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朵拉·邓肯自传》 前言 preface 阅读名人传记，可以认识各时代的伟大人物，而世界名人传记更体现了某一特定时代的文化。阅读名人传记，在窥探那个年代伟大人物的心路历程之余，既可以了解当时的阅读旨趣，又能领略当时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何乐而不为？历史就是个人传记的延伸，也是传记的意义之所在。 每个人都很难避免人生的困顿、痛苦及长久的折磨，有很多人，他们经受不起引诱，颓败一生；而伟大人物则相反，面临困境的时候，或许他们会犹豫、会苦闷、会挣扎，但最终他们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对正义和自由的追求，对人生中所遭遇的艰难困苦的理解，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人生，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他们坚持探求真理，哪怕那将是一条清贫而又寂寞的漫漫长路。试想，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和智慧，有谁会去轻易涉足困境？只有敢于冒险的人，才会赢得人生的辉煌。而且，那种面临风险、审慎前进的人生体验可以炼就过人的胆识，这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阅读名人传记需要精选。有些传记经不起时间的冲刷而淹没于时空的洪流，以致许多名噪一时的伟人逐渐销声匿迹，尘封在历史的沟壑中。“世界名人传记文库”让我们重温西方伟大人物的生平故事，为解读数百年来西方伟大人物和重要作品提供了引导，无疑会激发阅读经典的欲望。同样，它也是一份西方文学作品的必读书目，其中融合了对学识的喜爱和对审美的激情，最终，它将引领我们重拾西方文学传统所给予的阅读之乐。另一方面，时空的距离感让我们能更好地反思传记中所折射出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背景，使我们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更加清醒地审视那个时代。 优秀的传记作品，有极强的教育功能。文中的描写对象，是真实的人物，其中很多是在实际生活中有重大建树的人物，他们有伟大的人格魅力，足以成为读者的楷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法接触这些人物，但这些传记作品却能提供给我们认识这些伟大人物的机会，了解他们的奋斗史、心灵史。 最后，让我们带着对这些伟人的敬仰之情，循着他们的足迹，一步一步地走近他们的人生之旅…… 第一章 初临人世 一个孩子的性格在母体中便已定型。我出生前那段时间母亲精神不佳，处境艰难。除了冰牡蛎和冰香槟，她几乎难以进食。如果有人问我何时开始跳舞，我会告诉他：“在母腹中的时候，很可能是牡蛎和香槟的作用使然——因为这都是女神阿佛洛狄忒的食物。” 那时我母亲经历着如此的痛苦，所以她经常说：“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肯定不正常。”“她估计是个畸胎。”事实上，好像从我降生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手舞足蹈，情绪激动，我母亲喊道：“看我说的没错吧，这孩子是个小疯子！”但是没多久，我就成了整个家庭和朋友的开心果，大人把还穿着婴儿服的我放在桌子中间，我就会随着播放的任何音乐起舞。 我最初的记忆中有一场大火。还记得我从楼上的窗子里被扔了下来，一个警察伸出臂膀把我接住，那时我大概两三岁吧，但是已经深刻地记住了那种舒适感。当时尖叫声和火焰连成一片，就在这种混乱中，我记住了警察给我的安全感，小胳膊缠住他的脖子。他应该是个爱尔兰人吧。我听到母亲发疯地呼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们！”她以为我的两个哥哥还在楼里，我看到她想冲进楼里，却被人群挡着进不去。再后来，我就记得这俩男孩在酒吧里被发现，他们正坐在地板上穿鞋袜，然后被带进了车厢，之后就坐在吧台前喝热咖啡了。 我出生在海边，我发现所有我生命中的大事也发生在海边。自然而然地，我对乐章、对舞蹈的最初想法源于海浪的韵律。我是在阿佛洛狄忒之星的照耀下出生的，阿佛洛狄忒也是生于海上，她的星辰上升，我便诸事顺利；这一时期，我生活平静，创作力提高。我也发现阿佛洛狄忒之星的消失会给我带来厄运。或许而今的星相学已经不像古埃及或迦勒底时代那样重要了，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肯定还会受到行星运转的影响，如果父母明白这一点，研究星相，就能培养出更加完美的孩子。 我也相信，一个人生在海边和生在山间，生活会迥然不同。大海总是吸引着我，而身在山间，我会有种莫名的不安，总是渴望飞翔。大山总会给我一种牢笼的束缚感，望向山顶，我不像大多数游客那样心生仰慕，只有一种想跨越它们赶快逃离的欲望。我的生命和艺术都源自大海。 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很贫穷，但我对此还是应该心存感激。那时，母亲没钱为我们请仆人或家庭教师，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自由自在地成长，有机会享受童年的乐趣并受益终生。我母亲是个音乐家，以教授音乐为生，她去学生家教课一去就是一整天，晚上还要教几个小时。从学校的牢笼里逃出来我就自由了，我就能独自去海边漫步，自我陶醉。看到那些身边总是跟着保姆或家庭教师、一直受到保护、被精心照顾着的着装整齐的孩子，我是多么同情他们啊！他们还有什么选择？我母亲太忙了而想不到可能降临到孩子身上的危险，因此我的两个哥哥和我才得以恣意率性地生活，有时候也会碰上点儿危险，这要是让母亲知道了肯定吓得不轻，所幸她并未察觉，这时候的无知是一种幸福。要说的是，我也很幸运，因为正是这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使我有了舞蹈创作的灵感，有了对自由的表达。我从未遭受过那些无休止的“不要怎样怎样”的禁令，在我看来那样的童年简直是痛苦不堪。 才刚满5岁的我就上了公立学校。我认为母亲谎报了我的年龄，她觉得有必要给我找个地方把我看管起来。所谓“三岁看老”，我相信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能看出我成为舞蹈家和革命者的苗头。我母亲受洗并成长于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在发现我父亲不再是那个她一直想象中的完美丈夫之前，她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之后她便和我父亲离婚了，独自带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面对这个世界。从那时起，她关于天主教的信念就完全颠覆了，成了一个地道的无神论者，还成了鲍勃·应格沙尔（美国著名无神论者）的追随者，经常给我们读他的作品。 除此之外，母亲认为多愁善感毫无意义，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告诉了我们关于圣诞老人的真相，结果，那次在学校过圣诞节，老师在发糖果和蛋糕的时候说：“孩子们看，圣诞老人给你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我站起来严肃地说：“我不相信你，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老师非常生气：“糖果是给相信圣诞老人的小女孩儿准备的！”我回敬道：“那么我就不要你的糖果。”老师很不理智地生气了，她拿我做反例，命令我上前坐在地板上。我就上前去，转身面对同学们，做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著名的演讲，“我不相信谎言，”我喊道，“我母亲告诉我，她因为没有钱扮演不了圣诞老人，只有那些有钱的母亲才能假扮圣诞老人送礼物。” 这时，老师过来抓住我，使劲把我往地板上摁，但是我猛烈地踢腿并紧抓她不放，她只是成功地把我的脚踝按在了地板上。见没有如她愿，她又命令我站到墙角，尽管站在那里，我还是转过头大叫，“没有圣诞老人，没有圣诞老人！”最后她不得不让我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一路高呼：“没有圣诞老人！”但是一想到被剥夺了糖果的不公正待遇和说真话而受罚的情景，我还是隐隐作痛。在给母亲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还在问：“难道不是吗，没有圣诞老人，不对吗？”她回答道：“没有圣诞老人，也不存在上帝，只有自己的信念能帮自己。”那个晚上，我就坐在母亲脚边的垫子上，听她给我们读鲍勃·应格沙尔的演讲。 在我看来，一个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普通教育是毫无用处的。记得在班里我有时名列前茅被认为出奇的聪明，有时又排名倒数被认为笨得无可救药。这完全取决于记忆的技巧，取决于我有没有不厌其烦地去背诵我们刚学到的内容。班级排名如何对我来说真的不重要，上课是再枯燥不过的事情了，我就老是看钟表，时针指向3的时候我们就解放了。我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得自于母亲对我们的晚间教学，她弹奏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扎特、肖邦等人的作品给我们听，或者大声朗诵莎士比亚、雪莱、济慈或彭斯的作品节选。那几个小时我们像着了魔似的。大多数诗歌母亲都用心朗诵，我6岁那年，有一天在学校的庆祝日，我模仿母亲朗诵了威廉·利托的作品《安东尼致克利奥帕特拉》，震惊全场： “我就要离去，埃及，我就要离去！ 暗红色的生命之潮即将消逝。” 还有一次，老师要我们每个人写下自己的生活经历，我这样写道： “5岁的时候我们在第二十三街区有一间房屋，因为没钱付房租，我们搬离那里去了第十七街区，没过多久，由于钱少被房东赶出来，我们搬到了第二十二街区，还是没法安住，我们又搬到了第十街区。” 这段经历我就是这么写的，全是关于无止境地搬迁。当我站起来朗读时，老师很生气，认为我在开玩笑，我被带到了校长面前，他找人叫来了我母亲。当我可怜的母亲读我的作文时，她突然放声大哭，并且郑重地说我写的都是真的，这就是我们的流浪生活。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希望学校能有所改变。在我印象中，公立学校的教学，是对小孩子的残酷束缚及不理解。我还记得饿着肚子或者冷脚踩着又湿又冰的鞋子努力坐在硬板凳上的那种痛苦。对我来说，老师就是个残忍的怪物，专门来这儿折磨我们，而我们经受的这些苦难还不敢讲出来。 年幼的邓肯将头发束到头顶，开始“扮演”舞蹈老师的角色 家庭的贫困未曾给我带来任何苦痛记忆，我们把贫穷看得稀松平常。我唯一记得的便是在学校的遭遇。对于一个骄傲而又敏感的孩子而言，我认为公立学校的教育制度就如同坐监狱般使人蒙羞，一直以来我都在抗争。 我6岁的那年，有一天母亲回到家发现我召集了6个邻家小孩子，都还没怎么会走路的那种，我让她们坐在我面前的地板上，教她们舞动臂膀。母亲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我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她被我逗乐了，坐到钢琴前面为我伴奏。我的舞蹈学校就这样开办下来，还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没过多久，邻近的小女孩都被送来学舞蹈，她们的家长还给我一点钱做学费。这是后来被证实为一条有效的谋生之路的开始。 我10岁的时候，舞蹈班扩大了，我就跟母亲说再去上学也没什么用，只是浪费时间，不如用这时间来做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赚钱。我把头发束到头顶，声称自己16岁了，因为我比同龄人长得要高，所以大家都相信。跟着祖母长大的姐姐伊丽莎白，之后也过来加入我们，跟我一起教授舞蹈班。我们的生源扩大，并去旧金山的许多有钱人家教学。 第二章 父母离异 母亲跟父亲离婚的时候我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所以我从未见过父亲。有一次我问一个姨妈我有父亲吗，她告诉我：“你父亲是一个恶魔，他毁了你母亲的一生。”那之后我就一直把他想象成图画书中长着犄角和尾巴的恶魔，学校里小朋友谈论自己父亲的时候，我就一声不吭。 7岁那年，我们住在3楼一间空旷的两居室里，有一天我听到前厅的门铃响，就去开门，看到一位戴着高礼帽的漂亮绅士站在门前，他问：“能告诉我去邓肯太太家怎么走吗？” “我就是邓肯太太的小女儿。”我回答。 “这就是我的狮鼻小公主（这是我婴儿时期他对我的昵称）吗？”这个陌生绅士说道。 突然他把我抱了起来，流着泪亲吻我的脸颊，对于他突如其来的举动我很吃惊，就问他是谁，他泪流满面：“我是你的父亲。”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冲进屋里告诉家人，“那儿有个人说他是我爸爸。” 母亲站起身来，面色苍白，神情焦虑，她走进隔壁的房间，并反手把门锁上了。我的一个哥哥钻到床底下，另一个哥哥藏在橱柜里，我姐姐也开始歇斯底里。 “快让他走，让他走！”他们喊道。 我太吃惊了，但是作为一个很有礼貌的小女孩，我走到门厅对他说：“我家里人很不舒服，今天不能接待您。”听到这，这个陌生人拉住我的手，让我陪他走走。 我们下了楼，向街上走去。我一边在他一侧小跑，一边疑惑地想着这个英俊的绅士就是我的父亲，他没有犄角也没有尾巴，跟我一直以来想象的并不一样。 他带我去了一家冰淇淋店，冰淇淋和蛋糕把我的肚子填得满满的。我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中跑回家，却发现家里气氛异常压抑。 “他是个相当有魅力的人，明天还会来带我吃冰淇淋。”我告诉家人。 但是我家人拒绝见他，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回到了他在洛杉矶的另一个家。 这之后，我很多年没再见过父亲，直到他又一次突然造访。这次母亲相当宽容了，决定见他。他给了我们一套漂亮的房子，里面有几个宽敞的舞蹈房，一个网球场，一个谷仓和一个风车房。这都是因为他的第四次发财。父亲一生曾发迹过三次，后来又破产，这第四次发财最终也烟消云散了，包括那幢房子，最终都失去了。不过我们在里面住了好多年，它曾经是两次风暴时期的避风港。 第四次破产前，我不时看到父亲，了解到他是个诗人，我很仰慕他。在他的诗作中，有一首从某种意义上预言了我的一生。 乔治·艾略特，英国著名女小说家 我叙述了一些关于我父亲的历史，是因为这些早期印象对我后来的生活有重大影响。一方面，我的脑海里满是悲情小说，另一方面，眼前就有一则活生生的婚姻实例。我整个童年时期看似就笼罩在这个无人与之交谈的神秘父亲的黑色阴影之 下，“离异”这个可怕的字眼已经牢牢印在我脑海深处。因为这些事情没法去问别人，我就试着自己去理解。我读过的大部分小说都以婚姻和幸福快乐的生活为结局，作者就此煞笔；但是另有一些小说，尤其是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讲述一个未婚女孩意外怀孕生子，巨大的耻辱降临到这个可怜的单亲母亲头上。我对这种境况下妇女受到的 不公正待遇感触颇深，将其与我父母的故事联系起来，我当时就决定，要与婚姻作斗争，为妇女解放和妇女自主决定是否生育的权利而战，维护女权及女德。对于一个只有12岁的小女孩来说，总结出这样的结论貌似很奇怪，但是我的生活环境决定了我的早熟。我查询过有关婚姻的法律，愤怒地了解到妇女被奴役的状况。我开始以怀疑的态度审视母亲已婚的女性朋友的脸，发现她们每个人脸上都写满嫉妒，充满奴性。那时我便发誓自己一定不能如此卑贱。为了一直坚守这个誓言，就算与母亲疏远，就算全世界都不理解，我都在所不惜。苏维埃政府所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便是废除了原有的婚姻制度。两个人只要在印有“此签名不涉及任何一方的任何责任，任何一方皆可解除其效力”字样协议的书上签名就可以了。这种协议是任何一个思想开放的女性都能够接受的唯一的婚姻模式，这也是我赞成的唯一的婚姻形式。 时至今日，我相信我的观念或多或少跟那些思想自由的女性一样，但是20年前我对婚姻的抵制和我未婚先孕的事实，令世人对我产生了相当大的误解。世事变幻，我们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今天，我相信任何一个聪明女子都会赞同我的观点，那就是婚姻法典所规定的道德观对于追求精神自由的女性来说根本就是难以接受的。尽管如此，如果聪明女子还是选择结婚，那仅仅是因为她们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如果你看过过去10年的离婚人数，你将会发现我说的是真的。我向好多女性宣扬自由主义，她们会软弱地问我：“那么谁来抚养孩子？”在我看来，如果需要用婚姻这种形式来作为强制一个男人抚养孩子的保护工具，那么你所托付终生的这个男人，也就是你不信任的这个男人，很可能在某种条件下，拒绝抚养孩子，这是一个无耻的命题，因为你已经把你与之结婚的这个人想成一个坏人。但是对于男人，我倒并不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那么卑劣。 邓肯在海边翩翩起舞 ****** 多亏了母亲，我们的整个童年生活充满了音乐和诗歌。晚上她坐在钢琴边弹奏几个小时，并不强制规定我们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我们的生活里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相反，我认为母亲沉醉在自己的音乐和诗歌朗诵中，几乎都忘了我们这一群孩子，忘了周围的一切。母亲的一个姐妹——我们的奥古斯塔姨妈，也像母亲一样非常有才华。她经常来看我们，还给我们表演戏剧。她非常漂亮，眼睛黑亮，头发乌黑，穿着黑天鹅绒短裤扮演哈姆雷特。她嗓音甜美，要不是她父母将一切与剧院有关的东西看作洪水猛兽，她本来可以当一个好的歌唱家，走上星途。我现在明白了她的一生都被美国的清教徒精神给毁了。所谓清教徒精神，而今很难解释得清，那是一种早期来美国的外来移民所特有的精神，至今仍难以磨灭，这个荒蛮的国家也被打上了这种烙印，外来移民有着强悍的性格，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和野兽，制定规则，同时他们的规则也限制了自我发展，使自己的艺术也大受伤害。 这种清教徒精神，使奥古斯塔姨妈在童年时期就深受其害。她的美貌、她的天性以及她的好嗓子都浪费了。是什么使得那个时代的人们宁愿让自己的女儿去死也不愿意让她们登上舞台？在著名演员可以出入最高级的社交圈的今天，当时那种态度是很难被理解的。 我想因为我骨子里流的是爱尔兰人的血，所以在孩童时代我们就一直在反抗清教徒主义的专横。 搬到父亲给予我们的大房子里所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我哥哥奥古斯丁的剧院开业了，剧院位于谷仓，我还记得他切下客厅里皮地毯的一角做胡子，来扮演里普·万·温克尔，形象逼真，我坐在观众席上透过一个饼干筒看他的时候，喜极而泣。我们都很感性，拒绝被压制。 这个小剧场很快就在附近发展起来，变得相当有名。后来我们就产生了沿着西海岸做巡演的想法。我跳舞，奥古斯丁朗诵诗歌，后来我们和伊丽莎白及雷蒙德还表演喜剧。虽然当年我只有12岁，其他人也不过十几岁的年纪，但我们在圣克拉拉、圣罗莎、圣巴巴拉等西海岸城市所做的巡演却非常成功。 我童年生活的主旋律，就是对我们所处褊狭社会及受限的生活的持续反抗，并越来越渴望飞向东部，因为我坚信那里的天地更为广阔。我记得自己多少次在家人亲友面前滔滔不绝，总是以这样的言语结束：“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在这里我们什么也干不成！” ****** 我是家里最勇敢的一个。当家里断粮的时候，我自愿去屠夫那里，靠我的小聪明说服他免费给我些羊排；被派到面包师那儿请求继续赊账的也是我。这些行为真的能带给我冒险的乐趣，尤其是当我如愿时，并且通常我都能如愿。我会举着得来的“战利品”，感觉自己像个绿林好汉似的，一路跳着舞欢快地跑回家。这是一段很好的经历，通过哄骗凶恶的屠夫，我从中学会了在以后如何去面对同样凶恶的经理人。 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发现母亲在哭泣。原来她给一家店做编织，结果编织品却被拒收。我从她手中拿过篮子，戴上她织的一顶编织帽和一副手套就出了家门，挨家挨户地推销。我卖掉了所有母亲编织的东西，并带回了母亲在编织店里本应得报酬的两倍。 当我听到一个家庭的父亲说他是为了给孩子留下一大笔钱而工作时，就想问问他是否意识到这样做剥夺了孩子生活中所有可能的冒险精神，因为他留下的每一美元都会使孩子变得更加孱弱。一个父亲能留给孩子的最好遗产，就是允许孩子自己前进，完全自立。由于教学优秀，姐姐和我去旧金山最富有的家庭教舞蹈。我一点儿也不羡慕那些富家子。相反，我可怜他们，对他们生活的贫乏和迟钝感到震惊，与这些富家子相比，我懂得如何使人生有意义，我比他们富有上千倍。 芳妮·爱丝勒，奥地利著名芭蕾舞蹈家 作为教师，我们声名远扬。我们称自创的舞蹈为新体制舞蹈，实际上没有什么章法可言。我教授舞蹈都是随性而发，即兴创作，捕捉任何跳入我脑海中的小细节。在我早期的舞蹈中，有一段是根据朗费罗的诗句“我向天空射一支箭”创作的。我经常朗诵诗歌，并教孩子们根据诗意起舞、做动作。晚上我伴着母亲的伴奏编舞。有位曾住在维也纳、时常来跟我们共度夜晚的亲密的老朋友，她说我让她想起了芳妮·爱丝勒，她给我们讲述芳妮·爱丝勒的成就，“伊莎朵拉有望成为第二个芳妮·爱丝勒”。这激发了我的雄心壮志。她建议母亲带我去向旧金山的著名芭蕾舞蹈家学艺，但是我不喜欢那位舞蹈家的课。他教我用脚尖站立时，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那样美丽；我说那样很丑，违背自然天性。上了三节课之后我再也不去了。这种他称之为舞蹈的体育运动，实际上呆板而陈腐，与我的梦想相去甚远。我梦想的是一种不同的舞蹈，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正在向这个无形的世界努力探索，我断言我一定会找到开启那扇大门的钥匙。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艺术已经在我身上扎根，这多亏了母亲的无畏和冒险精神，才使得我的艺术萌芽没有被扼杀。我相信一个人一生想成为什么，必须从很小的时候起步。我想知道有多少父母了解他们让孩子接受的所谓教育其实只是在让孩子趋于平庸，剥夺了孩子发掘美和创新的任何机会。我猜也只有这样，不然谁给我们这个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提供那些看似社会所需的商店或银行职员这类人呢？ 母亲有四个孩子，也许要是靠强迫体制和教育，她本可以把我们培育成现实的公民。有时候她后悔道：“为什么四个都成了艺术家而没有一个实际点儿的？”然而正是她的美丽和永不满足的精神，才使我们走上了艺术之路。母亲不看重物质的东西，她教会我们蔑视所有诸如房子、财富等身外之物。受她的影响，我一生从未佩戴过珠宝，她教育我们这类东西都是羁绊。 不上学之后我愈发爱读书了。那时候我们住在奥克兰，那儿有个公共图书馆，不管离得多远，我都会蹦跳着来来回回。图书管理员艾娜·库尔波斯是个极好的加州漂亮女诗人，她鼓励我阅读，我每次借阅好书时，她总是看起来很愉快，她有着非常漂亮的眼睛，时刻洋溢着似火的激情。后来我了解到，有一个时期我父亲曾与她相恋，她无疑是父亲生命中最富激情的一段。可能正是这件事的无形牵引，我才在冥冥之中走向她。 艾娜·库尔波斯，美国女诗人，邓肯之父约瑟夫·邓肯正是因为爱上了年轻的艾娜，因此而离婚 那时候我读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还读许多小说，好的坏的，励志的或没用的，我如饥似渴。我常常借着白天收集的蜡烛头的光亮熬夜看书到天明。我也开始写小说，还编报纸，所有内容都是自己动笔，包括写社论、本地要闻以及小故事。另外我还一直写日记，为此我发明了一种秘密语言，因为那时我有个大秘密——我恋爱了。 除了少儿班，姐姐和我还收了些年长的学生，她教他们“社交舞”，比如华尔兹、玛祖卡舞、波尔卡舞等。这些学生中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年轻医生，另一个是药剂师。药剂师出奇的英俊，还有个可爱的名字——弗农。那时候我11岁，但由于我将头发高挽，穿长裙，所以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要大。就像女主角丽塔一样，我在日记中写道，我疯狂地热烈地恋爱了，我相信就是这样。弗农是否感觉到了，我不清楚。在那个年纪我羞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去舞会跳舞，几乎每一支都是他陪我跳，之后我便写日记，一直写到后半夜，在里面记叙我极度的紧张情绪，“在他的臂弯里起舞”。他白天在大街上的一家药店上班，我会步行好几英里去那里，只为了经过药店一次。有时我鼓足勇气进去向他问好。我还找到了他暂住的处所，晚上常常从家跑到他窗子下看灯是否亮着。这种激情持续了两年之久，我相信我因此备受煎熬。这两年的最后时期，他宣布自己就要和一个奥克兰当地女孩结婚了，我只能将我的苦痛、挣扎和绝望写进日记。还记得他结婚那天，我看到他和一个披白婚纱相貌平平的女孩一起走在侧廊里时自己的感受。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我在旧金山跳舞的最后那段日子，有一天我的化妆间里来了一个头发雪白但看起来非常年轻的漂亮男子，我立刻认出了他就是弗农。多年之后我想或许应该告诉他我年轻时对他的爱恋。本以为他会开心，谁料他相当惊异，并谈起了他的妻子（那个平凡的女孩看来还在人世），他对她的感情依旧。看来有些人的生活就能这么简单！ 年幼的邓肯 那就是我的第一段恋情，疯狂地爱一个人，我相信从那以后我从未停止疯狂的爱恋。而今我正从最近一次残酷而致命的情感打击中慢慢恢复，可以说，我正处在空窗期，或者我的恋爱剧目就要落幕。我可以公布我的照片，让读者说出心中所想。 第三章 初出茅庐 受所读过的书的影响，我打算离开旧金山去国外发展，我的想法是跟随某个大剧团离开。有一天我去见一位途经旧金山巡演一周的剧团经理，并得到了在他面前试舞的机会。那是一个上午，面试在一个大型黑色背景的空舞台上进行，母亲为我伴奏。我身着一袭轻柔白衫在门德尔松的《无词歌》音乐声中起舞。音乐结束，经理沉默了一会儿，转而对我母亲说：“这种东西对剧院来讲没有什么优势，它更适合教堂，我建议你带你的小女儿回家吧。” 舞蹈中的邓肯 尽管失望，但我并未气馁，而是另有其他打算离开此地。为此我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用长达一小时的滔滔演讲向他们阐明了在旧金山生活毫无希望的理由。母亲有点不知所措，但她准备跟随我去任何地方；我们先买了两张去芝加哥的旅行车票。姐姐和两个哥哥仍留在旧金山，打算等我掘到第一桶金后再来与我们会合。 带着一个小行李箱、祖母的一些过时珠宝以及25美元，我们在一个炎热的六月天到达了芝加哥。我期望马上就能签约，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变得令人愉悦和简单，可是情况并非如此。身着白色希腊衫，我拜访了一个又一个经理，在他们面前试舞，但是他们的意见都跟先前那位一样，“跳得非常可爱，但是不适合剧院演出”。 几周过去，我们的钱用光了，祖母的珠宝也典当不了多少钱，不可避免地，我们付不起房租，行李被扣，最终身无分文流落街头。 我衣服上还有一个真正的小蕾丝领，那天我在炎热的太阳底下走了好几个钟头，就想把它卖出去，最终，傍晚的时候我卖掉了（我记得卖了10美元）。那条漂亮的爱尔兰蕾丝让我有了足够的钱付房租，我用剩下的钱买了一箱西红柿，没有面包和盐，我们就用西红柿维持了一周的生活。可怜的母亲变得很虚弱，她再也不能熬夜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出门，努力约见经理人，但是最后我决定无论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都干。我向一家职业介绍所提交了申请。 “你会干什么？”柜台处的女人问我。 “什么都行。”我回答。 “可是你看起来什么也干不了！” 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 绝望之余，一天我请求约见共济会圣殿屋顶花园的经理。那家伙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帽子遮住一只眼，目空一切的样子，看我随着门德尔松的《春之颂》翩翩起舞。 “好了，你很可爱，”他说，“也很优雅，但是如果你能改变一下，跳得热辣一些，我就用你。” 想到我可怜的即将昏厥的母亲在家仅靠着最后一点西红柿过活，我问他如何跳得热辣一些。 “不是你跳的那样，”他说，“应该穿着有褶边的裙子，带踢腿的动作。开始你可以先整成希腊式，之后再穿褶裙，跳踢腿舞，一定是个有意思的转变。” 但是我到哪里去弄褶边裙呢？我知道从他这儿借点钱或者提前预支点儿是不可能的，只好说我第二天将带着褶边裙、带着热辣的踢腿舞再过来，就离开了。天气很热——典型的芝加哥天气。我拖着疲倦的身体沿街道徘徊，饿得快要昏迷了，就在这时看到一家马歇尔菲尔德大百货商店。我进去请求见他们的经理一面，有人带我进了办公室，就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办公桌后。他语气亲切，我向他解释说我第二天早上必须得准备一条褶裙，如果他肯赊给我，我能拿到薪水后很快还给他。不知道是什么打动了这个年轻人接受我的请求，但幸运的是，他确实同意了。多年之后，当我再次遇见他——戈登·赛尔佛里奇先生，他已经步入了富豪行列。我买好了材料：白的红的布料用来做衬裙，蕾丝用来做褶边。胳膊底下夹着这一大捆东西，我就回家了，结果发现母亲奄奄一息，但她仍然坚强地连夜在床上给我赶制舞蹈服。她做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终于把最后一条褶边缝完。我带着这件舞蹈服回到了屋顶花园的经理那儿，乐队已经准备就绪。 “配什么音乐？”他问我。 我之前没想过这点，但我回答：“《华盛顿邮报进行曲》吧。”这是当时最流行的曲子。音乐响起，我即兴起舞，尽量跳得活力四射，经理相当高兴，从嘴里拿出雪茄说：“很好，你明天晚上过来吧，到时候我为你发一个特别公告。” 他承诺一周付我50美元，并且好心地给我提前预支了。 我取了个艺名，在屋顶花园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这一切都令我生厌，所以在那个演出周即将结束、他承诺跟我续约并有可能做巡演的时候，我拒绝了。我们幸而没被饿死，但是在用违背我自己理想的舞蹈努力取悦观众的过程中，我受够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么做。 我想那个夏天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插曲，每次来到芝加哥看到它的街道都令我想起当时那种病态的饥饿感。 但就是经历了如此的艰难，我最勇敢的母亲从未说过一句打道回府的话。 有一天有人给了我一张记者名片，是个叫安布尔的女记者，她是一家芝加哥大型报社的副主编。我去见她，她高大、瘦削，头发火红，55岁左右，我把自己关于舞蹈的梦想告诉她，她贴心地倾听，还建议我带母亲加入“波西米亚”俱乐部，她说在那里我们能遇到艺术家和爱好文学的人。当天晚上我们就去了那个俱乐部，它在一个高层建筑的顶层，由几个带桌椅的舞厅构成，里面挤满了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人，安布尔站在正当中，以恰似男人的声音在召唤： “所有优秀的波西米亚人，来吧！所有优秀的波西米亚人，来吧！” 每次她这样呼喊的时候，大家就举杯畅饮并歌唱应和。 这时我就在中间跳起我的宗教舞蹈。波西米亚人很困惑，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尽管如此，他们仍认为我是个漂亮的小女孩，仍邀请我每晚去那里和他们一起狂欢。 这群波西米亚人是个极其令人惊异的群体——包括各个国家的诗人、艺术家及演员。他们看起来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全部身无分文。我甚至怀疑他们当中的好多人，就跟我们一样，如果不是靠俱乐部里的三明治和啤酒供给，根本没有东西吃。而俱乐部里的大多数食物都是由慷慨的安布尔提供的。 这群波西米亚人之中有个叫米拉斯基的波兰人，他45岁左右，有着一头浓密的红色卷发、红胡子和洞穿一切的蓝眼睛。他通常坐在角落里，口衔烟斗，以略带嘲弄的微笑看着这群波西米亚人狂欢。但是我那些日子为之跳舞的那群人里，唯有他，懂得我的理想和事业。他也非常穷困。但是他经常邀请母亲和我去一些小饭馆吃饭，或者带我们坐有轨电车去乡下树林里野餐。他特别钟情于秋麒麟草，每次来看我都带上一大捧，这些红金色的花儿总是让我联想到他的红头发和红胡子…… 他是个怪人，兼具诗人和画家身份的他打算靠在芝加哥做生意谋生，却根本应付不来，几乎饿个半死。 那时我只是个年轻的小女孩，难以理解他的悲伤和爱恋。我想在如今这个复杂的年代里，没有人会了解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有多天真和无知。那时候我生活的理想就是纯粹的抒情和浪漫，还从未跟男人有过肌肤之亲、经历过肉体之爱，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带给米拉斯基的狂热感情。这个45岁的男人以波兰人特有的方式，如此狂热地因为我这样一个天真、无知的小女孩而陷入了爱河。母亲对此一无所知，她还无意地给我们提供了多次单独相处的机会。在树林里的长时间漫步及谈心催生了心理反应，最后，米拉斯基再也抑制不住地吻了我，还请求我嫁给他，那时我相信这将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爱情。 剧团经理奥古斯丁·戴利 但是夏天即将过去，我们的钱就快花光了。我认为在芝加哥待下去没有任何希望，于是决定出发去纽约。但是怎么去呢？有一天，我读报纸了解到伟大的奥古斯丁·戴利和他的剧团以及明星艾达·里恩来到了镇上，我决定一定要见见这位享有最热爱艺术之人及美国最具审美趣味的剧团经理美誉的大人物。在剧院的后台入口处，我站了好多天，一次又一次地报上名字请求约见奥古斯丁·戴利。他们告诉我说戴利太忙了，我可以见他的助理经理，但是我拒绝了，并声明我有要紧事，一定要见奥古斯丁·戴利本人。最后，在一天傍晚，我终于见到了大人物奥古斯丁·戴利。他非常英俊，也知道如何在陌生人面前虚张声势，我被吓到了，可还是鼓起勇气开始了一个长而非凡的演讲。 美国伟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 “我有个好主意想告诉您，戴利先生，您可能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能懂它的人。我发现了一种舞蹈，这是一种已经遗失了两千年的艺术。作为当今最伟大的戏剧艺术家，您的剧院里缺失一种东西，一种能使希腊剧院发扬光大的东西，那就是舞蹈艺术——悲剧合唱团，剧院里少了它，就如同一个人只有头和身体而失去了双腿的支撑。我为您带来了这种舞蹈，带来了将使我们整个时代发生变革的这种理念。您要问我从哪里发现了它，我在太平洋岸边、在内华达山间摇摆的松浪里亲身体悟，我在落基山顶看到了新一代美国舞蹈的理想图景。我国最伟大的诗人是沃尔特·惠特曼，我发现的这种舞蹈可以和他的诗相媲美，事实上我是惠特曼的精神之子，要为美国民众创造一种得以表达自我的新型舞蹈。我为您的剧院带来了它所缺失的生命的灵魂，舞者的灵魂。因为您知道，”我继续说道，同时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位伟大经理人不耐烦地打断（“够了，够了！”）。“因为您知道，”我提高了声调继续道，“剧院的产生源于舞蹈，剧院舞台上的第一位演员就是舞者，他边跳边唱，这样才诞生了悲剧；除非舞者带着他自然的崇高艺术重返舞台，剧院才能具有真正的自我表现力。” 奥古斯丁·戴利不清楚是什么使得这个瘦弱的陌生女孩胆敢用这种方式在他面前长篇大论，他只好答道： “好吧，我即将在纽约上演的哑剧里面有个小角色，10月1日你可以来排演一下，如果合适的话我们就用你。你叫什么？” “我叫伊莎朵拉。”我回答。 “伊莎朵拉，好名字。”他说，“好了，伊莎朵拉，那我们十月一号纽约见吧。” 我满心欢喜地冲回家向母亲“汇报”。 “终于，”我说，“终于有人赏识我了，妈妈，我被伟大的奥古斯丁·戴利录用了，10月1日我们就在纽约啦！” “嗯，”母亲说，“但是我们怎么去弄两张去纽约的火车票呢？” 这还真是个问题。后来我有了主意，我给在旧金山的朋友发了个电报，内容如下： 成功签约。奥古斯丁·戴利。“十一”必达纽约。电汇100美元旅费。 奇迹发生了，钱汇到了。 不仅钱汇到了，得知电报的消息，姐姐伊丽莎白和哥哥奥古斯丁确定我们的转机就要来到，他们也过来了，我们全部满心狂喜饱含希望地坐上了去纽约的火车。我想，我就要得到世界的认可了！不过，如果我预先料到将要发生的令人厌倦的事情，可能会失去前行的勇气。 得知我要离开的消息，伊凡·米拉斯基悲痛欲绝。但是我们发誓永远相爱，我向他解释一旦我在纽约获得成功，我们结婚就不成问题了。并不是我相信婚姻，而是我想让母亲高兴。那时我还未拿起武器为我后来所为之抗争的自由之爱而战。 第四章 纽约之行 纽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比芝加哥要漂亮得多，而且更具艺术气息。内陆城市总是令我感到窒息，我为再一次来到海边而激动。 我们落脚在第六大道旁一个边道的旅社里，旅社里的这群人奇怪得很，他们跟那群波西米亚人一样，似乎有一个共同点：没有钱付账单，时刻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 那天早上，我来到戴利剧院的后台入口处报到，再次见到了这个大人物。我想向他重新解释我的理想，可是他看起来很忙，很烦。 “我们从巴黎请来了最伟大的哑剧明星简·梅，”他说，“如果你能演哑剧，我可以给你个角色。” 在我眼里，哑剧从来称不上是一门艺术。动作可以和语言无关，它本身就是抒情的，是情感的表达；而在哑剧里人们用手势来代替语言，这既不属于舞蹈艺术，也算不得表演艺术，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毫无生机的一种形式。然而，除了接受这个角色，我别无选择。我把剧本带回家练习，但是整件事在我看来愚蠢得很，并且跟我的理想和抱负相去甚远。 哑剧明星简·梅第一次彩排就让我大失所望。简·梅身材娇小，但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会爆发。那次我被告知我应该指着她表示“你”，按着自己的心表示“爱”，然后猛拍自己的胸膛表示“我”，一切看起来可笑极了。彩排时我忘了按自己的心，我的表现令简·梅十分厌恶，她跑到戴利先生那里，说我毫无天分，胜任不了这个角色。听说这些后，我意识到这将意味着我们一家将困在可怕的旅馆里，交不起房租，忍受无情的女房东的折磨；我想起了一个歌舞团中的小女孩前几天被扣押行李流落街头，想起了可怜的母亲在芝加哥所遭受的一切。想到这些，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想我看起来一定很悲痛和可怜，因为戴利先生做出了更亲切的举动。他轻拍我的肩，并对简·梅说： “你看她哭起来多有表现力啊，她会学会的。” 但是这种排演对我而言是一种折磨。他们要求我做的动作在我看来粗俗且呆板，而且跟他们的配乐毫无关联。然而年轻人适应性强，最后我也能很好地融入这个角色了。 简·梅在哑剧中扮演男主角皮罗特，其中有一幕是我向皮罗特示爱。在配乐的三个不同小节中，我应该逐渐靠近并亲吻“他”的脸颊。带妆彩排的时候，由于我吻得太过用力以致在皮罗特洁白的脸颊上留下了红色唇印，刹那间，皮罗特变回了简·梅，她勃然大怒，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这就是我走向剧院生活的“迷人”开端。 然而，随着彩排的深入进行，我不禁开始钦佩这位非凡而表演生动的哑剧女演员了。如果不是被哑剧这种错误和乏味的形式所拘泥，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但是哑剧这种形式太束缚人了，一直以来我都想与哑剧对话： “如果你想说，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像在聋哑病院里一样费劲儿地做动作？” 首演之夜来临了，我身着执政内阁时代式的蓝色丝绸演出服，戴着金色假发和大草帽表演哑剧。可悲啊，我本来是想带给世界一场艺术革命的，而今却打扮成这样，找不到自己。亲爱的母亲坐在第一排，她很是想不通。即使那时她也没提出来回旧金山，但我看得出来她非常失望，因为我们诸多的努力换来的竟是如此糟糕的结局。 那次哑剧排演期间，我们没有钱了，被赶出了旅社，又在第十八街上租了两间空房子。没有钱坐车，我经常是步行去位于第二十九街的奥古斯丁·戴利剧院。为了缩短路程，我常常跑土路，穿人行道，跨树林。我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应对窘况。没有钱，我就不吃午饭，在午饭时间躲进包厢里睡大觉以节省体力，下午再空着肚子排演。就这样排演了6周，之后正式演出一周后，我才拿到报酬。 在纽约演出了3周之后，公司就到各地做每夜巡演。我一周有15美元的薪水，除了自己的开支，一半都寄回家给母亲维持生计。每到一处，我不住宾馆，而是拖着行李箱四处去找最便宜的旅馆。我将自己每天的花销控制在50美分以内，有时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体步行数英里找便宜住所。有时候我找到的住所住着非常奇怪的邻居。还记得有一次我住的那个房间连钥匙都没有，有几个喝醉酒的男人一直想闯进我的房间。我吓坏了，赶忙把沉重的行李拖到门前横放，用它挡住门。即使那样我也不敢入睡，警醒着熬了一整夜。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生活比这种所谓的随着剧团“随波逐流”更凄惨。 简·梅精力充沛，她每天在背台词，对自己总也不满意。 我随身带了几本书，不时地阅读。每天我都给伊凡·米拉斯基写一封长信，我相信现实的境况远不止我向他描述的那样悲惨。巡演两个月之后，我们的剧团回到了纽约，这次巡演并不成功，而是给戴利先生造成了经济损失，简·梅又回到了巴黎。 我呢，我再次找到戴利先生，试图用我的艺术打动他，但是他看起来像聋了一样，对我的建议提不起一点兴趣。 “我正在筹划演出一场《仲夏夜之梦》，”他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在仙女那一场跳舞。” 我的舞蹈理想是表达人类的情感，对仙女之类的根本没有兴趣。但我还是同意了，并且提议我要在泰坦尼亚和奥伯龙上台前，伴着门德尔松的诙谐曲在森林那一场起舞。 《仲夏夜之梦》上演了，我身着一条整齐的白色束腰长裙，外面蒙一层金纱，背上插着两个金光闪闪的翅膀。我强烈反对插翅膀的，在我看来那很可笑。我想告诉戴利先生不用那纸塑的玩意儿我也能把翅膀用舞蹈表现出来，可是他固执得很。演出第一晚我在舞台上独舞，高兴异常。 邓肯演出《仲夏夜之梦》，在剧中扮演长着翅膀的仙女 在这里，我终于独自站在这个伟大的舞台上，在这么多的观众面前跳舞了，我确实跳了，跳得那么投入，观众报以自发的掌声。 我获得了所谓的成功，当我插着翅膀下台的时候，本以为会看到戴利先生高兴地向我祝贺。可是结果正好相反，他相当生气，“这里不是音乐厅！”他吼道。难道我该对观众的掌声充耳不闻吗？第二天晚上，当我开始跳舞时，我发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就这样，以后每次我都是在黑暗中为《仲夏夜之梦》跳舞，舞台上除了白色的翅膀乱晃，观众再也看不到什么。 在纽约过了两周之后，《仲夏夜之梦》也开始四处巡演，我再次开始乏味的旅程，开始寻找小旅馆，只是我每周的薪水涨到了25美元。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 我过得很不开心。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的追求，看来全无出路。我在公司几乎没什么朋友，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我在幕后常常带着一本马克·奥里利乌斯（注：西方哲学家）的书。我想利用斯多葛学派的哲理来缓解无时不在的痛苦。不管怎样，这次巡演我还是交到了一个朋友——扮演泰坦尼亚皇后的年轻女孩莫德·温特。她非常甜美，并且富有同情心。但是她有一个怪癖，就是以橘子为生，其他食物一概不吃。我想她算是不食人间烟火吧。多年之后，我得知她死于贫血。 奥古斯丁·戴利剧院里的明星是艾达·雷恩。尽管在下属面前居高临下，但她也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女演员。我在剧院里唯一的乐趣就是看她表演。她很少参与我所加入的巡演，但当我回到纽约时，经常看到她演罗莎琳德、碧儿翠丝和波西亚等人物。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但是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丝毫不在意周围的人是否喜欢她。她非常骄傲和冷淡，跟我们打招呼看起来都很费劲。有一天，舞台旁贴出了这样的告示： 美国伟大的女演员艾达·雷恩 公司通知各位，无须向雷恩小姐问好！ 实际上，我在戴利剧院的两年期间，从未有幸跟雷恩小姐说过话。很明显，她认为剧院里的二流演员根本不值得她注意。我还记得一天戴利剧团里的一组人让她久等了，她就用手划过我们的头顶大喊：“啊，老板，你怎么能让我等这群小人物啊！”（我就是这群小人物之一，我很不喜欢她这么说我们！）我不明白作为一个如此伟大的艺术家和迷人的女子，艾达·雷恩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我只能把原因归结为：她都将近50岁的人了，长期以来在戴利剧团里一直备受爱戴，可能她讨厌戴利最近为剧团挑选一些漂亮女孩，毫无理由地或者未经雷恩小姐同意就突然让她们做主角，并且一演就是两三周或两三个月。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对艾达·雷恩满怀钦佩，那时候如果能得到来自她的哪怕一点点亲切鼓励，对我的生活都会意味着太多太多。但是两年期间她根本看都没看我一眼。事实上，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暴风雨》演出快要结束时，我在剧中米兰达和费迪南的婚礼上跳舞庆祝，整个我跳舞期间，她都明显地把头扭向一侧，我尴尬得很，差点儿就演不下去了。 身着演出服的艾达·雷恩 在《仲夏夜之梦》巡演期间，我们最后来到了芝加哥。我欢天喜地地去见我的未婚夫。又是夏天，每当我不用排演的时候我都和他去树林里悠闲地散步，我越来越懂得如何欣赏伊凡·米拉斯基的智慧。几周之后，我离开芝加哥回到纽约，我们达成了协议：他随我去纽约，我们随后成婚。哥哥听说这件事后，幸好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他在伦敦已经结婚。为此母亲吓坏了，坚持让我和他分手。 第五章 崭露头角 这时候我们全家都在纽约了。我们有了一个带浴室的工作室，为了有足够的空间练舞，我们清理了所有的家具，并买了五个弹簧床垫，在室内的各个墙壁上都挂上帘子，白天将床垫靠墙支起。没有床，我们晚上就睡床垫，只有一条被子盖。在工作室里，伊丽莎白又像在旧金山时一样办起了学校；奥古斯丁进了一家戏剧公司，很少回家，多数时间他都在外巡演；雷蒙德则闯进了新闻业。为了节省开销，白天我们按小时把工作室出租给一些朗诵班、音乐班或歌唱班的老师。但是由于只有一间房子，出租之后我们全家人就只能出去散步。我还记得一个下雪天，为了取暖，我们沿着中央公园不停走动，后来我们就回去了，隔着门在外面听课。有个朗诵班的老师一直在教孩子们念同一首诗，“梅布尔，小梅布尔，脸靠着玻璃窗”，老师用夸张的悲情语调一遍又一遍地朗诵，孩子们则毫无感情地跟着念，老师就大吼： “难道你们感受不到其中的悲痛吗？用心感受一下好不好？” 这时候奥古斯丁·戴利带来了《歌妓》，他请我在其中的四重唱里担任一角。要知道我一生从没唱准过一个调啊！排演时，另外三个人说我总是把她们带跑调，所以我常常安静地站在那儿干张嘴不出声。母亲常说别人唱歌的时候都是一张庄严可怕的脸，她很奇怪我唱的时候总能保持那副甜美表情。 戴利剧院内部 演出《歌妓》这件蠢事终于让我跟奥古斯丁·戴利的关系决裂了。还记得有一天他经过黑乎乎的剧院时，发现我躺在一个包厢的地板上哭泣，他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我再也忍受不了在他剧院里发生的蠢事了。他告诉我他也不喜欢《歌妓》，比我更甚，但是他得考虑财政方面的事情。然后，为了安慰我，戴利把手滑向我的背部，但这个动作反而激怒了我。 “让我待在这里有什么好？我有天赋，”我说，“你根本就没打算用我。” 戴利只是惊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哼”了一声走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奥古斯丁·戴利，数天之后，我鼓足所有的勇气，递交了辞职书。但是从此我对剧院厌恶十足：一夜又一夜语言和手势的不断重复，反复无常，看待生活的方式以及所有的废话都令我感到厌恶。 我离开戴利，回到了位于卡内基音乐厅的工作室，我们的钱所剩无几，但我再次穿上了自己的白色小长裙，母亲为我伴奏。由于白天我们几乎没法用工作室，可怜的母亲经常整夜地为我伴奏。 邓肯伴着埃塞尔伯特·内文的音乐轻轻起舞 这一时期，我非常沉迷于埃塞尔伯特·内文的音乐。我根据他的音乐作品《那喀索斯》、《奥菲莉亚》、《水之女神》等创作舞蹈。一天，当我在工作室中练习时，门开了，闯进来一个年轻人，眼神狂野，头发倒竖。尽管很年轻，但他看起来已经被可怕的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后来他确实因此致命），他冲着我大吼： “我听到你正在伴着我的音乐跳舞！我不许！不许你这样！那不是舞蹈配乐，我的音乐，没有人可以用它做配乐！” 我拉着他坐到椅子上。 “坐下，”我说，“我这就伴着你的音乐跳舞，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舞蹈，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跳了。” 然后我伴着他的《那喀索斯》在他面前起舞。在旋律里我仿佛化身年轻的那喀索斯站在小溪边，恋上自己的影子，最后日渐憔悴，化成了花儿。这是我为内文而跳的。最后一个音符逝去之前，内文从椅子上跳起来冲上前抱我，他注视着我，眼里饱含泪水。 “你就是一个天使，”他说，“你是天才。你这些动作让我看到了我创作音乐的初衷。” 接下来我伴着他的《奥菲莉亚》、《水之女神》为他起舞，他变得越来越热情，越来越着迷，最后他自己坐到了钢琴前，旋即为我创作了优美的舞蹈配乐，他称之为《春天》。这支舞曲，尽管他为我演奏了多次，但从未把它记录下来，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遗憾。内文非常激动，他立刻提议我们应该在卡内基音乐厅的小音乐室里合作举办音乐会，他将亲自为我伴奏。 从租场地到做宣传，全都由内文一手操办。他每晚过来和我排演。我一直认为内文具有一个伟大作曲家所具有的一切潜质。要不是他不得不与疾病作斗争，他本可以成为美国的肖邦，然而正是可怕的疾病使得他英年早逝。 第一次演唱会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后来又举办了好多场次，这在纽约引起了一场轰动。如果当时我们足够实际地请一个优秀的经理人，可能我早就开始成功的舞蹈生涯了，但是我们太无知了。 美国钢琴家、作曲家埃塞尔伯特·内文 观众席中有好多上流社会的女性，演出的成功给了我在纽约不同大厅里演出的机会。那时候我根据菲茨杰拉德翻译的一首奥玛开阳（注：波斯诗人及天文学家）的诗创作了一个舞蹈，有时候奥古斯丁在我跳舞时为我大声朗诵，有时候是姐姐伊丽莎白在朗诵。 夏天来临了，阿斯特太太邀请我去她位于纽波特的别墅跳舞。母亲、伊丽莎白和我都来到这个当时最流行的避暑胜地纽波特。阿斯特太太在美国犹如英国女王在英格兰的地位，甚至比皇室成员更值得敬畏。但对我而言，她很和善，她把舞蹈演出安排在自家的草坪上，纽波特当地的多数上流社会成员观看了我的演出。我有一张当时演出的照片，威严的阿斯特太太旁边是亨利·雷尔，她周围依次是范德比、贝尔蒙特、费氏等名门望族的人。之后我又到纽波特其他家族的别墅里跳舞，但是这些贵妇是如此吝啬，以至于我们都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旅费和食宿费。而且，虽然她们认为我的舞蹈很迷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稍微有一点点懂我。总体来说，我们对这次纽波特之行感到失望。这帮人看起来都富有耀眼，但统统势利、世俗，对艺术一无所知。 帕德雷夫斯基，波兰著名钢琴家、作曲家、政治家。他在1915年放弃巡回演出，转而献身投入波兰独立运动，1919年担任波兰总理 那个时代，人们看不起艺术家，将其视为高等仆人。后来这种观念有所改观，尤其是在帕德雷夫斯基当政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 美国慈善家、社会名流阿斯特太太 无论如何，就如同当初加利福尼亚的生活不能让我满意一样，我开始强烈希望找寻一个比纽约更具艺术气氛的地方。我的梦想之地是伦敦，无数作家和画家集聚在那里，比如乔治·美尔迪斯、亨利·詹姆斯、瓦茨、斯温伯恩、波恩-琼斯、惠斯勒等人。这些名字对我来说充满吸引力，说实话，纽约的所有经历让我意识到，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我或者肯帮我实现梦想。 在此期间，伊丽莎白的学校有所发展，我们从卡内基音乐厅的工作室里搬到了温莎宾馆地下室的两间大房子里。两间房子每周要90美元租金，不久我们就意识到，教授舞蹈课所挣的钱根本就不够支付房租和其他花销。事实上，虽然我们看起来是成功了，但银行账户却是亏空的。温莎宾馆很阴暗，住在那里，我们除了努力去支付沉重的开支，没有一点乐趣。一天晚上，姐姐和我坐在火炉边，想办法如何弄到必需的钱来付账单。突然我大喊：“唯一能救我们的办法就是把宾馆烧掉！”宾馆的三层住了一个非常富有的老妇人，房间里堆满了古董家具和名画。她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八点整到餐厅吃早餐。我们打算在第二天早上遇到她时向她借点钱。第二天我这么做了，但是老妇人当时心情很差，她拒绝借钱给我，还抱怨那里的咖啡。 “我在这家宾馆里住了好多年了，”她说，“如果他们再不给我提供好点儿的咖啡，我就从这儿搬走。” 那天下午她确实走了。整个宾馆被付之一炬，她也被烧焦了。伊丽莎白靠着冷静的头脑冒险挽救了自己的舞蹈学校，让学生排成一队手拉手走出了着火的建筑。但是我们损失了包括非常珍贵的全家福在内的所有财物。我们搬往位于同一条大街的白金汉姆宾馆避难，几天之后就跟初来纽约一样，身无分文。“这就是命运，”我说，“这下我们必须去伦敦了。” 第六章 到伦敦去 夏天就要结束，所有这些灾难和不幸使我们在纽约陷入困境。就是从那时起，我产生了去伦敦的想法。温莎宾馆大火之后，我们的行李被烧得一干二净，连套换洗的衣服都没留下。与奥古斯丁·戴利签约以及为纽波特和纽约名流跳舞的经历让我幡然醒悟。我意识到如果所有的美国人对于我的舞蹈都是这种反应，那么我就没有必要再去敲冷漠的观众心中这扇如此紧闭的大门。我强烈渴望去伦敦发展。 家里现在只有四口人了。奥古斯丁跟随一个小剧团做巡演的时候，在一出剧里扮演罗密欧，并和剧中扮演朱丽叶的一个16岁女孩恋爱了，有一天他回家告诉我们他就要结婚了。我们将他的行为看做一种背叛。母亲暴怒，我怎么也想不通她为什么会如此生气。她就如同父亲第一次来看望我们那时一样，像我之前所说的，走进另一间屋子把门关上；伊丽莎白默不作声；雷蒙德则变得歇斯底里；只有我对他表示同情。我告诉因痛苦而脸色苍白的奥古斯丁，我要随他去见他妻子。他把我带到小巷里一间沉寂的出租房，我们爬了5层楼梯才来到了朱丽叶的房间。她很漂亮，但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他们告诉我她怀孕了。 因此，我们去伦敦发展的计划里，自然就不包括奥古斯丁了。全家人都认为他半途而废，不值得拥有我们正在追寻的远大前程。 初夏的时候，我们再次住进了空无一物的工作室，同样身无分文。后来我有了一个伟大的构想，就是向贵妇人募捐，找那些我在她们的沙龙上跳过舞的贵妇人，请她们出钱资助我们去伦敦。我首先去拜访一位住在第五十九大道上的太太，她住在宏伟的豪宅里，豪宅和中央公园遥相呼应。我向她讲述了温莎宾馆大火以及我们如何失去了所有的财物，告诉她我们在纽约怀才不遇以及去伦敦发展一定会受到赏识。 最后她走向书桌，提笔签下一张支票，然后折起来递给我。我感激涕零，辞别她，跑出豪宅，但是——哎！到达第五大道时我才发现支票上只有50美元，这笔钱根本不够我们全家去伦敦。 接下来我找到了另一位富豪的太太，她住在第五大道街尾，我从第五十九大道走到她的豪宅要穿过50个街区。这个老女人对我更为冷淡，还指责我的要求太不切实际。她还告诉我说如果我学过芭蕾的话可能情况就会不同，因为她听说一个芭蕾舞蹈家发了财。天气炎热，热浪袭人，我几乎昏厥并倒在一边。当时是下午4点，我连口午饭都没吃。她看到这儿有点不安，摇铃叫来了高贵的男管家，男管家送来一块巧克力和烤面包给我。我的泪水滴落在巧克力和面包上，但仍坚持劝她相信我们伦敦之行的必要性。 “总有一天我会非常出名，”我告诉她，“您对美国天才的赏识将为您带来赞誉。” 最后，这位拥有6000万美元资产的太太也给了我一张支票——还是50美元！但是她加了一句：“你挣到钱就还给我。” 我从未还这笔钱，我宁愿把它给穷人。 我用这种方式游说了众多纽约的百万富翁，终于有一天我们凑够了一笔钱前往伦敦，300美元，如果我们想到达伦敦后还留点钱维持生活，那么这300美元甚至还不够我们买普通轮船的二等舱。 雷蒙德想到一个好主意，他在码头附近找到了一艘前往赫尔的押运牲口的船只，船长被雷蒙德的故事感动了，尽管违反规定，他还是答应让我们搭乘他的船。一天早上我们只拎着几个手提包就上了船，因为行李箱都已经在温莎宾馆那场大火中被烧毁了。雷蒙德之所以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我相信这次旅行对他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几百头可怜的牲畜被捆绑着，从美国中西部平原被押往伦敦，犄角互抵，夜以继日拼命哀嚎的景象，使我们印象深刻。 日后我坐在巨型游轮的豪华舱里时，经常会想起这次搭乘押运牲口船的航行经历，想起我们当时的喜不自胜和开心。我想知道这样持续的奢华之后是否会造成神经衰弱。那次在船上我们的食物只有咸牛肉和味道乏善可陈的茶叶，铺位很硬，船舱很小，食物不足，但在两周去赫尔的旅程中，我们还是非常高兴。我们乘坐这样的船不好意思用真名，于是都用外婆的姓——奥戈尔曼。我自称叫玛吉·奥戈尔曼。 我们第一个同伴是爱尔兰人，我曾跟他在月下散步，仰望天空，他常常对我说：“玛吉·奥戈尔曼，如果你答应我，我肯定会成为一个好丈夫。”有时夜晚，好心的船长会打开一瓶威士忌让我们喝口热酒。总体来说，日子虽然艰苦，但我们过得快乐，只是船上那些挤在一起哀嚎的牲畜，会让我们难过。不知道现在人们是否还用这种残忍的方式往英国输入牲畜。 汉普顿宫 5月的一个早晨，“奥戈尔曼”一家抵达赫尔；又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抵达伦敦的我们就是邓肯一家了。记得我们是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后，在大理石拱门附近找到了一家旅馆。刚来伦敦的一段日子，我们兴奋异常，对周围的一切都惊奇和着迷，几乎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乘坐公交车上面，全然忘记了我们的拮据。我们参观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大英博物馆、南肯辛顿博物馆、伦敦塔，游览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里士满公园、汉普顿宫等地，高兴地满意而归，就像美国有个老爸支付自己开销的游客一样。几周之后，直到怒气冲冲来收租的女房东的到来，才让我们如梦初醒。 一天，在国家美术馆听完有趣的“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讲座回来，我们发现房门紧锁，连小行李箱也被锁在里面。掏遍了全身，我们只剩下6先令，只好走向大理石拱门和肯辛顿花园，坐下来考虑下一步的打算。 第七章 伦敦的生活 如果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拍成电影，恐怕我们都会惊呼：“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吧？！”还记得我们在伦敦街头流浪，一如狄更斯作品里的情形。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事，真是难以置信。我们年轻人吃点苦头没什么，受到打击尚能保持乐观；可是可怜的年迈的母亲在历尽艰难之后还能坦然面对这种事情，现在回首想来很是令人惊异。 我们没有钱，没有朋友，晚上没有落脚的地方，就这样沿着伦敦的街道流浪着。我们试着找了两三家宾馆，但他们都坚称如果没有行李可押，就得交押金。后来又试了两三家旅馆，可所有的女房东都一样无情。最后我们只得在格林公园的长椅上过夜，却来了一个高大的警察勒令我们离开。 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天三夜，我们以便宜的小饼充饥，却仍然精神饱满，白天就在大英博物馆里度日。还记得我在那里读温克尔曼的英译本《雅典之旅》，我忘记了当前的处境，我悲伤地哭泣，不是为我们自己的遭遇，而是为温克尔曼充满激情的发现之旅归来后的不幸逝世。 第四天黎明，我觉得必须得想个办法了。我让母亲、雷蒙德和伊丽莎白随我来到伦敦一家最好的宾馆，不要出声。这时值夜班的门房还似醒非醒，我告诉他我们刚从利物浦来到此地，行李还在途中，我们先开一间房，同时把早餐送过来，我点了咖啡、荞麦面包以及其他的美式糕点。 那一整天我们都睡在舒适的床上，每隔一会儿我就给门房打电话，向他抱怨我们的行李还是没送到。 “我们换洗的衣服也没到所以没法出门。”我说，于是我们晚饭也是在房间里吃的。 第二天黎明，考虑到诡计很可能就被揭穿了，我们像来的时候一样走出宾馆，但这次我们没有叫醒门房。 我们重振精神走在大街上，再次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那天早上，我们信步走到切尔西一个老教堂的墓地里，在小路上我捡到一张报纸，上面报道 了某位太太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幢房子，正在大宴宾客，而我正好曾在这位太太家里跳过舞。我灵机一动。 “在这儿等我。”我对家人说。 伦敦格罗夫纳广场 中午开饭之前，我独自赶到了格罗夫纳广场，来到这位太太家里，她亲切地接待了我，我告诉她我来伦敦发展了，在各家做私人舞蹈演出。 “我周五的晚宴正好需要，”她说，“你能在晚宴后为我们跳舞吗？” 我答应了，并巧妙地暗示她得预付一小笔订金，她立刻慷慨地签了张10英镑的支票给我。拿着支票我飞快地跑回去找家人，发现雷蒙德正在就柏拉图的精神论滔滔不绝。 “这周五我要去格罗夫纳广场某位太太家跳舞，威尔士王子可能也会来，我们就要时来运转了！”我拿支票给她们看。 邓肯的曼妙舞姿 雷蒙德说，“我们先得找一个工作室，付一个月租金，再也不要受那些粗俗不堪的女房东的欺侮了。” 我们在切尔西国王路找了一间小工作室，我们没有床，直接睡在地板上，并觉得又回到了艺术家的生活，而且我们都同意雷蒙德的观点——再也不能住那种资产阶级旅馆了。 付完房租，我们用剩下的钱买了罐头以备不时之需，我还在自由之家买了几码棉纱布料用来作为某太太家演出的舞蹈服。那晚我伴着内文的《那喀索斯》起舞，演绎一个阳光少年（我那时候很瘦），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我还跳了内文的《奥菲莉亚》。我听到人们窃窃私语，“这孩子怎么会有如此悲痛的表情？”晚宴结束前，我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优雅又略带忧郁的邓肯 席间，母亲为我伴奏，伊丽莎白朗诵安德鲁·兰翻译的忒俄克里托斯的诗歌，雷蒙德则做了一个关于舞蹈的演讲，论述舞蹈对未来人类的心理影响。那些养尊处优的观众显然理解不了这些，但女主人很高兴，我们算是很成功了。 那是一次典型的英国有教养的上流人士的聚会，会上没有人留意我光脚穿凉鞋、披薄纱，尽管这在后来引发了德国人对我评头论足。英国人太礼貌了，他们对我的演出服及舞蹈渊源都不发表任何意见。大家只是说说“很漂亮”、“非常愉快”、“非常感谢”之类的话，仅此而已。 不过这天之后，就开始有好多名门望族邀请我去他们家里跳舞。有时是在皇室面前跳舞，有时是在劳瑟太太的花园里。还会有饿肚子的时候，因为我的演出多数是无偿的。女主人们总是爱说“你会在公爵夫人面前跳舞，会在伯爵夫人面前跳舞”如何如何，“这么多有身份的人看你跳舞，你就会在伦敦一举成名了”。 还记得有一天在一个慈善募捐会上我跳了4个小时，作为答谢，一位太太亲手递给我一杯茶和一盘草莓甜品。我已经几天没吃饱饭了，所以那些草莓和油腻的奶油让我想吐。另一位夫人拿起一个装满金币的大袋子对我说：“看，多亏您为我们盲女院募集到了这么多钱！” 母亲和我都太要强了，不好意思告诉那些人他们有多残忍。相反，我们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用来买演出服，只为体面地出入这些场合。 我们买了吊床放在工作室，还租了一架钢琴。但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大英博物馆里度过。雷蒙德在那里描摹希腊花瓶和雕塑，我则努力去用舞蹈和音乐去表现它们。我们每天在那儿的图书馆待很久，中午在那儿的餐厅用餐，一个便宜的小圆面包就着一杯牛奶咖啡就是午餐。 大英博物馆内部的图书馆 我们流连并痴迷于伦敦的美好，这里的文化和建筑美感，都是我在美国所向往的事物，现在我终于得偿所愿。 离开纽约后，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过伊凡·米拉斯基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芝加哥朋友的来信，信中主要讲了米拉斯基的事。他志愿参加了对西班牙作战，随军前往佛罗里达，在那儿染伤寒去世了。这封信对我打击很大，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一天下午我去库柏学院翻遍了前几个月报纸的合订本，在密密麻麻的阵亡者名单中，我找到了他的名字。 那封信里还附有米拉斯基妻子的姓名和在伦敦的住址。所以，有一天我就坐着双轮马车去找米拉斯基夫人了。那个地址离我很远，在汉默史密斯附近。那时我或多或少还受美国清教徒思想的影响，心里觉得米拉斯基向我隐瞒这件事情的行为有点离谱，所以我没有把这次行程告诉任何人。把地址给了车夫，我就奔着这个临近伦敦郊区的遥远地方出发了。路上我看到了一排一排的小灰房子，整齐划一，这些房子的前门都阴沉肮脏，门牌却一个比一个有来头，比如舍伍德别墅、格伦宅、埃尔斯米尔、恩尼斯摩等不相称的名字。最后我来到了斯特拉寓所，按响了门铃。门开了，面前站着一个身高差不多只有正常人一半的妇人，我告诉她我想找米拉斯基夫人，之后被让进了闷热的客厅。我那天穿着一件格林威式的白色棉纱裙，系蓝色腰带，头戴一顶大草帽，卷发披肩。 我听到楼上沉重的脚步声，伴着尖细、清晰的声音：“姑娘们，按顺序，按顺序。”原来这里是一所女校。尽管米拉斯基已经不幸逝世，当我看到他太太的时候还是有点不知所措，那是一种担心与苦涩的嫉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觉。她看上去只有半个正常人高，顶多四尺，瘦削，苍白，眼睛是明亮的灰色，头发也是灰色，但很稀疏，嘴唇薄而紧闭。 她并不热情，我试图向她解释我是谁。 “我知道，”她说，“你就是伊莎朵拉，伊凡在信中多次向我提起你。” “抱歉”，我欲言又止，“他从未向我提起过您。” “对，他不会说的。但是我就要去投奔他了，现在，他却死了。” 她的声音和表情让我忍不住想哭，后来她也哭了，仿佛我们是老朋友一样。 她带我去楼上她的房间，墙上挂满了米拉斯基的相片，年轻时候的他，相貌英俊而迷人，还有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周围系上了黑纱。她告诉我他们的生活，他去美国追求发财梦，只是因为钱不够才不能一起去。 “我就要和他团聚了，”她说，“他一直给我写信说，‘过不了多久我就有钱接你过来了。’” 岁月流逝，她还是在这儿当家庭女教师，等到头发都花白，伊凡还是没有寄钱回来接她去美国。 和这个等待中的老妇人的命运相比，我真是勇敢多了。我不明白的是，作为伊凡·米拉斯基的妻子，如果她想去找他的话，为什么不去？哪怕是坐三等舱呢。我从来就无法理解，一个人想做成一件事，为什么又不去做。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我从不犹豫。尽管这有时候给我带来打击和灾难，但至少我尝试过了。这个可怜的耐心的小妇人，如何就能年复一年地只是干等着丈夫前来接她？ 我坐在满是伊凡照片的房间里，手被伊凡太太紧紧抓着，听她不停地讲述，直到我觉得自己该离开了。 她让我以后再来，我也请她去我们家做客，可是她说自己一天从早忙到晚，给学生上课批改作业，根本就没空出门。 因为我已经让车夫先走了，只得坐在顶篷车里回家了。还记得回去的一路上我都在哭，为伊凡和他可怜的妻子的命运而哭，但同时还有一种庆幸，并蔑视那些失败者，蔑视那些将生命浪费在等待中的人，这无疑是一种年轻人的残忍。 当时我总是枕着伊凡·米拉斯基的照片和来信入眠，但是从那天起，我把这些物件都封存起来，放入了行李箱。 当我们的切尔西工作室租期满一个月时，天气也变得很热了。我们就在肯辛顿找了一个有家具的工作室搬了进去。这里有钢琴，还有更多的房间来工作。但很快就7月底了，伦敦的演出旺季过去了，8月到来，挣的钱有限。这个月我们就整天泡在肯辛顿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图书馆关门后，从大英博物馆步行到位于肯辛顿的工作室。 有一天晚上，矮小的米拉斯基夫人出现了，还邀请我去吃晚饭，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看起来很激动，因为这次拜访对她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历险了，她甚至为我们的晚餐叫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她只请求我告诉她伊凡在芝加哥时的样貌言行，我就告诉她，伊凡有多喜欢收集树林里的金菊花，有一天我如何看到他抱着一大捧金菊花，红发在阳光下闪亮的样子，我如何总是将他和那种花儿联系在一起。她哭了，我也哭了。我们又喝了一瓶勃艮第，完全沉浸在回忆之中。之后她便倒了好几班车，回她的住处斯特拉寓所去了。 9月到了，伊丽莎白跟我们之前在纽约的学生的母亲一直有联系，有位母亲寄给她一张支票，资助她回纽约，她就决定回美国去挣钱。 还记得我们去了肯辛顿大街的一家商店，为她买了件保暖旅行外套，最后送她上了火车。剩下我们三个回到工作室，成天在绝望中度日。 乐观而温柔的伊丽莎白走了，冷寂的10月到来了。我们第一次领略到伦敦的大雾，也许总是喝廉价的汤使我患上了贫血，大英博物馆甚至都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漫漫长日，我们甚至都没有勇气再走出去，只是盖着毯子坐在工作室，在一个画出棋盘的纸片上下棋消磨度日。 正如回首往事时，我为我们的出奇乐观感到惊异一样，当回首这段日子时，我也很惊异于那时候我们精神的完全崩溃。事实上，那时候我们甚至有过早上没有勇气起床而昏睡一整天的经历。 终于，伊丽莎白来信了，并汇了款过来。她到达了纽约，住在第五大道上的白金汉酒店里，她开办了自己的学校并且运营良好。这让我们重拾信心。由于工作室租期已到，我们又在肯辛顿广场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小房子，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去广场花园的特殊待遇。 英国女演员帕特里克·坎布尔夫人 一个气候宜人的夜晚，我和雷蒙德去花园里跳舞，这时一个头戴大黑帽的漂亮妇人出现了，“你们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不是从地球，而是从月球来的。”我回答道。 “好吧，不管来自地球还是月球，你看起来都美极了，你们愿意跟我去看看吗？” 我们就跟着她到了位于肯辛顿公园的温馨的家，家里挂着伯恩·琼斯、罗塞蒂、威廉·莫里斯等名家为她画的肖像。 她就是帕特里克·坎布尔夫人。坎布尔夫人坐到钢琴前为我们弹琴，还唱着古老的英国歌曲，之后又为我们朗诵诗歌，最后，我为她跳了一支舞蹈。她非常漂亮，有着高贵的黑发，大大的黑眼睛，滑腻的皮肤以及女神般甜美的嗓音。 我们都爱上了她，那次会面无疑将我们从忧郁沮丧的阴霾中解救出来，开启了我们幸运时代的新纪元。帕特里克·坎布尔夫人十分中意我的舞蹈，她写信将我介绍给乔治·温德姆夫人，还告诉我们说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是在温德姆夫人家里首次登台演出扮演朱丽叶的。温德姆夫人很愉快地接待了我，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坐在炉火旁享受英国的下午茶。 邓肯在伦敦时的照片，脸上满是不羁的表情 这里我要说说炉火、面包、涂满黄油的三明治、浓茶、户外的黄色雾气以及英国人特有的拖长腔，都使得伦敦那么迷人。如果说我以前就为之陶醉了，那么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地爱上它了。屋里的气氛仿佛有一种魔力，安全而舒适，文雅而轻松，在这里，不得不承认我如鱼得水。除了这些，温德姆夫人家美丽的书房也大大吸引着我。 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领略到英国佣人的良好教养，他们丝毫不像美国社会那些佣人一样，以身为佣人为耻或为服务于贵族而目中无人，而是举止散发着贵族气质。他们的父辈如此，后代也将如此，正是这种方式使他们的心性平静而安分。 一天晚上，温德姆夫人安排我在她家客厅里跳舞，几乎伦敦所有的艺术家和文人都出席了。就是那次，我邂逅了一个对我生命影响深刻的男人。他那时50岁左右，在我看来真是前所未有的英俊：饱满的前额下一双深眼窝，古希腊式的鼻子，精致的嘴巴，身材高大瘦削，背部线条略有弯曲，灰白头发从中间分散至耳际，神色温柔异常。他就是著名钢琴家的儿子，查尔斯·哈雷。奇怪的是，那时候追求我的年轻人没有一个让我动心的，事实上我根本都没注意到他们；只有这个50岁的男人，让我立刻深深地为之着迷。 美国女演员玛丽·安德森 他年轻时是美国著名女演员玛丽·安德森的密友。他请我去他的工作室喝茶，并给我看了当初玛丽在《克里奥兰纳斯》一剧中的演出服，是一件长袍，一直被他当作纪念品珍藏。这次之后，我们的友情更深厚了。哈雷给我讲好多事情，比如他的朋友伯恩·琼斯，比如罗塞蒂、威廉·莫里斯，比如前拉斐尔派以及他十分熟悉的威斯勒和丁尼生。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并且我之所以能对早期著名画家略知一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跟艺术家哈雷的友谊。 哈雷是新国家美术馆的负责人，当代的滑稽作品都会在那里展出。哈雷想让我在那里演出，并将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那次他邀请好友们来新美术馆发表演讲，画家里奇蒙讲舞蹈和绘画的关系，安德鲁·兰讲舞蹈和希腊神话的关系，作曲家赫伯特谈舞蹈与音乐的关系……我则绕着喷泉和棕榈树跳舞，在美术馆的中心庭院里翩翩起舞。这次演出大获全胜，报纸大肆报道了我的舞蹈，哈雷也十分高兴。伦敦的重要人物都邀请我喝下午茶或共进晚餐。幸运女神在那一段短暂的时光里垂青了我们。 一天下午，在罗纳德夫人的小房子里举办的热闹的招待会上，威尔士亲王和爱德华国王分别接见了我，国王还对我赞不绝口，称我是庚斯博罗画中的美女，这一称谓更令我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我们的运气越来越好，就在沃里克广场租了一间大点儿的工作室。我深受国家美术馆里的意大利艺术的影响，并从中获得了灵感，整天探索；那一时期，我受伯恩·琼斯和罗塞蒂的影响也颇深。 其时，一个年轻诗人闯入了我的生命，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有着轻柔的嗓音，梦幻般的眼睛。他叫道格拉斯·安斯利，是斯图尔特家族的后裔。他常常傍晚时分来到我的工作室，胳膊下夹着三四卷诗歌，为我朗诵史文朋、济慈、勃朗宁、罗塞蒂、王尔德等人的诗。他喜欢大声朗读，我很乐意倾听。可怜的母亲认为有必要在这种场合陪着我，尽管她也喜欢这些诗句，但她受不了这种牛津大学式的诗朗诵方式，于是过不了多久便会瞌睡连连。每当这时，安斯利就会俯下身来，轻吻我的脸颊。 我非常享受安斯利和哈雷的友谊，甚至不再需要别的朋友。一般的年轻人十分令我厌烦。尽管当时在客厅看过我跳舞后，好多人前来拜访或邀我出去，但我的傲慢举止把他们全都吓退了。 查尔斯·哈雷住在加多近街上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小房子里，有个迷人的未婚妹妹。哈雷小姐对我也亲切至极，常请我去吃晚饭，就我们三个人。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亨利·欧文和埃伦·特里。第一次知道欧文是通过他的《钟声》，我对他的伟大艺术是如此崇拜以至于一连几周都没有睡好觉。说到埃伦，她一直就是我的偶像。我想，那些从未见过欧文的人，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他的艺术所带来的震撼人心的美和瑰丽的，并且，他的才智和艺术魅力简直难以言说，他是集但丁的天才和感召力于一身的人。 英国女演员埃伦·特里 夏天的某一天，哈雷带我去见著名画家瓦茨，我在瓦茨的花园里为他起舞。在他家，我看到埃伦·特里的美丽面孔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的画作里。我们一起在花园里散步，他给我讲述了许多关于艺术和生活的美好。 埃伦·特里那时正处于女性的成熟期，她不再是瓦茨画作中那个激发画家想象力的高挑瘦削的女孩，而变得饱满、丰腴，仪态万方。这和当今的审美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当时的埃伦·特里被今天的观众看到，她肯定得被迫减肥了。我敢说，如果她也像今天的女演员一样费尽心力保持年轻和瘦削的话，那么肯定会影响到她表演水平的发挥。她看上去毫不纤瘦，但无疑称得上是成熟女人中的漂亮典范。 就是这样，我跟当时伦敦文学界和艺术界的人建立了关系。冬天慢慢过去，沙龙也逐渐减少。有一个时期，我加入了班森剧团，但是就像在《仲夏夜之梦》中演出仙女一样，从未得到过进一步的发展。看来剧院经理理解不了我的艺术，也不相信我的想法会让他们的演出盈利。 但奇怪的是，自从莱恩哈特、盖米尔以及其他一些剧院前卫人士推出带有我舞蹈风格的作品以来，还是有好多人随意模仿我的舞蹈。 一天我被介绍给了垂恩夫人，排演期间我去了她的更衣室，她非常热诚，我换上了束身舞蹈衣，在她的指引下走上舞台为比尔博姆·垂恩跳舞，跳的是门德尔松的《春之颂》， 在花园中翩翩起舞的邓肯 他几乎看都没看我，注意力毫不集中，只是盯着飞舞的苍蝇。后来，他在莫斯科的一个宴会上夸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我把当时的情形跟他说了。 “什么？”他惊呼，“我看了你的舞蹈，对你的美丽和青春活力竟然毫不赏识！啊！我太傻了！现在，”他补充道，“现在太迟了，太迟了！” “不晚。”我回答。从那以后他总是给我极大的赞赏，这些后文中我将提到。 事实上，我那时候难以理解为何伦敦的几乎所有的画家和诗人都对我的舞蹈异常热情，比如安德鲁·兰、瓦茨、爱德温·阿诺德、奥斯汀·多布森、查尔斯·哈雷等人，可是剧院经理却丝毫不买账，就好像我的舞蹈所传达的信念对于粗俗和物质化的剧院艺术来讲太过精神化。 我成天在工作室工作，傍晚的时候不是诗人来朗诵诗歌，就是画家带我出去或看我跳舞。他们就像彼此厌恶一般，从来不一起出现。诗人说他不理解我怎么能花那么多时间陪那个老头；画家说他不理解像我这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怎么能看上那个自大的家伙。但是我在这两段友谊中都十分快乐，也说不清到底爱哪个多一些。周日我总是跟哈雷在一起，我们在他的工作室一起吃午餐，配着斯特拉斯堡鹅肝酱、葡萄酒和他亲手煮的咖啡。 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 一天他允许我穿上玛丽·安德森那件著名的演出服，我摆了各种姿势让他给我画素描。 就这样，冬天过去了。 第八章 横渡英吉利海峡，来到巴黎 虽然总是入不敷出，但这一时期我们的生活还算安宁。可这种安宁令雷蒙德坐立不安。他离开伦敦去了巴黎，春天的时候他多次发电报恳求我们也去巴黎，于是有一天母亲和我就收拾了行李，搭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客船。 穿越了伦敦的大雾，我们在一个春日的早上到达了法国瑟堡。对我们而言，法国就像一座花园，从瑟堡到巴黎，一路上我们都探出头看风景。雷蒙德在车站接我们。他把头发留长了，一直垂到耳际，穿一件翻领衫，打着领结。对他的打扮，我们多少有些吃惊，他解释说这是他所在的拉丁地区最时髦的打扮。他带我们回他的住处，不想撞到一个小小的女店员跑下楼来。他请我们喝了据他称价值30美分一瓶的红酒，之后我们就出去找工作室了。雷蒙德只会两个法语单词，我们就沿着街找“chercher atelier”。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那个词在法国不仅仅指工作室，还泛指任何一种店铺。最后天色将晚，我们才在郊区找到一间带家具的工作室，月租金只要50法郎。我们惊喜得很，预付了一个月租金。起初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住进去当晚，才知道什么状况。原来这间屋子位于一家印刷厂的正上方，而这家印刷厂是夜间开工，所以一到晚上楼下就像地震一样，震得我们的工作室地动山摇。所以这间工作室如此便宜。这多少让我们有些丧气，但50法郎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已经算是一大笔钱了，所以我宽慰大家说，就想象我们是在海边随着大海的波浪摇动。门房提供餐饮，午餐25分，晚餐1法郎，包含红酒。女门房常常端来色拉，礼貌地提醒我们要搅拌一下。 雷蒙德没有追求那个女店员，而是整天陪我。我们常常早上5点钟就起床，这就是我们初到巴黎时的热情。我们先从卢森堡公园里跳舞开始，我们还跑遍巴黎，步行数公里，去卢浮宫里消磨时间。雷蒙德在那里描摹希腊花瓶，而我则凭着自身对艺术的理解，在卢浮宫里翩翩起舞，我们每天在那里流连忘返。在巴黎，我们没有钱，也没有朋友，但是那些都不重要。 法国卢浮宫外观 卢浮宫就是我们的乐园。我们的衣着打扮令一些人诧异，我们的言行举止令一些人怀疑，但我们丝毫不改初衷，勇敢地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锲而不舍。卢浮宫关门时，我们才步行回家，就算只吃白豆、色拉，喝红酒，我们也心满意足。 雷蒙德的素描进步神速，几个月下来，他描摹了卢浮宫里所有的希腊花瓶，后来都出版了，其中有些貌似人物画像的画作，其实是我裸体跳舞时的侧影。 除了卢浮宫，我们还到其他的博物馆去参观，比如克吕尼博物馆、卡纳瓦雷博物馆、巴黎圣母院以及巴黎其他的博物馆。我特别喜欢歌剧院和凯旋门前的雕刻作品，面对这些我们一直以来苦苦追寻的伟大的作品，我们全部驻足景仰，年轻的心灵为之振奋。 巴黎凯旋门 春去夏至，我们迎来了1900年万国博览会。一个早上，哈雷出现在我面前，令我狂喜，雷蒙德却相当恼火。哈雷是来参观博览会的，之后我和他便形影不离。他真是一个绝佳的向导，白天我们游历博览会，晚上就在埃菲尔铁塔附近用餐。他相当体贴，总是在我累的时候让我坐旋转升降椅。我觉得博览会的展出品比不上卢浮宫的作品，所以总是感到疲倦，但是我很高兴，因为在我所景仰的巴黎，有我仰慕的哈雷陪着我。 每逢周日，我们就坐车去郊外，在凡尔赛花园或者圣杰曼森林里游逛。在森林里，我跳舞，他画素描。就这样过了一个夏天。但是雷蒙德却并不快乐。 不过万博会上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日本悲剧舞蹈家佐贺洋子的舞蹈。那时候我们每天去欣赏她的舞蹈。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便是游览罗丹馆。那里陈列着这位雕刻家的所有作品，多数都是首次公开展出。当时我还不知道罗丹，只是在他的作品面前肃然起敬，他的作品仿佛带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每次去那里，听到有人指着雕塑的头议论“雕塑的头呢”、“胳膊呢”的时候，我就会转身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体，而是一种象征，是人类对理想的渴盼和呼唤。 1900年万国博览会全观 秋天快到了，万博会也即将结束。哈雷该回伦敦了，走之前，他把我托付给了他的侄儿查尔斯·努夫拉尔。努夫拉尔是个25岁的年轻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但他学识丰富，对美术、音乐、建筑均有涉猎，使我得以接触到完整的法国艺术教育。他把我照顾得很周到，通过他，我还认识了雅克·比格尼斯和安德鲁·伯尼尔。他们很快成了我家的常客。他们还把我介绍给其他的朋友。那时候我正致力于研究肖邦的前奏曲、华尔兹舞及玛祖卡舞，母亲的伴奏饱含深情，坚定有力。雅克·比格尼斯的父亲是知名的雕塑家，母亲圣马索夫人举办的沙龙是全巴黎最艺术、最时髦的沙龙之一。雅克想到了一个主意，就是邀请我去他母亲的沙龙，并为其宾客演出。我们先进行了一次彩排，一位颇有天赋的男人为我伴奏，我的表演很快吸引了他。 “太可爱了，”他大叫着，“太迷人了！”他把我揽入怀里，以法国人特有的方式亲吻了我。他就是著名的作曲家梅萨热。 演出之夜来临，那群观众都友好而热情，为我叹服。舞蹈还未结束他们就争着夸赞我。第一曲结束，一个眼神矍铄的瘦高个男子，过来拥抱我。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小的时候人们都叫我洛丽塔，他接着亲吻了我的眼睛、脸颊和嘴唇，这时圣马索夫人过来牵着我的手说：“这就是伟大的沙多。” 事实上，我在这里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他们也在这里欣赏到了我别开生面、令人心旷神怡的舞蹈，我的三位朋友很开心地送我回家，在他们看来，我的演出非常成功。三人中间，我最中意的不是善解人意的努夫拉尔，也不是一表人才的比格尼斯，而是个子矮小、面色苍白，圆脸上戴副眼镜的安德鲁·伯尼尔。他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抑扬顿挫的朗诵使我了解了法兰西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经常乘坐塞纳河上的公共马车到城岛去，凝视着月光下肃穆凝重的巴黎圣母院。圣母院是法国哥特式教堂的第一代元老，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混合的奇特产物。伯尼尔熟识这个建筑物正面的所有雕像，他向我讲述每一块石头的来历。有时候对于伯尼尔神经质的举动，我一点也捉摸不透。他总是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几十分钟默然不动，却也从未主动挽过我的手臂；他会在我额上久久亲吻，却不肯触碰我的嘴唇。有一天，我们坐在墨登树林里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有四条交叉的路。伯尼尔为它们一一命名。右边那条叫“成功”，左边那条叫“安宁”，笔直向前的那条叫“不朽”。 巴黎圣母院全景 “那么我们坐着的这条呢？”我问。 “爱情。”他低声回答。 “我宁愿留在这儿。”我高兴地喊道。 意外的是，他只说了句“我们不能留在这儿”，就站起身来沿着那条叫“不朽”的笔直大道远去。 我感到失望和困惑，追上他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开我。他只是一言不发，把我送到了工作室门口。 在以后的一年里，我也想过办法来吸引伯尼尔的注意，期待友情转化为爱情，但以失败告终。对此，我深受打击，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不爱我。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我开始赌气地与三人中间最英俊的那位示好。与安德鲁的保守作风不同，他是单刀直入派。然而这次经历也以失败告终。一天晚上，我们用过晚餐并喝下一些香槟后，他带我去一个旅馆开房。我兴奋地颤抖着，就要体尝到爱的滋味。我倒在他的怀里，在他炽热的爱抚攻势下，心醉神迷。可他突然停下来，跪在床边，开始向我哭喊，“你为什么不阻止我！你是圣洁的天使，谁也不能碰你！快把衣服穿上！” 他全然不理我的抽泣，只是给我披上外套，匆匆把我送上了车。一路上他都在自责，看他这样我害怕极了。 这是我年轻时在爱情路上的第一次大胆冒险，并带给我极大的震撼。这两个爱我的人竟然能够抗拒如此的诱惑，令我向往已久的爱情大门对我紧闭。我把这种力量倾注到艺术中，爱情不能给予我的，我将从艺术中去找寻。 舞蹈中的伊莎朵拉 我把自己关进了工作室里，潜心探索一种崭新的舞蹈。传统的舞蹈理论将一切舞蹈动作的中心弹簧界定在人体后背的中心脊椎的下端，胳膊、腿和躯干的活动都必须受制于这个中心。这种方法从纯生理角度出发，而不顾人的心理因素。它产生的动作是人工的、机械的，像医生教导病人做的一样。我常常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地站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盖住心窝。我想通过身体劳累的极限体验，寻找到原始动力的火山口。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渐入佳境，可以随心所欲表现任何情感和思想。只要一站在舞蹈的边缘，精神的泉流就通过身体的各个渠道，涌遍全身。这种舞蹈，绝不是简单的手足挥舞，也不仅仅是大脑的召唤，而是心灵的检阅，一个内在灵魂的自我觉醒，它展现的是生活原型，是自然的原初样貌。我往往想把这种理论解释给艺术家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曾在《我的艺术人生》中提到过我的理论。 这种理论貌似很难诉诸言语。但哪怕是最小的学生，我也会尽量去解释，让她们理解，这种启蒙是进入舞蹈的第一步。就连最小的学生也能理解，理解之后，她们的动作、舞姿甚至走路的姿态都会散发一种发自内心的优雅。这并非与生俱来的。所以我的学生，在特罗卡迪广场和大都会剧院表演时，总是能够吸引众多的观众。但是当她们长大后，往往受物质因素的影响，失去了小时候的那种灵动。 1897年邓肯前往英国、法国，她的舞蹈艺术受到欧洲第一流的诗人、画家、音乐家、雕塑家等艺术家的重视 童年和青年的成长环境使我内心的这种力量保持完整，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我都成功地抵抗了外界因素的影响，在这种力量的召唤下成长。所以，当我想获得世俗之爱并以失败告终后，又重新回到了这种力量中。 后来，安德鲁内疚地出现时，我总能一连数小时跟他谈论舞蹈艺术及一些新观点，而他从未表现出厌烦，一直用最大的耐心和同情聆听我所发现的每一个动作。我的探索引起了格弗瑞伯爵夫人的注意，她是社交圈的皇后，邀请我去她家里演出，那里集聚了巴黎社会各界名流。伯爵夫人说我是希腊艺术的复兴者，那时她崇拜的是皮埃尔·路易的《阿佛洛狄忒》和《比利蒂斯之歌》，而我所演绎的，是大英博物馆冷寂的灯光下的雕刻柱和希腊帕提农神庙的庙顶。 伯爵夫人的客厅里有一个小舞台，舞台以格子框架为背景，每个格子里放一朵玫瑰，这种布置和我的舞蹈精神极不协调。虽然我也读过伯爵夫人所崇拜的那些艺术作品及读物，但丝毫未受其中描写的肉体欢娱的影响。这表明文学审查制度根本没有必要。没有亲自体验过的事情，譬如情爱，即使印在书本上，也无法令人豁然开朗。 社交皇后格弗瑞伯爵夫人 或许因为骨子里流着富有开拓精神的先辈的血液，我仍然笃信清教徒思想。我相信多数美国艺术家也是如此，尽管其作品中也不乏情爱肉欲的描述，但那都是浪漫的英雄主义使然。比如惠特曼，尽管他的作品一度因为描写情爱欢娱而遭到封杀，但他有一颗清教徒的心。许多的美国艺术家也是如此。 那么，这种清教徒主义不同于法国的感官主义，是因为美国土地粗犷、风霜摧残呢，还是受无所不在的林肯精神的影响？也许有人认为美国的教育使得美国人将这种情欲降到了最低。真正的美国人，既不是狂热的淘金者，也不是传说中的拜金者，他们是理想主义和神秘主义者。我并不是标榜美国人没有欲望。恰恰相反，广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有凯尔特血统的美国人，真正到了紧要关头，恐怕比意大利人还要热烈，比法国人还要性感，比俄国人还要彪悍。只是早年的习惯令他们将这种性情很好地封存了起来。只有当生活中发生非同寻常的事情时，这种性情才会喷薄而出。他们是所有民族中的性情中人。我知道有些人，睡觉时准备两套睡衣，一套丝质亲肤的贴身穿着，一套羊毛制的穿外面用于保暖，旁边放着报纸或杂志，口含香烟，忽然就可能为性欲而发狂，连希腊人也甘拜下风，那种喷涌而出的热情，连意大利人也难以望其项背。 法国女画家梅德琳夫人 因此，当我那晚在物欲横流的格弗瑞伯爵夫人家里演出时，并不开心。我觉得这简直是完全的失败。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伯爵夫人慷慨的支付凭证，她感谢我的表演，并让我去门房那里领钱。对于钱，我分外敏感，也不喜欢被叫到门房那里，但这笔钱能够让我支付房租。 我在梅德琳夫人的工作室里度过的某个晚上更为开心。那次，我随着《俄尔普斯》起舞，并第一次见到了有“法国萨福”之称的诺瓦耶女伯爵。让·罗兰也去了，并将我的演出评论发表在报纸上。 除了卢浮宫和国家图书馆让我乐不思蜀外，我又发现了第三个快乐之源，那就是迷人的歌剧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对我的研究很热心，凡是跟舞蹈及希腊艺术和剧院有关的书籍，他统统给我找来作参考。我阅读所有从古代至今的舞蹈艺术文献，并一一做了笔记。博览群书后，我惊讶地发现，我崇拜的艺术家，只有让-雅克·卢梭、沃尔特·惠特曼和尼采。 一个阴翳的午后，工作室外有人敲门，是一个优雅大方的女人。她的出现犹如瓦格纳音乐一般，预示着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确实，她的来临以及伴随的不幸让我难以忘怀。 “我是波利尼王妃，是格弗瑞伯爵夫人的朋友，我看过你的舞蹈，很喜欢，特别是我的丈夫，他是个作曲家。” 波利尼王妃 她面容漂亮，只是下颚过于凸出，显得过于严肃，就像罗马皇帝的脸，冷酷和矜持将她五官掩了一分色去，她的声音也很粗犷沙哑，如同铁质一般，像她这样的人会发出这种声音很是奇怪。后来我想她这种冷酷的表情及沙哑的嗓音或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羞涩。我向她谈了我的艺术和理想，她立刻提议在自己家里举办演出，她会画画，还会演奏钢琴和风琴。当她看到我们的穷困处境时，深感同情，辞别时羞涩地放了一个信封在我们桌子上，里面装了2000法郎。 虽然外界一直传说她很冷漠且缺乏同情心，但我相信她不是这样的。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她家，还见到了波利尼王子，一个极具天赋的音乐家。他身材瘦削、面容精致俊美，总是戴一顶黑绒帽，彬彬有礼。我穿上舞衣起舞，他特别高兴，赞美我是个迷人的孩子，还亲自为我伴奏。我羞涩地回答：“我也喜欢你，真希望伴着你作的曲子在你面前起舞。” 我们约定了以后合作。只是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些事情不尽如人意。跟王子的合作机会对我何其珍贵，但是随着王子的不幸离世，我的希望也化作幻影。 话说回来，那一次在王子工作室的演出大获成功，因为工作室主人慷慨地将其对外开放了，因此观众不只限于他的朋友，还来了更多的人。之后，我们还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进行了慈善演出，每次都有二三十人到场。波利尼王子夫妇每次都来。还记得有一次，王子兴奋异常，以至于摘下他的黑绒帽在空中挥舞道：“伊莎朵拉万岁！” 大画家卡里埃一家也来看我的演出了。有一次他发表了一段演讲来称赞我的舞蹈，我受宠若惊。他说： “伊莎朵拉为了表现人的情感，从希腊艺术中找到了最好的原型。她对那些美丽的浮雕形象赞叹不已，从中取得了灵感。但是，富于创新本能的她却以此返回自然，从而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产生了她的所有舞蹈。她的成功就在于，相信能够复活希腊舞蹈的同时，还找到了自己的表现方式。她思考的是希腊艺术，表现的却是自己的东西。她的愿望就是要忘记时间，追求幸福。 “伊莎朵拉的舞蹈不再像传统意义上的舞蹈，而是一种个人感情的抒发，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艺术。它无比丰富，激励我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第九章 与罗丹和卡里埃为友 虽然我的舞蹈广为人知并得到了上流社会人士的认可，但是我们的财政状况还是不稳定，时不时地为房租而发愁，有时煤烧完了，我们就只得忍受寒冷。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贫困状况中，我仍能在冷寂的工作室里独自站几个小时，只为了等待灵感，并用动作表达自我。最后我会精神振奋，忠实于自己的灵魂。 一天，当我这样站立的时候，来了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他穿一件有高贵毛领的外套，戴一个钻戒，说： “我来自柏林，听说你在搞一种赤脚表演，我们很感兴趣。我拥有最大的音乐厅，现在想跟你签约。” 他兴奋地搓着双手，仿佛给我提供了一个多好的机会，然而我像只受伤的蜗牛般退缩了，只是冷冷地回答：“谢谢。我不会把我的艺术送进音乐厅的。”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大声说道，“最伟大的艺术家都在我们这里演出，并且收益不菲。我现在可以答应你每晚付你500马克，以后还会更多。我将以‘世界上第一位赤脚舞蹈家’来为你宣传造势。你没有理由不答应吧？” “当然不答应，绝不答应。”我就要被他激怒了，一连重复了好几遍。 “这怎么行？！不可能，我不能接受你的拒绝，合约我都准备好了。” “不行，我的艺术不适合音乐厅。总有一天我会去柏林，和你的乐团同台演出，但不是在音乐厅里，而是在音乐殿堂里，没有杂技演员、没有驯兽娱乐。哦，天啊，太可怕了。好了，祝你好运，再见！” 伊莎朵拉曼妙的舞姿 看到我们的窘境，这个德国经理人简直不敢相信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后来他又来了几次，甚至还开出了每晚1000法郎的价码，想跟我签一个月，还是被我拒绝了。他骂我愚蠢，我告诉他我来欧洲是为了通过舞蹈的力量来追寻宗教的伟大复兴，为了通过舞蹈动作来表现人体的美丽和圣洁，我跳舞不是为那些大腹便便的资本家消遣娱乐的。我让他走。 他喘着粗气问我一晚上1000法郎还是拒绝吗，我严肃地告诉他，“是的，哪怕是1万、10万法郎，我照样拒绝。我所追求的东西你永远不会懂。总有一天我会去柏林，为歌德和瓦格纳的同胞们跳舞，但要在一个配得上我的舞蹈的剧场里。到时候报酬也许不止这个数字呢。” 我的预言成真。3年后，我在克罗尔大剧院和柏林爱乐乐团同台演出，是这位经理还送来许多鲜花以表祝贺。那次演出票房超过25000马克，他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错误，友善地向我承认了这点，并请求亲吻我的手。 但当时我们真是为金钱所迫，皇家赏识、名气倍增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时有个很像埃及公主的娇小女士，经常来我们的工作室，她来自洛杉矶，讲述她先辈的勇武善战，她歌声动人。我留意到每天清晨门下常有一封紫色的信笺，之后雷蒙德就会无声无息地失踪。我知道他早饭前从不出去散步，再前思后想一番，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后来有一天，雷蒙德通知我们他将跟一个乐团去美国巡演。 所以，母亲和我单独留在巴黎了。由于母亲身体不好，我们搬到了玛格丽特路上的一家小宾馆，在那里母亲至少可以安心地睡在床上，不用像在工作室里那样睡冷地板；在那里我们还能按时吃一日三餐。 在那家小旅馆里，我注意到一对颇为引人注目的夫妇。女的30来岁，漂亮非凡，有一双我从未见过的大眼睛，温柔、深邃、迷人而又充满热情，同时又拥有高贵纽芬兰犬般的顺服谦逊。她有一头金棕色的秀发，衬得脸颊如同火焰般明亮，举手投足都充满爱的活力。我还记得我当时想，注视她的双眼，就如同看到火山口一般。 男的身材瘦长，仪表堂堂，只是脸色超出年龄地略嫌疲倦。通常还有第三个人和他们一起，聚精会神地沉浸在充满活力的谈话中，内心时刻充斥着热情的火焰，仿佛他们三个从不会像常人一样放松和疲倦。其中，男的是纯美的智慧火焰；女的是决绝的激情火焰；只有第三个人，貌似更散漫一些，更热衷于生活的享受。 一天早上，年轻女子来到我的面前说：“这是我的朋友亨利·巴塔耶，这位是珍·洛兰，评论过你的舞蹈。我是贝尔特·巴蒂。如果可以，我们想找个晚上去您的工作室欣赏您的舞蹈。” 当然，我又激动又高兴。我之前从未听过像贝蒂这般如此美妙的声音：富有磁性、满含温情、充满生命和爱的活力。我是多么羡慕她的美啊！那个年代所谓女子的时尚毫无美感可言，而她的衣着总是不同寻常，有时身着长袍，色彩搭配和谐，有时衣服上缀满亮片。有一次，我见她身穿长袍，头戴紫花，出去参加聚会，在聚会上她要朗诵巴塔耶的诗歌。我敢保证，她是一个诗人所能拥有的最漂亮的灵感创作之源。 法国剧作家、诗人亨利·巴塔耶 那次见面之后，他们就经常到我的工作室来，在那里，巴塔耶曾为我朗读他自己写的诗歌。就这样，我一个小小的、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美国女孩，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巴黎知识界和艺术界心灵与思想的大门。当时巴黎在世界上的地位，就相当于古希腊全盛时期的雅典。 古希腊女人的长袍 雷蒙德和我养成了在巴黎附近漫步的习惯，漫步时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名胜。比如，有一天我们在帕克蒙梭地区发现了一个古怪的法国富翁留下的中国博物馆；还有一天，我们碰到了陈列了好多东方珠宝的古曼博物馆；在卡纳瓦莱博物馆，拿破仑的头盔令我们震惊；在克朗尼博物馆，雷蒙德专注于那些波斯盘子，狂爱那里15世纪的《女郎与独角兽》挂毯。 一天，我们来到了特罗卡迪罗广场，在那儿我们被一张大幅海报吸引住了：当天下午，穆内·苏利主演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即将上演。那时候我们并不了解穆内·苏利，但我们还是很期待这场演出。看了看海报的最低票价，我们翻遍了口袋也只有3法郎，而最低票价也要75生丁。这就意味着看了演出我们就要饿肚子了。尽管如此，我们最后还是站在了看台上。 那儿的舞台没有幔布，场景搭建大概是模仿古希腊的样子，可又不伦不类；歌唱队上台，穿着也是模仿书中所描述的古希腊服饰的样子，糟糕透顶。期间还充斥着极为一般的音乐、淡而无味的旋律。我和雷蒙德对望一眼，后悔那顿无谓牺牲掉的晚餐。就在这时，“宫殿”左侧门廊那边上来一个人，在伴唱和布景都相当糟糕的情况下，他抬手唱道： 年迈的卡德摩斯的年轻继承者的后来人， 你们为何朝着这宫殿呼喊， 又为何挂起这祈求的树枝和花环？ 哦，我简直不知如何形容我被这歌声唤起的感受。我怀疑，在过去的光辉年代，在鼎盛的古希腊，在狄俄尼苏斯剧场，在索福克里斯时代，在罗马帝国，或者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候，这种歌声是否存在过。从此，穆内·苏利的形象和声音在我心中渐渐扩大，仿佛吞没了所有的言语、艺术和舞蹈。特罗卡迪罗广场的空间哪里容得下这样一位艺术巨人！雷蒙德和我在看台上屏住呼吸，看到动情处之处，不禁流下了眼泪，我们在极度的兴奋中紧紧相拥。一幕终了，我们认为真是不虚此行，这就是我们出国的原因。 第二幕开始，伟大的悲剧在我们面前上演。剧里面年轻的国王，在最自信强大的时候突然感到不安，开始不惜一切代价追寻真相，于是，穆内·苏利起舞了，这就是我一直期待的——伟大的英雄之舞。 又到了幕间休息，只见雷蒙德面色苍白，眼神熠熠发光。第三幕又开始了。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除非那些亲眼看过穆内·苏利表演的人，才能理解我的切身感受。悲剧达到了高潮：当国王得知真相，得知自己就是大家寻找的那个罪恶之源的时候，他亢奋而恐惧，这是因宗教罪恶感而滋生的恐惧。那一刻，他疯狂了，他愤怒地挖出了自己的双眼。最后，他把孩子叫到身边，与他们诀别。这时，特罗卡迪罗的6000多名观众产生共鸣，深深悲叹。 我和雷蒙德慢慢地挪着脚步，踏着长长的楼梯不愿离去，直到最后门卫过来把我们赶走。那时我才算是真正领略到了艺术的真谛，摸索到了自己的道路。我们一路被鼓舞着走回家去，一连几周都沉醉在由此而带来的感悟中。那时我从未敢想过有一天我能够跟伟大的穆内·苏利同台演出。 自从那次观看了罗丹的作品展之后，他的天赋一直令我魂牵梦绕。于是有一天，我找到了罗丹在大学路的工作室。我对他的向往，如同神话中塞姬追寻丘比特一样，只不过我要追寻的不是爱神，而是艺术之神阿波罗。 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 罗丹身材矮小，精神矍铄，体格强健，胡须浓密。他的雕塑简洁明朗，堪称巨匠之作。有时候他面对雕像，喃喃自语，仿佛母亲呼唤孩子乳名。他的手掠过一件件雕塑，那些大理石在他手下像融化的铅一样线条流畅。他拿起一小块黏土，用手掌挤压，才几下工夫，黏土变成了一个女人的乳房，在他手底仿佛有了呼吸。 他握着我的手，一起坐上马车去我的工作室。到了工作室，我很快换上了舞衣，为他跳的是博尼埃翻译的古希腊诗人德阿克里特的牧歌。我还停下来解释我的新舞蹈理论给他听，可他根本心不在焉，只是好像在赏玩自己的作品一样，打量着我，两眼放光，向我走来。他的眼中喷出烈焰，他的手捏住了我的胳膊，抚过我的脖子、胸部、臀部以及全身，我甚至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热量。可是我退缩了，急忙披上外衣，用力推开他。也许我全部的渴望就是让自己全身心地屈服于他，而现在我很后悔当时没有那样做。如果没有错失那次机会，我想，我的艺术之路一定更加丰富。 两年后，当我从柏林重回巴黎，才再次遇到罗丹。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友好的交往。 我和另一位艺术大师欧仁·卡里埃的交情跟罗丹的完全不同，但是个中的快乐是相同的。作家凯泽的夫人将我带到卡里埃的工作室。对于我们的背井离乡，夫人很是同情，经常请我们去家里吃饭。她有个学小提琴的女儿和一个天才作曲家儿子路易斯。晚上，我们围坐在灯下欢聚一堂。我注意到她家墙上有一幅奇特的画像，画中人面容忧郁。夫人说那是卡里埃为她画的。 法国象征主义画家卡里埃 一天，夫人带我到了卡里埃家，爬到了他顶楼的工作室，在那里他被书、家人以及朋友包围着。他是我所见过的精神力量最为强大的人，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他的作品恰是他伟大灵魂的直接表现。我对他充满了敬畏，如果不是懦弱和保守的天性，我差点就要臣服于他。 每次经过卢森堡博物馆看到那幅卡里埃全家画像时，我都忍不住眼眶湿润。那是我年轻时最愉快的经历之一。我很快就加入了他们，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每当我不够自信的时候，想到那次他们待我的亲切友善和对我的认可，我就又充满了信念。奇怪的是，每当我失去对生活的希望时，卡里埃的作品总能令我重拾勇气，继续前行。 他的画作和艺术具有一种其他艺术家无法比拟的力量和作用，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去影响周围的人。他的画作不应该陈列在博物馆里，而应该供奉在殿堂里，让全人类都有机会接受他的精神洗礼和祝福。 第十章 游历欧洲(一) 西方的南丁格尔曾对我说，“莎拉·伯恩哈特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可惜她人品不佳。还好有路伊·福勒，她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人很纯洁，从未有过丑闻。” 法国伟大的戏剧演员莎拉·伯恩哈特 一天晚上，她带路伊·福勒来到我的工作室。当然，我为路伊·福勒表演了我的舞蹈，并阐明了我的理论。对待来我这里的任何人我都会这样做，即使来的是一个管道工人，我也毫不例外。路伊·福勒很热情，她告诉我她明天将去往柏林，还建议我也去那里。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还担任萨达·雅各的经纪人。我同样喜欢雅各的艺术，她建议我可以跟雅各一道去德国各地举办音乐会。我很乐意接受，随后便安排前往柏林与路伊·福勒会合。 临行前，安德鲁·伯尼尔前来送行。我们最后一次去游览巴黎圣母院，之后他把我送到了火车站，以他惯有的方式吻我的手与我道别，而我从他的镜片后看到了浓郁的愁绪。 到了柏林，我住进了布里斯托尔酒店。我在豪华套房里找到了路伊·福勒，她身边围着十几个美丽的女孩子，不停轻抚并吻她的手。我成长经历简单，虽然母亲很爱我们，但很少爱抚我们，所以当时我完全惊呆了，感到无所适从。 路伊·福勒十分慷慨，她按动电铃，点了一桌极为丰盛的晚餐，一定价格不菲。她晚上在冬季公园里有演出，我怀疑她是否能去得了，因为她那晚背脊疼得厉害。身边的女孩子不时拿来冰袋给她敷在背上。“亲爱的，再来一个冰袋，”她说，“这冰袋好像真能止疼。” 正在表演舞蹈的路伊·福勒 那天晚上，我们在包厢里欣赏路伊·福勒的表演。我简直不能将台上那光鲜亮丽的形象跟刚才那个遭受疾病折磨的病人联系起来。我们面前的她绚烂夺目，时而如波浪起伏，时而如花瓣层叠，有如魔术一般，各种体态，变幻无穷。她的天赋和才华，任何一个模仿者都难以企及。她是最早将灯光色彩和丝带变换运用到舞蹈中的人，她在舞台上变幻出千种意象，万般颜色，我看得入了迷，完全被她征服，昏昏沉沉地就回了住处。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游览柏林。我一直憧憬的就是希腊和希腊艺术，所以一下子就被柏林的建筑吸引了。 “这简直就是希腊啊！”我喊道。 但是当我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二者并不等同。这是日耳曼人印象中的希腊，柱子并非高耸入云的多利安柱，而是德国式的，带有书生气、迂腐的气息。然后我就回到了酒店要了一杯啤酒。 在柏林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跟着路伊·福勒的团队去了莱比锡。离开时，所有的行李都被扣下了，连我从巴黎带去的那点儿不值钱的行李也没能幸免。我很不理解像这样成功的艺术家，怎么会遭遇这种事。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路伊·福勒是雅各的经纪人，雅各演出失败了，路伊·福勒已经入不敷出。 在莱比锡，我每晚去包厢看路伊·福勒演出，愈发迷恋于她妙不可言的艺术。 她时而像水，时而像光，最后幻化成螺旋状的火焰，四散到永恒的时空中去。 路伊·福勒妙不可言的舞蹈艺术 记得在莱比锡，有一天夜里两点我被说话声吵醒，声音很模糊，但我还是听出了是那个被称为“护士”的红发女孩，每当有人头疼，她总是乐于看护照顾。我听到她打算回柏林向某人筹措资金，为我们去慕尼黑做准备金。之后，红发女孩靠近我给我深情的吻，还激动地说她就要离开了。只是几小时的路程，我不能理解她为何如此激动，如此不舍。很快，她就回来了，并带来了我们去慕尼黑的经费。 到慕尼黑之后，我们又想转去维也纳。但钱不够用了，而且现在也没法再筹钱了。于是我自告奋勇去美国领事馆求助。最终我说服了领事，用领事馆提供给我们的资助成功到达维也纳。尽管没有随身带什么行李，我们还是被安排在维也纳布里斯托尔酒店的豪华套房。这次，尽管对路伊·福勒的艺术充满崇拜，我还是内心不安：我怎么能够把母亲单独留在巴黎，而自己混迹于这群美丽但疯狂的女子中呢？跟着这群人，我不过是个情不自禁的观众而已。 当时我和红头发的“护士”被安排在一间房间。有一天凌晨4点，她突然起身将蜡烛点燃，来到我床边说，“上帝要我来掐死你！” 我听说，面对一个疯子时，千万不能跟他做对。尽管十分害怕，我还是强作镇定，回答道：“没问题，但是请允许我先做祷告。” 她同意了，把蜡烛放到桌上。 我赶紧趁机从床上一跃而起，打开门飞奔出去，穿过长长的走廊，顺着楼梯一路跑进酒店员工办公室大喊：“这个女人疯了！”“护士”紧跟着追来，6个酒店员工一起扑向她才把她制服。医生下的诊断结果让我不安，我发电报给母亲，母亲从巴黎赶了过来。我将这段经历说给她听，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决定离开维也纳。 当我在维也纳跟路伊·福勒一起的那段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天我在艺术家剧院为艺术家献舞，当时有一个匈牙利经理人过来找我，他叫亚历山大·格罗斯，许诺说如果我想有个好前程，可以去布达佩斯找他。 而今，在遭遇了这些之后，我和母亲决定离开维也纳之际，我自然就想到了格罗斯先生的邀约。于是，我们去了布达佩斯，找到格罗斯，我和他签订了一份合约，合约上规定我要在乌拉尼亚剧院演出独舞一个月。 这是我第一次在剧院为观众献舞，我犹豫了：“我以前只跳舞给名流看，不知道普通观众会不会欢迎？”格罗斯打消了我的顾虑：“艺术家是最挑剔的观众，能过了他们那一关，普通观众一定会更加喜欢的。” 我被他说服并跟他签约了。他果然没有说错，我在乌拉尼亚剧院第一晚演出就大获成功，在那儿演出的一个月场场爆满。 啊，布达佩斯！正值阳春四月。首演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格罗斯请我去一个小饭馆吃晚饭。饭馆里演奏的是吉卜赛音乐。啊，吉卜赛音乐，这令我情窦初开的美妙声响！世上还有哪一种声响，能比得上这根植于匈牙利的吉卜赛音乐呢？多年以后，我对约翰·瓦纳梅提及此事。我们在他商店的留声机部试听留声机发出的美妙音乐，我对他说：“发明家发明的所有这些构造精美的机器所发出的声响，没有一个比得上匈牙利农民在泥土上演绎的吉卜赛音乐。一个匈牙利的吉卜赛音乐家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留声机。” 第十一章 罗密欧 美丽的布达佩斯，此刻正鲜花怒放，紫丁香漫山遍野。每天晚上，匈牙利观众热情高涨，把帽子扔到我的舞台上，疯狂呐喊。 小约翰·施特劳斯，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家 一天早上，我看着阳光下的多瑙河，河水流淌，波光粼粼。回来我就告诉乐队指挥，当晚的最后一个节目，我要演出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这次演出成效斐然，全场观众如电击一般，跳跃起来，如痴如醉，我只好跳了一次又一次，观众席的热烈掌声才得以平息。 一位仪表堂堂的匈牙利青年男子闯进了我的生活，把我从一个童贞的处子变成了一个狂放的女人。他是匈牙利的一流演员，以扮演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罗密欧”而著名。 我一直称他为“罗密欧”，而我则是他的“朱丽叶”。 那是一个狂热的春天。 整个布达佩斯为我的舞蹈而疯狂，我却为高大挺拔的“罗密欧”而疯狂。我爱他雪白的牙齿、性感的嘴唇和紧得喘不过气来的拥抱，当然，还有台词式的甜言蜜语：“呵，可爱的花儿似的姑娘，你让我懂得了真正的爱情，这才是罗密欧的情感体验。你是我心中的太阳，我的朱丽叶！” 邓肯的第一个“罗密欧” 我每晚沉浸在这些华丽的甜言蜜语和夸张的手势里，完全被“罗密欧”那种吉卜赛式的激情感化了。这是我投入最热切的一次爱情。 在布达佩斯郊区的一间农舍里，“罗密欧”跪在我面前。 我们发誓白首为盟，终生相爱。 紧接着，在惊慌和渴盼之中，一阵极度快乐的剧痛刺穿了肉体，一直抵达灵魂深处。 我像抓住了一根爱情的稻草般，只向上扑腾了几下，之后便是深不见底的沉沦。 邓肯伴着《蓝色多瑙河》翩翩起舞 睁开眼睛，“罗密欧”欲望满足后一丝轻浮的笑容飘入我的眼帘。 那不是真的，我想。 母亲发现了一些端倪，她早就警告我：那是一个轻率的男人，徒有外貌而已。刚从纽约来的伊丽莎白更甚，她认为我抛弃舞蹈的事业去追逐虚幻的爱情肥皂泡，简直就是犯罪。 在爱情的强大攻势下，我被冲昏了头脑。 亚历山大·格罗斯也意识到事情不妙，赶忙给我安排了一次穿越匈牙利的巡回演出，我在许多城镇进行表演。在西本科钦镇，我根据当地曾有7位革命将军被绞死的故事，在镇外一片很开阔的土地上，配着弗朗茨·李斯特英雄悲壮的音乐，创作演出了一段进行曲舞蹈。 我在匈牙利各个城镇的巡演，颇受欢迎。每到一地，我都穿一袭白色长裙坐在格罗斯为我准备好的套着白马的敞篷车上，车上满是白色鲜花，人们欢呼呐喊，而我就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缓缓穿过，仿佛来自天上的女神。尽管艺术带给我如此荣耀，又有来自观众的诸多鼓励，我却还是没有办法抑止对“罗密欧”的思念之情，特别是晚上独自一人的时候。我痛苦万分，为了他，我宁愿放弃所有的成功甚至我的艺术，来换取在他怀中的片刻欢娱。 我是如此渴望重返布达佩斯，这一天终于来临了。“罗密欧”满怀喜悦来车站接我，可我感到他内心深处发生了某种奇怪的变化。他说他将要去排练马克·安东尼这个角色，并将进行首场演出。难道戏剧角色的变换对一个艺术家的热 情和性格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我不知道，但我当时确是感觉到了他感情的变化。他谈起我们的婚姻，就好像婚事早就板上钉钉了，他甚至带我去寻找合适的房子，那些房间没有浴室，到厨房要走过长长的楼梯，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沉甸甸的郁闷感。 弗朗茨·李斯特，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我们在布达佩斯干什么？”我问道。 “怎么了，”他说，“你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包厢里看我演戏，你还要学会和我对话，帮助我练功啊。” 他给我背了一段马克·安东尼的台词。现在，他的一切热情和兴趣都集中在了这个罗马平民身上，而我，已不再是他时刻关注的那个“朱丽叶”了。 一天，散步结束后，我们俩坐在一个干草堆旁，他说我们两人各自去继续追求自己的艺术会不会更好。他的原话要委婉些，可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依然记得那个草堆、眼前的旷野以及刺痛胸膛的寒风。当天下午，我就和亚历山大·格罗斯签了去维也纳、柏林及德国其他城市演出的合同。 我观看了“罗密欧”扮演安东尼的首场演出，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剧院里观众的狂热之情，而此刻的我正坐在包厢里默默流泪，感觉就好像吞了碎玻璃一样难受。第二天我就要到维也纳去了，临行前跟我道别的不是以前那个“罗密欧”，而是“马克·安东尼”。他看上去神情严肃，若有所思。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的旅程，是我所经历的最痛苦、最忧伤的一次。失去“罗密欧”，我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快乐。到维也纳我病倒了，格罗斯把我送进医院。 一连几周，我都身体虚弱，痛苦不堪。“罗密欧”从布达佩斯赶来了，他甚至在我屋里支了张床。他对我非常温柔和体贴。可是一天早晨醒来，我看到那位护士——一个天主教修女的脸，她围着黑色的面纱，站在那里，正好把我和睡在小床上的“罗密欧”隔开，我知道我和他的爱情走到了尽头。 痊愈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格罗斯带我到弗朗曾巴德疗养。那段时间，我情绪低落，神情萎顿，乡村美景和亲朋好友都不能让我打起精神。为此格罗斯太太特地赶来，对我照顾备至，有时甚至彻夜不眠。由于医护费用高昂，很快我的存款就花光了。还好格罗斯为我安排了去弗朗曾巴德、马里安温泉和卡尔斯巴德演出。那天我重新打开行李箱，取出舞衣。我还记得当时我泪如雨下，吻着那件我穿着跳过革命性舞蹈的舞衣，发誓绝不再为爱情放弃我的艺术。当时，我在德国已经名声大振，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正同经理夫妇吃饭，饭店外面聚集了很多人，竟然把玻璃窗都挤碎了，饭店经理很生气。 经历了爱情的痛苦和幻灭，而今我把精力转移到我的艺术事业上，这些经历又成为我艺术创作灵感的来源。我把伊芙琴尼亚在祭坛上告别生命的故事编成舞蹈。后来，格罗斯安排我到慕尼黑演出，在那里我再次与母亲和伊丽莎白重聚，她们对我恢复单身很是高兴，尽管她们体察到了我的变化和忧郁。 慕尼黑演出之前，我和伊丽莎白在阿巴西亚找寻合适的旅馆，房子没找到，却引来小镇上居民的关注。费迪南公爵路经此地，他对我们很感兴趣，衷心欢迎我们，还邀请我们住到他位于斯蒂芬妮酒店花园的别墅里。整件事完全是顺其自然，却在宫廷的社交圈传出绯闻。我想，那些登门拜访的贵妇们，根本不是为了我的艺术慕名而来，她们只是想看看我们在公爵别墅里到底在干些什么罢了。这群贵妇人，每晚都礼仪周到地坐在餐桌前，而我也照着她们的样子，做出比她们更有修养的样子。 那一时期，我还尝试着搭配创制各种舞衣，最流行的是用中国纱罗制成的淡蓝色舞衣，大开胸，肩上只有一根吊带，裙子齐膝，裸腿赤足。当时妇女们穿的游泳服还是一身头脚不露的黑衣，让人想起偷偷摸摸的夜行人。我在服装设计领域里也同样掀起了一场革命。一向着意回避女性的费迪南公爵甚至都情不自禁地击掌称赞：“伊莎朵拉太漂亮了，春天也没有这么美！” 在阿巴西亚的那座别墅里，我们的窗前有一棵茂盛的棕榈树，长长的叶子在清晨的微风中颤动，不停地颤动，像乐曲轻巧的过门和诗歌灵妙的韵脚。我脑海里浮动着海涅的诗句：“南方有一棵寂寞的棕榈树……” 从阿巴西亚出发，我和伊丽莎白去了慕尼黑，那时，慕尼黑的文艺生活集中在艺术之家，那里有大批的艺术家，这些人每晚集聚一堂，喝上等慕尼黑啤酒，高谈哲学和艺术。格罗斯安排我到艺术之家首演。在历经了层层阻碍之后，演出得以进行，并成为当地多年以来最为轰动的艺术界盛事。 后来，我又去凯姆学院演出，学生的领会力是不可估量的。在那里，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那种暴风骤雨般的反应。我的马车被散场的学生团团围住，他们把马解下来，一伙人拉着车游街，另一伙人擎着火炬在后面欢呼雀跃。到了一家咖啡馆，我被抬了起来，在学生群舞的顶峰跌宕起伏。他们不断地高唱：“伊莎朵拉，伊莎朵拉。你让我们感到，人生多么美好。伊莎朵拉，伊莎朵拉……” 回到别墅后，年轻的学子们依然聚集在窗户下唱歌，争抢着我扔下的花朵和手帕。 这个晚上被《简报》报道，让所有的慕尼黑市民瞠目结舌。 那个时候慕尼黑是艺术家和学者汇聚之地，街上到处可见腋下夹着乐谱的学生和少女；店铺里到处陈列着珍贵的古书和漂亮的新书；博物馆里也有许多奇珍异宝。山上吹来阵阵秋风，我去拜访满头白发的大师拉姆巴哈、哲学家卡福尔霍恩，这些社交活动都使我重拾理性，回到我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中来。我开始学习德语，阅读叔本华和康德原著，并很快就能融入艺术家、哲学家、音乐家们在艺术俱乐部的讨论。我还学着喝上好的慕尼黑啤酒。没多久，我情感上的痛苦慢慢平复了。 一天晚上，在一场特别的艺术庆祝会演出中，我觉得坐在前排鼓掌的男子十分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的面部轮廓让我想起一位大师。 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 凭着直觉走过去，我断定他与理查德·瓦格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音乐大师的照片曾经刊登在乐谱上，他额头凸出，鼻梁高耸，嘴巴稍嫌柔软，不够有力。没错，他就是大师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瓦格纳。他加入了我们，并成为我的挚友。他谈吐机智，常常谈及他伟大的父亲，这种对父亲的回忆仿佛笼罩在他身上的一个光环。 我第一次读了叔本华的著作，他对音乐和精神关系的哲学思考深深吸引着我。 我感受到伟大的精神，那是一种神圣的光芒，常常让我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思想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哲学思想仿佛是人类至高无上的东西，只有音乐才能和它媲美。在慕尼黑音乐厅，我们还接触到一些意大利的艺术作品。考虑到离意大利的边境如此之近，我们便有了去意大利的冲动，于是，母亲、伊丽莎白和我就坐上了开往佛罗伦萨的火车。 第十二章 游历欧洲(二) 我们穿过提洛尔，沿着阿尔卑斯的阳面奔向翁布里亚平原，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奇妙之旅。 在佛罗伦萨下车以后，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都陶醉在意大利各美术馆、花园和橄榄园里。那时候，最能激起我青春想象的人，是波提切利（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我在他的名画《春》前一坐就是几天，受这幅名画的启发，我创作出一种新的舞蹈动作，用来表现画面中所传递出来的温柔：花朵覆住地面，波动起伏，飘逸的仙子和西风之神聚在周围；画面的主角，仿佛是阿佛洛狄忒，又像是圣母，传达着春的信息。 就这样我坐了许久，为它深深着迷。一位好心的上了年纪的管理员给我搬来一个凳子，兴致勃勃地看我为这幅画入迷。坐在画前，我仿佛看到了花儿开始生长，赤裸的双足也有了生命力，身体开始摇摆，直到看到快乐之神向我招手，我想，我要用舞蹈将这幅画表现出来，用我所感受到的生命之爱、青春以及成长的痛苦，用舞蹈表达出来，传达给别人。 美术馆快要关门时，我还在那儿，希望在这美妙而神秘的瞬间找到春的意义。在此之前，我认为人生就是一件苦差事，我们每个人都在道路上苦苦求索。如果能从这幅画中找寻到人生的真谛，那么我就能为别人指明方向，帮助他们创造快乐而丰富的人生。就如同一个人遭到了战争的重创，经过反思，认为自己应该去传播福音，使更多的人免受同样的苦难。 这就是我在佛罗伦萨时，在波提切利的名画《春》前所作的冥想和收益，我希望能将其中的精神通过舞蹈表达出来。于是，我把这舞蹈称为“希望之舞”。 波提切利的名画《春》 我开始在一个宫殿式的老房子里为佛罗伦萨的艺术界人士跳舞，我跳了蒙特威尔第的音乐，还有些不知名的艺术家的音乐，其中有一首是用维奥尔琴弹奏的，我还根据它专门创作了舞蹈。 我们仍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很快又入不敷出了，于是不得不给格罗斯发电报，请他为我们寄钱来，以便我们可以回柏林，因为在那儿，他正安排我的首场演出。 到达柏林时，我着实吃了一惊。街上到处都是写有我名字的巨幅海报，预报我要跟爱乐交响乐团在克罗尔歌剧院同台演出。格罗斯在布里斯托尔酒店为我们预订了一间豪华套房。德国的新闻媒体在那里等候要采访我。我便以在慕尼黑的学习和在佛罗伦萨的经历为契机，用美国式的德语讲我对舞蹈艺术的理解：我认为舞蹈是最伟大的艺术，必将带动其他艺术的伟大复兴。当时我的言论震惊了那些德国采访者。 他们的反应和日后我在美国宣传同样的理论时美国听众的反应大不相同。他们用心而虔诚，第二天德国媒体上便出现了大量报道我的文章，从哲学和艺术的角度评判我的舞蹈。 格罗斯很有勇气，他将所有的资金孤注一掷，不惜一切代价为我筹备在柏林的演出：声势浩大的宣传、一流的歌剧院、顶尖的乐团以及最优秀的导演。如果我这次演砸了，那么对格罗斯来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但他确实是不错的预言家，我演出成功了，并震惊了整个柏林。我连续跳了两个小时，观众还是不肯离去，一直要求我返场。最后他们一拥而上，冲向舞台，一些学生甚至还爬上舞台，让我没有了退路。后来的许多个晚上，他们一直用德国特有的方式，将马从马车上解下，拥着我穿过街道，回到我住的酒店。 从我在柏林第一场演出开始，德国人就给予了我“圣洁的伊莎朵拉”的美誉。有一天，雷蒙德突然从美国过来了。他很想我们，不愿再和我们分开。这时，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再次闪现出来：去神圣的艺术之地雅典。我觉得自己还只是处在艺术殿堂的入口处，并未深入。尽管格罗斯一再挽留，我还是下定决心离开德国。于是我们一家再次坐上火车去意大利，取道威尼斯，直奔雅典。因为对这次旅行期盼已久，我们心情无比激动。 在威尼斯的几周时间，我们参观教堂和美术馆，但那时候威尼斯并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相比而言，我们更喜欢精神文明和艺术都更出彩的佛罗伦萨。直到多年以后，我在威尼斯遇到我的纤瘦、橄榄色皮肤、黑眼睛的爱人，我才发觉威尼斯的神秘和可爱。但首次到威尼斯的那次旅行，我只想急切地离开。 乔治·戈登·拜伦，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雷蒙德认为我们这次希腊之旅，越原始越好。于是我们没有坐大而舒适的客船，而是登上了一艘油轮。那是一艘往来于布林迪西和圣摩拉之间的小船，到达圣摩拉时，我们上岸了，这里便是古伊萨卡岛，绝望的萨福就是在这里的一块岩石附近投海自尽的。直到现在，当我想起这段往事，还会想起拜伦的诗句： 希腊， 希腊，啊，希腊！ 你是热情的萨福恋爱歌颂的地方， 是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发源的土壤， 太阳升起，提洛岛在这里成长， 夏季夜短而昼长， 一切都已消逝， 除了那恒久照耀的日光。 早上，我们乘着一条由两个男人驾驶的小船出海了。叫这条船的时候，雷蒙德用尽各种手势，他比划尤利西斯的典故，可是船夫似乎并不了解这个故事，当看到金光闪闪的希腊银币时，船夫才答应载我们，但不愿意船行太远，并用手势告知我们海上可能会有暴风雨。我不禁想起了《奥德赛》描写海洋的诗句： 他说完立即聚合浓云，手握三股叉， 搅动大海，掀起各种方向的劲风的 暴烈气流，用浓重的云气沉沉笼罩 陆地连同大海，黑夜从天空跃起。 东风、南风一起刮来，反向的西风 和产生于太空的北风掀起层层巨澜。 奥德修斯顿时四肢麻木心瘫软。 （注：引自荷马作品《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本章后面的诗句同出自此书。） 爱奥尼亚海变幻莫测，我们这次旅行是拿性命作赌注，我们简直可以跟尤利西斯的经历相提并论了： 他正这样说，陡然隆起一个巨澜， 可怕地从地上盖下，把筏船打得团团转。 他自己被从筏上抛出，抛得很远， 船柄从手里滑脱，桅杆被各种风暴 混合旋起的强大风流拦腰折断， 船帆和帆桁一起被远远地抛进海里。 他被久久地打入水下，无力迅速地 向上浮起，身受狂涛巨澜的重压， 神女卡吕普索所赠的衣服也增添分量。 他很久才浮出水面，嘴里不断喷吐 咸涩的海水，海水顺着他的头流淌。 后来，尤利西斯的船被打翻后，遇到了瑙西卡： 昨天第二十天我才逃脱酒色的大海， 自从强烈的波涛和风暴把我吹离 奥古吉埃岛。现在神明送我来这里， 让我继续遭不幸，我的苦难犹未了， 神明们还会给我降下灾祸无穷尽。 尊敬的姑娘，可怜我，遭到许多苦难后， 我首先遇见了你，其他人我均不相识， 他们拥有这里的城市和辽阔的土地。 在伊庇鲁斯海滨，我们从一个叫普雷韦扎的希腊小镇上岸，买了点吃的：一大块干奶酪、一堆熟橄榄和一些鱼干。帆船上没有布篷，太阳还很晒，被暴晒的奶酪混杂着鱼干散发出的气味，加上小船颠簸摇晃，这种情景令人永生难忘。因为常常没有风，我们不得不亲自划桨。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在卡法萨拉斯靠岸了。 当地居民都跑到海滨来迎接我们，这情景简直不亚于哥伦布第一次登陆美洲的场面。当雷蒙德和我跪下来亲吻大地时，他们都惊得目瞪口呆。接着雷蒙德大声朗诵道： 美丽的希腊，看到你，谁还能无动于衷， 谁还能沉浸于游子思乡的愁情； 望着你宫殿倒地、断壁残垣， 我悲从中来，泪眼流淌。 我们欣喜若狂，就差要拥抱那些人了。我们大喊道：“经过多日的辗转漂泊，我们终于到达希腊圣地！啊，向您致敬，奥林匹亚的宙斯，还有阿波罗，还有阿佛洛狄忒，啊，缪斯女神，请你们准备好，再来跳舞吧！我们的歌声可能会惊醒狄奥尼索斯和他酣睡的女祭司们！” 啊，来吧，女祭司，妻子和少女， 来吧，女祭司，你们来吧！ 啊，带给我们欢乐， 带给我们植物神的种子。 从弗里吉亚的山崖， 带着神奇的布洛米阿斯， 来到街道、城镇和高塔， 啊，把布洛米阿斯带回家 穿上鹿皮衣衫，镶上雪白的饰边， 就像我们一样，让它在风中飞翻。 我在他面前起誓，要用灰色和洁白的兽毛， 来装点酒神的神杖， 穿起他的鹿皮衣衫，再戴上常春藤冠。 卡尔瓦萨拉斯没有旅馆，也不通火车。那天晚上，我们睡在一间房子里，那是小客栈能给我们提供的唯一的房间。但是我们都没睡好，首先是因为整个晚上雷蒙德都在大谈特谈苏格拉底的智慧和柏拉图式的爱情论，其次是客栈的床只是一块板子，躺在上面很不舒服，再就是成百上千的蚊虫搅得人无法入睡。 希腊宏伟壮观的宙斯神庙 黎明时分，我们离开了村庄。一辆双驾马车拉着我们的四个行李箱，母亲坐在车上，而我们则手拿着月桂树枝步行护送，全村的人都陪着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那条路是2000多年前马其顿国王菲利浦曾率军走过的。 那条路从卡法萨拉斯通向阿格里尼翁，蜿蜒、崎岖而荒凉。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空气清新，我们跟着马车欢快地走着，有时蹦蹦跳跳，或者和着脚步放声高歌。经过阿斯普罗波特莫斯河（也就是古阿基利斯河）时，我和雷蒙德不顾伊丽莎白的劝阻，极力要在清水里洗洗脚，只是没想到水流湍急，差点把我们冲走。 途中我们遭遇了两只牧羊犬（可能是远处农场跑出来的），穿过山谷向我们冲来，要不是马车夫足够勇敢，用鞭子打它们，它们肯定会像恶狼一样袭击我们。 在路边的一个小店里，我们点了午餐，第一次尝到了用松香封口的装在古朴的猪皮袋子里的酒。那酒喝起来有一股油漆的味道，但我们还是假装很好喝的样子。 斯特拉图斯的宙斯神庙遗址 最后，我们终于到了斯特拉图斯，这是一个建在三座小山上的古城遗址。我们第一次在古希腊的废墟中漫步，看到陶立克式圆柱，我们都兴奋不已。我们随着雷蒙德来到西山，看到了宙斯神庙的剧场遗址。夕阳残照，我们仿佛穿越到那个时代，看到了斯特拉图斯古城昔日的辉煌。 晚上，我们来到了阿格里尼翁，虽已精疲力竭，但仍然充满喜悦，这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去往迈索隆吉翁，拜伦便被安葬在这个土地上都浸染着烈士鲜血的城市里，在那里我们向他热情如火的心致敬。当年正是拜伦把雪莱的心从火葬柴堆的余烬中抢出来，至今想来还是令人心生敬佩。雪莱的心现在被供奉在罗马，想来两位诗人至今还在沿着“辉煌的希腊”到“壮丽的罗马”的历史轨迹而心交神会。 这些回忆不禁令我们的心情变得黯淡。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迈索隆吉翁城的突围》描绘了当年居民，无论男女老幼，在冲破土耳其防线时惨遭屠杀的情景，直到现在，这座城市似乎还笼罩着一种悲壮气氛。 1824年4月拜伦死于迈索隆吉翁；两年之后的4月，在拜伦的2周年祭日后不久，这些烈士们也牺牲在这块绿树成荫的土地上。拜伦为了解放牺牲了一切，没有什么比他这种壮举更激动人心了。他的心被供奉在这些烈士中间，正是因为他们的死，世人才可以再一次感受到希腊的伟大，所有的壮烈牺牲都是值得的。薄暮中，我们登上了开往帕特雷的小轮船，站在甲板上，我们满心沉重地看着迈索隆吉翁在暮色中渐渐隐去。 名画《迈索隆吉翁城的突围》 在帕特雷，我们在为去奥林匹亚还是去雅典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最后还是决定先去看雅典的神庙。火车穿行在阳光普照的希腊大地上，窗外忽而是白雪皑皑笼罩下的山头，忽而是树影婆娑的橄榄林，我们兴奋异常，又是拥抱又是哭泣。小站上的那些当地农民不解地看着我们，他们一定认为我们不是疯了就是喝多了；事实上只有我们懂得，那是因为我们终于找到了最崇高而最明亮的智慧——雅典娜的蓝眼睛。 雅典娜神庙 那晚我们到达了雅典。第二天一早，我们便满怀崇敬之情，两腿颤抖，战战兢兢地沿着雅典娜神庙台阶攀登。登上高处，已往的我像一件杂色斑驳的外衣从身上脱落，似乎我从未存在过，就好像在长长的屏息敛气中，在对纯洁之美的初次凝视中，我刚刚降临人间。 太阳从彭特里库斯山边冉冉升起，山两侧的大理石崖壁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瑰丽壮观。登上神庙正门的最后一级台阶，凝望着晨曦中的神庙，我们相视无语，彼此间保持着一定距离。此时，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这神圣之美。一连几个小时，我们虔诚地静默，直至最后身体疲惫、四肢酸软。 这一刻，母亲和她的4个孩子，又聚在一起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足够了，其他人、任何人的加入都会诱惑我们背弃自己的理想。来到帕台农神庙，我们觉得自己达到了追求美的极致。我们不禁自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离开希腊呢？也许有人会问，当时我已经算是功成名就，在布达佩斯又有过一段火热的恋情，难道我真的可以做到毫无牵挂吗？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考虑功名和金钱。这纯粹是一次精神的朝圣，我要寻找的正是现今仍存留在雅典的精神。因此，我们决定，我们一家要永远留在这里，并在这里亲自建一座圣殿。 柏林的演出让我挣了一大笔钱。我们开始选择建造圣殿的合适地点。只有一个人似乎不大高兴，那就是奥古斯丁。犹豫再三，他终于说出了原因：想念妻子和孩子。我们都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弱点，但是既然事情已然这样，我们只好同意把她们接来。 他的妻子带着一个小女孩来了。她穿着时髦，还穿一双路易十五式的高跟鞋。我们都对她穿高跟鞋有意见，怕亵渎了帕台农神庙的大理石地板。她却反对我们穿平底便鞋。我们觉得，即使我穿的那种执政时期的服装，还有雷蒙德的灯笼裤、开领衫及领带等，都显得不够虔诚。我们应该换上古希腊人的服装，后来我们真这么做了，当地的希腊人都啧啧称奇。 穿上了束腰短裙，系上叫“克拉米斯”的古希腊斗篷，围上叫“佩普鲁”的短裙，用发带系住头发，去为我们的圣殿选址。然而走遍了科洛诺斯、帕台农以及阿提卡的所有谷地，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最后，在去伊梅图斯山散步时（那里以盛产蜂蜜闻名），我们经过一座小山丘，雷蒙德突然把手杖放在地上大叫：“看呀，我们现在这地方和卫城处在同一高度！”的确如此，朝西看去，雅典神庙十分清晰，好像近在咫尺，而实际上两地有4千米多的距离。 但是，选这地方也有困难。首先，没有人知道这片土地属于谁。这地方远离雅典，只有牧人放牧牛羊时偶尔来一趟。后来，费尽周折，我们才了解到这片土地属于5家农户所有，他们拥有此地的所有权已经有100多年了。又费了一些工夫，我们才找到这5家的主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卖地。他们很惊讶这种地方也会有人感兴趣。它离雅典很远，而且是贫瘠的石头地，所以从来没人觉得那块地有价值。可是一听说我们想买地，这几家农民就以为这块地或许是无价之宝，因此就漫天要价。我们讨价还价，还宴请这5家农民，准备了烤羊羔和各种美食，请他们喝很多“拉其”（当地生产的一种白兰地酒）。饭桌上，在一位矮小的雅典律师的帮助下，我们起草了一份契约，这些农民不会写字，就在上面画了押。虽然最后这块地价格不低，但是这顿饭还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块自古以来被称为“科帕诺斯”的荒凉的高地，从此就属于我们了。 阿伽门农宫殿的大门 接下来便是圣殿的设计问题。雷蒙德觉得阿伽门农宫殿的平面图正好可以做样板。他没请建筑师，而是自己雇了石匠和搬运工。我们认为只有从彭特里库斯山运来的大理石才配得上我们的神殿，因为帕台农神庙那些雄伟的石柱就是从彭特里库斯山发光的山崖上开凿出来的。不过，后来我们做了让步，觉得山脚下的红色岩石也可以。从那时起，每天人们都可以看到长长的运石的车队，蜿蜒穿行于彭特里库斯山和科帕诺斯山之间的山道上。看到一车又一车的红石头卸到工地上，我们都很高兴。 最后，圣殿奠基的重大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请了一位希腊神父来主持奠基礼，还邀请临近的农民来参加奠基仪式。 老神父来了，他身着黑色长袍，头戴黑帽，宽大的法冠上垂下黑色面纱。神父要一只黑色大公鸡来做祭品——这种传统自阿波罗神庙时期起就流传下来。我们好不容易才找来一只黑色的公鸡，连同圣刀一起交给神父。各地农民和雅典的一些社会名流纷纷到来，黄昏时分，科帕诺斯山上已经挤满了人。 老神父神色肃穆，开始主持仪式。他让我们画出房屋地基的确切界线。我们就沿着雷蒙德早在地上画好的一个四方形跳了一圈舞。之后老神父找到了离房子最近的一块基石，在日落时分，割断黑公鸡的脖子，把鲜红的鸡血滴在那块基石上。他一手举刀，一手抓着鸡，煞有介事地绕着地基走了三圈，然后开始祈祷。他先为建圣殿用的每一块石块祝福，然后又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开始祷告。在祷告辞里，能不时地听见母亲、奥古斯丁、雷蒙德、伊丽莎白和我的名字。他每次都把“邓肯”说成是“僧肯”，因为他“d”“s”不分。他反复劝诫我们要虔诚和睦地在此地生活，并为我们的子孙祷告。做完祷告后，乐师们便拿着希腊特有的古老乐器上来了。我们打开了成桶的葡萄酒和拉其酒，在山上点燃了熊熊的篝火，与当地的农民一起狂欢。 我们决定永远定居在希腊。不仅如此，我们还发誓，就像哈姆雷特说的那样，以后永不结婚、“让那些结婚的就保持现状吧”等等。 我们接受了奥古斯丁的妻子，但还是跟她保持些距离。我们自己在笔记本上制订了一个计划，规定了今后在科帕诺斯应遵循的生活准则，当然只包括邓肯家的人，这些准则有点像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所描述的那样。我们规定：每天用欢歌笑语迎接日出，然后每人喝一小碗羊奶来充实体力；上午教当地的居民跳舞唱歌，让他们学会祀奉希腊众神并换下那些难看的现代服装；午饭吃点儿新鲜蔬菜，因为我们已决定奉行素食主义；下午的时间用来冥思静想；晚上则在适宜的音乐伴奏下举行希腊仪式。 柏拉图，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 接下来就开始兴建科帕诺斯的圣殿了。我们决定把科帕诺斯圣殿的墙建得同阿伽门农宫殿的墙一样厚——两英尺。开工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这项工程有多么艰巨：需要的红石量大，而且运输成本高昂；工地附近方圆几英里几乎没有水源。 可雷蒙德并没气馁，他雇了更多的工人来挖井。挖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好多古代文物。他认为古时候这里曾是一个村庄，可是我认为这里不过是一块坟地。挖井取水以失败告终，我们又回到了雅典，去求助神灵。我们从市政府弄来特别许可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月夜去祷告。我们养成了在狄奥尼索斯神庙的圆形大剧场中静坐的习惯，在那里，奥古斯丁背诵希腊悲剧里的片段，我们就跳舞。 我们一家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与当地的雅典居民不相往来，甚至有一天听一位农民说希腊国王悄悄地骑马来看我们的圣殿时，我们也不觉得稀罕。因为我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只受阿伽门农、梅内厄斯和普里阿摩斯等国王的管辖。 邓肯在狄奥尼索斯神庙剧院 第十三章 美丽的希腊之行 一个月夜，我们正坐在酒神狄奥尼索斯神庙的剧场里，忽然听到一个男孩的嘹亮歌声划破夜空，那种音色富有一种哀婉而超然的特质。之后又有一个男孩的歌声，接着又是一个，他们唱的是古老的希腊歌曲。我们席地而坐，凝神屏息。雷蒙德说：“这一定是古希腊合唱队里的男孩子。” 第二天晚上，这样的合唱又出现了。我们出了许多钱，于是在第三天晚上，合唱队的人数增加了。渐渐地，几乎雅典所有的男孩子们都聚集在月光下的狄奥尼索斯神庙的剧场里为我们歌唱。 那时，我们对希腊教堂里的拜占庭音乐很感兴趣，参观了希腊大教堂，并欣赏了唱诗班主唱那美妙、哀婉的歌声，还参观了位于雅典城外的培养年轻牧师的希腊神学院。他们带我们看了他们珍藏的中世纪以前的古老手稿。与许多著名的希腊学专家的观点一样，我们那时就认为，被现在的希腊教堂所传承下来的对阿波罗、阿佛洛狄忒以及其他所有异教诸神的颂歌，其实都已经变了味。 于是，我便想把这些希腊男孩组织起来，再现古希腊合唱队当年的风貌。我组织了一个比赛，每天晚上在狄奥尼索斯剧院进行，谁能唱出最古老的希腊歌曲谁就能入选。我们还聘请了一位 埃斯库罗斯被称为悲剧之父，第一位伟大的剧作家。他在悲剧中引入了第二个角色，极大地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力 拜占庭音乐教师当评委。最后，我们从中选出了10名全雅典声音最美的男孩，组建了一支合唱队。一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他也是古希腊学的一个研究者——和我们一起为合唱队排练“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乞援者》。这些合唱曲优美动听，有一首合唱曲我记忆犹新，它描写了一群少女围在宙斯圣坛四周寻求保护，以阻止乱伦的堂兄弟跨海过来侮辱她们。 就这样，我们完全投入了自己的事业。除了偶尔去游览远处的几个村庄，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我们阅读了《埃略西斯的神秘教仪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神秘的事情无法表达，只有能亲眼看到这些神秘事情的人才能受到保佑，他死后的命运将与他人迥然不同。” 我们准备去参观距离雅典13英里半的埃略西斯。我们光脚穿着便鞋，边跳边行。经过了达佛涅的一个小村庄和一个叫哈吉亚·特里亚斯的教堂，穿过一块山间开阔地后，我们看到了大海和萨拉米斯岛。停下来稍作休息，我们想到了历史上著名的萨拉米斯海战。 激烈的萨拉米斯海战 据说，当年薛西斯坐在埃加略斯山上的一把银腿椅上观战。公元前480年，希腊人组建了一支有300只船的舰队，打败了强大的波斯军队，赢得独立。当时大约有600名波斯精兵驻扎在一座小岛上，想截断希腊舰队的退路，击毁他们的船只，把他们赶上岸。可是阿里斯泰德斯已经从流放地被召了回来，他识破了薛西斯要击毁希腊舰队的图谋，因此转败为胜。 一只希腊战舰一马当先， 腓尼基船头撞上了敌舰前面的雕像。 船上伸出一只只挠钩， 缠住敌人，展开了近身搏斗。 波斯人起初顽强抵抗， 但庞大的队伍却成了失败的原因； 狭窄的海湾让他们无法施展， 慌乱中自身挤作一团。 铜造的船头相互碰撞， 自己撞碎了自己的船桨。 希腊人快而不乱，成竹在胸， 从四面八方灵活进攻。 海面上到处是翻倒的船舰， 还有士兵们的一具具尸骸。 一路上我们都手舞足蹈，只在一个基督教小教堂前停留了一下。教堂里有一个希腊牧师一直看着我们走路，他觉得我们很有趣，坚持让我们看看教堂，并请我们尝尝他的酒。我们在埃略西斯待了两天，观看了一些神秘的宗教仪式。第三天，我们回到了雅典，但我们不再只是一家人，而是多了一群诗人的影子，他们是：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和阿里斯托芬等（都是古希腊剧作家和诗人）。 狄奥尼索斯剧场位于雅典卫城南侧，是有两个半圆形的剧场，由门廊相连，充分体现了古希腊人对艺术的热爱 我们再也不想到别的地方游荡了，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属于我们的麦加圣地，对我们来说，希腊就是至高无上的。我承认，我后来对智慧的雅典娜的崇拜不再那么纯粹。最后一次到雅典时，吸引我的已不再是她了，而是达佛涅一所小教堂里的耶稣受难像。可在那时，我们正青春年少，热情洋溢，还不能充分了解世间疾苦。 每天早上，我们在朝阳中爬上雅典卫城的城门，去探究这座圣山的每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我们甚至还随身带着书，企图推敲每一块石头的来历。为了考证某些标记和特殊物品的出处和含义，我们研习著名考古学家的理论。 雷蒙德也有新发现。他和伊丽莎白一起考察雅典卫城，想找到在修建卫城前山羊上山吃草时在岩石上留下的古老的足迹。他们还真有所斩获，成功地找出了羊群经常行走的线路图，这条线路图至少是在卫城修建的一千年前。 在那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的帮助下，我们从两百来名雅典男孩中选出了10名嗓音非常优美的，并在他的帮助下开始教这些孩子合唱。我们发现在希腊宗教礼仪熏陶之下的赞美诗唱腔是如此美妙绝伦。在雅典图书馆里，我们找到了一些关于古希腊音乐的书籍，记载有这样的音阶和音程，印证了我们的观点。 我们当时所居住的旅馆，很慷慨为我提供了一个大厅做工作室。我一连几个小时给《乞援者》的合唱曲编配舞蹈动作，这都受益于希腊教堂音乐节奏的启发。我们当时对这些理论极为信服，以至于连一些不那么有用的做法都学了来。 那时雅典正处于变革时期。贵族和学生之间矛盾重重，双方纠结于戏剧演出究竟该用古希腊语还是现代希腊语。成群结队的大学生上街揭竿游行，坚决主张使用古希腊语。从科帕诺斯返回雅典那一天，我们的车子让学生们给围住了，他们对我们穿着古希腊外衣大声喝彩，并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游行队伍。为了古希腊，我们欣然同意。在这次游行中，学生们决定在市立剧院举行一场演出。那10个希腊男孩子和那位拜占庭神学院的学生都穿上了衣袖飘拂、色彩艳丽的古希腊服装，用古希腊语唱着埃斯库罗斯的合唱曲，我在歌声中翩翩起舞。游行学生深受振奋。 国王乔治也听说了这次游行，他希望我们在皇家剧院表演一次。但是这次演出相较于之前为大学生表演的那一次，气氛大不如前。那些带着白色小山羊皮手套的贵族看了我的演出，丝毫不为所动。乔治国王走到舞台后面的化妆室里，请我去王室包厢里拜见皇后，虽然他们看起来很高兴，可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艺术并非真心的欣赏，也没有真正理解我的艺术。对于这些王公贵族而言，芭蕾舞才是登得上大雅之堂的艺术形式。 希腊国王乔治一世 这时我的银行存款已经花光了。那晚在皇家剧院演出后，我睡不着，天一亮就跑到卫城狄奥尼索斯剧院，独自起舞。我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在这里跳舞了，然后我爬上了卫城城门，站在帕台农神庙的前面，一股幻灭感瞬间袭来。我们只是现代人，改变不了什么，也不可能拥有古希腊人的那种感情。我面前的这座雅典娜神庙，历经风雨和各朝各代的荣辱兴衰，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拥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我的血统恐怕更接近红种的印第安人而非希腊人。在希腊度过的这一年的美丽幻想就这样转瞬即逝。拜占庭音乐的旋律渐次模糊，而《伊索尔达之死》的和弦却在我耳际响起。 3天后，我们告别了热情的众人和与那10个希腊男童伤心惜别的父母，乘火车离开雅典前往维也纳。在火车站上，我身裹蓝白两色的希腊国旗，耳边响起了优美的希腊国歌； 源自英灵的坟墓， 你的勇猛将获胜， 万岁，自由，万岁！ 我们将再次迎接你， 万岁，自由，万岁！ 回想起来，在希腊度过的这一年是多么的美好。在这一年里，我们苦苦追寻2000多年前的美。这种美正如法国作家勒南所赞颂的那样： 啊，多么高贵！啊，简单而纯真的美！女神，你是智慧和理性的象征。你的神殿是永恒的良知和真诚的最好课堂。探索你的神秘，我来得太迟，带着深深的愧疚，我跪拜在你的圣坛前。为寻找你，历经艰辛我心甘情愿。雅典人一降生便能得到你的恩赐，而我要得偿夙愿则需披肝沥胆，尽心竭力。 就这样，我们带着希腊男童合唱队和他们的老师以及那位拜占庭神学院学生离开了希腊，在一天早上到达了维也纳。 第十四章 重返维也纳 我们复兴古希腊合唱艺术和古希腊悲剧舞蹈的愿望是值得的，但同时又是不切实际的。在布达佩斯和柏林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后，我已打算不再做巡回演出了，只想用赚来的钱建造一座希腊圣殿，复兴古希腊合唱艺术。回首年轻时的志向，真是可笑。 舞台上的邓肯，大胆的穿着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天清晨我们到达了维也纳，为好奇的奥地利观众表演了埃斯库罗斯的《乞援者》。 舞台上，我在希腊男孩的歌声中起舞。剧中有50位“达那俄斯的女儿”，用我自己瘦弱的身躯同时表现多个人物，尽管难度很大，可我具有将多种情感融于一身的能力，而且为此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维也纳距布达佩斯只有4小时的路程，但是在帕台农神庙待了一年后，布达佩斯对我来说已相当陌生，因此“罗密欧”没有来看我，我并不感到奇怪，也从来没有认为他应该来。我一心扑在我的事业上，再也不受感情的牵绊。经历过许多事情后，我已变得相当理性。那时，我还将一些注意力投注在一位才智超群的友人身上，他就是赫尔曼·巴尔。 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巴尔 几年前在维也纳的“艺术家之家”里，赫尔曼·巴尔曾看过我为艺术家们表演的舞蹈。我带着希腊男童合唱队回到维也纳，他更感兴趣，在维也纳《新报》上写了许多精彩的评论文章。 巴尔当时大概30来岁，长相俊美，留着浓密的棕色头发和棕色胡子。虽然他经常在演出后到布里斯托尔宾馆和我彻夜长谈，虽然我也经常起身和着一句一句的希腊合唱曲为他跳舞，以表达我对歌词的理解，但是，我俩却丝毫没有暧昧之情。这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是千真万确的。自从经历了布达佩斯的情变后，一连几年内，我已对感情世界心灰意冷，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之中。 我的演出又一次获得了曾在维也纳所获得过的成功。面对希腊男童合唱队，观众们起初反应冷淡，可当我最后表演舞蹈《蓝色多瑙河》时，他们情绪非常高涨。演出后我对观众解释说这不是我要达到的效果，我希望表达的是希腊悲剧的灵魂。我说，我们必须复兴合唱的美。可观众依旧大叫：“好啦，不要说啦，跳舞吧！跳《蓝色多瑙河》，再跳一次吧！”他们一次次地鼓掌和叫喊。就这样，我们在维也纳收获颇丰，之后又去了慕尼黑。我们的希腊男童合唱队在慕尼黑艺术界和知识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著名的弗尔特汪格勒教授举行了一次专题演讲，论述我们这种由拜占庭琴师配乐的希腊赞美诗。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对我们的演出大为欣赏，这些漂亮的希腊男孩子非常引人注目。只是我个人代表50个姑娘跳舞，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只得在演出结束后向观众解释说，我现在一个人分饰多角，不久我会建一所学校，把我现在的角色还原成50个少女。 柏林对我们的希腊合唱队并不是很热情，虽然来自慕尼黑的著名教授科尼利乌斯先生亲自向大家介绍，可是柏林的观众还是像维也纳的观众一样大喊：“唉，跳《蓝色多瑙河》吧，别管什么希腊合唱曲了。” 与此同时，那些希腊男孩们自己也感到了与环境的格格不入。旅馆的主人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我抱怨这些孩子不懂礼貌，而且脾气很坏，还挑食，对服务员发脾气。好几家高级宾馆都把他们赶了出来。没办法，我只好在我柏林公寓的客厅里给他们支上十几张帆布床，让他们跟我们住在一起。 考虑到他们还是孩子，每天早晨，我们都照着希腊人的样子，穿上麻绳鞋，打扮得像古希腊人那样，带他们去散步。一天早晨，伊丽莎白和我正走在这支奇异队伍的前面，忽然遇上德国皇后骑马过来。看到我们的奇异装扮，皇后竟然惊得从马上掉了下来。 这些可爱的希腊男孩同我们只待了6个月。当时我们很意外地发现他们那天使般的嗓音开始变声了，就连那些对他们非常欣赏的慕尼黑观众都开始不满起来。我继续一人分饰多角，但还是力不从心，再加上这些男孩子越来越跑调，弄得琴师也没有了心情。 这些神学院的学生对拜占庭音乐越来越没有兴趣，好像已完全失去了在雅典时的热情。他们还经常缺席演出，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终于有一天，这些男孩子因为跑出去跟咖啡馆里的希腊女子鬼混而进了警察局，我们察觉到，问题严重了。而且，自从来到柏林后，这些男孩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在狄奥尼索斯神庙剧场演出时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孩子气，每个人都长高了半英尺。每天晚上，剧院里《乞援者》的合唱越来越不靠谱，堪称噪音，观众们再也不会因为是拜占庭音乐而买账。有一天，我们经过多次痛苦的商议后，决定把这些希腊男孩全部带到魏海姆大百货商店去。我们给矮个的男孩买了上好的成品灯笼裤，给个子高的男孩买了长裤，然后用出租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张去雅典的二等车票，与他们深情地道别。把他们送走后，我们便不再想着复兴古希腊音乐，而是开始研究德国作曲家克里斯托弗·格鲁克的《伊菲格涅亚和奥菲士》。 格鲁克，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 起初我认为舞蹈是一种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一种团体的情感表达方式。正如我过去努力向观众表现50个姑娘的悲伤一样，现在我用舞蹈表现《伊菲格涅亚和奥菲士》中的情景，里面同样需要表达一群少女的情感。因此，我非常渴望创办一个舞蹈乐队，并酝酿已久。在舞台金黄的灯光下，我仿佛看到了我的舞伴们雪白、柔软的身影围绕着我，还有强劲的双臂、摇摆的头颅、充满朝气的躯体和敏捷灵活的双腿。在《伊菲格涅亚和奥菲士》的最后，陶里斯的少女们为俄瑞斯忒斯的得救而跳舞狂欢。当跳起这些如痴如狂的回旋曲时，我感觉到我握住了她们伸过来的手；当回旋曲越来越疯狂时，我感到了她们小小身体的扭动和摇摆。最后，在极度的欢乐中我倒在了地上，这时我看见她们： 在长笛声中烂醉如泥， 还想独自在林荫中寻找野兽的足迹。 我们每周在施特劳斯家里表演一次，那里也便成了狂热的文学艺术中心，并多次发起关于舞蹈艺术的学术讨论会。德国人态度严肃认真，喜欢刨根问底，对艺术形式也不例外。我的舞蹈最具争议。各大报纸上经常刊登整版整栏的评论文章，对我褒贬不一。每次结束了令观众欣喜若狂的演出后回到家里，我就穿着白色希腊裙，就着一杯淡牛奶，细细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常常沉思默想到深夜，只为了从书中找到我的创作灵感。 经常出入我家的艺术家中有个年轻人，他额头凸出，戴一副眼镜，目光犀利。他认为向我宣示尼采的天才思想是他的使命。他说我的舞蹈表现力要想充分发挥，离不开尼采的指导。他每天下午都来用德语为我朗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负责答疑解惑。我本来就对尼采的哲学感兴趣，因此我十分沉迷于卡尔·费登每天给我讲哲学的那几个小时的时光中。为此，我宁愿放弃去汉堡、汉诺威和莱比锡等地的巡回演出。对于经纪人常常向我描述的那种大获成功的环球演出，我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我现在需要的是学习，并研发新的舞蹈和舞姿。还在儿提时代时，我就想创办一所自己的学校，这种愿望一直疯长。这下经纪人可着了急，他一趟趟地找上门来恳求我去做巡回演出，并拿来一些褒扬我舞蹈的报纸，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打动我。夏天快到了，为了从艺术本源去研究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我决定留在拜罗伊特一夏天。这个决定，简直让经纪人发狂。一天，瓦格纳的遗孀来拜访我，她的到来，使我的这一决心更加坚定。 这个聪明热情的女人——科西玛·瓦格纳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她身材高挑，雍容大方，眼睛迷人，鼻梁挺拔，额头泛着智慧的光芒。她精通哲学和音律，说起话来语气优雅而又鼓舞人心。我们聊了我的舞蹈，她告诉我理查德·瓦格纳生前很不喜欢芭蕾舞和它的服装。她说，瓦格纳最为心仪的是酒神节歌舞和像鲜花一样的少女的舞蹈，还说将在拜罗伊特举行的柏林芭蕾舞团的表演根本不可能表现出瓦格纳的原意。接着，她问我是否愿意在瓦格纳的歌剧《唐怀瑟》中表演舞蹈。这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本身是不赞许芭蕾舞蹈的，也不愿和它扯上一点关系，我认为它的舞姿会破坏人的美感，表现方式机械而粗俗。 “噢，为什么我没有自己梦想已久的学校呢？”对她的邀请我脱口而出，“这样，我就能把一群瓦格纳梦寐以求的山林仙女、田野之神、半人半马神和美惠三女神给您带到拜罗伊特来。但是我现在孤掌难鸣。不过我还是会去表演的，我要把我对瓦格纳作品的体悟，用舞姿表现出来。”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和他的妻子柯西玛 第十五章 我的爱情苏醒了 在一个明媚的五月天，我来到了拜罗伊特，在黑鹰宾馆租了几间房子。我在其中一间大房子里面放了一架钢琴，作为工作室用。瓦格纳夫人每天都会邀请我共进午餐或晚餐，或者邀请我晚上到万弗里德别墅去玩。每天到那里赴宴的至少有15人以上，都会受到盛情款待。瓦格纳夫人坐在餐桌的上首主持宴会，她仪态端庄，言辞得体。她的客人颇多，既有德国的大思想家、画家和音乐家，还常常有大公、公爵夫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皇亲国戚。 理查德·瓦格纳的坟墓就在万弗里德别墅的花园里，从书房的窗口就可以看到。后来，瓦格纳夫人挽着我走进花园，绕着坟墓缓缓而行，语调悲凉而神秘。 晚上常常有四重奏演出，都是由著名的艺术家演奏的。身姿挺拔的汉斯·里克特，身材瘦小的卡尔·马克，还有迷人的莫特尔、汉姆帕丁克和海因里希·托德，当时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都曾应邀到过万弗里德别墅，并在这里受到热情的款待。 身着白色希腊裙的我能与这些大师为伍，我深感自豪。我开始学习歌剧《唐怀瑟》的音乐，它表达的是对骄奢淫逸生活的疯狂渴望，因为这种狂欢的情景总是在唐怀瑟的脑海中出现。半人半马神、山林女神和维纳斯隐身的洞穴，就是瓦格纳精神上的隐秘洞穴。他的内心深处长期渴望能找到一个满足感官需要的途径，但是这一切只能在他的想象中才能实现。 关于唐怀瑟，我曾这样描述： 大部分演员是什么样，我只能模糊地勾勒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神秘的狂喜，身体在音乐的旋律中狂舞，像旋风一样旋转，像波涛一样奔腾。如果说我敢于独自去从事这样的冒险，那也是因为这一切完全出自想象的范畴。这一切都只是唐怀瑟睡在维纳斯怀抱里时看到的幻象。 要实现这些梦想，一个简单的求助手势，就应该能招来上千个伸出的手臂；一个特意的回头动作，就应该足以传达酒神祭祀的喧闹和狂欢，这才能表现唐怀瑟热血沸腾的情感。在我看来，这段音乐集中了一切没有得到满足的感官需求、狂热的渴望、激情压抑的烦闷等，总而言之，它是人世间一切欲望的呐喊。 这一切都能表现得出来吗？这些幻想是不是不仅仅存在于作曲家燃烧的想象之中，而且也能穿上外衣予以清晰的再现？ 为什么我要干这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呢？我再说一遍，我并不能去实现它，我只是想指出如何去实现。 当这些可怕的欲望爆发的时候，当它们无法遏制，像一股冲破堤坝的洪流奔腾向前的时候，我便让烟雾弥漫在舞台上，使人们看不到清晰的景象，这样，在各自的想象中结束，会比看到任何具体的场面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经过这种爆发和破坏之后，经过这种有创造有破坏的过程之后，出现的是一派和平的景象。 这些就是美惠三女神，代表着安宁和爱欲满足之后的慵懒倦怠。在唐怀瑟的梦中，她们时而交织在一起，时而又分离开来，并且是相互纠结的同时，时分时合、时隐时现。她们在颂唱宙斯一次次即兴的爱情。 她们在讲述宙斯的风流韵事，说到泅过海峡到达欧罗巴的那位姑娘。她们的头亲密地靠在一起，就好像沉浸在爱情之中的丽达和白天鹅一样。就这样，她们让唐怀瑟躺在维纳斯雪白的怀抱中。 有必要把这些场面完整地再现在观众面前吗？你是不是更愿意看到在朦胧的空间中，欧罗巴公主用她那纤细的胳膊搂住那只大公牛的脖子，她紧紧地搂住宙斯，朝河对岸呼唤她的女伴挥手告别的场面呢？ 你难道不是更想窥视被白天鹅的翅膀半遮半掩、在宙斯的热吻即将到来之前浑身战栗的丽达吗？ 你或许会回答说：“是的。那你又能在那里干什么呢？”我只能这样回答：“我可以暗示呀！” 从早到晚，在这所由红砖建成的殿堂里，我一直在参加排演，等待着《唐怀瑟》的第一场演出。我完全陶醉在了《唐怀瑟》、《指环》、《帕西法尔》的音乐之中。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我熟背台词，了解这些传奇故事的内容，我的整个身体都融入了这些故事，达到了一种忘我的状态，外界所有的事情对我而言都是虚幻的，唯一的现实就是发生在舞台上的事情。有一天，我饰演金发的西格琳达，她躺在哥哥西格蒙德的怀抱中，这时响起了嘹亮的春之歌： 春天来了，爱在飞舞， 让我们起舞吧，亲爱的！ 现代舞的先锋人物邓肯，冲出了芭蕾的束缚，发明了一种被她称为自由舞蹈的风格 后来，我又扮演了为失去戈德海德而哭泣的布伦希尔德，还扮演过在科林索尔的蛊惑下疯狂诅咒着的昆德里。而最深切的体验还是我的心灵最激动的那一刻，我在鲜红的圣杯里全身震颤。那一刻，我甚至忘却了智慧女神雅典娜和在雅典圣山上的圣殿。拜罗伊特山上的另一座神庙让那一切黯然失色。 黑鹰宾馆很拥挤，让人不大舒服。一天，我在巴伐利亚的隐士花园附近散步时，看到一所建筑精美的旧石头房子。那是马格雷夫古老的狩猎别墅，客厅漂亮而气派，古老的大理石台阶一直通到色彩缤纷的花园。这所房子年久失修，略显破旧，一大户农民已经在里面住了将近20年。我出了一大笔钱将别墅买了下来，想夏天住进去。我请来了油漆匠和木匠，把屋内修葺一新，墙壁粉刷一遍，并刷上了淡绿色的漆。接着，我从柏林买来沙发、垫子、藤椅和书籍。最后，我终于如愿以偿住了进去。 现在全家只有我一人留在拜罗伊特。母亲和伊丽莎白去瑞士避暑了。雷蒙德则回到他挚爱的雅典，继续建造科帕诺斯圣殿。他还常给我发电报报告挖井情况，并让我汇钱过去。就这样，科帕诺斯着实花掉我一大笔钱。 离开布达佩斯已经2年了，2年里我清心寡欲，就像回到了处女时代。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从大脑到躯体，之前是痴迷于希腊艺术，现在又沉浸在对瓦格纳音乐的狂热中。我睡眠很少，醒来后就哼唱昨晚刚学的主题音乐。但是，爱情又一次让我苏醒了，虽然情形与上次完全不同了。也许，是同一个爱神戴上了另外一副面具。 我的朋友玛丽和我两人住在我的别墅菲利浦雅舍中。由于没有仆人的房间，所以男仆和厨子只能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一天晚上，玛丽来找我，她说：“伊莎朵拉，我不是有意吓唬你，快来窗户这边看看，在那边，在大树底下，每天晚上都有一个人望着你的窗子直到半夜，我担心他是个坏人。” 我看了看，确实有一个瘦小的男人正站在树下朝我的窗子张望，让我大吃一惊。但就在此时，月亮出来了，照在他脸上。玛丽猛然抓紧了我，我们两人都看清了那是海因里希·托德仰起的兴奋面孔。我们赶紧从窗户前走开了，像女学生一样狂笑起来，这也许是恐惧消失后的自然反应吧。 “每天晚上他都这样在那儿站着，都有一周了。”玛丽悄声说道。 我让玛丽在屋里等着，然后披上一件外套，轻轻走出房间，径直朝海因里希站的地方走去。 “亲爱的好朋友，你这样爱我吗？”我问道。 “是的，是……的，”他结结巴巴地说，“你就是我的梦想，你就是我的圣克莱瑞。”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他的第二本书，是关于圣弗朗西斯的。托德像其他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会沉浸自己作品的世界里。在那时，他把自己当成了圣弗朗西斯，而把我想象成了圣克莱瑞。 德国艺术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托德 我拉着他的手，慢慢走进屋。他像梦游一般，用朝圣般亮闪闪的眼睛盯着我。我回头望向他，突然感到一阵兴奋，眼前霞光万丈，仿佛要和他一起飞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奇妙感受啊，它使我整个身心都散发光芒，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传遍全身。就是那瞬间的对视（我也知道究竟多久），令我四肢发软，头晕目眩，整个人都失去了知觉，在一种无法形容的极度幸福中倒在他的怀里。当我醒来时，他那漂亮的眼睛还在凝视着我。他轻轻地吟诵着诗句： 我已深陷其中， 我已深陷其中！ 我再次飘飘欲仙。托德俯身吻我的眼和额头，但这绝不是世俗间的情欲之吻。虽然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即便是那天晚上一直到我们第二天分开，还有以后的每一天晚上托德来我的别墅，他从未对我有过任何非分之举。我们含情对望，惺惺相惜。我并不期望他对我表达什么世俗的爱恋，我的欲望已经蛰伏两年之久，现在已达极乐。 拜罗伊特的排练开始了。我和托德一起坐在昏暗的剧院中，倾听《帕西法尔》序曲的开始。此时我神经异常敏锐，就算他的胳膊对我不经意的碰触，也会让我全身战栗，伴着一阵甜蜜而痛苦的快感，令我回味无穷。他常常用手轻柔地按在我的嘴唇上，以防我不自抑地呻吟。这种瞬间的极乐体验，令我每一根神经都达到了高潮。我忍不住呻吟出声，不知是因为痛快还是痛苦。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我差点就跟剧中的安福塔斯一起大喊，与昆德里一起尖叫了。 每天晚上，托德都来菲利浦雅舍。他从来没有像情人那样爱抚过我，也从来没有想去解开我的衣服抚摸我的乳房和身体，虽然他知道我身体的每一次颤抖都是因他而起。一种我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激情，在他的注视下忽然醒来。这种激情在我身上迸发，令我难以忍受，常常感到这种幸福的感觉正在将我窒息，接着就晕了过去，然后又在他双眼神奇的注视中苏醒过来。他已经完全占有了我的灵魂，我渴望能在他奇妙的目光中死去。因为这不是世俗的爱情，没有什么满足或停止，只有我心目中的对某种感觉的沉迷和强烈追求。 我完全没有了食欲，甚至彻夜难眠。只有《帕西法尔》的音乐能使我激动甚至落泪，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暂时把我从这微妙而可怕的情网中解脱出来。 海因里希·托德的意志力非常坚强，能够马上从这些令人飘飘欲仙的痴迷和令人炫目的幸福中，转入纯粹理性的状态。在他会滔滔不绝地对我谈论艺术时，我觉得世上只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提并论，那就是邓南遮。托德在某些地方与邓南遮很相像，他们都是身材矮小，大嘴巴，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绿眼睛。 邓南遮，意大利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他每天都给我带来一部分《圣弗朗西斯》的手稿，每写完一章都要给我朗读。他还从头到尾给我朗读了一遍但丁的《神曲》。他为我朗读，一直读到深夜，又读到天明，常常在旭日东升的时候才离开菲利浦雅舍。他像喝醉了酒一样摇摇晃晃，虽然在一夜的朗读中，他除了用白开水润润嗓子外什么也没喝。他已完全陶醉在他那超凡的智慧和圣洁的灵魂之中。一天早晨，当他准备离开菲利浦雅舍时，突然紧张地抓住我的手说： “我看到瓦格纳夫人走过来了！” 真的，瓦格纳夫人在晨曦中走来。她脸色苍白，我以为她正在生气呢，其实不是这样。前一天，我们曾就《唐怀瑟》中酒神祭祀的狂欢场面里我为美惠三女神所编舞蹈的含义是否准确发生了争论。那天夜晚，瓦格纳夫人难以安睡，就起来翻看理查德·瓦格纳的遗稿，从中发现了一本小练习册，上面有一段文字，与已发表的任何资料相比，它更准确地记录着大师对这段狂欢场面的构思。 这位可爱的女人再也坐不住了，天刚亮就跑过来告诉我说我是对的。不仅如此，她还用颤抖的嗓音对我说：“我亲爱的孩子，你肯定从大师本人那里得到了灵感。你看，他写的东西与你的直觉完全一致。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干涉你了，你可以在拜罗伊特自由编排这些舞蹈。” 瓦格纳夫人 我想也许就在那时候，瓦格纳夫人心里有过一个想法，即我会同西格弗里德结婚，与他一起继承大师的传统。但是，虽然西格弗里德与我情同手足，而且一直是我的朋友，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表露过要把他当成恋人的意思。我的整个身心已完全沉浸在与托德的超凡脱俗的爱情中了，那时我还看不出与西格弗里德的结合对我有什么价值。 我的心灵就像一个战场，阿波罗、狄奥尼索斯、基督、尼采和理查德·瓦格纳在那里争战不休。在拜罗伊特的日子里，我处在维纳斯堡和圣杯之间，备受煎熬。瓦格纳的音乐有如滔滔洪流，把我卷起来抛向远方。然而有一天，在万弗里德别墅的午宴上，我平静地说道： “大师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像他的天才一样大。” 瓦格纳夫人吃惊地望着我。席间是一片冰封般的沉寂。 “是的，”我带着一种初生牛犊特有的自信，接着说道，“大师犯了个很大的错误，他所倡导的‘音乐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沉默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于是，我进一步解释说，戏剧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产生于人类大脑的思考；而音乐是激情的迸发。想让这不同的两种东西糅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事情。 敢信口说出这些有渎大师威望的话，当时的我真是狂妄到了极点。我自负地环视四周，却看到了一张张写满惊愕的面孔。我那时的观点确实是莫名其妙，但我却继续说道：“是的，人都要说话、唱歌，还要跳舞。可是说话的是头脑，是能思考的人。而歌唱则靠情感，舞蹈更是情感的宣泄和迸发。硬要把这些东西糅合到一起，根本无法做到。所以说‘音乐剧’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很庆幸，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也不像现在这样拒绝生活和享乐。在《帕西法尔》幕间休息时，人们很安静地喝着啤酒，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理性和精神生活。我常看到伟大的汉斯·里克特很随意地喝着啤酒吃着香肠，但是这并不影响他过一会儿会像天神一样指挥乐队，也不影响他周围的人们继续交谈具有崇高的理性和精神意义的话题。 那时候，任性而为不等于灵性。人们认为，人的精神应该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而精神力量必须借助巨大的能量和活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头脑只不过是身体多余的动力；而身体就像章鱼一样，吸收它遇到的一切东西，而只把它认为不需要的送给大脑。 拜罗伊特的许多歌唱家都高大魁梧，他们一张嘴，歌声就会传到众神居住的那个精神与美的不朽世界。因此，我坚持认为：这些人并未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用来表达神圣音乐的工具而已。 第十六章 灵魂之爱 在伦敦时，我在大英博物馆读过德国博物学家厄恩斯特·黑格尔的译著。他对宇宙间各种不同现象的清楚明白的表述，令我心生敬佩。我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我在柏林演出时他给我回了信。 当时厄恩斯特·黑格尔因为言辞激烈，遭到了德国皇帝的流放，不能到柏林来。但是我们之间一直保持书信联系。当我到了拜罗伊特后，便写信邀请他来看节日剧场演出。 在一个雨天的上午，我乘坐一辆双驾敞篷马车——当时那里还没有汽车——去火车站迎接黑格尔。这位伟人虽已年过六十，须发皆白，但身体健康，气度不凡。他的衣服很特别，松松垮垮的，提着一个毛毡旅行袋。我们虽然从未谋面，但却一见如故。我马上就被他那结实的双臂搂在了怀里，脸也埋在了他的白胡子中。他的全身散发出健康和智慧的芳香——如果智慧也可以有味道的话。他和我一起来到了菲利浦雅舍，我们为他准备了一间布满鲜花的房间。然后，我一路奔到万弗里德别墅，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瓦格纳夫人，说伟大的厄恩斯特已经应邀光临来听《帕西法尔》。令人吃惊的是，瓦格纳夫人对这一消息反应很冷淡。当时我还不知道，挂在夫人床头上方的十字架和她床头桌上的念珠并非只是装饰品。其实，她常去教堂做礼拜，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写出《宇宙之谜》、信仰达尔文学说、自达尔文以来最著名的反宗教战士黑格尔，与她宗教观念相左，因此在万弗里德别墅他是不会受到热烈欢迎的。我坦诚地给瓦格纳夫人谈了黑格尔的伟大和我对他的敬佩之情。因为我是她的好朋友，瓦格纳夫人不好意思拒绝我的请求，最后，她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在令人羡慕的瓦格纳包厢里给黑格尔留一个座位。那天下午，在幕间休息时，我穿着古希腊式的舞衣，赤脚裸腿，与厄恩斯特·黑格尔挽手走进来。他头发花白，个头高大，格外引人注目。在观看《帕西法尔》的过程中，黑格尔一直一言不发。到第三幕时我才明白，他根本就不会对舞台上的这些神秘激情感兴趣。他的头脑过于科学化了，根本就不会为这些神话故事所动。 厄恩斯特·黑格尔，德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和哲学家 由于万弗里德别墅没有宴请黑格尔，所以我决定专门为他举行一个欢迎晚会。我邀请了一批很有名望的人，有当时正在访问拜罗伊特的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德，有德国皇帝的妹妹萨克森-迈宁公主，她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女性，还有雷乌斯的亨利公主、汉姆帕丁克、托德等人。 我在晚会上盛赞黑格尔的伟大，然后跳了一支舞向他表示敬意。黑格尔对我的舞蹈进行了评论，他认为我的舞蹈与普遍的自然规律相联系，是一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与一元论同宗同源，并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接下来，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冯巴里献歌，之后，我们共进晚餐，黑格尔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就这样，我们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黑格尔仍像往常一样，天一亮就起床了——在菲利浦雅舍期间他一直保持这种生活习惯。他常常到我的房间来约我陪他去爬山。说实在的，我对爬山可真没有他那么大的热情，但是这种散步也很有意思，因为他对路上遇到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木、每一个地质层，都会讲解一番。 最后，我们爬到了山顶，面对大自然的美景，他满怀感激之情。他还随身带着画架和画盒做速写。虽然他画得相当不错，可他的画缺少艺术家的想象力，更像是一个科学家熟练而准确的观察。我不是说黑格尔不懂艺术，只是对他来说，艺术只不过是自然进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每当我给他讲述我们对帕台农神庙的热情时，他更关心的是大理石的质地如何、来自哪一个地层、从彭特里库斯山的哪一面取来的，而对于我大加赞美的雅典雕塑家菲迪亚斯的作品则不怎么感兴趣。 一天晚上，保加利亚的费迪南德国王陛下驾临万弗里德别墅。每个人都站起身来，有人悄声提醒我，可我崇尚民主，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于是仍然悠闲自在地如雷卡米耶夫人那样斜倚在长沙发上。费迪南德发现后问我是谁，大家都有点尴尬。费迪南德朝我走过来，很随意地坐在了我身旁，并马上津津有味地跟我聊他对古希腊文化的喜爱。我将想创建一所学校来复兴古希腊艺术的梦想说给他听。我刚一说完，他便大声说：“这个想法很好，你一定要到我黑海之滨的宫殿里来办你的学校。”在晚宴上，我问他能不能哪天晚上驾临我的菲利浦雅舍与我共进晚餐，以便进一步向他讲讲我的理想。这时谈话达到了高潮。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如约与我们在菲利浦雅舍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既是诗人、画家、梦想家，又是充满智慧的君王。 保加利亚的费迪南德国王 我那位留着德国皇帝式的小胡子的膳食总管，对费迪南德的来访记忆颇为深刻。当他端上盛着香槟和三明治的托盘时，费迪南德说：“不，我是从来不沾香槟的。”可当他看到酒瓶上面的商标时，马上说道：“噢，是莫埃香东，法国香槟，那我倒想尝一尝。说实在的，喝德国香槟简直像喝毒药一样难受。” 虽然我们只是非常纯洁地坐谈艺术，可费迪南德陛下多次半夜驾临菲利浦雅舍，还是在拜罗伊特引起了流言飞语。 在一些人眼里，菲利浦雅舍俨然成了“邪恶的殿堂”。那么柔软的沙发床，高质料的垫子，玫瑰色的吊灯，可就是没一把椅子。 我在万弗里德别墅认识了几位青年军官，他们邀我早上去骑马。我穿着希腊式的长裙和便鞋，头上什么也不戴，任卷发在风中飘舞，活像女战士伦希尔德。因为菲利浦雅舍离节日剧场有一段距离，我就从一位军官那里买了一匹马，并且像布伦希尔德那样骑着马去参加所有的排练。这匹马原先是战马，习惯了挨马刺踢，所以特别难以驾驭。尤其是当它发现马背上是一个女人时，就会变本加厉地折腾。别的不说，在路上每经过一个酒馆它都会停下来，四条腿像柱子一样立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因为那些军官们常在这些地方停下来喝一杯）。这时它前主人的那些朋友们就会大笑着从酒馆走出来护送我走一段。当我以这副模样到达剧场时，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那些早已等候在剧场门口的观众会有什么反应。 瓦格纳所有歌剧中最广受世人喜爱的作品《唐怀瑟》 在《唐怀瑟》第一次公开演出时，我穿着透明的希腊式舞衣跳舞，使我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显露无遗，引起了很多非议。最后就连可怜的瓦格纳夫人也失去了勇气，派她的一个女儿给我送来了一件白色的无袖衫，让我套在薄披纱里面（薄披纱是我的戏装）。但我毫不动摇，坚持按自己的方式穿戏服和跳舞，不然就干脆不跳。 “你们等着吧，用不了几年，你们就会看到所有的酒神祭女和鲜花般的少女都会像我这样穿着打扮的。”我的这一预言后来果真应验了。 可是在当时，我那双裸露的大腿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裸露光滑亮丽的皮肤是否合乎道德，我是否应该穿上一身肉色的紧身丝质衣服。我多次竭力辩白，认为穿着肉色的紧身衣服粗俗而又猥亵，而当赤裸的人体充满高尚的思想时，又是多么美丽与纯洁。就这样，我被大家当成了一个十足的异教徒，与那些不懂艺术的俗人进行顽强的斗争。 夏天快过去了，托德要离开这里去巡回讲学，而我也为自己安排了一次德国全境的巡回演出。我离开了拜罗伊特，但我的血液里却带走了一种烈性的“毒素”。我已经听到了海妖的召唤，思恋的痛苦、无尽的悔恨、辛酸的牺牲、爱呼唤死的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湮没了我心中对陶立克式圆柱及苏格拉底推理智慧的清晰印象。 我巡回演出的第一站是海德堡。在那里，我旁听了托德的演讲。他用时而温和、时而激昂的声音对学生畅谈艺术。他突然在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名字，并告诉那些学生说，一个美国人给欧洲带来了一种新的美的形式。他的称赞使我感到幸福而自豪，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那天晚上，我给大学生们表演了舞蹈。后来，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上街游行，我与托德并肩站在了宾馆的台阶上，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海德堡的青年人像我一样崇拜他。每个商店的橱窗里都挂着他的照片，每个商店里都堆满了关于我的那本书《未来之舞》。我们两人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 托德夫人接待了我。她是个非常和善的女人，但在我看，她根本配不上托德的高尚。她太过现实，不是托德心中所爱。事实也正是如此，托德晚年时终于离她而去，与小提琴家皮耶德·帕波一起住在加德西的一栋别墅里。托德夫人的眼睛一只是褐色的，一只是灰色的，这使她看起来老是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在后来的一场很著名的案件中，竟然发生了关于她身世的争论，她究竟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儿还是德国宰相冯·布劳恩的女儿。不管怎样，她对我还是很好的，就算她心存嫉妒，也没表现出来。 无论哪一个女人，如果因托德而吃醋的话，只会使自己空受折磨，因为每个人都崇拜他。每一次聚会，他都会成为大家的焦点。 虽然我同托德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夜晚，但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不过，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将我融化。一次不经意的碰触，或者无心的一眼，都会给我带来莫大的快感，像极了梦中的欢愉。我知道这样很不正常，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因为到后来我竟然毫无食欲，而且还常常感到莫名其妙的晕眩，我的舞蹈也变得越来越空洞、软弱。 这次巡回演出只带了一个女仆。我常常在梦中听到托德喊我的名字，第二天便会收到他的来信。我的憔悴令人堪忧，开始吃不下、睡不着，还整夜整夜地失眠。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里好像有成千上万个魔鬼，便常常用柔软发烫的双手揉搓全身，企图找到出路，但这一切都是白费工夫。我眼前常常出现托德的双眼，耳边常常回响起他的声音。这样的夜晚过后，我会绝望地起床，在凌晨两点钟乘坐火车跨越大半个德国，目的只是为了靠近他待上一个小时，然后我单独返回继续进行巡回演出，忍受更大痛苦。我对他智慧上的精神狂热，现在正逐渐变成一种无法遏制的强烈的肉体欲望。 19世纪末的德国首都柏林 经纪人安排我去俄国演出，才终于使我摆脱了这种危险状态。从柏林到圣彼得堡只有两天的路程，但自从跨越德俄边境的那一刻起，我就好像获得了新生。极目远眺，林海雪原一望无垠，白色的原野泛着彻骨寒心的白色光泽，我冲动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 海因里希！海因里希！ 他现在又返回海德堡给那些漂亮的男学生讲述米开朗琪罗的《夜》和迷人的《圣母像》。而我却正离他远去。尽管我仍然能听见他的声音，但是却越来越微弱。终于，维纳斯山那可望而不可即的阵痛、孔德利的号哭和安福塔斯痛苦的呼喊，都冰封进一个晶亮的冰球。 那晚我睡在车上，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地跳出了车窗，跳进了冰雪世界里，在雪地里打滚。不知弗洛伊德博士会如何解释这种梦境。 第十七章 访问俄国 当我们拿起早上的报纸，看到有20个人死于火车事故（这些人前一天肯定从未想到过会死），或者是整个城镇都毁于海啸或洪水，这时你还会相信冥冥之中有上帝或命中注定这种事情吗？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愚蠢而自私地想象会有一个上帝来保佑、指引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 然而，在我的生活中的确发生过许多很奇怪的事情，让我有时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例如，开往圣彼得堡的那列火车没有按时在下午4点钟到达，由于风雪阻挡，整整晚点了12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到站。没有人来接我。当我下车时，气温只有零下10度。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冷的天气。穿着厚棉衣的俄国马车夫不停地用戴着手套的拳头敲打胳膊，好让血管血液流通。 我留下女仆照看行李，然后雇了一辆单驾马车，把我送到欧罗巴酒店。在俄国一个黑乎乎的早上，我一个人坐着马车前往酒店，在路上看见了一幅可怕的场景，绝不亚于爱伦·坡作品中描述的那种可怕的气氛。 我远远看到一长列黑压压的队伍走过来，弥漫着悲惨凄凉的气氛。男人们抬着一口口棺材，一个个弯腰驼背缓缓而行。车夫放慢速度，低头在胸前划着十字。朦胧晨曦中的这一切，让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我问车夫这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听不懂俄语，但他还是设法让我明白了这些死者是前一天在冬宫前被枪杀的工人。1905年1月5日，对这些人而言是致命的日子，只因为他们手无寸铁地请求沙皇帮助摆脱 贫困，要求给他们的妻子儿女面包。我让车夫停下。当这一长列哀伤的队伍从我面前经过时，我不禁流泪了，泪水在脸上冻成了冰珠。可是为什么要在黑暗的黎明时刻下葬呢？因为天亮以后下葬会引起更大规模的骚乱，所以下葬不可能在白天进行。我哽咽着，满腔义愤，目送这些抬着死难者缓缓行进的可怜的工人。如果不是火车晚点12个小时，恐怕我永远也看不到这种场面。 1905年1月的俄国冬宫大屠杀 啊，这是没有一丝光明的悲惨黑夜， 啊，蹒跚而行的是穷人的哀伤队伍。 双眼因多灾多难而泪水涟涟， 双手因辛勤劳作而长满老茧。 身裹破旧的黑色披肩，强忍内心的悲痛凄惨， 在死去的亲人身边呻吟哽咽。 在悲惨队伍的两边， 巡逻的卫队士兵正虎视眈眈。 如果我没有亲眼目睹这种场面，也许我的生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面对这支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队伍，面对这种凄惨悲凉的场面，我不禁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全力，为身处社会下层的人民群众而奋争。啊，由此看来，我以前的个人爱欲和痛苦，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即便是我的艺术，如果不能对穷苦民众有所帮助，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最后，悲伤的送葬者远去了。车夫转过身，看到我满眼泪水，感到吃惊，他又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然后赶马向酒店驶去。 登上酒店的楼梯，走进豪华的客房，躺在舒适的床上，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最终伴着泪水入睡。但是那悲惨的一幕，那天凌晨黑暗中的绝望和愤怒，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心中。 欧罗巴酒店房间宽敞，天花板也很高。房间的窗户都是封死的，从未打开过，空气是通过墙壁高处的通风装置来流通的。我很晚才醒过来。演出经纪人来看我，好心给我带来了鲜花。我的房间里很快就堆满鲜花了。 两天之后，在圣彼得堡的贵族剧院里，我出现在当地的社会名流面前。这些看惯了装饰有华丽布景的芭蕾舞剧的外行们也许会认为，看一个穿着蛛网般希腊式束腰舞衣的年轻姑娘在简朴的蓝色布景前和着肖邦的音乐跳舞，并要用自己的灵魂表现出肖邦音乐的灵魂，是一件相当怪异的事情。但是，当第一曲舞毕，剧场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听到悲壮的序曲音乐，我的灵魂在痛苦中叹息；听到激昂的波洛乃兹舞曲，我的灵魂便恨不得完全融化在音乐里，因为愤怒而哭泣；我想起晨曦中悲惨的送葬队伍，心瑟瑟发抖，痛苦难耐。这样的灵魂居然在这群骄奢、势利的贵族观众中激起雷鸣般的掌声，真是不可思议！ 第二天，有一位迷人、身材娇小的贵妇人来拜访我，她身穿黑色貂皮大衣，带着钻石耳坠和珍珠项链。原来她就是著名的舞蹈家金斯基，我十分震惊。她是以俄国芭蕾舞团的名义来欢迎我的，并邀请我去观看当天晚上在歌剧院举行的一个盛大的表演晚会。在拜罗伊特时，我已经习惯了芭蕾舞团的冷遇和敌意，他们甚至在我的地毯上撒下图钉，把我赤裸的脚都扎伤了。前后态度截然不同，我有点受宠若惊。 那天晚上，一辆温暖舒适、铺着高档皮草的豪华马车把我送到了剧院，我坐在剧院第一排摆满鲜花、糖果的头等包厢里，还有三个漂亮的圣彼得堡青年陪同。我仍然穿着我那小巧的希腊式束腰短裙和便鞋，在那些圣彼得堡的贵族和富人看来，我这副样子一定很奇怪。 我是一直反对芭蕾舞的，我认为那是虚伪而又荒唐的艺术，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是艺术。可是当金斯基仙女般的身姿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时，真像是一只可爱的小鸟或蝴蝶在飞舞，我禁不住为她鼓掌。 幕间休息时，我环顾四周，看到世上最美丽的女人，她们穿着华丽的袒胸露肩的晚礼服，满身珠光宝气，同样衣着华贵的男士侍立在她们身旁。这种豪华的场面与那天凌晨的送葬队伍恰恰形成巨大的反差，很令人费解。这些面带微笑的人，与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难道不是一样的人类吗？ 演出结束后，我被邀请到金斯基的豪华府邸共进晚餐。在那里，我遇到了迈克尔大公，给他讲述了要为普通百姓的子女开办一所舞蹈学校的计划，他很惊讶。在他们看来，我肯定是个异想天开的人，但是他们还是以最大的热诚和慷慨接待了我。 几天后，可爱的舞蹈家巴甫洛娃来拜访我，我又一次被安排到包厢里，观看由她主演的芭蕾舞剧《吉赛尔》。虽然这些舞蹈动作与任何一种艺术和人类情感都是背道而驰的，可那天晚上巴甫洛娃在舞台上翩然起舞时，我还是忍不住对她的精彩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 巴甫洛娃在家里举行了晚宴。她的家虽然比金斯基的豪华府邸要朴素些，但同样也很美丽。用餐时，我坐在两位画家巴克斯特和贝诺亚中间，并在那第一次见到了戏剧活动家赛格·佳吉列夫，我与他就我对舞蹈艺术的见解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对他讲了我不赞赏芭蕾舞的理由。 那天晚上用餐时，画家巴克斯特给我画了一张素描，这幅画如今已收入他的画集中。素描中的我表情严肃，几缕卷发忧伤地垂在脸的一侧。巴克斯特有着超人的洞察力，但那天晚上他竟然给我看起手相来。他发现我的一只手上有两条交叉的纹路，“你的事业将会很辉煌，”他说，“可是你会失去两个你的最爱。”当时，这个预言让我感到莫名其妙。 晚饭后，精力充沛的巴甫洛娃又为朋友们表演了舞蹈。虽然我们离开时已是早上5点多钟，她还是邀请我当天上午8点半去看她练功，如果我乐意的话。3小时后我如约前往（说实话，当时我已非常疲劳）。她穿着薄纱练功衣在练习一些高难度动作。有一位年迈的绅士用小提琴给她伴奏，并督促她更努力些。这位绅士就是著名的大师贝提巴斯。 我一坐就是3个小时，观看巴甫洛娃的高超舞技。她刚柔并济，仿佛是钢铁和橡胶制成的一般，神色坚毅而笃定，练起功来毫不含糊。这次练功，她好像是要把身体的动作与心灵完全分离开来一样，心灵只能远远地看着这些严酷的肌肉训练而空受折磨。这与我的那一套舞蹈理论是背道而驰的。我的理论认为身体只是一个工具，用来表现心灵和精神。 正在跳芭蕾舞的巴甫洛娃 到了12点，我们开始吃午饭，但在餐桌旁，巴甫洛娃面色苍白地坐着，几乎没怎么进食，也不喝酒。我承认我当时饿坏了，吃了好多炸猪排。巴甫洛娃把我送回了酒店，然后又去皇家剧院参加那些无休止的排练。我实在累坏了，躺在床上沉沉睡去。谢天谢地，幸好我没有学芭蕾！ 第二天，我破例在8点钟起了个早，去参观俄国皇家舞蹈学校。在那里，我看见孩子们一排排站着，做着各种备受折磨的动作。他们用脚尖站立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就像是一些残酷而严厉的刑罚的受害者。空荡荡的大练舞房里缺少美感，也缺少灵感，墙上只挂着一张大大的沙皇画像，就像是一间刑讯室。从此我更加坚信，这所皇家芭蕾舞学校就是自然和艺术的敌人。 在圣彼得堡待了一周后，我就动身去了莫斯科。那里的观众起初不像圣彼得堡的观众那么热情，不过，在此我还是要引用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书中的相关文字： 大约是在1908年或1909年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有幸结识了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当今两位伟大的天才——伊莎朵拉·邓肯和戈登·克雷格。我去观看伊莎朵拉·邓肯的表演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对她毫无所知，也没有看到预告她要来莫斯科演出的海报。因此，当我看到来看她演出的为数不多的观众里，却有以马蒙托夫为代表的一大批画家和雕刻家，还有许多芭蕾舞演员，以及许多常看首场演出的观众和新鲜事物的猎奇者后，感到非常惊讶。邓肯在舞台上的首次露面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因为我不习惯于看舞台上出现一个几乎全裸的人体，所以很难欣赏并理解这位舞蹈家的艺术。第一个节目演完后，只引起了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而且还夹杂有零零星星的喝倒彩的嘘声。但是，接下来的几个节目——其中有一个特别具有艺术表现力——演完后，我对其他观众的冷淡反应再也无法忍受了，就毫不掩饰地起身大声鼓起掌来。 到了演出间歇，我已经成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新的信徒，跑到舞台前去为她鼓掌。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发现马蒙托夫正与我肩并肩站在一起，而且他的动作和我完全一样。在马蒙托夫身旁，还有一位著名的舞蹈演员、一位雕塑家和一位著名作家。当其他观众们看到带头鼓掌的人当中有莫斯科著名的艺术家和演员时，感到非常震惊。嘘声停了下来，观众开始陆陆续续地鼓掌，直至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随后是多次要求谢幕。演出结束时，剧场里已是掌声雷动，一片欢腾。 从那以后，邓肯的舞蹈表演我一场不落地观看。去看她的演出，是受我内心深处与她息息相通的艺术感受的驱使。后来，当我对她的舞蹈创作艺术和她的好友克雷格的思想都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后，我才终于明白，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虽然不同领域的人们受到不同原因的驱使，但是，其实大家都在艺术中努力追求着同样源于自然的创造原则。一旦相遇，他们都会为彼此思想上的共同点而感到惊喜。这种感受正是我在此描述的会见中所体会到的。我们几乎还没有交谈一句就已经相互理解了。邓肯初访莫斯科时我无缘与她相识。但当她第二次来时，我就把她敬若上宾了。这次接待成了我们大家的事情，因为我们剧团的全体演员都来欢迎她了。他们终于全都了解了她，并把她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来喜爱。 邓肯不知道如何系统、条理地来解释她的艺术。她的种种艺术想法大都是脱口而出，是日常生活中的奇思妙想。比如，当有人问是谁教她跳舞时，她回答说：“是歌舞女神忒耳普西克瑞。我刚学会站立时，就开始跳舞了。我跳了一辈子舞。人们、人类、整个世界都得跳舞。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永远是这样。即使有人想干涉这一切，不愿尊重自然赋予我们的这一本能的需求，那他们是枉费心机。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她用她独特的美式法语结束了讲话。她还谈到有一次刚刚演完了一个节目，就有人进入她的化妆室，干扰她下一个节目的演出，她解释说：“我不能不做准备就去演出。在走上舞台前，我必须要在自己的心灵中装上一台发动机。发动机启动时，我的胳膊、我的腿以及我整个的身体都会摆脱我的意志而自由起舞。可如果我没时间在心灵中安装那台发动机，我就不能跳舞。”那时，我正在寻找那种非常有创造性的发动机，想搞清楚一个演员如何学会在走上舞台前把它安装在自己的灵魂之中。很显然，我向邓肯问这些问题会使她感到厌烦，于是我就仔细观察她的排练和表演。只见她的面部表情随着情绪的变化而改变，她那亮闪闪的双眼充分显示了她灵魂里所发生的一切。回忆当时我们对艺术的几次随意的探讨，再比较一下她的追求与我的努力，我明白了，我们其实殊途同归，都在寻找着不同的艺术门类中的共同的东西。在我们谈论艺术的过程中，邓肯不断提起戈登·克雷格的名字。她认为他是个天才，是当今戏剧界中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不仅属于他的国家，而且属于全世界，”她说，“他应该生活在一个能够充分展现他天才的地方，生活在一个工作条件和大环境最能适合他要求的地方。他的位置就在你们的艺术剧院。” 我知道邓肯在给他的很多书信中，介绍了许多关于我和我们的剧院的事情，她劝他来俄国。至于我自己，我开始劝说我们剧院的领导聘请这位伟大的舞台指挥来为我们的艺术注入新的活力，就好比在面团里放入更多的酵母。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剧院终于冲破了横亘在面前、阻碍它前进的一堵墙。我必须完全公正地对待我的同事们。他们都很积极，像真正的艺术家一样来讨论事情，决定动用一大笔钱来发展我们的艺术。 我害怕芭蕾舞，却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剧团满心向往。只要没有演出，我每晚都去那里，剧团里所有的人对我都很热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经常来看我，他以为通过与我深谈，就可以把我的舞蹈艺术变成他戏剧中的一个全新的舞蹈体系。但我告诉他，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从孩子们身上抓起。于是，当我再次去莫斯科时，真的看到他剧团里的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正努力学习，但效果并不理想。 由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整日在剧院排演，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习惯于在演出结束后来看我。他在他的书中曾写道：“很显然，我向邓肯问这些问题会使她感到厌烦。”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没有让我感到厌烦；恰恰相反，我倒很乐意跟他交流我的舞蹈理念。 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俄国著名戏剧大师，其创立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对整个20世纪的剧场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冰天雪地的气候、俄国的食物尤其是鱼子酱，已经治愈了与托德精神恋爱而引起的憔悴，现在我满心渴望与一个强壮的男人接触。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站在我面前时，我觉得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一天晚上，我注视着他俊美的身躯、宽阔的臂膀和开始变得花白的鬓角，内心升腾起一股反叛的欲望，我再也不想扮演欧吉利亚了。就在他要离开时，我双手搭上了他的肩，然后勾住他的脖子，他的头低下来，之后我吻住他的唇，他温柔地回吻我，却面带惊讶，好像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我试图进一步挑逗他，他却惊得后退，只是问我：“可是，孩子怎样办？”“什么孩子？”我问。“当然是我们的孩子啊，我们拿他怎么办呢，你想过没有？”他继续严肃地说：“我绝不允许我的哪个孩子在我的管教之外成长，但现在这种状况我们很难做到。” 他关于孩子的严肃态度让我忍俊不已。他有些恼怒地盯着我，神情悲戚地穿过酒店走廊离开了。我整晚都在回味这件事，不停地发笑，可是笑归笑，我还是有些伤心和懊恼的。我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一些优雅的男人在与知性女子约会几次后，不但弃之而去，反而跑到一些声名狼藉的场所去寻开心。我是一个女人，我不能那么做，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早晨，我到一家俄国浴室去洗澡，交替的蒸腾热气和冷水使我精神振奋，让我恢复了正常。 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同的是，在金斯基包厢里遇到的那一类年轻人可是很愿意跟我亲近交欢。然而只要他们一开口讲话，我就感到非常厌烦，更不用提什么欲望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理智”吧。显然，在与查尔斯·哈利和海因里希·托德这些启人心智、富有教养的人交往以后，我再也不能忍受那些浅薄的纨绔子弟了。 多年后，我把这件事讲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妻子听，她也觉得有趣，大声说道，“啊，这倒很像他的为人。他对待生活一直都是很严肃的。” 我后来虽然又发动过几次攻势，但得到的仅仅是几个甜甜的吻，有时还是冷冰的、坚决的回绝，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从此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出结束后再也不敢到我的房间里来了。但是有一天，他用一辆敞篷雪橇把我带到乡下的一个饭店，我们开了个单间，在里面共进午餐，我高兴极了。我们喝着伏特加和香槟，谈论艺术。最后我终于放弃了，我想就算是妖女赛克斯亲临，恐怕也无法攻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坚固的道德防线。 我常听人说，进入演艺界的年轻女孩会遇到许多可怕的危险。然而，读者可以从我的艺术生涯中看到，事实并非如此。崇拜者对我只有敬畏和仰慕，这让我哭笑不得。 离开莫斯科以后，我到基辅做了短暂的访问演出。剧院票价高，学生消费不起，他们便站在剧院前面的广场上不让我通过，希望我答应专门为他们进行一次演出。当我离开剧院后，他们仍然留在广场，对剧院经理发泄不满。我站在雪橇上对他们说，如果我的艺术能够鼓舞俄国的知识青年，我将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学生能像俄国的学生这样关注理想和艺术。 因为原来签下的合同，我必须回柏林演出，我对俄国的第一次访问就这样很快结束了。离开之前，我签了一个春季再回俄国演出的合同。尽管这次俄国之行时间短促，但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就我的艺术理念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赞成和反对的都有，就好像在坚定的芭蕾舞迷和热心支持邓肯舞蹈的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决斗。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俄国的芭蕾舞才开始使用肖邦和舒曼的音乐，并开始穿古希腊舞衣；有些芭蕾舞演员甚至做得更彻底，像我一样不穿舞鞋和袜子表演。 第十八章 创办学校 回到柏林以后，我决定创办我梦寐以求的学校。我不想再耽搁了，必须马上行动。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母亲和姐姐伊丽莎白，她们和我一样兴奋不已。我们立即着手找房子选校址，动作之快，完全符合我们雷厉风行的一贯作风。不到一周，我们就在格林瓦尔德的特拉登街上找到了一幢新建的别墅，并把它买了下来。 我们的行为就像是格林童话里的发生的事情一样。先是去威尔特梅尔商店购买了40张小床，每张床上都挂着白色幔纱，用蓝色的缎带拴着。我们把别墅布置成名副其实的儿童乐园。在中央大厅，摆放了希腊神话中的女英雄亚马逊的雕像复制品，比真人还大一倍；在宽敞的练舞厅里，摆放了意大利雕塑家卢卡·德拉·罗比亚创作的浮雕像和多那太罗创作的儿童舞蹈塑像；卧室里则摆满了蓝白两色的婴儿像，以及蓝白色的装饰着水果花环的圣母圣婴像，这也是德拉·罗比亚的作品。 意大利雕塑家卢卡·德拉·罗比亚栩栩如生的浮雕作品 我把这些表现儿童形象的艺术品布置在学校里，有的是跳舞的儿童的浮雕和塑像，有的则是图书中的画像，因为它们都是不同时代的画家和雕塑家理想中的儿童形象。其中也包括希腊花瓶上跳舞的儿童形象，还有希腊塔纳格拉和皮奥西亚等地出土的小陶像，多那太罗创作的一组儿童群舞雕像，以及英国画家冈斯保罗的跳舞儿童的画像。 所有这些艺术品中的儿童动作舞姿都有相似之处，仿佛是不同时代的儿童穿越时空走到了一起。我们学校的学生将来要在这些艺术形象之间生活和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肯定会在潜移默化中对塑像进行模仿，在她们的脸上和每一个动作中都会表现出同样的欢乐心情和优雅舞姿。这将是她们迈向美好、通往艺术殿堂的第一步。 我还在我的学校里放置了一些表现跳舞、奔跑和跳跃的斯巴达少女的塑像——在古斯巴达，年轻女孩必须接受严格的体操训练，这样她们才能成为英雄战士的母亲。这些制作精美的塑像，表现的是女孩们纱巾飞舞、衣角飘扬、手拉手在雅典娜节上翩翩起舞的场景。她们代表了未来的理想状态。我希望我的学生在接受并喜欢上这些形象的同时，能够受到这种力量的影响，向这个方向发展。我坚信，只有先唤醒内心美的意识，才有可能获得美的理想。 此外，为了达到我所要求的那种和谐的意境，我按阶段制定目标，并要求她们进行相应的练习。但这些训练首先必须合乎她们内心的意愿，最好是她们热情高涨地而且迫切想去完成的训练。这样，每一种训练不仅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且其本身还应该是一种目的，就是使每天的生活充实而快乐。 体操是一切形体训练的基础，体操教师的责任便是努力开发出身体的潜能并使其得到充分的发挥，之后才能进行舞蹈教育。只有身体和谐发育并发挥出了最大的能量，才能把舞蹈精神注入体内。对体操运动员来讲，身体的运动与培养本身就是目的，但对舞蹈演员而言，它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所以，舞蹈者应该忘掉身体的存在，它只是一种和谐匀称的工具，身体的动作不像在体操里那样仅仅是为了表现身体的和谐，而是通过身体的和谐舞姿表现出心灵的情感和思想。 这些日常的练习，其本质就是根据身体发育的每一种状态，尽可能把它演化成完美的表达工具，变成一种用来表达和谐并与自然相统一的工具。 这些练习，最基础的是锻炼肌肉的简单的体操动作，目的是使肌肉既柔韧灵活又刚健有力。经过这些基础的形体训练后，才能开始学习舞蹈。学习舞蹈的第一步是和着简单的音乐节拍练习简单的行进步伐，步伐要缓慢而有节奏；之后再和着复杂的音乐韵律快步行走；然后才是按照特定的节拍跑步，先是慢跑，最后再试着根据某一段旋律轻轻地跳。通过这一系列训练，学生们可以学习音乐音阶的各种音符，然后再学习舞蹈动作音阶的音符。因此，这些音符可以充当不同结构、不同体系间的作用微妙的使者。但是，这些训练只是她们学习的一部分。在嬉戏玩耍时，在操场运动时，在林中散步时，这些孩子们应该总是穿着宽大随意的薄纱舞衣，直到有一天她们学会了轻松自如地用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就像其他人用语言或歌声来表达自己那样。 她们的学习和观察不应该仅限于艺术形式，应该首先学习自然界的各种动作。风吹云动、树枝摇曳、飞鸟展翅、花开叶落，这些自然现象对她们来讲都应该有特殊意义。她们要学会观察每种变化的特性，在内心培养一种别人无法感知的神秘意志，引导她们探究大自然的秘密。因为她们身体的所有部位都训练有素、柔韧灵活，能与自然的旋律协调一致，与大自然共舞。 为了招生，我们在几家大报上都登了广告，宣传说伊莎朵拉·邓肯学校是为天资聪颖的孩子开办的，目的是把她们培养成我希望的那种能把艺术传授给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家的艺术的信徒。当然，学校建得太突然，没有资金，没有筹划，没有周密的组织工作。我的经纪人为此差点抓狂，他一直在策划让我做环球巡回演出，而我老是让他的计划落空。我先是坚持在希腊待了一年，他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现在我又完全把自己的事业停了下来，要招收并培养这些他认为毫无发展前途的孩子。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冲动行事，这次倒也毫不例外。 雷蒙德从科帕诺斯传来的消息越来越让人吃不消。挖井需要的钱越来越多，简直像一个无底洞，让我负累不堪，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水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由于花费太大，最后我不得不打消了建圣殿的念头。科帕诺斯从那时起，先后被几个希腊革命派别当成一个堡垒，成了永远留在山上的一个美丽的废墟。现在它依然矗立在那里，不知还有没有建成的希望。 我决定集中所有的财力为世界上的年轻人建造一所学校。因为我认为德国是哲学和文化的中心，所以把校址选在德国。 前来报名的孩子成群结队。记得有一天我演出回来，发现街道上挤满了大人小孩。德国的马车夫回头对我说：“有一个疯女人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所以就来了这么多的孩子。” 我就是那个“疯女人”。我们当时还不懂怎样挑选学生，只是急切地想填满格林瓦尔德的那40张小床，因此我挑选孩子时也就没太多的条件，或许只是因为他们有可爱的笑容和漂亮的大眼睛就收下了。我根本就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些孩子的将来。 比如有一天在汉堡，有个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披着披风的男子来到我的客厅，他手里抱着一个用长围巾卷着的包裹。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正看着我，那是一个大约4个月的女孩，她一声不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孩子。他行色匆匆地把这个弃儿交付给我，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多加考虑，那个人就消失了。 就这样，这孩子像个玩具娃娃一样，被丢到了我手里。在从汉堡到柏林的火车上，我发现这孩子正在发高烧，是严重的扁桃腺炎。我们请了两个护士和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著名的外科医生霍法，抢救了3周她才脱离危险。霍法医生对我办学的想法非常支持，所以没有收取医药费。 霍法医生常常说我这儿不像是学校，更像是一所医院。教这些患有遗传病的孩子跳舞，比想办法让她们活下来要容易得多。霍法医生是个好人。他给一般人治病收费不菲，但他把全部的钱都捐出来在柏林郊外建了一所医院，用来救助贫苦的儿童，所有的费用全由他自己承担。我的学校一成立，他就自告奋勇做我们的医生，负责照料孩子们的健康和学校卫生。说真的，如果没有他坚持不懈的帮助，这些孩子不会像现在这么健康和漂亮。霍法医生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仪表堂堂，红红的脸膛上老是挂着和善的微笑，所有的孩子都和我一样喜欢他。 邓肯和她的学生们 我的时间都花费在选拔学生、筹建学校、开课及安排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上。经纪人不断告诫我，有人剽窃了我的舞蹈杰作正在伦敦或其他地方上演，取得了成功，正大发不义之财。但是，我还是无动于衷，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柏林一步，每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7点，我都在教这些孩子们跳舞。 孩子们进步很快。我相信，她们健康的身体都是得益于霍法医生制定的合理的素食。他认为，不管如何教育孩子，新鲜蔬菜和水果是必需的。 那时候，我在柏林名声大振，受欢迎程度难以想象。我被称作“圣洁的伊莎朵拉”，甚至有人传言，只要把病人抬进我的剧院，病就能不治而愈。于是演出的时候，有时就会闹笑话，真的会有人把病人抬进剧场。演出时我依然赤着脚穿着便鞋，除了小巧的白色希腊裙外，从来没有穿过别的衣服。我的观众是怀着一种绝对的宗教狂热来看我演出的。 有一天晚上我演出回来时，一群学生们把我的马从马车上卸下来，他们拉着我来到著名的胜利大道，让我在大道的中央做演讲。我就站在敞篷马车上——那时还没有汽车，向学生们讲了这样的话： 再也没有比雕塑更伟大的艺术了。可是，你们各位热爱艺术，怎么能容忍这座城市中心出现这么可怕的暴行呢？看看这些雕像吧，你们都是学艺术的学生，如果你们真是准备为艺术献身的学生，就应该在今天晚上拿起石头把这些塑像全部毁掉！艺术？它们也算艺术吗？不，它们只是德国皇帝的幽灵！ 学生们赞同我的观点，高喊着支持我。要不是警察赶来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按我说的，把柏林城中德国皇帝的那些鄙俗的雕像全部砸个稀烂。 第十九章 未婚生子 1905年的一个晚上，我在柏林跳舞。跟平时一样，我跳舞时从不去注意观众——他们总是把我当成代表全人类的神一样，但那晚我注意到坐在前排看我演出的一个人。我并没有刻意去看他，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意识到他的存在。演出结束后，果真有一位英俊的男子走进了我的化妆室，而且面带愠色。 “你真了不起！”他赞叹道，“演得太精彩了！可是，你为什么要剽窃我的思想呢，你从哪儿弄到的我的布景？” “您说什么呀？这是我自己的蓝色幕帘，我5岁的时候就发明出来了，而且从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 “不！这是我的布景，是我的理念！而你，正是我想象中的在这种布景前跳舞的人！你是我所有梦想的践行者。” “可您是谁呀？” 于是，从他口中吐出了这样一句美妙的话： “我是埃伦·特里的儿子。” 埃伦·特里，我心目最完美女人的典范，埃伦·特里…… “啊，请您一定得赏光到我们家吃晚饭。”毫无戒心的母亲说道，“既然你对伊莎朵拉的艺术那么感兴趣，你一定要到我们家吃晚饭。” 于是，克雷格来到了我家。 他非常激动，向我阐述他对艺术的全部思想以及他的雄心壮志…… 我饶有兴味地倾听。 可是，母亲和其他人觉得寡然无味，一个个都找借口睡觉去了，最后就剩下我们两个，克雷格还在谈他的艺术，手舞足蹈，喜形于色。 讲着讲着，他突然说：“你在这儿干什么？你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却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唉，真是太荒谬了！是我发现了你，创造了你。你是属于我的布景。” 埃伦·特里和儿子克雷格 克雷格身材高大，长得很像他美丽的母亲，他的五官看起来甚至比他的母亲还要精致。虽然他身材高大，但他的身上却有些脂粉气，尤其是薄薄的嘴唇，显得很敏感。他儿时的照片上是金色的卷发——埃伦·特里家的金发小孩——现在看起来有点发黑了。他的眼睛高度近视，目光坚定而热情。他给人的印象是娇柔的，只有一双手以及两个粗大的像猿猴一般的大拇指，才让人感到他的力量。他常常笑说那是杀人的拇指——“亲爱的，它们足以把你掐住。” 邓肯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戈登·克雷格，英国舞台设计师，现代剧场艺术理论的先驱 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任凭他将披肩披在我小巧的白色束腰裙外面。他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飞奔下楼走到大街上。然后他就用标准的德语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我和我夫人要去波茨坦。” 好几辆车都拒载，但最后我们还是雇到了一辆，于是我们到了波茨坦。黎明时分，我们在一家刚开门营业的小旅馆前停了下来，进去喝了咖啡。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就动身返回了柏林。 到柏林时，大约是上午9点钟。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不能回去见我的母亲，便决定去找我一个叫埃尔西·德·布鲁盖尔的朋友。布鲁盖尔是波希米亚人，她体贴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准备了早餐——煎鸡蛋和咖啡，又让我在她的卧室里休息。我沉沉睡去，到傍晚才醒来。 之后克雷格把我带到他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位于柏林一座高楼的顶层，里面铺了黑色的打蜡地板，上面洒满了人造的玫瑰花瓣。 面对一位才华横溢的美男子，我内心的爱情火焰猛然旺盛起来，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身体里潜伏了两年的渴望蓄势待发，现在突然一下子喷薄而出。在克雷格身上，我发现了一种惺惺相惜的特质，我的情感能得到他的回应，我俩性情相通。他常对我大声喊道：“啊，你真是我的亲姐妹。”我甚至感到我们的爱情中蕴藏着乱伦的罪孽。 我不知道其他女人如何描述自己的情人，我想，一般来说该是限于头部、肩膀或手臂吧，然后是他的衣着打扮。但是我一想起他，我头脑中便现出那天晚上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的情景：他像一只挣脱茧壳束缚的蝴蝶一般，褪去外衣，露出洁白柔软、光滑发亮的躯体，美得令我窒息。 也许，月亮女神最初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看到恩底弥翁时，恩底弥翁想必也是这样身材高大、躯体洁白。海辛图斯、那西索斯以及勇敢智慧的珀修斯一定也都是这个样子。克雷格看起来不像是凡尘中的青年，更像是英国艺术家布莱克笔下的天使。他的美貌不仅迷住了我的双眼，还慑服了我整个身心。接下来，身体与身体贴在一起，紧紧相拥，就像两团燃烧的火焰，彼此契合。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伴侣、我的爱人、我自己——因为我们不是两个人，而是水乳交融的一个身躯，就像柏拉图在《费德鲁斯》中所说的一样，两具身体共用一个灵魂。 这不是青年男女的交欢，而是一对孪生灵魂的结合。肉体的躯壳已随着心灵的陶醉而变化，世俗的狂热恋情已化为炽热的烈焰，缠绵交织，向着天堂飞升。 那种欢乐纯粹而完美。啊，为什么燃烧的灵魂没能找到一个出口，像布莱克的天使一样，穿过我们地球的云层飞到另一个天堂？ 他的爱是那么年轻，充满了活力和勃勃生机，但他并不荒淫无度，懂得在爱欲泛滥之前抽身而退，把火热的激情转化成他的艺术灵感。 克雷格的工作室里没有床也没有摇椅，更没有饭吃。那天晚上，我们就睡在地板上。他身无分文，而我也不敢回家拿钱。我在那里住了两周，到了吃饭时间，他就赊购一顿，让人送到房间。有人来送餐时，我就躲在阳台上，人走了才溜出来跟他一块儿吃。 可怜的母亲跑遍警察局和大使馆，四处打听，说她的女儿被坏蛋拐走了。我的失踪也急坏了我的经纪人。我失去了许多观众。有几家报纸故作聪明地刊登消息说我得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两周后，我们才一起回到了母亲的住处。说实话，尽管我当时十分痴狂，但几天来一直都睡硬地板，所以我感到身心俱疲，而且只能吃熟食店那种快餐，出门也只能等到天黑以后。 母亲看到戈登·克雷格怒不可遏：“滚！该死的恶棍，给我滚出去！” 她对克雷格恨得要死。 克雷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天才之一，他的思想影响了当时整个世界的戏剧舞台。虽然他从未积极地参与过舞台上的实践活动，但他的思想给人以启迪。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永远不会有莱因哈特、雅克·科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果没有他，我们会仍然停留在旧的现实主义的布景中。 他还是个有趣的伙伴，从早到晚精力充沛。从早晨喝第一杯咖啡开始，他的想象力就张开了翅膀。陪他在街上散步，感觉就像在尼罗河畔陪伴着古埃及底比斯的博学的大祭司。 1908年，克雷格为莫斯科剧院设计的《哈姆雷特》的布景 也许是因为高度近视，走着走着他会突然停下，拿出纸笔，饱含激情地为德国现代建筑画速写。 在路上遇到一棵树、一只鸟或一个孩子，他都会激动万分。与他待在一起，绝不会感到无聊。他时而欢喜异常，时而情绪布满阴霾，心情黯淡。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越来越忧虑了。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每当他提到自己的工作时，我总是温柔地回答：“啊，是的，你的工作，多好啊，你是个天才，可是你知道，我也有我的学校啊。”然后他就会一拳砸在桌子上：“可是我的工作也很重要！你的工作是绘制布景，但最重要的是人，因为一切都是从人的心灵放射出来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的学校，它培养活生生的人，其次才是你的工作，为人绘制完美的布景。” 这种争论总是以雷鸣般的吼叫开场，最后归于沉寂。然后，我身上的女人本性会突然苏醒，温柔地问他：“噢，亲爱的，我惹你生气了吗？”他回答说：“生气？噢，没有！所有的女人都是该死的讨厌鬼！你就是一个干扰我的工作的讨厌鬼。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之后便夺门而去。这摔门的巨响使我如梦方醒，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每次我都等他回来，在他回来前，我会在提心吊胆和悲伤不安中度过一夜。这就是我们的悲剧。这种情景常常反复出现，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和谐，终于，我难以忍受了。 我能够激发这位天才，这是我的命运；我同时想保持自己的事业顺利发展，结果两败俱伤，这也是我的命运。在经过了几周的磨合之后，克雷格的天才和我的艺术灵感之间的矛盾便开始显露苗头。 虽然克雷格比任何人都更欣赏我的艺术，但是他的自尊心，他那作为艺术家的妒忌心，使他永远都不会承认女人的艺术。 姐姐伊丽莎白邀请柏林市名流和贵族妇女为学校成立了董事会，她们听到我和克雷格的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用责备的语气谴责我作为上流社会的成员，她们不想再赞助一个校长道德败坏作风不良的学校了。 她们推举大银行家门德尔松的太太来给我送信。当她带着那封吓人的信来到我这儿时，她有点儿害怕，突然就哭了起来，然后把信扔在地上，抱着我哭道：“请不要以为我在这封讨厌的信上签了名。那些女人也是没办法，她们将不再担任学校的董事了。不过她们还是挺信任你姐姐伊丽莎白的。” 对于舞蹈，伊丽莎白也有自己的想法，可她并没有像我一样公开演讲。现在，我算是看清了这些贵妇的原则：只要你不声张，什么事情都好办。真是令人气愤。我在爱乐协会大厅专门做了一次关于舞蹈的演讲，论述舞蹈是追求自由的艺术。最后，我谈到了妇女问题，说只要女人愿意，她们就有恋爱和生子的权利。 当然，人们会问：“孩子怎么办？”但是，我可以说出许多非婚出生的杰出人物的名字。这并不影响他们获得声誉和财富。退一步讲，如果一个女人认为一个男人因为发生争吵可能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她又怎么能与这样的男人结婚呢？如果她假定他是个这样的人，那她为什么要嫁给他呢？我认为，忠诚和互相信任是婚姻的首要条件。不管怎样，我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如果我不顾体力和健康而生下孩子，到头来，这个男人却依据法律说这个孩子属于他，甚至只允许我一周探望孩子三次，要是这样，我干脆就不去生这个孩子。 美国有一位很聪明的作家，他的情妇问他：“如果我们未婚生子，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将怎样看？”这位作家回答说：“如果你我的孩子是这种孩子，我们就不在乎他对我们有什么看法。” 任何一位有头脑的女人，如果选择了婚姻，就应该承担后果。 我的演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支持和反对声各半。最后反对的一半离开了大厅，支持我的人留了下来，我们就妇女的权利和不公正的待遇，进行了有趣的讨论，这个讨论可比今天的妇女运动激进得多。 我还住在维多利亚大街上的公寓里，而伊丽莎白则搬到了学校，母亲轮流跟我们住。从那时起，我的经历了贫穷和磨难的母亲，开始觉得生活无聊。这可能与她的爱尔兰血统有关，也就是说不能像承受贫穷那样面对富贵。她现在喜怒无常，经常闷闷不乐，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自从我们离开美国后，她第一次想念祖国，开始想念祖国的一切。我们带她去柏林最好的饭店，问她想吃什么，而她总是说：“要点儿虾吧！”如果不是产虾的季节，她就会抱怨德国连虾都没有；如果碰巧有虾，她也会抱怨，说旧金山的虾比这里的强多了。 伊莎朵拉在台上舞蹈 我认为，母亲性格的转变，可能是因为她过惯了以前恪守美德的日子。多少年来，她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我们身上。现在，我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一个个离她越来越远，她觉得自己到头来一无所有。我想，这是许多母亲特别是美国母亲都有的想法。她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一直说要回美国老家，最后她真的回去了。 我一直挂念着格林瓦尔德别墅的学校和那40张小床。造化弄人。如果我早点遇到克雷格，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别墅，也不会有什么学校了。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我就不会再去建学校。可是现在我童年时期就已开始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那也只能继续坚持下去。 不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梦见身着发光长袍的埃伦·特里出现在我面前，正像她在《伊摩坚尼亚》中的打扮一样，她牵着和她一模一样的金发小女孩，用她特有美好声音对我说：“伊莎朵拉，爱吧，爱吧……爱吧……” 从那一刻起，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就是那个孩子，她的到来，将给我带来欢乐和忧伤，生和死，带来生命之舞的旋律！ 神圣的使命充满我全身。我继续在舞台上跳舞，在学校教舞，同我的恩底弥翁相爱。 春天来了，我签订了去丹麦、瑞典和德国演出的合同。在哥本哈根，年轻女人黑黑的卷发上都罩着一顶学生帽，令我惊异不已，而且，她们像男孩子一样自由自在地独自在街上行走，脸上满是幸福。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姑娘。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是妇女赢得选举权的第一个国家，我这才恍然大悟。 我之所以参加这次巡回演出，是因为我的积蓄快花光了，无力再支撑学校。 在斯德哥尔摩，观众特别热情。演出结束后，体操学校的女孩子们送我回宾馆，她们看到我很兴奋，一路上又蹦又跳。我参观了她们的体操学校，可是并没有因此成为体操的支持者。在我看来，瑞典的体操运动似乎是以静止不动的身体作为对象的，并没考虑到人体的能动性；而且它把肌肉发达作为一种目的，认为肌肉仅仅是机体的框架，未曾认识到它是从不停息的生长的源泉。瑞典体操是一套错误的身体素质教育体制，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人的想象力，只认为身体是一个物体，而不把它当成充满了能量的能动体。 花园中跳舞的伊莎朵拉 在斯德哥尔摩，我邀请著名剧作家斯特林堡来看我的舞蹈，我很景仰他。我给他在舞台上预留了位子，可是他就是不肯来。在斯德哥尔摩成功地演出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从水路回到了德国。在船上我大病一场，不想再做巡演了，这时我只想一个人待着，不见任何人。 6月，我去看了一下我的学校，突然特别想去海边。我首先去了荷兰的海牙，然后从那儿去了北海边上一个叫诺德威克的小村庄。在那里，我租了一幢位于沙丘中的别墅，它的名字叫“玛利亚”。 对于生孩子，我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以为生产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住的这幢别墅，离最近的城镇也有一百英里远。我又请了一位乡村医生。我无知地以为这位乡村医生经常给人接生，所以我还算比较满意。现在想来，她也只适合给农妇接生。 从诺德威克到最近的村子坎德威克大约有3千米的路程。在这里，我完全是独自生活。每天我都从诺德威克走到坎德威克，然后走回来。我一直渴望亲近大海，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地过着与世隔绝的桃源般的生活。在玛利亚别墅，我从6月一直住到8月。 同时，我同伊丽莎白频繁通信，她在我外出期间代我负责格林瓦尔德的学校。7月，我在日记中写下了各种教学计划，还创编了包含500条内容的一套练习，这些练习会引导学生从最简单的舞蹈动作学起，一直到最复杂的。我的小侄女坦普尔当时正在格林瓦尔德学校学习，她来别墅陪我住了3周，常常在海边跳舞。 伊莎朵拉在柏林的别墅 克雷格仍然是一刻也不愿安宁，总是来去匆匆。可我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我现在已有了孩子，她现在越来越能折腾。我美丽的大理石般的身体变软了，脆弱了，延伸了，变形了，这真是匪夷所思。神经越健全，大脑越敏感，人就越容易感受到痛苦，这是大自然对人的可怕的报复。痛苦之余也有喜悦。我每天往返于诺德威克和坎德威克之间的沙滩上，一边是波涛汹涌茫茫无际的大海，一边是高低起伏静谧荒凉的沙丘，风景并不悦人。海滩每天都有或大或小的风吹着，暴风来的时候，玛利亚别墅就像海上的一艘小船，整夜在风雨中飘摇。 我开始害怕与人接触。人们总爱窃窃私语，不懂得尊重孕妇。我曾看到一个独自沿街行走的孕妇，路人不但不尊重她，反而将她当做笑柄。 除了一位值得信任的朋友，我拒绝见任何来访之人。他骑自行车从海牙来看我，给我带来书籍和杂志，还给我讲最近的艺术、音乐和文学动态。他妻子是一位著名的女诗人，他很崇敬她。他做事有条不紊，定期来看我，风雨无阻。除了他，我与大海为伴，只有沙丘和腹中的孩子能帮我排遣忧愁。那孩子在我腹中蠢蠢欲动了。 在海边散步时，我心情不定。有时觉得自己充满力量，为这个小生命而自豪；有时又因为满天的阴霾和汹涌的波涛弄得心情沉重，想象自己像一头困兽，拼命想逃出牢笼，可是又无法逃脱。我总是竭力去避免这种状态。虽然如此，这种心情却还是时时袭来，让我无法摆脱。更糟糕的是，我觉得大多数人都离我越来越远，母亲、克雷格都是如此。我对艺术的思考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做好准备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时间如此的漫长难耐，就在这种希望与绝望的交替之中，我常常翻阅我的人生历程，童年时光、青春年华、在异国他乡漫游、在艺术世界中寻宝，这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就像是遥远的序幕，只为静待我的孩子的出生。这是随便一个农妇都能做到的事情，这就是我所有远大抱负的最终指向！ 母亲为什么没有陪在我身边？这都是因为她荒谬的偏见，她认为应该先结婚再生子。可她也曾结过婚，后来发现婚姻难以忍受，又同她的丈夫离了婚，为什么还要让我走进那个曾让她饱受创伤的陷阱呢？我一直反对婚姻，坚信婚姻是一种荒谬的、使人沦为奴隶的制度，它不可避免地（尤其是对艺术家）导致男女双方走向离婚的法庭和庸俗无聊的官司。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观点，那么就翻阅一下艺术家离婚的记录，以及最近十年美国报纸登载的离婚丑闻吧！虽然如此，我认为亲爱的公众还是热爱他们的艺术家，生活中也离不开他们。 8月，我请了一位看护，她叫玛丽·奇斯特，我俩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她善良、耐心而细致。她的到来让我感到欣慰。我开始感到害怕，便安慰自己女人总是要过这一关的。可这种想法丝毫不起作用。我的祖母生过8个孩子，母亲也生过4个孩子，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我还是害怕，究竟在怕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8月渐远，9月到来了。我的身子变得越来越重，玛利亚别墅高踞在沙丘之上，每次上去我都要走将近一百级台阶。我常想起我的舞蹈，有时一想起不能从事自己的艺术，强烈的懊悔感就会猛然袭来。每当这时，我就感到体内的小生命用力地踢我三下，然后在里面翻一个身。于是，我又喜上眉梢了，并且会想：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中的欢乐和奇迹的反应。 我原本漂亮的身子变得越来越臃肿，自己看了都感到不可思议。乳房不再小巧结实，而是变得又大又软还下垂；灵巧的双脚变得笨拙，脚踝也肿了起来；我的臀部也感到疼痛。我原来的美丽身躯，以及我以往的抱负及美誉都离我远去，为此我痛苦而纠结。孕育一个生命对我而言，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可是一想到即将出世的孩子，所有这些痛苦就烟消云散了。 夜晚躺在床上，我在孤独中盼望黎明，常常辗转反侧，坐卧难安。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孩子在踢我，我便将双手放在隆起的肚子上安抚它。彻夜紧张的等待痛苦难耐。无数个这样的难熬的夜晚，因为母性的光辉，我都熬过来了。 有一天，以前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个朋友（名叫凯瑟琳）从巴黎来了，她说打算留下来陪我住一段时间，这可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她很有吸引力，精力旺盛，活泼勇敢，后来嫁给了探险家斯科特船长。 有天下午，我俩在喝茶时，我感觉像被人猛捶了一下后腰，接着就是剧痛，仿佛有锥子扎进了脊椎，疼得要命。从那一刻起，痛苦的磨难就开始了，阵痛一浪跟着一浪袭来。人们常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可怕，但是凡生过孩子的女人都不会害怕那种痛苦的，因为裁判所的折磨对于生孩子的痛楚来讲，根本就不算什么。我受尽折磨，那一阵阵的绞痛几乎要撕裂我的筋骨和皮肉。有人说这种痛苦不久就会忘记的，但我的真实体会是，只要一闭上眼就会听见我当时痛苦的呻吟和尖叫，就好像我已不再是自己，而是与我的身体无关的东西围着我旋转。 有人认为女人必须承受这种折磨，这种观点实在是太残忍了。现代科技这么发达，无痛分娩应该早就实现了，但是却做不到，这真是一种罪过，就像医生不用麻醉药做手术一样不可原谅！一般的妇女得需要多大的耐心，才能经得起那种苦痛煎熬啊！ 这种可怕的痛楚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第三天早晨，那位可笑的医生拿出来一副大产钳，什么麻药也没用，就完成了工作。我想，也许除了被火车轧以外，恐怕没有什么能与我受的罪相比了。如果不能设法让妇女完全解除毫无意义的痛苦，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奢谈什么“妇女运动”或“普选权运动”。我坚持认为，应该像其他手术一样，实现无痛分娩。 是什么愚蠢之极的迷信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呢？人们习以为常，对这些痛苦视而不见，这简直就和犯罪一样。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遭这么大罪。是的，印第安人、农民或非洲黑人生孩子时，不会像我这么遭罪。但是，越是受过文明教育的女人，就越觉得这种痛苦可怕，越觉得不值得。即使是为了受过教育的妇女，也必须找到治愈这种可怕的痛苦的良方。 是的，我没有因生孩子的痛苦而死去。我们母女平安。也许有人认为，孩子是最大的回报。是的，我当时是高兴万分。可是至今一想起我受的罪，一想起由于操纵科学的人难以言说的自私自利和对痛苦的熟视无睹，使本来可以制止的残暴现象依然存在，无数的妇女还要继续遭受痛苦的煎熬，我就十分气愤。 啊，这可爱的孩子简直是一个奇迹，像丘比特一样可爱，蓝蓝的眼睛，棕色的卷发渐渐变得金黄。最神奇的是那张小嘴，找到乳房后，用没有牙齿的牙床咬住奶头，吸吮着汩汩涌出的乳汁。当婴儿咬住奶头，乳汁从乳房中不断涌出，这时，母性被唤醒，伟大的母爱在母亲心中升腾起来。 啊，女人，面对这样的奇迹，我们还奢望去当什么律师、画家或雕塑家呢！现在我明白了这种博大的爱实在超越了对男人的爱。当这个小东西嗷嗷啼哭着要找奶吃的时候，我紧张得要命。生命，生命，生命，给我生命！啊，我的艺术呢？我的艺术、其他的艺术又在哪里？去他的艺术！我只觉得自己是神，是超越了任何艺术的神。 刚开始的几周，我常常抱着婴儿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看着她入睡。有时看到她小眼睛里流露出的目光，我觉得我接近了生命的奥秘，或许已看到了生命的根源。这个新诞生的身体中的灵魂，用好像是非常成熟的目光满怀爱意地回望着我。爱，或许是所有一切的答案。 我带着孩子和可爱的朋友玛丽·奇斯特回到了格林瓦尔德。学生们看到我的孩子都很高兴。我对伊丽莎白说：“她是我们最小的学生。”克雷格想出一个爱尔兰名字：迪尔德丽，意思是“爱尔兰的爱”。于是，我们就叫她“迪尔德丽”。 亚马逊女战士 我的体力逐渐恢复，常常站在那尊亚马逊女英雄塑像前心生感慨，因为我和她一样，再也不能重现战场上往日的辉煌了。 第二十章 再访俄国 我们旁边是一幢奢华的别墅，里面住着朱丽叶·门德尔松和她富有的银行家丈夫。朱丽叶不顾她的那些资产阶级朋友的反对，十分关注我们的学校。有一天，她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去为我崇拜的偶像——埃莉诺拉·杜丝表演舞蹈。 我把克雷格介绍给埃莉诺拉。她立刻迷上了克雷格的戏剧。几次约会之后，她邀请我们去佛罗伦萨，并且希望克雷格能安排一次演出。我们决定由克雷格在佛罗伦萨为埃莉诺拉演出易卜生的《罗斯马庄》设计制作舞台背景。于是我们（包括埃莉诺拉·杜丝、克雷格、玛丽·奇斯特、我和我的孩子）全都乘坐豪华列车去了佛罗伦萨。 在路上，由于奶水不足，我只好用奶瓶喂孩子。不过我还是特别高兴，因为世界上我最崇拜的两个人聚在了一起，克雷格可以大展身手，杜丝也将会拥有更适于发挥其戏剧天才的舞台背景。 到佛罗伦萨后，我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埃莉诺拉则住在不远处一家酒店的特等房。 埃莉诺拉·杜丝，以诠释莎士比亚笔下的角色和19世纪法国戏剧里的女主角，以及引进易卜生和邓南遮的新戏剧而闻名 我们开始了第一次讨论。因为克雷格对法语和意大利语一窍不通，而埃莉诺拉则一句英语也不会讲，只能由我充当两人的现场翻译。我夹在两位天才之间，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双方彼此间有些对抗。我是想让双方都高兴的，于是在翻译的时候耍了点儿小手段，才令大家都满意了。但愿他们理解我为此目的而不得不说的善意的谎言。如果我把双方的原话按照原意翻译过去，这次合作演出肯定不会实现。 在《罗斯马庄》的第一幕里，我记得易卜生笔下的客厅是“摆着舒适的家具，呈现出古旧的风格”的。可是克雷格却喜欢搞成埃及神庙内部装饰的风格，天花板高耸入云，四周的墙壁又好像无限延伸。只是有一点与埃及的神庙不同，那就是在客厅尽头有一扇巨大的方形的窗子。按照易卜生的描述，这扇窗子正对着一条两边长有古树的小路，小路一直通到一个院落里。但是，克雷格却喜欢把这扇窗户变成10米宽、12米高，窗户外面是五彩缤纷的风景，由黄色、红色和绿色组成，就像摩洛哥风光似的。所以，无论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旧式的院落。 埃莉诺拉有些不满，她说：“我认为这该是个小窗户，不可能是个大窗户。” 克雷格则用英语吼道：“告诉她，我不想让一个女人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 我小心地告诉埃莉诺拉：“他说他很钦佩您的意见，将尽力使您满意。” 然后转过身，我又很“狡猾”地把埃莉诺拉的反对意见翻译给克雷格：“埃莉诺拉·杜丝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她不会干预你的工作，你完全可以按自己的设想干。” 就这么翻译了几个小时。好几次，我不得不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参与他们的谈话，以便随时充当和事老的角色。我几乎都没时间给孩子喂奶了，为此我感到非常痛苦。当时我很容易疲倦，这些恼人的谈话也不利于我的产后恢复。可是一想到两个天才的合作，我就觉得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克雷格专心投入工作，他的面前摆着十几大桶颜料，用大刷子亲自勾勒背景。由于找不到理解他的意思的意大利画师，也缺乏合适的画布，他就决定把粗麻布缝起来使用，一个意大利合唱团的老太太就坐在舞台上缝了几天粗麻布。克雷格使唤得年轻的意大利画匠们团团转，他一头长发，一边大声朝他们叫喊着，一边用画笔蘸好颜料，爬上颤巍巍的梯子给布景上色。他几乎整日整夜地泡在剧院里，连吃饭都在那儿。如果不是我每天中午给他带一篮子午饭的话，恐怕他连饭都省了。 他曾下令不许埃莉诺拉走进剧院。 埃莉诺拉却很想去看一看布景进展，我的任务就是既不让她去剧院，还得让她不生气。为此，我常常领着她在花园里长时间的散步，花园里可爱的雕像和漂亮的鲜花可以让她的情绪平静下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埃莉诺拉在花园里散步时那种非凡的神态。她一点儿也不像人世间的女子，倒更像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或但丁笔下下凡的仙女。所有的人都会给我们让路，他们用既尊敬又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埃莉诺拉不喜欢被众人盯着看。她专拣小路走，以避开众人的目光。她并不像我那样对可怜的穷人富有爱心，她把多数人都看成是“蠢材”，而且常常在讲话时表现出这种鄙夷的神情。这主要是因为她那过度敏感的性格，而并非其他。她认为公众对她太挑剔。但是，当埃莉诺拉与人单独相处时，又是最善良的。 埃莉诺拉·杜丝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 我永远不会忘记与她一起在花园中散步的情景。那一棵棵挺拔的白杨，还有埃莉诺拉那优美的头部——每当就剩我俩时，埃莉诺拉就会摘下帽子，任一头秀发随风飘扬；她那充满智慧的前额和一双神奇的眼睛，让我终生铭记。她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但当她充满激情时，便会容光焕发，光彩照人，我从来没在任何人的脸上或任何艺术杰作上见过如此美好的表情。 绘制《罗斯马庄》舞台布景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我每次到剧院给克雷格送午饭或晚饭，总是看到他有时愤怒有时狂喜的神态。他一会儿认为自己的作品会成为艺术世界里最伟大的景观，一会儿又会抱怨说这个国家没有好颜料，没有好画师，什么事情都要让他亲自动手。 到埃莉诺拉看全部布景的时候了。此前，我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不让她走进剧院。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我跟她约了个时间，在酒店大厅里会面。她穿一件宽大的棕色毛皮大衣，头戴一顶棕色的毛皮帽子，就像一个俄国哥萨克。她的皮帽歪戴着，斜扣在眼睛上方。虽然埃莉诺拉有时听好朋友的劝告光顾高档时装店，可她却从来不穿流行服装，在穿戴上一点儿都不赶时髦。她的服装总是一边高、一边低地歪斜着，帽子也总是歪戴着。不管她身上的衣服有多么昂贵，她好像都不好好穿，而是披挂在身上。 在去剧院的路上，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我又一次以极其婉转的语气劝她不要先去舞台，而是让人打开剧院前门，先把她领进了一个包厢。等候的时间可真是难熬，我不得不忍受着说不出的痛苦，因为埃莉诺拉不停地问我：“窗子是像我说的那么大吗？布景在哪儿？”我紧紧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拍着，说：“再等一会儿就好了，您一会儿就看到了。再耐心一点。”可是想到那个她要的那个小窗户我非常害怕，因为那个窗户现在是大得惊人。 不时地能听到克雷格愤怒的叫喊声，一会儿说意大利语，一会儿则干脆用英语大喊：“该死！该死！你为什么不把这东西放在这儿，为什么不按我的要求去做？”接着又是一片沉默。 时间过得真慢，好像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正当我感到埃莉诺拉的满腔怒火随时都要爆发的时候，舞台的大幕慢慢升起来了。 啊，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令人惊异和狂喜的一幕。我前面曾提到过埃及神庙，眼前的景象比埃及神庙还美！任何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和雅典宫殿都没有这么美丽。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景色。通过那无限扩展的蓝色的天空、和谐的空间、巨大的山峰，人的心灵马上就被那扇大窗户的光线吸引了过去。窗子里展现出来的不再是那条林荫小道，而是广阔的空间。在这蓝色空间里，包含着人类所有的思考和忧伤。窗子外面，是人类所有的神往、欢乐、愉悦和想象力的奇迹。不知道作者易卜生看了这样的布景会作何感想，可能他也会像我们一样，心悦诚服。 埃莉诺拉紧紧抓着我的手。我感到她的双臂越来越紧。我看见了她美丽的脸颊上滚滚而落的泪水。我们就这样静默了好大一会儿。埃莉诺拉是因为对艺术的赞美和欢乐，而我则是因为终于放下了担忧，长舒一口气。我们就这样待了半天，然后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出了包厢，走过漆黑的过道，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向舞台。站在舞台上，她用特有的嗓音叫道：“戈登·克雷格，请您过来。” 克雷格从舞台的一侧走出来，像个害羞的小男孩。埃莉诺拉伸出双臂把他抱住，嘴里满是赞美之词，这些用意大利语讲出的赞美之词就像汩汩而出的泉水一样，快得我都没法翻译给克雷格听。 克雷格的表达方式则是沉默。 然后埃莉诺拉把整个剧团的人都喊了过来。他们本来一直在舞台后面漫不经心地等着。她慷慨激昂地说道： “我生命中注定要发现戈登·克雷格这个伟大的天才。现在，我准备把我余生的全部事业贡献出来，要向全世界证明他伟大的艺术创造力。” 接着，她又继续慷慨激昂地声讨起整个戏剧界追求时髦的倾向、所有的时髦布景和关于演员的生活和职业的时髦观点。 她说话时一直握着克雷格的手，一次又一次地转头看着他，谈着他的天才和戏剧界的伟大复兴。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只有依靠戈登·克雷格，我们这些演员才能有出头之日。” 当时我真是高兴极了。我那时还少不更事，以为人们在激情迸发的时候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想象着他俩以后将如何为戏剧艺术创造辉煌。唉，可是我没有想到人类的热情是那么脆弱，特别是女人的热情更是变幻莫测。埃莉诺拉毕竟是个女人，尽管她很有天分——这一切终将得到证明。 埃莉诺拉在表演《罗斯马庄》 《罗斯马庄》公演的第一天晚上，佛罗伦萨剧院里涌满了期待已久的观众。帷幕升起，观众们都屏住了呼吸。这种效果完全在意料之中。时至今日，艺术家们仍然对当年在佛罗伦萨演出的这唯一的一场《罗斯马庄》津津乐道。 埃莉诺拉有着超常的艺术直觉，她穿着一件白色宽袖长袍，衣袖垂落在身体两侧。她依靠准确无误的天才演技，巧妙利用了周围的每一道光柱和每一条光线，婀娜多姿，瞬息万变。她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简直出神入化。 可是当其他演员走上舞台时，就大煞风景了。他们表演得不是那么恰到好处。唯有扮演布伦德尔的那个演员朗诵台词时，还算与周围这些完美布景和气氛相吻合。他大声朗诵道：“当金光灿烂的梦幻出现时，暮色将我包裹起来；当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奇思想出现在我的心中时，它们鼓起翅膀，将我高高托起，自由飞翔。就在此时，我将它们变成了诗歌、幻想和画卷。” 演出完毕，我们高兴地回家了。由于合作愉快，克雷格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他也兴奋异常。现在他谈到埃莉诺拉时可是一个劲儿地夸赞，跟他以前对埃莉诺拉的愤怒批判一样不遗余力。可见人性是何其脆弱！这是埃莉诺拉利用克雷格的舞台布景展现天才的唯一的一个晚上。那时，她轮流演出各个节目，每天晚上都演不同的剧目。 惊喜过后，有一天上午我去银行取钱，才发现存款已经用完了。生孩子、办舞蹈学校、佛罗伦萨之行，让我耗尽了所有积蓄。得想想办法了。就在这时候，圣彼得堡的一位演出经纪人发来一封邀请函，想跟我签约在俄国做巡回演出。 这样，我把孩子托付给玛丽·奇斯特，把克雷格委托给埃莉诺拉，自己乘坐特快列车取道瑞士和柏林离开佛罗伦萨，抵达了圣彼得堡。可以想见，这次旅程对我来说多么痛苦。由于第一次同孩子分开，再加上跟克雷格和埃莉诺拉的分离，这一切都让我心情低落；而且当时我的健康状况也不好，那时孩子还没有完全断奶，奶水要借助吸奶器才能出来。为此我不知流过多少眼泪。 火车向远方驶去，我再次来到那遥远的冰天雪地，它似乎比以前更加寂寞荒凉。由于我最近一直把精力投注在埃莉诺拉和克雷格的艺术上，我对自己的艺术没有什么创新，再加上又是产后第一次演出，所以对这场巡回演出我心怀忐忑。可是，友好的俄国观众依旧热情。我记得跳舞时奶水常溢出来，顺着我的舞衣往下流，令我十分尴尬。女人要想干一番事业真是太艰难了！ 这次俄国巡演，我印象不大深刻。我一直挂念着佛罗伦萨，便尽可能把这次巡演缩短，又接了去荷兰巡演的合同，因为这样我就能离我的学校和我的亲友近一些。 在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晚上，我得了一种怪病。可能是所谓的乳腺炎吧。演出结束时，我倒在舞台上，被人抬回了宾馆。我躺在黑乎乎的屋子里，敷着冰袋躺了好长时间。医生诊断结果是神经炎，据说那时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医治方法。几周下来我不能进食，只能喝一点加鸦片的牛奶，然后便神志不清，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克雷格从佛罗伦萨火速赶来，细心地照料我。他就这么照顾我有三四周的时间，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埃莉诺拉的电报，请求他去帮忙弄布景。那时我已康复在望，于是就让他走了。可是当时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不在他俩之间协调，他们之间很可能会出事的。 一天上午，克雷格到了老尼斯娱乐场，发现他的布景被裁成了两半，勃然大怒。克雷格并不知道，埃莉诺拉对此也不知情。看到自己多日来费尽心血完成的作品就这样被毁了，克雷格怒不可遏，更糟糕的是，他把怒火发到了当时正站在舞台上的埃莉诺拉头上： “你怎么回事？”他冲她怒吼，“你毁了我的作品，践踏了我的艺术，亏我以前对你还寄予厚望！” 他就这样一直吼个不停，埃莉诺拉哪受过这种待遇。最后她也爆发了。后来她跟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人。从来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他人高马大抱着肩膀站在那儿，盛气凌人，大吼大叫，吓死人了，哪有人敢这么对我？我当然受不了了。我就指着门说：‘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她还想毕生都跟戈登·克雷格合作呢，这个计划最后就这么夭折了。 我到达尼斯时，身体还非常虚弱，是被人抬下火车的。当时是狂欢节第一晚，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坐的那辆敞篷马车周围满是戴着面具和帽子的狂欢者，他们的奇形怪状让我想到垂死之际的死神舞蹈。 埃莉诺拉·杜丝也病了，住得离我不远。她不仅对我嘘寒问暖，还把她的医生埃米尔·博森派过来。博森医生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从那时起他也成了我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康复得很慢，有时候疼痛难忍。 母亲过来陪我，玛丽·奇斯特也抱着孩子赶来了。孩子一天比一天茁壮。我们搬到了蒙布罗山去住，那里既有山又有水，景色宜人。在阳光充足的别墅，我的身体渐渐复原，可生活负担更重了，为了改善经济状况，我身体刚刚恢复一点儿就又回到荷兰演出。但是身体仍然虚弱，精神状况也不好。 才华横溢、英俊的克雷格 对于克雷格，我是崇拜至极的，我愿把我所有的艺术灵魂奉献给他，但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不得不分手。在这个问题上，我进退两难：和他在一起，就意味着要放弃我的艺术、我的个性，甚至要放弃我的生命和理想；而不和他在一起，我又情绪低落，备受折磨，甚至还会妒火中烧。一想到英俊潇洒的克雷格赤身躺在其他女人的怀抱里，我就难受得睡不着觉，仿佛看到克雷格在给别的女人讲艺术，女人满怀爱意地注视着他；仿佛看到克雷格同其他女人调笑，用迷人的微笑——埃伦·特里式的微笑——看着她，一面爱抚，一面自言自语：“我喜欢这个女人。伊莎朵拉真让人受不了。” 这些幻觉让我陷入绝望，有时又愤怒异常。我无心工作，无心跳舞，也不再关心观众是不是喜欢我。 我想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要么是克雷格，要么是我的艺术——但要我放弃艺术事业是不可能的，那样我会憔悴悔恨而死。我必须找个对策。真是天遂人愿，对策应时而生了。 一天下午，来了一个人，他青春年少，温文尔雅，美丽动人，头发金黄，皮肤白嫩，衣着考究。他说：“朋友都叫我皮姆。” 我说：“皮姆，多么可爱的名字。你是艺术家吗？” “不，不是！”他急忙否认，好像我在说他犯了罪似的。 “那你有什么呢，有什么伟大的想法吗？” “啊，不，没有。我没什么想法。”他说。 “那你生活的目标呢？” “没有。” “那你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 “可你总得干点什么啊。” “噢，”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收藏了许多18世纪的漂亮鼻烟盒。” 这就是我的对策。我已经签订了一个去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巡回演出，不仅经过俄国北部，还要经过俄国南部和高加索，我对这独自一人的漫漫旅程特别害怕。于是找了个人陪我一起去。 皮姆说很愿意跟我去，“只是我还有母亲，不过，我可以说服她。还有一个人，”他脸红了，“她非常爱我，可能不会让我去。” “可我们能偷偷地去呀。”我们计划好，等我完成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场演出，找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乡下。我们让女佣拿着行李先走，然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下一站取行李。 那晚雾很大，田野里雾蒙蒙的。因为我们沿着运河而行，司机不敢把车开得多快。 “开快了很危险。”他告诫道，因此车子就慢慢往前爬。 可是这危险跟后来的相比却算不了什么。皮姆往后一看，突然尖叫起来：“上帝，她正在追我们呢！” 不用解释，我就明白了一切。 “她可能带着手枪。”皮姆说。 “快点，再快一点！”我对司机说，但他依然开得慢腾腾。这倒有点浪漫色彩了。不过最后他还是甩掉了跟踪的汽车，我们来到车站，住在一家宾馆里。 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值夜的老门房用灯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 “要一个房间。”我们齐声说。 “一间？不行不行，你们结婚了吗？” “结了。”我们回答。 “噢，不行不行。”他咕哝着，“你们没有结婚，我看得出来。”尽管我们大声抗议，他还是把我们俩安置在走廊两头的两个房间里。他带着恶意的满足，在走廊中间坐守了一夜，提灯就放在膝盖上。每当我或是皮姆把头探出来，他就举着提灯说：“不行不行。没有结婚——不可能的。不行不行。” 第二天早上，在这场捉迷藏似的游戏结束后，我们乘直达快车去了圣彼得堡。这次旅程真是再舒适不过了。 当我们到达彼得堡时，搬运工从火车上运下了18个刻有皮姆名字的大箱子。我懵了。 “怎么回事？” “噢，不过是我的行李。”皮姆说，“这一箱是领带，这两箱是衬衣，这是套装，这是靴子，这一箱里面是毛皮背心——这在俄国是很有用的哦。” 欧罗巴酒店楼梯宽大，皮姆总是飞速地跑上跑下，每次都换上一件不同颜色的衣服，打上一条不同的领带，让所有看见的人都羡慕不已。他总是穿戴整洁精致，简直就是海牙时尚潮流的风向标。著名的荷兰画家范·弗雷曾给他画了一幅以郁金香为背景的肖像，实际上，他也真像春天的郁金香那样鲜艳迷人，一头金发就像一坛金色的郁金香，红润的双唇就像玫瑰色的郁金香……当他拥抱我时，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各色的郁金香之间。 皮姆金发碧眼，他的漂亮令人轻松愉悦。他的爱使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宁要浅而短暂的快乐，不要深而长久的痛苦。”皮姆给我带来了一时的欢乐，而在此之前，爱情只是给我带来了浪漫、理想和痛苦。皮姆给我带来的是清纯的、愉快的享受，而这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如果没有他的关怀照顾，我就会陷入绝望中，精神彻底崩溃。皮姆那种单纯的、无忧无虑的青春的快乐让我如获新生。跟乐观积极的他在一起，我也忘记了忧愁和烦恼。因此，我的演出又重现活力。 在这期间，我创作了《音乐瞬间》，在俄国演出时大获成功，每晚都得加演五六次。可以说，《音乐瞬间》完全得益于皮姆的快乐启发。 第二十一章 重回美国 如果把舞蹈仅仅看成是一个人的独舞，那我的人生道路就太容易了。我已经有了名气，来自各地的邀约不断，只要继续下去就可以功成名就。可是，我还有创办学校的梦想，我渴望有这样一个团体，能用舞蹈演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晚上，只要闭上双眼，这些形象就在我脑海里翩翩起舞，激发我实现这个梦想。就像《欢乐颂》里的一样：“我们就在这儿，只有您能让我们变为现实。” 我终日沉浸在普罗米修斯创造生命的梦想里，好像只要我一声召唤，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这些舞蹈形象就会从天上地下冒出来。啊，这真让人满心神往。因为这个梦想，我的生活充满磨难，但我坚信它会指引我进入一个光明的世界，引领我实现最终的梦想，所以尽管艰难，我还是坚定不移。 带着这个梦想，我再次回到格林瓦尔德学校去教舞蹈。孩子们已经跳得相当不错，这更加坚定了我建立一个舞蹈团的信念，这个舞蹈团的表演，一定要配得上伟大的交响乐团演奏。 我时而模仿庞贝古城遗迹中的爱的精灵，时而扮成多那太罗雕塑中那青春勃发的女神，时而做出泰坦尼亚仙女的舞姿，教学生们如何绕圈、分合及不断变换队形。她们一天比一天有所进步。灵感和神圣的音乐的光辉，闪耀在她们青春靓丽的体态和面孔上。孩子们的舞蹈非常美丽，所有的艺术家和诗人都对她们赞叹不已。 邓肯在教孩子们学习跳舞 可是学校的开支越来越大，财政陷入困境。因此我决定把孩子们带到不同的国家去巡演，看看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支持这种儿童教育，让我有机会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教育实验。 每场演出结束后，我都向公众宣扬我们的艺术，因为我认为它可以给世人以光明和自由。 我终于发现，我在德国难以找到支持者了。德国皇后完全奉行禁欲主义。比如她每次去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都要先派侍卫去把那些裸体雕塑用布围起来。这种普鲁士强权政治让我在德国寻求支持者的幻想彻底破灭。于是，我想到了俄国，因为我在那里广受欢迎，而且经济收入可观。带着我的梦想，1907年1月，我再一次踏上了俄国的土地。伊丽莎白陪我一同前往，我们还带去了20个学生。而这次尝试也不成功。尽管观众支持我复兴舞蹈艺术的理想，可是俄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影响在俄国根深蒂固，任何艺术改革都举步维艰。 我带学生参观了芭蕾学校。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们看着我的那些学生，就像笼中鸟看着天空中自在飞翔的燕子一样。看来要想在俄国实现我的梦想，时机还未到。芭蕾舞在俄国的地位，依然坚不可摧，真是可悲可叹。要在俄国办一所我的学校，教授自由舞蹈艺术，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努力上了。可尽管他竭尽全力，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学校安排在他伟大的艺术剧院里，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 就这样，在德国和俄国寻找办学支持者的努力失败后，我决定去英国试试。1908年夏天，我带着全部人马去了伦敦。在著名的演出经纪人约瑟夫·舒 亚历山德拉王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妻子 曼和查尔斯·弗罗曼的安排下，我们在约克公爵剧院表演了舞蹈。几周下来，尽管我和学校的孩子给伦敦观众带来了欢娱，可对我办学的梦想还是于事无补。从我第一次在新美术馆表演舞蹈到现在，已经7年了。我很高兴有机会与老朋友查尔斯·哈利和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叙旧。美丽而伟大的埃伦·特里经常来剧院。她很喜欢孩子们，带她们去动物园玩。慈祥的亚历山德拉王后陛下也两次赏光来包厢看我们的演出。英国的许多贵妇人也曾来观看我们的演出。 曼彻斯特公爵夫人提出建议，说我的愿望有可能在伦敦实现，我的学校有可能得到那里的支持。为此她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邀到她在泰晤士河畔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我们又一次给亚历山德拉王后和爱德华国王表演了舞蹈。起初，我满怀希望，以为建立舞蹈学校的愿望就要在英国实现了。可结果还是空欢喜一场。要实现梦想，现在既没有场地也没有资金。 和往常一样，我们花销巨大。银行存款很快告竭，我们的学校又被迫搬回了格林瓦尔德。与此同时，我与查尔斯·弗罗曼签订了一份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的合同。 为此我不得不又与大家分开了，我的学生、伊丽莎白、克雷格以及我的孩子，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牺牲。我的女儿迪尔德丽快一岁了，她金发碧眼，脸蛋儿红润，非常招人喜欢。 美国百老汇著名经纪人查尔斯·弗罗曼 7月的一天，我终于独自乘上一艘巨轮去了纽约——自从我们搭乘一艘运牲口的船离开那儿，至今已经8年。现在，我已闻名欧洲了，创建了一门艺术，建立了自己的学校，还生了孩子，也算功成名就。可是从经济方面来说我还跟以前差不多。 查尔斯·弗罗曼是个了不起的经纪人，但他没有认识到，我的艺术从本质上讲不适于商业演出，它的吸引力是有针对性的。他让我在炎热的八月天登台表演，企图在百老汇一炮打响，但结果却彻头彻尾地失败了。那几天晚上天气酷热（温度有华氏90多度），来的观众很少，而他们对我的表演不知所以，并不喜欢我的演出，连评论也少之又少。总之，我感觉回祖国演出是个大败笔。 有一天晚上，当我灰心丧气地坐在化妆室里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亲切悦耳的问候。抬头一看，只见在门口站着一个人，他个头不高可身材很好，一头棕色的卷发，满脸迷人的微笑。他诚恳地向我伸出手，对我的表演大加赞扬，并说我的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顿时感到不虚此行。这人就是美国伟大的雕塑家乔治·格 雷·巴纳德。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我演出，而且还常邀集一帮画家、诗人和其他朋友同来。其中有和蔼可亲的主持人、剧作家大卫·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和乔治·贝洛斯、派西·麦凯、马克斯·伊斯曼等等，简直可以说纽约格林威治村所有的青年革新派 都来过。至今我还记得住在美国著名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华盛顿广场南面一个塔形建筑里的好得形影不离的三位诗人：罗宾逊、托伦斯和穆迪。 他们的到来极大地振奋了我的精神，也抵消了纽约观众的冷漠无知对我造成的伤害。就在那时，巴纳德想给我塑一座舞蹈的雕像，取名叫《美国在舞蹈》。沃尔特·惠特曼曾说过：“我听见美国在歌唱。” 10月的一天，在一个纽约特有的秋高气爽的晴朗的日子，我和巴纳德一起站在他位于华盛顿高地的工作室外的一座小山岗上，俯视着乡村的景色，我伸开双臂喊道：“我看见美国在跳舞。”这就成了巴纳德对塑像的基本构思。 我常在早晨去他的工作室，带着一个装有午餐的小篮。我们一起畅谈在美国复兴文艺的设想，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我们之间渐渐擦出了火花。对于我自己来说，是愿意把全部身心献给塑造《美国在舞蹈》这一伟大雕塑的任务的，可是巴纳德则是那种把美德看得至高无上的人。任我激情澎湃也丝毫不能改变他那执著的宗教虔诚。因此，他的大理石雕像既不冷漠，也不严峻。我只是瞬间的过客，而他才是永恒的，所以我渴望通过他的天才塑像而不朽。我和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成为这位雕塑家手中任其摆布的黏土。 我是一名舞蹈家，而巴纳德却堪称是一位魔术师，能通过流畅舒展的节奏捕捉到舞蹈本质，把稍纵即逝的闪电变成永恒的瞬间。 《美国在舞蹈》雕塑最初发展良好，可惜并没能走到最后。不久，因为他妻子突然病倒，雕塑工作不得不停止。我曾希望成为他的不朽之作，可是激励巴纳德为美国创作出不朽杰作的不是我，而是亚伯拉罕·林肯，他的塑像现在还庄严地耸立在西敏寺教堂前幽静的花园里。 在百老汇演出失败后，查尔斯·弗罗曼想去一些小城镇巡回演出。可这次巡回演出安排得非常糟糕，比在纽约的演出还要惨。最后我沉不住气了，就去找查尔斯·弗罗曼，发现他正为赔了那么多钱而心神不安。“美国不理解你的艺术，”他说，“你的艺术完全高出他们的欣赏能力，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的艺术。你还是回欧洲吧。” 林肯总统雕像，巴纳德的不朽杰作 本来我同弗罗曼曾签过巡回演出6个月的合同，合同上规定，不管盈利与否都要完成6个月的演出。但是，他这么说让我自尊心深受伤害，对于他的违约行为我十分鄙夷，便当着他的面撕毁了合同。我说：“这下你放心了，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巴纳德一直说我是美国艺术的骄傲，又说美国不能欣赏我的艺术，他很遗憾。在他的提议下，我决定留在纽约，在艺术大厦租了一间工作室，挂上蓝色幕帘，铺上地毯，每天晚上给诗人和艺术家们表演舞蹈，并创作了一些新作品。 对于我在那个时期夜晚的表演，1908年11月15日的《太阳报》周日增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称： 她，伊莎朵拉·邓肯，腰部以下裹着一小件有中国刺绣的丝织服装。她那黑黑的短发卷曲着，编成了一个松散的发结，自然地垂在身后和脸颊两旁，就像圣母一样……她的鼻子微微上翘，眼睛是蓝灰色的。关于她的许多报道都说她身材高大，体态优美——就像一件艺术精品，可实际上她只有5英尺6英寸高，体重125磅。 四周亮起了淡黄色的灯光，演出大厅的天花板的中心，有一个黄色的圆盘似的灯发出幽幽光晕，色彩效果非常完美。邓肯小姐上台先表示歉意，说用钢琴伴奏不太协调。“这样的舞蹈不需要音乐，”她说，“只可以用潘神在河边折段芦苇吹出来的音乐，或者用一只长笛或是牧人的短笛之类的乐器就足够了。其他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诗歌等，都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舞蹈的发展水平，舞蹈实质上成了一门失传的艺术，如果想把舞蹈与另外一种比它先进的艺术——比如音乐——和谐搭配，是非常困难且难以协调的。我愿倾毕生的精力在舞蹈上，就是为了复兴这门失传的艺术。” 开始讲话的时候，她是站在靠近正厅的诗人们的座位那儿，而当她讲完时，却到了房间的另一头了。简直不知道她是如何到那里去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她的朋友埃伦·特里，她对于空间也漫不经心。 她再也不是一个疲惫不堪、满脸忧愁的女主人了，而是像一个从破碎的大理石中自然诞生出来的异教的精灵，似乎那就是她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平常的事情。她像是海洋女神伽拉忒亚，因为伽拉忒亚在刚解放出来的时候，一定是跳着舞的；又像是披头散发的月桂之神达佛涅，在德尔斐的小树林里狂奔，逃避着阿波罗的追逐。当她的头发披散开来时，这个形象就会涌入你的脑海中。 难怪这些年来，她厌倦了站在埃尔金大理石上供英国贵族开心，还要承受那些将信将疑的挑剔目光。现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列列塔纳格拉的陶俑，是雅典娜神庙的队列，是骨灰瓮和墓碑上那头戴花冠的悲情女神，是酒神节上狂欢的少女。表面上你是在看她跳舞，实际上你不是看邓肯，而是在欣赏人类天性的全景表现。 邓肯小姐承认，她的整个一生都在努力回到遥远的古代，去发现迷失在时光迷宫里的淳朴自然。 “在那个我们称之为异教的远古时代，每一种感情都有其相应的表达动作，”她说，“灵魂、身体与思想和谐统一。看看那些雕塑家捕捉到的希腊男子和少女们的魅力吧，简直不像是人工雕凿出来的冰冷的大理石，从他们嘴唇微张的样子，你便知道他们要讲什么，即使他们不开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也能知道他们想说什么。” 然后，她止住话头，又变成了一个舞蹈的精灵、一座琥珀色的雕像，一会儿举起酒杯向你敬酒，一会儿把玫瑰花抛向雅典娜的神盆，一会儿又畅游于爱琴海紫色的波峰浪尖上。这时，诗人们津津有味地看着她，预言家则意味深长地捋起了胡须，不知是谁轻轻地吟起了约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中的片段： 前来祭奠的人是谁 啊，你所知道的事情，就是你的全部需要 《艺术》杂志的编辑玛丽·范顿·罗伯茨满怀激情地说出如下一段话，邓肯小姐认为这是对她的创作的评价中最令人满意的总结： “当伊莎朵拉·邓肯小姐跳舞的时候，你的思绪和精神会回到那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回到这个世界的最初时期。那时，人类伟大的灵魂在美丽的身体上找到了自由表达的手段，动作的韵律和音乐的旋律和谐统一，人体的动作与风与海的运动和谐统一，女人手臂的摆动就像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的脚落在草地上就像树叶翩然着地。当所有的热情，宗教的、爱情的、爱国的、抛弃的和追求的热情，和着古弦琴、竖琴或铃鼓的节奏完全展露的时候，当男人和女人们在他们的壁炉和众神前，或者满怀幸福地欢乐在森林中或大海边，以宗教式的狂热情不自禁地舞蹈的时候，那一定是人类灵魂中所有的强烈的、巨大的及美好的激情尽情倾泻的时候，它们出自灵魂，用形体表现出来，与整个自然融为完美统一的整体。” 幸好我听从巴纳德的建议，留在了美国。有一天，有个人来到我的工作室，正是因为他，我才最终为美国观众所认可。他就是沃尔特·丹罗希。他曾在克莱特里昂剧院看过我用舞蹈演绎贝多芬第七交响曲，虽然当时伴奏乐队很糟糕，但他却清楚，如果换成他那支优秀的乐队，再加上他杰出的指挥艺术，这支舞蹈将会极具艺术感染力。小时候所学的钢琴和音乐创作理论一直留在我的潜意识中，因此，每当我闭上双眼静静地躺着的时候，我就会清晰地听见整个管弦乐队的演奏，就像在我的眼前一样。这时，我看到每一种乐器都以一位天神的模样，在音乐中尽情地舞动着。这个影子似的管弦乐队总是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跳动。 丹罗希建议我12月份在大都会歌剧院连续演出，我欣然同意了。 结果果然卖座。第一场演出时，查尔斯·弗罗曼想订一个包厢，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剧院里的所有席位已经被抢订一空。这足以证明，环境对艺术家的影响有多大。埃莉诺拉·杜丝首次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因为事先安排得不好，她演出时剧场里几乎空无一人，于是她觉得美国人永远也不会理解她的艺术。但是，当她1924年重返美国的时候，从纽约到旧金山，每到一地她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莫里斯·杰斯特真正理解她的艺术。 沃尔特·丹罗希，美国著名音乐指挥家、作曲家 我非常自豪的是，我的巡演一直是在著名的沃尔特·丹罗希指挥的一个由80人组成的大乐队陪伴下进行的。这次巡演非常成功。的确，我同丹罗希非常默契，当我站在舞台的中央开始跳舞时，好像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与这个管弦乐队和这位杰出的指挥家浑然一体。 这个管弦乐队带给我的喜悦简直难以言表。看到丹罗指挥棒一挥，我内心深处就会猛然涌起所有乐器联合奏出来的交响和弦。强有力的回响震撼着我的全身，而我则成了一个集中表现的工具，来展示布伦希尔德被西格弗里德唤醒时的欢乐，和伊索尔达在死亡中追求完美的灵魂的愉悦。我的舞姿激越澎湃，就像风中的帆，推动我一直向前。我感到身体内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在音乐的指挥下，流遍了我的全身，试图寻找一个迸发的出口。这种力量有时非常猛烈，震撼着我的心，让我感到心将爆裂，末日将要来临；有时它又变得很阴沉，令我突然悲从中来，我昂首举臂，面向苍天，却呼天天不应。我常常独自沉思，称我是舞蹈家是个多么大的错误啊，我不是舞蹈家，我是传递乐队感人至深的表现力的磁心。我心灵深处发射出炽热的射线，把我与发出生命颤音的激荡的乐队融合在了一起。 乐队里有一位长笛手，他表演的《俄耳甫斯》里欢乐精灵们的那段独奏，简直像仙乐一般动听，我常站在台上一动不动地静听，泪水夺眶而出。由于我太痴迷于艺术，所以每当倾听他的演奏或者小提琴悠扬的声音，倾听那位杰出的指挥家鼓舞整个乐队演奏出的响彻云霄的协奏，我常会这样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我和丹罗希很有默契，他的每一个手势，都会马上在我身上激发出与之呼应的颤动。每当他在渐强乐句上提高音量，我的内心也会激情高涨，把每个音符都会转换成更加猛烈的舞步，整个身心都与他一起和谐地跳动。 有时，我俯视舞台下面，会看见俯身在乐谱上的丹罗希巨大的额头。这时，我就会觉得我的舞蹈确实像雅典娜的诞生，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头颅中诞生。 除了思念亲人，这次在美国的巡演真是快乐极了。当表演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时，我想象着跟我的学生一起在台上跳舞。所以，现在的快乐还不是最终的完美。也许生活中本来就没有完美，只有希望。伊索尔达情歌的最后一个音符似乎是完美的，但那意味着死亡的来临。 在华盛顿，有几位部长对我的舞蹈严加指责。 后来有一次日场演出，罗斯福总统出人意外地亲临剧场，来看我的表演。看来他对我的表演很满意，每一个节目结束后他都带头鼓掌。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对伊莎朵拉赞赏有加的罗斯福总统 不知道这些部长们在伊莎朵拉的舞蹈里能找到什么有害的东西，在我看来，她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跳着舞穿过沐浴在晨曦中的花园，去采摘自己想象中的美丽的花朵。 报纸登载了罗斯福总统的这段话，那些卫道士很是羞愤。这对我的巡演真是很大的帮助。事实上，整个巡演都非常愉快和顺利。沃尔特·丹罗希是最优秀和迷人的指挥和合作伙伴。他身上有典型的大艺术家的气质。休息的时候，他会大吃一顿，然后弹上几个小时的钢琴，从来不知疲倦；而且，他总是和蔼悦人。 回到纽约后，我得知多了一大笔银行存款，非常满意。要不是总挂念着孩子和我的学校，我真想就在美国一直待下去。一天早晨，在码头上，告别了玛丽、比利·罗伯茨以及我的诗人和画家们之后，我返回了欧洲。 第二十二章 洛亨格林 伊丽莎白带着学校的20个学生和我的孩子在巴黎迎接我。6个月不见孩子了，我多么高兴啊。可是孩子见到我竟然不认识我，还大哭起来，弄得我也哭了。不过，抱着她的时候，我一样乐不可支。当然还有我的另一个孩子，那就是我的学校，孩子们都长高了。这次重聚激动人心，我们又是唱歌又是跳舞，这样度过了整整一下午。 著名艺术家吕涅·波负责掌管我在巴黎的一切演出事宜，他曾经把埃莉诺拉·杜丝、苏珊·德普雷斯和易卜生介绍给巴黎的公众。他认为我的艺术需要良好的背景衬托，就邀请了科龙尼乐队在欢乐剧场给我伴奏，由科龙尼亲自指挥，结果在巴黎异常轰动。一些著名诗人，如亨利·拉夫丹、皮埃尔·米勒、亨利·德雷尼耶等，都用充满激情的笔墨赞美我的演出。 巴黎对我们展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我的每一场演出，都吸引了很多艺术界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似乎我的美梦就要成真，我办学的渴望可以轻易地变为现实。 我在丹东路5号租了一套两层的大公寓，我住在一层，孩子们和教师住在2层。 伊莎朵拉的舞蹈艺术刺激了当时许多艺术领域，雕塑家为她雕像，画家为她作画，作曲家为她作曲，诗人为她作诗，她成为欧洲当时的明星 有一天，日场演出即将开始前，我的孩子突然喘不上气来，不停地咳嗽。我担心极了，赶紧坐出租车去找医生，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很有名气的儿科专家。他爽快地跟我回到我的住处，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病，孩子只不过是一般的咳嗽而已，让我不要担心。 那次演出我迟到了半个小时，在这期间，科龙尼就为观众演奏音乐。整个下午我跳着舞的时候，都感到浑身颤抖，心里十分担心。我 太爱她，如果她有什么不测的话，我也不想活了。 母爱是多么坚强、自私而又狂热地占据了我的整个情感世界啊！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赞美的。爱所有的孩子，这才是一种令人无限钦佩的情感。 迪尔德丽现在已经能跑能跳，还会跳舞了。她很招人喜欢，简直就是一个小埃伦·特里，这也许是我老是思念埃伦、钦佩埃伦的结果。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将来所有的孕妇在生育之前，都应该隔离在某个地方并被进行妥善地保护，这个地方应该用雕像、图画和音乐包围着。 那个季节最著名的艺术盛事就是布里松舞会，巴黎文学艺术界的所有名人都接到了邀请。每一个人都必须以各种艺术作品中的人物的身份参加舞会。我是以欧里庇得斯笔下的酒神女祭司的形象去的。作为酒神的女祭司，我在那里发现了穿着希腊长袍的莫奈——苏利，他装扮的可能是酒神狄奥尼索斯。整整一个晚上，我都跟他跳舞，或者至少是围着他跳舞，因为伟大的莫奈很瞧不上现代舞。因为在一起跳舞的事，我俩之间传出了绯闻，但我们真的清清白白，我只不过是让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享受到了应得的几个小时的放松。我的那种美国式的单纯，在那天晚上竟然让巴黎沸沸扬扬，真是怪事。 最近发现的心电感应现象证明，人的脑电波可以通过与其同频共振的空气传送到其目的地，有时甚至连发送者都意识不到这种脑电波的传送。 我又快入不敷出了。学校不断发展，开支也越来越大，我一个人挣的钱，要用来抚养和教育40个孩子，其中20个在德国，20个在巴黎；另外，我还要帮助其他人，凭我的财力根本无力支撑。一天，我开玩笑地对我姐姐伊丽莎白说： “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我银行的存款已经透支了。要想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得找一个百万富翁啊！” 这个想法一出口，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我一定要找一个百万富翁。”我总是这样想，刚开始还是开玩笑，可是后来——依据法国精神治疗专家库埃的观点——就真的很希望它能变成现实了。 在欢乐剧场一场特别成功的演出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我穿着晨衣正坐在梳妆镜前，头发上卷着卷发纸，头戴一顶带花边的小帽，在为下午的日场演出作准备。这时，侍女过来送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一个尊贵的名字，我脑海中突然高兴地唱了出来：“这就是我要的百万富翁！” “请他进来！” 他进来了，身材挺拔，一头金色的卷发，蓄着胡子。我马上就猜了出来，他就是洛亨格林。他想当我的骑士吗？他声音动听，略带羞涩，像个戴着假胡子的大男孩儿。 “您不认识我，但我常为您伟大的艺术鼓掌。”他说。 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过去曾见过这个人。在哪儿见过呢？仿佛在梦中，我想起了波利尼亚克亲王的葬礼：那时，我还是个小姑娘，哭得非常伤心，由于是第一次参加法国葬礼，感觉很不适应。在教堂边的过道上，亲王的亲属排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有人往前推我：“得过去握手！”他们小声说道。我为失去这位亲爱的朋友感到十分悲痛，同他的每一位亲属都握了握手。我记得当时突然注意到其中一个人的眼睛，那就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高个子男人！ 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教堂里的一个棺材旁，那绝不是什么幸福的预兆！但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他就是我的百万富翁了。我已经发送出脑电波去寻找他，而且，不管命运如何，我与他相逢就是命中注定。 “我崇拜您的艺术，崇拜您办学的理想和勇气。我想帮助您。我能做什么呢？比如，您是否愿意和这些孩子们到里维埃拉海滨的一幢小别墅里去创作几段新的舞蹈呢？至于费用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您已经 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一定很累了。现在，就请您让我替您挑起这副重担吧。” 在与洛亨格林的同居生活中，伊莎朵拉还有别的情人，一位是邓南遮，一位是瓦尔特·隆梅尔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和我的学生们就坐在了头等车厢里，向着大海，迎着阳光急驶而去。洛亨格林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满面笑容地在车站迎接我们。他把我们带到一幢可爱的海滨别墅里，从阳台上指着他那艘白色船翼的游艇给我们看： “这艘游艇叫‘艾丽西娅夫人号’，”他说，“可是从现在起我们为它改名叫彩虹女神‘艾丽丝号’。” 孩子们穿着随风飘拂的淡蓝色希腊式舞衣，手捧鲜花和水果，在橘子树下自由自在地舞蹈。洛亨格林对每个孩子都很好，处处贴心，大家都很高兴。我对他心存感激，信任备至。随着与他接触的加深，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对他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不过，那时我只把他当成是我的骑士，远远地对他感激崇拜，完全发自精神领域。 我和孩子们住在博利厄的一幢别墅里，而洛亨格林则住在尼斯的一家很时髦的大酒店里。他常邀请我与他一起进餐。记得有一次我穿着朴素的希腊长裙，到那里时看到有一位身穿华丽的长袍、浑身珠光宝气的女人，顿时感到局促不安。我预感到她对我而言是个劲敌，后来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一天晚上，洛亨格林照例慷慨地在夜总会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化装舞会，并给每个来宾发了一套用白色锦缎做的飘拂的长袍作为化装舞服。这是我第一次穿化装舞服，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公开的化装舞会。当时的气氛非常热烈。但我的心里却有一片阴云——那个满身珠光宝气的女人也穿着白色的长袍来参加舞会了。我一看见她就感到很难受。可是，记得后来我又同她疯狂地在一起跳起舞来——爱与恨就是这样相生相克。后来，舞会的总管拍了拍我们的肩膀，说不允许这样跳，于是我们才分开。 就在大家跳舞时，突然有人叫我去听电话。博利厄别墅的人告诉我，我们学校一个叫埃里克的小宝贝突然得了咽喉炎，病得厉害，快不行了。我从电话间直奔洛亨格林的餐桌旁，他正在那里招待客人。我告诉他我们必须得打电话找个医生。就在那个电话间近处，由于对孩子的病情都深感焦虑和担忧，我们两人之间的防线在这一刻完全崩溃，我们的嘴唇第一次碰到了一起。可我们并没浪费一点儿时间，洛亨格林的汽车就停在门口。我们就那样穿着白色的化装舞服开车去接了医生，然后火速赶往博利厄别墅。小埃里克都快窒息了，憋得脸色发紫。医生马上开始救治。我们两个仍然穿着怪模怪样的衣服，提心吊胆地站在床边等着诊断结果。两个小时后，窗户上已出现了薄薄的晨曦，医生说孩子已经脱离了危险。泪水夺眶而出，把我们两人脸上的化妆油彩冲得一塌糊涂。洛亨格林搂住我说：“坚强些，亲爱的！我们回去陪客人吧。”回去的路上，他在车里紧紧地抱住我，在我耳边小声说：“亲爱的，即使只为了这一个晚上，为了这一次难忘的经历，我也要永远永远地爱你。” 在夜总会里，时间过得很快，大多数客人都没注意到我们曾经离开。 可是有一个人却在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那个珠光宝气的女人看我们离开时，嫉妒得眼里就要飞喷出火来，当我们回到舞会时，她从桌上抓起一把餐刀扑向洛亨格林。幸亏他反应及时，紧紧抓住她的手腕，并把她送到了女宾休息室，这一切他处理得就像是个玩笑一样。在女宾休息室，洛亨格林把她交给侍从，简单地交代说她有点歇斯底里，需要喝杯水，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回到舞厅，仍满面笑容。就是从那一刻起，整个舞会的气氛越来越热烈，到凌晨5点钟时，大家的情绪达到了顶峰。我已经如痴如醉，同马克斯·迪尔雷跳了一支奔放的探戈舞。 太阳出来了，舞会终于散了，那个浑身珠宝的女人独自一人返回了宾馆，洛亨格林则与我待在一起。他对孩子们慷慨大方，对小埃里克的病情由衷担心和操劳，这一切赢得了我对他的爱。 第二天早晨，他提议乘坐他重新命名的游艇去游玩。于是，我带着我的小女儿，把学校委托给女教师们照料，我们乘上游艇，朝意大利进发。 金钱是忧愁的源头。金钱带来的快乐也总是变幻无常。 如果我早一点意识到与我朝夕相处的这个男人的心态就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我的一言一行都会小心谨慎，尽量不拂逆他的意思，这样也许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我当时太年轻、幼稚，不明晓这些事情，总是喋喋不休地对他谈我的人生理想，谈柏拉图的《理想国》，谈卡尔·马克思以及我对改造世界的设想，丝毫没有意识到我的这些话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位曾郑重说过因为我的勇敢和大方而深深地爱我的人，当发现他带上游艇的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时，开始变得惊慌起来了。他逐渐认识到，我的理想和他平静的心根本无法协调一致。直到有一天晚上他问我最喜爱哪一首诗时，这种矛盾达到了顶点。我很高兴地给他拿来了我的床头小书，给他朗读沃尔特·惠特曼的《大路之歌》，我沉醉在激情之中，却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应。当我抬起头来时，我吃惊地发现他那张英俊的脸都快气歪了。 卡尔·马克思，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 “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大声喊道，“这种人就该永远饿肚子！” “可是你看不出吗，”我也大声喊道，“他憧憬着一个自由的美国？” “去他妈的憧憬！” 我猛醒了，他心中的美国就是那十几个为他带来滚滚财源的大工厂而已。可是女人就是这样不可救药，我和他常常这样争吵，吵完后，我还是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在他那狂暴的爱抚下又会忘记所有的不愉快。我甚至还常常自我安慰地想，总有一天他会睁开自己的眼睛看明白这一切的，那时他就会帮助我为大众的孩子创办一所伟大的舞蹈学校了。 此时，那艘豪华的游艇正在蔚蓝色的地中海上奋勇前行。 对于当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宽阔的甲板，用餐时的整套水晶和银制餐具，还有我亲爱的迪尔德丽，穿着白色的希腊舞衣跳来跳去……我当时确实是沉醉其中。但是，我还是常常想到机舱里的司炉工、艇上的50个水手以及船长和大副——所有这些庞大的开支，仅仅是为了两个人的快活。在这种生活中，每过去一天都是工作的损失，一想到这些，我的潜意识中便有深深的不安。有时候，我会把这种安逸舒适的奢华生活、没完没了的宴席游乐，同我年轻时的艰苦漂流和闯荡相比较，顿时，我感到整个身心一片明亮，好像从黎明前的黑暗里进入炫目的阳光中。洛亨格林，我的圣杯骑士，你也来与我分享这一伟大的思想吧！ 我们在庞贝古城过了一天，洛突然提出想看我在月光下的帕斯顿神庙前跳舞。他马上聘请了那不勒斯的一个管弦乐团并安排他们赶到神庙等待我们的到来。可就在那天，不巧下了一场夏季的暴风雨，暴雨一连下个不停，游艇根本无法离港。当我们最后赶到帕斯顿时，乐团的人浑身都浇透了，可怜巴巴地坐在神庙的台阶上，在那里等了我们整整24个小时。 庞贝古城遗址 洛亨格林叫了几十瓶酒和一只裴利卡式烤全羊，我们就像阿拉伯人那样吃起了手抓羊肉。饿坏了的乐师们吃喝过量，再加上在雨中等了那么长时间，早已经疲惫不堪，所以他们不能伴奏了。这时又下起了毛毛细雨，我们都坐上游艇前往那不勒斯。乐师们还想在甲板上演奏，可是船却颠簸起来，把他们颠得一个个脸色发青，只好回到船舱去休息了…… 在月光下的帕斯顿神庙前跳舞的浪漫想法，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洛亨格林还想继续在地中海航行下去，但我想到我已经跟我的经纪人签订了在俄国演出的合同，所以我得回去。于是，他把我送回了巴黎。他本想同我一起去俄国的，但又担心护照有问题。他在我的房间里放满鲜花，然后我们在款款温情后告别。 真是奇怪，当与心上人离别时，虽然我们都依依不舍，但同时又都体验到了一种解脱后的轻松。 这次在俄国的巡回演出，像以前一样非常成功，只是中间出了一件事情，差点演变成一出悲剧，好在后来以喜剧的形式收场。一天下午，克雷格来看我，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无论是学校、洛亨格林还是其他什么，这一切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心中只有与他重逢的喜悦。毕竟，我的天性中主要的特征还是忠诚。 克雷格非常高兴，他正在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艺术剧院上演《哈姆雷特》而忙碌着。剧院里的所有女演员都爱上了他，男演员们也都喜欢他的英俊潇洒、儒雅和蔼与精力旺盛。他常常向他们大谈他的舞台艺术构想，而他们也总是尽力去理解他丰富的想象力。 当我与他重逢的时候，感觉到他还是那么魅力四射，那么令人迷恋。如果当时我没有带着一个漂亮的女秘书的话，事情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了。就在我们动身去基辅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设宴款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克雷格和我的女秘书。席间，克雷格问我想没想过留下来与他待在一起。由于我无法马上给他准确的答复，于是他又像过去那样勃然大怒，猛然把我的女秘书从椅子上抱起来，抱到了另一个房间里，然后锁上了房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时可被吓坏了，他极力劝说克雷格把门打开，然而毫无用处。我们只好赶到火车站，但火车已经在10分钟前开走了。 我只好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到了他的公寓里。我们都感到情绪消沉，漫不经心地谈论着现代艺术，极力回避克雷格这个话题。不过我能看得出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克雷格的这种做法感到很是痛苦和震惊。 第二天我坐火车去了基辅。几天后，我的女秘书来找我了。她显然受到了惊吓，脸色苍白。我问她是不是愿意同克雷格一起留在俄国，她坚决不同意。这样，我们一起回到了巴黎，洛亨格林在车站迎接我们。 洛亨格林把我带到位于伏日广场的一套奇特而阴森的公寓里，放倒在一张路易十四时代的床上，然后疯狂地亲吻和抚摸我，简直让我无法喘息。就在那个地方，我第一次体验到人的神经和感官能够到达什么样的亢奋状态。我感觉自己好像突然间苏醒了过来，顿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这种感觉我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 他就像宙斯一样可以变换成各种模样。我被他拥吻到了风口浪尖，展开白色的双翼，心旌神摇，在神秘的诱惑下，我羽化成仙。 20世纪初繁华的巴黎 接下来，我真正了解了巴黎城里的所有豪华饭店的好处。在这些饭店里，所有的人都对洛亨格林尊崇备至。这也难怪，他出手大方，挥金如土。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焖子鸡”和“炖子鸡”的不同，知道了块菌、蘑菇等各种菌类的滋味有什么不同。的确，我舌头上的味蕾和味觉神经苏醒了，我学会了品尝各种美酒，通过品尝能够知道酒的生产年代，而且知道了什么年代的酒味道和气味最好。除此之外，我还知道了许多以前忽略了的其他事物。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了一家最时髦的时装店，立刻被扑面而来的各种面料、颜色和款式的服装甚至帽子，弄得眼花缭乱。在这之前，我老是穿着一件白色的小希腊裙，冬天穿羊毛的，夏天穿亚麻的，而现在竟然也开始定做和穿着华丽的服装。我无法抗拒这种诱惑。不过，我也为自己的这些改变找到了一个借口：这个时装设计师，保罗·波瓦雷尔，超凡脱俗，简直就是一个天才，他知道怎样能把一个女人精心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像创造一件艺术品一样。但是必须得承认，我正在远离神圣的艺术，变得越来越世俗而现实。 这一切世俗的满足，也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不停地谈论着一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疾病——神经衰弱。 记得在一个明媚的早晨，我和洛亨格林在博利厄林中散步，他脸上突然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哀。我急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说： “我总是想起母亲躺在棺材里的面容。不管到哪儿，我总是想起这些。人终有一死，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由此，我认识到：即使拥有富裕和奢华的生活，也未必使人满足。那些富人们要想做些正经的事情也很困难。我总是看到那停泊在港湾里的游艇，想要航行到无尽的天边。 第二十三章 儿子出生 为了避暑，我们在布列塔尼岛附近海上的游艇上度过了那个夏天。海上有时候波涛很大，受不了的时候我就下艇，坐着汽车在海岸上跟着游艇走。洛亨格林则坚持坐在游艇上，但他也会晕船，有时吐得脸都绿了。看来有钱人的享乐也不过如此！ 圣马可大教堂，矗立于威尼斯中心的圣马可广场上 9月，我带着孩子和保姆一起去了威尼斯，和她们单独在一起待了几周。有一天我去了圣马可大教堂，坐在那里独自欣赏教堂蓝色和金黄色的圆顶，突然间，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的脸，就像一个小天使，长着一双蓝蓝的大眼睛，一头金发像光环一样套在头上。 随后我们去了里多海滨，和小迪尔德丽一起在沙滩上玩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则陷入了沉思之中。圣马可大教堂里的幻觉，让我既高兴又不安。我曾经深深地爱过，可现在我知道，男人的所谓的爱情，其实不过是反复无常和自私任性而已；而最终牺牲的是我的艺术事业。我开始强烈地思念起我的艺术、我的工作、我的学校。与我的艺术梦想相比，眼前的世俗生活简直就是一个累赘。 我认为，每个人的生命之中都有一条线，一条蜿蜒向上的精神曲线，我们的现实生活以此为基准，其余的东西只不过是我们精神发展进程中的赘物。对我而言，我的精神曲线就是艺术。爱情和艺术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可是爱情常常使我停止艺术追求，而我对艺术的渴望又常常给爱情带来悲剧性的结局。这两者无法调和，互相矛盾。 我犹豫不决，就去米兰找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倾诉给他听。 “太荒唐了！”他惊叹道，“您是位天下无双的艺术家，现在却想冒让世界永远失去你伟大艺术的风险吗？这绝对不行！请听我一言，千万不要这样。” 听了他的忠告，我仍然犹豫不决。我认为身体只是艺术的工具，不想因为生育再让它变形；但此刻，我却又一次被回忆和希望，被幻觉中的那张天使的脸折磨得痛苦不堪，那是我儿子的脸啊。 我让朋友给我一个小时作决定。还记得在那家宾馆的卧室——一个阴沉沉的房间里，我突然看见墙上有一幅画，画上是一位穿着18世纪长袍的女人，她那双漂亮的眼睛无情地直视着我。我盯着貌似嘲弄的双眼，仿佛听到她对我说：“不管你作出什么决定，结局都一样。看看我吧，很多年前我还具有光彩照人的风姿，但死亡吞没了一切。你何必要遭受那么大的痛苦呢？把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最终还是被死亡吞没。” 她的眼睛变得更加无情和冷酷，而我也更加郁闷和痛苦。我捂住双眼避开她的目光，想快点作出决定。 最后，我终于站起身来，对那双眼睛说话：“不，你难不倒我。我相信生命，相信爱情，相信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则。” 这时，我看到那双冷漠的眼睛里突然闪现出一丝可怕的嘲笑——不知这是幻觉还是事实。我的朋友进来了，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他。从此以后，我的决定便不可更改了。 回到威尼斯后，我把小迪尔德丽抱在怀里，小声对她说：“你就要有一个小弟弟了。” 迪尔德丽高兴地直拍手，笑着说：“啊，太好了，太好了！” “是的，是的，真是太好了！” 我给洛亨格林发了封电报，他很快就来到威尼斯并且看起来很高兴，满怀喜悦和温情。我那该死的神经衰弱症也不治而愈了。 我与沃尔特·丹罗希签订了第二份合同，10月坐船去美国演出。 洛亨格林从来没有到过美国，因此非常激动，他也有美国血统。理所当然地，他在船上订了一套最大的套间，每天晚上都有专人为我们准备菜谱，我们沿途的待遇就像王公贵族一般。与百万富翁一同旅行确实非常省事，更何况我们在这艘“普拉扎号”游轮上有一套最豪华的套间，见到我们的人都避闪两旁，鞠躬致意。 美国有这么一种法律和规定：不允许一对情人一起外出旅行。可怜的高尔基和他相处了17年的情人就曾经被赶得东躲西藏，狼狈不堪。当然，如果你是有钱人，这些就算不了什么麻烦了。 此次美国之行愉快而成功，我们赚了不少钱，因为钱多了赚钱就更容易。可是在1月的一天，一位紧张不安的老太太走进我的化妆间大声说道：“亲爱的邓肯小姐，坐在前排的观众可把您的身子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可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回答说：“噢，我亲爱的夫人，那正是我的舞蹈所要表达的：爱情——女人——孕育——春天！您知道波提切利的名画《丰收大地》、《怀孕的美惠三女神》、《圣母玛丽亚》、《怀孕的风神》吗？万物都在波动中孕育、繁衍出新的生命，这正是我舞蹈所要表现的……” 波提切利的名画《圣母玛丽亚》 听了我的这些话，这位夫人面带不解。不过，我们还是觉得这次巡回演出最好就到此为止，该回欧洲了，因为我当时的身体已渐渐显出怀孕的苗头。 奥古斯丁和他的小女孩这次和我们一块回欧洲，我很高兴。他已经与他的妻子分居了，我认为这次旅行能让他轻松一些。 “你愿意乘坐着‘待哈比’在尼罗河上溯流而上——远离灰暗阴沉的天空，到那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去参观底比斯、邓迪拉赫神庙以及所有你渴望去的地方，在那里度过这个冬天吗？游艇已做好准备，随时都可以把我们送到亚历山大港；‘待哈比’上配备了30个当地的水手、1名一流的厨师；还有豪华的船舱，有洗澡间的卧室……” “啊！可是我的学校、我的工作……” “你姐姐伊丽莎白会把学校照料得很好的，你这么年轻，有的是时间去工作。” 就这样，我们在尼罗河上度过了这个冬天。要是没有那该死的神经衰弱症像恶魔的手遮挡太阳一样不时出现，这次旅行可真算是一场幸福的美梦了。 当叫“待哈比”的大帆船慢慢溯尼罗河而上时，我们的心也回溯到了1000年——2000年——5000年以前的古代，穿过历史的迷雾，直达永恒之门。 由于我的体内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和希望，因此那次航行对于我来说，是何等的平静和美妙呀！穿过古埃及国王们的神庙和金色的沙漠，一直来到法老们神秘的陵墓。我体内的小生命似乎隐隐约约地猜出来这是通往黑暗与死亡之地的旅程。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在邓迪拉赫神庙里，我感到神庙里所有埃及爱神神像的残破面孔上的眼睛，都转过来看着我那尚未出世的孩子，像是在施行催眠术一般。 最精彩的是游历“死亡之谷”[1]。我认为，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小王子的陵墓，他没能长大成人当一个伟大的法老，年纪那么小就夭折了，所以尽管多少个世纪过去了，他依然被当成个孩子。可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都已经6000多岁了。 那次埃及之行给我印象深刻：深红色的旭日，血红色的残阳，沙漠中金黄色的沙子，还有神庙；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在神庙的院子里打发时光，同时幻想着法老们的生活，也幻想着将要出生的宝宝；农妇们沿着尼罗河岸边行走，漂亮的头上顶着水瓶，硕壮的身体在黑色的披巾下扭来扭去；还有迪尔德丽，她小小的身影在甲板上跳舞，在底比斯古老的大街上漫步，在神庙里仰视那些残破的古代神像。 埃及神秘的死亡之谷 看到狮身人面像时，她说：“啊，妈妈，这宝宝不好看，可挺神气。” 她刚刚学会使用三个音节的单词。 永恒的神庙前的那个小宝宝，法老墓中的那个小王子，国王山谷，沙漠驼队，搅动沙漠的大风暴，这一切都到哪里去了？ 在埃及，早晨4点钟左右，就已经旭日东升，热气蒸腾了。太阳出来之后就无法睡觉了，因为从那时起尼罗河上的汲水车就开始不断地发出吱吱呀呀的叫声。接着，岸上便出现了劳动者的身影，挑水的、耕地的、赶骆驼的，络绎不绝，直到夕阳西下才结束，这一切就像一幅流动的壁画。 水手们划着桨，古铜色的身体一起一伏，“待哈比”伴着水手们的歌声缓缓地行进。作为悠闲的旁观者，我们心旷神怡地欣赏着这一切。 美丽的尼罗河风光 尼罗河的夜色美极了。我们随身带了一架斯坦威牌钢琴，有一位很有天赋的年轻的英国钢琴家每晚为我们演奏巴赫和贝多芬的曲子。这些庄严肃穆的曲调与当地的环境以及埃及的神庙非常和谐。 几个星期后，我们到达了瓦迪哈勒法，进入了努比亚地区。到了这里，尼罗河变得非常狭窄，对岸几乎伸手可及。船上的人都在这里上岸去了喀土穆，我和迪尔德丽留在了船上，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安静的两个星期。在这个美丽的国家，似乎一切忧虑和烦恼都与你无关了。我们的帆船似乎在随着几个世纪以来的古老旋律在摇晃。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乘着一艘设备齐全的“待哈比”沿着尼罗河旅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疗养方法了。 对我们而言，埃及充满梦幻色彩，但对当地的贫苦民众而言，这里是劳动的地方。无论如何，这里是我所知的唯一的可以把劳动和美丽相结合的地方。尽管这里的农民以扁豆汤和未经发酵的面包为主食，但他们的身体都非常美丽柔软，他们的身体宛如青铜雕刻的模特，常常让雕刻家赞叹不已。 我们在威勒弗朗什登陆，回到法国。为了度过这个季节，洛亨格林在博利厄租了一幢豪华宽敞的大别墅，别墅的台阶层层延伸直到大海。他还像过去一样，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在弗拉角买了一块地皮，打算在那里建造一所巨大的意大利风格的城堡。 我们参观了阿韦内翁的塔楼和卡尔卡松的城墙，想给未来的城堡找个模型。现在，他的城堡还矗立在弗拉角上，可惜的是，这座城堡也和他别的心血来潮时的东西一样没有完工。 当时，他焦躁不安，整天忙忙碌碌。我就静静地待在这座花园里，面对着蓝色的大海，思考着生活与艺术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有时我也常想，一个女人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呢？因为艺术的要求非常严格，非常全面，而一个热恋中的女人会为了生活而甘愿放弃一切。现在，我已经是第二次为了爱情放弃艺术事业了。 5月1日早上，天气晴朗，海水碧蓝，一派生机景象，我的儿子降临人间。 博森医生跟诺德威克那个愚蠢的乡下大夫可不一样，他懂得如何使用药物镇痛。所以，这次生孩子不像上次那样痛苦。 迪尔德丽跑进我的房间，可爱的小脸上充满了早熟的母性的笑容。 “啊，多么可爱的小男孩啊。妈妈，你不要着急，我会天天抱着他，照看他的。”——后来，她死了以后，我常想起这句话，想起她那雪白僵硬的小手还抱着她的小弟弟的情景。上帝呀！——人们为什么要祈求上帝呢，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他为什么对这一切置之不理呢？ 就这样，我又一次怀抱着婴儿躺在了大海边——只是这一次不是那个在狂风中瑟缩的小别墅里，而是在一间豪华的大厦里；这次不是在阴沉狂暴的北海边，而是在蔚蓝色的地中海之滨。 [1]??埃及“死亡之谷”，即赫赫有名的帝王谷，位于尼罗河西岸的一条山谷中，集中了许多国王和王室成员的陵墓。相传在公元前1500多年前，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图特摩斯选中了这块美丽而幽静的山谷，来作为自己的墓地。之后的法老也纷纷仿效，在这里为自己修建地下宫殿。 第二十四章 与洛亨格林决裂 回到巴黎以后，洛亨格林问我是否想举办一个宴会，宴请一下我所有的朋友，他还让我草拟宴会的计划，并让我全权处理宴会的所有事情。我认为，那些有钱人似乎根本不懂怎么娱乐，如果让他们举办一个宴会，会跟没钱的人请客吃饭差不多。我早就想过等有钱了就办一场盛大的宴会，于是，我便着手实施了。 宴会地点是凡尔赛，下午4点，客人如约而至。我安排人在这里的一个公园支起大帐篷，里面摆满各式各样的食品：鱼子酱、香槟酒、茶水、点心，一应俱全。用完茶点后，科龙尼乐队在皮埃尔内的指挥下，为我们演奏了瓦格纳的作品。我至今还记得，在那个美丽的夏日午后，在那些参天大树的树荫下演奏的西格弗里德的田园曲是何等美妙，而在夕阳西下时演奏的西格弗里德的葬礼进行曲的曲调又是何等庄严。 音乐会结束后，客人享受盛宴，各色美味珍馐，令客人大快朵颐，一直吃到午夜时分。公园里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在维也纳乐团的伴奏下，大家一直舞到天色将明。 我认为，如果一个有钱人想款待朋友的话，就应该这样举办。这次宴会上聚集了巴黎所有的社会名流和艺术家，大家都非常满意。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尽管我精心安排的这一切都是想让洛亨格林高兴，还花费了他5万法郎，但他自己竟然没有出席，在宴会开始前大约一小时，我接到他的电报，说他突然生病不能来了，要我自己招待客人。 我一直觉得有钱人要想真正得到快乐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因此我宁愿不要做那种有钱人。 尽管我一再宣称我并不赞成婚姻，这年夏天，洛亨格林还是突发奇想要跟我结婚。 我说：“艺术家结婚就太愚蠢了！而且我这一辈子要到世界各地去巡回演出，你怎么可能一辈子都坐在包厢里欣赏我跳舞呢？” 他回答说：“如果我们结婚了，你就不用再去巡回演出了。” “那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待在我伦敦的家里，或者在我的乡下别墅里舒舒服服地生活。” “那以后呢？” “以后就坐着游艇出去玩。” “再以后呢？” 他建议我们先试着这样过3个月。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生活，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于是在那年夏天我们去了德文郡。在那儿他有一座豪华别墅，是仿照凡尔赛和小特里阿农宫修建的，里面有很多卧室、浴室，还有很多套间，都由我随意使用。另外，车库里还有14辆汽车，港口里有一艘游艇。这里常常雨水不断，英国人对此似乎习以为常。他们起床之后吃点鸡蛋、熏肉或者火腿、腰子、麦片粥之类的东西；然后穿上雨衣到潮湿的乡间走走，该吃午饭了就回来；午饭花样很多，最后一道是德文郡奶油点心；午饭后到下午5点，照理是他们处理信件的时间，但是他们只是睡觉；5点钟，他们下楼喝茶，有很多种点心，还有面包、黄油、茶和果酱；吃完茶点后，他们装模作样地打一会儿桥牌，然后才开始进行一天中真正重要的事情——穿着考究地去吃晚餐。他们这时都身穿晚礼服，女士们袒胸露肩，男士们的衬衫领子都浆得直挺挺的，入座后把20道菜全都消灭光；酒足饭饱后，他们开始轻松愉快地谈论一些政治话题，或者很随意地聊聊哲学，最后去睡觉。 英国德文郡风光 可以想象得出来，我怎么会喜欢这种生活。才过了几周，我就开始感到绝望。 别墅里有一个很漂亮的舞厅，墙上挂着法国哥伯兰家族生产的挂毯，还有一幅大卫创作的拿破仑加冕的油画。据说大卫总共作了两幅这样的画，一幅保存在巴黎卢浮宫，另外一幅就挂在德文郡洛亨格林家的舞厅里。 洛亨格林看到我越来越失望，就问：“怎么不跳舞了？就在这儿跳啊。” 我看着那些哥伯兰挂毯和大卫的油画说道： “在这些东西面前，在上了蜡的光滑的地板上，我可一点舞蹈动作都不会！” 他说：“如果这些东西妨碍你跳舞，那就把你的幕布和地毯拿来吧。” 于是我派人拿来了我的幕布挂起来挡住了挂毯，又把地毯铺在了打蜡的地板上。 “但是我还得有钢琴伴奏啊！” “那就再去请个钢琴师来。”洛亨格林说。 于是我给科龙尼发了一封电报：“正于英国消夏，需工作，请速派钢琴师。”科龙尼乐队的长相奇怪的首席小提琴手被派到了我这里。但是我对这个人很反感，只要一看到他的手就会觉得厌恶。过去，每次我都请求科龙尼不要带他来见我，科龙尼却说此人非常崇拜我。一天晚上，科龙尼生病了，不能指挥乐队为我的舞蹈《狂欢节之情》伴奏，便让此人代替。我非常生气，说：“如果让他指挥乐队，我就无法跳舞。” 他到化妆室来见我，泪水涟涟地对我说：“伊莎朵拉，我非常崇拜您，就让我为您指挥这一次吧！” “不，我老实跟你说，看见你的样子我就讨厌。”听了我的话，他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观众正在等着开演，因此吕涅·波就劝皮埃尔内暂时代替指挥。 在一个雨天我收到了科龙尼的电报：“已派钢琴师，某日某时抵达。” 我到火车站去迎接，看到从火车上下来的竟是这个人，非常吃惊。 “科龙尼知道我讨厌你，怎么还派你来呢？” 他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说：“小姐，请您原谅，是亲爱的大师让我来的……” 当洛亨格林得知这件事后，说道：“至少我没理由嫉妒。” 洛亨格林此时遭受着疾病的折磨，他在别墅里安排了一个医生和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照顾自己。他们都特别强调我的行动对他的影响，因此我被安排在别墅另一头的一间房子里，而且被告知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打扰他。他每天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靠米饭、通心粉和水为生，每个小时医生还要给他量血压；他还按时被带进从巴黎运来的一个笼子里，接受几千伏的电流。他可怜兮兮地坐在里面，说：“希望这样会有好处。” 对此我更加烦躁不安，再加上连绵不断的阴雨，导致了后来的变故。 为了驱散胸中的郁闷和苦恼，我开始和那位钢琴师一起工作，尽管我对他厌恶之至。当他为我伴奏的时候，我就先在他的四周放一座屏风，并对他说： “我讨厌你，看到你简直受不了。” 一同住在这所别墅里的，还有洛亨格林的老朋友伯爵夫人。 “您怎么能这样对待那位可怜的钢琴师呢？”她说。 每天午饭后我们都要开车出去兜兜风，这天下午，她坚持要我邀请这位钢琴师和我们一起坐车出去。 于是，我极不情愿地邀请了他。汽车没有折叠的加座，所以我们不得不坐在同一排座位上，我在中间，伯爵夫人在我右边，钢琴师在我左边。天气和往常一样，赶上了瓢泼大雨。驶入乡村不远，我再受不了他了，就叫司机掉头回家。司机点点头，为了讨我的欢心，他突然一个急转弯。乡村的公路本来就凹凸不平，再加上车子急转弯，我一下子被甩进了钢琴师的怀里。他急忙张开双臂抱住了我。那一刻我坐在他怀里，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强大力量仿佛干柴烈火般将我快速点燃。看着看着，我突然惊呆了——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到他的这副模样？他的脸是那么美，眼中隐隐燃烧着天才的火焰。从那一刻起，我认定他不是一般人。 在回去的路上，我仿佛失了魂，醉眼迷离。进入别墅大厅，他拉住我的手，凝视着我的眼睛，温情脉脉地把我拉到舞厅里的屏风后面。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以前那么厌恶的一个人，而今让我爱得如此强烈。 那时，医生准许洛亨格林服用的唯一的兴奋剂就是那个著名的新发明，那个现在销量巨大、被认为能够刺激白细胞的新药。男管家奉命向每位客人提供这种兴奋剂，并附上洛亨格林的赠言和问候。后来我才发现，这种药每次的正常用量应该是一茶匙，但是洛亨格林当时却坚持让我们用酒杯来喝。 从开车兜风那天起，我们好像着了魔一样，总是渴望单独相处。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终于有一天，我的钢琴师不得不离开这座别墅，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为了挽救一个被认为垂死的男人的生命，我们作出了这种牺牲。 过了很久以后，当我听到《基督的明镜》的美妙旋律时，我猛然意识到我的感觉是对的，那人确实是一个天才，而对我来说，天才总是致命的诱惑。 这件事也证明了我绝对不适合过家庭生活。于是，在秋季，我签订了去美国的合同，坐船去美国。这一次我考虑良久，但心中也难免悲凉。经过深思熟虑，我终于决定，以后要把我的全部生命都献给艺术——尽管这项工作异常艰巨、辛苦，但它绝对比世俗生活更令人陶醉。 在这次巡回演出中，我极力呼吁美国帮助我建立自己的学校。过了3年优越的奢靡生活，我发现自己并不喜欢那种空洞和无望；这同时也证明，要想得到真正的快乐，必须创造出一种适合于所有人的艺术形式。那年冬天，面对大都会歌剧院一层层包厢里的观众，我极力宣扬自己的艺术理想，可那些报纸却歪曲了我的原意，登出了这样的大字标题：“伊莎朵拉侮辱有钱人！”我当时说的话大意如下： 有人转引我的话，以证明我说过一些美国的坏话。也许我说过——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不爱美国。大家应该懂得爱之深恨之切的道理。 有一个男人爱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对他却很冷淡。当初，那个男人每天写一封信表达自己的爱情，把世界上所有动听的词语都用尽了，还是不能打动女人的心。后来，他就每天写一封信辱骂她，把世界上所有难听的丑话都用上了。女的问男的，你怎么给我写那些粗鄙无礼的话，你本不是这样的人。男的说，因为我爱你爱得发疯了。 心理学家可以为你们解释这个故事，我对美国大概也是这种心理。我当然热爱美国。为什么？我的学校、我的孩子们，难道不都是沃尔特·惠特曼的精神的继承者吗？我的舞蹈也是如此，虽然被称为希腊风格的舞蹈，但它起源于美国，我舞蹈的每一个动作，我舞蹈的创作灵魂，都来自于美国伟大的自然，来自于内华达的山峰，来自于冲刷着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太平洋，来自于绵延不绝的落基山、约塞米蒂山谷和尼亚加拉大瀑布。 贝多芬、舒伯特都是穷人，没有钱，但他们有有钱人没有的、更值得珍贵的东西，他们有尊严，有思想，有使命，有灵感。他们的灵感不是剥削他人、奴役他人的灵感，而是来自于全人类，对人类的精神和命运的探讨所获得的灵感。他们终生都是德国人民的儿子，但他们属于全人类。 我们在纽约东区举行过一次免费的义演。有些人对我说：“如果你在东区表演舒伯特的交响乐，那里的人是不会理睬的。” 但是，我们还是举行了免费的演出，剧场没有包厢——真令人感到舒服。人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泪水沿着脸颊滚落——他们不是不理睬，而是非常地喜欢。东区人民的生活中，他们的诗歌、艺术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时刻准备着喷薄而出。为他们建一座圆形大剧场吧，那将是唯一民主式的剧场，每个人的视线都是平等的，没有包厢或楼座；可是，你们看看这座剧场的顶层楼座——让人像苍蝇一样贴着天花板去欣赏艺术和音乐，你们认为这样做好吗？ 建一座朴素而美丽的剧场，不要任何额外的装饰。一切美好的艺术都来自于人的精神，不需要外在的点缀。在我们的那所学校里，没有华丽的戏服，没有装饰品，只有从洋溢着灵性的人类灵魂里自然流露出的美，以及作为这种美的象征的身体。希望我的艺术能给人以这种启迪。美需要去发现，在孩子们身上就可以发现它——在他们眼睛的光芒中，在他们舒展开来做着各种可爱动作的美丽的小手中。你们已经看见她们手拉着手走过舞台，这肯定比坐在包厢里的任何一位夫人小姐身上的珍珠钻石都美得多。她们就是我的珍珠，是我的钻石，有了她们我别无所求。让孩子们美丽、自由和强壮吧！把艺术献给需要它的人民大众吧！伟大的音乐再也不能只属于少数有文化的人，它应免费提供给人民大众：他们需要它，就像需要水和面包一样，它是人类精神的美酒佳酿。 在这次巡回演出中，与天才艺术家大卫·比斯法姆的友谊让我受益匪浅。我每场演出他都过来观看，他的演唱会我也每场必到。后来，我们常在我的房间里共进晚餐，他还常常为我演唱《去曼德勒的路上》或是《丹尼·第维尔》，我们欢笑、拥抱，感到非常快乐。 美国第一位男中音歌唱家大卫·比斯法姆 这一章的名字可以叫做“为浪漫的爱情辩护”，因为我发现，爱情可喜可悲，我现在便置身在这种浪漫之中。人们似乎渴望美，渴望那种没有恐惧、无须承担责任而又令人心情愉快、精神振奋的爱情。演出结束后，我身穿希腊舞衣，头戴玫瑰花冠，真的非常可爱。为什么这份可爱不能让别人来一起分享呢？对于我来说，一边喝着热牛奶、一边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一边喝着香槟酒，一边听着身旁可爱的人赞扬我的美貌，这样的日子似乎更令我感到舒心。浪漫的肉体，炽热的唇吻，紧抱的双臂，依偎爱人肩上的甜睡——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既天真烂漫又幸福惬意。有些人可能会对此深恶痛绝，但是我不明白，既然人的身体生来就要遭受一些痛苦，像断牙、拔牙、镶牙；既然无论一个人的人品多么高尚，都难免会受到疾病的折磨，像头痛感冒之类，为什么不通过自己的身体去享受最大的快乐呢？一个整天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难免会为了一些要事和烦事而费心劳神，为什么他就不能躺在美丽的臂弯里，使自己的痛苦得到一些安慰，享受几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我希望在我这里得到安慰的所有人都要记住这一切，就像我一样记住了所得到的快乐和安慰。作为一个浪漫的女人，我阅人无数，无法在这部回忆录中写下所有人，就好比要把我过去在森林中或在田野里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把我听莫扎特或者贝多芬的交响乐时所感受的那种极大的欢乐，或者把我与伊赛亚、沃尔特·拉摩尔、汉纳·斯基恩等著名艺术家交往中的那些美妙时刻等，一一都记下来，一本回忆录显然是不可能的。 “是的，”我接着大声说道，“就让我做一个异教徒，做一个异教徒吧！”其实我的所作所为可能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异端的清教徒或者清教徒的异端。 重回巴黎的那一幕，我至今难忘。我把孩子留在了凡尔赛，托一位保姆照看。当我打开门时，我的小儿子跑到我的跟前，金色的卷发围在他可爱的小脸周围，就像一圈光晕，非常美丽。我走的时候，他还只是个襁褓里的婴儿。 1908年，我买下了吉维克斯在纳伊尔的工作室，这里有一间小教堂那么大的音乐室，我和孩子们就住在里面。这时和我在一起的是汉纳·斯基恩。他是一位很有天赋的钢琴家，精力充沛，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我们常常从早上开始工作，由于工作室的四周挂着蓝色窗帘，外面的阳光照不进来，我们点着弧光灯照明，所以就不知道时间的早晚。有时我会问：“你不觉得饿吗？我想知道几点了？”于是看看时钟，我们才发现已经是第二天凌晨4点了！这就是我们当时“无欲无为”的工作状态。 在花园里有一间房子是专门给孩子们、保姆和护士居住的，这样，他们就不会被音乐吵着。花园非常漂亮，在春夏之际，每次跳舞时，我们就把工作室的所有房门都打开。 在这间工作室里，我们不仅工作，而且也安排娱乐活动。洛亨格林喜欢举行各种形式的聚会，这巨大的工作室便常常变成一个热带花园或者西班牙王宫，巴黎所有的艺术家和知名人物都曾光顾过这里。 法国演员塞西尔·索雷尔 我还记得一天晚上，塞西尔·索雷尔、加百列·邓南遮和我一起即兴表演了一出哑剧，邓南遮显示了非凡的表演天赋。 多少年来，我一直对邓南遮抱有成见，因为我崇敬埃莉诺拉·杜丝，而他曾经抛弃埃莉诺拉·杜丝，所以我一直不愿见他。曾有一位朋友问能否带邓南遮来见我，我拒绝了。但不管怎样，有一天这位朋友还是把邓南遮带来了。 尽管素未谋面，但当我看到光彩照人、魅力非凡的邓南遮时，仍忍不住夸奖了他。 1912年邓南遮在巴黎见到我时，就决定要征服我。邓南遮总是想要征服世界上知名的女子，但是因为我很崇敬杜丝，所以抵制住了他的诱惑。我想，也许我是世上唯一一个能抵挡他这种诱惑的女人。这是一种英雄本能的冲动。 如果邓南遮想征服一个女人，每天早上都会给她送一首小诗和一朵表达诗意的小花。他对我也不例外，但我丝毫不为所动。 我在拜伦饭店附近的街上有一间工作室。一天下午，邓南遮怪里怪气地说：“我半夜时过来。” 随后，我和我的朋友对这间工作室进行了整理。我们在屋里摆满了百合花等白色的花，都是葬礼上用的花；然后点上了很多蜡烛。当邓南遮看到工作室的布置时，眼睛都直了。工作室里点着很多蜡烛，四周放着许多白色花朵，就像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他走了进来，我热情接待，把他领到用垫子堆成的长沙发上坐下。我先是为他跳了一曲舞；接着，我把花覆盖在他的身上，在他周围摆满蜡烛，然后和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跳起了轻柔缓慢的舞步。慢慢地，我把蜡烛一支一支地吹灭，只留下那些他头边和脚边的蜡烛在燃着。他像被催眠了似的躺在那里。我仍然随着音乐轻轻地舞动着，又把他脚边燃烧的蜡烛吹灭。但是，当我表情肃穆地向他头边的蜡烛移动时，他猛然用力跳起来，带着一声恐怖的喊叫逃出我的工作室。这时，钢琴师和我终于忍俊不禁，抱在一起笑得快要喘不过气来。 伊莎朵拉优美的舞姿 两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邓南遮在凡尔赛相遇。我邀请他在特里阿农饭店一同吃午餐，我们开着我的汽车到达了那里。我提议午餐前去树林里散步。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们开车来到树林，邓南遮有些大喜过望。 转悠了一会儿后，我提议说：“我们现在回去吃饭吧。” 但是我们却找不到车了，于是只好步行去特里阿农饭店。但是走了半天，我们却找不到出口了！邓南遮开始像小孩一样喊叫起来：“我要吃午饭！我要吃午饭！我长着一个脑袋，脑袋想要吃饭，不吃饭我就走不动了！” 这次事件，是我跟他开的一个玩笑。看他这样沮丧，我开始安慰他。最后我们回到了饭店，邓南遮狼吞虎咽。 我第三次拒绝邓南遮，是在几年之后的战争期间。当时我来到罗马，住在雷吉那饭店里。事情就那么巧，邓南遮竟住在我隔壁。每天，他都和卡沙狄侯爵夫人共进晚餐。一天，侯爵夫人邀请我赴晚宴。我在侯爵夫人家客厅等待的时候，竟然听到有人骂我。我看看四周，发现是一只绿色的鹦鹉，我注意到它的脚并没有被绑住。我站起身来，又突然听到一阵狗叫声。狗也没有拴着！于是，我又闯进另一间会客室。这间屋子的地上铺着白色的熊皮，甚至连墙上也挂着熊皮。我坐下来，继续等侯爵夫人。这时，我突然听到一阵嘶嘶声，原来笼子里是一条眼镜蛇正扬身吐信。我急忙又换了一个会客室，这间屋子则养了一只大猩猩。最后我来到一个餐厅，在这里总算找到了侯爵夫人的秘书。最后，侯爵夫人终于大驾光临了。她穿着金黄色的轻薄的睡衣。我说：“我想，您非常喜欢动物吧？” “是的，我非常喜欢它们——特别是猴子。”她看着秘书答道。 但是很奇怪，虽然喝了刺激的开胃酒，但晚餐的气氛并不热烈。 晚餐后，我们来到那间养着猩猩的会客室，侯爵夫人派人请来了一位女相士。她戴着高高的尖帽子，披着女巫的斗篷，开始用扑克牌为我们算命。 这时，邓南遮进来了。天哪，这个家伙竟然穿得怪里怪气的。邓南遮非常迷信，他相信所有的算命人的话。这位女相士给他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她说：“你将在天空中飞翔，同时做着可怕的事情。你将在死亡之门前跌落下来，你将经历死亡并超越死亡，最后将洪福永享。” 对我，她是这样说的：“你将为各个国家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并在世界各地建立教堂。你会得到最周全的保护，不论你发生什么意外，伟大的天使都守护着你。你将寿与天齐，万世流芳。” 回到饭店后，邓南遮对我说： “每天夜里12点钟，我会到您的房间里去。我已经征服了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就差你了。” 后来，他真的每晚12点都到我的房里来。 我下定决心坚决抵制他的诱惑。 他给我讲他生活中最光彩的事情，讲他的青年时代和他的艺术追求。 “伊莎朵拉，我要不行了！快抓住我，抓住我！” 我深深地被他的天才所折服，以至于在当时都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只好温情脉脉地把他从我的房间拉出来，送进他的房间。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3周，我终于沉不住气了，于是坐车离开了罗马。 风流倜傥的邓南遮 他曾问我为什么就是不爱他，我如实相告，因为埃莉诺拉·杜丝。 在特里阿农饭店，邓南遮养着一条金鱼，鱼缸是非常漂亮的水晶鱼缸，邓南遮常常给它喂食，还和金鱼说话。这条金鱼也常常摇头摆尾，配合默契。 住在特里阿农饭店时，有一天我对服务员说： “邓南遮的金鱼哪儿去了？” “唉，小姐，太可怜了！邓南遮先生去意大利前交代要好好照料它的。他说：‘这条金鱼，和我有心灵感应，是我的幸福的象征！’后来他常来电报问：我最亲爱的阿多尔夫斯怎么样了？一天，阿多尔夫斯可能是在寻找邓南遮先生，慢慢地绕着鱼缸游了一圈，最后就停下来……我把它拿出来扔到了窗外。但邓南遮先生的电报很快就到了：我感到阿多尔夫斯不太舒服。我回电说：阿多尔夫斯在昨晚死了。邓南遮先生又回电说：把它埋在花园里，为它修座墓。因此我把这条鱼用银纸包好埋在了花园里，还立了一个墓碑，上面刻着‘阿多尔夫斯之墓’。邓南遮回来后就问：‘我的阿多尔夫斯的墓在哪儿呢？’” “我把他带到花园里，给他看了阿多尔夫斯的坟墓。他买来了许多鲜花放在坟墓上，久久地站在墓前，泪流不止。” 不过，有一次宴会，结局并不圆满。那次，我把宴会地点布置得像个热带花园，在浓密的枝叶和珍贵的植物中间，摆放了一些双人桌椅。这时，我对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生活方式已经熟稔，知道如何为那些想要偷情的人提供方便。这自然会让一些做妻子的以泪洗面了。客人们都身穿波斯长袍，在一个吉卜赛乐队的伴奏下跳舞。在客人当中，有亨利·巴特耶和他那著名的翻译伯特·巴迪，他们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前面曾提到，我的工作室就像一个小教堂，四周墙壁上挂着大约有15米高的蓝色幕布。在高高的阳台上，有一间小套间，经过波瓦瑞特独具匠心的巧妙布置，变得温存而暧昧。深黑色的天鹅绒幕布，映射在墙上的一面面镶金的镜子里；地上铺着一块黑色的地毯，还有一张长沙发，上面放了一些用东方丝绸做的靠垫，这些就是这间小屋的所有。窗户被封上了，门的形状很怪，就像古代意大利伊特拉斯坎陵墓的入口。正如波瓦瑞特自己完成这些装饰时所说的那样：“在这个隐秘的场所，人们可以做些在别的地方不能做的事，说些在别的地方不敢说的话。” 邓肯在工作室 确实如此，这间小屋子真的非常漂亮和迷人，同时潜伏着危机。这里有正经的睡床，也有充满诱惑味道的卧榻、椅子和沙发；正如波瓦瑞特所说的，在这间小屋里，人的感觉和言语，与待在我那间像教堂一样的排练室里的确不同。 在那个非同一般的夜晚，就像洛亨格林平日大宴宾客一样，酒香四溢。凌晨2点钟时，我和亨利·巴特耶一起坐在波瓦瑞特设计的这个房间的长沙发上，平时他就像我的兄弟一样，但那天晚上有点儿不一样。就在此时，洛亨格林出现了。当他从无数镜子的反射中看到我和亨利·巴特耶在长沙发上的情景时，怒不可遏，当众骂我，还对众人说他再也不回来了。 对客人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极为扫兴的事情，我的情绪也突然间由喜变悲。 “快，”我对斯基恩说，“演奏《伊索尔特之死》，否则这个晚上就全完了。” 我尽快换上了一件白色长袍。现在斯基恩的钢琴弹得比以往更优美动听，我在他的伴奏下一直跳到了黎明。 不过，这个夜晚注定了要以悲剧告终。尽管我们是清白的，但洛亨格林就是不相信，并发誓永远不再见我。我恳求他并向他解释，但毫无用处；亨利·巴特耶被此事搞得心神不安，给洛亨格林写了一封信予以解释和道歉，仍然毫无用处。 洛亨格林仅仅同意在他的汽车里见我一面。他对我还是骂个不停。突然，他停下来，打开车门，使劲把我推进了夜色之中。我茫然若失，接连几个钟头一直在街上徘徊。街上的下流男人朝着我做鬼脸，并低声非议。转瞬间，这世界忽然变成了可怕的地狱。 两天后，我听说他去了埃及。 第二十五章 子女之殇 那段日子里，我最亲密的朋友——音乐家汉纳·斯基恩，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他很奇怪，见不惯名利和野心。他热爱我的艺术，以为我演奏为乐。我想他算是最崇拜我的人了。他是个不错的钢琴家，经常整日整夜地为我弹奏，今晚弹的是贝多芬的交响曲，明晚就是《尼伯龙根的指环》组曲，从《莱茵的黄金》开始，一直到《众神的黄昏》。 1913年1月，我俩一起到俄国做巡演。这次路途中发生了一件怪事。黎明，我们到达了基辅，乘坐雪橇前往酒店。睡意惺忪中，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马路两边整整齐齐地摆着棺材，那么小的棺材，肯定给小孩子用的。我惊恐地抓住斯基恩的手臂，叫道：“啊，都是孩子——孩子们全死了！” “伊莎朵拉，你怎么了，那儿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难道你看不见吗？” “真的没有，除了雪。大雪堆在马路两旁，和孩子有什么关系？” “雪？” 肖邦，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之一 “不要怕，伊莎朵拉，可能是雪光引起的幻觉。人一劳累，就往往这样，过会儿就好了，但你得注意休息。” 为了放松身心，我去了一家俄国澡堂。热气腾腾的浴室里，一排排木制的长阁板错落有序。我躺在其中一块阁板上，服务员出去了。热气突然上涌，我被突然袭来的热气熏得掉了下来，不省人事，服务员急忙将我送回了酒店。检查说我有点轻微脑震荡。 “你今晚恐怕不能跳舞了，你正在发高烧。” “但是我不想让观众失望。”我决意演出。 当晚的曲目是肖邦的作品。在演出结尾的时候，我出乎意料地对斯基恩说：“弹奏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吧。” “还是不要跳这种曲子吧，依莎朵拉，我求求你。” “我一定要跳。白天那个不祥之兆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要让上帝知道，我接受了他的喻示。我要用舞步走向悲哀，走向苦难，以救赎现实中可能出现的一切不妙。” 他见我态度坚决，便弹奏了起来。我双臂一举，舞蹈开始了。——首先向上帝致意。掉臂，两手下垂。胸向前高挺。膝微屈。收腹——表达对上帝的虔敬之心，以及逆来顺受的驯良。躯体歪斜。迟缓。踉跄。怀抱着死去的婴孩，走，走，走。灵魂飞升，光明挤进死亡的门缝。手指绕成白色的花朵，佩戴在命运的襟前…… 舞毕。全场鸦雀无声。 斯基恩上来恳求道：“千万不要让我再弹这支曲子了。我体验到了死亡的滋味，我闻到了丧礼之花的芳香，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棺材……” 1913年4月回到巴黎后，我们在特洛卡迪罗演出。其中一场漫长的表演结束后，我们再一次合作表演了《葬礼进行曲》。观众们陷入宗教般虔诚的肃穆中，之后掌声雷动。甚至有些女人都哭了。 也许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是一条漫漫长路。而无论路途有多坎坷崎岖，它依然存在，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已。我们以为眼前是当下还未发生的未来，殊不知这个未来早已恭候在前。 自从在基辅表演《葬礼进行曲》之后，我总觉得不安，好像有什么灾难就要降临。回到柏林后，我举办了几场演出，再一次在神灵的感召下，创作了一支舞蹈，表现一个突遭可怕打击的人，直面命运的残酷无情，勇敢地站了起来，追寻新的希望。 在我去俄国巡回演出期间，伊丽莎白帮忙照看着孩子们。我回到柏林后，便与他们会合了。他们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常常手舞足蹈，看起来很快乐。我们一起回到巴黎，住在我位于纽利的大房子里。 我终于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我常常站在阳台上，悄悄地看着迪尔德丽自己编舞。她根据自己写的小诗编舞——宽敞的蓝色工作室里，她舞动着小小的身子，并且用甜美的童音朗诵道：“现在我是一只鸟，我高高地飞呀，飞到蓝天白云上”；过了一会儿，她又说：“现在我是一朵花，抬头望向鸟儿，摇啊摇。”看着她如此优雅和美丽，我想或许有一天她能继承我的学校吧。她是我最好的学生。 儿子帕特里克也开始跳舞了，只不过伴奏音乐比较古怪。他从来不要我教。“不，”他一本正经，“帕特里克要跳属于帕特里克自己的舞。” 在纽利的生活让人身心愉悦。在工作室练舞，在图书室阅读，在花园里跟孩子们玩耍或跳舞，都让我乐在其中，我不想再出去做巡演而跟他们分开。他们一天比一天漂亮，我也更加舍不得离开他们。我预言，将来肯定会出现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将作曲与舞蹈这两种天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我的儿子就能担此重任。 邓肯与女儿迪尔德丽在一起 把我和两个可爱的孩子联结在一起的，除了血肉亲情，还有艺术。他们和我一样都对音乐深深着迷，喜欢待在工作室里，听斯基恩弹奏或者看我跳舞。他们会静静地坐在旁边，露出陶醉的神情。小小年纪的他们，居然拥有如此强烈的专注力，着实令人吃惊。 还记得一天下午，伟大的艺术家拉乌尔·普尼奥为我弹奏莫扎特的乐曲。孩子们踮着脚尖溜进来，立在钢琴两侧。他弹完后，两个满头金发的小家伙不约而同地从他的胳膊下钻出来，极其崇拜地看着他，后者惊呼道：“两个小天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莫扎特的天使！”小家伙们灿烂地笑了起来，然后爬上他的膝盖，将脸埋进他的胡子里。 拉乌尔·普尼奥，法国钢琴家、作曲家、教师，法国钢琴乐派早期最重要的代表 我心满意足地看着这美好的组合，一点儿也想不到前面等待他们的将是那种结局。 时值3月，我轮流在夏特菜剧院和特洛卡迪罗剧院演出。虽然日子过得还算如意，可我还算隐隐感到不安。 一天晚上，在特洛卡迪罗剧院，斯基恩用管风琴弹奏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我再一次跳起了那支舞。我的额头感受到了那股凉意，我的鼻子闻到了白色晚香玉和葬礼花朵的浓烈气味。穿着一袭可爱的白色服装的迪尔德丽，坐在中央包厢里，见我跳起这样的舞蹈，突然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哦，为什么我的妈妈那么伤心、那么难过啊？” 这是悲剧的一个小小前兆，不久，我生活中的所有快乐都永将结束。我相信，尽管一个人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但是有些致命的伤痛会伴随终生。一个人或许可以如行尸走肉般生活，但是他的精神已经垮掉了。有人说，悲痛可以让人升华；而我只能说，悲剧发生前的那几天，实际上是我精神生活的最后几天。从那以后，我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飞离——飞离——飞离那恐怖的悲剧，我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了逃避那场悲剧而作出的一连串努力，像悲哀的“流浪的犹太人”，像“鬼船船长”。对我来说，生活像一艘幽灵之船，在一片虚无中航行。 心理上的变化，往往是现实的反映，这是一种奇异的巧合。波瓦瑞特为我设计前面所说的那个神秘小房间的时候，在每扇金色的门上挂了浓黑的十字架。起先，我只是觉得这种设计独具匠心；渐渐地，我感觉到这些黑色十字架仿佛也是一种预兆。 尽管我的生活看起来一帆风顺，实际上笼罩着一种诡异——可以说是不祥之兆。我会突然在子夜醒来，陷入惊悸。于是，我整晚整晚地亮着灯。一天夜里，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床对面的黑色十字架里走出来一个人影，一袭黑衣，移进我的床脚，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有好一会儿，我吓得不敢动。随后，我将所有灯点亮，那个人影也就消失了。这次之后，我又不断遭遇了这种可怕场景。 我为此深受困扰。一天晚上，好友雷切尔·布瓦耶夫人请我吃饭时，我跟她倾诉自己的苦恼。她听后大吃一惊，热心肠的她坚持要马上打电话给自己的医生。她怀疑我是神经方面出了问题。 年轻英俊的雷内·巴德特医生来了。我描述了自己的幻觉。“你的神经显然是过度紧张了，你最好到乡下住几天。” “但是我在巴黎还有演出任务，合约早就签了。”我回答。 “那么，去凡尔赛吧——凡尔赛很近，你可以开车来回。那里的空气对你有好处。”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孩子们的保姆，她也很高兴，说：“凡尔赛很适合孩子们去。” 于是，我们收拾了几个旅行手提包，正要准备出发的时候，一个瘦瘦的黑衣人出现在家门前，慢慢地沿着小路走过来。是我神志不清，还是那个人从黑色十字架里走出来了？她走到近前我才认出来。 “我跑出来，”她说，“只是为了来见你。我最近老是梦到你，觉得很有必要来见你。” 她就是那不勒斯女王。几天前，我还带着迪尔德丽去觐见过她。 我说：“迪尔德丽，我们要去觐见女王。” “哦，那么，我该穿上礼服了。”迪尔德丽说。她把波瓦瑞特为她制作的一条有很多绣花和褶裥边的精美小连衣裙称为礼服。 我花了点时间教迪尔德丽正统的宫廷礼仪。她学得很开心，只是到了最后忽然哭了起来，说：“哦，妈妈，我很怕，怕见一个真正的女王。” 我觉得，可怜的小迪尔德丽肯定是以为自己要去的是真正的宫廷，就像童话舞剧里演的那样。事实上，我们去的只是女王位于林地边缘的美丽别苑。当我们被领到一位白发辫子盘在王冠下、身材瘦削、举止优雅的女人面前时，迪尔德丽大胆地向她行了一个宫廷屈膝礼，然后笑着奔向女王伸出的双臂。女王仁慈和善，迪尔德丽一点都不怕她。 这天，女王戴着黑色面纱来见我。我告诉她我们正要去凡尔赛，并把理由也说了。她说很愿意与我们同行——这对她来说，算是一次冒险活动了。路上，女王忽然伸出慈爱的双臂，把我的两个孩子揽进怀里，紧紧地搂在胸前。当我的小家伙们的金发脑袋贴着女王的黑衣的时候，我仿佛再一次看见最近老是折磨着我的幻象。 来到凡尔赛后，我们和孩子们愉快地喝茶，随后我护送那不勒斯女王返回她的府邸。女王是命运多舛的伊丽莎白二世的姐姐，是我见过的最亲切、最仁慈、最聪慧的人。 第二天，我在特里阿侬酒店美丽的花园中醒来，近日来所有笼罩在心头的阴霾全都化为乌有。医生是对的，我需要来乡间休养。不过，如果古希腊悲剧中的歌舞队在这里该有多好啊！他们也许会举例告诉我，人们为了躲避灾祸而刻意选择相反的道路，往往就是径直走向了灾祸，比如不幸的俄狄浦斯王。要是我没有来凡尔赛躲避纠缠着我的死亡幻影的话，孩子们就不会在3天后死于那条熟悉的道路了。 那晚的情景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那样跳舞。我不再是一个女人，而是化为一团欢乐的火焰——一团火——火星四溢。重跳了好几遍之后，我最后以《瞬间的音乐会》收场。在舞动的过程中，我的内心似乎在歌唱“生命与爱情——最大的欢乐——源源不断——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需要的人们”。突然，迪尔德丽仿佛坐到了我的一个肩膀上，帕特里克坐到我的另一个肩膀上，他们稳稳地坐着，兴高采烈；我一边舞动着，一边转过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看着他们稚嫩而明亮的笑容——我的双脚不知疲倦地跳着。 那晚的舞蹈结束后，我得知洛亨格林来了，这个几个月前去了埃及后再也没有现身的男人，来到我的包厢。他似乎被我当晚的舞蹈吸引了，提议在香榭丽舍酒店的奥古斯丁套房跟我们一起用餐。我们回去后，坐在餐桌前等着他。一小时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出现。对此我深受打击。且不提他去埃及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我其实一直都深爱着他，并盼着这次与他会面，还想让他亲眼看一看他茁壮成长的漂亮儿子。到了3点，他仍然没有出现。失望之余，我回到凡尔赛看孩子们。 伊莎朵拉为她的孩子而舞蹈 演出和等待很快让我精疲力竭。我爬上床，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孩子们进来把我吵醒了。他们就像往常一样，跳到我的床上，咯咯地笑着。然后，我们也像往常一样，共进早餐。 帕特里克显得尤为兴奋。他自娱自乐，用小手推一张张椅子，椅子倒下的时候，他就欢快地叫起来。 随后，发生了一件事。前天晚上，一个陌生人给我寄来两本制作精美的书，作者是巴贝尔·多尔维利。我伸手从旁边的桌上取出了一本，正要责怪帕特里克太闹腾的时候，目光落在书中“尼俄泊”这个名字上，接着读到这么一段文字： 神气十足的母亲啊，你为孩子感到骄傲。当人们谈起奥林匹斯的时候，你竟然在暗笑。为了惩罚你，神的利箭射向你忠实的孩子们的头颅，你那宽阔的胸膛根本保护不了他们。 保姆也不耐烦了，让帕特里克别再大吵大闹。 保姆面慈心善，她也十分疼爱孩子们。 “噢，由他去吧，”我喊道，“要是没有了孩子们的吵闹声，生活会变得多么无聊啊。” 一个念头闯进我的脑海里——如果没有了他们，我的生活将多么空虚、多么黑暗！他们充实了我，他们带给我的欢乐，比艺术带来的欢乐要多很多，比任何一个男人带来的爱的欢欣要多出一千倍。我继续往下读： 你转身迎向利箭射来的方向，等待胸膛被刺穿……你等待着！可是没有用，高贵而又不幸的女人啊。神的弓已松开，你被戏弄了。 你就这样等待着，在死静的绝望和满腔的沉郁中度过每一天。你心如止水，了无生气。人们传言，你变成了峭壁上的岩石，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赶紧将书合上。我把两个孩子叫过来，张开双臂把他们拥入怀中，还流下了眼泪——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天早上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个动作。多少次，在无眠的夜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责问自己为什么没有留意那些不良的预兆，来避免悲剧的降临。 那天早上，天空略有些灰白。对着花园的窗户开着，迎春花已经开了。春色宜人，一派欢欣繁荣的景象。正是在那天，我第一次感受到当年的春之欢欣，再加上眼前的孩子们那么活泼、可爱、快乐，我喜不自禁，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奔到花园里跟他们共舞。我们三个人其乐融融，保姆也在边上面带笑容。 伊莎朵拉及一双儿女 电话铃突然响了，是洛亨格林打来的，让我带上孩子们，到城里见他。“我想看看他们。”他已经4个月没见过他们了。我很高兴，心想这是我与他重归于好的机会。事实上，我一直期待这个时刻的到来。我悄悄跟迪尔德丽说了这个消息。 “啊，帕特里克，”她喜出望外地喊道，“你猜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多少次，我回忆起她的喊声——“你猜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我的可怜、脆弱、美丽的孩子们啊，如果我早知道那天等待你们的是怎样一个厄运的话，我怎么会让你们去呢？ 保姆开口说话了：“夫人，我想今天要下雨——可能他们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多少次，就像身处可怕的梦魇里，我听见她的告诫，我诅咒自己的充耳不闻。我当时只是觉得，如果孩子们在场，我跟洛之间的交流就会变得容易很多。 坐着汽车从凡尔赛到巴黎的途中，我把两个小家伙搂在怀里，对生活充满了新的希望和信心。我想，只要洛亨格林见到了帕特里克，就会消除对我的敌意。我甚至还梦想着我们的爱会继续，并且共同实现真正伟大的目标。可是谁能料想，这居然是一次死亡之旅。 去埃及之前，洛亨格林在巴黎市中心买了一块地，打算在那里为我的学校建一座剧院。这个剧院将会成为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艺术家相聚的地方，是他们交流的天堂。在那里，杜丝可以为她神圣的艺术找到一个适合的舞台设计；穆内·苏利可以实现他长久的梦想，依次上演《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三部曲。 在前往巴黎的途中，想象着这一切，我的心因为艺术的伟大远景而雀跃不已。然而，那座剧院注定无法建成，杜丝没有找到配得上她的艺术的殿堂，穆内·苏利也一直没有实现将索福克勒斯三部曲搬上舞台的梦想。为什么艺术家的希冀，几乎总是无法实现的梦想呢？ 正如我所料，洛亨格林见到自己的儿子后非常高兴，包括见到可爱的迪尔德丽。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开心地享用午餐，吃了很多意大利实心面条，喝了基安蒂红葡萄酒，聊了那座剧院美好的未来。 “它将是伊莎朵拉的剧院。”他说。 “不，”我回答，“它将是帕特里克的剧院，因为帕特里克是一个伟大的创作者，他将根据未来的音乐趋势创作新的舞蹈。” 午餐结束后，他说：“今天过得真愉快，我们一起去幽默者沙龙吧？” 但是我有排演任务在身，不能同去。于是，洛亨格林带着当时跟我们在一起的年轻朋友h走了，我则跟孩子们还有保姆去纽利。我在门口对保姆说：“你和孩子们进屋来等我排演完好吗？” 她说：“不了，夫人，我想我们还是回去比较好。小家伙们需要休息。” 邓肯其时身处的美国舞蹈界，主要由三种传统舞组成：社交舞、体操及芭蕾舞 我跟他们吻别，说：“我待一会儿就回去。”离开的时候，小迪尔德丽把嘴唇贴在玻璃窗上。我凑上前，隔着玻璃窗亲吻她的嘴唇。冰冷的玻璃带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走进宽敞的工作室。排演的时间还没到，我想歇一会儿，于是上楼去了小房间，舒服地躺在长沙发椅上。房间里摆着别人送来的鲜花和一盒糖果。我拿了一颗糖，懒洋洋地含着，心里思忖：“的确，我毕竟是非常幸福的——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拥有艺术、成功、财富、爱情，更重要的是，我有美丽的孩子们。” 我一边吃糖果，一边高兴地想着：“洛亨格林回到我的身边，一切都会好起来。”就在那时，一阵陌生的、奇怪的哭声传进我的耳朵里。 我转身就看到洛亨格林，他像受了伤似地大喊，“孩子们，孩子们死了！” 我记得一种奇异的感觉朝我袭来，只觉得喉咙里像吞了炙热的煤块般一阵灼热，当时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还轻轻对他说话，想要安慰他，告诉他这不可能是真的。之后又来了好多人，可我还是对这一切难以置信。后来进来一个长着深色胡子的男人，人们告诉我他是医生。“这不是真的，”他说道，“我会救他们。” 我信任他，我想跟他一起去，但是人们拦住了我。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他们是不想让我知道实际上事情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他们担心面对打击我会崩溃，但是当时我转而进入了一种兴奋状态。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哭，我没有，反而强烈渴望去安慰他们。回头想想，我当时那奇异的思想状况还真是难以理解。是我真的能洞察一切，知道死亡并不存在——两具小小的冰冷的蜡状物体不是我的孩子，而只是他们丢下的外衣？还是我知道他们的灵魂会在光辉中永生？一个母亲一生只会有两次歇斯底里的哭喊——生命的诞生和死亡。当我想到那些冰冷的小手再也不会抓着我的手，我听到了自己的哭喊——正如分娩时那样的哭喊。一种是人间至喜，一种是人间大悲，为什么两种哭喊如出一辙？我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它们是相同的。难道是在宇宙之中存在一种包含了喜怒哀乐的伟大哭喊，便是造物主母亲的哭喊？ 伊莎朵拉两个孩子在巴黎的葬礼 有时候早上为了点儿小事我们跑到街上，不期然遇到一支黑压压送葬队伍，会觉得不舒服，想到自己爱着的人，联想到自己千万别出现在这黑压压的送葬队伍中。 从小我就对反对一切与教会或教义相关的事。阅读过英格索尔、达尔文和非基督教哲学后，我的这种感觉就更深了。我反对现代的婚姻制度，而且认为现代的葬礼观念糟糕透顶，粗鄙到近乎野蛮的地步。正如我敢于拒绝婚姻、敢于不让我的孩子们受洗一样，我现在也同样拒绝为他们举行所谓的基督教葬礼这样愚蠢的仪式。我只有一个心愿——这个可怕的事件，应该转化为一种美。我没有穿上丧服。为什么要换衣服？我一直认为，穿丧服非常荒谬，也没有必要。奥古斯丁、伊丽莎白和雷蒙德知道我的心意，他们在工作室里摆满了花朵。我苏醒后，首先听到的就是科隆交响乐团在演奏格卢克的《奥菲欧》中的凄美挽歌。 可是，要想在短短一天内改变令人厌恶的陋习并且创造美好，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按照我的想法，就不会出现戴黑色帽子的阴郁的男人，不会出现灵车，还不会出现让死亡变得恐怖阴森而非升华超脱的丑陋无用的愚蠢仪式。拜伦在海边架起柴堆火葬雪莱的场景是多么美妙啊！在我们的文明中，我只看到缺乏美感的火葬场。 雪莱的葬礼 我多么希望以某种动作、某种最后的光辉跟我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甜美的保姆的遗体告别啊！我相信总有一天，世界的“智慧”会摒弃这些丑陋的教会仪式，创造并分享一种美丽的告别仪式。当然，相对于把死者土葬而言，火葬场的出现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就目前而言，我的这种观念还是遭到了许多正统教徒的批判和憎恨。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女人，因为我希望在和谐、色彩、灯光和美好中与我亲爱的孩子们告别，因为我将他们的遗体送去了火葬场而不是埋在泥土里被虫子噬食。还要等待多久，那种智慧才能主导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死亡呢？ 我来到火葬场阴森森的地下室，看到眼前的棺木里躺着我亲爱的孩子们：金发的脑袋、花朵般蜷曲的小手、轻灵的小脚——现在就要交给火焰了——从此以后只剩下一小捧可怜的骨灰。 失去了孩子们，我也不想活下去了。可是啊，学校里的小姑娘们围着我，纷纷对我说：“伊莎朵拉，为我们而活吧。我们不也是你的孩子吗？”这让我清醒过来。她们站在那里，也为此伤心不已，我应该去安抚她们的悲痛。 如果这场伤痛来得更早一些，我也许能够克服；如果来得更晚一些，我也许不会觉得那么可怕；但是啊，它偏偏发生在此时此刻，发生在我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和能量的时刻。我觉得身上所有的活力和能力都被彻底摧垮了。如果有一种伟大的爱能够将我包围、将我带离，我或许会好很多。然而，洛亨格林并没有对我的呼唤作出回应。 雷蒙德和他的妻子佩内洛普要去阿尔巴尼亚救助难民。他劝我届时到那里找他。我和伊丽莎白、奥古斯丁一起，前往科孚岛。我们途经米兰，在当地休息一晚。我被带到4年前住过的房间，在那里，我曾为了小帕特里克的出生问题犹豫不决，内心争斗了几个小时。结果他出生了，长成了我在圣马可大教堂梦想的天使模样，然后又离开我了。 当我再一次望向画像中的女人的时候，她那双邪恶的眼睛似乎在说：“一切都通往死亡——不是正如我所说的吗？”无边的恐惧向我袭来，我慌不择路地奔向走廊，恳求奥古斯丁带我到另一家酒店。 我们在布林迪西上船，不久，在一个明媚的上午抵达科孚岛。万物生机勃勃，我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身边的人说，我一天天地、一周周地坐在那里，眼睛仅仅盯着前方。我没有了时间概念——我进入了一个凄凉昏暗的世界，不再有生存的意愿，不再有行动的力量。真正的悲伤来临的时候，遭受打击的人会失去了动作和表情。正如尼俄泊最终化为了石头，我静静地坐着，渴望在死亡中飞升。 洛亨格林在伦敦。也许，他来到我的身边，就可以将我从这种凄惨的、死寂的昏沉中解救出来。也许，一个温暖、深情的怀抱，就可以让我回归生活。 一天，我请求大家让我一个人待着。昏暗的房间里，窗帘全拉上了，我躺在床上，双手抱胸。在极端的绝望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向洛亨格林发出讯息。 “来我身边吧。我需要你。我要死了。如果你不过来，我就跟随孩子们去了。” 我像祈祷般，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话。 我醒来时，已经是深夜。随后，我又心如刀绞地睡去。 第二天上午，奥古斯丁叫醒我，手里捏着一封电报。 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伊莎朵拉，我立刻前往科孚岛。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等待着，一丝希望之光穿透了沉郁的黑暗。 一天上午，洛亨格林出现在我眼前，脸色苍白，神情焦虑。 “我以为你死了。”他说。 他告诉我，就在那个我向他发出讯息的下午，我像个虚幻的幽灵般出现在他的床前，一字一句地说着讯息中的那些话，反复地说着：“来我身边吧！来我身边吧！我需要你，如果你不来，我就会死去。” 美丽的科孚岛 当我确信我们之间有心电感应之后，我开始萌生出希望，想要通过这种内在的爱之冲动，将过去的不幸一笔勾销，让自己再一次感受到内心的活力；也许还会有孩子们来到世上慰藉我。然而，这仅仅是我单方面的愿望。我强烈的渴求、我的悲伤，沉重得让洛亨格林承担不起。一天上午，他不辞而别了。我望着那艘渐渐驶离科孚岛的轮船，望着它消失在蔚蓝色的大海里。我知道他就在船上，而我再一次成为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于是对自己说：要么立即结束生命，要么找到一种能够克服夜以继日吞噬着我的痛苦的方法，努力活下去。每到夜里，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那个可怕的上午都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似乎听到迪尔德丽在说：“你猜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我似乎听到保姆在说：“夫人，可能他们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我似乎听到自己疯狂地回答：“你说得对。留下他们，我的好保姆，留下他们，今天别让他们出去了。” 雷蒙德从阿尔巴尼亚回来了。他保持着一贯的激情。“整个国家都需要援助。村庄被毁了，孩子们在挨饿。你怎么可以留在这里顾影自怜？过来吧，过来照顾孩子们，安慰妇女们。” 他的建议很奏效。我重新穿上希腊式的束腰短裙和便鞋，跟他去了阿尔巴尼亚。他为救助阿尔巴尼亚难民的援助者建了最为简朴的营地。他到科孚岛的市场买了原棉，装在事先租下的小汽船上，运送到难民最多的港口圣夸伦塔。 “但是，雷蒙德，”我说，“你怎么用原棉填饱饥民们的肚子？” “等会儿，”雷蒙德说，“你会明白的。如果我运面包过来，那只能确保他们今天有东西吃；可是我给他们原棉，那么他们以后也有东西吃。” 我们在圣夸伦塔布满岩石的海岸登陆。雷蒙德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中心站，并挂了一块牌子：“愿意将原棉纺成线的人，每天将得到1德拉克马。” 伊莎朵拉的哥哥雷蒙德一家 很快，贫穷、瘦弱、饥饿的妇女排成了一个队伍。有了德拉克马，她们就可以从希腊政府设在港口的网点买到黄玉米。 雷蒙德又驾着小船前往科孚岛。他在那里指挥木匠制作纺织机，然后运回圣夸伦塔。新挂的牌子上写着：“愿意将线织成花布的人，每天将得到1德拉克马。” 成群结队的饥民前来应征。雷蒙德提供的花布图案，取材于希腊古瓮上的设计。很快，一群妇女聚集到海边干活。雷蒙德教她们一边纺织一边唱歌，场面非常欢快。布织好后，又被制作成美丽的沙发套。雷蒙德拿到伦敦售卖，赢利百分之五十。他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面包店，出售白面包，价格比希腊政府出售的黄玉米便宜一半。就这样，他建起了一座难民村。 我们住在海边的帐篷里。每天日出之际，我们跃入大海，纵情游泳。雷蒙德偶尔会搞到一些额外的面包和土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翻山越岭，把食物分发给各个村庄的饥民。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奇特而又悲惨的国家。这里有最早的祭祀雷神宙斯的神坛。之所以称为雷神宙斯，是因为这个国家——不论冬天或夏天——总是雷声大作、暴雨连连。暴风雨来袭的时候，我们穿着长袍和便鞋，艰难地行走。我觉得，淋雨走路比穿着雨衣更让人怡然自得。 我看到了很多悲惨的景象。一个母亲坐在树下，怀里抱着婴儿，三四个孩子依偎在身旁——全都饥肠辘辘、无家可归；房子被烧了，作为家庭支柱的男人被土耳其人杀害，牲畜被偷，庄稼被毁，只剩下可怜的母亲和幸存的孩子们。面对这样的家庭，雷蒙德总要给好几大袋土豆。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营地，可是我的精神却异常亢奋。我的孩子们离开了，但是还有其他人——那些挨饿的、受难的人，难道我不能为这些人活下去吗？ 圣夸伦塔没有理发师。我第一次为自己剪发，将剪下来的头发扔进大海。 我恢复了健康和活力，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救济难民。显然，艺术家的生活与圣徒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我身上的艺术细胞在苏醒。我觉得，凭我一个人有限的力量，要想改变像阿尔巴尼亚难民这样的苦难，真是比登天还难。 第二十六章 远离伤心之地 一天，我觉得自己得离开这个多山、多巨石、多风暴的国家了。我对佩内洛普说：“我感觉自己再也无法面对这些苦难了。我渴望与古塔青灯相伴，我渴望踩在波斯地毯上的舒适感。我厌倦了这里。你能跟我一起去君士坦丁堡吗？” 佩内洛普欣然同意。我们换下长袍，穿上素色的连衣裙，乘船前往君士坦丁堡。白天，我待在甲板上的舱房里；到了晚上，当其他乘客都入睡的时候，我在头上裹一条披巾，走出舱房，置身于月光弥漫的黑夜之中。还有一个人也在望月。他身着白衣，戴一副白色山羊皮手套，靠着船侧。他很年轻，手握一本黑色小书，时不时地低头看书，小声阅读，仿佛是在祈祷。他头发乌黑亮泽，一双黑色的眼睛镶嵌在苍白而憔悴的面孔上，炯炯有神。 我朝他走过去。这个陌生男人跟我交谈起来。 “冒昧地告诉你，”他说，“我有着跟你一样沉重的痛苦。我现在返回君士坦丁堡，去安慰我那伤心欲绝的母亲。一个月前，她得到了我大哥自杀的消息；不到两周，她又听到了另一个噩耗——我二哥自杀了。我是她仅存的一个孩子。可是我又如何安慰得了她呢？我自己正处于无边的绝望之中，甚至觉得这世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追随两位哥哥的脚步而去。” 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是个演员，手中的小书是《哈姆雷特》，当时正在研究其中的一个角色。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在甲板上相遇了。我们就像两个不幸的幽魂，分别沉浸于属于自己的那份忧虑中，然而又在对方的陪伴下找到了一丝安慰。我们待在那里，直到天明。 繁华的君士坦丁堡 抵达君士坦丁堡后，一位身穿丧服、高挑美丽的女人过来迎接他，并拥抱了他。 我和佩内洛普入住佩拉宫酒店。头两天，我们游览了君士坦丁堡，主要是在老城镇的狭窄街道上晃悠。第三天，我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同船那位悲伤朋友的母亲，也就是来迎接他的女人。她悲痛万分地来找我，给我看她刚刚失去的两个俊美儿子的照片，然后说：“他们走了，我没办法带他们回来。但是今天，我来求你帮我挽救这最后的孩子——拉乌尔。我担心他要步两位哥哥的后尘。” “我能做点什么，”我说，“他有什么样的危险？” “他出了城，去了一个名叫圣斯特凡诺的小村庄，一个人住在别墅里。他带着一副绝望的表情离开，这只能让我往最坏的方向想。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你或许能够让他看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不负责任，让他可怜一下自己的母亲，好好地生活下去。” “但是，他为什么如此绝望呢？”我问。 “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他的两个哥哥因何自杀。他们年轻、俊俏、幸福，为什么一心求死呢？” 这位母亲的恳求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答应去一趟圣斯特凡诺村，尽我所能帮助拉乌尔重拾理智。酒店大厅的侍者告诉我，通往圣斯特凡诺村的道路崎岖不平，几乎不太可能开车去。我于是来到港口，租了一艘小拖船。博斯普鲁斯海峡刮着风，波浪滔滔，我们最终安全抵达小村庄。我按照他母亲的指点，找到拉乌尔的别墅。那是一幢白色的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花园里，旁边是古老的墓地。房子没有门铃。敲门没人应。我推了推门，发现门是开着的，便走了进去。底层的房间空荡荡的，我沿着一小段楼梯上了二楼，推开一个房门，看到了拉乌尔。这是一个刷得雪白的房间：白色的墙、白色的地面、白色的门。他躺在一张白色的沙发上，穿着我在船上遇见他时的那身服饰——白色套装、白色手套。沙发边上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个水晶花瓶，里面插着一枝白色的百合花；花瓶旁有一把左轮手枪。 小伙子应该是饿了两三天，神志恍惚，几乎听不清我的声音。我用力摇他，想要使他恢复生气。我跟他说起他母亲，说她因为两个儿子死去而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最后，我试着拉起他的手，硬是将他拖到我来时的那艘小拖船上。小心翼翼地让他忽略了左轮手枪，没把它带上船。 归途中，他哭个不停，不愿意回到他母亲的家里，我于是让他跟着我来到佩拉宫酒店。在我的房间里，我试着了解造成他极端痛苦的原因。在我看来，即便是哥哥们的死也不会让他沦落到如此田地。最后，他喃喃地说道：“是的，你说得对。并不是因为哥哥们的死，而是因为西尔维奥。” “谁是西尔维奥？她在哪里？”我问。 “西尔维奥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他说，“他就在君士坦丁堡，与他母亲住在一起。” 当我得知西尔维奥是个男子的时候，我惊讶得目瞪口呆。不过，我一直是柏拉图的忠实信徒，觉得他写的《费德鲁斯》是迄今为止最为动听的恋曲，所以不会像寻常人那样对同性之恋难以接受。我相信，爱情的最高形式是纯粹的精神恋爱，不一定需要性的交合。 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拉乌尔的生命，所以没有浪费口舌，直接就问：“西尔维奥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很快，电话那头传来了西尔维奥的声音，这甜美的声音，在我听来，肯定是来自甜美的灵魂。“你得立刻赶过来。”我说。 不久，西尔维奥出现了。他是一个18岁上下的俊俏的年轻人。那个把强大的宙斯都迷惑得意乱神迷的盖尼米得，或许就是这般模样吧。 这种感觉持续膨胀。他走近他，拥抱他，无论是在做体操运动时还是在其他见面场合。然后，那条宙斯在爱上盖尼米得时命名为“欲望”的小溪的源头处，喷涌出泉水，流向爱者，有些流进了他的心里，有些则溢了出来；正如微风或回声遇到光滑的岩石后会原路返回，美的溪流也是这样，它流经心灵之窗——眼睛，重又回到美者那里；羽翼开始萌生，给它们浇水，让它们生长，将爱注入到被爱者的心里。他就这样陷入了爱河，但他一无所知；他并不理解，也无法描述自己的状态；他看上去就像从别人那里传染到了盲病；爱者是他的镜子，从中可以看清楚自己的一切，只可惜他尚不知道这点。 我们共进晚餐，然后又相处了一会儿。后来，我欣喜地看见拉乌尔和西尔维奥两人一起待在面朝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阳台上，含情脉脉地说着悄悄话。从中，我可以断定，拉乌尔的性命是保住了。我打电话给他的母亲，告诉她我的努力已经奏效了。可怜的女人喜出望外，不断地跟我说感激的话。 那天晚上，当我跟两位朋友互道晚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挽救了一位俊美年轻人的生命，做了一件好事。但是没过几天，心烦意乱的母亲又来找我了。 “拉乌尔又去了圣斯特凡诺村的别墅。拜托你再救他一命吧。” 我暗想，这回真的是给自己找麻烦了，但我天性善良，实在是无法拒绝这位可怜母亲的哀求。上次坐船过去的时候，风浪太大，所以这次我打算试试陆路，坐车过去。我打电话给西尔维奥，让他跟我一起去。 “你得告诉我，他做这些疯狂事的原因是什么？”我问他。 “哦，是这样的，”西尔维奥说，“我的确爱拉乌尔，但是不像他爱我那样深，所以他觉得还是死了比较好。” 我们日落时分出发，一路颠簸着、摇晃着开到拉乌尔所在的别墅。我们突然出现在忧郁的拉乌尔面前，趁他措手不及之际，将他带回到酒店。我和佩内洛普一直商谈到深夜，想方设法寻求一个有效的途径，帮助拉乌尔克服精神上的怪毛病。 第二天，我和佩内洛普徜徉在君士坦丁堡的古老街道。在一条幽暗狭窄的小巷子里，佩内洛普指向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亚美尼亚文字，佩内洛普识得这门语言，告诉我这里住着一个算命师。 “我们找她算算吧。”佩内洛普说。 我们走进一座古老的房子，爬上一段回旋的楼梯，穿过数道陈旧、残破、肮脏的走廊，来到一间里屋，看到一个老态龙钟的女人正弓着腰搅拌一口大锅，里面散发出一股怪味。她是个亚美尼亚人，会讲一点希腊语，所以佩内洛普能够听懂她的话。老婆婆告诉我们，在上一次大屠杀中，在这间屋子里，她目睹了土耳其人杀害了自己的儿子们、女儿们、孙辈们，甚至最后一个年幼的婴儿。这种悲惨的经历，让她有了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能够看到未来。 正在织布的亚美尼亚女孩 “你看到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通过佩内洛普问她。 老婆婆盯着大锅上缭绕的水汽，过了一会儿，说了一些话。佩内洛普翻译给我听：“她说你是太阳的女儿。你被派遣到人间，给所有人带来巨大的欢欣。这种欢欣将会创造出一种宗教。经过许多曲折，在生命的尾声，你将在世界各地建起自己的庙宇。迟早有一天，你会回到这座城市，也会在这里建起庙宇。你的所有庙宇都将供奉美和欢乐，因为你是太阳的女儿。” 当时，我正处于悲哀和绝望之中，觉得这段充满诗意的预言怪里怪气。 随后，佩内洛普问：“我的未来呢？” 我注意到，她对佩内洛普说话时，佩内洛普脸色变得苍白，看起来非常害怕。 “她跟你说了什么？”我问。 “她的话让人很不安，”佩内洛普回答，“她说我有一头小羊羔，指的是我的小男孩梅诺卡斯。她说：‘你还想要一头小羊羔。’我想，那肯定是指我一直想生个女儿。但是她说，我的这个愿望永远都不会实现。她还说，我很快就会接到一封电报，上面会写道，我爱的一个人得了重病，我爱的另一个人快要死了。此外，”佩内洛普继续告诉我，“她说我的寿命不长，但是，我会站在高处，俯瞰这个世界，最后在沉思默想中离去。” 佩内洛普心烦意乱。她给老婆婆一些钱，跟她说了再见，拉起我的手，几乎是跑着穿过走廊、下了楼梯、钻进狭窄的小巷。我们拦下一辆出租车，返回酒店。 我们进门时，侍者拿着一封电报走过来。佩内洛普无力地靠在我的胳膊上，几乎要晕倒了。我只好扶着她回房间，然后拆开电报。上面写着：“梅诺卡斯病重，雷蒙德病重。速回。” 可怜的佩内洛普忧心忡忡。我们匆匆忙忙地将东西塞进旅行箱，并打听什么时候有船开往圣夸伦塔。侍者说日落的时候会有一班船。不过，即便是在十万火急的时刻，我仍然没有忘记拉乌尔的母亲。我给她写了短笺：“如果你想要将儿子从威胁着他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就必须让他离开君士坦丁堡。不要问我原因，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带他到我今天下午5点即将乘坐的班船上。” 我没有收到回音。就在船要离岸的那一刹那，拉乌尔拎着一个手提包，匆匆跑过跳板，跳上船来。他面如死灰，与其说活着，不如说死了。我问他是否买了票或者订了舱房，结果是他什么都没做。不过，幸好这里的船务人员都比较热情好客，我可以跟船长协商一下。船上已经没有多余的舱房了，拉乌尔只得睡在我那个套房里的起居室。我对这个年轻小伙子，有一种母亲般的关爱和忧虑。 抵达圣夸伦塔后，我们发现雷蒙德和梅诺卡斯得了热病。我想说服雷蒙德和佩内洛普离开阿尔巴尼亚这片阴郁的土地，跟我一起返回欧洲。我找来船上的医生，觉得他的话比较有说服力，可惜雷蒙德不愿意离开他的难民和难民村，佩内洛普自然也不愿意离开他。于是，我只能无奈地将他们留在那片到处是岩石的荒凉之地。他们只有一顶小帐篷栖身，来势汹汹的飓风将它吹得东倒西歪。 轮船继续朝着的里雅斯特开去，我和拉乌尔两人都不快乐。他一直在流泪。我之前已经发了一封电报，让人开车到的里雅斯特接我们，因为我不想坐火车跟其他乘客接触。我们坐上车后，向北行驶，穿过一条条山道，来到瑞士。 我们在日内瓦湖逗留了一段时间。我们是奇怪的组合，沉浸在各自的悲伤中，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成为很好的伙伴。我们在湖中的一艘小船上待了数日，最后我终于让拉乌尔郑重承诺，以后再也不会试图自杀了，要为了母亲好好活下去。 美丽恬静的日内瓦湖 于是，一天上午，我把他送上了火车，叫他重返戏剧舞台。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后来听说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他所饰演的哈姆雷特深入人心，这点我可以理解；在诠释“活着还是死去”这句台词的时候，还有谁能够如可怜的拉乌尔一般理解得那样透彻呢？不管怎么说，他还年轻，我希望他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独自待在瑞士，我变得躁动不安，只好开着车在瑞士到处转悠。有一天，我冲动地开车到了巴黎。在巴黎我深居简出，害怕与人交流，甚至连赶到瑞士与我做伴的哥哥奥古斯丁，也无法帮助我，我简直无药可救了，一点声音就会让我焦躁不安。人们走进我的房间，但是我觉得他们很遥远、很虚幻。一天晚上，我又回到了巴黎，站到了自己位于纽利的房子前。这里已经荒废了很久，只剩一位过去就在这里打理花园的老头。 再次走进工作室，蓝色幕布顿时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艺术、自己的工作，于是决定调整心情、重整旗鼓。为此，我派人叫来了朋友汉纳·斯基恩，让他为我弹奏。然而，熟悉的音乐再度响起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事实上，经过了这么多事，我第一次哭了出来。这里的一切，只会勾起我对往昔的回忆。我甚至出现了幻觉，仿佛听到孩子们在花园里嬉戏的声音。有一天，我不知不觉中走进孩子们住过的小房间，看见他们的衣服和玩具散落一地，我彻底崩溃了。我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在纽利住下去了。不过，我还试图想改变这一切，就请朋友过来陪伴我。 但是一到晚上，我就辗转难眠。房子离河太近了，潺潺的流水声总是分外清晰。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开着车一路向南。只有坐在汽车里，以每小时七八十公里的速度飞驰，才能够暂时远离那些撕心裂肺的痛。 穿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我开始了漂泊之旅。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威尼斯运河的平底船上，让船夫整夜地划着桨；有时候，我又穿梭于里米尼古城。我在佛罗伦萨住了一晚，得知c就住在该城。本来很想去找他的，可是想到他已成家，跟他见面只会给彼此添麻烦，于是就没有去。 一天，在海边的一座小镇里，我收到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伊莎朵拉，我知道你在意大利游历。诚邀你过来，我会尽力安慰你。”署名是埃莉诺拉·杜丝。 我一直不清楚她怎么知道我的消息，还给我发来这样一封电报。不过，一看到落款，就知道她也许就是我所需要的那个人。电报是从维亚雷焦发过来的，正好位于我所在的海岬的另一侧。我给埃莉诺拉·杜丝回了电报，除了表达感激之情，还答应她马上抵达，于是我马上开车奔赴她那里。 我连夜赶到维亚雷焦，遭遇一场暴风雨。埃莉诺拉·杜丝住在乡下的一幢小别墅里，离市区很远，不过她在格兰德酒店留下了一封短笺，让我去找她。 第二十七章 重拾生活的信心 第二天上午，我开车去找埃莉诺拉·杜丝。她住在一幢玫瑰色别墅里，前面有一个葡萄园。她顺着满是葡萄架的小道款款而来，宛如光芒四射的天使。她上前拥抱我，目光充满了爱和柔情。我此时此刻的感觉，简直跟但丁遇到神女时的感受一样。 从此我就在维亚雷焦住了下来，埃莉诺拉的目光重新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她常常拥抱着我，抚慰我。她不仅抚慰我的伤痛，还懂得设身处地为我着想。我意识到，之前别人的安抚之所以毫无用处，原因在于他们全都故作轻松，想通过让气氛轻松活跃来让我遗忘过去。埃莉诺拉·杜丝则不同，她说：“跟我讲讲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吧。”她要我倾诉孩子们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要我拿出他们的照片，仔细看着他们，亲吻他们，放声哭出来。她从不空洞地劝我不要悲痛了，而是跟我一块儿悲痛。自从孩子们离开后，这是我头一次感觉到自己并非孤立无援。埃莉诺拉·杜丝是一个神奇的人。她胸怀宽广，可以容纳全世界的悲哀；她的精神光芒四射，了悟世间疾苦。当我跟她在海边散步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她的头顶笼罩星辰，手可触及山巅。 有一次，她抬头望向山峦，对我说：“科洛奇山的悬崖峭壁，在旁边吉拉杜的绿色山坡、生机勃勃的葡萄藤以及花枝招展的树木的衬托下，显得那么苍凉、那么险峻。但是，当你望向科洛奇山阴沉粗糙的顶峰时，你会看见白色的大理石闪出一道光芒，静候着雕刻家赋予它永恒性。吉拉杜山给予人类世俗的需求，而科洛奇山提供了梦想的素材。这就是艺术家的生活——昏暗、忧伤、悲凉，可是他们提供了白色大理石，激发了人类深层的渴望。” 伊莎朵拉的挚友埃莉诺丝·杜丝 埃莉诺拉·杜丝崇拜雪莱。这里的9月，暴风雨不断。有时候，在闪电划过阴沉的波涛时，她会指向大海，说：“看哪！雪莱的骨灰在闪耀——他在那里，走在波涛之上。” 住在酒店里，总是有陌生人盯着我，让我很不自在。于是，我租了一幢别墅。但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一幢别墅呢？一幢红砖砌成的庞大的别墅，坐落于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深处，四周有高高的围墙。如果说外部景象看起来很凄清的话，内部设置则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氛围。据村民们口口相传，这里曾居住着一位女士，跟奥地利宫廷中的某位身份显赫的名流——有人断定是弗朗茨·约瑟夫本人——有过一段不幸的情感纠葛，之后又凄凉地看到他儿子发了疯。别墅的顶层有一个小房间，窗户封住了，墙上画着奇形怪状的图案，门上开了方形的小洞。显然，可怜的年轻人发疯时，被关在了这里，食物则从洞口递了进去。屋顶有一处开放式的宽敞凉廊，一边可以俯瞰大海，另一边可以远眺群山。 这座阴郁的别墅，至少有60个房间，我租下它完全是一时冲动。吸引我的只是围墙内的松树林和凉廊上的迷人景观。我问埃莉诺拉·杜丝是否愿意与我一起住在这里，她婉言拒绝了。但她还是从原来的避暑别墅里搬了出来，搬到我附近的一幢白色小房子里。 现在，埃莉诺拉·杜丝有一大癖好，那就是通信。如果你住在别的国家，她或许只会时不时地给你发一封长电报，3年内从不间断；但是住在附近的话，她几乎每天都会派人捎来一封有趣的短笺，甚至一天两三封。我们经常见面，在海边散步，埃莉诺拉·杜丝习惯说：“悲哀的舞神与悲哀的缪斯一起漫步。” 一天，我和埃莉诺拉·杜丝在海边散步时，她突然转向我，落日的余晖在她头上投射出一道炽烈的光晕。她长久地盯着我，表情有些怪异。 “伊莎朵拉，”她哽咽着说，“别再追寻幸福了，别这样了。你紧皱的眉头已经告诉了我们，你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了。已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只不过是序幕而已。不要再去考验命运之神的耐性了。” 哦，埃莉诺拉·杜丝，如果我听进去你的忠告该有多好啊！可是，“希望”是一株根除不掉的顽树，不管多少枝丫被砍掉、被摧毁，它还是会长出新的枝叶。 莎士比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 埃莉诺拉·杜丝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时正处于生命和智慧的巅峰时刻。当她踩着大步行走在海岸边时，步态跟我见过的其他女人完全不一样。她不穿胸衣，身形高大，身材丰满，虽然时尚圈的人见了会摇头，但这恰恰体现了她的高贵迷人之处。她身上的一切都表明她有一颗饱尝磨难的伟大心灵。她常常给我阅读希腊悲剧或者莎士比亚戏剧，听她读到《安提戈涅》中的某些句子的时候，我不禁思忖，如此精彩的诠释竟然没有让全世界的人欣赏到，真是暴殄天物。有人认为，埃莉诺拉·杜丝在艺术辉煌阶段长期没有登上舞台，是因为情场失意或者其他感情方面的问题，这并非事实；而且，也不是健康方面的问题。真正的原因在于，她缺少帮助，缺少必要的资金去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艺术理念——事实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琐碎。标榜“崇尚艺术”的世界，把这位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演员遗弃了整整15年，任由孤独和贫困蚕食她的心灵。当莫里斯·盖斯特终于意识到她的存在，为她安排了美国巡演的时候，一切都已太迟。她竭尽全力要为自己等待多时的工作筹集必要的资金，却不幸死于这最后一场巡演的途中，令人扼腕叹息。 我租了一架高级钢琴，又发了一封电报给忠实的朋友斯基恩，他立马赶了过来。埃莉诺拉·杜丝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每天晚上都会让斯基恩为她弹奏贝多芬、肖邦、舒曼和舒伯特的作品。偶尔地，她还以低沉、优美的嗓音吟唱起自己最喜欢的歌曲《在这座黑暗的坟墓单》，每当唱到末尾的“忘恩负义——忘恩负义”时，她的声音变得哀怨动人，她的表情悲恸凄切，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一天傍晚，我忽然站了起来，让斯基恩弹奏起音乐，为埃莉诺拉·杜丝表演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我的动作舒缓而轻柔，是我自4月19日以来头一次跳舞。埃莉诺拉·杜丝满怀感激之情地拥抱住我、吻我。 “伊莎朵拉，”她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你应该回到自己的艺术中去。只有艺术才能拯救你的灵魂。” 埃莉诺拉·杜丝知道，几天前有人给我寄来了一份合约，希望我到南美巡回演出。 “签了这份合约吧，”她劝说道，“如果你知道生命有多短暂，知道它充斥着长年累月的无奈，无奈——除了无奈，没有别的了，你就会签了这份合约！从这无边的痛苦和无奈中挣脱出来吧——挣脱！” “离开吧，离开吧！”她这样劝着我，而我的内心却分外沉重。我可以在埃莉诺拉·杜丝面前跳简单的动作，但是却无法再一次面对观众。我全部的身心都在备受煎熬——每一次心脏的跳动，都是对孩子们的声声呼唤。只有跟埃莉诺拉·杜丝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得到一丝安慰；可是到了夜晚，在这座孤寂的别墅里，空荡荡、阴沉沉的房间发出一阵阵回响，我彻夜难眠，无奈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曙光微露的时候，我起身，到大海里游泳。我暗暗思量，觉得自己最好游得远远的，再也回不来，不过我的身体总是自作主张地向着陆地游去——这就是一个年轻躯体对生命的本能渴望。 一个秋日的午后，天色灰暗，我独自在沙滩上漫步，突然看见我的孩子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手拉着手出现在我面前。我呼唤着他们，可是他们在前面跑着、笑着，我就是追赶不上。我在后面紧紧跟着——跟着——喊着——突然，他们消失在浪花飞溅的雾霭中。我感到揪心的恐惧。出现孩子们的幻觉——是否意味着我疯了？有好一阵子，我清楚地感觉至自己的一只脚跨过了疯人与正常人的界线。我的面前仿佛出现了一座疯人院——那百无聊赖的生活。在痛苦的绝望中，我扑倒在地，号啕大哭。 我不知道自己就这样趴了多久，直到一只怜惜的手抚摸我的头。我抬眼望去，看到一个仿佛从西斯廷教堂的壁画中走下来的俊美之人在我面前凝思。他站在那儿，刚从海上归来，说：“你为什么一直哭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或者帮点什么？” 我继续抬眼望着他。 “好吧，”我回答，“救救我！拯救我的生命，还有我的理智。给我一个孩子。”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站在我的别墅的屋顶上。落日已经沉入大海的深处，月亮缓缓升起，皓白的光辉笼罩着山脉的大理石岩壁，当他年轻而有力的臂膀将我环住，当他的双唇印上我的双唇，当他全部的意大利似的激情向我涌来时，我感觉到自己从痛苦和死亡中挣脱了出来，重回光明——重获爱情。 维克多·雨果，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 第二天上午，我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告诉埃莉诺拉·杜丝。她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艺术家生活在传说和幻想的土地上，年轻的“米开朗琪罗”从海上过来安慰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她不喜欢与陌生人接触，不过这一次，竟欣然赞成我把年轻的情人介绍给她看看。于是，我们一起拜访了他的工作室——他是一位雕塑家。 “你当真认为他是一位天才？”看完他的作品后，她问我。 “毫无疑问，”我回答，“而且他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米开朗琪罗’。” 年轻人的可塑性很强。年轻人相信一切，我几乎认定新的恋情可以帮助我战胜悲哀。那段日子，接连不断的恐怖遭遇已经让我精疲力竭了。我曾时常念起维克多·雨果的一首诗，并最终让自己确信：“是的，他们会回来；他们只不过在等待，终有一天会回来。”可是啊，这场美梦很快就破灭了。 我的情人似乎来自一个正统的意大利家庭，与一位同样来自正统家庭的年轻姑娘订了婚。他并没有亲口告诉我这件事，而是写了一封信给我，解释了一切，跟我说了再见。我一点儿都不恨他。我觉得他拯救了我的理智，让我不再感觉到孤独。自此之后，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神秘主义的忠实信徒。我觉得孩子们的灵魂就在我的身边游荡，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慰藉我。 秋天到了，埃莉诺拉·杜丝搬回她位于佛罗伦萨的公寓里，我也离开了那幢阴沉的别墅。我先是去了佛罗伦萨，随后去了罗马，打算在那里过冬。圣诞节是在罗马度过的，感觉很凄凉，但是我对自己说：“还好我不是在坟墓里，也不是在疯人院——我是在这里。”我忠诚的朋友斯基恩始终陪伴在我的身边。他从不发问，从不怀疑，单纯地奉献他的友谊和倾慕以及他的音乐。 历经繁华与沧桑的历史名城罗马 对于忧伤的人来说，罗马是一个好地方。雅典耀眼的光明和绝对的完美，只会加剧我的悲痛；而罗马，这座拥有无数伟大的遗迹、陵墓、纪念碑的城市，见证了世代沧桑，是一颗绝佳的止痛药。我尤其喜欢在清晨的时候漫步于亚壁古道。那个时段，从弗拉斯卡蒂过来的运送葡萄酒的马车正行走在两排坟墓中间的道上，昏昏欲睡的车夫就像精疲力竭的农牧神，趴在洒桶上打瞌睡。时间仿佛不复存在了，我成为幽魂，在亚壁古道上飘荡了数千年，四周是空旷的坎帕尼亚平原，上面是拉斐尔天空的宽广穹顶。有时候，我把胳膊伸向这片天空，沿着古道跳舞。在路两旁的坟墓的映衬下，我这个样子显得分外悲戚。 晚上，我和斯基恩出去漫步，一路向前，走到那些喷涌不止的泉水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停下脚步。这些泉水来自山上，源源不断。我喜欢坐在泉水旁，聆听水流潺潺以及清脆的水花声。很多次，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哭泣，我那敦厚的同伴怜惜地握住我的双手。 一天，洛亨格林给我发来一封很长的电报，将我从这场漫无目的的悲伤之旅中唤醒。他以我的艺术的名义乞求我返回巴黎。这封电报奏效了。我坐上通往巴黎的火车。经过维亚雷焦的时候，我看见松树林里矗立着的那幢红砖别墅的屋顶，想起了几个月来在那里度过的绝望与希望交替出现的生活，想到了我离圣洁的朋友埃莉诺拉·杜丝越来越遥远。 洛亨格林早已在客丽容酒店为我准备了豪华套房，里面摆满了鲜花，还可以俯瞰协和广场。我把自己在维亚雷焦的经历以及孩子们出现在我面前的神秘幻觉告诉了洛亨格林，他将脸深深地埋进双手间，似乎经过了一番挣扎，然后说：“我在l908年向你走去，想要帮助你；可是我们的爱，最终将彼此引向了悲剧。现在，让我们一起创办你梦想的学校，创造一些美，抚慰生活在这个伤心世界的人们。” 他对我说，他已经买下了贝勒维大酒店。从酒店的露台处可以俯瞰整个巴黎，花园沿着山坡斜向河畔，房间多到可以容纳1000多个孩子。只要我愿意，这个学校就可以一直开办下去。 “如果你愿意将一切个人情感放在一边，暂时只为一个理念活着，那就容易多了。”他说。 悲痛和灾祸交缠着我的生活，唯有理智凌驾于一切之上，始终熠熠生辉。我清楚这一点，于是我应允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参观了贝勒维大酒店。自此之后，装修工、家具商在我的指挥下忙碌了起来。这家陈旧的酒店摇身一变，成为一座未来舞蹈的殿堂。 我们在巴黎市中心举办了一场比赛，从中选拔出50名有志于舞蹈艺术的学生。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原来学校的那批学生和教师。 我们将旧酒店的餐厅改造为舞蹈教室，挂上了我的蓝色幕布。在长方形大房间的中央，我让人建了一座平台，有台阶通到台上。平台既可以用做看台，也可以当做编舞者们展示自己作品的舞台。我觉得，普通学校里的生活之所以单调乏味，部分原因就在于所有地板都在同一水平面上。因此，我让人在许多房间之间建了高低起伏的小通道。餐厅的布置，宛如英国国会下议院，过道的两边是一排排阶梯式的座位，年龄大的学生们和教师们坐在高处的位置，年龄小的孩子们坐在低处的位置。 这种忙碌、活跃的生活，让我再次感受到了生活的充实，孩子们如饥似渴、进步神速，是我教学的动力所在。开学才3个月，她们就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前来参观的艺术家们无不赞叹。星期六是艺术家的节日。从上午11点至下午1点是公开课，对艺术家们开放。洛亨格林一向慷慨大方，为艺术家们和孩子们准备了丰盛的午宴。气候渐渐转暖，午宴搬到花园里进行。午宴结束后，音乐响起，有人朗诵诗歌，有人翩翩起舞。 罗丹住在山的另一侧。他经常过来看我们跳舞，有时就坐在舞蹈教室里为年轻姑娘们画素描。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我年轻时有这样的模特该有多好啊！她们自由地活动，而且依照自然与和谐的规律活动！我的确有过许多美丽的模特，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像你的学生们那样懂得动作的奥秘。” 我给孩子们买了五颜六色的披肩。她们走出学校，到森林里漫步，快乐地跳着、跑着的时候，就像一群美丽的鸟儿。 我相信这座安置在贝勒维的学校能够永远办下去，我将在这里度过余生，把我所有的工作成就留在这里。 6月的时候我们在特洛卡迪罗举办了一场演出。我坐在包厢里观看孩子们表演。观众们对她们的表演很是满意。演出结束时，观众们掌声不断，久久不愿离去。这些孩子并非是训练有素的舞蹈家或艺术家，观众们能够对她们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肯定与我们的舞蹈产生了共鸣。这种共鸣，也正是我所预见到的，也正是尼采的理想： 舞者查拉图斯特拉，活跃的查拉图斯特拉，张开翅膀，做好了飞翔的准备。他向所有鸟儿呼唤，一切准备就绪。他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 这些孩子们是未来的希望，她们将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中翩翩起舞。 第二十八章 第三个孩子也离开了我 在贝勒维，愉快的一天从早上就开始了。听着一双双小脚跑过走廊，一个个童音齐声歌唱，下楼后，就看见她们都在舞蹈教室。她们一看见我，就高声问候早安。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忘记了忧伤。只是偶尔我会想起我的两个孩子而黯然神伤，回房间哭过之后，我会重新振作。我每天给她们上课，她们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公元100年，罗马的一座山上有一所罗马神父舞蹈学院。学校里的学生都来自最显赫的贵族家庭。他们身体里流淌着历经数百年的纯正贵族的血。他们学习文学和哲学的所有课程，但最主要的还是学习舞蹈。他们一年四季都会去剧院表演。每当需要演出的时候，他们就从山上下来，进入罗马城，参加特定的仪式，在公众面前跳舞，净化他们的灵魂。这些男孩跳得如此欢快、热情和纯洁，感染和升华了观众们的内心世界，就像良药之于病人。我创办学校的初衷，就是想重振这样的表现方式。我相信，位于巴黎近郊的“卫城”山上的贝勒维，也会像罗马神父舞蹈学院那样，对巴黎及其艺术家们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赛萨尔·弗兰克，法国风琴手、钢琴家、作曲家 每周都会有一群艺术家带着素描本来到贝勒维。我的学校已经成为激发灵感的源泉之地，而今存在的数百幅素描作品和许多舞者模型，就是艺术家们当年在我的学校获得灵感创作的。我希望通过这所学校，艺术家和模特之间也许可以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理想关系。我的学生们随着贝多芬或者赛萨尔·弗兰克的音乐舞动，再现希腊悲剧中的歌舞队风貌，吟诵莎士比亚的作品；她们以自身的魅力宣告模特不再是可怜巴巴地呆坐在艺术家工作室里的默默无语的家伙，而是以生命的最高形式呈现的生动、活泼的完美典范。 为了更好地实现我的理想，洛亨格林打算拾起曾经夭折的兴建剧院的计划，在贝勒维的山上建一座剧院。根据洛亨格林的设想，这座剧院将成为一座节日剧院，巴黎人在重大节庆日都会前来，而且剧院将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 他再一次叫来了建筑师路易斯·苏，再一次在图书室里竖起了长期无人问津的剧院模型，还把地基规划好了。在这座剧院里，我希望我的梦想能够成真，让音乐、悲剧和舞蹈艺术以最纯粹的形式结合起来。在这里，穆内·苏利、埃莉诺拉·杜丝和苏珊娜·戴斯普里斯可以上演《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或者《伊莱克特拉》，我的学生们可以充当歌舞队。在这里，我还可以举办贝多芬百年庆典，与众多学生一起表演他的《第九交响曲》。我幻想有一天，孩子们会像雅典娜或者潘神那样从山上走下来，穿过河流，来到巴黎荣军院，随后继续她们神圣的旅程，直至罗马万神殿，在那里纪念某位伟大的政治家或者英雄。 我每天都会花数小时给孩子们授课。有时候太累了，站不动了，我就躺在沙发上，挥动着手和胳膊来教她们。我似乎具有神奇的教学能力，只要向孩子们伸出双手，她们就能舞动起来。我甚至觉得，与其说我在教她们跳舞，不如说我为她们开辟了一条道路，舞蹈的精神就这样顺着这条道路深入她们的灵魂深处。 我们计划排演欧里庇得斯的《酒神女祭司》。我的哥哥奥古斯丁扮演剧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他对这部剧作了如指掌，每天晚上念给我们听；有时候，他也会念莎士比亚的戏剧或拜伦的《曼弗雷德》。邓南遮对我的学校很感兴趣，常常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饭或晚饭。 来自初期学校的那一小批学生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了，她们协助我教导年纪尚小的孩子们。看着她们身上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看着她们那么自信、那么熟练地将我的教学传递下去，我不由得感慨万千。 然而，1914年7月，我们经历了一场暴风雨。我感觉到了，孩子们也感觉到了。当我们站在露台凝视着巴黎城的时候，孩子们常常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天空中，一片片的乌云云集起来；地面上，神秘的气团似乎悬浮不动了。我感觉到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似乎也感觉到了，他越来越安静，不像先前那两个孩子般充满力量。 我觉得，为了消解悲哀和痛苦，迎接新生活，我做出太多努力，以致劳累过度。7月的日子在一天天过去，洛亨格林提议把学校里的相关人员送到他在德文郡的别墅里度假。于是，一天上午，她们全都聚集了起来，一对一对地过来跟我告别。8月，她们要在海边度过；到了9月，她们就会回来。她们走后，房子变得异常空荡荡了，尽管我百般挣扎，还是陷入了深深的消沉之中。我很累，经常长时间地坐在露台上俯瞰巴黎。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某种来自东方的危险正在逼近。 加斯顿·卡尔梅特，法国右翼报刊《费加罗报》主编，因抨击财政部长卡约的征税政策而遭到暗杀 一天上午，卡尔梅特遭暗杀的可怕消息传来，整个巴黎笼罩在不安和恐惧之中。这是一个悲剧事件——是更大悲剧的预兆。卡尔梅特一直是我的艺术和我的学校的忠实拥护者，他的死让我很震惊、很难过。 我惴惴不安、惶恐忧虑。孩子们不在这里，贝勒维显得太宽敞、太安静了。面对巨大的舞蹈教室，一阵凄切之情涌上我的心头。为了消解自己的恐惧情绪，我试着安慰自己，想象着宝宝就要出生了，孩子们就要回来了，贝勒维一定会成为活力和欢乐的中心。可是，时间的脚步真是拖沓啊，走得那么慢。一天上午，当时正在贝勒维做客的朋友博松医生，脸色苍白地走了进来，手里握着一份报纸。我看到大字标题上写着大公遇刺身亡。随后，谣言开始纷传；不久，我们得到了确切消息——战争要爆发了。我不由得相信，大事来临前必会投下阴影。我终于知道了，上个月感觉到的笼罩在贝勒维上空的阴影，原来是战争。在我打算复兴剧院艺术、筹备能够带给大家欢乐和激情的节日活动的时候，另一些力量却在暗中积蓄，准备将战争、死亡和灾难抛向人间。唉，面对这些洪流，我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渺小啊！ 8月1日，我感觉到了临产前的第一次阵痛。窗户外，人们叫嚷着动员的消息。天气燥热，窗户大开。我的嘶叫、我的苦难和我的疼痛，与此起彼伏的鼓声、公告宣读者的喊声交缠在一起。 我的朋友玛丽把一个铺满白色棉布的摇篮搬进房间里。我的目光一直落在摇篮上。我相信迪尔德丽或者帕特里克就要回到我身边了。动员令——战争——战争。战争真的会爆发吗？我迷惑不解。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把孩子生出来，可这似乎很艰难。我的朋友博松医生接到了征召令，已经离开了。一个陌生的医生来到我身边，不停地说：“振作点，夫人。”为什么要对一个正在经受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可怜女人说“振作点”呢？他要是对我说“忘掉你是一个女人，忘掉你要有尊严地承受痛苦，忘掉诸如此类的屁话，忘掉一切，尖叫吧、号叫吧、大叫吧——”倒是会更好些。或者，他仁慈点儿，给我一点儿香槟酒，也很不错。可是这个医生顽固得很，完全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干巴巴地说：“振作点，夫人”。护士忐忑不安地站在边上，不断地对我说：“夫人，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战争。”我想，我的宝宝应该是个男孩，但是他还太小，不可能去参加战争。 最终，我听到孩子的哭声了——他哭喊着——他降生了。在这糟糕透顶的岁月里，虽然我经历了那么多恐惧和害怕，但是孩子出生的巨大喜悦早已将它们冲刷得一干二净。悲哀、痛苦和眼泪，长久的等待和无边的苦恼，终于得到补偿。如果真有上帝存在的话，那么他肯定是一位伟大的舞台导演。当我怀抱着这个美丽的小男婴的时候，之前数小时的疼痛和担心顿时化做了欢乐。 然而，窗外鼓声依旧，“动员令——战争——战争”依旧。 “战争真的会爆发吗？”我很迷惑，“关我什么事？我的孩子在这里，安全地躺在我的臂弯里。他们去打仗吧！关我什么事？” 人类的欢乐总是很自私。就在我的窗外和门外，人声鼎沸，脚步声来回不断——女人们在哭泣——嘶喊——讨论着动员令；在房间里，我怀抱着孩子，竟然还在这场波及甚广的灾难面前感到无比的幸福，而且因为再次感受到孩子在自己的臂弯里而异常兴奋，仿佛自己身处天堂般。 夜幕低垂。我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他们来为我怀中的宝宝贺喜。“现在你又可以高兴起来了。”他们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一个个地告别了，只剩下我和宝宝。我轻声说道：“你是谁，迪尔德丽还是帕特里克？你终于回来了。”小家伙忽然瞪大眼睛看着我，随后就开始喘气，似乎窒息了，呼吸变得异常困难，冰凉的唇间发出一声长鸣。我赶忙呼唤护士，她进来了，看了看，一脸惊慌地抱过宝宝。接着，隔壁的房间里传来很大的动静，嚷着氧气、热水…… 经过一个小时的痛苦等待，奥古斯丁走进我的房间，说：“可怜的伊莎朵拉，你的孩子，已经死了……” 我相信，在那个时刻，我遭受了人世间最惨烈的打击。他的死，让我再一次想起之前两个孩子的死——就像重新经历上一次的悲痛那样——只不过这一次又添加了一层新的悲痛。 我的朋友玛丽进来了，哭着将摇篮搬走了。隔壁的房间里传来榔头敲拢着小棺材的咚咚声。这个小棺材，而今成了我那可怜的宝宝的永久摇篮。榔头的咚咚声，似乎将彻底绝望的最后音符敲进我的心里。我躺在床上，心痛欲裂，衰弱无力，泪水、奶水夹杂着鲜血一起流了出来。 一位朋友来看我，说：“你个人的悲痛算得了什么？战争已经要了数百人的性命，伤的伤，死的死，很快就会从前线送回来。”这么看来，似乎只有把贝勒维腾出来做医院才算合理。 罗曼·罗兰，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战争期间，人人都表现出同样的激情。人们因为同仇敌忾的消息而振奋不已，因为让数英里的乡村和墓地毁于一旦而情绪高涨，谁能说是对还是错呢？当然，在如今看来，这种激情毫无意义，可是我们又怎么能妄下断言呢？罗曼·罗兰坐在瑞士，那颗发白的、沉思的头颅首先想到的是：有人诅咒战争，有人期待战争。 不管怎么样，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慷慨激昂，甚至连艺术家都在说：“艺术算什么？小伙子们在浴血奋战，士兵们在浴血奋战——艺术算得了什么？”如果当时我足够有智慧的话，就应当这么回答：“艺术比生命更伟大，就应该留在工作室里创作我的艺术。”可是，我随波逐流，头脑发热地说：“把这些床都搬走，把这所为艺术而建的房子拿去用吧，把它改造为医院，救死扶伤吧。” 一天，两个担架员走进我的房间，问我要不要看看我的医院。我还不能走路，他们用担架抬着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房间。我看见每个房间里关于酒神女祭司、舞动的农牧神、宁荚女神们以及森林之神的浅浮雕都被取了下来，漂亮的帷帘和窗帘也都被取了下来。代替浅浮雕的，是天主教商店供应的廉价的耶稣基督雕像。黑色的耶稣基督，金色的十字架，这种雕像在战时被批量生产和出售。我心想，那些可怜的伤兵苏醒后第一眼看到是这些房间的本来面目，应该会更加开心吧。为什么要让他们看着黑色的耶稣基督被钉死在金色的十字架上的可怜样子呢？这种画面，多让人郁闷啊！ 进入那间宽敞的舞蹈教室后，我看到蓝幕布不见了，一排又一排简易的小床搁在里面，等待着伤员们。我的图书室原本摆着很多图书，诗人们可以站在书架旁汲取知识，而今已经变成了手术室，等待着伤员们。我的身子很虚弱，亲眼所见的一切让我很受打击。我觉得狄俄尼索斯被彻底击垮了。这是耶稣基督受难后的天下。 此后不久的一天，我听到担架员沉重的脚步声，这是他们第一次抬伤员进来了。 贝勒维！我的“雅典卫城”，你本该是灵感的源泉，是一所让人在哲学、诗歌和美妙的音乐的启迪下享受更高层次的生活的学校。从那天开始，艺术与和谐消失了，所有的墙壁都听到了我最初的哭喊——受伤的母亲的哭喊，以及被这个世界的战鼓声吓怕的宝宝的哭喊。我的艺术殿堂变成了殉道者的骷髅地，并最终演变成血腥的伤痛和死亡的停尸房。我曾经在这里聆听仙乐飘飘，如今只听到痛苦的呻吟和喊叫。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 萧伯纳说过，只要人类还在折磨、屠杀动物，习惯吃它们的肉，战争便永不停息。我认为，所有心智健全、深思熟虑的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我的学校里的孩子们都是素食者，每天以蔬菜和水果为食，长得健健康康、美丽动人。有时候，当我听到伤员们的哭喊声的时候，我会想到动物们在屠宰场里的嘶喊声。我觉得，正因为我们在折磨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可怜的生灵，上帝才会惩罚我们。谁会喜欢战争这种可怕的东西呢？可能是那些肉食者吧。他们捕杀过，感受到捕杀的欲念——捕杀飞禽、动物，捕杀温顺、弱小的鹿，捕杀狐狸…… 穿着血淋淋的围裙的屠夫，煽动着流血和杀戮。为什么不呢？割断一头小牛的喉管，与割断我们的兄弟姐妹们的喉管相比，不过是半斤八两的差别而已。在我们自身仍然是遭到屠杀的动物们的活坟墓的时候，如何指望这个地球变成理想乐土？ 我可以走动后，便与玛丽离开了贝勒维，前往海边。我们穿过战区，当我报上自己的名字时，他们给予我们最高的礼遇。执勤的哨兵说：“是伊莎朵拉，让她通行。”这话是我得到的最高荣誉。 我们去了多维耶，住在诺曼底酒店。我很疲倦，又有病在身，能够找到这么一个休息场所自然欣喜万分。可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仍然处于疲惫不堪的消极状态，连去海边呼吸清新空气的力气都没有。最后，我实在是觉得自己病得不轻了，派人去医院请医生。 罗伯特·德·孟德斯鸠，法国唯美主义者、象征主义诗人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医生居然不愿意过来，只避重就轻地推托了。我在诺曼底酒店里饱受疾病的折磨，没有人看护我，我也没有心思展望自己的未来。 那时候，诺曼底酒店是很多巴黎名流的避难所。我们隔壁房间住着贝罗迪埃伯爵夫人，以及她的客人罗伯特·德·孟德斯鸠伯爵。孟德斯鸠伯爵是一位诗人，我们时常在晚饭后听到他用柔和的假音朗诵自己的诗歌。在战争和屠杀的消息纷至沓来的日子里，听他情绪高昂地颂扬美的力量，实在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萨夏·吉特里也是诺曼底酒店的临时住客。他脑子里装着源源不断的奇闻逸事，每天晚上都会待在大厅里讲故事，逗大家开心。 只有在信使从前线送来悲惨的消息时，我们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不幸的年代。 我很快就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了。我病得太厉害，没办法远行，只好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别墅。别墅的名字叫“黑与白”，里面所有的东西，从地毯到窗帘再到家具，颜色不外乎黑与白。我当初觉得它别致，所以租下了，殊不知住进去以后会有多压抑。 就这样，我离开了贝勒维，那个承载着我的学校、我的艺术、我未来的新生活的地方，来到这幢海边的黑白两色的小房子，茕茕孑立、疾病缠身、了无生气。最糟糕的也许还是疾病。我根本没有力气到海边走一走。秋天随着9月的暴雨来了。洛在信中对我说，他们已经将我的学校的师生送去了纽约，希望在那里找个地方躲避战争。 一天，我尤为抑郁，便去了医院，找那位曾经拒绝给我看病的医生。我看到了一个身材矮小、留着黑胡子的男人，他一见到我就转过身去，似乎要躲开。是我的错觉，还是他真的不想见我？我走上前，说：“医生，我叫你给我看病，你为什么不理不睬？你难道不明白我是真的病了，非常需要你吗？” 他结结巴巴地找了几个理由，脸上仍然是那副令人费解的表情。最终，他承诺第二天来看我。 第二天上午，秋日的暴雨下起来了。大雨倾盆，浪涛汹涌。医生如约来到我的“黑与白”别墅。 我坐在那儿，试图点燃柴火，却无济于事，倒是让烟囱不断地冒出黑烟来。医生给我把了脉，照例问了我一些问题。我跟他坦陈了发生在贝勒维的那件事——孩子的死以及我的悲痛。他继续盯着我，神情变得恍惚。 突然，他抱住我，安抚我。 “你的身体没有病，”他大声说，“你只是灵魂病了——你需要爱。唯一能够治愈你的良方就是爱，爱，更多的爱。” 孑然一身、疲惫不堪、悲恸不已，这种热烈而真挚的关怀让我心生感激。我迎向这位陌生的医生的目光，从中读出了爱的信息。我用受伤的灵魂和疲惫的身体所积聚的全部悲凄的力量来回报他的爱。 每天，他在医院忙完后，就来到我的别墅。他告诉我当天可怕的经历，伤者的痛苦以及通常是徒劳无功的手术——这场恐怖的战争里的所有恐怖的事情。 有时候，我陪他去医院值夜班。这座位于卡西诺的大医院正在沉睡，只有中央的夜灯亮着。到处都是辗转难眠的将士，不断发出痛苦的叹息和呻吟。他从一张病床走向另一张病床，说些安慰的话，给点喝的，或者打一针珍贵的麻药。 在这些艰难的白日和可怜的夜晚过后，这位陌生的男人需要爱和激情，一种狂热的、凄楚的爱和激情。炽烈的拥抱和疯狂的爱抚让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现在，我又能够到海边散步了。 一天晚上，我问这位陌生的医生，为什么我头一次叫他给我看病的时候，他不肯过来。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眼里流露出一种极为痛苦和悲哀的神色，这令我不敢再追问下去。但是，我的好奇心与日俱增。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秘密。我觉得，他之所以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应该是跟我过去的生活有某种关联。 11月1日，死者的祭日。我站在别墅的窗前，注意到花园里有一块用黑色石头和白色石头圈起来的地，看起来简直就像两座坟墓。此情此景，顿时让我陷入了胡思乱想之中，直到我害怕得浑身哆嗦。的确，我似乎陷入了一张由死亡和痛苦交织的罗网中，要么一整天都关在别墅里，要么在而今已经变得寒冷的寂寞沙滩上晃荡。一列接着一列的火车来到多维耶，车厢里塞满了重伤或垂死的人，场面非常惨烈。这个曾经站在流行前沿的城市，上一个社交季节的爵士乐和欢笑声还没有退尽，如今却成为受难者的寄居地。我越来越沦落为抑郁的猎物，安德鲁的激情也在不可思议的炽烈中变得更加晦涩。每当他用绝望的眼神看着我，我就会觉得他正在恐怖的记忆里挣扎。他常常这样回答我的问题：“你知道一切后，我们也就结束了。你不应该问我。” 一天夜里我醒来，发现他正弯着身子看我的睡相。他眼里的绝望可怕极了，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 “告诉我吧，”我乞求道，“这该死的秘密，实在让人受不了。” 他朝后退了几步，低下头看着我——他矮小体宽的身形，留着黑胡子。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他问。 我看着他。迷雾散去。我惊呼了一声。我记起来了。那个可怕的日子。那位进来给我希望的医生。那位努力挽救孩子们的医生。 “现在你知道了，”他说，“知道了我内心的痛苦。你沉睡的时候，多么像躺在那里的小姑娘啊！我竭尽全力想要救活她——连续几个小时，我试图用自己的嘴给她输送氧气——输送我的生命——通过她的可怜的小嘴——给她我的生命……” 他的话让我更加悲伤。而他的伤痛，似乎一点都不比我少。 从那晚开始，我开始爱上他了。但是，随着我们对彼此的爱和欲望的加深，他的幻觉也越来越厉害了。直到有一天晚上醒来时，我再一次看到他那双悲哀的眼睛正盯着我。我真怕他的幻想会令我们两个都崩溃。 第二天，我沿着海滩往前走，越走越远，突然生出一种欲念，再也不回那栋让人悲痛的“黑与白”别墅，远离令我窒息的爱情。天色渐渐暗下来，我才想到该回去了。走在冷的潮水里，就想这么径直走进大海，一了百了。既然无法在艺术中、在新生命的诞生中以及在爱情中获得慰藉，我就选择逃避。然而每一次逃避都徒劳无功。 回别墅的途中，我遇到了安德鲁。他看到我心神恍惚时掉在沙滩上的帽子，还以为我想不开投海了，于是急匆匆地顺着沙滩寻了几英里，直到看见我活生生地出现在他面前，他放声大哭，如婴孩一般。我们一起走回别墅，互相安慰。同时，我们意识到，想要使彼此都保持清醒，必须得分开。我们的爱带着可怕的魔咒，要么死亡，要么疯掉。 这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更加使我痛苦。我让贝勒维的人给我寄一些暖和的衣服过来。一天，有人将一箱衣服送到了我的别墅。然而，给我寄衣服的人犯了一个错误：竟然把以前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衣服寄了过来。当它们再一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忍不住悲号，正如我看见他们躺在那里死了的时候所听到的自己的悲号——陌生的、长久的、凄绝的悲号，仿佛一头受伤的动物临死前发出的哀号。 安德鲁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昏倒在箱子旁，怀里抱着那一堆小衣服。他将我抱到隔壁的房间，藏起了箱子。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它。 第二十九章 南美洲巡演 英国参战后，洛亨格林把他在德文郡的城堡改装成了野战医院。为了保障学校里学生的安全，他把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全都送去了美国。奥古斯丁和伊丽莎白在纽约跟孩子们在一起，经常发电报让我过去。最终，我决定那边跟他们会合。 安德鲁为我送行，我上了开往纽约的巨型轮船。 我既悲伤又疲惫，白天总是把自己关在舱房里，到了晚上，别的乘客都睡了，我才出现在甲板上。奥古斯丁和伊丽莎白在纽约迎接我。他们见到我时，看我变了那么多，而且还病着，简直惊呆了。 我把孩子们安顿在一幢别墅里——她们是一群快乐的战争避难者，在第四大道和第二十三大街交接处租了一处宽敞的工作室，挂上了蓝幕布后，我们就重新投入工作了。 我从战争中的法国来到这片土地，看到美国人对战争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十分愤然。一天晚上，我在大都会剧院演出结束后，披上一块红披肩，即兴跳起了《马赛曲》，想号召美国年轻人站起来，捍卫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文明。第二天早上，各类报纸反响强烈。其中一份报纸上刊登了如下文字： 伊莎朵拉·邓肯小姐在演出结束时以热情洋溢的舞蹈演绎了《马赛曲》，赢得了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他们站起身来为她喝彩，久久不愿离去……她那尊贵的姿态，是对巴黎凯旋门上的古典雕像的模仿。她裸露着肩膀。在表现著名的拱门上的美丽浮雕（鲁德）的时候，她摆出迷人的姿态，露出身体的一侧，直到腰际。观众们因为她的表演而激动不已，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她栩栩如生地诠释了高尚的艺术。 我的工作室迅速成为诗人们、艺术家们的聚集地。从这一刻开始，我又恢复了勇气。我租下了闲置的新落成的世纪剧院，为社交季节做准备，并打算把它打造成我的“狄俄尼索斯剧场”。 伊莎朵拉在美国表演《马赛曲》 不过，这家剧院颇为庸俗的场内设置让我很不满意。为了把它改造为一座希腊式剧院，我让人把乐队的所有座位搬走，铺上蓝色的地毯，这样歌舞队的活动就自由多了。我用蓝色的帘子将丑陋的包厢遮住。接着，我又创立了一个由35名演员、80名音乐家和100名歌唱人员组成的剧团，上演悲剧《俄狄浦斯王》。我的哥哥奥古斯丁担任主角，我和学生们扮演歌舞队。 与剧团共同上演悲剧《俄狄浦斯王》 观众们主要来自纽约的东区，他们现在是美国真正的艺术爱好者。东区人的捧场，让我十分感动；所以我带上了所有学生和一个交响乐团去东区，在意第绪剧院为他们免费演出。如果我财力雄厚的话，我宁愿留在那里，为这些灵魂里流淌着音乐和诗情的人跳舞。可是啊，唉！这次盛大的演出活动被证明是一场耗资巨大的实验，将我彻底推向了破产的境地。我向纽约的一些百万富翁求助，只得到这样的回答：“但是，你为什么非要演希腊悲剧呢？” 那时候，纽约正刮着“爵士风”。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到比尔特莫这类酒店的宽敞的沙龙里消磨时间。他们随着黑人乐队狂放的嘶喊和号叫跳着狐步舞。有人邀请我参加了一两次这种奇怪的舞会。不得不说，正当法国人在浴血奋战、需要美国人帮助的时候，他们却在这里尽情享乐，我的愤慨油然而生。实际上，1915年的美国社会风气令人厌恶。我决定带着学生们重返欧洲。 可是，我当时连买船票的钱都没有。虽然我早已预订了“但丁·阿利盖利”号回程的舱位，却没钱支付。距离轮船起航的时间差不多只剩下3个小时了，钱依然没有着落。这时，一位穿着得体的年轻美国女子走进我的工作室，问我当天是不是要去欧洲。 “你瞧，”我对她说，同时将穿好旅行外衣的孩子们指给她看，“我们都准备好了，只是还没有筹到足够的钱支付船票。” “你需要多少钱？”她问。 “大约两千美元。”我回答说。这位年轻女子简直异同常人，她立即掏出钱包，从中拿出了两张面值1000美元的钞票，放在桌上，“能够在这种小事上帮到你，我很荣幸。” 我惊讶地看着这个陌生人，这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女人。她没有提任何要求，就这么由我随意支配这笔钱。我只能这么想，她肯定是某位不为人知的百万富翁。后来我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为了帮我筹到这笔钱，她在一天前卖掉了所有的股票和债券。 她和很多其他人一起到码头给我们送行。她的名字叫鲁思——《圣经》里的摩押女子，鲁思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路就是我的路。”鲁思从那时起，一直践行着这种诺言。 法国国歌《马赛曲》 由于官方禁止我们在纽约继续表演《马赛曲》，我们便全都站到甲板上，每个孩子的衣袖里都藏着一面法国国旗。我事先已经同她们说好，只要汽笛响起，船一离岸，我们大家就一起挥动手里的国旗，齐声高唱《马赛曲》。我们唱得兴致勃勃，船员们为此也兴奋不已。 朋友玛丽本来是为我送行的，可临分别时，她实在不忍心与我分离，就冲动地跳上了船，要跟我们一起走，既没带行李也没带护照。她说：“我要跟你们一起走。” 我们就这样在《马赛曲》的歌声中告别了1915年富裕欢乐的美国。我带着这些如今也居无定所的学生，前往意大利。我们情绪激动地抵达那不勒斯，当地的气氛十分热烈，因为意大利已经决定参战了。能够回到欧洲，大家都显得兴高采烈。我们在乡间举办了一场欢快的庆祝会。记得那天，我对着围在身边的那一群好奇的农民和工人说：“感谢上帝给你们这么美丽的国家，不要羡慕美国。在这里，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你们有蓝天、葡萄藤和橄榄树，你们比任何一个美国的百万富翁都更为富有。” 20世纪初的苏黎世 在那不勒斯，我们讨论了下一步的目的地。我很想去希腊，在科帕诺斯露营，直到战争结束。不过，我的想法吓着了年龄大的学生们，因为她们拿的是德国护照。最后，我们决定去瑞士避难，而且还有可能在那里进行一系列的演出活动。 我们按照计划行事，去了苏黎世。在湖光酒店的酒吧里，我遇到了美国一个著名的百万富翁的女儿。我认为这是一个让她对我的学校产生兴趣的绝好机会，于是在一个午后，我叫孩子们在草地上为她跳舞。她们的舞姿引人入胜，我觉得她一定会大受感动。可是，当我提到帮助我的学校这件事的时候，她居然这么回答我：“没错，她们或许很可爱，但是她们没有可爱到打动我。我只对自己的心理分析感兴趣。”多年来她一直师从荣格，每天花数小时记录头天晚上做过的梦。她的老师荣格，正是享誉盛名的弗洛伊德的高徒。 那年夏天，为了离学生们近些，我住到奥奇的美丽湖畔酒店。我的房间很漂亮，有一个架空在湖上的阳台。我租下了一间以前用做餐厅的大房间，看起来有点像临时的工房。我在四周挂上了给予我源源不断灵感的蓝色幕布，将之改造为一个教学“圣殿”，每天下午和晚上在那里教孩子们跳舞。 一天，我们开心地接待了韦恩加特纳和他的夫人，整个下午和晚上一直为他跳着格卢克、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 爱尔兰诗人、作家奥斯卡·王尔德 从我的阳台上，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临湖的另一个大阳台上站着一群漂亮的男孩子，穿着闪亮的丝质衣服。他们围绕着一个年龄稍长的男子——身材魁梧，金发碧眼，体形很像奥斯卡·王尔德。他们会从阳台上朝我微笑，有一晚甚至邀请我共进晚餐。他们都是天资聪慧的迷人孩子，为了躲避战争才来到此地。那位年轻英俊的s公爵也出席了晚餐。 有时候，他们带我坐摩托艇，在浪漫的菜曼湖上游玩。大家一起喝着香槟酒，畅快淋漓。我们常常于凌晨4点在蒙特鲁上岸，那里有一位神秘的意大利伯爵为我们准备食物。这位俊美而严肃的伯爵面无血色。他日夜颠倒，白天睡觉，晚上活动。他常常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小小的银色针筒，往自己苍白且瘦弱的手臂上注射，每个人都假装没看见。注射完后，他变得机智风趣，神采奕奕。据说他的白天过得相当痛苦。 与这些迷人的年轻人交往很开心，让我暂时遗忘了自己的悲伤和孤独，可是他们显然无视于我的女性魅力，极大地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决定试着对他们施展我的魅力，结果十分成功。那天晚上，在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的陪伴下，我与这帮年轻人的“领袖”坐上梅赛德斯豪华轿车出游。多么美妙的夜晚啊！我们疾驰在莱曼湖的沿岸，飞一般地闪过蒙特鲁。我喊着“往前开，往前开”，直到最后，天已蒙蒙亮，我们才发现已经来到了威格。我仍然饶有兴味地喊着“往前开，往前开”，轿车在终年积雪的山道上畅行，穿过了圣哥达山口。 那帮年轻迷人的朋友早上起床后发现他们的“苏丹”已经跟一个可恶的异性跑了，会是多么大惊失色啊！一想到这，我就乐不可支。我使出浑身解数引诱他，一直把他引向了意大利境内，然后继续往前开，驶过罗马，又从罗马开往那不勒斯。看到大海后，我又极度渴望再去看看雅典。 我们登上一艘意大利小汽船。就这样，一个早上，我发现自己再次沿着通廊上的白色大理石台阶行走，进入神圣、智慧的雅典娜女神的庙宇。上次来这里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想到自己在此后的日子里曾是多么严重地背离了智慧与和谐，并且因为沉迷于爱情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顿时觉得无地自容。 这座现代城市正处于骚乱之中。我们抵达雅典的第二天，韦内塞洛斯宣布下台。据说，王室大概是想投靠德国皇帝。那一晚，我举办了一场迷人的晚宴，国王的秘书梅·米拉斯先生也来了。我在餐桌中央堆满了红玫瑰，花儿下面藏了一台小小的留声机。在我们用餐的大厅里，还有一群柏林来的高官。突然，我们听到他们的餐桌上二传来“德国皇帝万岁”的祝酒词。一听到这声音，我立即拨开玫瑰花，打开留声机，播放《马赛曲》。与此同时，我举杯祝酒：“法国万岁。” 国王的秘书看起来有些惊慌，不过内心还是高兴的，因为他实际上站在协约国这一边。 韦内塞洛斯，希腊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曾任希腊首相 这时，从我们前面敞开的窗户看出去，只见一大群人聚集在广场上。我把韦内塞洛斯的画像高高地举过头顶，同时让年轻的美国朋友抱着留声机跟随我，大胆地播放《马赛曲》，走到广场中央。小机器里传出的乐曲声，人们情绪激昂的合唱声，让我情不自禁地跳起了《法兰西颂》。舞蹈结束后，我向民众大声呼吁：“你们拥有第二位伯里克利，那就是伟大的韦内塞洛斯。你们为什么对他的困境视若无睹呢？你们为什么不追随他呢？只有他才能将希腊引向辉煌。” 然后，我们集合成一支游行队伍，走到韦内塞洛斯的住处，站在他的窗下，反复唱着《希腊颂》和《马赛曲》，直到士兵们毫不客气地拿着刺枪将我们大伙驱散。 这件事让我畅快淋漓。之后，我们乘船返回那不勒斯，继续我们的旅程，来到了奥奇。 从那时候开始直至战争结束，我想方设法维持我的学校。我一直安慰自己，战争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返回贝勒维了。可是，战争没完没了，我不得不以百分之五十的利息借高利贷，支付学校在瑞士的开销。 因为这个原因，我在1916年签下了一份到南美巡回演出的合约。于是，我准备坐船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当我追寻着这些回忆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的一生很难尽述——或者更确切地说，人性如此多面，经历如此丰富，而记述却很贫乏。那些我复杂冗长的事情，只要几页纸就讲完了；那些经历过的似乎长达几千年的折磨与痛苦，下笔要写时又觉得像换了一个人，写起来只是浅尝辄止。我常常绝望地问自己：我写出的只是一副空架子而已，有没有人可以真正体会其中的悲欢呢？假如我是一个作家，并且从自己的生活中汲取素材写了20部小说，那么我或许会离事实近些；然后凭借写小说的经验撰写自己的艺术人生。当然，这部自传与小说的写法完全不同，因为我的艺术生涯和艺术思想已经超然地站到了一旁，自成体系，就像一个分离的有机体，似乎是独立于我所谓的“意志”之外了。 虽然如此，我仍然试图真实地记录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有时候，我难免会担心这样的记录是否会一团糟。可是既然我选择了用文字把自己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我就会做到有始有终。我似乎已经听 古罗马杰出诗人奥维德 见世上那些所谓良家妇女的声音——“这真是一本最不光彩的传记”，或者，“她所有的不幸都是报应”。我可从不认为自己有罪。尼采说：“女人是一面镜子。”我只是对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和事作出反应而已，就像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的女主人公那样，根据神祇的启示改变自己的外形和性格。 轮船停在纽约的码头。奥古斯丁不放心我在战争期间独自远行，决定与我同去。他的陪伴，让我备感安慰。同船的还有一些年轻的拳击手，由一个叫特德·刘易斯的人带头。他们常常在早上6点起来训练，然后在船上的海水游泳池里游泳。我早上和他们一起锻炼，晚上则为他们跳舞，整个旅途过得很愉快，一点儿都不觉得漫长。钢琴家莫里斯·杜梅斯尼尔也与我同行。 巴伊亚是我有生以来所体验到的第一个热带城镇，舒适宜人，绿意盎然，空气湿润。这里经常下雨，穿着印花布衣走在街上的女人们，虽然被雨水淋得浑身湿透，衣服都贴在身上了，却依旧坦然自若地继续行走在雨中，不在乎被雨打湿了全身。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黑白种族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在我们吃中餐的一家饭馆里，一个白人男子和一个黑人女子同桌用餐。在小教堂里，妇女们怀抱光着身子的黑白混血儿接受洗礼。 每个花园里都盛开着红色的木槿花，到处都可以看到黑人和白人相亲相爱、和睦共处。在这座城镇的某些街区，黑皮肤、白皮肤和黄皮肤的妓女们懒洋洋地靠在楼房的窗前，完全没有大城市的同行们通常所呈现的面容憔悴、鬼鬼祟祟的神色。 我们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几天后，去了一家卡巴菜酒馆。与通常的卡巴菜酒馆一样，这里的房间狭长、低矮，并且烟雾弥漫，挤满了黑肤色的年轻男子，夹杂着同样黑肤色的年轻女子，他们全都在跳探戈。我从来没跳过探戈，不过那位年轻的阿根廷导游劝我试试。从踏出的第一个犹豫的舞步开始，我就感受到自己的脉搏在回应这种性感舞蹈的迷人而舒缓的旋律，甜蜜犹如长久的安抚，醉人犹如南方晴空下的爱情，残忍和危险犹如热带雨林中的诱惑。当这位黑眼睛的年轻导游拥着我，自信地引导着我的舞步，并时不时地将大胆的目光直直地投射进我的双眼时，我感觉到了这一切。 20世纪初繁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突然，酒馆里的学生们认出了我，围了上来。他们告诉我那晚的聚会是为了庆祝阿根廷获得自由，并恳请我用舞蹈诠释他们的国歌。我向来喜欢学生，所以立马答应了下来。听完翻译的国歌内容之后，我拿起一面阿根廷国旗包裹着身体，试着为他们表现曾经处于殖民地时期的阿根廷的苦难，以及推翻暴政重获自由的过程。我的表演很成功。学生们以前从未见过这类舞蹈，他们热情地欢呼着，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国歌，我也在歌声中跳了一遍又一遍。 我回到酒店，因为跳舞面色红润，也因为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片土地而身心愉悦。但是我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天早上，我的经理人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顿时火冒三丈。他通知我，根据法律，我们之间的合约已然作废。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流阶层的家庭纷纷退票，并声称要抵制我的演出。就这样，带给我巨大快乐的聚会，同时也毁掉了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巡演。 艺术能够让混乱、无序的生活回归到和谐、有序的状态。一本好的小说，也会自然而然地发展，但是现实生活却不这样，恋情大多草草收场，如同一段乐曲中出现刺耳、嘈杂的不谐之音。而且，高潮过后的恋情，还常常伴着财务纠纷和公堂对簿。 我当初是想通过这次巡演，赚足够的钱，维持我的学校在战争期间的开支。当我收到瑞士发来的电报，说我寄出去的钱由于战时条件限制而被搁置下来的时候，顿时感到惊慌失措。我将姑娘们留在了一所寄宿学校，如果不能及时将钱寄过去的话，女校长便不会继续收留她们，随时将她们驱赶出门。我焦虑不安，坚持让奥占斯丁带上必要的钱火速赶往日内瓦，拯救我的学生们。但是我没料到的是，这样一来，我连住宿的钱都不够了。愤怒的经理人已经偕同戏剧歌剧团前往智利了，我与钢琴家杜梅斯尼尔尴尬地留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里的观众冷漠、沉闷，而且缺乏艺术鉴赏力。事实上，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成功的表演就是那天晚上在卡巴菜酒馆诠释礼赞自由的阿根廷国歌。我们不得不将行李留在酒店，前往蒙得维的亚。幸运的是，酒店老板压根儿看不上我的舞衣。 我们发现蒙得维的亚的观众与阿根廷的观众截然不同。他们热情洋溢，非常喜爱我的舞蹈。因此，我们得以继续巡回演出，前往里约热内卢。抵达里约热内卢的时候，我们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行李。市立剧院的经理很友善，立即为我们安排了演出活动。这里的观众很有鉴赏力，反应敏捷，反响强烈，能让在他们面前表演的艺术家发挥出最高水平。 我在这里遇到了诗人让·德·里约。里约热内卢的所有年轻人都喜爱他，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有诗情。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就会跟在后面高喊着：“让·德·里约万岁，伊莎朵拉万岁！” 杜梅斯尼尔在里约热内，与大受欢迎，所以决定留在那里。我则踏上了返回纽约的旅途。一路上，我形单影只、愁云满面，为我的学校忧心不已。去时同船的几个拳击手也没有成功地赚到钱，而今成了这条船上的乘务员。 同船的乘客中有一个叫威尔金斯的美国人，整天喝得烂醉如泥，每到吃晚饭的时候，他总是说：“把这瓶1911年的泊默里香槟送到伊莎朵拉·邓肯的餐桌上去。”这举动让周遭的每一个人都大为惊诧。 抵达纽约后，没有一个人来码头接我。由于战时条件所限，我的电报没有传送过来。我突然想到了好朋友阿诺德·金瑟，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不仅是一位天才，还是一位“巫师”。他放弃了绘画，转而从事摄影工作，拍摄的作品神秘而诡异。他的确是将照相机对准了人，并且将他们拍了下来，可是照片里出现的人物并不是那些被摄 伊莎朵拉的好友，美国著名摄影师阿诺德·金瑟 者，而是他对他们的梦幻般想象。他给我拍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不是为了呈现我的外形特征，而是表现我的灵魂状态。其中有一张照片真实地再现了我的灵魂。 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当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站在码头上的时候，我决定打电话给他。令我惊讶的是，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不是阿诺德，而是洛亨格林。多巧啊！他正好在那天上午去拜访金瑟，结果接到了我的电话。当他得知我一个人在码头，没有钱也没有朋友的时候，表示立刻来接我。 几分钟后，他出现在码头了。看到他那高大威武的身子，我突然找到了一种安全感。我们为重逢而高兴。 顺便提一下，你们或许已经从这本自传里看出，我对自己的每段恋情都相当忠诚，如果他们也对我忠诚的话，我断不会离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正如我曾经爱他们，我现在也爱着他们，并且永远爱他们。我离开过一些男人，那也只是因为他们见异思迁，以及命运的反复无常。 美国格兰特总统之墓 在这场悲惨的旅行结束之际，我很高兴洛亨格林再一次来拯救我。他就像往常一样喜欢发号施令，很快就从海关那里领回我的行李，然后带着我去了金瑟的工作室。我们三人一起到河滨大道的餐馆吃午饭，那里正好可以俯瞰到格兰特总统的坟墓。 我们很开心能够再度相聚，开怀畅饮。我觉得，这次回到纽约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开端。洛亨格林当时的心情特别好。午饭后，他马上冲下楼，租下了大都会剧院，并且从下午到晚上一直忙着发邀请函，请所有艺术家前来欣赏一场大型的、特殊的免费表演。这场表演是我生命中最为美妙的一次经历。纽约的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们都来了。没有了售票情况的压力，我随心所欲地跳舞。当然，按照我在战时的表演惯例，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以《马赛曲》结束了演出。在场的观众们情绪激昂，为法国和协约国欢呼。 我告诉洛亨格林，我让奥古斯丁前往日内瓦，并且很担心学生们的状况。他慷慨地汇了一笔必要的资金，准备接学生们来纽约。可是啊，唉，对于部分学生来说，这笔资金去得太晚了。年龄小的学生们都已经被家长们领回家了。我辛苦了几年建立起来的学校就这样被拆解了，真是遗憾。不过，后来看到奥古斯丁带着6个年龄稍长的孩子来到纽约后，我的心情舒坦了很多。 洛亨格林总是那么慷慨大方。这对我和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顶楼租了一间宽敞的工作室，我们每天都到那里练舞。早上，洛亨格林经常载我们去哈德孙沿岸远游。他送我们每一个人礼物。事实上，就那时的情况而言，生活的确在金钱的魔力下变得有滋有味起来。 但是，随着纽约的寒冬的到来，我的身体渐渐吃不消了。洛亨格林建议我去古巴旅行，并让他的秘书陪我同行。 古巴之行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洛亨格林的秘书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诗人。我的健康状况不佳，所以不能进行任何演出活动。于是，我们开车沿着海岸兜风，欣赏如诗如画的美景，在哈瓦那度过了愉快的三周。记得在那段日子里，我们遭遇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离哈瓦那大约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麻风病院，四周围墙高耸。不过，这围墙的高度并不足以阻隔我们的视线。偶尔，我们会看到一张恐怖的面孔探出墙往外看。当地政府已然意识到这座麻风病院跟旁边的避寒胜地格格不入，决定将它迁走。但是，病人 古巴首都、经济、文化中心哈瓦那风光 们不愿意离开。他们紧抓着门、贴着墙，有些病人还爬上屋顶不肯下来，甚至有谣言说好些病人逃到哈瓦那躲了起来。迁移麻风病院这件事，总让我联想到梅特林克笔下神秘怪诞的戏剧。 我还参观了一座房子，里面的女主人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后代。这位女主人喜爱猴子和大猩猩。她在花园里摆满了铁笼子来养宠物。她的这座房子因此吸引了很多人前去参观。她热情地接待客人们时，肩上总是蹲着一只猴子，手里还牵着一只大猩猩。它们是她所有宠物里最温驯的，其他动物的脾气可就没这么好了。每当有人经过铁笼子时，里面的动物们就会猛摇铁杆、龇牙咧嘴、大声吼叫。我问女主人，这些动物是否有危险性。她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它们除了偶尔从笼子里跑出来弄死园丁外，大体上还是很安全的。”这话让我神经紧张，所以离开时我简直如释重负。 这件事令人不解的地方在于，女主人长得很漂亮，眼睛大而有神，博览群书，聪慧过人。她喜爱收藏，家里摆满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那么，她为什么偏偏对猴子和大猩猩情有独钟呢？她对我说，她已经立下了遗嘱，在她死后，所有这些宠物都将捐给巴斯德研究所，进行与癌症和肺结核有关的实验。用这种善后方式来表达她对宠物们的喜爱真是怪异啊！ 我在哈瓦那还有一次有趣的经历。在一个节日的夜晚，所有酒馆和咖啡馆都挤满了人。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先是开车沿海岸兜风，接着在潘帕斯草原逗留了一会儿。回来后，我们来到了一家典型的哈瓦那咖啡馆，当时大约是凌晨3点。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吸食吗啡、可卡因、鸦片的人，酒鬼，以及其他生活颓废的人。我们进了一间昏暗、低矮、烟雾缭绕的房间，在一张小桌子旁坐下。一个面色苍白、神情恍惚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双颊凹陷，目光如炬，修长的手指落在钢琴的琴键上，弹的竟是肖邦的《序曲》。他的演奏出神入化，我聆听了片刻后，走到他身旁，可惜他只能断断续续地说出几个词。我的举动引来了咖啡馆里所有人的注意。我知道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于是突发奇想，要为这群陌生人跳舞。我把披肩裹到身上，示意钢琴师演奏，然后随着《序曲》的几段音乐跳舞。慢慢地，这家小咖啡馆里的醉酒者都安静了下来。我继续跳着，不但吸引了他们的目光，还让许多人流下了眼泪。钢琴师也从吸食吗啡的迷幻状态中清醒了过来，仿佛突然来了灵感，弹奏得愈加精神了。 我一直跳到了天亮。离开的时候，他们一个个过来拥抱我。这场表演，比在任何剧院的表演都更令我感到骄傲。没有经理人的帮助，没有事前的宣传，演出却大获成功，这足以证明我的舞蹈天赋。 不久，我跟诗人朋友乘船前往佛罗里达，在棕榈滩上岸。我在那里发了一封电报给洛，让他来布雷克斯酒店与我们会合。 悲痛的最可怕阶段，并不是在开始的时刻。悲痛刚刚袭来的时候，人会进入一种震惊的状态，几近麻痹。经过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会说“哦，她恢复了”，或者说“她没事了，她已经挺过来了”。但实际上，或许就在大家都认为其乐融融的晚宴上，痛苦却伸出了一只冰冷的爪子揪住心灵，另一只滚烫的爪子则掐住了喉咙。冰与火，地狱与绝望，扑面而来。悲痛者举起一杯香槟，竭力用遗忘扼杀气势汹汹的哀伤——不管这有没有效果。 美国诗人、剧作家珀西·麦凯 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朋友们都说：“她已经忘记了，她挺过来了。”可是，只要我看到小孩子突然走进房间叫一声“妈妈”，便会心如刀割，整个人仿佛坠入了痛苦的深渊，脑海里不断发出一种哀号，让我忘了吧。正是在如此可怕的痛苦中，我渴望创造新生命、创造艺术。啊，我多么羡慕那些听天由命的修女！她们双唇苍白，在陌生人的棺木前彻夜祈祷。这种平和的性情总是让艺术家们羡慕不已，因为他们总是轻易地发出抗议的嘶喊——“我要去爱，爱，我要创造欢乐，欢乐。”这真是天壤之别啊！ 洛亨格林带着美国诗人珀西·麦凯来到棕榈滩。一天，我们三人坐在阳台上。洛亨格林根据我的理念为将来的学校拟订了一份计划，还告诉我说，他已经买下了麦迪逊广场花园，并打算在那里为我建一所新的学校。 虽然我对这个计划很有兴趣，却又不希望在战争期间进行如此浩大的工程。我的想法令洛大为恼火。就像当初冲动地买下麦迪逊广场花园那样，他在回到纽约后迅速取消了购买合约。 一年前，珀西·麦凯看了孩子们跳舞的情形后，写了一首优美的诗篇： 一颗炸弹落在了巴黎圣母院， 德国人又焚毁了一座比利时城镇， 俄国人被困在东边，英国人在不安。 我闭上双眼，放下报纸； 在浅蓝的海边，暗淡的天光下， 有着灰色的岩壁和沼泽草地。 这是怎样的精灵般的笑声啊？ 甜美有如十月里寂寞的蜜蜂在鸣唱， 弥久香醇的快乐回荡在寂静的海岸。 这是怎样的精灵们啊？ 身穿大海和岩壁般颜色的衣衫， 在黑暗的银色边缘舞蹈—— 每一个都狂喜地 迎着西沉的太阳伸展四肢， 快乐地祈祷。 看哪：她们停下了 宛如飞倦的鸟儿归巢， 优雅而又欢乐， 围拢在女主人的座椅旁， 致以临睡前的祝福： “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晚安！”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 如何凝聚在艺术的神圣家庭里？ 是梦想，耶稣基督和柏拉图都曾希冀过的梦想， 它们展翅高翔时投下的阴影是多么美丽啊！ 上帝啊！这梦想看起来近在咫尺， 直到我的眼前再度出现 血腥的颤抖和屠杀： 数以万计的敌军。 然后是笑声！从古老大海上传来的笑声 在暮色中吟唱：雅典！加利利！ 熄灭的灯光下，精灵们欢快地喊道： “晚安！晚安！ 晚安！晚安！晚安！” 第三十章 美国之舞 1917年初，我再次站在了大都会剧院的舞台上。那时我和大多数人都相信，只有协约国取得胜利，这个世界才能获得自由、复兴和文明的希望。于是，每一场演出结束后，我都会表演《马赛曲》，全场观众也总是激动地站起来。我并没有停止表演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因为我觉得所有有识之士都会认同，因为战争的原因抵制德国艺术家是不明智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所有爱好自由的人都激动不已。当晚，跳完激情澎湃的《马赛曲》之后，我又演绎了《斯拉夫进行曲》。这首曲子的中段引用了俄国国歌，颂扬沙皇，但是我却舞出了农奴们在鞭子下受尽折磨的悲惨画面。 我的舞蹈动作与背景音乐强烈不协调，或者说完全相反。观众们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有些骚动。 奇怪的很，在我的整个艺术生涯里，最吸引我的一直是这种表现绝望和反抗的作品。我穿着红色的舞衣，用舞蹈表现革命，号召被压迫者拿起武器抗争。 十月革命发生的那天晚上，我跳得酣畅淋漓。看到那些饱尝痛苦、受尽磨难、为人道事业献身的人终获自由，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每晚坐在包厢里看我表演的洛亨格林开始感到不安。他是否担心这所由他赞助的学校，也许会成为一种危险的力量，将他和他的数百万财富推向毁灭？可是，我内心的艺术冲动太强烈了，我无法扼制住它，即使是为了我所爱的人。 俄国十月革命 洛亨格林为我在榭丽酒店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招待会首先以晚宴的形式开始，随后是舞会，最后是丰盛的夜宵。他借此机会送给我一条精美的钻石项链。我从来不需要珠宝，也从未戴过珠宝。但是这一次，他情绪很好，我便让他为我戴上了钻石项链。接近凌晨的时候，客人喝着一杯又一杯的香槟酒，精神振奋，我自己也因为这种欢乐的场面而多少有点亢奋，再加上酒精的作用，整个人都变得轻飘飘了。我突然不合时宜地起了一个念头，要教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跳探戈——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过别人跳这种舞。正跳得起劲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手臂被一只强劲的手抓住了，回头一看，居然是洛亨格林。他正火冒三丈。 这条不幸的项链，我只戴过一次。因为此事发生后不久，洛亨格林又发了一次脾气，然后就杳无音信了。我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巨额的酒店账单，承担学校的所有开支。向他求助不成之后，我只好把那串精美的钻石项链送去了当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它。 我被困在纽约，身无分文。这个社交季节快要结束了，我根本不可能再安排什么演出活动。幸好我还有一件貂皮大衣以及一块上好的绿宝石。据说这块绿宝石是从一尊著名的神像上取下来的，落入一位印度王子的手中。这位王子因为在蒙特卡洛赌钱而拮据，只得把它卖给了洛亨格林。我将貂皮大衣卖给了一位出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绿宝石则卖给了另一位出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然后在长滩租了一幢别墅避暑。我把学生们安顿在这幢别墅里，等待秋天到来，以便能够再次表演赚钱。 我一向花钱不节制，手里有钱了，就租别墅、买汽车以及日常用品，完全没有考虑到未来。我当时的确是没多少钱了，如果我能将变卖貂皮大衣和绿宝石所得的钱投资到牢靠的股票和债券上，无疑是更明智的，可惜我根本想不到这些。我们在长滩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像往常一样，招待了许多艺术家。有些客人还留下来住了几个星期，其中就有小提琴家伊沙耶。他从早到晚演奏着小提琴，优美的琴声飘荡在我们的小别墅里，令听众们心神荡漾。由于没有工作室，我们便在沙滩上跳舞，甚至为伊沙耶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庆祝活动，他乐得像个孩子。 夏季过后，我们回到纽约。可以想象，我又身无分文了。我心烦意乱地过了两个月，最后接受了一份前往加利福尼亚州表演的合约。 在巡回演出期间，我发现自己离家乡越来越近了。抵达之前，我从报上读到了罗丹去世的消息。一想到我再也见不到这位伟大的朋友了，我就伤心得泣不成声。奥克兰月台上正有一大群等着采访我的记者，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红肿的双眼，便在脸上罩了一块黑纱。结果，有人在隔天的新闻报道中说我故作神秘。 从我离开旧金山，踏上伟大的征程开始，已经过了22个年头了。你们可以想象我回到家乡的心情。1906年的地震和大火已经让这座城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四周的一切都很陌生，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1906年大地震后的旧金山 哥伦比亚剧院的观众很有素养，也很慷慨。他们非常友善，欣赏我的表演，评论界也是如此。然而，我并不满足，因为我想为更多的人表演。我于是请求到希腊剧院演出，却遭到了拒绝。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拒绝我，是我的经理人缺乏沟通的技巧呢，还是有什么我无从了解的敌意？ 在旧金山，我又见到了母亲。多年前，她因为思乡心切，不愿意在欧洲生活，便回到了家乡。她看起来苍老憔悴了很多。一次，我们在克里夫餐厅吃午饭，我从镜子里看到了我们两个人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拿如今悲伤的我和忧愁的母亲同22年前的母女俩相比，那时我们充满了冒险精神，满怀希望地出去追寻梦想、创造财富。现在，我们功成名就了——可是为什么结局如此凄惨？或许，这个星球从一开始就对人类并不友善，我们活得并不顺畅，生命的结局自然也是大抵如此。我遇到过许多伟大的艺术家、智者和所谓的成功人士，却没有遇到过幸福的人。尽管有些人宣称是幸福的，但是任何一个稍有洞察力的人都能看出，在他们的面具后面隐藏着同样的不安和痛苦。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幸福大概是根本不存在的吧，即使有，也是短暂的幸福。 伊莎朵拉音乐上的知音——钢琴家哈罗德·鲍尔 这种短暂的幸福，我在旧金山就体验了一回。我遇到了音乐上的知音——钢琴家哈罗德·鲍尔。他说我是个舞蹈家，更是个音乐家，我的艺术让他理解了巴赫、肖邦和贝多芬音乐中的那些令人费解的片段。听他这么说，我既惊又喜。在这奇迹般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体验了一种美妙的艺术合作关系，因为正如他所言，我帮他打开了通往他的神秘艺术的大门，而他则让我发现了以前从未设想过的艺术诠释方式。 哈罗德过着一种雅致的、知性的生活，远比普通人来得高尚。他不像大多数音乐家那样只局限于音乐领域。相反，他热情地拥抱所有艺术形式，对于诗歌和最深奥的哲学都有广泛涉猎。当两个在艺术的道路上追求同一崇高理想的人相遇的时候，他们便陷入了酒醉般的情境中。我们虽然滴酒未沾，却一直处于迷醉的状态。我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涌动着战栗的希望，我们的目光在意识到这种希望的过程中交缠，我们体验到极致的喜悦，仿佛是痛彻心扉地嘶喊出来：“你有没有感觉到肖邦的这个乐句是这样的？”“是的，就是这种感觉，不过还要多一点点。我用舞蹈动作达吧。”“啊，多么贴切的表达！我现在就弹奏给你听。”“啊，多么快乐——多么极致的喜悦！”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交流，它不断加深了我们对钟爱的音乐的理解。 我们在旧金山的哥伦比亚剧院举办了一场演出。我认为，这是我艺术生涯中最为快乐的一件事了。与哈罗德·鲍尔相遇，再度让我置身于光明与喜悦的神奇境界中，唯有与这样一个天资卓越的灵魂在一起，我才能有如此强烈的感受。那时，我多么希望这样的合作能够继续下去，甚至幻想我们的合作也许会开发出一种音乐诠释的全新领域。但是，唉！我没有考虑到环境的因素。我们最终无奈地结束了这种合作关系。 在旧金山的时候，我结识了著名的作家、乐评家雷德芬·梅森。一天，鲍尔的音乐会结束之后，我们共进晚餐。梅森问我，他能做点什么，让我在旧金山过得开心些。我回答说，只有一个请求，希望他无论如何都要答应我。他答应了。我取出笔，写了一首赞美鲍尔音乐会的长篇颂歌，其中开头部分模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写法： 你那双精美的巧手 落在神圣的琴键上 为我奏出悠扬的音乐…… 我怎能不嫉妒那些欢快的琴键 亲吻着你手心里的脉脉温情 …… 颂歌的结尾是： 既然顽皮的琴键沉醉于此， 那就给它们你的手指，给我你的双唇。 雷德芬尴尬极了，但又必须信守诺言，接受“游戏规则”。第二天，这首落款为他的名字的颂歌在报纸上刊出后，所有同事都肆无忌惮地揶揄他对鲍尔骤然迸发的热情。我善良的朋友默默地承受了所有这些取笑。鲍尔离开旧金山后，他便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最贴心的慰藉者。 哥伦比亚剧院 虽然来哥伦比亚剧院观看我表演的观众都很有素养，也很热情，但是这些家乡人对于我创办学校的美好理想却无动于衷，这未免令我很是沮丧。有一大群人开始模仿我的舞蹈，也有几所学校模仿我的学校，他们似乎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似乎认为，我艺术中的严肃部分有可能带来负面效果。我的模仿者们个个甜得发腻，只撷取我舞蹈中的一部分取悦观众，并美其名曰“和谐与美”。但是，抛开了严肃部分，也就意味着抛弃了主要的、真正的内涵。 瓦尔特·惠特曼对未来美国充满了憧憬，在感悟到内心蓬勃的美国之爱的瞬间时说：“我听见美国在歌唱。”我能想象惠特曼曾听见的那首强劲雄浑的曲子，它从太平洋汹涌的浪涛中升起，穿过广阔的大草原，与孩了们、青年们、男人们和女人们齐声高唱“民主”。 我读惠特曼的这首诗时，也看到了未来的图景——我看到美国在舞动，最贴切地表现了惠特曼所听见的那首美国之歌。这音乐的旋律就像落基山脉蜿蜒起伏的山脊，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它跟爵士乐那种撩人的轻快节奏完全不同，表现的是美国灵魂通过辛勤劳动实现和谐生活的向上攀升的激情。我所看到的与之对应的美国舞蹈，没有一丝狐步舞或者查尔斯顿舞的痕迹，它是孩子们活泼生动的跳跃，奔向制高点、奔向未来成就、奔向美国崭新而伟大的生活远景。 爱尔兰吉格舞 每当人们说我跳的是希腊舞的时候，我都报以微笑——心里却略感苦涩。事实上，我的舞蹈起源于我的爱尔兰祖母常常挂在嘴边的故事。那是1849年，她18岁，祖父21岁，他们驾着一辆敞篷马车横穿整个大草原；后来，在与印第安人进行的那场著名的战斗中，她把孩子生在马车上；等到他们终于打败了印第安人后，祖父才把头探进马车，迎接他们的新生儿，而他手里的枪还在冒烟。 他们来到旧金山后，祖父搭建起最初的木屋。我依然记得小时候去那栋木屋拜访他们时的情景。祖母很怀念爱尔兰，喜欢唱爱尔兰的民歌，跳爱尔兰的吉格舞。我觉得，拓荒者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与印第安人战斗的光辉历史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些舞蹈中，有时甚至还带着点印第安人的姿态。后来，祖父以托马斯·盖瑞上校的身份从内战硝烟中光荣返乡，同时也带回了当时流行的爱国歌曲。祖母把所有这些元素都融合进吉格舞。我从她那里学会了跳吉格舞，并加入了新一代美国人的无限憧憬。我不断添加新的东西进去，直到加进了瓦尔特·惠特曼的诗行带给我的那些伟大的生命启迪。这便是我带给全世界的舞蹈的源头，而人们却误以为我是从希腊舞中得到了灵感。 第一位舞蹈哲学家尼采 这就是我的舞蹈源头，或者说根基。去了欧洲后，我知道了三位大师，他们是19世纪舞蹈的伟大先行者：贝多芬、尼采和瓦格纳。贝多芬创造了强劲的舞蹈旋律，瓦格纳创造了雕像般的舞蹈形式，尼采则在精神层面启迪了舞蹈。可以说，尼采是第一位舞蹈哲学家。 我常常想，那位能够听见瓦尔特·惠特曼的美国之歌的美国作曲家在哪里呢？谁将为美国之舞创作出真正的音乐，不带有爵士乐的节奏——那种强调腰部以下力量的节奏，而发出心灵深处的节奏？因为心窝是灵魂在世间的寓所，从太平洋开始，穿过大草原、内华达山脉、落基山脉，一直延伸到大西洋，这一片广袤的大地都笼罩在辽阔的天穹之下，心灵则能够不断飞升，直达天穹下那面飘扬的星条旗。我请求你们，年轻的美国作曲家，为这种表现惠特曼的美国梦、林肯的美国梦的舞蹈谱写音乐吧。 查尔斯顿舞 有人认为爵士乐能够体现美国精神，我觉得这种想法太荒谬了。爵士乐的节奏只是传达了原始野蛮人的心声。美国之音绝非如此。我们需要有人将这种音乐谱写出来。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作曲家能够捕捉到美国之音的旋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太强大了。但是总有一天，一种能够化混沌为和谐的恢弘音乐将从宽广的大地里喷涌而出，从无垠的天空中倾盆而下，体现出真正的美国精神。到那时，双腿修长、面容灿烂的男孩们和女孩们便可以随着这种音乐翩翩起舞了。他们跳的，不是查尔斯顿舞那种摇摆的抖动，而是一种引人注目、充满冲劲的舞蹈，越过埃及金字塔，越过希腊帕台农神庙，是亘古未见的表现力与美的动作。 这种舞蹈不会有芭蕾的空洞和献媚，也不会有黑人舞蹈充满感官刺激的抖动动作。它非常纯净。我看见美国在舞动，一只脚踏在落基山脉的最高峰，一只手延伸到大西洋，另一只手触到了太平洋，美丽的头颅耸入云端，前额闪耀着亿万群星编织的皇冠。 在美国学校里，人们鼓励学生学习瑞典体操、芭蕾等所谓的形体文化，这是十分荒谬的事。真正具有代表意义的美国舞者，不可能是一位芭蕾舞者。美国人的腿太长，身体太柔软，精神太自由，不适宜这种装模作样的优雅和踮起脚尖的舞步。众所周知，所有伟大的芭蕾舞者都是个子矮小、体形偏瘦的女性。一个身材高大、体形丰满的女人，永远也跳不好芭蕾。即使再富有想象力，我们也无法想象出自由女神跳起芭蕾时的模样。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接受这种舞蹈流派呢？ 亨利·福特，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 亨利·福特曾希望福特市的所有孩子都能跳舞。他并不赞成跳现代舞，而是想让他们跳传统的华尔兹舞、玛祖卡舞和米哀奴舞。但是，传统的华尔兹舞和玛祖卡舞表现的是病态的多愁善感和浪漫情怀，并不适合年轻人；米哀奴舞表现的则是撑裙盛行以及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文化的虚伪和献媚。这些舞蹈与自由的美国年轻人毫无瓜葛。 我们的孩子最适合的，是迈开步伐，跳跃前行，抬高头颅，伸展双臂，跳出我们的拓荒者的语言，跳出我们的民族英雄的刚毅，跳出我们的政治家的正义、仁慈和纯洁，跳出我们的母爱的伟大与柔情。美国的孩子们只有以这种方式跳舞，才能变得美好，才配得上“最伟大的民主”这个称号。 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之舞。 第三十一章 陌生而美丽的新世界 回忆过往，我的生活似乎是一个镶满珠宝的美好传说，一片铺满鲜花的芳草地，一个每时每刻都充满爱和幸福的阳光灿烂的早晨，这样的日子难以用言语表达其中的欢欣和喜悦，我创办学校的理想是我的伟大成功，我的艺术熠熠生辉；然而，还有一些日子，当我回忆起来时又觉得厌恶而空虚，那时的过去仿佛是一场灾难，连未来也充斥着不幸，而我的学校，只不过是一个疯子的妄想。 人生的真谛是什么？谁能了解？恐怕上帝自己也迷惑不解吧。在这痛苦和欢乐之间，在这幽暗的污秽和光亮的纯洁之间，在这既装载着地狱之火又闪耀着英雄主义和美的血肉之躯中，生命的真谛究竟体现在哪里？不管上帝还是魔鬼都未必知晓。 因此，在类似的冥想中，我的思绪就像穿过一扇镶着彩色玻璃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有时看到的是美好而丰富多彩的景观，有时看到的只是平淡而黯淡的景象。 如果我们能够像潜水员那样深入自己的内心，该有多好啊！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深入我们的灵魂采撷深处的珍珠，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我努力奋斗，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我只希望重返巴黎，在那里我或许可以变卖财产而获得一些钱。当时，玛丽正从欧洲回到美国，在比尔特摩给我打来电话。我将目前的窘境告诉了她，她说：“我的好友戈登·赛尔弗里奇明天就要起程了，我跟他说说，他肯定能帮你弄到一张船票。” 戈登·赛尔弗里奇，美国实业家、零售业巨头，并在伦敦成立了赛尔弗里奇百货公司 这次的美国之行令我心力交瘁，于是我欣然接受了玛丽的提议。第二天上午，我从纽约搭船，离开美国。当天晚上，我遇到不幸。由于战时条件有限，船上没有点灯，我在漆黑的甲板上行走时，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深约15英尺的缺口中，身受重伤。戈登·赛尔弗里奇不但慷慨地把自己的舱房让给了我，还时常陪伴我，他真是一个友善而优雅的人。我告诉他自己第一次见他时的情形。那是20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一个吃不饱饭的小丫头，找他赊账卖给我一件跳舞时穿的衣服。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一个实业家。在接触了那么多艺术家和梦想家之后，他为人处世的方式令我大开眼界——他是一个纯然阳刚的人，而我的恋人们却带有明显的阴柔气质。另外，我身边的男人们多少都有些神经质，不是深陷忧郁，就是醉酒狂欢，赛尔弗里奇却是我见过的人之中最非凡、最快活的人。他滴酒不沾，这让我很好奇，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还会有人在生活本身中体验到快乐。我以为，未来的生活只有通过艺术和爱才能时不时地透露出瞬间的欢乐，这个男人却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快乐。 抵达伦敦后，我的伤仍未好，也没有钱去巴黎，只好在公爵大街租了一个住处，并给巴黎的几位朋友发了电报。可能是战争的缘故，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在那间沉闷的房间里度过了惨淡的几个星期，完全走投无路。我一个人，带着伤，没有钱，我的学校散了，战争似乎没完没了。夜里，我常常坐在漆黑的窗边看空袭，真希望有一颗炸弹落在我身上，结束我所有的苦难。我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不止一次地想要自杀，但是有一股力量牵着我往回走。如果药店出售自杀药像出售预防药一样寻常的话，我想世界上的知识分子为了克服痛苦，肯定会去买自杀药，然后在一夜之间全都消失。 我在绝望中发了电报给洛亨格林，却杳无音信。我的学生想在美国寻求发展，一位经理人为我的学生安排了一些演出机会。她们后来便以“伊莎朵拉·邓肯舞团”的名义到处表演，但是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幸好在一位法国大使馆好心人的帮助下，我才回到了巴黎。我在巴黎的奥赛宫租了一个房间，从放债人那里借了一些钱勉强度日。 每天清晨5点，我们都会被巨炮发出的残酷的轰隆声惊醒，以此开始不幸的一天。从早到晚，前线不断传来可怕的消息，死亡、流血、屠杀充斥着每时每刻，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在夜晚分外刺耳。 巴黎奥塞宫 这段日子虽然暗淡无光，却也有一个美好的记忆。一天晚上，我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巧遇了著名“王牌”盖洛斯。当时他在弹奏肖邦的音乐，而我在跳舞。离开朋友家后，他便陪我从帕西走向奥赛宫。在路上，我们刚好碰上了空袭，却像没事人似的驻足观看。轰炸声不断，我在协和广场为他翩翩起舞——他则坐在喷泉边为我喝彩，沉闷的黑眸里闪烁着火光，要知道炸弹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那晚，他对我说，他但求一死，别无他求。此后不久，“英雄的天使”找到了他，将他带走了——与这个他所厌恶的世界彻底告别了。 日子单调地重复着。我倒是很想当护士，可是申请当护士的人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似乎少我一个也不会怎么样。我决定还是重返艺术的怀抱吧，尽管我不知道自己的双脚能否承载沉重的心灵。 我很喜欢瓦格纳的一首曲子——《天使》，说的是一个人在哀伤寂寞中孤坐着，最后光明天使来到了他的身边。在这些灰暗的日子里，当一位朋友带着钢琴家瓦尔特·隆梅尔来见我时，就像歌曲中的光明天使来到了我的身边一样。 他进来时，我以为是年轻的李斯特从画框中走了出来——身材高大，形体瘦削，饱满的额头上垂下一缕光亮的头发，双眼炯炯有神，宛如两口清澈的水井。他为我演奏。我唤他为我的大天使。雷雅纳慷慨地腾出剧院的休息室，我们便在那里工作。当巨炮在狂轰滥炸时，当战争消息不断散播时，他为我演奏李斯特的《在荒野中冥想上帝》。这首曲子里，圣弗朗西斯与鸟儿们和谐对话。我受到启发，创作出新的舞蹈，表现了祈祷、甜美和光明。他的手指碰触着琴键，弹奏出天籁般的旋律，令我的精神再度飞升，重获生命力。我人生当中最神圣、最美妙的一段爱情由此拉开序幕。 还没有人能够像我的瓦尔特·隆梅尔那样演奏李斯特的音乐。他的洞察力和感受力非同一般，能够超越乐谱，看到音乐的真正狂热——那种每天与天使对话的狂热。 他温柔、甜美，同时又燃烧着激情。他以惊人的狂热弹奏。他的神经吞噬着他，他的灵魂在反叛。他不像年轻人那样不由自主地屈从于激情的旋涡。相反，他对激情既无法抗拒又厌恶至极，两者都一样显见。他俨然是一个在燃烧着煤炭的火盆上跳舞的圣者。爱上这样一个男人是危险的，同时也是困难的，因为对爱情的厌恶之情很容易转变为对爱人的仇恨之情。 经由血肉之躯来接近一个人并发现他的灵魂，经由血肉之躯找到欢愉、激情和幻想，这一切是多么怪异又可怕啊！哦，寻找人们称为幸福的感觉——经由血肉之躯，经由外在容颜，经由人们所谓的爱情——尤其如此。 你们别忘了，我的这些记忆跨越了很多年。每一位新的爱人向我走来时，不管他是魔鬼、天使还是平常人，我都相信他就是我长久等待的那个人，相信这份爱将会成为我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升华。我想，爱情来的时候，总是让人如此坚信吧。我生命中的每段恋情都能写成一部小说了，只不过小说的结局往往很悲惨。我一直在等待有一段结局圆满的恋情，一段长长久久的恋情——就像那些大团圆电影里演的那样。 爱的奇迹就在于其丰富的主旋律和多变的基调，能以不同的方式弹奏。一个男人的爱与另一个男人的爱是无法比较的，就像贝多芬的音乐与普契尼的音乐是不同的；女人则是回应这些爱之演奏者的乐器。我认为，一个女人只爱一个男人，其情形类似于终生只听一个作曲家的音乐。 夏天越来越热了，我们前往南方的一个安静的避暑胜地，住在费拉角圣让港附近的一家乏人问津的旅馆里。我们将闲置的车库改为工作室，从早到晚，他演奏着天籁之音，我翩翩起舞。 陪伴伊莎朵拉的钢琴家瓦尔特·隆梅尔 多么美妙的时光啊！瓦尔特·隆梅尔陪伴左右，美丽的海景尽收眼底，整天徜徉在音乐的怀抱里，我的生活就像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死后升入天堂般幻然若梦。生活是一个钟摆——痛苦越深，狂喜越强。每一次沉落在悲伤的深渊之后，便会被抛向更狂烈的欢乐。 我们时不时地走出避暑胜地，为那些不幸者举办义演，或者为伤者举办音乐会。但是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喜欢独处，从音乐的交流到爱情的交融，再从爱情的交融到音乐的交流——我的灵魂栖息在幸福的制高点。 附近的一幢别墅里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和他的妹妹吉拉尔德女士。牧师曾经在南非当过传教士。他们是我们仅有的朋友，我常常在李斯特的神圣乐曲的启发下，为他们跳舞。夏末的时候，我们在尼斯找到了一间工作室。宣布停战后，我们又回到了巴黎。 战争结束了。看着生力军的队伍穿过凯旋门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高喊：“世界得救了。”在那样的时刻，我们全都变成了诗人。但是，唉，即使是诗人也要清醒过来，为所爱的人张罗面包和奶酪，我们的世界必须醒来，恢复生产。 一战结束后，战场归来的士兵们穿过凯旋门 瓦尔特·隆梅尔牵着我的手，一起去贝勒维。我们发现房子已经倒塌，成为废墟。那么，为何不重建呢？于是，我们花了数月时间筹集资金，妄图重建学校。然而，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了。 最后，我们终于相信，这件事断难实现。法国政府开出合理的价格，收购了我的学校。他们计划将这幢大房子改建成生产使人窒息的各类毒气的工厂，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当初我的“狄俄尼索斯殿堂”成了救助伤员的医院，而今我又注定要放弃它，让它沦落为生产杀人器具的工厂。失去贝勒维是一大遗憾——贝勒维啊，那里的风景多么美丽！ 买卖手续终于办妥，款项也存入了我的银行账户。我在庞培路买了一幢房子。这幢房子原先是贝多芬音乐厅，我将它变为工作室。 我的瓦尔特·隆梅尔有一颗怜悯之心。那些让我身心疲惫、夜不能寐、以泪洗面的痛苦，他似乎都能感同身受。每当这些时刻，他总是用无限怜爱和充满光亮的双眸注视着我，给我莫大的安慰。 在工作室里，我们俩的艺术神奇地合二为一。在他的影响下，我的舞蹈变得更加轻灵。他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弗朗兹·李斯特音乐的全部内涵。我们根据李斯特的音乐创作了一出独舞。在贝多芬音乐厅静谧的音乐室里，我开始研究一些著名壁画上的人物动作和光线处理，希望用到《帕西法尔》的表演中。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一股神秘的力量支配着我们，将我们的灵魂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我跳舞他弹琴的时候，或者我伴随着他弹奏的《圣杯》的悠扬的银色旋律举起双臂、灵魂缓缓飞出身体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们似乎创造了一个独立于我们自身的精神存在。当音乐和舞姿不断向上延展，飘至浩瀚无垠的境界时，天穹似乎传来了回音。 我相信在这些音乐时刻所产生的精神力量，让我们两个人的灵魂在爱情的神圣能量中琴瑟合鸣，仿佛到达了另一个世界的边缘。观众们也感受到了这股结合在一起的力量，而且一种奇异的精神张力常常弥漫在剧院里，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如果我和瓦尔特·隆梅尔能够进一步探索下去，我确信这种精神力量会引导我们实现自然舒展的境界，为人类带来全新的表达方式。这种对最高形式的美的神圣追寻，竟因世俗的激情而夭折，多么可惜啊！正如传奇故事所言，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为邪恶的妖精敞开大门，结果招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我也是如此。我没有满足于追求眼前的幸福，而是重新燃起了创办学校的念头，为此发了电报给远在美国的学生们。 她们来到我身边后，我召集了一些忠实的朋友，提议说：“我们一起去雅典吧，去看看雅典卫城，或许还能在希腊建一所学校。” 没想到我的初衷完全被误解了！《纽约人》（1927年）上有位作者如此评价这次出行：“她真是挥霍无度。她在别墅里搞了几天几夜的宴会，然后从威尼斯出发，直奔雅典。” 可是，我多么不幸！我的学生们来了，她们年轻漂亮，事业有成。我的瓦尔特·隆梅尔看着她们，爱上了其中的一个。 雅典的札皮欧宫 我该如何描述这一次葬送了爱情的旅行呢？我们在利多的埃克塞尔斯瓦酒店住了几个星期，在那里，我第一次发现了他们的恋情；随后乘船前往希腊，我确信了他们之间有恋情。这件事让我深受打击，即使月光下的卫城再美丽，也无法打动我的心——这就是我的爱情一步步走向终结的过程。 到达雅典后，我的建校计划似乎进展很顺利。韦内洛斯慷慨地让我们使用札皮欧宫。这里成了我们的工作室。每天上午，我与学生们在此工作，努力启发她们跳出与雅典卫城相匹配的舞蹈。我计划为即将在大型露天体育场举办的酒神节庆典活动训练出一千名舞者。 美国摄影家、画家爱德华·斯泰肯 我们每天都去雅典卫城。我依然记得1904年第一次来这里时的情形，而今看着年轻的学生们的舞姿，我觉得16年前的梦想至少实现了一部分。我情不自禁地百感交集。一切迹象都表明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么我应该能够在雅典创办起一所梦寐以求的学校了。 我的学生们在美国待了太长时间，沾染了某些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习气，令我很不快。然而，在雅典辉煌的天空下，她们受到山峦、大海和伟大艺术的感召，逐渐将身上的不良习气涤荡干净。 摄影家爱德华·斯泰肯与我们同行。他在雅典卫城和狄俄尼索斯剧院拍了很多精美的照片。我梦想在希腊实现的盛景状况，在这些照片中隐约可见。 科帕诺斯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只有牧人和他们的山羊群留在那里。不过，我并没有气馁，很快就鼓足干劲，决定清扫场地、重建房子。我们的重建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囤积多年的垃圾被清理了，一位年轻的建筑师帮我们安装了门窗、搭建了屋顶。我们在宽敞的客厅里铺上了适于跳舞的地毯，接着又安放了一架钢琴。每天下午，当夕阳沉落在卫城的背后，将柔和的紫色、金色光芒投射到大海上时，我的瓦尔特·隆梅尔便弹奏起优美动人的音乐——巴赫、贝多芬、瓦格纳和李斯特的作品。到了凉爽的夜晚，我们头戴从街上卖花的雅典男孩那里买的可爱的白色茉莉花环，悠闲地走下山，到法勒隆海边吃晚饭。 置身于这群头戴花环的姑娘们中间，我的瓦尔特·隆梅尔就像帕西法尔站在昆德丽的花园里。我留意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新表情，更像是世俗的，而不是神圣的。我曾经以为，我们之间的爱情因为有了智慧和精神的强大融合而坚不可摧；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发现，他那对闪亮的羽翼已经变成了一双热情的手臂，用以抓牢和抱住德律阿得斯的身体。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以前经历的所有事情都无法帮助我摆脱磨难。 从那个时候开始，惶恐不安的痛苦将我包围了，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要窥探他们日益加深的爱情。令我恐惧的是，我如此嫉妒，竟然萌生了类似于谋杀的邪念。 一个傍晚，夕阳西下，我的瓦尔特·隆梅尔——他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平常人了——刚刚弹奏完《众神的黄昏》中那段恢弘的进行曲，余音还在空气里缭绕，似乎要融入落日紫色的余晖中，呼应着海默突斯山，照亮了整片大海。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他们四目相对，彼此眼中燃烧的激情堪比灿烂的落日。 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我勃然大怒。如此激烈的反应，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我转身就走，整晚都在海默突斯山附近的小山上游荡，无法排解内心狂乱的绝望。我以前就知道，绿眼魔怪的毒牙会带来极大的痛苦，可是到了现在，我才意识到这痛苦居然强烈至此。我无法自拔，生不如死。我爱他们，同时，我也恨他们。这种体验，让我理解了那些被嫉妒蒙蔽了心智而杀死情人的可怜人。 伊芙琴尼亚，迈锡尼王阿迦门家的女儿 为了不让自己落入如此田地，我带着一小群学生和朋友爱德华·斯泰肯踏上了一条神奇的道路，经由底比斯古城，到达卡尔基斯。在那里，我看见了一片金色的沙滩，想象着在伊芙琴尼亚不幸的婚礼上，一群埃维厄岛少女正是在这里为她跳舞庆祝。 那个时候，希腊所有的荣光都无法驱走我内心盘桓着的魔怪。这个魔怪不停地将留在雅典的那两个人相处的画面展现在我的面前，噬咬着我的要害，像硫酸一样腐蚀着我的大脑。回到雅典后，当我看到他们靠在卧室外的阳台上如胶似漆的模样时，他们的青春和爱火再一次将我推向痛苦的深渊。 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无法理解自己当初的执狂了。但是在那时候，我已经深陷其中，就如同患上了猩红热或者天花这样的纠缠不清的疾病。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每天给学生们授课，继续进行在雅典建校的计划。建校的进展情况很顺利。韦内塞洛斯政府十分支持我的计划，雅典人民也热情高涨。 一天，我们应邀前往大型露天体育场，参加为韦内塞洛斯和年轻的国王举办的庆典活动。5万人拥向体育场，希腊所有的教会也都来了。当年轻的国王和韦内塞洛斯进入体育场时，全场爆发出热情的欢呼声。主教们的队伍尤其令人叹为观止，他们身穿金丝绣线的挺括的锦缎长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穿着有褶皱的柔软的束腰短裙走进体育场，身后跟着一群学生，她们是活生生的塔纳格拉雕像。康斯坦丁·梅拉斯满面笑容地走过来，为我戴上桂冠，说：“你，伊莎朵拉，将菲迪亚斯不朽的美和希腊辉煌的时代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我回答说：“啊，请帮助我培养出一千名优秀的舞者。届时，她们将在这个体育场翩翩起舞，场面极为壮观。全世界的人都会过来欣赏她们的表演，发出惊喜的赞叹声。” 我说完这番话时，看到他兴奋地握着他情人的手，刹那间，我感到自己释然了。与我伟大的理想相比，这些个人情绪算得了什么呢！我微笑地看着他们，心里充满了爱惜和宽容。但是就在当天晚上，我看见他们相互依偎在阳台上，两颗脑袋靠得很近，在月光下卿卿我我，我便又成了渺小的个人情绪的俘虏。我心乱如麻，独自在外面游荡，差点就像萨福那样从帕台农神庙前的巨岩上跳下去。 这种痛苦的情绪折磨着我，令我苦不堪言。景色怡人，只徒增了我的不幸。我找不到一个宣泄的出口。难道我们伟大而神圣的音乐合作计划就这样在世俗的情感纠缠面前破灭了吗？我不可能要求这名学生离开，毕竟她从小就在我的学校里长大。可是要我每天看着他们深情款款的样子，还得克制内心的苦恼，也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实在是让人进退两难。当然，我也可以试着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超越眼前这一切。我虽然不快乐，但是依旧进行着舞蹈训练，去山野远足，每天到海里游泳。我凭借这些活动保持了胃口，却仍然难以遏制世俗情感的激流。 我继续过着这样的生活。一方面，我努力教学，将美、沉静、哲学以及和谐的思想传递给她们；另一方面，我的内心却承受着莫大的煎熬。这种状况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呢？我无从知晓。 我只能强颜欢笑，故作坚强。每天晚上在海边吃饭的时候，我都会喝大量的希腊烈酒，以此麻痹自己的痛苦。或许还有更好的办法来疏解我的痛苦，只可惜我当时已然昏了头。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过是我个人的悲惨经历，我现在只是设法记录下来。有价值也好，无价值也罢，它们或许可以成为“反面教材”，让大家引以为鉴。不过，更可能的情形是，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远离灾祸、排解痛苦。 在命运的安排下，这种无法忍受的局面最终以一个奇怪的事件宣告结束。起因是一只可恶的小猴子咬了人。它咬的不是别人，正是年轻的国王，这令他危在旦夕。 年轻的国王在死亡线上徘徊了好几天，之后便传出了他驾崩的悲惨消息。国王的去世造成了国内局势动荡，甚至还引发了革命，韦内塞洛斯和他的政党被迫下台。这次事件也导致我们在希腊待不下去了，因为当初我们是作为韦内塞洛斯的贵宾受邀来到希腊的，现在则不得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有用于重建科帕诺斯和布置工作室的钱都白花了，我们只能放弃在雅典创办学校的理想，坐船离开希腊，经由罗马返回巴黎。 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一世 1920年的最后一次雅典之行，回到巴黎后的痛苦，跟瓦尔特·隆梅尔的正式分手，以及跟瓦尔特·隆梅尔和那位学生的最终分别，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异常痛苦的回忆。虽然我认为自己是这次经历的受害者，可是她的想法却截然相反。她刻薄地指责我的感情，还责怪我为什么不尽早放弃这段感情。 最后，我一个人置身于庞培路的那幢房子里。看到贝多芬音乐厅已经改装完毕，只等瓦尔特·隆梅尔在那儿演奏，我的绝望难以言表。这幢房子过去曾带给我无尽的欢乐，如今却令我无法面对。我的内心滋生出远飞的欲念，想要飞离这幢房子，飞离这个世界，因为我觉得世界和爱情都已经销声匿迹了。人的一生会有多少次产生这样的念头啊！然而，要是我们能够将视线拉长，望向山的后头，便会看到那里有开满鲜花的山谷等待着我们去欣赏，以及美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追求。我很排斥很多女人的论断，她们认为女人年过四十后，就应该摒弃所有的爱情生活，维持表面的庄严和体面。哈，多么荒谬的想法！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进行着奇异的旅程。在此期间，感受自身躯体的变化真是妙不可言！首先是害羞、胆怯、纤瘦的年轻姑娘的身体——我也曾年轻过，慢慢成长为强壮坚毅的亚马逊女战士。随后，我们变成了头戴葡萄藤花环的酒神女祭司，沉浸于酒的芬芳里，无法抗拒萨梯的爱抚，身体变得温润，生长着、膨胀着；柔软、性感的肉体愈加丰盈，乳房敏感到能够回应极为漫不经心的爱意，并将这种突如其来的快感传遍整个神经系统；爱，如今成长为一朵盛开的玫瑰，充满质感的花瓣紧紧地包裹住落入其中的猎物。我生活在自己的身体里，宛如一个精灵生活在云端——那燃烧着玫瑰般火焰、呼应着同类火焰的云朵。 头戴葡萄藤花环的酒神女祭司 只歌颂爱情和春天是多么无聊啊！秋天的颜色更加灿烂、更加丰富，秋天的欢乐更加强烈、更加骇人、更加美好。我同情那些囿于苍白、狭隘的信条的可怜女人，她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秋天之爱的慷慨馈赠。我可怜的母亲即是如此。因为这荒谬的偏见，她任由身体在本该尽情绽放的时期里衰老、生病，曾经智慧过人的大脑也逐渐迷糊了起来。以前，我是胆怯的猎物；随后，我变成了勇敢的酒神女祭司；而现在，我像大海拥抱畅游者那样拥抱住我的爱人，以云朵和火焰般的情怀一浪连着一浪地将他包围，让他旋转，与他水乳交融。 1921年春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苏维埃政府的电报： 只有俄国政府能够理解你。来吧，我们愿意为您创办学校。 这封电报来自何处？地狱吗？不是地狱——不过离地狱也不远。对于欧洲人而言，哪个地方最像是地狱？当然是莫斯科的苏维埃政府。我环顾这幢空荡荡的房子，没有了瓦尔特·隆梅尔，没有了希望，没有了爱情。于是，我回电说： 好的，我将前往俄国，我将教授你们的孩子。但有一个条件，即你们必须为我准备一个工作室和提供必要的工作支持。 他们同意了。 我登上了一艘航行在泰晤士河的轮船，离开伦敦，取道塔林，最后抵达莫斯科。 在伦敦的时候，我去见了一个算命师。她对我说：“你将远行。 20世纪20年代的莫斯科 你将会有许多奇妙的体验，你将遇到烦心事，你将结婚——” 听到“结婚”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笑着打断了她。我向来反对婚姻，又怎么会结婚？我永远都不会结婚。算命师说：“等着瞧吧。” 在前往俄国的旅途中，我觉得自己就像复生的灵魂，向另一个星球飞升，欧洲的所有生活已被我抛诸脑后。事实上，我真的相信柏拉图、卡尔·马克思和列宁等人梦想过的理想国家诞生了。我在欧洲为了实现艺术理想而倾注的精力全都化为乌有了，现在我已经准备好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国度，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征程。 我没带任何服装。我甚至能想象自己身着红色法兰绒上衣，与同样穿着朴素、情同手足的同志们共度余生的情形。 邓肯与俄国诗人谢尔盖·叶塞宁 轮船向北驶去。我回头望向渐渐远去的资本主义欧洲，对其所有的旧制度和旧习惯报以轻蔑、同情的目光。从此以后，我将成为同志们中的一员，为这一代人辛勤工作，努力实现宏伟的目标。那么，别了，这个不平等、不公正、野蛮冷酷的旧世界；别了，这个容纳不下我的学校的旧世界。 当轮船抵达目的地时，面对这个陌生的美丽新世界，我万分激动。这个同志们相亲相爱的新世界，这个佛陀构想过的理想世界，这个耶稣基督描述过的理想世界，这个所有伟大的艺术家向往的理想世界，这个列宁将其思想付诸实践的理想世界，如今离我越来越近，我的工作和生活将成为这个理想世界辉煌远景的一部分。 别了，旧世界！为新世界的到来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