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传》


 作者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画像。昏沉幽暗的光线笼罩着画像中全身披挂的人。他就是奥托·冯·俾斯麦，而且只能是奥托·冯·俾斯麦。


    在俾斯麦最后的岁月中，围绕在他身边的是党派的偏见、怨恨、仇视。这些情绪是如此激烈，以至于他那威武刚强的外表也无法掩饰他内心的忧郁和失望。


    俾斯麦在世时很少得到人们的爱，他也很少对别人付出爱。因此，当他死后，人们对他自然没有多少怀念之情，只是为他塑了一座石像，而且这座石像位于一处并不繁华的场所，看上去冷冷清清的。石像中的他目光肃穆，视线投向前方，面无表情，令人难以合情合理地诠释他的内心世界。


    我写作此书，目的就是想把这个因为屡屡获胜而四处找事的将军的形象展示出来。在这本书中，俾斯麦是以骄傲、勇敢和怨恨的形象出现的。这三种元素是构成他的性格的基石。直到现在，人们对俾斯麦的功过得失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倘若想真正了解这位将军，深入而细致地研究他的精神历程是很有必要的。


    历史人物常常是有机的统一体，他们的性格比较复杂。今天，对于这些人物，我们无须用学院方法，更不用对其加以太多的注解，只需把他们的形象具体地描绘出来，作为世人的榜样，或是向世人提出警告。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人和政客是密不可分的，其行为和情感是相互关联的，公与私往往如影随形，紧紧相伴。如果美术家想真正认真地对待其作品，就一定要多角度地了解他的创作对象。


    俾斯麦的性格基本定型于1830年初。当然，在此之前的15年间，他的性格波动比较大。此后，俾斯麦所做的仅仅是把性格中那些重要的部分加以强化。在本书中，我之所以花费很多笔墨去写他的少年时代（从事政治活动之前）的生活，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大多数传记作家在为俾斯麦作传时，对其少年时代都是一笔带过，只有被人误会的作家克莱因·哈丁根曾较为细致地描写了他的心理，而且这种描写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1911年，我也着手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描写俾斯麦的性格，以期通过对他那种令人难以猜度的性格的描写对抗所谓的“铁血宰相”的稗史。10年后，我又创作了一部关于他的戏剧，并一度希望此剧能在德意志的舞台上演出。


    我在自己较早的关于俾斯麦的著作中从不谈政治，如今已有所改变。本书和我的第一本关于俾斯麦的书相比，视角更接近真实。不过，主人公的性格令人无法猜度，是新旧两个版本的共同之处。因为环境变化了，我对俾斯麦的描写更为新颖，更具批判性。欧战之后，更多的关于俾斯麦的事实材料也为我的写作大开方便之门。


    在本书中，由于变换了视角，俾斯麦的形象更加丰满。很明显，他的一生不是为了竖起一座无人喝彩的雕像，而是为了一位奋斗家的功业而苦苦追寻。俾斯麦终其一生都在不停地奋斗，当然，他指挥的战斗有胜有败，但他永远满怀激情，对现状永不满足。尽管他也会办错事，而且这种事并不少，但即使办错了，也能从中看出他的天才的特点。总之，他就是这样一个令传记作家着迷的人物。

 第一章 闲人

    “就这样，我在生命的河流中漂来荡去，充当把舵物的只有一时的意向，别无他物。至于自己在何地可以被水推上岸，我一点儿都不去想，也不想管。”


    ——俾斯麦


    <h2>


    1、武士的后代</h2>


    一个闷热的夏日，在园中的一棵老橡树下，一个孩子在欢快地嬉戏着。他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和一头淡黄色的头发。


    这是一个四岁的男孩，他的样子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一些。此时，他正手拿铲子聚精会神地刨土，然后把那些成块的土装到小推车上，再推到池塘边放下。看样子，他好像在用这些泥土和石块建造什么。当然，他干得很卖力，这从他对待园丁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因为当园丁来请他回去吃饭时，他不但干脆地加以拒绝，还为此发了一通脾气，就因为对方干扰了他。


    这个男孩家的住宅看上去很简单，是普通的乡下房子，并不像一些乡绅的住宅，有着那么多的装饰。这座房子基本是由木头建造而成的，房子有两层，每层的宽度大概可以开五扇窗户。


    男孩再次出现是在一楼明亮的窗户前，他正在出神地眺望远方。从他的角度看去，远方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庄稼已经成熟。在秋风的吹拂下，金色的波浪翻滚着，形成了一幅富有诗意的画面。望着这幅画面，男孩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说的话。男孩的父亲每次带着他去村子里的时候，都要指着这些麦田，自豪地告诉他：“这些都是我们的。”最近，父亲又得到了2000英亩田地，这些田地就在尼朴甫。


    男孩在一岁前，和父亲一起居住在萨克森的申豪森。一岁后，父亲带着他来到了波美拉尼亚。望着这片平原，男孩在心里说：“这全是我们的。”的确如此，这个村子都属于他们。他们没有佃户，只是雇用种田的小工。这些小工其实就是农奴（当然，他们本人和雇用他们的乡绅们都不肯承认这一点），住在破草房里。在这个村里有煤窑，也有打铁铺。


    一天，男孩兴高采烈地来到牛栏，在牛身上爬来爬去。90岁高龄的布兰德老头负责看管这些牛，当他看到男孩的举动后，着急地用日耳曼方言喊着：“少爷，母牛只顾专心吃草，不会看到你，它一旦抬腿就会踢到你的眼睛。你要小心啊！”


    70年后，当年迈的俾斯麦想到自己的孩提时光时，他还依稀记得这个慈祥的老人。正是这个乡下老人给儿时的俾斯麦讲了许多关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故事。据这位老人说，远在腓特烈成为皇帝之前，他就在库斯特林亲眼见过这位国王。


    每逢庆祝日，俾斯麦的父亲费迪南都会带着他来到那个有三扇窗户的大厅，给他讲许多古老的故事。在大厅中央，挂着好几位先祖的画像。画像中的先祖全都是披戴盔甲的武士。因为岁月的流逝，这些画像上都落满了灰尘。在俾斯麦九岁时，他已经比较懂事。面对着这些画像，父亲会为他讲更多古老的故事。从父亲讲述的故事中，他知道自己的祖先们在500多年前的易北河畔做着乡绅，是一些在地方上拥有实权的地主，拥有庄园和大宅院，许多农奴为他们干活。就像如今许多地方仍然保留下来的习俗一样，每逢星期日，他们会与亲人分开，独自端坐在教堂里另外一个地方的橡木座位上。


    或许俾斯麦的父亲还告诉过他，其祖先都是旧玛赤的硬汉子，之所以远走他乡大多是出于对君主的不满。父亲说，很久以前，俾斯麦家族被一位诸侯强行夺走最好的森林，换来的则是申豪森。100年前，国王坚持让旧玛赤的武士们纳税，而武士们坚决不同意。他们声称自己是自由的武士，不是纳税的地主。为此，俾斯麦的父亲的曾祖父携带着众人的抗议书去面见国王。结果，国王在临终前，将一份黑名单交给了儿子小腓特烈。四个抗命不遵的姓氏名列其上，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俾斯麦氏。


    俾斯麦的长相和其祖父很像，他的祖父是一个喜欢饮酒和打猎的人。据说，他曾在一年内打了154只红鹿。他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年轻的夫人去世时，是在威尔德时代之前，他在发表的一篇动人的挽歌中描写了自己的夫人和他们结婚的细节，描写赤裸而大胆。


    俾斯麦的祖父已经不是武士了，他的父亲也一样。作为卢梭的弟子，他的祖父热衷于读书，他的藏书室里的书籍全都内容深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希望自己的四个儿子都能成为谦谦君子。于是，他亲切地称儿子们为“我的朋友”，而且特别喜欢阅读儿子们写给他的文辞优美的书信。作为法国文明的信徒，他既教育孩子们如何成为贵族，又要求他们抛弃阶级偏见，平等待人。受父亲的影响，费迪南和他的几个兄弟都胸无大志，虽然他们都参加过战斗，也都立过赫赫战功，但都宁愿在家悠闲地待着，也不愿做官。


    俾斯麦的父亲费迪南极其厌恶战争，他在22岁参加过一次战斗后就甩手不干了，转而把精力投注到教育儿子上。国王很生气，一怒之下罢了他的武职，收回了他的盔甲。在很久之后，国王还是把盔甲还给了他。尽管当时正值乱世，费迪南却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到了1806年，弗兰茨皇帝已经退位，而正值壮年（40岁）的费迪南躲到乡下，不参加当时的耶拿战役。


    俾斯麦的父亲身材高大魁伟，性格急躁（这一点，俾斯麦和他一样），感情异常丰富。对于自己在孩提时代和腓特烈大帝说过话的那件事，他记忆犹新。他牢记并感激父亲的谆谆教导，一生始终保持一种泰然宁静的心境，自己当家做主，不存在什么奢望。他总是那么快乐，依靠自己的产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的田产是交由别人管理的，而他本人则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打猎和饮酒。好饮酒是俾斯麦家族数百年来的习惯，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费迪南的信中窥见一斑：“今天是奥托（就是俾斯麦）的生日，没想到，我最喜欢的公羊死了，天气也很糟糕……由于我常喝的两种葡萄酒好像不太够劲儿，所以我改喝波打和舍早，但愿这两种酒能合我的意。不过，如果没有浓咖啡，我是没法儿过的。”随后，他在信中还写到了牡蛎和鹅肝冻：“虽然我总是吃这些好东西，但腰还是痛，毕竟人老了，不中用了。”


    费迪南35岁时娶了门肯家族的一位少女做妻子，她就是俾斯麦的母亲。这位17岁的少女长得非常漂亮，有着高而挺的鼻子、乌黑明亮的大眼睛。而且，她面容冷峻，显得极有教养。具有强烈的奢望、处事讲理不讲情是她最显著的特点，而这两个特点遗传自她的父亲门肯。作为100多年来一直担任着历史或法律教授的家族的后代，这两种特质在门肯的身上突出地表现出来。当年，腓特烈皇帝在位的时候，门肯曾先后担任内阁参政、内阁主席，并在1792年因为失宠而被革职，当时恰好国王因俾斯麦的父亲拒绝参加耶拿战役而发怒。1800年，再度为官的门肯一上任就弹劾腓特烈国王，要求国王确定权限，极力主张国王实行内阁责任制。门肯一再表示自己是一位改革家，和斯泰因男爵一样。而斯泰因也曾恭维他，说他是一个优秀的自由党分子。俾斯麦的母亲继承了自己父亲的许多优点，做事极有主见。她热爱城市生活，喜欢出风头，还特别喜欢宫廷。她很不安分，和自己的丈夫极为不同。她的丈夫只想着自己过安安静静的日子，不希望受到干扰。


    可以说，俾斯麦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理性，也继承了母亲那不为情所动的睿智。但是他的脾气和性格则遗传自父亲。他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几种性情，证实了叔本华的学说。


    <h2>


    2、逆子</h2>


    1815年，俾斯麦出生，他比哥哥小五岁。他出生时，法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大事：拿破仑刚从厄尔巴岛逃回法国，维也纳会议也刚好解散，新联盟由普鲁士在欧洲建立。同年4月2日，法国皇帝在巴黎发表宣言书，反对这个联盟。那天早晨，费迪南·俾斯麦的二儿子出生的消息刊登在报纸上，他出生在尼朴甫。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孩子出生没多久就和自己的母亲不对眼。俾斯麦成年后，曾数百次谈起自己的家庭状况，对于自己的母亲，他从没说过一句好话。他一直以讥笑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女腐儒为乐趣，说她对自己极不负责任。从俾斯麦的话语中，人们能听出他对母亲的怨恨。他说他的母亲很少有柏林人所说的“慈爱感情”，他还说母亲对待他极其苛刻和冷漠。对于自己憎恨母亲的原因，他说是因为孩提时发生的两件事：一件事发生在冬天。当时他的母亲正在柏林的家中款待宾客，迫于房间狭小，俾斯麦的父亲不得不让出自己的床。这件事对俾斯麦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还有一件事是关于祖先的画像的。当时，他正站在一位祖先的画像前得意地评述着。母亲为了惩戒他这种以祖先为荣的习气，坚决把那幅画像收了起来。正是这两件事，在小俾斯麦的心里埋下了仇恨母亲的种子。


    俾斯麦后来奋斗进取的动力来源于他的自豪感，这从他孩童时代那些牢记不忘的记忆中可以看出来。有一次，俾斯麦因为受了哥哥的欺侮，愤而离家出走，虽然他只是在栽满菩提树的大道上走来走去。还有一次，躲在屋角的俾斯麦偶然听到几个男客质疑他的性别，他便站出来大胆而豪迈地宣布：“先生们，我是一个男孩！”此举令客人们无比惊讶。


    俾斯麦一直认为自己在学校的几年所受的教育是极不成功的。直到晚年，他还为自己在柏林柏拉曼学校浪费了八年时光而恼恨不已。他说：“我从小就离家在外读书，从那时起，我就接受除了充实知识、其他全都抛弃的教育。当然，那时候真该多学些知识。”他还始终认为节制并扼杀家中一切的根源就是自己的母亲，为此，他把自己在寄宿学校所受到的种种苦楚都归咎于她。他诉苦说，那时，教育制度极其严厉苛刻，自己在学校吃的是陈面包，冬天穿的衣服不够厚，冻得瑟瑟发抖。直到80岁时，他还常对人提起当年的学校教育：“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常被一把细长的刀子戳醒。”


    俾斯麦10岁的时候，深受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和雅恩党徒们过火的自由主义及反贵族行为的影响，他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应该是武士阶层中的一分子，应该反击那些威胁贵族们的自由主义分子。相反，他的母亲则具有比较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为此，他更加痛恨那些“乌七八糟”的思想。此时，他对学校的生活充满抱怨，他常说：“我从来都吃不饱……吃到的肉也常常是硬的。每天早上5点30分，我们就得起床，6点到7点就得写东西。我们的待遇还不如部队里刚入伍的小兵。我们在比剑的时候，臂上往往要受到很重的打击，以致造成的伤痕通常要过好几天才好。”学校的位置太偏僻，令人感觉寂寞难耐，毫无乐趣。他一心想回家，甚至渴望学校坐落在皇宫所在的地方，这样国王就能从此经过。每当看到窗外的农夫优哉游哉地驾牛耕田时，他就忍不住泪如雨下。因为想家，他甚至生了一场病。后来俾斯麦说，自己终年盼望放假，以便可以赶快逃离那里，因为当时家里答应他放假就可以回家。


    没想到的是，俾斯麦在急切盼望中接到的竟然是母亲希望他可以继续留在柏林的来信。这封信让他大失所望，而且对母亲的厌恶更加深刻了。母亲在信中告诉他，自己要在7月份去海边避暑。在俾斯麦上学期间，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每年夏天都是如此。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俾斯麦有好几年都没机会回家，没机会看到家里的田地、粮仓、马号、打铁铺、大花园、老房子和村子。成年的俾斯麦提到学校的生活就说没意思极了，这得归因于他的母亲。从此以后，在俾斯麦看来，母亲所要的、所教的、所喜欢的任何事物，都是不好的。


    长大之后，俾斯麦认为，自己的家庭受到了母亲的活动和奢望的巨大伤害。俾斯麦的母亲喜欢新鲜事物，偏爱尝试新方法，因为她认为自己的丈夫太守旧，为人温和，容易说话，会把很多事情搞砸了。所以，每年春天，她都要在尼朴甫尝试新机器和新的耕种方法。而到了冬天，她则和丈夫一起去柏林。当她来到俾斯麦位于柏林某条街上的住处时，她就说住在那条街上太不时髦。晚上，她则要精心打扮一番，和俾斯麦的父亲一起乘着马车去赴大臣的夜宴。俾斯麦一直记着母亲花枝招展的样子。他说：“我清楚地记得，她戴着长手套，穿着高腰裙，两团鬈发披在两边，一根很大的鸵鸟毛插在头上。现在想来，那一切就像发生在今天一样。”关于自由党的口头话，他也是从母亲的口中第一次听说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半大孩子，经常奉母亲之命去买巴黎报纸，因为上面刊登着七月革命的消息。尽管每次他都去了，但他内心非常不情愿，也因此更加瞧不起自己的母亲。后来，他曾写道：“那一天是她的生日，我被一个男仆从学校接回家。到家后，我发现母亲的房间里摆满了她特别喜欢的鲜花——野百合花，房间里还有许多书籍、衣物和各种零碎儿，都是别人送的礼物。随后，许多少年军官和馋嘴的老头子来到家中。在此期间，我因为吃了一个女仆送的鱼子，或者别的好吃的东西，脾胃几乎被毁掉。那时，仆人们趁机偷了许多东西。……我从未受过正规的家庭教育。……我的母亲忙于应酬，没有时间教育我们……”


    在12岁到17岁期间，俾斯麦就读于格罗克罗斯特高等学校。俾斯麦的同学大多是平民的子女，他们极其仇视贵族，且这种仇视越来越严重。与之相反，出身贵族的俾斯麦的门第自豪感越来越强。开始，他和父母住在一起，但由于受不了母亲的一些举动，看不得为人随随便便的父亲那种漠然的态度，他只好和大他五岁的哥哥住在一起。俾斯麦的哥哥是一个学者，他“对物质生活比较关注”。和俾斯麦在一起的，除了哥哥，只有一位先生和一个女仆。可以说，在俾斯麦品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几年间，由于没有人指导他的思想，他完全是自由发展的。从7岁到17岁，俾斯麦的生活中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他的楷模的人，除了他的父亲，他不爱任何人。


    在俾斯麦的心中，他的父亲是一个“不信奉基督教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个无神论者。因此，他们二人从不去教堂。相反，他们的孩子们受到了极好的宗教教育。俾斯麦的母亲虽然自称为无神论者，但她对斯威敦堡、普勒夫的女预言家和麦斯麦的诸多学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诚如她的儿子所说：“除了这种事，她对于别的事情都很明白。”她自信是一个学问家，虽然她看不起文法稍微欠通的丈夫，但她什么事都不瞒着他。费迪南曾经幽默地对一位朋友说：“她虽然有学问，但并不聪明，以至于连羊毛价钱收市时比开市时低也看不出来。”


    对于儿子们的表现，父母二人的态度截然相反。相对于母亲的永不满意，父亲很喜欢孩子们，总是为他们的表现而自豪。他曾对俾斯麦说：“每次看到你写的报告，我都非常满意。昨天比洛他们来了，我让他们看了你的报告，他们夸你写得好，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母亲则常常教训他：“你得留心看看周围的人是怎样评价你的报告的，这样你才会明白你将来要做的事情还有许多。别总认为自己是有学问的人，要知道，你那点儿东西在将来根本不顶用。”俾斯麦14岁时，在一次骑马时不慎跌落下来。母亲看到了，不但不安慰他，还教训他说：“我的宝贝，就像你父亲说的，你根本不能驾驭你的马，因此你从马上跌落下来是必然的。况且，你的马鞍很破，只不过是一些破旧的衣服。”对于自尊心极强的俾斯麦来说，母亲的言行让他感到憎恶，他是不能容忍这种伤害自己的自尊心的言行的。这种不能忍受就形成了他喜怒无常、飞扬跋扈的性格。


    在所有学科的学习中，俾斯麦的德文最出色，相反，历史不怎么样，有时候，他的论文写得也极差，但他并不在意。他平时态度傲慢，蔑视老师们。他不喜欢起早，到了下午就精神头十足，晚上更是精神焕发。这是精神呈现病态的人的特点，而俾斯麦终其一生都是这样的。


    这个少年是那么闷闷不乐，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女人。他最初最钟爱的玩伴是小他12岁的妹妹玛尔维尼，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俾斯麦14岁时在日记中写道：“玛尔维尼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姑娘，她能说法语和德语，只看她的喜好。”15岁以后，俾斯麦可以放假就回家度假。一次，有人发现他和一个农夫的妻子在一间田舍里厮混了很长一段时间。据说，他在16岁时曾被人看到和一个美丽的保姆在邮车里做很冒险的事情，结果那个女人最后晕倒在他的怀里。此外，他还曾请自己的哥哥帮自己送一件小玩意儿给一个邻居的女人，却没透露自己的姓名。从俾斯麦在乡下写来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怀疑主义充斥在这个15岁的少年的心中。他在信中写道：“那天是星期五，有三个少年越狱逃走了，他们分别是纵火犯、抢劫犯和窃贼。当天晚上，尼朴甫的驻军出动了25名士兵追捕他们三人。……当这三人和这些士兵遭遇时，首先慌了神的是这些士兵。最后，双方对喊，都很害怕，也不肯做出答复，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到了17岁，俾斯麦心中的怀疑主义达到了顶峰——他不相信任何事情。普遍怀疑一切成了他最早的政治信条。这一年，歌德去世，也是在这一年，俾斯麦离开了学校。他离开学校的时候，即便不是一个共和派成员，至少也应该相信共和是立国的最合理的体制。……其实，这些对自我的理想化见解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普鲁士人君主制的情感在他的内心是生来就有的，他的历史同情心和崇尚的东西仍旧属于法权一边。他把布鲁图和哈莫狄阿斯看作罪人，认为他们是反叛者。在俾斯麦看来，德意志诸侯对皇帝的抵抗都会让他恼怒不已。


    在俾斯麦的记忆中，他只就国体这样空泛的概念表过两次态，而他的性格也从这两次表态中体现了出来。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俾斯麦就对古老派的演讲非常反感。他觉得，古老派那种粗鄙和骂人的演说词让他感到恶心……这种自吹自擂式的做法是荷马时代的英雄们在打仗前的习惯做法。这恰好说明，俾斯麦对政治上说空话是如此强烈地反对。少年时代，他就坚决反对非情绪的动作，认为激情应该始终充满人类的所作所为，而且这应该成为人类的一种本能。他鄙视威廉·退尔，并说：“在我看来，世上任何一个善射的人，都应该被允许把那个当靶子的孩子射死。对于没把握射中苹果的人，与其射中苹果，不如抓紧射死奥国的总督，这样做既符合自然的意图，也显得非常高贵。面对那些残忍的号令，只有这样做才算是发出了公道的愤怒。我不喜欢隐藏埋伏。”


    俾斯麦反对宗教信仰，这自有他的理由。早在16岁时，他就放弃了宗教信仰。对此他是这样说的：“从小我就习惯于祈祷，现在不再祈祷了，并不是我轻视宗教，而是因为我的思想成熟了。在我看来，祈祷行为和我对上帝的理解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我常告诉自己，如果不是因为上帝无所不在，规定着每件事物，且不依赖于我的思想与意志……否则，就是我的意志不依赖于上帝，相反，认为人类的祈求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上帝，那么人类就未免显得太自大了。”


    俾斯麦的这种推理是唯一值得我们注意的。俾斯麦从小就受怀疑派的教育，因而他本性善疑，不可能有绝对的信仰。当然，这种个性的形成和他的父母有着直接关系，少年俾斯麦成为一个自高自大的务实主义者，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促成的：他不会向一个更高的权威让步，除非他屈服于现实环境。这个少年崇奉虚无主义，对什么都不相信，但他又怕得罪上帝，所以不肯明说。他虽然不祈祷，但用表面上的忠诚掩饰自己对上帝的藐视，并运用外交手段把这种责任推到上帝的身上。尽管上帝不习惯，但他用强迫手段使上帝从二者中选择一个。因为他知道，他的自重的锻炼并不能靠近流俗的屈膝崇拜。


    他在第一次拜见国王时，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h2>


    3、狂放少年</h2>


    一个身材瘦弱的少年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走着，神色严肃，不过显然是装出来的。他的样子不但奇怪，而且惹人注意——他嘴上叼着一支长烟卷儿，头上戴着一顶奇形怪状的小帽子，身穿一件鲜红的外衣，手里还挥舞着一根手杖。随着他发出的“亚利厄尔”的叫声，一只黄色猎狗跑过来紧靠着他的膝盖。这个少年就以这样的一副打扮，大摇大摆地向格丁根大学走去——他要到那儿去见地方裁判官，因为他的行为与所穿的奇装异服让这位长官感觉不像样，于是把他传来审问一番。几个小学生走来，他们穿着平常的衣服，头上戴着他们队里的有着特别标记的小帽。当他们看到这个少年的样子时，禁不住放声大笑。为此，这个新来的学生非常恼怒，并立即向他们挑战。班长竭力劝阻这些学生，让他们赶紧入队，不要为此惹出太大的麻烦，但劝阻无效，决斗最终还是发生了。于是这个新生因为第一次决斗表现出来的力大无比，在第一个学期就给全班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成为队里一个重要的角色。


    俾斯麦的同学莫特利曾出版过一本名为《奥托·冯·雷本马克》的小说，在小说中，他用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这个时期的俾斯麦。他是这样写的：“他很年轻……应该还没到17岁，但他很聪明……比我所见过的所有人都聪明。……我几乎没见过像他这样面目可憎的人……但我和他相处了很长时间……起初，我觉得他的长相还说得过去。他头发凌乱，颜色很杂，介于红白之间，略带橙色，脸上满是雀斑，两眼的中心没有颜色，好像有一圈红线围绕在他的双眼旁边。他的脸上有一大块伤痕，从鼻尖延伸到耳朵，那是最近与别人决斗时留下的纪念，一共缝了14针……一旁的眉毛又被他剃去了，因而呈现在我面前的就是一张令人恐惧的脸，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他身材瘦小，仿佛还没完全发育好，但是个子很高……他穿着一件既没有领带也没有扣子，可以说完全不像样子的褂子，一条非常宽大的裤子，脚上穿的是靴子，铁跟儿，且有着极大的靴底。那没有领带的内衣翻过去盖住了双肩，头发拖到了耳朵和脖子上。嘴上是似有似无的胡子，这个胡子的颜色也是说不出的。在他的腰间挂着一把大刀。以上就是他的面貌和打扮。”


    在小说中，莫特利还告诉我们，这位外形怪异的贵族公子不但会弹钢琴、拉小提琴，而且能说四个国家的语言。不过，只有当莫特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说较文雅的词。后来，俾斯麦自己说：“我喜欢这种羞辱人的方式，并努力想出种种办法，企图闯入最好的群体。当然，这只是一种小把戏。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成为我的同学的领导，就像我将来统治一个国家一样。”少年小说家莫特利写道：“一个英雄的好材料在这里被糟蹋了。”这个评价是在他与俾斯麦成为同学一个学期后发出的。当时，正好是俾斯麦成名之前10年。


    这位新来的同学——俾斯麦处处表现得与众不同，他的胆色，他那狂傲的性格，他那放荡的行为，他的奇装异服，他的残暴与慈爱交织在一起，这些无不表明他是一个怪异、奇特到不可思议的人。于是，俾斯麦被同学们送了三个绰号，它们分别是“金柯甫”“卡素比”“阿里”。当然，这三个绰号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即“怪物”。当时，学生们都穿平常的衣服，只有他穿着苹果绿的短褂和长长的袍子，或者干脆穿着海虎绒的褂子，上面还钉着螺钿扣子，以此向大家表明，他的好衣服还有很多。有时候，喝了许多酒的他，会摇晃着走出酒馆，来到河边，一直坐到半夜，心血来潮时还会跳下河畅游一番；有时候，他会因为吸烟和吵闹而受到老师的责骂、校规的处罚；有时候，他因为藐视学校管理员，会故意做出一些事情，在这方面，所有同学都无法与之“媲美”；有时候，因为贴身的竹布内衣让他感到痒，他就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地躺倒睡觉，而他的同学绝对没人敢招惹他，因为他们都知道招惹他的后果——不得不接受他的挑战，进行无法避免的决斗，而且，他每次决斗都会取得胜利。在最初的三个学期里，俾斯麦与人进行了25次决斗，仅有一次受到处分。这些辉煌的战绩在同学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俾斯麦达到了让所有人惧怕自己的目的。


    俾斯麦经常光顾的那个酒馆是个国际性场所。在这里，俾斯麦，这个来自波美拉尼亚的少年贵族，几乎总是和外国人交朋友。也正是在这里，他结交了两个朋友，而且这两个人成了他的终生挚友。他们就是美国人莫特利和库尔兰人柯雪林伯爵。这两人和俾斯麦的其他密友不同，他们和俾斯麦的友谊绝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断绝。莫特利是一个性情和悦的有教养的人，对所有的事物一视同仁。他在少年时是一位想象派的著作家，后来又成了历史学家和外交家。柯雪林伯爵则是一个知识渊博、非常刻苦的人，他是一位自然哲学家，偶尔也会在官场里混混。因为这两人都比俾斯麦年龄大，所以他们的自制力比较强，做事的目的性也比较明确。俾斯麦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许多自己没有的长处，因而也受他们的影响最深。他们是晚年的俾斯麦仅有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早年，俾斯麦的父母希望他能学法律，将来成为一名外交官。母亲则希望他重新取得他的父亲失去的权力和地位。当然，这只是他的母亲一厢情愿的想法，俾斯麦家族并不看重这些，他们从来不愿意做官，当军官除外。对于俾斯麦来说，无论母亲在心里打着怎样的算盘，他对这件事都持无关紧要的态度，因为这件事根本没有列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不想做一名军官，但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才好。于是从17岁到20岁，他的生活就像一杯无味的白开水，他更是虚度了许多大好时光，他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街头，无所事事。


    他对政治看得很淡，似乎并没有要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他不喜欢学生会，对于学生会的会员们对着国王举杯祝寿和唱爱国歌曲的行为，他一概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当然，这些只是他厌恶学生会的原因之一。正如他所说，他还讨厌他们贬斥学生们决斗或者狂饮。因此，俾斯麦总是想方设法逃避大学校园里的名目众多的聚会。然而正是在这些聚会中，他关于德意志帝国的观念慢慢产生了。在这些聚会中，普鲁士人是谁都喜欢的玩笑对象。为此，俾斯麦经常向那些讥笑普鲁士人的学生发出挑战，声称自己是为普鲁士人的名誉而战。甚至有一次，他同时和六个人进行决斗。有人这样评价他：“这个一年级的学生说话的方式好像我们现在还生活在腓特烈大帝时代。”俾斯麦好像对本国的问题并不在意，并且不愿意去听，即使这个问题是由当时特别有名的教授在演讲时提起的。他宁愿在美国独立日那天选择和美国朋友们喝酒庆祝自由，甚至醉得跌到桌子下面。不过，一旦谈到德意志至今尚未实现统一，他就断定德意志各邦在25年内必将成为一个联合体，甚至为此要和人家赌上25瓶香槟。当然，最后的赢家还是他，因为13年后，德意志真的成了一个大帝国。


    不过，他行事还是相当小心谨慎的。那时，他的哥哥已经是一个小军官，他曾给哥哥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俾斯麦提醒哥哥：“你在写回家的信中，一定要掩饰自己的思想。在我们的家庭里，你要想达到目的，外交诡诈和谎话比夸张的说话方式更有效。”俾斯麦放荡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吃穿用度要花费很多金钱。为此，大学一年级之后，他对自己的家庭相当不满。一次，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抱怨：“老头子不愿意替我还账了，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相当糟糕。……不过没关系，我仍然可以过着很放荡的生活，因为我很讲信用。但是，一旦放荡得过分，我就会得一场大病。那时，我脸色苍白，面无血色。等我在圣诞节回家的时候，老头子就会认为这些是由于饥饿导致的。那时候，我要坚守自己的阵地，一口咬定就是这个原因。我会告诉他，我宁可去信奉伊斯兰教，也不愿意再忍饥挨饿了。从此以后，我就又可以随心所欲了。”


    能写出这样一封信的学生，一定会成为一个天才的外交家的。要知道，玩弄权术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善于驾驭人们，能权衡动机，善于利用暂时的地位，自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而让仇敌承担责任。俾斯麦的母亲虽然一向不喜欢他的所作所为，但她就是想不明白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8岁时的奥托·冯·俾斯麦，由于体弱多病，精力不足，开始厌恶过去彻夜狂欢的生活。像大诗人歌德少年时一样，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疗养。在那里，他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但过的是宁静平和的日子。不久，他就恢复了健康。病好后，他又想出去求学了，这次他要去柏林。而他的母亲则认为他之所以想去读书，是因为实在想不出别的事可做。俾斯麦后来回忆说：“我的母亲更愿我穿上蓝色的军装，站在哈勒门前保国。因为那天我起得很晚，她就对我说，她认为我实在不像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事实上，俾斯麦的确不想读书，不过他更不想去当军官。当时，他常常和表兄布兰肯堡、少年罗恩在一起。后来，每逢关键时刻，这三人总会待在一起。但是，莫特利与柯雪林还是俾斯麦最喜欢的两个朋友。和莫特利住在一起的时候，俾斯麦最喜欢看他戴着拜伦式的衣领子（当时，他还不太熟悉德文），坐在书桌前翻译歌德的《浮士德》，也喜欢看他坐在窗前，支起双腿，让底下走过的人看到他的两只红拖鞋。那时，俾斯麦是相当高兴的。每逢两人为了哲学问题而费了半夜的工夫讨论时，莫特利一点儿也不会照顾俾斯麦的面子，更不会让着他。这两人的争论经常从终点又回到起点，这让俾斯麦非常生气。不过，这些不愉快很快又会被他们抛到脑后。后来，俾斯麦说，自己之所以喜欢莫特利，就是因为莫特利不但长相英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而且聪明又脾气好。俾斯麦喜欢柯雪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并不是因为柯雪林的睿智。柯雪林相貌英俊，举止潇洒，深谙人情世故，而且会弹钢琴。他能弹贝多芬的曲调，且一弹就是几个小时。在音乐上，只有贝多芬的音乐能打动俾斯麦，贝多芬是他的偶像。


    俾斯麦对世间所有的事都不满意，因而他对一切事物都持讥笑的态度，甚至对自己也不例外。他曾在写给一位同学的信中说道：“我每天花费许多时间打扮自己，然后用剩下的时间去喝酒。夜晚来临时，我就坐在音乐剧院的头排，我总是做一些无礼的事情……那个从格丁根来的懒人某君，他还在这里。……还有那个瘦长条儿的贵族少年。他没有做过成为一个人的物事，相反，他却去做任何一件可以成为一个客栈管房间的人的物事。在这里，他经常和30个同类生活在一起，过得很快乐，因而他对他们再也不能说什么不满意的话了。……他们不吃东西，不喝酒——你能想象到他们会做什么吗？他们在向自己的祖宗致敬。”


    他厌世几乎到了极点。他看不起各种各样的应酬以及游手好闲、装模作样的行为，但他自己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可怜自己的这些弱点。既然如此，他应该去做什么事呢？只剩下与人决斗或者赶紧结婚了。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应当辞去外交职务，暂且教练几年新兵，以此为消遣。随后我就娶亲，教养孩子，种地，酿很多白兰地酒。如果十年八年后，你来这里看望我，出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一个身体肥胖的民兵军官。他脸上长着大胡子，张嘴就喜欢骂人，对法国人相当憎恨。他很野蛮，打猎狗，也打仆人，却怕他的夫人，被她管教得很厉害。我会穿上革制的裤子，在羊毛市上被人们取笑。如果他们尊称我为伯爵，我就一边很和气地捋着胡子，一边和他们快乐地打着招呼。因为他们这样称呼我了，我还会便宜两元钱把羊毛卖给他们。每逢国王万寿日，我就会在喝醉酒时高呼万岁。那时，我会经常喝醉酒，谈论收成和马匹。”后来，因为怕娶亲，俾斯麦并没有过上这样的生活。他曾订过几次婚，最后又毁婚。最后，他甚至对婚姻产生了害怕的心理，一提起恋爱和婚姻就头痛。但在这方面，俾斯麦是相当矛盾的。莫特利曾说：“俾斯麦对于恋爱是无所顾忌的，有时是跟着感觉走，有时，他又热烈地恋爱。那时，他就会对我们说，过不久，他就会娶亲了。他曾说，如果他的爱情能持久不变，他就会娶亲。最可笑的是，他被人家当作一个冷血的憎恶女人的人。人们就是这样自欺着，常常只是相信道听途说的内容。”


    20岁时，俾斯麦从一位先生手里得到了许多应考资料，于是他决定去参加律师考试。当时，他是抱着碰运气的想法去的，结果出乎意料，他竟然取得了律师资格。后来，他就在柏林的法庭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律师。其实，俾斯麦本人是极其厌恶做这些无聊的事的，去做律师只是他为了避免当军人的无奈之举。他曾说：“当时，我的父母总是强迫我去当军人，我一次次地拒绝了。最后，我竟然说服了他们。”虽然俾斯麦极擅长游泳和剑术，可以称得上是行家里手，不过，他极其厌恶陆军的操练。然而，为了实现父母希望他进入宫廷的愿望，他不得不做出让步。他说：“我并不想进入宫廷，但父母坚持让我去，并为此做了许多努力。因为他们认为我进入宫廷后，一定会前途无量。”后来，在一次宫廷舞会上，俾斯麦见到了比自己年长一倍的普鲁士亲王威廉。亲王见到这位拥有卫队将官身材的少年律师，非常诧异。他问俾斯麦：“你为什么不当军人？”俾斯麦答道：“殿下明鉴，我想我在军队里并没有升官的希望。”亲王说：“依我看，你当律师，前程也不一定会有多么好。”


    这是俾斯麦与普鲁士亲王威廉的首次谈话。从二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窥见双方性格上的差异。普鲁士亲王威廉的一言一行无一处不体现出他是军人，俾斯麦的一言一行则无一处表明了他是军人。当亲王看到俾斯麦有着军人的魁梧身材却不去从军时，他不禁表示惊讶。而这位贵族公子俾斯麦以自己升官无望来搪塞威廉。后来，在两人的相处中，俾斯麦为了掩盖自己不从军的真正原因，也为了不伤害威廉这位普鲁士军人的荣誉感，经常用这个借口来对付威廉。


    虽然俾斯麦一再表示不想参军，但面对无聊的律师事务以及行业内的激烈竞争，他还是灰心丧气了，觉得这一职业没什么前途。最终，舒适的宫廷生活和对美好前程的渴望，诱使他改变初衷，重新为自己设计未来，并开始潜心去做自己从前不喜欢但对自己的前途有利的事情。这时候，他的朋友们发现，俾斯麦这个从前愤世嫉俗的家伙开始改变了，变得胸怀大志了。直到20年后，柯雪林还清楚地记得俾斯麦当年说过的话：“宪法是必需的，虽然这只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东西，但我们必须虔诚而恭敬地对待它。”他还曾微笑着说：“我就像一个充满智慧的膜拜者，正要去拜谒那些全身披挂着许多功勋宝星的人物。”


    也许，这个20多岁的青年已经预见到，在新的普鲁士王国中，倘若不借助这些方式，别想办成任何事。其实，他心里最厌恶的就是宪法，对它根本谈不上虔诚和恭敬。虽然他说那些话是违心的，但这些话可能给他带来好处。这就足够了，至于是否能做到表里如一，这并不重要。他对柯雪林说自己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膜拜者，后来，他果然成了这样的膜拜者，而他的言行也表现了他深藏不露的志向。虽然他对代表功勋的宝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对于实权充满了欲望，因为他知道有权就可以得到这种荣耀。最后，他对柯雪林说：“好吧，尽管我们内心深处实在不愿对宪法表示虔诚和恭敬，但我们还是要在表面上这样做。既然实在不愿意这么做，我们就全是在胡说八道，还不如继续喝我们的酒。”


    如果想探究俾斯麦的内心世界，弄清楚与他的雄图大志相抵触的东西，或者了解他是怎样傲慢地、不屈不挠地和那些东西相抗争的，我们就一定要留心阅读他写给朋友沙勒克的信。沙勒克是在格丁根认识俾斯麦的。俾斯麦一般很少给他写信，不过，只要写信，他就必定在信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俾斯麦还是一名律师的时候，他在给沙勒克写的一封信中谈了自己的志向：“我的志向从来不曾确定，原来我走的路通往另一个方向，现在却强迫我改变方向，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要获得进步。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和从前一样，一边喝着酒，一边嘲笑着我的愚妄。虽然我并不想把这种心境和你分享，但我不得不承认那是一种无比愉悦的心情。我现在沉迷于做各种各样的小事，我认为我从那些无聊的工作中获得的唯一快乐就是糟蹋时光。”


    但是，他马上嘲笑自己所做的一切，他说：“当我仔细审视自己做过的事情时，我发现自己真是个可怜的家伙。每天，我从清晨就开始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到了晚上，我还必须装出一副快乐的样子入宫或者参加官场上的各种社交宴会。其实，我的愚妄程度还没达到让沙勒克嘲笑的地步，我觉得这样的时光，既没那么快乐，也没那么讨厌。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眼下身心被禁锢的惨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即使我获得了德意志最高的荣衔，佩戴着最为光彩夺目的宝星，获得了最煊赫的名声。我经常想丢掉笔墨去田间耕地，也想抛开文件去林间打猎。但是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一定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俾斯麦这种我行我素的天性得自他的父亲。这种品性和他的母亲对他的要求、安排相抵触，而且在他的性格中占了主导地位。他生来自满狂妄，从不认为自己想做的事情会失败，因此，他也不会因为一些小成就而沾沾自喜。


    话是这样说，他也会为谋求成功做出令人叹服的努力，他经常为取得最快的成功，绞尽脑汁地思考恰当的地点和恰当的手段。当他知道要想在律师界取得更高的地位，就必须通过在莱茵河上报名的律师考试时，他就全力以赴地去做这件事，以至于几乎忘记了其他所有的事情。因为他真的下定了决心，所以不久之后他就获得了成功。


    21岁时，俾斯麦回到了老家申豪森，他的父亲住在那里。后来，俾斯麦说：“这座大宅子有30间屋子，其中有两间带家具，里面还铺着几块可爱的东方地毯，可惜这些地毯已经破旧了，几乎看不到底色。许多老鼠在屋子里乱跑，风在烟囱里吼叫——总之，这里就是我的祖先们留下的庄园，忧郁和憋闷的空气弥漫在这里……负责照料这些家产的是一个老管家，他已经65岁了，是我父亲的好伙伴。我住在这儿准备考试，能听到莺儿啼叫，偶尔还可以打靶，读伏尔泰的书，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我从家里的老厨役那里知道，农民们都在说：‘可怜的少主人，他将来要在这里做什么呢？’不管他们怎么说，反正我对这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满意。每天，我6点钟起床，投入地研究学问——我在以前是做不到这点的。我认为自己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大概是因为我在这个冬天陷入了恋爱之中——你或许会说：‘啊！没什么乐趣的恋爱，无聊的恋爱，寂寞、忧愁……’——这么说也行，但不管怎么说，我目前就是无忧无虑的。按照斯宾诺沙的心理学观点来看，我似乎由于恋爱变得冷血了。”


    俾斯麦的父亲慈爱地注视着他，他正坐在大菩提树或橡树下，接受着一个乡下女人的照料。这个不甘寂寞的人竟然能在数星期内首次安分下来，刻苦地学习。现在他变得很平和，不再愤世嫉俗。他的改变得益于他对斯宾诺沙的心理学书籍的阅读，他学会了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心态。


    俾斯麦——这位曾经游手好闲惯了的贵族公子俾斯麦，最后居然携带着最好的报告和履历书，前往埃斯拉沙伯——他那善于盘算的母亲挑选的地方。他的母亲之所以挑中这块新的普鲁士殖民地，就因为它的主席是从玛赤来的阿尼姆氏。她认为，两年后，俾斯麦一定会追随他的外祖父门肯的足迹前进。


    <h2>


    4、涉世之初</h2>


    著名的矿泉镇处于普奥意三国的交界处，是外国人经常出没的地方。那些外国人喜欢在这里浪费光阴，糟蹋钱财。这里就像当年的埃斯拉沙伯一样，是外国阔少的欢乐场。当然，你不能指望一个年仅21岁的曾疯狂过的贵族少年死心塌地地做律师，而且是在那样一个无聊寂寞的衙署内。俾斯麦在这里受到了阿尼姆的盛情接待，其形式如同对待一个世袭贵族王爵。吃过丰盛的大餐后，有着英国绅士风度和仪容的阿尼姆慷慨激昂地讲演了一番，其内容就是对俾斯麦未来的一切规划。按照他的规划，俾斯麦不久就可以做到判事顾问的职位，随后就可以成为能独当一面的外交家。后来，俾斯麦回忆说：“不管我是先到俄都，还是先到里约热内卢，都无关紧要。”


    没想到，这个骄傲自负的贵族少年对于父母费尽周折为他找到的可以向上爬的机会根本不珍惜。他宁愿每天陪着贵族少妇们骑马玩乐，甚至有一次还跌下马来，摔得特别重，不得不卧床休养。在养伤养到极其烦闷的时候，他又产生了厌世的情绪。他必须躺在床上休息，不得不把时间用在阅读西塞罗所著的《论责任》上，用在阅读他钟爱的斯宾诺沙的作品上，甚至用在阅读《理查三世》和《哈姆雷特》上。等到他可以下床后，他每天沉浸在快乐的新潮世界中，享受着令人吃惊的一次吃上150个牡蛎的充实的感觉。对于别人的吃惊，他不但不以为意，还非常乐意教别人吃牡蛎的最佳办法。“17个英国人、两个法国人和我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坐在贵族的那边，同坐在一起的还有克利夫兰公爵夫妇、和蔼又美丽的拉塞尔小姐。”俾斯麦爱上了一个名叫劳拉的年轻的英国女子。她来自一位公爵的家里，长得美丽动人，穿着得体而漂亮。等劳拉离开埃斯拉沙伯的时候，二人已经秘密订婚了。


    为了弄到足够的钱迎娶劳拉小姐，俾斯麦想尽办法。他想从赌桌上赢钱，但他通常是越赌越输。与此同时，他得到的关于劳拉小姐的家世的情况，让他大为吃惊，由此放弃了迎娶她的念头。原来，劳拉小姐的家世极其显赫，她的父母绝对不会同意她嫁给俾斯麦。没过多久，俾斯麦又和一个30多岁的女人恋爱了。此事之后，他有一段时间很勤奋地读书，结果却由于思乡心切而生了病，不得不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后，由于听不惯父母的唠叨，他又产生了厌世的情绪，并且在此期间还欠了别人许多债务。最终，他想通过打猎的方式排遣自己的寂寞。当时，这或许是一个好办法。“我认识到，我必须管住自己，我的身上依旧存在着许多浪漫之处。”从他在这段时间里写给他哥哥的信中的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窥见他的情感世界，那里正毫无约束地骚动着。（由于赫伯特·俾斯麦一直保存着俾斯麦在这个时期写给他的信件，所以在1909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信。遗憾的是，赫伯特·俾斯麦去世后，这些信都被他的妻子销毁了。可以说，这位寡妇要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随后的又一个夏天里，一个英国女人又迷住了俾斯麦。这个名叫伊沙贝尔·罗琳的英国女人，虽然家世不如劳拉小姐显赫，但长相远胜劳拉小姐。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女儿，伊沙贝尔·罗琳有着淡黄色的头发，苗条的身材。为了她，俾斯麦不但休了两周的假，还不顾在埃斯拉沙伯欠下的重债，带她到威斯巴登。巧的是，在这里，他竟然遇到了劳拉，因为伊沙贝尔·罗琳和劳拉是好朋友。俾斯麦处于这样的境地，非常尴尬。于是不久，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借这个机会，我将提前告诉你一个消息。我订婚了，和你一样也想娶亲了。一个英国少女成了我的意中人。我将陪她及其家人去瑞士，并在米兰和他们告别……原因是我要抓紧时间去见我的父母，毕竟我已经有两年的时间没见到他们了。……我计划把婚礼安排在明年春天，到时你一定得陪同我到英国，参加我的婚礼。”


    俾斯麦还是那么骄傲和矜持，那些官吏根本入不了他的眼。直到两个月后，他把一切主意都打定，才提笔给他在埃斯拉沙伯的长官写了一封信，信中交代了自己长时间擅离职守的原因。他在信中是这样解释的：“因为有必须要处理的紧急私事，所以我一定得离开。”随后，他又正式请假，并说自己很快就会递上辞呈。这时，他的家人和他的感情也越来越疏远，他的父亲已经不愿意再给他寄钱，他正在生病的母亲也因为他而非常生气。最后，等俾斯麦把手中的钱财挥霍干净后，他不得不回家请求帮助。他回家时搭乘了一个陌生人的马车，但是，这个陌生人让他非常憎恶。这又是为什么呢？


    俾斯麦后来写道：“我原本胸怀大志，有着被世人称为可以奔向锦绣前程的好机会，而我的理想原本也引导着我勇往直前。但不幸的是，一位突然出现的英国女子，以其美貌将我从理想之路上引开，从而令我走向另一个方向。她引导着我（在此期间，我并没有请假）在外面游山玩水达半年之久。后来，虽然经我的极力阻止，她听从了我的劝告，不再游逛下去。但5个月后，她弃我而去，跟了一个独臂军官。这个军官虽然50多岁了，但他有4匹马，15，000元的存款。相反，我的钱却快花光了。我心里很难受，不得不回到波美拉尼亚……我是搭乘一条笨重的让人不舒服的大船回去的。”


    和上次回家一样，这次俾斯麦的身体状况还是极其不妙。因为神经紊乱，他写的信里经常出现很多错别字，仿佛鬼使神差一样。就这样，他回到家乡见到了父母。他的母亲虽然已经疾病缠身，为日益破落的家道而忧郁，但为了儿子，她还是尽自己所能，为他谋到一条新的出路——在波茨坦的行政处供职。阿尼姆从埃斯拉沙伯给俾斯麦写了一封信，在信里又是讥笑又是嘲讽。俾斯麦看过后，告诉母亲：“尽管这位少年子爵曾经很努力地勤恳做事，但他极不成功，因为他没能抵挡住埃斯拉沙伯繁华的诱惑。”此时，一份对俾斯麦极其不利的报告出现了。这份被呈递给波茨坦的报告记载了俾斯麦在其居住过的寓所和其他地方欠下的众多债务，总额累计有几百元。报告证明，俾斯麦离开埃斯拉沙伯是由于那笔沉重的债务。


    然而，这位被告却非常骄傲而矜持地辩解道：“我不会把自己的私事拿出来和埃斯拉沙伯的行政处讨论，我要以侵犯我的私人权利为由状告他们。”当债主们向俾斯麦的父母讨债时，他的父亲特别愤怒，以至于此后再不和那些官吏通信来往。对于贵族们来说，自由独立就是这样的，他们数百年的传统就是这样的。对于那些官吏，他们高兴何时与他们来往就何时与他们来往。结果，俾斯麦的前程并没有受到那份对他不利的报告的影响，由于有人替他活动，他顺利地谋到了上文提到的波茨坦的那个职位。不过，他也被要求写下保证，承诺就职后勤奋工作。


    在这里工作后，这位自以为是的少年在工作中的表现并没比在埃斯拉沙伯时好多少。这儿的事都是苦差事，而一些细微的小事俾斯麦又不看在眼里。加之，他的顶头上司们都非常迂腐，总是要求他按照规矩办事。于是，三个月后，他再次不辞而别。此时，俾斯麦的家道已经要破落了。他的母亲患了癌症，不得不到柏林治病。不过，她虽然身患重病，但由于她从前过于自私，因此没有人用心地照顾她。这时，他的父亲也已经年老了，一下也学不会打理家产。于是他的父亲说：“让别人租种田地吧。”他的母亲则主张：“开办一家炼糖厂吧。”作为儿子，俾斯麦曾长时间陪伴着母亲，他在母亲去世后的很长时间内，还因为母亲要求他为自己阅读那些神秘的书，对母亲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俾斯麦一心想逃过兵役，即使他已经23岁了。他曾给父亲写信说：“最后，我在柏林曾想办法逃避兵役，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我还想缩短服兵役的期限，为此，我会告诉他们我一旦举起右臂就全身无力，原因是我的右臂之前受过伤——但很不幸，伤口太浅了。……不管我是提前入伍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月，我都必须接受操练，以便迎接大阅兵。我原来应该在三个月前入伍，最终我晚了很久。”作为一个健康的少年，俾斯麦为了不当军人，想出了那么多软弱无力的理由。而他之所以那么不愿意当军人，就是因为他不喜欢受人强迫，他与生俱来的傲性使他不甘屈居人下。这从他是一个骑马、比剑和放枪的好手上就可以看出来。而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证明他是一个颇有胆量的人。俾斯麦最终还是当了军人，但他在加入雅吉卫队后不久就与他的长官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件事，他怒吼着说：“我和我的长官们是绝对不可能友好相处的。”


    此时，他的家中的情况也越来越糟糕。由于女主人——俾斯麦的母亲重病缠身，家中所有的事情都没人打理。儿子们不但不为家里增添进项，还伸手向家中要钱。一旦父亲不给他们钱，他们就去借高利贷，为此付出一分到二分或者更高的利息。显而易见，危机似乎即将降临到这个家庭。出乎意料的是，不久，情况竟然有了转机。谁也不清楚促使这个转机发生的主意是谁出的：是奄奄一息的母亲，还是面对家庭的情况而着急上火的父亲？是俾斯麦那位较有能力的兄长（此时正在读书），还是那个整天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懒惰少年俾斯麦？总之，一个简单而实际的主意产生了：两兄弟中的一人必须回到乡下来，以保证全家不致陷入破产的境地。或许促使他们想出这个办法的就是俾斯麦什么事情都不喜欢做这个现实。俾斯麦对自己的母亲说总得想些办法解决家庭危机。于是他的父亲写信给俾斯麦的哥哥说：“奥托非常不喜欢在行政处工作，他对那里极其厌恶。倘若他愿意在那里多混几年，或许将来就可以做到主席的职位，那样就可以拿到2000元的薪资了。事实证明，只靠运气是不能成事的。他请求你母亲帮他另外找件事做。……他想开一家炼糖厂。为此，他准备先到马格德堡学习，然后再回尼朴甫办厂。看到他那郁郁不得志的样子，我也很难过。同时，我想到当初在尼朴甫，你对耕种非常关心，我清楚地知道，倘若我住在柏林，我们全家就会同归于尽，一起完蛋。因此，我决定让你们兄弟二人管理尼朴甫，我只要拥有申豪森的进款就够了。”不管怎么样，这兄弟二人还是要投考的。


    这位年近70岁的老人，原来是一个健谈的人，对于自己的这个决定，他并不感到为难。而俾斯麦的母亲之所以能够那么爽快地答应，是因为她看到家庭危机的到来是如此迅速，而自己又病入膏肓，恐怕不久就要辞世。果然，几个月后，她就去世了。当时，她只有50岁。这位母亲对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们很失望。她原本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能出人头地。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数十年后，她的儿子们让她美梦成真了。


    当家庭出现危机时，他们没能得到远亲们的帮助，反而听到了不少闲话。这也是为什么俾斯麦在答复一个表妹的警告信时会说那些话。在这封信里，他既大方又坦白，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一生。因为早在一两年前，他曾与这个表妹谈过恋爱，所以他决定对她以诚相待。他一直保存着这封信的底稿，并在10年后将其送给了自己的未婚妻，以作为他的传略的一部分内容：“我的性情不适合办事和做官，因此，即便我能做官，甚至做了部臣，我都不会以此为荣。在我看来，无论是种田还是办公，都是尊贵的职业，而且在某种情况下，种田更为实用。我愿意发号施令，但不愿意听从别人的命令。我无法说出具体的理由，我只能说自己就是喜欢这样。……一位普鲁士军官就如同乐队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他在其中担任的是第一提琴手，还是三角铁打击乐手……他都要跟从乐队的其他成员演奏同一个曲调。……而我自己则要演奏自己认为最动听的音乐——否则，我宁愿不去演奏。


    “就几位有名的大臣而言，这一点在专制国家尤其是这样。原来他们做官是为了爱国主义，但更多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的奢望，他们想大权在握，想得到好名声，想青史流芳。我得承认我并不是没有这种奢望。对于许多功名，有的是军人在战时获得的，有的则是大臣在自由宪法之下获得的，像皮尔、奥康尼等人——他们的功名就是凭着在剧烈的政治运动中的突出表现而获得的——我对这样的功名充满渴望，并能为之抛弃别的顾虑；面对这样的功名，我如同扑火的飞蛾。


    “当然，我也可以凭着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工作来获得功名，也可以通过考试、投靠其他势力、研究案牍、凭资历或长官的情面而获得功名，但我不稀罕这些方法。虽然我是这样说，但我还是不时地追悔官场中那些可以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事情，还有那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的强烈的满足感。……当别人把我看作有才华、可堪大用的人时，我会为此感到快乐。我认为，这是我本人和我的家庭的荣耀——这些想法令我沉醉，尤其在我喝了一瓶酒之后。然而，一旦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我就确信这些虚荣和满足就如同无知的虚妄织成的蜘蛛网，又如同浮华公子们自以为了不起的华美服饰，又好像是银行家们自以为骄傲的钱财；这些都使我确信，只为求得自己的欢乐和他人的赏识的举动是多么傻。只有意识到这些，我才确信自己是一个懂事理的人，应该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并坚定地走下去，而不必过分在意别人的评价和对自己的印象，更不应该因怕生前或死后遭到别人的毁誉而改变想法。


    “总之，我并不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只不过我认为大志和其他激情一样糟糕，甚至还比那所谓的激情更让人变得无知。因为假如我竭尽所能地为实现自己的大志而努力，可能会耗尽我所有的精力和自由，却不能担保我可以侥幸获得自己内心的满足。……即便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还是不能获得足够的薪俸以满足我的需求。如果我想在市镇里安顿下来，我就一定要等到年满40岁升到首席长官的位置才能办到。而等我到了40岁，我一定已经成了一个干枯无味、抑郁不得志的人，而且还会因为长年的伏案工作，使身体变得相当糟糕，必须得娶一个妇人来照顾我。


    “当我听到别人称呼我为‘主席大人’时，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深知自己花了国家的许多钱，却没为国家做过什么有益的事，有时候甚至还成为国事进行的阻碍，危害国家——我不会为这样的‘利益’而心动。因此，只要国内还有几千人（其中有很多地位尊贵的人）愿意得到他们自认为可贵的众多利益，愿意处于我不愿意处于的地位，我就决心保持自己的自由。我是绝对不愿意浪费自己的精力的。”


    这份文件体现了俾斯麦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他孤傲的性格、敏锐的感觉和藐视一切的个性，还有胆识。而这几样正是他的性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他最终得以成名的潜在原因。这也是造成他很少享受到欢乐、晚年思想自相矛盾的原因。对于那些喜欢钻营的人，他极尽挖苦之能事。在他看来，这些人不管怎样牺牲精神和气力，只要最后能得到别人一声“大人”的称呼，他们就会深感欣慰。这正是俾斯麦瞧不起这些人的原因。他认为，每个做官的人都会有上司，因此也就永远不会知道自由是何物，更得不到欢乐。写这封信时，俾斯麦还只是一个23岁的青年。在如此年轻的时候，他就能发现有些人成为官迷并不是由于沉醉于从政的乐趣，虚荣不能和名誉相等同，众人合奏不能等同于独奏，拥有富贵并不等于拥有权力，这就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早熟！同时，他在信中所言也告诉读者，普通人认为人生的富贵使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这是他们喝醉酒后得到的启示。他还告诉我们，将身体养得像钢铁那样结实的乡下人，重视自己的身体远胜于自己的前程，喜欢树林和游戏远胜于公文和官职，这些想法是多么令人羡慕。

 第二章 斗士

    “俾斯麦的性格如烈火一般，普鲁士人并不喜欢他，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俾斯麦的存在。现在，如果他突然闯进这个狭小且有限的环境中，普鲁士人能接受他吗？对于普鲁士来说，他真的适合吗？所以到最后，他所能做的就是自己玩自己的把戏。”


    ——施勒策


    <h2>


    1、大使生活</h2>


    “说起来，这真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觉得自己对这里面的种种实在是厌倦了。……虽然奥地利人不间断地搞着各种阴谋，但是在表面上我们还是得装出一副相处友好的模样……大致看来，各个小邦派出的代表都是作风老派的专业外交家。即使是借个火这样的小事，他们也会做出外交家的姿态。他们会用外交家特有的礼貌、精心选择的字词，摆出一副友好的态度，向你索要厕所的钥匙。……如果在这个地方我可以不被他人挟制，我就要斩草除根，不然的话我就该回自己来的地方了。……在这里，我觉得自己的才能有些被埋没，自由也被无谓地剥夺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会得到一些改变。……除非我能手握重权，不然我就无法知道我们德意志的政策是否能够实行，如果能够实行，又不知道这种实行会达到哪种程度。……根据我的观察，我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在普鲁士的外交界里，一个成年人的奢望很少能够得到满足，实际上他能办到的事情根本没多少——除非这个人是一个君主、副军长或是一位外交大臣。”


    基于上述理由，俾斯麦初入外交界时，心情状态在不耐烦与厌倦、挖苦与讽刺之间徘徊。他曾经渴望的东西到手也只过了几个星期，现在他处在可以影响整个普鲁士的地位，但是他也曾经说过，一个成年人并不会觉得他所做的事是值得做的。现在的他认为他的同事们非常可笑，同时他也很想解除自己身上受到的种种束缚。如果这个时候有个人跟他说，大权直到1862年才会落到他手上，并且问他愿不愿意再等上11年的时间，他一定会立刻递交辞呈，然后回到在申豪森的家里，悠闲度日。他喜欢当君主，但是完全不喜欢当副军长。倘若这能够成真，那么他会在瞬间解决德意志的问题。


    然而现在让他神伤的事情是，他有了生平第一个顶头上司。他不但要听从这个上司的命令，而且还得面对这个上司上面还有一个上司的事实。俾斯麦第一天来到法兰克福就给乔安娜写信说：“我得习惯做一个枯燥无味的办事人，按着时间办事，哪个时间做哪件事，而且做起事来总得好几个小时，然后就这样死心塌地地工作到老。上帝既然把我安排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就与那些游戏和跳舞再无关联，从此做一个认真办事的人。”他这样郑重地对他的夫人说这些话语。但是实际上，他的夫人和他一样，并不相信他会变成一个认真办事的人或者一个枯燥乏味的人。他依旧是以前的那个他，激情洋溢。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永远无法安静下来，不管他在某件事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功，过不了多久他对这样的成功就看不起了。如果像浮士德那样遇上必须通过长久的努力才能办成的事，按照他那永远无法满意的性格，这件事必定会被魔鬼破坏。


    俾斯麦在写给格拉赫的信中说：“去年春天的时候，如果把我派到德意志做一个最无关紧要的代办或学徒的话，我觉得我说不定反而会更高兴一些。”实际上，在他看来，不管是哪种差事，比起最后的三年里整日听着他所不齿的那些代表随便说些没道理的话来，都要强得多。他是首次与这些外交官打交道，对于他们，他的感觉是“比起下议院的代表们，他们更可笑，而且也更盲目自大。……现在我深深地知道，他们在一两年或者五年之内会做成一些什么事。只要他们乖乖地待在那儿，一整天都不要胡闹，我自己就能在一天之内办成”。他之前还夸赞过柏林的气候不错，哪知道在法兰克福待过几年之后，再度回到柏林的时候他又开始生气了：“议院里发生着很多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争辩，以及令人气愤的各种各样无理取闹的事情。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想在联邦的议事堂里，以有礼的姿态做一番长长的辩驳。”


    俾斯麦的心情总是这样变幻不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他对事物的观察十分细致而明确，而且他还善于推理，凭着这种技能，他总能快速解决许多问题，有时候甚至比一个议会解决问题的速度还要快；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的性情是变幻莫测的，这使得他一旦办成了某件事，马上就对这件事不屑一顾。如果俾斯麦能成为一个征服世界的人，那么他一定会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再征服而愁苦地死去。


    现在他担心的是腓特烈·威廉会因为承受不了奥地利施加的压力而最终取消大使的派遣。如果仇敌们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在给格拉赫的信里，他还说：“我的野心并没有你的兄弟想象的那么大。……倘若给我这个职务是因为党派的缘故，如果我辞职了，别人就会以为这是因为某个有势力的人觉得我不称职。……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很渴望得到这份差事。”他通过这种双面夹击的方法来游说格拉赫兄弟二人，他认为这两个人一定会把自己说过的话转述给君主听。不过在他的内心里，对于自己的将来，他仍充满信心。他在写给夫人的信里说道：“现在我的薪水已经达到了3000元，加上我们自己其他的进项，在这里生活是没问题的，但是节省还是必要的。如果直到夏天我还是没能当选联邦议会的大使，那我就会要求他们给我加薪。如果这样的要求无法达到，那我就不干了。”


    另一方面，他的朋友们却在设法劝君主下定主意：俾斯麦今年也才36岁，一向没为国家做过什么贡献，现在所有的例案都被推翻了，居然还当选了大使。这是因为他本来是君主麾下的侠士，是君主的几位最重要的侠士的一个朋友。


    现在俾斯麦首先要做的就是置办家具。这些都是他一手操办的，这是因为他的夫人缺少社会生活阅历，兼之又不在他的身边。与少年和晚年时期一样，他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舒服，就必须添置一些物件。作为大使，他的薪俸从21000元起，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拿过这么多钱，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置办了许多东西，但是他还是坚持节俭的作风。他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提到：“一年前，或者六个月之前，没有人能想到我会花5000金币（每个合2先令）来租套房子。为了预备君主生日的请客，我甚至还雇用了一个法国厨师。……虽然我已经在购置家具上花费了10000到12000元，但是到现在我还是没能将家具置办齐全。在我置办的所有东西里，花费最多的是金、银、铜、玻璃、瓷器等器具。在地毯和木器上花的钱却不算多。这是因为这里吃饭的规矩是每一个盘子都要配一个叉子，这样一算，宴请30位客人的话至少要准备100副餐具。……我准备开一个有300人参加的舞会。……仆人们忙碌于准备各种东西，没有用处的花费实在是太大……更不用说必须支付给那12个仆人的工钱，这些仆人男女各半，其实我宁可管理30个乡下来的仆人。”


    这是一个讲究钻营的社会，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像俾斯麦那样，在开始做一件大事的时候这样从容自如。他不是一个没见过大世面的人，但他还是会细致地对使用多少副餐具进行探讨，或者跟他的哥哥说起他的老马夫，说他穿上了新式衣服就像一位伯爵一样。从他对他的哥哥说的琐事里，我们可以看出俾斯麦的祖先成长的家庭经济不是很宽裕。在遥远的波美拉尼亚，女孩子们会把他称作“世界伟人”，但是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二等乡绅，他只不过突然就受命成了国家的代表。从一开始到最后，俾斯麦始终无法摆脱他那乡绅的本色，比如说少年时他花钱大手大脚，直到后来才开始知道要节俭，他一心想着如何增加田产，尽力还清因为田产而担负的债务，然后再添置新产以及森林和村庄，来为子孙们谋取利益。在某些时候，他觉得这么做令人感到厌烦，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样做养成了他以后的性格。正是因为经营着这许多产业，他变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的经济学家，而且他做事的风格也从家长制作风转变成了国父的作风。


    而他的阶级骄傲，也突然间变成了进入上流社会的贵族公子的种种做派，因为这种骄傲比一位图恩伯爵的骄傲更大，这位伯爵的观点是：请法兰克福的商人吃饭是失了身份的举动。俾斯麦在给他的长官——外交总长曼陀菲尔的报告中说道：“我与那些卖家具给我的商人的太太跳舞，她们非常有礼貌，有时候我甚至暂时忘记了她们的丈夫是狡猾的商人这个事实。那位女士坐在我的对面，她是把雪茄烟卖给我的商人的太太，而之前坐在我身边的女士正在与一位先生跳着舞，那位先生前天刚把窗帷卖给我的太太。”这就是俾斯麦所做的第一件事——向不同的阶级宣战，国内政策的施行也是如此，这些行为完全符合他的个性。


    实际上，明了这一切的只有他的哥哥，但是对于俾斯麦的其他事情，他不太明白。这就是他的哥哥之所以被称为“一个老实地主的俾斯麦”的原因吧。虽然这两个兄弟事先商量好了，两人的钱财要区别开来，不能混淆，也从未有证据证明当外交家的俾斯麦托他的哥哥代为经营一些事情，不过，他们相互间却不断地传递经济方面的信息。他现在任职于当地的政事局，但是向局里诉说的主要是申豪森现在的主人要求的填补款子、河堤之类的事项。“现在我收到从申豪森送来的欠租，制订了很多还债的计划，看起来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很贪婪的资本家。”在他们夫妇不断收到王公贵族们的邀请时，他却在心里计算着“赴宴时必须得带着行李和仆从，坐马车和喝酒都需要花钱，这样一算的话，为赴别人的宴席所花的钱也足够我们自己在家请客了”。接下来他又开始算计，按照自己所处的地位需要请客的次数。“请这么多次客要花上很多钱，我必须要小心地打算好，和现在相比，我从前对于钱财太不小心了。我们现在很节省，赔补上去年冬天的费用后，到七月初一，我的财政状况就可以好起来。”对于这样一笔1000元的款项，过去他是可以记在公账上的，现在却变成自掏腰包，对此他当然很不高兴。所以在这之后，面对社会上的许多应酬，他就不愿意再花钱了。这些提到宴会的话不仅存在于他早几年的信里，甚至连后来六年的信中都有。“提到这些宴会，我最讨厌的莫过于那些被切碎了的肉！如果我自己把剩肉给吃了，我的脾胃就会被弄坏，如果我宴请的男女老少帮我吃掉了，而我自己喝了太多酒，我的脾胃也会受到伤害。”


    基本上来说，他觉得外交官的生活实在是称不上有滋有味。他在给岳母的信中写道：“我从早上起来吃茶点，然后直到中午这段时间都在接见大使，听雇员们向我报告公事……随后再去议会那儿，直到闭会。不过，闭会总是很晚，最早也得到1点钟，最迟的时候甚至能到4点。闭会之后等到5点钟，我或者会去骑马，或者去阅览公文。……在吃大餐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有一两位随员会陪在我的身边，而且往往我还没吃完，就有人邀请我出去。一天中最舒适的时光是餐后那一段时间。乔安娜和儿女们都围着我，我可以躺在大虎皮交椅上惬意地吸烟，翻阅20张报纸。但是，等到晚上9点或者9点半左右，就有人走进来报告说，马车已经准备好了。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觉得非常不快，我痛恨社会上所说的那种快乐，为了在欧洲的上等社会中演戏，我们还得装扮好自己。在这样的宴会上，乔安娜得陪同老年妇女们闲聊，我则要与她们的女儿跳舞，抑或是与她们的父亲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每次都要到半夜，有时还要更晚，才能回家。回家之后我一般都会躺在床上看书，看到自己睡着。等乔安娜叫醒我的时候，她会问我是起床还是继续睡。”


    “使馆里倒是给人一种随意的舒适感，这种感觉来自于它的乱，因为反过来，太多的礼节往往让人不自在。有一次，一个美国人，我的老朋友莫特利来法兰克福探望我，在谈话中，他提到‘这儿有好几座大房子，人们在里面待着，非常随便’，这就是其中之一。……位于后面的私宅都向着花园。在这里，人们相处得非常亲密，老老少少，祖父母们带领着小孩儿，一条小狗跟在他们身边。在这样的大宅子中，像啤酒、饮料、香槟之类的东西应有尽有，每个人都收藏着很好的哈瓦那雪茄，想吸的时候就拿出来吸上一口。他们在这里吃、喝、吸烟或者弹钢琴，悠然自得。”让俾斯麦感到高兴的是，他可以在这儿穿着他那件带花的睡衣，而且穿到很晚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能穿到中午。但是，一旦到他要出门时，他就不得不脱下这件花睡衣，打扮得整整齐齐的。“买上五件更好一些的内衣要比买十件浆洗过的内衣好得多，因为只花两元钱是不可能买到好内衣的。”


    这种生活方式让他感觉自己活得很年轻，他的朋友柏克为他画的一幅油画可以做证。在这幅画中，俾斯麦显得年轻多了。在剃了胡子之后，他脸上的苍老感就减少了许多。他曾经显得有点儿苍老，但那是在他没有当上大使的时候，现在他渐渐地恢复了年轻的样子。他之所以剃掉了胡子，是考虑到自己是外交家。虽然他对夫人说的剃胡子的理由是遵从她的要求，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塞洛德的那句示意语。当时他正要觐见沙皇，有人猜测尼古拉不喜欢胡子，所以他就剃掉了自己的胡子。坐着不动的生活会让他觉得难过，他无法习惯这样的生活。他把不满意的话说出口：“那些宴会无休无止，这使我极度讨厌，乃至达到疯狂的地步。对我而言，这简直是一种糟蹋行为。人们要敷衍到宴席终了，就不免要吃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要毁了我的肝了——我就先不提这些不良后果了。”然而当他的医生对他说，每天早上得5点起床，披上一块湿布时，他就换了一个说法：“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死得更自然的办法，我宁愿选择更自然的死法。”


    他长得比较胖，只能依靠骑马、打猎来稍微减轻一些体重。如果因为公事致使他无法出去打猎，他就会经常发火：“说到底，最好的消遣方式还是打猎。森林深处的地方，没有人，也没有电线，在这样幽静的地方，我会感到格外的舒服。我想过乡下的日子，都想出了思乡病。……日渐衰老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我很希望享受这种安逸闲适的生活。”为此，他向自己的哥哥要了一匹马。“它要能把我载起来，还得长得好看点儿，我不会在意它的脾气有多大，只要它有这样好的体力就行。”他在这10年间的变化从他需要什么样的马就可以看出来。过去，他认为马匹和女人是越野越好，但是现在，他已经不想驯服什么人了。例外的情况倒也有一些，当他在丹麦狂风大作的海口外，需要在船上过一夜时，当他在匈牙利听见他的朋友们在森林里同强盗格斗时，在露天宿营时，他有时候还会带着很大的火气发着牢骚：“在让人讨厌的法兰克福，人们是无法得到这样的阅历的。”


    事实上，使他老得很快的是他的新事业。从37岁到48岁，俾斯麦一直担任大使，虽然他的精力在慢慢下降，但是他变得更难应付。看着时光转瞬即逝，他变得更加敏感。在这10年间，虽然他对普鲁士所做的事情很不满意，但是他无法去改变什么，在持续不断的报告和公文中，他的精力慢慢地被消磨掉。他在两年之后写道：“过去，我从来不相信自己会习惯例行公事这种事情，但是现在，我在这里已经习惯了这些。……我不愿意写东西和我的懒惰都是天生的，但是现在我对自己竟然可以节制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惊讶。”只要想想过去的俾斯麦是什么模样，你就会知道现在的他受到的约束是怎样的。有一次，他外出旅行，不过是两星期没有报纸看，他就后悔自己虚度了少年时的光阴。在法兰克福待了三年之后，他又说出了他的不满意，“因为无事可做”。


    日常公事是由他的雇员去办的，所以他说的事自然不是日常公事，而是政治上的事。当议员们在联邦议院里发表一些繁杂而冗长的演说时，他在一边自在逍遥地写信。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有一次，他得知要拘捕一个犯了政治罪的少年，于是他大清早就爬了三层楼去找这个年轻人，对他说：“你赶紧躲到国外去吧。”少年对他的提议非常犹豫，于是俾斯麦又说：“看起来你好像不知道我是谁。估计你也没钱，我资助你一些钱，你赶紧逃到国外去。不这样做的话，别人就会说外交家办事不如巡警麻利了。”还有一次是在俄国都会，使馆认识一个逃犯，俾斯麦帮他预备衣服，使他改变装束，最后让他从后门逃走——之后俾斯麦反而责备警察，说是警察让犯人逃走的！当然，这种不合法的事不太多，但是每当遇上这种事，俾斯麦那种冒险、敢为的精神就占了上风。


    他的脑子在写信时转得很快，这些可见于他的雇员的说法。他们说他穿着一件绿色的睡衣走来走去，从嘴里说出一句又一句的话，语速非常快，中间还往往夹杂些批评的话。而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他就会拖住一位秘书，让秘书记录他的话语，从半夜一直持续到天亮。在做人家长官的时候，他是很正直且很和蔼的。但是他受不了他的秘书拘泥于礼节，因为这会让他感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舒服。他邀请他的秘书们和他一起去打猎，一起喝酒，当然，在不大得志的时候，不管秘书做什么事情都不会令他满意。他的两位秘书在谈论到他的时候，所描述的情形基本上是一样的，俾斯麦就像训斥两个不听话的小学生一样训斥他们。有一次，一位秘书虽然接受了他的命令，但是并没有完全听从，对此，俾斯麦说：“我觉得你以后必定会后悔的，因为我知道你我二人的见解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人如果顾及体面的话，只要他负责做一件事，他就会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从俾斯麦口中说出这些的话本身已经颇有威慑力了，而且他还用一种非常和气的语气说出这样的话，这种情形真让听着这些话的人感到不寒而栗。有一次，一位秘书记错了一个历史事件，他用客气而冷冰冰的语气问：“柏克的世界历史××页记录了这件事，难道你没有读过吗？”


    <h2>


    2、政治魔方</h2>


    奥地利是他们最重要的敌人，俾斯麦本人最痛恨的当然也是奥地利。他在法兰克福的时候，在尚未体验过哈布斯堡朝廷的傲慢无礼时，就已经列好了全部作战计划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奥地利。俾斯麦原本就不喜欢奥地利，又因为种种原因多了一层不信任的因素，所以他就更加反对奥地利了。俾斯麦在法兰克福已经等待了12年。先后四任外交部部长都受到过他的猜度，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正是他希望取得的。他所怀疑的对象甚至包括要取代普鲁士地位的每个国家，在他的眼中，只要是普鲁士界外的德意志都是别的国家，尤其是奥地利。奥尔米茨事件带给他的难过甚至比条约本身带给他的难过要大。他想要延缓战事，却不想通过袒护这个条约来避免战事的爆发。在这种时候，他所要采取的方针是由个人的欲望决定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自己不能居于最高职位他不是很满意，但是他也不得不装出一副亲密的样子与十几位大使坐在一起。对于一个如此自大的普鲁士人来说，主席的职位是属于别人的，而不属于他，这真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对俾斯麦来说，那个成了主席的人就是他要挑战的目标。就自大和狡诈这一方面来说，图恩伯爵不输给施瓦岑堡。俾斯麦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他：“穿着一件短褂坐在主席位上……他的衣衫扣着，但是里面显然没有穿上背心，领边只露出一点儿，在讨论议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像在拉家常一样。”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极其看不起这位主席。俾斯麦说他用来思考这位令人奇怪的主席所用的是科学家的理智和冷静，但是我们对他的话并不是很相信。“图恩经常出现在俱乐部里，往往是在赌博，赌博的时间会持续到早上4点钟。跳舞也是这样，从10点钟开始，直到凌晨5点才结束，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很舒服、很享受的样子。看到他的这种样子，真不知道他这一夜到底喝了多少冰镇的香槟酒，还有那些浓妆艳抹的美艳妇女……他身上融合了贵族的冷漠和斯拉夫民族农人的狡诈，而且他身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谨慎的诡谲。”对于图恩的副手，一个男爵，俾斯麦这样说：“这个人有时候是一个极易动情的诗人，看戏看到动情处常常不由自主地落泪。表面上看来他对人很和气，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但是他喝酒常常过量。”


    这几句挖苦的话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激发他这番话的是什么情形，比如说是怎样的眼神和怎样的话语。俾斯麦曾任使馆秘书一职，在任时，他曾拜访过图恩一次，还有一位柏林的官员陪同他去。因为知道俾斯麦就快要出任大使了，图恩就特意撇开他，不同他说话。出来的时候，俾斯麦因为极为不安，声音都发抖了，他对同事说：“你看见了吗，图恩是怎么对待我的？”这一次不愉快的会面基本上决定了俾斯麦与图恩的个人关系今后的发展状况。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俾斯麦以大使的身份正式拜访图恩，这次图恩只穿着内衣（因为天气热）就接见了他，他坐着抽烟，而俾斯麦也在他面前点了一支雪茄。见到这样的情景，图恩大为诧异。这次俾斯麦可以说总算是出了一口气了。等到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想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


    当联邦议会召开会议时，俾斯麦却在会上做着自己的事情——写家信：“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很糟糕，因为我被两面夹击了，夹击我的就是左右两位邻居的气味。你还记得吗？甲的气味是不干净的坏牙的臭味，而且他还有狐臭。而乙呢？他所发出的气味是因为吃了太多好东西却无法消化，这种气味是外交家们经常有的。”


    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有明显的唯个人意志是从的倾向，这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体现，不只俾斯麦有这种情形。表面上看来，诸邦地位都是平等的，但是因为最近一些历史事件，实际上称雄的是奥地利。普鲁士在三年前离开这里，宣布要重新建立一个联邦议会，也就是说要撇开奥地利，但是现在又觉得后悔了，重新跑了回来。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奥地利的代表一定会当着众代表的面欺辱普鲁士的代表。与奥地利有诸邦的支持相比，普鲁士的所有支撑只有北德意志四个小邦的投票。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其他邦的疑虑，他们对普鲁士十分怀疑。在他们看来，强大的奥地利不会在联邦议会上压制他们，但是普鲁士就有可能这样。因此，几乎全部诸侯，也就是说全部的专制派都比较附和奥地利。


    俾斯麦在法兰克福见到的种种情景，都可以证明他从前的见解，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这里的情形并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到诧异的。从中年到老年时期，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奥地利与普鲁士交好“只是少年人在解放战争之后的梦想”。他来到法兰克福，原本抱着的信念是反对奥地利，但是当他发现奥地利对普鲁士抱有那么深的仇恨时，他十分讶异。俾斯麦原本想去打听施瓦岑堡关于奥尔米茨的公文，其中所说的内容如下：要么侮辱普鲁士，要么很大度地饶恕普鲁士，这种决定权都掌握在施瓦岑堡的手中。在普鲁士议院里，俾斯麦对《奥尔米茨条约》是极力袒护的，现在他一看到公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心中无名的怒火就不由得蹿起来了。


    到达法兰克福六个星期之后，他曾经发表过一次演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奥地利都是赌钱的骗子，推倒一切就是奥地利人的奢望，和他们交往的时候，他们的外交政策都缺少一种正确的思想进行引导，我觉得他们一定找不到真正的同盟。”


    在11月的时候，他得到了首次反击的机会：“图恩伯爵说话的意思和波扎（波扎是席勒所著的一出悲剧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又想对暴君施加影响的人）一样，发明了很多大德意志民族的幻想，我现在说一些话来补充一下他的发明。我说，按照这种情况，普鲁士存在于这个世间，尤其是出现了宗教革命，原来是一件让人惋惜的事。……在过去的欧洲，这样的普鲁士是不存在的，就如同腓特烈大帝的遗产不被承认一样。在我可以说服本国采取这样一种政策之前，必须使用武器解决这些事情。”记载这两个联盟“友邦”谈话的还有另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把所有的遮挡都撕掉了。只是让我们感到诧异的是，俾斯麦之战直到15年后才发生。


    多次被扔到维也纳的这种批评性的发言，自然会使两国对彼此的猜忌不断加深。与此相对地，在格拉赫为君主大声朗读俾斯麦的一段来信时，柏林的感觉也很糟糕。那封信上说：“这一切不幸的根源是我们向奥地利让步，因为比起一个外人来，和我同床共枕的人更能伤害我，打我、毒死我，甚至勒死我……尤其当和我同床的人是一个既残忍又懦弱的人时，这种事情更容易发生。”到那个时候，即使撤回图恩伯爵，也于事无补。接替他的职位的是一个政治家，他在未调来之前担任的是奥地利驻柏林大使的职务。


    比起图恩来，普罗克施-奥斯滕伯爵较有意味，他对近东的情形很了解，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好的欧洲人，但让普鲁士大使不安的是他有个特殊的地方。普罗克施-奥斯滕曾经多次拜访俾斯麦，而且他一坐在那儿往往就得好几个小时，来了就只是做一些与孩童嬉戏的事，未免显得太过于和气。在开会的时候，他与俾斯麦谈话的时间总是很长。“总体来说，比起和图恩的关系，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与普罗克施-奥斯滕的关系还要更坏一点儿，因为图恩偶尔还会说点儿实话，而普罗克施从不说实话。”俾斯麦接着说：“不过即使这样，从他脸上的表情，我还是经常可以看出一些真实的情况。”不幸的是普罗克施一时疏忽大意，卖掉了一张写字桌，而桌子里面有反对普鲁士的文书。这几份文书都是辩论革命的草稿，即将登在普鲁士的报纸上，刊登这种言论的事一向都是民主党们做的。俾斯麦看到这种情况，就在给上级的报告里建议采用相同的攻守办法进行反击。但是如果就这些文书向普罗克施提出抗议，使这位奥地利大臣无法立足，称不上一个正确的办法。最妙的办法是“倒不如让他自己感觉地位不稳固，将这件事秘密地告诉我们的同盟，使我们隐而不发。让他们产生这事对他们有利的错误认知”。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在报纸上登载普罗克施的几则假论说，然后在私下里透露，说这些东西是政府从私人手里找出的，这样可以让政府产生疑心。


    俾斯麦开始着手操办这件事，他非常狡猾，但是他经常表达自己的不满，说他的对手不够真诚！与此相对地，普罗克施也是一个精于世故的人，他这样描述俾斯麦：“俾斯麦对外宣称普鲁士是世界的中心。……想要破坏我们联盟的代表人物就是俾斯麦。如果有一天一位天使从天而降，如果他佩戴的不是普鲁士的徽章，俾斯麦甚至都不会让他进来。……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就像马基雅弗利一样清晰明了，他这个人办事太麻利，对自己的锋芒也掩饰得很好，他当然会看到自己手中的利器，而且我们还必须承认一点：他办事会一直办到底……就这样，他坚持不懈地尝试，让联邦议会什么都做不了……他甚至不惜花钱收买报馆来取得话语权，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应该如何去指责奥地利的不是。……他坚信普鲁士一定会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对我说过很多次，说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德意志一定会统一的。在我的一生里，我从没有见过比他更自信的人，过于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


    对于普罗克施对他的这些评价，俾斯麦自己也非常认同，后来的人也可以证明俾斯麦的这些特征。只要触犯了他的普鲁士，哪怕只是极微小的地方，他也要用手枪来对付。在一次会议结束之后，维也纳的勒克堡伯爵同俾斯麦发起脾气，并提出要和俾斯麦到附近的一个树林里决斗。俾斯麦的回应是冰冷的：“我们何必去那么远的地方？这里的花园怎么样？非常宽阔，也有很多空地，这么大的地方足够我们用手枪进行决斗了。我知道离这儿很近的地方住着几位普鲁士军官，当然对你来说找出几位奥地利人来也容易得很。我唯一的要求是你要让我把这次决斗的原因写出来，我可不愿意让我的君主误认为我是一个蛮横的人，连搞外交这种事情都要用武力来解决。”说完之后他就开始撰写报告。勒克堡发现他的这些行为让自己显得像一个傻子，觉得很无趣，就悄悄地溜走了，之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到维也纳的那一次行程，让俾斯麦对奥地利的仇恨又增加了几分。全部德意志的关税联合本来是德意志统一的先声，在过去，这个关税联合是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诸邦强有力的联合，但是现在奥地利也想跻身其中，目的是挫损这种政治联合的锋芒。如果奥地利全部的小邦都加入这个联合，那么今后的关税问题和一些政治问题自然地就要听奥地利的意见。对于这些条约和约定，俾斯麦同意的只有一个商务条约，在其他问题上则毫不退让，关税问题更是没有任何变动。事情一经处理完毕，俾斯麦就马上离开了维也纳。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俾斯麦的第一次大胜利，因为不管奥地利采取什么措施，耍什么阴谋，关税联合也一直采取放宽的政策，但是奥地利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在维也纳和布达，俾斯麦喜欢的永远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现年22岁的少年奥地利皇帝。在他为皇帝阅读普鲁士王的来信时，他说比起霍亨索伦，他的家族居住在玛赤的历史要更加久远。他最喜欢说的就是这句话，在那个时候，他常常说弗兰茨·约瑟夫的好话，称赞这位皇帝“不但有火气、有威望，而且还善于体恤别人，他的性格爽快、坦白，而且对人很真诚，特别是在他开心地哈哈大笑时”。


    君主喜欢俾斯麦，这几年下来，俾斯麦和他的长官的关系非常特殊，因为种种原因，他的长官曼陀菲尔非常不喜欢他。主席的内阁大臣们对于俾斯麦能得到这份差事也很不高兴，因为为他争取这份差事的是格拉赫，曼陀菲尔和这两个人的关系很差。在俾斯麦作为曼陀菲尔的部下待在法兰克福担任八年大使的时候，他看到曼陀菲尔为政的特点是小气、冷淡、狡狯、弄权，而且摇摆不定。实际上，在军事指挥方面，比起曼陀菲尔来，俾斯麦往往更有势力，这其中属于滋扰的势力比较多。曼陀菲尔很明白，俾斯麦将来会接任他的职位，同时他也很明白俾斯麦做事既大胆又缺少耐性，所以他在俾斯麦面前不敢摆出长官的架子，也很少阻碍俾斯麦做事。不过，有时在一些小事上，他却表现出顽强的执着，让人感到很吃惊，他居然敢在君主面前反抗俾斯麦。有一次，法兰克福发来的一封电报称，应该扣留一个可疑领事的行李。为了解决这件事，曼陀菲尔召开了内阁会议，还邀请这位领事本人来宫廷参加宴会。还有一次，俾斯麦想将一位在法兰克福使馆工作的很没有人缘的属员辞退，但是曼陀菲尔不同意。在格拉赫传俾斯麦到柏林的时候，曼陀菲尔写了一封信，用尖刻的语言嘱咐他不要逗留太久。


    俾斯麦说：“今年的他比去年还要懒得多，因为虽然我这边频频请示，但是柏林那边很久都没有回音，我得不到任何结果。”表面上，他们两个人很和气，彼此常常有一些私信来往，而且曼陀菲尔是俾斯麦儿子名义上的义父，但是这位长官雇用了一位名气很大的私人侦探，打听到很多俾斯麦与君主、格拉赫的书信的内容。过了几年，君主想要探问俾斯麦是否愿意担任财政大臣一职，就通过曼陀菲尔来询问，曼陀菲尔没经俾斯麦同意就自作主张地代替他答复君主说：“俾斯麦什么都没说，只是在我面前大笑。”


    很多阴谋的中心就是为了整垮格拉赫，他是副军长，又是君主的朋友，地位非常重要。他需要俾斯麦的帮助来反对曼陀菲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指导俾斯麦。除了俾斯麦之外，他看不起所有与他接触的人。对于曼陀菲尔，他是这样评论的：曼陀菲尔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同时还是一个靠不住的大臣。他又说君主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暂且不说他是一个无法揣测的人”。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他把君主当作一个疯子。格拉赫阅历很深，虔信教义，可以说是一个大阴谋家。他比俾斯麦大25岁，视俾斯麦为自己物色出的人才，把自己看成是他的义父。但是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只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这个年轻而且官阶也很小的义子就变成了一个大阴谋家，甚至比起自己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超过了君主，还超过了曼陀菲尔。只要腓特烈·威廉在位，俾斯麦就会非常小心地和格拉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倘若威廉亲王成为摄政王，俾斯麦和格拉赫的关系就不能像过去那么亲密了，因为对格拉赫，威廉亲王是不能忍受的。


    俾斯麦给格拉赫写了一些信，很多信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信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为在这些信里，他表达了很多政治观念。同样，他给夫人写的信也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这些信里表现了他的很多的家庭观念。在这些信中，存在很多活泼的思想和讽刺的话语。其中，很多信有12页印版那么长，俾斯麦经常为君主高声朗读这些信，所以说他有直接影响君主的潜力。这些信包含的力量比由他口里说出的话的力量还要大，因为它们的作者是一位公文好手，而且它们是在此人准备成熟之后才写下来的。最开始的时候，俾斯麦在给格拉赫写信时，称他为“大人”，自称为“最服从的朋友与仆人”。后来称呼改变了，变成了“所敬的朋友”，把自己称为“忠诚的朋友”。在信中，村名代替了国名，个人的姓名也变成了莎士比亚作品里面的人名，很多信的内容和语言都很活泼，有的信里记叙了宫廷生活里的许多奇闻逸事，这些并不适合人们拿来闲谈。这些信全都带有一些目的，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让格拉赫读完之后觉得有趣，也是为了间接地让君主听了觉得有意味。俾斯麦费了这么多心思，他的义父也用尽了手段，只为不让他的势力变得太大。1854年，在君主想让俾斯麦出任大臣的时候，格拉赫从中阻拦，想方设法不让他栽培出来的人在保守党中得到太大的势力。但是在别的事情方面，格拉赫以牧师自居，并为此感到很快乐。俾斯麦那时提出“要起用一个光棍汉，因为这有利于办公”，格拉赫就认为提醒他是十分有必要的。“对别人提出警告，不要因为希望得到好处而去做坏事。”在此类事情无法办成的时候，俾斯麦经常是忍气吞声，暂时压抑他高傲的本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估计他就会得罪这个在他和君主之间架起桥梁的人。因此，在给格拉赫回信的时候，俾斯麦通常是怀着一种非常虔诚的态度，极力让格拉赫觉得满意。


    “我尽量每天同您联系一次……同时还要做祈祷，遵从上帝的旨意，因为这是上帝要求我这样做的。”他又写道，“如果没有您，我是毫无根基可言的。如果我不跟您保持密切的关系，我大概就会被人连根拔起……即使我心情愉快地为君主效劳，如果不是因为和您有真诚、亲密的消息往来，我想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不只与您共患过难……无论我开展许多活动的宗旨与目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异，都不能使我脱离您。”他又在一封信的结尾说道：“我将同您暂时分别，请您相信我对您的爱，您可以怀疑天星是个火球，但不能对此产生半点儿疑虑！”他又有一次写道：“为了君主，同时也为了您，请信任我，我必定是最可靠的。希望任何事情都不会动摇您对我的信任。”后来俾斯麦也接到过这种别人对他表示效忠的信，其实，他在内心深处对于写信人是非常耻笑的。


    但是他必须架起一座可以让他得到许多梦寐以求的权力的桥，他有着远大的志向，所以为了得到君主的扶助，他会不顾一切地抓住所有的依靠。更何况，这位君主还是一位专制的君主。腓特烈·威廉在很多年里都很欣赏俾斯麦，甚至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贤臣。俾斯麦对此笑称“他把我当作他所产下的卵”。对于君主来说，俾斯麦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比如可以用他恐吓自己的阁臣，让他们乖乖地听命。同时，还可以利用他来阻挠曼陀菲尔。当君主的神经质越发严重的时候，他经常欺骗他的阁臣们，让他身边的那一党负责起草重要的文件。他不让曼陀菲尔看这些文件，却将它们送到了身处法兰克福的俾斯麦的手中。有时候，对于君主的命令，即使作为腓特烈·威廉喜欢的人，俾斯麦偶尔也会发发牢骚，对君主这种突如其来的专制表示不满，他说：“他总是犹豫不决，办事毫无规则可言，容易被秘书所左右。”


    在法兰克福时，俾斯麦常常遵从君主或格拉赫的命令去柏林。有一年，他就这样在法兰克福和柏林之间往返了无数次，其间所走的路程合计大约有2000多英里。有时，他因为君主的传唤到了柏林，但腓特烈因为被公务耽误不能见他，又不让他回去。“这是学校常用的一种教育方式，多用来对付被降级后又复了班的学生。我感觉自己就像被关在了沙罗滕堡的宫殿里，幸亏送来的早饭还不错，我可以勉强接受这一切。”当君主准备派他出任驻维也纳的大使时，俾斯麦认为这跟将自己交给仇敌没什么区别，只有专门命令他去，他才会去。君主说道：“你应该自觉自愿地去，而不是等我下命令，你主动求我派你去那是对你特别的恩赐。——你应该对我这样对待你心怀感激，因为只有你才值得我费这么多事儿。”


    得到了君主的恩惠的臣子，就要忍受君主那变幻无常的喜恶，这便是君臣关系的榜样！有一次，君主把他叫到某处，让他修改曼陀菲尔的公文。修改好的公文发出去之后，君主称赞了他的一些用词。但是即便如此，他还坚持让俾斯麦侍奉在他的左右，不肯让他离去。当时俾斯麦的夫人身体不适，他早就想回家去看看了，于是他没有得到君主的命令就离开了。君主知道后龙颜大怒，发电追回改好的公文，将俾斯麦改过的语句又重新改了一遍，以此作为对他的惩罚。当时的普鲁士就处在这样的统治下。


    俾斯麦对于君主的喜怒无常非常了解，他不会让自己过于重视君主对自己的态度。“当我手中的权力到达顶峰时，前途将是一片光明。这时，宫廷极力善待我，大人物争相讨好我，小人物拼命求助于我，然而我很清楚这样的辉煌可以在24小时内化为乌有。接着在宫廷宴会上，我就会发现很多人完全对我不理不睬，跟在我得意时很多人巴结我的情形一样。”


    五年后，他在写给格拉赫的信中说过几乎相同的话，他对于这种情况丝毫不以为奇，“情况已经变了，幸好君主看出来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与众人没什么两样，不然就会有很多人诋毁我——不管怎么说，他现在不用像以前那样常常召见我了，宫廷的贵妇人和小姐们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着我和气地微笑了，男人们也不会像从前那样热情地拉着我的手了”。他换了一种腔调接着往下说：“我最尊敬的朋友，你应该没有他们那么小气，倘若现在你对我的信任和从前相比浅了许多，那么除了因为我受到君主的喜爱少了一些之外，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其他的理由是什么。”


    君主对他的恩宠已经越来越少，但他如今用这种若无其事的笔调来取悦一位对君主极为虔诚的大臣，他对一位有哲学思想的人说的恭维话慢慢地取代那种略微有些责备的腔调。


    <h2>


    3、欧洲政坛新星</h2>


    因为沙皇尼古拉是当时欧洲最有势力的人，所以只有他统治的庞大的帝国境内尚无战事。俄国的农奴制还未改变，从这个国家的外部看来，好像根本没有人注意它。在匈牙利闹革命的时候，沙皇能够派军队援助弗兰茨·约瑟夫，其所派的兵力足以帮助弗兰茨·约瑟夫反败为胜。从那以后，沙皇尼古拉便想控制奥地利。现在诸国正在瓜分土耳其，尼古拉首先称土耳其人是“病夫”。然而拿破仑三世不肯让俄国独领风骚，他要洗刷拿破仑一世在1812年与1814年的两次战败的耻辱。还有一个最为可笑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那个傲慢的沙皇在给他写信时使用的称呼已经不再是“我的兄弟”，而变成了“我的老表”，这一点彻底得罪了拿破仑三世。当时决定欧洲命运的往往是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借口，而不是什么大事。1854年年初，两方势力逐渐形成，一方是即将宣战的俄国，另一方则是英、法、土耳其三国组成的联盟。奥地利由于害怕俄国的势力在巴尔干半岛得以发展，便决定加入英、法、土耳其三国联盟。这个问题也列入了普鲁士当时讨论的内容。


    所有想争取自由的人都想通过加入联盟来对抗俄国。围绕在君主左右的人中也有许多主张作战，比如说曼陀菲尔，而威廉亲王则是主战派的首领。只有老保守党反对攻打俄国，因为他们说俄国在1813年时原是普鲁士的同盟，老保守党的首领就是格拉赫。到了3月，局势越发紧张，俾斯麦便被格拉赫召回了柏林。威廉立刻召见了他们。虽然格拉赫并不喜欢俾斯麦，但是他知道俾斯麦对腓特烈·威廉会产生很大的潜在影响，他能够左右这位犹豫不定的君主。更何况最近威廉和曼陀菲尔还一起做了俾斯麦的次子（后来被叫作比尔）的教父。


    威廉第一个发言说：“你看，现在有两个彼此冲突的党派摆在我们面前，一派以曼陀菲尔为代表，另一派则是以在俄都的孟士德和格拉赫为代表的亲俄派。君主召你来的目的是打算让你做个公断，由于你的见解很可能会影响时局，所以我希望你在向君主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能够考虑以下因素：俄国的态度已经引起了欧洲的一致反对，它肯定会败在欧洲的手下。这也是拯救俄国的唯一途径。”


    俾斯麦回答道：“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宣战。我们打仗的目的是什么？不过是为了激发一个被征服的邻国的痛恨和对报复的渴望。难道因为我们害怕法国或者说为了帮助英国，就得像印度这类英国的殖民地一样为它的大英帝国效忠吗？”


    威廉亲王听后勃然大怒，涨红了脸大声喊道：“这根本就不是因为害怕或向谁效忠的问题！”从亲王的话中，俾斯麦听到了奥古斯塔的声音，由于她不喜欢自己的俄国母亲，所以她也是反对俄国的（在不喜欢自己的母亲这一点上，俾斯麦和她似乎有某些相通之处）。俾斯麦认为奥古斯塔“对于国际大事的关心远远大于对于国内之事的关心”。威廉与奥古斯塔夫妇在科布伦茨建造了一座宫殿，其豪华程度简直可以与无忧宫相媲美。


    这是威廉亲王和俾斯麦在政治上发生的第二次冲突。四年前，威廉亲王主张向奥地利宣战，俾斯麦却提议去奥尔米茨议和。威廉亲王认为如果派他的政治对头去法兰克福当大使，那便象征着他已经向奥地利屈服了。如今这位亲王又唯恐会被俄国侮辱。难道俾斯麦是个懦夫吗？俾斯麦异常气愤，在写给曼陀菲尔的信中说道：“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倡议的政治活动看上去就像一个高年级的小学生提出的似的。”


    其实这是俾斯麦第一次跻身于大型政治活动。克里米亚战争时，他成了欧洲的一个政治家。他认为普鲁士不管怎么做，都会让奥地利坐收渔人之利。因为这一点，他不愿意“让我们敏捷而坚固的战船和奥地利那生了蛀虫的战船发生合作关系，重大的时机对于普鲁士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要大胆地（甚至是残忍地）抓住并利用这个时机。……无论怎样，事态的发展会使帮助我们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大。”要想普鲁士同意帮助维也纳，奥地利必须承认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独尊地位，但是这位犹豫不决的君主不知道该做什么。今天他同意和奥地利签订攻守同盟条约，明天他就会免去主持这个条约的人的职务。柏林人都这样说：“君主今晚在无忧宫里与英法两国同眠，明天早上却会和俄国一同起床。”


    第二年，俾斯麦的见解与宫廷的想法分歧变得更大。他去过一次巴黎，当时并没有肩负什么特别的使命，但在回来的时候，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普鲁士很可能会与拿破仑三世联手，只要环境对普鲁士有利。他的这个想法在无忧宫遭受到极大的非议。格拉赫甚至写了一封极为虔诚的信反对“与这样的魔鬼保持同调”。君主也表露出了对俾斯麦的极度不满。后来他第二次赴巴黎，这次他是奉公办事，但那个和拿破仑三世联手的想法更加强烈了。


    在1857年到1861年之间，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先后有过四次亲密的会谈，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极度令人吃惊。他们这次谈话是在色当会晤时发生的，当时拿破仑三世满口胡言，俾斯麦差不多也是如此。拿破仑三世在克里米亚战争与在巴黎签署和约之后，有了一种自己是欧洲最有全权独断的人的感觉。在殿前等候拜见他的那位普鲁士使者，仿佛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虽是这样说，但他还是隆重地接待了俾斯麦，让俾斯麦非常引以为荣。其实，皇后只是很敷衍地招待了他，他却被皇帝与皇后深深吸引，他甚至说皇后欧也妮本人比她在画像上看起来还要美貌、大方，拿破仑三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和蔼的人。他说：“我愿意称赞她，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人……当然，这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欧也妮却是这样形容俾斯麦的：“他比巴黎人要好说话得多。”）俾斯麦在写这个暴发户的意外得势时，写得深具挖苦意味，很看不起他，甚至还用带有些讥笑的语气称反而正是那次革命让拿破仑三世做了皇帝。可是在公事上或与私人交谈时，俾斯麦却说着恭维拿破仑三世的话，从这一点上，我们就能看出俾斯麦的本质，他是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并且是一个君主派、正统派，现在对于巴黎以及和这两个暴发户的谈话，说得最多的就是他了。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他与法国还是投不了脾气，但他能够和英国保持友好往来。虽然今天的巴黎能够使他着迷，但是相信不用多久，他就会说出法国的种种不是。不过他为什么没有说拿破仑三世的不好呢？难道是因为拿破仑三世优待他，所以他才对拿破仑三世这样热心？


    俾斯麦是一个性情冰冷的人，当国内尝试革命或民主制时，他在议会中压下自己心头的怒火，以一种料事如神的态度，冷冰冰地丝毫不为道德所打动，执意坚持使用武力干涉。他知道拿破仑三世很有诚意与被征服的俄国联盟，他还知道奥地利也正努力同沙皇修好。那么，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才能使普鲁士不处于太孤立的状况，免于被毁灭的危险呢？唯有同法国联盟！法皇愿意迁就他的一半条件，承认要求以莱茵河作为边界是一件很愚蠢的事，而且声称法国只想在地中海发展。


    “法兰西人很擅长陆战，却不熟悉海战。所以他很想利用海战征服法国。普鲁士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取得什列斯维希、汉诺威与霍尔施坦，然后成为二等海权国，这样才能和法国一起对英国进行牵制。鉴于这种目的，一旦我国和奥地利为了意大利发生了事端，我们便应该保持中立。我想你应该就这件事去试探一下君主的意思。”


    俾斯麦说：“我十分欣喜地听到陛下对我说的这些话。首先，我能从这件事中感觉到您对我的信任；其次，我虽然是普鲁士唯一的一名外交官，但是我能够在回国后保守秘密，甚至不向我的君主透露半点儿——因为这样的提议是我的君主绝不会容忍的。其实让君主知道这些事情是很不慎重的，因为如果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会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是非常危险的。”


    拿破仑三世说：“这不仅仅是不慎重，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阴险的！”


    俾斯麦说：“你会深陷泥潭。”拿破仑三世知道他说的这句话的潜台词，也感谢俾斯麦能够把话说得如此坦白，并且答应他不会再提这件事情。


    第一次在欧洲战场上崭露头角，俾斯麦的表现就非常不凡。他机智，有胆识，有责任心。他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德意志的事情，在人们发现火光之前，他就已经用脚将这火光踩灭了。虽然他把奥地利看作仇敌，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虽然他已经决定说服君主与法国联盟（在所有的普鲁士大臣中，他是唯一一个有这样计划的人），但他也要坚持这样做！他对自己说道：“你现在的样子太可疑了。”——这么机智的法国人却提出这样不严谨的计划，确实让人吃惊。让我们来猜一下，难道拿破仑三世已经看穿了这个普鲁士人的新外交政策了吗？他想以坦白的话来换得对方的坦白吗？


    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那他就错得离谱了。因为当俾斯麦如此坦白地说话时，那正是他在威吓人或虚张声势的时候。一旦他获得了对手的完全信任，他就不会再那么坦白了。他用这种方式回答拿破仑三世，目的就是想取得他的信任，结果他真的成功了。他果真如他答应的那样，在报告中隐去了详情。但他一回国，就将此事和盘托出，详细地告诉了君主与格拉赫。他对拿破仑三世说他是唯一一个敢于隐藏他的提议的普鲁士人，在国内确实是只有他敢于劝君主请拿破仑三世来柏林——那时，《十字报》经常刊文指责法兰西皇帝的种种不是。在俾斯麦的从政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对波茨坦的浪漫派和专制派持反对态度，也是他首次将一个党派的宗旨抛弃，却从未宣誓要忠于这一党。在给格拉赫写的一封很长的信中，他说自己有种种理由和他分道扬镳。牺牲掉专制派的基础宗旨，从一个党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政治家，他愿意将自己从前所做的决定全部抛弃。


    “那个人（拿破仑三世）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容易发现别人的短处，不容易发现别人的长处，所以我很少称赞别人，也许这正是我的弱点……如果你指的是可以推行法兰西与它的正统主义的宗旨，我肯定会表示赞同，我完全可以把它置于我的普鲁士爱国主义之下。我之所以会注意法国，只是因为它会牵动我的祖国。在我看来，法国仅仅是政治棋盘上的一颗比较重要的棋子，我们只能与它发生政治上的关系。我在下这盘棋时，心中想到的唯一使命就是为了国家和君主。我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是我的祖国的利益，我认为不管是我自己还是其他人，对于外国人都不可以心怀个人的喜、怒、恩、怨，一旦有了这样的联系就不是忠君也不是忠国了。……在我个人看来，即便是君主也不能让国家利益受制于这种喜、怒、恩、怨之下……


    “我想问你，在欧洲哪一个内阁会比奥地利的内阁更能阻碍普鲁士的发展，有哪一个内阁会比奥地利的内阁更能削减我们在德意志的势力？……从外国来说，除了英国和英国仆人，我永远都无法对他们表示同情，我至今都无法摆脱这种情感。但是我们的友谊并不被他人所接受，需要有人证明给我看，是不是能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可靠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看见我们的军队将炮弹投向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或是奥地利人，我同样会感到满意。


    “在这几个国家中，从没有哪一国表示过什么，即使有所暗示，但是他们暗示的是什么？是停止革命？我们的办法，就好像如果他们不危及我们，我们就会饶恕他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他们不悔过，甚至还引以为荣，那么在宗旨上，我们也就不必提出过高的要求了。……如果我们想找革命的发源地，选择的对象就应该是英国而不是法国，除非想在罗马或德意志寻找更早的发源地。……试问在近代的政治世界中，有几个朝代不是由革命兴起的？试考虑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瑞士、瑞典、希腊、英国、美洲的全部共和国、巴西……就今天的德意志诸邦侯王所取得的土地来说，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来自皇帝和帝国……当然，还有一部分来自于自己的产业，不过这些都无法证明来历是完全正统的。就拿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说吧，我们也不能说它根本不是靠革命取得的。……即便过去的革命也不能说明这一切，只是使人像《浮士德》里的女巫一样，对于这些现象，说道：‘这里有一个瓶子，现在什么恶气味也没了，因为我有时也自己吃几口。’——可是我们还总是不够贞洁，会禁不住因为相爱而拥抱。”


    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俾斯麦，就是在这里。从他写给格拉赫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关于他的政治生活的情况。他在82岁时所持的见解与他在42岁时所持的见解一模一样。比如自由党的侦探局如同政府的侦探局一样，办事很得力。一位议员记得这位贵族公子在几年前曾诟骂过那些在巷战革命中获得王公侯伯之位的人。他在那封信中说了些什么？他说：“原来是这样的！”“既然如此，我们都是最初革命的。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却不是革命不革命，只是以前是什么时候革命的！所谓上帝惠赐的王冕，却并非从上帝手中得来。古时候，阶级斗争与诸侯之间的竞争，人民反抗王公贵族，都会使用武力决定谁能够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今天他们仍然准备这么做！如果这样的话，一个霍亨索伦难道就能比一个拿破仑更加正统吗？一个罗曼诺夫朝的沙皇难道比一个萨伏依氏的公侯更配做帝王吗？有什么能够证明只有贵族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些权利？这是否就是一个实行阶级对抗的人首次宣布的关于帝王和贵族的真实情况？”


    事实并非如此，早在七年前俾斯麦就已知道，就像今天一样。明天他会正式对此予以否认，就像七年前所做的那样，那时他想方设法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巩固自己的阶级特权。在本国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做的。在外国却不然，只要觉得有利于本国，觉得可以自由行动，就可以这样做，他对于外交事务毫无成见。在本国已断定的事在外国人看来就是感情用事；在本国被当作国家理由的事被外国人耻笑为“浪漫主义”。度量本国政策与外交政策是俾斯麦的基本观念，这需要用不同的标准来度量，我们可以说他向黎塞留学习，将这两种标准介绍给德意志。以这样的标准进行划分，会造成全部的错误，在本国的德意志人会因此而久受痛苦。不过在外国不是这样，国家的势力会随着俾斯麦自己所谓的势力的增长而增长。


    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对俾斯麦的势力有个大致的概念了，感情或宗教是不会动摇他的，他的意志是专门用于增强本国势力，对许多促使19世纪欧洲前进的观念进行耻笑的。在国外，当他的意志赢得许多胜利时，在本国却正在侵犯国人的许多权利——无论什么政治家都不可以强行夺取这些权利。俾斯麦不但爱看军队炮击外国人，而且爱看军队炮击德意志人，唯一的前提就是他认为这一切有利于普鲁士。后来，就因为普鲁士的一些反叛者在管理自己的土地时不采用他的方法，他就想动用军队对其进行镇压。

 第三章 功臣

    “这种政策是一首诗歌，是一个并非诗人的人突获灵感所作的诗歌。俾斯麦就像一个在绳索上跳跃奔逐的人，不会从绳索上跌落正是他备受赞誉的原因。而对所有跳绳索的人都给予这样的赞美，将难以符合每个人的雅好。”


    ——西姆松


    <h2>


    1、“铁血宰相”</h2>


    “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议会，我不得不听着那些稚气和情绪激昂的政客说的一些很怪异的傻话，不过，这倒是让我得到了几分钟的闲暇，尽管这种闲暇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当大使时仅是一个官员，不过我感觉自己算是一个上等人，可是当了内阁大臣以后，我反而觉得自己像做了奴隶。……人们因各不相同的动机聚集在这里，存在争吵自然就不奇怪了。……这种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大家以自相残杀为乐。……普鲁士是不能让这群只会空谈的人来治理的。对于这些缺乏灵气却生活过于舒适的人，我们必须加以抵制。他们生性愚蠢，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却自大狂妄……不过用‘愚’来形容可能略失恰当。因为他们受过德意志大学教育，聪明，也懂些知识，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政治很了解，这就好像我们还是学生时——我们那时懂的其实比制度还多。他们就像孩子不懂世事一样不了解外国政治。当他们通过议会聚集起来讨论其他事情时，他们也就都成了孩子。”


    这封信是俾斯麦写给莫特利的，莫特利是他少年时的朋友。在他开始执政的前几个月，他就怀有这样一种态度。他一方面看不起这群他要与之共同奋斗的理想家，一方面又觉得这群人中还是存在一些有知识的人的。他觉得自己在有关欧洲的事情上比其他人都强。但由于他要和自己顾及体面的感觉不停地斗争，所以他觉得内心非常痛苦。以前倘若碰见看不顺眼的事，他肯定会毫无保留地回击，但现在他收敛了。以前他可以当面和对手争论，把演说台变成战场，这种事在他还是议员时是经常发生的，他当外交官时也可以在书信和报告中论战。但此后他不再这样了，他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和计划都隐藏起来，不让那些代表知道。因为要是不这样做，一旦消息泄露，被外国人知晓，他就不得不重新制订所有的计划。于是一旦他执掌大权，他就又变得独来独往了。


    他看到一张柏林的报纸后甚感讶异，上面刊登了一篇恭维他升官的文章：


    “他刚出来做事的时候，是个有适当政治知识的乡绅，他的见解和学问都没有比其他受过教育的人更好，1849年和1850年，他在议院的名声达到最高点。他把一些事情看得很淡，他的演说往往暴露出他是一个粗狂并且残暴的人。他有时候喜欢说一些俏皮话，但是常流于粗俗。这样的人怎么能发表政治观念呢？”一些民众确实有点儿看不起他，他在最后10年中为和平所做的重要事情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晓。他没有教士的性格特征，但是他的很多行为非常秘密。《边疆报》曾刊登弗莱塔格的撰文：“假如一个人跟议院的强大势力碰撞，哪怕这个人拥有更大的魄力，他还是会触礁沉没。我们可以给俾斯麦一年的时间，让他去这样做。”果然是诗人的预言，俾斯麦掌权的时间长达28年。


    此时他身边有个人经常觉得他神经有问题，因为这个人总是留心观察他。他的一个下属在几个星期以后写道：“俾斯麦患了不轻的神经病，有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对自己的行为的结果不太在意。比如，在给报馆发布训条时，他的思维非常活跃，犹如一匹奔腾的野马，以至于记录的人跟不上他口授的速度。由于他不注意休息，所以大部分柏林外交界的人都认为他的寿命不会太长。”


    现在俾斯麦会用很科学的方法平和而且迟缓地对所做的每一件事进行仔细考虑。主意定下来以后，他并不是立刻下令执行，而是从各方面进行分析和实验后才小心地进行。他之前给罗恩写过一封信，信中谈到如果他掌握了大权，大众肯定会说：“现在要给魔鬼还债了。”他决定不按照他的对头们的猜想行动，因为这些人认为他的举动将激烈而且糊涂。他刚上任就以取消1863年决算的方式同议院停战。他想从老自由党中选出几个人入阁，于是跟这些人进行了商讨。他提议的内容已经令这些人感到惊愕，但是他提议时的状态更令人震惊。有个议员看不上俾斯麦，但是俾斯麦没表现出惧怕，觉得他就是个君主党，而且没什么意识，反而跟他进行长谈，表现出很了解君主同时又对君主进行批评的样子，这个议员事后会对他的朋友怎么说呢？有个自由党议员叫厄特克，说他第一次见俾斯麦时，觉得他肯定是“一个深具奴性的贵族，一个不做事又喜欢玩乐的赌徒”。“没想到，几分钟后他就改变了我对他的印象，我发现他并不是这种人。……他长得很高大，走到门口非常客气地迎接我。握手时，我感觉他很有力气但是动作很轻柔。握手后，他把椅子顺手拉过来让我坐，面带微笑地说：‘好啊，原来是你，有失远迎，有失远迎。’然后他说，自从他强烈反对民众在街头大闹这件事后，时局改变了很多。他在法兰克福学到很多东西，他对《十字报》的咒骂并不少，而且他骂人的语句是我没有说过也没有听过的。”


    因为俾斯麦的很多对手都猜想他是个特没礼貌的人，因此他用客气的接待和开诚布公的态度来对付这种猜想。这个叫厄特克的人不是什么做小生意的，也不是小官吏，也不是那些常在乡村俱乐部对政治高谈阔论的俗人，而是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律师，是黑森的诸多领袖之一。俾斯麦的盛情款待让他觉得很欢喜，不是因为俾斯麦作为宰相来接待他，而是因为这个和气的宰相是一个普鲁士贵族少爷。在那个地主乡绅自大无礼的时代，俾斯麦能这样做是很难能可贵的。大家都认为俾斯麦还会用这种态度对待别人，没想到他并不是这样，他的行为举止都很自然。即使对头们在场，俾斯麦也会批评那些反对自己的党派做得太过，表示自己并不会因为被民众称为“大人”而变得古板，也不会成为只讲理想的贵族公子，他对人情世故很了解，与众不同，却是一个可以被当成典范的普鲁士官员。


    施勒策在俾斯麦掌握政权的初期有几次与其同饮，在这个时期他最为关注俾斯麦。施勒策这样写过：“俾斯麦总试着用自己的滑稽戏去吓唬君主和其他党派。任何人都能被他极好地敷衍，这很有意思。在兵役期限问题上，他正在试图让君主做出让步，他把自己提议的问题在上议院进行严重渲染以吓住他们。……他对待下议院议员们的方法有时很毒辣，有时又不是，不过他做这些都是为了让他的提议得到通过。他让德意志的各内阁都相信他新推行的加富尔主义连君主也阻挡不了。他到现在还是靠他天才一样的能力在人们心目中建立了自己伟大的形象，让他们称他为男子汉！”


    他到现在为止对人都非常客气，虽然他在尝试过程中尝到了很多苦处。他在掌握政权才一个星期的一次委员会议会中，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进行坦白。他在辩论时打开了装雪茄的烟盒，把一根橄榄树枝拿出来展示给对头们说：“这是我打算送给民众的党派的，以作为议和的纪念品，是我不久前从亚威农捡来的。不过我现在觉得还不适合这样做。”虽然他神情轻蔑，但是语调很客气，就好似从亚威农也带回了客气。但是一会儿，这个政治老手就换了语调，说报纸上批判他的内容（讲他通过宣战把人们的注意力分散了，导致人们对国内的动乱漠不关心）都是假的，他接着说：


    “在德意志境内发生的战乱我们是很难避免的，不过这不是我们的失误，德意志对普鲁士的自由主义置之不理，只关心自己势力的发展。因为南部德意志诸邦很想自由实行自己的自由主义，因此没有人想把普鲁士的地位交到他们手里！好机会已经往返过好几次了，所以普鲁士要把兵力汇集起来，为好机会做好准备。自打数次和维也纳签订条约以来，我们没有很好地划定边界，这对建立强健的政体非常不利。很多重大时局问题演说和多数议案都决定了（这本来是1848年与1849年的大错），它们只能靠铁血政策来解决。”


    说这句话时，俾斯麦正站在一张绿色的桌子旁边，在他面前是一二十个议员以及几个阁员，没有人激他说这话，从表面上看这个演说似乎是即兴发挥的，其实这是他早就准备好了的。尽管那个时候没有速记员记录这句话，可是当它传遍整个德意志，被报社及大众以“铁与血”的节奏发表并形成一种或真或假的恐怖氛围时，俾斯麦承认他说过这句话。


    可是对于这三个字的使用他却感觉后悔。他当内阁主席后第一次挥拳时的情况和14年前他当议员后第一次挥拳时的情况一样，拳头都落在了空气中。这两次挥拳都把包括朋友和对头在内的全部人得罪了。罗恩是他的朋友和知己，在他们一道归家的途中，罗恩也对他表示了责怪：“它本来是新鲜而且有芳香的题外话。”俾斯麦在面对一个议员就这件事情进行解说时曾说：“我旨在说明君主需要军队。我说的那些话只是对维也纳和慕尼黑提出警告，并不是说要大步推进德意志问题，也不是说要使用武力反对德意志诸邦。‘血’指的是‘军队’。现在我才领悟到这些字眼应该小心选用。”这句话是俾斯麦所说的话中最受人关注的，但是成为他战略上最后的错误。


    君主看到这些用词以后也感觉恐慌，在巴登时王后指责俾斯麦，王后过生日时，太子和太子妃也指责了他。这位宰相刚上任，就让君主非常担忧。一个星期前，这位新任宰相才对他誓言效忠，他也对王后做出承诺要严加约束这个人。波林雅克、路易十六与斯德拉福等诸王室成员听到这句话后都非常生气。俾斯麦说那句话的时候正好赶上王后的生日，所有庆贺生日的快乐都被弄得无影无踪。对于自己的演说会在巴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俾斯麦已有预感。他也能预料到君主心里在想什么，即使君主既没有给他发电报，也没有给他写信。他想象过几天威廉从巴登回来时，自己的耳朵里会装满怎样的一些警告和责备。因此俾斯麦开始采取手段应对君主，他秘密出行，事前也没告知君主和内阁，预备在君主回来之前就去半路上见一下威廉。


    温鲁是一个认识俾斯麦的自由党成员，俾斯麦在买车票的时候碰到了他。他们在同一节车厢，小心地讨论着时局问题。俾斯麦在车到朱特博时就借口探望亲戚下了车。然后他在一个还没有建好的车站里头坐着，“在黑暗当中，坐在一辆小车上”。他的周围是很多工人，还有其他不相干的人。他向一个驾驶员询问君主所坐的是哪趟火车，结果得到了粗暴的回答。对方不知道他是何种身份的时候，他就是个凡夫俗子。他一贯主张人们应该向他那个高贵的阶级致意，但又好像不要人们向他的官阶致意。那个人人都知道的“铁血政策”的主张者，那个被全世界谈论同时也指责的人，现在正在一辆被推翻的小车上坐等着君主到来。


    俾斯麦见到普鲁士君主的时候，他正独自坐在一列普通列车的单间里，灯光昏暗，看起来很沉闷。俾斯麦向君主提出对时局进行解说的请求，却被君主拦住，“这件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很明白。在奥本巴拉兹，就在我的窗下，他们会来砍你的头，再过一些日子，他们也会来砍我的头”。


    在君主身后，俾斯麦觉得好像闪烁着奥古斯塔的影子，他答道：“陛下，那再后来是什么呢？”


    “再后来，我们都死了！”


    “对啊，我们到那时都会死了！我们最终都要死，这样死难道不是最体面的吗？我应该为我的君主和领袖战斗而死。对上帝赐给您的权力，您愿以您的鲜血来祭奠吗？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当作赌注，为了上帝的恩赐，最后死在战场上和死在绞架上都是没有差别的！路易十六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是一个懦夫，他不是历史上出色的人物，君主您不必联想到他。查理一世为了自己的权力而战斗，败北走向绞架时不动声色，就死时显露出一股从容的王者之气，他永远是历史上高贵的人物，陛下不妨想一想他。陛下您除了奋斗已经无路可走了。即便是以您的生命去冒险，您也不能投降，必须坚决抗争！”


    “我越说，君主的精神越振奋，越感觉自己是一个军人，为了自己的王位还有国家下定决心奋战。……普鲁士军官若非为了自己，是不会对死亡感到恐惧的，他们会服从所有命令，并且拼命战斗，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模范。若是为自己斗争，因为对在他之上的人们和世界的指责感到畏惧，他反而会变得懦弱。他在巴登为自己的夫人庆祝生日时已经没有了信心，但是我几分钟的鼓动就使他恢复了自信，人也开始显露出高兴的表情。……还没有到达柏林，但是从君主如何接待迎接他的大臣和官吏就可以看出，他很有兴致和干劲。”


    事态的变化就好像上演了一出戏剧，让人感到惊讶。俾斯麦在30年后写了这件事，这件事也是他众多杰作中的一个。在这件事情中，俾斯麦只是试图让愤怒的君主改变立场，让君主支持一个他自己认为本不该说的演讲，他不是在逼迫君主主战，也不是在逼迫一个对头投降。俾斯麦良心不安地坐在那辆小车上，上任一星期的宰相无法向君主承认自己不该说“铁血”两字，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对头，他倒是可以认错。因此他鼓励自己努力劝说君主。最终俾斯麦激发了威廉的好战心，从而为以后的局势奠定了基础。


    俾斯麦天生的机警和擅长谋划成就了他所有的手段，这也是他内心深处的感觉。俾斯麦自最初几次决斗后便准备好了活到老战到老。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对牺牲生命感到过惧怕。这个宰相有非常真实的勇猛特性，君主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胆量的军人，他可以最真实地理解俾斯麦的勇气和胆量，这也成为俾斯麦激发君主最有效的武器。


    只要君主一显露出懦弱，俾斯麦就用这个好办法激励他。


    <h2>


    2、君臣之间</h2>


    俾斯麦曾说：“我跟亲王相处不融洽，对付这个人一定要采取细腻一点儿的方法。”威廉在那时已经做了摄政王，在俾斯麦成为宰相的前四年，君主更换，他也常常对格拉赫谈论各种觉得难做的地方。他对普鲁士来说合不合适是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施勒策既爱他，又恨他，不敢讲他是合适人选。君主是仅有的普鲁士人，能否将普鲁士交给他并允许他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呢？刚开始的时候必须笼络威廉，现在则要把威廉牢牢地拴在自己身边。俾斯麦和威廉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个男人在对付他所爱的一个女人，这个男人知道不能完全相信她对自己的爱情，如同一个建造者对付一个资本家，他想要制造新的机器的话还必须靠这个资本家给他提供资本。他们的性格差异很大，他们为了自制而不是权力在无声无息地相互争斗，这种争斗规模浩大而且没有尽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互为所需，各自有各自的责任和功劳。究竟谁的功劳大一点儿并没有定论。这个君主岁数较大而且才智平平，但是得让这个岁数比自己小的人来当宰相，还要在各种事情上做出让步，他天资聪颖，深具才学，而不仅是个出身贵族的公子。他作为政治家有魄力有谋划，但是得迁就这个遇事不果断的君主，作为读者，你想想谁更为难呢？就好像一个老人在骑马，老人不相信自己骑的马，马也常常对老人的羁勒表示不甘。


    他们两个人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都是谁有什么意见就直接提出来，但是常常事情还没有得出结论两个人就闹翻了，甚至想立刻就结束这种君臣关系，各走各的路。不过假如两个人都忍无可忍了（更多的时候是把它当作一种灵活的手段），为臣者就向君主请辞，君主就会因为害怕而退让。一般文字记述的都是些小争吵，他们俩有时也会愤怒大吵，局面僵持不下。


    君主和他都还没掌握大权的时候，俾斯麦还是个大使，他就知道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他现在都是用宏观一点儿的方法处理他跟君主讨论的国事。他对人情世故很了解，很擅长出入宫廷。他有时是个军人，但是因为担心君主害怕，所以他经常称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君主现在已经72岁了。虽然君主年纪很大了，但是常常发怒，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因为在气头上把公文揉成一团。俾斯麦经常在君主发怒后笑着观察被揉成一团的公文，心里觉得特别有趣，就像一个大画家看见画像上的褶皱会觉得更有意思。君主发脾气时要保持镇定，这个本领是俾斯麦最近才学会的。他了解现在的君主跟口是心非的腓特烈·威廉不一样，腓特烈·威廉会欺骗自己的大臣，而且会利用这个大臣去打压那个大臣，而现在的君主性格直爽，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并且毫无保留地相信他，所以他也不责怪君主。


    俾斯麦在刚开始处理国事的时候就知道君主是个怎样的人，因此也觉得君主不是小人，不会乘人之危。不过君主却在俾斯麦都已经在宰相一职上有了很多成绩之后才了解他，消除对他的很多偏见。他本来很不情愿跟俾斯麦共事，因为这个原因，开始那几年他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对他俩的君臣关系起了破坏之心。起初政客们都找亲信去求见君主，让他放弃任俾斯麦为宰相的想法。看着自己的人民对自己没有什么同情，老君主心里很难过。早前他不在乎有些人因为恨他叫他“霰弹亲王”，现在是自由的时代了，他又开始获得这种同情。俾斯麦当宰相四个月以后，有个是君主老朋友的军官致信君主说：“人民对陛下是忠诚的，可是他们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反而会紧紧地抓着……我请求上帝免掉一种可怕的误会造成的很多负面后果！”


    这些话让他怒从中来，反抗让他更加坚持己见。他像个少年一样生气地给这个军官写了一封信，在他觉得重要且需强调的句子旁边还加注了两三行的密圈。信中这样说道：“向来我都说因为我的人民信任我，所以对于我的人民我也是绝对相信的！那些希望借由我的手让人民对我失去信任、失去爱戴的低俗行为都应该受到斥责。……人人都知道有人想达到这个目的会不择手段的。……难道我没有让400万吗——我实在太不幸了！……一个人如此使用自己的权力，把决算削减这么多，等于什么国事都不用办，就把他锁在精神病院好了！我想问你，什么事都是政府让步，而议员们决不让步的规矩哪条宪法里提到了？”


    这封信是一个君主写给一个无官职的人的，我们相信他能写出这些愤怒的语句肯定是因为他的良心已经被严重扰乱了，虔诚的他同上帝争论正是为了他的宰相。


    每次发生紧急状况，俾斯麦都要跟上帝祷告，然后才把写给君主的信件寄出去。君主在耶稣诞辰的时候赠予他一根手杖，他做了个不是很美妙的比喻，管它叫“艾伦的棍子”。俾斯麦会把每个有待做决定的大计划都详细地跟威廉讨论，然后把决定权抢到自己这边，但是如果决策还没有定下来，俾斯麦也会先细细琢磨君主的心思。他在给罗恩的信中写道：“君主的心不在这一边。……君主是站在我的对立面的。”动员令到达罗恩手里之前，“一拖再拖，指不定君主的心思在复活节前那个星期天又转变了，所以明天一定要让他发布命令”。几年后他又说道：“我什么想法都没了，老这样跟君主争来争去的，我真是不想干下去了。”


    威廉和俾斯麦在开始的时候相互不喜欢对方。俾斯麦自认比君主能干，以至于常常自满，极不谦虚，他本来就是这种人。他年少时就爱对见到的那些人的身体情况还有气色进行细微观察，长大一些之后，为了让自己在各方面都比潜在的对手优秀，他开始研究起别人的学识。从威廉成为储君，然后成为一国之君，再到两人成为共商国是的君主和臣子，俾斯麦渐渐产生了两种感情，正是因为这样的感情，才让他对自己的处境多加忍耐。后来俾斯麦对君主的态度再次转变，开始一方面当他是封建制度的主人，另一方面当他是自己的父亲。俾斯麦在给自己新婚不久的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发誓对他的血统效忠。”现在俾斯麦每天都和威廉见面，看样子好像要成为保护君主的人，他所具有的封建制的忠诚精神也变得越来越广泛。并且一看到年老君主威严庄重的天子容颜，这种精神就会被进一步加深。俾斯麦晚年的时候会和君主谈论他们之间这种君主和臣子的关系就好像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父亲爱发脾气，又很执拗，儿子不要有怨言，要多担待退让。不过俾斯麦说到这些的时候应该不记得自己小时候其实对父亲并不是很敬重了。


    那些年间，他慢慢让君主接受自己所说的话，他自己也渐渐体恤忍让君主。这种感情在威廉过世以后变得更加强烈，跟他对威廉二世的憎恶截然相反，他说得越发感性，打算给后来的人们看。在前十几年出现过好几次危机，每当这时，俾斯麦都站在他心性顽固的君主这边，并有机会目睹威廉纵横战场和不惧暗杀时的勇猛姿态。


    王后对“战略方针”的批评是威廉唯一害怕的事情，俾斯麦很厌恶这种对政事进行干预的女人，最憎恶的就是这个“王后”，这种憎恶是从3月的一天跟奥古斯塔在波茨坦的仆人的大厅中谈话时引起的。虽然俾斯麦对王室很敬重，有的时候对女性还是很宽容的，也会说“女人也有女人自己的权利”，但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对王后的憎恶少一些。


    俾斯麦曾经把他和奥古斯塔之间的争斗称为“我这一生最恶的争战”。奥古斯塔不仅在枕边还在帐里跟君主评议俾斯麦，讲他怎样看不起自己，说了自己些什么坏话。她除了做这些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假如她能对俾斯麦提出异议，不管有什么政治观点或者意识理由，就算她败北了也是虽败犹荣；不过她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俾斯麦，只能讲讲这些空泛的人道主义。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害怕再有一个1848年，她心里觉得俾斯麦会对自己的丈夫造成负面影响。可是她不知道3月时发生的事不是俾斯麦的错误，而是她的。俾斯麦对她的计划置之不理，要把君位留给她的丈夫；她诬蔑俾斯麦动机不纯，不帮助他，也不愿意承认他在保护君主权力上的功劳。


    俾斯麦总觉得很多人要反对他，这是因为他生性多疑而且愤世嫉俗，不过在奥古斯塔这件事上，我们确实应该体恤他，因为奥古斯塔让他受了26年的苦。面对对手是一个女人而且是王后这个事实，他除了默默忍受以外也没有其他办法。不管何时，被王后的谗言（奥古斯塔常常在用餐时用带有目的性的信件刺激君主）蛊惑的君主的心思，俾斯麦一眼就能洞穿。刚开始的时候俾斯麦如果向君主询问事情是不是王后主导的，回答只有一个，“君主会讲一句很严厉的加以否认的话。他哪怕真受了蛊惑也是不会承认的”。


    俾斯麦会用很多很奇怪的恭维话来促使君主反对王后。1865年，他们在加斯泰因商讨奥地利条约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俾斯麦提出的方针。于是君主告知俾斯麦他刚刚把这件事秘密讲给了王后。回到家以后，面对君主应对国家大事的这种方法，俾斯麦失去了信心，他知道君主会这样做，以后也肯定会破坏他的计划。他坐下来亲笔写了一封要求信（因为对这种需要谨慎的事情他不放心让别人做），这封信比较长，里面是这样写的：


    “如果陛下觉得要特别谨慎地办这种国家大事，那么我想提及适才陛下对我所说的话，如果有冒犯您的地方，恳请饶恕。……王后陛下会严守您讲给她的秘密这一点，陛下相信，我也相信，可是因为对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过于相信，很多信息会从科布伦茨传到维多利亚王后或者太子及太子妃耳朵里，或传到魏玛、巴登，我保守的秘密就会被众人知道。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足以因为这一件事就对我们永远失去信任，最后把整个局面都毁掉。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得不和奥地利交战。


    “如果一定要宣战的话，也不是由隐藏的不轨之心决定的，奥地利也不会把最后可以承认的权力给陛下，而是应该取决于事情原本的情况以及君主的责任。我会因为陛下出于后者的原因宣战而感到有所不一样并且觉得自由。我恳请陛下相信我这样想是为了帮助陛下的事业和陛下高贵的人格。可能是我多虑了，即便如此，倘若陛下真的觉得我的思虑无关紧要，那么我想陛下的心可能是受到了上帝的指引，但是我是不会就此忽视我的职责所在的。我恳请陛下允许我发一封电报，让信差传回萨尔茨堡，以让我的良心得到安慰。要传他回来的话只需用有重要的内阁公事做借口就行。明天早上可以用另外的信差，或者用追回来的那个信差。……陛下一直对人宽容，这一点我深深地知道，我也深信如果陛下不认同我的提议，您也会赦免我。为了尽责，更为了陛下您高贵的人格，我才如此忠心虔诚地为君主谋划。”


    50年前，一个政治家觉得给君主写这么一封信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政治家，那么这个君主就只能是历史上无足轻重的一个人。读这封信时我们不禁想象，一个搞政治的人要不就是求君主宽恕，要不就是求富贵荣华吗？因为当时加斯泰因发生了一些事，这封信的作者想得到比较满意的答复，因此思虑了很长时间。在经过许久的奋斗之后，君主最终同意了他的提议。这么多的国事都跟上帝、责任、良心、国事的需要没有关系。他就是一个擅长下棋的人，几步让人费解的棋就把他的对头逼入绝地并且要把其吃掉。他的主人正在和他讨论条款中几个最难解决的问题，这样与君主争来争去让他觉得非常疲惫，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泄露了，所以他的计划看来也将被摧毁。他想象自己的计划怎样借助闲言在国家之间传来传去。如果奥古斯塔告知维多利亚王妃（太子妃）这个秘密，王妃在英国的母亲（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就会知道这个消息，女王就可以给德累斯顿或维也纳写信，利用外交和仇敌将整个计划毁掉。我们不能因为俾斯麦愈发看不起君主而责备他，他还是一个君主党反而让我们觉得讶异。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亲贵帮助俾斯麦。腓特烈受自己的夫人（他的知识没有夫人多）的压制，她经常对君主的谨慎加以反对。很多很好的英国观念都是他引进普鲁士的，但是他自己缺乏和国人争斗并使他们接受这些观念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俾斯麦颁布法令对新闻自由加以限制以后，他表现得特别凶狠，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发威。那个时候太子和太子妃出巡到达但泽，公众非常欢迎他们。在市政厅的欢迎会上，腓特烈壮胆说：“我到这里时政府和人民之间不和，我觉得很惊讶。因此我不明白现在的法律，之前对这种事情也是闻所未闻。”


    君主看到腓特烈的演说（普鲁士各报都有刊登）后非常生气，不是因为太子做了回民主党演说家，而是因为太子是军人，接受过纪律约束，发表这种演说意味着陆军服从命令的基础已经面临质疑。10年前他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他很好地克制住了自己的愤怒。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时同样是对命令只服从不反抗，他更加生气的是太子竟然当着这么多人发表异议。俾斯麦是干什么的！宰相很轻易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君主重罚太子。俾斯麦知道君主有权力把太子叫回来，或把他贬黜，或在炮台软禁他，以示惩罚。可是俾斯麦反倒让君主赦免太子，难道他想讨好太子？不是这样的！俾斯麦可能有这种想法，觉得要是让太子获罪，可能倒让他得了一份荣誉！由于君主很喜欢引用《圣经》中的典故，于是俾斯麦就跟他说：“您要谨慎地对待这个少年。您正在气头上，但是应该从国家大事出发，不要轻易做决定。如果少年弗里兹和自己的父亲有争执，儿子往往会得到更多人的同情。我自己觉得，人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包括太子在内。”君主和太子之间的矛盾就这样被他这些谨慎的言语消除了。


    腓特烈现在最恨的人非俾斯麦莫属，他经常斥责俾斯麦反对民主党的政策的言论，因为他对俾斯麦总是毫无保留地抗议，所以他也不愿意再去听内阁里的不同声音。一些日子以后，当他们再次见面时，俾斯麦向腓特烈询问他这么久不入内阁的原因，因为他觉得内阁过些时日就会属于太子，太子来发表一些看法对这个过渡有益。


    这句话让太子非常震惊，俾斯麦说：“太子觉得（我认为是如此）我是想铺好路以让自己过渡为他的臣子。他说话时显露出来的骄傲，我好几年都忘不了。当时他微向后倾着自己的脖子，脸从左边斜着看我，涨得通红（俾斯麦在30年后提及这事）。我联想到阿尔巴和卡罗斯，努力平息自己的愤怒，跟他说我指的是朝代的过渡……我从来不想哪天成为他的臣子，也盼着他不要有这个幻想。他虽然易怒，但是也很快就平息了。他倒也很平和地说了最后那几句话。”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这两个带着佩刀穿着军装的人站在一间大厅里，里面阴冷，俾斯麦感觉被人重重地羞辱了一番，他的傲骨遭到了践踏！无论任何人都不曾这般对他表示轻蔑。他异常愤怒，有那么一瞬间甚至想挥起佩刀，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将羞辱慢慢自我消化。他猜想着对头在想些什么，逼迫自己以卑微的语气表示：“这种想法在任何时候我都不曾有过。”


    <h2>


    3、持不同政见者</h2>


    除去一部分因为血统关系而反对俾斯麦的对手，许多人是因为志向和性格等方面的原因与他不和，此外，理念的不同也使很多人成了俾斯麦的对手。俾斯麦正是根据这三种不同原因而将这些敌人划分为一、二、三等仇人的。


    只有罗恩一个人是与他完全和谐的，除此之外，不论是阁臣、军长，还是其他出入宫廷的人，抑或是各党派的领袖都难以取得俾斯麦的完全信任。在俾斯麦的眼里，《十字报》和路德维希·格拉赫都过于偏激，而在自由党看来，俾斯麦才更易走极端。唯有面对罗恩一人，俾斯麦才会流露出大丈夫应有的宽容与友情，不为某些相左的意见所干扰。曾经有一次，他极不情愿地批准了罗恩长达六个月的假期，他说：“假如失去了你的政治法权的辅佐，我将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因为我们两个相处的时间是最长的。”


    俾斯麦曾经找到乔特尔来帮助自己。乔特尔是一位音乐家，同时也与乔安娜交好，因此俾斯麦非常信任他。出乎意料的是，仅仅几个星期的时间，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乔特尔曾经通过书信来劝诫俾斯麦，他认为在丹麦问题上，俾斯麦务必要争取舆论的支持。此外，他还强调，假如俾斯麦与他政见不合，他宁愿保持二人之间的友情，回去做一位音乐家。俾斯麦收到信的第二天就召见乔特尔，“轻声细语，显然是受到了很大触动”地问道：“麻烦你告诉我写这样一封信的理由，假如你妄想能够不动声色地改变我的决定，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对你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你对我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在很早的时候就知晓我的为人，难道你以为我会像一个小军官一般性情急躁、粗心大意地办这样的大事？难道你不知道在上帝面前我要对我的行为负责吗？对此，我实在难以忍受，只要一想到就会连续失眠、辗转难安。你的辞职毫无原因可查……我要你切身体会你给我带来的伤心和愤怒！”乔特尔当即请求俾斯麦的原谅，表示要收回自己的信。俾斯麦说：“如此一来，我们之间冰释前嫌，再没有任何芥蒂。……如果你再与我意见相左，不要写信，要与我当面商讨……”


    俾斯麦就是这般孤立无助，这个与他已有15年的交情、与他夫人相识远不止15年的朋友，如今却成了俾斯麦的下属，要毕恭毕敬地呈上他的奏折。他对事物的见解与普通观念一致，使俾斯麦这位政治家寝食难安。然而，面对媒体的批驳他并不为所动，他愤恨地想：“布鲁图，连你也与我对抗！”尽管这件事最终被遮掩，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如同破镜难圆一般不复以往。对俾斯麦来说，乔特尔只是一个才干卓越的帮手，是一个擅长音乐的人，他无法做到像施勒策那样赢得自己的尊敬。


    对俾斯麦而言，外交部内所有成员的反对实在是一件“不必烦心”的小事。他会在一个新的区域通过自卫的办法来应对驻扎国外的使臣对自己的反对。派驻佛罗伦萨的使臣乌泽多姆以及出使巴黎的戈尔茨为了成功当上外交总长，曾直接给君主写信，毁谤外交总长的政策、命令。然而，对自己的外交总长深信不疑的君主却将这些信件直接交给了俾斯麦，由他自己答复。这在腓特烈·威廉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俾斯麦曾经也做过类似的事情，给君主和格拉赫写私人信件弹劾自己的领导，但如今他身在相位，绝不容许历史重演。这位带着特有自信的天才人物，坚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道德的基础，而戈尔茨与乌泽多姆的行径是不能与他之前的行为相提并论的，他绝不允许类似的事情发生。戈尔茨伯爵原本是被他派驻巴黎的。俾斯麦给戈尔茨写了一封可以作为同类信中的独特范本的信函，在这封信里，公事与私人的问候相互交融，天衣无缝。他这样写道：


    “不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反对总长的命令和政策，不过你的报告并不是习惯意义上的报告，而更类似于总长的奏折，来劝诫君主采取一种反对的政策。……这样相左的政见除了耽误正事之外，毫无用处。因为，这样的矛盾只会导致决策者更加优柔寡断。在我眼里，无论什么样的政策都要胜过多变的政策。……我很重视你的政治意见。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愚蠢透顶。我已经为接受你的指责——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做好了准备！让我告诉你，最后的两个星期，我所努力做的事情正是你报告中的提议，你听好了，你将会被我的爱国精神与见解所折服！


    “不过既然你已经毫无保留地宣布你想反对当前的政策，你说，如果你能做得到反其道而行之，我又怎么可能放心地将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告诉你呢？……假如要保证国家的利益不受侵害，那么我作为一位外交部长，就要绝对地开诚布公，即使是我的政令的最后一个字，都要对派驻巴黎的使臣交代得清清楚楚。我要扫除与其他阁臣、参政之间的所有障碍，包括那些活动于暗处以及与两院、报馆、外国宫廷的障碍。绝对不可以因为阁臣与使臣的争斗，通过一宗诬陷我管辖范围内的机构的纲纪而增加障碍。……今晚正是圣诞夜，下属都已经告假离开。我很少写如此长的信函，不管是给谁的信，都没有超过这封信的四分之一长的。而今天，我之所以写这么长，是因为我对是否应该用你在报告中所用的疏远冷漠的腔调给你写公事信踌躇不决……假如你要推翻内阁，你不能以你现在的地位推翻，你必定要成为反对党的领导者，在这里和报章内推翻。既然你已经决定要推翻这一切，望你以你自己的格言作为指导。当爱国主义与朋友交情难以两全时，务必以爱国主义为重。我会让你相信，我的爱国主义是坚定而纯粹的，虽然朋友交情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仍然可以是很好的。”


    这样的一封信足以使写信人偃旗息鼓！俾斯麦尽管真的动怒了，却仍然通过高明的手段，以敬辞与恐吓的完美结合，使这封信威力倍增，同时也明确表露了他作为朋友的伤心。虽然他的恐吓并不是非常明显，但足以警告戈尔茨，倘若戈尔茨真的企图推翻他，恐怕从今往后将要麻烦不断。俾斯麦知道君主喜欢戈尔茨，因此才用官话来拒绝他。在“糖衣炮弹”的围攻之下，戈尔茨误认为他的长官对他赞誉有加。这位使臣向来喜欢他人的恭维，因此这种方法能投其所好，使他满心欢喜。尽管我们只引用了其中的四分之一，但是仍然可以看出，这封信颇具美学艺术，假如再仔细地观察揣摩，就会发现我们好像在仔细察看一座古代石像。不得不说，仅仅是这样一封信函，就足以表现出俾斯麦卓越的外交才能。


    曾经有人通过辞职来挑战这位犀利的长官，这个人就是什列斯维希的总督，他不仅是君主的朋友，也与俾斯麦交情颇深，因为难以忍受外交部对琐事的干预，他愤而辞职。俾斯麦在回信中写道：“我非常愿意批准你的辞职请求，并将其呈给君主，但是请你注意一点，如果君主任命你当外交总长，而我是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我提前声明，我一定会严谨奉行你的政令。……并且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事情使部里感到为难的事情。……如果是我面对这种情况，经常说自己殚精竭虑，或许我早就应该隐退了，虽然赢得了表面上的安闲，但是由于听令于君主和为国效忠而获得的心安理得都丧失殆尽了。……因此，我希望你知道，我的这封信是在与你进行友好而秘密的交流，当然，我原本是更希望与你当面交流的。”


    这样的俾斯麦还是一位主张“铁血政策”的宰相吗？这就是循循善诱的俾斯麦。


    不过，对待他的敌人——自由党时，俾斯麦的态度却大相径庭，有时他会对他们说些轻视的话，有时又会说些挖苦的话。与19世纪的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俾斯麦认为他自己的立场是公道而合法的。当他想要背离宪法从而使陆军获利时，就开始对宪法重新做出解释。他特意做了各种毫无意义的细致入微的区别。私下里，俾斯麦一定也觉得很可笑。曾经有一件事，因为涉及宪法中相互矛盾的三项内容，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在其中找到漏洞。1848年，俾斯麦怀着愤怒的心情目睹专制国家被推翻，如今它又被重建。在议会上，俾斯麦坦白道：“国家机器不可能停止运作，法律的冲突最终会演变为权力的争斗，不管是谁，只要他掌握了政权，那么他就可以随心所欲。”


    换言之，俾斯麦的意思就是“强权胜于公理”——在面对疑难问题时，俾斯麦对这句话是深信不疑的，但是聪明如他，自然不会让这句话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他在为自己狡辩时称：“我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除此之外，我什么事都没有做。”


    这是干脆而大胆的一步，它使俾斯麦身临峭壁，毫无退路。随后，他马上为上院通过了毫无更改可能的预算，并在下院宣称这个议案不合宪法时直接站了出来，要求议员在下午3点的时候到宫里来。俾斯麦在宫里宣布，君主已经做出实施改革的决定，因此议会被解散。消息一出，普鲁士媒体一片哗然。有人要求对宰相的权力加以限制，而保守党则希望罢免俾斯麦的职务。柏林人戏称，议会被解散后，剩余的少得可怜的11个人真可以被装在一辆街车里头。


    不仅如此，俾斯麦在六个月之后的会议上采取了更加毒辣的手段，一时间，报馆的声讨与演讲的矛盾更加激烈。路西亚在一段文章里是如此形容俾斯麦的：“他的大胡子是棕褐色的，正如他头上的几绺短发一般。站在阁臣的桌子旁，他形容威武，身材魁梧，愈发显得精力充沛。即使在闲暇时，他的态度、举止及言辞也都流露出挑战的意味。他的右手放在裤袋里，这样的情形使我联想起在学生们奋战时那些性格急躁的见证人。”他的言谈举止时时刻刻都带有挑战的意味。现在，他话讲得比第一个星期——也就是他还未在利用议会还是反对议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做出任何选择的时候——更加流利。施勒策也曾经这样描写：“在那个时候（第一个星期），他讲话时还略微口吃，没有两句话是连贯流利的，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一个人需要同时骑两匹马！”


    但是现在，俾斯麦意气风发地宣告：“政府可以自主决定宣战，议院没有权力做出任何决定。”他曾在1月27日说过：“普鲁士国（四年前的这个日子，普鲁士国的一位储君出生，这是一个吸引注意力的巧合）并没有奉行它的使命，并不打算只作为议院的装饰品而行事。”俾斯麦所说的储君指的是君主的长孙，即后来的威廉二世。


    若干年后，俾斯麦表示，在议院中与他对抗的那些人，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无法超越他。这句话的凭据要在此后的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去寻找——正如回眸过去50年的历史，一切皆成云烟。从前欧洲所致力建立的功业不过就是“以君主为元首的共和制”，即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在欧洲战事前后，在各国发生的诸多事情，大部分都被普鲁士的少年进步党的计划所记载。正像俾斯麦写给莫特利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进步党与他们的同盟，也就是最早的社会民主党“空有才干，缺乏从事外交的本领”。昨天自由党还受制于一个专制君主，而且专制和知识的增长是分道扬镳的，因此在一开始缺少历练是必然的。自由党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才能卓越，但是并不是实干家，并且创造性不足。因此，这些理想家习惯于闭门造车。而现在一位真正的实干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拥有更加深邃的眼光，可以对现在进行细致的观察，同时可以运用以往的策略来应对当前的一切。


    在进步党中，菲尔绍最为出色，他在持人道主义的中下层社会中成长，外表文弱，仅仅比俾斯麦年轻几岁。菲尔绍勤奋好学，少有大志，比俾斯麦更甚，与俾斯麦一般，精于分析问题。但是，通过对比30岁的菲尔绍写的信与俾斯麦在相同年龄时所写的问题大致相同的信件，不难发现，这位少年即名声大振的大博士、颇具盛名的科学研究家却落后于那位懒散虚无、无所事事的贵族公子。菲尔绍的思想空洞而泛滥，多有妄想，颇为鲁莽；俾斯麦的思想却无一不是历经细致的思索而获得的。菲尔绍不止一次对他的父亲形容，他有一种感觉，却将其隐藏颇深——由此可见，菲尔绍所渴求的唯有感觉而已。而他自以为的强烈的感觉以及那些无法付诸实践的观念，却连续地被外部力量扫荡一空，被潮流冲击而去。“作为一个科学家，我当然从属于共和党，只有在共和制度的国家里，按自然规律和人性的要求做事才有实施的可能性。”少年时代的俾斯麦所写的信却是言之有物，且经过慎重的鉴别的，在他的信中时常流露出一种傲慢的意味，他的文笔也带有很深的感触。菲尔绍的信件惯用口语，鉴于他的官职，他承诺不在政治上制造事端，这就好像在1849年3月，俾斯麦剃去胡须，改变装束一样的合情合理。他们二人在30岁时都半路出家成了政治家，那时的俾斯麦只是一个二等的地主，但菲尔绍已经成为一个病理解剖学的巨擘，更何况，在少年时，菲尔绍就因为发表多篇有影响的社会评论而声名鹊起。但是此后的15年内，俾斯麦从国家内部状况入手潜心钻研政治，菲尔绍则致力于纤维病理学的研究。于是，一个对欧洲国情相当了解的人打败了空有政治天赋的人，其实说起来不足为怪。


    俾斯麦和菲尔绍经常在议会里争辩不休，彼此都认为对方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某些毫无关联的事情，两位天才竭尽全力地对自己与国人进行糟践，这种行为真令人难以理解。


    俾斯麦认为：“一个略微知晓解剖学的人，正在听众面前口若悬河地发表演讲。在政治上，他同情之前发表演说的那个成员，在私下也与其交好。但是对于解剖学，那位议员比他知晓得更多。在听众面前，这位言辞不如方才那位议员的演说家能够自信地说出几句与解剖学有关的话。而作为解剖学方面专家的议员，自然能够发现这个演说家的破绽，但是他是不是只有在面对那些同样对解剖学深有研究的听众时对这些破绽进行批驳，才能将其驳倒？”


    菲尔绍则说：“但愿欧洲的许多外交家都极为看重的高贵地位被宰相获得，就像我在我所研究的专业中所获得的成绩与荣誉一样。他的政令缺乏固定的规范，也有人指责他实际上毫无政策……在民族政治方面，他可谓是一无所知。”


    俾斯麦讥笑道：“我对这位议员在他所擅长的领域中获得的成绩表示认可，在此方面，我的确无法与其匹敌。但是当这位议员背离自己的专业，在缺乏任何历练的情况下对我的领域进行侵犯时，我就会让他知道，就政治而言，我并不看重他的观点。诸位，我在想假如一定要让我说出口的话，那么我只好承认，我的政治知识要远胜于他，这并非是我自夸。这位议员曾批评我对民族政治一无所知，那么我就去掉‘民族’二字，反过来评断他根本不懂政治为何物。在我眼里，这位议员对政治知识是一窍不通的。”


    用化妆间里戏子的争吵来形容这两人的唇枪舌剑再合适不过，他们两个各夸各的重要性和受欢迎程度。难道还有其他的事情比俾斯麦与菲尔绍的争吵更让人感到他俩的小肚鸡肠和斤斤计较吗？菲尔绍曾经对他人说过，在他看来，宰相的话是缺乏可信度的，俾斯麦知道后大发雷霆，一定要与菲尔绍决斗，但菲尔绍写信拒绝了决斗。这时的俾斯麦已年届半百，这次的主动挑战是他少年时期血气方刚的最后一次再现。


    在俾斯麦大权在握、做事得心应手之际，他所建立的功业就更加为人称颂。西姆松曾经赞颂俾斯麦说：“这种政策是一首诗歌，是一个并非诗人的人突获灵感所作的诗歌。俾斯麦就像一个在绳索上跳跃奔逐的人，不会从绳索上跌落正是他备受赞誉的原因。而对所有跳绳索的人都给予这样的赞美，将难以符合每个人的雅好。”俾斯麦则骄傲地表示：“雅好和正当这两个问题，我大可不必对其进行讨论。”


    这就是他用来对付他的对手的常用手段和方法，但是当他运用国家这个利器的时候，就能充分显示出他的丰富阅历，一些势力的因素是可以被用来解决某些国家大事的。实际上正是由于俾斯麦不想，或者说不再去想25年前所希求的皮尔或奥康尼的地位，现在的他认为运用独裁制的可能就是冲突的最好结果。他的自信以及他把持朝政的方式，实际上都体现了一个专制者的属性。因此，他反而觉得在那冲突不断的四年里做事要比在几十年的立宪政府里做起事来更加得心应手。只要与人民权利有关的事情，他都毫无顾忌，正如从前猎熊一样，他似乎不知道危险为何物。他时常暗自庆幸在“这样沉闷的如同普鲁士一般的国家中”还能有这样冒险的事情存在。


    现在是参政们的仇人报仇的时候了，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用人上如此劳心的政府元首。不管何人，俾斯麦只要认为其思路不够规矩，都难逃被罢免的命运。那些在司法领域和行政领域有或者是被怀疑为有自由观点的人在他到任之初就立即被清除了，仅仅在最开始的四年里，被免职的官吏就达1000多名。下一步则轮到替那些被免职的官员求情的进步党的议员头上，连乡团的自由党军官也难逃被罢免的厄运。市长、市政厅的参议员、彩票员、银行的办事人员以及公用的种痘人的薪水都被扣除了二分之一。司法领域的官员也在此列，有的被惩罚，有的被扣减薪水，有的则被取消了养老金。


    而报界则成了他集中火力、全力应付的最后一个目标。俾斯麦通过借鉴俄国的律法，颁布了比拿破仑的政策还要残酷的报馆条律。曾有一家报馆仅仅因为刊登了一篇抨击政府的文章，就被俾斯麦一怒之下列出种种罪状，责令永远禁止出版，而实际上，这家报馆本只需受到停版几天的处罚。俾斯麦的这些行为，都打着所谓的道德的幌子，并且援引一些宪法条文作为依据，以至于“近几年来因为党派或感情的深入人心且并非出自于自然的激动心境，将让位于安静平和与较为和谐的心境”。俾斯麦往往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出于上帝的教化和道德的感召，从而获得了君主对他的行为的公道性的认可，这是他最后的一招。而且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让乔安娜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满意，因为乔安娜的母亲还健在，这位老太太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并未改变，俾斯麦没有忘记这位老太太对写给她的女儿的信中所表达的对匈牙利革命的看法，也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给她的回复。但是，他自己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借口来宽慰自己的良心，对这些人，他怀着蔑视的态度，只要他掌握政权，用武力驯服他们，这就足以让他感到满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俾斯麦是一个德意志人，因为，相对于自由来说，他更热衷于权势。


    <h2>


    4、奥地利受挫</h2>


    虽然普鲁士国内的激烈冲突使整个德意志都欢喜异常，但是这种冲突也日益巩固着普鲁士政府的权力。让议员对预算进行批驳是一些反动派的小邦的主要做法。在萨克森，博斯特任由百姓庆祝民族之战，并且任由年少的特赖奇克发表激烈的演讲去鼓吹德意志自由主义，来使他在柏林的同事感到愤怒；维也纳则格外开心；西摩林对一个立宪计划进行赞助；勒克堡发现了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办法；一个之前当过革命党的“平民”受到了绞刑，因为他实施了一个为自由与正统主义而制订的计划，而正是这个计划可以使奥地利与德意志迅速握手言欢。


    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而俄国与普鲁士正在订立同盟，这对正在革命中的波兰人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在1863年的春天，波兰之所以可以成功地反对俄国，一方面是因为戈尔恰科夫在俄国的首都争取到了一批亲波兰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民族自由的旗帜下，那些顺应西方自由趋势的使徒，将他们反对俄国的真实意图掩盖了。由于法兰西的妇女都痴迷于肖邦那震颤人心而令人沉醉的爱情音乐，甚至连拿破仑三世也对自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随即事态变得紧张，就像1854年那样，甚至还有下最后通牒的消息。也许最后的决定权就掌握在普鲁士的手中。这个时候的俾斯麦又有哪些行动呢？此时的他果断地与俄国皇帝签订了陆军条约，希望把握住机会，将沙皇紧紧地抓牢。


    英国派驻的使臣郑重表态：“欧洲绝对不会给普鲁士帮助俄国的机会。”


    而俾斯麦则一脸平静地发问：“欧洲是谁？”


    “各个大邦。”


    俾斯麦继续说道：“难道各个大邦还会联合吗？”英国大使沉默了！俾斯麦耗时12年才想出当前这种在三次重大的危机中会导致相同或相似的联合的局势。俾斯麦会在晚上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对他所写的100多篇提要、报告和书信进行仔细的斟酌，从而判断这种局势会出现的各种可能。现在的他正如一个象棋手一般，伶俐、干脆、自信地布局，掌控全局。


    在议会中，自由党大声呼喊：“俄国宣战，我国四五千万平方英里的面积难以逃脱战事摧残，而我国政府对此不管不顾……因为这样一种政策而使国人流血，这是多么罕见的情况！……我们被牵连到了以人为猎物的惨事当中，这种牵累多么无辜，这会被全欧洲所厌恶！”一旦特韦斯腾、沃尔德克和菲尔绍等发表这类演说，俾斯麦就会彬彬有礼地问：“一个独立的波兰肯将但泽与杜伦让与它的邻国普鲁士吗……将国家利益让与别国而不顾，这是一种德意志所独有的政治上的恶疾。”


    这两件事因为这两句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就外交方面而言，俾斯麦是正确的。他的目的主要是亲近俄国，反对波兰则是次要。一个中兴的波兰与俄国以及法国组成联盟来攻打普鲁士是极其可能的。但是如果普鲁士给予俄国一定的帮助，不让俄国因为波兰而担忧，那么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交战时，亚历山大就不会选择帮助奥地利。俾斯麦仅仅以签一个字引起波兰商人仇恨的极小的代价收获了俄国的友谊，而非付出一场残酷的战争的代价，或者是发生任何流血事件的代价。俾斯麦曾接到过两封宣布他死刑的信，一封来自华沙，装在黑白带子捆着的盒子里，另一封则来自巴塞罗那，信上写道：“革命宣传委员会已经传召你到堂接受审判。委员们经过表决，一致同意定你死罪，并于下月第一个星期内执行。”


    俾斯麦颇具武士精神，最好的体现就是他从来不会畏惧。正是这种勇往直前、孤身一人、坚定不移地向着目标进发的精神，使他对一切障碍和阻挠，不论是两院的恐吓、君主的怀疑、王后的反对、朝廷的恶意攻击，还是大使的阴谋、外国革命党给他定的死罪，抑或是不久之后发生的狂妄理想派的手枪事件都置之不理。即使他的根基尚未牢固，做的事都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胆识也是德意志文官和诸多有胆量的人的楷模。自他之后，许多领袖及诸王侯之所以悄无声息，皆因缺乏这种胆量。


    维也纳善用阴谋，波茨坦则讲究胆量，目前，维也纳人更倾向于虚张声势的威胁，当日耳曼兄弟雷霆震怒时，奥地利的大臣却决定付之一笑。当他们知悉俾斯麦的计划时，他们已经开始微笑了。俾斯麦上任伊始就曾对克罗来伊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或者更好或者更坏，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更愿意两国交好，不过假如贵国的内阁并无迁就我们的意思，我们只能另做考量，并为之做好准备。……或者废除所谓的反对普鲁士的政策，或者废除一条名义上的条约。请相信我们更愿意为你们提供保护。当然若是你们对我们视而不见，忽视我们的想法与期待，那么我们将会用事实使你们明白，你们的选择有多么愚蠢和错误。”这是自腓特烈少年时代以来，第一个用这样的语气和态度对奥地利大使说这样的话的普鲁士人。即便如此，克罗来伊骨子里还是对这位“铁血宰相”极为赞赏，而且作为匈牙利人，他没有任何必要进行无谓的争吵，于是他很绅士地反问俾斯麦：“我们在哪里得到赔偿？”


    俾斯麦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答复：“将重心转移到布达佩斯是最好的办法。”这句极为聪明的话堵住了这位伯爵的嘴，实际上作为匈牙利人，克罗来伊虽然不好用自己的嘴说出来，但心中必然存着这种想法。不久，对另一位维也纳的使臣，俾斯麦则强调：“兄弟们‘自相残杀’这个字眼我是绝对反对用的，我所承认的唯一政策是一种不调解的政策，拳脚相向，拼命打击。”这种话传到维也纳产生的效果，就是维也纳的大臣们都微笑着认为俾斯麦得了很重的精神病。


    对德意志联盟的形式进行更换就是奥地利的策略。以奥地利为正主席，普鲁士为副主席，设立五个总理，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一个没有权力的、由德意志诸议院选派代表的代表议会。当俾斯麦用退席相威胁时，奥地利毫无优势可言。现在奥地利提议宣召所有王侯，在法兰克福召开议会，从而使他们自我感觉威风八面、高人一等。弗兰茨·约瑟夫在突然拜访威廉时曾说：“一切都将由我们这些上帝恩赐的王侯来商讨决定。”他提出成立帝国议院，不仅有王侯的议院，还有人民的议院。奥地利皇帝邀请普鲁士王与他同赴即将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王侯议会，其他王侯都应邀赴约，威廉老王也深有此意，这使弗兰茨·约瑟夫非常高兴。


    可惜俾斯麦这位深受普鲁士王痛恨的宰相常伴威廉老王身旁，哪怕是在奥地利的山中。俾斯麦在晚年时回忆：“1863年的8月2日，我正在加斯泰因。那时我正坐在一棵有长尾白头翁鸟巢的松树下，拿着一块表，计算着这两只白头翁在一分钟内会捉几次虫子给小鸟吃。正当我冥思苦想这种鸟的用处时，突然看见威廉正独坐在山溪对面的板凳上。”他回家后就看到君主的来信，让他去就奥帝来访一事进行商讨。“这实在是太迟了，如果我在研究那些自然景物上少浪费些时间，能够早些看见君主，那么奥帝的提议给他的印象自然会有不同。


    “第一，他从未见过这样突然的毫无礼貌的邀请。不过威廉老王之所以觉得很高兴，大概是因为奥帝的提议意味着诸王侯的一致赞同……我也曾被伊丽莎白皇后逼迫去法兰克福，但我回答说：‘如果君主决定要去，我自当同行，替他分忧，但是这就意味着我将不再回来担任宰相。’这位对前途毫无信心的王后，见此不再劝君主与我对立，我费尽心力才成功地劝说君主不去法兰克福。到达巴登之时，我还认为君主已经同意了我的见解，未曾想到，萨克森王在我们刚到巴登之时，就以所有王侯的名义再次对君主发出邀请。我的君主多次提及，有30多位在位的王侯邀请，同时信差又是一位国王，这让他觉得无法推托……我绞尽脑汁，急得大汗淋漓才劝住我的君主。君主躺在榻上，不由得涕泗横流。我使出浑身解数才使君主拒绝了萨克森王的邀请，此时我已经精疲力竭，恍惚中几乎站不住身子。我走出君主的屋子，身形摇晃、步伐紊乱，精神状态非常差。当我从外面开门时，竟弄断了门把手！”俾斯麦将这封信交人送走之时，为了释放自己，故意摔碎了一个盛有玻璃盅的盘子。

 第四章 执政

    “尽管俾斯麦并非对全人类有益，不过对德意志来说，的确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德意志来说，俾斯麦就如同一副对一个近视者再合适不过的眼镜，近视的人拥有这样的眼镜的确是种幸运，但是不幸的是，他只能一直戴着这副眼镜。”


    ——布兰德斯


    <h2>


    1、帝国议会</h2>


    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开幕之后，俾斯麦向各位议员发出请柬，这使得一些人民代表颇为激动。请柬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在此帝国议会召开之际，从4月24日起，俾斯麦伯爵将于每星期六晚9点钟，在寒舍恭候某某议员光临。”


    对于这样的方式，有一些议员很喜欢，但反对者亦有之。西姆松说：“为了保证这次会见的庄严性，我们必须穿上晚礼服。”但事实上，俾斯麦既不需要晚礼服，对“庄严”也不感兴趣，他的目的在于，他想利用这样的会见来建立一个每星期都能运转的政治交易所。在他看来，如果建立了这样的交易所，很多问题只要在客厅的一角用10分钟便能轻松得到解决，不然的话，就要在帝国议会里询问，这样会麻烦很多。


    长久以来，俾斯麦已经不再赴约会，也很少进宫，而在家的大多数时间里，他总爱穿一件长褂子。这个褂子的领子十分夸张，几乎把领结都给遮住了；再不然就是玩他的破制服，这总会使毛奇无声地微笑。事实上，俾斯麦已经老了，习惯于服从人的本能欲望。然而，由于有着贵族的傲气，他更加喜欢做主人，而非客人，不管要向什么人表示感谢，都会让他产生厌恶的情绪。正是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再加上办事的机敏性，同时他喜欢寻找机会来施展他的个人影响，所以，他每星期都请自己最危险的仇敌到自己家聚会。


    在过去有战事的10年间，菲尔绍曾一度被俾斯麦认为是比拿破仑三世或弗兰茨·约瑟夫更为和气的仇敌。然而到了俾斯麦开始执掌政权的第二个10年的时候——这是和平的10年，整个帝国议会都与他对立。俾斯麦一人孤立无援地面对着几百个仇敌。然而，这样的处境反而激起了他的好战精神，他将仇敌的房子锁起来，把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中。即使这样，他仍旧不满意。作为一个喜欢公开挑战的人，只有从什么事情中挑出点儿刺儿来后，他的心里才能够平静。假如他是一个专制君主，他也要找出许多龃龉的缘由。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在此后的20年中，俾斯麦暴躁易怒，常常不满意。这种不顺心的感觉像蛇一样，时常缠绕着俾斯麦，使这个斗士的生命力之弦永远紧绷着。不仅如此，这种永不重复的内在冲突还促使他不断做出新的决断，来对付众多外在的对手。


    也就是这种乐此不疲的好斗性，使俾斯麦犯下了许多错误。他诟骂世界的脾气与日俱增，因为他绝不愿向任何一个对手让步，无论是地位还是才能，他还越来越独断，不肯与人商量，所以他既看不到时势的变迁，也看不到别人和别的阶级的逻辑思想及愿望。但是在外交上，他绝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当没有优势兵力，没有更重的炮，或者没有更有力的联盟做后盾时，俾斯麦是绝不会冒险行动的。然而当轮到了国内的事情时，他便开始冒险了。由于他那与宪法相悖的制度已经取得了成功，他便轻视起新的和老的对手，正因为如此，他终于被他们推翻了。毛奇的好机枪，罗恩的大炮，令出必行的普鲁士人的纪律，曾经迫使欧洲宽恕了俾斯麦以强权奴役公理的罪行，但正因为他以强权奴役了公理，最终他自己的人民使他遭到了报应。


    俾斯麦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将帝国议会视为自己的敌人，而非帮手，他相继解散了所有的政党。因此，彼时的一位漫画家将俾斯麦画成克洛诺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了。处理国内事务时，他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结盟，还是撕毁约定，全凭他自己的意愿。甚至在外交方面，一旦他认为有意义，亦是如此。后来，全国没有任何一个阶层再信任他，因为一旦临近五年一次的选举，他便会和其他阶层的人民产生矛盾。在欧洲人眼里，他的睿智激励着整个大陆，让人诧异，让人奉若神明，然而他的独裁政策令全国百姓无比憎恶，他们无法理解他的外交能力。他从事外交工作的时候，能够单独一个人沉默不语地同列强坐在一起下棋。他仅仅对老王一个人负责，不过他却可以让老王听从自己的摆布。处理国内事务时他就不能如此。倘若处理国内事务，事先必须提交议案，然后还要为他的议案答辩。他经常因为自己讨厌帝国议会的某位领袖而拒绝让步，而议会也常常因为厌恶他而拒绝服从他的意志。一个人只可以做一个独裁者或者是做一个政客，但是绝对不会同时成为这二者。


    星期六晚上，议长豪宅的大屋子里挤满了人民的代表，甚至连某些反对党的议员也被他们的劲敌吸引到此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被那丰盛的美食吸引来的。主人准备了上等的美食佳酿，将此当成是政治上的定心丸。俾斯麦非常礼貌地欢迎他的客人，偶尔还带着刻意而为的礼节。虽然他无法说出每位客人的姓名，但是他们他全都认识，因此，他形容自己的眼睛犹如新式枪一般瞄得非常准，但是他的记忆力太差，而且靠不住，如同用火石的旧式火枪一般。俾斯麦仅仅在客人进门时表示了欢迎，除此之外，他并没有更多的礼仪，连客人也未做介绍，反而跟着客人跑过去打开黑啤酒的龙头，装满一大杯啤酒。此种自由散漫的聚会，女士参加得非常少。聚会持续到大概午夜时分，依旧有一大群人围绕着主人，听他喃喃自语地讲述着曾经的故事，描绘今后的蓝图，永远保持着一个明星演员的风格。他周围环绕着很多人，他们正在寻找好的机会，来取代那个高不可攀的人。


    俾斯麦半靠在椅子上，右手拿着德意志大烟筒，旁边放着很多报纸，这种情景让他好似一位面对着一群伴唱演员的独奏演员。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客人的双眸，看得非常深也非常通透，尤其关注他的主要对手。他穿着军服，连武器也没有携带，本应带几个保镖。两只威猛的丹麦狗保护着他，一直伴随在他的身旁，凶相毕露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好像箭在弦上，任何时候都能够发射出去。在这个大宴群臣的夜晚，可能他更加应该注意被宴请的100多个对手。他的一位至交好友如此写道：“在这场晚宴里，他自由自在地随便吃喝，当他派人将他的烟筒取来时，他好像一位师长面对着他的一众门徒。”参加晚宴的人，性格迥异，命运也千差万别，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你会看到有这样一个人：他非常孱弱，然而动作迅捷。他额头高凸，脑袋差不多完全秃了，浓黑的胡须和红亮的脸庞倒是较为匹配。他双目有神，闪烁着狡黠睿智的光芒，他的神态温和而不失庄严。单从外表看来，没有一个人不把他当成一个仁慈的人，不过他脸上那道深深的刀疤却让人猜测他是一位军官，但他的神情气度又彰显出他已有家室。实际上，他是一位已有家室的仁爱的军官——他就是本尼格森，那个时代最优秀、最具智慧的人之一。他跟罗恩一样，没有多少话，颇具男子气概，宽容又忠心耿耿，随性谦和。不过他并不妄自菲薄，好像注定要让他当国家领袖一样，但是在紧要关头，他始终不想进入内阁，他好像要用全部的精力来做一位党的领导人，他的调停能力似乎与生俱来。由于他的极为少见的正统的演讲，由于他在委员会会议的辛苦工作，经常同他的所有同事待在一起，他工作起来非常得心应手。他的党派本来是一个中立党派，即民族自由党。在这个党里，他处于两个极端之中。


    俾斯麦认为他太温柔，厌恶他好似一幅画一样，毫无激情。俾斯麦觉得他是一位日耳曼理想家，这点非常好，并认为他思维敏捷但是行动滞后。在本尼格森70岁高龄时，他依旧在格丁根大学和学生坐在一起聆听老师授课。他是下萨克森一位元帅的儿子，是世袭的豪门贵族，甚至能和俾斯麦家族相提并论，因此宰相对他还算尊敬。他背井离乡，远离故土——汉诺威，效忠于德意志，但并不热爱普鲁士。他非常清楚正是俾斯麦将汉诺威并入了普鲁士版图。俾斯麦偶尔还会将本尼格森称为“备受尊重的好友”。作为党派的领导人物，本尼格森甚至遭遇了自己的党派拒绝听命于自己，反而执意要同自己决裂的困窘境地，这是俾斯麦不管怎样也无法理解的事情。因此，俾斯麦认为本尼格森实在是一个笨伯。


    另一个则是卡尔多尔夫，他看起来较为粗鲁淡漠。他身材健壮威猛，透露出他意志坚定，而他那头并不齐整的灰色头发使他看起来颇有几分斗士的风度，如同俾斯麦一般，他也是一位斗士，扬扬自得又蛮横粗暴。他较宰相俾斯麦更为年轻，在他不戴眼镜的时候，他那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也似俾斯麦一样犀利而逼人。不过，当人们将注意力放在他的古铜色的脸上时，都会被他的蓝白色的鼻子所吸引，因为这是假鼻子。他在还是学生时，在一次决斗中失去了自己的真鼻子。


    他的性情和他的才能一度引起了俾斯麦的关注，但是由于他一心想要独立，所以他摆脱了为俾斯麦所控制的命运。正因为他是独立的，因此可以同俾斯麦长时间地做朋友。当其他的人彻底离开并另侍明主的时候，他却仍然效忠于他的朋友的家族。与和他相同阶层的人相比，他的思想更为开明，尽管身处右派政党之中，他却经常会勇敢地步入自由的领域之内。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固守着在易北河以东盛行的众多观念，拥护俾斯麦实施保护税的政策。


    参加宴会的多为德意志贵族，在这些人之中有一位犹太人十分显眼，他又黑又瘦，脸上棱角分明，他就是拉斯克。他和本尼格森同岁。同本尼格森一样，在困于自家的高墙深院之中时，他学习了马术与击剑。他在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曾在波森的一个小城镇里居住。在那里，他读了一部名为《塔尔木特》的希伯来法典，并将席勒的著作翻译成了希伯来文。他原本是一位很好的律师，聪慧睿智，是激进派的领导人物，因此他迅速成为本尼格森强大的对手，实在不足为怪。若是论作为评论家、辩论家、演讲家，与他相比，本尼格森是要自愧不如的。他理想中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制，但是本尼格森偏向于民族国家。他有些社会党化的倾向，对祖国的热爱毫不逊于本尼格森，他的目的就是实施。他并无特别的爱好，脾气粗暴，因此难以同俾斯麦友好相处——更何况俾斯麦更偏向于让胖子和宽和的人围绕在自己身边，对瘦子和热情的人却没有那么喜欢。


    还有一个犹太人，与拉斯克属于同一政党，这个人就是班贝尔格尔，他的脸呈灰白色，聆听拉斯克的讲话时面上总是带着疑虑的神情。他年纪较大，胸膛瘦窄，而且背还有些驼。他看起来非常瘦弱，让此时见到他的人无法相信他曾经在1848年有过声势浩大的行动，也无法相信他过去是个有名的大力士。看到如今的他，人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仅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做些小事，他的热情最多只是嘴上说说罢了。然而，过去的班贝尔格尔尽管患有肺结核，但也曾被自己的激情所驱使，加入到激进派中。因为惹下了几桩麻烦事，他不得不从普鲁士逃离，原来打算逃到美国去，结果逃去了伦敦，同他一位富有的亲戚住在一块儿。26岁的他担任了银行的二等助理，挣了大钱，在战争开始之前移居巴黎，他的浪漫精神令他沉迷于此地——法国人的睿智，法国人的风格，法国人的诙谐以及巴黎的美女，将他彻底迷住了。他奉行唯美主义，社会各界都非常喜欢他，对他表示欢迎。


    这个人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一度非常活跃。不过他后来渐渐变得游戏人生，但是，在他心情愉悦的时候，他会自个儿登台表演。他没有结婚，人们对他都非常欢迎，无论是口说还是书写，他运用法语竟然如同运用他的母语一般流畅，因此他的观察能力以及事先预测的灵活方法使他在巴黎大有可为。大赦之后他返回德意志，加入了民族自由党。战争开始后，他怀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中立的态度。在给一位至交好友的信中，他说：“当我在巴黎的时候，亲身感受天主教的浪漫主义之风弥漫整个巴黎，而在凡尔赛，我却清楚地看到一位暴发户倡导的激进主义在德意志的大本营里占了上风。巴黎的巴士底狱正在被围攻，福尔和甘必塔一心维护正统，但威廉和俾斯麦一心倡导革命。”虽然他这样说，他依旧奉命来到大本营，因为俾斯麦可以使他在银行方面的专门知识有用武之地。班贝尔格尔非常公正地将俾斯麦形容成“一个由普鲁士军官、斯图亚特王朝的保王党、德意志封建制度的贵人以及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式化合而成的人物”，不管是现在还是今后，他永远不会否认俾斯麦的高明和伟大，但是俾斯麦对他难以忍受。


    还有一个名叫利希特的人，他年纪轻轻，但是留有胡须，是一位稀客。俾斯麦讨厌他，甚至比对班贝尔格尔的讨厌更甚。能够推断，俾斯麦今晚绝对会难以入睡，因为利希特远离了人群，一个人远远地站着，眼镜下的双眸紧紧锁住俾斯麦，用犀利而批判的目光盯着他。利希特身体健壮，年纪又轻，沉迷于奋斗——作为一个比他年老的人，俾斯麦对他拥有这些优势非常嫉妒。利希特知晓很多事实，这令人感到非常奇怪。他毫不动摇，无比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任何诱惑也不能令他有丝毫改变。在矛盾尖锐的那些年，他遭受惩戒，是俾斯麦众多牺牲者中的一个！他被免去了地方行政长官一职，连市长的职务都被免去，失去了这项收入，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竟然写文章批评警察的独裁专权。无奈之下他只得改行做了记者。不过，由于拉萨尔和俾斯麦谈判的时候，他曾经对拉萨尔表示反对——他最乐意替人民的公共利益效命，他所追求的既非自己的私利，也非权势，他仅仅希望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可以一直发展，因此他非常密切地关注着拉萨尔的一举一动，正如此时他非常密切地注视着俾斯麦一样。他不肯在统治阶层面前自降身份，更不愿意在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庞大势力面前受辱，因此，只要利希特在议会中开始发表演说，俾斯麦就会立即走开。等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俾斯麦就会在报上读到利希特的攻击——可能是针对陆军预算的批判，不仅有数字为证，还有很多被揭发的事情作为佐证——俾斯麦立即赶到帝国议会进行反击。“遗憾的是，利希特往往待在屋子里，埋首于报纸堆，对现实生活并不十分了解。民主党的这位独裁专政者尤其喜好夸大其词，说些威胁人的话。他的演说中总是藏着一根刺。”对此，利希特就以令人愤慨的平和表情回答：“帝国宰相知道……吗？”


    宰相可能看到这位客人身后有其他两位客人的身影出现，这两位全是影子，正如班寇的鬼魂，而非血肉之躯。因为俾斯麦同这两个影子之间的无形的辩驳，仅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和无法和解的世界的毫无声息又怒气冲天的争斗，这种冲突是一种如地球的南北两极一般相距甚远的意见的冲突。或者是你，或者是我，绝对不可能是“我们”。李卜克内西就是两个影子中的一个，他可以像俾斯麦一样追溯自己的历代先祖，在他祭拜先人时他甚至可以考证出他是一位伟人的后代。这个人与俾斯麦有众多相似之处，连俾斯麦强盗武士出身的祖先，都没有他和俾斯麦如此相像，而李卜克内西是路德的后人。除此之外，他可以考证出好几位学识渊博的德意志名人都是他的祖先，既然他是他们的后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学者，并成了一个学会的会员。他年少时即父母双亡，生活得非常艰辛。倘若学习他们相同阶层的人，这位有志青年的日子会过得非常舒适，不过，他所怀的目标就像一位理想家所怀着的理想一样——他不仅仅要替自己的阶层的利益考虑，更要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奋斗。因此，他在20岁的时候，由于是一名共产党员而被驱逐出境。1848年，他参与了巴登人民起义。22岁的他，就这样扛起了共和主义的旗帜。然后，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下，他碰巧从镇压中逃离，否则就会和自己的同伴一起被杀害——正如70年之后他的儿子因为创建共和国而被杀害一样。


    这样的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这种人将一直同敌视自己的裁判员相对抗，同冷血的狱卒相对抗，被囚押在狭窄的牢房中，只有被驱逐出境才能重获自由。然而，他们奋斗的事业仍在自己的祖国，他们对祖国的热爱绝不比君主派少。俾斯麦的精神世界在近40年的努力中必然会饱受摧残，这位天生具有治国之才的人奉命管理国家事务，人们也曾经听到过他抱怨，不过他的物质生活水平却日益优越。他买下森林和城堡，他能够享受美味的精致食物。与此同时，君主与百姓还在比赛似的争着给他赏赐，赠送他物品。如今李卜克内西向他的裁判员说：“假如我取得了绝无仅有的诸多胜利之后，我依旧会是一个穷人，但是我自己仍然会觉得非常欣慰。”在他被驱逐出境12年之后，他再次返回祖国德意志，此时的他的确贫苦不堪，身无分文。他唯有通过精神世界的富足来减轻物质生活的穷困潦倒：既非因钱财也非因权势而减轻，仅仅是被他坚定的意志所减轻。


    倘若这两个人素不相识，邂逅在遥远的异域别国的森林小路上，俾斯麦和李卜克内西肯定会快速地成为朋友。他们都非常喜爱森林草木，都熟悉鸟性，而且对于德意志，他们两人都是无比热爱的。但是实干家很快就发现他是个捣乱者；愤世嫉俗者也看出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预言家则察觉出他是一个梦想家——倘若这条小路过于狭窄，两人又都寸步不让，也绝不肯走回头路，那么他们就会打斗起来，因为他们骨子里都是专制独裁的人。


    倍倍尔不像他们这样专横独裁。他的先祖中不仅没有革命家，也没有人道主义者。他是军官之子，在炮台上出生，从遗传学角度来看，他理应对命令绝对服从，他应当是一位倡导纪律的人。他原是一个镟匠，由于勤奋好学加入了劳工的教育会。入会之初，他的聪明才智就令他迅速了解了他以及像他一样的人因何生活如此困顿。他由于愤慨而热衷于演讲，他鼓动他的同伴，竟然加入了帝国议会，与此同时他依旧继续干手工活。为他提供机会让他得以推广自身才学的人正是俾斯麦。他所受到的惩戒是被囚于一座炮台中，由于他生长在炮台，因此此种监禁并不会令他恐惧。他在监狱里与李卜克内西相识，李卜克内西的年龄比他大很多。他自这位难友身上学习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众多基本理论，他为此类事业已然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被囚押了两年的时间，倍倍尔因此得到了熟悉马克思理论的机会——李卜克内西在伦敦向马克思学来的。


    平民之子踏实肯干而且思维灵活，超过所有的学者，他的聪明睿智是非常可靠而且非常明显的，他拥有简单且毫不晦涩、足以超越如今和他订立永久盟约的人的判断能力。这两人的骄傲自信何其相似，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如出一辙，甚至同样具备以自由和健康为代价的胆略。倍倍尔一度从事长期坐着不动的工作，长达五年之久，偶尔会遭受因神经衰弱而无法安然入睡的痛苦。他说：“每当我难以入睡之际，就会想起俾斯麦，这个人也由于神经衰弱遭受着难以安眠的苦楚。”


    这两位客人离开了俾斯麦的客厅，其他客人也相继离去了。那个整晚都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动不动的矮小人物，此刻也站起身来。就算他站起来，依旧像是一个侏儒。他迈着小步，走到主人面前停下，颇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意思。俾斯麦的大手似乎能够将小矮人的手一把捏碎，但是小鬼的手能够以魔力钳制大鬼的手。然而，他们并未如此，反倒是非常和气地握手道别。在离开之际，那位巨人对着小侏儒说了句话，好像要由他嘴里掏出一句预言。这个小侏儒就是温德赫斯特。他那孱弱瘦小的躯体上极不协调地顶着一个大脑袋，硕大的头上又有一张大嘴，不过他却极少张嘴说话。他凹陷的灰色眼睛隔着厚厚的镜片看着空中。俾斯麦俯视着这个骷髅一般的人，这个骷髅一般的人将右手缩到黑色长褂当胸的位置，俾斯麦盯着温德赫斯特脸庞上所显露的睿智的光芒。在这个小侏儒张嘴回答问题的时候，声音非常坚定，甚至还带有几分严厉，而俾斯麦的语调则非常高昂，十分尖厉。


    由于这个侏儒的视力很差，因此他将自己的听力和记忆力锻炼得非常敏锐。在帝国议会里，不管是哪个人在台上发言，他都可以分辨得出这个人的声音、语调，还会硬插几句嘴。在他自己讲话时，由于他不需要看记事本就能够将全部的要点记得一个不差，最终绝对会让他的对手看起来像是在无理取闹，非常滑稽。他的祖先几代都是律师，因此从遗传学角度来看，他得到了非常大的好处。他的身材瘦小，视力先天较差，这就逼迫他不得不磨砺心志来弥补自己身体的不足。温德赫斯特青年时期曾在格丁根大学孜孜不倦地学习。他每餐饭仅仅花费几个铜板，而且滴酒不沾。与之相比，俾斯麦却对自己的精力和兴趣盲目自信，用他贫苦的父亲辛苦挣来的钱花天酒地。因此，温德赫斯特在30岁的时候就成了高等法庭的一位审判官，而当时的俾斯麦正在绞尽脑汁用狂饮和总是惹麻烦的骑术在波美拉尼亚的伯爵夫人们心里留下些许印象。


    温德赫斯特的朋友回忆说，温德赫斯特信奉宗教，然而他一向可以忍受不同的派别。他擅长制造富有趣味的东西，因此不愿意当预言家。他的嘲讽在同人辩驳时就会演变为戏谑的形容，若他想到自己的独特之处，他甚至还会戏谑地形容自己，嘲讽自己矮小的身材，讽刺自己粗鄙的相貌。说到这些的时候，他总是难以自抑地放声大哭。他偏好与人闲适地谈论音乐，他和女人交谈的时候，经常有意惹恼她们，他说话放肆不羁，这正是古时候侏儒弄臣的特点。但是，他和他们并不一样，他从未对过去的驼背人表露出丝毫恶意，他最多只表示他了解同伴的缺点，但是他绝对不会轻视他们。这和俾斯麦有天壤之别。说到自重，他就和俾斯麦一样，并无二致。他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人物，党员们都认为他是一位独裁者。不过他始终觉得自己是政治家，但他的某个朋友形容他政治家的成分不足而政客的成分有余。这话说得非常对。在这两个世界内，他是一个无可匹敌的战术家。他看起来似乎是快要没有体力了，他没有必要像俾斯麦那样保护自己的身体，因为他的人格非常精神化。他似乎是生来为诸多的理性力量做顾问的，他十分谨慎小心，极少写信，在他必须写信的时候，他还会叮嘱收信人读过之后马上烧毁。既然他没有僧侣的风帽，那么他就无须俯首帖耳；他可以斗争但是无须装成有先知的火。在帝国议会开会的时候，他要在柏林度过星期天，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他都去赫德维格教堂，接着去探视巴里施罗德，这个信教又倡导宗教的人。他的星期天过得非常特别，他从未试图实现自私自利的目标。


    唯有温德赫斯特一人可以通过人格来使俾斯麦屈服，因此，这位被征服的斗士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失败。俾斯麦说：“恨同样是人生的鞋，它的重要性比爱更甚。有两人我绝对不能少：一个是我的妻子，另一个则是温德赫斯特。”


    <h2>


    2、颁布“五月法令”</h2>


    三次战争取胜的后果就是天空聚满了恐怖的乌云。俾斯麦预见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他认为自己能够辞职。20年之前普鲁士的君主曾经说“唯有需要强权政治的时候”俾斯麦才能够担任宰相。10年之前，尽管如今的君主认为仍有很多问题需要顾虑，但是最终仍旧任用了俾斯麦，因为国家需要一个手段强硬的人处理内政。俾斯麦充分利用他专政者的地位在国外取得了三次战争的胜利，倘若这样一个人要回到他的原点，会令人认为他的气魄足够在国内担任专制者，人们还会觉得惊诧吗？他此番尝试未取得成功，人们还会诧异吗？他因为自己不依靠任何理想学说而扬扬自得，他无法预见哲学意义的危险。他鄙视和他对抗的一众政党，他不知道，他并无任何政党做自己的坚实后盾。他自战场回国时日尚短，又缺乏能够用来作为基础的社会学的理念。实际上，仅凭这位大建筑师的才华无法将他自己的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他的绝对自信是导致他失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旦想到国外，俾斯麦就明白存在着众多能够与他匹敌的对手同他抗衡。就好像在下一盘棋，他要绞尽脑汁让自己有充足的实力来打败敌人，或者是打乱对手的战略部署，然而在治理内政上，战局尚未拉开时，他就十分明白，他必须具备知识、精力和手段才可能战胜他的众多敌人。国外列强仍然虎视眈眈，他需要想方设法地战胜他们，而国内的政敌与之相比仅是小鱼小虾，他们缺乏与他抗衡的胆量。在外邦，俾斯麦站在同他地位平等的人们之间，这些人绝对有资格作为德国的敌人；而在国内，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他是一国的总指挥，假如他心情愉悦，愿意指出几条康庄大道，他的国家就能因此步入强国之列，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更好的道路，他绝对不允许他人提及。谈到德国在欧洲列强中的地位问题，他本来是位专家，谈到欧洲的众多社会问题，只要是在德国发生的，他就是此类问题的专制者。因为他习惯于衡量大小，却没有衡量观念的习惯；习惯于衡量武官的势力，而没有衡量文官势力的习惯，因此他拒绝让步。他把持着内政，因为取得了绝对的王权而变得非常强硬。


    最开始的矛盾是他与教会之间的矛盾。


    在凡尔赛的某天，梅斯的督监同宰相俾斯麦相对而坐，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戴僧帽的人与一个着军服的路德派相对而坐。这位督监希望获得保护，来宣传持“帝制宪法”观念的天主教教会。他没有达到目的，就立即转换话题，谈论教会的内部事务。


    “宰相您是明白的，信仰天主教的人去世后，他们的前途比信奉其他教派的人要光明得多。”


    俾斯麦始终微笑着，沉默不语。


    “不过，依照您的思维来看，或许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也无法获得救赎吧？”


    如今，这位耶稣教的信仰者转而谈论他的寓言。


    “一个信奉天主教但是不执教职的人，自然不会获得救赎。而至于执教职的人，我还或多或少有些犹疑。倘若他因抵制神灵而犯罪，《圣经》上的话会训斥他的。”


    督监以略带嘲讽的鞠躬对他的笑话做出回应。两位政治家，一个身着元帅服，一个身着督监服，相视而笑，然而，俾斯麦对天主教的抵制，即使在玩笑一样的微笑之下，也表露无遗。当时，他原本打算到科隆或者弗尔达向如今被“强盗王”吓怕了的教皇请教，他认为“假如想要德意志人彻底清醒，让他们理解，最妙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亲眼看到这位教士的厨房就在身旁”。


    我们从此事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中，就能够看出俾斯麦根本不清楚道德的力量。他熟谙历史，然而他对宗教史一无所知。


    不过在此事上，俾斯麦并非为观念而战，观念仅仅是一种筹码，在这最后的20年间，他当变则变，他是为权力而战的。况且他对于一切不需要花费金钱的事情都可以容忍。他之所以抵制教会，正是为了权力，而非为了倡导其他特殊的教会，仅仅在教会的影响危及国家富强之际，他才会将他们看作敌人。20年前，在法兰克福的时候，他预测到此类战争即将爆发，遂宣称进行一场战争来“抵制天主教军队里的狂热好战分子”是不可避免的。在奥地利同教皇签订和约之后，他曾经说有众多普鲁士的敌人总是聚集在那座营帐之中。当他大权在握之际，教皇政府竟然形容他为“魔鬼的化身”。温德赫斯特在事后说：“教会战争的开端是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实际上那时候在普鲁士身着教士服且信仰异端的人，特别是柏林宫廷中的一位牧师曾写过：“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一定会受到福音的教化，也就是说绝对会信仰基督教。”


    但是，真正的危机却是发生在教皇在罗马举行会议，要将信仰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的权力全部集合起来之时。在1870年7月战争之初，教皇向大家宣布自己绝对是对的，这就涉及俾斯麦的认知以及他的意志。他实在无法容忍任何人说他自己绝对正确！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俾斯麦是不会出错的。所有信仰某种宗教的德意志人全部要接受另外一个国家的调遣和命令，这简直荒谬至极。在他起程赶去法兰西之际，他严正警告德国天主教的督监，禁止他们私自答应教皇；同时又警告教皇，禁止他暴力从事。与此同时，他纠集所有可能的反对力量，来积极地对抗此事，以护卫他们的祖国，抵抗天主教的势力。倘若接受教皇这项新的决定，“督监则成了外邦的官员，他们就和政府分庭抗礼了”。


    正因为如此，在战争仍在继续的时候，温德赫斯特的朋友就主动成立了中央党，并作为参战的天主教党之一。俾斯麦原本打算成立德国天主教教会，不过失败了，因此他急忙采取攻势。科隆大督监，也就是大主教，已经颁布命令，禁止波恩大学的学生听自由派神学家发表的演说。俾斯麦随即以自己正在建立帝国为理由宣布这一禁令无效。他觉得在他进行他的建设时，宗教的辩驳就是对帝国进行攻击，而罗马恰是帝国一切敌人的集结之地。当他回国时他发现新党的成员已达57名，集结在此的全是因心怀怨愤而闹事捣乱的人。


    即使是比俾斯麦更加镇定的人面对现在的状况也会疯狂的。他谋划自己的事业已有20年之久，为此事他已经奋斗了8年，而在最后几个最为重要的星期里，他竟然不顾逆风，将这艘船驶入了港口。如今他疲惫不堪，受尽风吹雨打，实在是心力衰竭，他返回国内和人民商讨。他究竟被怎样的麻烦阻碍了脚步？一众与之对抗的议员，以宗教为纽带紧密团结为一体，尽管他们的领袖依旧远在德意志之外，然而他们绝对是抵制新登基的路德派君主的，这是因为这个领袖对曾经那个敬重教皇的皇帝心怀同情。俾斯麦才发表过关于他亲手创办事业的优劣性的演讲，他的犹豫不决使他目睹一个政党拿着一把看不见的锥子，即将刺穿这个大费周折才建立起来的庞然大物。无论是谁也不希望此时此刻站出来一个处于此种非常容易愤怒的境况下的人。他的头脑被战斗精神充斥着，他下定决心要保卫自己的事业，不过这个瞄准了敌人太阳穴的人竟然将距离远近看错了，他原本打算射杀几名信仰天主教的德意志人，却出乎意料地击中了远在罗马的庞大势力，这股势力并没有遭受重创。征战者的好斗情绪以及缔造者的忧患疑虑，这些实干家的行为被人完全误读，解释说他害怕信仰天主教的人集合起来对他的年轻帝国进行抵制。不仅仅这一个党派列阵抵制他，国内一切受损之人，天主教的教士、阿尔萨斯人、波兰人等全都携手合作反对他。外邦的敌对势力——奥地利人、法兰西人同国内的抵制势力联合。社会民主党，它像帝国一样年轻，像欧洲一样弱小，却像中央党一样有所觉悟。在全部的帝国的敌人中，中央党只是最早出战的。因为在德意志的各个大学中有一些神学家，其中包括赫因罗厄红衣大主教，对这个所谓的“绝对不会出错”的决定表示反对。因为巴伐利亚信仰天主教的君主支持他们的反抗；因为德国中央党动手伊始就受到了罗马方面的严厉斥责，但是局面日益混乱。那些与此事毫不相干的被束缚的首领也从旁煽风点火，伺机吵闹，就像萨维尼，几年前，他的理想曾经被俾斯麦扼杀。


    俾斯麦尽管愤怒，但是他绝不会被成见和心情所干扰，在对自己即将要做的事所产生的政治后果进行仔细衡量之后，他才会着手去准备此事。他认为进行此种争斗不仅可以巩固新意大利的抵制教士的运动，还可以让意大利同法兰西分道扬镳，同时能够使德意志和俄罗斯的同盟关系更加牢不可破，因为俄罗斯一直对罗马持反对态度，特别反对天主教教士，因为他们曾经唆使波兰人民反叛。在国内，此种政策将会令太子与他更加亲近。自由党对宪法必定心怀不满，此种政策也将会平息他们的不满，因为太子和自由党信仰的全是一种源自理性的哲学，因此同教会对抗是他们最热衷的事情。


    5月，盟约刚刚签订，俾斯麦马上就向教会宣战，他的用词让人回忆起军营的腔调。他准备了一篇半公式化的宣言：“马上，德国政府就要决定攻击……300年前德国的日耳曼情绪与天主教情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更是这样……如今，罗马早已经失去了世界首都的地位，如今的德国皇冠也没戴在一个西班牙人的头上，而是戴在一个德意志人头上。”此刻的俾斯麦并不是无条件地让政教分离，他所要求的仅仅是用坚定信念来抵制天主教的攻击。这一政策的实施，第一步就是在帝国的内部颁布《教堂讲台条例》，禁止在教堂讲台上谈论国事，如有违抗便会被处以监禁。在紧急情势的逼迫下，他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就在普鲁士颁布了“五月法令”，这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将负有管理公共法律法规和教育职责的礼部内的一股天主教势力废除了，并把宪法中有关保护教会的几章废止了。他干预主教辖区中的行政以及学校的宗教教育，将耶稣教以及其他性质相同的教会驱逐出境；并采用暴力强迫的方法对法律予以增补删除；用流放、罚款、监禁或者拘留于炮台中的办法威胁那些有宗教狂热症的人，将其财产充公；在许多教区内增设牧师；离间主教和教士、教士和不执教务的人，使其发生家庭纠纷；令教士、不执教务的人、学生、妇女就“良心问题”展开讨论，因此就出现了道德和利益的冲突。如今实施的政策针对的对象都是那些对他构成最强烈威胁的人，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人们竟然会排除万难去做这些事。


    他向他的敌人叫喊：“你们没有着急的必要，我们不去卡诺沙，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全都不去！”他有极大的可能会为自己说的这两句话而懊悔。这两句话很快就由德国飞了出去，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一位教会的王公将德意志政府比喻为一位涉河者，在未探知河水深浅的情况下就匆忙跳下去，一直向前走，便立刻遭遇了他意料之外的深渊。也有人形容俾斯麦是个屠杀巨蟒的人。温德赫斯特回顾过去刚信仰基督教的人的事：普鲁士的主教宣布他们抵制“异教国的宗旨”，教皇命令德国天主教教徒抵制新的法律。俾斯麦站在演讲台上，非常激动地发表演讲：


    “我们同信仰耶稣教的王朝抵制天主教教会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与信仰和不信仰之间的争斗没有任何关系。当前最紧要的事是争夺权力，这种争夺是人类生而皆有的本性，这就是君主制度和教士制度在争夺权力。这种争斗在救世主出世以前就存在，因为此种争斗在奥德修斯、阿伽门农曾经要同事先定好的人宣战——他在这一战中失去了女儿——来抵制希腊推行自己的政策之时就存在于世了。此类权力争斗在德意志的历史上层出不穷……这样的权力之争在中古时代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彼时，伟大的士瓦本帝胄的最后一位皇帝，被一位法兰西胜利者赶上了断头台，并死于他的刀斧之下。如今，这个法兰西人同当年的教皇结为盟友。我们如今渐渐步入了与之类似的争斗之中，的确，我们应当考虑到此时的习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倘若法兰西征服之战取得胜利（开战时，恰是教皇颁布命令时），谁也无法说清德国境内我们的教区历史上会做何记载，更无法说清上帝借法国人之手做的事情。”


    俾斯麦一向不喜欢多说话，此次却奔走呼号，五次对群众呐喊“争权”。他用了一个非常绝妙的对比，让人对历史的地位产生误解，以便清晰地显露他的真正目的中并没有教会问题的存在。谈论这种“教仪之争”的原因是什么呢？


    菲尔绍作为俾斯麦最开始的敌人和最后的战友，出于非常不同的动机也保护这场被称作“教仪之争”（这四个字是菲尔绍向拉萨尔借来的）的竞争。菲尔绍说：“在自由研究的精神中，耶稣教的发展趋势是朝四面八方为人类开拓更广阔的空间的，它逼着你们奋勇向前完成独立的事业。为了推动你们的主教实现更大的自由，推动你们的官吏实施更独立的政策，你们必须尽你们的力量，那时，所有的事情都会与现在不同……这种非德意志的罗马制度是你们必须反对的……你们如果认为你们有理由把宗教信仰区域推广成凡间的事物……我们就完啦。德国发展的全盘进程将会被你们破坏。”


    自由与科学吗？我们刚才听说的不是争权吗？今天与10年前没有差别，两个不同的世界，菲尔绍与俾斯麦（将政治改扮成睿智在那里跳，让人发笑）两个人暂时讲和，在一起戴面具跳舞。这时，那个好斗的中央党的领袖马林克洛特起身讲话，打算把没有灵魂的病理学家轰下去。


    “信奉耶稣的人往往有更为伟大的预见力，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使得他们纷乱到了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难道这就是这种预见力的体现？……我们却不会这样乱糟糟，我们的一个基本主题是教会就是传布真理的。……当教会形成一个决议时，这个决定就要被信奉天主教的人承认。你我简单的区别在于我们的宗旨在乎法权，而你们的宗旨在乎个人的裁决。所以，经过1900年后，我们仍然同从前一样强大，我们是统一的，而你们却要伤心地面对你们建筑上的砖石一块儿一块儿地坍塌下来的情形！”当帝国宰相读到这篇演说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难道他不觉得自己与这个对手的联合更加密切，从而超过了他同他自己同盟的紧密程度吗？这个信奉天主教的演说家用和以前从俾斯麦嘴里听到的相似的话语，学着俾斯麦的节奏、俾斯麦的派头，大力反对菲尔绍。


    这两位选手各施所能地拼争，德意志政治辩论的焦点也变成了他们关于“教仪之争”的演说。不过，经常打胜仗的是温德赫斯特。俾斯麦嘲骂他是心怀仇恨的天主教教徒，警告并劝诱中央党反对他们这个反对帝国的领袖；又嘲笑他个子矮小，说他动弹不得，等等。而温德赫斯特只是平静地反驳道：“虽然我有许多缺点，但你从来不会看到我在议院辩论时发怒。在议院里，在议院的围墙之外，我的脉搏都是每分钟跳60次。何况，我的对手骂中央党只是因为我矮小的身躯属于中央党，请问，这是在恭维我呢，还是在贬斥我？”


    温德赫斯特说俾斯麦应将国家权力移交给议院。俾斯麦听到之后，手颤颤抖抖地抓住眼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赶紧喝了几口水，似乎要喝下温德赫斯特说的话。温德赫斯特依然在继续说：“如果我们的学校把宗教摔出去，谁来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呢？国家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吗？国家是否有条件完成这项工作呢？若是有，请把你有关新的国家的回答告诉我。将来或者是一个异教的国家，或者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再不然就是上帝自己在世上。”此时，俾斯麦既不愿意答复，也不能答复，他只是带着个人的不快反驳说：“我出来办事多年，我会证明普鲁士君主制的宗旨是我一直维护着的。”


    第二天，俾斯麦用很激烈的话骂人，开始了他的反攻：“你话里的油是助长怒气火焰的油，而不是疗伤的油。对于纷争要进行劝说或调解是我很少从议员那里听说的……假如这位议员能够知道我所得到的来自上帝恩惠的一小部分，我求我所信奉的上帝保佑我来抗拒我会遭遇的悲惨命运……如果你不承认天主教的领袖地位，那么你将更容易为国家的安定做出贡献。天主教的许多希望唯有当纷争与革命在国内占优势时，才能够成为事实。”


    温德赫斯特马上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是，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然而你们却似乎希望我做些什么……我不愿意就宰相对我的攻击发表任何感慨，因为我是处于这个议会的议长领导之下的，但是大臣似乎是不受束缚的，不管面对着什么，我都不会选择退却。那位先生问我是否还效忠于汉诺威王室。我自认为我已经遵照《圣经》的教诲，听从我的良心，做了我为人臣子应当做的事情。有人说中央党存在秘密计划，并以此将一位议员认定为嫌疑犯，打算以此来威胁这个党派。这就是我们目前实施的类似于压制言论自由的恐怖主义政策。我要跟这位先生说清楚，要他知道，假如幸运之神眷顾，维持君主专制制度非常容易，但是倘若运气差，还打算通过暴力强迫人民服从，那是无法办到的！”


    温德赫斯特的奋斗就是如此有声有色。事后，他阐释此种强权主义与奋斗之所以可以成功推行的重要原因时说：“由于此位先生拥有众多的军队，拥有充足的财富，这二者均比我富足，因此他实施他的政令就会更有成效。……倘若一个人拥有200万军队作为坚实的基础，他的外交政策自然很容易推行！”当温德赫斯特仍在那儿演讲的时候，俾斯麦离开了议院，温德赫斯特保持着微笑给他放了一支冷箭，全当是给他送行，“碰到此类进攻的时候，武士的习惯是要本人亲自接受挑战的……如果可以在德意志面前和我的敌人谈判，我会因为此种殊荣而倍感骄傲”。这个大卫就是如此骄傲，如此巧妙地以玩笑的口吻将石子狠狠地掷向歌利亚的头。


    然而他没有命中目标！俾斯麦马上就发现自己在宗教问题上所做的事是错误的。他用好勇斗狠的皮胡的死亡和擅长处理外交事务的利奥十三世的上台这两件事作为遮掩，暗地里将提案收回，将他倡导争夺的责任尽数推到下属的身上。直到1873年年末，安德拉西写道：“任何时刻，一旦提及教皇，俾斯麦就会横眉怒目，暴跳如雷，自他口中蹦出的语句像是在咒骂。他恶狠狠地说，教皇危及各个国家的安危；他还说，教皇是一个革命党、无政府党，无论哪一个君主，如果他希望保住王位，都务必要反对教皇。”随后他反应过来：罗马是不可能被征服的，因此他就归咎于他的礼部大臣法尔克。当俾斯麦同符腾堡大使米纳特见面商谈时，他用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说：“国家就如同一位手执利刃的宪兵，蹑手蹑脚地追捕行动敏捷的教士。”他说，在婚姻法颁布时，他正在瓦森。他非常正式地告诉萨克森的大使法里森：


    “他们抵制我的计划，同我争斗。我仅仅在和中央党进行政治斗争，我把所有的天主教徒激怒了，但是实际上这并非我的过错。我一开始是反对这样做的……然而甘豪增和法尔克两个人用辞职相威胁，因此我只能让步。如今我非常懊悔，为什么在我签字之前竟然未能读到这几条法律规定，这里面的很多话纯属胡言乱语……我麻烦你回禀你的皇帝，这两年普鲁士所发生的事，不该由我承担责任。”


    但是，一年之前俾斯麦曾教唆半数国民抵抗另外半数的国民，他说：“对我们的祖国构成威胁的正是那位宣称不会出错的教皇！任何权力，哪怕是宗教之外的权力，他都肆意夺取，他宣布我们制定的法律无效，抽取我们的税捐。总而言之，在普鲁士，没有一个人比这个外国人更有权力！”然而如今他说了那样的话。


    他希望德累斯顿早已经将他过去所说的话忘记了，然而，他错了。不仅欧洲将他的话记得清清楚楚，连罗马都是如此。其他的人也无法忘记他在25年之前说过的话：“我幻想我可以看到本时代的那一船蠢笨的人，在基督教会这块礁石上摔得粉身碎骨！”当老格拉赫告诉俾斯麦说他依旧是虔敬派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解释说，他说的是耶稣教教会，罗马的预言家不能不微笑。皮胡去世之前说他的大对头是一个信仰耶稣教的巨人。他做出了最后的预言：“最终将有一块儿滚到山脚下的巨石，将这个巨人活活碾碎。”


    <h2>


    3、挥舞惩戒之杖</h2>


    为了避开革命，威廉于1848年3月18日从柏林逃走了。1871年3月17日，威廉于23年以后成功地回到柏林成为君主，民众对他的归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革命政府第二天在巴黎宣告成立，所有的德国人都声称同情巴黎的起义人士，俾斯麦为此感到害怕，说：“我又因此彻夜难眠。”倍倍尔是首次帝国议会（这是战役告捷以后的第一次选举）中唯一的社会党，和约签订两个星期以后，他站到台上说：“在巴黎建立革命政府只是革命的开端！‘把资产阶级消灭，解放无产阶级’这个巴黎革命者的口号过不了几年就会成为欧洲所有无产阶级的战斗标语！”（大家都笑了起来）倍倍尔接着说道，对于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他希望他们加入德意志人的自由之战，这样未来才能被解放，到了那个时候，欧洲人民将会得到只有在共和国里才能实现的自决权。于是俾斯麦说：“你们完全没有必要害怕我对最后的演说者的回答。你们都会认同我的观点：在这个议会里回复他的演说实在没有必要！”可是后来他说倍倍尔的演说像一道瞬间照亮了时局的闪电。当国家和社会都处于危境的时候必须保护他们自己。所以要先将这个仇敌消灭掉。


    俾斯麦于拉萨尔过世很长时间以后还在和他的继承人往来，从始至终都没有把拉萨尔的国家社会意识忘掉。可是现在他在巴黎革命以后把社会主义丢到了一旁。根据他的计划，他已经不再需要什么政党来对付自由主义了，因此他们的方针是要通过几部新的法律以对财产进行保护。每次进行社会主义演讲的人他都要囚禁。当帝国议会否决了他的议案的时候，他告诫他们说：“社会民主党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出几年，市侩们就会叫喊惩处的法律我们也需要了。”年轻的社会民主党通过下一次的选举取得了12个议会议席，他把惩戒之杖请来做决断，这是上帝用来统治人的一项补救方法。新的思想潮流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评价这些是“乌托邦式的胡诌，持这种观念的人相信烧好的鸽子会飞到他们的嘴巴里”。他又建议“医治这种违犯刑律的疯病要用新鲜阳光和空气”。他要采取激进的手段对付社会党，但是因为帝国议会不敢通过特殊法律来压制民众中的特殊分子，所以失败了。


    当前，一颗子弹令僵持的紧张形势得到了缓解。


    1878年5月的时候，已经80高龄的老皇帝坐马车到外面巡查时，一个被逐出社会民主党的可怜虫向他开枪射击。此人是个学生，身上的衣着很破烂。这个消息被俾斯麦得知后，他拍着桌子叫起来：“他们被我抓住了！”


    “你指的是社会党吗，尊敬的大臣？”


    “是自由党，不是社会党！”


    他一下子就把计划制订出来了。现在自由党肯定会受到老皇帝遇刺所引起的动乱的影响，为了使一部非常法律通过而要求进行投票表决，那么关于教仪的争战就会被晾在一旁，自由党也就没什么用处了，可以把他们抛开。当天司法部大臣就奉他的命令草拟了新法律，翌日他就将草案送给大臣们看。这部早想实施的法律10天后（完成得很仓促，当中有很多法律错误）就被拿到议会，成了议案。这部法律之所以推出，用的借口是：“我们只有跨过因为宪法形成的很多障碍，才能在和社会民主党的争斗中拥有更多优势。因为宪法太过从理想上保护政党和个人，所以在几部所谓的基本法里存在很多阻碍。”距图谋刺杀皇帝的事情已经过了20天，议会中只有保守党支持这部法律，其他人都反对。本尼格森曾预言，假如这部新的法律被通过，那么未来会有很多阴谋事件发生，这比正大光明要危险得多。各阶级但凡受到过这部法律的攻击的，都会非常怨恨它。向来不违背法律的人会说：“假如这种法律只保护富人而不保护几十万的国民，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我们还要遵守法律呢？”本尼格森往下说道，这部法律肯定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利希特也持一样的观点，说这部非常的法律给原本默默无闻的人们准备了殉道者之名。


    3个星期以后，从菩提树下大道的一个窗口又射出一枪，当时老皇帝正在他的马车里走动，此次他受伤严重。过了3个小时，内阁参政台德曼给正在大花园里的俾斯麦送信：“我进去找他的时候，他旁边跟随着高大的丹麦种狗，他们在阳光里缓慢地在青草地上散步。他看我走过来很欢喜，跟我说他在哪里散步，说新鲜的空气对他很有益。”


    “我这里有几封紧急电报，很重要。”


    “电报真的重要到一定要在这空旷的乡下来处理吗？”


    “很不幸，这真的很重要。又有人想谋害皇帝。皇帝被子弹打中了，伤得很重。”


    俾斯麦猛然停下来，并且把他的橡木手杖狠狠地顿在地上，深呼吸了一下，说：


    “这样的话，那么我们马上把帝国议会解散！”


    他匆匆地走出大花园，进到屋子里，台德曼一路给他讲述具体情况。一进屋他就跟随从说，准备回柏林。


    今天的俾斯麦特别高兴，谁都没见过他何时比今天还高兴。12年前老皇帝授予他大权，让他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他很喜欢老皇帝。虽然老皇帝的固执经常让他不安并且满腹牢骚，但是他不会和别的人那样轻视老皇帝。就如同打理家务很久了的儿子对易怒的老父亲加以容忍一样，他无论如何都会迁就威廉的怪脾性。俾斯麦希望威廉活得长久一点儿，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官一直做下去，他是在为自己考虑。说不定明天他的对头腓特烈太子就会继承皇位，那么他将无法再掌握权力了。这个理由连同私利，让俾斯麦从初始就对威廉的受伤情况尤为关心。


    俾斯麦很记仇，还是个打手。晚上他心里恨着别人，白天就谋划，眼睛时常注视着敌人。什么？他首创的帝国议会现在要否决他的计划！这些温德赫斯特、本尼格森、拉斯克还有利希特的势力可以阻挡他去和偷盗财物、破坏秩序的人斗争！最近这帮能说会道的人刚刚从他手上夺走了武器！先不理这一枪是谁开的，它确实拯救了局势。这个连姓名都不清楚的刺杀者来自哪个阶级，他这时并不知道，也不知道皇帝伤得怎样，更不知道这个80岁的老人还可不可以康复。他知道的只是皇帝因为这个刺客所受的伤是他在选举争斗中的无价之宝，让他在战场上取得无可估计的胜利。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可以消灭他身旁所有的敌人，他要将议会解散。


    议会果真在九天以后被解散了。只是几星期的时间，俾斯麦解散帝国议会的议案就因为皇帝第二次被刺杀的事情而得到了大部分议员的支持。


    当俾斯麦了解到刺杀皇帝的人诺毕林是一个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的疯子，并且这个人在自杀前说他不想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掉，他要让一个名人来给自己垫背。这些他都不关心。诺毕林的供词和罪行充斥于报纸上。整个德国的报纸每天都在揭露阴谋，宣布柏林进入戒严状态——就好像有敌军就在城外一样。“最好鼓动难以避免的冲突，使用武力压制起义，等人们彻底恐惧时再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严厉法律。”在几十年以后，这个不需要法律的宰相又回到了他当初的起点。在外交上，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国内他也想用强制手段让这个政策收到他预想的效果，可是太子反对这种政策。太子在老皇帝无法管理国事的时候替他治理国家，他不想一接触权力就大肆杀人。全部自由党都希望老皇帝死去，想让太子继承皇位。因为制定非常法律表面上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父亲的安全，所以腓特烈也不敢明着说他反对这项法律。太子内心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情——老皇帝的伤有很大的好转。他的那顶头盔挽救了他的性命。那天他一反常态地戴了头盔。原本不想打仗的威廉赢得了三次战争的胜利，现在他却遭遇险境。可是难说，普通人可能明白这样的说法。以前怨恨老皇帝的国内民众现在却很拥护他。他复原以后下了床，用幽默的口吻说他需要的其实就是放一下血，医生给他治病的效果也没有这个诺毕林好。整个德国都沉浸在喜悦中，连俾斯麦也感觉老皇帝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活跃和开心过了。俾斯麦、太子、太子妃、德意志人，甚至整个欧洲起初都认为威廉皇帝会活得很长久。他就好像一个要获得几百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圆满结局的童话中的国王。无论怎样，这一枪功劳太大了。趁着这个大好的机会，俾斯麦大刀阔斧地去做最危险的事情。


    在老皇帝遇刺后不久举行了选举，左派政党的势力大大减弱，因为俾斯麦不断变化着口号标语，而保守党的右派势力则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因此俾斯麦就能在帝国议会强行通过他的非常法律，并且可以借机把法律条文弄得更严酷。他一度又像以前一样常常怒对自由党，温德赫斯特帮助他改变自由战线（温德赫斯特笑着宣布教会政策破产了），轮流利用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以获得大多数的议会席位。俾斯麦的新法令试着实施了两年，之后延期，又实施了四年。制定这个法律的目的在于使官吏们都有压制和惩罚“危害公众安全”的行为的自主权。他们可以驱逐所有宣扬社会党理论的人，可以拘役开酒店的人、卖书的人、印刷的人；报界的各种自由和公开演说的权利社会党都无权享有，只要是州郡长官就有权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实施戒严。


    这个法律被讨论的时候，就如同受到夏日闪电的照射一样，一个新世纪的样貌时不时地显露出来。总是与神圣和永恒同盟的俾斯麦，就好像从来没有和拿破仑三世走近过一样。他大声地和社会党说：“你们满怀轻蔑和耻笑对人民做出五花八门的应答时，要他们相信他们一直以来以为神圣的东西都是一个庄严的谎话，例如收入、家庭财产、继承遗产、信仰我们的君主、爱国主义、信仰上帝等——当他们的这些信仰全部被你们夺走时，那些知识匮乏的人很容易就被你们指导去重复浮士德曾说过的话，‘上天给予希望，上天赐予信仰，上天赋予忍耐……’这种人还有什么呢？对仅有的可以让他感觉欢乐的肉欲享受的疯狂追逐不是他们唯一拥有的吗？……如果我们在一个强盗的专制下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也没有意义了。”


    倍倍尔答道：“图谋把一个疯子的行径当成一个筹划已久的反动派改变政策的机会，法庭还没有对皇帝遇刺的事情进行审讯结案，他们就已经决定发动政变了……有一个政党反对所有的谋杀，可是它又觉得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想要把罪责归到这个政党头上的企图它都加以反对——这些企图都是在自贬……我们只是要保障所有人的利益，使财产的分配比较公平，并不是为了取消财产。”接着他一一揭露了俾斯麦和拉萨尔来往的详细事实，这让整个德国都很震惊。


    现在侦探和暴虐横行的时代以及贿赂和仇恨的时代都开始了。拘役、驱逐出境和搜查住所的事情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发生，他曾经对民主自由党做出承诺，说只有“到了极其必要的时代”他才会宣布戒严，把人驱逐出境。可是他却在四个星期以后公然违背自己所说的话，宣布柏林和其附近的地方戒严，并且在柏林驱逐了67个社会党领导者。因为他不满意汉堡自由市的选举，所以他又宣布汉堡戒严。过了不久，又有1500人被监禁，总的囚禁时间加起来超过1000年。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在德意志国内就有200个会团被关闭，250类书籍被禁，六个月以后，禁书已经达到600类，并且有几千个人因为这些没办法继续生活下去。倍倍尔将这些事比成中古时代的事情非常有根据。他说：“这些人和我们有一样的思想，他们的生计被人夺走了，他们受人欺侮，被人诬蔑为没有名誉又不遵守法律的人。当官的人曾想引发动乱……这种充满攻击、谋反和杀人的日子是德国近代史上最为凄惨的一段日子。”

 第五章 逐臣

    “或许是我的尽职尽责让德意志变得衰弱，没有骨气，让谋事的人和毫无主见的人数增加……时至今日，帝国议会退化得厉害……倘若如此退化下去，未来将是黑暗的……或许上帝会将新的光荣时代赐予德意志，但这种时代一定是以共和作为根基的。”


    ——俾斯麦


    <h2>


    1、老皇帝逝世</h2>


    “现在，我的心跳比之前每分钟多跳5次。……真不知道他们背着我都做了些什么！”


    俾斯麦承认，他的心绪颇为不宁，这导致了一首宏伟的交响曲的终结，凸显出这100天里，他待在濒临死亡的皇帝的病床前那惴惴不安的心理。


    对于他来说，费尽心机地适应这种新的环境，耗时整整一年。原因在于，老皇帝的生命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在俾斯麦的谋划中，腓特烈只是两幕之间的一个小人物，而从今往后威廉亲王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俾斯麦作为宰相第一次给皇帝上书是在腓特烈回家等待自己的死亡的时候。从他被任命为普鲁士王的顾问到现在，恰恰差一天满40年。当载着他的马车行经这个内苑的栅门时，过去的情景是否能够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呢？


    过去他曾坐着一辆御车走过相同的路。在仆人们的客厅里，他曾被奥古斯塔秘密地接见过。由于当时柏林还有巷战，她不想自己与这位来自波美拉尼亚的贵族谈话的情景被别人看到。倘若她的计划获得了这位贵族的支持，倘若腓特烈的伯父和父亲选择退让，那么18岁的腓特烈将会很有希望成为君主。但结果是，她实现了对丈夫的节制，而与此同时，她也成了俾斯麦最大的敌人。威廉已经过世了，如今，他的儿子仅仅是一个可怜虫，只能倚靠着垫起来的东西在椅子上坐着等待着死亡的召唤。俾斯麦曾是他在少年时期得权的障碍，因而他等了整整40年。


    俾斯麦上楼时，发现维多利亚正在那里等候他。早在腓特烈身体健康的时候，她就已经制伏了他。她把病人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然而她梦想得到的权力却没有到手）。在这样的处境下，她很希望与有权势的仇敌和臣仆商议条件，尽管她已经和这个仇敌僵持了很久。不久之后，她成了寡妇，说实话，这个仇敌的帮助对她来说很重要，因为她要凭此对抗她的另一个仇敌，即她的儿子——将来的皇帝。俾斯麦要竭尽全力地把这两个维多利亚拉拢过来——英国女王来波茨坦探望女婿，不久就被她所惧怕的政治老手的高超手段蒙蔽了。俾斯麦使这座离宫里充满了一种诱人的空气，宫里头的男人们一个个地都穿着软毛底的鞋静悄悄地行走，生怕惊扰了那位生病的皇帝，或者害怕做了什么事情被太子发现了。这是因为宫里布满了太子的密探。


    我们也不能忽视了第三个维多利亚，因为她的存在，宫里的所有争斗变得愈加激烈了。“中间的维多利亚”即腓特烈的皇后，她把巴腾堡亲王招为了女婿，也就是第三个维多利亚的夫婿。巴腾堡亲王完全有做保加利亚王的资格，但是在俾斯麦的阻止之下，这并没有成为事实。


    在同布施的谈话中，俾斯麦说道：“沙皇憎恨的就是巴腾堡亲王……我们的这位新皇后永远只是一个英国女人。如今，为了实现她的目的，她想利用巴腾堡来帮助她。”在同朋友史匹珍堡夫人的私下交谈中，俾斯麦提到：“腓特烈皇后是最坏的，她是个野女人！她的眼睛里总是冒着不掩饰欲望的怒火，我看到她的照片的时候，会全身颤抖。很明显，她爱巴腾堡，非常希望他在她的身边，就像她的母亲要求他的兄弟不离左右一样！”


    宰相要解决这个难题。那位生病的君主开始并不反对这桩亲事。有人通过俾斯麦的演讲预感到一种可能的变化：对于濒临死亡的君主来说，奢望和斗争都锐减了，他的灵魂唯一渴望的只是安静。但俾斯麦和自己的君主不一样，他老当益壮。在一年前，当他提到腓特烈与维多利亚的时候，曾经说道：“他们在家中煽动不和，正在图谋造反。丝毫没有德意志人的特征的他们，在大家的心中早已经失去了地位。”今天，他在判词中宣称：“我的老君主对于他非常依赖自己的女人这件事情很清楚。他总是说：‘你必须帮助我，你知道我怕老婆。’而腓特烈却过于骄傲，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是怕老婆的。但是，我们通过几件事可以了解到，对他的老婆，他很依赖，甚至是屈服，就像一条狗一样，真让人难以相信他会害怕到那种地步！”


    随着年龄的增长，俾斯麦越来越喜欢骂世。他痛骂世人的脾气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步入晚年之后，他那深入细微的观察以及以前那料事如神的本领都随着岁月逝去了。如今，他再也没有能力把问题看得清楚透彻，因此他变得愈加冷漠、多疑。这头老狮子躺在自己的窝里，两只眼睛冒着残忍的怒火，永远在那里守卫着他的帝国，准备着抓住任何靠近他的人。柯雪林，俾斯麦少年时期的朋友，很少来看他。有一次，在探望过俾斯麦后，柯雪林说：“鬼才晓得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他并没有因曾经建立的功业而感到得意，也没有那种在劳苦之后享尽平和安宁的感觉……”


    俾斯麦的同事以及议员们都认为他的这种骂世主义，是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的领导人蔑视他们。他曾经在议会上获得过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个大多数主要包括保守民族党和民族自由党（他的劳工法律和保护税则法案的通过就是倚仗着多数派来完成的）。现在，在帝国议会里，厌恶这个老人的人越来越多了。一次，从议会回到家后，他有气无力地说：“在这种辩论后，我总是感觉自己似乎在外面度过了一个十分热闹的夜晚。”那些与俾斯麦共事的贵族联起手来想让那位少年在短时间内成为皇帝。霍尔施坦已经同温德赫斯特形成了默契，准备着将来如何行动。


    如今，俾斯麦也像别的老年人一样，经常回忆过去的时代，回想那些美好的时光。他的君主已经逝去了，如今，他歌颂逝去的君主，就像当初批评在世的君主一样。“皇帝不愧为一位可靠的人，他竭尽全力地对与他联手行动的人们施以援手——他经常走错路，但是后来，总是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俾斯麦冥想维多利亚时代，他居然觉得奥古斯塔还是不错的，他曾经批评过奥古斯塔，说：“她总是使我为难，不过她是一个顾全体面的女人，她能尽到自己的本分，而如今的新皇后对于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却毫不了解……由于自己的丈夫没有主意，她能够为了她主张进步的朋友做出牺牲。在这样的地位之上，却事事都不如意，我们不能为了安慰自己而说这是正确的……我会坚守我的地位，倘若我的职位被罢免了，我也不会选择放弃，因为我是一个很负责的人！……现在已经没有君主了，不过我对咱们的少主人有着很多的期待。因为他在少年时期所经受过的艰难，对他是很有助益的。”


    后来几年，感觉家庭中没有温暖的威廉亲王便和俾斯麦走得比较近。1886年间，腓特烈曾在给俾斯麦的信中谈论威廉亲王，他指出：“他判断问题太快，不成熟，并且愈加骄傲起来。”腓特烈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俾斯麦体谅遭到批评的年轻人。俾斯麦当然要治疗这位亲王的“波茨坦愚钝病”。早在腓特烈还没有生病之前，俾斯麦就预感到这位新君主在位的时间不会太久。当初俾斯麦和威廉亲王联手的原因在于他俩都反对亲王的父母。


    没有料到，在相处尚且不足一年时，威廉二世的自负就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不和睦。斯托克尔与瓦尔德塞建议他应该用柔和、善意的手段来抵制社会主义。于是，威廉二世提出通过设立马队表演来筹集善款，赈济柏林的穷人。这样的活动并不是导致俾斯麦发怒的原因，他发怒是因为这位皇帝十分外行地希望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但是他一直坚持用法律和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他的抗议，威廉二世给予了这样的答复：“与其让我做让自己为难的事情，还不如把我切成碎块儿。”俾斯麦对于这种过激的言辞很不喜欢。此事之后不久，在老皇帝在世前的最后一个月里，让俾斯麦更加苦恼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亲王居然把一个与此事有关的提议的草案送给了联合起来的几个元首。在这份公文里，他警告自己的父辈：如果想要阻拦他们的宝贝侄子，那会是很不明智的。


    早在这位储君的祖父和父亲去世前，他就草拟了一篇宣言书，预备送给十几个衙署。俾斯麦越来越不放心他的这种行为了。他觉得这家伙的血液在发烧，难道他不知道在有帝国的王法存在的情况下，他没有理由这样对待联邦，就好像他是他们的长辈一样。俾斯麦为此写了一封印刷起来足有8页纸的信。据他自己说，写这封信时，他无法收住自己的笔。在这封信里，他向这位储君一一阐释了帝国的诸多原则，并且建议储君烧掉那个提议草案。但是这些言语触到了储君的痛处。他要做皇帝，起初几句话就不适合通告诸邦。他对这位宰相已经容忍很多了，现在仍要忍受！如今这位储君已经能够告诉自己，“他牺牲自己事实上是为了反叛父母”。


    他冷冷地回答，而且恐吓说：“将来我会发号施令，让他们走着瞧吧！”显然，这些话是说给反对他的人听的，不过这种刺耳的腔调无法打动读信的人的耳朵。在他的这封长信中，俾斯麦有很多理由对储君说：“在我看来，君主制最为牢固的砥柱不是太平时期君主和大臣一起处理国事，而是在危难之时陛下手持利剑，准备拼死奋斗。这样的君主，在危难来临时绝对不会舍弃任何一个德国人而去。”


    早在30年之前，俾斯麦就用这样的话语苦劝威廉二世，究竟是因为偶然，还是他深知人类的品性，抑或他有先见之明？30年后，威廉二世果然由于自己懦弱的性格而失败了。


    还是储君时，威廉二世就学会了腓特烈的派头，拿笔批示公文。俾斯麦与少年威廉二世的问答，以及俾斯麦是怎样批驳他的，都可以在几份他们讨论政治问题的公文中看到。俾斯麦交给大使们的书信数量越来越多，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目前我们能够通过对抄写出来的论断以及命令的研究来了解俾斯麦的格言以及他对于政术的论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公文看作一个擅长想象的作者的成熟的智慧，或者当作一位政治家真实的写照。当国内对于俄国的反对越来越激烈以及陆军正在催促宣战的时候，他给驻维也纳的大使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


    “由于天气、广阔的国土以及简单的需要，俄国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它是不会破灭的，而且它是我们的死敌——就像在西方的法兰西。这样会使得局势永远紧张，我们不愿意承担出现这种局势的责任。以最弱小的波兰民族为例，100年的时间里，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将它消灭……不过我们可以把俄国视为一个危险因素，在必要的时候筑起堤坝来提防它，这是任何一个聪明人都必须做的。”


    威廉二世审阅了这份公文，对“树一个新而好报复的仇敌”这句话，他批驳道：“不能比现在还要厉害。”俾斯麦批驳道：“我告诉你，比目前要厉害得多。”针对“渴望报复”的言语，威廉二世批驳道：“也许是非常想报复，但是他们还无法办到。”俾斯麦批驳说：“很快，他们就有能力办到，就像法兰西已经办到了12年一样。”针对“一个民族”那句，威廉二世批驳说：“不过我们可以摧毁他们的战斗力。”俾斯麦反驳道：“不过5年之后还可以恢复，请看看法兰西。”


    其实，这份公文的问答，是阅历与不耐烦之间的辩驳，是成熟的裁判与不成熟的裁判之间的辩驳。这个老政客仍旧希望教训这个少年。后来俾斯麦写了一封长信与威廉二世讨论德意志对俄国的政策，对于这样的批语，他说了两句警告语来反对。俾斯麦说：“我和官员们明白陛下旁批的意思。倘若政府改换了，就不会站在从前维护和平的角度维持德意志政策。对我所领悟理解的陛下的旁批，我要说心里想说的话。对德意志的政策，我认为与主张战争相比，立场反复无常更危险！”


    俾斯麦选择用这样有力的语句来警告这个少年。但是，第二天，他很惊愕，原因在于这个少年声称，俾斯麦对他的批语有着“过于夸大的意思”，并且竭尽全力为自己申辩，说他自己的心整个是向着和平的。这个任性的少主人懂得这样说话的后果吗？威廉二世又说，以后他会避免加旁批的，“部分承认你的推理力量”，他还说，倘若不用这种方式，他还会选择其他的方式来公布自己的见解。老威廉从来没有写过如此无礼的话。俾斯麦觉得“部分承认”这种说法很新鲜。年少的储君们当然喜欢谈论战争，不过他们不了解战争所包含的危险，他们并不会因为关于战事的很多忧虑而夜不能寐。这位太子被那些好战的将领包围，倘若他们知道了俾斯麦对陆军大臣所说的前途黑暗的预言，威廉二世一定会感到害怕的。


    “如果让我们下次打败仗是上帝的意思，那么我认为打败我们的仇敌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重建家园，让我们的国家10年都不能恢复……我不认为我们的仇敌得到了阿尔萨斯就会心满意足了。在1812年，我们曾经得到过俄、奥、英的帮助，但是此时我们再也无法得到了，因为他们都非常清楚，统一后的德意志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同时，他又预测了俄国的前景。他说，俄国是非常激进的，“对于俄国革命和建立俄国共和国，大多数人都过于相信了。事实上，俄国有很多人想要俄国战败，如此一来就能够消灭这个破旧的朝代了”。在一个报告上的旁批显露出了他最大的顾虑：“只要和平有可能，我一向都需要英国的帮助。”


    皇帝故去的前一天，宰相被宣召进宫。皇帝向俾斯麦伸出了那双发热而烧红的手，然后把皇后的手放在了俾斯麦的手里，让他们两个人的手交握在一起。他不能说话了，但以一种动人的方式警告了这两个人。临死前，他将政治赐福于他反对了一生的俾斯麦。


    第二天太子的目的达到了，他做了新主人。


    <h2>


    2、威廉二世</h2>


    “陛下，若是当初腓特烈大王继位的时候，能有个像俾斯麦一样重要的人物来辅佐他，有这样有权力的人来帮忙处理国事，再让他依然保留他的权力，如此腓特烈恐怕难以获得大王的美名啦。”这是瓦尔德塞所说的一句话。他的话语总是很能迎合这位少年皇帝。他仅仅28岁就登上皇位，从那以后，就勇往向前，向着“威廉大帝”的梦想前进。而瓦尔德塞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想成为宰相。这个新主人最初还对俾斯麦心怀畏惧，用很多奉承话来恭维笼络他。


    赫伯特·俾斯麦现年40岁，似乎还有可能继承其父的地位。赫伯特左右为难，他不仅被自己作为一个天才父亲之子的盛名所累，还被他的父亲必须要让他继任宰相的意愿所累。这位赫伯特能够把很多矛盾改变过来，重新建立君信臣忠的关系，以前就是这样的关系将奥托·冯·俾斯麦与现在威廉的祖父联系在一起的。威廉一世跟俾斯麦可以较容易地建立起这种关系，主要是因为君主差不多要比大臣年长了近20岁。而如今，威廉二世跟赫伯特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大臣比君主要大得多。俾斯麦曾经说过，他认为他与老皇帝好比子与父，能够轻易容忍脾气暴烈的父亲，而如今他的儿子却不能。


    如果要探讨这两个人物的才智，又表现在不同的地方。虽然威廉一世的聪慧比不上威廉二世，但他是一个善于操纵人物的人。他懂礼仪，不轻易开口讲话，渐渐变成了一个愿意听从天才宰相意见的君主。而威廉二世乐意做他所做不到的事情，他过于自信，不尊重他的先祖。赫伯特称颂自己的父亲，明白自己毫无创新的魄力，这就使他更倾向于帮他的父亲做事，而不是给国家做事。赫伯特过于敬重他的父亲，使得自己很不自信，因此，每当他遇到需要自己去做决断的事情并按照自己的决断去做的时候，他往往不知所措。威廉二世从小到大都不受他父母的宠爱，赫伯特却受宠于极慈爱的父母。老俾斯麦的家族感情是很牢固的，他越年老就越想给儿子出一把力，要让他接着去做宰相。


    于是，赫伯特成了他的父亲唯一的心腹，并且在这位当世最伟大的政治家这里来学习权术。如果他是一个革命家，那绝不会逊于他的父亲。他不仅掌握了他父亲的知识和手腕，还继承了由这两样综合而成的骂世主义。并且，赫伯特的骂世主义要更加浓厚。他的父亲说过：“我不过是看不起他人，而他却是怨恨他人。”老俾斯麦由于自己的成功让人敬畏，而小俾斯麦却没有这样的成功基础。赫伯特太过骄纵，形成了他冷淡和不和谐的态度。有人悄悄地说，没有一个内阁大臣喜欢他，只不过看在他的父亲的颜面上才容忍他。威廉二世在做储君的时候本与赫伯特交好，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说着看不起赫伯特的话，甚至还有人污蔑他，渐渐地没有主见的威廉二世就受到了影响，开始反对他。有人说俾斯麦父子想要独揽大权，王室的权力与荣耀将陷入危险之中，这些都破坏了威廉二世心里对赫伯特的印象。向威廉二世进谗言的人本身就是以谄媚为生的人，而俾斯麦父子是不屑于做这种事情的。


    威廉二世是个狡猾的人，最初他并没有表露出他所想的。奥地利大使曾写信回国说：“君臣之间互相赞美，如度蜜月一样。”俾斯麦完全被君主所骗。因此，他认为“君主更加独立，超越了他的先祖”。当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坐到晚上11点钟来欢迎威廉二世做客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君主十分感谢宰相如此体恤他。所以，威廉二世又为主人着想，早上不到9点钟就不起床。当威廉二世出访东方时，他常常向宰相发电报致以问候。没过多久，他却对巴登大公发起牢骚来，说这个老头总想教训他，过于卖弄他自己的经验。威廉二世当时说的话肯定语气更重，因为大公说皇帝依然很重用俾斯麦父子，但那不过是“暂时的”。


    1889年的时候，国难当头，宰相亲俄亲奥，仍然维持他均衡的老政策，但是君主反对俄国。第二年，与俄国所签订的条约眼看就要到期了，俾斯麦必须尽力延长保险期限，因为整个帝国的安全全赖于此。沙皇接受邀请来到柏林，他对宰相十分信任，但对德意志感觉冷淡。威廉二世主动提出要去俄国打猎，亚历山大勉强答应。与沙皇告别后，威廉二世让宰相坐上了他的马车。当马车缓缓行进的时候，威廉二世说他想要去探望沙皇，俾斯麦听到之后一言不发，对此威廉二世很不高兴。他责难俾斯麦说：“难道你一句赞美我的话都没有吗？”


    这句话透露出了威廉二世的内心所想，不过他误会了俾斯麦。俾斯麦作为一个智者，当然明白沙皇不喜欢威廉二世的脾气，而且亚历山大是个胖子，喜欢舒服，他怕同这两位皇帝去打猎，会破坏了原本就不稳固的交情。因此，他劝说威廉二世不要去。年轻的君主一听就像被浇了一头冷水。他是个爱慕虚荣的人，俾斯麦如此劝诫伤了他的虚荣心。于是他把俾斯麦请下车，并且无礼地与其道别。


    他还想对沙皇提出此事，但是最终放弃了。


    这次分歧无疑是二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这场戏就如同一对恋人因为第一次不让接吻而产生了感情危机。不久，“土狼们”就聚拢而来，煽动着主人的烈火。近来腓特烈当储君时的战时日记没经允许就被刊登出来，俾斯麦恶意地逼迫君主忍受对他的父母的责难。这是由于俾斯麦想要冲破自由派霍亨索伦的荒谬言论（这本日记的言辞有鼓动这种谬论的趋势），另一方面，他并不愿给民主党在未来的选举中引用先皇言论的机会。这样贵族势力又开始抬头，竭力反对俾斯麦。宰相在1870年之后的几年里仍为国家而战。《帝国官报》对《十字报》进行攻击，认为这样的手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俾斯麦很有办法影响老皇帝，却影响不了新皇帝。


    如果把德意志比作一台机器的话，它并不是运转得一帆风顺的，机器摩擦之声早已响起。矿工罢工，君主要用“理想”来处理，而宰相却想施以铁血手腕。俾斯麦以为这次罢工只不过是社会党的暴动。曾经有人想刺杀威廉一世，俾斯麦就以此大做文章，如今他依然想借此反对社会党，从而使其有利于选举，没想到竟被皇帝看破。在内阁大会上，皇帝突然走进来，大骂矿主，他已经下命令要求给矿工多加工钱，否则他就撤回部队。显然，年轻的君主害怕革命，他妄图用改良的措施避免革命，但俾斯麦声称革命党如果敢跳出来，他就一枪把他们打倒。尽管这样，从表面来看君臣之间还是一团和气的。新皇不喜欢的新思想是无可厚非的，但很显然这种方法不能够解决问题。这是几位近臣给他出的主意，他的顾问是奥斯比德——他的老师。此人在面对俾斯麦时总是对其进行恭维，但看他后来的记事日记，就会发现他从不说俾斯麦一句好话。


    俾斯麦把自己的地位想象得过于稳固，终其一生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太过于轻敌。在与整个阶级斗争的时候，他忽略了几个近臣，让他们为所欲为。1889年5月至1890年1月，他除了个别时间，平日都住在夫里特利士鲁。君主曾多次劝说他住到那里去休养，他却没有防备。就像不能常在一起的老夫老妻，如果是智者一定会尽可能地陪伴着自己的妻子，与她一处消遣，但俾斯麦任凭“夫人”随心所欲地选择年轻而又有精力赞美她的人来陪伴她。他不明白这群少年如何去诱惑她。


    俾斯麦受过很多警告，他只要在夫里特利士鲁时读读报纸就会知道。没有一个党派支持他。有张报纸宣称：“国事已经半身不遂了！”《日耳曼尼亚报》的社论题目是《不管是什么都走上了邪道》，《十字报》更是怀揣恶意去攻击俾斯麦。同时，自由党的报纸对于皇帝改良社会的计划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社会党像往常一样，跟宰相唱对台戏。当沙皇问他是否还想当宰相时，他很诧异。当布狄克告诫他不到衙署工作很危险时，他不以为意：“我劳苦功高，怎么可能会被免职呢！”就像丹敦一样，有人警告他时，他总是说：“他们肯定不敢！”


    跟往常一样，他的批判都是有针对性的。像他说君主起居无时时，“阁臣们奏议往往还要预约，但他似乎不放在心上”。威廉曾经在《居民报》上发表过一篇政论，俾斯麦却说皇帝有“遗传的疯病的趋势”，因此才会发表这种议论。当时俄国大使在报告中就此确实提出过疑问：许多人都窃窃私语，互相问询，皇帝到底是不是疯子？


    在俾斯麦将要离职的时候，君主送给他一只信物狗。这是二人再次发生冲突的信号。这条黑狗“极其难看，头很大，双眼流水，胸部瘪缩”，绝对不是良种。俾斯麦说：“我是君主的大臣，为了躲避这只狗，我要把自己心爱的泰拉斯交给管猎场的人去照顾。当然我可以毒死这只黑狗，但是它的眼睛透着忠诚，我不忍心。”俾斯麦快要被免职时，仍然住在夫里特利士鲁的森林里，跟黑狗做伴。俾斯麦步行或者骑马时，这只难看的狗就一直陪伴着他；他坐在火炉边时，这只狗会把头放在他的膝盖上，寻求抚摸。俾斯麦讽刺地说，因为他是皇帝的臣仆，皇帝希望自己像狗对主人一样地忠诚于他。


    俾斯麦认为没有人可以替代他，并因此扬扬得意。12月间，他对一位女性朋友说：“皇帝是一个善于迁就他人的主子，不管什么政事他都不敢去反对我……如果我再年轻一点儿，能常伴皇帝左右，他一定会听我的话。……一个人能够三次解散议会，但最后还是得彻底摊牌。社会民主党这样的问题，不流血是解决不了的。德意志问题也是如此。可惜我们年少的君主却不肯动用武力……”俾斯麦没有把话说完，却写了许多东西，这些都表明了他对威廉二世的误解有多么深。


    <h2>


    3、议会选举失败</h2>


    1890年1月23日，威廉二世电宣俾斯麦奔赴柏林。到达柏林时，他满身疲倦。第二天就召开了御前会议，探讨社会问题。其间布狄克站起来（10年来他一直是俾斯麦的心腹）说道，诸多阁臣之中，君主最喜欢他。俾斯麦近来才对他产生了怀疑。布狄克说，内阁应该发号施令去做点儿事情。前不久，布狄克曾跟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喝酒，那时他偷偷地说皇帝其实想要建设社会，搞改良。如今他竟对同僚们说出这番话，这大大出乎俾斯麦的意料。


    俾斯麦被同僚们所抛弃。他有8个月不在内阁，他的同僚们就找别人做领袖。如今他才明白自己错过了许多机会，这是他25年来从未发现过的非常可怕的事情。他把气撒在阁臣身上，责怪他们办事不力。他原本指望他们齐声反对，这样自己就能趁机辞职，结果众人表示沉默。会议就此结束。俾斯麦去见皇帝，自从上次同坐马车不欢而散后，两人一直没见过面。这个老政治家说：“我要取消现在实行的反对社会党的法律，我要制定更强硬的政策。”君主听后感到恐惧，他跟俾斯麦讲他想要通过保护劳工的法律抵制正在示威的叛乱。他将在生日当天召开会议，举行一次演说。


    路西亚记录：“我们坐在那里越来越感到诧异，想着到底是谁把这种意见吹到他心里去的。”在会议上，布狄克先请俾斯麦发表意见。这个政治老手十分慈祥地说，君主如果实行这个计划，将会不利于选举。资产阶级会不高兴，而劳工们却得到了激励。皇帝客气地回答，他十分想取消反对社会党的法律，这是忠心耿耿的顾问们主张的。俾斯麦被激怒了：“现在我虽然不能证明陛下的让步政策是不是会招来灾祸，但是多年来的经验让我觉得需要这么做。如果现在我们退让，我们将来就无权解散帝国议会，必然会导致更严重的事情发生。法律不进行规定，留下来很多空隙，将来就会发生很多冲突。”


    皇帝很不高兴：“只有发生了极端重要的事情，我才会这么做，我不会拿人民的鲜血开玩笑！”


    俾斯麦回答：“这都是革命党的错，如果不流血就不能解决这件事，不流血就等于向革命党投降！我奉劝陛下别走这条路。从我进入政府以来，君权总是日渐加强……自愿退步是迈向议员制的开端，这十分危险。陛下要是不听我的劝告，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在政府任职。”


    皇帝把布狄克叫来说：“这真让我为难。”这句秘密的话显露出皇帝跟布狄克密谋反对俾斯麦的企图。


    皇帝让阁臣们发表看法，大家都知道破裂是无可避免的，但没人敢附和皇帝。在这场两人的决斗中，究竟支持谁？要是俾斯麦依然大权在握，表面上他们都会附和他。可是俾斯麦看出这些人神色慌张，精神紧张，他明白他控制不了他们了。


    保守党党魁以这次争执为由，第二天就投票反对永久存续的反对社会党的法律，要求实施俾斯麦的政策。当日，皇帝震怒，挥出拳头，对陆军大臣说：“你们根本不是我的阁臣！是俾斯麦的阁臣！你们的神情就像是被鞭子抽打过一样。”在这一刻，俾斯麦被打倒了。他穿着睡袍，躺在榻上，跟宰相署的办事长说：“皇帝现在跟我严重不和，专门听达格拉斯这帮人的意见。我被同僚们抛弃了。”只有他的儿子比尔劝他还是赶快辞职，并对一个朋友说：“父亲大人已经不能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了。”


    确实像他所说的，可是俾斯麦依然犹豫不决了七个星期。以前，凭他那种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和聪慧睿智，断不会如此举棋不定。他什么事情都靠选举，但对选举既渴望又恐惧。选举会议开过的第二天，俾斯麦见到同事时，客气地说：“皇帝的任性，就像天气变化一样，就算我们打伞，身上也是湿的……即使君主的态度如此，但我依然尊敬他，因为他是他先祖的子孙，是我的君主。我不能忍受他这样结党营私……我只好让步。”他辞去了商务大臣的职位，宣布自己将只担任外部大臣或者帝国宰相。皇帝庆生当天，君臣间的关系似乎有所缓和，彼此都很客气。


    2月份的时候，老人的心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劝他的同僚们反对将为社会党所发的圣谕；当布狄克说如果跟皇帝的旨意发生冲突的话，恐怕皇帝会不高兴时，俾斯麦在会议上对他大肆攻击：“看到他们的君主走的道路将要危及国家时，负责的阁臣如果不坦白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如果我们完全按照皇帝的意志办事，随便八个属员就可以做现在阁臣们所做的事了。”但是谕旨还是颁发了。俾斯麦看到皇帝想要试探他，就说：“恐怕我挡住了陛下的道路。”威廉二世沉默不语。俾斯麦还想让同僚们去反对皇帝，但是都没奏效。当他郑重宣布他想辞去几个职务时，他们仍然毫无反应。后来，俾斯麦跟儿子说：“他们妄图把我轰走，这样他们就像得到了解放！”


    他的同僚们都不想见到他。他就向他们宣战（这是他说的），下定决心不辞职。这个举动惹恼了皇帝，他希望俾斯麦辞职，如今两人陷入僵局，看谁更能坚持。他们俩都知道长久相持不是解决之道，但是谁也不想背负决裂的罪名。皇帝不敢贸然免去俾斯麦的职务，俾斯麦不到被踢出去的时候是不会主动提出辞职的。这两个人就像反目成仇的夫妇俩，一个想离异，一个怕离异，谁也不肯轻易做出决定。


    俾斯麦既不多揽权力，也不装模作样。他跟往常一样：要打架！他十分清楚这次他肯定不会胜利，他所期盼的只是在事实上战胜他的对手。他有一肚子的愤恨和嫉妒，极小的权力都要争取。一次有个没经他签字的开会公告被发布了出去，他就大发雷霆；他很留意观察自己的仇人所走的曲折道路，即使是没有阴谋的地方，他也疑虑重重，他觉得奥斯比德的主谋是维多利亚，“奥斯彼德好比是手枪，多才的维多利亚给这把枪装上了子弹，如今使用这把枪的正是皇帝”。另一方面，他开始忍辱负重，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他找到维多利亚，向她发牢骚，说自己不合时宜了。当她问他如何才能帮助他时，他叹息着说：“我不求其他，只要一些体恤。”如果当时的历史只流传下这句话，我们从这句话里能看出，俾斯麦还是害怕被打破饭碗的。


    这时，这个老牛一般的实干家还能够安详地看顾大局。2月时，他让人把他的恤俸草案起草好，将真实情况告诉了众位大使，并将此次争吵归因于宫廷和皇帝——他依然想要赢得威廉二世的信任。俾斯麦曾经跟萨克森大使说道：“皇帝随便问一个轻骑军官，社会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并接受他的观点……皇帝浑身都在发痒，他想要大家都来给他鼓掌喝彩来维护他，可惜有钱的阶级并不爱戴他，因为他跟劳工们交好。迟早有一天，连军队都不会信任他，那时候德意志就要走到尽头了！”在举棋不定的几周内，这位政治魔术师如此摇摆于伟大和渺小之间。


    选举解决了这个问题。当军队奉着王命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众人眼前时，一队队的选民默默无语地投了他们的票。他们受了10年的压制，现在开始展开报复。李卜克内西的新近预言果然成真：“11年后你得到了什么？……在巴黎议会上，所有人都承认德意志的社会民主党是全世界最强的，也是组织最有力的……它妄图勒死我们，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德意志没有工人会变成什么样？新观念的到来总是意味着一场新的革命……如果谁和这个时代的精神相悖，那一定会殃及自身！”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人数达到了以往的三倍，票数也从150万增长到了700万，这样反对俾斯麦的票数达到了450万，超过了赞成票的数量。


    俾斯麦原本有许多理由相信是皇帝的旨意使得自己选举失败，他认为如果没有君主的这几道谕旨，选举的结果肯定会跟三年前是一样的。他坚信自己还有重新奋斗的机会，并未因此气馁。他挺起腰杆子，操练起往日的军械，因为他察觉到他的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他跟皇帝说：“若是有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一定召集各联邦君长，限制选举权。群众被罢工和选举的结果所激励，也许会引起叛乱。那时候，最有利于我们跟社会民主党一决雌雄……我们依然会取得胜利。我有足够的力量，再迟些就不行了。千万别投降！”


    这位老将如果在30年前发表这番见解，也许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可如今，少年皇帝跟俾斯麦一样，不是人民的朋友，但他不愿动用武力。


    俾斯麦劝诫威廉二世：“既然我们跟他们的冲突无法避免，那么发生得越早越好。你不要妄图通过改良来消灭社会民主党，迟早有一天，你得用枪来消灭他们。”


    俾斯麦就这样走向了极端。他认为自己的地位稳固，因此又提出辞职。威廉二世一心想扩军八万，这是俾斯麦答应的，并且在帝国会议上争取过来了，因此，他牢牢握住俾斯麦的手，演戏一样不断重复俾斯麦的话语：“不要投降！”


    在内阁会议上，俾斯麦就像打胜了一样兴奋得不得了。他声称：“皇帝准备奋斗了，我依旧伴他左右！”阁臣们听到这话，都看着他不说话，但是心里很着急。他高兴了，决定不让同事们见到皇帝。他想让他们记得，曾经有过阁令，部长以上的阁臣不许直接跟皇帝通信。可惜这话说得太迟了，他的同僚们早就商量好：部长、近臣、陆军首领，无一不告诉皇帝是俾斯麦的过错造成了选举的失败。威廉二世毫不犹疑地否定了他说过的不投降的话。他在一次公宴上发布恐怖言论：“我会打倒一切妨碍我的力量！”布狄克的运气到了，就在俾斯麦对皇帝说布狄克的话让他不满意的当天晚上，布狄克得到了皇帝封赏的黑鹰宝星。几年前，俾斯麦也得过一样的宝星。俾斯麦听说了这件事，就引用了席勒《沃伦·斯泰因之死》上的话说：“奥塔维奥，你得法了！”


    如今，俾斯麦最想在议会上恢复他的大多数席位。古老的君权似乎正在他脚下摇晃，他放眼四周，想要找到一个新的并且更加坚固的立足之地。


    <h2>


    4、君主震怒</h2>


    俾斯麦认为最终解决办法是在帝国议会上赢得大多数，凭此与皇帝达成和解。赢得大多数席位，他就可以给皇帝扩军八万，他坚信除了自己没人能够办成这件事。跟他作对的同事们不是一心想要让他和中央党分离吗？选举前的几个月，不是有人伙同温德赫斯特密谋陷害他吗？要是他先下手了，结果会是什么样呢？仇人和阴谋家都会突然从地下冒出来。


    小个子温德赫斯特，10年间第一次提出这么多的要求。以前他也这样做过一次，但是他开价太高，现在俾斯麦急需用他，他自然要开出高价。温德赫斯特想要取消反对耶稣军的法律中最不好的部分，还要求在初等公学里开设基督教课程。经过多次磋商，俾斯麦开始感到疲倦，并说他的身体支撑不住了。事实上，世上没有一个人比温德赫斯特更清楚，这句话俾斯麦已经滥用了30年。天主教会发现社会民主党日益壮大，恐慌不已，温德赫斯特想借此机会利用“老妖道”来力挽狂澜。他力求俾斯麦千万不要辞职！他俩你死我活地斗争了十几年，如今，俾斯麦不得不告退时，温德赫斯特反而要留住他。温德赫斯特向俾斯麦告辞，当天夜里，他对一位朋友说：“我摆脱了一位大人物的政治死榻。”


    这位大人物也想东山再起，便拼命拉拢保守党。地主跟男爵们聚到一起，很快就发现了俾斯麦的最终企图。他们出奇地愤怒，合起伙来反对这个阶级的不肖子孙。到了第二天，他们告诉温德赫斯特，他们不愿意跟俾斯麦合作，他们想让君主清楚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只有答应了这些条件，君主的位子才能坐稳。此时，林堡斯图林伯爵去见布狄克，听他的号令，以使得该党能和政府合作。


    这时的俾斯麦可谓众叛亲离，人们因为他的专制而报复他，只有他的老对手——中央党支持他。


    敢于下手的众人就这样将一棵大橡树斩断了，如今没人再用枪去打断枯树的尖端，以骗取那个残忍的管林人的信任！


    所谓的管林人自然是皇帝。有几天，他读了所有报纸上的评论，和阁臣、近臣们讨论。他察觉自己激怒了中央党，特别是党魁。他派人送信到宰相府邸，想要见宰相。可不知什么缘故，俾斯麦当天晚上并没读到这封信。第二天早上9点钟，俾斯麦被叫起来迎接皇帝。事先他没有任何准备，君主问他，是不是曾拒绝过温德赫斯特（事实上几个星期来皇帝一直派警察严密监视着宰相府）。


    俾斯麦怒不可遏：“皇帝对宰相这样加以限制，简直有失体统，我不能接受！”皇帝道：“皇帝的命令，你都不能接受吗？”


    “陛下，即便是如此，我也不能接受！”俾斯麦曾辅佐过三位君主，没有哪一位君主嘴里对他说出过“命令”两个字（当然，在正式诏书里，不免照着老规矩写着“命令”两个字）。在申豪森时代，俾斯麦是位少年大使，第一位君主如果派他去维也纳办事，必须得用“请”字，威廉一世和他相处26年，就算是怒到极点，依然很克制说话的语调。俾斯麦一生建立了很多伟业，他是一个爱发号施令的人，只有对方肯履行必要的条件，他才会为人办事。这个难堪的问题使得建立起来的建筑轰然崩塌，如今两个贵族面面相觑。刹那间，俾斯麦丧失了冷静，威廉的胆量也跑到了九霄云外。君主解释他刚才的意思是“希望”，而非“命令”。俾斯麦告诫皇帝，谁也不会明白君主真正的意思。


    年少的皇帝感到害怕，他不习惯一拳一拳地对打。一会儿，他平静了。谈到要减少增加的陆军数量，从而让新议会商量出一个办法。他希望这个让步计划能让俾斯麦发怒，这样他就会提出辞职。没想到俾斯麦也冷静下来，他察觉到这是一个圈套，他声称要是皇帝想让他辞职，他愿意辞职。双方都想让对方负责任。这场争权风波弄得满城风雨。皇帝说：“我收不到阁臣们的任何口头报告，听说是你禁止他们的，如果你不允许，他们就不能向我汇报。你这样的指令，根据的是早就废除了的法令。”


    俾斯麦镇定自若，他辩解道，这是根据1852年的命令而执行的，这条法令是不能缺少的。


    君主想要独揽大权，可是道路却都被俾斯麦堵死了。如今他用做储君时的腔调请教俾斯麦，做重要的决定之前，宰相是不是应该先和他商量？俾斯麦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会和他商量，并且说：“我在见陛下时，心中早已决定好了。”


    这就像条没有尽头的海岸，没有任何能够泊船的港湾！他用两只强硬的手紧紧抓住了权力，一点儿都不肯退让！他当权一日，威廉便只能做“影子君主”一日！


    俾斯麦为报复这些日子受到的屈辱，决心冲对方心窝来上一箭！不过他自有高明之处，不能让君主下不来台。他桌子上有个公文包，只要一打开，就跟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一样。于是他把话题引到皇帝跟俄国沙皇会面这件事上来，他从包里拿出一份公文，看了一眼道：“原本有许多理由反对这样的行程，近来又有一份从伦敦发来的公文，上面有几句不利于陛下的话，有人说这是沙皇私下里说的。”俾斯麦带着表演者的从容镇定，举起这份公文。君主咬着嘴唇，不安地说：“请你给我读一下吧！”


    这位政治魔术师假装吓得发抖：“不！我实在不敢去读！”他将公文拿在手上引诱皇帝。皇帝不甘示弱，一把夺去公文。读过以后，他的脸色忽白忽红，气得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在公文中，威廉二世看到的第二句话是：“他是个蠢人，像个顽劣的小学生。”登时，他感到自己像挨了鞭打。皇帝当面受到这样的羞辱，还能够跟俾斯麦握手言和吗？他右手拿着盔甲，转身出门上了马车。他要去找他的朋友！俾斯麦的脚步声却紧随其后，他走到门边，鞠躬送别。


    <h2>


    5、被逐</h2>


    翌日，有两个老人在一间灯光昏暗的房屋中整理文牍。一位从盒子跟公文包中拿出封套，另一位阅读封面文字，将封套摆好。这两人，正是俾斯麦和布施。“我想写我的大事记，你得来帮我。我要辞职，要将个人的信件即刻送走，如果耽误的时间长了，会被扣留的。……只不过3天的事，也许要3个星期，不过我决计要走……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将我的公文安全运出去，或者先送到你家。可是怎么送呢？”


    “我可以将它们分成若干个小包带走，交给海恩。”


    “海恩是谁？”


    “他十分可靠。”


    “要不先送到申豪森那儿，你再去取，拣着最要紧的抄出来收好，再听我的信……这都是我给威廉皇帝的信件，这是腓特烈·威廉的介绍信，去维也纳时，他交给我的。你多大年纪了？”


    “今年69岁了。”


    “我到80岁的时候，还能在乡下享享福。”


    两天后，布施带着抄好的信件来了。俾斯麦心有余悸地问：“要是他们留心观察你，进进出出都带着个大封套怎么办？能不能把信件都放到一个箱子里，跟几幅地图摆在一块儿，这样时间长了可能就没人注意了。这办法是不是很好？”


    俾斯麦就这样灰头土脸地离开了这栋建筑。他曾在这里治国28年，曾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帝国的神话。他像一个被众敌环伺的穷寇，临走之前，他得找到一个安稳的地方把自己的宝贝都藏起来。他被贬逐了，他要用这些信件制造利箭，狠狠射向仇人的心窝。他把持宰相衙署近30年，从未相信过任何人，他不敢将自己的宝贝交给他们保管。几十年过去，他第一次想起申豪森——把宝贝藏到那里。这两个老人将这些无价的封套传来传去。布施觉得，等他写自己的大事记时，这些封套肯定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俾斯麦也许记起了阿尼姆，他曾经因为不肯交出公文而被监禁（恰恰是俾斯麦授意的）。


    一位穿着雍容华贵的陆军将领来参见俾斯麦。他奉君主之命来问宰相1852年先王腓特烈·威廉所颁布的阁令何时能够取消。俾斯麦十分傲慢地回答：“这个阁令不能取消！”他这样做是故意逼皇帝免除他的职位。


    翌日清晨，保罗·舒瓦罗夫来见。他是俄国的新大使，奉沙皇之命来把两国盟约的期限延长为6年，而不是3年。在最后一年中，俾斯麦千方百计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帝国的平安有赖于东方的担保，与俄国的盟约6月到期，年轻的君主答应续约，沙皇非常明白，因此在一份公文上加了一行批注：“我们两国的友谊，在俾斯麦眼中，就是一种担保。我们跟法兰西并没有条约上的约束，这一层跟德意志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如今俾斯麦耸耸肩膀，告诉这位受到惊吓的大使，那些说他辞职的谣言都是真的，这事要跟下一任宰相商议。大使立刻打电话向沙皇汇报。如今那个靠得住的领航人要被免职了，沙皇便不愿再与德意志签订联盟条约。


    在这个早上，舒瓦罗夫刚刚离开宰相府，汉克军长就带着皇命来了。君主要立即取消旧的阁令，“否则——”这位军长难以克制自己的声音，“皇帝要你立刻辞职，今天下午2点钟亲自进宫道别！”


    柯尼希格雷茨饱受战争之苦，教皇政府国务卿谈道：“世界快要毁灭了！”


    俾斯麦如今仍不愿走这条路，他很冷静地说：“我身体不济了，不能出门，我写信给陛下。”汉克想，俾斯麦肯定是个裹在红云里的革命党。他起身离开，不一会儿又上来了，并递给他一封皇帝的没封口的信。信中写着：“报告（是一位身处俄国的德国领事的报告）称俄国正调集军队准备攻打我们。可惜我们没有听到一点儿风声。你应当让我们早早注意俄国的恐吓。我们应当对奥地利发出警告，及早采取行动……威廉。”


    皇帝其实错怪了俾斯麦，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危险。君主的这封信是一个企图报复俾斯麦的人写的，没封口，没写封面，俾斯麦见得多了。他写信斥责皇帝“大逆不道”。君主不肯接受宰相的回信，一句话也没批就原样送回。这天下午，俾斯麦将这次争辩的前因后果讲给内阁，并在最后发表了一通议论：


    “虽然我信任三国联盟，可是这种联盟是靠不住的，由于意大利的君主地位不够稳固，它跟奥地利的关系被意大利人的同文主义所恐吓，我要竭力避免它在我们跟俄国之间制造障碍。我坚信沙皇的友谊。我不能执行皇帝对这件事情下的命令……至于保证劳工的法律，我觉得这不是内阁的问题。如果我不可以重新担任外交领袖，就必须离开。我明白这样的举动正是皇帝想要的。”他反复强调着他的健康状况和办事能力没有减弱，辞职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皇帝想要独揽大权。


    最后，俾斯麦怂恿内阁辞职，意图教训年轻的君主。但他们都没这么做，仅仅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迟疑的话，其中，只有梅伯克说的一句话值得一提：“宰相退位将给国家带来灾祸，殃及欧洲和德国。我们必须要阻止，必须全体跟他一起走，不管如何，至少我要跟着他走。”散会时，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全都抗议俾斯麦辞职。到了晚上，他的同事们又召开会议，“排斥普遍告退的观点，这与普鲁士的众多传统相冲突”。


    会议结束后，俾斯麦吩咐备马，原本他这个年纪已经不该骑马了，他之所以这样，就是想让皇帝知道自己要汉克传达的话——“我的身体不甚好”这句里有多少成分是实在的。宰相回到家里才听说，当他出门后，皇帝打发了第二个信差过来。内阁厅长路加那晚上回来，十分着急，紧锁着眉头对俾斯麦说，他奉皇命来问他为什么还不递辞呈。俾斯麦此时没有发火，没有举手捶桌子，而是客客气气地说：“皇帝愿意什么时候罢免我都可以……只要下达免职的命令，我都愿意遵从。只是我不想让陛下推卸掉免我职的责任。我要让人民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做官已经28年，这28年来我为国家做了许多事，我要在历史的审判桌前表白我自己！”之后，他口授辞职信，第二天清早加以润色后送进宫去。在辞职信里，他以几句正大光明的话作为结尾：


    “我对王室和陛下尽忠，这些年来不曾改变。如今我要与陛下脱离习惯的关系，与帝国及普鲁士的普通政治生活脱离关系，我内心极度痛苦。对于陛下的许多意见，我认真地反复思虑，请求陛下免去我帝国宰相之职、普鲁士内阁总理之职、普鲁士外交总长之职，以及合法发放俸禄。从最后这几个星期的印象来看……我有理由相信这份辞职书是正合陛下心意的，我相信陛下会予以批准。若陛下还不相信陛下先祖们的一位忠心大臣的经验和才能，我早就该辞职。如今我了解到陛下已经用不着这些经验和才能，我方得以告退，并且不必害怕我这样的辞退被指责说适合俾斯麦。”


    宰相只管抗议，君主并不理会，还封他为劳恩堡公——腓特烈帝曾经想封他，那时他竟然推辞了。俾斯麦多次进行有力的反抗，才最终避免了这份津贴，他把这份津贴看成邮政员工由于办事得力告辞时收到的赠金。皇帝这么做无非是想让人们相信俾斯麦请辞是由于他年老体弱，但不肯把俾斯麦的辞职书登报。皇帝刊登的是感谢俾斯麦以往功绩的言论。威廉二世试过留赫伯特办事，并请俾斯麦说服他的儿子。俾斯麦却引用沃伦·斯泰因的话再次进行反驳：“我的儿子已经成年！”他私下里跟人们解释：“如果一个人明明知道一条船快要倾覆了，怎么还会让自己的儿子踏上这条船呢？”


    赫伯特一生的悲惨命运在这时愈演愈烈。如果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得到了皇帝的优待，没准真的能够成为一名有独立价值的政治家，可是现在他不得不跟父亲一起归隐。因为俾斯麦把死要面子的秉性传给了儿子。晚上，他将沙皇不肯延长盟约有效期的消息告诉皇帝，在报告中，他委婉地表述了自己父亲的意见：“昨日舒瓦罗夫伯爵知晓陛下毫不犹豫地免除俾斯麦王爵的职务后，亚历山大大帝决定不再延长密约的有效期，因为这样的机密是不能跟新上任的帝国宰相讨论的。”威廉二世在这份公文上批道：“同意延限。”在末尾又批了三个字“为什么”，赫伯特马上附上一篇更为浅显的解说。皇帝在第二封信上又批了另一个“为什么”。


    威廉二世两次批“为什么”的原因，是他完全不明白俾斯麦这个名字在欧洲的影响力。虽然他不清楚，但很恐惧，半夜他打发人找到舒瓦罗夫，相约第二天早8点来见君主。会谈时，威廉二世向舒瓦罗夫表示自己愿意续约，可是这位俄国大使说自己得到了沙皇的命令。


    皇帝从报纸上了解到所有党派、各个阶级的人都赞同他所走的路。国内十分平静，德意志人看到这样有魄力的人在位十分高兴。1890年3月18日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日子，普鲁士议院通报了俾斯麦辞职的议案。近臣和陆军首领们都十分开心。赫因罗厄说道：“一位军长高兴得像只蟋蟀，他如今敢于自由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了……处处都表现出这样的快乐。以前俾斯麦一手遮天，人们备受压制，如今再不是这样了。”人们感到有100年未曾有过这种解放的滋味了。从腓特烈大帝去世以后，人们还不曾像今天这般高兴过。


    在德意志，无人知晓三个人决定了德国的命运（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决定），因为当舒瓦罗夫从沙皇手上获取了新的权力时，他看到宰相辞退五天后的情况就大相径庭了。俾斯麦想要保证这份密约，免得受到柏林人阴谋的破坏，他的儿子也曾经提议在俄国首都签约。没想到赫伯特在秘密档案中没有找到这个密约，它竟被霍尔施坦取走了。俾斯麦十分愤怒，首先攻击保管案卷的人，然后又攻击这位男爵：“你原本可以阻止这件糊涂事发生，这会儿当我死了，未免为时过早！”霍尔施坦觉得他是个危险人物，要不是这个原因，这位男爵怎么能够全力反对俄国呢！“从这份密约里不能盼望得到什么现实的益处，但要是泄露出去，别人会骂我们是骗子……要是订立密约，我们的声誉和社会地位就会被俄国掌控。一旦被人怀疑，全世界都会反对我们……往后的交际他们就可以确立条件。首当其冲的就是‘我要跟以前的老伙计俾斯麦合作，我只选他，不要别人’。你现在清楚他的地位了吗？”


    上文这几句都是虚伪的，俾斯麦给舒瓦罗夫看了他反对俄国的第一个保险条约，而且准备把第二个条约让奥地利看。霍尔施坦就是一个胆小鬼，他和他的同党都认为，胆量与诡诈是不能相容的。霍尔施坦没有流露出怨恨，他同瓦尔德塞阴谋反对“俾斯麦字号”很多年了。


    一起继任的阁臣，显然都不称职。马沙尔写道：“像俾斯麦这样的大人物能够熟练运用繁重器械，我这种小人物却不能。”俾斯麦在出宫时，他的下一任卡普里微躲着他。俾斯麦好多次邀请他来吃饭，他就去过一次。他说他实在不想听到俾斯麦这样批评皇帝。后来有一天，俾斯麦在相邻的花园里遇到了卡普里微，就询问他俄约签得怎么样。这位军长幽默地说：“你这样雄才大略的人一次可以同时玩五个球，可是别人却不能，一次只能玩一两个。”不久，参政们开会，在霍尔施坦的领导下，都认为这个条约使得俄国得到了全国利益，鼓励了俄国在东方干扰大局，法兰西将很快攻打德意志。


    这帮才能平庸、见识短浅的阁臣仅仅三天就挖空了俾斯麦打下的良好根基，整个建筑摇摇欲坠。霍尔施坦四处游说有权有势的阁臣。卡普里微接受了霍尔施坦的建议，想要贡献一个新计划，就劝说皇帝跟他们憎恨的沙皇分裂。君主十分高兴，他觉得自己的谋臣不是狡诈的狐狸，而是“一位办事得体、光明正大的人物，一个不冒外交风险的人”。皇帝坚信自己做事坦诚，是个真正的普鲁士人。霍尔施坦说，当他跟皇帝谈妥此事时，皇帝愤恨不已：“很好。千万不能和俄国订密约。说这句话时，我心里在流泪。”


    威廉二世在30年前出生于宫中的一间小屋里，如今还在这里，他低低地说的这几句话，透露出悲观、仇恨、嫉妒等情绪，流露出恐惧、烦躁的心理。这几句话所造成的后果没有人预料得到，正是这几句话葬送了整个德意志帝国！


    俾斯麦这几天在柏林，心境平和，他没有隐藏自己的痛恨，可是一种心怀恶意的谐趣并不能使他满足。他刻意表现出自己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当对抗仇敌时，他不装腔作势。当布狄克跟他握手吻别时，他诙谐地说：“你我分开，你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临别前请同僚们喝酒道别时，俾斯麦故意不跟布狄克握手——这对布狄克是致命的蔑视。他的旧同僚请他吃饭，他不愿去，仅仅大声说：“我只看到了帝国官员们的笑脸，正是你们的错误导致我辞去宰相职位。”这时候，这个不信教的老人家尽情地述说着怀恨与报复的话。这并不是气量狭小，而是一只受伤的狮子在发怒。


    不管什么人见他，都可以从他嘴里听到几句真话。奥地利大使送来奥皇弗兰茨要他转交的一封恭维信。信中说俾斯麦由于身体虚弱辞职了。这个前任宰相不承认这一点，声称自己在职时身体健康得很。这两句话他是用“平和的语调说的，可是你能从这个语调中听出难过和躁动的情绪，有时还夹杂着愤恨”。他十分坦白地对土耳其大使说，请让土耳其皇帝知道他是被免职的。他还对巴伐利亚大使说皇帝没心没肺，“未来必然要毁掉帝国”。当他去各大使馆辞行时，他把名片上的“帝国宰相”几个字划掉，并且说道：“我喜欢别人叫我俾斯麦，只有外出旅游时我才自称王爵。”他还当面斥责巴登公爵阴谋迫害他。


    当他正式向皇帝辞行时，俾斯麦让皇帝承担免去他职位应负的责任。当皇帝问起他身体怎么样时，他撕碎了假面具，毫不客气地说：“陛下，我身体非常好！”他还不允许威廉公布他的辞职信。


    在他最后离开的前一天，他坐着马车去了趟皇陵。他像个诗人一样，把三朵玫瑰花放在了君主的墓前，之后回家施行圣餐祈祷礼。在牧师快要讲到《爱你的仇敌》时，乔安娜连忙站起来，制止牧师继续讲下去。俾斯麦躺在榻上，想到自己住在这里的20年，他对此做了个总结：“我享受了很多幸福。今年我也75岁了，我的妻子、儿女们都伴我生活，这已是最大的恩赐。我以前常常忧心自己将为国家操劳致死，如今倒没事了。不管有病没病，我处理国事28年，尽了我的天职，如今我实在不知道该做点儿什么了。因为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比以前在职时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