条毯子。 曼德拉在监狱中安置妥当之后，开始从事体力劳动。 在罗本岛上，体力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在采石场将大石块碎成石料，还有一种是从冰冷的海水里捞取海带。据说，这些海带会经过加工装船运往日本。 采石场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曼德拉这些政治犯每天天刚亮就要爬起来，匆匆吃完早饭，就要排队到采石场，然后狱警解开他们的脚镣。短暂的活动之后，要下到一个很大的石灰石田地，用尖镐和铁锹挖掘石灰石。 监工一直盯着他们，一旦发现偷懒的，就会大声责骂甚至体罚。这些人一刻不停地挖石、装车，很多人的手和脚都起了泡。尤其是在夏季，烈日炎炎，烤得石灰石很烫，这些人还要在监工的监视下不停地干活。 从早忙到晚，浑身上下都是石灰粉，有时不小心进到眼睛里，会十分痛苦。这种劳动强度大，对人的健康伤害很大。 曼德拉的一天 当曼德拉进入罗本岛的监狱时，他被列为d类犯人，被允许每6个月写一封500字的问候信、允许亲属探监一次，所需要履行的义务是不能与人私下里接触、和探监的亲人只能谈家庭琐事。后来，他被提升为a类犯人，其权利有所增多，每个月允许写3封500字的问候信，也可以接收3封信（前提是经过狱长的检查），每个月允许两个人的两次探监，每次半小时。另外，由于曼德拉是重要的政治犯，a类犯人的一些权利被剥夺。 监狱里的生活是十分乏味且单调的，据曼德拉回忆： 每天早晨天刚放亮，牢头就会一个个叫醒我们。具体的方法是用铁棍使劲砸铁门，发出很刺耳的声音，不管你有多么困，都会立即被惊醒，再无睡意。 接下来，我们通过走廊走到集体的盥洗室，这是洗澡室和厕所。根据规定，我们有半个小时洗漱和上厕所的时间。整个盥洗室里面一共有4个洗漱池，每个长4米左右，能够同时容纳七八个人洗漱。 洗漱之后，是吃早餐的时间。早餐是由狱警们抬着圆桶送到隔离监禁所的门口，然后由狱警们挨个分发，吃早餐的时间有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出去干活。 到了后来，由于关押的时间长了，狱警们放松了下来，我们还能够享受到步行前往工作地点的权利，能够一路上看到一些美丽的风景。但开始的时候，我们被看守得非常严，根本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所劳动的地方周围是什么样的，我们会被装进密不透风的卡车里运送到工作地点。 在整个工作时间，我们不允许休息，要不停地干活，直到吃午饭。和早饭一样，午饭时间也只有一个小时。饭同样是狱警用圆桶送来的，在这里就没有狱警分发了，需要我们自己盛。由于没有桌子，很多时候都是盘腿而坐，在地上吃，餐具是一把勺子和一个铁盘子。 每天下午3点半或4点钟，是我们收工的时间。尽管太阳还没有落山，尽管天还很亮，但我们不能在外面看风景，必须回到牢房。回到牢房的半个小时之内，所有的犯人必须洗完澡，然后吃晚餐并洗涮餐具，在4点半或5点左右的时候又被锁进牢房。这样，狱警们可在5点准时下班，而下一班狱警可准时接班。 从下午5点起，我们需要申请学习，如果没有被批准的话，必须在自己的单间待到8点，然后睡觉。如果被批准学习的话，可以学习到10点，而一些被允许修大学课程的犯人则可待到11点。 就是在这种乏味且无聊的监狱生活中，曼德拉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始终将自己的责任放在第一位。从熟悉罗本岛监狱的生活起，曼德拉就利用一切机会，积极联络同监狱的犯人，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 当然，作为政治犯，而且是在狱警的严格管理下，争取权利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尽管如此，曼德拉依然毫不畏惧，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属于犯人的权利。 最早进行的斗争是为了改善监狱条件和生活待遇，曼德拉联络到所有的犯人，以绝食、罢工、派代表团谈判和向司法部长写信等方式，尽管过程很曲折、困难，但幸运的是，每次都能成功。 1966年7月，面对恶劣的生活条件，他联络所有的犯人，进行绝食抗议，要求改善条件。这让监狱的负责人很头疼，在曼德拉以前，也有很多犯人进行过这样的抗议，但终因人数有限、意志不坚定等被制服。而曼德拉组织的抗议活动，总能得到很多人的响应，而且态度坚决。 面对这些抗议，监狱负责人用美味可口的牛肉和新鲜的青菜引诱他们，并采取孤立、瓦解的方式，但收效甚微。曼德拉等人始终如一，一直坚持到总集中营派人与狱方谈判通知绝食结束为止。 最终，监狱的负责人不得不低头认输，根据犯人们的要求，改善他们的牢房环境和待遇。 申请平等的权利 曼德拉有很强的是非观念。在1969年4月，曼德拉在有限的活动空间内，联络到了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通过沟通了解了他们的经历。为此，他作为政治犯的代表给司法部长写了一封请愿书。在该请愿书中，曼德拉言辞激烈，举了一些白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被判刑的例子，这些人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其他21名政治犯要求享受同样待遇。另外，在释放之前，他们要求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能够享有阅读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同时应该享有继续学习的机会。 在请愿书中，他责备当局的残忍，当局不将政治犯当作人看待，而是想尽一切手段折磨他们，政治犯则被剥夺了其他犯人可享有的权利。 这封言辞激烈的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 为了解事情的真相，南非进步党的重要成员海伦亲自前往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 海伦生于富裕的犹太人家庭，良好的教育让她很有正义感。曼德拉与海伦在罗本岛的监狱见了面，曼德拉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要求。 此时的曼德拉尽管只有51岁，但长期的营养不良和恶劣的环境，已经让他尽显老态，头发花白，但他精神还很不错。曼德拉很认真地指出，“一战”和“二战”中，那些因为武装反抗政府而被判决终身监禁的白人都先后被释放，而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些政治犯，却根本没有获得任何减刑，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是黑皮肤的缘故。他说，犯人不应该因肤色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在与曼德拉会谈后，海伦又辗转约谈了监狱的负责人。海伦意识到，曼德拉这些人之所以没有被减刑，是因为被释放的那些人已经决定放弃斗争，而曼德拉、西苏鲁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坚持斗争。 海伦提出，只要曼德拉等人愿意放弃斗争，她会努力为他们向法官求情，并承诺一定会让他们得到和那些被释放的白人一样的权利。 面对放弃斗争就能得到自由的条件，曼德拉给予了这样的答复： “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和我的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 在曼德拉看来，如果放弃了斗争，在监狱外和监狱内没有任何区别，都是无自由。 同时，据海伦回忆，短短几十分钟的沟通，她对曼德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且，曼德拉此时对暴力和武装斗争的考虑更加周密，认识更加完善。 据一名自由党成员蒂尔斯回忆说，他曾经与曼德拉一同被关在罗本岛上。在他眼中，曼德拉是一个坚强、勇敢、乐观的人，在他们一同进入罗本岛监狱之后，当局就摆出了两个很明确的任务：摧毁这些政治犯的士气和让世界忘掉他们。 可惜的是，当局努力了20多年，最终灰溜溜地失败了。由于有曼德拉在，他总是像个不知疲惫的传教士一样，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斗争，要坚强、勇敢。 在蒂尔斯生病时，曼德拉嘱咐其他狱友一起照顾他，曼德拉自己也经常来看望他，还帮他倒大小便，清洗便桶。难怪他曾经对曼德拉作出高度评价： “曼德拉先生是一位追求自由和平等的人，他很善良且勇敢，他能同富丽堂皇的国王一起散步，也能同衣衫褴褛的乞丐一起吃饭。我要告诉人们，你如果同曼德拉说话，你就是同一位通情达理的人而不是同一个狂暴的人说话——他是最和蔼、最诚实、最爱和平的人士之一。” 3.关不住的斗争 策划越狱 曼德拉天生就具有不安分的基因，从入狱的第一天起，他的脑海中从未放弃过逃跑的念头。 他秘密联络众多狱友，策划着逃跑的方案，当然，他们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交通工具——船只。罗本岛的四周都是深不见底的大海，即便能够成功越狱，想走出罗本岛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即便困难重重，倔强的曼德拉也从未想过放弃。在入狱的第二年，一个名叫杰夫的狱友甚至趁看守不备，将监狱钥匙用肥皂套下模子，经过一个多月的打磨，居然成功地造出了钥匙。 可惜的是，没有较好的越狱时机，这把钥匙并没能发挥作用。 在越狱这件事上，曼德拉曾险些栽了跟头。在入狱的第十年，他的狱友瑟图奥利因为牙疼，被狱警带到开普敦一个诊所去看牙医。 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与牙医聊得很投机，两个人聊了很久。在聊天中，他得知这名牙医也有一个亲戚被关在监狱，对政治犯十分同情。更令他惊喜的是，他发现诊所二楼的窗户下就是一条小路，而这一切都是越狱的好条件。 瑟图奥利回到监狱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趁早晨洗漱的机会将这个信息告诉了曼德拉和其他几位狱友。 聪明的曼德拉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经过商议，他组织几个人一起实行逃跑计划。 几天之后，曼德拉和好几名狱友都申请去看牙医，监狱长同意了。于是，曼德拉、瑟图奥利、姆科伊和另一名犯人一起去看牙医。临行前，他们四人已经商量好，一致同意越狱逃跑。但等到实施时，第四个犯人的态度却有点模棱两可，甚至有点排斥一起行动。 这个人在罗本岛监狱已经被关了很多年，曼德拉和他认识也很久了，他经常表达想越狱的念头，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为何他却表现得这么消极？ 曼德拉怀疑此人想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越狱”，就是举报曼德拉等人，争取立功的机会，从而获得减刑。在前往牙医诊所的路上，曼德拉时刻关注着周围的情形。 当他们一行三人来到牙医诊所时，发现二楼的窗户确实如瑟图奥利所说正对着小街，是一条非常好的逃跑线路，三人高兴极了。 突然，敏感的曼德拉皱起了眉头，他意识到有什么不对。经过观察，他发现开普敦市的大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平时，这里都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这可能是圈套！”另外几人也同意了曼德拉的判断。这样，此次越狱计划只好放弃了。 失去这一次机会之后，曼德拉依然没有放弃越狱的念头，一直在寻找机会，实施逃跑计划。 撰写回忆录 监狱的时光无聊而又漫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几个领导人一有机会就会聚到一起，商量一些事情。在这个过程中，西苏鲁建议曼德拉应该写点东西，比如回忆录。 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雷蒙德语重心长地说：“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而且这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姆赫拉巴则建议，应该在曼德拉60岁生日的时候对外发表，以纪念这一段难忘的岁月。 然而，在监狱里面写东西谈何容易？每天长时间的劳动，加上严格的看管，稍不留神就会被发现。 尽管如此，曼德拉还是果断地开始了行动。每天，经过一天的劳动之后，曼德拉吃完晚饭就睡觉，零点以后准时起来，然后一直写作到清晨。 写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睡眠不足的曼德拉身体越来越差，已经无法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他告诉狱长，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到采石场工作。 狱长派医生检查之后，同意了曼德拉的请求。这样，曼德拉整个白天都可以用来睡觉，而晚上就起来写回忆录。 曼德拉的思维敏捷，语言组织能力也很强，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他就完成了初稿。这个回忆录他从自己的出世一直写到利沃尼亚审判，以罗本岛的一些记录结束。 手稿写成之后，曼德拉秘密地将它传给几个狱友观看。具体的流程是，姆赫拉巴一般在第二天吃饭的间隙从曼德拉手上拿到头天晚上完成的手稿，看完之后写下评论，再读给西苏鲁听。然后，将两人的意见一起写在手稿上，再转给雷蒙德。雷蒙德于第二天晚上将手稿用小抄的形式写下来，字体非常小，普通人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将手稿上的内容写在一张小纸片上。 剩下的就是将手稿带出去了，这个任务交给了瑟图奥利。瑟图奥利将这些缩写手稿藏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计划在他被释放时将手稿带出去发表。 不过，这件事终究还是被监狱方发现了。瑟图奥利为了安全起见，将长达400页的手稿分成三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 1个月以后，监狱为了加强对不同集中营的政治犯的管理，决定在花园里建一些栏杆，以加固已有的围墙。 得知消息后，曼德拉等人及时转移了其中的两部分手稿，但剩下的部分还是被狱方发现了。几天以后，当局将曼德拉、西苏鲁和雷蒙德等人狠狠批评一顿，并以滥用学习权利非法写书的名义取消了他们的学习权利。 家庭与生活 曼德拉被关在罗本岛监狱，失去了自由，但他一直都很关心温妮和他的孩子们。在狱中，通过来信，他知道他和温妮的两个女儿已经长大，入了学，而且成绩很不错，尤其是小女儿津荠，非常喜欢写文章，还得到过不少稿酬。 作为父亲，曼德拉没有见证她的成长，却依旧用写信的方式鼓励她： “你已收到你的第一笔稿酬支票，在你这样的年纪，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写作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它可以把你直接推向世界中心。而要成为第一流的撰稿人，你必须付出实实在在的艰苦劳动，寻求美好而新颖的主题和简单明了的表达方式，准确地使用词汇。” 事实上，津荠是个非常可怜的孩子，她从小就缺少父爱。当她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时，曼德拉就被送进了监狱，当时的津荠只有18个月大。 当津荠真正意义上见到父亲曼德拉的时候，她已经是14岁的少女了，而此时的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监狱。津荠声名显赫是在1985年，一夜之间她成为世界新闻的头条人物，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代表父亲宣读一封公开信，拒绝南非政府有条件释放曼德拉的要求。 津荠很聪明，在曼德拉的鼓励下，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她在1978年出版了她的诗集《我的黑皮肤》，同时她的书还获得雅努什·科尔恰克文学奖，这是专门奖给描写无私和人类尊严的优秀儿童作品。她还积极参加各种学生活动，从事父母因遭囚禁和放逐而不能参与的事业。 对其他子女，曼德拉一视同仁，经常在信中教导他们，要好好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温妮探监 身为重犯的曼德拉，根据监狱的规定，只允许亲人半年探监一次，每次半个小时，并且探监者与犯人不能有任何接触。另外，犯人每半年才能给家人写一封500字以内的短信，且必须经过监狱长的检查，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1965年，当局对温妮实行一个更为严厉的5年管制禁令约束，理由是她在上一次管制禁令期间违法规定，公开发表了演讲。这次的禁令是不准离开奥兰多镇。这意味着她将失去儿童福利社的工作。 被断了生活来源的温妮为了养活两个女儿，不得不从事一些繁重的体力工作，在洗衣店当洗衣工、在修鞋店修鞋子，历尽艰辛。 在这期间，她出版了一本书，为她的丈夫曼德拉伸冤的书，里面详细记录了她所认识和了解的曼德拉。只是，这本书很快就被当局查禁。 1966年，当局禁止她“编辑、出版、印刷或传播任何文件、书籍、小册子、记录、标语和照片”等。这一年，她准备去罗本岛探视曼德拉。为了在许可证到期之前赶到那里，她选择乘坐飞机。结果，她被指控违反了探监规定，被取消了探监权利。 1967年7月，温妮终于拿到了探监许可，她很高兴，经过几次转乘，终于到达罗本岛。上岸后，她径直走到候见室。这里气候阴冷，人烟稀少，环境很压抑。她注意到，这里有3个军官来回巡逻，另有1个守在门口。窗台上有个很大的烟灰缸，是用贝壳做的，里面装满了烟蒂，旁边有两个长长的厕所又脏又臭。 在准备探视之前，那个带着她的警官语气生硬地警告她：“根据规定，探监只能谈家务事和孩子，不能谈别的，不能谈政治问题。如果你们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你的探视就要被中止。” 温妮点点头。 在这个人的陪同下，温妮走进去，透过一块厚厚的玻璃，他看到了曼德拉。爱人的出现，让温妮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冲刷而出。 旁边的警官立刻阻止她，示意她要保持冷静。曼德拉赶紧示意她擦干眼泪，温妮点点头，拭去脸上的泪花。 曼德拉依然是那么开朗，对孩子们的成长特别关心。这时，两个孩子都到了入学的年龄。温妮为了让她们上学，找了曼德拉的一名亲属。但这个亲属是有色人种，根据当局的规定，不能在黑人学校里为她们注册。 无奈之下，温妮只好将她们带到有色人种学校，以曼德拉亲属的名义为两名女孩登记学籍。谁知，当局很快知道了这事，竟派人将学校校长拘留起来，同时对这名中间人处以罚款。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温妮借助朋友们的帮助，将她们送去斯威士兰读书。问了孩子的情况，曼德拉又嘱咐温妮要坚强：“对我来说，生活和幸福就是你的爱和支持。” 随后，他点头示意温妮靠近一点，曼德拉含情脉脉地说：“这样，我才看得清你穿着什么衣服！”在曼德拉看来，温妮永远是一个惹人喜欢的小姑娘。 温妮温柔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丈夫，事实上，她和普通的女人一样，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可是，丈夫的身份和选择让她暂时失去了一个普通女人该有的生活，而只能选择另外一种生活。 4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警官决绝地说道：“时间到了，探视结束！” 透过玻璃隔板，他们挥挥手，结束了这次见面。 离开罗本岛，温妮重新踏上了回开普敦的船。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每次见到曼德拉，她都感到人生充满希望。在回忆这一切的时候，她说： 到那儿去是令人振奋的，有一种像蓄电池被重新充电一样的感觉。我想，这是因为他给了我们那样多的鼓舞，那么多的勇气。他当然会回来，回来后在一个黑人执政的南非扮演自己合法的角色。曼德拉将成为我们的领袖。 温妮的不幸 探监回来的温妮，正沉迷在与曼德拉相处的短短45分钟内的事情，就遇到了麻烦事——当局制造的麻烦事。 一个全副武装、面容冷酷的警察挡住了她，他连证件都没有出示就直接厉声审问她：“你在开普敦住在什么地方？” 当时，温妮正打算前往开普敦的尼扬，在那儿住两天，但她对这名蛮横的警官没有任何好感，这或许说是本能的反应——自从与曼德拉结婚以来，她对警察一直有这种反应。 温妮没好气地说：“问这干什么？难道你作为警察的责任就是了解曼德拉夫人的行踪？如果你是个合格的警察，监视我那么久，应该知道我的住处。反之你现在问我，说明你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另外，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我是不会把自己的地址告诉我不喜欢的陌生人的。” 这个警察似乎觉得受到了侮辱，他蛮横地拦住温妮的去路，要求温妮说出她的地址。 温妮生气地说：“那你就继续跟踪我，来获取我的住址吧！走开，别挡着我的路。” 说完，她坐上汽车，朝开普敦开去。 随后，她被开普敦当局指控违反禁令，没有向开普敦的治安警察提供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事实上，那个警察早已知道了温妮的一切，只是在给她制造麻烦。 在开普敦的法庭上，那个被拒绝的警察坚持说，他曾告诉温妮他是警察，也亮出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可温妮根本无视法令，蔑视警察，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 初级法院的法官接受了这名警察的证词，温妮被判12个月监禁。但12个月除4天之外，其余刑期全部缓期3年执行。 温妮很生气，知道这是当局故意在为难她。她只好根据程序向高级法院提起上诉。温妮的辩护律师认为，鉴于温妮在开普敦只住了两天，不能准确地说她在开普敦有什么“住址”。但当局方面的律师反驳说，她有住址，因为住址的定义是“可以找到某人并与之进行联系的地方”，温妮是故意拒绝将住址告诉那名警官的。 温妮的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她只好在监狱里待上4天。 第八章 风云激荡的南非 我想用乐观的色彩来画下那个岛，这也是我想与全世界人民分享的。我想告诉大家，只要我们能接受生命中的挑战，连最奇异的梦想都可实现！ ——纳尔逊·曼德拉 1.步履维艰 牵连无辜 1967年6月，风雨飘摇中的当局政府，在《90天拘禁》后又颁布了一部法律——《恐怖主义法》。根据这一法令的规定，南非警察有权逮捕他们认为“可能存在危及法律和秩序行为的人或图谋煽动他人如此行为的人”。 这是个模棱两可的定义，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一个涉嫌反对南非当局的人，都会在警察没有搜捕证的情况下被逮捕、拘留、审讯，甚至无限期地单独关押。正是由于这一蛮横不讲理的法令，温妮与其他21名男女在1969年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搜捕中被关进监狱。 1969年5月21日凌晨，熟睡中的温妮被一阵强烈的“砰砰”敲门声惊醒，她的两个女儿就睡在身边。温妮还未来得及下床开门，门就被强行撞开了。 门被撞开后，来历不明的警察蜂拥而入，翻箱倒柜，他们将熟睡中的孩子拖起来，然后搜查床单下面。最后，警察命令温妮穿好衣服跟他们走。 两个女儿被吓醒了，紧紧抓住温妮。温妮恳求警察，将自己的两个女儿送到她附近的姐姐尼基维那里，警察粗暴地拒绝了温妮的要求，在孩子们的哭喊声中把温妮带走了。随后，她被关进了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 直到第二天，温妮被抓的消息才传出来。事实上，在温妮被抓之前，她曾被查出患有心脏病，这一情况逮捕她的警察也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罗本岛上，曼德拉很快就知道她被捕的消息。 当局指控温妮的罪名很可笑，说她从罗本岛上的丈夫那里得到“高级指示”，总而言之，罪名就是在曼德拉的指示下，他们在约翰内斯堡、东开普和纳塔尔地区恢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当局扬言有很多人作证。 在等待审判的时间里，温妮被关进比勒陀利亚的监狱里。那里的条件非常差，到处是发霉发臭的味道，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当夜被捕的21人中就有两人身亡。 由于温妮的特殊身份，她被单独监禁在一间牢房里。当时，温妮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大搜捕，自己只是被抓捕的其中之一。在这儿，她被囚禁了几个月，陪伴她的只有冰冷的四面墙壁和一个马桶，一个塑料瓶子，还有一只杯子。 在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她说： 在监狱里，我们每天都受到检查。两个女看守走进来，命令我站起来，脱掉衣服。等我脱得一丝不挂的时候，她们从鞋子开始，然后是内裤、乳罩，以至衣服的每一条缝。接着是检查头发——当然，在我身上，她们永远不能得到什么。对于女犯人，按常规还要检查阴道。我想，她们对和我住同一监狱的其他五位同志不会这样。再没有比这更侮辱人格的事了。而且在那间房子里，你是孤单一人。 对我的审讯是从星期一开始的，而我被送回牢房时，已经是星期六夜间了。他们对我连续审讯了五个昼夜。我朦朦胧胧记得当时的情景。第五个夜晚，我不时地昏过去，每昏过去一次，也就轻松一次。我第一次认识到，大自然会有这样奇异的办法来补偿疲惫不堪的身体。我就那样一次又一次长时间地昏死过去，我一定是在这种时刻被送回牢房的。审讯一直没有中断。我全身肿得很厉害，而且还尿血。虽然有时候允许上厕所，但时间不长，且女看守也跟着一起去。 雪上加霜的岁月 在监狱里，温妮十分担心自己的两个女儿，她们分开的时候是深夜。温妮被带走之前，嘱咐她们去找姨妈，不知道这两个年幼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在监狱里，温妮几乎每天都会面临审讯。当局为了使温妮屈服，用尽浑身解数。疲劳战术只是常规方法，还使用一些卑劣的手法，如精神摧残、心理打击、恶意中伤，甚至诋毁人格。 恶劣的环境以及长时间的审讯折磨，使温妮的病情加重，同时也使她患了营养不良症，导致她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 未曾清贫难成人，正是在这种生活中，温妮开阔了眼界，学习到更多东西，也使她更深刻地认识到种族矛盾的尖锐。 经过漫长的审判，1970年2月16日，法官宣布，由于当局指控的罪名证据不足，温妮等人被判无罪，当即释放。 事实上，这只是一场闹剧。 重获自由的温妮还未来得及庆祝，当局就根据《恐怖主义法》第六款，以完全相同的罪名将她再次拘留，温妮又被送回单人牢房，准备接受进一步“审讯”。 当局的意图很明显，将这些人全部关押起来，直到当局能够获得或者捏造出更多“证据”。当然，这一切要采用暴力手段。 在温妮被关押期间，曼德拉非常着急。但监狱与世隔绝，除非当局告诉他，否则他不会有任何线索。最后，在狱长的帮助下，他才知道温妮被关进了比勒陀利亚的中央监狱。当得知这个消息时，一向坚强、乐观的曼德拉默默流下了眼泪。 恰好在这个时候，狱长又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他的儿子滕布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丧生。滕布是曼德拉最宠爱的儿子，后来因为与妻子伊芙琳·梅斯离婚，他与滕布的关系疏远了。 在双重打击下，曼德拉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当时的看守们描述，那几天曼德拉神情恍惚，站在单人牢房的窗户旁，一站就是一天，一言不发。 曼德拉的变化，引起西苏鲁的关注，他了解事情的原委后，陪着曼德拉，陪他聊天、谈心，度过那段最艰难的时光。 在南非国内及海外，越来越多的人对南非当局虐待温妮和其他被告表示强烈抗议。1970年9月14日，法庭宣布他们全体无罪释放，这些人在监狱中总共度过了491天。 通过这一次的考验，温妮变得成熟了，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 在这次考验的整个过程中，最让人安慰的是，在争取人类尊严的斗争中，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这的确是对一个人理想坚定与否的严酷的考验……如果我们想使自己的孩子免受我们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不惜代价斗争到底。 监狱内外的风云 事情过去半个多月，当局又颁布了针对温妮的新禁令，为期5年。这个禁令苛刻得有些变态，规定她不许离开奥兰多，而且规定每天晚上和周末以及公共假日，她都要待在家里，不得外出更不得会客。 温妮很愤怒，但经历过牢狱生活的她变得成熟了，她明白如今反抗只是徒劳，只会让自己面临更大的危险，她索性冷静下来，让自己学得“乖”一点。 她照做了，没有违反当局的禁令。 她很听话地在1个月内没有找当局的“麻烦”。1个月后，她幸运地申请到了离开奥兰多前往罗本岛探望曼德拉的特许。尽管见面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但对曼德拉夫妇来说，弥足珍贵，他们已经有2年没有见面了。 在罗本岛，温妮与曼德拉的见面非常短暂，没有多少交流，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相互望着。 离开之后，曼德拉继续在狱中服刑，而温妮则带着两个女儿独自生活，希望南非的局势能够发生变化，等待着与曼德拉的重聚。 2.南非的动荡 索韦托惨案 1976年6月16日，这一天的天气特别冷，寒风呼啸，冰冷刺骨。 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罗本岛上的犯人们依然要干活。尽管他们发起很多次的抗议，却没有任何效果，除了遭到呵斥之外，没有任何收获。 下午5点钟，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各自的单间牢房，稍微歇息之后，准备去洗澡。 一切准备就绪，却发现没有热水了，热水被关掉了。 机警的曼德拉立即意识到外面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大事。因为这是罗本岛监狱的惯例：监狱外出事，监狱内遭殃。 不错，外面的确出事了。 6月16日，天刚刚亮，约翰内斯堡市郊的黑人聚居区索韦托的大街上突然出现了数千名学生，他们在游行示威，目的是抗议当局强行规定黑人学校必须用南非少数白人的语言授课。 游行示威的学生用他们稚嫩的双臂举着“我们是非洲人，不是布尔人”“班图教育见鬼去吧”等各式各样的标语牌，高唱着《上帝保佑非洲》的歌曲前进。 这一举动让当局震惊，他们迅速组织警察进行镇压。游行进行到半个小时后，全副武装的警察赶来了，阻止游行队伍。 面对血气方刚的学生，警察们毫无同情心。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悍然朝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 第一个中弹的是一名13岁的男学生，名字叫赫克托·彼得森，他的后背上挨了一枪，他的同学很快将他从人群中抬出来，放在一名记者的车上，车子飞快地驶向最近的医院。 可惜的是，已经太晚了，彼得森由于伤势过重而死了。 南非当局的黑手 索韦托位于约翰内斯堡市郊西南大约8英里的地方，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黑人居住区，由25个小镇组成，常年居住着大约120万黑人。它是南非黑人居住最拥挤的地方，人口大约占南非城市黑人的五分之一。 在这个黑人居住区内，环境脏乱差，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没有路灯，甚至连一条像样的下水道都没有。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居民多数为流动劳工，是由约翰内斯堡的各个厂矿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而临时从广大的农村中招募而来的，因此市镇当局很少考虑到城市建设规划。 当地有34所初中校区，6所高中校区，在1976年6月进行的索韦托游行示威运动中，中学生人数约为2.7万人。这些学生受到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又能从约翰内斯堡这个现代化的都市接触到各种先进的思想。另外，他们都是黑人，亲身经历过当局的种族歧视之苦，因而经常表现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 当局颁布的《班图教育法》除了进一步推进种族隔离政策之外，最根本目的是使黑人永远居于劣势，从而无法与白人竞争，是为了使黑人学生更好地“安于现状”。 此后，曼德拉、西苏鲁等人的抗议活动唤醒了黑人的反抗意识。为加强对黑人学生的奴化教育，当局进一步推行《班图教育法》。 1976年5月，当局颁布教育法令，规定在非洲黑人居住区的学校里，五年级以上的课程必须一半用南非阿非里卡语、一半用英语教学。 抛开种族歧视来看，这无伤大雅。可这些对非洲人，特别是接受到新思想的年轻一代来说，南非阿非里卡语是300年来，白人种族主义压迫的象征。 当局的这条法律一公布，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各方面的反对。南非的教师联合会、学校董事会、学校校长、学生家长、白人反对派和“黑人家园”的领导人均强烈谴责这一法令，并警告当局政府，这一法令将会激起黑人学生的反抗。 面对这一切，当局的态度是漠视，并恬不知耻地表示：新生事物总是要经历一段阵痛，才会被人接受。 果然，在当局一段时间的漠视之后，1万名学生走上索韦托街头抗议将阿非里卡语作为教学语言，并不幸遭到警察残暴镇压。 惨案实录 游行示威在警察的镇压下，并没有立即停止，反而越来越高涨，整个约翰内斯堡都处于混乱之中。 10天以后，官方宣布，在整个暴乱中，共有175名非洲黑人被打死，1140人被打伤，约1300人被捕，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 1976年6月16日永远被载入南非的史册。人民将记住这个日子和与它相关的两个事实：南非人民的坚强勇敢和南非白人政权的残暴蛮横。 一名在暴乱现场的黑人记者是这样描述的： “尽管我注意到大部分警察是全副武装的，但我不相信他们会对手无寸铁的年轻孩子们使用这些武器。当我看到一个白人警察拔出一支左轮手枪朝站在前排的学生瞄准时，我全身颤抖了。” 另一名在场的记者是这样描写黑人学生的： “……没有任何事能使我更加惊恐的是孩子们的态度。很多人对危险置之不顾，他们低着身子、左右躲闪着继续向警察冲去。 “尽管组织出色，尽管赤手空拳，尽管年轻幼小，但还是遭到了无情枪弹的扫射。学生们气愤已极，他们没有退却，没有卧倒，而是英勇地向警察冲过去，有的捡起地上的石头进行回击，有的则放火烧毁白人的汽车和房屋……” 中午时分，奥兰多警察局几百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聚集待命，随后直扑索韦托增援。与此同时，直升机向索韦托的警察投放了更多的步枪和弹药。整个镇在燃烧，复仇的火焰在燃烧。 一名进行现场直播的记者记录了在直升机上看到的全景： “（这场暴乱使）我觉得我并不是在一片和平的土地上现场报道的记者，而是在炸弹轰炸后的城市上空飞行的战时记者。” 当局的残酷镇压并没有阻止游行示威，反而使更多的黑人投入进来，奋力保护那些受伤的学生，并前仆后继地顶上去。 下午2点左右，面对越来越多的人群，当局动用军用直升机，从索韦托镇上空向聚集的黑人群众投掷催泪弹。一时间，整个索韦托镇变成了战场。随后又有两支防暴警察分队带着步枪和机枪赶到，更大规模的冲突再次发生了。 反抗的人群不断地与全副武装的警察对抗，掀翻警车并放火烧毁，警察又开始新一轮的枪击。 一名在现场的16岁的黑人青年向记者描述了自己的遭遇： “我想帮助一个差点被打死的女孩。一个白人警察把手枪对准她，我赶紧跑过去将她推倒，但是我的腿中了两枪。这是大约下午4时30分的时候。我在5时45分到了医院。这儿有很多中弹的人。受伤者被警察看守着，他们的枪对着我们这些在走廊上的人。受重伤的人们必须先治疗，我拿了一些止痛药。” 经过一天喧嚣的索韦托镇在夜幕降临时也没有安静下来，从约翰内斯堡下班回来的工人看到这里的惨状之后，很多人顾不得疲劳，不由自主地加入了有自己的孩子或朋友的队伍。他们在黑暗中用砖块、石块与防暴警察搏斗，同时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政府用车和建筑物。 面对突然改变的局势，当局又重新调配兵力，甚至调动了军队。9时30分，10多辆大型运兵车开进了索韦托。 情况继续恶化 经过头一天的激烈战斗，第二天，索韦托镇成为世界新闻的焦点——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大多是一张类似战场的图片，并配有“战场”“战况激烈”等字眼。 经过一夜的残酷镇压，黎明时分，1500名警察再一次增援索韦托镇。巷战愈来愈激烈，火势愈来愈猛，镇压也愈来愈凶。 警察为了阻止其他地区黑人的增援，在各条通往索韦托镇的道路上布满岗哨，并禁止任何人前往索韦托镇。 当一名前往索韦托镇现场采访的记者被阻止前往时，他询问阻止他的警察：“你为什么要阻止我的自由？我有记者证。” 那名警察心虚地说：“你明知道我阻止你的理由，为什么还要问？阻止你们前往是我的工作，我还不想失业！” 温妮目睹了这一事件，她被勇敢的学生们深深感动。在回忆这一切的时候，她说： 这些孩子非常勇敢，不畏一切。他们捡起石块，拿起垃圾桶盖子当盾牌，面对机枪无所畏惧。他们并非不知道站在对面的警察已全副武装，他们是冒着重机枪的弹雨前进的。到处都可以闻到火药味。很多孩子在街头死去。一批人倒下了，另一批人仍不知恐惧，仍然迎着枪林弹雨前进。没有人畏惧敌人的力量，我们知道敌人已武装到牙齿。但是孩子们意志如钢，充满着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准备用石块去对付机枪。这就是当你想要打碎压迫的枷锁时会发生的事情。除此以外的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 或许现场的情况比温妮看到的还要惨烈，很多学生的父母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索韦托镇一度成为真正的战场。 为了支援索韦托镇的学生们，7月3日，约翰内斯堡的黑人工人举行了罢工，为期3天。 新一代的青年领袖切基·马希希尼在现场宣布： “我们南非的黑人公民没有武器，我们唯一可以给这个制度造成打击的是使其经济瘫痪。” 当时的南非，由于联合国的经济制裁，正处于萧条期，黑人工人如果参加罢工，会失去生活保障。即使这样，各个公司的缺勤率仍高达40%至90%。 8月1日，约翰内斯堡的工人又举行了一次“待在家里”的罢工，约翰内斯堡的缺勤率高达80%。市商会不得不承认罢工严重影响了约翰内斯堡的经济生活，要求政府进行急剧变革以促使产生一个“稳定的黑人中产阶级”。 一时间，南非当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个月之后，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这是最成功的一次。根据当局的工业部门统计，缺勤率竟高达98%。第二天，开普敦工人也加入了这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约50万工人待在家里，而且开普敦的有色人种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他们在市中心与警察展开巷战。由于大范围的动荡，一时间警察出现了不够用的情况。 终于，开普敦的黑人工人第一次攻占了这座不对他们开放的都市中心。 无尽的动荡，总会有许多无辜的人死去。从1976年6月到1976年底，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已达360人，有的则认为共有500名可以辨认的死者。而南非当局竟然宣称：在南非没有危机。 到了1977年，索韦托镇的事态仍未平息。2月8日，索韦托镇又发生了大约4000名学生示威游行，这次是反对《班图教育法》并烧毁课本和试卷。 到了5月，索韦托镇再次发生游行示威，这次参与游行的是索韦托镇的居民，他们游行反对当局增加房租。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当局慌忙撤回其决定。 索韦托镇惨案后续 关于索韦托镇惨案的整个过程到底有多少人惨死，没有详细的数据能够证明。不过，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的调查走访，整个过程大约有618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其中有320多人重伤，并伴随终生。 发生了这种暴乱，当局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这一切。而承担这一切的，肯定是运动的发起人。到1977年6月为止，被当局指控犯有公开使用暴力，参加骚乱、颠覆、破坏、煽动和纵火等罪行的超过2万人，其中1.3万多人被判刑，他们当中近5000人在18岁以下。 由于突然间增加了太多的罪犯，南非的监狱根本容纳不下这些人。最终，当局将这批人送到罗本岛，并专门修了一座牢房用来关押他们，其目的当然是想消除恶劣的影响。 在索韦托镇惨案整个过程中，曼德拉和他的狱友们始终在关注事情的动态以及孩子们的命运。因为罗本岛与外界隔绝，而且犯人之间很难互相沟通，所得到的信息只能通过秘密渠道传递，而且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描述。既有一些有正义感的狱警口头传递，也有一些新进来的犯人的口头描述。 虽然得到的只是零碎的消息，但曼德拉见多识广，依然猜测出事情的大概。在索韦托惨案发生以后，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政治犯起草了一个要求团结和群众行动的紧急号召。这一号召分为7个部分，指出了种族主义政权的虚伪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光明前景。 在号召书，曼德拉指出： 种族隔离制是枪支和刽子手的统治，运兵车、fn步枪和绞刑架是这一制度的真实象征，这些一直是南非那些种族主义狂的统治者最容易的手段和最便捷的解决方法。 种族隔离制的罪恶、残暴和非人道从它一开始就存在。所有的黑人——非洲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一直在反对这一制度。 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我们的人民——非洲人、有色人种、印度人和白人民主人士——必须团结成一堵统一群众行动的、反抗的、巨大坚实的长城。 我们的斗争日益尖锐。没有时间去享受那种不团结和分裂的奢侈。 …… 世界站在我们一边。 …… 运用统一群众行动的铁砧和武装斗争的铁锤，我们将把种族隔离制和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击得粉碎。 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为未来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后生可畏 尽管曼德拉已经老去，尽管曼德拉已经近60岁高龄，尽管他已经消失在人民的视线中很长一段时间，尽管青年一代对曼德拉有一些看法，但他们对曼德拉始终是崇敬的。 当那些在索韦托镇暴动中被捕的小伙子被关到罗本岛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曼德拉怎么样了”。 曼德拉又何尝不想了解这些年轻人？当他看到在这一年的反抗活动中的先锋正是那些青年学生时，他清醒地认识到：南非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 为此，尽管在狱警的严密监视下，他还是抽出时间与这些年轻人交谈。通过沟通，他发现，这些年轻人大都思想开放，见多识广，勤奋好学，同时又都很有知识。于是，他决定开始实行一个教育计划，使这些青年人在狱中能继续深造。 罗本岛的岁月，对曼德拉来说，苦闷而又漫长，他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尽管他一直坚信终有一天，南非会迎来美好的明天。可这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来，更加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机会等到这一天。 如今，通过这个计划，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既是传递接力棒，也是打发时光较好的方法。 很难相信，此时的曼德拉，已经在罗本岛度过孤独的12年时光。 曼德拉的教育计划最初是40名青年，主要是索韦托镇的学生。在曼德拉的资助下，他们得以通过函授继续读书。曼德拉则通过给好友去信，希望他们募集资金，帮助他在罗本岛监狱实施教育计划。他甚至想将所有的政治犯都纳入到他这一计划中来。只是，由于狱长的阻止，这一计划搁浅了。 通过募集，他得到了大约1.4万兰特（南非货币单位）的支票，为此他找来一名开普敦的律师专门讨论监狱里年轻犯人的教育问题。 这一计划收获颇丰，不少进监狱时仅有六年级水平的青年政治犯借助这一计划获得了学位，而罗本岛监狱的“曼德拉大学”也声名远播，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为此，国际红十字会特地寄去一些书籍供这些年轻人阅读，当然，这一切要感谢狱长的努力。 不过，狱长并不是那么正直，这得益于曼德拉等人的“贿赂”，而且每次进入监狱的书，都会经过严格的审查后，再发给犯人。 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曼德拉的教育计划最终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当局立即调走了狱长，并在1982年4月将曼德拉等几位主要领袖转移到了开普敦的监狱。 索韦托镇暴动的影响 由索韦托镇暴动引起的一连串事件，持续了很长时间，影响也特别广泛，而当局的镇压手段力度也是非常大。 到1977年11月，这些一连串事件的发起人几乎全部被拘捕。所有的组织和团体均被取缔，两家黑人报纸单位也遭当局封杀。 面对居高不下的反抗浪潮，当局也加紧了对这些运动发起人的迫害：1977年9月，卓越的青年黑人领袖斯蒂夫·比科在狱中突然死去；另一领袖哈勃也因“心肌梗死”而突然死去，实际上，他一直都很健康；莫特拉在拘留过程中莫名死去；穆罕默德在约翰内斯堡从保安警察总部第10层楼跳下“自杀”；南非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亚伯拉罕在博茨瓦纳被邮包炸弹杀害；本马尔在监狱里上吊身亡…… 在这些神秘的事件发生后，大批黑人青年开始逃亡。据南非警方报道，大约有4000名年轻人离开南非，加入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国外的流亡者队伍，其中一部分成为游击战士。 曼德拉高度评价了索韦托镇暴动事件，他说： 首先，通过这个事件，黑人学生的大无畏精神使更多的人觉醒，黑人觉醒运动从学生中传播到广大黑人群众之中，最终汇成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 其次，黑人青年的反抗赢得了白人民主派和有色人种的同情和支持。暴动期间，约翰内斯堡的400名白人大学生示威抗议索韦托的屠杀行动。 再次，索韦托镇暴动事件之后，广大国际社会开始正式对南非政府的残暴行径进行惩罚。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行动起来。 事情似乎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南非当局会采取什么手段呢？我们接着看。 第九章 独立的丑剧 让黑人和白人成为兄弟，南非才能繁荣发展！ ——纳尔逊·曼德拉 1.最后一块遮羞布 当局策划下的“独立” 索韦托镇惨案使南非当局处于国际舆论的漩涡中，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南非当局策划了一出闹剧，目的很简单，摆脱当前的不利局面。 1976年10月26日，特兰斯凯黑人家园宣布“独立”。从表面上看，特兰斯凯正式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具备独立国家所有的标志：国旗、国歌、国徽、政府、国会、主权，等等。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怪胎。 特兰斯凯南临印度洋，北临莱索托，原是南非东开普省的一个地区。这里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常年多雨，气温适宜，草地繁茂，马牛成群。然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很贫困。由于长期的种族歧视政策，这里的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化毫无起色，大部分资金依靠南非供给，在农业方面，粮食主要依靠从南非进口。最为关键的是，有超过50万的特兰斯凯人在南非工作。 实际上，这仅仅是一出闹剧，是南非白人政府策划很久的一个阴谋，即黑人家园理论——将种族隔离制度从政治上彻底实施开来，是针对南非班图人的一个阴谋。 事实上，早在1947年，南非白人政府就提出了种族隔离是解决种族冲突问题的“最为科学和理想的方法”，并组成了所谓的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委员会建议将南非联邦分成四大类居民——欧洲人、混血种人、印度人和非洲人，提出各自建立居民区。目的是保持“种族纯洁”，保证欧洲人不被同化，每一种族能够保持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 之后不久，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又进一步提出了种族隔离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黑人家园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数量庞大的班图人，班图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固定的土地，但行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进入其他地区只属于提供劳务性质，而这也是班图人进入其他地区的主要理由。言下之意，班图人在保留地以外没有经济财产，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紧接着，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又发布报告，提出了班图斯坦的规划——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地域界限是消除种族冲突、保持种族关系和谐的唯一有效途径。 根据这个规划，南非当局绞尽脑汁，秘密开展了大量工作，终于在1976年宣布特兰斯凯独立。 针对这出闹剧，曼德拉很早就表达过谴责，在1956年7月出版的《解放》杂志上，曼德拉揭露班图斯坦计划的虚伪性。在文章中，曼德拉一针见血地指出，“建立和巩固保留地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要使保留地的黑人居民大众更缺乏土地并且让他们终身贫困，另一个目的则是为南非当局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一支流动劳工大军”。这样，南非当局有足够的借口对这些黑人居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即让他们居住在临时工棚里，不需要时就将他们送回保留地内。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甚至一度引发班图人的游行抗议。在1959年南非当局颁布《促进班图自治法案》后，曼德拉再次撰文指责当局的这一欺骗行为，他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角度，指责南非当局卑鄙的伎俩。 1976年的索韦托镇惨案发生后，面对内外的舆论指责，南非当局再次祭出这出丑剧，作为遮羞布。 特兰斯凯独立，这不仅仅意味着黑人和白人的隔离，也是黑人与黑人的隔离。这表现在南非当局在特兰斯凯培植了一个合法的代理机构，作为继续统治黑人的代理人。在特兰斯凯独立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南非当局在一手策划，各级官员的任命由南非当局一手操纵。 另外，独立的特兰斯凯将无权干涉南非的其他事务，而长久以来，特兰斯凯是黑人解放运动的发源地，曼德拉、西苏鲁、奥利弗、温妮等黑人都来自这一地区或者和这一地区渊源深厚，这意味着黑人解放运动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尴尬的非洲黑人 特兰斯凯的这场闹剧上演后，遭到了很多黑人的反对。 作为和曼德拉很有渊源的人，特兰斯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凯泽·马坦齐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凯泽和曼德拉的关系一直不错，曾一起在海尔堡大学学习，而且也曾是曼德拉的情敌，他追求过温妮。不过，此时的他称得上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物，尤其是政治手腕，非常毒辣。 凯泽的目标是恢复科萨人的民族性，他曾经公开宣扬自己的主张——没有南部非洲的独立，则非洲的独立毫无意义。而特兰斯凯的独立就是南部非洲独立的一部分。 很明显，凯泽不是“白人政权的合作者”，也不属于“汉奸”，他只是在不经意间成为南非当局的一颗棋子，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当然地为南非当局“服务”！ 凯泽一直坚持认为，已经独立的特兰斯凯的国民在白人面前的态度应该是自信的，没必要觉得低人一等，例如他曾经理直气壮地要求白人警察将他们与其他非洲黑人区别对待，因为他们是“特兰斯凯公民”。 凯泽也曾经多次表示，特兰斯凯国家属于酋长及他们的人民，属于高人一等的先进国家。特兰斯凯有民主的政体和法律，且有自己的领土和公民。 凯泽在无形中成为南非当局的幕后推手，这让很多人对他的态度模棱两可，包括身在监狱的曼德拉。 对于原属于特兰斯凯地区的城市黑人和农村黑人，这种“独立”使他们的分歧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公民身份问题。城市黑人最担心的一点是他们将面临在南非共和国和特兰斯凯国之间选择某一国家的“国籍”。如果选择南非共和国，他们会失去在特兰斯凯的家园；如果选择特兰斯凯“国籍”，他们将失去作为南非共和国公民的某些法定权利。这是因为南非当局在计划和实施黑人家园独立方案时一再坚持，所有的黑人最终将成为某一个独立的黑人家园的公民。这样，所有与特兰斯凯有历史联系的非洲人将自动失去他们的南非国籍而成为特兰斯凯公民。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南非当局和特兰斯凯当局在这些问题上，也产生了一些争论和分歧。最终，在1977年，双方达成协议：居住在南非境内的特兰斯凯公民必须在独立后2年之内领取特兰斯凯护照；在此期间必须持有南非的临时居留证；所有的特兰斯凯人在南非时必须遵守《通行证法》。 对于特兰斯凯的“独立”，世界舆论是什么态度？强烈反对！ 在非洲境内，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发表讲话，谴责南非当局的这种“独立”闹剧，其中有毛里塔尼亚、马里、赞比亚、布隆迪、突尼斯、加蓬、加纳乌干达、塞内加尔、扎伊尔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几个国家在联合声明中指出，特兰斯凯的“独立”是对自决权原则的蔑视，是南非班图斯坦化和南非卑鄙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具体化，并呼吁拒绝承认特兰斯凯是独立的国家，它只是一个集中营，在那里，人们由于肤色的缘故而被圈化在一起。 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也于1976年10月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被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操纵的特兰斯凯“独立”的闹剧，并呼吁各国拒绝承认特兰斯凯国，禁止同它或班图斯坦的一切联系。 反独立的英雄 南非当局的一意孤行，激起更多人的反抗。泛非主义者大会呼吁非洲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对南非当局进行打击。1977年，南非本土的游击队员和破坏者，开始了真正的武装斗争。这些游击队员和破坏者大多经过索韦托镇战火的洗礼，他们是青年一代中的佼佼者。 在这些勇敢的年轻人之中，有被南非当局判处死刑的奥兰谷和被判18年监禁的托克欧·塞克斯威尔。尤其是后者，更是勇敢坚强，在接受法庭的审判时，他义正词严，发表了一篇充满献身精神和必胜信念的演讲： 我于1953年3月5日出生在索韦托。我家有6个小孩，我是第三个。我们家唯一干活挣钱的是我父亲，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他的祖国和理想而战斗。战争结束后他被约翰内斯堡总医院“非欧洲人”部雇用，当了一名职员。 …… 小时候，我的少年朋友与我境遇相同。我们生活在贫困之中，都经历了白人强加于黑人的那种屈辱。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饿着肚子上学……我记得贫困。我们看到墙上涂的标语：“释放曼德拉和其他人。”我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堵墙边经过。 在镇上住着很多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和他们交谈，阅读所有我能找到的材料，熟悉了它的理想和行动，这些理想是真正理智的和高度民主的，我也学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当我在斯威士兰读书时，我遇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就这样，我决定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从根本上说，我从前是，现在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我被逼上了这个位置，觉得为了与针对我们的暴力作斗争，我们被迫自卫，没有别的选择。确实，我受训使用武器和炸药，我受训的基础是进行破坏，但这些破坏是针对机构而非个人。 有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个国家的白人，这是一派胡言。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它立志于将所有的南非黑人和白人从种族恐惧、仇恨和压迫下解放出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纲领性文件《自由宪章》为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民主南非的理想。我们想成为南非方向设计的积极参与者。 很难相信，这是一名年仅24岁的年轻人在法庭上的演讲，与他一起被判刑的还有12名年轻的爱国者。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索韦托暴动掀开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崭新的一页。从此，南非的政治局势再也没有平静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开始陷入困境。 2.温妮的别样人生 温妮的遭遇 1977年5月16日，温妮再一次被南非当局秘密抓捕，理由是她被指控与索韦托镇学生暴动有关。与她一起被秘密抓捕的，还有12名妇女。 南非当局企图将煽动1976年6月的学生暴动的罪名加到这些人身上。事实上，在这次的暴动中，由温妮组织建立了黑人家长协会，主要目的是防止事态恶化，组织有效的救援。 在接下来的审判中，温妮不仅反驳了当局提供的证据，还获得了一笔补偿金。很快，包括温妮在内的13人被释放。 这还不是结束，当局为了名声，对温妮等一些人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 此时，南非的周边局势开始出现危机。先是南非出兵安哥拉的行动，导致它陷入战争的泥潭，同时遭到非洲周边国家的一致谴责。与此同时，南非的邻国莫桑比克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签订了带有军事性质的互助合作条约。 当时，国际大形势是美国与苏联的争霸，为了联合资本主义阵营，美国政府派大使安德鲁访问南非。南非当局为讨好美国，可谓费尽心机。为了减少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以及不必要的麻烦，南非当局将一些敏感的政治犯全部控制起来。作为民主积极分子的温妮，被转移出索韦托，流放到奥兰治自由邦布兰德福特镇。 之所以将温妮流放，除了逃避国际舆论界的注视和追踪，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企图用这种难以忍受的孤寂来摧毁她的意志。 布兰德福特镇是一个典型的小镇，常住着大约1900名阿非里卡白人居民。而真正的主人却因为黑色皮肤，因为种族隔离政策，居住在隔离区。 可以这么说，布兰德福特镇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一个袖珍型的代表——白人居住区宽敞、豪华，公共设施齐全，而黑人居住区狭窄、设施落后，鲜为人知，尽管他们的人数数倍于白人。这个小镇上的很多公共设施，比如警察局、银行、餐厅、旅馆，甚至加油站，都有明显的专供白人使用的标志。 在温妮被流放到这个小镇之前，小镇上的议员和警察召开了一个全镇居民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人们被告知温妮是个危险人物，和她来往是危险的，并将接受惩罚。 这种抹黑的手段在温妮刚到小镇时对这一地区的居民还是很有效的——进入小镇的1个月内，温妮非常孤独。 警察用车将温妮和津荠送到布兰德福特镇，给她们安排了一间设备简陋、环境很差的房子，温妮和津荠将这间小房子称为“牢房”。 当局为了缩小温妮的活动范围，给她拟定很多规矩。根据规定，温妮不准私自离开布兰德福特镇，而且夜间不准外出；整个周末和公共假日也禁止外出；禁止接待来客，离家外出时，禁止同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不许进学校或大学；不许进工厂；不许访问幼儿园；不许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面对这些蛮横的规矩，温妮会如何应对呢？ 唤起民智 温妮天生就具有一种叛逆的性格，当局将她流放到布兰德福特镇，是想降低她的影响力，不给当局添麻烦，可温妮却反其道而行之——抗争和启迪民智。 叛逆的温妮走到哪儿都是“战场”，这次，南非当局在自家门口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 在布兰德福特镇，温妮闯进了阿非利卡人的地盘，置身于白人中间，这使她成为黑人运动的化身。她无所畏惧，走进那些黑人从来没有进过的购物超市、银行、餐厅、警察局及加油站等一些专供白人享用的公共设施。 经过温妮这么一带头，黑人也在这些场所出现。尤其是超市和银行，在此之前，黑人购买商品和办理银行业务都是通过一种小小的专门为黑人设置的窗口完成，温妮的举动让这些黑人觉得他们应该享有和白人相同的待遇。 在温妮的启迪下，布兰德福特镇黑人的民智逐渐开启，他们开始无所顾忌地到超市购买日用品，开始使用银行正门的入口处，开始从正门进入警察局要求得到帮助，而这些现象在温妮到来之前，是黑人不敢想象的。 觉悟逐渐提高的黑人，开始主动接近温妮，向她学习和取经，这样温妮就能更加方便地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传递给他们，让这些黑人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例如，这些黑人先前遇到雇主时从不敢多要报酬和待遇，每次他们得到的报酬都少得可怜，而且工作条件也非常差。自从温妮到来之后，他们开始学会争取工作环境和报酬。 逐渐地，温妮在镇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开始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甚至一些白人也愿意和她交谈，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屑当局的禁令，到温妮家参加聚会。 生活环境的改善，让津荠的性格逐渐开朗起来，她经常会给父亲曼德拉写信，在信中她聊起这些变化，并说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曼德拉收到信后，十分高兴，也十分欣慰。 温妮的行为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让当局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们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对付温妮。1980年5月，温妮因在布兰德福特家中让人留宿而被指控违反禁令，面临当局的指控。 在这个危险时刻，多亏一名叫德瓦尔的白人律师，他是阿非里卡人，是布兰德福特镇唯一的辩护律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德瓦尔无数次地帮助温妮，游走于法院和政府部门，又很多次为她出庭辩护。为此，他遭到当局的打击报复，被从白人圈子里赶了出来，几乎所有的白人都同他断绝了来往。 南非当局的卑劣行径，使更多的人觉醒，同时也使体制内的一些基层工作人员感到内疚、心虚。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数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察，他曾写信给温妮，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在信中承认自己的很多行为并不是出自自己的本意，而是“身不由己”，他在信中写道： 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甚至我的父母私下里都无法接受他们的孩子会成为一个向学生开枪的人——只因为他们的皮肤是另一种颜色。我自己也难以置信，当我接到“瞄准射击”的命令时，我的大脑是空白的，这和我在军校里学习到的命令根本无法兼容——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看得出来，我的战友们也和我一样迷茫，他们甚至还嘀咕：“这个世界疯了吗？” 尽管在布兰德福特镇的生活不再孤单，但温妮仍然很孤独，尤其是津荠离开了她去读书之后。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有津荠陪在身边时，她尚且感觉到快乐，生活有所寄托，痛苦的压力也得到了缓解，可津荠离开她之后，她感觉到了死一般的寂寞。 在津荠离开她的那段时间里，唯一能够让她安慰的就是去罗本岛探视曼德拉了。这种生活让她的脾气越变越坏，为了排解孤独，她学会了酗酒。 然而，当局为了控制舆论，对温妮探视曼德拉的请求作出了很复杂的规定：前往罗本岛探监的时间有明确的规定；离开布兰德福特镇的时间有具体的规定；前往罗本岛和回到布兰德福特镇必须前往政府部门报告；出发和归来期间，不准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来往罗本岛的路线必须经过当局的安排。 因此，每次探视之前，温妮总是要在半个月之前提出申请，然后经布兰德福特地方法官批准，才能匆匆忙忙地作准备。 幸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释放曼德拉”的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影响了南非的国内政治，使南非当局再次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之中。 3.南非的新局势 南非国际大环境 时间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非洲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南非的邻国，继安哥拉、莫桑比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独立之后，津巴布韦也正式宣布独立。然而，南非白人政权仍然像固执的老人一样，死死固守着南非的利益集团，在国内不断强化各种种族立法，极力镇压即将爆发的黑人运动。 当然，世界潮流的大趋势不会允许南非白人政权肆意妄为，南非人民也不可能允许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被当局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流亡国外，此时卷土重来，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1980年为“行动年”，庆祝《自由宪章》发表25周年。 与此同时，在南非国内，要求“释放曼德拉”的群众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且屡禁不止。 这次运动先前并无任何征兆，只是有些报纸偶尔刊登一些零星的倡议，但受限于当局的重压，一直是波澜不惊。1980年1月发生的两件事彻底将“释放曼德拉”的声音传播开来：在比勒陀利亚城郊，几名刚刚潜回国的“民族之矛”游击战士在南非最大的国有银行内劫持了两名工作人员，要求释放曼德拉，当警察强行解救时，三名年轻人和两名人质都被杀，最终，事件以流血冲突告终；约翰内斯堡郊区最大的石油设施在一夜之间遭到破坏，尽管当局事前已经得知消息，并加派重兵把守，却依然未能阻止这股强大的破坏力量。 各地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两件案子，并配以“流血冲突抗议当局关押政治犯”“曼德拉重见天日”等标题，非常醒目。3月初，南非发行量最大的黑人报纸《星期日邮报》正式以“释放曼德拉”为标题发出强烈呼吁。随后，释放曼德拉及所有的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 接着，津荠高呼着“给我父亲自由”的口号，加入了“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使这一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津荠在一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白人学生举行的聚会上发表演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谴责了南非当局犯下的种族主义罪行，以“索韦托一员”的身份，要求政府放弃挣扎，释放曼德拉及所有政治犯。 “释放曼德拉”的活动在3月份后达到高潮。据统计，有超过3万名群众聚集到索韦托镇的街道上，要求释放他们的英雄曼德拉。 1980年3月23日，索韦托镇的5000名群众集会纪念沙佩维尔惨案20周年。在纪念大会上，黑人响应“释放曼德拉”的倡议，同时，各种报刊、各界人士和各种族的青年学生都加入了这一请愿活动中。 “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得到了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 1981年6月，在法国，数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到南非驻法国的大使馆，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1981年6月，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强烈呼吁释放曼德拉； 1981年7月，“释放曼德拉”的活动席卷整个欧洲，1400个欧洲城市的市长联名要求释放曼德拉； 1981年8月，来自59个国家的2200名市长在请愿书上签名； 1981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收到约翰内斯堡英国圣公会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组织的基督教徒1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南非当局释放曼德拉和所有的政治犯。 在这期间，曼德拉名扬海内外，还获得国际社会给予他的多种殊荣。他被意大利的罗马市、希腊的奥林匹亚市、英国的阿伯丁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被印度政府授予最高规格的“尼赫鲁奖”，委内瑞拉的“西蒙·玻利瓦尔奖”，第三世界社会经济研究基金会颁发的“第三世界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友谊明星奖”，古巴的“普拉亚·吉隆奖”。另外，很多国际知名的大学，如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纽约市立学院、英国的兰凯斯特大学都授予他法学荣誉博士的学位，很多国际知名的社会团体纷纷邀请他作为自己组织的荣誉主席或成员。 转移到新监狱 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罗本岛上，这让曼德拉很高兴。当然，曼德拉知道，南非当局并不会轻易让步，革命的道路还很漫长。为了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曼德拉仍然每天坚持锻炼、学习，这是曼德拉入狱以来一直保持的习惯。他知道，要想赢得战斗的最后胜利，就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和灵活的大脑。 当他得知自己被很多国家和地区授予殊荣时，他要求温妮代表他前去领奖，但南非当局考虑到温妮和曼德拉的影响力，以限制禁令为由，拒绝发护照。 “释放曼德拉”的运动规模越来越大，让温妮相信总有一天她的丈夫以及所有的政治犯会离开小岛，恢复自由。1982年4月的一天深夜，温妮的愿望实现了一半，这里所指的一半，是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几名政治犯，在当局的秘密行动下离开了罗本岛监狱，但并没有恢复自由之身。 1982年4月1日深夜，熟睡中的曼德拉被一个低沉的声音叫醒，还未等曼德拉反应过来，他就被两个人一左一右架了出去。当曼德拉被架到狱长的办公室时，发现西苏鲁、姆赫拉巴、姆贝基和雷蒙德等人都在那儿。狱长神色严肃地告诉他们，接到总理的通知，要将他们几个送到另外一个新地方。很快，他们几个人从罗本岛神秘地转移到开普敦，关在波尔斯摩尔监狱。 波尔斯摩尔监狱是一座新式监狱，距离开普敦大约40英里。监狱是一栋黄色的砖瓦楼房，内部设施完善。这个监狱共关押着6000多名不同种族的犯人，他们被隔离在不同的地方。曼德拉和他的几个同伴被关在一所孤立房子的一间大宿舍内，可以通过一个狭长的四周高墙环绕的院子，房子大约有25英尺宽，40英尺长。墙体大约12英尺的高度装有铁窗，室内阳光比较充足，比罗本岛监狱的条件好多了。房子内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张钢架床，沿墙还有几个书架，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被判了20年刑期的年轻人帕特里克。 进入新监狱之后，曼德拉仍然坚持以往的习惯，凌晨3点半起床，进行两个小时的身体锻炼，白天则主要是看书、学习。在这里，犯人的待遇被罗本岛监狱好多了，他们可以看一些报刊，包括《每周卫报》和《时代》，还能够收听现时段直播的广播。 狱方的行动非常秘密，罗本岛监狱的狱友根本一点都不知道。当第二天他们醒来时发现5个房间都空了，才知道曼德拉等人被转移走了。 至于转移的原因，监狱内外的人都不知道。很多人从报纸和电视新闻里得知了这一消息，当局未对这一情况作任何解释。很多人猜测，这可能和最近国内外铺天盖地的舆论有关系。 当温妮得知曼德拉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后，决定去探望。经过申请，她获得了批准。 在波尔斯摩尔监狱时，温妮发现候客室很舒服，探视间有一面很大的玻璃挡板，她可以看到丈夫大部分的身体，声音也不再是用电话而是用麦克风传递，当曼德拉对着麦克风说出“我终于又再次见到你了”的时候，温妮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是20年来她第一次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 人生能有几个20年？尤其对一对夫妻来说，20年的分离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 据温妮回忆，曼德拉看起来身体不错，脸色也好多了。看守也不再像罗本岛监狱时那样大喊“探视结束”，而是小声地提醒她：“曼德拉夫人，你还有5分钟时间！” 事实上，看守也是在了解了曼德拉和温妮的经历之后才改变态度的。可这小小的改变对这么多年受到粗暴对待的曼德拉和温妮夫妻来说弥足珍贵，他们依靠努力得到了南非当局“代表”的尊重。 新战场的继续斗争 转移到新监狱，根据规定，曼德拉等人必须从事监狱组织的劳动。可曼德拉和他的狱友果断地拒绝参加劳动，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犯人，且年龄也很大，根本不应该参加。最终，他们成功地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无须参加监狱组织的劳动。 为了打发在监狱的闲暇时光，他们几个人在长方形的楼顶上开辟出了一小块农场。这块所谓的农场，实际上是用十几个装满泥土的半截油桶组成的，在泥土里种上西红柿、黄瓜以及其他蔬菜。当然，大多数的时候，他们很少吃这些蔬菜，种植只是为了打发闲暇的时光。 曼德拉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蔬菜，精耕细作，松土浇水，除草施肥，很有邻家老人的味道。尽管曼德拉在监狱中所能接触到的大部分消息都来自当局，但凭借着对政治的敏感度，他已经觉察出南非的局势在朝着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局势的确如曼德拉所预料的那样，南非的反抗运动越来越活跃，当局的镇压和迫害也与日俱增。很多白人纷纷将资产套现，南非不断出现爆炸性的经济新闻。政治和经济上的变动，从侧面反映了南非白人政权的恐惧。 在政治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以来，拘留所内以各种形式死亡的黑人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多达25人。尽管死因千奇百怪，吊死、跳楼死、自杀死、被同伴打死等，每一次的事故都激起很多人的愤慨。 在经济方面，当时一些金矿的大老板纷纷撤资，很多设备和厂房不断被甩卖。原本计划投资开发的很多企业也纷纷驻足，都在观望南非的局势。 在温妮这儿，她从波尔斯摩尔监狱回来之后，根据曼德拉的意见，发表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温妮详细地讲述了曼德拉这些年的岁月，尽管失去自由，却从未失去信心；尽管身陷监狱，却从未放弃过斗争。温妮的报告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给南非当局造成了很大压力。 监狱内的西苏鲁已经70岁了，曼德拉他们在监狱内为他举办了一个简单的生日。与此同时，在南非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礼堂里为他举行了一次集会，向他表达敬意，同时呼吁南非当局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为了缓和国内外的种种压力，南非当局又让了一步。1984年5月，波尔斯摩尔监狱当局通知温妮及曼德拉的子女们，他们允许“接触探监”。曼德拉和温妮得到这个消息，都十分激动。 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温妮有些哽咽，她说：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当我到达波尔斯摩尔监狱的时候，我看到了曼德拉站在那里，我情不自禁地走上前，亲吻了他，长久地拥抱——这距离我上一次接触他已经过去了22年，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感觉。那么奇妙，又那么令人黯然神伤。 关于这一段往事，曼德拉是这么说的： 我一直坚信，我能够获得自由，能够与家人团聚。我被看守从监狱带出来，映入我眼帘的是陌生又熟悉的人，我知道他们是我的亲人——22年无日无夜的煎熬，22年的相思之苦，尤其是对温妮太残忍，刚结婚不久就分离。一切都太不容易了，我紧紧地拥抱着温妮，长久不愿意松开。当我的小儿子达波把一个婴儿放在我的手中，并对我说“这是你的外孙”，我再也控制不住，眼里含着泪花，紧紧抱着他。 受制于白人否决权 为了提高南非当局的形象，1984年冬天，新上任不久的博塔总统进行了一项改革：建立三院议会，除了460万白人代表以外，350万有色人种和南非黑人也有了自己的代表。然而，有色人种和黑人的权利要服从白人否决权，2100万南非黑人的“权利”被掌控在班图斯坦和市政委员会手中。 南非白人当然欢迎这项改革措施，但是三院议会引起更愤怒的抗议，超过80%的代表联合抵制这种改革，当新议会在9月召开时，终于引起一场全国性的抗议骚乱。 首先发起抗议的是阿特里奇维尔镇的学生，他们率先罢课抗议。为平息抗议，当局组织多次演讲、宣传，可以说，威逼利诱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却毫无作用。 阿特里奇维尔镇学生罢课的抗议浪潮很快在南非全国范围内展开，引起更大规模的抗议。在约翰内斯堡西南地区，由于当局增加房租的决定，导致了一场更大的抗议浪潮。 当这一地区的居民听到当局决定增加房租时，他们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事实上，由于南非局势的变化，导致了经济衰退，南非黑人大量失业，陷入极度贫困。 10月，愤怒的人群袭击并烧毁了房租董事会的办公室，同时摧毁了位于这一地区的其他城镇，比如沙佩维尔、波菲龙、博伊帕通和伊瓦通等的市镇政府建筑、商店和银行。3名董事会会员被愤怒的人群打死，其中包括2名副市长，其他官员仓皇出逃。 这股抗议浪潮迅速向周围市镇蔓延，人们长期以来积累的愤怒爆发了，到处都是愤怒的人群，到处是烧、打、砸，南非警察全部沦陷，到10月底，局势已逐渐失去控制。 南非当局为控制局势，调来军队进行镇压。军备设施完善的7000人军队包围了西博肯，并挨家挨户搜查、逮捕违法的居民。 军队的出动立即控制了混乱的局势，维持10多天的骚乱停止了。当局得意扬扬地宣称，军队的目的是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镇压骚乱，并自信地表示当局完全可以控制局势，并强调在任何特殊情况下。 然而，依靠军队镇压控制的局势只是表面现象，并未真正平息骚乱。这个时候，一直对南非骚乱局面持谨慎态度的组织——南非工会同盟和南非工会委员会与联合民主阵线选择了站在当局的对立面，发起了为期两天的罢工运动。他们要求军队放弃镇压，撤离城镇，释放被囚禁者。 由于组织得力，人们团结一致，这次罢工影响非常大，南非整个工业都陷入瘫痪状态，当局再一次陷入困境。当然，南非当局不会任由罢工继续，为此，当局逮捕了南非工会同盟和南非工会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恰好在此时，从奥斯陆传来消息，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约翰内斯堡英国圣公会主教德斯蒙德·图图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23年前，一直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卢图利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卢图利去世之后，德斯蒙德·图图接过接力棒，一直贯彻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在各种场合语言犀利地批评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政策和镇压黑人运动的蛮横行为。为了获得国际上的支持，他曾多次访问欧美国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南非的局势，对南非实施政治和经济制裁，以迫使其放弃种族隔离政策。 因为屡次与南非当局作对，他惹怒了南非当局。出于报复，当局多次撤销其护照并一次次将他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尽管如此，他仍然毫不畏惧，勇敢地宣传贯彻自己的主张。 1984年，当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授予德斯蒙德·图图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后，大大鼓舞了国际社会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在感恩节前夕，“争取南非自由”的示威者在南非驻美国、英国、法国等大使馆前静坐示威，在世界范围内促成了一场抗议活动。 允许与陌生人接触 世界范围内的抗议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南非国内的抗议活动，罢工运动不断发生。 1985年3月，南非黑人发起纪念沙佩维尔25周年的活动中，与警察发生冲突，最终导致19名黑人被杀，激起了更大的抗议浪潮。 根据统计，3月至4月，南非共发生大大小小1500多起骚乱，半数以上发生在东开普地区。当然，这些冲突在国际范围内引起更大关注。 著名社会活动家爱德华·肯尼迪在联合国发表演说，要求对南非实施制裁。随后，他亲自前往南非，要求会见曼德拉，但遭到拒绝。几经辗转，他见到了温妮，对她进行了专访。 在这篇专访被公之于众后，很多人质疑南非当局拒绝爱德华会见曼德拉的行为，并猜测曼德拉是否遭到了虐待。处于尴尬境地的南非当局为了证明曼德拉并未遭到虐待，允许英国保守党人贝塞尔进入波尔斯摩尔监狱会见曼德拉，并批准两人进行会谈。两人的交谈很愉快，尤其是曼德拉的状态和渊博的知识，给贝塞尔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随后，美国人戴塞尔也被获准访问曼德拉，戴塞尔是国际人权同盟理事会高级理事，当时正在南非参加关于刑事罪犯量刑的研讨会。 他是第一个获准会见并访谈曼德拉的国际人权组织的人，他详细记录下与曼德拉会谈的整个过程： （一直在报道中关注曼德拉的消息，却从未见过本人）他很高很瘦，面部轮廓棱角分明，满头银发，精神饱满，根本看不出是经过23年牢狱生活的人。他穿着蓝色卡其布囚服，精力充沛，神态自若，声音洪亮，而且举止庄重，这和我印象中的曼德拉形象大有不同。的确，在我过去对他的理解中，我认为他应该是电视中常出现的游击战士或者激进的理论家的面孔，而不是如今的慈祥的老人，或者说是国家元首。 …… 我一时之间语塞，甚至不知如何开口，对这样一位拥有特殊经历的人，我不知道该恭喜他还是安慰他，总之，我觉得我有点紧张。 “你好！”他说。我甚至有点多余地说了下面一句话：“你一定是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吧？” 他微笑着点点头。 在意识到自己的紧张情绪后，我补了一句话：“我很荣幸，能够见到你！” 他一直在对着我微笑，这让我很舒服，很快就放松了下来。他请我坐在桌边，这样方便做笔记，我立刻意识到我很多的疑问将在这儿解开。 会谈一开始，曼德拉向我讲述了罗本岛上的岁月，以及他作为黑人政治犯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接下来，他话锋一转，承认自己一直在保持锻炼，健康状况良好，但仍对监狱的环境有所不满。 很快，我们就谈到了政治。在这个问题方面，曼德拉显示出他渊博的时事知识，从他嘴里说出的一些话，让我觉得很意外，我认为这与他被囚禁20多年的生活很不相称。尤其是他对日内瓦的军备谈判饶有兴趣，也滔滔不绝地谈论了一番。 在说到南非问题时，曼德拉使我相信，虽然他的话是对我讲的，但是他却想要我将这些话转达给白人当局。他说，自从他入狱以来，南非当局根本就没有和他讨论过有关他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意向和政策问题。 在会谈中，曼德拉阐述了他对南非政治局势的基本看法。下面是两人的对话实录： 戴塞尔：你是否对政府提出的取消禁止种族通婚法和放宽限制黑人进入白人区法等措施抱有希望？ 曼德拉：坦率地说，我未曾有过娶一名白人妇女的奢望，也未曾有过到白人游泳池里去游泳的想法。我们和白人的根本争端是政治平等问题。我们的纲领很明确，根据的是三项原则：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南非，而不是人为的“家园”；在中央议会中要有黑人代表权，而不是为有色人种和亚裔人新建什么议会；人人有投票表决权。 戴塞尔：据我所知，白人中有很多人担心政治平等意味着白人会淹没在怨恨满腹并占绝大多数的黑人海洋里。你的纲领能对南非白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曼德拉：这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南非的白人不同于非洲其他地方的白人，他们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儿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愿意他们在这里和我们一同居住，和我们共享政治权利。我必须强调，在打破种族隔离并建设一个紧密团结、多种族社会的任务中，重要的是平衡和克制。例如，我们愿意约翰内斯堡能够保持像现在这样既美丽又繁荣。所以，我们同意等到有了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新的房屋供黑人庄严地搬进时，再解决这种黑人与白人的分离居住状态。 戴塞尔：你的这种温和立场和你的组织的誓用武装推翻南非政权的目标如何协调呢？ 曼德拉：我相信，我所寻求的南非的变化能够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必须承认，如果黑人过度相信暴力，将会遭受极大的痛苦。如果白人政府领导老是对我们言而无信，如果他们不和我们会谈政治平等，如果他们一定要我们做白人的阶下囚的话——实际上就是这样——那么，我们除了使用暴力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们即将这样做。尽管南非当局的军事力量很强，黑人采用直接战斗的办法难以击败白人政权，然而，时间长了，在我们邻国的帮助下，有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支援，并继续训练我们的人民，我们一定叫白人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戴塞尔与曼德拉交谈过后，还参观了曼德拉所在的监狱住所。当他们走到曼德拉开垦的菜园时，曼德拉像个孩子似的，为他展示这些蔬菜，脸上充满骄傲的神情。天真的曼德拉让戴塞尔觉得他像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在向别人展示自己丰硕的果实。 然而，当看守打开一道沉重的铁制大门时，曼德拉和戴塞尔拥抱了一下，说：“这是隔离区，我们必须分开了！” 戴塞尔与曼德拉会谈后，决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南非当局施压，释放曼德拉。很快，他以国际人权组织主席的身份，向欧洲各国的外交部长倡议，对南非施加压力，释放包括曼德拉在内的所有政治犯。 欧洲各国外交部长纷纷向南非当局发函，要求释放曼德拉。此时的南非当局，面临着南非白人政权有史以来最为艰难和尴尬的日子。 第十章 自由之路无坦途 我已经演完了我的角色，现在只求默默无闻地生活。我想回到故乡的村寨，在童年时嬉戏玩耍的山坡上漫步。 ——纳尔逊·曼德拉 1.南非的内外交困 国际上的制裁 1985年3月，博塔总统宣布：政府将考虑免除曼德拉的罪行，给予他自由。作为条件，曼德拉需要承诺不再策划、组织、煽动以及参与任何以政治目的为目标的活动。 言下之意，只要曼德拉不再与南非当局作对，他就会获得自由。 3月18日，曼德拉的女儿津荠发表曼德拉的口述声明，拒绝南非当局有条件地释放曼德拉的要求。 1985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赞比亚举行协商会议，讨论关于下一步的行动问题。会议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重新回到南非，开始革命斗争。 很快，一连串的骚乱接踵而至，南非当局决定实施《紧急状态法》。 《紧急状态法》实施导致的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南非国内，一个葬礼接着一个葬礼，即使是葬礼上的哀悼者，也不能幸免于警察和军队的袭击，死亡数字一直在上升。 以暴制暴，无异于饮鸩止渴，引起更大的骚乱。 博塔总统未能及时制止住暴力，反而火上浇油，引起南非黑人更大的伤亡，严重的事态导致了广泛的国际制裁。 1986年9月，欧洲共同体宣布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1986年10月，美国参议院投票赞成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两大经济体的联合制裁，直接导致南非货币市场趋于崩溃。南非的很多大企业开始向当局施压，要求政府作出让步，与黑人精神领袖曼德拉谈判。 “释放曼德拉并与他谈话！”这是南非当时最强烈的呼声。 博塔总统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要求，只有这样骚乱才能停止，制裁才会结束，经济才能复苏。而且，南非当局幕后的最大支持者撒切尔夫人，也遭到欧洲共同体国家的强烈反对与谴责。 孤立无援的博塔总统想起了南非的国民，他呼吁南非国民：“团结一致抵抗借助外国来毁灭祖国的黑暗势力！” 博塔的建议激起了南非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他们建议南非当局采取行动，释放政治犯，取消对非法组织的禁令。然而，就在很多南非民众以为事情会有新的进展时，博塔在一些冒进官员的建议下，对津巴布韦、赞比亚和博茨瓦纳境内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目标进行了袭击，并逮捕了联合民主阵线重要领导人，以及再一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局出尔反尔的行为，让南非人民再一次认清了政府的真面目。 1988年7月，在曼德拉70岁生日这一天，全世界都响起了“释放曼德拉”的声音，尤其是南非国内，许多人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 当局则派出大量警察打断了这些庆祝活动，在警察清场的活动中，发生了小部分骚乱。由于南非当局三番五次出尔反尔，更大的骚乱随时都可能发生。 然而，一个坏消息很快出现。8月13日，曼德拉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经过手术，肺中的液体被清理出去，曼德拉转危为安。据主刀医生介绍，曼德拉迅速痊愈，这归功于他有着强壮的体魄，而这得益于他二十几年如一日的锻炼。痊愈之后，曼德拉被转移到维尔斯塔监狱，住进一间舒适而又安全的房子。 此时，整个世界要求释放曼德拉的呼声更为高昂。 总统与犯人的会面 强大的呼声下，南非总统博塔作出一个决定——邀请曼德拉到他位于开普敦的总统官邸喝茶，曼德拉很高兴地答应了，时间定在1989年7月5日晚上。 在记者会上，当记者问起关于博塔总统邀请曼德拉一事时，外交部发言人用很含糊的辞令表示“仅仅是一次礼节性的访问”。至于总统为何要邀请一名犯人，两人会谈些什么等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外交部的发言人则表示无可奉告。 关于南非当局这一非常规的举动，曼德拉回忆说： 在见到总统之前，我被迫做了很多工作，被迫穿上新西服、新衬衫、袜子、领带和新靴子。当然，我也主动做了一件工作，我准备了一份5000字的声明，如果有机会，我会将这份声明交给他（可惜的是，由于博塔的不合作的态度，这份声明并没有立即出现在报道上）。我感觉总统要邀请的不是一个犯人，而是一个企业家或者身份更高贵的人物。我本意上十分抗拒，我被你们送进监狱25年，作为你们眼中的犯人，却不允许我穿上囚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事实上，这仅仅是一次普通的会见而已，我准备的谈判内容无一条被提及。看得出来，博塔还是不乐于合作。 事实上，博塔总统这次约见曼德拉的行为并未征得同僚的同意，相反，他们对博塔总统的这次行为颇有微词，认为他只是为创造一点轰动效应而已。 1989年8月13日，72岁高龄的奥利弗突然中风，被送到伦敦诊所救治。一时间，很多人都在期盼奥利弗能够恢复健康。 南非当局内部，由于同僚不满博塔总统的“强硬”行为，强烈要求他辞职，并且对外宣布博塔因为健康不断恶化已不再适合高负荷的工作，而博塔则是利用一切机会激烈地反对要求他辞职的行为。以德克勒克为首的内阁大臣，对博塔总统的抗议行为根本不闻不问。 1989年9月20日，博塔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由德克勒克继任。 德克勒克是阿非利卡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曾是南非政治界的要员，而他则是在一个种族主义气氛非常浓厚的社会圈子长大。尽管如此，他作风保守，赞成集体协商，与博塔的行事风格截然不同。 在与博塔积极推举的候选人竞选中，他承诺建立“一个新南非，一个彻底改变的南非”，因而成功击败竞争对手，成为南非新一届的总统。 为了兑现承诺，当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率领2万名游行者抗议警察在开普敦杀人时，德克勒克亲自批示不准干涉，结果游行示威活动得以和平地进行。 此时，很多人都在关注，如果要求南非当局释放传奇人物曼德拉，当局会是什么态度？ 这次和平的游行活动，成为黑人政治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全国各地的很多黑人运动又恢复到十几年前的和平示威形式，破坏和斗争的方式暂时消失了。 德克勒克正式就职 1989年9月20日，德克勒克正式宣誓就职。在德克勒克总统的就职演讲中，他称自己是所有南非人的总统，并承诺所有的南非人，不分皮肤和种族，都将以平等的方式参与南非未来的建设。 同时，他表示要在国内实施新的管理措施，削减保安系统的权力，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逐渐废除各项有关的法律法规。在对外政策上，德克勒克提出了两个目标：一、通过和平的谈判方式缓和南非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二、南非要努力在非洲事务中起重要作用。 更为难得的是，他宣布将放弃在邻国制造不稳定的政策。 10月11日，德克勒克总统针对释放曼德拉的活动走出了跨越式的一步，他主动会见了一批黑人领袖，其中包括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征求他们对南非当局与反种族隔离制的黑人力量谈判的意见。 在谈判之前，这些领袖向德克勒克提交了几条建议，主要有：废除全国《紧急状态法》，宣布解除对各种组织的禁令，尤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释放所有未经审判而拘留的人，不管肤色和职位；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对政治活动的限制。他们表示，在德克勒克总统答应这些要求之前，他们不会谈判，并将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经济实行全面制裁。 为了表示诚意，4天之后，也就是10月15日，西苏鲁、雷蒙德等8名黑人民族主义领袖被南非政府无条件释放。 在这一天，大约有8万名黑人从各地聚集到约翰内斯堡，庆贺这些英雄重新获得自由。黑人们载歌载舞，像庆祝节日那样欢乐。 德克勒克总统的行为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好评，很多人认为，南非政府已走到最后一步，释放曼德拉这名最后的斗士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然，尽管南非当局做出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行为，但并不表示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被废止。要赢得彻底胜利，还需要人们继续战斗。 西苏鲁就是走在前列的人，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立即重新投入反对种族隔离制的斗争。 1989年12月，他在约翰内斯堡成功组织并召开“争取民主前途大会”，这是1955年通过《自由宪章》的人民大会召开以来南非最大的一次反种族隔离大会，这次大会有超过5000人参加。大会上，西苏鲁号召南非人民继续斗争。 与此同时，德克勒克总统为了兑现承诺，采取了更多进步性的决策，如：允许在开普敦等城市举行大规模的反种族主义示威游行；释放了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中所有政治犯；约翰内斯堡正式向黑人开放剧院、餐馆、公共汽车等公共场所；允许黑人、白人与其他人种混居。 尽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种族隔离制度，但仍然引起舆论的不满，为何不干脆直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呢？ 重要的会谈 1989年12月13日，这注定是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一天，德克勒克在他位于开普敦的总统宅邸会见了曼德拉。与博塔总统的邀请不同，德克勒克的邀请未以“饮茶”为由，直截了当地会谈，新闻媒体报道的消息也直截了当。 这是德克勒克上台后的又一惊人之举，会谈的过程也与博塔总统的会谈不同，这次南非重要的两个人物互相交换了对南非政治前景的看法和双方谈判的可能性。 尽管面对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南非总统，但曼德拉依旧坚持自己的一贯观点，必须恢复非洲人国民大会等黑人解放组织的合法地位，能够让这些组织合法合理地进行各种政治活动，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与白人当局平等对话。另外，他还强调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会见之后，很多媒体认为曼德拉将马上获得自由。但是，德克勒克毕竟是人，他有自己的利益需要考虑，他对同时释放曼德拉和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仍存顾虑，担心这一行动会引起骚乱。 距离德克勒克总统与曼德拉的会谈又过去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南非经历了很多事情，非洲人国民大会前领导人西苏鲁率领9人代表团出访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尽管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仍没有被解除禁令，但官方在签发护照等方面还是表现出很积极的态度。当局的态度让曼德拉很欣慰，他对南非新总统的改革决心已深信不疑，也深信自己不久即将出狱。 为了消除德克勒克的顾虑，也为了让南非黑人更清楚地认识形势，他决定公布自己半年前向博塔递交的5000字声明。在声明中，他批评了南非白人当局拒绝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谈判的理由，并决定决不放弃武装斗争，决不与南非共产党断绝关系，在黑人多数统治问题上丝毫不作任何妥协。 1990年1月25日，开普敦左派周报《南方》全文发表了曼德拉在会见博塔时递交的5000字声明。 1990年的新年到来了，人们在欢庆新年时，都感觉到，一场政治巨变即将发生。几天后，德克勒克总统在议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宣布采取以下重大改革措施：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长达30年和南非共产党长达40年的禁令；取消对联合民主阵线、南非工会大会等33个反种族隔离组织的限制措施；尽快无条件释放著名黑人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并取消对他们获释后的限制规定；取消紧急状态期间实行的《紧急状态法》；废除社交和娱乐方面的《种族隔离法案》，但仍为白人保留某些设施；条件许可后将尽快结束紧急状态。 在作出上述决定之前，德克勒克再一次在监狱中会见了曼德拉，并郑重通知他：他将于2月11日获释。 作出这些决定时，德克勒克承受很大的压力。南非当局内部的保守派难以接受这些举措，认为损害了南非的整体利益，甚至有人要求立即进行选举，以检验德克勒克的改革措施在白人选民中的接受程度。 然而，由于南非黑人的广泛支持，这种检验措施被淹没在人海中。 看来大势所趋，释放曼德拉只是时间问题了。 2.英雄的重生 从监狱中走出来 1990年2月10日下午，德克勒克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一脸庄严地走上讲坛，环顾了一下周围的记者，面对如林的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他宣布了让世人翘首以待的决定：曼德拉将于2月11日正式获释。 德克勒克说：“我满怀期待，希望曼德拉为创造一个积极的谈判环境作出贡献。全世界的目光目前正注视着所有的南非人。我们所有人现在有一个机会同时也有责任证明：我们有能力通过和平进程创造一个新南非。” 德克勒克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发往全世界，这些记者以颤抖的声音，以最为快捷和简练的语言报道着一条令整个世界沸腾的特大新闻：被关押28年的曼德拉即将重新获得自由。 2月11日是个让人激动的日子，是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2月11日16时12分（北京时间11日22时12分），一辆汽车在军用直升机的护送下，驶出了开普敦附近的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大门。坐在汽车里面的，就是曼德拉和夫人温妮。 16时19分，72岁的曼德拉在夫人温妮的陪伴下，手拉着手走下汽车。 当他们的身影出现在监狱大门外时，守候在现场的近千名群众顿时沸腾起来，潮水般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歌声、口号、欢呼、眼泪交织在一起，人群沉浸在欢乐之中。 经过28年的等待，曼德拉终于重新恢复自由，回到他的人民身边。曼德拉作为一位领导人，作为一位胜利者又回到了他们中间。 在开普敦的市政厅广场上，无数话筒和镁光灯聚集在舞台中央的麦克风身上，因为之后不久，曼德拉就会站在那里，发表出狱后的第一次讲话。 在等待曼德拉讲话期间，还出了几个小插曲，有一些人因为激动和焦虑导致暂时休克，被紧急送往医院；甚至有一些疯狂的青年，袭击了广场上维持秩序的警察。 终于，曼德拉缓缓走上讲台，一时间，掌声雷动，持续了近10分钟，曼德拉几次试图说话，都被掌声打断。 终于，在曼德拉几次示意下，人群恢复了平静，曼德拉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讲： 我以和平、民主和全人类自由的名义，向你们大家致敬。我不是作为一名预言家，而是作为你们的谦卑的公仆，作为人民的公仆，站在这里和你们面前。 你们经过不懈的奋斗和英勇牺牲，使我得以在今天站在这里，因此，我要把余生献给你们。 在我获得释放的今天，我要向千百万同胞，向全球各地为我的获释作出过不懈斗争的同胞，致以亲切的和最热烈的感谢。 今天，大多数南非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已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绝无前途。为了确保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声势浩大的决定性行动，来结束这种制度。我国各个团体和我国人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和其他行动，终将促使，也只能促使民主制度的确立。 种族隔离制度给我们这片大陆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基础遭到了摧毁。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无法就业。 我们的经济濒临崩溃，我们的人民卷入了政治冲突。我们在1960年采取了武装斗争方式，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战斗组织“民族之矛”，这纯属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暴力而采取的自卫行动。 今天，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的种种原因依然存在。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希望，不久将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气氛，以便不再有必要开展武装斗争。 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的遵守纪律的一员。因此，我完全赞同它所提出的目标、战略和策略。 现在需要把我国人民团结起来，这是一项一如既往的重要任务。任何领导人，都无法独自承担起这些重任。作为领袖，我们的任务是向我们的组织阐明观点，并允许民主机制来决定前方的道路。 关于实行民主问题，我感到有责任强调一点：运动的领导人要由全国性会议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这是一条必须坚持、毫无例外的原则。 今天，我希望能向大家通报：我同政府进行的一系列会谈，其目的一直是使我国的政治局势正常化。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斗争的基本要求。 我希望强调一下，除了坚持要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进行会晤以外，我本人从未就我国的未来问题同政府进行过谈判。 谈判还不能开始——谈判不能凌驾于我国人民之上，不能背着人民进行。我们的信念是，我国的未来只能由一个在不分肤色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机构来决定。 要谈判消灭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就必须正视我国人民的压倒一切的要求，即建立一个民主的、不分肤色的和统一的南非。白人垄断政权的状况必须结束。 还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使种族隔离制度千万的不平等问题得到解决，并保证我们的社会彻底实现民主化。 我们的斗争已经到了决定性时刻。我们呼吁人民要抓住这个时机，以便使民主进程迅速地、不间断地得到发展。我们等待自由等得太久了。我们不能再等了。现在是在各条战线上加强斗争的时候了。 现在放松努力将铸成大错，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不会原谅这个错误。地平线上出现的自由奇观，应该能激励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只有通过有纪律的群众运动，胜利才有保障。 我们呼吁白人同胞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共同创造一个新南非。自由运动也是你们的政治归宿。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采取行动，来孤立这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府。 如果在目前取消对这个政府的制裁，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就会有夭折的危险。我们向自由的迈进不可逆转。我们不应让畏惧挡住我们的道路。 由统一的、民主的和不分肤色的南非实行普选，是通向和平与种族和谐的唯一大道。 最后，我想回顾一下我在1964年受审时说过的话。这些话在当时和现在都一样千真万确。我说过：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斗争，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斗争；我珍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人和睦相处，机会均等。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并希望实现这个理想。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而死。 曼德拉的获释，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很多国际著名的政治要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纷纷表达了对南非政府的赞扬，传达了对曼德拉的祝贺。 当时，中国政府和人民同样对曼德拉获释表示高兴，中国最具权威性、最具影响力的《人民日报》专门为这一事件发表了题为“前进了一步”的短评。短评指出，释放曼德拉是南非人民和国际社会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一个胜利，南非当局的这一举动在全世界引起了良好反应，普遍认为这是朝着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迈出了“积极的一步”，有利于缓和南非国内和南部非洲地区的紧张局势。短评同时指出南非未来存在的问题，摆在南非人民面前的斗争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并希望国际社会继续保持对南非当局的压力，以迫使它尽早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瞩目的记者招待会 出狱的当天晚上，曼德拉住进了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的家里，两人就南非的政治局势和谈判前景交换了意见。 出于安全考虑，当晚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的家里，增加了安保力量。 对南非黑人们来说，曼德拉是他们的英雄。可对白人当局的既得利益者来说，曼德拉是一个“破坏分子”。在曼德拉释放的当天，成千上万的阿非利卡人在比勒陀利亚抗议示威，他们高呼“德克勒克是叛徒”“绞死曼德拉”的口号，甚至有极端分子表示，曼德拉的出监狱之日就是入地狱之时。对这些既得利益者来说，曼德拉的出狱简直是灾难。 出狱的第二天，曼德拉召开了记者会，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强调非洲人国民大会很关心南非黑人面临的各种问题。 整场记者会，曼德拉都非常平静，充满自信，他的魅力让人无法抗拒。 随后，曼德拉离开这儿，前往约翰内斯堡，回到自己的“家”——奥兰多。在那里，人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他的归来。 此时奥兰多的规模已经扩大了很多，远远超出他年轻时的城区范围，如今这里居住着数不清的百万富翁。当天，曼德拉在温妮以及子女的陪同下，参观了很多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这段时间，曼德拉收到很多国家的邀请。经过考虑，曼德拉决定应邀出访。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内，曼德拉马不停蹄地访问了14个国家，对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能够继续帮助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南非，帮助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和被流放的人，重新返回南非。 无论在西方国家、亚洲还是非洲，曼德拉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款待，人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欢迎他。 3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一座宫殿里，曼德拉终于与奥利弗重逢了。两个已经日薄西山的老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这次见面中，奥利弗请曼德拉接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并希望曼德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实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宗旨。 此时的奥利弗身体有恙，曼德拉不忍心拒绝他，但他觉得自己刚出狱就接任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一职，会让人误解。因此，他提出奥利弗继续掌管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一职，而自己则接任副主席一职。 在会面中，奥利弗提出两点重要意见，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立即转变性质，从解放运动组织转变为政党，改变长期以来低效的组织和管理模式。 尽管工作上很顺利，但曼德拉的个人生活并不如意，这就是他和温妮的关系出现了裂缝。长期以来，由于两人聚少离多，现实生活的残酷让温文尔雅的温妮不复存在，如今的温妮变成了一个冷酷、盛气凌人且控制欲极强的女人。这让她变得酗酒，曾经公然和她29岁的情夫双宿双飞，且制造了一起绑架案，这一切对曼德拉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 曼德拉明白，温妮如今变成这样，和自己以及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很大的关系。他尽量选择忍受，并努力宽恕温妮，这需要何等的魄力！ 艰难的谈判过程 出访结束，回到南非后，曼德拉立刻投入到与德克勒克政府对话的准备阶段。 然而，由于一连串的暴力事件，与政府的谈判被迫延期。 3月21日，东开普的一个市镇在举行纪念“沙佩维尔惨案”30周年的活动时，发生骚乱，伤亡数百人。 3月24日，索韦托发生要求解散继续坚持种族隔离制度的市镇委员会的示威游行，发生骚乱，伤亡几十人。 两天后，约翰内斯堡的塞博肯市镇黑人居住区发生抗议房租上涨和种族隔离政策事件，再次引发骚乱。 这些事件受到南非内外舆论的严重关注，同时给即将开始的谈判蒙上了阴影。 经过双方的不断努力，终于在1990年5月2日至4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的对话在开普敦举行。 双方主要围绕政治犯与种族隔离政策展开谈判，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废除镇压性法令、保证流亡者安全返国、撤除在黑人城镇的驻军、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紧急状态等五点内容，而政府代表团则提出停止武装斗争、平息暴力冲突。 这次的谈判持续了3天，会谈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主要针对如何界定政治犯以及政治犯的赦免和释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进行携手合作。 在谈判过程中，曼德拉正式考虑奥利弗的建议，将非洲人国民大会转变为一个合法政党。长期以来，非洲人国民大会都在国外寻求同情和支持。如今，情况不同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以一个平等的国际伙伴的身份加入到世界大家庭。为此，他于6月4日开始了第三次出访，这次出访计划比较大，包括非洲、欧洲和美洲在内，共14国，这些国家能够给予曼德拉元首级别的待遇。 新一轮的疾风骤雨 6月7日，德克勒克总统作出了很大改变，他宣布，整个南非除纳塔尔和夸祖鲁外，将于6月8日0时起取消紧急状态。此外，他还宣布释放48名政治犯，并明确希望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国际社会放松对南非的制裁。 当时的曼德拉正在欧洲访问，他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高兴，表示非洲人国民大会欢迎德克勒克取消部分地区紧急状态的决定。同时，他呼吁国际社会不要放松或取消对南非的制裁，应继续保持对南非政府的强大压力，迫使其加快政治改革进程。 事实上，在此之前，德克勒克访问了西欧9国，目的也在于寻求国际支持，希望国际放松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在这一场围绕取消还是保持制裁的外交较量中，曼德拉又一次占了上风。 德克勒克的行为释放出很友善的信号，当世界人们还在为此津津乐道时，南非政府又别有用心地掀起一股反共浪潮。 6月19日，南非共产党主席斯洛沃宣布，南非共产党将于7月29日正式成为公开合法的政党。这一决定使南非政府十分惊恐。7月25日深夜，南非警方以“红色阴谋”为借口，逮捕了南非共产党的重要成员及斯洛沃，指控他们企图在非国大与政府谈判失败后通过武装斗争推翻现政权。 在关于此次行动的发布会上，政府声称在德班截获了一份长达4000多页的共产党文件，其详细记录了南非共产党准备举行武装暴动的“乌拉行动计划”，同时还收缴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几天之后，警方以同样罪名逮捕了40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 一时间，刚刚松动的南非局势又回到紧急状态。 曼德拉经过调查，否认警方散布的所谓“共产党暴动阴谋”和非国大联盟内部的分裂，并重申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南非问题，并决定立即成立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协调委员会，加强内部组织工作，加快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重建工作，着手准备30年来将首次在南非土地上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天，南非共产党在索韦托首次举行群众集会，阐述其立场及其对和平谈判的承诺。主席斯洛沃在集会上指责政府某些领导对共产党进行了“恶意攻击”。共产党的聚会，得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最终，在曼德拉的坚持下，德克勒克于8月3日同意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的代表团谈判。 1990年8月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的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经过谈判，双方在一些方面达成了共识，如政府废除一些安全法、取消在纳塔尔省的《紧急状态法》，同时将继续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共同商讨、制订释放政治犯和允许流亡人员回国的计划。而非洲人国民大会作出的承诺则是全面停止武装斗争及有关活动，并声明这一决定立即生效。 种族隔离制度废除 与政府的谈判进行的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内的重建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经过努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部迁回国内，设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总部设立了宣传、组织、教育、管理和财政5个部门，同时，基层组织建设的工作也开始进行。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在解禁后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就有将近100万人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急速扩张，引起了政府的恐惧。1990年底，南非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政府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停止扩张，理由是这种扩张可能会引起“革命”，否则政府拒绝释放大批政治犯，拒绝大多数流亡人员回国。 面对政府的挑衅，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经过商讨，针锋相对，宣布如果到1991年4月30日，政治犯和流亡人员的问题不能解决，非洲人国民大会将退出谈判。 面对紧张的局势，很多人都呼吁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直接会晤，防止突发状况使缓和的局势再次紧张。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在这个敏感时期，先后两次会晤，使气氛缓和。 经过双方的不断努力，1991年2月1日，德克勒克总统宣布，将逐步废除作为种族隔离制度基石的《土地法》《集团居住法》和《人口登记法》等法律，并将在6月底前全部实现。6月30日，德克勒克在一系列废止种族隔离制度的法案上签字。至此，维持近百年的种族隔离制度正式宣布结束。这意味着南非黑人与白人在政治上开始享有同等权利，同时也标志着南非黑人在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3.权力面前的谨慎 黑人内部的斗争 经过积极准备，非洲人国民大会第48届全国代表大会也即将召开。6月21日，曼德拉和上百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积极分子前往约翰内斯堡机场，迎接回国参加会议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奥利弗。 在当前南非形势不断改善的情况下，这次会议的召开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大会于7月2日到5日召开，大会总结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恢复合法地位以来开展的工作，确定了新时期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并通过了新的组织章程。 最后，经过商讨，曼德拉取代身体有恙的奥利弗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西苏鲁当选为副主席，原南非矿工工会领导人西里尔当选为总书记，奥利弗则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荣誉主席。 然而，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得不面对一个难堪的局面，自从南非当局解禁相关组织以来，黑人之间的内斗越来越严重。由于黑人之间支持的派系不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与其他组织的支持者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仅1990年下半年，因为冲突而伤亡的人数就达到7000多人，触目惊心。 尽管各组织之间积极协商，呼吁支持者冷静、克制，但冲突事件仍然屡禁不止。面对这一事件，当局处理冲突的方式有待改进，很多时候正是由于警察的突然介入，导致冲突扩大化。 经过非洲人国民大会相关人员的走访调查，发现这是政府的一个阴谋——利用黑人之间的争斗，削弱、限制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发展。 为了减少冲突事件，揭露政府的阴谋，曼德拉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尽早解决黑人之间的冲突问题。其中，曼德拉提出禁止在公共集会游行中携带武器，追究参与暴力冲突、枪杀黑人群众的警察的法律责任等要求。 很快，政府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要求作出回应，并宣布十条反暴行动计划。其中包括警察在处理冲突中不得随便使用枪支、加强警方人力物力等。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冲突事件不断减少。 民主南非大会 1991年12月，德克勒克总统宣布，根据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代表的谈判约定，关于制定新宪法的谈判将于12月20日至21日举行。 经过充分论证和反复磋商，南非各民族的19个党派于1991年12月20日组成民主南非大会，简称科德萨，正式开始制宪谈判。 12月20日，民主南非大会在约翰内斯堡召开，这标志着南非和平进程进入实质性的制定宪法谈判阶段。 经过与会代表的激烈较量，最终达成一致，各方一致同意成立5个工作小组，就各自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谈判。根据制定的方针，这5个工作小组各自分配任务，主要有：负责营造自由的政治气氛、负责制定制宪原则、负责过渡时期的安排、负责处理黑人家园问题和负责监督其他4个工作小组的进展情况。 经过紧张的准备和筹划，这5个工作小组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就与会的各种问题达成协议，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与会的积极成果标志着南非已经处于政治过渡阶段。 1992年1月，曼德拉提出1992年实现南非制宪议会民主选举。只是，他的这一提议没有获得允许。德克勒克的行事风格一向很谨慎，他决定在1994年以前不会举行公民投票。 政治方面的事情，很多时候都让人捉摸不透。 1992年2月20日，德克勒克总统在议会上突然宣布3月17日举行白人公民投票活动，投票的内容是：你是否支持总统进行的旨在通过谈判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改革？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准备一场公民投票，这有点政治赌博的意味。然而，面对以曼德拉为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压力、政府内部其他派别的压力，德克勒克不得不铤而走险。 很明显，德克勒克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次投票，得到更多的总统权力，以此证明他的地位并未削弱。 投票的过程虽有波折，但总体顺利。投票时间定在3月17日7点至19点。一大早，投票站前面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种现象在南非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尽管此时是夏天，天气炎热，但热情参与的白人们冒着高温排着长队等着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包括德克勒克总统、曼德拉在内的很多人都对选民的热情感到惊讶。 投票结束后，投票委员会开始了紧张的统计。当投票的结果出炉后，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首先，投票人数前所未有地多，在南非大约有500万白人，有投票资格的白人公民有320万，参加投票的人数超过280万，占公民总数的87%。 其次，投赞成票的人特别多。投票前，很多新闻媒介、社会力量，甚至是总统本人，都未料到能够得到超过69%的支持率。 结果已经很明显，大部分白人对德克勒克总统的改革持赞成态度。曼德拉随后向德克勒克表示祝贺。 黎明前的黑暗 5月16日，根据前期协商，民主南非大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与会的各方在武装力量、黑人家园、财政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然而，在主要问题上出现僵局——制宪机制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各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国民党主张制宪机构设立上下两院，与会各方平摊上院席位，拥有制宪、修宪和批准宪法的权力，而且对大选产生的下院有否决权。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则主张一院制，拒绝两院制尤其是上院对下院的否决权。 在后期的谈判过程中，曼德拉表示，非洲人国民大会可在票数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政府得寸进尺，在涉及有关地方政府的条款时加大了中央的决定权。这种谈判态度引起曼德拉的反对，最终发生争执，谈判不欢而散。 6月17日夜晚，平静的约翰内斯堡的博伊帕通镇，突然出现一伙来历不明的人，他们手持利器，见人便砍，一时间血肉横飞，无辜的路人惨遭杀害。 据报道，在短短两个小时内，有48人被残杀，其中大部分是无力抵抗的妇女和儿童。 惨案发生后，曼德拉强烈要求政府和国际社会调查这起恶劣事件。关于这起恶意案件的始作俑者，很多人认为是德克勒克及其政府所为，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证明这一点。为表明立场，非洲人国民大会先是宣布中止谈判，继而退出民主南非大会。 当然，中止谈判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几天之后，曼德拉给德克勒克写了一封信，重申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目前危机，同时呼吁政府当局采取真诚态度，打破僵局。 德克勒克总统接到这封信后，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并决定于7月4日前作出答复。与此同时，政府开始着手调查凶案、捉拿凶手，经过秘密调查，逮捕了几十名与屠杀事件有关的嫌疑犯。 9月26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进行谈判，并达成一致意见。当局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三项条件，150名政治犯在11月全部释放，双方还就制宪机构以及新宪法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然而，恰在此时，长久以来的黑人之间的暴力冲突问题的调查结果出来了，大量的证据显示，冲突事件的发生与警察的行为有很大关系。在此之前，政府曾多次保证，减少并控制暴力冲突。 这一调查结果直接揭开政府的虚伪面具，德克勒克总统的谈判信誉和改革形象又一次遭到损坏。为重新树立形象，德克勒克总统将25名高级军官解职，其中包括6名将军。 曼德拉的“包袱” 人无完人，曼德拉同样如此。 经过一连串的事件，曼德拉出狱后带来的崇拜和光环渐渐在群众中散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些成员开始对曼德拉的领导作风和实际行为提出质疑。在这些方面，曼德拉表现得明显与形势不合拍，甚至像一个年迈的老人一样。有很多人担心，曼德拉在具体的谈判过程中，为了达成协议不再坚守立场，或是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而放弃一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原则。尤其是在对待温妮的一些事情方面，更让人质疑。 1991年5月，因为涉嫌一宗绑架案，温妮被判处6年监禁。尽管被保释出狱，免于牢狱之苦，但她从此声名狼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层，碍于曼德拉的面子，一直未对她进行内部处罚，让她依旧任社会福利部长一职。 在后来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的选举中，温妮落选了。根据规定，她不能再担任社会福利部长一职。可是，此时的曼德拉刚结束28年的监狱生活，还处于极高崇拜的光环之中——他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影响力，将温妮重新安置在这一职位。 这种明显违反规定的行为让一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非常担心，他们担心曼德拉会迷失自己，变得骄横，毁掉自己辛苦建立的光辉形象。为避免这一切的发生，应该及早摊牌。1992年4月，当初曾为温妮出庭辩护的证人再次招供，声称当时为了保护温妮而向法庭撒了谎，经过报道后，温妮的声誉再次遭到沉重打击。 不可否认，温妮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曼德拉本人的包袱。经过慎重考虑，曼德拉于1992年5月作出了痛苦但明智的决定，宣布与温妮分居。很快，温妮失去了她的社会福利部长一职。 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曼德拉心情沉重地说了一句话：“诸位，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正在经受的痛苦。” 不可否认，曼德拉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弥补对温妮的亏欠，可惜，他将非洲人国民大会也搭了进去。 形势再次明朗 德克勒克总统为了重新树立形象，争取主动权，宣布将在1994年上半年举行多种族大选。 为免夜长梦多，非洲人国民大会坚决反对把民主进程拖延至德克勒克政府任职期满，要求在1993年内举行选举。 在1993年的新年，曼德拉宣布了非洲人国民大会1993年政纲，纲领指出恢复中止的多党制宪谈判、建立过渡时期执行机构等。 经过沟通，中止了10个月的南非多党制宪谈判会议，于1993年4月1日在约翰内斯堡世界贸易中心正式举行，共有25个党派和组织及南非政府共26个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当天即通过了制止暴力冲突等决议草案。 南非的春天即将到来，却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破坏行动，比如暗杀、破坏等，甚至开展武装斗争。面对复杂的局势，政府表现得很好，它迅速调动武装力量，及时击毙了破坏分子，控制了局面。 面对复杂的局势，曼德拉呼吁迅速地以和平的方式走向民主。为实现目的，他积极动员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切力量，采取说服群众，控制激进方式，同时他积极与既得利益者主动接触，力争谈判和解。 针对政府的一些和解姿态，曼德拉也作出重大让步，同意先立宪后选举。1993年9月8日，曼德拉向国际社会呼吁，取消对南非的所有经济制裁，并欢迎外国企业在南非投资。尽管黑人与白人间的冲突以及黑人之间的暴力事件仍有发生，但局势已十分明朗，立宪与选举已成为南非政治的大趋势。 与此同时，诺贝尔委员会为表彰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为废除南非种族歧视政策作出的贡献，将1993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和南非总统德克勒克。 经过各方努力，到1993年底，多党制宪谈判已取得决定性的突破。11月17日至18日，多党谈判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通过了临时宪法草案。该宪法草案提交南非议会后，于12月22日通过，成为《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至此，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在法律上宣告结束。 《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从政治上摧毁了种族隔离政策，同时从经济上保证了人们的私有财产，尤其是白人阶级，为平稳过渡创造了条件。 4.功成身退 路漫漫其修远兮 1994年4月8日，南非历史性的一天终于到来。德克勒克总统、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既得利益者代表布特莱齐和祖鲁国王祖韦利蒂尼举行四方首脑会谈，就威胁选举的暴力行为进行谈判。通过各方努力，会议取得很大突破。随后，四方联合发表声明，承认祖韦利蒂尼是夸祖鲁和纳塔尔省的合法君主。 1994年4月26日，南非第一次多种族大选举行，南非国内热闹非凡，人们兴趣高昂，紧紧握着手中的选票，选举自己中意的领导人。 在同一天的北美洲大陆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会见了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两天后，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在美国独立日爱国庆典活动中荣获费城自由勋章。 在讲话中，曼德拉郑重地说：“我们必须从事从各个方面彻底重建我们国家这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成功地建设一个所有南非人互为兄弟姐妹的国家，患难与共，努力排除从种族和民族的角度来说明自己身份这种可怕的事情。” 很快，世界各地的媒体报道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南非多种族大选中，非洲人国民大会取得决定性胜利。 1个月后，多种族议会正式开幕，曼德拉众望所归，当选为新政府总统。 1994年5月10日，曼德拉宣誓就任总统。第二天，南非新内阁宣誓就职。 在就职典礼上，曼德拉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 陛下、殿下、尊贵的嘉宾、同胞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会聚于此，与我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前来庆贺的人士一起，对新生的自由赋予光辉和希望。 这异常的人类悲剧太过漫长了，这经验孕育出一个令全人类引以自豪的社会。 作为南非的一介平民，我们日常的一举一动，都要为南非创造现实条件，去巩固人类对正义的信念，增强人类对心灵深处高尚品德的信心，以及让所有人保持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对我的同胞，我可以毫不犹疑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这美丽祖国的大地亲密得牢不可分，就如红木树之于比勒陀利亚，含羞草之于灌木林。 我们对这共同的家乡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有共同的感觉，当目睹国家因可怕的冲突而变得四分五裂，遭全球人民唾弃、孤立，特别是它成为恶毒的意识形态时，我们的内心如此地痛苦。 我们南非人民，对全人类将我们再度纳入怀抱，感到非常高兴。不久之前，我们还遭全世界摒弃，而现在却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招待各国的嘉宾。 我们非常感谢我国广大人民以及各方民主政治、宗教、妇女、青年、商业及其他方面领袖所作的贡献，使我们取得了上述的成就。特别功不可没的，是我的第二副总统——德克勒克先生。 治愈创伤的时候已经来临。消除分隔我们的鸿沟的时刻已经来临。创建的时机就在眼前。 我们终于取得了政治解放。我们承诺，会将依然陷于贫穷、剥削、苦难、受着性别及其他歧视的国人解放出来。 我们已成功地让我们千千万万的国人心中燃起希望。我们立下誓约，要建立一个让所有南非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可以昂首阔步的社会。他们心中不再有恐惧，他们可以肯定自己拥有不可剥夺的人类尊严——这是一个在国内及与其他各国之间都保持和平的美好国度。 作为我国致力更新的证明，新的全国统一过渡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处理目前在狱中服刑囚犯的特赦问题。 我们将今天献给为我们的自由而献出生命和作出牺牲的我国以至世界其他地方的英雄。 他们的理想现已成真，自由就是他们的报酬。 作为一个统一、民主、非种族主义和非性别主义的南非首任总统，负责带领国家脱离黑暗的深谷。我们怀着既谦恭又欣喜的心情接受你们给予我们的这份荣誉与权力。 我们深信，自由之路从来都不易走。我们很清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单独取得成功。 因此，为了全国和解，建设国家，为了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我们必须团结成为一个民族，共同行动。 让所有人得享正义。让所有人得享和平。让所有人得享工作、面包、水、盐分。让每个人都明白，每个人的身体、思想和灵魂都获得了解放，从属于自己。 这片美丽的土地永远、永远、永远再不会经历人对人的压迫，以及遭全球唾弃的屈辱。对于如此光辉的成就，太阳永不会停止照耀。 让自由战胜一切！愿上帝保佑南非！ 一场新的长征 对曼德拉来说，成为南非的总统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是曼德拉人生新的篇章。 曼德拉明白，南非的科技、经济还比较落后，还需要南非所有国民一起努力，建设美好的南非。 曼德拉深知责任重大，他一上台，立即从民生方面入手，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 1994年6月1日，以曼德拉为首的新政府决定对孕妇和6岁以下儿童实行免费保健医疗。1994年8月，新政府着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力图创造一种强大而有活力的经济模式。为此，政府改变以往的“进口替代战略”，提出“出口主导战略”，即内向型发展战略向外向型发展战略转变。同时，大力吸引外资，与世界发达经济体建立联系。为达到这一目标，政府鼓励原材料和农产品深加工工业，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开发新产品，实现出口产品多样化；促进农业市场的竞争机制，让市场原则来决定价格；在吸引外资的同时，鼓励南非企业到其他非洲国家投资办厂；积极创造条件力争早日重返关贸总协定。 1994年12月17日，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第49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曼德拉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所面临的两大任务：一、以法律形式将以种族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永久性地固定下来；二、解决500万人的失业、700万人的住房和数百万人的文盲问题。 也就是在这一天，他的自传《通向自由的长征》正式出版发行。 1999年6月，曼德拉选择了功成身退，正式辞去南非总统之位。辞去总统一职后，他仍然在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尊严而不懈努力，他兴办学校教育，投资南非医学，为南非的强大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附录:曼德拉生平 1918年7月18日，曼德拉生于特兰斯凯首府乌姆塔塔附近的姆维佐村。 1927年，曼德拉9岁时，父亲去世。 1938年初，曼德拉进入海尔堡大学学习，同时与奥利弗等人结识。 1940年，曼德拉因参与学生罢课被校方勒令退学，回到家乡后，又因不满养父为他操办的婚事而出走。 1941年，曼德拉来到约翰内斯堡，先是在矿山公司当警察，后搬到亚历山大，并结识了西苏鲁。 1942年，曼德拉通过函授课程，获得海尔堡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 1944年，曼德拉与伊芙琳·梅斯结婚。同年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并参与组建主张改革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 1948年，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书记。同年，马兰政府上台，开始全面推行种族隔离制度。 1949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委会通过“行动纲领”。 1950年，马兰政府通过《人口登记法》和《集团居住法》，使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系统化。 1950年5月1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南非共产党组织罢工集会，遭马兰政府镇压，18名非洲人被杀，30多人受伤。 1950年6月20日，《镇压共产主义法》颁布，南非共产党宣布自行解散。 1950年6月2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联合组织全国性大罢工。曼德拉担任两个组织间的协调工作。 1950年底，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 1951年，马兰政府颁布《班图权利法》。 1952年4月6日，“蔑视运动”进入热身阶段，曼德拉当选为“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 1952年6月26日，“蔑视运动”正式开始，曼德拉散会后因宵禁时间在外行走遭逮捕，很快被释放。 1952年7月30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的16处工作点。两个星期后，逮捕了“蔑视运动”的20位领导人，其中包括曼德拉等人。他们后来被判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 1952年10月，曼德拉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 1952年12月，曼德拉在取得律师合格证书后，与奥利弗合办律师事务所。 1953年，马兰政府颁布《班图教育法》。 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请求最高法院取消曼德拉的律师资格，但被最高法院驳回。 1955年6月25日，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自由宪章》。 1955年底，对曼德拉的管制禁令到期；此时，警察又对他宣布了为期5年的禁令。同年，与伊芙琳的婚姻关系破裂。 1955年12月，温妮从社会工作系毕业，分配到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工作。 1956年12月5日，曼德拉与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被捕，被控犯有叛国罪。 1956年12月19日，叛国罪案预审开始。 1956年底，曼德拉与温妮相识。 1957年3月10日，曼德拉正式向温妮求婚。 1958年6月14日，曼德拉与温妮结婚。 1958年底，温妮因参加反《通行证法》游行遭逮捕。 1959年4月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非洲主义者派和自由宪章派正式分裂。 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证运动游行开始。沙佩维尔惨案发生，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69人，打伤180人。 1960年3月30日，政府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 1960年4月8日，南非政府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两个组织为非法。 1960年8月底，政府取消了紧急状态，释放了被捕者。 1960年12月，曼德拉与温妮的第二个女儿出世，取名津荠。 1961年3月29日，法庭对叛国罪案实行最后宣判：所有被告被宣布无罪。曼德拉开始转入地下活动。 1961年11月，曼德拉创立“民族之矛”。 1961年12月16日，“民族之矛”发起第一次军事行动。 1962年1月11日，曼德拉秘密出访非洲国家。 1962年8月5日，曼德拉从德班返回约翰内斯堡途中被捕。 1962年8月8日，曼德拉第一次出庭。 1962年10月22日，对曼德拉的审判正式开始。 1962年10月25日，曼德拉被判煽动罢工罪和无护照出国罪。 1962年11月7日，曼德拉被判处5年监禁和苦役。 1963年7月11日，“民族之矛”被查获，曼德拉卷入“民族之矛”的事件中，他从罗本岛被转到比勒陀利亚监狱。 1964年6月12日，法官宣判：曼德拉等8名被告判处终身监禁。 1965年，温妮受到5年管制禁令的约束。 1967年6月21日，《恐怖主义法》正式生效。 1969年5月21日，温妮被捕。 1976年6月16日，索韦托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野蛮镇压，导致了持续一年多的索韦托暴动。 1976年8月，温妮又一次被捕，后不久在判决中胜诉，获释。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政治犯起草了一份声明，支持学生的抗议运动，谴责南非当局的镇压暴行。 1976年10月26日，特兰斯凯黑人家园宣布“独立”。 1977年5月16日，温妮被流放到奥兰治自由邦布兰德福特镇。 198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此年为“行动年”。“释放曼德拉”的群众运动从南非国内传到国外。 1981年3月，曼德拉被提名为伦敦大学名誉校长候选人。 1982年4月1日，曼德拉与西苏鲁等人从罗本岛监狱被秘密转移到开普敦的波尔斯摩尔监狱。 1983年8月，南非联合民主阵线成立。 1984年5月12日，监狱当局通知温妮，她可以开始“接触性探视”。 1984年9月，黑人城镇发生暴乱，此后蔓延到全国。 1985年初，南非当局允许国际人权同盟理事会高级理事戴塞尔访问曼德拉。 1985年7月13日，南非政府决定实施《紧急状态法》。 1986年9月16日，欧洲共同体宣布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1986年10月2日，美国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1988年8月，曼德拉因肺病住院治疗。 1989年2月2日，博塔因病辞去国民党领袖职务，德克勒克当选为新主席。 1989年7月5日，南非总统邀请曼德拉到官邸“用茶”，狱中的曼德拉接受邀请。 1989年8月14日，博塔辞去总统职务，由德克勒克继任。 1989年12月13日，德克勒克在总统住宅会见曼德拉。 1990年1月25日，曼德拉在会见博塔时递交的5000字声明得以面世。 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议会宣布重大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大和南非共的禁令等。 1990年2月11日，南非当局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1990年3月2日，曼德拉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 1990年5月2日—4日，以曼德拉为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和以德克勒克为首的政府代表团举行首次会谈。 1990年5月，曼德拉访问非洲6国。 1990年6月4日，曼德拉出访非洲、欧洲和美洲14国。 1990年7月25日，南非警方制造“红色阴谋”事件，逮捕了40多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南非共产党员。 1990年7月26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举行紧急会晤。 1990年8月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的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 1991年6月30日，种族隔离制度正式宣告结束。 1991年7月2日—7日，曼德拉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 1991年12月20日—21日，举行关于制定新宪法的谈判。 1992年3月17日，白人公民投票结果表明，大部分人对德克勒克总统的改革持赞成态度。曼德拉随后向德克勒克表示祝贺。 1992年6月17日—18日，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博伊帕通镇发生大屠杀。 1993年4月1日，在中断9个多月以后，制宪谈判恢复。 1993年9月8日，曼德拉呼吁取消对南非的所有经济制裁。 1993年10月15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93年12月22日，南非白人议会通过了南非历史上第一部非种族主义的临时宪法。 1994年4月26日—28日，南非第一次多种族大选举行，非洲人国民大会取得决定性胜利。 1994年5月9日，多种族议会正式开幕，曼德拉当选为新政府总统。 1994年5月10日，曼德拉宣誓就任总统。第二天，南非新内阁宣誓就职。 1994年6月1日，以曼德拉总统为首的新政府决定对孕妇和6岁以下儿童实行免费保健医疗。 1994年12月17日，纳尔逊·曼德拉的自传《通向自由的长征》正式出版发行。 1999年6月，曼德拉辞去南非总统一职，功成身退。 2004年，曼德拉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