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叔本华》
译者序
《教育家叔本华》是德国思想家尼采（1844—1900）一部重要的短篇著作。它所讨论的叔本华（1788—1860），是在尼采之前、康德之后德国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尼采初次读到叔本华的巨著《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时，刚好21岁（1865）。在《教育家叔本华》中，尼采向我们细腻地描述了他初读叔本华著作的感觉。用尼采的话说，那种感觉就恰如“一个自然生物的内在力量魔幻般地涌流到另一自然生物的身上”；尼采也马上认定“叔本华就是我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教育家和哲学家”。自小就失去了父亲的尼采，把叔本华视为精神思想上“硬朗、有着男子汉气概的”父亲（前辈），阅读叔本华的著作，尼采形容自己就像是“儿子在倾听父亲的教诲”。尼采的很多重要思想，也从叔本华那里得到共鸣、印证、启发、教导。例如，大自然和人的本质意欲、智力与此的关系，很多叔本华特有的、有其特定丰富含义的概念和字词，也成了构建和表达尼采思想的重要工具，反复出现在尼采以后的重要著作中。
尼采与叔本华不仅心灵相通，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这种相通与相似是很好理解的，也不仅局限于叔本华与尼采这两个天才之间。因为除了英雄所见略同以外，英雄也因其相似的内在特质而遭遇相似的外在命运。
例如，叔本华和尼采很早就显现了思想天才的本色。叔本华在30岁以前就出版了巨著《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尼采在30岁之前就写下了《悲剧的诞生》、《论希腊人在悲剧时期的哲学》、《不合时宜的思考》，等等。
这两个思想家年轻时都曾在大学讲课，最后都因曲高和寡而惨淡收场：叔本华在柏林大学初开讲座，但前来倾听的学生从来不会超过三五个，到最后因没有听众而草草收场。同样，尼采在24岁（1868）就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语文学副教授（两年后成了正教授）。但仅过几年，在1872年的学期，在巴塞尔大学的全部156个学生当中，也只有两个学生注册要听尼采讲授古典语文学。并且，这两位也不是古典语文学专业的学生。
叔本华一直是独居和写作，就好像“生活在洞穴里”。尼采的可见生活经历也同样比较简单。尼采因为服兵役时身体受伤，长期患病，在大学任教数年后更由于健康恶化而辞职。之后，尼采就依靠微薄的年金独自一人一边辗转各国休养，一边著述，直至45岁重病，再没能恢复过来。
到了晚年，叔本华的一个追随者还在请求出版社再版《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而不果。叔本华的哲学名篇《论道德的基础》是响应丹麦科学院的有奖征文而投稿，并且是丹麦科学院收到的唯一投稿，却被丹麦科学院盲目批评一番退回。尼采在巴塞尔大学的哲学教席有了空缺以后，提出申请该教席，遭断然拒绝。最后，每年出版数以万计图书的德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出版商愿意接受尼采的作品。尼采那些未经装订的作品堆积在地下室里。甚至尼采要送出他的书的时候，也再找不到可以相送的读者。在把书送给他年轻时代的朋友奥维贝克时，尼采几乎是羞愧的，几乎是在请求人们原谅他写了这些书：“你可以从前面读起，也可以从后面读起，千万不要觉得混乱和古怪。请为我发挥你的最大善意。如果这本书不堪卒读，那里面的某些局部或许还是可以看一下的。”
叔本华直到晚年以后才为人所知，而尼采更是身后才有了不朽的名声。在身后，两位思想家都持续地影响着后来全世界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伦理学家，等等。
这两位思想家的共同之处就是深刻的孤独。叔本华的孤独及对叔本华的打击和危险，在《教育家叔本华》的第3部分有异常细腻、读来让人揪心的描写。尼采自己呢，在后来更是活生生应验了他尚在年轻之时对叔本华的描述，并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说，叔本华“从洞穴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是一副吓人的表情；他们的话语和行为是爆炸性的；他们也很有可能亲手让自己毁灭。叔本华就是这样危险地生活着……”但叔本华又“是如此硬朗地战胜了这些危险，保护了自己；从战场上下来的时候，叔本华仍然能够腰杆挺直，精神矍铄。虽然身上还有裂开的伤口和不少的疤痕，情绪也似乎显得过于苦涩，不时也太过好斗。”
尼采则伴随着恶化的健康，终于在年仅45岁倒了下来。对尼采孤独的一生，奥地利著名作家斯特凡·茨威格（stefanzweig）为我们留下了至为经典的、动人心魄的描写：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是一出独角戏，在他一生的短暂舞台上，除了他自己以外，再没有别的角色。在所有那些雪崩坠毁的场景里，只有那孤独者在那儿战斗，没有人给他以援手，也没有人与他对阵；没有女人给他带来温柔，以缓和那紧张的气氛。所有的行动全部从他那儿发出，又全部返回到他本人。开始的时候，寥寥几人出现在他的阴影里，他们仅仅是以惊恐、说不出话的手势伴随着他那英勇的冒险。逐渐地，这寥寥几人就如同面对某种危险一样地退缩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斗胆接近他，完全进入这人的命运的内在圈子。尼采总是自顾自说话、搏斗和受苦。他不跟任何人搭话，也没有任何人回应他。更可怕的是，没有任何人倾听他。
没有人，没有同伴，没有听众，弗里德里希·尼采这出英勇的悲剧；实际上它也没有真正的舞台，没有风景，没有道具、布景和服装，这出悲剧就犹如在没有空气的理念空间里演出。巴塞尔、瑙姆堡、尼斯、索伦特、西尔斯·马丽娅、热那亚——这些地名均不是他真实的家，而只是他那燃烧的翅膀所掠过的路途边上的空洞里程碑，是冷清的舞台侧幕布景，无言的色彩。事实上，这悲剧的布景始终如一，那就是孤身、寂寞，那种可怕的无言、没有回应的孤身和寂寞，如一个罩住他的思维、他背负在身上的密封玻璃钟罩；这孤身和寂寞，没有鲜花，没有色彩，没有音声，没有动物，没有人；这孤身、寂寞甚至没有上帝，是一切时间之前或者之后的原初世界里岩石般的死寂。然而，使这荒凉、寥落显得如此可怕，如此恐怖，同时又是如此怪诞的，是这一不可思议的事实：这种冰川、沙漠一般的孤寂，在精神上就发生在一个美国化了的、有着七千万人口的国家当中，就发生在铁路轰隆、电报滴答、熙攘嘈杂的新德国当中，就发生在某种病态的好奇文化当中——因为每年有四万本图书投放到世界上来，在过百所大学里，人们每天都在探讨各种问题；在上百所剧院里，每天都在表演悲剧。但是，对在这些人们当中，在他们的内在圈子里上演的这出至为强力的精神戏剧，人们却一无所知、一无所感、一无所觉。
这是因为恰恰就在其最伟大的时刻，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在德意志的世界里却没有观众，没有听众，没有证人。开始时，当他作为教授在讲台上讲课时，瓦格纳的光亮使他得以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他最初说的那些话、发表的演说，尚能引起人们些许的注意。但是，他越是深入剖析自我，越是深入剖析时代，那反响就越是微弱。当尼采进行他的英雄独白时，他的朋友，还有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一个接一个惊得目瞪口呆而离座，那越来越剧烈的变化、越来越炽热的兴奋把他们吓坏了。人们就把他孤零零地留在自己命运的舞台上。这位悲剧演员逐渐变得不安，这样地完全对着虚空说话；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像喊叫，手势动作越来越大，目的就是引起回应，至少引起反驳的声音。他为自己的话语发明了一种音乐，一种奔流、咆哮的酒神音乐。但是，再没有人倾听他了。他强迫自己上演一出滑稽戏，强迫自己做出尖声、刺耳、硬生生的欢笑；他让自己的语句像恶作剧一般地跳跃，变成插科打诨，为的只是以艺术性的玩笑和逗乐，为自己可怕的严肃吸引到听众，但无人给他鼓掌喝彩。最终他发明了一种舞蹈，一种在刀剑丛中跳的舞蹈，他伤痕累累、衣衫褴褛、血迹斑斑地在人们面前表演他那新的致命艺术。但没有人能觉察到这种尖声刺耳的玩笑到底有什么意义，这种装出来的轻松到底有着怎样的身负重伤的激情。没有听众、没有反响，面对空荡荡的板凳，这一出人们不曾听闻的精神戏剧，这一出献给我们这个衰落时代的戏剧，终于落幕了。没有人投来哪怕是漫不经心的一瞥，这只在钢尖上飞速旋转的思想陀螺，最后一次庄严地跃起，最终还是踉跄地跌向地面：“在不朽之前死去。”[1]
《教育家叔本华》共分8个部分，分别包含了尼采很多初现轮廓、价值非凡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发现自己，实现自己，人的处境及其不足，人的进化方向，大自然隐藏的目的、手段及其成效，哲学家、艺术家和圣者的实质作用，何为真正的文化和教育，天才如叔本华对于我们人类及其进化的含义，等等。
虽然尼采当初一开始是语文学家，但他更是一位天生的思想家。他不会像常规学者那样安于古典语文学的领域，兴趣局限于“冰冷纯粹的学术”。他对当时的德国社会及社会改革，还有哲学、文化、科学的理论、教育等方面都热切关心。
当时欧洲尤其是德国，正在经历着风云震荡的变革。欧洲的帝国主义取得节节胜利，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席卷欧洲，物理学、工业技术等都取得惊人的进步，达尔文的学说开始流行，各种理念、观点不管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抑或是生物科学的，都在粉墨登场。德国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方面引领欧洲，在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等方面更是发展兴盛。
在人们对将来普遍都是一派乐观的大变革大混乱时期，尼采所见所想却迥然有别于常人，在他的笔下，准确地预见了后来事情的发展：“冰河融化了，并以毁灭性的强力奔流着。冰块上面堆积着冰块，河岸已被淹没，崩溃就在旦夕。革命是完全无法避免的了，甚至那将是一场原子爆发的革命。……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期即将到来的时候，与真的处于社会崩溃的混乱漩涡之中相比，人性的东西可以说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恐慌地等待和贪婪地利用着每一分钟，诱出了灵魂中所有的怯懦、卑鄙和自私的素质……当哲学家想到生活中那普遍的匆匆忙忙和迫不及待，想到人们不再静观，也不再朴素，他几乎是看到了文化遭受灭绝和根除的症状。宗教的积水已经退去了，留下的是一片片的沼泽地和池塘；民族、国家之间充满仇恨地再度各自分离，并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那不受任何制约的科学，以盲目、放任自流的方式发展，正在动摇和击碎了所有之前人们深信不疑的东西。受过教育的阶层和国家，被那可鄙的金钱经济大潮冲垮了。这世界从来不曾如此世俗，不曾如此缺乏爱和善良。”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尼采计划每年写作和出版两篇总标题为《不合时宜的思考》的作品，给出自己那“不与时同”的观察与思考。下面是尼采在1874年初定下的写作计划和写作论题，由此可见尼采关心和思考的广大范围：
施特劳斯
历史
阅读和写作
瓦格纳
哲学和大学
绝对的教育家
哲学家
人民与文化
古典语文学
学者
语言
报纸奴隶
自然科学
通往自由之路
由于尼采那些“不合时宜”的思考没有受到赏识，已出版的思考没有多少人问津，所以，部分是因为这一原因，在出版了几篇思考以后，尼采放弃了当初的写作计划和模式。
《教育家叔本华》就是当初计划中的一个结果，完成于1874年夏天，并在尼采30岁生日时出版。
尼采在这篇思考中，在讨论伟大思想家叔本华的同时，把他对当时诸多重要话题的思考和看法（见上述），也一并串联了起来。所以，这部著作的主线和框架就是叔本华作为思想家、教育家，到底有何具体的含义；叔本华这样的天才以其思想和行动，能够为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如何能够提升人们；人们以叔本华为榜样（vorbild）、关于人的零星个别的高级样品（das einzelne h?here exemr），又能在认识自身、促进文化、帮助大自然所全力争取达到的“人”的方面，得到何种帮助。这篇文章的题目“教育家叔本华”就部分地指出了这一点。
在德语中，所谓的“教育家”，亦即“erzieher”，本意是“提升者”、“牵引者”。由此题目（把叔本华视为“提升者”、“牵引者”）我们就可看出，像叔本华那样的真正思想家、哲学家，对于我们人类的实质作用。所以，根据尼采的思考，这些思想家，其意义不是在从事什么“纯粹、冰冷的学问”，而是通过“做出一个榜样，经由这一哲学家的外在可见的生活”引领我们、提升我们，直到到达那在我们头上、我们可以达致的目标。这就是所谓“教育”的真正内涵。
这篇思考的8个部分各自侧重讨论上述主线所贯串起来的某一思想。
在第1部分，尼采提出并且阐明人的“自身”、发现“自身”和做回“自身”的重要性。“自身”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尼采却非常具体地说明了它的意思，人是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恰好就生活在今天，但却经过了无穷无尽的时间以后才得以诞生”，“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如此奇特的偶然机会，能够把那奇妙的各种各样的混杂成分，组合而成一个像他（她）现在那样的单独体”；并且，“这独特、连贯和一致的一个人，是美丽的，是值得观赏的，其新颖和难以置信，就像大自然的每一个作品，完全不会让人沉闷”。只要做回我们自己，我们才有可能获得“那自恒久以来就已经确定了要特定给予我们的那一份快乐”。
但如何去发现自己呢？尼采告诉了我们这一办法：“年轻人就带着这样的问题回望生活吧：你到现在为止真心爱过什么？是什么提升了你的灵魂？是什么征服了你的灵魂，同时又让其感受到了幸福？你就把你所敬重的那些东西一一排列在你的面前，或许它们就会以其本质和次序，向你给出某一法则，某一有关你的真正自我的根本法则。把这些东西比较一番，你就会看出这些东西是如何互相补足、扩展、超越、美化，它们又是如何形成了一条阶梯——沿着这一阶梯，你就一直攀升到了现在的你，因为你的真正本质并非隐藏在你的内在深处，而是高高在你之上，或者起码在你习惯认为的你之上。”简而言之，内在与外在是协调统一的，人的内在外现于外在，有轨迹可循，因为其有某一“根本的法则”。
而教育的意义呢，那不外就是：“你的真正的教育者和塑造者，会让你知晓你本性里面原初的和根本的素材构成——这些东西，从根本上是无法教会也无法训练而成，总是难以捉摸、受到束缚和扭曲。你的教育者，除了能够成为你的解放者以外，别无其他。”
真正意义上（尼采和叔本华思想中的教育）的“教育”是与“自我”联系在一起的。真正的教育“就是解放，就是清理掉所有的杂草、垃圾，还有那些啃吃、伤害植物幼苗的蛇虫鼠蚁；教育，就是施予光线和温暖，就是夜雨的润物细无声，是模仿、敬畏和顺应大自然……就是对大自然的补足，因为教育避免了大自然所给予的残忍和毫无怜悯之心的打击”。换句话，教育就是除掉障碍，给足条件，让我们的“自身”得以成长，否则，就只是“貌似的教育”。
对于如何了解自己，根据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看法，尼采的见解可是极具分量的，因为这位专门研究人的内在精神与心理、认为人极难透过假象而了解自己的大师，几次这样评论尼采：“尼采对自己有着穿透性的认识，在了解自己方面无人能及，不仅是空前的，并且也很有可能是绝后的。”
在第2部分，尼采描述了年轻时对“道德教育家”、“真正哲学家”的渴望，以此“提升我脱离时代的局限，并再次教导我要简朴和诚实，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生活中，亦即要不与时同”。
哲学家叔本华，也正是尼采所渴望找到的真正哲学家和道德教育家。根据尼采的说法，叔本华在他的主要著作中表现出了彻底的诚实和那令人真正喜悦的能力，“真正的思想家不会做出阴郁易怒的表情，不会双手颤抖、眼睛潮湿模糊，而是自信和朴素，勇气和力量兼备，或许还有些骑士和严肃尖刻的气质，但却总是作为胜利者——而这正是从最深处、从最内在能够振奋和喜悦我们的东西”。这些思考了最深刻东西的思想家，就是胜利者。“这些人是在真正地说话，而不是结结巴巴欲言又止，也不是拾人唾余；他们是真正地生活和活动，而不是像常人那样阴森可怕，戴着一副假面具似的，就像常人所热衷的那种生活方式。”叔本华也是“坚韧不拔”的，叔本华的“力量就像在无风状态下的火焰：笔直向高向上，不受扰乱，没有晃动和不安。他每次都找对了自己的路子——而在这之前，我们甚至还不曾留意他是否曾经为此摸索过一番。叔本华更像是遵循着重力法则而前行，并因此迈着那样坚定、敏捷和不可避免的步子”。
在第3部分，尼采论述了作为思想家的叔本华的贡献和意义：“叔本华就是一位引领者：他引领我们走出那闷闷不乐的怀疑主义，走出灰心放弃以后的挑剔批评，一路向上，直达那悲剧中静观默想的高处：在我们的头顶，是那无限的星空；而叔本华本人，则是第一个走出了这一条路子。这就是叔本华的伟大之处，那就是：把生活整体的图卷摆在我们的面前，目的就是对这一整体的图卷予以说明、解释。”“叔本华的哲学也应该首先是作这样的解读：作为个人，就从自身出发，唯独为了自己，目的就是要对自己的痛苦和欲求、对自身的局限性能够得到一种深切的洞察；目的就是要了解对症之药及获得安慰，亦即要牺牲那个‘我’，服从和服务于最高贵的目标，而最首要的就是服从公正和慈悲的目标。叔本华教导我们，要分清何者真正能够增进人类的幸福，何者却只是表面上如此：不管怎么致富、获取荣誉和成为博学，也不会让人们摆脱对生存的无价值感及由此产生的深深的懊恼；而争取得到上述好处（财富、荣誉、知识），也只有通过一个更高的、具神圣色彩的总目标，才会获得意义。也就是说，获得力量，并以此助身体进化一臂之力，尽量一点点地纠正其愚蠢和笨拙。首先虽然只是为了自己，但通过自己最终却是为了人人。”
在第4部分中，尼采描述了当时德国的现状，那就是尽管当时人们对将来普遍乐观，尤其是德国第二帝国的成立，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科技的发展，都助长了尼采所深恶痛绝的盲目乐观主义。尼采分析了在这样的社会中所出现的三种理想的人的形象，分别是“卢梭式的人”、“歌德式的人”和“叔本华式的人”。“卢梭式的人”和“歌德式的人”，分别代表了社会的革命者（行动者）和人生的观照者（观照者）。但“叔本华式的人”“把保持诚实的痛苦，自愿地背负起来……这些痛苦帮助他抑制自我的意欲，并为自己的脱胎换骨做准备——而生活的真正意义，正是要把我们引往这一方向”。
关于“叔本华式的人”及其英勇气质和终极追求，尼采有异常优美的描述，把叔本华是所谓消极、悲观的误解一扫而光：“对别人来说，叔本华的那种直言真实，看上去似乎是心肠歹毒的表现，因为人们把遮掩自己的不完整和不完美，以及为其开脱的借口，视为人性的责任，而破坏了这幼稚把戏的人，就肯定是恶毒之人……”对于那些“弱视者，任何的否定话语，永远都会被视为恶毒的标志。但有一种否定和破坏，其实正是强烈渴望神圣和解救的流露，而作为这方面的首位哲学导师，叔本华就出现在我们这亵渎神圣和真正世俗化的人群中。所有的存在，如果能够被否定的话，那也就值得被否定了。保持诚实，就是相信某种存在是无法被否定的，这存在本身是真实的，没有谎言的。所以，诚实的人感觉到自己的行事带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那需要一种别样的、更高一级的生命（生活）法则才可以解释；在最深的意义上是肯定性的——尽管他所做的一切，看上去似乎完全就是破坏和打碎目前这一生活的法则。”叔本华式的人“对于自身和自身的福祉，有着某种奇特的泰然自若；其认知，则是一团强烈的、吞噬的火焰，与那些所谓科学人的冰冷和可鄙的中性格格不入；其观察和思考，远远超越了只是怏怏不乐和阴郁发脾气；把自己永远作为第一份祭品献给所认识到的真理，并且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诚实所必然带来的痛苦。确实，由于他的勇敢无畏，他葬送了自己的尘世幸福；他必然地成为了他所热爱的人民的敌人，成为了他所成长其中的机构、制度的对头；他不可以宽容和体谅人或事——尽管对其受伤，他也心怀恻隐；他将受到误解，并长期被视为他所憎恶的力量的同盟；他争取正义的所有努力，以常人的认识眼光看来，似乎必然是有失公正。”这样的一生，“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为了所有人的好处而与超强的困难搏斗；到最后，是取得胜利了，但却只得到一点点，甚至完全没有得到回报。在这结局时刻，他就像戈齐剧中的王子：他已经石化了，但仍保持着高贵的姿势和神态。……因为这样的人，与其他每一个小人物都同样清楚地知道，如何才能让生活轻松自在，那高床软枕在躺下、在伸展身体的时候，又会是多么柔顺舒服——如果一个人是以习俗和彬彬有礼的方式对待自己和对待其同类的话”。叔本华那种保持诚实的英雄气概，“其实就是到了某一天，我们停止成为时间的玩具。在持续变换的过程中，一切都是空的、欺骗性的、乏味的和招致我们鄙视的。人们所应解决的谜，也只能在存在中解决，在某种只能这样而不会是别的存在中解决，在某样永恒和不会消失之中解决。现在他开始检视自己与那持续变换、自己与那存在，到底纠缠得有多深。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就摆在了他的灵魂的面前：把所有持续变换的破坏掉，把事物所有虚假的一面暴露出来……只愿意对所有事物一究到底，不抱任何希望地直达根子”。
在第5部分，尼采论述了动物存在的本质和痛苦，并以此映照出人类与动物的共性，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优越于动物的，但我们人类没有意识到和充分利用的素质、追求和出路，“在生活中受苦但又没有能力把痛苦的尖刺倒转过来，在形而上的层面明白自己的存在”，“在荒野中忍受着啃噬般苦痛的驱逐，甚少得到满足；就算暂时得到了满足，那这一满足也是以痛苦换来的，因为那是以与其他动物的互相撕咬和残杀，或者是以那贪吃、过饱以后的恶心撑胀换来的。对生存是那样盲目和疯狂地不舍，目的不过就是要维持这样的生存；不仅不会知道自己受着惩罚，也不知道为何会招来这种惩罚，而且还以其惊恐欲望和愚蠢，渴求这一惩罚，就像是在渴求一种幸福一样。这就是作为动物的含义”。整体大自然是向着“人”的理念而争取，“为了大自然能够得到救赎，不再遭受动物生活的诅咒，那‘人’是必须的”，也只有最终到了“人”的级别，凭借“人”的意识，才有可能看到生活的意义，甚至一并了解到生活那更高一层的，亦即“形而上”的含义。那就是大自然进化的目的，亦即尼采所说的：“我们所说的‘人’，却是大自然心之所系！”但现在，我们的人与动物，到底又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别呢？“只要人们渴求生活，就像渴求某种幸福一样，那他们的眼光就还不曾超越动物的地平线，因为人们只是带着比动物更多的意识，欲求动物在盲目的驱使下所追求的东西。但我们所有人，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这样做的。我们都脱离不了动物性，我们本身就是动物，看上去就是在毫无意义地受苦。”
“情形就好像人是故意地要回复原状，把人的那形而上的素质甘心让出；就好像大自然，在如此长时间地渴望‘人’并为之努力了以后，现在却在‘人’的面前发抖、后退，宁愿回到本能的无意识状态。”也就是说，人们要逃离自己。“在某些瞬间，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做足了详尽的布置和准备，只是为了逃离我们的真正的任务；我们多想随便找地方把头藏起来，就好像我们那长着百只眼睛的良心不会逮住我们似的；我们迫不及待把我们的心交付赚钱、社交、国事或者科学，纯粹只是为了不再拥有这颗心；我们比实际所需的更加狂热，更加不动脑子地沉湎于每天的繁重工作，以便生活下去，因为不动脑子，似乎是我们更加迫切的需要。到处都是匆匆忙忙和迫不及待，因为每个人都在逃离自己；到处也都是羞答答地掩饰这种匆忙和迫不及待，因为人们想显示出一副满足的样子，都想迷惑那眼睛锐利的旁观者，不让他们发现自己的可怜；到处都有人需要那些崭新、悦耳的语词铃铛——有了这样的挂物以后，生活就获得了某种嘈杂的喜庆气氛。”
因此，我们凡人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足够的。能够给予我们帮助的人，是那些“真正的人，不再是动物的人，而是哲学家、艺术家和圣者；通过这些人的出现，那从来不会跳跃的大自然，做出了它唯一的跳跃，并且是一次欢快的跳跃，因为大自然首次感觉达到了目标”。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叔本华式的人这一伟大理想，与有序、自动自觉的行动联系起来”。因为“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就只是这样的一个任务：促进生成在我们自身之内与自身之外的哲学家、艺术家和圣者，并以此帮助完善大自然的工作。这是因为大自然既需要哲学家，也需要艺术家来达到其形而上的目的，亦即大自然需要一个对自身的解释和说明。这样，大自然才会最终获得并一睹摆在其面前的一幅纯粹和完备的图像”。
也就是说，根据叔本华的理论，在哲学家和艺术家那摆脱了意欲控制的纯粹智力的观照下，这世界“为什么”和“是”什么，就在他们的客观意识中得到了反映。同样，“大自然需要圣者——因为在圣者的身上，那‘我’是完全融化了的，圣者受苦的一生，不再或者几乎不再只是作为他个体的苦痛加以承受，而是某种与众生一道、与众生同样深切感受的同一样东西：在圣者的身上，出现了奇迹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大自然那种持续变换的把戏是永远无法企及的；这样的转变，也就是整个大自然为了自身的解救所全力争取的最终和最高的目标：成为‘人’”。
在第6部分，尼采论述了何为文化，文化的目的，我们的任务，妨碍文化发展的各个因素（国家的私欲、生意人的私欲，等等）。首先，我们知道，“在这一动植物的世界，进步唯独就取决于那零星个别的更高级样品，取决于那非常规的、更强有力的、更复杂、更能结出果实的样品。……恰恰取决于那些看上去是分散的和偶然出现的样品——这些东西，在有利和合适的条件下会零星出现”。把这一见解套用在人类身上，那就很容易理解“这样一个要求：人类应该去寻找和创造有利和合适的条件，以产生那些伟大的解救者”。同时，“文化，就是每个人认识了自己，并且对自己不满以后的产物”。用形象的语言来说，那就是：“每一个信奉文化的人，也就会说出这样的话，‘我看见了在我之上，有着某些比我更高级、更具人性的东西；大家都助我达致这些吧，就正如我也会帮助每一个与我有着同样认识和同样痛苦的人；这样的话，一个在知和爱、在观照和能力都感受到自身的圆满和无限的人，也就诞生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人，与自然浑然合一，是事物的判断者和价值评判者。’”
但这样当然是困难的，“要让一个人处于这样的一种无畏、坦然的自我认识状态，是很困难的，因为教导爱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唯独在爱之中，灵魂才不仅获得那清晰的、解剖性的和鄙视自己的眼光，而且还有了这样的渴望：要把目光越过自身，全力寻觅那仍然隐藏在某处的更高的自我”。
接下来，就是具体的行动，“那就是为了文化而斗争，对那些妨碍我们的目标（亦即妨碍产生天才）的种种风气、习惯、法令、机构，视若寇仇”。那些妨碍文化的几种因素，包括生意人的自私商业目的、国家为了自身安全的私利和人们只是对外在、肤浅表面的追求。而第四个对真正文化的妨碍因素则不为人知，那就是科学和知识的特性及其自私。对科学（和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对科学（和知识）的“仆人”（所谓科学家或学者）及其投身科学和知识的动机与他们对真理的态度，对学者与天才的比较和关系，等等，尼采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让人耳目一新。直到今天，情形与尼采时期并没有两样：“学者，却在那超凡、高尚和完全纯粹追求的光线下，显现了被神化的一面，以致人们完全忘记了这些人其实是由什么材料混合而成的。”尼采也十分正确地指出了：“在很幸运的时期，人们不需要学者，也不认识他们；在完全是病态和愤怒的时期，人们就会把学者视为最高、最值得尊敬的人，并给予他们最高的等级。”
第7部分的主题就是“大自然永远都着眼于广泛的效用，但却不懂得如何发现最好和最巧妙的手段、方法，以达到其目的”。“大自然要解救自身的渴望，是确定的。但这些哲学家和艺术家，其产生的结果和效用，却几乎都是那么不确定，那么微弱和无力！真要产生出效果的话，那可是绝无仅有！尤其是哲学家……”“因此，由于大自然手法笨拙，所以，更高和程度更甚的爱与理解，对于生成更低和程度更逊是必须的；更伟大和更高贵的，是生成那更渺小和有欠高贵的手段。大自然并不是个精明的管家：她的支出远甚于收入。终有一天，大自然会把自己的财富挥霍殆尽。”
所以，我们必须集合众人之力，以帮助大自然达到其目的。
第8部分讨论了真正促进哲学的办法。简言之，“拙劣哲学家”、“虚假思想家”对真正哲学的危害，就在于他们把哲学变成了一样可笑的东西。“只要那获国家承认的虚假思想家群体继续存在，那真正哲学所发挥的出色作用就被抵消，至少受到了制约，甚至就是因为他们作为那伟大哲学的代表所招惹的可笑诅咒，让哲学本身蒙羞而无法发挥作用。”不要认为“促进”哲学，让哲学变成一种谋生的、有利有名可图的职业，那些假冒哲学家自然就会作鸟兽散。为真正哲学消除障碍，就是促进了哲学。
尼采的《教育家叔本华》，并不只是关于一个名为叔本华的德国思想家的论述，而是以思想家叔本华作为思想主线，由此引出且连贯起来对人的自身、人乃至大自然的发展目标，天才的实质和榜样作用，何为真正的教育，何为真正的文化等多方面的思考和论述，才是这部著作的真正主题。虽然篇幅不长，但因为尼采的每一个见解都是那样深刻和独到，所以内容就是丰富的和充满启发性的。
韦启昌
2016年1月15日于悉尼
注释
[1]斯特凡·茨威格：《与魔鬼的搏斗：尼采》，韦启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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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去过许多国家、见闻遍及多个大洲的旅行者，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人的哪种特性，是他到处都可反复见到的？他的回答是：人们都有懒惰的倾向。在很多人看来，他要这样说才更加准确：人们都是胆怯的。他们躲藏在风俗和舆论的背后。从根本上，每个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他（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就只来这世上一次，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如此奇特的偶然机会，能够把那奇妙的各种各样的混杂成分，组合而成一个像他（她）现在那样的单独体。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却把这个道理隐藏起来，就像隐藏一桩亏心事。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害怕那些要求他循规蹈矩、把自己用习俗裹得严严实实的邻人。到底是什么迫使一个人害怕其邻人、迫使他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都与群体保持协调一致，而不会感受到自身的喜悦？或许是羞怯吧——对于少数零星者而言。对于绝大多数的人，那是因为懒散、惰性，一句话，就是那旅行者所说的懒惰。这位旅行者是说对了：人们是懒惰更甚于胆怯，最害怕的就是那种无条件的和赤裸裸的诚实所带来的负担。唯独艺术家才憎恨人们这种模仿他人的举止、喜欢拾人牙慧以显摆，等等的懒散行为；他们揭露了每一个人的内心秘密和愧疚良心，揭示了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奇迹；艺术家敢于向我们显示人自身的样子，甚至每一块肌肉的运动，都是那样的独特；还有就是，这独特、连贯和一致的一个人，是美丽的，是值得观赏的，其新颖和难以置信，就像大自然的每一个作品，完全不会让人沉闷。伟大思想家在鄙视人类的时候，那只是鄙视人类的懒惰，因为正是这懒惰的缘故，人类看上去就像是工厂出的批量制作，无足轻重，不值得与之接触和交往。每个人，如果他不愿意成为这从属芸芸众生的一员，那他就只需要不再懒散、随便和得过且过地对待自己；他就需要听从自己良心的这一呼喊：做回你自己吧！所有这一切，你现在所做的、所欲望的、所认为的——这些都不是你！
每个年轻的灵魂，在白天，在黑夜，都听见这一良心的呼喊，并为此而颤抖；因为一旦想到能够获得真正的解放，他们也就隐约感觉到了那自恒久以来就已经确定了要给予他们的那一份快乐。但只要他们仍然禁锢于舆论、看法和恐惧的锁链，那真要获得这一份快乐的话，终究是无能为力的。而没有了这一解放，生活将是多么没有意思，多么绝望！一个人，如果回避和躲开天生之我才，只顾着左、右、后面和四周偷看，那就再没有比这个人更加乏味和更加让人反感的大自然作品了。到最后，我们就再无法抓捏到这个人了，因为这个人已是没有内核的外壳，是一套腐烂的、涂上了色彩、用风吹鼓起来的衣服，是一个经过打扮，但却不会让人害怕，更不会引起别人同情的幽灵。人们说得对：那些懒惰之人就是在谋杀时间。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要担心了，担心这样的一个把其解救寄托于大众舆论（亦即寄托于人们的懒惰）的时期，终有一天是要真正被谋杀掉的——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时期，终将从生活真正获得解放的历史中抹去。以后的人，将会多么反感研究这一时代的遗产，因为统治这一时代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被公众舆论控制着头脑的貌似的人。所以，我们的这一时代，对于将来的某一后世来说，或许是最黑暗和最不为人知的，因为这一时代有可能是历史长河中最非人性的。走在我们城市的崭新街道上，我在想，那些受公众舆论控制的一代人，他们建造起来的可怕屋子，过一百年以后，就再不会存留下来。正如那些屋子建造者头脑中的公众舆论，也一样将灰飞烟灭。相比之下，那些并不觉得自己就是这时代中的一员的人，却是多么地充满希望，因为假如他们真的就是这时代中的一员的话，他们就致力于杀掉那时间，并与此时代一同沉沦。事实却是：这些人是要唤回这时代的活力，在这活力中持续存活。
但就算我们不会指望将来什么，我们这奇妙的、恰恰就在这现时此刻的存在，也会最强有力地鼓动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和法则而生活；因为我们的存在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我们恰好就生活在今天，但却经过了无穷无尽的时间以后才得以诞生，我们也就只拥有这弹指间的今天，并且就要在这时间里说明，是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我们恰好在今天得以存在。对我们的这一存在，我们得负起责任；因此，我们想要成为这一存在的真正掌舵人，而不愿听任我们的存在就像一桩没有思想的偶然事件而已。对此，我们必须大胆一些，冒险一些，尤其不管是好是坏，我们最终都得失去这一存在。为何要死死抓住这一块尘土、这一营生，为何要理会你的邻人说了些什么？让自己受制于一些在几百英里以外，就再没有约束力的观点——这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所谓东方和西方，不过就是在我们的眼前画下的一条粉笔界线，目的只是要戏弄胆怯的我们。“我要争取，获得自由，”年轻的灵魂对自己说。那这种争取，会因为两个国家碰巧在互相仇恨、互相战争，或者会因为在两大洲之间隔了个海洋，或者会因为在周围，人们宣讲的是某种在几千年以前还不曾存在的宗教而受阻吗？“所有这些你都不是，”它跟自己说。没人能为你建成一座你必须亲自走上去的桥，以穿过那生命之流；除了你自己以外，再没有其他人可以这样做。虽然有着无数的路径和桥梁，也有半是神祇的东西，愿意背负你通过这一河流，但那却是以你的自身为代价。你将押上和失去你自己。在这世上，也只有唯一一条路是除了你以外，别人都走不了的。这条路将引向何方？不要问了，尽管走吧。是谁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当一个人已经不知道他的路还能把他引向何方，那他也就无法攀升更高了。”[1]
我们是如何重新找到自身的？人如何才能认识自己？这可是在黑暗中摸索的事情：如果兔子也裹着七层皮，那人呢？就算剥开七的七十倍外皮，也仍然无法说出：“这就是真正的你了，这不再是外壳了！”再者，这样的挖掘自身，然后以最直接最接近的方式，强行钻入其本质深处，那却是痛苦、危险的事情。人们这样做轻易就会伤害了自己，而对此伤害，没有任何医生可以治疗。此外，这样的做法，又有什么必要呢——如果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就我们的本质作证：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我们的目光和我们的握手，我们所记得的和我们所忘掉的，我们的书籍和我们的笔迹。要进行那最重要的探究的话，这就是手段了。年轻人就带着这样的问题回望生活吧：你到现在为止真心爱过什么？是什么提升了你的灵魂？是什么征服了你的灵魂，同时又让其感受到了幸福？你就把你所敬重的那些东西一一排列在你的面前，或许它们就会以其本质和次序，向你给出某一法则，某一有关你的真正自我的根本法则。把这些东西比较一番，你就会看出这些东西是如何互相补足、扩展、超越、美化，它们又是如何形成了一条阶梯——沿着这一阶梯，你就一直攀升到了现在的你，因为你的真正本质并非隐藏在你的内在深处，而是高高的在你之上，或者起码在你习惯认为的你之上。你的真正的教育者和塑造者，会让你知晓你本性里面原初的和根本的素材构成——这些东西，从根本上无法教会也无法训练而成，总是难以捉摸、受到束缚和扭曲。你的教育者，除了能够成为你的解放者以外，别无其他。这就是一切教育的秘密：教育并不是要借给你一个蜡做的假鼻，或者某一义肢，或者一副提高视力的眼镜一类。能够提供这些的，只是貌似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就是解放，就是清理掉所有的杂草、垃圾，还有那些啃吃、伤害植物幼苗的蛇虫鼠蚁；教育，就是施予光线和温暖，就是夜雨的润物细无声，就是模仿、敬畏和顺应大自然——在大自然充满母性和怜爱的时候；教育，就是对大自然的补足，因为教育避免了大自然所给予的残忍和毫无怜悯之心的打击，并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大自然后母般情感的表现，还有那让人悲哀的麻木不仁，以一轻纱掩盖了起来。
当然，或许也有其他的途径找到自我，走出那人们游荡其中，犹如乌云般的浑浑噩噩，回到自我；但除了回想起自己的教育者和塑造者以外，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途径。所以，今天我要怀念我那可以引以为豪的一个教育家和培养者——阿图尔·叔本华[2]。稍后将回忆其他的教育者。
注释
[1]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语。他是近代欧洲历史上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具有超人的天赋与虔诚的加尔文教信仰所形成的坚强性格。——译者注
[2]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被称为“悲观主义哲学家”。他是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反对者、新的“生命”哲学的先驱者。主要著作有《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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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描述我第一眼看到叔本华的文字是怎样的一种情况，那我得先说说我的一个想法——这一想法在我年轻的时候，比起任何其他的想法都要频繁和迫切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早年的日子里，每当我随心放纵所欲时，我就在想：命运会把教育我自己的可怕责任和工作从我肩上移走，亦即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自然就会找到一个哲学家做我的教育者：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个我们不用多加考虑就会放心听从的人，因为我们信任他甚于信任我们自己。然后我就问自己：这位哲学家，将会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教育你？我也在想，对我们那时期流行的关于教育的两句格言，他会是怎样的看法？第一句格言要求教育者很快了解到受教育者的真正长处，然后投以全力、心血和阳光，目的就是帮助把那一长处达致真正的成熟，结出果实。第二句格言则要求教育者培养受教育者身上的所有潜力，让其相互间和谐发展。对一个有着明显倾向要成为金器匠的人，我们可根据此格言强行让其学习音乐吗？本韦努托·切利尼[1]的父亲一而再地强迫儿子学习那“可爱的小角”（他儿子则称为“该死的笛子”），他这样做是对的吗？对切利尼这样有着如此强烈和鲜明突出天分的人，人们难称其父亲的做法合理。这样，或许那条要和谐培养所有潜力的格言，就只是适用于天分更弱的人了？——在这些人的身上，虽然有着成堆的需求和倾向，全部加在一起和单个而论，却都不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又何曾见过像切利尼那样的一个和谐总体？见过像他那样从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同时发出众多但又彼此调和的音声？切利尼就是这样的人，其认知、欲望、爱、憎，都朝向一个中心点，其力量有着很深的根源；通过那活力中心点及其发出的强有力的控制，而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活动系统。这样的话，这两句格言或许就不是互相矛盾的了？或许第一句格言只是说人应该有一个中心点，第二句格言则说人也应该有一个圆周？我所梦想的能给我教育的哲学家，不光能发现那向心力，而且还能知道如何避免这向心力干扰了其他的力；我觉得，他的教育任务更多的是要把人塑造为一整个鲜活的太阳与行星体系，帮助我们认清人这一更高级力学装置的规则。
但这期间，我还是没能找到这位哲学家。我尝试着不同的哲学家；我发现我们现代人与希腊人和罗马人互相比较的话，就会显得相当地可怜，甚至只是在严肃认真理解教育的任务方面而言。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需求跑遍整个德国，尤其是跑遍各个大学，却不会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在此，许多更低级、更简单的愿望也仍然无法得到满足。例如，谁要是真心想获得训练成为一名演说家，或者谁打算入读一所写作学校，那他就会发现并没有这样的老师和学校。人们似乎没有想到过：演说和写作是艺术，没有悉心的指导和艰苦的学习，是不可能掌握的。但我们的同时代人，却对教育者和教师缺乏要求，也缺乏期望（这一半出于吝啬，一半出于没有思想）——这清楚和可耻地显示了这些同时代人那良好的自我感觉，其实是多么自以为是。在家庭教师的名下，又有什么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就算是在我们那些最高贵的、受到过最多教育的家庭！那被称为高级文科中学的，却是怪癖头脑的大杂烩加上陈旧的设置，并且还不乏这样的学校！所有那些最高等教育机构，那些大学，又有什么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考虑到把一个人教育成人的艰难任务，那些是怎样的导师，怎样的研究所！甚至德国学者从事科学研究的那种受人赞赏的方式，也首要显示出他们想得更多的是科学，而不是人类；他们受训为科学而献身，目的就是一而再地培养新的一代为科学而作出牺牲。如果人们并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格言以指导和限制，而是根据那“越多就越好”的原则加以放任和鼓动，那与科学打交道对学者就肯定是有害的，就如同那“自由放任”的经济定理对整个国家的道德是有害的一样。又有谁还会知道：教育那些学者的同时，又不至于牺牲掉或者干枯掉他们的人性，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这一困难，人们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只需留意那由于没有思想和太早投身于科学而变得弯腰驼背的无数样品和例子。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证明，以证实我们缺乏更高一级的教育，这证明更有分量、更危险，并且是普遍得多。如果为何一个演说家、一个作家现在无法得到教育，是很清楚明白的（——因为恰恰没有在这方面的教育家）；也几乎是同样的清楚明白，为何一个学者现在必然被弄得扭曲和乖僻（——因为他要接受科学的教育，亦即要接受非人性的抽象概念的教育），那人们最后就会问自己：到底哪里可以找到我们同时代人（包括学者和非学者，高贵的和低微的）中的道德榜样和名人？哪里有我们这时期的创造性道德的可见化身？所有那些对道德问题的思考又在哪里？历史上每一高级和进化的社会，都会关心这些道德问题。我们现在再没有那些榜样和思考了。人们事实上在消耗我们祖先积累下来的道德资本，不懂得增加，而只会挥霍。在我们的社会，人们要么不谈论这些事情，要么就是以某种必然会惹人反感的、天真的口吻说起这些事情——因为其口吻透露出他们对这些事情并不了解，也没有体验。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干脆放弃了道德教育，或者只满足于做表面的工夫：对“美德”这个词，教师和学生除了想到那是个过时的、古老的和惹人发笑的词以外，再无其他。但如果人们不笑的话，那就更糟；因为那样的话，人们就是在装样子。
要对这种死气沉沉，对这道德力量处于低潮做出解释，是困难和复杂的；但谁要是考虑过那取得胜利的基督教对我们古老世界的道德所发挥的影响，就不可以忽视基督教衰败（这也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基督教越来越有可能的命运）以后的反作用。基督教通过其崇高的理想超越了古老的道德系统，以及在所有这些道德系统中都起着统治作用的自然主义，以致人们对自然主义已经麻木和厌恶了。但后来，虽然这些更好更高的理想是为人所知了，但人们却无力达致这些理想——到了这时候，人们已经无法回到那古老的高贵和美好道德，无论人们是多么愿意这样做。现代人就生活在基督教与古老道德之间，在那胆怯或者虚伪的基督教信仰道德与同样是懦弱和羞怯的古老美德之间，并且生活得很不自在。对自然的东西，既有着那遗传来的畏惧，也再度受其刺激和吸引；那想在某处立定脚跟的渴望，那由于认识力不足而导致的在好与更好之间的摇摆不定——所有这些，在现代人的灵魂里产生了某种不快乐，某种混乱，而这就注定了他们不会有创造性的成果，也不会快乐。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迫切地需要道德教育家，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以找到他们。在疫病大流行的时候，在最需要医生的时候，医生也正在受到最大的威胁，那么人类的医生在哪里呢？那些稳固、健康，能够脚踏实地搀扶着他人，以手牵引着他人的人类医生，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这一时代个性最好的人，也有着某种的阴暗和麻木，对要伪装还是要诚实不断地内心交战、烦恼不已，没有自信——这样的话，他们也就完全无法发挥指路牌的作用，也无法成为他人的训导老师。
我的确就是这样在各种愿望之中随波逐流，然后我就想或许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可以提升我脱离时代的局限，并再次教导我要简朴和诚实，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生活中，亦即要不与时同——在此需要理解这词的最深含义。因为人们现在已变得那么的复杂和多重性，人们一旦说话，一旦提出看法并依此行事，就必须不诚实才行。
在这样的困顿和渴望的状态下，我知道了叔本华。
我属于叔本华这样的读者：在读完他的书的第一页以后，就很清楚地知道将要阅读完他写过的每一页，将要倾听他说过的每一个字。他即时和马上就得到了我的信任，现在也是这样，一如九年前的样子。我明白他，就像这是他写给我看的一样——虽然我这样说并不谦虚，也有点愚蠢。因此，我在他的著作中从来不曾见过哪怕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论断，虽然这里或者那里会偶有一处小小的错误。这是因为似是而非的论断，难道不就是一些没有信心的言论，因为写出这些似是而非言论的人，对这些言论他们本人都没有信心？他们故作惊人之语，只是想要炫人眼目，想要骗人和做样子而已。叔本华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做样子，因为他是为自己而写，没有人会喜欢受欺骗，而一个把“不要欺骗任何人，更不要欺骗你自己！”作为自己的戒律的哲学家，就更加不会这样做了。就算是那些听起来让人舒服的、几乎每次谈话都会自然产生的、写作者们几乎是无意识模仿而来的欺骗，叔本华也是没有的；那些演讲台上有意识的欺骗，还有玩弄花哨词语的，就更不用说了。叔本华是与自己说话；或者，如果真想要想象其听众的话，那我们就想象儿子在聆听他的父亲的教诲好了。那是诚实、好意、心平气和说出的话，倾听者则满怀爱意。这样的写作者，正是我们所缺乏的。从他发话的那一刻起，说话者那强有力的良好感觉，就马上包围了我们，情形就犹如抵达了一处森林高地：我们深深地呼吸着，重又感觉到了活力。在此，我们感觉呼吸到某种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空气；在此，有着某种无法模仿的不带成见、无拘无束、自然而然，就像无拘无束在自己家里（并且是很丰富的家里）的人一样。相比之下，其他的作者，当偶尔说出了一句半句妙语的时候，通常连他们自己都会感到吃惊；这些人的话语表达因此带着某种不安和有违自然。叔本华说起话来，同样不会让我们想到那些学究——那些学究天生就是四肢僵硬、欠缺灵活，胸部狭窄，走起来动作笨拙和夸张。相形之下，叔本华那粗犷和有点虎背熊腰般的灵魂，让我们与其说是怀念那些良好的法语作家所特有的柔和、婉转和宫廷式的优雅文体，还不如说是不屑于和耻于这样的文体。在叔本华的文字里，也没有人能够发现那种德国作者所沉迷的、刻意模仿过来的、镶了银子般的伪法式文体。叔本华的表达，偶尔有点让我想起了歌德。除此以外，他的文字并不会让人想到任何哪一位作者原型。这是因为叔本华懂得如何以朴素表达深刻，以不带花哨的语言，传达震撼人心的东西，讲述严格科学的事情而不会学究气。叔本华又能从哪位德国作者学到这些？叔本华也没有莱辛[2]那些过分微妙、过分灵活和——恕我直说——很不德国式的文体。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德语散文表现方面，莱辛是最有诱惑力的。要马上就叔本华的表达风格说出我能说出的最高赞语，那我就要引用他的一句话：“一个哲学家不需借助诗情和漂亮言辞，那他肯定就是非常诚实的。”原来诚实还算是一些东西，甚至还是一种美德——这在公众舆论当道的年代里，当然就只能是属于被禁止的私下言论。因此，在我再说一遍“叔本华甚至作为作家也是诚实的”时候，我并不是在赞扬叔本华，而只是描述了他的特性。极少作家是诚实的，我们对所有那些写作的人，简直就是不信任。我只知道一个作家，在诚实方面是可以与叔本华比肩的，甚至还超出了叔本华。那就是蒙田[3]。像叔本华这样的人写下的作品，那的确给在这世上的生存增添了乐趣。自从认识了这一最自由和最有力的灵魂以后，我起码必须说出叔本华曾就普鲁塔克[4]所说过的话：“我的目光一投向他的书，我就长出了双腿或翅膀。”如果我可以做出安排，在这地球上为家，那我会选择与他在一起。
叔本华与蒙田，除了诚实以外，还共有另一特点：一种真正让人喜悦的能力。“喜悦别人，智慧自己。”也就是说，喜悦有着相当不同的两种。真正的思想家永远给人以振奋和喜悦，不管他是严肃的还是幽默的，不管他是表达了他那人的洞见还是神一样的宽容；真正的思想家不会做出阴郁易怒的表情，不会双手颤抖、眼睛潮湿模糊，而是自信和朴素，勇气和力量兼备，或许还有些骑士和严肃尖刻的气质，但却总是作为胜利者——而这正是从最深处、从最内在能够振奋和喜悦我们的东西，亦即看着那最终取得了胜利的神祇，旁边躺着的是他与之激战过的所有巨怪。相比之下，人们在那些平庸作家和思维局促的思想者那里不时碰到的所谓喜悦，却让我们这样的人在阅读这些的时候感觉到痛苦，例如，在戴维·施特劳斯[5]的文字中我所看到的喜悦，就是这样的情形。有这样兴高采烈的同时代人，我们的确会感到羞耻，因为这些人会把这一时代以及我们在这一时代的人，无所遁形地展览给后世。这些兴高采烈的人根本看不到苦难和巨怪，但他们作为思想者却假装看到并已经战胜了它们。所以，这些人的兴高采烈让我们厌恶，因为这些人在欺骗我们，因为他们想诱使我们相信：他们经过激战以后，已经赢得了胜利。
也就是说，从根本上，只有取得了胜利，才能带给人们喜悦，这无论是对于真正思想家的著作，还是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样的道理。就算作品的内容很可怕，很严肃，就像这存在的问题一样，那也只有当那些半吊子思想家和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散发出能力欠缺的气味时，这些作品才会让读者感受到压抑和折磨。而对于人们，没有什么比接近那些胜利者更能体会到高兴、美好的心情；那些胜利者因为思考了最深刻的东西，所以必然是热爱那最鲜活的东西，而作为智者，到最后与美殊途同归。这些人是在真正地说话，而不是结结巴巴欲言又止，也不是拾人唾余；他们是真正地生活和活动，而不是像常人那样阴森可怕，戴着一副假面具似的，就像常人所热衷的那种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些胜利者的周围，我们马上就像歌德那样喊出：“一个鲜活的生命，那是多么奇妙和珍贵的东西！与其处境多么契合与协调，多么真实的存在！”[6]
我描绘的只是叔本华著作在我这产生的初始的，就好像是生理上的印象，随着首次和至为轻微的接触，一个自然生物的内在力量魔幻般地涌流到另一自然生物的身上。经过事后对那初始的印象的分析，我发现这印象是由三种成分组合而成：（1）叔本华的诚实；（2）他的喜悦和振奋人心；（3）他的坚韧不拔。叔本华是诚实的，因为他只是对自己和为自己而说话，而写；叔本华是喜悦的，因为他通过思想克服了最大的困难；叔本华是坚韧不拔的，因为他必然就是这样的。他的力量就像在无风状态下的火焰：笔直向高向上，不受扰乱，没有晃动和不安。他每次都找对了自己的路子——而在这之前，我们甚至还不曾留意他是否曾经为此摸索过一番。叔本华更像是遵循着重力法则而前行，并因此迈着那样坚定、敏捷和不可避免的步子。谁要是身处我们今天的带角薮羚羊一样的人群当中，一旦发现了某一完整的、协调的、以自己的翅膀飞行和滑翔、无所拘束、无所挂碍的自然生物，并因此有所感觉，那他就会明白我在发现叔本华以后所感受到的那种幸福、幸运和惊叹，因为我已料到：叔本华就是我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教育家和哲学家。虽然叔本华只是在书本中呈现，而这是一大欠缺。我也就更加努力通过他的书，在脑海中重现和一睹这位充满活力的人。这人所留下的伟大遗言是我必须阅读的，他也允诺把遗产留给那些不只是成为他的读者，而且还要成为他的儿子、他的学生的人。
注释
[1]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意大利佛罗伦萨金匠、雕刻家，在法国和佛罗伦萨都有重要地位。——译者注
[2]莱辛（gotthold ephrain lessing，1729—1781），德国剧作家、评论家、哲学家和美学家。——译者注
[3]蒙田［michel（eyquem）de montaigne，1533—1592］，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作家，主要著作是《随笔集》三卷。——译者注
[4]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19后），对16—19世纪的欧洲散文、传记、历史著作的发展影响极大的传记作家。著有《比较列传》等。——译者注
[5]戴维·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新教哲学家、神学家和传纪作家。著有《耶稣传》、《新旧信仰》等著作。——译者注
[6]出自歌德著《意大利游记》。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作家，公认的世界文学巨人之一，批评家、政治家、教育家、自然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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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个哲学家那里所能获得的，与这一哲学家是否有能力做出一个榜样成正比。一个哲学家能够通过以身作则引领起举国民众，是不容置疑的事情。印度的历史，几乎就是印度哲学的历史——这就是证明。但做出一个榜样，必须是经由这一哲学家的外在可见的生活，而不只是经由其著作。这也就是像希腊哲学家所教导的那样，更多的是经由脸部的表情、身体举止动作、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以及礼仪道德做出榜样，而不仅仅是通过言传，甚至仅仅通过写作。哲学家的这种有勇气的外在可见的生活，在德国是多么缺乏！在此，当精神思想似乎获得解放很久以后，身体才获得逐渐的解放。但如果认为一个人的精神思想是自由的和独立的，而这人所获得的无拘无束（这无拘无束根本上只是这人创造性的自我约束）却不会经由这个人的每一个眼神和每一个脚步，从早到晚重新地展现出来——那这一看法就只是虚幻的。康德眷念着大学，屈服于政府，表面上有着宗教信仰，忍受着同事和学生——这样，康德的榜样自然就首先产生了大学的教授和教授们的哲学。叔本华对那些学者阶层并不客气，并与之划清界限，争取不受国家和社会的左右。这就是叔本华所树立的榜样，是他提供的典范，亦即从最外在的开始做起。但哲学生活中的各级自由，虽然在德国仍然不为人知，但却不会永远都是这样。我们的艺术家正更加勇敢和更加诚实地生活。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最强有力的例子，理查德·瓦格纳[1]就向我们显示出：一个天才，应该不要害怕与现成的规范和秩序相抵触——如果他要把活在其心中的那更高一级的秩序和真理呈现出来的话。但真理，我们的教授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东西，看上去却并不是会提出苛求的一样东西，是根本用不着担心其会有任何不守规范或者做出出格的事情，因为“真理”只是一个惬意、舒适的宠物——它向所有现行的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保证：对任何的一切，这一“真理”都不会带来丝毫的麻烦，因为它只是“纯粹的知识”，等等，等等。所以，我想说的是：德国的哲学需要不断学会忘掉很多的东西，才能成为“纯粹的知识”——而这，正是叔本华作为人所树立的榜样告诉我们的。
叔本华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的榜样，不啻是一个奇迹，因为他承受了内外夹击的种种巨大危险。面对这些巨大的危险和压迫，个性稍弱的人已经被压垮或者被粉碎了。在那种情势下，看上去叔本华作为人很有可能就得沉沦了，所留下的顶多不过就是所谓“纯粹的知识”；并且这只是幸运的情况，因为最有可能的是，既没有人也没有知识。
一个当代英国人[2]是这样描述在一般人的社会中，不一般的人所遭遇的最常见的危险，亦即“这些古怪的异类从一开始就挨上当头的一棒；然后就变得忧郁，接下来就是病态，最终就是死亡。像雪莱[3]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在英国活下去的，而整个雪莱这样的种族，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荷尔德林[4]和克莱斯特[5]，还有其他，就是毁于他们的并不一般，毁于无法忍受那所谓德国文化的环境氛围。也只有像贝多芬[6]、歌德、叔本华和瓦格纳那样的钢铁汉子，才可以还硬撑着站立。尽管如此，在这些铁汉脸上的特征和皱纹里，仍可看出那些累人的搏斗所留下的痕迹；他们喘着粗气，声音一下子就会变得高亢。某个经验老到的外交家，在见过歌德一两次并与之说话以后，对其朋友说，“voilà un homme，qui a eu de grands chagrins！”歌德把这句法文翻译成“那是个受过巨大痛苦的人”。歌德还补充说：“如果承受过的痛苦、付出过的努力会留下印记且不会被抹去，那我们以及我们的努力所剩下的一切，也会承载着同样的印记，就是毫不奇怪的了。”这就是歌德，就是我们的文化菲利斯丁人所指出的最快活的德国人。这些文化菲利斯丁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证明：生活在他们这些人当中，快乐肯定是可能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有人在他们当中并不快乐，且感觉孤单，那并不是他们的错。因此，他们甚至残忍地提出，并且实际上阐明了这样的定理：凡是让自己变得孤独的，就总隐藏着罪咎。而可怜的叔本华，在其心里也怀有此隐藏的罪咎，那就是他珍视自己的哲学更甚于自己的同时代人；此外，他是那样的不快乐，因为他通过歌德了解到，为了挽救其著作、不让其湮没，他必须不惜代价抗拒他同时代人的无视，因为这里有一个审判异端的裁判庭以实施检查，根据歌德的看法，德国人则是非常精于此道——方式就是维持牢固的沉默。这一招数就起码让叔本华主要著作第一版的大部分化为废纸。叔本华所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纯粹只是通过人们的无视，叔本华的伟大事业就可以被消解，这让叔本华处于某种可怕的和难以压抑的焦灼不安。叔本华连一个稍稍重要的追随者都没有。看到叔本华到处寻找自己的著作终于为人所知的蛛丝马迹，我们感受到的是悲凉；而他的著作在终于有人真正阅读的时候，叔本华所发出的高声、太过高声的欢呼里面，却有着某种苦痛、揪心的东西。叔本华所有的那些与一个有尊严的哲学家不相匹配的表现，恰恰就表现出了叔本华作为一个受苦的人的一面：他时时因担心失去自己那小财富而备受折磨，因为他担心或许因此而无法保持对哲学纯粹的和真正古典的态度；他渴望遇到完全信任和同情理解之人，却经常以失败告终，而他也就总是一而再地带着伤感的眼神，回到自己忠实的爱犬身边。他是一个完全彻底的隐居者。他没有哪怕是一个真正同声同气的人给他以安慰——在一个人和无人之间，就好比在我与虚空之间一样，是绵绵的无限。凡是有过真正朋友的人，那就算整个世界都以他为敌，都不会知道那种真正的孤独到底意味着什么。——啊，可以看出，你们并不知道陷入孤独到底是什么。哪里有强力的社会、政府、宗教、公众舆论，一句话，哪里有专制、独裁的地方，哪里的孤独哲学家就会招来仇视，因为哲学为人们打开了避难所的门，而专制、独裁是被拒之门外的；这是一个内在世界的洞穴、心灵的迷宫。这会激怒独裁者。孤独者藏身于此，但这也暗藏着对孤独者的最大危险。这是因为为自由故而遁入内在的人，必然也过着外在的、让别人看得见的生活。这些人与他人因为出身、居住地、祖国、教育、机缘巧合、摆脱不了的与他人纠缠，等等，而形成了不可胜数的关系；人们会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些孤独者也会有着无数这样和那样的大众看法，纯粹只是因为这些看法在当时是占主流的；每一个人的脸部表情，只要不是否定的，那就被视为与主流同一；每一个手势，只要不是破坏性的，就会被理解为赞同。他们知道，这些孤独者和精神的自由人，不管身在何处，显现出来的样子就总与他们自己所想的不一样。他们只愿意诚实、真实（真理），但围绕着他们的，却是由误解编织而成的大网。他们热切求真，却无法避免自己的行为蒙上一团由别人的错误看法和理解，由似乎和大概，由别人的某种承认和出于容忍的沉默所组成的烟雾。在他们的额头上笼罩着忧郁的乌云，因为这些人对一定要做足表面功夫恨之入骨，更甚于死亡。由此而来的这种持续的怨愤，让他们变得咄咄逼人，不时地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他们不时为自己那强制性的自我掩饰、为那迫不得已的克制和保留而寻求报复。从那洞穴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是一副吓人的表情；他们的话语和行为是爆炸性的；他们也很有可能亲手让自己毁灭。叔本华就是这样危险地生活着。正是这样孤独的人最需要爱，最需要志同道合的人，因为在这些人面前，他们就可以像面对自己一样地敞开胸怀，能够朴素和简单；与这些人在一起，就不再有那痉挛一样的沉默和佯装。把这些同志和伙伴拿走以后，就会产生一种与日俱增的危险。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就是因为缺乏爱而沉沦，而对那些并不一般的人最可怕的杀手锏，就是迫使这些人龟缩于自身，以致他们重又从自身出来的时候，那每一次都是火山爆发。不过，仍然有一些半神一样的人物，能够承受得住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生存，并且是胜利地生存。如果想要听听这些人孤独的歌唱，那就听听贝多芬的音乐吧！
这就是第一个危险，亦即陷入孤独和分离——叔本华就在其阴影下成长了起来。第二个危险则是对获得真理的绝望。这个危险伴随着每一个从康德哲学出发的思想家，前提就是，这是一个有力的、全面的、受苦和渴求之人，而不只是一个啪嗒啪嗒作响的思想和计算机器。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提出这一前提是因为那令人羞愧的现实情况。的确，在我看来，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是受到了康德哲学鲜活的、近乎脱胎换骨般的影响。虽然人们到处都可读到：自从这一安静的学者给出了他的著作以后，在所有精神思想的领域都爆发了革命，但我却无法相信这一说法。这是因为，我在人们的身上并没有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而在任何某一精神思想领域发生全面革命之前，这些人本身首先就必须先来一番革命。但康德的哲学真的开始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话，我们就会察觉到那只是形成了某种腐蚀性和破坏性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也只有那些具有最活跃和最高贵头脑思想的人，只有这些从来不会长久忍受怀疑和疑惑的人，才会让真理对其震撼，以及他们对真能获得任何真理的绝望去取代怀疑和疑惑的位置。例子就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对康德哲学的体验。“最近，”克莱斯特以他那动人的笔触写道：
我了解到了康德的哲学。我现在必须告诉你我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不用担心康德的哲学会给你如此之深、如此之痛苦的震撼——就像康德哲学所给予我的那样。——我们无法断定：我们那称之为“真理”的东西，是否真的就是真理，抑或那好像似乎真理而已。如果那真的就只是似乎的真理，那我们在此所收集到的“真理”，在我们死亡以后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费尽心力要获得某样的东西，终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这种东西也将随着我们一起进入坟墓。如果我的这一尖锐的想法，并不会刺中你的心，那你可不要嘲笑一个在最神圣的内在深处被这一想法重伤了的人。我的唯一的、我的至高的目标已经倒下来了，我再没有这样的目标了。[7]
的确，什么时候人们会再度以克莱斯特式的自然方式去感受？什么时候人们将再度学会以自己“最神圣的内在深处”去评估一种哲学的意义？而要评估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这种方式的感受和估量，却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叔本华就是一位引领者：他引领我们走出那闷闷不乐的怀疑主义，走出灰心放弃以后的挑剔批评，一路向上，直达那悲剧中静观默想的高处：在我们的头顶，是那无限的星空；而叔本华本人，则是第一个走出了这一条路子。这就是叔本华的伟大之处，就是把生活整体的图卷摆在我们的面前，目的就是对这一整体的图卷予以说明、解释。而那些目光刁钻尖细的人，则始终摆脱不了这样的一个错误，亦即他们误以为越是对此图卷所用的颜料，以及对颜料附着的画布材料作出不遗余力的探究，那他们就越能阐明这一图卷所表达的含义。或许，这些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画布，其纺织是错综复杂的，画布上面的颜色，其化学构成则是无法探究明白的。我们得琢磨画家，才能明白其画作——叔本华是知道这一点的。但现在，从事各科学行当的所有人，却一门心思去琢磨那画布和颜料，而不是去理解那幅图画。的确，我们可以说，只有那些密切注视着生活和存在的总体图画的人，才可以应用各个科学分支而无害，因为缺少了这样一幅协调、统一的整体图画，那各个科学分支就只能是一团乱麻——这些东西是不会最终引致某一结果的，而只会把我们那本身就是迷宫一样的人生，弄得更加地扑朔迷离。在此，就像我已说过的，正是叔本华的伟大之处：他追随着生活的总体图画，就像哈姆雷特紧随着那鬼魂一样，不会心有旁骛；就像那些学者们所做的那样；或者，在经院哲学的牛角尖概念中打滚，就像那些疯狂的辩论术士那样。那些所谓“四分之一哲学家”所做的研究，之所以还有吸引力，只是因为这些人看到通过这些研究，就可以一下子在伟大的哲学大厦中占据某一角落——在此，学究式的对还是错、推敲、怀疑、反驳、否定，等等，都是允许的。这样，他们也就逃避了每一伟大哲学的挑战。这一挑战总体来说不外就是：这就是总体生活的图像，就从中学习你的生活的意义吧。反过来说就是：就只阅读你的生活吧，并从中理解那组成总体生活的象形文字。叔本华的哲学也应该首先是作这样的解读：作为个人，就从自身出发，唯独为了自己，目的就是要对自己的痛苦和欲求、对自身的局限性能够得到一种深切的洞察；目的就是要了解对症之药及获得安慰，亦即要牺牲那个“我”，服从于和服务于最高贵的目标，而最首要的就是服从公正和慈悲的目标。叔本华教导我们，要分清何者真正能够增进人类的幸福，何者却只是表面上如此：不管怎么致富、获取荣誉和成为博学，也不会让人们摆脱对生存的无价值感及由此产生的深深的懊恼；而争取得到上述好处（财富、荣誉、知识），也只有通过一个更高的、具有神圣色彩的总目标，才会获得意义。也就是说，获得力量，并以此助身体进化一臂之力，尽量一点点地纠正其愚蠢和笨拙。首先虽然只是为了自己，但通过自己最终却是为了人人。当然，这种争取会既深且真地引向死心断念、无欲无求，因为不管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普遍的群体，又能有哪些和何种程度的改良呢！
把这里所说的应用在叔本华的身上，那我们也就触及第三个危险：叔本华身处其中，同时也是叔本华所特有的；这危险隐藏在叔本华的整个身体骨架和四肢结构里面。每一个人都会在自己的身上发现局限之处，这既可以是在他天赋智力方面，也可以是在其道德意欲方面。这些局限会让这个人感受着渴望和忧郁。正如一个人在感觉到自己的有罪和恶性的话，就会渴望神圣的素质；同样，他作为一个智力生物，也会深深渴求自身的天才。这是一切真正文化的源头。如果我把人们的渴求理解为要投胎重生而成圣者或者天才，那我知道人们不需要成为佛教徒也能理解这个神话。不论是在哪里，在学者圈里也好，在那些所谓的有文化教养的人的圈里也好，每当我们发现人们虽然有智力的天赋但又没有上述的渴望，那我们就会反感和恶心。因为我们感觉到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头脑，是不会有助于我们那进化中的文化和催生出天才，而只会起妨碍作用。但助力进化中的文化和催生出天才，却是一切文化的目的。上述那些人就是处于一种硬化了的状态，在价值上，就类似于那种习惯性的、冷冰冰的、洋洋自得的规矩道德，而这种规矩道德也同样是与真正的神圣品质相差甚远。那么，叔本华的本质包含了一种奇特的、至为危险的双重性。甚少思想家能够以叔本华同样的程度，以他那无比的自信感受到自己身上涌动着的天才。叔本华的天才给了叔本华这样至高的许诺：叔本华的犁头在现代人的土地上犁过以后，就再没有其他更深的犁沟了。所以，叔本华知道自己一半的本质得到了实现和满足。再没有了欲望，也确信自己的力量。叔本华以其伟大和尊严，胜利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在叔本华的另一半，则存活着另一种炽热的渴望。据说，叔本华把目光从朗塞[8]（沉默苦修的拉·特拉贝修道方式的伟大发起者）的画像移开的时候，是眼藏痛苦，说出的是这样的话：“那是神的恩赐！”我们理解叔本华的渴望。叔本华的天才更加深切地渴望圣者的素质，因为他的天才从其瞭望台看得比其他人更加遥远，也更加清晰，一直看到认知与存在达致和解，一直看到那宁静和否定意欲的王国，一直看到那印度人所说的彼岸。但奇迹就在这里：叔本华的本质必须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完整和坚韧，才可以既不被这一渴望毁灭，也能不被其硬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所是和所是的程度加以理解；但这里面的全部含义，却是无人可以理解的。
我们越是思考上述的三个危险，那这样的事情就越发让人觉得惊奇：叔本华是如此硬朗地战胜了这些危险，保护了自己；从战场上下来的时候，叔本华仍然能够腰杆挺直，精神矍铄。虽然身上还有裂开的伤口和不少的疤痕，情绪也似乎显得过于苦涩，不时也太过好斗，但至为伟大的人，也无法达至自己树起的理想。叔本华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尽管叔本华有着这样那样的疤痕和瑕疵。的确，我们可以说，叔本华身上的那些不够完美之处和太过人性的东西，把我们在人性的意义上拉近到了他的周围，因为我们把他看作是一个受苦的人，是我们的一个难友；而不只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天才。
威胁叔本华的三个危险，也威胁着我们所有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某种独一无二的创造性，那是他的本质内核。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独特的创造性，那他的身上就仿佛围上一个奇特的、由不寻常之人所发出的光环。这一独特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某种难以忍受的东西，因为正如已经说了的，他们是懒惰的，同时也因为与人的这一独特创造性相连的，是一连串的操劳和负担。毫无疑问，对于背负这些重担的不同寻常的人，生活就会失去了几乎所有人们在年轻时候都会渴望的东西，开心愉悦、生活安定和轻松，还有荣誉；而他的同类给予他的礼物，却是孤独的命运。不管他要生活在哪里，反正都是沙漠和洞穴。现在，他就得小心不要屈服，不要沮丧和消沉。因此，他尽可以把叔本华那样的一些勇敢和优秀斗士的画像，放置在自己的周围。但那威胁叔本华的第二个危险，却并不是那么罕有的。不时地，有人会从大自然那里获得一副锐利的眼光，他的思维喜欢思辨地双步走；如果这样的人轻率地放任自己的才能，那他很容易就作为人而沉沦，几乎就只在“纯科学”的领域过着幽灵一般的生活，或者习惯了在事物当中寻寻觅觅那或正或反以后，却迷失了总体的真理，因而被迫在失去了勇气和信任之后生活下去，否定、怀疑、不安、不满，半抱着希望，随时准备着失望，“连一只狗都不可能这样长久生活下去！”[9]第三个危险就是在道德上或者在智力上的僵硬化。他挣断了与自己理想的维系，没有了在其领域结出成果和繁殖的能力，在文化的意义上，变虚弱或者变无用了。他那独一无二的本质，变成了一个不可再分的、缺乏沟通的原子，变成了一块冷冰冰的岩石。这样，一个人的沉沦，既可以是因为这一独特性，也可以是因为害怕这一独特性；可以是因为这自我本身，也可以是因为放弃这自我本身；可以是因为渴望，也可以是因为僵硬化了。这样的生活也就意味着危险。
像叔本华这样的个性构成，不管他生活在何种年代，都会遭受特定的危险；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危险是出自叔本华所处的时代。把这两种危险区分开来，对于把握叔本华本质中的榜样和教育成分是很重要的。我们想象一下，哲学家的眼睛注视着这一存在：哲学家现在就要重新确定其价值。这是专属于所有伟大思想家的工作，亦即成为事物的尺度、重量、币值等方面的法则制定者。如果他首先看到的人，正好就是瘠小、被虫子啃坏了的果子，这将极大地妨碍他的评估工作！为了公正对待这泛泛的存在，对他那没有价值的现时代，他就得加上太多！如果了解过往的历史，或者外国的民族是很有价值的话，这对于哲学家而言，对于要对人的总体命运作出一个公正判断的哲学家而言，则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哲学家并不只是对人的平均命运做出判断，而是首要对个别人或者对整个民族所承受的最高命运作出判断。但所有现时的东西都是纠缠人的，这些东西影响着、指挥着眼睛，尽管哲学家并不希望这样；这样在总体计算的时候，现时此刻就会不自觉地被高估了。所以，哲学家在比较自己的时代与其他时代差别的时候，必须低估自己的时代；在他为自己克服了现时此刻的同时，也在其给出的生活图画中克服了现时此刻，亦即让现时此刻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就好比用颜色涂盖之。这是一项困难的并的确是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古希腊哲学家对于存在的价值的判断，要比现代人的判断包含了多得多的内容，因为古希腊哲学家眼前和周围所看到的生活，是那样丰满和完美，因为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思想家的感觉被这样一对矛盾弄得混乱和迷惘：一方面是渴望自由、渴望美、渴望丰盛的生活；另一方面则是追求真理，亦即只是提出这一问题：这一存在是否值得？无论是在什么时期，人们都很需要知道，处于希腊文化最有力和最欢快生活时期的恩培多克勒[10]，就存在所说过的话；他的判断甚具分量，尤其是出自他那伟大那时代的其他任何一位伟大哲学家，并不曾给出任何相反的判断。恩培多克勒只是说得最清晰的一个，但归根到底，亦即只要人们竖起耳朵认真倾听，那他们所有的人都说出了同样的东西。一个现代思想家，正如已经说过的，永远苦于无法达成这一愿望：他会要求把生活，把那真正、鲜红和健康的生活重新呈现在他面前，这样他才好据此生活给出评语。起码对于他自己而言，他觉得有必要先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才相信能够成为一个公正的判官。这也是为什么恰恰新时代的哲学家是属于生活、生存意欲的最强力支持者；为什么出于贫瘠虚弱时代的他们，会深深渴望一种文化，渴望那美化了的进化。但这种深切渴望却是他们面临的一种危险：在他们的身上，生活的改良者与哲学家（亦即生活的评判者）在搏斗。不管哪一方最终赢得了胜利，那也是一种蒙受了损失的惨胜。叔本华又是如何摆脱了这一危险的呢？
既然人们最喜欢把一个伟大的人物视为他那个时代的真正产儿，并且既然这一伟大人物肯定比所有小人物都更加强烈地痛感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缺陷，那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与其时代的抗争，表面看上去不过就是这个伟大人物与其自身的无意义和毁灭性的抗争。但这只是看上去似乎是这样而已，因为这个人物抗争其时代的，是这时代中妨碍其成为伟大的东西；对于他来说，他就是为自由、为完全成为其自身而抗争。由此可知，他那敌意，归根到底只是指向那虽然在他身上发现但却又不是他真正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与之为敌的，是那永远不可调和、永远不可混合，但现在却被硬凑合在一起的那个不纯净体；是要合乎潮流与他的始终不合潮流两者的虚假焊接。最后，事实证明，这位所谓的时代的产儿，其实就只是这个时代的继子而已。所以，叔本华从年轻时候开始，就与他那虚假、虚荣、配不上他的“母亲”作斗争，亦即与他那个时代作斗争。他就类似于把这“母亲”逐离了自己，然后得以纯净和治愈自己的本质，重新处身于与他相适应的健康和纯粹。因此，叔本华的文字可被视为反映其时代的镜子。如果在这面镜子里，所有合乎时代的东西，都只显现为丑陋的病态：瘦弱、苍白，眼眶深陷、空洞，面容疲倦，为人继子的那些可被看出的痛苦——如果是这样，那当然不是这面镜子的错。对更强本性的渴望，对更健康和更朴素人性的渴望，在他而言，就是对他自身的渴望；只要他战胜了他身处的那个时代，那他就必然惊奇地看到自身的天才。他本质的秘密现在得以显现，他那“继母”（时代）想要掩盖他的天才的企图落空了，进化王国被发现了。现在，他以无畏的眼睛盯向这一问题，“这样的生活，到底有什么价值？”他据以判断的，并不只是那混乱和苍白的时代及其虚伪、含糊不清的生活。他知道得很清楚，在这个地球上，除了这一时代的生活以外，还可以找到和达到更加高级和更加纯净的生活；而谁要只是根据现在这一可恨的形态而认识和评估，那他对整体存在就是很不公平的。不，天才本身现在就已受到呼唤，也好让人们听听这一天才——这一生活的最高结果——是否能够为这一生活辩护；那庄严和具有创造力的人，现在就要回答这一问题：“你在你的内心深处，肯定这一存在吗？你满足吗？你愿意成为这存在的辩护人、解救者吗？因为你就只需要真心实意用你的嘴巴说出‘是的！’——那受到严厉指控的生活也就可以自由了。”——他将如何回答？那就是恩培多克勒的回答。
注释
[1]理查德·瓦格纳［（wilhdm）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戏剧作曲家和理论家，所作歌剧与音乐对西方音乐的历史进程有突破性的影响。——译者注
[2]指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6—1877），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社会学家和书法学家。引文出自他的著作《各民族的起源》。——译者注
[3]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浪漫派诗人，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译者注
[4]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friedrich h?lderlin，1770—1843］，德国抒情诗人，生前很少得到赏识，直到20世纪初叶，才在德国被重新发现，有了“杰出的德语抒情诗人”的声誉。——译者注
[5]克莱斯特（ewald christian von kleist，1715—1759），德国抒情诗人，以长诗《春》闻名。——译者注
[6]贝多芬（ludwing van beethoven，1770—1827），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德国作曲家，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势主宰了音乐史中的一个时代。——译者注
[7]参见《致威廉敏·冯·曾格的信》。——译者注
[8]朗塞（armand-jean，le bouthillier de rance，1626—1700），法兰西天主教神职人员，1644年任特拉普西多会隐修院院长，竭力整顿西多会。——译者注
[9]参见歌德著《浮士德》第一部。——译者注
[10]恩培多克勒（empedodes，前490—前430），希腊哲学家、政治家、诗人、宗教教师和生理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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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暗示，就先暂时保持难以理解吧：现在我可要说一些很好理解的东西，亦即解释我们所有人如何能够通过叔本华来教育我们，以抗拒我们的时代——因为我们有通过叔本华以真正认识这一时代的优势。也就是说，假设这是一个优势！不管怎么样，再过几个世纪以后，这优势就是不再可能的了。人们很快就会厌倦了阅读以及那些作者；学者们在将来的某一天，也会想到要立下遗嘱，并指示他们的遗体要放在群书中间，尤其是要放在他们自己写的书中间火化掉——每每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好笑。如果森林真的不断在减少，那是否在将来的某一天，图书馆会作木头、麦秆和灌木之用？大部分的书籍都是出自头脑中的烟和雾，那它们就理应重回烟和雾中去。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火焰在其中，那就让火焰惩罚它们吧。因此，稍后的世纪有可能会把我们的时代视为“黑暗的世纪”，因为这时代出的书能把炉子烧得最热和最久。这样的话，我们有机会了解到这一时代，那是多么的幸运啊。也就是说，如果关注和研究自己的时代还有某种意义的话，那就尽可能彻底研究它，对此不再遗留任何的疑惑，那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幸运的好事。而这正是叔本华为我们做的。
当然，如果经过探究，发现像我们这样高傲和这样充满希望的时代，在过去还从来不曾有过，那就是百倍的幸运了。现在此刻，在地球的某一角落，例如在德国，的确还有着天真幼稚的人随时准备着相信，并且还非常认真地谈论着：自从好几年前[1]，世界就已改好了；对存在或许有过的怀疑和阴暗看法，已被“事实”驳斥。这是因为对于这些人，情况是这样的：新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基础，就是对所有“悲观”哲学的决定性和毁灭性的一击，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谁想要回答这一问题，即“作为教育家的哲学家，在我们这一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他就必须回应上述那流传甚广（尤其是在大学）的观点；他甚至要这样回答：这样恶心的、为时代献媚的恭维话，由所谓的值得尊敬的思想精英反复说出来，简直就是羞耻。这也是一个证明：证明了人们一点都不再感觉到哲学的严肃与报纸的严肃，两者原来还差那么远。这些人已经不仅失去了仅剩的一点点哲学思想，而且也失去了仅剩的宗教思维。换来的，并不是诸如乐观主义那样的东西，而是报纸新闻文体，是每天的、日报式的精神或说缺乏精神。相信存在的问题会经由一桩政治事件而转移或者解决——这样的哲学，是滑稽的伪哲学。自古以来，很多国家都建立了起来，那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了。一次政治改革，又如何足以让人们从此变成地球上的快乐居民？但如果有人真心相信这是可能的，那他就要报上名来，因为他确实够格成为德国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了，就像柏林的哈默斯（harms）、波恩的约尔根·梅耶尔（juergen meyer）和慕尼黑的卡列尔（carriere）[2]。
在此，我们所经历的，是最近在各个屋顶用大喇叭宣传的理论留下的后遗症。此理论宣讲国家就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对于一个人来说，并没有某种比服务国家还要高的义务。在此理论中，我认出的不仅是倒退回异教徒信仰，而且还倒退回愚昧中去。有可能的是，把服务国家视为最高义务的这样一个人，的确也就无法认识其他更高级的义务。但在那另一边，却还有一些人和义务，而其中的一个义务，在我看来起码是高于对国家的服务——那义务要求我们歼灭任何形式的愚昧，也包括这正在说的愚昧。正因为这样，我在此关注的是目的已经超越了国家福祉的人，是哲学家，并且我关注他们的，只是在那与国家福祉几乎无关的一方世界，亦即在文化的方面。那些相互交织而组成了人类社会的圈圈，一些是黄金做的，其他的则是黄铜。
那哲学家又是怎样看我们这时代的文化呢？当然是与哲学教授们很不一样，因为哲学教授们对国家是深感满意的。当哲学家想到生活中那普遍的匆匆忙忙和迫不及待，想到人们不再静观，也不再朴素，他几乎看到了文化遭受灭绝和根除的症状。宗教的积水已经退去了，留下的是一片片沼泽地和池塘；民族、国家之间充满仇恨地再度各自分离，并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那不受任何制约的科学，以盲目、放任自流的方式发展，正在动摇和击碎了所有之前人们深信不疑的东西。受过教育的阶层和国家，被那可鄙的金钱经济大潮冲垮了。这世界从来不曾如此世俗，不曾如此缺乏爱和善良。学者阶层不再是在这躁动不安的世俗化中的灯塔和避难所，他们本身每天都变得越加不安，越加缺乏思想和缺乏爱意。所有一切，包括现代艺术和科学，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野蛮铺平道路。受过教育者蜕变为教育的最大敌人，因为对现已普遍的病态，他们采取讳疾忌医的态度，妨碍了医者的救治。人们一旦说起他们的虚弱，并抗拒他们那些有害的谎言，他们就恼羞成怒。这些可怜的家伙，他们巴不得让人们相信他们的世纪，已经超越了所有以往的世纪；言谈之间，尽是一副硬装出来的兴高采烈。看着他们那种假装快活和幸福，有时候会让人感觉揪心，因为他们的幸福完全让人无法理解。人们甚至不想问他们，就像坦海塞问彼特洛夫[3]那样：“你这可怜人，你到底又享受了些什么呢？”因为，唉，我们自己心知肚明，知道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是头顶冬天，住在高山之上，既危险又窘迫。每一个快乐都是短暂的，每一束阳光都是苍白的：它只是蹑手蹑脚地轻撒在白雪山上的我们。音乐声响了，一个老头摇起那手动风琴，跳舞者转了起来。目睹这一切的流浪者被触动了：举目尽是那样荒凉，那样封闭，那样缺少色彩，那样毫无希望，而现在在这里面竟响起了欢乐之声！那没有头脑的、喧闹刺耳的欢乐声！但傍晚的雾色渐浓，喧闹声音逐渐减弱了，流浪者的脚步嚓嚓作响，极目所见，除了大自然的荒凉和残酷面貌以外，别无其他。
如果只强调现代生活图像那缺乏力度的线条和呆滞的色彩就是片面的，图像的另一面却无论如何也没有让我们更加宽心，只会使我们更加不安。当然，那里存在着力量，并且是非比一般的力量，却又是野蛮的、原初的和全然没有怜悯之情的力量。人们忐忑不安，夹杂着期待地看着这些，就犹如盯看着巫婆厨房里的烧锅：那里随时都会闪烁、发亮，迸出些可怕的景象。自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准备好了迎接天翻地覆的改变；如果最近有人试图以所谓民族国家的根本力量来反对、消解或者引爆当代人最深切的愿望，那在一段长时间里，只会徒增已是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和受威胁感。一些人表现得就好像他们对这些忧虑和惊恐一无所知。但这不会迷惑我们，他们的不安已经表明他们对此了解得多么清楚。他们思考得很匆忙，也只唯独想着自己——这还真是前无古人。他们只为他们的时代而建设和耕种，那对幸福的追逐从来没有这么厉害，就好像今天和明天再逮不住猎物的话，那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我们生活在原子和原子混乱的时代。在中世纪，敌对的势力会经由教会控制在一起，并通过教会所发挥的强制力量，把各方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同化。当这种纽带扯断了以后，强制力量就松弛下来了，各个势力就相互为敌。宗教改革宣布了很多事情为“无关宏旨”，很多的领域不再由宗教的想法而定夺。这是宗教为能生存下去而付出的代价，正如基督教在面对更有宗教味的古代时，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付出了相似的代价。自那以后，分裂不断在蔓延。现在，这地球上几乎所有的一切，都由那最粗野和最邪恶的力量，由眼里只有自己的赚钱生意人和军事的独裁者控制。国家在后者的手中，当然会尽力重新组织所有的敌对势力，成为一统这些势力的纽带和管控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想要得到这些势力以前曾经给予教会的那种盲目崇拜。那收效怎样呢？我们还要走着瞧。不管怎么样，我们甚至现在还仍然处于中世纪的冰河流中：冰河融化了，并以毁灭性的强力奔流着。冰块上面堆积着冰块，河岸已被淹没，崩溃就在旦夕。革命是完全无法避免的了，甚至那将是一种原子爆发的革命。但那组成人类社会的最小不可分的构成材料，又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期即将到来的时候，与真的处于社会崩溃的混乱漩涡之中相比，可以说人性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恐慌地等待和贪婪地利用着每一分钟，诱出了灵魂中所有的怯懦、卑鄙和自私的素质；而真正的困厄时期，尤其是普遍的巨大困厄时期，却通常让人们变得更好和更加热心。在我们这样的危险时期，谁将会奉献自己，成为人性的守护者？成为保护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由不同种族所逐渐积累起来的神庙珍宝的骑士？谁将树立起“人之形象”，而其他的所有人，则只是在内心里感受着自私的蛀虫和可鄙的诚惶诚恐，并从“人之形象”堕落为动物或者机械人？
有三种人的形象是我们新时代先后树立起来的，这三种形象也被凡夫拿来，在一段长时间里成为焕发、美化或者神化自己一生的原动力。这就是“卢梭[4]式的人”、“歌德式的人”和“叔本华式的人”。第一种人的形象甚具火力，也最能对大众发挥作用。第二种人的形象则只给为数不多的人而设，亦即只适合于那些格调庄重、宏大的观照者；这些是受大众误解的人。第三种人的形象则要求那些最积极行动的人也成为自己的观照者，因为只有这些人才可以放心无害地看视这一形象，原因在于这一形象所要求的，会累坏那些静观默想者，也会吓倒大众。卢梭式的人自有一种力量，曾经鼓动起猛烈的革命，并且仍然如此，因为在所有的社会主义震动中，总是卢梭式的人在那里作鼓动。就像被压在了埃特纳火山之下的风暴之神堤丰[5]在咆哮。他受着傲慢的特权阶层和为富不仁者的压迫和剥削，受到教士们和劣质教育的坑害，还有就是因为那可笑的世俗风气，他在自己的眼里也觉得羞耻。这样，处于困境中的他就向“神圣大自然”发出呼喊。他也突然感觉到大自然是那样远离自己，就像那某个伊壁鸠鲁[6]的神灵一样。他的祈祷无法上达，他是那样深陷于非自然的混乱之中。他嘲弄地把所有那些五光十色的装饰从他那里扔走——而在这之前不久，这些饰物在他的眼中还显得至为人性；还有就是他那些艺术和科学，那精美细致生活的种种好处，也一并被扔掉。他把拳头砸在四壁的墙上——在四壁围墙里的昏暗中，他就是这样退化和堕落的。他要求光明、太阳、森林和山崖。他在喊着“只有大自然才是好的，只有自然的人才是具人性者”的时候，他鄙视自己，渴望超越自己。在这样的心境中，他的灵魂也已经随时要做出可怕的决定，但他那内在深处最高贵的和最稀有的东西也一并被呼唤出来了。
歌德式的人并不是这样的一种威胁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歌德式的人甚至是一种矫正和镇静剂——对那受到危险刺激、亢奋起来的卢梭式的人而言。歌德在年轻的时候，全副身心信仰美好大自然的福音。他的浮士德就是卢梭式的人至高和至大胆的写照，起码在其刻画浮士德对生活那极度饥渴、不满和渴求，浮士德与心之魔鬼交往等方面是这样。但大家看看，集结起来的那些乌云，最终会有什么结果？当然不是电闪雷鸣！在此正向我们展示了人的一个新形象——歌德式的人。人们会以为，浮士德将会过上到处受压的生活，因为他是无法获得满足的起义者和解放者，是从善良、好意出发的一股否定力量，是颠覆性的宗教和魔鬼天才。这与他那完全没有魔性的同伴相映成趣，虽然他已经无法摆脱此同伴，对这同伴恶意的怀疑和反对，他只能是既利用又鄙视。这就是一切造反者和解放者的悲剧命运。但如果我们对这类人有所期待的话，那我们就错了：歌德式的人与卢梭式的人，就在此分道扬镳，因为歌德式的人憎恨暴力和激进，这就意味着憎恨行动起来、做出事情。这样一来，浮士德从世界的解放者就恍惚变成了世界的旅游者。生活和大自然的所有王国，所有的以往，所有的艺术、神话，所有的科学，都看着那永不满足的观照者匆匆掠过；那最深切的欲望被刺激了起来，也得到了平复，就算是海伦[7]也不能留住他稍长一点的时间。而他那在一旁嘲笑着的同伴，暗中等候的时分也要到了。在这地球上的某一地点，他的飞行就要结束，翅膀掉落了下来，墨菲斯托已经等待多时了。一旦德国人停止成为浮士德，那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无过于成为菲利斯丁人[8]和投入魔鬼的怀抱。也只有上天的力量才能解救他。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歌德式的人是格调高雅的观照者。也只有这样，他才不会在这世上受煎熬，亦即把所有过去有过的、现在仍有的一切伟大的和有意义的、值得纪念的东西，都收集给他作为营养。他就是这样地生活，虽然那也只是不断从一个欲求到另一个欲求。歌德式的人并不是一个行动者。相反，如果他一旦在由行动者组成的现行秩序中占据某一位置，那我们就可以肯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歌德充满热情参与舞台就是一个例子。但最关键的是，不会推翻任何的秩序。歌德式的人是保守、维护、循规蹈矩、容易相处的力量；但他遭遇的危险，正如上述就是堕落为菲利斯丁人，就像卢梭式的人可以成为喀提林[9]式的阴谋家、叛徒一样。歌德式的人能再多一些肌肉力量和天然的野性，那这种人的所有优点就会更加突出。歌德似乎意识到他自己那种人的危险和弱点所在，他借雅诺斯给威廉·迈斯特的话中点了出来：“您恼火和尖锐，这很好；但如果您能够愤怒爆发，只是那么的一次，那就更好了。”[10]
因此，坦白地说，愤怒爆发有其需要，这样才会让事情变得好些。在这方面，叔本华式的人就能够给予我们勇气。叔本华式的人把保持诚实的痛苦，自愿地背负起来，而这些痛苦，帮助他抑制自我的意欲，并为自己的脱胎换骨做准备——而生活的真正意义，正是要把我们引往这一方向。对别人来说，叔本华的那种直言真实，看上去似乎是心肠歹毒的表现，因为人们把遮掩自己的不完整和不完美，以及为其开脱的借口，视为人性的责任，而破坏了这幼稚把戏的人，就肯定是恶毒之人。人们就会尝试着向这样的人吼出浮士德对墨菲斯托说过的话：“那么，你就是要伸出冰冷的魔鬼拳头，对抗那有益的、具有创造性的力量？”[11]而谁要是愿意过上叔本华式的生活，那看上去就更像是墨菲斯托，而不是浮士德——对于现代的那些弱视眼睛而言。并且，这些弱视者，任何的否定话语，永远都会被视为恶毒的标志。但有一种否定和破坏，其实正是强烈渴望神圣和解救的流露，而作为这方面的首位哲学导师，叔本华就出现在我们这亵渎神圣和真正世俗化的人群中。所有的存在，如果能够被否定的话，那也就值得被否定了。保持诚实，就是相信某种存在是无法被否定的，这存在本身是真实的，没有谎言的。所以，诚实的人感觉到自己的行事带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那需要一种别样的、更高一级的生命（生活）法则才可以解释；在最深的意义上是肯定性的——尽管他所做的一切，看上去似乎完全就是破坏和打碎目前这一生活的法则。虽然叔本华式的人，其所作所为必然引致持续不断的痛苦，但是，他知道爱克哈特大师[12]也知道的这一点：“能够最快把你带至完美境界的坐骑，就是痛苦。”我认为，每个人只要有这样的生活方向，那他的心就必然扩大，就会产生炽热的愿望，要成为这样的叔本华式的人，亦即对于自身和自身的福祉，有着某种奇特的泰然自若；其认知，则是一团强烈的、吞噬的火焰，与那些所谓科学人的冰冷和可鄙的中性格格不入；其观察和思考，远远超越了只是怏怏不乐和阴郁发脾气；把自己永远作为第一份祭品献给所认识到的真理，并且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诚实所必然带来的痛苦。确实，由于他的勇敢无畏，他葬送了自己的尘世幸福；他必然地成为了他所热爱的人民的敌人，成为了他所成长其中的机构、制度的对头；他不可以宽容和体谅人或事——尽管对其受伤，他也心怀恻隐；他将受到误解，并长期被视为他所憎恶的力量的同盟；他争取正义的所有努力，以常人的认识眼光看来，似乎必然是有失公正。但是，他应该以他的伟大老师叔本华说过的话，劝告和安慰自己：“幸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人所能达到的，顶多就是英雄般的一生。”这样的一生，也就属于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为了所有人的好处而与超强的困难搏斗；到最后，是取得胜利了，但却只得到一点点，甚至完全没有得到回报。在这结局时刻，他就像戈齐剧中的王子[13]：他已经石化了，但仍保持着高贵的姿势和神态。关于他的记忆会保留下来，人们会怀念他这个英雄；他的意志（意欲）在其整个一生中饱受挫折和屈辱，而最终在涅槃中熄灭，因为他的不懈努力和勤勉，换来的是甚微的成效和世人的毫不领情、毫无感恩。这样英雄般的一生，连带其承受的屈辱，却当然与大众心目中可怜的想当然很不吻合——但这些大众，却对他的一生议论最多，也举行庆典缅怀伟大的人物，并误以为伟大的人物之所以是伟大的人物，就与大众之所以是微小人物，原因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那些伟大人物，要么是由于仿佛得到了上天的馈赠，以应用这一馈赠为乐趣；要么就是由于某一类似于机械的作用，伟大的人物是身不由己地盲目听命于那内在的冲动。这样的话，那些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上天馈赠的人，或者那些并没有感觉到那种冲动的人，也就有了成为微小人物的权利，一如那些伟大人物成为伟大人物一样。但受馈赠和受冲动，都是可鄙的字眼，人们以此意图逃离内在的提醒和督促；并且，这也是对每一个倾听此提醒和督促声音的人的一种侮辱，亦即对伟大人物的侮辱；因为恰恰是这样的伟大人物，是最不会受“馈赠”或者随“冲动”而动；因为这样的人与其他每一个小人物都同样清楚地知道，如何才能让生活轻松自在，那高床软枕在躺下、在伸展身体的时候，又会是多么的柔顺舒服——如果一个人是以习俗和彬彬有礼的方式对待自己和对待其同类的话，因为人类的所有秩序和制度，其设立和安排，毕竟都是为了持续分散和岔开人们的思维，让人们不会感受到生活。那为何他要如此强烈地反其道而行之，亦即就是要感受这一生活，意思就是要感受到生活的苦痛？因为他看出人们希望他欺骗自己，人们达成了某种默契，要偷偷地把他从他那洞里弄走。这样，他就打起精神，竖起耳朵，下定决心“我要坚持我自己！”这可是一个可怕的决定，他也只是慢慢明白到了这一点。因为现在他就要下潜到存在的深处，嘴里念叨着的是一连串并不寻常的问题：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要从生活中学到什么样的道理？我是如何成为一个现在这样子的人？为何我会作为这样的人而受苦？他折磨着自己，而举目看过去，却没有人是这样自我折磨。相反，他的同类，对政治舞台上上演的魔幻般的一切，狂热地伸出双手；或者，他们就戴着一百多副面具，在那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那些面具当中，有青年人的、成年人的，有老者、父亲、市民、教士、官员、商人，等等，等等。这些人一心一意共同上演喜剧，而完全不曾关注自己的自身。对于这样的问题：“你活着是为了什么？”他们很快就骄傲地回答：“要成为一个好的公民，或者学者，或者政治家。”但他们却是某样东西，是某样永远不可能变成另外别的东西。那他们为何恰恰就是要成为上述那些东西呢？谁要是把自己的一生视为某一种族，或者某一国家，或者某一科学在变换中的某一节点，因此也就完全是在那不断变换的历史当中的某一节点，谁要是愿意牢牢地属于历史，那他就不曾明白存在教给他的一课，那他就必须重新学习。这种永恒的持续演变，是一出骗人的木偶戏——目迷于此的话，就会忘记了自身。这手法就是把个体四散八方，是时间这个大孩子在我们面前玩，并且是与我们一起玩的、永无完结的无聊和胡闹游戏。上述那种保持诚实的英雄气概，其实就是到了某一天，我们停止成为时间的玩具。在持续变换的过程中，一切都是空的、欺骗性的、乏味的和招致我们鄙视的。人们所应解决的谜，也只能在存在中解决，在某种只能这样而不会是别的存在中解决，在某样永恒和不会消失之中解决。现在他开始检视自己与那持续变换、自己与那存在，到底纠缠得有多深。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就摆在了他的灵魂的面前：把所有持续变换的破坏掉，把事物所有虚假的一面暴露出来。并且，他愿意认识所有的一切，但那愿意却与歌德式的人有别。他并不像歌德式的人那样，只是顺从自己那高雅的柔性，目的是保护自己，只纵情和流连于这大千世界。不，他自己本身就是他带来的第一份祭品。英雄的人物鄙视其自身的安逸或者窘困，鄙视自身的美德和罪恶，鄙视把他的自身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他对自己不再抱有希望，只愿意对所有事物一究到底，不抱任何希望地直达根子。他的力量就在于他忘掉自身；如果他想到自身的话，那他只是在量度他的自身与他那高高的目标之间的距离而已，并且，在他的身后和身下，他看见的就好像是不起眼的废渣堆。以前的思想家全力以赴去寻找幸福和真理，但大自然的邪恶定律却说：一个人是不会找到他必须找到的东西的。但谁要是在所有的一切中都寻找那不真的东西，并且心甘情愿地与不幸交往和结伴，那他或许就有可能获得某种别样的奇妙醒悟；他接近了某种无以言表的东西，什么“幸福”啊，“真理”的，也只是这东西的仿制品，供膜拜之用而已；大地也失去了它的地心吸力，大地上的事件和力量变得如梦如幻，就像在夏日的黄昏，景色慢慢变得优美。观者就好像刚刚开始醒来，那些袅绕着他的，就好像只是飘忽之梦的云雾。这些将会烟消云散，然后就是天亮了。
注释
[1]德意志第二帝国在1871年成立。——译者注
[2]三位是当时德国大学的哲学教授。——译者注
[3]参见瓦格纳的《坦海塞》第二幕。——原注
[4]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译者注
[5]堤丰（typhon），希腊神话中该亚（大地）和塔耳塔洛斯（地下世界的）最小的儿子。在神话中被描绘成一个可怕的魔鬼，长着100个龙头。宙斯把他打败并投入冥界。——译者注
[6]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注重单纯快乐、友谊和隐居的伦理哲学创始人。——译者注
[7]海伦（helen），希腊传说中最美丽的女人，特洛伊战争的间接起因。——译者注
[8]即没有精神需求的人——译者注
[9]喀提林（catiline，前108—前162），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贵族。曾试图推翻西塞罗任执政官的共和制，以失败告终。——译者注
[10]参见《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译者注
[11]参见歌德著《浮士德》第一部。——译者注
[12]爱克哈特（meister johannes eckhart，1260—1327），法国神秘主义哲学家、神学家。——译者注
[13]即《变成牡鹿的国王》。戈齐（carlo conte gozzi，1720—1806），意大利诗人、散文家、剧作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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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可是答应了要根据我的经验，描述一下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这样的话，如果我以并不完美的表述，去描绘那理想中的叔本华式的人，就好比描绘关于叔本华的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那可是远远不够的。最困难的事情始终就是：要说出怎样从理想的叔本华式的人引出一系列的义务；我们怎样做才可以把那高高在上的目标，与那有条不紊的实际行动连接起来，一句话，要表明和证明那叔本华式的人能够教育我们。否则，人们就会认为，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不过就是在某些稀有和零星时刻所提供给我们令人愉快的，并且的确是让人陶醉的直观所见而已；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是了。并且，在这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马上会感觉到更加失落和懊恼。我们开始接触这种理想的人的时候，的确就是这样的情形，因为那是光明与黑暗、心醉神迷与讨厌恶心的突然对比。这样的一种体验，就如同理想一样古老、不断重复。但我们不应该久留在门槛之外，而应该尽快登堂入室。这样，我们就必须认真和确定地提出这一问题：是否有可能把那高高在上的目标拉近与我们的距离，好让这理想能够教育我们，也能往上提升我们？这样，也好让歌德的伟大说法不会在我们的身上应验：
人们诞生于狭窄的处境，那些简单、近距离和具体明确的目标，他们是可以认出的；他们也习惯于应用就在他们手头边的手段；一旦他们进入更广远的范围，那他们就既不会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至于他们是因为目标众多而分心，还是由于目标太过高大和尊崇而无所适从——那终究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人要去争取某一目标，但他又无法通过有规划的行动去争取，那就是他的不幸。[1]
这样的反对理由，看上去就正好适用于叔本华式的人这一目标，因为他那尊严和高度，只会让我们脱离自己，让我们脱离与行动者的所有联系，一系列的职责，以往的生活进程就都完结了。或许某些人最终会习惯于情绪恶劣，根据两种准则而生活，那也就是内心矛盾、无所适从，并因此一天天变得更加软弱、毫无创造力；另有某些人甚至在原则上放弃行动，也见不得别人行动起来。当那困难实在太大，人们也没有能力去履行任何义务的时候，那就总是相当的危险；天性稍强的人会因此被毁，而其他天性较弱的大部分人，则沉沦于惰性的遐想。到最后，由于惰性，甚至连遐想的能力都失去了。
对于这些反对意见，我愿意承认：我们的工作在这方面还没有真正开始呢。并且，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只看到和知道一样确切的东西：从理想人物那里引出一连串的可履行的义务，由你和我来承担——这是可能的；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也已经感受到了这一连串义务的分量。但在我把这新的一连串义务归纳为简明的各项之前，我必须给出下面的思考以作铺垫。
在任何时期任何年代，有深度的人对动物都会抱有同情，因为它们在生活中受苦，但又没有能力把痛苦的尖刺倒转过来，在形而上的层面明白自己的存在。确实，看到那些毫无意义的受苦，会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到厌恶和愤慨。所以，在这世上不止一处地方，人们会认为那些动物的躯体里面，藏着的是负罪之人的灵魂——这样的话，动物那些让人看了气愤难平的毫无意义的受苦挣扎，在永恒正义的面前，就有了真正的含义和意义，这些受苦也就是惩罚和赎罪。作为动物，生活就是忍饥挨饿、饱受无名欲望的煎熬，但又无法获得关于生活的任何想法。这的确是残酷的惩罚；我们也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加残酷的命运，也就是说，这些猎物在荒野中忍受着啃噬般苦痛的驱逐，甚少得到满足；就算暂时得到了满足，这一满足也是以痛苦换来的，因为那是以与其他动物的互相撕咬和残杀，或者是以那贪吃、过饱以后的恶心撑胀换来的。对生存是那样盲目和疯狂的不舍，目的不过就是要维持这样的生存；不仅不会知道自己受着惩罚，也不知道为何会招来这种惩罚，而且还以其惊恐欲望和愚蠢，渴求这一惩罚，就像是在渴求一种幸福一样。这就是成为动物的含义。如果整个大自然是向着“人”而争取，那大自然就以此让我们明白：为了大自然能够得到救赎，不再遭受动物生活的诅咒，那“人”是必须的；也只有最终到了“人”的级别，那存在才可以把镜子放在自己的面前——在这镜子里面，生活不再是没有意义，而是以其形而上的含义一并显现出来。可是，让我们想一下：动物在哪里结束，人又在哪里开始？——我们所说的“人”，却是大自然心之所系！只要人们渴求生活，就像渴求某种幸福一样，那他们的眼光就还不曾超越动物的地平线，因为人们只是带着比动物更多的意识，欲求动物在盲目的驱使下所追求的东西。但我们所有人，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这样做的。我们都脱离不了动物性，我们本身就是动物，看上去就是在毫无意义地受苦。
但也有某些瞬间，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云层撕破了，我们看到了我们以及整个大自然，都在向“人”争取，就像向那高高在我们头上的某样东西争取一样。我们在那突然的明亮瞬间，一边打着冷战，一边往我们的前后左右观望：到处跑着的是文雅一点的猎物，而我们就在他们的中间。在地球上那巨大的荒野，人们大规模地迁移和动荡，建起了城市和国家，他们发起战争，永不歇息地或聚或散，互相融合、互相模仿和学习，互相蒙骗，互相践踏，他们在困境中的哀叫，在取胜以后的狂吼——所有这些都是动物性的延续。情形就好像人是故意地要恢复原状，把人的那形而上的素质甘心让出；就好像大自然，在如此长时间地渴望“人”并为之努力了以后，现在却在“人”的面前发抖、后退，宁愿回到本能的无意识状态。啊，大自然需要认知，却又对其需要的真正的认知感到恐惧。这样，那火焰不安地跳动和闪烁，就好像是在害怕自己，胡乱地抓住那许许多多的或这或那，但就是不会抓住那唯一的、大自然为此而需要认知的东西。在某些瞬间，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做足了详尽的布置和准备，只是为了逃离我们真正的任务；我们多想随便找地方把头藏起来，就好像我们那长着百只眼睛的良心不会逮住我们似的；我们迫不及待把我们的心交付赚钱、社交、国事或者科学，纯粹只是为了不再拥有这颗心；我们比实际所需的更加狂热，更加不动脑子地沉湎于每天的繁重工作，以便生活下去，因为不动脑子，似乎是我们更加迫切的需要。到处都是匆匆忙忙和迫不及待，因为每个人都在逃离自己；到处也都是羞答答地掩饰这种匆忙和迫不及待，因为人们想显示出一副满足的样子，都想迷惑那眼睛锐利的旁观者，不让他们发现自己的可怜；到处都有人需要那些崭新、悦耳的语词铃铛——有了这样的挂物以后，生活就获得了某种嘈杂的喜庆气氛。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奇特情形：让人不快的回忆突然不请而至。我们也就以剧烈的手势和急促、高亢的声音，尽力把这些硬闯进来的记忆从头脑中撵走，但生活中到处都有的手势动作和声音，却让我们猜到了我们所有人永远都是这样的处境和状态，我们都害怕回忆和收心内视。但那如此频繁袭击我们的是什么呢？那不让我们安眠的又是什么样的苍蝇蚊子？我们的周围都有精灵，在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但我们不想倾听这些精灵的声音。我们害怕在我们独处和安静的时候，某些悄悄话就会钻进我们的耳朵。所以，我们憎恨安静，用社交谈话闭塞我们的耳朵。
所有这些，正如我已说了的，我们不时都会明白，并且会对那令人眩晕的恐慌和匆忙感到相当惊奇，还有我们一生中那全然如梦如幻般的状态。我们似乎对醒来心怀恐惧，越是接近醒来的时分，所做的梦就越加生动，越加令人不安。同时我们却感觉到，我们是太过脆弱了，以致无法稍长点时间承受那至深的冥想，我们也不是整个大自然为了自身的解救而全力争取的那种人，因为我们只是稍稍把头浮出水面，稍稍看看我们深沉其中的到底是条什么样的河流，我们就已经受不了了。而只是把头浮出水面、达到瞬间的清醒时间，单靠我们自身的力量也无法成功。我们需要被举起——但，能够举起我们的是谁呢？
那些就是真正的人，不再是动物的人，是哲学家、艺术家和圣者；通过这些人的出现，那从来不会跳跃的大自然，做出了它唯一的跳跃，并且是一次欢快的跳跃，因为大自然首次感觉达到了目标。也就是说，在此大自然明白它必须忘记拥有目标，大自然也在这生活和持续转换的游戏中玩得太大了。大自然也因获得这一认识而美化了，那一丝温柔的黄昏倦意，亦即人们所称的“美景”，就挂在其脸上。大自然现在以这样美化了的表情所说出的，是对存在的伟大解释和说明。凡人们所能有的最大愿望，就是持续地竖起耳朵，聆听这一解释和说明。如果我们想想，例如，叔本华在其一生中，所必然听到了的一切，那之后我们就很有可能会对自己说，“啊，你这双聋了的耳朵，你这愚蠢的脑袋，你那闪烁不定的理解力，你那干瘪的心！啊，所有这些我能称得上是我的东西，我是多么地鄙视你！没有能力高飞，而只会扑打着翅膀！看到了你的头顶之上，但却无法达致！知道通往哲学家极目之下那漫无际涯景观的路径，并且几乎就要踏上这条路径，但才迈出了几步就踉跄着倒退回来！如果真有一天，最大愿望得以实现，那我们将是多么诚心地请求，愿以余下之生，以作交换的酬劳！能像那思想家一样登上高峰，呼吸着阿尔卑斯山纯净和冰冽的空气——在那里，再没有了烟雾和遮蔽，事物的根本构成以一个粗犷、硬朗的声音，明白无误地说了出来。只要想到这些，灵魂就会变得孤独和无限；如果那愿望能够实现，如果那目光垂直、明亮，就像一束光线一样照射到下面的事物，如果羞耻、胆怯和欲望能够消失——那用何词语去形容这种状态？那种全新的、神秘的、没有刺激和波澜的激动——以此，我们就像叔本华的灵魂那样，对那存在的巨大图形文字一览无遗，还有那已经成为化石了的持续变换之学说；不是作为黑夜，而是作为拂晓泛红的光亮，洒向世界。另一方面，在充分领会了哲学家那特有的使命和快乐以后，再去感觉那些非哲学家、那些贪心却又无望实现其贪心之人的所有不确定和不快乐——那所遭遇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命运啊！知道自己就是树上的一颗果子，但永远不会成熟，因为所处太过阴暗，而咫尺之外却有着自己所缺乏的灿烂阳光”。
这种折磨足以把这样欠缺天赋的人变得嫉妒和恶毒——如果这些人还能嫉妒和恶毒的话。但或许，他们最终会掉过头来，不再费力追求那不会有结果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将会发现新的一连串的义务。
现在，到了要回答所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了，亦即是否有可能把叔本华式的人这一伟大理想，与有序、自动自觉的行动联系起来。首先，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些新的一连串义务，并不是由一个孤独和分离者去履行。相反，履行这些义务的人，属于一个强大的联合体。这一联合体并不是以外在的形式和规则结合起来，而是以某一根本思想维系起来。这一根本思想就是关于文化的一个根本思想，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就只是这样的一个任务：促进生成在我们自身之内与自身之外的哲学家、艺术家和圣者，并以此帮助完善大自然的工作。这是因为大自然既需要哲学家，也需要艺术家来达到其形而上的目的，亦即大自然需要一个对自身的解释和说明。这样，大自然才会最终获得并一睹摆在其面前的一幅纯粹和完备的图像。在此之前，大自然在其不安的持续变换花样中，是永远无法清晰看见这幅图像的。歌德就曾经以傲慢和含义深刻的言词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大自然的所有努力，只有在艺术家最终看出了大自然结结巴巴想要说的意思，只有在艺术家助大自然一臂之力，帮大自然说出其真正想要说的话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他有一次大声说道：“我还要经常重复地说，自然和人的活动的目的（或说目的原因），就是戏剧诗歌艺术。因为不是这样的话，那这些艺术就绝对是没有用处的。”最后，大自然需要圣者——在圣者的身上，那“我”是完全融化了的，圣者受苦的一生，不再或者几乎不再是作为他个体的苦痛加以承受，而是某种与众生一道、与众生同样深切感受的同一样东西：在圣者的身上，出现了奇迹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大自然那种持续变换的把戏是永远无法企及的；这样的转变，也就是整个大自然为了自身的解救所全力争取的最终和最高的目标：成为“人”。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所有人都与这一圣者同源和相连，正如我们与哲学家和艺术家同源和相连一样。有些瞬间，就仿佛至为明亮的、充满爱意之火溅出了火花，在那光亮中，我们不再明白“我”这一字词，而在我们的存在的那一边，有着某样的东西在此时此刻传到了我们的这一边。所以，我们从内心深处渴望能有一道桥梁连接存在的两边。在我们的常规状态下，我们当然是无法为产生解救者而出力。所以，我们憎恨处于这种状态下的我们。这种憎恨就是那悲观主义的根源；叔本华不得不再一次教导我们这个时代的，就是这种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却与对文化的渴望一样，都是同样的古老。它的根，而不是它的花朵；它的底层（就好比说），而不是它的顶部；那道路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终点，因为在某个时候，我们必须学会憎恨其他的某些东西，某些更普遍的东西，而不再是憎恨我们的个体及其可怜的局限、多样的变化（wechsel）和不得安宁；在那提升了的状态下，我们也会爱上某些别的东西，与我们现在所能爱的迥然有别。只有当我们在这一世或者在将来的某一世，被接纳入崇高的哲学家、艺术家和圣者的行列，我们才会为我们的爱和我们的恨定下一个新的目标。在此期间，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一连串义务、我们的恨和我们的爱。这是因为我们知道文化到底是什么。具体到叔本华式的人，这文化要求我们做好准备功夫，促进叔本华式的人得以不断诞生，方式就是了解这个中的障碍，并清除这些障碍。一句话，我们要不知疲倦地与所有妨碍我们实现存在中最高目标的东西作斗争，亦即与妨碍我们成为叔本华式的人的一切作斗争。
注释
[1]参见《威廉·迈斯特的求学时代》。——译者注
6
有时候，承认一样东西比理解一样东西还要困难；如果我们想想这一句话“人类就是要持续不断地努力，以产生个别的伟大人物。这才是人类的任务”，那就正好应了我的说法。人们多么想把通过考察动植物世界所获得的知识，也应用在社会及其目标方面——如果那灌输给人们头脑的关于社会目的的错误见解，不是始终在顽强阻挠的话！这一获得的知识就是在这一动植物的世界，进步唯独就取决于那零星个别的更高级样品，取决于那非常规的、更强有力的、更复杂、更能结出果实的样品。这一点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某一物种达致其进化的界限，就要过渡至更高一级的物种的时候，进化发展的目标并不在于那总体的样品及其感觉良好，也不在于那在时间方面最新出现的样品，而恰恰取决于那些看上去是分散的和偶然出现的样品——这些东西，在有利和合适的条件下会零星出现。同样很容易理解的是这样一个要求：因为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目标，所以，人类应该去寻找和创造有利和合适的条件，以产生那些伟大的解救者。但所有的一切，都在对抗这一要求，因为人们把最终目标定在让所有人或说大多数人都得到幸福；或者，最终目标是锁定在大集体的发展。这样，人们很快就会下定决心，为了某一国家而贡献出自己的一生；但如果要一个人为之牺牲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某一个人的话，那这人就会犹豫和迟迟下不了决心。一个人应该为了另一个人而存在——这显得很荒谬；“我们应该是为了所有人，或者起码是为了尽可能多的人而存在！”诚实的人啊，在涉及价值和意义方面，以人数来决定就好像更着调似的！这是因为问题是这样的：你那个别的生命，怎样才可获得最高的价值、最深邃的意义？怎样才可以不会白白浪费掉？那方式当然就只是为了那最稀有的、最有价值样品的利益而活，而不是为了大多数样品的利益而活，因为就单个而论，那大多数的样品是没有价值的。这一观点和态度，应该从小在年轻人的头脑中扎根和培养，那就是人们应该把自己视为既是大自然的并不成功的作品，同时又是见证了大自然艺术家的最伟大和最奇妙的目标——“大自然是做得很不成功”，人们应该跟自己说：“但我们会对其伟大的目标致敬，方式就是助其终于成功达致目标。”
有了上述的计划和打算，我们也就进入了文化的圈子，因为文化就是每个人认识了自己，并且对自己不满以后的产物。每一个信奉文化的人，也就会说出这样的话：“我看见了在我之上，有着某些比我更高级、更具人性的东西；大家都助我达致这些吧，就正如我也会帮助每一个有着与我同样认识和同样痛苦的人；这样的话，一个在知和爱、在观照和能力都感受到自身的圆满和无限的人，也就诞生了；这样一个完整的人，与自然浑然合一，是事物的判断者和价值评判者。”要让一个人处于这样的一种无畏、坦然的自我认识状态，是很困难的，因为教导爱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唯独只有在爱之中，灵魂才不仅获得那清晰的、解剖性的和鄙视自己的眼光，而且还有了这样的渴望：要把目光越过自身，全力寻觅那仍然隐藏在某处的更高的自我。因此，只有那些心系某一伟大人物的人，才由此初次庄严领受了文化；领受文化的迹象就是：对自己感到羞愧的同时，并没有恼怒；憎恨自己的狭窄和空洞；深切同情从这昏沉、干裂之地一次又一次冒出头来的天才人物；预感到那形成中、争取中的一切，并在内心深处确信：几乎可以说无论是在哪里，大自然都在全力争取成为“人”；在大自然陷于困境时，在大自然为其作品重又失败而感痛苦的时候，在大自然仍然成功产生了至为奇妙的附件、线条、形状的时候——在这些时候，我们必须给予助力。那些我们与之一起生活的人群，就酷似一个碎片场，到处都是某些价值连城的雕塑模型所留下的碎片；现在，这些碎片就向我们呼喊着：来啊，帮助我们，把那属于一个整体的东西拼凑成完美！我们无限渴望能够完整。
这些内心状态的总和，我称之为对文化的初次领受；但现在，我要把对文化的第二次领受的结果描述出来。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我的任务将是更加困难。这是因为现在，就要从内在所发生的情形，过渡到评判外在发生的情形；我们的眼光也将转向外面，以在那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里，重新发现那种对文化的渴望——这一渴望，我们根据上述初次领受文化的经验就可认出；我们得利用自己的奋斗和追求，就好比把这些当作字母，以此阅读和理解人们的努力和追求。但我们却不应就此停步不前，必须更上一个台阶。文化所要求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上述的内在体验，不仅是对我们周围外在世界的批评，而且还首先要求我们做出行动，那就是为了文化而斗争，对那些妨碍我们的目标（亦即妨碍产生天才）的种种风气、习惯、法令、机构，视若寇仇。
那些有能力踏上第二级的人，首先会发觉人们对上述文化目标的了解是出奇的不足，相比之下，那围绕着文化的奔忙却是相当普遍的；并且，那些为文化事业而付出的精力，也是说不出的巨大。人们就会很惊讶地问自己：“那对文化目标的了解，或许根本就是不需要的了？就算大多数人错误描述和定义自己的努力目标，大自然也仍然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些习惯了认为大自然的行事都是符合大自然的目的的人，或许毫不费力就可回答：“事情的确如此！人们对自己的最终目标爱怎么想爱怎么说，就由他们去吧，但受其黑暗渴望的推动，人们可是明白意识到哪一条才是正确的路径。”要反驳此说，那我们必须有所经历才行。但谁要是真正相信上述文化的目标，相信那就是要帮助产生出真正的“人”，而别无其他；谁要是比较一下，看看在当今，伴随所有的文化消费和浮华，真正的“人”的生成，与那持续的动物争斗和痛苦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那他就会认为很有必要以一个有意识的意志，一举取代那“黑暗渴望的推动”。并且，这样做还有着另一原因，就是从此那并不清楚具体目标的本能，那著名的黑暗渴望的推动，就再不可能被利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也不会被引往与上述最高目标（产生出天才）背道而驰的歧路。这是因为还有一种被滥用和另有其他目的的文化。我们只需环顾四周就可明白！现在恰恰是那些最卖力于促进文化的，有着文化以外的其他想法；他们与文化打交道，并非怀着纯净和无私的心态。
首先，是那些要赚钱的生意人的自私和贪欲。这些人需要文化帮助他们赚钱，同时也报答式地回过头来帮助文化。他们当然也就给文化指定了目标、范围和限度。出自他们的角度，人们就有了乐于接受的定律（理）和复合三段论，这意思大概就是：“要有尽量多的知识和教育，因此，要尽量有这方面的需求，因此，要有尽量多的产出，因此要有尽量多的收获和幸福。”这就是那诱人的公式。这样的教育被其追随者定义为：通过获得这样的认识，受教育者能够在需求及其满足的方面步步紧跟时代的节拍；与此同时，凭借这些认识，人们就能够很好地掌握生财之道，就可以轻松赚钱。尽量多地教育、培养出“通”才（kurante menschen）——这里“通”的含义，与人们形容货币为“通货”的“通”是一样的。这也就是教育的目标。根据这些人的看法，一个民族中拥有越多这样的“通”才，那这一民族就越幸福。所以，现代教育机构的目的，就应该是督促每一个人竭尽自身所能成为社会上的“通”人，好让他们以其拥有的知识，获得尽量多的收入和幸福。人们会要求这些接受教育的人，通过所接受的普遍教育，能够对自己进行精确估价，以便知道可以对生活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最后，人们会强调“智力与财产”、“财富与文化”，是一种天然的和必然的结合，并且这种结合有一种道德上的必然性。所有会让人孤独，会让人有了超越于金钱和报酬之上的目标，会需时很长的教育，在此都是讨人厌的。人们会把这些严肃的教育贬为“精致的利己主义”、“不道德的伊壁鸠鲁主义”。当然，根据这里所说的现行道德，与这些严肃教育相反的才是受欢迎的，亦即这教育是要快捷完成的，目的就是要尽快成为一个能赚钱的人；同时，这教育的程度也足以让人能够赚取很多的金钱。人们也只接受恰好足够的文化配备，以为泛泛的谋生和社会交往需要服务，但拥有这些配备，就是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一句话：“人们对尘世的幸福，有一种必然的期望和要求，所以，教育就是必然和必须的——但也仅仅只是因为这一理由。”
其次，就是国家的私欲：这同样是追求尽可能的传播和普及文化，并且手头上掌握着最有效的手段，以达成其意愿。假设国家清楚自身是足够的强大，不仅可以放松控制，而且还能在恰当的时候，有能力收得回来；假设这国家的基础牢固且广大，能够承载起整个的教育穹顶，那这样的公民普及教育，就只会让这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得到好处。不论在哪里，现在一旦说起“文化国家”，就要面对所提出的这一任务：尽量地为一代人的精神思想解除束缚，使之可以为现行的体制服务和利用——到此也就为止了，就好比一处森林溪流，经由水堤和河道网进行分流以后，减弱了力度的水流就能推动磨坊的轮子，因为河流的全部力量，给磨坊带来的是危险更甚于用处。上述为精神思想解除束缚，同时也是——并且也更多的是——某种的“戴上镣铐”。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在国家的自私利益驱使下，基督教逐渐变成了何种样子。基督教的确就是渴望文化、渴望永远持续产生出圣者的纯粹表现。但由于基督教被无数次地利用于推动国家权力的磨坊，所以，基督教已经逐渐变得虚伪与作假，病入膏肓，甚至已经堕落至与其原初的目的背道而驰。甚至其最近发生的事情，亦即德国改良，也不是别的，而是基督教的回光返照而已——如果它不是从国家的剑与火中窃取了新的力量和火焰的话。
第三，支持文化的，还有所有那些意识到自己有着丑陋或者无聊内涵，想通过所谓的“漂亮形式”来骗人的人。通过外在的东西，通过言辞、手势、奢华装饰、礼貌的举止，让旁观者对自己的内涵，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人们知道：人都是习惯性地根据外表而评判内涵。我有时候觉得，现代人相互间感觉到了无比的沉闷，他们也就迫切需要借助各种花样和手段，把自己打扮得有趣一点。这样，他们就让他们的艺术家们把自己摆弄成一道道刺激诱人的菜肴，然后端到桌上。因为他们身上浇满了整个东方和西方的调料，所以，现在，他们就当然散发出东西方的有趣气味。他们着眼于满足每一种的口味，每个人都会得到服务——不管他们突然心血来潮想要的，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是高尚理性化的还是土气粗野的；是希腊的还是中国的；是悲剧还是不入流的垃圾剧。现代人当中在这方面最负盛名的大厨，那些不惜代价要变得有趣、要吸引人，同时也让人吸引自己的，众所周知是法国人，功夫最差劲的则是德国人。这一点对于德国人来说，从根本上更加让人得到安慰。如果法国人嘲笑我们缺乏趣味和优雅，又如果某些德国人想要趣味和优雅时，会让法国人想起那些想在鼻子上穿环和搞个文身的印度人，那我们可不要责怪这些法国人。
在这里，我不得不离题说一下。自从上次与法国的战争以来，在德国有了很多的变化；在德国文化方面，人们明显地有了新的愿望。这次的战争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到世界优雅的另一半的一次旅行。当胜利者不耻于向被战胜者学习点点文化，那战胜者的不带偏见是多么让人赞叹！特别是那些手工艺品，都会不断反复地拿来与那更有修养的邻国做比较，德国屋子的摆设也弄得与法国的相似，甚至德国的语言也经由依照法国模式组成的学士院而获得了“健康的趣味”，摆脱掉了据称是歌德对德语所发挥的影响——这说法是最近出自柏林的院士杜布瓦·雷蒙[1]。我们的戏剧也已经长时间以来默默地和让人尊敬地争取着同样的目标，甚至优雅的德国学者也已经发明出来了。现在可以期待：至今为止还并不曾打算去迎合那优雅法则的所有一切，德国音乐、悲剧、哲学，等等，从现在开始，都要靠边站，因为这些东西不再是德国式的。但如果德国，如果这仍欠缺文化、现在正渴求文化的德国，把文化只是理解为打扮、点缀和美化生活之用的艺术和工巧，是礼貌、优雅的举止，其中也包括了舞蹈高手、装潢设计能人的技巧和创意；甚至在语言方面，人们也只是关心那些在学术上被认可的规则，只尽力获得泛泛的圆润礼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的确用不着为德国文化花费点点心思了。经过上一次的战争和与法国人的个人比较，德国人却似乎还没唤起对文化更高一些的期待。相反，很多时候，我怀疑德国人现在是否很想要粗暴地摆脱掉他们的那些古老义务——这些义务是德国人的奇妙禀赋，德国人那厚重、深刻的天性所带给他们的。现在的德国人更宁愿玩弄花样，更宁愿做猩猩猴子；他们情愿学到一些礼仪和技巧，好让生活变得有趣。但人们对德国精神所作的侮辱，无过于把德国精神当作是蜡一样的东西，可以随意搓圆捏扁，以逢迎、顺应所谓的“优雅”。如果很不幸这是真的，即相当一部分的德国人很愿意委屈逢迎诸如此类的优雅，那就要经常对他们这样说，直至他们听见为止：在你们那里，已经再没有那种古老的德国精神了，那璞玉浑金虽然坚硬、尖刻、不好琢镂，却是至为宝贵的材料，也只有最伟大的雕塑家才可以处理，因为唯独这些伟大的雕塑家才配得上这样的材料。你们现在还有的，是软绵绵的、浆状的东西，你们就尽管以此随意做出优雅的人形和有趣的神像吧——在此，理查德·瓦格纳的话仍然适用：
德国人想要显示出礼貌和风度的时候，是笨拙和僵硬的；一旦德国人燃烧起来，那他们就是高贵的，足以傲视同群。
对这德国火焰，优雅之士有着种种理由要倍加小心，以防有朝一日，这大火会吞噬掉那蜡做的人形和神像。当然，现在在德国流行的对那“优美形式”的喜好，我们或许可以为此找出其他的和更深的根源：德国人现在的那种匆匆忙忙，那种上气不接下气地抓住眼前瞬间，那种迫不及待要从树上摘取所有仍是青涩的果子，那种奔跑和追猎，及其深刻在人们脸上的皱纹、在人们所做的一切而留下的印记，就像文身一样。就好像喝了一杯现在开始发挥作用了，人们再也难以平静呼吸，而是焦虑、有失体面地横冲直撞，成了现时片刻（moments）、舆论（meinungen）和时尚（moden）这三个m字的奴隶。这样的话，那有失尊严和有失镇定就当然是相当扎眼，某种虚假的优雅就成了一种需要，好让那毫无尊严、急不可耐的病态能够罩上一层外衣。这是因为与那渴求优美形式和优美外表的时髦欲望紧密相连的，是当今人们那丑陋的内涵：优美形式是要遮掩，丑陋内涵则需要被遮掩。现在，文化修养就意味着不让自己看到人是多么卑劣和可怜，在全力欲求的时候又是多么的贪婪，在占有和囤积的时候是多么永无厌足，在享用的时候又是多么自私和无耻。不止一次，在我明白指出我们德国缺乏文化的时候，人们是这样回应的：“但这样缺乏文化是很自然的，因为德国人至今为止是太穷、太谦虚了。只要让我们的同胞富裕起来，让他们有了自我意识，那我们就会有文化的。”虽然信仰不管怎么样都会让人幸福，但这样的信仰却无法让我幸福起来，因为人们相信将来自然就会有的文化，那种财富的文化、那种光亮圆滑和仪态伪饰巧妙的文化，我感觉是恰恰与我所相信的德国文化格格不入，是其死敌。确实，谁要是不得不生活在德国人当中，都会因为德国人那闻名的灰暗生活和灰暗的思想意识而受罪，其他的还有德国人的缺乏形式、那种呆滞和迟钝的感觉，在人与人之间细腻、敏感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粗鲁和生硬。更让人难受的是，德国人性格中的嫉妒，与某些遮遮掩掩、并不纯粹的成分。看着他们骨子里喜好虚假和不真的东西，还有就是追捧那些恶俗的模仿、喜爱那些从异邦转来德国本土以后最终变了味的东西——看着这些，我们会感觉痛苦和屈辱。现在，除了这些以外，还得加上诸如此类最让人受不了的东西：那种发烧般的烦躁不安、对成功和利润的狂热追求、那种过分看重现时此刻——所有这些病态和虚弱，单靠那注重“有趣的外在形式”的文化，是永远不会得到根治的，只会掩盖了病情而已。每念及此，让人愤慨。而这些就发生在产生出叔本华和瓦格纳，并且还应产生出更多这样的人的民族！或者，我们是否在无望地欺骗自己？所列举的叔本华和瓦格纳，或许并不足以保证像他们的那些力量，的确仍然存在于德国精神和心灵之中？他们本身是否只是例外？就好比是以前人们所认定的德国品质，在此是回光返照？我对此也无法确知，所以就回到那泛泛的考察轨道上来吧。那些让我忧心忡忡的疑问，太过频繁地使讨论偏离了轨道。所有那些虽然也会促进文化的发展、但却不曾真正认清文化目标（亦即产生天才）的因素，我还没完全列出来。我已说出了三种：生意人的利欲、国家的私欲和所有那些有理由想要通过表面的东西，以伪装和掩藏起自己的人。第四种因素，我认为就是科学和知识的自私，以及科学和知识的仆人（亦即学者）的特性本质。
科学（和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就犹如循规蹈矩、谨守道德之士与圣者的关系。科学和知识是冰冷和枯燥的，没有爱，也丝毫不知道那种内心的深感不足和渴望。科学对自己是有用的同时，对其仆人是同等程度的有害——一旦科学把自己的特性转移到了其仆人的身上，并以此僵化他们的人性的话。只要文化是被理解为本质上不过就是促进科学，那文化就会毫无怜悯之心地、冷冰冰地漠视承受巨大苦痛的人，因为科学眼光所到之处，就只是知识方面的问题，也因为痛苦在科学的世界里面，的确就是不适宜也无法明白的事情，不过就是再多一个问题而已。
但人们只是习惯于把每一个经验和体验翻译为辩证的问与答的游戏，翻译为纯粹头脑的事情。让人惊讶的是，这样的工作和活动，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能让人枯萎，这样的人如此之快就几乎只剩下一副骨架子，在那格格地走动。每个人都知道和看到这些。尽管如此，看到这样只剩一副骨架子的人，年轻人居然没有被吓倒，并且还永远一而再再而三地盲目、不加选择也不加节制地献身于其中——这到底又是怎么可能的呢？这不可能是因为那所谓的“对真理的本能追求”所致，因为对那冷冰冰的、纯粹的、没有结果的知识，又怎么可能有那本能的追求！那为科学和知识服务的人，其真正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对于不带偏见的明眼人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对那些学者，进行一次检查和解剖，是值得一做的事情。他们自己就已经是习惯于放肆地触弄这世上的一切。甚至这世上最有价值最受尊崇的东西，也大胆地拿来肢解和拆开。我要直说己见的话，那就是学者的背后有着一团乱麻似的各种不一的动机和刺激诱因，他们根本就是一块不纯净、有杂质的金属。首先，那是强烈和不断加强的新奇感和好奇感；要在知识领域冒险一番的狂热；相比旧的和乏味的东西，新的和稀有之物对他们有着持续的刺激和吸引；还有就是某种程度上对辩证、辩论探讨等的游戏乐趣，在思维领域中寻求那种追踪狡猾狐狸的打猎快感。这样的话，这些人所追求的并不真的就是真理，而是那追求本身；他们的主要乐趣就在于打猎过程中巧妙的隐蔽、蹑手蹑脚的包抄、讲究技巧的一剑封喉。此外，就是那要唱反调的冲动，在与他人的对抗中感觉到自己，也让对方感觉到自己；那种针锋相对变成了一种快感，而个人的胜利就是所要追求的目标。那为真理而战则只是借口而已。再者，在很大程度上，学者们去发现某些“真理”，是因为他们屈从于某些统治人物、统治阶层、社会的舆论、教会、政府，因为他们觉得把“真理”带到他们那一边，会对自己带来好处。下面的素质和特性，也经常见之于学者们的身上，虽然不如我已经说过的那些特性已属常规。（1）诚实和追求简单。这本来是值得高度评价的——如果这种诚实和简单不是拙于伪装所致，因为要善于伪装的话，那的确是需要一些头脑机智的。事实上，无论在哪里，如果一个人的机智和灵活表现得太过扎眼，那就多少会引起人们的戒心，对此人是否正直，人们就会有所怀疑。在另一方面，这种诚实也大都没有什么价值，甚至对于科学而言，这种诚实也甚少建设性，因为这种诚实附着于常规，这些人也只会在简单事情或者在无伤大雅之事上说出实情。这是因为在此说出实情，要比保持沉默更合乎他们懒惰的特性。并且，因为所有新的东西都要求我们忘掉旧的东西和重新学习，所以，这种诚实在需要时会尊崇旧的看法，会责备宣扬新东西的人对事情缺乏“正确的感觉”。对哥白尼[2]的学说，他们肯定会坚决反对，因为在这一例子里，表面现象和传统看法站在了他们的一边。憎恨哲学的学者并不少见，其实，他们最憎恨的是那长串的连锁推理和巧妙的论证。的确，每一代的学者，从根本上对哪些东西可允许作深入观察和思考，都有一个直觉的标准；一旦越出雷池半步都会受到怀疑，被认为不可靠，甚至被质疑人格是否诚实。（2）对近在眼前的东西，眼睛是相当雪亮的，但看视遥远和普遍的东西的时候，则是高度近视。他们的视野范围一般都相当狭窄，眼睛也得凑近所看视之物。如果这种学者想从一个观察点转到另一个观察点的话，那他们就得把整个看视仪器挪到另一个观察点才行。他们把一幅图画细分和拆成纯粹的片片斑痕，就像人们用观剧望远镜观看舞台演出一样：一会儿看见一个头，一会儿却看见部分衣服，但就是无法看到全景。他们从来不会把那些个别的图画斑痕联系起来观看；他们推断的只是那些斑痕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对所有普遍性的东西都缺乏强烈的印象。例如，他们在评判一篇文字的时候，因为他们无法从总体上把握，所以就根据一些段落或者句子，或者错处而作出评判。他们按捺不住诱惑，很想宣称：一幅油画也就是杂乱的一堆污迹而已。（3）在好、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干巴、无聊和平庸本性。因为这一特性，他们尤其在研究历史中得到乐趣——只要他们根据他们自己所熟知的动机而追踪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的话。鼹鼠也只会认为鼹鼠洞里才是最合适的。他们对一切别出心裁的、超出常规的假设，都会小心翼翼；如果他们坚持不懈的话，那他们会挖掘到过去那些事情后面的平庸动机，因为他们感觉与这些东西心有灵犀。当然了，也正因为这样，他们通常无力理解和赏识那少有的、伟大的和不同寻常的东西，亦即关键的、决定性的东西。（4）缺乏情感和乏味单调。这让他们甚至做起了解剖。他们感知不到很多知识所带来的苦痛，因此并不害怕进入别人会感到心惊的领域。他们是冷漠的，因此很容易就会显得残酷无情。他们也被人视为胆大，但他们并不真的是这样，胆子并不比那不知眩晕为何物的骡子更大。（5）自我评估很低，几近谦虚。虽然困于可怜的一隅，但他们却不会有自己被浪费、被牺牲的感觉；他们似乎经常在内心深处知道：他们不是飞翔的鸟儿，而只是爬行的小动物。带着这样的特性，他们的样子自然让人心生恻隐。（6）对他们的老师和导师忠心耿耿。他们是从心底里想帮助这些导师，他们也知道得很清楚，以真理来帮助他们是最好的。这是因为他们充满着感激之情：唯有依靠这些导师，他们才得以进入了科学的威严大堂——要踏进此门，仅凭他们自己可是永远无望的。谁在今天要是懂得作为导师开辟一领域，在此领域中，甚至那些头脑不很行的人，也能凭借苦干做出点点的成绩，那他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能成为名人：人们就会马上蜂拥而至，争相进入这一领域。当然了，这些忠心和感激的人，对于导师来说也是倒霉，因为所有这些人都在模仿他，他的缺陷就变得夸张和更加明显。这些缺陷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鲜明、突出，而导师的优点则是反过来，亦即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显现的话，也以相同的比例缩小了。（7）一旦被推上这条学者之路，那就循习惯延续走下去。这些人对真理的感觉，源自其缺乏思想及一切都按既定的习惯而行。他们是收集者、解释者、目录和标本的编制者；他们在某一领域中反反复复地寻寻觅觅，纯粹只是因为他们从没有想到过，除此领域以外，还有其他的学术领域。他们的勤勉有点类似那愚钝、巨大的重力，这也是他们经常能完成一些业绩的原因。（8）惧怕无聊、躲避无聊。真正的思想家最渴望获得闲暇，而平庸的学者则避闲暇唯恐不及，因为他们有了闲暇以后都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他们的安慰就是拿起书本，亦即去看看别人是怎么想的，这就是他们打发长日的方式。他们尤其喜欢挑选一些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起他们的切身兴趣的书籍，这样，经由他们在这方面的好、恶，好让他们体会一下感情的起伏。也就是说，在他们所挑选的书里，他们本人就是书中审视和思考的内容，或者这些书所讲的是他们的阶层，或者是他们的政治、美学，或者只是语法方面的观点。如果他们还专于某一门学科的话，那他们就不会缺乏娱乐的手段和对抗无聊的苍蝇拍子。（9）挣面包的动机，亦即归根到底就是那闻名的“饥肠辘辘”所致。真理是有人愿为之效劳的——如果为其效劳的话，就能够直接提高薪金和有助晋升，或者至少就能够赢得手握面包和荣誉的人的青睐。但人们也只是为这样的真理效劳，这也是为何那许多人为之效劳的有利可图的真理与无利可图的真理之间可以划出界限。只有极少数人是投身于后者，“才能是作供养肠胃之用”的原则并不适用于这少数人。（10）对学者同行毕恭毕敬、害怕招来同行的蔑视。与这之前的动机相比，这个动机要少些，但却高级一些，也算是相当常见。行业的所有成员怀着猜忌互相监察着，以确保真理是以这真理的发现者命名，因为这真理关系到许多的面包、职位和荣誉。人们给予真理发现者以尊重，目的就是有朝一日轮到自己发现真理的时候，能够索回尊重。不真、谬误的东西被响亮引爆，好让竞争者的数目起码不至于太大了。但货真价实的真理也不时被引爆，这样的话，起码在一个短时间内，可以给那些大胆、顽固的谬误观点腾出位置。因为到处都不乏“道德愚蠢”（人们也称之为“恶作剧”），这些领域也不例外。（11）成为学者是因虚荣心之故，这一类是更稀有的品种。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独占整个学术领域。因此，他们会选择一些稀奇古怪的研究科目，尤其是如果那些研究还需要不一般的费用开支、旅行、挖掘，在不同的国家还要有无数的关系。被人当作稀奇怪物一样地盯看，他们通常会觉得如有荣焉，喜不自胜。他们也不会想到以自己的学术研究赚取面包。（12）成为学者是出于游戏动机。他们的愉快就来自在学科中找到一些难解之结，然后解开它们。与此同时，他们却不会用力太过，以防失去了游戏的乐趣。所以，他们不会钻得太深，但却能经常察觉到那些挣面包学者费力睁大眼睛、慢慢搜索但也无法发现的东西。最后，我把追求正义作为学者的第13条动机列出来。人们会反驳说，这一高贵的，并且确实是要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才能理解的动机，太难与其他的动机区别开来了；对于凡人的眼睛，这一动机根本上是模糊和难以把握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特地加上这一虔诚的愿望：但愿这一动机在学者当中比看上去的更加普遍和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正义之火的一点点火星，一旦投进了学者们的灵魂里面，就足以烧红和纯净他们的生活和奋斗，这样他们也就再不得安宁，并永远被逐离了那种不冷不热或说冷淡的心情；而之前那些平庸、常规的学者，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完成他们每天的工作的。
现在，我们就试想着把以上所有成分，或者把其中的一些成分用力搅拌混合，那我们也就合成了所谓为真理服务的人。相当奇怪的是，为了一些从根本上是人性以外的事情，为了一些纯粹的、无足轻重的并因此人们是缺乏动机去研究的知识，很多微小的、相当人性的动机却混杂组合成了一个化学混合物；这作为结果的化学混合物，亦即学者，却在那超凡、高尚和完全纯粹追求的光线下，显现了被神化的一面，以致人们完全忘记了这些人其实是由些什么材料混合而成的。但有时候，每当学者对文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想想这些事实。谁要是懂得观察的话，那他就会发现：学者，就其本质而言是没有独创性的，这是他们的本质构成所决定的！同时，他们对有独创性的人有着某种天然的憎恨。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任何时期，天才与学者都相互为敌。也就是说，学者想要杀戮、拆解和明白大自然；天才则以新的、活的自然之物丰富大自然。这样的话，在他们之间，无论是想法还是做事，都是对立和冲突的。在很幸运的时期，人们不需要学者，也不认识他们；在完全是病态和愤怒的时期，人们就会把学者视为最高、最值得尊敬的人，并给予他们最高的等级。
我们现在的时期到底是健康还是病态，哪有够格的医生去了解！确实，甚至现在，学者在相当多的方面获得了太高的评价，因此对形成中的天才及相关方面构成了危害。学者对天才的困顿可是没心没肝的，声音尖冷地打发这一话题。一说起天才就耸耸肩，就好像是谈论某样怪诞、扭曲的东西——对谈论这些东西，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乐趣。
总而言之，从所有这些思考，我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现在到处所见，人们都似乎在尽全力促进文化的发展，但对文化的目标，人们是不清楚的。不管国家如何大声宣传为发展文化做出了贡献，但国家发展文化的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国家自己；国家也无法理解除了国家利益和存在以外，还会有更高的目标。而那些对课程和教育无休止提出要求和需求的生意人，他们想要的，归根到底还是赚钱。当那些需要外在形式和外在门面的人把为文化所做的工作归功于自己，并误以为，例如，所有的艺术都属于他们，并要为他们的需要服务，那就只是清楚显示了他们在肯定文化的时候，其实只是在肯定他们自己；他们仍然没有摆脱那种误解。至于学者，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也就是说，尽管这所有四者都共同热切地考虑如何利用文化为自己带来好处，一旦他们的利益没有牵涉其中的话，那他们就马上变得无精打采、头脑空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产生天才的条件在新时代并没有改善；对于独特的、有独创性的人，人们的厌恶已经到了那样的地步，以致苏格拉底在我们当中是不可能生活下去的，起码活不到70岁。
现在我们回想一下我在第三部分所阐明的：我们的整个当代世界看上去一点都不是那样的扎实稳固和经久不变，以致可以预言那文化概念能够持续永远。我们甚至必须认定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下个千年里，会产生一些新的、能让我们现在的人头发直竖起来的想法。坚信文化有一个形而上的含义，最终会变得没有那么吓人，但人们由此坚信所引出的涉及教育和学校的一些结论，或许听起来仍然是吓人的。
要把目光越过目前的教育机构，看到那全新的、别样的教育制度和机构的话，当然需要完全不一般的深思能力才行。或许过两三代人，这样的全新教育机构就会被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了。也就是说，既然现时的高等教育者致力于产生出学者、政府官员、生意人、文化菲利斯丁人，或者通常最终就产生出所有上述的混合物，那将来就要被设计出来的制度和机构，当然有一个更加困难的任务——虽然这任务就其本身并非更加困难，因为这无论如何都是更自然也更轻易的工作。还有什么，例如，比像现在这样违反自然地把一个年轻人训练成学者更加困难的？但之所以说困难，就在于要让人们重新学习改换观点，确定一个新的目标。把我们现在教育制度背后的根本思维转换成一种新的根本思维，是要花费巨大努力的。目前教育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根子源自中世纪，而产生出中世纪式的学者则被视为完美教育的目的。现在是时候认真检视这两种对立的根本思想了，因为始终需要某一代人开始战斗，而后一代的人才可收获胜利。现在，个别已经明白了新的根本指导思想的人，就站在了十字路口。走上那边的一条路的话，他会受到他那时代的欢迎，也不乏酬劳和花环；巨大的人群会簇拥着他，前后都是众多的同声同气的人。前排的人喊出口号，各队列都会齐声呼应。在此，首要的义务就是“协调一致地战斗”，第二个义务则是把所有那些不愿意站在同一行列的看作是敌人。而这边的另一条路上则少了很多同路人，路子更加难走、更加曲折、更加陡峭。那些走上第一条路的人会嘲笑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在这第二条路上迈步更加吃力，也遭遇更多险情，同时也受到第一条路上的人的引诱，以改弦易辙。如果两条道路相交的话，那第二条路上的人会遭受恶待、排挤或者孤立，因为人们会小心地对他们敬而远之。那么，对走上这两条不同道路的不同的人而言，文化的制度或机构意味着什么呢？那在第一条路上摩肩接踵挤向他们的目标的巨大人群，会把那理解为一些安排和规则——得益于这些，他们可以按部就班向他们的目标挺进，所有那些盯着更高和更遥远目标的顽固者、倔强者和孤独者，就经由这些制度和机构而被淘汰掉。对这后面的一小撮人而言，教育机构需要实现的，当然是一个全然不一样的目的。他们希望通过某一个扎实机构的保护，以防被上述那人潮冲得四散分开和卷走，这些人就太早力竭而去，或者经不起诱惑而放弃完成那艰巨的任务。这些少数的个人应该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是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意义所在。而所有投身于这一教育制度的人，都应努力通过持续净化、互相关怀和鼓励，在自身、在周围为天才的产生、为其作品的成熟而做好准备。就算是天赋属于二流、三流者，同样要铁定为此目标服务，也只有通过投身于这样的使命，才可以活出其义务，才可以生活得有目标、有意义。但现在，正是这些具一定天赋的人，受到时髦文化声音的诱惑而偏离其正道和疏远其直觉。这种诱惑瞄准他们的自私本能而下手，还有就是他们的弱点和虚荣。时代的精神就热心地、以阿谀悦耳的音调悄声对他们说：“跟我来吧，别到那一边去！在那一边，你们就只是佣人、帮手、工具而已，更高级之人的光芒盖过你们，你们永远不会快乐享受你们的本性，而是受人操纵，套上锁链，成为奴隶，甚至机械人。但在我们这一边，你们却是主人，享受着你们那自由的个性，你们的天赋会发扬、闪亮，你们自己会站在最前列，簇拥着你们的是大量的追随者，而大众的好评当然会比天才人物从高高在上、从寒冷飘缈之处下达的赞许，更加让你们受用。”面对这样的诱惑，甚至最优秀者也会把持不住。在此起决定性作用的，从根本上不是人们那稀有和强力的天赋，而是某种内在英勇气质的影响，还有就是对天才的内心亲和程度。这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当他们看见天才人物在艰难地搏斗并身处险境，或者当他们看到天才的著作因为国家的短视自利、因为生意人的肤浅意识和因为学者阶层那乏味的自我满足而受到冷遇和漠视，他们就会对这些艰难和困苦感同身受。所以，我也希望，能有一些人明白我这样描述叔本华的命运，到底是想说些什么，能明白根据我的思路，叔本华作为教育家，到底应该朝着哪一目标方向给予我们教育。
注释
[1]杜布瓦·雷蒙（dubois-reymond，1818—1896），柏林大学教授。——译者注
[2]哥白尼（nicus copernicus，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以天体运行理论著称于世。——译者注
7
我们先把关于遥远将来的想法和可能的教育革命搁置一边。我们现在必须为将要出现的哲学家抱有一些什么祝愿？在需要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准备功夫，好让他有最佳的机会能有叔本华式的存在？叔本华式的存在肯定很不轻松，但起码可以活得下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要去做的，以让这位哲学家更有可能对其同时代人产生影响？要清除哪些障碍，以让他的榜样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让这位哲学家能够教育其他哲学家？在此，我们的思考就转到了实际的困难。
大自然永远都着眼于广泛的效用，但却不懂得如何发现最好和最巧妙的手段、方法，以达到其目的。这是大自然的一大痛苦，大自然也正因此是忧郁的。大自然想通过产生出哲学家和艺术家，让人们对存在能有一个解释、看到存在的含义——这出自大自然要解救自身的渴望，是确定的。但这些哲学家和艺术家，其产生的结果和效用，却几乎都是那么的不确定，那么的微弱和无力！真要产生出效果的话，那可是绝无仅有！尤其是哲学家，大自然在试图以其达到广泛效用方面是相当茫然的；她的手段似乎是试探性、忽发奇想似的；这样，大自然就无数次地目标落空，大多数的哲学家都没有带来广泛效用。大自然的行事就像是铺张浪费，但那却不是阔豪的胡来，而只是生手、笨拙所致。可以认定，大自然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她就会免不了对自己及其笨拙恼火。大自然把哲学家就像箭一样地射向人类。大自然也不瞄准目标，但她希望射出的箭能终于挂上某处。大自然却失败了无数次，已经是大为光火。大自然在文化领域，就如同她在植物和播种方面，是同样的浪费。她是以广种薄收和甚为吃力的方式实现其目标：这样的话，她就耗费了太多的力气。艺术家之于这艺术家的鉴赏者和爱好者，犹如一门粗重的火炮之于作为目标的一群麻雀。只是为了扫走一点点雪，而掀起了一场大雪崩；只是为了打掉那人鼻尖上的苍蝇，而把人也打死了——这些都是幼稚的行为。艺术家和哲学家就是证明，足以反驳了大自然的手段与目的是相符和相宜的，虽然这些证明也绝佳地证实了大自然的目的极具智慧。大自然永远只命中寥寥可数的几个目标，但她本来应该击中所有的目标才是。甚至那几个目标，也不是以哲学家和艺术家射出其箭矢的同等力度被击中。艺术作为原因和艺术作为效果，差别如此悬殊，这是很悲哀的事情。艺术在作为原因时极具威力，但其效果却是瘸了腿似的，空留余音！艺术家根据大自然的意志，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创作了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他知道任何其他人都不会像他那样理解和热爱他的作品。因此，由于大自然手法笨拙，所以，更高和程度更甚的爱与理解，对于生成更低和程度更逊是必须的；更伟大和更高贵的，是生成那更渺小和有欠高贵的手段。大自然并不是个精明的管家：她的支出远甚于收入。终有一天，大自然会把自己的财富挥霍殆尽。这管家本来可以安排得更理性一点，定下这样的家规：少点的花费，百倍之多的回报。例如，少一些艺术家，这些艺术家的能力也弱一些；与此同时，有着许许多多的受众，并且这些受众也更有能力。这样的话，艺术作品作为原因，就能得到百倍之多的效果回响。或者，人们起码期待原因与效果能够相等。但大自然却远远没有这样的期待！常见的情形就是：艺术家，尤其是哲学家，就好像是碰巧生于他们的年代，恰似些隐世者，或者是散兵游勇，是掉队的流浪者。我们只需真心地想一想，叔本华是多么伟大，而他的影响又是多么微弱，多么荒谬！对于我们这一时代任何一位诚实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叔本华就好像是偶然生于我们这个年代，看到不知是哪些力量或者欠缺力量在作怪，以致叔本华的影响日渐式微——没有什么比看到这些，更让我们感觉羞耻的了。首先，是没有人读他的书，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坛永远的耻辱。然后，读者有了，但叔本华早期的公开宣传者却力有不逮。当然，还有就是（在我看来）所有现代人对书的麻木。人们根本不再愿意认真对待书籍了。慢慢又有了一种新的危险，这危险出自人们多方企图把叔本华改头换面，以将就这衰弱的时代；或者把叔本华当作是一些具有异国情调、有别样刺激气味的香料，仿佛那就是某种形而上的胡椒面。虽然叔本华大名已逐渐为人所知，并且我相信现在知道叔本华名字的人，已经多于知道黑格尔名字的人，但是，叔本华仍然是个隐世者，他至今仍然没有发挥出作用！如此成功阻止叔本华发挥影响，其殊荣却一点都不属于叔本华的那些真正的对手和反对叔本华的狂吠。这首先是因为这些人极少会坚持读完叔本华的书，其次是因为他们会把强忍住坚持读完叔本华著作的人，直接拉到了叔本华的那一边去。因为谁又会让一位卖驴子的人拦住，不让跨上一匹漂亮的骏马——尽管这卖驴者极尽本领贬马吹驴？
谁要是在这时代的大自然中认出非理性，那他就要寻求手段以助大自然一点点的力量。他的任务将是让自由思想的人和深受这个时代之苦的人认识叔本华；把他们集合起来，通过他们以发起一股潮流，以众人之力帮扶在应用哲学家方面至今一贯笨拙无能的大自然。这样的人将看清：那些妨碍伟大哲学发挥作用的阻力，与妨碍生成伟大哲学的阻力是同一样的。正因此，他们应该把目标定在为叔本华的再生铺平道路，亦即为哲学天才的再生铺平道路。但那些从一开始就抗拒叔本华学说的影响和传播的人，那些到最后想极尽手段以破坏哲学天才重生的人——这些一言以蔽之，都是当今人性中的乖戾、反常成分。这也是为什么所有形成中的伟大人物，都必须耗费让人难以置信的精力，以只身杀出这些乖戾、反常的重围。他们现在踏进的世界，笼罩着荒唐和胡说八道。那的确不必是宗教的教条，而只是诸如此类甚有荒唐味道的概念：“进步”、“普遍的教育”、“民族的”、“现代化国家”、“文化斗争”，等等，等等。确实，我们可以说，所有的那些泛泛字词现在都带有某种人为的、非自然的装饰。因此，我们那更加清醒的后世会极其严厉地指责我们是畸形和颠倒的——尽管我们如此高声吆喝着我们是多么“健康”。古代器皿之所以美丽，叔本华说，就是因为那些器皿，以如此天真直白的方式表达了它们是什么和将作何用途；其他的古代器具莫不如此。看着这些东西，我们就会想，如果大自然真要做出这些花瓶、陶罐、灯具、桌子、头盔、盾牌、铠甲，等等，那它们就会是这个样子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谁要是在今天看看几乎每一个人是如何忙活着艺术、国家、宗教、教育（为了很好的理由，就更不用提我们的器皿了），那就会发现在人们那里，有着某种程度上未开化的任意性和在表达上的夸张；而形成中的天才通常恰恰要面对的，就是他这时代充斥着的奇异概念和怪诞需求。这些是铅一样的压力，经常就在他们要动手拉动犁头开耕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按压着他们要抬起的双手；甚至他们最高的作品，因为要发力破土而出的缘故，所以也在某种程度上打上了这种力压之下的痕迹。
在我搜集和总结种种能够帮扶一个天生哲学家的条件时，我注意到了某些奇特之处；我这里所说的条件，意思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加上至好的运气，一个天生的哲学家至少就能够免遭上述那些时代乖戾风气的压迫。那奇特之处就是这些条件，部分恰恰就是叔本华赖以成长起来的条件，起码总的来说是这样。虽然也不缺与此相反的条件，例如，在他那虚荣和爱好文艺的母亲身上，时代的那种乖戾和反常可怕地逼向叔本华。但是，叔本华父亲那种高傲的、共和式的自由性格，就仿佛是把叔本华从他母亲那里解救了出来，并给了他一个哲学家所需要的首要东西：一副硬朗、不屈的男子汉气概。叔本华的这位父亲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学者。他带着他的小孩多次游历国外。所有这些，对于一个不是要认识书而是要认识人，不是要应该学会敬重一个国家而是要应该学会敬重真理的人而言，都是有利的条件。叔本华及时地学会见怪不怪地对待，或说学会敏锐地看出各民族的局限性。他居住过英国、法国、意大利，与他居住过自己的祖国没有什么两样；他与西班牙的思想精神也不乏亲近。总的来说，叔本华对生为德国人并没有感觉到无上光荣；我不知道在一个新的政治环境中，他是否就会有别样的感觉。众所周知，叔本华认为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抵御外侮、抵御内乱和抵御提供抵御者。如果人们捏造国家还有除了提供抵御以外的其他目的，反而轻易就会危及国家的真正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叔本华立下遗嘱，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了在1848年中为维护社会秩序而战斗、而倒下的普鲁士士兵的幸存者。此举让所有那些所谓的自由派分子感到震惊。很有可能从现在开始，人们会越来越把对国家及对国家的义务这样的简单理解，视为显示一个人具有更高思想水平的标志。这是因为谁要是怀着“哲学的激情”的话，那就已经不会有时间再有那“政治的激情”；并且，他就会很聪明地小心不要每天阅读报纸，或者更不要服务于任何一个政党；虽然一旦他的祖国真处于危难之中，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岗位上。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政治家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必须去关心政治的话，那这一国家工作的管理和安排，就是相当糟糕的，这国家也活该给许许多多的这些政治家葬送。
叔本华得到的另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要长大成为一名学者，而是确实在一个商行中工作了一段时间，虽然那种工作违反他的心意。无论如何，叔本华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呼吸着大贸易商行的自由空气。学者是永远成不了哲学家的，因为康德本身也无力成为哲学家。尽管康德有其与生俱来的天才的涌动，但一直到最后都仿佛处于只是蛹的状态。谁要是以为我这样说康德，就是对康德不公平，那他就是不知道哲学家是什么。哲学家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而且还是一个真正的人；又有几个学者成为了真正的人？谁要是让概念、意见、过去、书籍搁在自己与事物之间，也就是说，谁要是诞生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历史之中，那他就永远不会直接看视事物，他自己也不会是直接被看视之物。但这互相交错的两个条件，却是哲学家必备的，因为大部分的教诲，哲学家必须从自身获得，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那整个世界的写照和缩写。如果一个人是通过别人的看法来察看自己，那毫不奇怪的就是他在自身所看到的只是别人的看法！学者正是这样子的人，就是这样子地生活和观察。相比之下，叔本华却有着说不出的好运，不光是近距离在自身看到了天才，而且还在自身之外，在歌德身上看到了天才。通过这两重的映照，他学到了、也智慧地从根本上明了了所有的那些学者的目标和文化。得益于这些经历，叔本华知道了艺术的文化所渴望的自由和强有力的人，必须是个什么样子。有了这样的眼光以后，叔本华还能有多少的余兴，以现代人的学者或者虚伪的方式，致力于所谓的“艺术”？叔本华看到过更高一级的东西：那一可怕的、超越此尘世的审判场景；在那里，众生，甚至最高级的和最完美的，也将被掂量一番，并被发现太轻；他看见了圣者是存在的裁判官。我们一点都无法确定叔本华早在什么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这幅画面，并且给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稍后在他的所有作品里，他都试图临摹这幅画面。但我们可以证明这个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且也相信他还只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这惊人的一幕。他在稍后从生活中，从书本里，从科学的各个王国所吸收的一切，对于他而言，差不多就只是颜料和表达的手段而已。甚至康德的哲学也只是排在首位的、特别的一套词语工具而已——以此工具，叔本华相信能够更清晰地表现他所看到的那幅画面，正如佛教和基督教神话也不时被他用于同样的目的一样。对于叔本华来说，只有一个任务和成千上万的手段以完成这一任务；只有一个意思和无数的图形文字以表达这一意思。
叔本华能够真正为完成他这样的一个任务而活，可以谨守自己的座右铭“把一生都献给真理”，不需承受日常生活的平庸压力——这是叔本华存在的美妙条件之一。人们都知道叔本华为此是以多么辉煌的方式感谢了他的父亲。而在德国，吃理论饭的人，通常为了完成其学科的职业生涯而以自己的纯粹人格为代价，求名求地位，成了一个“考虑周全的傻瓜”，对有影响力和身处高位的人，则处处小心谨慎，曲意逢迎。叔本华对数不胜数的学者有过很多冒犯，但不幸的是，所有那些都及不上这样的冒犯：叔本华与他们并不相像。
8
这里提出了几个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我们这时期的哲学天才，尽管面对重重障碍和不利因素，但也起码能够得以生成：自由的男子气概、早年就知悉人性、没有接受过那种学者式的书呆子教育、不受爱国主义的束缚、不用被迫为稻粱谋、与国家没有牵连——一句话，自由，永远都是自由：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赖以成长的奇妙和危险的环境。谁要想像尼布尔[1]指责柏拉图那样指责哲学天才是糟糕的公民，那就让他们这样指责吧，他们自己去做良好公民得了。他们这样指责是对的，柏拉图那样做也同样是对的。对于其他人，上述那样巨大的自由意味着狂妄和自负，那他们也是对的，因为这些人有了这样的自由以后都不知如何是好；假如他们要求这种自由的话，他们就当然是相当自负的。那样的自由的确就是一笔沉重的债务，也只有通过做出伟大和非凡的事情才可以偿还。确实，每一个凡夫，看到有人独得上天如此厚爱，都有权利心怀怨恨。不过，他自己则是愿上天保佑，可千万不要受到这样的厚爱，亦即不要背负如此可怕的责任。他们的确会因那自由和那孤独而马上沉沦，会因为无聊而变成一个傻瓜，并且还是一个恶毒的傻瓜。
到现在为止，从我所说的，或许某些父亲会学到某些东西，并私下应用一二于其儿子的教育之中。但我们可千万不要真的期待父亲们会希望他们的儿子只成为哲学家。很有可能的是，历史上各个年代的父亲们通常都抗拒其儿子成为哲学家，就像是抗拒一桩极其乖戾的事情一样。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就成为了父亲们怒气的牺牲品，罪名是“引诱青年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柏拉图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以让哲学家的生成不再受制于父亲们的非理性。现在看来，似乎柏拉图的确成功做出了一些事情。这是因为现代国家现在把促进哲学当作是自己的任务，每次都试图让一部分人幸运地得到“自由”，亦即获得一个我们认为哲学家得以生成的最根本条件。但柏拉图在历史上所遭遇的，却是一种奇特的不幸：某样东西基本是根据柏拉图所提出的构想，一旦真的形成以后，只有对其再仔细察看，那就始终不外是一个被侏儒或魔鬼掉了包的丑陋怪婴，一个小鬼怪。比较一下中世纪的教士国家，与柏拉图所梦想的“神之子”的统治，就可得出例子。现在，虽然现代国家是绝对不会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啊，感谢上帝！”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补上这一句——甚至国家对哲学的促进（按照国家所理解的那种促进），也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遭检视，看看国家是否以柏拉图的方式理解它；我的意思是国家是否很认真地促进哲学，就好像产生新的柏拉图就是国家的最高目的一样。如果哲学家按惯例就好像是偶然出现在他的时代，那国家是否会真的布置任务，有意识地把那偶然转化为必然，助大自然一臂之力？
不幸的是，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在伟大哲学家方面，没有什么比那些为国家服务的拙劣哲学家更妨碍着哲学家的产生和流传。这是一个让人痛苦的问题，不是吗？人们都知道，这也是叔本华在著名的《论大学的哲学》中最初让我们审视的同一问题。我会回头再讨论此问题，因为我们必须迫使人们严肃对待此问题，亦即以此促使他们做出某样实事。我认为我所写的每一个字词，如果其背后不是在督促着做出实事的话，那就都是白写的、没有用处的；把叔本华在《论大学的哲学》中给出的永远成立的定理，联系到我们至为紧密的同时代人，再一次直截了当地展示出来，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因为善良的人会误以为自从叔本华发出那些严厉的指控以后，在德国的所有一切都有好转了。叔本华的工作还没有完结呢——甚至在微不足道的这一点上。
仔细察看的话，正如我所说的，国家现在为促进哲学而让某些人有幸得到的“自由”，却根本不是自由，而是某种有俸的职位。所谓的促进哲学，在今天不外乎就只是国家让一部分人能够靠哲学而生活，亦即把哲学变为一种谋生的职业。相比之下，希腊的古老智者却没有从国家那儿领取薪水，至多不过就是像芝诺[2]那样获授一顶金冠，并在凯拉米克斯[3]竖起一座纪念碑，向他表示敬意。告诉人们如何利用真理而谋生，是否就对真理带来好处，我无法泛泛而言，因为这一切都取决于所召唤对象的素质和品格。我能想象那些人带着好几分的骄傲和自尊心对其同类说：你们就好好照看着我吧，我有更正经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我要照看着你们。如果是柏拉图和叔本华，这样大的气派和语气，并不会让我们惊讶，这也是为何他们甚至可以成为大学哲学家，正如柏拉图短暂做过宫廷哲学家而不会有辱哲学的尊严一样。甚至康德也像我们学者所习惯了的那样，处处谨慎、低三下四，其对国家的态度并没有伟大之处，以致如果大学哲学受指责的话，他就无法为自己辩解。但如果有能为大学哲学声辩的人，就像叔本华和柏拉图那种，我估计他们将永远没有这样做的机会，因为永远不会有任何国家斗胆宠幸这样的人，让其得到大学哲学家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国家都害怕他们，并且永远只会宠幸那些国家不用害怕的哲学家。也就是说，国家从根本上对哲学是恐惧的，并且，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国家就恰恰会尽力试图把哲学家拉到它的一边去，这样就会显得哲学是站在国家的一边，因为国家有着这些顶着哲学之名，但又不会引起恐惧的人站在国家的一边。但如果有人现身，摆出一副架势，手拿真理的计量器，对一切事物动真格，甚至包括国家，那国家就有理由排斥这样的人，并将其视为敌人；正如国家会同样对待那凌驾于国家之上、想成为它的裁判官的宗教一样，因为国家肯定自己的存在更甚于任何一切。所以，有人能忍受成为一名为国家服务的哲学家的话，那他也就得忍受被人视为放弃真理、不再对真理探究到底。起码，只要他受人恩惠，受人职位，那他就得承认在真理之上还有着更高的东西——国家。并且也不仅仅是国家，而是所有的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要求的一切，例如，某种形式的宗教，社会的秩序，军队的法章——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写上了“不得触碰！”的字眼。大学哲学家弄清楚明白了他的责任的整个范围和限制吗？我不知道。但如果他对此已经清楚明白了而又仍然是国家的公务员，那他无论怎样说都是真理的坏朋友；如果对此从来没有弄清楚明白，那他仍然不是真理的朋友。
这些是至为泛泛的考虑，这些对于人们来说，当然是没有什么力度，人们对这些也是漠然处之。大部分人只会耸耸肩，说道：“就好像在这世上，伟大和纯粹的东西用不着为低下的人类作出让步和妥协而照样能够保留下来似的！你们难道宁愿国家迫害哲学家，而不是给他们发薪水，接受他们的服务？”在还没有回答这个最后的问题的时候，我只想补充这一点：哲学给国家所做出的让步现在是太大了。首先，国家挑选出它的哲学仆人，并且是恰好其机构所需要的数量；也就是说，国家给人的假象就是国家能够鉴别和分清好的哲学家与糟糕的哲学家；并且它还假设肯定永远会有足够数量的好的哲学家，以填满它所有的教席。不光在好哲学家方面，而且还在所需的好哲学家的数量方面，国家现在已成了权威。其次，国家强迫它所挑选了的人，在固定的某一地方，在某一人群当中，从事某一固定的活动；他们得给那些有兴致的大学生授课，并且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问题是一个讲良心的哲学家，会答应每天都能有东西可教吗？并且是教给每一个想聆听的学生？他难道不需要作出假象，让人觉得他懂得比实际上的要多？他难道不需要在一群陌生人面前，大谈一些他只能与最亲近的朋友谈论才没有危险的事情？总而言之，他难道没有剥夺了自己那至为美妙的自由，以在自己的天才呼唤之时能随时随地听从之？这样的话，他就负责在特定的时间公开思考一些预先特定的东西。而且是对着一帮年轻人这样做！这样的思考，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好比是去势了吗！当他某一天感觉到，今天我什么都想不出来，没有什么聪明美妙的想法——但他还是得硬着头皮摆出思考的样子！
但是，有人会提出异议，他可一点都不是要成为一个思想家（denker），而只是一个“nachdenker”（思考者）[4]或“uberdenker”[5]罢了；但他首先是位了解所有以前的思想家、有学问的鉴赏家，他总能讲述一些他的学生不知道的这方面的东西。但负责在学生面前显示出博学多识，正是哲学给国家作出的第三个至为危险的让步。特别是表现为通晓哲学史，因为对于天才来说，他们以爱和纯粹的目光注视着事物，就像诗人、文学家那样，无论怎样深入事物也嫌不够。而在那数之不尽的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意见和看法之中翻寻和挖掘，却几乎是最让其厌恶、最不适合他们的职业。对过去历史如数家珍、旁征博引，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哲学家的工作，不管是在印度，还是在希腊；如果一个哲学教授致力于这样的工作，那他就得容忍人们充其量这样说他：他是个优秀的语文学家、古物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但他永远不是个哲学家。正如已经说了的，这只是充其量，因为对大学哲学家所做的那些大部分学术工作，一个语文学家会感觉相当糟糕：既没有科学的严谨，也大都带有某种让人厌恶的冗烦和无聊。例如，谁又能够把希腊哲学家的历史，从里特[6]、勃兰迪斯[7]和策勒尔[8]对其布下的重重催眠烟幕中解救出来？这几个人的学究工作并不那么科学，同时又不幸地太过冗烦和单调。我起码喜欢阅读第欧根尼·拉尔修[9]更甚于萨勒，因为在前者的著作中起码存活着古老哲学家的精神，但在策勒尔的作品里，既没有古老哲学家的精神也没有其他任何人的精神。最后，那哲学史跟我们的年轻人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否要用那些众说纷纭，让我们的年轻人失去拥有自己看法的勇气？是否要他们学会一起欢庆，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美妙的进步？是否非要让年轻人终于憎恨或者蔑视哲学不可？至于这最后一点，当我们知道那些学生为了应付哲学考试是如何折磨自己，是如何把过去人们头脑中曾经有过的至为疯狂和至为尖刻的看法和念头，连同那些最伟大的和最难以把握的思想一道，硬是塞进可怜的脑子里面——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真的就会这么想了。对一种哲学唯一的可能做出的评判，并且是能证明一些东西的评判（亦即争取看看人们是否可以据此哲学而生活），却从来不会在大学里传授；所传授的只是用字词加上字词做出的评判。现在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并没有多少人生经验，但在头脑里却并存和混合着五十个体系的文字形式，以及对这些体系的五十个评判。这将是怎样的杂草丛生的蛮荒之地！是对哲学教育多大的嘲弄！事实上，人们也承认这并非向学生传授哲学，而是要训练他们通过哲学考试。这样做的结果通常就是，人人都知道，那被考试的年轻人——啊，那被考试得太过的年轻人——以憋闷的一声叹息承认：“感谢上帝，幸好我不是个哲学家，而是个基督徒，是我国家的一个良好市民！”
但如果学生的这一憋闷叹息正好就是国家的目的，而哲学“教育”（erziehung）就只是要“引离”（abziehung）哲学吗？我们要问一下自己。但如果情形真的是这样，那就只有一样东西是值得害怕的：年轻人最终发现哲学被扭曲背后的目的是什么。那最高的目标，那要产生哲学天才，就只是一个托词而已？目标或许正是要阻止哲学天才的产生？这其中的意思翻转过来变成相反？这样的话，那整套国家和教授的精明把戏就倒霉了！
而这样的事情，难道还没走漏了风声吗？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大学哲学已经沦为众人蔑视和怀疑的对象。这部分原因在于现在统治着讲台的，是更弱的一代；如果叔本华现在要再写一篇论大学的哲学的话，他不必再用棍子了，只需一根灯芯草即可征服他们。他们是那些虚假思想家的继承人和后裔——对其先辈那受严重扭曲的头脑，叔本华曾给予了痛击。现在的这些家伙，看上去就像婴儿和侏儒似的，这让人想起那句印度的谚语：“人们根据自己的所为而生为愚蠢、聋哑、畸形残疾。”他们的父辈因其所为，根据那谚语，就配得到这种样子的下一代。因此，毫无疑问的是，青年学子们很快就可以没有大学所教的哲学而一样将就着，与学术无关的成年人现在已经没有哲学而照样应付自如。人们只需回想一下自己的学生年代。我的例子就是，那些学术哲学家完全就是无足轻重的人。那时在我看来，他们就把其他学科的成果大概凑在一起，空闲时间则读读报纸，去看看歌剧；其余时间，其学术同事对待他们的，则是某种巧妙掩藏起来的鄙视。人们相信他们甚少知识，却永远不会拙于以模糊的字词来掩饰自己的无知。所以，他们偏好流连在那些昏暗的、有着良好视力的人无法长时间忍受的地方。其中一位会以这样的说法反对自然科学：没有一样自然科学能够向我彻底解释最简单的进化、形成，那么，对所有这些还有什么可感兴趣的？另一位则这样评论历史：对我这样有思想的人，历史是不会有新东西的。一句话，他们总能找到理由解释，为何什么都不懂却比学习某样东西更有哲学味道。但如果他们真忙于学习的话，那他们的秘密冲动不过就是要逃离科学，要在某一空白和模糊不清之处建立起一个晦暗王国。要说他们走在科学的前面的话，那意思就只能是像猎物跑在紧追不舍的猎人的前面。最近他们喜欢宣称，自己其实只是科学前沿的监察者和看守者。康德的学说在此尤其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尽力把康德的学说弄成某一种闲适的怀疑论，目的就是用不了多久，就没人对这还有兴趣。偶尔，他们中的一位还能终于决定抛出一小套形而上学，伴随着那通常的后果，亦即眩晕、头痛和鼻子流血。在他们的这些直往云里雾里的旅行经常失败以后，在被那些学习真实科学的生硬和固执的年轻人，持续不断地抓住头发从云里雾里拽下来以后，他们的脸上就习惯性地带着一副拘谨、扭捏和谎言被识穿以后的表情。他们完全失去了那洋洋得意，再不会为哲学越出雷池哪怕半步。以前，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相信能够以他们的体系创造一个新的宗教，或者取代旧的；现在呢，这样的目空一切已经消失了。他们大都是温顺、腼腆和暧昧的人，永远不会像卢克莱修[10]那样勇敢，为加在人的身上的压迫而愤怒。至于逻辑思考，人们也难再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在自然评估了自己的能力以后，他们也停止了那以往惯常的思辨、论辩练习。毫无疑问，现在人们在具体单个学科中，更加合乎逻辑、更加小心谨慎、更加谦虚、更加富有创意，一句话，比那些所谓的哲学家都要哲学。人们也就同意那不怀偏见的英国人巴治赫特（bagehot）的说法了。巴治赫特这样说现在那些建构哲学体系的人：
谁不是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确知他们的前提奇特地混合着真理与谬误，因此，花费闲暇反复思考他们接下来的那些结论是得不偿失的？那些完备的体系或许能够吸引年轻人，并给那些没有经验的人留下印象，但受过教育的人，却不为所动。他们永远宁愿接受给出的暗示和猜想，而小小的真理则更受他们的欢迎。但满纸演绎、推论哲学的大部头，会引起人们的怀疑。无数未经证明的抽象原理，却被年轻的人们匆匆收集起来，然后精心大作文章，形诸书籍和理论，并以此解释整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却不会理会这些抽象的东西。这是不奇怪的，因为这些抽象东西相互之间也是矛盾的。
如果以前的哲学家，特别是德国的，是那样地陷入沉思，以致冒着头撞横梁的持续危险，那现在的他们，则像斯威夫特[11]所描写的飞行浮岛拉普他岛那样，被配置了成队的拍手，以便不时地给他们的眼睛或者随便哪里温柔的一击。有时候这些拍击可能太用力了，这些沉思恍惚的人就会忘了自己而回击，但他们总是以丢脸而告终。没看到那横梁吗，你这昏昏沉沉的家伙！那些拍手就会这样冲着他们说。常有的事情就是，哲学家的确看到了横梁，然后就重新和颜悦色了。这些拍手就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这些学科逐渐把那德国“梦与想的工作”（这“梦与想”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被混淆为“哲学”）吓唬到这样的地步，那些“梦与想”贩子巴不得放弃自食其力的努力；但如果他们意外地妨碍了自然科学，等等，或者想要把一小带子系在这些学科上，以图牵引它们，那些拍手就会马上恶狠狠地拍打他们，这些拍手似乎很想说：“你这样的一个思想贩子，竟然想沾污我们的自然科学和历史，是可忍孰不可忍！滚！”这样，他们就又摇晃着回到他们自己的不确定和迷惘之中：他们绝对希望有一点自然科学抓在手里，就有点像经验心理学，像赫尔巴特[12]门徒那样，也绝对希望掌握一点点历史。这样的话，他们起码就可以公开做出在忙于科学的样子，尽管他们私下里巴不得让所有哲学和所有科学都见鬼去。
但就算承认这一帮拙劣的哲学家是很可笑的——谁又不肯如此承认呢？——那他们的危害性又在哪里呢？简短的回答就是：他们的危害性就在于他们把哲学变成了一样可笑的东西。只要那获国家承认的虚假思想家群体继续存在，那真正哲学所发挥的出色作用就被抵消，至少就受到了制约，甚至就是因为他们作为那伟大哲学的代表所招惹的可笑诅咒，让哲学本身蒙羞而无法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国家和学术院取消对哲学的承认，视为促进了文化；并且，要免除国家和学术院那无法完成的把真正哲学与虚假哲学区分开来的任务。就让哲学家无拘束地生长，不再让他们抱有希望能在公民行业中得到一官半职，不再以薪俸刺激和勾引他们；甚至还有更多，那就是迫害他们，一脸不悦地看着他们——这样，你们就能看到奇迹！他们就会作鸟兽散，就会寻找地方栖身，那些可怜的假冒哲学家。一些人会做了教士，另一些人则成了学校教师，还有一些人则躲进了报纸的编辑室做起了编辑，再有一些则给女子学校撰写教科书。这些人当中最有理性的则会拿起犁头，而最虚荣的则到宫廷去谋生。突然之间，一切都变得冷冷清清，人去楼空。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清除那些拙劣哲学家，我们只需不再优待他们，养着他们就可以了。这样做无论如何都好过为了国家的缘故而公开庇护和资助某一哲学——不管这一哲学是什么。
国家从来不会对真理真的上心，永远只会关心对国家有用的真理；更精确地说，只会关心所有对国家有用的东西，不管这些是真理，抑或是半真半假的理，抑或是谬误。国家与哲学的结盟，也只有在哲学能够保证无条件为国家服务的时候，才有其意义，亦即哲学要把为国家服务放在比真理还要高的位置。如果国家能够雇佣真理、得到其效劳，那当然是很美妙的事情。不过，国家也很清楚地知道，真理的本质是永远既不会效劳，也不会接受薪水。因此，国家所拥有的只是虚假的“真理”，是一个戴着副假面具的角色；而这角色却不幸地无法提供国家异常渴望从真理那得到的东西：类似能够宣布其合法或者类似教皇的封圣一类。当中世纪的王侯要想得到教皇的加冕而又无法如愿的时候，就会委任一个伪教皇以给他提供这一服务。这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凑合着应付，但如果现代国家委任一种伪哲学，以求得到其合法化的论述，那是不能成功的。因为哲学会一如既往针对这一种伪哲学，现在甚至比以往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真心认为如果国家完全不要染指哲学，根本不要从哲学那儿希冀得到什么，并尽可能地对其漠然视之，无动于衷，这会对国家更有实际好处。如果无法保持漠然视之，如果这哲学对国家构成威胁和损害，那国家尽可以找这哲学算账。既然国家对大学的兴趣，不外乎就是通过大学培养出顺从的、有用的公民，那么，国家就要谨慎从事，不要做出有损这一目的的事情，亦即不要要求年轻人进行哲学测试，因为虽然这样魔鬼般的考试会是吓走那些懒惰和能力不足的学生的不错手段，让他们不敢在大学学习，但这样做的得益，终究无法抵偿这种强制性学习给那些轻率莽撞、躁动不安的学生所造成的损害。他们了解到了那些禁书，开始批评他们的老师，最终甚至留意到了大学哲学及其考试的目的，更不用说那些年轻的神学家因为这样的考试而可能产生疑问，并因此在德国，神学家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就像北山羊在蒂罗尔[13]越来越少一样。我知道得很清楚，国家会对我的整个思考有何反对意见和理由——只要那美丽的、绿油油的黑格尔庄稼还在所有地里生长。但是，在这些庄稼失收以后，在人们当时就此所许下的诺言并不曾兑现、在所有粮仓都空荡荡的时候，人们就宁愿不只是提出反对意见，而是要抛弃哲学了。国家现在有了力量，但在黑格尔时期，国家只是想拥有力量——这是一个巨大差别。国家再也不需要经由哲学而获得认可，因此，哲学对于国家来说已变得多余。当国家不再养着它的教授，或者就像我所预想的不久以后，国家只是表面上养着他们，其实对其并不上心，那这样对国家反倒有利。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大学也明白这样做的好处。起码，我认为一所真正科学的院校，不再与那半科学或四分之一科学的东西为伍的话，会得到好处。再者，大学获得太少的尊敬，以致不得不希望剔除掉那些连学术中人也看不起的科目。这是因为非学术人士有着很好的理由，对大学有着某种程度的蔑视；他们指责大学怯懦，小的害怕大的，大的则害怕公众言论；指责大学没有在涉及更高文化的事情方面领路在前，而是拖在后面蹒跚而行；不再遵循任何享有声誉的科学都会遵循的根本方向，例如，人们比以往都更热情地进行语言方面的学习，但却没人认为需要对写作和讲话进行严格的训练和培养。古老的印度打开了门户，但这方面的学习者和鉴赏家，与印度那些不朽著作、与印度哲学的关系，就跟一只动物与古希腊竖琴的关系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叔本华认为认识印度哲学，是我们这一世纪相比其他世纪所能拥有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古老的经典已变成了人们随意对待和任意处置的古旧之物，不再发挥出古典和模范的作用。学习那些经典的年轻人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那些年轻人确实不是值得模仿的对象。菲利德利希·奥古斯特·沃尔夫[14]的精神现在去哪里了？弗兰茨·帕索[15]可以说沃尔夫的精神表现为一种真正爱国、真正人道主义的精神，必要时，有能力让一个大洲燃烧起来。与此同时，一种报纸杂志的格调和气味却越发侵入到大学中去，并且还不止一次打着哲学的名义；那是一种圆滑光亮、修饰得美轮美奂的表述方式，浮士德和智者纳旦[16]挂在嘴边，语言和观点都来自我们那些让人恶心的杂志和读物。最近还唠叨起我们神圣的德国音乐，甚至还要求讲座讲解席勒和歌德——所有这些迹象都显示出大学的精神开始与时代的精神混淆不清了。在我看来，如果在大学之外，还能有一个更高的评判机构，以监督和校正这些大学机构在促进教育方面的所为，那将是价值非凡的；一旦哲学从大学分离出来，并去除所有没有价值的顾虑和遮蔽，那恰恰就成为这样的评判机构了：没有国家的权力支持，没有薪水和荣誉，这种评判机构就知道提供其服务，不受这时代精神的影响，也不受畏惧这时代精神的影响。一句话，就像叔本华那样的生活，成为一个对他周围的所谓文化的评判员。以这样的方式，哲学家仍然可以对大学是有用的——当哲学家与大学再没有了关联，而只是从相隔一段具有尊严的距离，对大学作出总览和评判。
最后就是，一个国家的存在、大学水平的提高，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如果哲学在这地球上的存在对于我们是首要的事情？或者为了不至于让人对我的意思产生疑问，后半句话就是：如果我们关心哲学的诞生，远甚于关心国家或者大学的持续存在。人们对公众舆论越是奴颜婢膝，自由所面临的危险越大，那哲学的尊严相应就越高。在罗马共和国崩溃的地震中，在帝国时期，在哲学的名字与历史的名字成了“让王侯不快的名字”的时期，哲学的尊严是最高的。在展示哲学的尊严方面，布鲁图[17]表现得比柏拉图还要出色；那是伦理学不再处于平庸位置的年代。如果哲学现在并不怎么受尊重了，那我们只需问一问，为何现在没有哪一位伟大的统帅和政治家是信奉和拥护哲学的？这正是因为在他们寻求哲学的时候，迎面走来的是一个挂着哲学之名的虚弱幽灵，是那种书呆子式的、只在课堂上讲的智慧和谨慎处世。一句话，是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哲学用不了多久就变成了一种可笑的东西，而哲学本应该是让他们敬畏的；那些受召唤去寻找力量的人，本来应该知道哲学里有着英勇气概的源泉。一个美国人可以告诉他们，一个伟大思想家来到这一世界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巨大力量的中心到底意味着什么。“当心，”爱默生[18]写道：
当伟大的神祇把一个思想家放走在这地球上，所有一切就都处于危险之中。那就犹如在一个大城市中燃起了大火，无人知道什么是安全的，大火将在哪里熄灭。没有什么科学是可以保证明天不会翻侧；也没有什么文学的大名和所谓的闻名遐迩是可以免于修正和批判。此时此刻一些东西在这些人的眼中是很美好的，那是在他们的思想地平线所能出现的观念所致，也是这些思想观念导致了现在的事物秩序，就正如一株苹果树结出了苹果。新的一级文化会瞬间转变人类的一系列追求。
那么，如果这样的思想家是危险的，那当然就很清楚为何我们那些学术思想家是不危险的了，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从传统和习惯中平和地生长，就像树上结出的果实。这些学术思想家是不会让人惊骇的，不会弄至天翻地覆。要描述他们的整个追求和努力，那就用第欧根尼[19]的话吧——在某人赞扬一个哲学家的时候，第欧根尼是这样回应的：“他又显现了什么伟大之处呢？他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哲学家，但却不曾使任何人苦恼或者忧伤！”的确，在大学哲学的墓碑上，应该写上“这些东西不曾让任何人苦恼和忧伤”。然而，这种赞语当然应该更多的给予一位老妇，而不是给予真理女神。并不奇怪的是，那些把真理女神看成是老妇人的人，本身就没有什么男子气，因此也是恰如其分地不再受到有权力之人的重视。
但如果在我们这一时期现实就是如此，那哲学的尊严已被踩在脚下，哲学本身看上去已经变成了某样可笑的或者是某样人人都会漠视的东西。这样的话，哲学的所有真正的朋友就都有责任对这混乱作出见证，并且起码要证明：只有哲学的虚假和有失身份的仆人才是可笑的，才是应该遭漠视的。如果他们能够通过行动表明：对真理的热爱是某种可怕和有力的东西，那就更好了。
叔本华证明了上述这两样，并且会随着时间而越加证明之。
注释
[1]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创立的原始资料鉴定法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纪元。——译者注
[2]芝诺［zeno（of elea），前495—前430］，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亚里士多德称他为雄辩术的发明者。——译者注
[3]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古代雅典的一座公墓。——译者注
[4]它的原意是跟着别人思考或反复思考的人。——译者注
[5]意即反复或过度思考者。——译者注
[6]里特（heinrich ritter，1791—1869），德国哲学教授。——译者注
[7]勃兰迪斯（august brandis，1790—1867），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8]策勒尔（eduard zeller，1814—1908），德国哲学家、神学家，著有《古希腊哲学史纲》。——译者注
[9]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ertius，活动时期3世纪），希腊作家，因编著希腊哲学史而闻名。著有《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学说和格言》。——译者注
[10]卢克莱修（lucretius，活动时期公元前1世纪），全名蒂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拉丁诗人和哲学家，以长诗《物性论》而知名。——译者注
[11]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裔爱尔兰作家，最杰出的英语讽刺散文作家。著有《格利佛游记》等小说。——译者注
[12]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德国哲学家及教育家。19世纪重新对现实主义发生兴趣的带头人，现代科学教育学的奠基者之一。——译者注
[13]蒂罗尔（tirol）是奥地利的一个州，多山的地区。——译者注
[14]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德国古典学者，学术界公认的现代语文学的奠基人，《荷马引论》是其代表作。——译者注
[15]弗兰茨·帕索（franz passow，1786—1833），德国学者。——译者注
[16]智者纳旦，德国剧作家莱辛的剧作《智者纳旦》中的主角。——译者注
[17]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前85—前42），公元前44年3月刺死罗马独裁者尤利乌斯·凯撒的密谋集团领袖。他是一个斯多葛派学者，写过许多哲学论文和文学作品，均已散失。——译者注
[18]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演说家，美国19世纪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文学运动领袖。引文出自《尝试》。——译者注
[19]第欧根尼（diogenes，？—约前320），犬儒学派的原型人物，创造了犬儒学派的生活方式。——译者注
附
叔本华的生平轶事
韦启昌
阿图尔·叔本华，1788年2月22日诞生在但泽（今波兰格旦斯克）一个异常显赫的富商家庭。
但泽圣灵街114号，叔本华在此诞生
阿图尔·叔本华名字的拼写是arthur，这名字不光在德国是常用名，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也是常用名；拼写在以上国家的语言里一模一样，只是发音略有差别。从事国际贸易、谨守家族格言“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的叔本华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给儿子起了这一多国通用的名字，极有可能有其寓意。虽然长大后叔本华没有作为巨商跨国贸易和赚钱——就像他父亲所希望的那样，但叔本华的思想遗产却跨国流传开来。这种结局绝对不是叔本华父亲当初所预料到的。
叔本华的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1747—1805）
自叔本华以上的几代人在但泽一直因经商而家族显赫。彼得大帝及皇后在1716年访问但泽时，就在叔本华的曾祖父安德里亚斯·叔本华家里过夜。据闻，这位叔本华的曾祖父在客人到来之前巡视客房，当发现房间有点寒冷时，老叔本华就吩咐仆人把白兰地酒洒在地上燃烧，以温暖房间和让房间洋溢着美酒的芬芳气味。
叔本华的母亲约翰·特罗西娜·叔本华，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比她年长得多的巨商叔本华的父亲。根据当时人们的形容，叔本华的父亲“有着肌肉扎实的体形，四方宽阔的脸盘，嘴巴宽大，下巴则明显突出”。当初，这场婚姻是约翰·特罗西娜的亲友极力撮合，也招来“不少人的艳羡”（叔本华母亲语）。但这场婚姻对于约翰·特罗西娜本人似乎并不很幸福。不过，就像叔本华所说的：“幸福的婚姻是稀有的……在缔结婚姻时，要么我们的个体（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爱情），要么种属后代的利益（如果我们只考虑金钱物质利益），这两者之一肯定会受到损害……因为优厚的物质条件和狂热的爱情结合一道是至为罕有的好运。”
叔本华的母亲很有文艺天赋。当时的不少德国文化名人，包括写作格林童话的格林兄弟、施莱格尔兄弟、歌德都是叔本华母亲举办的沙龙的座上宾。音乐家舒伯特还曾为约翰·特罗西娜·叔本华写的一首诗谱上曲子。约翰·特罗西娜·叔本华本人写作了不少浪漫的爱情小说。在她的大部分小说里，那些女主人公在年轻时都狂热地恋爱过，但却都不幸地有情人不成眷属。她们只得把对心上人的思念深埋在心里，一边服从理智的召唤，嫁给了理智上更合乎她们要求的男人。这些小说充满着哀怨的情绪。约翰·特罗西娜·叔本华当时享有一定的文名。甚至在叔本华写作了巨著《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以后的一段不短的时间里，人们提起叔本华时，也会不时地说“那是约翰·特罗西娜·叔本华的儿子”。
约翰·特罗西娜·叔本华在绘画，旁边是叔本华唯一的、也拥有一定文名的妹妹阿黛尔·叔本华
叔本华从小就与母亲不相投缘，他也感觉不到母亲对他怀有什么母爱。成年后，叔本华不止一次地回忆起很小的时候，在与父母散步时，父母远远地走在前面，而他则在后面步履蹒跚，“当时我的心中充满着绝望”。及至父亲自杀身亡以后，母亲得到了解脱，然后全副身心投进在魏玛的社交沙龙之中。叔本华对母亲交际花般的行为就更看不上眼了，而母亲对这位满脸严肃、不时指指点点发出尖锐批评的儿子也不买账。在母亲给叔本华的一封信中，约翰·特罗西娜·叔本华写下她对儿子的看法：“我并没有看不到你好的地方，让我畏惧你的，不是你的情感、你的内在，而是你的外在作风和行为，你的那些观点、那些评论意见……一句话，在外在世界方面，我跟你毫无共通之处。……你那严峻的模样，还有那些从你嘴里说出的、神谕一样不容反驳的怪诞论断，给我很大压力。……你所哀叹的世人的愚蠢和人生的痛苦也使我心情闷闷不乐，让我晚上噩梦连连。而我本来却是希望睡个好觉的。”
叔本华家族在但泽的庄园
叔本华与母亲之间还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多年以后，叔本华把这段对话告诉了他的好朋友威廉·格温纳：
母亲：（捡起儿子的哲学著作《论充足根据律的四重根》）这肯定只是给药剂师作包装用。
儿子：甚至在破烂收藏室里也找不到一部你写的那些书时，仍然会有人读这些著作。
母亲：你的那些书，印出来以后也将堆放在仓库里。
母亲和儿子的预言事后都证实非常准确。
这样，叔本华在以后的著作里有很多听来并不让女性舒服的评论，虽然肯定不是狭隘地出于对母亲的看法，但这些评论还是让不少人马上联想起他和母亲的恶劣关系。哲学家早期生活的所见所闻，的确为他那些独到的观点提供了素材或者证明。下面的这些见解就经常让人想起哲学家早年的观察和感受：
就像动物的情形一样，人的原初母爱纯粹只是本能性的，所以，随着孩子无助状态的结束，母爱也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就是基于习惯和理性的爱；但这种爱经常不曾产生，尤其是当孩子的母亲从不曾爱过这孩子的父亲。
在女人的心里，女人认为男人的使命就是赚钱，而她们的任务就是挥霍这些钱，可能的话，她们在男人的生前就要这样做，而在男人死后这样做就更是不用说的了。
伪装因此对于女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这几乎就是女人的特性，无论她们是愚蠢还是聪明。一有机会她们就会运用伪装，这对于她们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一如动物一旦受到攻击就会马上运用自身的武器一样。并且，她们这样做的时候，还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在行使正当权利呢。基于同样的理由，女人特别能够识穿别人的伪装行为。所以，试图在女人面前运用伪装并不可取。
叔本华甚至说出了这样经典的一句话：
把身材矮小、肩膀狭窄、臀部宽大、两腿矮短的女性称为“美人”、“佳丽”，这也只有被性欲蒙蔽了头脑的男人才会说得出来。也就是说，女性的全部美丽全在于这种性欲之中。
叔本华很早就显现出无人能及的思想能力。25岁左右就完成哲学名篇《论充足根据律的四重根》，而为他奠定不朽哲学家地位的《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也是在29岁前完成的。有趣的是，尽管叔本华思想成熟得很早，他在著作中显现出来的博学也让人惊叹，但在叔本华19岁以前，除了在外语方面，严格来说，叔本华还没有仔细、全面地掌握某一门学科。
青年时代的叔本华
叔本华自小就跟随父母周游列国。在上大学之前，从15岁到17岁，他更专门游历了欧洲国家，在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化氛围中实地接受熏陶，而不是像其他的学者那样从一开始就只是接受书本知识。他对这段经验的体会是：
一般来说，在孩子们从生活原型中了解到生活之前，他们不应该从生活的复制件中认识生活的任何方面。因此，不要匆匆忙忙只是把书本放在孩子们的手中。……让他们永远直接从现实世界里提取概念。
而哲学家的眼睛则更是“应该永远注视着事物本身，让大自然、世事、人生，而不是书本成为他思考的素材”。
叔本华在哥廷根念大学的第一二年里，学习了物理学、矿物学、自然历史、植物学，也旁听生理学、天文学、气象学、人种学、法学的讲课。他所留下来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对听课内容的肯定、否定、质疑、感想。广泛、深入的知识为他以后成为哲学家铺垫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当然，他还听从他的哲学指导教师舒尔茨的宝贵意见，认真、仔细、透彻地阅读柏拉图和康德的著作。在大学的这头两年里，叔本华就已经非常清楚自己将来注定要走的路了。他对年长的文学家魏兰（wind）说过：
人生真是糟糕透顶的事情，我已决定要花费这一生去琢磨和探究这一糟糕透顶的人生。
他对这种早年就有的使命感是这样描绘的：
生来就注定要成就一番伟大事业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内心秘密地感受到了这一事实。他就会像建筑蜂巢的工蜂那样去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
在青年时代，一个精神素质出众的人就已经着手为他那独特、原初的观点和认识积累素材，也就是说，他为自己注定要给予这世界的奉献做搜集工夫。
1812年秋，叔本华进入柏林大学，听了当时著名的德国哲学教授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的讲课，但深感失望。加上他后来在大学讲授哲学的经历，更加让叔本华认定：
对于绝大多数的学者来说，他们的知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人永远不会在他们的知识领域里取得非凡的成就，因为要有所建树的话，那他们所从事的知识或者学问就必须是他们的目的，而其他别的一切，甚至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只是手段而已。
能够获得新颖、伟大的基本观点的人，也只是那些把求知视为自己学习的直接目的，此外对别的目的无动于衷的人。
叔本华掌握了7种语言，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国学者麦吉在参观完叔本华在法兰克福家中的图书室后，写下了这样的印象：
叔本华习惯在所阅读的书上作笔记，并且经常是写得密密麻麻。他所阅读的书是以何种语言写成，他就以何种语言写下笔记。……有时候，由于字写得太过有力，几乎都要透过纸背了。
在魏玛由母亲办的沙龙里，叔本华认识了许多文化名人。他与歌德也真正加深了了解。才二十出头的叔本华与六十多岁的歌德对色彩理论曾作过长时间的讨论。饱经世事的歌德对年轻的叔本华的评价是：
看着吧，这个人（叔本华）会比我们所有人都更出色。
叔本华致歌德的一封信的手稿
1814年5月，叔本华与母亲彻底决裂，离开魏玛，迁往德累斯顿（1814—1818），他写作了巨著《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并在1819年出版。在叔本华的笔记本里，记载着这一巨著的诞生过程：
这一著作就像小孩在子宫里一样，逐渐和慢慢地成形。我不知道这在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我看见出现了某一肢体，然后出现了某一血管。也就是说，我只把头脑里的东西写下来，而不会顾及写下的东西在整体上是否联贯，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都出自同一个源头。
这有机的整体就这样形成了……
《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封面
另外，在一份文字记录稿上，叔本华写下了他的哲学思想的酝酿和写作的过程：
我的这些哲学论点，之所以是真实的，并因此是不朽的，就在于这些东西并不是我所创作的，而是它们自己成形的。这些东西完全用不着我的帮助而生发；在这种时候，我身上的所有一切就好像睡着了似的……只有在这种完全摆脱了意欲的情况下，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东西，才通过我用笔记录下来，成为我的著作。我纯粹只是旁观者和证人。这一点保证了这些思想的真实性，并且让我在得不到同感和认可之时也不会怀疑自己。
也正因为这样，叔本华在紧张写作这部不朽著作时，晚上照样跟朋友聊天，上剧院观剧。
在这部字字珠玑、洞烛幽微的巨著问世17年以后，叔本华询问出版商这本书的销售时，出版商告诉他这部书几乎没有卖出多少本。叔本华对此的见解是：
所有真正的、优秀的作品无论在哪个时候、哪个地方都要与总是占据上风的荒唐、拙劣的东西进行没完没了的恶斗。
在这个世界上，卑劣和恶毒普遍占据着统治的地位，而愚蠢的嗓门叫喊得至为响亮。
大众的判断力是反常的，要创作出优秀的著作，并且避免写出低劣的作品，创作者就必须抵制和鄙视大众及其代言人的评判。
1820年1月，叔本华获得了柏林大学讲师的资格，他坚信自己思想的价值，他那高傲、坚韧的性格也导致他在对待真理的问题上，完全不可能有所妥协，虽然一定的灵活技巧会有利于传播自己的思想。在柏林大学开课讲授自己的哲学时，他想利用向学生讲授自己的哲学以扩大自己哲学的影响。但他一意孤行选择了与当时名声极响、吸引着大批学生的黑格尔相同的授课时间。他就是要和这个被他称为“只有哗啦哗啦的词语，但却没有丁点儿思想的江湖骗子”对着干。他就这样失去了不少他当时极为需要的听众。另外，叔本华开课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在康德以后，很快就冒出了尽是玩弄字词的诡辩者。他们乱用莫测高深的字词，把他们同时期的有思考能力的人弄得烦腻和厌倦，然后就把这些人吓得从此远离哲学，不再信任这种学问。但现在，某一更具思想能力的人将会出现，使哲学重新恢复其荣誉。
1833年6月，45岁的叔本华在法兰克福安顿了下来，直到72岁去世为止。从叔本华留下来的一个笔记本里，我们看到了哲学家当时在选择曼海姆抑或法兰克福作为居住地时所作的考虑。在笔记本的封面上，哲学家用英文写下了两个城市各自拥有的、对自己而言的优势。一边是“更好的外文书店”、“更好的餐馆”，另一边则是法兰克福有着“更好的戏剧、歌剧、音乐会”和“更多英国人”、“牙医的水准更高”、“医生也没那么差劲”。最后，或许是法兰克福的“欢快气氛”定夺了此事。
叔本华的生活极有规律。早上7点到8点起床。洗完冷水澡以后喝上一杯咖啡。然后埋头一直写作到中午。这段时间他认为最可宝贵，只用于思考和写作。所以，他禁止任何人（包括佣人）在这段时间里说话和露面。
叔本华在柏林的住所（图的右面）
早上毫无例外适合人们从事任何精神上的或者体力上的工作。一切都是明亮、清新和轻松……我们不应该贪睡而缩短了早晨的时光，或者以没有价值的工作和闲聊浪费这段时间。
紧张的脑力工作以后，叔本华吹笛自娱半个小时，这一娱乐方式持续了一生。在这之后，叔本华穿上燕尾服，打上洁白的领结，出外午餐。他总是穿着同一样的、年轻时候式样的衣服，到达同一间名为“英国饭店”的餐馆用膳。午膳后，叔本华回到自己的房间进行阅读一直到4点钟。然后，不管天气如何，他都铁定出门快速散步，身边跟着的就是那条后来也随着主人而一齐出名的、被附近居民称为“小叔本华”的卷毛狗。
晚年的叔本华
叔本华快速散步时，与他迎面走来的路人如果不按规矩沿右边走，他就会以手杖击地，口中念念有词。叔本华就是这样对任何事情都可发表一番哲学议论。叔本华眼睛近视，而他又不喜欢戴眼镜（认为那有伤眼睛），走路时又不往两边看，嘴里只是不时地喃喃自语。所以，有些碰见叔本华的路人还以为叔本华在嘲笑他们呢。当叔本华得知这事以后，从此，叔本华散步途中一看见有人举起帽子，他也举起自己的帽子致意，也不管他是否认识他们。
约翰·爱林的木刻作品：《叔本华与他的卷毛狗》
傍晚6点钟，叔本华会准时到达图书馆。叔本华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阅读英国的《泰晤士日报》。叔本华颇为赞同他父亲的说法：
从《泰晤士报》，你可以知道一切你想要知道的东西。
晚上，叔本华会去剧院或者音乐会看戏或者听音乐。据叔本华认为，“不上剧院看戏就像穿衣打扮而不照镜子”。贝多芬的曲子是叔本华的至爱。如果贝多芬的交响乐演奏完毕，另一音乐家随即登场，叔本华就会马上离场。
罗斯市场（图的右面是门前总停着三辆马车的英国饭店）
散场后，叔本华就到“英国饭店”用晚餐。如果在一起用膳的客人有兴趣倾听，或者叔本华来了兴致，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谈论人生、艺术、哲学和时事话题，有时候也不管听者是否听得懂他所讲的内容。叔本华的朋友格温纳讲述了他第一次见到叔本华时的印象：
叔本华破坏了自己定下的原则，那就是不掺进个人的东西，因为叔本华谈得越深，就越变得个人化。我第一次听他说话时，还是很年轻。我坐在离他不远处吃饭，但那时并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是谁。当时，他正在演示逻辑的基本知识。我还能回想起当时的他给我留下的奇特印象：他讲述a＝a时的情景，脸上的表情就像是一个人谈论着自己的恋人。
但无论叔本华讲得如何入神，他都留意着他的卷毛狗的动静。一旦小狗想出去或者别的什么，叔本华就会中断其抽象的话题，让其爱犬先满足了愿望，然后才恢复中断了的话题。
曾经有一段时间，叔本华每次在餐馆入座以后，就把一枚金币放在桌上，离开餐馆时就把金币放回到口袋里。有人问他这是何用意，叔本华回答说：
如果我在这里听到那些军官们除了谈论女人、马匹，还有其他更严肃的话题，那这金币我就用来救济穷人。
他一般在晚上9点到10点左右就回家。在床上阅读几页古印度的《吠陀》，因为他认为：
从《吠陀》的一页纸著作，我们所学到的就超过康德以后的整卷整卷的哲学著作。
然后，叔本华就沉沉睡去，一觉到天明。
在1848年的革命（或者像叔本华说的“暴乱”）中，造反者在叔本华屋子前面的街头修筑了工事，与政府军激战。叔本华吩咐把大门紧闭。这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最后，佣人进来小声告诉叔本华，敲门的是前来增援政府军的波希米亚士兵。“我马上开门给那些亲爱的朋友”，叔本华在一封信里描述当时的情形：
1845年的叔本华
二十个身穿蓝衣服的波希米亚士兵涌了进来，从窗口向下面的暴徒射击。但很快，他们就发现隔壁房间更利于射击。一个军官从二楼观察街上躲在工事后面的暴徒。我马上把我的观看歌剧的大望远镜借给了他们。
叔本华在法兰克福好景大街16号和17号的两栋房子
叔本华还把一大笔遗产留给了在镇压暴动中受伤的士兵和死亡士兵的家属。叔本华的观点很明确：
人们总是对政府、法律和公共机构深感不满，但这主要不过就是人们把本属于人生的可怜苦处归咎于政府、制度等。
国家不过就是一个为保护整体人民免于受到别的国家的攻击，或者为保护国家中的成员免于受到其他成员的攻击而设立。设立国家的必要性就在于人们已经承认：人与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公正可言的。
只需想一想：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潜藏着无限膨胀的自我；要把这数以百万计的人控制在平和、秩序、法律的束缚之内，那是多么困难的一桩事情。而国家政府承担的就是这一困难的任务。事实上，看到世界上大部分的人还能够生活在秩序与平和之中，那真的是一件让人啧啧称奇的事情。
叔本华所住的屋子陈设极其简单。书房的主要装饰物就是书桌上一尊镀了厚厚一层金箔的佛像。这尊佛像是叔本华花重金托人从印度购回。然后，叔本华让人为佛像镀上金箔，“黄金要镀厚一点，不要为我省钱”，叔本华吩咐镀金匠。金佛像的旁边则是康德的半身塑像。沙发的上方悬挂着歌德的油画像。另外，还有莎士比亚、笛卡儿的画像，以及自己各个时期的照片、画像，和许多狗的雕刻。图书室里藏书并不多，这与叔本华在著作中的旁征博引有点不大相符。但叔本华早就说过了：
在挑选阅读物的时候，掌握识别什么不应该读的艺术就成了至为重要的事情。
读者大众的愚蠢和反常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他们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保存下来的至为高贵和稀罕的各种思想作品放着不读，一门心思地偏要拿起每天都在涌现的、出自平庸头脑的胡编乱造，纯粹只是因为这些文字是今天才印刷的，油墨还没干透。
在完成了最后的著作《附录和补遗》以后，叔本华写道：
我将封笔了，剩下的就是静观其变了。
当这本著作在1851年出版以后，叔本华又写下了这样的话：
看到我最后的小孩的诞生，我是多么的高兴。随着这一部著作的完成，我在这一世上的使命也就终于完成了。我的确感到了如释重负，这一重负在这24年来，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双肩。没有人可以想象出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好景大街16号房子的前厅
叔本华在晚年终于和突然地名声大振以后，叔本华更加相信运气的作用了。他曾说过：
与明智、力量相比，我相信运气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的一生可比之于一条船的航程。运气——顺运或者逆运——扮演着风的角色，它可以迅速推进我们的航程，也可以把我们推回老远的距离；对此，我们的努力和奋斗都是徒劳无功的。我们的努力和挣扎只是发挥着桨橹的作用。我们竭尽全力挥舞桨橹数小时，终于向前走了一程。这时，突如其来的一阵强风一下子就能使我们倒退同样的距离。 叔本华的半身塑像雕塑家伊丽莎白·纳依
叔本华成名后，1855年，他的油画肖像在法兰克福博览会上展出，并吸引了大批的人。人们还要他做模特，准备为他做半身塑像。但众多的画像和塑像都无法生动、传神地显现出叔本华的智慧神采。只有一尊由美国女雕塑家纳依小姐制作的叔本华大理石塑像被视为最好的。这尊塑像制作于叔本华71岁的时候，现保存在法兰克福图书馆。在制作的日子里，叔本华和纳依小姐谈话、开玩笑、共进咖啡。叔本华打趣说，在这段日子，他有了结婚和家的感觉。
1860年9月20日，叔本华起床时身体一阵抽搐，随即跌倒在地，并碰伤额头。但除此以外，叔本华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适。当晚他睡得很好。第二天，叔本华像往常一样地早早起来，用过早餐。他的管家打开窗子透进清新的空气以后，就按照叔本华平时的吩咐走出房间，不再打扰哲学家的工作。过了一会儿，当叔本华的医生进入房间时，叔本华已经与世长辞，身体就靠在房间沙发的一角。无痛苦而终一直是叔本华所渴求的：
谁要是像我那样孤独地过了一辈子，自然更懂得那种孤身上路是怎么一回事。
71岁的叔本华
一个牧师为叔本华举行了简短的仪式。然后，叔本华的密友、崇拜者格温纳致词：
现在这棺木中静静躺着的非比一般的人，已在人们的中间生活了整整一辈子，但他却是一直不为人知。现在到场的所有人当中，没有一个与他有着血缘的关系；他孤独地死去了，正如他之前孤独地活着。但此时此刻，在这个人的身边，某样东西告诉我们：他为此孤独获得了补偿。那种要了解永恒的热切渴望，伴随着这个人的一生；而这种渴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是在死神临近之时，才罕有地、像梦一样地瞬间在脑海掠过。这个真诚热爱真理的人，从青少年起就厌恶表面现象，尽管这样做使他疏远了各种社会关系。这个深不可测的人，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一颗温暖的心。他终其一生对造作都深恶痛绝，始终忠实于自己。他孑然一身、受尽别人的误解。因为得到出身和教育的帮助，这个有着天才思想的人得以免受人生世事重负的羁绊。他对此伟大的馈赠心存感激。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对得起所获得的这一馈赠。为了肩负起崇高的使命，他不惜放弃了所有其他人都会开心享受的乐趣。他现在头上的月桂花环是在他到了生命的黄昏之时，才终于戴到了他的头上。尽管如此，他对于自己要完成的使命，却是怀着铁一样的信念。在那漫长的、不公正的默默无闻之中，他从不曾偏离其崇高的孤独路径半步。在自己选定的事业中，他真可称得上恒兀兀以穷年。
根据叔本华生前的意愿，叔本华的墓碑上除了刻着“阿图尔·叔本华”的名字以外，再也没有多余的文字。
叔本华哲学的神奇魅力与影响
韦启昌
俄国文豪托尔斯泰（1828—1910）在1869年完成了《战争与和平》以后，就一头扎进了叔本华的哲学世界中，并马上为之深深陶醉。在托翁写给他的一位好朋友费特的信里，托翁是这样说的：
你知道这一个夏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是对叔本华著作的心醉神迷和连续不断的精神愉悦，这种陶醉、愉快是我所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我已经叫人把他的所有著作都凑齐，现在就正阅读这些著作（我还读康德的著作呢）。我看还没有哪个学生像我这样在一个夏天里，学到一门学科这么多的内容。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改变看法，但目前我敢肯定：叔本华是无与伦比的。
你说过叔本华就某些哲学问题写过一些东西，并且还写得不错。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写出了一些东西？那可是反映了整整一个世界啊，那种清晰和美感令人难以置信。
我开始翻译他的著作了。你也开始这项工作，好吗？我们可以联名发表这些译作。我一边读着叔本华的书，一边就在想：这个人的名字怎么可能还不为人所知呢，这简直是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托尔斯泰买回一张叔本华的肖像，把它挂在了自己的房间，就像瓦格纳同一时间所做的那样。托翁始终没有改变对叔本华的看法，叔本华的哲学始终成为托翁看待事物的一个坐标。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叔本华的哲学已把我们带至哲学所能把我们带至的极端。
另一位深受叔本华思想影响的俄国文豪是屠格涅夫。根据学者瓦里基所写的《屠格涅夫与叔本华》：
从19世纪60年代起直至逝世为止，叔本华就是屠格涅夫所喜爱的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成为一个甚有价值的框架——以此屠格涅夫整合自己的观点。
另外，屠格涅夫的传记作者萨皮洛也举出例子：
屠格涅夫深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影响。叔本华关于性爱本质的观点对屠格涅夫所发挥的影响，其明显例子见于屠格涅夫的《春潮》和《爱的凯旋》。叔本华的思想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例如，人们总是误以为能够在这世上寻觅到幸福，而其实，幸福只是免除了苦痛而已；一旦免除了苦痛，无聊就露面了。这样，新一轮的争取满足又告开始。
根据法国作家左拉的传记作者约瑟森所说，左拉写过一部完全是叔本华式的小说，并且名字是讽刺性的《生活的快乐》。在书中，主人公时常琢磨：
左右着这一世界的意欲所玩弄的花样，生存意欲的盲目和愚蠢，还有就是痛苦的所有生命。
莫泊桑的传记作者依诺图斯告诉我们，莫泊桑
承认自己是叔本华的崇拜者。莫泊桑对形而上学说的好奇，由于读了叔本华的著作而大为增强。叔本华的哲学还成为了莫泊桑的现实、感性的故事、小说的潜流。
在小说集《羊脂球》中的一个故事《在一个死人的周围》，就是与叔本华有关的，并且，故事中所用的大都是赞语。
伟大的法国意识流作家普鲁斯特也深受叔本华的影响。从亨度斯写的《阅读普鲁斯特指南》，我们可看到普鲁斯特是“叔本华的崇拜者”；他喜用“让人联想起叔本华的语言”。例如，在描绘与恋人在一起的快乐时，“那更多是苦痛的消除，而不是肯定性质的快乐”。甚至“普鲁斯特对生活的看法也与叔本华的看法大同小异”。还有其他众多的细节，也反映出如果普鲁斯特不是受了叔本华的影响，那就是两人英雄所见略同。普鲁斯特的一段著名描写，就是《追忆逝水年华》的主人公在嗅到一种小糕点的气味时，不禁回想起往昔欣赏这小糕点的美妙时光。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叔本华的关于气味与回忆关系的言论：
有时候，逝去已久的一幕往事似乎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突然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的记忆里。在很多情况下，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嗅到一缕淡淡的、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清晰意识的气味，情形就跟我们当年嗅到了这一气味一样。这是因为气味尤其容易勾起人们的回忆。
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喜爱和接受叔本华的思想，那是因为哈代本身就有自己的直觉和洞见，而这些东西与哲学家叔本华的思想不谋而合。此外，叔本华的思想为哈代自己的想法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基础。这是研究哈代的英国学者贝里的观点。根据贝里所言，《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读完叔本华以后写出的作品。这一作品与叔本华的悲观思想相当吻合，叔本华的名字甚至还在书中出现。另外，叔本华对音乐的见解还通过哈代对苔丝听到音乐时的描写反映出来。叔本华对催眠、哭泣等的见解也在这部书中一一以另一种方式重现。
另一位受到叔本华思想影响的伟大的英语作家是约瑟·康拉德。在《回忆康拉德》中，同样是作家的高尔斯华绥说：
康拉德读过很多的哲学著作。叔本华的著作在二十年前或者更早就已经给他以很大的乐趣。
在《康拉德信件》的前言中，瓦特斯是这样形容康拉德那种贯穿其信件和小说的悲观主义：
康拉德认为改良最终都是徒劳的，因为人性是自私和残暴的……甚至对此的意识都会被视为罪恶，因为对我们人的条件的审视会消除我们以为拥有自由、可以改进我们生存状态的幻象。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20岁左右就发现了叔本华这位他毕生崇拜的哲学家。那是触电式的经历，就跟尼采初次发现叔本华的经历一样。
我斜躺在沙发上，整天地阅读叔本华的《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我是那样地狼吞虎咽这部魔幻般的形而上学说……一个人在一生中也只有一次是这样的阅读。我可以马上就有机会表达我的感觉、表达我的感激，用诗意的方式……那是我的一大好运。
托马斯·曼到了63岁以后写了一篇评论叔本华的文章，目的就是要：
唤起在今天不大为当代人所知的一个人，重新思考他的思想。……叔本华有其现代的意义，甚至有其将来的意义……曾几何时，叔本华的哲学风靡一时、尽人皆知，然后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但他的哲学仍然在我们的时代产生着成熟的和人性化的影响。
其他的一些名作家、诗人，例如俄国作家契诃夫、英国诗人艾略特、英国小说家毛姆、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等，都在其作品中或者书信中流露出对叔本华哲学的迷醉。在契诃夫写的一个剧本里，甚至出现了叔本华的名字。
在当代的作家当中，阿根廷名作家博尔赫斯也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这是叔本华研究专家麦吉对此的描述：
在不久前见到博尔赫斯时，我向他提到我准备写一部关于叔本华的书。他听到这消息以后很兴奋，并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叔本华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他说，是阅读叔本华著作原文的渴望，促使他学习了德文；并且，每当人们问他——这是经常的事情——既然他这样喜欢细腻、复杂的结构，为何从来不曾尝试把隐藏在他的作品背后的世界观作出系统的阐述，他的回答是，他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叔本华已经做了。
尼采是这样描述他对叔本华哲学的印象的：
我是属于叔本华这样的读者：在读完叔本华书的第一页以后，就知道得很清楚，我将要把他所写的所有东西都读完为止；他所说的每一个字词我都要听。……我很明白他所说的，就好像他的书是专门写给我看。……所以，我从没有读到他任何似是而非的东西，虽然有时候会有某些小小差错的地方。这是因为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是一些并没有坚定、明确见解的说法，说出这些似是而非话语的作者，是因为本身并没有坚定、明确的观点，他们只是想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者是想误导读者，又或者最主要的是想故作姿态、显得很有思想。叔本华从来不曾故作姿态，他是为自己而写。……叔本华的话语是对自己说的，但如果要想象出他的听众，那就想象是父亲在教导儿子好了。那种话语不拘小节、诚实坦白而不失幽默；听者洗耳恭听，心中深怀爱意。这样的作者是极为罕见的。只要一听到他的音声，马上就会感受到他的健康和力量。我们就好像来到了一处森林高地——在这里，我们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整个人感觉耳目一新，重又充满了生机。我们可以感觉到……叔本华所特有的坦白和自然，这些也只有真正了解自己的思想，并且是非常丰富的思想的人才可以做得到的。叔本华不像那些偶尔失口说出了某些聪明的话语，自己都会感到吃惊的写作者。……叔本华的风格有点使我想起歌德，但叔本华的文体并不模仿任何德语作家。他知道如何以简朴表达深奥，不用华丽辞藻而给人以深刻印象，推理严格合乎逻辑而不显得文绉绉、书呆子气……
自从我读过叔本华的著作以后，我就可以以他形容普卢塔克的方式形容他，“我一翻开他的书，就好像马上长出了一对翅膀”，如果我一定要在这地球上安身立命，那我会选择叔本华作为我的伴侣。
尼采之所以把叔本华称为“教育家”、“解放者”，就是因为“人如何能认识自己呢？人是在暗处、被隐藏起来的”，而
真正的教育家就是把你的存在的真正和本来的含义与基本的材料揭示出来——这些东西无法通过教育而改变，要了解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内在和基本的东西被牢牢禁锢着。教育家就是为你解除这些禁锢，除此之外，再也没法为你做出更多的事情。这就是教育的秘密所在。
由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奠定的精神分析学，其核心内容就是我们的思想、行为、反应等都有着在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背后原因，我们的本能、欲望（本我）就像海面下的冰山，进入我们意识的只是冰山的一小角，并且，进入了意识的这些东西也已经受到了歪曲。我们之所以无法意识到或者歪曲意识到这些推动力，就是因为这些渴望、欲望、驱力受到压抑，因为如果我们让自己意识到这些东西的话，那就会令自己困扰、不安；构成伊德（本我，id）的极其重要部分——性欲，或说性的驱力——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都是无处不在的。弗洛伊德的这些主要观点，早已经作为叔本华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叔本华详尽、清晰地表达了出来。例如，叔本华说：
意欲构成了人的真正内核……智力为意欲提供了动因，这些动因如何发挥作用，却只是在后来才为智力所了解……事实上，当意欲真正下定决心和在私下里做出决定时，智力是置身局外的。……我们通常都不知道自己渴望什么，或者害怕什么。我们可以积年抱着某种愿望，却又不肯向自己承认，甚至让这一愿望进入我们清晰的意识，因为我们的智力不获同意知道这些事情，否则，我们对自己的良好看法就会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这也就是为什么叔本华常常说：“正如衣服遮蔽着我们的身体，谎言也遮蔽着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言语、行为和我们的整个本性都是虚假和带欺骗性的，我们只能透过这层外纱勉强猜度我们的真实情感，正如只能透过衣服估计一个人的身体一样。”还有就是：
在这世界的现实生活当中，性爱表现为至为强劲、活跃的推动力，这仅次于对生命的爱；它持续不断地占去人类中年轻一辈的一半精力和思想；性爱是几乎所有愿望和努力的最终目标；至关重要的人类事务受到它的不利左右，每过一小时人们就会因为它而中断正在严肃、认真进行的事情；甚至最伟大的精神头脑也间或因为它而陷入迷惘和混乱之中；它无所顾忌地以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干扰了政治家的谈判、协商，和学者们的探求、研究；它会无师自通地把传达爱意的小纸条和卷发束偷偷夹进甚至传道的夹包、哲学的手稿里面；每天它都挑起和煽动糊里糊涂、恶劣野蛮的争执斗殴，解除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联系，破坏了最牢不可破的团结；它要求我们时而为它献出健康和生命，时而又得奉上财富、地位和幸福；它甚至使先前诚实、可靠的人变得失去良心、肆无忌惮，把一直忠心耿耿的人沦为叛徒。
弗洛伊德也承认首先做出这些发现的是叔本华。他说：
我一直以为压抑的理论是原初的，直到兰克给我看了《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的一段——在那里，哲学家叔本华试图为疯癫做出解释。他在那里所说的关于人们全力压制自己，不肯接受某一令人痛苦的现实，完全与我的压抑理论相吻合。我不得不感谢自己并不曾广泛地阅读，这样我才有可能有所发现。当然了，有人会阅读了叔本华这些讨论，但却忽略了这些讨论而没有发现出什么。……所以，我时刻准备着放弃认为是首先做出这些发现的人，并且是很高兴这样做；在不少精神分析的案例里，精神分析所做的繁琐工作只是证实了哲学家们直观获得的深刻见解。压抑理论是精神分析学的柱石。
托马斯·曼说得更直接和大胆：
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各种本能与欲望的贮存所）和自我（进入意识的我）——那不是与叔本华对意欲和智力的论述毫厘不差吗？那不是把叔本华的形而上学转换成心理学吗？
所以，托马斯·曼干脆地说：
叔本华作为意欲的心理学家，就是现代心理学之父。从叔本华开始，然后是尼采，然后直接到达建立起叔本华的无意识心理学，并把这学说应用在精神科学的弗洛伊德及其一干人。
弗洛伊德的一个传记作家里夫似乎话中有话地说过：
很多年前，弗洛伊德奇怪地说过，他不读哲学家的著作，因为他不幸无法明白那些东西。但现在年长以后，弗洛伊德去度假时，口袋中会放进一本叔本华的著作。
根据写作《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的安斯康姆教授所说，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在年轻的时候就研读了叔本华的哲学，并对叔本华的“作为表象世界”的理论印象深刻。他认为叔本华的理论从根本上是正确的。……要探究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始祖，我们就要看看叔本华的哲学。
事实上，要理解维特根斯坦的一些论题，熟悉叔本华哲学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维特根斯坦很多时候是直接思考、发挥叔本华的论题，甚至所用的比喻、词语也完全是叔本华的。
对于大音乐家瓦格纳来说，就像托马斯·曼所写的：
接触和认识叔本华的哲学是瓦格纳生命中的一件大事。……那对他意味着最大的安慰、最高的自我肯定；那也意味着心灵、精神的解放。……毫无疑问，那使他的音乐从束缚中解脱出来，使这音乐鼓起勇气成为自己。
瓦格纳也在自传中写道：
在四年里，叔本华的书从不曾离开我的头脑思想，到接下来的夏天为止，我从头至尾已研读了叔本华的书四次。叔本华的书对于我的整个一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在1858年写作《特里斯坦》的第二幕时，瓦格纳病倒了，
我再一次拿起我所熟悉的叔本华的书，作为恢复精神思想的方式，就像我一向经常做的那样。然后我就感到放松了，因为我就可以运用叔本华所提供的工具，解释他的体系中那些折磨人的断层。
瓦格纳还说：
那个老人一点都不知道他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一点都不知道我通过他对自己意味着什么，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瓦格纳把自己的作品《尼伯龙根的指环》献给了叔本华，作品上只是写上：
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感谢，献给阿图尔·叔本华
并没有签上瓦格纳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