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李白·少年游》 代序 一首诗，能传几条街? 被誉为“诗圣”的杜甫曾经有一句诗，说得相当自傲：“诗是吾家事。” 这个“家”字，不只是强调杜甫知名的“家人”—他的祖父杜审言—也强调了身为一个“士族”的习业传统；也就是士族阶级的门第。门第的重建与动摇，大约就是大唐帝国初期极为重要的一个政治工程。 从公元七○一年展开的半个世纪，是大唐帝国立国以来变动最为剧烈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假想：有那么一条街，两旁俱是居宅坊店，从街头走到街尾，岁月跟着步步流动，行进之间，可以看见人们用尽各种手段，打造着自家的门第，以期高于他人。一直走到公元七六二年，李白也恰好走完他的一生。 街头，是个祖上被窜逐至西域、到他这一代又偷渡回中土的胡商。这胡商赚了很多钱，却赚不到帝国最重视的门第和阶级。于是他就仿效开朝以来的皇室，一点一点地为自己铸造、打磨、擦亮那个以姓氏为基础的身份。 满街的人都知道：皇家的李姓来自知名郡望—陇西成纪；这个姓氏可以上溯到汉朝的大将李广。不过，街旁一位法号法琳的游僧会告诉你：不是这样的。皇室的李家原本是陇西狄道人，几代以来，他们身上所流的，多是鲜卑胡种的血液，然而他们毕竟在无数征战中夺取了天下权柄，当然也可以重新书写自己的身世，使这身份能融入先前六朝的门第规模。 胡商这么办了；他也姓李了。他的长子和三子继承家业，分别在长江航道的上游和中游（也就是三峡和九江），建立起转卖东西粮米、织品、什货的交易，赚了更多的钱，也在各地累积了相当庞大的债权，以及信用。 然而，生意人是没有地位的，他们的孩子没有参与科举考试的资格，没有机会改换身份、建立地位，自然也没有机会进入朝廷。可是，这一条街上的人都明白：要取得出身，有很多手段。其中之一，就是牟取整个帝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最重视的名声。 那是前些年相当著名的一个故事：街角来了个蜀地富豪之子，忽然花了可以买下十万斗米的一千缗钱，买了一张胡人制造的琴，到市集上吆喝众人观看。这人非但不奏曲，还把琴摔了个粉碎，之后说：“弹胡琴，不就是杂技吗？诸君何不读读我的诗呢？” 这个人叫陈子昂，碎琴的故事伴随了他一辈子，流传则更久。即使如此，士人阶级以下的黎民广众大约也只能空洞地仰慕着诗人，因为考试会彰显他们的才华，声妓会演唱他们的作品，而国家的政务也往往因为诗作所流露的美感与情感，而交付到这些人的手中。诗篇创作的美好，也许只能在诗人之间流传、感染，可是诗篇成就的地位，却成为绝大多数不能诗的人所艳羡的虚荣。 在街旁幽深阴暗的巷弄里，或是通往林野的阡陌之间，你也会看到，大部分不属于士族阶级的人，在一个物资充裕、水运发达、驿递畅通、人口繁盛的环境里，过着艰难的日子。绝大部分的粮米、布匹、器用、牲口都要供输到京师，再由朝廷加以分配，供应各地军（折冲府）、政（州县）部门，以便启动整个帝国的管理和运作。当大多数的人为了应付上缴的谷米、丝棉，付出劳力，应付种种名目的“公事”，而不能粥自足的时候，几乎沿街的店铺都从事借贷—人人都可能有债务，家家也都有机会在周转通货的过程之中博取一点蝇头小利，勉强接济生活。他们知道：诗，本来就距离他们相当遥远；有如一触即破的浮泡，有如不能收拾的幻梦。 邻近街头的人还听说：李姓胡商的次子是太白星下凡。他没有跟着父兄作生意，只读书、作诗、喝酒，以及游历。这孩子逐渐长大，仍然在街上晃荡，离家之后，不但形迹渐行渐远，也绝口不提自己的身世。人们谅解这一点，因为他们都能深切体会，如果不能将那个不成门面的商家远远抛掷身后，他将永远不能打造自己的前途。 一旦来到了长街较为深远的地方，多数的人已经不在乎这浪迹而来的人究竟是个什么出身了。他总在稍事逗留之处，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有僧，他看着是佛；有道，他看着是仙。动辄写诗，将字句当作礼物，持赠每一个尽管和他只是萍水相逢的人。这在当时，还是十分罕见且令人吃惊和感动的事—尤其是他的作品，也不寻常；似乎一点都不像朝廷里一向鼓吹、揄扬以及奖励的那种切合声律格调、齐整工稳之作。 在他笔下，诗更接近街边的谣曲。虽然也含蕴着许多经史掌故、神话异闻，显示了作者并不缺乏古典教养。然而，他的诗还融合了庶民世界中质朴、简白、流畅的语言；以夸张、以豪迈、以横决奇突荒怪恢诡的想象，勾人惊诧，引人噱叹，让人想起矫健百端的龙，苍茫千变的云，汹涌万状的潮浪，以及高洁孤悬的明月。他让奔流而出的诗句冲决着由科考所构筑起来的格律藩篱，就像他的前辈—那个因碎琴而成名的陈子昂—一样让整个时代的士子为之一震，并忽然想起了：诗，原本可以如此自由。 在这条街上，自由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价值。街坊们若是听见某诗人吟唱“一任喧阗绕四邻，闲忙皆是自由身”的句子之时，只会明白：他现在没有官职了。至于诗的自由，更不为人所知所贵，看来那只是一种不为经营现实功利而拘守声律的意图，这意图竟然又开向更古老的风调，也就是回返数百年前，当歌咏只维持着最简朴的音乐感性，而仍然动摇性情，引发感悟。 至于生活，胡商之子在一篇上书之文中追忆：他曾经为了接济那些落魄公子，在一年之内，散钱三十万。这数字可以买三万斗米，但也许并不夸张。因为他虽然不事生产，还能保持“自由之身”，恐怕得归功于胡商到处持有的债权。他以随手而得之、又随手而散之的资本与诗篇，成为到处知名的诗家，纵使经由婚姻、干谒、投献而终于成为宫廷中的文学侍从之臣，也还只能挥霍着令人激赏而不入实用的字句。 这个挥霍的年轻人可能比大多数他的同代人有着更丰富的旅游经验，然而，明明是即目的见闻，亲身的阅历，在他而言，都只是历史的投影。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街景，都只是原本沉埋在史籍之中，那些春秋、战国、两汉、魏晋时代的投影。在他的眼里，全然没有现实。 身为星宿，发为仙音，客心无住，余响不发。街道上的人们知之越多，越觉得他陌生；就连他的妻子、儿女、知交，以及久闻其名而终于接纳了他不到两年的皇帝也不例外。他借由诗篇，再一次地将人们淡忘的古风引进大唐，然而他却在风中迷失了自己的身影，他对于成就一番“达则兼济天下”的追求，也因之全然落空。千载以下，人们居然多只记得他的名字而已。 这条街上也许还有诗人，如果他们都只剩下了名字，也就没有人会知道：一个个号称盛世的时代，实则往往只是以虚荣摧残着诗。 于无可救药之地，疗人寂寞，是菩萨行 ──为《大唐李白》简体版所写的一篇序文 李白的确只是一个引子。他一生行事太多可疑非理之迹，所以正好牵引出许多历史的问题。首先，我一直记得三十年前当兵时读《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画》，有一段记载，仅有的印象是：薛稷……文章学术名冠当时……会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留连……”这一景令我印象深刻，原因无他：我书学褚河南，薛稷亦书学褚河南；我对李白诗的来历又一向好奇，没想到这两个人居然在新安郡碰过头。 可是日后读《李太白全集》，至卷三十六附录，却有编者王琦这样的一段按语：“按薛稷本传，稷坐窦怀贞事赐死，开元元年七月中事也，是时太白年甫十五，未出蜀中，安得与稷相遇于新安郡？盖传闻之误也。” 事实上王琦也搞错了，李白在薛稷死的时候只有十二岁，还够不上十五。然而为什么会说这两人遇见了呢？复查《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画》，原文如此： 薛稷，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学术名冠当时。学书师褚河南，时称“买褚得薛不落节”。画宗阎令（按：即阎立本）。秘书省有画鹤，时号一绝。会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留连。书永安寺额，兼画西方像一壁。笔力潇洒，风姿逸发，曹、张之雅也。二妙之迹，李翰林题赞见在。又闻蜀郡多有画诸佛、菩萨、青牛之像，并居神品。 这一则记载的原出处是《唐画断》，然而有出处不表示有道理。 李白不应该见过薛稷。那么，是误记他人见了李白，还是薛稷见了他人？何以有此误？或者是有心之误？或者是无心之误？辗转传之者是不知其误而传，还是有意传其误？ 事实上只《宣和画谱》上记载了一句“李太白有薛稷之画赞”，但是这篇“画赞”徒留题目，文章并没有流传。我们只能判断：李白或许根本没有机会见着薛稷，也没有机会见到薛稷遗留在世上的画─李白可能的确游历过歙州和洛州两处新安郡，但是从无一诗赞过薛稷。 倒是比李白小上十一岁的杜甫，有过两首诗，都是观赏薛稷的画，有感而发所作，一首是《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少保画鹤》： 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万里不以力，群游森会神。威迟白凤态，非是仓庚邻。高堂未倾覆，常得慰嘉宾。曝露墙壁外，终嗟风雨频。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 另一首是《观薛稷少保书画壁》： 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 杜甫当然更不可能见到薛稷。从杜诗的写作时代看来，这两首诗是与另一首《过郭代公故宅》几乎同时写的，其诗如此： 豪俊初未遇，其迹或脱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气森喷薄。磊落见异人，岂伊常情度。定策神龙后，宫中翕清廓。俄顷辨尊亲，指挥存顾托。群公有惭色，王室无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阁。我行得遗迹，池馆皆疏凿。壮公临事断，顾步涕横落。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 从这一首回头看前两首，就有了些许眉目。 郭代公，即郭元振─也就是《大唐李白》文中提及李隆基诛杀太平公主一役中坚决支持帝党的中流砥柱。从张说为郭元振所撰写的行状，颇可以了解此公之心迹与情怀。 郭元振年少倜傥，廓落有大志。他十六岁入太学，与薛稷是同窗。十八岁擢进士第，年判入高等，自请外官，受梓州通泉县尉─这个初任的官历所在，就是日后杜甫行经而称为“郭公故宅”的地方。郭元振行事独特─身为地方官，他不拘小节，自己铸钱，发行通货；也会强掠富豪财产，散之于贫民。其清廉刚健，非同一般腐儒，声势甚盛，而名满天下。故称：“海内同声合气，有至千万者。” 武则天知道了他，还特地派驿车接至行在，“语至夜，甚奇之”，让他抄录自己从前作的诗文，他便磊磊落落写了一首《古剑歌》，武氏极为嘉赏，让人抄写了好几十份，遍赐诸大臣。 这一份知遇，使他在先天二年“知政事”，正式拜相，秉理机要。太平公主之变，郭元振是不主张废立储君的。但是他的行动也与其他支持李隆基者不同，他并未参与军事方面的杀戮行动，他的作为是在“诸相皆窜外”的时候，“独登奉天门楼，躬侍睿宗”。当睿宗听说李隆基的部队已经杀进宫门，他自觉先前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很可能要在这一场政变之中被儿子无情地拉下马来，遂有跳楼自裁之念。此际，是郭元振“亲扶圣躬，敦劝乃止”。在这一段兵荒马乱、人心浮动的时期，郭元振从容应对，“宿中书（省）十四日”，独任烦剧，事后，封代国公。 回顾这一场名为“太平公主之乱”而实为“诛除宫廷异己”的军事行动里，郭元振和他的老同学─也是往来极为密切的至交─薛稷，竟然分别成为两个敌对集团的分子，势不能两立而义不能两全，可是杜甫却在这三首诗里，有意将郭、薛并举。 《过郭代公故宅》云：“定策神龙后，宫中翕清廓。”立其史事之本，却在《观薛稷少保书画壁》中显然“离题而作意”，以这样的四句作结：“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明明说的是薛稷的壁间书画，却横空一笔带入郭元振的身影，这是有心让郭代公为薛稷开脱，以鸣其不该牵连受诛之冤。而在《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少保画鹤》之末，有句谓：“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岂不见《过郭代公故宅》之开篇更有相同的修辞：“豪俊初未遇，其迹或脱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 李白并没有写过薛稷的画赞，因为他可能并不知道、也因之而不能够关心薛稷的冤情。但是杜甫却极度关心薛稷的遭遇，道理很简单：杜甫其生也晚，有更充分的时空跨度超脱出一时政权更迭所鼓荡起来的热切爱憎、激烈是非。他更有余裕去看到一宗政治颠覆事件背后的阴影和底蕴的暗潮。也就是说，杜甫根本不认为薛稷参与了太平公主的叛谋。 更重要的是：他也亲眼看到李白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弃明投暗”─试图襄佐永王李璘树立偏安一隅之霸业─几乎要成为像薛稷一样的人物，在政教大势所薰染的气氛中沦落为魑魅魍魉。当天下人都在指斥李白的时候，杜甫的诗句是这样的：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这首诗题名《不见》，取义双关，一来当然是杜甫见不着李白；更深刻的蕴含则是举世逐时论而怒骂、而轻鄙、而嗤笑、而遂其嫉愤的人们─是他们不能见到真正的李白。杜甫之伟大，就在这样的胸次与识见。 至于李白怎么能见到薛稷呢？我的答复很简单，就一句话：他在小说里就见到了。 不过，在校对上面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发现有两句话似有语病，仍宜稍作说明。原文是这么写的：“李白可能的确游历过歙州和洛州两处新安郡，但是从无一文一诗赞过薛稷。”这话不能不细加斟酌。 首先，我不能假设今本王琦所编注之《李太白全集》便总括了李白生平诗文，是以所判看来武断。 此外，李白确实有一篇赞文，题目叫《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有薛有鹤，但这少府不是薛稷，鹤画似亦不出薛稷之手。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可知为专业实务之官。 到了魏晋及南朝，少府部分原有的权力转归殿中监。少府专事工艺制造及钱币鼓铸。而唐、宋少府实沿之─是为掌管百工技巧诸事。 此外，唐代别称县令为明府，称县尉为少府。而这篇赞文的第二句就说“虽听讼而不扰”，可知此处“少府”的确是指“县尉”小吏无疑。也就是说：“薛少府”为唐代河南道金乡县县尉─金乡县隶属兖州鲁郡，恰是李白中年以后长期寄居之所。而薛稷则从未至金乡任县尉，故赞题中之“薛”、“鹤”殆仍与“言鹤必称稷”的薛少保无关。 《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是这么写的： 高堂闲轩兮，虽听讼而不扰。图蓬山之奇禽，想瀛海（或本此字为“洲”）之缥缈（或本为瞟眇）。紫顶烟赩，丹眸星皎。昂昂欲飞（或作贮贻），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唳（或本做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凝翫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倾市，听似闻弦。倘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 虽说少府归少府，少保归少保，此赞实与薛稷无关；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当年《宣和画谱》声称“李太白有薛稷之画赞”一语，恐怕还是把这篇写给薛少府的短文误会成写给薛少保的了。 李白生平往来下僚，其数不知几倍于贵官。也正是这些地方上的县尉、县令、参军、别驾、司马，在一位游踪遍江湖的诗人行屐所过之处，得其片纸而为之欢踊呼传，乃成天下之名。 李白也并不因为这些中下层文官之名爵不显而横眉冷对，看来凡有一得之见、一器之珍、一才之长、一席之贶者，便秉笔抒情，倾心相待，而留下了堪为作品中绝大多数的赠、送、赞、寄、留别、酬答；几占篇什中之八九。 今人未必读李白而俱能道其姓字，称其才华，艳其格调，崇其声誉；不过，也可以多想想：李白是将干谒之作，普成布施，聊以抚慰那些盘桓于士大夫阶级边缘的人。 于无可救药之地，疗人寂寞，是菩萨行。 如果世上还有任何业余的文学读者，请容我在此郑重地邀请他和本书的校订者张长台、校对者陈锦生、编辑者叶美瑶三位一同分享这部作品。 我更要谢谢他们的耐心和鼓励，使得此书能日进而有功。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李白《少年行》 一 老对初芽意未凋 新正刚过，立春日前夕，绵州刺史在自家门首贴了新作的诗句。这诗是刺史亲笔，命从人把纸贴在壁间，一口气写下来的： 终始连绵尽一朝，樱垂雨坠颂觞椒。 犹能几度添佳咏，看洗寒冰入大潮。 写完了不肯离开，吟读再三，反复看几遍，点头复摇头，还假作生气地斥责一个掩嘴偷笑的使女：“不识字奴笑什么？”那使女出身士族吏门，原本是读了书的；但是即使识字，也读不懂刺史的诗，尤其是“觞椒”。这里头用了典故，出自前代晋朝刘臻的妻子曾氏于正月初一那天献《椒花颂》，后世流传开来，就把“献椒”当作过年应景的礼仪，或是一家人开春吃团圆饭称作“椒花筵”。 不过，在这里，连作诗之时总是追求奇警的刺史都觉得“颂觞椒”太矫揉造作了。他之所以一直摇头也是由于这个缘故。站在壁前思忖良久，他索性又在“觞椒”之后补了两联，把四句添作八句，一绝变成一律。这样做，只有写诗的人心里明白：是为了用感觉上格局庄严宏大的体制，掩饰用典的造作。接着，他叫人来换了纸，张贴在门首，重新写了，还当着那些恰巧前来贺节的客人们吟过一通： 终始连绵尽一朝，樱垂雨坠颂觞椒。 郊迎新岁春来急，老对初芽意未凋。 笔墨催人消节气，心情问世作尘嚣。 犹能几度添佳咏，看洗寒冰入大潮。 就像是办完了一桩大事，刺史先吩咐备车，随即回头对久候于一旁的别驾、录事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以及仆从和来客们说：“今岁刺史与尔辈赏禽迎春可好？” 赏禽不是常例，但是总比困在刺史邸中分韵赋诗来得好，一时之间众人都欢声击掌大笑。然而，春阳初至，岁节犹寒，有何禽可赏？又到何处去赏呢？ “戴天山。”刺史微笑着睨视众人，道：“会神仙！” 据说，神仙道中有召唤禽鸟一门，颇为历代帝王倾心眷慕。此道中人，一旦施展起法术，能以空空妙手，收取山林之间的各种鸟类。鸟儿们会群聚于仙人四周，有的高栖于乔木之枒，有的俯伏于丛草之间，有的在水湄沙洲处引颈翘盼，也有的会在山岚岭云之际嘶鸣盘桓，试着接近那仙人。仙人持咒，但见其唇齿翕张，不能闻辨声语，恐怕唯有禽鸟能够聆会他的语意。 这些鸟儿似乎也会依着某种仙人所指示的顺序，飞身进前与仙人会晤—或就其掌心掠取谷食，或就其肩头磨擦喙吻，也有体型巨硕，翼展丈许之鸟，多数无法说出族源、道其名类，竟然还能够与神仙周旋不止片刻，像是老朋友一般，殷殷点头眨眼，扑翅探爪，好像说了许多话。这让戴天山在短短数年之间成了一座远近驰名的仙山；早些年还有几批道士想要在此建筑宫宇观塔，大肆扩延峨眉山一脉的道法香火。 戴天山在绵州昌明县北三十里的地方，山前还有山，两山南北相依而立，也有称这两山为匡山的，南山号大匡，北山号小匡。此处之名，不胫而走，据说连北边百里之外的龙州、剑州都有人津津乐道。最近每逢春秋佳日，还有数以百十计为一队的游人前来，争嚷着看神仙。刺史的访客里有那颇知里巷风情的，赶紧凑趣说：“闻道大小匡山桃花开得好，野物繁茂，有呦呦鹿鸣之胜，十分难得；刺史有这般雅趣，我辈敢不相从？” 刺史还没答话，另一个头戴紫冠、看来不过十多岁的少年道士点点头，朝大门上刺史的诗句指了指，微笑着说：“这时节，不过是‘樱垂雨坠’尔耳，桃花还未发枝呢。” “丹丘子真是箇中人！”刺史一抬手，拉住紫冠道士的衣袂，迳往衙署西侧踅去。众人跟走了约莫一箭之遥，转向南侧巷口一眼眄了，都不由得惊呼出声—原来刺史早就给众人备妥了牛车。大约也是由于新正立春之故，为表嘉庆欢愉，一行十数乘负轭的牲口都披戴着五彩纹衣，远望一片缤纷撩乱，煞是好看。 这时刺史才说了：“桃花未发，某等便去为春山补补颜色。” 刺史和众宾客们此行的确有目不暇给的奇遇，在这一个花朝节里，他见识了意想不到的方外之人，也结交了只在魏、晋时代才可能生养孕育出来的隐逸之士。是后，他甚至经常废弛公事，自己赶着牛车，车上载着像丹丘子一流的三五素心之友，来到这神仙所在之处。而在刺史原本狭促的官场上，一向没有这般能够放怀高议、诡辩剧谈，而且异趣横生之人的。 如果单从刺史的眼中作一飞快的遍览，他在大匡山同这些人作伙，与神仙通宵达旦、饮酒赋诗、高谈阔论的光景也没有几次。对于人生之中有过的这么几年欢愉光景，穷刺史之忆念，却总是挂怀不忘。他曾经感慨地吟了两句：“谁留去字去，石上望神仙。”—然而这只是孤伶伶的一对残句，没有上下文。刺史于多年后病笃弥留之际，曾经唤人取笔墨到榻前来，说：“某还有两句诗未曾写完—”也果真就没能写完了。 刺史姓李，名颙，字子敬。颙者，大也。李颙的头脸一出生就显得比常人大，状如长盘，乃以此字命名。他生小经常因此受人嘲笑，却不以为忤。在那一次去戴天山寻访神仙的路上，忽然有几只五色斑斓的异禽，不知从何处飞来，转瞬间齐集在他的纱帽顶上，宾客们都说这是祥瑞之兆，新年必得征应，该是刺史要升官、回西京了。只有少年道人丹丘子朗声笑道：“好大头颅，消得凤凰来伫！” 众人不敢跟着笑，纷纷垂面掩口，倒是丹丘子的笑声在四面的山墙之间荡回起落，惊动了微微的春风，一阵若有似无的山烟扰动之下，霎时间引来了更多的禽鸟。刺史也顾不得官仪，忙不迭地从车中短榻上站起身，扑东扇西地挥打着袖子，嚷道：“快看！快看！” 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二 无人知所去 大小匡山佳境胜景固不待言，在四野八郡的井阑边、廊庑下，飞快传递着的闲话里，“桃花”、“鹿鸣”更非虚语。结队而行的游客回来了，总有人争说：确是看见鹿了。旁人便抢忙给道喜：逢鹿就是逢禄，家人或者本人，即将功名大显。这是天赐，便有更多人迫不及待地要去。有桃花时赏桃花，没有桃花的日子长，还可以看竹烟天水—这是另外两景，终年不负人约。 传闻之中，从丑末寅初起，天色还暗着，神仙就在一片万竿竹林里起身了。神仙出来行走，是没有形体的；无形有影，殊为奇丽，更看得人痴迷。至于有什么影呢？人人所见不一，相同的是晨光乍透，竹旌飘摇，跟着浮动的青霭，就殷殷刻画出神仙的衣裳。 相传昌明县北十里地头上，有一编户老妇，为深蓝色的霭气所惑，迷走于竹林之间，经整夜寻不着归处。却在一个不经意间，摸着了仙人的裸足，返家后，指掌便溃烂了。这事引发了不小的惊恐，此后也就再也没听说过有谁敢打着什么峨眉山的旗号来此推拓道术了。 可是旅者如织依旧，他们对天水—也就是大匡山上的一条银练也似的飞泉—更加着迷。因为飞泉在天，日日都能招来或直或曲、时高时低的虹；虹之生，又恰在竹间青霭消散之后，所以人们视此二景为一事，那就是神仙的游踪。 日久便有诗句传出，说是写在一片石上；此石方圆数十丈，其上遍生绿苔，分寸无间，可是忽然有一日，出现了刮刻诗句，字如斗大，迤逦歪斜：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这首诗刻在巨石的苔衣上，经历几度春秋，多年以后，原作者将之践踏、刓剔，以至于剥除殆尽，最后不知是有意无意，只留下了末联的一个“去”字。此乃后话，其中或有伤感的遭际，于此也就暂时留取心神，容后细表。 不过，乍看此诗刓苔而出，人们总会讶异：是什么人，敢在神仙居止之处这样放肆留言呢？ 巨石青苔之上的五言八韵之作晾在日月星辰之下可有些时日，想必神仙也看见了，但是说也奇怪，仿佛神仙还真不愿意见这诗人，较诸先前还微露形迹，如今反倒刻意不现踪影。 三 壮心惜暮年 持神仙之说的，不会认识赵蕤；认识赵蕤的，不谈神仙。 赵蕤，先氏为文翁嫡传弟子，世代习经术不绝。至汉宣帝时，蜀中传《易》赵宾，已称大儒。嗣后两百年家学，复开出术数一科。至于南朝宋、齐之交，赵氏族人繁盛起来，遂聚居于剑南道潼江之上的盐亭县，名赵村，每代移出一支族氏，或传经或授术，不复归里。 赵蕤这一代移出七丁户，多行医卜。唯有此子，遍览群经之余，兼习医药、卜筮、巫俗、树艺、耕耘、匠作，“但莫知所宜”，乃字云卿，这是多年以前赵蕤的父亲在长安结识的一位年轻诗友沈佺期的字，把来给了自己的儿子，也不免有深切期许的意思。赵蕤的另一个字是成人离家之后自己取的，叫大宾，一方面以先祖大儒自勉；一方面也是点明身在异乡为客的处境。此外，根据某些记载，他还有一个号，叫东岩子。 一个在剑南道流传相当广泛的说法，以为赵蕤年轻时曾经隐居于长江明月峡，改名微，字微子—这当然是以商末纣王时见逐的微子启自况—又因为追慕汉末诸葛武侯的人才与节操，而另号为“亮生”；到这名与号为止，都还明朗有理。 可是这一则传说的细节漫衍渐远、也渐荒诞，说是有“微生亮”者，隐居读书，时以捕鱼为业，曾在长江的明月峡中捕得了一尾三尺白鱼，回手扔在舱中，覆之以芦席。回到家门前入舱揭席一看，鱼随即化为少女，洁白端丽，年可十六七。自道：“高唐之女，偶化鱼游，为君所得。” 这“微生亮”便问：“既为人，能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为不得？”如此夫妻三年，鱼妻忽然道：“数已足矣，请归高唐。”微生也不拦阻，只问了声：“何时复来？”妻答：“情不可忘者，思我便来。”据说，其后每一岁间，夫妻还能够见三数次面。 不过，世事本然，似非如此奇诡。明月峡原名破天峡，为巴蜀北方门户，是嘉陵江凿岭而成。原来赵蕤浪迹在外，曾于破天峡逆旅中为一自称从京中来的妇人疗疾，仅以一脉、一方，便豁然而愈之，因此一举而医名大振。此后，往来求问者不远数百里风闻以至；赵蕤也就在破天峡羁留了三年，的确于闲暇时，也在峡中打过鱼。 而那妇人于三年之后，居然又来到了破天峡，仆从豪健，车马鲜明，衣饰华艳，望之即是贵盛之家。她当众宣称：“欲谢相公延命之恩，恨不能也。老媪将死，今止弥留；相公天纵之才，非徒一医可系，似应旁览博闻些许。” 说完，指点了赵蕤一个去处，就是江油县之南、昌明县之北，人称大匡山的戴天山—那是贵妇的原乡，本有一份家业，宅屋五椽，藏书万卷；却都是赵蕤从来不曾寓目的奇书。 至于那颠倒依托的微生亮故事，里头有个“洁白端丽，年可十六七”的姑娘，则或许指的是赵蕤日后的妻子，名叫月娘。世间纷传奇谭的人，有讹称此事在晋、宋之间的，又有讹呼其地为朝天峡的。 朝天峡之名不错，然而能成其名为朝天峡，事在数十年后—那是因为玄宗皇帝天宝年间避难入蜀，官民迎驾于斯，而呼“朝天峡”。此外，“明月峡”也是附会之说，谓出自盛唐诗句，更属无稽。且若真出自唐人，那么“晋、宋”之间传闻，又岂有待于后世之诗为之命名呢？这些错乱矛盾，便不暇细究了。 巨石上的诗，赵蕤视而不见。他的妻子月娘知道其中必有缘故，也懒得追究。不知过了许久，忽一日晒书，赵蕤自己忍不住了，道：石上那几韵，写得如何？” “知道是谁写的？”对面不应声，那就是知道的意思。月娘明白他的脾气，偏不问，反而回头说那诗：“‘中’字用虚而得实，‘带’字化实而入虚；行文佻达可喜，只声调齐整，与时下风流略近—看似是一初生小驹，迤逦乱走罢了。” 赵蕤像是打从肚子里应了一声，这就表示他深沉的赞许了。过了片刻，才道：“是故人之子。” “何以见得？”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二句，”赵蕤接道，“见鹿一句自是指此地，闻钟则是此子所在之处。” “他在庙里？” “大明寺。”赵蕤摇头笑道，“怕只跟着僧人学了规矩，坏就坏在规矩上。” “既是故人之子，何以不见？” “‘溪午不闻钟’是何意？不就是说我怠慢了他么？狂生、太狂生！” “狂生或要老来，才悟得这狂之为病。”月娘刻意把个“老”字说得重了些。 赵蕤听出来了，这是在说他。 四 少年游侠好经过 赵蕤的故人也是他在破天峡结识的病家，名叫李客。此人深目龙准，满面虬髯，看似粗犷人，也能随缘攀谈，应声言笑，且谈吐十分不俗，似颇读书识字；只是有些话说来云山雾沼，难辨虚实。就如初来问诊时，赵蕤替他把过一回脉，问道：“比来饮酒乎？” 李客即笑道：“午时后尚未。” 赵蕤已觉得此人容止坦易，不像寻常的估客负贩，复问：“可安寝？” 李客答：“睡得不稳，死去两更次。” 赵蕤再问：“死即死矣，死后焉得知？” 李客复答：“见牛头马面来。” 赵蕤也笑了：“见过牛头马面，竟然还能来见某？” “神仙说笑了，”李客道，“是某摩挲那牛头道：‘行色匆忙，不及扛着鼎来，烹这大好牛头。’他便送客还阳了。” 李客就是这么自报家门的。 是后三年间，每逢春秋两节过后，他都会找个病恙为口实，出入破天峡与赵蕤相会—两人多年之后还当真吃过一鼎熝牛头。据往来出巴入蜀的人们风传：李客的营生似乎越发出落得有规橅了，他拥有一支水旱两路的商队，分别以九江与三峡为起迄之地，每逢三月、九月东行，三峡一旅数桅，船似箭发，顺流而下；二月、八月西行，九江一旅仍是大小船只结队成行，逐风迎浪，橹荡纤行，也颇具容色。 赵蕤移家戴天山，就是随李客雇买的车马。此后偶相通问，他才渐渐知道：李客原是西域商贾，于中宗皇帝神龙元年，随商旅返回中原。然而赵蕤一直不明白：原来李客还有好几个子女，其中一长一幼二男，都在十四岁上辞亲远行。长子赴江州，幼子守三峡，两端收拾买卖，已经堪称熟手。然而李客半生奔波，饱经万里跋涉之险，从来不肯稍事招摇，只把自己装束成一个独行小贩—尤其是经手的货物价值不菲时，他越是蓬头垢面，只身独行，倒有几分乞儿容色。 是在巨石上刻了那首怪诗之前不多久，李客赶着驴马茶布，看似是从外地回来，刻意经过。他就站在山路边，摇着驴铃，有一句没一句地喊：“神仙！神仙！” 赵蕤请他上山，他推说货贩沉重，懒得爬坡。只扯着嗓子道：神仙收弟子不？” “某自道术不精，岂敢误人？” “犬子在大明寺随斋，也无多出息。” “汝儿亦不少？”赵蕤的确很惊讶，却也透露着些许调侃：“向不知寺中还有贤郎。” 李客摇摇头，道：“贪欢片刻，劳碌一生。” 赵蕤听来得趣，不觉移步而下，一面招手道：“来来来，汝谈吐如此，大有况味，贤郎哪得不佳？” 李客这才回转身，从骡口一侧的笼仗之中小心捧出一大油布包裹，看来足有五十斤上下，道：“前番过此，神仙说在抄书，某今回里，自袁州带将此物事来。神仙眄一眼，合用否？” 那是前朝以来宜春当地的盛产之物，天下风行，号“逐春纸”，就是竹皮制纸。据云：制造此物工法极新，冠绝群伦，大异于一般硬黄，乃是经过多番蒸煮、舂捣，较诸平素常见的麻皮、楮皮、桑皮、藤皮所制之纸，都要辉光妍妙；比起近世以来大行其道的檀皮、瑞香皮、稻秆、麦秆所制之纸，更为柔软坚实。赵蕤见之大喜，伸出手掌，往纸面轻轻抚去，道：“此纸某闻名已久，向未用得。想来应极贵重罢？” “神仙造语，毋宁忒俗了些？”李客将整一捆油布包捧稳妥了，才缓缓置于赵蕤臂弯里，随即道：“既然是好纸，就凭神仙说长道短，尽用不妨。” 这又是一句玩笑—显然李客还记得：赵蕤多年来一直说要写的书，就叫《长短经》，取百家言中称纵横家为“长短术”之义。 一看这纸价值不菲，赵蕤知道：或恐逃不过这李客的央求了，只好试着虚虚一问：“贤郎日后是要用世的？” “以某商旅江湖多年所见，唉！”许是因为说到了儿子的前途，李客忽然肃起脸来，道：“而今选人、任官已是两条路，纵使博一出身，未必能获铨选。此子天资是有些，奈何不能安分读书。前些年居然还随身带剑，出入市井，学豪侠道—” “天下大定多年，海内晏安，我这一部家法，独善尚且不能，更非人间之学了。” 李客根本没听他说，迳自接着自己的话，喃喃道：“—还杀了人。” 不但杀人，还与相结成伙的少年立下盟约：知一不义，杀一不义；见一不仁，杀一不仁；直须杀尽天下不仁不义者。 “能以仁义为名，倒还是儒中之侠。”赵蕤并不想过问他那儿子杀了什么人，又为什么杀人，遂只笑了笑，道：“以武犯禁不佳？只好让他以文乱法？” “神仙的学术无所不及，何不指点一二？”李客说着，忽然双膝落地，咧开嘴、跟着苦笑：“神仙倘不肯救，此儿日后不外便是横死于市的下场。” 路人乡人时来顶礼膜拜，赵蕤见惯而不怪，任李客那么跪着，道：“汝家有少年，别家亦有少年；某今日收贤郎，明日自不能不收他人；连月经年，这大匡山岂非成一结客少年场？汝，还是让他在大明寺修行罢！” 李客仍不松口，膝行而前，急道：“他却也不是一味逞豪强，有书可读，毕竟寓目不忘—他，还会作些诗文。” 赵蕤听得大笑，都笑得阖不拢嘴了，道：“近世官场识字者众，人人都作诗文；君不见：天下各州道刺史荐人举才，也都道‘汝小子能诗否？’‘汝小子能诗否？’—千人一律，万口同声，算什么能耐？” “客乃一介贱民，却也还知晓：作诗是不谬的。诗道宏大，‘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是圣人之言！”在这一刻，李客头一次感觉自己坚持所见有理，和神仙算是平一肩头了。他自站起身，没忘了掸掸衣襟上的尘土，随手又开了笼仗底层一屉，露出里面的几函书卷，道：“神仙且看：凡此种种，也俱是圣人之言，如何能看不起？” “汝不闻‘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乎？固尔也是一说！”赵蕤仍自捧着那牛腰也似的一卷“逐春纸”，笑道：“汝权且当某是大盗，劫汝好纸一宗，来日另报罢。” 李客所在意的，不是这一大捆从数千里外驮来名贵纸张，而是他不能明白的道理。他像是在跟谁赌气似的快手收拾缰索，转身冲北而去。他没有心思理会群山中回荡着的呦呦鹿鸣，并步穿过一大片桃林，接着，听见一声一声夹杂在潺湲溪水之间的犬吠。此后数武之外，复向西北竹林外一弯，土地平旷之处，就看得见大明寺了。 他就是要去大明寺，片刻也等不得—笼仗里的几卷经书的确是要让儿子读习讽诵的。他还得要去跟儿子交代一句万分要紧的话：先前再三叮嘱，要他前往大匡山投拜神仙的事，就此作罢了。李客边赶路、边叹息，可惜了，可惜了—他衷心相信：神仙的道术再高明，终不能鄙薄圣人。他虽然不敢说神仙不对，却隐隐然觉得赵蕤身上有一种与他极不相侔的气性；他有些畏惧，甚至有些不敢仔细回想的厌恶。 但是李客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交代，反而勾起了那儿子的兴味— “神仙如何不好？” “他不敬圣人。” “如何不敬？” “他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是理！”像是梦中惊寤而起，这少年抬起头向南边的大匡山望去—他当然望不着，中间还隔着苍林一带，崦岚十里。 “竟道：作诗亦不算什么能耐。” “更妙！” 少年从袖筒中摸出随身携置的匕首，拉开铜鞘一寸，忽又收锋，复拔之，再收之；反复发出一扬一抑、金铁鸣击之声—这是他打从孩提时就养成的习惯；或者应该这么说：自从他学习写诗伊始，就是借此而辨认声律的—拔出匕首，有回音缭绕飘摇，其声高而平，略显悠扬；收合匕首，余音则沉浑促迫，其声低而滞，略显厚重。有些时候，他还会用较长的剑练习，拔剑、收剑的尺幅大了，音高、音低与缓急弛张的层次也就更多些。不过他肘臂力弱，偶一不慎，不能将剑与鞘的遇合深浅持稳，便险象环生；有一次，还因为收不住势头而险些将剑尖刺进了大腿。然而，他不太在意这个，他乐于听见比丝竹弦管更纯粹而简约、质朴的声音。 此刻，他从匕首与鞘忽离忽合的声音里，想象着自己已经去了大匡山，走在蜿蜒的山路上—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他在写诗了。 五 结客少年场 这首诗，的确令赵蕤沉吟多时。 他感觉到这位来访之人并不十分迫切地想要与他结识，但是却充满了迷惘与好奇。赵蕤在裁就了的逐春纸底下夹垫了牙版，面前几上则放置着早先丹黄涂抹、几乎不能卒读的凌乱手稿。他对读着，读一句，抄一句。一字一声，都是他的半生心血—一部不知道该命名为《长短经》、《长短书》还是《长短要术》的著作，一部将要超迈杨、墨、荀、孟，直追庄生的思想之学。但是他分神了，他不得不想到李客那儿子，连自己都没有发觉的瞬间，赵蕤忽然说：“彼少年随时还复来。” 月娘为室内的六檠椀灯注满了豆油，看看瓦缸之中的余油也不多了，正想着该去榨豆油的事—那可是极费气力的工计，听赵蕤一说，即道：“来时遣他榨几斗油好使。” “此子父兄失检，幼学浮浪，尚且结客杀人，看来如今只是避难于佛寺，一时安适耳—某实在不便安置。” “结客”一词，流行数百年，原本就是同侪之人，结伙滋事的意思。汉季陈思王曹植率先将此词入诗，作《结客篇》一首，有“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邙。利剑鸣手中，一击而尸僵”的名句传世。月娘听他这么说，反而笑了：“彼来，汝便教彼学些个‘结客少年诗’。” 月娘说的不是玩笑话，遥想七百年前，大汉当天下，京畿少年群起取财收赂，请赏报仇，闹得欢盛时，京师羽林军士皆为之束手。没多久，这一群少年杀出了极残暴的血性，甚至以游戏视之。他们日日相聚，选官而杀。一伙人买百数红黑弹丸，红丸五十、黑丸五十，盛于囊中，任意选择一人，探手入囊取丸，探得赤丸，便胁之斫杀武吏；探得黑丸，便胁之扑杀文吏。直到一酷吏尹赏出任长安令，旦夕间发兵围捕，一网成擒。长安市中随即为之编制了应景的歌谣：“何处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复何葬。”到了曹植那时，“结客少年场”就连缀成为一词，专指少年结任侠之客，为游乐之场，终无所成；甚至终将沦落为白骨暴露、路人不顾的下场。 赵蕤在此刻停下笔，顺手将笔毫在几旁的水瓮里涮洗起来—这表示他今晚已经不会再抄写了。他秉起一灯，走到壁边架旁，手指轻轻拂过那一张张从书页间伸出的牙签—那是他多年来每一番阅读的痕迹，他在找其中的一记步履。 “容奴一猜。”月娘道，“相公要找的是《幽忧子集》？” 赵蕤神色不变，将灯举高了些。月娘忽地又“呀”了声，急道：不！” “相公要找的是虞监那一部、那一部—”月娘想得着急，揪住衣襟、掠一掠发角，仍旧想不起。 赵蕤回眸笑道：“却怎不猜是沈佺期的《卿云歌行》？” 月娘立刻提高了嗓子，道：“不，沈相州的那一首太凄苦！” “哪一首？” “相公不是在找《结客少年场行》吗？” “月娘运筹于绣帷之中，竟然可以卜我于千里之外了！”十分无奈地，赵蕤笑起来：“我冥搜苦学三十年，究短长、探纵横，总还不如汝天资颖悟，洞机深透呢！” 月娘并不是猜对的，是一念通明，缘理而会。 赵蕤所问“却怎不猜是《卿云歌行》”话中的《卿云歌行》，是近两年间流传了一阵的歌诗集，随着驿路和驿站飞快地开拓与增设，普天之下总计不过一二千人觉得有兴味的手抄书册，偶尔也会流布到汉州这样偏远的地方来，为数不过二三，好歹却让赵蕤撞上一本。 看得出来，这一本《卿云歌行》抄工极坏，错字连牍，但是难不倒赵蕤，他随手涂注校正，有时还不免对本来没有抄错的原文也动了点窜修改的念头。那正是沈佺期的一部集子—沈佺期，字云卿，赵蕤父辈的世交；也是他被父亲命名为云卿的来历。为什么这两年沈佺期的诗会忽然闹得许多人争抄呢？大约也是由于他在两年前成为新鬼之故。人一死，会忽然间像是干过许多好事，甚至写的诗也忽然间评价高了些。 然而沈佺期这一首《结客少年场行》写得极为悲凉，远远脱离了这一诗题在旧日乐府中那种恣肆奔放的格调，比起他的小前辈卢照邻，以及老前辈虞世南，似乎都欠缺生气。 恰由于从刘宋元嘉时期的鲍照、梁与北周时代的庾信，到本朝的虞、卢诸翁，都曾以率性少年为题材，写过歌诗；月娘的“猜”就有了谱。她觉得：赵蕤是在揣摹那留诗石上的狂放少年，究竟是何等样人？但又不愿意面对这种少年郎逞义气、斗狠勇，浮浪于尘市之恩怨是非，便想要从前人的结客少年诗中取味。 一开始，月娘想到的是留下一部《幽忧子集》的卢照邻。他的那一首《结客少年场行》是这么写的： 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玉剑浮云骑，金鞭明月弓。斗鸡过渭北，走马向关东。孙宾遥见待，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谁论万里功。将军下天上，虏骑入云中。烽火夜似月，兵气晓成虹。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龙旌昏朔雾，鸟阵卷胡风。追奔瀚海咽，战罢阴山空。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 但是，月娘立刻忖到：诗中的少年散金仗义，玉剑雄才，意气昂藏。可是出关入塞之间，岁月消磨如驰，一生一世便付诸流水了。运势好的，千万中不得一二，偶建奇功，或能保全了性命。尽管归来之后，致君王以太平，却只是皤然一翁而已！这绝对不会是赵蕤所期待于任何人的景况。 所以她才一转念，接着想起了虞世南也有题为《结客少年场行》之作—虞世南官至秘书监，致仕之年以八十一翁而卒，人称“虞监”的便是。只这老虞监的一部题为《伯施咏》的集子，她忘却了题目。月娘所记得的，倒是那一首《结客少年场行》： 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声利。共矜然诺心，各负纵横志。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绿沉明月弦，金络浮云辔。吹箫入吴市，击筑游燕肆。寻源博望侯，结客远相求。少年怀一顾，长驱背陇头。焰焰戈霜动，耿耿剑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云起龙沙暗，木落雁门秋。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 月娘猜得不错—赵蕤所想的，正是这一首诗。日后他作育李白之始，也是此诗。在他看来，古今多少《结客少年场行》，此作真是冠军！ 六 锈涩碎心人 这原本是一个诗的盛世。 太宗尚在秦王时，就曾经开立了文学馆—此处文学，仍依汉时用语，是文章博学的意思；馆中收纳天下才士，多贤达，有以房玄龄、杜如晦、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苏勗等。高祖武德九年，复将门下省之修文馆改为弘文馆，以虞世南、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充之，专责校理及庋藏天下典籍。 这些以经史百家学问为根基的建设，与诗歌乐舞之流原本异途，然而一个以鲜卑族“异种冒姓”而奄有天下的共主，似乎宁可特意表示其受汉族文化的薰沐濡染，并不稍逊于中土之人；由此，李唐王朝特别重视与奖掖文教。 文艺、音乐所带来的不只是美学、感性上的刺激与满足，多少也涵摄了南朝风物人情对这个北方新王朝的召唤，太宗、高宗、武后、中宗，以迄于当今的开元天子，似乎都对能够作诗的人才有着更积极的兴趣。从更实际的、更细腻的面向上说，唐人建立的朝廷对于南朝趋近于整齐、对称、平衡乃至于抑扬顿挫的种种音乐性的讲究，似乎也没有丝毫抗拒的能力。 高宗及武后就时常自制新词，编为乐府，以供传唱。到了中宗时代，更经常效法汉武帝、梁武帝故事，在宫中举行宴会，命群臣赋诗，或联吟、或分韵，与宴与酒，以声以歌，那也确乎是帝王想象中繁华世道的吉光片羽。 据说，中宗时候，每到月底，皇帝都会驾临昆明池，作赋诗之会。有时皇帝会亲自命题，有时不命题，让妃子在韵字筩中拈签定韵，一则以考察群臣的才思，二则以激扬百僚的斗性。届时殿前建筑高楼，饰以彩帛，待众人缴交诗篇之后，皇帝会命遣新封的女官“昭容”—也就是权倾一时的上官婉儿—选取其中一首，翻作成御制新曲。 就在这一段作曲套谱的时间里，皇帝自创一例，他会走下御座，步行到彩楼前方，用洪亮的声音宣告：“天下才归诸天下！”紧接着，为了表示他也能够运用经典治国，且符合当下情境，皇帝还会即席吟诵诗篇应景，诵的是《诗·小雅·鹿鸣》里的四句：“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为什么是这四句呢？原先在《诗经》里，后两句说的是：当帝王有如款待嘉宾一般地宴集群臣之际，君臣之分松散了，成为平行的主宾。帝王或君侯宴请群臣如宾客，在佳肴美酒之余，还赏赐了许多装盛在筐篚之中的币、帛，以展现帝王礼贤下士之意。臣子饮食已毕，复携礼而返，于是莫不感激，宾主尽欢。于吹笙鼓簧间，还有宫人捧着盛了币帛的竹编容器，向众人劝酒。中宗皇帝想到这承筐是将”还可以有他身为大唐天子的别解，因为紧接着，就是整套赋诗、献诗、采诗之会的高潮— 那些不能中式的诗篇，也就是群臣手作应制的原稿，已经妥善装盛于竹编的朱红色漆笼之中，由众女官纤手向彩楼下抛洒，诗签缤纷飘摇，有如天散花絮，百官则摩肩擦踵，相互呼唤，认名自取其诗作而归。 赵蕤则称群臣所作之诗为“乞儿词”，呼此一讌集为“丐恩会”，叫那彩楼为“折颈楼”，是由于人们仰望天恩，久候却不能获得圣眷，连脖子都僵折了。 白眼冷看名利场，赵蕤有他独特而深沉的愤懑。这也和他会追问月娘的那句话有关：“却怎不猜是《卿云歌行》？”《卿云歌行》，沈佺期的一部流传了没有多久的诗集。其中也有一首《结客少年场行》，却与南朝及大唐前叶其他诗人的取材、述志、用情皆迥不相同。 沈佺期于初任官未几，便因为收受贿赂下狱。他不服，以为罪责来自诬陷。在狱中，他撰题《结客少年场行》鸣冤；这和以往的同题之作大不相同。 以声调论，洵可称为唐代以降近体格律的奠基者之一。这也是沈佺期的本行—他十八岁成为进士，少年科第，得意春风，一入仕，即成为皇帝身边的语言侍从之臣，任中书省侍制，为皇帝掌理文书档案；也会在皇帝主持庆典或祭祀、旅游活动的时候撰写诗文。不过，他的另一个执掌似乎更重要，是为“协律郎”。 这份差使是相当独特的，与后世沦为皇家祭祀典仪的八品小吏不可同日而语。沈佺期和他的同僚必须为这个幅员辽阔、方言纷杂的大帝国审订出诗歌的美学标准，“如何使声律协调”只是一个宗旨，实际从事者，则相当繁杂。 协律郎非但必须搜罗各地语言音读，还要从实际的诗歌创作之中寻找词曲咬合的技巧，并以之订定“诗言志，歌永言”的声韵法则，提供朝廷评定考试取材的标准和基础。 这项职务攸关帝国所简拔的人才能否具备精敏的语文感性，而这个讲究，就是对其人是否耳聪目明，作一审慎的考察，堪称是举士抡才之锁钥。这个官职一任四年，沈佺期仍复以少年昂扬之姿，出任了吏部考功员外郎，这已经是科举取士的主考官了。 大约就是在考功员外郎任上，那一宗对他日后的性情与人格影响极大的贿赂案案发，沈佺期锒铛入狱，写下这一首月娘称之为“太凄苦”的诗。相对于诗史上许多表现身世、遭遇悲哀惨痛的诗歌而言，这一首《结客少年场行》当然不算什么；凄苦之说，是与其他同样以《结客少年场行》为题之作相较可知： 幽井绝天地，痴云没路尘。阑干随手剑，锈涩碎心人。自愧高怀老，谁教远望频。少年曾誓志，极塞肯捐身。代马穷秋逐，斗杓指岁湮。堪羞节旄染，竟忍壮图沦。一器薰莸共，众咻忧惧真。应怜家父诵，不惩尹师臣。结客功名易，修书射猎新。南冠宜侧傲，中热可逡巡。吾本扬波者，胡为更湿巾？ 此诗用典不多，也不算生僻，但是仍然可以聊为解注— “代马”，是指北地所产良马。代，古代郡地，后泛指北方边塞地区。《文选·曹植朔风诗》：“仰彼朔风，用怀魏都；愿骋代马，倏忽北徂。”是此词入诗较早的一个例子。 “薰”，香草；“莸”，臭草。“薰莸一器”，譬喻君子小人共处。 “众咻”，语出《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申来说，即是小人环伺喧嚣，日夜谗谤君子。 承接着上一句的讽刺，“家父、尹师”也表达类似的忧心和恐惧。语出《诗经·小雅·节南山》，说的是一个名唤“家父”的小臣，讽刺权贵“尹师”，有“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覆怨其正”的控词。 “南冠”一词出于《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后世常以南冠作为囚徒代称。 “侧傲”这个连绵词在意象上与前一句的“南冠”相衔接，但是另有来历。典出独孤信，原名独孤如愿。此人少年时就喜爱修饰，讲究仪表，且善于骑射，是个文武双全的英雄人物。北魏主尔朱荣拔之为别将，迁武卫将军，军中称“独孤郎”。高欢掌权后，他随北魏孝武帝西投宇文泰，封浮阳郡公。高欢随即另立孝静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宇文泰则鸩杀孝武帝，于大统元年—也就是李白出生前一百六十六年，另立文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 从此，北魏一分为二，史称东魏、西魏。独孤信坐镇陇西，任秦州刺史近十年，“示以礼教，劝以耕桑，数年之中，公私富实，流人愿附者数万家”，有“斜阳侧帽”的故实，驰名当世，见《周书·独孤信传》：“（独孤）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引申为风标独具，不与人同的姿貌。 中热，即热中，语反而义同。典出《孟子·万章上》：“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 这个词，堪称是大唐一代士行的特征，人人热中，遂有那样深沉厚重的怅惘不甘，堆叠出无数伟大的诗篇。 七 青冥浩荡不见底 “热中”，一个绝大部分唐代诗人难以回避的主题。 少年李白已经在十岁左右熟诵了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经典章句，他自然能够体会，人在幼小的时候依赖和爱慕父母；也能亲切体会异性美貌的魅力。至于爱护妻子究竟如何，还可以从自己的父母聚少离多的相与亲即之情约略捕捉，然而，“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怀抱呢？这竟然是赵蕤与李白接触之初，一个带着冲突意味的话题，李白日后一辈子都带着这个冲突。 赵蕤在和月娘猜谜的那天晚上，也一直回味着百多年前腾达一世的虞世南，以及三五十年前才华艳发的卢照邻与沈佺期。国初百年之间，两代以上的骚人所写的每一首诗歌，都像是在树立一种声律铿锵的典范，让后之来者追步逐前，亦步亦趋。 赵蕤每每读之，察觉这些作品声字咬合之间细腻的神采风姿，也同时感受到诗之为物，竟然会被完美的感动所牵制、所束缚；以至于不能脱离、不能遁逃。赵蕤十分迷惑—这些前辈诗家揄扬、倡导的诗作规模已经逐渐形成朝廷考试的准绳，“中式则取，不中式则黜”。考选所得之作，吟诵起来的确声词雅美，顿挫悠扬；然而，就是这样了吗？ 想到这里，他感觉自己有些幽闷，也有些烦躁；举世如静夜，沉寂渐于酣眠。而诗之为道，似在其中：在其数何止万千、蝼蚁也似的众生里，就算极少数醒着的人还能矫首仰视，所能看见的，不外是一轮明月，以及那些闪亮的明星；星月之光虽然熠耀，其光芒不也遮蔽了夜幕吗？赵蕤所想追问的是：难道只有那些主持典试的前辈诗家所讲究的声律格调才得以被人仰见吗？他没有答案，但是仍不免对广袤的黑暗极为好奇。 月光皎洁无匹—既然家中所贮灯油不够了，何不借月读诗呢？抄书的事，就留待翌日昼间罢。 他往袖子里搋起好容易寻着的虞世南《伯施咏》，提着一壶新酿的浊酒，愉快地步出“子云宅”，向那一片刻着诗句的巨石走去—彼处方圆百丈，杂树不生，空旷明敞，到了晴夜时分，朗月当空，自东徂西，几乎一整夜毫无荫掩。他盘算着，拂晓微曦之前，就能够把这集子再熟读一过了。 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有遭遇。 八 回崖沓障凌苍苍 就在满月临头的时刻，壶中的酒尚未饮得，他竟然听见一阵一阵金铁鸣击之声。起初，他还以为是猛然间入诗过深，幻得句中声词之义。随即他发现，那敲击之声有着相当严整而明确的节奏。乍听之下，只是简单的清浊两音；然若仔细聆听，不但有抑有扬、有急有缓，还有反复与回旋之情。约略像是那些善以啼音诱寻配偶的禽鸟。然而，禽鸟的喉舌，怎么会发出像刀剑戈戟一般尖利的碰撞呢？ 在赵蕤猝不及防的刹那，这一片平旷之地尽头的林子里迸出一句话来：“道士好情怀—”这话说过半晌，又在半弧以外，林子的另一侧传出了下一句：“也好眼力。” 这人显然不愿意露面。然而赵蕤的耳力也非泛泛，他立刻听出来，对方是本地人，但是语音不纯，在说“道”、“好”、“怀”诸字时，会不由自主地先把嘴咧开，显然此人身边长年有南方大蒙国的乌蛮族土人咻咻而言，影响了他的口语。 转念忖及蛮族情势，的确令赵蕤背脊发一阵凉：乌蛮、白蛮之争虽然还在千里之外，近十多年来已经不断地有各部蛮人零星出奔，来到剑南道。他们都是洞明时局的素人，深知争伐不断，必有大乱，因而率先逃离了扎根千年的故土，流落到巴西郡来。 但是朝廷对西洱河六诏酋长之国的剿抚之议迟迟未决，坐令南方的大蒙国崛起。在赵蕤出生之后没多久，蒙氏一酋便与白蛮所号称的白国互相侵扰不休，一旦有冲突，便仇雠牵连，循环杀戮。 在赵蕤看，十年之内，朝廷或恐就要兴动大兵，前往弭平。战事虽然在远方蛮域，糜烂之势尚不至于溃及此间，可是战前战后，一定还会有大批流亡的家户和人丁不断地拥入邻近道府，那么，这绵州恐怕也就不得安宁了。 这林中之人，即令并非蛮域来奔的流氓，也该与那样的人颇有瓜葛罢？ “听说道士不敬圣人。”林中之人又冒出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而发话之处则更趋近了些。 赵蕤有将近大半年不与外人送迎往来，能引出“不敬圣人”的指责，可不就是前些日他随口说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惹起的吗？这话，他只同一个人说起—“汝可是昌明估客李郎的后生？” 这话没得着回音，倒是林子的另一侧又冒出来一声：“呔呀！呜呼呼呀！” 这是一声既带着惊疑又有些玩笑意味的感叹，听来更熟悉了，果然是乌蛮人用语。但凡是接触过乌蛮土著的，无不熟悉，此间方圆千里之区时时可闻。这“呔呀呜呼呼呀”是彼邦之人经常不意间脱口而出的发语之词，有“居然”、“果尔如是”或者也可以有反义“万不可如此”的意思。 如此看来，在林中藏身的，至少有两个人。 这时，先前的一个刻意放高声，像是专对那第二人叫道：“指南，汝亦来此作甚？” 这个被唤作“指南”的应声答道：“也来相相神仙。” 赵蕤微微一凛，暗忖：看似这第一人不知有第二人，然则林中不速之客或恐不止两个？而子云宅里的月娘却是孤伶伶一个人。无论如何，知己知彼，方可应付—他总得先把这两个逼出来，也才能得知对方有无余党。赵蕤当下将《伯施咏》顺手一撂，提起酒壶来，仰脸灌了一口，道：“某就此一壶，恰可以奉飨贵客，晚来不及共饮，休怨某悭吝。” 这几句话还没说完，但见林中东西两侧倏忽纵出两条身影，掠形横空，襟袂翩然，其势甚疾，有如鹰隼。 九 我独不得出 转瞬之间，两个足登乌皮靴的昂藏少年，分别站在赵蕤的面前。身量约有八尺、膀大腰圆的这一个，身着褐麻短衣，却裁剪成城市里近年来时兴的窄袖款式，脖颈上围了女子常绕肩聊作盛妆时用的披帛—显然也是追随那些市中少年的打扮，这后生伸手接过赵蕤手上的酒壶，作势让了让另一个，仰脸痛饮了一大口。 另一个身形不满七尺，穿一身较宽大的布袍—稍后赵蕤看出来，袍子并非宽大，而是根本不合身；在月光下要仔细打量，才辨得清那原来是一袭僧袍。这少年直楞楞睁着一双虎眼，看大个子友伴饮酒，看得出神有趣，竟笑了，道：“指南，酒固佳，何必嗌死？” 才说着，名唤指南的大个子也给逗得笑了，笑得呛咳起来，随即将壶递过去。 而这僧袍少年像是没有酒兴，双眸一转、掌一摊，盯着赵蕤，道：“神仙且饮。” 赵蕤还是狐疑，人道结客少年，出没闾里，呼啸成群，难道今夜来的果然只有两人？正要探问，那指南却抢道：“汝趁夜出寺到处游耍，莫要让那些秃驴知晓了？” 僧袍少年的一双圆眼仍旧眨也不眨地凝视着赵蕤，状若玩笑又似挑衅地接着说：“今番倘若承蒙神仙纳顾，某便不回去了。” “汝果然是李客家的儿郎？” “某是李白。”李白顺手指了指大个子：“他是吴指南。” “汝访某来，必有缘故。”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来求神仙指点。” “出欲何往？”赵蕤一面问着，一面觑了眼旁边的吴指南，发觉他也状似茫然，并不懂得李白话里的意思。 “学一艺、成一业、取一官—”李白笑了，“谋一国，乃至平一天下，皆佳！” 赵蕤与人论事辩理，总惯于逐字析辨，刻意钻研；这是他饱览释氏因明之书所养成的一套说话甚至思索的兴味。越是让他觉得惊奇、异常而有趣的谈论，他越是将之视同“不得不破”的一个敌垒；非要将那言词一一拆解、显现箇中底细不可。这常令那高谈阔论的人支吾穷词，甚至躁怒咆哮。 在赵蕤而言，这不是追求困窘言谈的对手而已，他的确是在生命中的每一字句之上反复推求演绎，务得“内明”；也就是无限推问一论、一旨、一义的本然真相如何。半生以来，似乎也只有月娘还能勉强应付。 这时，他见少年李白得意，忽然起了玩心，操弄起对方的语句： “若是学了一艺，而不能成就一业，抑或成就一业，却不能掠取一官，抑或掠取一官，但不足以谋事一国，而谋事一国却搅扰得天下大乱，可乎？” 吴指南又灌了几口酒，每饮一口，都小心翼翼地吐去酒渣，他看来比李白还年轻些，却能从容地对付这种新醅的浊酒，可见已经是个相当熟练的饮者了。李白到这一刻才索过壶来，徐徐而饮，并不在意浮沫，片时便将余酒饮尽。他抬起袍袖擦了擦嘴角的酒痕，忽然答道：“亦佳！” 李白这简要明快的回答令赵蕤猝不及防，登时答不上腔。赵蕤之所以那样问，不只是言语机锋而已，尤其“若是学了一艺，而不能成就一业；抑或成就一业，却不能掠取一官”更切切关乎当时士人出一头地的机会。 大唐承袭隋代制度，官分九品三十阶，九品以内，是为“流内官”，以外则是“流外官”，亦即后人贬词所称之“不入流”者。“不入流”或“未入流”之官，经由考选、荐举、铨选等程序，也不是没有“入流”的机会，但是几乎所有类此出身而逐渐能够身居清要的官员，都宁可亟力隐瞒其“未入流”的资历。 倘若年轻时纯粹为了谋生，勉强跻身公廨，成为一介不入流的小吏，也称“胥吏”。无论厕身所在的是宫廷、军旅或者地方上的道州府县衙门，胥吏都只是大唐官僚集团里最基层的服事者。他们身份极低，仅略高于“胥徒”，绝少升官躐等的机会。 就以供承上官呼来喝去的处境而言，小吏近乎奴仆，几无尊严。打从隋朝立国以来，更严格规定百官服色，五品以上，可以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之色；胥吏却只能穿青色衣襦，其地位和只能穿白衣的庶民、只能穿黑衣的商贾以及只能穿黄衣的士卒，几乎没有分别。不入士行则已，一入士行，若是有过充当小吏的资历，可能终身为累，备受歧视。 然而李白的答复却远远超出了这出处进退的境界。 “年少光阴宁觉老？无论如何蹉跎，确乎无有不佳者。”赵蕤一转念，仍旧咬住对方的语话，笑道：“既然如此，便教汝一生只是屠沽负贩，列郡行游，无虑无忧。那么，天下事与汝既不当面，汝即安适佳好；何必求人指点？” 李白一面听他缓缓道来，一面不住地微微颔首，随即应声答道：“我父便是负贩，却也知敬事神仙。神仙如之何？” “某不是神仙。” “不是神仙，却呼作神仙、敬若神仙，复如之何？” “避不得，只能任他呼、任他敬。” “某来，也是任神仙指点。” 赵蕤一凛，他凝视着眼前这少年，炯炯眸子，犹如饿虎。在言词上，他感觉受了顶撞，但是那一双眸子所透露的，并无敌抗之意，只有天真。他微一动心，问道：“汝父曾告某：汝有兄弟在外？” “兄在江州，弟在三峡，已经三数年了。” “尔兄尔弟俱得在外自立，汝却说什么‘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李白听此一问，神情略微有些黯然，瞬了瞬在巨石上眼茫神迷、既困且惑，不住打着盹的吴指南，道：“他们耐得住计三较五，称两论斤，某却不成。” 赵蕤这一下忽然想起来：李客的长幼二子，已经在长江水运商旅的一头一尾各据要冲，成为父亲商队的接应。掐指数来，可不已经有三四年了？ 近世以来，无论士大夫之家、耕稼之家、匠师之家，甚至商贾之家，如有子弟想要承继先业的，父兄之辈，多催使及早自立。与前代相较，甚至与宋、齐或齐、梁之间比起来，这种风气就显得慌张而促迫得多。 天下家户浮多，丁壮繁盛，许多年纪不过十三四岁的后生已经离乡背井，行江走湖。即以士人而言，自从中宗以降，朝廷用政，鼓励干谒，竟还有黄口小儿，童音嘤鸣，便至公廨见大人，议政事，献辞赋；深恐一旦落后于人，便要沦落得一生蹭蹬不遇了。 “不经商，恐亦不肯力田、不甘匠作—说来也还就是不耐烦。”赵蕤道，“汝岂不知：士人行中可不只吟咏风月，也要作许多鄙事，足令人不胜其烦？” 吴指南在这一刻，终于像是垮了一座黑大浮屠似的，砰然倒卧在巨石之上，伏贴着一片温柔如茵锦的青苔，鼾声大作。 李白实则也一片蒙昧糊涂，他无从想象，赵蕤此刻究竟在打什么主意，而赵蕤自己也不清楚，他能教李白些什么？不就是人人觉得不胜其烦的那些“鄙事”吗？除非为了“取一美官”，有谁会愿意折腾大好的心智体魄，劳碌委屈，而后甚至忘了天生于人的性情呢？他羡慕这些少年，比起他还有几十年多余的青春可以挥霍，但是—赵蕤转念一想：真要让他跻身士行吗？ 李白心意已决，向赵蕤一揖，道：“某回大明寺收裹了行李即来寻汝，神仙！” 赵蕤则淡淡地答道：“一约既订，重山无阻。” 一〇 出门迷所适 是夜，李白潜回大明寺收拾笼仗书卷，脱下那一身带着酒痕的僧袍，换上他原本在昌明市上呼群仗剑、歌吟行走的仿胡劲装—脖颈上缠着时兴的披帛，腰间佩了长剑，短匕则捆缚在已经相当狭仄的袖口里。他的这一身家当不少，还有百数十部书籍另行扎束，吊挂在笼箧之外。这是非常沉重的一部行李，一路肩负着走回大匡山，天已经快要亮了，可他并不在意。他兴奋着。 那道士果然是个异人。 以少年李白的阅历视之：天人也不过如此。他反复回忆着赵蕤与他的一答一问，觉得自己的言语，终于像鸟鸣溪声一样，在崦霞岭云、壁石藓苔之间找到了回响。他笑着，笑出声来，在带着回响的笑声中，李白走过桃花林的时候，连鞘带柄解下了匕首，双手把握，抽拔叩合，就这么一路吟出了一首小诗。这是一首古调，沿途只吟得支离散碎的十句：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见沧浪老人歌一曲，还道沧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 吟得这些还不能结构成篇的诗句，他正好走到吴指南合身而卧的巨石之前。李白停下脚步，从笼仗中取了一捆布被，摊抖开，为老友铺盖妥当，遮蔽凉露寒风。看着吴指南的憨痴无觉的睡态，他又笑着吟了两句： 男儿穷通当有时，屈腰向君君不知。 此刻的李白并不知道，得再过整整二十年，他才会完成这一首题名为《笑歌行》的作品。那时的吴指南早已物故多年，尸骨殓埋在洞庭湖畔，也徒余荒烟蔓草。李白曾经想删去这赘出的两句，因为“男儿穷通当有时，屈腰向君君不知”实在与整首诗日后发展出来的题旨不能相合。 不过，行年将近四十的李白总是不能忘记，在这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与吴指南的人生便走上了再也不能为俦侣的岔路。尽管日后还有结伴同游的日子，可是他们真正的分离，不是数年之后在洞庭湖畔的诀别，却是今夜。 一一 别欲论交一片心 然而，当李白意兴飞扬地来到“子云宅”三字的匾额之前，却有前尘迷离、满眼风埃之感。 非但匾额底下的门扉紧掩，间壁另一栋较为敞阔的轩屋—额书“相如台”者—也阒无人迹。室内弥漫着豆油与各种香草混合的气味，檐下时不时传来风弄角铁的零落敲击之声。 不见赵蕤踪迹，可是“一约既订，重山无阻”之语，犹在耳际；难道林中之会，竟然是梦中？李白随手置下书袋、笼仗、长剑和匕首，先在“相如台”的廊间盘桓起来。 这屋有三架之阔，前一半是开敞的轩廊，后一半一门四柱，算是内宅。这种形制的屋宇一般极少见，尤其是轩廊外侧，出檐深远，有一丈多宽，如鹏展翼，显得既雄浑，又深稳。奇的是此屋檐底，居然有寻常百姓之家根本看不到的斗栱。 层层叠叠的斗栱虽然已经因为多年灰垢的敷积，形成张牙舞爪、屈绞虬盘、不辨浅深之态；可是结体精严，杈枒巩固，俨然一派官墅格调。再向外移几步，翘首看那屋脊，在晨曦拂扫之下，九脊攒尖，显露出十分细致而磅礴的气势；屋瓦原本的乌羽之色则泛映起一片金光，恍如随着日升之势，一寸一寸向西推移。 此屋看来固然闳伟，却只壮丽了一半。从左数来，三架尽处—也就是第四根柱子立础之地的右侧，一部楼台便像是硬生生教天上落下一雷，给削去了另一半。细细观看，的确可以看出：这原本应该是一座五椽阔的宅邸；或许另一半倾颓朽坏了，才又补造了“子云宅”，但是规橅便狭仄、拘促得多。若是再退三五丈远，一宅两屋的轮廓益发清晰，仿佛半座巨大的宫舍，正在推挤着一间破落户。 然而亦不尽如此。李白背屋向山信步走出十丈开外，再一回头，又看出不一样的景致。原来“子云宅”的右侧便是小匡山曲，山间密林重叠，起伏绵阡，树色苍翠，林相蓬勃。烟岚飘摇之下，山势真有蠢尔欲动的气象。看这全景之时，眼一眨、眸一花，怎么都像是有一带连巅越岭的龙身，拱拥向前，而“子云宅”恰恰就是那龙头了。这时，又会觉得是那破落户顶撞着宫舍，且已撞毁了半壁山墙呢。 难道这就是神仙居么？难道这就是神仙行径么？李白说不上来是欣羡还是懊恼。他转身朝外，放声喊了句：“神仙何在？” 面前是一片苍莽的群山，无论是枝上挂猿、溪边伏鹿，都听见了这声呼喊。他知道：赵蕤就在这画图一样的山景之中。彼若隐身不见，我便权且在此常住为仙了。转念及此，他把先前顺手搁在笼仗上的匕首取了，敲击着原先就在晨风之中时时交鸣的角铁，就着眼前景物，吟哦起来： 仙宅凡烟里，我随仙迹游。野禽啼杜宇，山蝶舞庄周。啼舞俱飘渺，迹烟多荡浮。蜃老吟何在？挥云入断楼。 蜃，传说中由海底巨蛤幻化而成的龙，吐气成楼而造作迷景，使海上望归之人误以为廛城市井竟在跟前。这当然不无借词微嘲子云宅”主人虚言大志的意思，不过，与“杜宇”作对的“庄周”二字却也还是奉承了赵蕤的格调。李白高声口占，一连吟了两度，相当得意，默记着字句，正想着应该抄录下来，不觉一回头—一回头，未料却看见了神仙。 月娘拉开“相如台”深处的中门，探出头来，向李白打量了片刻，忽有所觉，冁然一笑，道：“汝是李家那儿郎？” 李白端详着这个仪态似母似姊，年貌却不类长者的美丽女子，转瞬间如失足蹈空，从蜀山绝顶坠下万仞幽谷，乾坤逆旋，烟雾弥漫，片刻前吟占的诗句全不复记忆了。他一字不能道，十指不经心，连匕首都从鞘中滑落在地上。 一二 琼草隐深谷 赵蕤好端端一个诗酒之夜，教两个狎邪少年、不速之客给闹坏了，然而他并不懊恼。 李白让他也有一种“闻蛩然而乍喜”的感觉，在山石径上踽踽行走的时候，听见了窸窸窣窣的回音。一抹念头绕心闹着，挥之不去。仿佛他在一夜之间得着了一个儿子；或者说，一个在精神上和他没什么两样的人；衷怀热切，满心自雄，天地世人皆不知，而亦不在乎除我之外还有天地世人。 他原本没有子嗣，也不曾想象过要繁衍子嗣。他是赵氏一族离乡别殖的七支之一，生如野畜，死如薤露；惯看病苦，牵挂了无。数十年来所累积的学能、所充盈的知见，都将在数十年后还诸无言天地，他也从来不以为可惜。若是像那些士行中人所操烦罣念的一样：碌碌尘世一场，生不带来，老死何遗？堪说的是他还会留下一部著作。 但是，也像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召唤。李白那孩子，一条活泼泼的性命，和他正在一边修改、一边誊写的书多么相像？这个陌生之人，仿佛又让他有了留下点什么的异想。他推测，这孩子的一兄、一弟都依照时人之惯常，大约是在十四岁上离了家，出蜀航江，在李客的水路商队必经之处成立了门户，而他却浑浑噩噩地留了下来，游荡在故里市集之间。这浮浪子或许真读过一些书，但是离考功名、作学问的前途，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这不正是造化时运所留给他的一块材料吗？ 先前他无意间叨念着这少年是“狂生”、是“太狂生”，而月娘却应之以：“狂生或要老来，才悟得这狂之为病。”—这话说的不正是赵蕤难以明喻的宛转心绪吗？他在李白身上看见了什么？不能说就是一般无二的年轻的自己，却可以是自己想要留在这天地世人之间的一个新鲜的足迹罢？ 在这一念上，赵蕤反复低回。出身世代宗儒之家，他自知于经典浸润深刻，翫习精熟。但是天生狐疑、每事穷究的个性使他不能安分。那个早他一千一百多年出生的鲁儒孔丘留下的教训，早就为历朝历代、寻章摘句的琐屑小儒翻解得支离破碎，与他切身的生命体验常有扞格不入之处。 比方说，他经常把来与月娘玩笑的一句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疾，深切的忧虑。是的，他也忧虑。然而他却以为应该忧、应该虑的，不是历代俗儒所说的“称扬名声”与否，或者名与实相副与否，而是人这般蜉蝣朝菌也似的短暂一生匆匆逝去之后，世道喧嚣如常，则身为一君子人，恰如猿鹤虫沙，能够为后世所留下的，还真只是大大小小、好好坏坏的声名，且又是不为人所知其实、得其理、同其情的空名。 于是，人只知传其名、慕其名、辨其名、论其名，则这样的名声未必不恰恰害道！或许，仲尼之忧，应该看成是他对士君子之辈的期许，正在不求立名—孔氏述而不作的根柢不正是如此吗？ 不过，千年以来之儒学而仕宦，却正相反，都是在“立名”一语上盘空求索、扶摇直上。至于近世谈功名、道功名者比比皆是，先考功名、再作学问的已经堪称凤毛麟角；考得功名、抛去学问的，大约也只好以未能免俗自嘲而已。 踅回子云宅前的那一刻，赵蕤可以从相如台门隙间透出来的微光想见：月娘尚未安歇。而他并不想进门。他知道，少年李白应该就在拂晓时分回到此间，而他还得为这孩子的到来做许多事。他随手扔下空酒壶，卷起《伯施咏》搋回袖袋之中，轻蹑足尖绕到子云宅后，从壁架上取拾了药锄、板斧和蓑衣笠帽，让一枚孤独的身影留在身后，随着一分一寸斜移的月光，顺着西向的小路，走向小匡山的密林。 就在即将淹没于树海之时，赵蕤立身于密林边上。他停下脚步，弯身找了株荫扁草，顺了顺一束尺许长的柔软叶片，打上三环活结，口中念念有词。荫扁草的结打成了，口诀未了，又摸着一株丝茅子和沙星草，将两者再绾成个四环活结，这一结打成，口诀也诵完了。 他环视群山一过，接着瞑目静听，端的是万籁俱寂。 他知道：方圆十里之内的大小蚺蛇之属，就在口诀诵毕的当下，都已经默然僵固、不能蠕动了。却是在这一刻，赵蕤仍旧心念翻腾，思潮涌动—不由自主地，他想到的还是李白；或许，要教导那孩子的还不只是群经章句、百家要旨、诸子奥义而已。他还应该传授那少年如何辨识百草，如何炮制药饵，还有他家传数百年的望闻问切之术，呜呼呼呀！或许从第一步上说起，还该先教他这一道控蛇之诀呢！ 赵蕤健步入山，步履轻盈又敏捷，也活脱脱像是个少年了。 一三 一医医国任鹪鹩 采药，于赵蕤之私心而言，的确不只是游山玩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游戏。过往多年，他还取径于道门，穷研炼丹之术。通过炼丹，他得以追迫前代，尤其是魏、晋故实中的人物。 在赵蕤看来，昔日长安贵妇仙迹来去，必属天意征应。如果这宅邸、图书终归他所有，也是道法乎自然之运的一个小小的、不足为“己有”的过程。他是在逆旅之中遇见那贵妇的，“逆”者，迎也；“旅”者，行客也。那么，“逆旅”正是赵蕤对于浮生居停所在的一个精切的譬喻—毋论他取得了什么，毋论他拥有了什么，也毋论他还想追求着什么；都像是暂寄于逆旅的行客，小歇片时，大梦一宿，随即挥手别去。所以他可以感知：大匡山即令就是他终老、埋骨之地，但此处的一切，冥冥中似乎另有重大的目的，只是他并不能窥见透彻。 且看那子云宅挟带山势、冲撞半圮的相如台，这一款构屋造境的规橅，就完整地反映出赵蕤精研道家舆地之学的见解。这便要从破天峡的那场奇遇说起—那个从京中翩然去来，度死越生的贵妇，日后不知所终，谁能说她真的就死了呢？赵蕤隐隐然相信：灵枢经》有“上界玉京”之语，长安应该即是“玉京”的另称。而玉京，在无为之天—亦称无上大罗天—中，是三十二帝之都，七宝山上，周围九万里。城上七宝宫，宫内七宝台；能生八行宝树、绿叶朱实、五色芝英。这些，他都能在大小匡山找到相应对的符征。 也因为要一尺一寸地对应道家经典上关于玉京上宫里太元圣母行在的描述，赵蕤几乎是一步一记、一踏一勘地注录了戴天山的一草一木、一猿一蛇。他从多年前开始采药，既以之炼丹，复以之诊疾。 由于取利不多，平素采药人专攻一业的也很罕见。除了专心致志于药理，埋头著述，这须是多少年出不了一个的方家之外，大多都是熟悉某地山水、能辨识珍异草木，而又不需要昼夜操持生计之人。这些采药人单是详熟于某处，观天候、识地理、察物性，便需耗去数载乃至于数十载光阴，才足以言精到；其养成可谓极是艰难。 作为采药人，赵蕤又大不同。 他自负是一个经术之士，对天下事有着不能忘情的怀抱，于农家、法家、阴阳家，尤其是兵家之术，更有迫切施一身手的渴望。可是从出处之道的理想上说，他又不甘于积极进取，以为无论以何种手段取官、任事，案牍劳形而伤神，都在戕斫根命，终究不过是冒着无所不在的谗毁、倾轧，成就一己利禄的虚耗而已。所以他才会从陶渊明的显志之语“冰炭满怀抱”中，转出了“去来随意宁朱紫，冰炭满怀空冻烧”这样悲凉的诗句。 也由于格调如此，三十以后，形质愈益坚苍，与时人时事总是格格不入。虽然仍昼夜苦读，于学无所不窥；但是谋生之道，便独与他人不同了。 他到县中街里悬壶看诊，以易稻粱，这乃是不得已。所以也不立字号、不谋居宅，只是寄身于市集商贩之侧。这些商贩几乎都是他的病家，见他来了，自然洒扫相迎，为他铺设了坚硬厚实的木质坫台，夏席冬毡以应寒暑。他的诗句“三尺氍毹八尺招，一医医国任鹪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鹪，连称为鹪鹩。是一种原本体形极小，发育之后身躯倍大的禽鸟—这当然是对于生命成就的自诩；然而鹪鹩之为物，在《庄子·逍遥游》所撰写的寓言中，另有“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之句，也符合了赵蕤隐居的实情。 赵蕤看诊不立科金之例，任人布施，算计着一文两文、十文八文所积得的青蚨小钱，一旦足以买米，而所易之米，除了果腹之外，或又可以醅制小酿之时，便撤席还毡，擎招而去。直到前一两年，他看诊的时间忽然长了，收入亟增。有那借他“一枝栖地”的商家东道还以为他大事积聚钱财，是为了购兴房宅、自立门户。一问之下，他却道：“某总以医国之业自许、自重，然向未倾力谋之。如今，或该要奋余年以图之矣！” 这话说了直是没说，集上的人听不懂。大约直到李白投拜于赵蕤门下前后，人们才逐渐发觉：这医者兼旬不来、连月不来，甚至经寒历暑都不见形影，偶见神仙娘子飘然入市，还只为了买粮米而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其所以然。 底细无他，实则只为了赵蕤正在专心著述，写他那一部不知道该命名为《长短经》、《长短书》还是《长短要术》的书了。他知道，市集上并不缺医者；然而他却笃信：千古以下或恐还有要问诊于这部书的会心之人。 赵蕤视药，除了炼丹、除了治病，还具备另一重幽微深峭的意思。 故事出于蜀医。川中之域用药，千年相因，无论东巴西蜀，都有一个“霸药”的传统，其根源始自赵蕤。 所谓霸药，即是在一剂处方的许多不同药材之中，特别倚重其中一味，用量不与药典所载者同，时有多过其他药材百十倍者，这就是霸药；取其霸道之意。前情曾谓：赵蕤于破天峡之中救治了一名贵妇，处方即是霸药之道。 彼妇人问诊之初，已经剧咳数月，胸腹椎痛，形容枯槁，乃至于呕血数升。赵蕤切过脉，深吸一口气，即告以：“大不可。”那妇人倒也澹然，只说：“媪自期亦不以为可，然千里间关，自长安下子午道来蜀，但求一睹故宅。汝若能延媪命以偿宿愿，当献宅邸、图书以报。” 赵蕤端详这妇人虽然是平民衣装，但是身边同样穿着庶服、状似亲友的人物也着实显得太多，簇拥过甚。这些人应对进退，肃色执礼，看来也恭谨得太不寻常。赵蕤登时便疑，遂深深一揖，故意引用了数十年前则天皇帝在位时留下来的名言作答：“不可之疾，太常弗禄。” 先是，宫中多染疠疫，传闻竟然还有嫔娥不治，言官风闻，以为罪责应在太医令之长—也就是“太常”官—上奏切责，认为应罚俸禄。武则天轻描淡写地道：“不可之疾，太常弗禄，饿死服辜，朕遂不必称病哉？”意思委婉而深讽：“太医因为领不到俸米而饿死，日后我也生不起病了么？” 赵蕤听说过这一则旧闻，便引述了则天皇帝的原文，意思小有不同：他可不打算收取什么宅邸图书作诊金。转眼见那妇人果然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说了句：“汝颇习掌故，不枉我明目视人。” 不过，赵蕤还只是开了一个寻常的方子：犀角地黄汤。稍稍不同的是，他在这服药里加重了仙鹤草的分量，几乎是寻常用剂的五倍，这还不算，方中另示以白茅根入药，用量也溢乎寻常近一倍多。此方开出，破天峡的药铺一时哄传：逆旅中的医者若非仙道，就必然是鬼使！ 霸药之术如此。所以用材极夥，药筐也就编制得十分巨大，肩负近乎百斤，赵蕤却箭步似飞—恨不能把这一山的药材一举网罗净尽。或许正因为这一趟存着令他亢奋的新奇念头，总觉得授术须立基宽广；这也不能错失、那也不能遗漏，东也抓些、西也抓些，是以此番采集回来的药材，相当凌乱。或可称之为念力使然，他还真碰上了一种平时不易见到的药材。 此物土语称之为“肥兜巴”，又名“灰兜巴”。原来是邻山之中的一种红皮蜘蛛，于生机将尽之时，总要寻到一株茶树，偏还只在那样的树下吐丝，一吐终夜不止，直至腹净囊空，蜘蛛也就死了。此丝在树下幽荫处不经雨淋日晒，盘卷有如羊肠，泡水服之，可以治疗消渴疾。 正因不求而得，采成此药，赵蕤觉得这是冥冥中一个祥瑞的征应，像是天地都在祝福他于不意之间，有了传人，有如在霜秋时节还不经意地发现，磊落山石之间，居然萌发了鲜青嫩绿的草芽。嘉会奇缘如此，赵蕤也在这一趟采药之行的回程中吟成了诗句，充盈着感慨、幽闷，以及万般无奈之下油然而生的一点希望、一点欣慰。 在已经高挂的日头相伴之下，赵蕤步回先前入山时绾打草结之处，一面念诵着纵蛇之诀，一面将荫扁草上的三环结，还有丝茅子与沙星草相互缠绕的四环结都松开，以指掌舒之、抚之，仔细察看，是不是平顺了，遥想山中诸蛇大约也都在霎时间醒来，对于凭空消失的几个时辰了无知觉—或可以说：也是大梦忽觉罢？而赵蕤则默记着新成的诗篇，一句复一句、一遍再一遍。 这首诗，在数月之后令前来走春的绵州刺史李颙大加赏赞，三读四读，不忍释卷，誉为奇作。之后，这刺史总不胜惋惜地说：“圣朝无福，不能得此材任一美官，堪叹哪、堪叹！” 诗，是这么写的： 三尺氍毹八尺招，一医医国任鹪鹩。去来随意宁朱紫，冰炭满怀空冻烧。怜有余丝缫欲尽，恨无霸药论犹萧。回眸青碧将秋远，共我林深听寂寥。 一四 乃在淮南小山里 李白能与赵蕤共听寂寥吗？或者，他为赵蕤带来的可能只是一场始料未及的热闹？ 他们再晤面，是这秋日的正午。用罢了月娘熬煮的葵粥，赵蕤将一早采得的药材倾筐洒在相如台的轩廊之下，分品别类，各作山积。这是他在采伐时就已经想到的功课：他要看看这少年对于天生万物的观想何如？ “此名穹?。”赵蕤检视了好半晌，拿起刚开了花、连根带同茎叶的一株江蓠，凑近鼻尖略一嗅，递到李白手中：“识否？” 李白也学样，从根至末嗅了嗅那一整株江蓠，摇摇头，道：“但知‘夫乱人者，穹?之与藁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此皆相似者’。” “汝读过《淮南子》？”赵蕤极力掩饰着诧异。 “寓目而已，不甚解意。” “那么穹?与藁本、蛇床与麋芜，又与‘乱人’何干？” “乱人是以对正人，同为圆颅方趾，却似是而非，不是这么解吗？” 这一说，让赵蕤找着了缝隙，立刻侵题而入，反问道：“汝焉知孰为正人？又焉知孰为乱人？何以察其是，复何以辨其非呢？” 李白一皱眉，道：“江蓠是名，穹?也是名，呼名不同，实为一物。而藁本，似乎应与江蓠、穹?相类之草，呼名也不同，原本却不是一物。” “既然，藁本又是何物？” 李白沉默了。博物众生，浩渺繁盛一似星穹波海，通人又岂能识其尘芒泡沫于万一？这样考较下去，似乎只能一路深陷于茫然。 赵蕤则从容不迫地从另一堆草丘中拣取一茎，底下是微微带着些黄土的紫色根须，茎上结着锐棱油亮的小小果实，其叶多歧似羽，也泛着一股有如水芹般的甜香，道：“这才是藁本—穹?与藁本皆在眼前了；然则，孰为正？孰为乱？” “可以入药的，即是正；反以伤身的，即是乱。”李白并没有仔细寻思—毕竟《淮南》一书撰者群公，都是先汉的鸿儒大贤，议论中用芳臭异味的花草，来比拟君子、小人，也是惯见之举。这么答，不离要旨，想来无误。 然而赵蕤却一捋他那一部乌黑浓密的须髯，从旁又拣出两枝草叶，脸一板，挺起食中二指、分别辨认着说：“此为蛇床，此为麋芜；看汝能试为分别否？” 说着，他撩起宽大的袍袖，两臂云拂，左遮右掩。摆布停当之际，前后四株翠叶还就一一陈列在面前，可是次第已与之前不同，看起来却几乎没有分别之相。李白灵机一动，想起那藁本的果实是带着尖棱的，便取了，昂声得意道：“藁本！” 蛇床，的确与穹?、藁本都极为近似，只不过蜀中所产，较为高大，味亦稍稍苦烈；赵蕤采回的这一株也早已花落实成，每杈三出的羽叶上所结成的果子形则如圆卵。除此之外，邻靠在蛇床一边的，便是株幼小的青苗，李白却不记得它该叫“麋芜”了。 这时，赵蕤忽然一手抓取了那株青苗，另手则拈过那枝又称穹?的江蓠来，道：“汝再将《淮南》原文诵一过—” “‘夫乱人者，穹?之与藁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此皆相似者。’” 赵蕤随即晃了晃最初的那枝江蓠，道：“设若某同汝说：江蓠在地，结其永固之根于壤中的，便谓之穹?；而尚未结根于壤中的，便谓之麋芜，如何？” “江蓠、穹?、麋芜原来俱是一物！”李白恍然大悟，觉得有趣了。他看着自己手中的藁本，再抓起地上的蛇床，果然看出两者果实一锐、一圆的分别，道：“毋怪说是‘乱人’，确然相像得紧。” “不—”赵蕤的脸色更加沉重了，“汝胡涂！仍不明白！” “穹?、麋芜，本来恰是同一物；幼名如是，长名如彼，虽然繁琐，却无歧义。”赵蕤冲身站起，面对渐有风起云涌之态的层山叠峦，高声咆哮起来—那神情，简直是在斥责着空无之中早就归于缥缈的前汉士人： “可是《淮南》一书立说，迳以穹?、蛇床为香草，而以藁本、麋芜为恶草，那就如汝所言：所比喻的是形似而实非之二物；有如君子、小人，虽然俱为圆颅方趾，心性却绝大不同。”赵蕤回转身，摇晃着手中的穹?和麋芜，折腾得两草不住地点头弯腰。他则继续说下去：“不过，幼小之苗为麋芜，居然喻之为小人；茁长之茎为穹?，但不知如何而成了君子。此诚何论？” 李白只能退一步，辩道：“原是取喻，措意邻比而已，何须深究呢？” 赵蕤明知他会有此一驳，扔下两草，戟指朝向李白手中的蛇床，道：“《淮南》书中喻此物为君子，它却不甚香，且有微毒。汝手中所持的藁本，清香绵长，性辛而温，可以散寒胜湿，却教《淮南》斥为小人。”说到这里，赵蕤停了停，似是刻意要让李白一喘息，才应声接道：“汝可知否？这便是不究物理，溷名讹实，引喻失义，无非荒唐之言！—日后，不必再读《淮南》了！” 李白为之震惊。可是赵蕤还不肯作罢，又倾身上前，攫过他片刻之前明明说有微毒的蛇床，放进嘴里咀嚼一阵，和涎吞了，微微一笑，道：“君子之毒，却也未尝不可以为药！” 一五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很难说赵蕤在这一场论难之中对于《淮南子》的判断是公允的。不过，他并未当真就此不允许李白研读那一部糅杂了道家虚静之旨、法家术势之论，也披挂着儒家仁义之说的纵横谈议。 而李白，也并未服膺赵蕤之言。事后他们两人之间的无数论辩，也都不时以淮南之术为干戈，操彼纵此。这样的各行其是，有如西晋的潘岳在那篇传世的祭文《夏侯常侍诔》里所形容者，诔文说潘岳与夏侯湛之间，有一种“心照神交，唯某与子”的坦易。赵蕤与李白能一见投契，庶几近乎此。 赵蕤本来就是一个视天下时事恒处于齐桓、晋文之后，楚庄、秦政之前的纵横之士。在他心目之中，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政权如何递嬗，都必须以一套奇强斗变的操纵之术来攻掠谋取。换言之：世间没有小康之治，没有升平之本，也没有太平之望。无论任何一氏、一家，攫取了无上的权柄，都必须发掘、召唤宇内各方“岩穴之士”，而将天下事拱手托付之，以其应对与时俱进的、永无休止的巨大骚动。 如果就孟子的立论来说，身为一个“慕君”的臣民，得不着帝王的信任或倚仗，就是身陷“热中”—或则赵蕤即是如此。他手中正在抄写的著作也充分暴露了这样的情怀。 他有这么一篇文章，标题曰：《论士》。赵蕤便托言于这一题之论，是他亲自接闻于“黄石公”而记录下来的—事实上，他是拼凑了春秋战国以来，无数关于治道用人的记载，假称齐桓公所经历的一场论战。其大旨如此： “我听黄石公告诉我：从前太平的时候，诸侯有两支部队，方伯有三军，天子有六军。世局一旦混乱，军队就会异动；王恩一夕消歇，诸侯就会结盟相征。各方势力相当，难决高下之际，争强者便会招揽天下英雄。是以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然而，其中有什么原委呢？ “齐桓公曾经去见一个名叫稷的小吏，一日三访而不得，仆从奏告劝免。齐桓公道：‘有才者轻视爵位、俸禄，自然也轻视君侯；君侯如果轻视霸业，自然也会轻视才士。不过，道理是要反过来看的：即使稷轻视爵禄，我难道敢轻视霸业吗？’—到头来桓公一共拜访了五次，才见到稷。” 黄石公明明首见于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它处不见。太史公捏造了这么一个神仙般的人物，以动视听，也是为了焕发张良的神气。赵蕤却在书中多次托名称引“黄石公曰”，是逞狡狯而已。至于五访小吏，显然也是脱胎于刘向《新序》齐桓礼贤的故事，与后世小说家言刘玄德“三顾茅庐”，而成就“草庐对”、“隆中对”典实，实为同一机杼。 同在这一篇《论士》里面，赵蕤还动了另一番手脚，更足以见其人之骨性。 原本在《战国策·齐策》中，有齐宣王与颜斶相交接的一节，可谓家喻户晓。 宣王倨傲，于召见颜斶的时候喊：“颜斶，上前来。” 不料颜斶也反唇相呼道：“大王上前。” 齐宣王不悦，而群臣立刻切责颜斶：“大王是一国之君，而你只是一介草民，这样相呼成何体统？” 颜斶说：“若我上前，那是趋炎附势；若是大王上前，则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蒙受趋炎附势的恶名，倒不如让大王赢得礼贤下士的美誉。” 齐宣王忍不住了，怒斥：“究竟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 颜斶道：“自然是士人尊贵，而王者并不尊贵。” 齐王问：“这，有理可说吗？” 颜斶答道：“昔日秦国伐齐，秦王先下一令：‘有敢在柳下惠坟墓周围五十步内打柴的，一概处死，决不宽赦！’复下一令：‘能取得齐王首级的，封侯万户，赏以千金。’由此看来，活国君的头颅，比不上死贤士的坟墓。”宣王哑然，但是内心着实是愤恼的。 赵蕤不只是援引、抄录以及小幅地修改了《战国策》里颜斶和齐宣王及其群臣的一场舌战，还裁剪了原文。 据《战国策》所记，颜斶在辩诘得胜之后，扬长而去。行前所掷下的结论，是从一则譬喻展开：“美玉产于深山，一经琢磨，就毁坏了本形；美玉并非不再宝贵；可是此后，其本质却受到了斫丧。士大夫生于乡野，经过举荐、铨选，接受朝廷的俸禄，也并非不贵显；可是此后，其形其神便不再完全了—‘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娱）。’” 基于这一份通透的识见，颜斶全身而退，《战国策》的编撰者刘向称许他：“反璞归真，则终身不辱。”可是赵蕤，以及赵蕤悉心培育、教诲的李白，却打从一开始就没有追随颜斶的脚步而行。 赵蕤刻意省略了反璞归真的这一节。这正是他与颜斶不同的地方。他之所以推崇颜斶之幽峭自赏、平视公侯，傲睨群卿，并非出于“清静贞正”的信仰，而是为了赢得大吏之好奇与留意的身段。 这是一个身段，也是一种手段。赵蕤的《论士》借颜斶之语，所欲推陈的，实则是这一段话：“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能够经由惊诧君王、冒犯上官而为秉持大权者带来一切经国济民之学的人，终将改变那“慕君而不得于君”的热中处境，左右天下。 一六 乐哉弦管客 后学生徒，蓦然间从长者大开只眼，不论是恢阔了视野、深刻了思虑，抑或是曲折周至地增进了见解，看来都不免于惊奇中盈溢喜悦，李白当然也是如此。 然溷迹市井多年，凭借着心思敏捷、言语俊快的天赋，还有那动辄以武相欺于人的惯习，李白已经养成了极其难驯的性格，纵使辞穷，总不甘屈理。是以他和赵蕤时时各执一词、据理而争，常常形成相将不能下的局面。最轻微却也堪说是影响最长远的一回，就是在李白入宿子云宅的第二天。 当时李白侍奉几砚纸墨，看赵蕤一面默记前作、一面誊抄。所抄的，是他前一天近午时在山径上口占而成的《采药》。当赵蕤抄罢的瞬间，李白忽然道：“末句如此，似有所待？” 赵蕤抬头微微一哂，默而不答。 李白接着道：“既云‘去来随意’，何必有所待？” 这不只是字句之疑，也是旨义之惑。虽然是初识，李白并不能确知赵蕤对于“用世”或者是“避世”这两端，究竟有什么执念；纯以诗句观之，“去来随意”之人，不耐寂寥，居然要在秋后的青碧山色中寻觅知音，看来也太不自在了。李白偶见不纯，不吐不快；却丝毫没有想到：他自己才是赵蕤所想要邀来共听寂寥的道侣。 赵蕤一时有些惶窘，不能也不愿明话明说，只得随念想了个辗转缠绕的说法：“汝谓某有所待，可知昔年郭璞注《穆天子传》，直是以‘留’字解‘待’字。待，未必是有所求、有所候；也是留止、容受之意—而今留汝，汝便共某一听寂寥罢了。” 颜面维持了，场面应付了，但赵蕤的不快，仍如骨鲠在喉。虽然他不至于因此而嗔怪李白，却深深为之尴尬—好像敞晾着身上的癣疥，招摇过市，自己却浑然不知。转念忖来，赵蕤觉得还真不能不感谢这孩子的透见与直言，遂低声喟道：“实则……我也未必真能去来随意罢？” “神仙！我写诗恰是随意！”李白呵呵笑了起来，竟至于要手舞足蹈了，“有时意到，有时无意；有时因意而生句，有时凭句而得意；有时无端造意，字句便来，有时字句相逐，不受节度，也任由之、顺从之，落得个乱以他意—” “如此造诗，前所未闻。”赵蕤也笑了，道：“这又如何说？” 李白匆匆转身，踅进他暂且寄身的那间小室，搬出来一只巾箱，随手翻检，好容易找出一纸，那是不久之前，他在大明寺中闲暇无事时所誊录的一首近作。 玉蟾离海上，白露湿花时。云畔风生爪，沙头水浸眉。乐哉弦管客，愁杀战征儿。因绝西园赏，临风一咏诗。 “无题？”赵蕤双手端正地捧着那张诗稿问道。 “某写诗—”李白说，“皆不落题。” 赵蕤皱起眉：“也该有缘故？” “据题写去行不远。” “何不写罢再拟？” “写罢便远离初意，倘若回笔借题捆绑，未免太造作。” “诗篇磨人神思，”赵蕤微微点着头，道，“可汝也写就许多了？” “百数十纸。” “真是不少了，”赵蕤看一眼那巾箱，笑道，“陶靖节平生著述不过如此。” “是以陶公生平未成大事，不过是耕田、饮酒、想古人。” “汝有大志，居然从一弯眉月也能说到‘战征儿’？”赵蕤问着，回眸落于纸上。就眼前这首诗的灵动跳脱的手段看来，少年的确是个“耐不住”的人— 此诗原本写的是一片秋天的眉月，前两句遥想出海新月，点染穷秋时节，既平顺、又分明；三四句应该是即目所见，将隐藏在云朵背面、微微露出牙尖，以及运行半周天之后、轻轻堕触滩岸的一弯新月，描写得十分玲珑佻达。 这是用曲折的句法来勾勒明朗的实景，若非经老手指点，则此子的确有几分吟咏的天赋。可是，偏偏在第五句上，诗的命意忽地跳脱写景之旨，慨然而兴远意，没来由地从“弦管客”飞向了“战征儿”。戴天山世外之地，遥远的战火未及到此，可是这诗却显示了超逸于眼前的情怀，李白自嘲其“随意”，果然。 赵蕤朗吟着，到了尾联之处，眉头一紧。显然，第四句与第八句各用了一个“风”字，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无非小疵。但是末联二句还有大病。这两句，是借着昔年曹子建《公讌诗》之句“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里“西园”二字，回头招呼了“月”的主旨。盖，本指王公显贵们的车顶，状圆而庞，制精而丽，绣饰灿然，夺人心目。在此，便只是因为形似而用以喻月了。 “前些年天朝与吐蕃战事频仍，风闻杀戮甚众。”李白道，“可是某夜夜听市上弦管纷纷瑟瑟，笙歌如常，委实不堪，便如此写了。久后重读，文气确是突兀—” “不不不，”赵蕤连忙摇头，“出格破题，本来就是诗思窾窍；汝觉来突兀，某却以为超拔。刘彦和《雕龙》早有警语：‘神有遁心’，汝未曾读过耶？作诗，万万不可只知依题凿去，失了‘遯心’！汝既自谓所作，颇能‘随意’，想来不致受困于此。然—”说到这里，赵蕤稍停了停，才又沉吟道：“汝此诗之病，病在‘回头’。” “回头？” “‘战征儿’远在天边，汝并无体会，亦无见识，空寄感慨，无以为继，只得搬出陈思王数百年前的旧句，应景收束。某所言，是耶？非耶？” 李白有些不大服气了，亢声道：“西园之讌，明月清景，召我以诗情，有何不妥？用此与凡弦俗管相对，又有何不可？” 赵蕤忽然纵声大笑起来：“后生！休要啰噪，曹子建清夜游西园时，与之步步相追随的，是一轮满月，圆月当空，始以‘飞盖’形容；而汝诗写的是初月，本非连类相及之物啊！” 李白愣住了，不觉发出一声悠长的“噫—”；在这一刻，也可以说是从他生小以来，第一次恍然大悟：他的生命之中，的确得有个像样的师傅。 一七 亦是当时绝世人 从全然对反的一面视之，对于这因为一时意气而相互结纳的师徒，月娘的观照显得更为冷厉。她不以为李白能够从赵蕤处学得足以经济天下之学；也不以为赵蕤能够增益李白的诗艺或文采。 守候了几日，寻个事端，月娘让李白到里许之外的别圃去采豆，说是榨油之需。还得顺手清理园中夹荒杂秽的野草。仅仅是逐荚摘采，就颇费一番工夫；少说百数十斤的豆实，除了采撷之外，还得去荚、涤仁，以及晾晒，估量着日入之前，未必能竟其功。 月娘见李白扛起耙锄走远了，才同赵蕤正色道：“相公博闻而多能，却未必能沾溉隅隙。” “汝说的是李白？” “此子非可方之以器，相公不应不知。” 赵蕤颜色一沉，点着头，道：“诺。” 这一声“诺”，非比寻常之同意，更表示了深深的赞许。赵蕤从未授徒，也不曾摹想过如何提携一学子，使之就道向学，还得为他罣念操心，期以修材成器。他的确感到惶恐或迷惘，但是总以为时日方殷，而这李白又颖悟佻达，非同凡品，或许寖假略久，安定了性情，授之以书、益之以学。就这么走一步、算一步，再经过岁月的磨洗，苦之以“长斋久洁，躬亲炉火”，勉之以“掩翳聪明，历藏数息”，或恐将来也能够像自己一般，立一家之言。 这，就排开了各式各样的浅妄之念—诚如月娘所谓：“非可方之以器。”—至不济，也不会将此子打造成一个徒知在谋生取利的修罗场上翻云覆雨、勾心斗角的俗物。 不过，月娘显然看得比他还要透澈。 “相公一向识人知机，而今得了一介天生丽才，却不辨烟火后先了？” “啊！”赵蕤一听这话，稍一寻思，不由得抚髯而笑，又道了一声：“诺。” “烟火后先”一语，是有一个与月娘身世相关的故事。 月娘出身绵竹县的一个贫寒之家，父亲尝为邻近龙安县县尉小吏，由于稽核公廨银料的时候出了差错，旦夕间解职系狱，没有几个月，就因为羞恼愤懑而瘐死于囹圄之中。月娘的母亲和一个妹妹，茕茕无依，东走西顾，为衣食所迫，看来只有卖身为婢，或者是自鬻于官妓、营妓，以图苟活。 大唐官妓、营妓只是称名而已，立有乐籍，世代属之者，亦堪称祖业。官、营之妓的另一来历，则是罪犯籍没入官的妻女；是为官奴之列。以营妓而言，不只是赖声色歌乐服侍军旅中的将帅士卒，也不一定要居处于行伍之中，乃是声妓群集之所，有那么一个“乐营”的机关。 凡地方文官所在，家宴公讌，席上皆有“乐营侍奉”。有些身份地位比较崇隆的官员，离开了京畿，成为权倾一方的州牧，也可以堂而皇之蓄养女乐为一己满足需索，时人号称“外贮”。说来好听的名色是“官使女子”；说来难听的呼号便是“风声贱人”。无论何者，视主掌所归，而为“郡妓”、“府妓”、“州妓”不一。 月娘二姊妹，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二岁。原以为零落之身，欲寄无他，只能变卖极少的私蓄，筹了千多文钱，将母亲暂时安顿在绵竹县郊外的环天观，准备再投乐营，入籍学艺。 这环天观在绵竹山，后世泛指为六十四福地之一。最早是于大唐高宗麟德二年奉旨饬建的。当年的皇帝为了酬庸李淳风献《麟德历》而赐予了这份恩典。月娘托母，正是李白出生的前一年，上距李淳风初为此观方丈，已经三十五年，而李淳风又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羽化登仙，所遗宫观，由传人王衡阳所继。王衡阳风鉴之术过人，一眼看见月娘，便道：“汝一身恩怨，还待十八年后，始能了结。今有二途，汝欲为官使，抑或为仙使？听凭由之。” 毋须王衡阳多作解释，官使就是“风声之妇”，仙使则是“女冠”。唐人家室女子修真成风，不外慕道、延命、求福。也偶有因夫死而舍家避世的，一旦遁入道门，还可以有如男子一般识字读书，研经习卷。月娘本来无所犹豫，可是王衡阳接着说：“为官使，则绝代风情，芳菲锦簇，怎么看都是繁华；为仙使，则满园枯槁，钟锣清凉，怎么看都是寂寥。不过—烟火后先，俱归灰灭而已。” 烟火后先，是王衡阳的师尊李淳风身上的故事。 先是，李淳风与袁天罡随太宗出游，见河边有赤马、黑马各一。皇帝欲试两者道术之高下，遂命一问：哪一匹马会先入河？袁天罡随即先占得一离卦—离为火，火色赤，不消说，便是赤马先入水了。 然而李淳风持见不同。他登时上奏：钻木而得火，应先见其烟。烟色黑，应该是黑马先入河。过不多时，黑马果然先下了水。然而李淳风明白：皇帝这一问，是要求信于道法之本然，倘或争辩个人术数之高低，反而动摇了至尊者对于易卜之道的信赖；于是仍推袁天罡率先卜得机宜，而他不敢居功。 月娘在环天观颇积素养，于寻绎因果、断事阅人之际，这一则旧闻总令月娘将世情物理翻想得更深入些。她这一句“烟火后先”的譬喻，着实提醒了赵蕤：李白看似灼热燃烧的才华，或许只如熊熊之火，而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思，才会对诗有着如此昂扬的兴味呢？他甚至觉得：自己身上都未必能冒出那样的烟来呢！ “何不问问他—”月娘凝起她那一双秋水双眸，清切明朗地说道：“何独钟情于作诗？” 这一问，诚然是要紧的。难处是能否得到确凿而诚实的答复。 月娘的疑虑很明白：她从王衡阳习道术，七年而大成。其间，本家母妹相继因病物故。然而清修之路，似仍平易而踏实，她已经能够对众论旨，演故讲经。 有一次，正逢着旁寺供请来的畿县上寺法师说法，一僧、一道，比邻二台同说。原本那寺僧仪容鱼雅，舌灿莲花，将王衡阳台下的听者攫去了十之七八，棚下之客，“寥落似稀星”。孰料月娘在此时升座，素妆拭面而谈，也不知是什么人赫然发现，这边环天观换了个丽人；顿时人潮訇然，去而复来，震动如雷霆。一时驴马杂沓壅塞，辎軿牵连于途。盈千聆者之中，有赵蕤在。 次一日，王衡阳将月娘唤了来，道：“还记‘烟火后先’否？”月娘颔首称诺。王衡阳接着澹然一笑，道：“寡人果不负知机之名，七年外已判得赤黑之相，而今还汝清真矣！” 月娘还不能明白，正想请示，王衡阳已经从袖里掏出了她的那份道门度牒—堪见其上并无关防。易言之：她修真七年，只是自持规律，却从来没有公廨凭证为一女冠。 “汝之道侣因缘密迩，宁可错过？”王衡阳随即一挥袍袖，招呼门外的一条身影入内。来访的，还是那个赵蕤。 彼时，李白还是昌明县中一个寻常的顽童。十载有余，倏忽而逝，如今月娘要追问的是：赵蕤若将所学所事倾囊相授，而李白却根本不能作一个孤守青灯、著书立说的“野士”；甚至，他真心想要的，若还是一份仕宦行中的谱牒，则赵蕤将情何以堪呢？ 或者，这个一向白眼看人的野士，难道还有不甘寂寞之心吗？这是令月娘更感到惶恐而迷惑的。赵蕤与她不仅仅是寻常夫妻，更是厮守了近二十年的道侣。在忽然间发现了一个进取美官如探囊取物的人才之后，赵蕤似乎意有所动—而月娘此时尚分辨不出：那是来自何方的一阵风，能否吹绽春花抑或吹落秋叶？微漪相触，层层递出，更不知道会鼓涌出什么样的波光。她有些不安，总觉得这少年将要改变大匡山上的一些什么。 一八 长吟到五更 赵蕤并未依月娘所言，直问李白写诗起心动念之所由。他以为：这样问，是得不着真诚或深刻的答复的。他换了一个方式，让李白将自己过去所作的那一百多纸诗作，一一命题，分别书于所录的原句之前。 这样做的用意，是要李白再一次思索当初作诗时的意态，追忆那些微妙而于一刹那间生成的触发、感动还有领悟。赵蕤当然明白，李白并不情愿如此—即兴而作，兴落而止，回味只在肺腑中，不必形之于纸上。更何况还要越月迈年，追怀摹状，想出不知多少时日之前，那早已失了滋味的情境，实在艰难。他花了好几夜的工夫，才勉力完成，其中有不少篇，看得出来根本是敷衍。 像是“笑矣乎，笑矣乎”那十来句残篇，李白就随意填上一《笑》字，算是交差。“玉蟾离海上，白露湿花时”那一首，给题上《初月》二字。而“仙宅凡烟里，我随仙迹游”那一首，他给题上了《始过仙居》，也还算切旨。可是刻在巨石青苔上的“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他却秉笔直书《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带着些顽皮、斗气性、刻意疏远的况味。 如此整顿下来，李白对于某些作品忽然有了意想不到的体会；而且较多是不满意的。像是此时题为《雨后望月》的一首，他怎么看，怎么觉着不痛快，原作仍是时人靡不风行的五言八句： 四郊阴霭散，开户半蟾生。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为惜如团扇，长吟到五更。 李白并没有掩饰这份不快，他对赵蕤说：“诗看当下好，一旦着了题，再细究题、句之间，牵系若深密，便觉得拘泥；若疏浅，则简直无趣！” “某前些年读一书，据云为天竺释门坟典，经乌苌国沙门弥译其文，还找了本朝一流贬之官抄写，僧俗两界皆爱赏此书。某读了一过，其中只有一语甚佳—”缭云绕雾、不着头尾地说到这里，赵蕤才回应了李白之问，“‘我无欲心，应汝行事，于横陈时，味如嚼蜡’，这‘嚼蜡’二字，庶几近之吧？” “是，嚼蜡！”李白捧起那一纸《雨后望月》，道，“写时却不觉。” “非题之过也！要怪，便怪诗不佳。汝此作开篇四句写月，动静相生，足见精神，然—”赵蕤掐起小指，用那既长又弯的指甲顺着五、六两句划过，一面吟诵出声，“‘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合调而缺格，有景而无意，这就是受时风所害的句子！” 一时风尚，不能峻拒轻离，这的确是令赵蕤既鄙夷又忧忡的时病。本朝但凡识字之人，几乎皆不能免；李白虽然未入士行，看来也不能避此病。 古来圣贤所期勉于为诗之道，谓之：“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谆谆教诲人们：诗，必须是诚于中而动于外，发乎情而行乎文的一种东西。可是时病来得汹涌猛烈，几令无人能免。 说来还就是科考当道，如曲径有虎，拦山而立。朝廷所立制度，以明经与进士二科，为举士之本。明经一科，于神龙元年—也就是李白五岁那年—订制，明令考试有三场。第一场帖经，第二场试义，即“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第三场试时务策，答策三道。积年而行，连儒家经典亦分等列：《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是“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春秋榖梁》为“小经”。通二经的，必须通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两部；通三经者，须通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的，大经、小经皆须通。 更为艰难的是进士科。武后当局时，为了压抑立国以来便擅长明经的士族，特重进士。进士科也是常科，考取更难，最为尊贵，地位亦成为各科之首。而选士者、求官者，相互以权柄交易知见，还则罢了；考科所及，竟然有诗！在赵蕤看来，则无异是渐令天下士子俯首帖耳、沦堕性情的恶行。 这要从试帖说起。试帖，为唐代帖经试士之法，简称帖试，其法为后世八股之先河。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所述：“帖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 帖经试士的制度，始于大唐高宗永隆二年，恰是赵蕤出生之年。赵蕤一直以此为天数，他常与李白戏谑地说：“天生予于是，应为帖试敌。”而与赵蕤同代的士子，却多为了应付越来越难的考试，而耗尽心力，转抄捷径，每每将难以记诵的经文，编成歌诀，方便记忆，这就是俗称的“帖括”，读来合韵、有如诗句的文字，本质上却是诗的敌人。 科考时采用的诗体，也叫“试帖诗”，拈题限韵，拘束已甚，且由于一代又一代像沈佺期那样从协律郎晋升为考功员外郎的诗家，日夕聚议，切磋商量，就是为了建树种种简选士人的标准。 他们之于诗，精审声韵，规范义理，讲究属对工稳，隶事精巧，视之为“择士选才”之必然。取法于考途，则大抵以古人诗句命题，冠以“赋得”二字，原只五言，日后增益七言，递演渐变，甚至明订首句仄起不用韵，两句一用韵，则或六韵十二句、或八韵十六句，号曰“排律”，连主旨都渐入牢笼，不外曲折或明朗地歌颂天朝圣德，帝王功业。而参与考试的学子，则一如多年以后的礼部侍郎、太常卿杨绾所深深喟叹者：“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 至于赵蕤所谓的“不能避此病”，正是指这种时兴的作诗手段—“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两句，只能说是“精审声韵，属对工稳”，却没有精神、缺乏风采，甚至了无意思；它只是前两句的遗绪而已。 赵蕤不能自已地激动起来。他对李白说：“汝诗前有‘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自然恢阔，将月色道尽，是何等天生壮丽？无何，却在后二句上，拘牵琐碎，此即时风所染！” 李白觉得冤枉—他哪里钻研过什么时风？不就是写一轮明月吗？明月如盘，出于层峦之颠，好似山有一眼；以至高悬穹宇，海心一片光明，也并不失义啊？他想辩解，却也无理据可以说自己“不受时风所染”，便只低眉俯首道：“仍不解。” “学舌鹦鹉，不知其为学舌，何以言诗？”赵蕤道。 这是令李白辗转不能成眠的一夜，他并不觉得受到斥责有什么可伤感的，更多的却是困惑。他从小所能读到的“当代之诗”，大多力求声调严整，音律协畅，吟之咏之，便觉舒爽无匹。但是赵蕤导之使之，却像是要他往复搜剔，忆想揣摹，与自己一向想要歌颂的、那浮光也似的轻快生命—对峙。 一九 天马来出月支窟 命题之课，十足令李白沮丧；却果然带来意外的发现。 原本在他那一只巾箱里，还有好些零散不能成章的文字。有些，是触目所见，忽觉有味，默记而成的语句。有些，是构思已了，待得纸笔到手，再一回神，又忘却十之六七，也只能把残忆可得者寥寥记录。其中有四句，是这样写的：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为了省事，李白只题上“月”字，遂置之不复理会。然赵蕤看得仔细，一纸把来将去，读了又读，同月娘笑道：“此子向不识汝，泰半之作，却多月字。” “此篇不成意趣，”月娘道，“或恐是玩笑之作。” 赵蕤却不肯如此作想，他掐起指头算了算，问：“昔年与李客啖牛头的那一夜，汝还记否？” 那是月娘适归赵蕤的第八年，大匡山上万卷书，却还只有赵蕤称之为“相如台”的半壁残邸；子云宅方搭构起梁柱，李客与赵蕤夫妻倚垆滤酒，以大鼎烹熝了李客不远千里带来的牛头。 那一夜，李客大醉，罕见地透露了些许身世。也由于病酒之故，前言后语随风逐水地过去，月娘并未记心，赵蕤则对一个小节留意不忘。 李客当时持酒起身，面向西山，号呼片刻，竟至于声嘶力竭。所呼喊的是赵蕤和月娘都听不懂的异方殊语。赵蕤每疑必问，那李客一听他问，像是幡然醒了。先是垂头不语，接着老泪纵横，继之以涕泗，良久才能答话。 “神仙或知古来大夏之国否？” 古大夏之国，在葱岭之西，乌浒河之南，有一国名吐火罗—或曰吐豁罗、吐呼罗者，亦是一音之转；此国北有一山，山名“颇黎”。而“颇黎”，蜀中方戏言称水，即曰“玻璃”、“玻瓈”，那正是唐初以来，西域诸国进贡什物之一。其形百状，其色红碧，其状皎洁透明，作为器用，则可以盛蔬食果浆。对着日光时晶莹剔透，背着日光时亦灿烂光灼；允为稀世之珍。唯其质轻而薄，极易破损，更为人所宝爱。 赵蕤知道此物，却从来没有见过，比划了半晌，李客却摇头道：“神仙不知，亦不为过—某所言者，不是玻璃。” 李客说的，是一座山，颇黎山。这山南麓向阳，万古以来相传有神穴，穴中出天下极品之马，马名“汗血”—顾名思义，乃是奔驰汗出之际，其色殷红如血。或许是汗血之说甚奇，而使得那马有了过于其实的令名，早在汉代便引起了帝王觊觎之心。 西域之使传报：于大宛国发现汗出如血的宝马，武帝为此马遣使西访，携黄金二十万两，另金铸马一匹，去至贰师城求买换种马。却遭大宛王严词峻拒。汉使眼见无法复命，既怒且羞，一时出言不逊，更将那匹黄金铸成的马当场劈碎了（还有一个说法是以烈火烧融，所以记载上用了‘樵’字，就是燋烧的意思），以示天威。 大宛王认为汉使这样是失礼的，下令命该国东边境郁成城（乌孜别克乌兹根城）王拦截之，将使团屠杀净尽。这就引起了汉武帝当年两征大宛。从此天马更为知名而多猎奇好异之端了。 六朝以下，颇黎山多吐火罗人；吐火罗国为“行国”，千百代以来皆游牧为生，世世驱驰、养育彼马，也从来不觉得那马有什么贵重的。到了近世，尤其是贞观九年以来，由于朝廷明示与西域诸国相亲善，东西行路关隘弛禁极宽，吐火罗人每岁借着诸般名目，向朝廷贡献宝物，举凡沉香、没药、胡椒、红碧玻璃制器，驴、骡之属，自不待言，其中还间杂一些汗血之马。 李客持酒西望、顺风号呼之后，为赵蕤详说了这一部原由，接着凑近前，道：“客先氏被罪，世代惭衄，也就不必在神仙面前张扬了。神龙年间，某举家回中土，一门十余口，辎重载负—”说到这里，更压低了声：“全仗此马！”说时，就在一阵一阵向西山呼吼而去的西风之中，逆着风势，传来几声高亢、尖锐而且十分清晰的马嘶，自远徂近。 赵蕤大约明白，李客先前的号呼，实是以胡语唤马，以风中来去、人呼马应的时程计算，马原本应在十数里之外，何其答之切而来之速耶？赵蕤惊诧之余，又听李客继续说道：“宝马实无异相，却也毋须与市井无知之人争夸，某便繁殖养育，不数年，更是一门广大生计。” “既是生计，当为吾兄乐悦之事，怎么落泪了？” 是的。泪痕还在眼角颊边，李客也不拂拭，朗朗答道：“某生身之地，唤作诃达罗支。彼时中原如何，圣朝如何，某亦混天糊涂，万事不知。但闻先父告以：大唐显庆皇帝，对外用兵，灭西突厥，编户之民，可至咸海蛮河；是后，先父昼夜谵语，云：‘我本汉家身世，宗祖原始，子孙不可或忘。天子既设安西都护府于碎叶城，已十数春秋矣，可以归之。’” 李客的父亲还念兹在兹，魂兮归于故土；然而天不假年，未能如愿。赵蕤很难想象的是：李客却迥然不同。在他看来，游牧儿幕天席地，纵意所之，诚如他从吐火罗人之处学来的一句谚语：“云草生处无城防。”意思是说：天育万物，四时消长，生灭自然，彼此却无门户，更无疆域。 碎叶城，亦名素叶；距李客生长的“故乡”诃达罗支八百五十里，若非老父生前遗嘱，李客再投胎百十次也不会到碎叶城去。然而他毕竟应命而行，只为了成全那句“宗祖原始，子孙不可或忘”的教训，而来到了安西都护府，与唐人交易百货，还在这城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神龙元年，以多年与边西关防僚员的夤缘交往，凭着一张伪冒的家牒，潜遁而回到中原。 虽然以地缘远近而言，以志业谋处而言，他都应该迳往繁华贸易之地的西京长安。却也由于是偷渡入关，不能不往人烟稀少之地，暂觅一枝而栖。 从碎叶城举家迁徙之行前，他也已经打听清楚：前朝有平武一郡，在陇右。大唐武德年间为避国号而改郡名为龙门，至贞观时，又改为龙州郡、江油郡。 无论名称如何，其地则一。此地于汉代称“广汉”。邓艾伐蜀时，军行七百里而渺无人烟，凿山通路，攀木缘崖，士卒鱼贯成行，仅以身入。这数百年前的“广汉”是当时新发广拓之区；数百年一瞬而逝，直到此时，也只有两县之辖，户口千余，编户人口六千有几。此地于高宗永徽年间为朝廷想起，又颇存“实边严守”之议，遂割属剑南道。 不过，这样规模的城邑，在李客看来，正是绝处逢生的立足根基。此间人不算多，但是出入贸易足矣。一个偷渡之家，天高皇帝远，恰足以借谋蝇头小利、日积月累，假以时日，若能发迹变泰，亦未可知；或许永远不会有人察觉：他竟然是发遣西域的罪犯后人。 “虽云负贩走商，行脚天涯，不免也要想：吾家，究竟何在？今夜酒足话多，索性再同神仙吐一番实，此后亦不再说了—”说到这里，李客脸上的泪痕果然干尽了，他略一沉吟，近前附耳道：客之名，本非我名；李之姓，固亦不是我姓。” 说到这里，一匹身色棕红、鬃色碧绿、蹄色乌黑、额色雪白的肥马轻盈地腾跳上山，背无鞍鞯，口无衔辔，伫立着守候李客。此夜以往以来，李客的确没有说过自己的身世，就连这匹马，只在李白向赵蕤告别之际，隐隐约约地现身一瞥—那又是七年以后的事了。 是以彼夜相与情怀、相共话语，赵蕤似乎记得，又觉得太不真切。问起月娘，她也只笑说：“牛头余骨尚在，汝等道故之语，谁还记得？” 然而赵蕤之所以提起，不是没有缘故。他以为李白诗中时时称月、道月、看月、想月，另有可解之本。不过，他先提到了一字，作为旁证：“经他题作《初月》的那一首，还记否？” “‘玉蟾离海上，白露湿花时’？” “诺。”赵蕤肃容道：“此作中有‘乐哉弦管客’，‘客’字竟不避父讳，这却让某想起熝牛头彼夜，李客醉后之语。” “他说了什么？” “‘客之名，本非我名；李之姓，固亦不是我姓。’” “其飒爽如此，倒是难得一见。” “是以—李白诗中的‘月’，似乎另有他意。”赵蕤接着道：“月，乃是一国！” 二〇 放马天山雪中草 这个国，是西域诸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之国，当时谓之“行国”。在李白生命的初期，一直缠绕着与“行国”的遭遇有关的几则故事，以及一支歌谣。 带来这些故事和歌谣的，是碎叶城中一丁零奴。此人有族传一技，能够斫巨木、制高轮、造大车。初为李客造车，行商于茂草之地、积雪之途，通行无碍，商队以此而四时往来，轻捷无匹。李客看是一宝，除了重金相赂，更奉之如家人，这丁零奴以此免于水草漂泊，也就专力于估贩，跟着李客往来贸易，不复为牧儿了。 李白日后回忆此人，总说“不知男女”，但是却能俱道其衣着服饰，因为那丁零奴从未穿过第二套衣装；一年四季，不分寒暑，总是翻沿绣花浑脱帽，身上一件淡青色盘领袍，翠绿色圆头金线布鞋，腰间系一条鞢带。他追随李客多年，直到李家潜遁入蜀之后，因为水土不服，未几即病死在绵州。此人有生之日，时常放怀高唱着这么一首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说到这，不能不先论丁零。 丁零，亦名敕勒，原来是北地牧民之一部，先世居北海（也就是千载以下称为贝加尔湖之地），西邻乌孙，南倚匈奴。秦末中原群雄逐鹿，北边之地也不平静。当时一向与匈奴或战或和、时争时盟的部族极多。其中另有一族，号称月氏，约在日后河西走廊一带游牧。月氏不能独斗强邻，遂渐与他部相约，绕过戈壁，合东胡部落，夹击漠南、阴山一带的匈奴。匈奴不得已，而质酋长之子于月氏，绵延数代，暂保和局。 某岁寒冬大雪，受尽残酷待遇的一个匈奴质子忽然从月氏逃回本族领地，居然杀了生身之父，自立为领主，是为冒顿单于。此子雄才无二，鸠集所属，攻伐月氏，三年而尽有其游牧之地，迫使月氏远遁于千里之外的西极。 冒顿单于曾经在一封写给汉文帝的书信中如此夸耀：“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乌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 汉武帝派遣张骞通使西域，目的就是结合月氏、乌孙等“行国”—也就是游牧部族—夹击匈奴。不意在中途，张骞和他的使节团却被匈奴俘虏了，囚处起来，甚至还被迫结亲生子。过了十年岁月，张骞终于反向自西面逃出，遁入月氏。而月氏当时已经安身立命，不欲再向匈奴挑衅，惹起战端。张骞专对之命未果，可是，月氏之部却并没有因西迁而安居。 是后，匈奴一再以武力驱迫，使月氏退入准噶尔盆地，犹不以为足，乃至于一直进逼，至伊犁河流域。其间，继冒顿而雄立的老上单于还曾经于一场血战之中，杀了大月氏的王，将其头颅割下，还把这个颅骨制成了酒杯。 一直到百年之后，才又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之助，使月氏得以联合乌桓、乌孙和丁零诸族，以突击合围之势，断绝匈奴部队的粮草，疲其士卒，耗其刀弓，消灭了数以万计的强大骑兵，从此才算摆脱了匈奴的宰制与奴役。 即使匈奴一族彻底衰落了，西迁太久的诸部也已各自分崩离析；倒是不同部族之间，却也自然而然地相互融合。月氏之一支向南移走，进入日后名为“甘肃”、“青海”之间的祁连山西北麓，与匈奴杂居，是为匈奴别部“卢水胡”。 卢水胡人中有一家，以“沮渠”为号，曾经协助汉人官僚段业建立北凉政权，之后沮渠家出一豪杰，名沮渠蒙逊，此子不久之后便杀了段业，自立为主。这一则与李白生平辗转无端的史事插曲，却出现在李白日后干谒安州长史的文章之中，留下“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这一段毫无来历的话，而成千古之谜—不过，其间尚有蛛丝马迹，仍与西域诸胡长期的征逐有关。 由于长远的战争、残杀与漂泊的背景，为月氏、丁零等族人带来不可磨灭的阴影，也为当时受制于匈奴的西域诸胡带来一个萦回缭绕的生命主题，那就是不断地向西迁移。 西方，向称“月窟”—月生之地，在那干戈扰攘的数百年间，受胁迫、奴役与杀戮者每于夜间遁逃，逐月迹而行，也仰望着明月指路，通往暂且安身而不知其名、亦不详其实的所在。月亮阴晴圆缺不一，却升落有恒，似乎要引领他们无休无止地寻觅、游荡、漂泊下去。 李白年幼，未习史事，只能凭李客口授四代以来勉可传述的身世，偏偏这身世又与丁零奴的故事相互印证，相互杂糅，以至于有些情节竟虚实不可复辨。 其一，是李氏家族被迫西迁的事。 在隋炀帝大业十一年，也是李白出生前八十六年，发生了一桩宫廷屠戮事件，源由相当曲折。隋初立国，封为申明公的李穆老死，由长孙李筠承袭爵禄。李筠对叔父李浑极为悭吝，李浑便与其侄李善衡密谋杀害了李筠，另设一计，声称：李筠是被另一近支族人李瞿昙所害，让李瞿昙枉作替死之鬼。 同时，李浑则勾结了妻舅—当时官居左卫率的宇文述，请其代为关说，希望能代李筠而袭其封国。这当然是有条件的，李浑对宇文述的允诺是：“若得绍封，当岁奉国赋之半。”这件事，宇文述透过当时还是太子的隋炀帝，转奏于文帝，果然让李浑得以顺利袭封。 可是李浑并没有信守前约—他只付了两年的“国赋之半”，就当作前账已了，不再应付；这让宇文述极为不满。待隋炀帝即位之后，李浑累官至右骁卫大将军，改封郕公，门族益发强盛。偏在此时，传闻有一个名唤安伽陀的方士，受了宇文述的指使，冒出来一则预言：“李氏当为天子。”炀帝趁这个机会便收押了李浑等家，由宇文述主持伪证，诬以谋反之罪。此年三月丁酉日，李浑、李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全遭杀害，女妇及其所嫁之家皆徙边徼。 这一宗利害奸诡相互纠结的政治屠杀，使得当时与李浑近支的李姓一族大肆溃逃，而留下了“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这样简略的记载。 李客对于他三代以上因子虚乌有的大逆之罪而被逐，受迫隐姓埋名，窜于极边之地，其实深怀憾恨。一旦返回中原，行脚贸易，不能不立姓字，所以才“指天枝以复姓”。 天枝，语出《神仙传》，原本出处是说：老子李耳的母亲扶着李树而生下了不知其父为何人的老子，这孩子一落地就能说话，指着这株李树，给自己定了姓氏。李白运用这个典故，追述李客之“复姓”—恢复原本的氏族—当然也充盈着那种自立而成一天地的神采。然而，四代窜逐之“流离散落”，又何尝不与月氏、丁零等部族再三西迁、无所止归的处境同其情？ 至于丁零奴，则将月亮交付给李白，使成其为诗人一生的象征。 二一 光辉歧路间 成长后的李白当然明白：朝向“天枝”的那一指，也就是指向了大唐李姓的皇室。这是一个出身陇西狄道的氏族，从太宗皇帝李世民开始，便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其权柄，兴立制度、重塑史料，以倾轧、压制山东—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北地区域—诸郡望世家。为了养望，皇族不惜改写其族姓履历，使能系于汉代陇西成纪出身的名将李广之后世。 也由于提升并维系统治集团地位之所需，皇室率先修改了他们的族谱。其方式是在太宗贞观二十年下诏编修《晋书》，以立传世之大本。 在《凉武昭王传》中，有这样的字句：“武昭王讳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 这里的“右姓”，就是指高门望族、有累世声誉的大姓。凉武昭王李暠真正得以被清楚辨认的身世始于其高祖父李雍、曾祖父李柔，他们都曾经在晋朝做过官，“历任郡守”；然而并无只字片语之证，可以上推数百年、将李暠之先世系于李广之身。唐兴以来，把根本迢递不相干的陇西狄道混说成陇西成纪，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是后，于唐高宗时修成的《北史》，看来也呼应并回护了这个说法：“仲翔讨叛羌于素昌，一名狄道。仲翔临阵殒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记·李将军传》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纪，实始此也。” 这是相当细腻的手法，再一次地将“狄道”混同于“成纪”。直到李白四十三岁那年，玄宗皇帝忽然为李暠追赠了“兴圣皇帝”的谥号，以确认从李暠到李唐一朝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就看似坐实了李唐一族原本不是鲜卑人、而是汉人—且还是汉家征讨匈奴大将之苗裔。 天枝一指，便是如此上行下效的行径。李白遂也在一生中多次的口述或文章中把自己的身世编入凉武昭王李暠的谱系。但是，如何为“天枝”踵叶增华？还可以回到丁零奴的明月。 奇闻口传心授，代远年湮，总是发生在一些混沌的年代，一些模糊的地点。不过，后人却仍旧不难从确凿可依的历史事件之中耙梳其背景。 历来以“魏”之名开国的有三个。三家分晋之魏，揭启战国之帷幕；三分鼎立之魏，衔接汉、晋之关节；至北地鲜卑族人崛起，为五胡之中最晚进入长城逐鹿的政权。为了与前二者区别，史称北魏。 若是上溯其渊源，始祖神元帝拓跋力微乃是与三国之魏文帝同一年即位。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乃于晋孝武帝太元中开国，此“北魏”立朝之初。其后，便是世祖太武帝拓跋焘践祚之年，已在南朝宋武帝末叶。 这拓跋焘是一位霸者。他统一黄河流域，挥兵西取鄯善，广通西北各部族，相与盟约示好；行有余力，还能够陈兵江淮，大掠民户五万余家，形成了五十多国向北魏朝贡的盛况—也正是出于这位太武帝的意志，将漠北三十多万帐落的丁零人南迁至蒙古高原，使此族进一步鲜卑化。 此后三传至魏孝文帝拓跋宏，五岁即位，受到具有汉族血统的祖母冯太后之影响，二十三岁亲政后仍追随祖母摄政时期的脚步，一力实行汉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汉化并非只是中原王制文教的薰染所带来的影响，也将北魏的国族信仰与力量一分为二。 以亲近于汉的意图乃至并吞南朝的野心而言，则首都平城粮草匮乏，形势边险，酷寒霾沙，车马遥迢，迁都洛阳是势在必行之举。有歌谣形容得好： 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平城悲，平城悲，桑枯草不肥。沙碛十万里，雁行何敢欺？ 迁都犹略孚众望，但是将朝廷制度、官民服饰、日常语言、门第姓氏、度量斗尺以及家族葬墓等等由上到下、巨细靡遗之务，完全汉化，则令半数以上的鲜卑官民起了绝大的反感。孝文帝而后，再传至孝明帝拓跋诩时，便发生了北边阴山南麓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镇之变。 由六镇之名，尽是“朔”、“冥”、“玄”、“荒”可知，这些都是为了对抗北方游牧诸部而设置的“戍镇”，将士们虽多出身自亲贵高门，却在面对边警的氛围中时刻忧虑：边塞健儿，雄强奇矫，岂能逸于南迁？这就与主张汉化的洛阳仕宦迥不相侔。“戍镇”之主盘据幽、冀，雄视秦、陇，虎临关中，素蓄分离之志。 就在南朝梁武帝普通四年、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六镇军将一呼百诺地发动了反事。一乱三年，虽然终于平定，然分裂之心与崩离之势已如玉山之颓，真不可挽。但这却造就了豪阀尔朱荣在晋阳一地借平乱之军崛起的机会，并掀起了宫廷中一连串的谋弒与诛杀。 乱事平定之后两年，北魏孝明帝被太后之党所弒，尔朱荣借戡乱之名陷洛阳，将太后与幼帝溺死在河里，并斩杀朝臣二千余；史上宫廷之戮，无有过于此者。不过，尔朱荣亲手扶植的傀儡皇帝拓跋子攸并不能信任、更不肯倚仗这位大丞相，就在即位两年之后，趁尔朱荣赴洛阳朝觐的机会，伏刃于膝，自为刺客，亲手制裁了身后的操纵者。 但是尔朱一族的军事力量仍然凝聚于晋阳一带，不得不待尔朱荣当年的亲信高欢才得以剿灭。高欢，仍就是北魏一朝巨大裂变的推手—他自居郡望为渤海高氏，其实根本是一个来历不明的胡化汉人，所部却正是先前酿成大乱的六镇之兵，直以杀夺凶暴为英雄事业。 前文演释“侧傲”一词，叙独孤信事，便曾述及高欢掌权之后，立孝静帝拓跋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在此之前，由于高欢曾袭杀关中名将贺拔岳，贺拔岳的部众只能另觅主帅宇文泰。于是，在这个东西分帜的关头，独孤信只好追随孝武帝拓跋子攸西投长安，入于宇文泰麾下。 宇文泰后来鸩杀孝武帝，另立文帝拓跋宝炬，定都长安，史称西魏。高欢和宇文泰两个实际的掌权者生前都还保留了各自拥立之主所宣称、承袭的国号。直到南朝梁末，他们先后在九年间死去，两人的儿子也就先后篡了东西二魏，各改国号为齐、周；史称北齐、北周。 丁零奴所说的故事，就发生在高欢崛起、正与宇文泰争霸之时。 当时高欢属下，有一朔州敕勒族将，人皆谓为“丁零奇材”，姓斛律，名金，号阿六敦。他生小知兵术，法度与汉将殊异，多以八方十面、神出鬼没之马队，每队也刻意摆布得多寡不一；有的队伍空马八九，骑者三四；有的队伍骑者数十，杂以空马二三，疾驰聚散，来去如风，一阵射杀之后，人马迅即不见。 这本来是匈奴骑射的传承，也毋足甚怪。可是阿六敦有一殊能，他人不可及。那就是搭手一眼看远处的尘埃，便能识得对方兵马之多少；伏地一嗅土表残留的蹄迹，就知道敌伍行阵之远近。 阿六敦出征，常携带一孩儿，此子自十岁起随军出阵，自备一弓一马一囊箭，自进自退，迳行杀伐，直至囊空而返；却一向不从号令、不入行列。在草原沙碛之地，战事偶或胶着，攻守之区推拓得无边无际，云卷日昏，一时不辨旦暮。即使连夜亘日，甚至三数天不见踪影，阿六敦也从不为这孩儿担惊受怕。说来也奇，孩子在无论多么艰险的战阵之中，恒是安然无恙。人们也都习常视之，不以为异。 这孩子叫斛律光，但是人人都呼唤他的小名：明月。 彼时，汉人之子十四岁而自立的所在多有；斛律光也于十五岁前后正式加入父亲所属的部曲，从此有了军籍身份，也必须接受上官指派调度，但是仍野性不驯，尽管追随行伍，不稍懈怠；临阵时却往往自出机杼，变意如神。他十七岁那年，斛律金已经四十四岁了，不能应付太过激烈的格斗，仍无役不与，为儿子掠阵，就是为了防范他抗命犯上。 当时的高欢正值盛年，方三十六岁，而高欢的对头宇文泰年事更轻，只有二十五；在一次西征战役中，双方部伍还在各自集结，大将们拢马倾身，会商致胜之计。谁也没有料到，这斛律光手打亮招，极目远眺了好一阵，忽然从囊中拔取一枝雕翎哨箭，朝敌阵拉一满弓，应声而放。但闻箭镞上的骨哨顺风西鸣，钻入了沉沉的阴霾，而斛律光则蓦地夹马驰出，竟像是要追逐那箭的去势，转瞬间已奔出百丈之外—再一眨眼，却见他一人一马，迳入敌军将阵之中，从马背之上挟取一人，倏忽复回。 掖在斛律光的胳肢窝下给擒回来的，是宇文泰手下一员将领—官拜长史的莫孝晖—肩头还插着那支雕翎箭。此情此景，登时惊骇了双方人马。还是斛律金久经战阵，心念电转，情知机不可失，遂长鸣一角，催军突发，向敌掩杀而去。 这一役东魏大捷，与役诸将，自有一番升赏。高欢除了立刻擢封斛律光为都督之外，还给颁一个诨号，叫“风呼影”，取疾风不能追及之意。不过，这个封称没有持续太久，便被另一号取代了。 高欢之子高澄也是好骑射，自幼惯习军旅。他比斛律光小六岁，撇开父辈官职地位不论，高澄始终视这飘然而来、飘然而去的斛律光为兄长、为师友；也是在高澄掌权之后，斛律光从都督而为征虏将军、累加卫将军，堪称亲信。有一年朝廷举行校猎，斛律光也参与其事。当下秋霁风高，胡人称“杀头飂”，这种风来去强劲，鼓荡衣袂，往往令人不能行立，所以射猎所获并不如意。 然而自始至终，众人举头可见，云表有一大鸟，在风中翱翔上下。这鸟开张双翅，羽翼饱满，毛色鲜明；追随着众猎者自南徂北，徘徊去回，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众人既惊异其能与人相逐，若欲通款，却又因为它飞得太高，并不能辨识名类。 正在纷纷议论的时候，听见斛律光闲闲说道：“欲知何物，直须取视—野类原不可驯，也欲角逐功名否？”说时眼也不抬，迳自听风辨位，搭箭在弦，觑了个风势稍歇的间隙，指放弦崩。 好那箭—钻天而上，取鸟而下，落势盘旋，其形如轮，至地始知：原来是一只罕见的大雕。高氏丞相属中有一人名唤邢子高，当下脱口而呼：“此真射雕手也！”嗣后，斛律光便有了一个新的诨号，叫“落雕都督”。 然而射下了那雕之后的斛律光却像是突然间发现自己做错了什么，神情黯然，看来并不以此为荣为傲，众人只见他两眼发直，双唇微颤，凝视着地上那一头车盖般巨大的雕—雕颈上不偏不倚，正中一箭，血洒方圆数丈之远，而斛律光的眼角却泛着泪光，似有无限的讶异，与无限的懊悔。 至于丁零奴所述，故事的主人翁仅仅是“明月”二字。除了战阵射敌、猎场射雕的情节之外，并无北魏末年高氏、宇文氏各奉一主，蜗角相争的种种缤纷。丁零奴更未言及斛律光日后为高澄之侄高纬所疑忌，派一名叫刘桃枝的力士，将斛律光袭杀于殿中凉风堂的一节。这是“风呼影”、“射雕手”、“落雕都督”的末路；而丁零奴面对只有四岁的李白，说的是另一则传奇。 他说的是少年明月。明月于一次战役之中，不意间失落箭囊，手上仅凭一弓，冲锋陷阵已是不能，只得落荒而逃。这一回，他跑得太远，非但迷失了大军所在，还正赶上一场突如其来、转山而下的风雪，掩蔽了天地间一切可供辨识的物景。 一入昏暮，越发不辨东西，明月纤马欲行，却不知前路何在，只能暂且找着一沙碛石砾之丘，于背风处勉强一避。也由于出征匆促，走马于敌我之间，须尽量取其轻便、速捷，明月也未曾裹带衣物毡毯，而雪色苍茫，风势紧凑，看似撑不过半夜，明月就要冻死在这朔野之中了。 就在明月半迷睡、半挣扎的时刻，弥漫暴雪之中，一黑影从空飘忽而来，自远而近，形貌渐明，居然是一雕。此雕不受风雪所困，仍能自在翱翔，双翼展垂如云脚，所过之处，密雪为之一开，就近可闻，还发出了哔哔剥剥的撞击之声，而雪片应声融却，雕飞所过之处，视野便敞亮了些。 明月蓦然有了精神，冲身而立，抖擞着甲冑上已经冻结的坚冰，一振则琳琅铿锵，便对那雕道：“汝来将我识路否？” 雕之为物，岂能应答人语？然而它也恍如有灵通之性，竟逡巡再三，不肯离去，只在明月头顶盘旋。如此一来，明月之身便好似被那雕身所掩，天上落下的大雪遂不能及身。霎时间，明月微微明白了那雕的意思，当下拉起缰绳，翻身上马，绕地三匝，令坐骑仰蹄朝天，前后腾跳纵跃了几步，甩落埋身的积雪，顺着雕喙之所向。接着，明月扬起一鞭，冲雪而去。 于是，飞雕在上，奔马在下，雕向东则马驰于东，雕欲南则马奔乎南。大雪依旧纷飞，却恰恰都落在雕背上，这雕，有如一伞盖，给了明月一席屏蔽。就在明月驰返本营之时，风歇雪住。倒是那雕，像是了却了一桩不甚费力也毋须挂怀的差事，继续前行，一迳飞入面前刚刚升起的一轮明月之中。 二二 焉能与群鸡 那是赵蕤第一次命题让李白试写一诗，他一心一意要让李白洗髓换骨，脱去时风所染，是以命题之先，思虑了很久，才道：“写一景，或写一物，然不须困于题旨，尤不必出落相对。” 李白从赵蕤手中接过一方牙版，铺上藁纸，掖实扣紧，以左掌擎住，这才捵捵笔、点了墨，书事算是停当了，然而心中仍不免疑惑— 他以为自己的诗就是用意过于恣肆，前言后语不能贯通，之前才会把曹子建“西园飞盖”那样的典故加诸于“初月”的；如果原本无所感、无所知，又怎么会有足以吟咏的诗句呢？遂问道：“无旨意如何作？” 赵蕤淡淡答了声：“取汝念念不忘一事即可。” 李白一动念，只想到了多年前憔悴病榻的丁零奴—也就是在那一张病榻上，丁零奴将一柄他亲手铸造、随身携行多年，长短与李白身形略等的剑交付给这孩子，道：“此物可以摧伏怨敌，汝其善保。” 丁零奴晚岁与他朝夕相伴，是他懵懂未开直至年事稍长以来，第一次历经生离死别的伴侣。可是“写一景，写一物”并不是“写一人”。若是写丁零奴，他可以在转瞬间拈成八个作为骨干的语句：“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巉岩容仪，戍削风骨。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李白随思落笔，濡毫疾书，写下了，却又立刻移开书纸，换了一张。 赵蕤盘膝坐在对面的几前，头也不抬，沉声道：“藁草莫丢弃，那也都是心血。” 李白没答腔，继续想着丁零奴，想着他一路从西域随车步行，走在巨轮高车之侧，年仅五岁的李白只消轻轻拈指，一撩车窗帘布，便可以看见丁零奴那顶浑脱帽。帽子已经极其陈旧，翻沿处皆磨白了，复沾黏尘沙灰土而泛黄发黑；帽身的绣花原本是红是绿，也不再能分辨。非得从车中俯瞰，不能发觉那帽顶近央之处，不知何时还破了个洞，露出丁零奴的一块秃颅。 念念不忘，此物此景。他又有了句子：“容颜若飞电，时景如飘风。草绿霜已白，日西月复东。华鬓不耐秋，飒然成衰蓬。”这六句尚未收煞，李白忽又觉得不妥—按赵蕤的吩咐，唯景物可写，不能作旨意；要是顺此而下，他非得作出怀念丁零奴的句意不可；就算不朝这一思路前行，也省不得要对岁月奄逝、人生短促的本相发一感慨。 于是他又换了一张纸，叹道：“作诗不立作意，原来是极难的。” 赵蕤仍迳自抄着他的著作，不理不睬。却暗下窃喜着；没有料到前几日还沾沾自喜地说“某写诗恰是随意”、“某写诗皆不落题”的这个狂生，竟然翻悟得如此敏捷，点额知返，当即发现自己并非无所不能，只是才大心疏而已。 李白则默默地从丁零奴的记忆遁开，想起了那的确也堪称令人念念不忘的明月故事，他略一振衣袖，左掌夹稳了手版，右手举笔，落毫仍然俊快无伦：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杀气落乔木，浮云蔽层峦。孤凤鸣天霓，遗声何辛酸。 这是他想象中的巨雕，于翱翔了不知几度春秋之后，来到这荒寒郊野，俯视山川云峦，猛然看见了当年在狂风暴雪之夜结识的少年，想要就近相认。孰能料得，上林一箭堕西风，这心地天真的野物，竟然在顷刻间被那不能相识的旧识横夺了性命。 作罢，他低声诵过一回，满眼的字迹，都像是孩提时心象所摹而栩栩如生的、纷絮飘零的一身毛羽。他猜想：赵蕤再称神仙，大约也看不出他所写的，是骑射英雄明月传说中的那一只巨雕罢？ 可是赵蕤连看也不看便道：“不佳！” “神仙尚未过目—” “某侧耳而听汝诵声即知，中间二联还是免不了受时风渍染，出落成对；尤其是五、六两句，落入那协律郎群公眼中，想来会称道汝工巧稳洽—” 考辨诗之为物，究竟应该如何才算“中式”，的确在这些年间愈益明朗。虽然朝廷与士人并没有规范句法律则的明文，可是“时风”无所遁逃。李白已经竭尽所能地不受那种遣词造句的声调习惯所羁縻—像是“天地何漫漫”一句的“何”字，“风飘大荒寒”一句的“荒”字，“浮云蔽层峦”一句的“层”字，“孤凤鸣天霓”一句的“天”字，以及“遗声何辛酸”的“辛”字等等；若以“合律”的要求视之，皆应易为仄声字。李白刻意调度如此，使之不符时尚，更近古体。 更何况，赵蕤力称是病的第五、六句“杀气落乔木，浮云蔽层峦”，李白更不能服其理。他原本还颇费一番工夫，蓄意使第五句起句（也就是当句之第二字）处，与第四句的第二字平仄相对；在科考中，以试帖诗的考察要求而言，这是“犯式”的，也就是出格、出律的。后世之论诗者常谓此为“失黏”，一旦有此病，足证其韵律不协，识字失检，是可以因之而黜落不第的。李白为了表示他不为时风所寖，于当黏之处失黏，横空一断，手眼应属不凡了，未料赵蕤仍旧不惬意。 李白将手版并笔一放，拢拢袖子，高踞而问道：“‘工巧稳洽’称得是病？” “于不思议间得之，即是病，且大病不可医。”赵蕤道，“汝于作此‘杀气落乔木’句之际，已堕入‘浮云蔽层峦’之障中。” 乍听之下，赵蕤的说法很诡异，明明前一句才写就，下一句尚无踪迹，怎么说上一句就落入了下一句的机栝呢？继之再一细思，李白不得不心平气和了下来。 的确！或许便在前一句离手的一刹那间，神思无识亦无明，任由“高下相须，自然成对”的惯性澎湃而兴，果然顺着语势而冒出来的“浮云蔽层峦”是一个贴切的对句，却是一个浮滥的描写。因为只有李白自己知道：他要叙述的应该是一只视野辽阔明澈，在草原上空纵情翱翔的巨雕，本来不会去在意那些偶或遮蔽了层层山丘的云朵。 “汝自是一凤，何须作鸡鸣？”赵蕤看李白一眼，将先前所说的话再说了一次：“然—藁草都是心血，莫丢弃。” 二三 乍向草中耿介死 赵蕤究竟是不是隐者？或许，我们还可以换个方式问：赵蕤是一个什么样的隐者？ 自古仕、隐两途，本来有着全然不同的价值观、生命情调，或是国族信仰。然而到了唐人的时代，隐之为事，却一步、一步，不着痕迹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仕的进程，甚至手段。 直到决意将《长短书》抄校完成之前，赵蕤从来没有疏忽过整个大帝国的动态。他到城市里行医，总是会留意京畿传来的消息。朝廷所作所为，不只是空穴来风，还有邸报。 自汉以来，诸侯郡国皆有“邸”，“邸报”即是通奏状报，传达君臣之间的音问消息；又称“邸钞”、“朝报”、“宫门钞”。到了隋代，开发出雕版印刷的技术，邸报始以密集的形式交换着帝国中央与各地方的讯息。一般常通过马递、步递，衔接江河行舟，将诏令、要政、公文书信传递到各个州县。臣民因之而得以得知皇室的活动、帝王的诏旨、官吏任免、大臣奏章和较为重大的军政新闻。 传递书状新闻，也有程途期限。承平年月，倘无饥馑荒灾、兵戎祸乱，吏卒行止亦有定制：水路逆水行重舟，河行每日三十里，江行每日四十里；空舟则河行四十里，江行五十里。步递之人，依阶秩分为“健步”、“送铺卒”以及“步奏官”等，视程途难易，一日行一至两驿，约在五六十里。马递必须日行六驿，一百八十里，紧要的消息则日行三百里。 除此之外，据一个约较赵蕤、李白晚一百五十年的唐宪宗、僖宗朝中书舍人、职方郎中孙樵的发现和记录，开元年间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具备名目的官方文件，几乎等同于邸报，每件一纸，每纸十三行，每行十五字；行间墨丝间隔，总文栏以粗框，也是雕版印刷。 孙樵在他的著作《经纬集·卷三》中写道：“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非但如此，孙樵还给这样的新闻纸起了一个名目，呼为“开元杂报”。 这一类“杂报”上的消息显然是第一手的载录，却未必为后世史家所取。像是： 三月，戊寅，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命浚与百官相见于光顺门。 这一件事，根据“杂报”所录，明明发生于开元十八年三月戊寅日；但是《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却系之于六月丙子日。 赵蕤常会从当时尚未命名的这种“杂报”上得知朝廷的动态，像是“壬午，上幸凤泉汤，癸未还京师”、“三月丁卯，上幸骊山温泉，丁辰还”以及就在李白前来投师之前整整两年，朝廷所发起的一项变革。 那是开元四年间的事，至今赵蕤已经不太记得确切的时日，大旨是皇帝下诏：员外郎、御史、起居舍人、拾遗、补阙等等供奉官不必再受“铨选”。换言之，这些清要官只要有了一个“出身”—无论是通过科举、门荫、杂色入流或者是军功晋升；总之是具备任官资格之后，不必再像先前那样，还得通过身、言、书、判或是武艺比试之类的考选煎熬，便可以“进名敕授”，由朝廷直接任命了。 先说“铨选”。礼部所主持的进士、明经诸科考拔出人才以后，还得转由吏部铨选；也就是进一步接受官僚体系内部所举行的考核，在这个阶段，有所谓“身言书判”之目。 其内容，要求先撰写判文，必须“楷法遒美，文理优长”。笔试通过之后，还有口试；察其身言，“身必体貌丰伟，言须言辞辩正”。四者都合格了，再由吏部上于尚书仆射，由仆射转门下省反复审核，过程相当繁复。以此，取得进士、明经资格的“出身”之后，竟然历一二十年而不能得到一官半职的士子，也所在多有。 赵蕤之所以对这一道“供奉官不必再受铨选”的朝命印象如此深刻，乃是与他自己的抱负有关。 试想：“进名敕授”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敕授”之权在天子，而向皇帝“进名”，则按例是由宰臣访择、举荐。一旦通过权臣之“知名保举”，直达天听而平步青云，省却了多少低声下气、委曲求全的挫辱？又绕过了多少烦苛冗长、摧折志气的压迫？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初唐时期，“荐举”还是一种尚未制度化的选官方式，所选者多可以担任五品以上和一些台、省的清要官。这样的活动名为荐举，实为征辟。不能受知于大吏者，大约也就只能终老于岩穴之间，难有陇头之望。 大唐立国之初，亟需人才，官不充员，因举荐而得官的很多。武则天执政后，为了驱逐开国功臣集团而大量扩充官额，也透过刻意宽弛的铨选考核，每年任官数万，数量是此前此后的好几十倍，致有“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的怪状。影响，不只是扩大官僚行列，更要紧的是所提供的官职，多属专门负责铨选官吏的职位。 《新唐书·选举志》上有十分关键性的描述：“长安二年，举人授拾遗、补阙、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评事、卫佐凡百余人。”第二年，长安三年（也就是李白四岁那年）甚至到了凡是举人，都给予“试官”职的地步。再过一年，更大举任命考官：“引见风俗使，举人悉授试官，高者至凤阁舍人、给事中，次员外郎、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之起，自此始。”以及：“李峤为（吏部）尚书，又置员外郎二千余员，悉用势家亲戚。” 荐举为寒门小姓之家的子弟带来取官的机会，满朝蚁聚蝇钻的官僚，却都要领取俸禄，造成国家用度极大的耗损。终玄宗一朝，表面上的确是承平日久；然而即使历经休养生息多年，天下财力逐渐恢复，仍须面对和收拾武氏当年“欲收人心，进用不次”所缔结的恶果。 玄宗皇帝一方面要尽量清除官僚体系之中原先“武韦集团”余孽，或者至少遏阻其扩充势力；另一方面，釜底抽薪之计，则是调整铨选制度，限缩其权柄；另外扩大举荐范围，使新皇帝所能信赖、倚仗的大臣能够访查更多具有贤能之才的亲信，才能涤汰武氏盘根错节所布置的官僚集团。 于是，将台省清要之官从原先的铨选制度中移出，并一再下诏不拘资格地拔擢士人，都是为了此一涤汰的目的。从试图减轻朝廷财务负担的角度而言，皇帝想借增加官额来巩固集权，犹如饮鸩止渴。 不过，扩大荐举的方向，给了赵蕤一个想法，或许他还能有机会介入帝国的弈局。 他仍旧是东岩子—一个冷眼深心、洞察熟虑的隐士；这个隐士也是一个能够掌握天下动静的纵横家。他的战场应该在长安，原本只能迢递悬望、帷幄运筹的京城，可是如今出现了一个可以替他远征千里、万里之外的少年。 赵蕤明白：自己或许注定将要老死于蓬草岩穴之间，身名两埋没，功业一荒芜。而经由当今皇帝特别重视的荐举，却得以让这个天资秀异而不耐烦冗的李白在功名场上出一头地。李白会带着赵蕤的魂魄，扬长直入大唐帝国的殿堂。 二四 袅袅香风生佩环 然而，除了写诗、采药、有如游戏一般地从赵蕤学习种种看似无用之知，间或操作些并不吃力的农事，此刻的李白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他曾经在昌明市上与一班结客少年酒后行凶，持剑杀伤一人，闹得县尉连月登门，三日一盘查、五日一传问，无何还是将官事留给父亲料理。他侥幸脱身，躲进了大明寺，意气风发的人生像是死过一回。如今投靠了这道士，仍如犬马一样的野畜，似乎只有极为短暂的当下，独立茫茫风日间，微觉片刻的悲欢与苦乐，而旧忆迷惘，前途更难以捉摸。 赵蕤的用意他不会明白。倒是月娘，有意无意地提醒过他一回。 那是在绵州刺史率领僚属来拜山之前不久，岁入腊末，时近新正，满山寒意殊甚。 赵蕤用两枚铜钱，在陶碗中卜得一卦，是副“临”卦。片刻之间，他的脸上短暂地露出少见的喜色。他没有向月娘或李白多解释，只诵了几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思忖了片刻，像是忽然想到了一桩未了的勾当，扛起半袋穅，又踅回后园中掺和了半袋榨过油的豆渣，匆匆入山去了。行前还不忘交代月娘，本日派给李白的课业—拟《文选》赋一篇、乐府诗三题，以及一句令李白全然摸不着头脑的话：“应让他熟习几则《是非》了—还有，若有余暇，再让他试几道算策。” 赵蕤的背影还在山路上晃荡，月娘已经搬出了一卷赵蕤先前抄毕的书纸，但见篇目上端楷写着“是非”二字。 李白看不清篇目左侧密密麻麻的本文小字，但听月娘清泠如山溪的声音，一字一句读诵：“是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他听得不十分认真，只顾着看月娘那一身的衣服。此日大约没有安排园圃之事，她不再裹着男人家粗蠢的农衣。平时顶戴的黑羊皮浑脱帽不见了，乌亮亮的一头青丝绾起来，着一朱色轻纱绑缚。纱垂袅袅，覆盖在肩头，那是一件白色窄袖襦，肩披毡巾，腰束素锦带，下半身盘在一袭玄色长裙里。就在那么潺潺湲湲诵读着章句之际，不知打从何处飘来了一阵穹草和桂花的香风— “这几句都读过么？” 李白赶紧一振神思，追捕着才从耳边溜走的字句，道：“幼时、幼时读过的。” “解意否？” “解得。”李白点头，顺势垂下脸。 “能说否？” “《大雅》下文是‘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易·系辞》的下文是‘圣人之大宝曰位’。比合上下文，都是说保得此一生身，事君、奉君的意思。儒道立其本，大凡如此。” “儒道大本，不能攻破、不能变易么？” 李白想了想，不敢拿主意，怯生生地说：“汉兴以来，儒道显学，历朝正统，不闻曾经攻破。” “先生述此，前有‘是曰’二字，这是正说其理；然则，反说其理又当如何？”月娘似乎怕他一时不能会意，赶紧又问了一句：若问汝：‘非曰’该如何说呢？” 李白虎瞪着一双圆眼，皱眉结舌、不能答。 月娘没有继续追问的意思，迳自捧起书纸，念下去：“非曰：《语》曰：‘士见危授命。’又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啊！”李白忽然明白过来—那“语曰”是指《论语》。《论语·子张》一开篇就有这么一句，谓士人于国难临头之际，应该要能牺牲性命以图救亡。而子张所说，也恰恰呼应了《论语·卫灵公》篇里孔子本人的话，只不过赵蕤把孔子原文的“志士仁人”简说成“君子”，把“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两句的次第颠倒了而已。 李白明白的不只是章句；更是赵蕤长短术的立意所在。这一标目为“是非”的课程，并非让人分辨那些已经为人所知、为人所信、为人所奉行的价值，而是透过了书写那些文字、标榜那些教训、揭橥那些道术之人，在自相冲突的纷纭义理之间，显现矛盾。 尤有甚者，在接下来的文章之中，赵蕤还让不同家数的论理互相质疑、互相辩论、互相干犯。例言之，他以司马迁的九世祖、秦惠王时期的纵横家、兵学家将领司马错之言去攻击汉代黄石公的兵学理论。司马错的“非曰”如此： 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人；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后王业随之。 而黄石公的“是曰”却是这么说的： 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 对勘二者之论，当政者除了高举“博德”、“广德”的纲领之外，究竟应该不应该推拓疆域、发达资财、贪人所有？显见是莫衷一是的。 这还只是议论相持不下的皮相而已。待月娘读到另一则上，李白矍然一惊，不自觉振衣而起，道：“某明白神仙为何不敬圣人了！” 月娘读的是：“是曰：孔子曰：‘君子不器，圣人智周万物。’非曰：列子曰：‘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 孔子之言，备载于《论语·为政》，用意是勉励君子人广其学行，不为一艺所困、不以一得而足；可是《列子·天瑞》却将“圣人”、“圣职”的地位束结于教化一端，以偏为全。 《是非》一篇罗举了五十三对彼是此非、此是彼非的铭言。一通读过之后，李白浑身冒汗，不时在相如台的廊庑之下漫无目的地绕走，他随声默记着那些或华丽、或庄严，机巧万变的语句，同时又深深感受到言辞所能承载的意义竟是如此空虚、缥缈、吹弹可破。 便在此刻，似幽远、又切近的一股芎草桂花香气传来，月娘也起身收裹着书纸，却突如其来回眸一问：“孺子，日后果然是要出门取官的么？” 李白猝不及防，支吾了两声，仍不敢直视这师娘的容颜，只得垂下脸去。 “若是立志取官，则先生授汝之书，无论千反万复，总其说，不过是另一则‘是曰’尔耳；汝须自拿主张，攻之以‘非曰’。” “某并无大志取官—” 李白还没说完，月娘却像是早知他会这么说了，当即亢声道：汝便结裹行李，辞山迳去，莫消复回！” 李白一惊心，抬起头，发现月娘双瞳睒睒，一迳凝视着他。好半晌，才期期艾艾道：“神仙是隐者，一向睥睨官场，不谋职官，某—” “先生之隐，即‘是’；汝之仕宦，即‘非’！汝才读此篇，便不记得了？” 二五 五色神仙尉 对于仕宦，李白从未实心措意。他只在持刀伤人之后，被召入昌明县厅鞫审，那是他头一遭进入官署，也是头一遭结识了堪称官吏的朋友。 昌明是一个古老的县份，西汉时属涪县，东晋宁康时置汉昌县，西魏宇文泰掌政之时更名昌隆县。直到李白十二岁那年，也就是大唐玄宗即位的先天元年，为了避皇帝之讳，更去隆字，改为昌明。自唐武德年间以降，皆隶属绵州之治；在唐人所划分的八级—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县治之中，昌明属于“紧县”。八级县治，“赤县”为京师所治，京师旁邑者为“畿县”，以下便按照户口多寡、资地美恶以分等次。列等在“紧”级，于县令之下，便可以配置县尉二人，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节，于李白却意义重大。 一般县事如同朝政，也分为六曹，京师赤县（如万年县和长安县）便有六名县尉分掌功（官吏考课、礼乐、学校）、仓（租赋、仓库、市肆）、户（户籍、婚嫁）、兵（军防、传驿）、法（刑法、盗贼）及士（桥梁、舟车、房宅）等六个部门。但是到了畿县以下至于上县，大致是以两名县尉分工处理六部庶务，资深者掌功、户、仓、士；资浅者掌兵、法；两者之简繁闲冗，差异可知。 过往一两年来，昌明县一旦发生刑案，皆归县尉之一的崔冉辖办。此人以门荫得缺，并没有科第功名，品性极其贪吝苛猾。也因为他没有“出身”，也就是补上这个流末的官阙，等待四年一任秩满，缘此资历，转而“入流”。 县尉固然居于唐人“九流三十阶”官品之末，可是逢迎上官的工夫还是要作足，而鞭挞黎庶的威势也仍然不小。崔冉于低眉折腰、奉承主司以及包揽辞讼的事，不遑多让于人，于点算刑徒、簿记户曹之类的实务则不堪繁剧，经常委之于另一个县尉姚远。 至于李白这一宗持刀伤人的案子，于唐律属“斗讼”，有司可以重刑加之，也可以微罪处之。崔冉只管向苦主和事主两造借端索诈，而鞫审盘问乃至于书写判文的工作，便落到了姚远身上。 姚远，明经出身，性情与崔冉迥异。此人性情恬淡，行事敦朴，以两经及第之后，书判也入选，便调授昌明县尉。以初任官而能得到“紧县”的尉职，算是很不寻常了。可是，由于他喜欢钻研道经，于神仙之说别有深喜，职守所在，则堪称勤谨无过，县令乐得有此等人在侧护守庶务，也就一直为他保举荐升了。 也由于姚远素性愉悦旷达，似乎并无意于仕进，每于午后未、申之交，完了当日公事，便往衙署以北数里外的溪边散行，手持道卷，且行且诵，直至日暮才回衙点囚封印；算是交代了一日生涯—而李白这宗案子，幸而遇上了姚远。 有唐一代，投告有款状，款状亦有定式，等闲不能渎犯。且说这案的苦主，本是昌明市上的结客少年，一向与李白、吴指南等过从甚密，这一回呈牒见官，原也只是基于一时气愤，家人又想从李客身上博取些许酬偿的银钱—这都看在姚远眼里。然而，本案还有一个尴尬之处：苦主在倩人代拟诉状之时，漏写了案发年月时日，于书状规格而言，这是不可宽贷的瑕疵。 此外，还有一节。依大唐律法，罪嫌见官跪拜报名之后，除了自报到衙情由，之后还要同告罪之人对质，这还有个名堂，叫“对推”。一状在县，必有三审，每审隔日受词，多须反复“对推”，力求确凿无误。为了免得往来耗时，告言他人入罪者，也不能离开衙署，须与被告同囚，只是不着枷锁铐镣而已，故称为“散禁”。这就给了姚远一个省刑少罚、便宜行事的机会。 李白到案，与姚远曾有一面之缘，问录情实根由之后，两造随即“对推”。姚远见那苦主虽然身上带着伤，在堂上却不时与李白挤眉弄眼，实在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于是正色向那苦主和代为草状执讼的人说：“依照本朝律例，告罪者也要入囚散禁的，多则五七日，少则三五日；汝等不至于不知罢？然而汝刀创在身，可承受否？” 苦主原本不知道控方也要收押，讼者此时也不能再隐瞒。姚远一看他们面带难色，便有了主意，即道：“此状未及注明斗伤年月，已属失格；某若就此将原状发回，汝等自相商议，也就都免了一场牢狱之灾，汝等意下如何？” 代讼的一眼就看出来，这县尉一心只想息事宁人，而他也不愿意这漏注案文年月的事传扬开去，只好一揖拜过，回头劝苦主辞衙，另去同李客计较。而李白则当堂发回本家，只等待姚远就两造互殴的微罪，做成一判文而已。 倒是崔冉探得李客家资不薄，颇可罗织，遂不时传唤李白，借词穷究，务要他供出市上那一帮结客少年的身家来历，以便查察其中有无奸诡。崔冉甚至一再恫吓：要将这一干少年皆入于“盗贼”之律。李客实在不堪其扰，才一方面周旋应付，赂以财货；一方面安排了李白出走大明寺。 然而李白自有主张。他瞒着李客，身怀利刃，于某日黄昏，亲自前往县厅，是想一刀结果了那崔冉，亡命天涯，也不失豪杰襟期。偏偏崔冉命大，也是李白福根不浅，那一日崔冉奉县令的差遣到绵州府署行文，至晚未归，李白却撞上了刚刚从溪畔闲步归来的姚远；但见他头戴软裹幞头，围领半袖淡青外帔，上饰朱、金、碧三色纹绣，里头一身素白襴袍，乌革带，褐皮靴，手持蓝封经书一卷，恍若有所思而不能解，却露出些许自在的微笑，飘然而来。 或许缘于那一身装束，或许由于那风姿神采，李白平生尚未见过这样的人物，当下一怵，直着眼打量起姚远来。姚远也一眼认出李白，见他左臂窄袖底下鼓突有物，状非寻常，便似有意、若无意地漫声问道：“时值昏暮，怀刃疾行，少年意欲何为？” 实则姚远并无心追问，可是李白却不知如何作答，错身之间，仍只盯着姚远傻看。姚远还得回衙点核收支、清查关押人犯，这是县尉例行的差使；日日为之，不容迟误。正紧步前行间，忽然又发现李白亦步亦趋跟随在身后。 在李白想来，他并不愿意滥杀无辜，可是这县尉若不离去，他便不能下手。这一寻思，当下没了主意。恰在这一刻，姚远回过头，像是早就想跟人说上那么两句的模样，脸上仍挂着那自在的微笑，道：“少年，我且问你，那费长房缩地之术，可曾听过？” 故事，见于《后汉书·方术列传》，谓：有老翁卖药于市，摊竿之上悬一壶，市罢，老翁辄纵身入壶。市集上往来人等多如过江之鲫，不过，凡人未加留心，总是视而不见。倒是有个汝南人费长房，从楼上旁窥而识得其中的机关，便寻了个时机，前去拜访那翁。翁道：“子明日更来。”费长房如约而至，未料这翁一把将起他来，忽然间一齐跃入了壶里。“惟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 老翁还嘱咐费长房：此中事，不可与人言。之后，这一对忘年之交似乎也由于分享这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愈益亲信，一日，老翁忽然对费长房道：“我是一仙人，犯了过失而受责贬谪于此。如今事了，也该回去了。汝若能相随，我有些酒，且喝着话别。”那酒器看来不过容一升许，可是就这么你一口、我一口地喝将起来，居然终日不尽。 费长房因此而立志求道，可是事出偶发，又舍不下家人。老翁看得明白，斩取一青竹，悬之于费家的屋后。家人见了，眼中认得的，却是费长房缢死的尸身。老小一时惊骇呼号，哭天抢地，无可如何，只能殡殓成服而已。而费长房的真身站在一旁，谁也看不见。 于是他若有所悟，便随那老翁披荆斩棘，遯入深山。老翁把他抛弃在虎群蛇室之中，他也不惧不移。老翁终于感其信道爱道之诚，道：“子可教也，这样罢，把这吃了—”那是一钵粪，粪中复有三虫，臭秽特甚。费长房实在撑持不住，拒绝了。 老翁道：“汝几几乎能得道了，可恨于此不成，亦复奈何？”费长房辞别老翁的时候，老翁赠了他一根竹杖，并道：“骑此，可以任意之所向，无分近远，片刻即至；至，便将此杖投葛陂中。”长房须臾间乘杖归家，自以为出门也不过十天上下，殊不料，人世间竟然已经过了十几春秋了。 他依老翁之言，将竹杖投进葛陂之中，再一看，杖竟化为一龙。而这时的费长房居然也就有了些许神通，能够行医于市，还可以鞭笞百鬼。据说他曾经向他的徒弟桓景预言：“九月九日，汝家有灾厄，可作绛囊盛茱萸系臂上，登高山，饮菊花酒，祸可消。”桓景如其言而举家登山，当日黄昏归来，看见一家的牛羊鸡犬都暴毙了—这故事，也算是重九插茱萸登高的来历之一。 由于李客有心栽培，李白在十岁上已经颇娴经书，也追随时尚而作得一手好诗。但是于乙部《史》、《汉》典故，犹须待日后从赵蕤而浸润。姚远说起这费长房缩地术，他只能摇摇头。 姚远本来就只是自穷一问，自得一乐，也没有考较李白的意思，见李白像是好奇而得趣，遂转取了《神仙传》的记载，三言两语说尽费长房故事：“费长房学术于壶公，公问其所欲，曰：‘欲观尽世界。’公与之缩地鞭，欲至其处，缩之即在目前。” “‘缩地鞭’？”李白的确觉得有兴味了—他丝毫不以为这种奇闻怪谈荒诞无稽，却总在离奇之事中，焕发出他对天地间万事万物的追求渴望。他相信：有其说，必有其情；只是人不能尽其力得之而已。 姚远举着手上的经卷，指了指李白臂袖突起之处：“汝亦有一缩地鞭耶？” 李白没提防，于谈笑间猛可一答，竟然吐了实：“不，这是刀！” 说罢追悔不及，脸色灰变。姚远明明听见了，却似乎刻意充耳不闻。他随即从从容容地转身朝北，遥遥指着先前闲步之所在，道：“某若得一缩地鞭，也不欲骑它观尽世界；权且将三里外那溪水，缩至官厅近旁，便不枉在此日夕折腰了。” 对于姚远，李白心中无限感念。他明白：姚远于无意间察其暗志，却有意网开一面，不与细究。慈心在彼，终生不能或忘。 大半年后，李白辞亲远游，再回大匡山之前，复至邻近龙州江油县游历，不意却与调了差的姚远重逢—他竟然还是个县尉—彼时，李白将送给姚远一首诗。那诗，就是一支缩地鞭，把这小小县尉所想望的溪声，引来身旁。 岚光深院里，傍砌水泠泠。野燕巢官舍，溪云入古厅。日斜孤吏过，帘卷乱峰青。五色神仙尉，焚香读道经。 二六 天以震雷鼓群动 对于费长房和那壶中老翁，李白念念不忘。一个打从汉朝就一代一代口耳相传的奇闻并不只是故事，而是等待着他去寻觅、去发现、去体会的真实经验。从此，他日夕想望，身边会出现一个引领他超升于尘世之上、甚至尘世之外的神仙。 这，实则与李客一向粉饰遮掩、语焉不详的家世，交杂混融、相互为用了。李白不断地听父亲说起：当他初生的那一刻，母亲曾经梦见长庚星入怀，一感而寤，李白也就降临到人间了。 长庚星，就是金星。晨兴时东方天际最早出现的一颗亮星，所以又名“启明”。至于白昼将近，日薄崦嵫，最后一颗随太阳西沉的还是同一颗星，却有另一个名字，叫做“长庚”。人们统而呼之，也谓之“太白”。 李客夫妻如此说，是不是有意修改传闻中的老子李耳之母“感大流星而娠”的故事，已经无法查证。但是当李白十岁起读《易》，便从“咸”卦（）看出了“感大流星而娠”的“感”字来历。 泽山“咸”，咸卦上为少女（泽兑），下为少男（艮山），彖辞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此中之感，是象征男女间相互的感应、感动，原始其说，就是交合。初六应九四，六二应九五，九三应上六，少男下于少女，即以两情相悦、互有好感而言，亦成婚媾之象，因此“娶女吉”。 质言之：老子之母为“感大流星”而生老子；李白之母又是感长庚星”而生李白。显然可以解释成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征候。这命名的由来，于李白而言，不仅是一则趣谈，也是他倾心虔信、全不置疑的身份。 换言之，童稚时代的李白，已经深知自己是一枚谪落凡间的天星，由此而视父母，不过是上天借以育成他这一度凡身，所不得不假借之器备；由此而视兄弟，更不过是十数载童春秋、陪伴嬉耍的伴侣。 这时的李白也相信，一刀在身，不能杀人泄愤，却让他和另一个风姿有如神仙般的县尉重逢，还不意间得知费长房与壶公的仙缘传奇，这，不可谓不是一段微妙的警示，冥冥中必然有天意所属。因此，他赫然发觉：但凡身系天命，无论居处行止，都有极其微妙的征兆，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召唤他洞识密察，提醒他：汝乃是一介天人。 与姚远重逢复乍别的那一天，他只身孤影，从县厅回家。但是他不愿意穿闯昌明市街，免得见了吴指南那伙人，复平添喧呶啰噪，便刻意绕了远路，沿着姚远先前漫步的小溪，取道北郊山芜丘小径而回。 径左是溪，径右则是一片泛了枯黄的坡草，沿径展向远山。那里是大小匡山，云霭上端极高之处，居然已经披挂着些许锥帽也似的初雪。但是，显然只有在那样极高之处，还能够侵染些许夕阳残照。 山脚下的村落看来万古如恒。一向总是密竹层叠，掩接门户，古树槎桠入溪，奇突坚苍的树枝倒影在流水中摇曳，显现了轻柔的风致。 偏在这时，暮空之中阴沉沉若有似无地响起几声闷雷，惹得径旁一只白狗朝天吠了几声，复朝李白吠了几声。这狗摇着尾巴呜呜咽咽，若有不甘，像是勉强尽了尽呼迎之责，吠声却赶走了几只山鸡，直向邻家的灶舍惊跳而去。 远空不惊人世的几声轻雷，连片云丝雨都难以召唤，却在李白身旁的这一幅画景江山里骚动着微物。这一阵扰，接着引起了近山林子里的猿猴，不时回应几声啼叫，一啼而群啼，群啼而山色微动；啼动得老山林中数以千百计刚刚归巢的鸟儿又是一片哗然，振羽争出，把晚天霞红再拂拭了一回。 李白停下脚步，把弄着匕首，顺口占出一组诗句—彼时，他尚未经赵蕤点拨影响，是以修辞锋芒齐整，仍然是一派律句规模： 未洗染尘缨，归来芳草平。一条藤径绿，万点雪峰晴。地冷叶先尽，谷寒云不行。嫩篁侵舍密，古树倒江横。白犬离村吠，苍苔壁上生。穿厨孤雉过，临屋旧猿鸣。木落禽巢在，篱疎兽路成…… 这仍旧是一首未成之诗，须要等到两年之后，他从成都重返大匡山，远望子云宅的那一刻，对于功名干谒之事，忽有所悟，才能续作而成篇。 此刻，他伫立在离家不远的小径上，看着那些在转瞬间又遗忘了猿啼的归鸟们迫不及待地渐飞渐低，一一归林，只觉得自己还应该再向远方不知名处走下去。倘若这条路更长几里、几十里甚至几千几万里，他还可以不停地写出随缘而得、触景而收的诗句；也只有这样走着、写着，他也才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身此人”，非同于眼前的树石草木—他停了下来，一念在兹，挥之不去：“天降太白，所为何事？” 他可万万不会知道：哪怕只是一程已经走过不知多少回、再寻常不过的返家之路，即将永远成为回忆。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走在这条窄仄、曲折、有如深树之颠蜿蜒的藤蔓一样的小径上。 二七 卜式未必穷一经 此时李白所远远瞻望的这一脉大小匡山，犹有些许萧瑟的生机。不过几个月之后，秋气透彻，冬寒洊臻，山顶上的锥雪更往低处蔓延了数十丈。赵蕤身负一袋穅豆粉出门，殊为诡异。连月娘都不时向山深处忧忡张望，容色间不安宁，像是直觉得赵蕤会遇上什么险事。赵蕤的确临时起意—他是前往山口去喂食群鸟的。 月娘则转身搬出一个尺许长宽、有如巾箱大小的竹箧来。不消说，里头是一部书。李白迫不及待地将箧盖掀开，发觉这部书是以品色不一、尺寸亦不尽相同的糙纸堆叠而成。 月娘道：“当面一策，汝试论之。” 李白捧起表面上的一张，逐字逐句读了下去： “今有官本钱八百八十贯文，每贯月别收息六十，计息五十二贯八百文。内六百文充公廨食料，余五十二贯二百文逐官高卑共分之。刺史十分，别驾七分—” 读到这一句上，李白停了下来，抬头问：“这是？” 月娘看他一眼，没吭声，只皱着眉往山深处张望。 “这是—策？”李白抖了抖那张几乎要破损的书纸。 “是策，算策。汝且读下去。” “—别驾七分，司马五分，录事参军二人、各三分，司法参军二人、各三分，司户参军三分，参军二人、各二分，问各月俸钱几何？” 这是一道再明白不过的算学。李白完全没有想到：当初他父亲苦心孤诣让他来求神仙指教，开门第一策，居然是学这个？ “这不是文章。”李白将手上那张纸搁在一旁，低头看箧中的第二张纸，依然是算策，他带些顽皮之意地朗声诵读起来：“今有官本钱九百六十贯文，为母孳息，所得内八百文充公廨食料，刺史月领十分，得十六贯五百文，余僚所持分同前策，唯公廨少录事参军、司马参军各一人，问月息若干？呵呵，这衙门看来较小—不过，锱铢之计，壮夫不为。” 月娘眄了他一眼：“怎么说？” 李白摇着头，道：“出门取官，焉得习作算博士？” “算学所用之文，乃是‘天语’。”月娘似乎约略回过神来，肃容说道：“汝操习人语也有十多年了，何不试学天语？” 李白仍旧犹豫着，将那纸重拾起来，又放回去，复拾起来，如此三数过，忽道：“文章经术，原本就是人事，与天何干？” “一公廨并刺史至参军不过十三人，官本钱孳息却分成四十一分，刺史得四十一分之十，参军却只得四十一分之二，这是什么道理？” “官职有高下，身分有尊卑，执掌有轻重，俸禄自然有厚薄。此朝廷律例。” “朝廷以孰为主？” “皇帝。” “皇帝不是天子吗？汝不习天语，安得见皇帝？” 月娘一面说着，一面忍不住转过脸，看了看还搁在陶碗里的两枚铜钱，那是先前赵蕤用来卜卦的道器—恰是这扰人清静的卦，令月娘隐隐约约不安着。她再明白不过：赵蕤十分看重这一副“临”卦（）。 坤兑“临”。兑泽下，坤地上。临卦是两个阳爻逐渐往上增长，阳气渐进，迫于阴气，从修齐治平那一套大道之论而言，有君子之道长，小人之道消的意味。彖辞说：“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也有贵官临于属民的说解。就上下卦而言之：卦象是内泽兑，外坤顺，意谓长官临视下属之时，须和悦于内，柔顺于外，行事平和多显亲近，如此才能够上下亨通。 从卦象上看，不日之内，会有身居要津之人来访。死灰对星火，可燃不可燃？于一个其心内热、其志维扬的隐士来说，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那将要来的，会是什么样的贵人？何样身份？何等名爵？所为何来？ 枉驾入山，不是一趟便捷的旅程，来者果若是一庙堂要员，必定有所求访，如果身负朝命，必有荐举在野遗贤的职责，则必然不只是寒暄应酬而已。那么，他该如何因应？如何进退？如何出处？ 按诸时事，赵蕤别有所见的是一些原本看似与他无关的朝令。就在前一年，皇帝在每年依例举办的科举之外，另行颁布敕诏，号称“制策之科”，也就是除了进士、明经、明判、明书、明算等号为“常举”的科考，还特别为了选官而实施的“制举”。应此举者，可以是没有科考及格资历的白身，也可以是有出身甚至六品以下、有从政经验的现任官僚，其规模可以说已经超越了行之有年的礼部科考和吏部的铨选。 固然，早在唐高宗时便有这种制举的设计，推其初衷，是要由皇帝亲自简拔出能够经世济民的贤能之士。这对一般从未临政入仕的读书人而言，可谓极其艰难。是以一方面皇帝本人尽可能地在每年颁布的科目上多所调节，巧立名目，以求宽纳各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则积极鼓励了许多已经身在低阶官职者，借此破格向上。 比方说，高宗显庆五年，为了拔擢那些能够熟习法令、通晓典章的低阶文官，遂立“洞晓章程科”；为了察纳性格端方、不肯曲学阿世的儒者，遂立“材称栋梁，志标忠梗科”；为了吸引不趋朝堂、躬耕于野之士，遂立“安心畎亩，力田之业夙彰科”；为了奖掖品德高尚、在地方上素负清望的人，遂立“道德资身，乡闾共挹科”；为了征召岩居穴处、隐遯沉逸之人，遂立“养志丘园，嘉遁之风载远科”。此外，还有什么“才堪应幕科”、“学综古今科”，便实在是空疏荒漫而不知所云了。 当今皇帝即位之初，国号先天，重开制举之目，首标“手笔俊拔，超越流辈科”。开元二年，也开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手笔俊拔科”、“怀能抱器科”、“博学宏词科”、“良才异等科”等等，其中有一科，是在开元二年开出的，叫“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回首数来，这是四年以前的事。 很难说这样开科能够发掘出什么样的人才，但是显见皇帝和朝廷在开科之前已经对当年需要引进庙堂的士人之属性，有了先入为主的定见。有些时候，开科征辟，所用非人，皇帝也会着急、反悔，而不得不敕诏修正。 像是开元二年才取了“文藻宏丽科”，四年以后便下诏斥责：“比来选人试判，举人对策，剖析案牍，敷陈奏议，多不切事宜，广张华饰，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衒（按：卖弄）！自今以后不得更然。”可是，“文词雅丽科”、“文藻宏丽科”是后仍连年有之，并未削落；亦可见皇帝制举用人，在吏治与文学之间亦摇曳不能决，堪称困境，允为一刻骨之争。 而月娘的确记得很清楚，就在“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一科开出的风闻传来当时，她在赵蕤的脸上的确看到过如同今日一般的微笑。 月娘又朝山深处幽幽切切地望了一眼。缭绕在廊下的话，却是冲李白说的：“今日，且再拟一篇《恨赋》罢。” 二八 人尚古衣冠 拟《文选》之题作文、作赋，以及拟古乐府之体作诗，是例行日课，有时午前作赋，有时午前作诗；午后则办另一体。夜课，则视次日是否随赵蕤入山采药而定。入山之行，通常三更天就得起身，寅末卯初方回；那么夜课就会短些，通常只就一本闲书，师徒二人杂说漫议—这是李白最能乐在其中的课程。 赵蕤所交代的这一部闲书，是一本没有题签、没有皮裹、甚至没有缝缀成册的书纸，尺半高、九寸宽，两寸多厚的一叠麻草纸，不过百余页。每纸大字四句，间杂双行小注，端楷手抄而成，满写一纸，复以细棉绳捆匝。 头一次赵蕤持书出示，放在难得一片敞亮晴朗的秋阳下曝晒，顺手便搁在读书台的边缘，若非李白眼明手快，几几乎就教一阵绕山风给吹落涧底。 这书是个残本，所残留的正文一共只有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李白用了三四个时辰的工夫，便把它从头到尾背得通透，朗声诵过几遍，齿牙铿锵，声调爽健。然而那也只是默记而已，许多音字即使能读能识，却未必解意。须待赵蕤为他说解、分辨，有时赵蕤还会刻意与古人争理，将原先字里行间所寓含的教训，用他那一套“是曰非曰”彻底翻转，这正是李白最觉受益之处。 初读之日，李白曾经将全文重新抄录一过，移写在较小的、长宽不过数寸的纸幅上。于是他便拥有了自己的一本书。终其一生，无论游历、漂泊、历经离乱争逐，无论到任一所在，都随身携行，无时或置，从未扔弃。近四十年后，当涂县令李阳冰—一个较李白年幼的族叔—还看到这书，彼时书纸已经破碎如枯落之叶，李白犹时时捧之读之，以为病苦惆怅之中勉强得之的笑乐。 抄成之际，李白另制一锦绦，将小书捆缚停当，望着它出神—这书，还有个奇怪的名字，赵蕤叫它“兔园册子”，不消说，它也同相如台内室之中的近万卷藏书一样，是那贵家妇人给赵蕤留下的身家。赵蕤总这么说：“身家、身家，身外无家；而曰家不离身者，唯有积学而已矣。” 在李白看来，《兔园册子》似乎可以显示什么是积学，然而赵蕤却不同意，他认为这只是琐碎、零星、无着落的“知料”—赵蕤独创的一个语词；对赵蕤而言：“知料”犹如木竹金石、丝麻草谷之属，尚未经治理，甚至不能称之为“学”。 据闻此书为太宗皇帝与一王氏妃嫔所生之蒋王李恽的事功。国初，李恽于封邑兴建园林，号曰“兔园”，中有秘藏书卷之所，号为“册府”。李恽本人喜好谈今说古，遂召集了一批文士，由杜嗣先编纂，虞世南写订，原文三十卷、四十八门，皆是一则一则的四字对句，两句作排比，并同一韵，便于记诵。 比方说，叙述东汉时代的王充家贫无书而好学，便前往京师洛阳的书店翻阅，过目而成诵，乃以“王充阅市”标之；其对句则为事类相近的董仲舒。西汉经术大家董仲舒勤谨于学，曾经将窗帘门帘垂放下来，以免分心他鹜，前后三年“不观于园舍”，便以“董生下帷”约括之，诸如此类。这还只是题目。连缀起这些题目之外，每题之下另注以这些四字简语的本事。 蒋王李恽养士，颇有乃父昔年在秦王邸时罗致十八学士而充宏文馆的气魄。李恽以“册府”为名，即是以皇家藏书府库自居。另一方面，这部书原名就叫《兔园策》，似亦有意取法汉代刘向编著《战国策》命名的意味，有运用短篇史事为证，撮其旨归，连类丛集，也不无提供官僚们在议政时作为耳目之资的用途。至于“策”字之所以又写成“册”，似仍出于同音讹变的缘故。 然而，通晓学问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书，颇可以用之于广教化，启童蒙，而实在谈不上“道问学”。所以编成不久，即雕版印行，供天下士人教养少儿熟诵娴记，对于腹笥稍窘而又渴望在作品中呈现古雅格调的人来说，也算作诗作赋的利器了。 赵蕤用此书的方法与时人大不相同。他让李白将《兔园册子》背过一通之后，每于灯前月下，以质疑论难的方式，考核其思辨解悟。总是由赵蕤出题，其情往往如此： “《册子》所载，禽鸟聚散有常无常，李郎可解乎？” 李白必须在片刻之内先辨识出此题在《兔园册子》之中的位置，这就得靠着平日再三再四、反复记忆之力。此时，他略一沉吟，想起全书中涉言禽鸟的句子只有四处。其一为“杨生黄雀”，小字注写的本事也出于汉代。 说的是弘农人杨宝，九岁时游华阴山，见一黄雀为猫头鹰所伤，跌落在树底下，不能飞翔，而为一群蝼蚁包围，势甚危殆。杨宝便将此雀携回，饲以清水黄花，百余日而痊可，毛羽丰成焕发，居然为宠物，晨出夜归，状如家人。忽一日，这黄雀竟然衔回了四枚白玉环，自言：本是西王母驾前蓬莱使者，不慎为恶禽所伤，蒙君相救，无以为报云云。最后，还说了几句祝福的话：“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公，当如此环。”后人乃以“衔环”作为报恩的代词。 还有一则南齐时代与沈约齐名的诗人、也是声律家周颙的故事，称“彦伦鹤怨”。史载：周颙，字彦伦，早年有一段时间曾经隐居于钟山。 这一番遁隐，多少也就是个以退为进的姿态；多年后果然让他接到朝廷敕书，征赴海盐出任县令。行前，他准备再游历一次钟山。这时山阴高士孔稚珪便写了一篇极尽雕琢瑰玮之能事的讽刺骈文，题曰《北山移文》，像是那山灵贴了告示，不许假隐者登临。 鹤怨，应出于原文的：“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阴，白云谁侣？礀石摧绝无与归，石径荒凉徒延伫。至于还飙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 这两则故事都有禽鸟，却与禽鸟的聚散没有什么关系。能够与赵蕤之问义理相通的，只有一联对句：“朱博乌集，萧芝雉随。”分别摄用《汉书·朱博传》与《孝子传》的记载。 杜陵人朱博，幼时家贫，年少的时候担任地方小吏的亭长之官，以资历公勤而累迁，到了汉哀帝时，当上了光禄大夫、京兆尹，转大司空。方此之前，汉成帝时有一御史大夫何武忽发奇论，意欲返古，建立“三公”的制度，但是这样改制只便宜了何武本人，让他得以直接出任大司空，加官晋爵，一步而登天。 此举非但于其他的朝臣无补，横空冒出来的“三公”也与当时制度之内的原有官职不能融洽。从此，竟发生了怪事—御史府官房中一百多处井水尽皆枯涸，而御史府院中原本植栽柏树成行，其上有数以千计、朝飞夕至的乌鸦。说也奇怪，官常一改之后，乌鸦都不再来了。直到朱博受命为大司空，恢复旧制，井水复充盈满溢，连乌鸦也都回来了。 至于萧芝，故事比较简略，据说也曾经出仕，官拜尚书郎。萧芝得官的缘由就是孝顺父母。每当他乘舆出入，都有好几十只野鸡，在车前飞来飞去，声声鸣叫，有如喝道的仪仗一般。人传此事，谓为祥瑞，但是却没有人能解释：何以野鸡相随便是瑞征，而孝子得此瑞征又如何？ 禽鸟聚散，与人事之离合是一样的，有理可循，也常不循理而动。李白更想起几个月之前在溪边路上的即目所见—那猛可从暮空之中打下的几声闷雷，引得狗吠鸡飞而山猿噪动，这本来是无常的机缘所生成。可是再一寻思，又觉得因雷鸣而发猿啼之间，物物相牵，环环相衔，无一不是因缘所致；而这因缘，又绝不能自外于天地之常道。李白推测赵蕤提“有常无常”之问的用意，还是要他根据“乌集”“雉随”的表象，说说他对“常道”的见解。 “禽鸟聚散有常理，而聚散不可测之以常理。”李白一面说着，一面观察着赵蕤眉开眼亮的神情，知道这一回破题破得不差，随即一发不可收拾地说下去，简直把答问当成一篇文章来作了：“朱博以三公之尊，并慈俭之德，复不敢为天下先；自贱至贵，食不兼味，案无三杯，然喜接士大夫，宾客满门，其趋事待人如是。固然以此而立，终亦因之而败……”一口气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不说了，凝视着赵蕤拈须沉思的模样。 “怎么不说下去？”赵蕤眼里泛着光，流露出罕见的期许和好奇。 “承神仙教诲，近日稍览史书，略知朱博事首尾。”李白慢条斯理地说道，“但不知日后朱博被诬，入以‘结信贵戚，背君向臣’之罪，竟至于含恨自裁之际，群乌安在？群乌若在，乃知物性有常，毋须附会德操；群乌若不在，则知物性无常，偶趋势利而已。” 这一席反驳的背后也有惨烈的故事。 西汉末季，哀帝有祖母定陶太后傅氏昭仪，原本是汉元帝妃嫔，位同侍妾。到汉哀帝即位，祖以孙贵，傅昭仪才得到正宫（太皇太后）的尊号。在争取称尊号的过程之中，太后曾经勾串她的堂弟孔乡侯傅晏，以“为皇帝立孝道”为口实，发起舆论。 当时的新任的京兆尹就是朱博，也成为傅晏网罗结交的对象。当时，朝堂上另有一批大臣则不主张为傅昭仪称尊号，这批人之中，有列爵高武侯官拜大司马的傅喜、丞相孔光，以及大司空师丹。一番争辩之后，大司空先免职，由朱博兼代。朱博连续上奏，以丞相孔光为“志在自守，不能忧国”；以傅喜为“至亲至尊，阿党大臣，无益政治”，一举又扳倒傅喜，他免了大司马的官，回到封爵之地—此之谓“就国”—也就是拔除了亲贵大臣的实权；而丞相孔光，也遭免为庶人。 此时的朱博可以说是势焰薰天，不可一世了。他身兼京兆尹、丞相、大司空，升赏为阳乡侯，食邑二千户—这已经超过体制一倍，为了表示恪守分际，朱博还刻意上书，坚辞归还多余的一千户食邑。据实事成理而言，朱博一无可以訾议之处。但是由于傅昭仪痛恨高武侯傅喜忒甚，并不以其罢去了朝中官职为满足，因为罢官之后，还可以“就国”，也就是亲赴封国之地，照样领有原本的爵禄。于是，傅昭仪透过傅晏的媒介，说服朱博进一步上奏，非削除傅喜的爵位不可。 朱博在这一宫廷斗争之中，为自己找到了说词：因为前任大司空—也就是首倡三公、变制入古的何武—也是在罢官之后免其封国的。前例其犹未远，朱博就援引了来，作为傅昭仪、傅晏一党迫害傅喜的工具。此事激起了剧烈的反挫，左将军彭宣等上奏控劾朱博：“亏损上恩，以结信贵戚，背君乡（即向）臣，倾乱政治，奸人之雄；附下罔上，为臣不忠不道。”朱博也终于因为这样的指控而被戮伏诛。李白之论，所本由此。 “噫—”赵蕤不禁感叹地点着头，却仍不肯善罢，道：“‘乌集’之说，反复陈词，堪知汝的确于史籍用功不少。不过，‘乌集’之无常尚不止于此。汝日日拟《文选》，居然当面错过耶？” 无论如何，在《兔园策》上的“朱博乌集，萧芝雉随”所言，似乎只是一种寄托在德行之下而能感通异类的能力。纵令典记所载之事属实，自兹而后数百年来，“雉随”已经成为称道人孝行的雅语；可是“乌集”的语意却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那是在朱博死后两百年的三国时代，曹操的从子曹冏有感于当局者不重用宗室，深忧国柄将落入外姓之手，就写了一篇《六代论》，纵论夏、商、周、秦、汉、魏六代兴亡盛衰，提出分封曹氏之议，以谋巩固本家，裁抑外姓。孰料当时摄政的大将军曹爽并没有接受这篇文章的建言，文章却因南朝梁代昭明太子《文选》的著录而流传于后世。 《六代论》对于秦朝的殄灭有一个判断，即是在制度上，将天下分辖于郡县，不能“割裂州国，分王子弟”。如此一来，皇室权柄就不能广泛为同姓子弟所维系，也正因为无法借由分封贵族“枝叶相扶，首尾为用”，导致日后终于为刘邦所乘。这篇《六代论》中形容刘邦开国的几句话十分动人：“故汉祖奋三尺之剑，驱乌集之众，五年之中而成帝业。”也就是从这样一篇知名的文章所缔造的一个知名的语句开始，“乌集”不再是呼应正人君子的祥瑞之兆，反而转成“乌合之众”的意思，这就与先前的“乌集”瑞兆之说极端冲突了。 “乌集雉随，无理可取。故萧芝之孝，无端无的；朱博之冤，非因非故。而汝得以复按史事源流因果，似乎已然能自在出入《兔园》矣！”赵蕤嘉勉了几句之后，仍然在李白的议论之上翻出一层，为这一次夜课作了结语：“不过，语中用意，最是无常，有甚于禽鸟聚散者，汝宜慎思。” 是在这一夜、这一刻，李白开始理解赵蕤让他背诵《兔园策》的居心，并不是按图索骥、因文就道，却是从那些极为简约的、有如诗偈的四字对偶联句之中，往复剔搜，借以翻转出与童蒙儿少之时所念之不忘、信之不疑的种种道理全然歧异、甚而对反的见解。换言之，赵蕤在这样的夜课里，培养了李白“学而不学”的根骨和器性。 李白之诗，常于首尾处互见冲突，后人常以“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按之，其实大谬不然—许多看似自相扞格的意念与情怀，正是这种纵横家挥矛弄盾的知见故习使然。用之于诗，岂能骤以“临时率然”诬之？ 二九 百鸟鸣花枝 李白在大匡山追随赵蕤的几年里，仍不时有不命题而漫作的诗篇，有时兴到口成，一气而下，皆默志于胸，待有余暇并纸笔，才誊抄收束，仍不命题。有时新纸旧纸杂沓纷陈，是以有一篇分为三篇者，也有两篇合为一篇者。 有些时候，后人还会将相隔多年之作颠倒次第、拼凑衔接—像是《古风之二十》，“泣与亲友别”以下四韵八句，原本另是一首，却为后世编者置入“昔我游齐都”和“在世复几时”两诗之间。不只如此，编者复强为解人，谓此三合一之作是李白的游仙诗，将“昔我游齐都”以下五韵十句为“从仙人以远游”，“在世复几时”以下六韵十二句为“泣别之际，忽翻然自悟”，倒像是在为费长房立诗传了。然李白的夙怀不羁，失题之作既多，笼统包裹，往往寖失原旨。 如《古风之五十七》，列于古风五十九篇之末。然而此诗作时甚早，其本事就是那“临卦”所带来的一场热闹。原作如是： 羽族禀万化，小大各有依。啁啁亦何辜，六翮掩不挥。愿衔众禽翼，一向黄河飞。飞者莫我顾，叹息将安归。 赵蕤一去无踪，居然连夜不归，以月娘相从为妻十八有余年的生涯视之，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月娘虽然仍旧像平日一般，从山间云气聚散、水声缓急和日影偏斜的差异，验知时节，因应园圃之事，即使焦心如焚，也没有只字片语的感叹。 她如常耕作之外，也还毫厘不失地看顾着赵蕤悉心炼制的丹药炉火；依旧同平日一般照应李白的饮食起居，督促他拟文、读经、算术甚至讲论《兔园策》—其立论虽不同于赵蕤之精微缜密，但是别有一番隽永。 忽一日，月娘满头热汗，从后园灶舍里捧着一簋豆苗、一簋荠菜、一簋芝麻饭，臂间还挽着一篮含桃，碎步趋至相如台廊下陈设了，招呼李白用午饭。李白看着，忽发少年之狂，口占得句： 新晴山欲醉，漱影下窗纱。举袖露条脱，招我饭胡麻。 条脱，即是腕钏，亦作“跳脱”，原为女妇操作家务时收束宽大袖被的环圈，久之，也就成了纯粹的饰物。这几句诗非古非律，游戏之笔，纵使意态活泼，就实写景，却不免显得轻佻。月娘登时沉下脸，道：“世事固有不必付之吟咏者！” 此情此景，令李白十分难堪，日后泰半于酩酊大醉或是瘁瘅病榻之际，脱口叹息：“世事固有不必付之吟咏者矣！” 当下月娘似乎也觉得责备过甚，即使缓过了容颜，仍不知该如何与李白面面相对。正尴尬间，山前突然响起一阵鸟鸣。 “反舌啼了！”月娘转脸朝外，像是一霎时得着了解脱，一面搓着手，一面疾步朝山径走去，有如自言自语：“今岁反舌啼得早，还是—还是已经要立春了？” 反舌，又名百舌，山间无处无之。此鸟状如鸜鹆，喙色蜡黄而弯尖，身被黑羽，微有斑，颇好步行，以索食蚯蚓。每岁立春时节，地气蒸腾，万物复苏，蚯蚓一出，此物便吃饱了，林间上下，到处欢快地叫唤；如此一路鸣到夏至，便不再出声，仲秋十月之后，蛰藏于巢，再要听见它的声音，便得等到来春了。 月娘可不知道，立春尚未至，而这反舌，却是赵蕤持诀诵咒给叫唤出来的。 赵蕤是在这一刻现身的，他身形魁伟，又背负着满袋的药材，高视阔步而来，有如山灵现身，远远听见月娘笑喊着：“反舌都叫了，汝方回。” 李白见赵蕤神采昂扬地回来，自然也跟着欢喜，神思迭荡，脱口又是一首： 芣苡生前径，含桃落小园。春心自摇荡，百舌更多言。 芣苡，又名车前，也叫当道喜，多生于路径之上的牛马蹄印之中。这一句以车前、当道为喻，就是一份欢喜迎接赵蕤归家的情绪。含桃，樱桃也。许慎《说文》以为“莺之所含食，故曰含桃也”，所以也有莺桃”之名。花开于梅后，果最先熟，都是春天乍然降临的证据。 而在山间鸣叫起来的，也不徒是反舌。追随着反舌之声，紧接着来了一串“啼—思叶；啼—思叶—”，还间杂着几声像是“士—哦；士—哦”，那，就是柳莺了。 经常从山深处飞鸣而下，直过子云宅的，便是此物。柳莺品目繁多，身量比反舌小得多，然而啼叫之声，殊不逊色。李白到大匡山之后，才得见识此种。秋成出山，低飞向野，每至田间觅虫而食。 这种鸟儿大率是暗绿其背，偶有披带黄白色翼斑者，赵蕤每每嘲笑这种生有翼斑的柳莺，谓其“佩黄带白，行在士庶之间，名色杂失”；李白也有一首小诗嘲咏之，而这首诗，已经流露出受赵蕤嘲谑之性的深切感染了： 啼思叶如何，士行空自哦。山深谁隐得？嘲哳白衣多。 尽管从某一方面立论，可以嘲讽不置；但是惯于“是曰非曰”的赵蕤也有全然对反的说词。他曾经驯养过几只土俗呼为“槐串儿”的柳莺。观其筑巢于密树叶之间，从而悟察一理，之后笔之于书，也流传了下来。这篇文字的题目叫《禽隐》，中间有一段，说的就是一种眼睛上带黄纹的柳莺： 黄眉巢其居，以苔以蕨，以羽以毛；覆其顶，以蓟以藓，以叶以枝，皆见弃之物，而适成室庐。其蔽身畏名，德莫大焉。所食蚊蚋蝇蚁，多媒援瘴疠之物，其驱小人、诛谗佞，功莫大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固知禽之素抱冲怀，不违圣教，而言莫大焉。 《诗经·小雅·伐木》里面有这样的几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说的是鸟鸣而飞，出自深谷，迁于乔木，嘤然而鸣是不独一己可以享受那迁于乔木的乐趣，它还要与友伴、与朋辈同乐。 李白此际尚懵懂不知，就在春天降临的时刻，赵蕤为他招来了许多朋友，有的，将要与他为伴；有的，将要与他为敌；有的，将要与他周旋一生，让他在无尽的漂泊之中，随时感觉到故乡只在眼前。 三〇 胡为啄我葭下之紫鳞 随着刺史李颙入大匡山赏禽的紫冠道士丹丘子，元姓，先人为北魏皇族拓跋氏贵冑。他这一次离开隐居修道的嵩山，远赴剑州、龙州、绵州，原有其故。 丹丘子的师父胡紫阳，本是一代知名的羽流。他在幼年时跟着亲长远行，道经仙城山，放眼望去，峻岭层叠，山岚缭绕，林相幽窅。又听年老家人议论：“此为群仙相聚之处，若能辟谷不食，仅以此地水芹果腹百日，则通身血肉移换，凡胎尽去，筋骨中空，遍体异香，即具升仙之资矣。”胡紫阳恨不能留止于当下，只能屡屡回头，任仙城山在烟霭迷蒙中渐渐淡远。 那是胡紫阳第一次心生慕道之思，自后经常背着亲长家人，索寻些道家性命修治之书，囫囵读记。岁月奄忽而逝，又过了三年，他已经九岁了，忽一日清晨醒来，便到父母面前，朗口诵起一部葛洪的《枕中书》：“昔二仪未分，溟滓鸿蒙，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状如鸡子，混沌玄黄。已有盘古真人，天地之精，自号元始天王，游乎其中……”如此足足念诵了一个时辰，才肯停歇，当下拜求父母，说是得了元始天尊托梦，此身宜在仙班，恳请让他到仙城山修道。 本年，胡紫阳果然奉准出家，在仙城山静修。再过三年，已经深通辟谷之法，能够连月不进谷米，仅食水芹，人称“骨泛异香”。也就凭借着这身本事，他可以下山周游列郡，足迹遍及道教名府，去和许多德高望重的羽客议论切磋，最后终于拜在茅山派一个几乎同他一般岁数的道士李含光门下潜修。那一年他才二十岁。 至于李含光，更是玄门中一个了不得的人物—此子日后得司马承祯的指点，参修勤勉，著作不懈，于晚年还受到皇帝的封赏，称其：“久契真要，深通元微，游逍遥之境，得朝彻之道。”俨然一代天师。 至于胡紫阳，于追随李含光年余之后，回到随州，在所居“苦竹院”中，手植桂树二株，兴建“餐霞楼”，仍复其练气之业。值得一说的是，同茅山派的这一段往来切磋，使得他在几个月之内声名遽长，一时竟然有三千多人前来投拜，州县大吏知道他名望高，也不能不前来探访，以示亲民而慕道之姿。于是，“南抵朱陵，北越白水，谒者雁行而候于途，不知首尾”。朱陵在衡阳，白水在关陇，皆为道教胜地，相去数千里，可知胡紫阳的名望之崇隆，堪称一时无二了。 当丹丘子来到戴天大匡山的时候，恰是开元八年、李白的生命跨向第二十度春秋。彼时的李含光、胡紫阳、元丹丘等人都还不知道，日后他们都会由于李白的缘故聚散分合，而留下了在历史上行游、交会的一点足迹。而元丹丘即是胡紫阳那三千及门弟子之中的一员，这一趟远行，是他受胡紫阳一信之托，专程来给李颙种桂树的。 在此前两年的春暮，道途传闻：胡紫阳餐霞楼双桂树于秋后播种，春前出芽，惊蛰之日即成干发枒，谷雨前后已经枝叶纷披，许多人前往随州苦竹院，便是冲着这双桂树之仙灵道气而来。 绵州刺史李颙生性爱风雅，好奇观，尤其对于各种戏法也似的道术所展现的神迹妙象情有独钟，双桂树的逸事不胫而走，传到绵州来的时候堪谓踵事增华，所添加的奇形怪状更不知凡几。他遂工工整整修书一封，私下发付银钱，差遣一个“送铺卒”替他往随州苦竹院投递了一封信，请求胡紫阳能将传闻中那两株桂树分株来绵州：“以光太上之圣德，而渐清修之灵氛。” 要是能够借着几支桂树条叶，在迢递千里之外的蜀中之地，让人传扬苦竹院的令名；对于胡紫阳来说，这当然是一桩惠而不费的事，其难处则是胡紫阳总不能亲自前来，因为这对于一个清修成道者来说，是不合常矩，也不大体面的。 适巧丹丘子在前些年分得了一笔家产，正在嵩阳一地觅山修筑道院。一方面为了广宣天下道友，使得江湖羽客周知，嵩山即将有这样一所宫观；一方面也着实不耐那大兴土木之际，瓦石砖泥的污染喧嚣。丹丘子便决意出门远游，到处去拜访兄弟、朋亲及道友。也说得上因缘际会了，他来到随州，投刺拜见胡紫阳，而成就了一段师徒之缘。于胡紫阳而言，这新进的后生，恰恰就是回复绵州刺史李颙的“送铺卒”。 桂树转植极易，古有嫁接、扦插之法。桂枝扦插多在芒种、夏至之间，或是处暑、白露之间。丹丘子衔命入蜀的程期正值处暑；而李颙以为仙树东来，应该也能日寸月尺地生长，很是欢欣。 无奈三五日、七八日，匝旬经月瞬间过，可教刺史秋水望穿，那两株仙桂总不发苗，李颙担心这是绵州的地理无灵，时不时请丹丘子入府攀谈请教。有时空口白话、议论不足，还要同车出巡。方圆数十里之地，经常朝发夕至。百里开外，就要信宿于驿亭逆旅之中。如此仆仆风尘，李颙乐之不疲，而丹丘子也不以为忤。他性情豪爽，凡事关心，但凡涉及山形水势的查察，总是巨细靡遗，不辞劳顿—这样一来，也就归期未可期了。 开元八年这一趟春游赏禽，说来李颙私心计议已久，多多少少是为了求见当地风传已久的神仙而来。推其缘故，也的确因为迁延日久而桂树不发，偶不免对年事尚轻的丹丘子乃至于胡紫阳起了疑虑。道术幽深，玄法微妙，何不见见这位戴天山区的隐者，让他和丹丘子纵谈一番、辨判高下呢？ 春初此日，丹丘子来到山前，正欲极目一望，忽然有几只五色斑斓的异禽，不知从何处飞来，转瞬间齐集在李颙的纱帽上，宾客们都说这是祥瑞之兆，新年必得征应，该就是刺史要升官、回西京了。 唯独丹丘子朗声笑道：“好大头颅，消得凤凰来伫！” 众人不敢笑，纷纷垂面掩口，倒是丹丘子的笑声在四面的山墙之间荡回起落，似乎惊动了微微的春风，一阵若有似无的山烟扰动之下，霎时间引来了更多的禽鸟。刺史也顾不得官仪，忙不迭地从车中短榻上站起身，扑东扇西地挥打着袖子，嚷道：“快看！快看！” 先是一只通体亮蓝，身长不足一尺的广翼之鸲，连声似说秋—秋秋秋秋”地掠过。颇不寻常的是，它飞得很低，全身亮紫而闪烁丝光，翼、尾皆浓黑如缎色；紧随在后的，似是其雌，上体略泛褐泽，头背有革黄之纹；下体半灰，而喉间亦有革色直纹，一旦俯临切近，两翼下乍现白光，反衬出腰间与叉尾的蓝翎。 由这一对当先，紧接着便是好几十只广翼鸲群，有棕头者，有白腹者，其翅较短，鸣声更促，翱翔之时，还特意在刺史一行的牛车阵上绕了一圈，随即便好似消失的烟雾，遁入林树中去了。 丹丘子的笑声还在远山之间萦回，第二批鸟儿又出现了— 初来也仅是一对，形体甚大，约可两尺过半。其一通体深蓝近紫，头面如覆金盔，而染带铜绿，冠羽稍长，有如凤顶，眼皮裸露；喙长而下弯，又颇似鹰勾，其颈肩之羽则现铜棕之色，竟像是胡服中女子肩上的披帛；湛蓝的翼羽仍闪烁金光，微移分寸而观之，则其色变，层相不穷。更奇的是，这有如雉鸡一般的大鸟背尾覆羽时现雪白之色，一旦伸展双翅，雪色即出，甚是醒目。 尾随其后的仍然像是一雌，形体与前者略同，然色泽稍昏，多以褐黄为基底，面颔颜色殊浅，眼周一圈蓝肤，棕翅褐尾之下，也间或露出那鲜明的雪白。 “此乃虹雉！五色道德俱全，福禄之征！”丹丘子也像忽然间着了魔，看着这一对鸟闲步徐行，眼中流露出充满惊异的孩子气。 这一对虹雉才来到牛车对过，竟扑身跃起，一跃五尺上下，翱行数丈，掉首而去。 “丹丘子！”偏在此刻，刺史指着身后一侧的来时之路，急切地喊了起来，声锐而颤：“莫不是、莫不是……举某所辖域中之虹雉皆来哉？” 另外几辆车上的僚属们也往刺史指向看去，那是二三十只与前方来而复去者一样的虹雉，应该是经过了一阵奔跑，闹得尘沙扑飞，而在高可近丈的黄埃之中，这些虹雉居然群起相逐而飞，观其势力，又不能飞高，便状似要结翼成行阵，把这几辆牛车冲倒才算了事。 正惶急间，路旁谷涧深处又一阵鸟呼，其声不一，有“忽忽”而啼者，亦有“嘎嘎”而喝者—居然又是不下三五十之数的一阵白鹭，头后有二羽近尺，怒而戟指，似欲冲前一战，其中近半为赤眼，“嘎嘎”之声便是此类所作。且说这一群白鹭连影掠空，拦扫于虹雉前路，上下其羽，似乎是要逼迫虹雉落地，但闻翼翮拍击作响，恰如促鼓碎波，又扬起了好一片沙尘。 这白鹭，却也不是好相与的。无论是忽忽而鸣者、嘎嘎其声者，来意似亦不善。其往而复返，凑近时几乎紧贴着人面，才去又逆扑而来。尤其是红眼的，更是骁勇无畏，这就令众人不只称奇，不免要悚然而惧了。 众人这时也都不约而同地想起：当地野人极多，众口争传：神仙在焉；如果将这些奇禽视为神仙的扈从、卤簿，则体察其迎人之势，便知神仙或许并不希望为不速之客所扰。可是人既然已经来了，难道就这么仓皇遁去？这事传扬开来，说什么一郡之守出巡地方，竟然教几只山鸟逐回，恐怕也是笑话。 李颙想到了这一层，旁边副车上的别驾也想到了这一层。 别驾名叫魏牟，是关陇地区寒门小姓出身的士子，颇有学，而凡事畏葸，不敢任事，所以担任外官杂佐，历八任而不能内转。从随州而兖州、而龙州，终于来到绵州；三十余年间，越迁转、越偏荒，遂绝了进取之念，只求无功无过，致仕归林，老死于家。今番出游，遇此怪状，魏牟忽然有不祥之感，惊骇过于他人；但是老吏毕竟沉着，只淡淡说道：“使君，某等是回署了么？还是速速前行，迳往北去，路上还有桃林壮观，或可以转赴大明寺小憩。” 此话一出，一旁的司法、司户参军们也纷纷发了议论，有的说：不过是山鸟惊春，无端噪乱，这是物性使然，不足为奇。有的说：物象有征，或恐远方有故，天地交感，而以此示儆。李颙心心念念只罣着那神仙人物意欲何为，还来不及盘算行止进退，魏牟却望着白鹭来处，深深皱起双眉，抬手戟指远方，道：“使君，请三思！” 原来面前这一群白鹭经众人呼喝扑击了几下，四散而去的一刻，谷底又飞来另一群山鸟；当头一阵，便是白鸠。 白鸠，多于拂晓五更时鸣叫，故亦名知更；山居林栖，性情温柔亲人，亦多为人所饲养。绵州当地，野处时或一见，可是向来却没有出现过眼前这样一景—数以百计的白鸠横空而出，像是对山林中飘来一大片连绵的白云，又像是溪涧底端抛上来了一堆密雪。魏牟叹道：“此非孙皓恶兆之故事哉？” 那是记载于《南齐书·乐志》的一段奇闻。据说三国末叶，东吴孙皓专擅，性情狠戾，嗜残好杀，江南动荡，民间遂有舞曲，号称《白符舞》，或言《白凫鸠舞》，庶民聚集，衣冠如雪，执拂而漫舞，自取节奏，像是为自己，也像是为苍生举丧、举哀。 这是极为悲凉而壮观的场面。日后司马氏统一天下，当国秉政，为了显示新朝不悖民心，专令为此舞配乐制词，其词曰：“翩翩白鸠，载飞载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晋人这样做，自有其号令天下，顺德归心的用意。不过，掌故就如此流传下来，此后数百年间，一直到大唐时代，白鸠都有一种“乐我君惠，振羽来翔”的意义，即使没有人见过白鸠群集，话语不辍，都以之为民心向背的呼求。 “天意若有所归，直须体察而已！”李颙一脸肃穆，把个微微发胖的身躯，只在风呼鸟鸣之间转东转西，道：“倘或这白鸠是民心之兆，尔等更不该弃之而去了。” 才说着，一片晴空之中，殷殷然似有雷—却不是雷，而是或高或低，或尖或沉，为数不知几千几百的众口喧哗，倾天迫至，来自四面八方，去向山巅掩集。 一个司户参军先认出了西南方飞来的鹨雀。此物身长不及半尺，似鹡鸰而更纤瘦，喙吻细长，前端缺刻，耳后一白斑；其翅长而尖，飞羽奇突延展，达于翅尖。此鸟腹羽连绵至尾，色极白，胸羽并背羽却间杂了浅褐淡绿的纵纹，相形更见明亮。也同其他鹡鸰之属性情相近，鹨雀十分警敏，故动辄喧腾，一呼而百应。这时便是由数百鹨雀领阵，向山巅抖开了一片布幕也似的行伍。 几与之同时，东南方则出现了原本只在极高极险的峻岭中才偶然得见的雪鹑。这群鸟体长逾尺，通体银灰，头颈处黑白色细纹交杂，腹下及两翼皆有棕色条纹，喙吻及脚则鲜赤如血。 这一群为数亦近百，也不知是受了什么惊吓，盘空齐鸣如哨，愈鸣声愈尖厉。就这么呼啸了片刻，也随先前的鹨雀折转高翔，迎向山巅去了。 至于东北与西北两面，则是体型硕大的锦鸡与山雉，相较于空中群羽，为数不多，约可三五十。然而锦鸡一出，众人在转瞬之间便为其五色斑斓的美丽羽衣所慑服，交口赞叹不迭，还有的竟慌忙翻身下车，趔趄趋前，像是要将之攫捕入怀，好仔细赏玩的模样。 锦鸡的确是山鸟中之至美者。传闻中凤凰以锦鸡为前御，可见其艳。锦鸡之为物；雄者头冠披金，光泽柔润，颈羽晶红，中有垂盖蓝黑油纹一抹，如鳞似瓦，犹兜鍪颈罩，雄武异常，以下半体鲜红，半体金黄，间或点染一扇铜绿。其翅翼一旦伸展，更有雪色长羽歧出，为这英姿飒爽的将军平添了无限秀气。 也与其他禽鸟无异的是，相形之下，锦鸡之雌者便较雄者黯淡得多。浑身羽色，不外杂灰杂褐，并以黑纹横揽，唯耳羽银灰夺目，尾羽一袭丹黄，绿喙黄爪，相貌也颇为庄严。 这群锦鸡方才落地，山雉也结伙成行伍，自西北角天际飞扑而下，其势不亚于鹰隼，其情却恍如后有追兵，略现仓皇。李颙这时也忍不住对丹丘子道：“山雉居然也能作此翱翔，真是平生仅见！平生仅见！” 丹丘子终究还是个有修为的羽流，他豁然明白，这绝计不是自然天成之象，群鸟是被召唤而来的；这招鸟之人虽未现身，可是应该也就在不远之处—即此一悟，丹丘子不由得冒出两句话来：啊！道友辛苦，确乎非比寻常！” 他所谓的道友，此刻正在里许开外的山巅。八方风集，十面云涌，伸展臂膊，挥扬袍袖—赵蕤两眼泛着晶莹的辉光，口中念念有词。这时，他的耳鼓闭锁，听不见任何声音；只在耳轮深处，有暴雨激湍，无时或已。 李白站在他身边，不时从布囊之中捉一把谷食，率意向四处抛洒，为数不止盈千的各种山禽便在此周旋上下；有些鸟儿凌空掠取，有些则就地捡啄。李白随着形形色色的禽鸟俯仰观玩，不意间发现，在顶空极高之处，居然还有数十只巨大的雕鹰，平展六翮，盘桓云表，状若无心而须臾不离。 赵蕤这一道诀，是名“朝阳诀”。据《玉皇大洞明符真经》所载，诀分甲乙两部；其一，也就是《朝阳甲诀》，施之于立春立秋之前三至五日，也就是赵蕤连夜不归的那几天，顶着料峭春寒，不辨昏晓，只在密林深处，寻了三百六十处福地，安置谷食，布以诀语。其二，则是于立春立秋当日，禽鸟各族一岁动静之初，行至山环谷转、万木森严之处，持诵《朝阳乙诀》，可以齐集诸禽。呼之就食，麾之起舞。众鸟在诀咒的引导之下，也能各随行伍，栖翔有节，容止不乱。其感应而来者，曾不远千里之途，来者数以万计。 李白从来不曾见识过如此奇观异能，日后追忆起来，犹原以为身在大幻奇梦之中，所以特为此作有一诗。不过，这首诗其中有八句，原本是一气呵成，不料多年之后，迫于献诗所需，临席一时无句，便将这八句拆成两段，中间又添了些段落，遂成为一首相当知名、却甚不可解的《独漉篇》。原初的诗，是这么写的： 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渡。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敢当飞髇者、雕之属，蓬莱以外来、指挥西去。渤海其东几万里，载山之壑惟无底。方壶一呼鸲雀空，瞻彼昆仑云间耳。神鹰梦泽，不顾鸱鸢。为君一击，鹏抟九天。 其中“越鸟”至“归路”，以及“神鹰”至“九天”一经拆缝他用，另有寄托，便不复此作原貌了。 昂首驻足山巅、为众鸟群集颠倒痴迷的李白虽然目不暇给，满心满眼皆是羽族之声、翔禽之态，但是他仍不忘念念有词—他不会持咒，只会作诗，而且在此刻的他，也只想作诗。 句中用词并不冷僻；“越鸟”、“胡雁”是隐喻离家之人的惯用词汇，已经不能说是什么典语了。飞髇者，鸣镝也。“渤海”二句实出于《列子》：“渤海之东，实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 这首诗旨意简明，前后二解，直观却仅仅是一景：鸣镝而射雁鸟，不意那箭在中途却遭到大鹰的扑击。这鹰也不以干犯了猎者为意，径自抟扶摇而上九天去也。 李白吟着、吟着，忘了自己身在何处，也不复在意赵蕤与那些置身迷咒之中的鸟儿究竟有什么暗约明盟。他一时兴起，攥了满手谷料豆粉，摊掌向天，任诸禽自来取食。野禽向来无主，然而这时却分毫没有疑怯之意，既不争抢、也不冲撞，此鸟去、彼鸟来，盘桓似成行伍。恰在此际，耳边却忽然响起一句：“刺史到了。” 语声来自赵蕤，可是他明明身在眼前五尺开外，瞑目持咒如常，看来了无异状。李白不由得一惊—然而耳穴深处分明又来了一句：“刺史到了。” 三一 出则以平交王侯 刺史是一个古老的官名了。汉武帝始分全国为十三部（州），各置刺史；这个“刺”字，为检核审问的意思。其职司包括了巡行各地，不专某州，而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几乎总揽行政、司法之大权。刺史于是成为地方首长。 东汉以后，刺史专权渐高，秩至二千石，不但有专属的管辖区域，奏事时可以派遣僚属代行，不必亲自前往；更常受命作战，能专一方之兵马；其声势、地位甚至凌驾于太守之上。此官从南北朝至于隋唐，并无太大的变动，只是隋文帝撤郡，除雍州牧之外，绝大部分的州长官都正名为刺史，至隋炀帝改州为郡，复刺史为太守。他的用意是把原名为刺史的官分离出去，成为专责的监察官，设司隶台，掌巡察，有刺史十四人，让刺史回到汉武帝时“代天巡狩”的职责。但是过不了多久，大唐开国，又将郡改为州，将太守改为刺史。 到了玄宗朝，又一度回归前朝旧制，仿效隋炀帝，改州为郡，以刺史为太守。直到日后的肃宗即位，才又恢复国初之名。在这一段漫长反复的发展过程之中，刺史、太守日渐没有分别，只是刺史原本的监察官署之权，被大唐帝国新创的巡察使取代，而发展出按察使、采访使、观察使及节度使等官职。 唐初立国以降，原本自有中央差遣的“使”职，因事而设，事毕则罢。“使”有“搜访遗滞”、“黜陟幽明”、“贬黜举奏”等考察官吏和举荐人才的职分。就朝廷任命刺史的职司而言，原本与帝国朝廷晋用人才无关。可是开元以来，皇帝亲自主导荐举任官的潮流，使得各地郡守无时不以为当局举才、选官为讨好当朝，表现忠荩的本务。 李颙的车队沿山路缓坡而上，远远地看见赵蕤和李白置身数千禽鸟中的身影，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绵州果然自有异人在焉！扶着幞头、瞪着眼珠，他示意车队停下，招手唤录事参军来，低声问道：“州牧访贤，见道术之士，可有仪注？” 录事参军猛里给这么一问，也想不起有什么前代典章、本朝故事，只得低头垂手，低声答道：“这—某实不知。不过，回使君问：总不好在车上受礼，还是先设帐罢？” 李颙像是被那录事参军的肃穆之情感染，又像是不愿意搅扰了赵蕤召唤群禽的法术，遂只点点头，轻手轻脚地下了车，向后列的从人们比手划脚了老半天，从人才明白，刺史是要设帐了。 郡守县令出巡，泰半经驿路往来四方，有时为了寻幽访胜，或者探求民隐，衙署僚吏也会先行勘察，计量行程；沿途若无亭栈，而又必须因故伫留的话，就要设帐壁、陈几榻，有时还得供应些简单的糇粮浆水，讲究的也少不了瓜果醪膳。李颙此行漫兴随意，属吏也无从逆料其行止，只能将一干因应物事装载上车，听令安置。此时一见要设帐，从别驾以下，人人看要忙碌起来—此行招摇的是风雅，带品入流的官人居多，侍从仆役反倒零落无几，粗工苦力的差事，都落在这一群平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大夫身上。 众人七手八脚折腾了大半天，总算在一平旷之处设起三面九尺之围。呼为“锦帐”，名目而已，不过是前朝仓曹之中贮放的绢织布匹，选其色泽素淡的，按式缝缀，平日成匹轴卷藏，用时开张抖擞，缘架张挂，聊以障蔽郊野罡风以及闲人耳目罢了。帐围以内，自然也要铺设箪席几榻，以及为数不多的交椅—李颙有雅癖，爱洁净，好修饰，出门总有一车，载着一面连地屏风和一张八尺白檀香床，以备不时之需。 这一趟大匡山行脚，香床屏风果然显示了排场。可是，李颙万万没有料到：由于四面八方耳目可及之地，俱是形形色色的禽鸟，这厢帐围才架起来，那些虹雉、锦鸡、鸲雀，乃至于乌鸦、柳莺、白鹭，全都簇拥过来，有的兀立在帷架之上，有的雄峙于屏风之端，有的在几榻间逡巡，有的则跃上香床、随兴之所至，到处啄击。参军们驱赶到东，禽鸟便扑走至西；参军们追逐到西，禽鸟又翻飞至东；驱者无功，走者无趣，简直没个了局。 对此，李颙显然并不措意—他只想着能赶紧同那神仙说上话；但见他双袖交蔽在腹前，身姿体貌就像个等候官人前来差遣的衙役，满脸虔敬。肃穆之情很快地也感染了他人。不多时，除了丹丘子之外，这一行上司下僚便很自然地依官秩差等排成了一路长长的行伍。 此时的赵蕤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他忽地将双袖向两边抛了，口中之诀随即转成一缕周折悠长的清啸，这啸声又同万籁所发之声不同，它有如一条可以描摹其来去轨迹的绳带，自口中递出，由南而东，自东徂北，经北往西，复归于南。啸音自成宫商，抑扬有致，缭绕了一圈；所过之处，众鸟纷然而鸣，各像是亟力追仿响应的一般，久久不歇。 众人听得、也看得痴了，不觉心怀荡漾，神智恍惚，虽然耳际那原来的啸声如环堵，依旧嘤嘤不觉，然而赵蕤的话语却有如一支利箭，破空而来： “山禽无状，嘈扰使君舆驾！” 李颙一时为之语塞，愣了半晌，勉强迸出一个字来：“然—” “潼江赵蕤，率门人昌明李白，拜见使君。” 李颙这才猛想起自己是个三品州牧之官，回过神，挺挺胸脯，抬手示意免礼，随即也拱了拱手，道：“久闻戴天山秀气钟灵，仙迹蹀躞。今日一见，果然！” “野处之人，岩穴所事—”赵蕤仍旧低着头，道，“不敢迳望大雅君子。” 赵蕤是斟酌过的，这一“望”字，不只是作“看”解，唐初以来用此字时，还多有接近、攀附的语意。 “汝不来望某，某即来望汝！”李颙说着，自觉“望”字用得有趣，不由得呵呵大笑起来。他一笑，随官从人们自然得跟着笑。李颙随即也回头冲他们道：“来来，见见赵处士—还有这位？” 李白复礼直身，道：“昌明李白。” “诺诺诺，才说了、才说了。”李颙拦臂于前，把赵蕤师徒迎进帐围之中。李白知道这些顶戴幞头的都是官吏；于礼，他只能侍立于列末，于是在帐表就悄悄停下了脚步。李颙无论如何还是让赵蕤上香床，与丹丘子相对落座，另外也给李白看了一张交椅，与参军同席，坐在香床下首。等从人献了酒浆，这刺史殷勤款切地道明了来意—就连随同李颙前来的别驾、参军们此刻也略识端倪，依稀明白了三两分—原来李颙此行不只是看春赏禽，还有“表荐”幽隐之图。 大唐自国初以来，仕进者不乏其人，科考、铨选一旦完备，皇帝仍以“循资格而得人”是值得忧心之事。刺史守土一方，从太宗以来就不断为历代皇帝提醒：须知人才何在，应予不次拔擢。绵州是个上州，于八等州郡之中列级第六，若要以一般政事、刑律、赋税、贡奉等为“天家”所知、所喜，而得到赏识，那是极为艰难的。唯有从表荐奇材异能之士的门道入手，才或恐有机可乘。 他如今亲眼得见，赵蕤是有道术的，唯其心性如何，谈吐如何，学养又如何？这些，就得另出机锋，以测利钝了。李颙于是一掌摊向丹丘子，道：“丹丘子也是道流，为仙城山胡紫阳真人弟子。客岁仲秋，专程来绵州为某迁植桂树；莳栽并未失期，不意连月而不发，也就耽搁了他的归期。” 这话说得相当婉转，丹丘子虽不能全然领会，可是却感受到李颙似乎有向赵蕤求问桂树不发究竟是何原委之意。当下一转念：桂树不发，当然有玷于苦竹院的声誉；但是天下闻名双桂树，毕竟是经由师尊胡紫阳亲手培植，奇观有目共睹，何至于因为转植不遂而坏道？也由于这一信一念之不移，丹丘子遂放胆侃侃而论： “迁木犹葬，故葬理犹生。葬者，原本是乘一生气，注五行于地，经四时而发，发而生万物。经云：‘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粟芽于室。’大凡就是从此道理推之，应属不缪呀，赵处士。” 赵蕤操习纵横长短之术数十载，岂能不一眼就看穿了李颙的心思？固然他并不想开门见山便与胡紫阳一派的道论为敌，不过，眼前都是些个风尘老吏，如果乱以折衷调和、恭维称颂之论，任谁都能当下判断，反而招人暗里嘲诮。 他微微一忖，道：“苦竹院扬名当世，良有以也！胡真人积学仙城，精进茅山，辟谷之术一时无二，固知双桂入蜀，本不应求其速发。” “这，会须请教缘故？”李颙迫不及待，双膝前移，追问道：“同根之栽，岂其性大异如此乎？” 赵蕤仍旧沉了一张脸，像是对着一面墙说话：“万物生于世上，各具其性，这叫‘种’。” 李颙跟着说了声：“种。” “万物皆有‘种’，但以不同之形相借、相递、相传、相代、相授、相让—庄生谓之‘禅’。” “是尧舜禅让之禅？” 赵蕤没有理会他的话，只管自己往下说：“使君自苦竹院取双桂之枝，此桂之‘种’便已‘禅’来绵州，并无可疑。” 李颙听到这话，连忙点头称诺，回头眄一眼丹丘子—丹丘子却眉头深锁，像是无词以敌，又不甘同意。 “不过，”赵蕤接道，“古贤说得好：‘种有机’；一日万机，一寸万机。机，极小之物；微机生于水中，便叫它‘水舄’；长在水土交际的湿处，便叫芣苡、虾蟆衣；生在丘陵之上，便叫陵舄；陵舄若是生于粪土之中，便叫乌足草；乌足草之根，可以化为蛴螬—” 李白这时听见矮几对过的参军们跟着议论，有说蛴螬就是粪虫，有说土语亦名屎龟，也有说万万不可呼屎龟的，刺史听了会不悦。 “乌足草之叶，则化为蝴蝶，”赵蕤缓缓凝起一双星目，直视李颙，复道，“蝴蝶倘若处于灶下，得机不同，不多时又别成变化，是为另一虫，名唤‘鸲掇’。” “一种之物，居然化育繁多至此，”李颙叹道，“真是天机无限呀！” 赵蕤像是没有听见，迳自道：“灶下鸲掇之虫，如果生时漫长，能活足一千日，则化为鸟，名叫‘乾余骨’；乾余骨口中之涎沫，又可以化为斯弥虫；斯弥虫再变化，是为颐辂虫；颐辂虫食醋，则可以变为黄軦—” 就在这时，丹丘子像是好容易觅得一空隙，连忙接口道：“以某所见，似乎另有一说，以为颐辂虫生于黄軦，黄軦虫又生于九猷，九猷生于蚊蚋，而蚊蚋则生于腐草中的萤虫。” 赵蕤点点头，像是同意了丹丘子的说法：“万物之形不同，而性各寓于其种；得机不同，禅行各易，而成就不同之名。修道之士，无论养气、炼丹、修真、辟谷，大旨都在知‘机’。要知道：羊肝因霉湿而化为地皋；马血、人血因赋性有可燃之资，一旦腐败，或再经由反复曝晒，就会化为磷火。这些，都是随机变化而成。如此一来，可以变为鹞，亦可变为布谷；久而久之，布谷居然亦可以变为鹞—” “如此说来，‘机’可以变‘性’？”李颙怯生生地问。 “非也！机所可以变化的，只是形、名而已矣。”赵蕤道，“古贤早有此论：燕子可变为蛤蜊，田鼠可变为鹑鸟，腐瓜可变为游鱼，老韭可变为苋草，鱼卵亦可变为虫。一形相转，端赖于机，岂只是‘种’呢？《山海经》上曾经记载：亶爰山中有不交合而自成孕育之兽，名叫‘类’，今人唤为‘貆猪’、‘豪猪’；此外，河泽之上，有那只相看一眼，便完遂交合之礼的鸟，叫‘’，亦即亲水之雁—” 李颙忍不住击床而呼：“诺诺！是有此说，我听说过。” “蜻蛉生于沼池，蠛蠓生于酸酒，螽斯生于无笋之竹，辗转相变，于是也有许多怪谈，以为豹也是由之而生、马也是由之而生，甚至人，也是由之而生！”赵蕤大袖一扬，朝山外云霭指了指，道：“四方无识之人，以为物类必以交合而传种，却不知还有纯雌无雄而能生子者，名叫‘大腰’；也有纯雄无雌而能生子者，名叫‘稚蜂’。倘若没有这些孤雄孤雌而能成孕者，那么老子之母，焉能感巨人之足迹而怀育圣哲？伊尹之母，又焉能化枯桑之朽木而拥有身躯呢？” 李颙听到这里，“噫—”了一声，无端站起身来，随行众吏也跟着起身，一个个窃窃私语，声如蚊蝇。李颙这才发觉状貌失仪，赶紧重整冠袍，重新盘膝而坐，也挥手招呼众人复坐，道：“处士博览精思，某乍闻妙道，愧不能追，却出此一身热汗！” 赵蕤仍不露半点喜愠之色，反而转脸对丹丘子，似乎意有所嘱地道：“双桂不远千里而来，便是‘骨骸入其门，精神反其真’了，何必求其速发？就算是不材之材，更可以载庄生‘终其天年’之德，是耶，非耶？” 丹丘子闻听此语，也不由得吃了一惊。 他原本料想：这赵蕤既是当地术士，一旦大吏临前，总不免要卖弄高明，给苦竹院出几个难题，闹一场口舌交锋，以显示自家性理妙要，手段高明，来博取大人物的艳羡。他却没有想到，赵蕤缘理取譬，旁征博引了半天，将一部《庄子》和一部《列子》的玄谈，导向了物种随机变化的旨趣，这就为双桂移植绵州而久不发枝的尴尬景况拼凑出层次更深的新解。 尤其是末了，赵蕤巧妙地篡改了《列子》征引黄帝之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而说成“骨骸入其门，精神反其真”，像是有意避过李颙的耳目，悄悄暗示他：“汝且安然！”也同时安抚了李颙，将道术奇观之不果，夺胎换骨而转换成“不材而永寿”的暗喻。 丹丘子这时似乎也不能不抬举几句了，随即向赵蕤作了一揖，道：“赵处士清修泛览，兼以深思而明辨，知机而达观，非寻常岩穴之隐可比，真国士也。” “诺！”李颙也抢忙接着说，“圣代即今，雨露遍地；圣人唯恐野有遗贤，而致空谷白驹之叹—赵处士若不嫌某鲁莽，某有一议，盼能相商。” 这几句话，李颙说得豪壮，李白也听得真切—他忽然间转出一奇念：为什么这场面、这气味、这一来一往的情怀酬酢，他一点都不感觉陌生；相反地，此时此地、在此帐围之中的人以及他们的言谈举止，似乎曾经出现过、且不止出现过一次？ 李白微感困惑；至少他从赵蕤那气定神闲的风度中察觉：今日之会，并非不期而遇；无论来客说些什么、要些什么，乃至于即将要与他商量些什么，实则早在赵蕤的算筹之中习演过许多次了。 三二 不忧社稷倾 《新唐书·李白传》关于李白与李颙相见的记载只有六个字：“州举有道，不应。”至于稍早撰就、后世流传，也多多少少记载了李白生平的文献—包括魏颢的《李翰林集序》、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乐史的《李翰林别集序》、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刘全白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裴敬的《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以至于曾巩的《李白文集后序》和王琦的《李太白文集跋》—都没有交代这一段往事。 终李白一生，也只在一篇文章里提及此番遭遇。那是他在三十岁上所写的《上安州裴长史书》，寥寥数语而已：“又昔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此则白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 比对《书经集传》，蜀地接近江源的这座山，横跨古雍州、梁州之地，北起陕西巩昌府岷州卫以西，山脉往西南走蛮荒中，直抵成都府之西；连峰接轴，悬崖绝壑，凡茂州雪岭、灌县青城，戴天大小二匡山等，皆其支脉，不详远近，通名就叫岷山。 “广汉”二字，原本是汉朝的郡号，所指即是大唐开国以来的绵州巴西之地；唐人行文用古名以代时称，所以连刺史也呼为太守。“广汉太守”便是“绵州刺史”无疑；可疑的是历经一番促膝长谈之后，赵蕤居然并没有接受李颙“举二人以有道”的推荐。 “道举”是首创于唐代的选官之制。士子经由修习《老子》、庄子》、《黄帝内经》、《列子》以及《文子》之类的道家或道教经典，而取得任官资格。相较于规模传承一两千年的儒家经术科考，有道”开科时间不长，设非当时当事之人，亦不甚了了。 “道举”为大唐常科之一，自高宗时成立，纵有唐之一代而存焉。推崇道术本来就与皇家试图崇扬李氏门第的观念相支撑、相束缚—李唐一族本属陇西狄道，改宗陇西成纪，与汉将李广牵起无中生有的一脉血缘，复祖以李耳之姓，这些都是提升李氏郡望、以与传统的山东大姓相抗礼的手段。 高宗上元年间，就有“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为立科张目，参与明经科的士人也要加考《老子》策二条，考进士者则加试帖三条。 高宗仪凤三年，奉《道德经》为上经，再过两年的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明经、进士科也要加试《老子》、《孝经》，于是道教经典正式列入科考。 直到玄宗开元初，国子博士司马贞又上书，称许河上公所注道德经》：“其词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洁诚，大足以宁人安国，宜今学者俱行之。”虽然一时之间，曾引发《老子》河上公与王弼二注本孰优孰劣的争议，然取径于道家、取才于道术的问学方向，却在争议中日益明朗。 李颙开宗明义，先将国初以来朝廷推崇道经为显学的背景详尽勾稽，再委婉地陈述了自己身为一州之牧，必须尽其“显岩穴，求贤德”的职分。接着，他召唤随行僚属举杯，一同向面前这位处士称觞： “赵处士隐此戴天山，有如随珠和璧，可以称得上是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了—不过，处士虽然韬晦自守，而不能掩翳光华，终须应天诏而出，以尧舜之国士，化育尧舜之百姓；若某不至于引论失义，这也是赵处士眼前之‘机’呀！” “以尧、舜之国士，化育尧、舜之百姓”并非泛泛之言。李颙所转借的是《孟子》上的话语。典故出于万章问孟子：“有人说：伊尹曾经借由烹调的手艺取悦成汤，而终得大用，有这样的事吗？”孟子严辞驳斥了这个流言，并指出：伊尹原本是有莘地方的自耕之农，一心所悦慕的，就是尧、舜之道，商王汤曾经派遣使者，赂以厚币重礼，伊尹仍旧拒绝了，还留下千古名言：“索取了汤王的聘币有什么用呢？何如我就是立身于畎亩之中，反而因此而能乐处躬行那尧舜之道呢？” 不过，商王汤的使者三度造访，而令伊尹改变了心意，这时他也另有一番话可说：“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隐者伊尹的思路立刻从“于农事之操治中体悟尧、舜之道”转变成“让我这先知尧、舜之道者，去唤醒那些后知之民”，甚至还更进一步地认为：“若不是由我去唤醒那些人，又有谁能够呢？” 李颙运用这个典故，来劝勉赵蕤出隐入仕的理路，可以说是相当完整的。他把赵蕤推许为伊尹一流的人物，也借由伊尹原先的处境，而为赵蕤设置了推托官爵利禄的借口；最犀利的是当年伊尹终于放弃了隐居的生活，辅弼成汤以就王业，还有堂而皇之、急公好义的说词，这也直是转介给赵蕤而使之无以推辞了。 赵蕤眉宇开阔，神色舒朗，应声答道：“使君忘了—万章以伊尹出处之事问孟子，而后又有一问，说的是昔时百里奚以五张羊皮自卖其身于秦穆公的事。” 李颙道：“确然！不过孟子也驳斥了这传闻呀。” 赵蕤的用意原本不在同李颙争辩道理，他这时将左臂伸展开来，指掌向李白点了一点：“请使君容某绍介门人李白—此子近有一诗，言及百里奚，所见略与孟子之辩不同。” 李颙闻言，回眸望了望那端坐在交床上、容色出众、神情飘逸的后生，微微一颔首。 赵蕤立时再补了一句：“是一首追拟汉晋古调的《鞠歌行》—其词句斑灿，旨意奇警，小有才。” 这话说来看似随意，却埋伏了动人的机栝，十足引起李颙的好奇，道：“能追摹相和歌辞之作，手眼想必不凡，可能为某一诵乎？” 《鞠歌行》，正是李白平日拟古习作之中的一篇。他记得很清楚，这是赵蕤失踪数日之后，回到子云宅时亲授的课业。十分罕见地，赵蕤还将晋、宋间陆机、谢灵运以及谢惠连的旧作《鞠歌行》也为他一一说解了，甚至亲为命题，道：“汝便以咏史为目，写写古来那些个遇与不遇之人罢！” 李白一挥而就，却不知道赵蕤还在这诗题之中下了一步碁；而《鞠歌行》则让李颙再也不愿意放过这师徒二人： 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荆山长号泣血人，忠臣死为刖足鬼。听曲知宁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买死百里奚。洗拂青云上，当时贱如泥。朝歌鼓刀叟，虎变磻谿中。一举钓六合，遂荒营丘东。平生渭水曲，谁识此老翁。奈何今之人，双目送飞鸿。 这首诗的起首六句徐徐描述卞和献玉的故事。其下以两句、四句、六句的句式，由促而缓，渐增铺陈，点染宁戚、百里奚和姜子牙的遭际。末二句戛然止于孔子见卫灵公而不为所重的情景，回头呼应了开篇。元代的萧士《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撰谓：“太白此词，始伤士之遭谗毁弃，中羡昔贤之遇合有时，末则叹今人之不能如古人之识士，亦聊以自况云尔。”可以说几乎全解错了。 本诗从卞和的遭遇展开，典实见于刘向《新序》。 卞和得一玉璞，献于楚厉王，但是却为玉尹所谮，诬璞为石，定罪以谩（欺罔），而断其左足；厉王薨，武王即位，卞和二献其璞，再受谤，而断其右足。及楚共王即位，卞和奉璞哭于荆山之中，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共王还是将卞和召入，问他：“天下受刑人多了，你为什么哭得如此凄怨？”卞和道：“宝玉而名之曰石，贞士而戮之以谩，此臣之所以悲也。” 贞士遭毁弃与璞玉不见宝，本是一义之互证，而李白犹不以为足，中间“鱼目”之笑用的是西晋张协的《杂诗十首之五》“瓴甋夸璵璠，鱼目笑明月”；“青蝇”则取《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的用意，比蝇为谗佞，“蝇之为物，污白使黑，污黑使白”，旁注了小人颠倒善恶的祸乱。 至于宁戚之所以能令齐桓公修官府、斋戒五日而拜相的故事，出于刘向《列女传》。说的是管仲的侍妾田倩读出了宁戚吟唱“浩浩乎白水”的用意，来自一首管仲前所未闻的古诗：“浩浩白水，鯈鯈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立，从我焉如？”这是进一步暗示：关于士人的居心用志，齐桓、管仲是无知的，其识见还比不上一个小妾。 以下则反用事典，讥诮了百里奚被公孙枝识拔、为秦穆公不次擢用的故事。原初史载：百里奚自虢国出奔，流落到秦国牧牛，是看出了虢公之贪利近愚，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贤者。而公孙枝以五张羊皮为价，居然就“买得”了此人，秦穆公则原本也不以为五张羊皮的代价能够值得何等贵尚的人才。李白在此处巧施妙讽，“买死”二字恰恰锐利地点明君侯用士的居心，不外是势利而已。 仅以宁戚、百里奚为“士之遇”而与卞和的“不遇”相对照，仍有不惬；李白更进一步，以较长的篇幅，绵里藏针地“刺说”姜子牙。 姜子牙在纣王治下的朝歌，不过是一个“鼓刀而屠”的隐沦之士，年届耄耋而不能为用，只好“西钓于渭滨”。等到周文王梦得圣人，拜姜子牙为国师，这一向是士君子遭遇名主的典范，而“太公望”以姬昌“望公七年，乃今见光景于斯”的名言而流传千古，几无可翻之案。 未料李白还可以操其驰骋捭阖之笔，把“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这样一桩裂土封疆的策勋之业，转说成放逐于不毛之地，戍守荒丘，就显然是蓄意点染、巧为罗织了。 由此，李白横笔扫出孔子见卫灵公的一幕，作为结语。“奈何今之人，双目送飞鸿”，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卫灵公）与孔子语，见蜚（即飞）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孔子一瞥而知机，发现卫灵公居然能因为一只过眼的大雁而分心，可见此君根本无意于向他请教“俎豆”（也就是礼乐的象征）之事，他也就飘然远引，离开了卫国。 在李白看来，士之“遇”与“不遇”，本无差别，这正是他绾合赵蕤“是曰非曰”、奇正纵横之术的一个范例。他是要借此点出：无论士人在蹇阨穷困之中是否得以夤缘遭逢知之而用之的王侯，不过是秉政掌权之人随兴亲之疏之、随机贵之贱之、随时收之弃之的器具而已。 此诗全用事典，没有片语只字持论抒情，辩理全凭修辞语气，也可视为李白以诗摘习《兔园策》典故的尝试之作，本来就不是为了酬献李颙而写的；可是赵蕤举以为说，果然令李颙大为赞赏，反复询问了《鞠歌行》的几处字句，摇头晃脑，吟咏再三，才对李白道：“汝才具见识如此，应该也有鸿鹄之志，岂能长久隐沦？” 李白尚未答话，赵蕤却应声道：“既然承使君问起了禽鸟之志，且看看这些山林之中的道侣—”说时环视一圈，精眸四顾；李白登时会意：他这师父又暗自诵起了咒诀。当下但听得一阵高下不齐、声调殊异的鸟鸣，从帐围顶端、林叶密处，以及山石岚气之间喷薄而出；其音嘤嘤然、喁喁然、呤呤然，千口吹唱，万窍应和，闻之不觉令人一悚。 尽使这浪涛汹涌、充盈霄壤的鸟声嘈噪了片刻，赵蕤才微笑着，像是对李白、又像是对所有在场的人缓缓说道：“贵客不远遐路，幸见光临，且受戴天山群禽一礼，以答知遇之情罢！” 说时，众人忽听那群鸟又起了一波喧噪，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从正东方蓊郁的树林之中发动，鸲雀、柳莺当先，南边涧谷里的乌鸦、白鹭随之，锦鸡、虹雉则逐西山路口而起，至于北天云外的鹰雕鹗之属，也盘桓于低空之处，令人几乎可以辨识毛羽色泽—只一晌，当真是类以群分之况。所有的奇禽随即翅翼抨拍，如振鼙鼓，转瞬之间各向四面八方翱翔而去。 丹丘子这时一声长叹，对李颙道：“某至此始知，昔日读庄子·达生》一篇，并未深切明白扁庆子之忧！” 李白则举起面前的酒杯，对着李颙和丹丘子道：“山中是有好蛇，可以佐酒！” 一来一往，听得李颙懵懂如常；李颙读《庄子》不熟，既不知道丹丘子的一叹所为何来，也不理解“扁庆子之忧”又有什么寓意。而赵蕤与李白则对丹丘子这一叹的哑谜，各有全然不同的答案。 那忧，要比社稷之忧、家国之忧、天下之忧更深刻、更悲观、更寂寞。 三三 独守西山饿 丹丘子突如其来的感叹，于他自己修道学仙的生涯而言，也埋伏下一个转捩的契机；他是到这一刻，才体会那些令凡俗之人充满惊诧、也充满欣羡的手段，应该还涵泳着某些值得咀嚼思虑的旨趣。 扁庆子，是《庄子·达生》篇里的一个虚构人物。这篇文字极可能不是出自庄周之手；某些后世考者以为是汉代阴阳家所作，也不确实。此文倒像是庄周的及门弟子仿拟其文笔，用以推阐《庄子》内七篇中《养生主》的思想。 此篇论旨的展开，始于庄子笔下就创造出来的人物—列子列御寇）—向传说中曾经请老子留下道德之说五千言的函谷关令尹（尹喜）请教：“至人”能修行到“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究竟是什么缘故？ 这位堪称老子嫡传的关令尹喜于是开导了列子一套心法，认为“至人”之始，就是“纯气之守”；一个人若能天机饱满、精神无间、外在的形色声相等都不能乘隙而入，就像是喝醉了的人，从车上摔下来，也不会受多么严重的伤。那是由于“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 接着，《达生》篇的作者再借由孔子和颜回、田开之与周威公、齐桓公与皇子告敖、梓庆与鲁侯等或虚构、或假借于史册及诸子百家语里面的人物，展开一层层的推进之论。 在齐桓公和皇子告敖的对话里，出现了一个名词：“委蛇”。这个语词的出现，可以说是弟子们对庄子开的一个玩笑。因为原本出自庄子之手的《应帝王》篇里，就有这个词：“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委蛇”就是不泄露心术，随机混沌，应付而已。 然而，庄子的弟子可谓得其师尊的妙术，善尽玩弄语言的手法，刻意在齐桓公与皇子告敖的对话中，将“委蛇”说成是一条蛇，还是一条有车轴那么粗，有车辕那么长，身穿紫衣、头戴朱冠的蛇。而这蛇，畏惧雷鸣车声，一旦听见了，就会捧着头站起来—见到这种东西的人，将会成为诸侯的霸主。 本来以为自己因见了鬼而生病的齐桓公一听到这里，便整理了一下衣冠，片刻间觉得病体已经痊愈了。这个故事，恰恰就是从反面立论，说明齐桓公的“病”，就是不能为“纯气之守”，而被“委蛇”这种既不存在、也全凭主观定义的“外物”所迷惑、所宰制；忽而令他沮丧、忽而又令他振奋，究其本质，不过是一场追随无稽幻象而颠倒的荒诞而已。 可是，《达生》篇的作者犹不以此为足，更进一步地透过另一个虚构的人物—扁庆子—之口，将“委蛇”解作一种幽栖于深林的鸟所嗜好的食物。 丹丘子所恍然大悟者，正是赵蕤在这一场令人目眩神迷的禽鸟之会后，所说的那几句话：“贵客不远遐路，幸见光临，且受戴天山群禽一礼，以答知遇之情罢！” 扁庆子在是《达生》篇末出现的道者。当时有一个名叫孙休的鲁国人，登门造访，向扁庆子抱怨自己的处境，说他不能隐居于乡里，因为怕人指责他避世不出，是由于修身不足；又怕人非难他在国家有患难的时候，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这显然是一种试图在官场上积极进取的说辞，却出之以矫情的自怜自伤。 但是孙休的居心却被扁庆子一眼识破，扁庆子当场拆穿了他，说：“你这一番话，不过是表扬自己的智能，以衬显他人的愚拙；是张扬自己的清高，以暴露他人的污浊，像是手捧日月、走在光明之中，为的也只是自炫而已。像你这样的人，能够勉强保全了九窍身躯，没有沦为聋盲跛蹇的鬼物，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你出去罢！” 在孙休离去之后，扁庆子深深叹息了。他紧接着对大惑不解其叹的门人打了这样一个譬喻：从前有一鸟，栖止于鲁国的近郊，鲁君很喜欢这鸟，便备办了太牢之礼所用的食物来饲养它，派人演奏了九韶的乐章来歌颂、取悦它。可这鸟儿却流露出伤悲而迷惘的神色，不敢吃喝。在扁庆子而言，鲁君的行径，就是拿奉养自己的方法来养鸟；倘若真要用养鸟的方法去养鸟，应该是“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则平陆而已矣”。 这一段话，实则有相对反的两层含意。其一，是从禽鸟的物性而言，野物之自适，栖林食蛇而已，原本就不该受人豢养。其二，则恰恰借由讥讽孙休而进一步讥讽了扁庆子自己；因为这个孙休，不过是心智迟钝、识见寡少的人，而我却以“至人之德”的道理同他说了一大套，不就像鲁君那样，拿“太牢九韶”—礼乐的象征—如此贵重的妙道，去伺候畜牲吗？庄子在这里又打了个譬喻为结论：“这就好比用轩车大马载着小鼠出游，用钟鼓之乐演奏给麻雀听，这些禽兽怎么能不受到惊吓呢？” 从这个结语来看，先前那一大套禽鸟翔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的展示，都还只是浮光掠影的表面文章而已；赵蕤施展道术，其实另怀深意—他是把李颙当成孙休一样的人物了！换言之，丹丘子所体认的“扁庆子之忧”，正是真正的隐者对那些口称圣朝，笔诵尧舜，一心一意以天下国家为忧、以朝政民生为虑的人所发的喟叹，这些混糅了理想和野心、抱负和欲望的人物，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对象。 不过，若再深入推想，赵蕤似乎并不寄望李颙明白这些，因为这样嘲诮来客，毕竟是十分失礼的；而这一切布局讽喻，更不会是为了恰巧随行而来的官员属吏或是丹丘子而设。那么— 丹丘子明白了：赵蕤所作所为，恐怕都是为了眼前这个看来才华洋溢的年轻诗人。 至于李白，诵罢了诗篇，依旧敬陪末座。对于香床之上的李颙、赵蕤接下来的一阵喁喁私语，并不能字字入耳。丹丘子则频频向他举杯，其间也不免找些话题殷勤就问，两人说到了诗，一时意兴昂扬起来。这时，别驾魏牟忽然拦过话，道：“李郎之诗，似仍由古调入手，与近时风尚颇异其趣—设若有心上进，还须多留意法度。” 李白看魏牟年辈甚高，不敢失礼，遂欠身答道：“长者之言，某敬祈奉闻。” 魏牟并不逊谢，点着头，谠论道：“诗之为物，最忌直白。本朝各科多试帖诗，端看士子心思曲密与否，此作诗一大要旨，一旦趋逐平易，不免流于浅俗。汝辈少年行，如果有心仕途，一定闻知六七年前，考功王丘员外知贡举时，以‘旗赋’一题，订韵脚之格；这便是大势所趋呀—非如此，实不能仔细考究士子的资质。至于贤郎之作—” 魏牟说到这里，将颔下胡须一拈，皱眉咂嘴了半晌，轻轻地摇了摇头，道：“辞气凌厉，鼙鼓纷摐；闻之令人悚然。不过，坏也就坏在此处—须知诗教温柔敦厚，议论则重婉转，说什么‘五羊皮买死百里奚’，非但质野，语迹甚至说得上是粗鄙了。” 李白垂了头，应声：“诺。” 他看着魏牟，偶尔也看一眼丹丘子—丹丘子对魏牟的议论似乎极之不耐，时不时眉眼斜拧，又像是害瞌睡。这时，李白发觉魏牟的面颜形躯渐渐变小，而他周身的地貌景观则随之变得深邃幽窅。 若是越过魏牟的肩头，望向更远处的山曲，彼处有暮云冉冉而升，云中似有蠢蠢欲动之物；若虫、若兽、若仙、若龙；而他的诗句，已经穿透魏牟的谆切之言，在那天地之间，影影绰绰地浮沉着了。这首诗，日后冠以《来日大难》之题，每当李白遇着迂儒鄙夫，都会忍不住吟来作嘲： 来日一身，携粮负薪。道长食尽，苦口焦唇。今日醉饱，乐过千春。仙人相存，诱我远学。海凌三山，陆憩五岳。乘龙天飞，目瞻两角。授以仙药，金丹满握。蟪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东海，强衔一木。道重天地，轩师广成。蝉翼九五，以求长生。下士大笑，如苍蝇声。 此日，直到这一行人告辞离去，赵蕤望着牛车轧轧声中一阵又一阵飞扬的尘土，忽然纵声大笑，笑罢了，冒出两句词气诡异的话：“举有道，非常道；使有名，非常名。” 李颙一行继续他们的春游，向桃花林以及大明寺进发。但是对于刺史来说，大事已经办了，他倾心满怀只有一念：该如何运用恰切的典语事例，写好他的荐表？此行，他遇见了有道术、也有学问的人，更不期然遇见了诗才英发、风姿雅健的后生，这都令他觉得意外，却也异常满足。如果依照赵蕤的义理推论，那双桂树的确是一个“种”，而此“种”所遇合际会的“机”，不正是戴天山的师徒二人吗？他们，不正是绵州所孕育、而应该由刺史所显扬的双桂树吗？ 这使李颙感到兴奋，以及忐忑。毕竟，当前朝廷用人，还是以科举和门荫为入仕之起点。荐举之后，略加策问，虽然足以令布衣入署从事；不过一般说来，还是以举荐现任或“前资”官为大体，原本寒门小姓而又是白身之人，最常见的就是入居幕府之后，历几任微官，在大帝国边远荒僻之处像僧侣一样地寂寞修行，仍旧讨不了什么像样的地位。 可是这也使李颙焕发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悲壮意志，在他眼中，“孤寒无援”的士人，犹如一口一口的冷灶，正需要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人，温以微焰，燃以星火。他想象着未来—朝廷一旦接纳了他的荐表，或许受那文笔的感动，会有星使带来消息，果然征辟了赵蕤、李白；甚或只是某一位居要津的显宦，也像他一样，独具只眼，愿意将两人延辟入幕，这对地方上的后进子弟来说，又是多么深远宏大的激励？ 李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赵蕤恰是从完全对反的另一面着眼。 李白大惑不解地问他：“‘举有道’、‘使有名’，尚可解；而‘非常道’、‘非常名’实不能解。” 赵蕤依旧望着远方逐渐平息下来的车尘，道：“刺史欲举我等入仕，汝与某一无出身，复为寒士，亦乏援引，即便文才美好，能御千禽万兽，天家宁复召我等充控鹤监乎？纵使召去，汝便任乎？” “控鹤”一语，典出汉刘向《列仙传·王子乔》：谓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间，为道士浮丘公引入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托言告家人：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届时，王子乔果然乘鹤于山头，望之不能及。而这位王子则举手为礼，像是谢别时人，过了几日，便仙去不回了。 在武则天后垂拱中期，曾改太子左右监门率府为左右控鹤禁率府，为宿卫近侍之官。到了李白出生之前二十一二年，也就是武氏当国的晚期，又设立了一个专属于女皇的衙署，名为“控鹤府”，由其男宠张易之掌辖。在府中任事者，多为武氏之所幸，以及语言侍从之臣。此署既从事诗文作品之编纂，复可以视为女主之后宫。可以说是武则天的一个小朝廷，“每因宴集，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到了赵蕤同李白辨析官场时局的当下，控鹤府更以由于权柄沦替，而成为臭秽不堪闻问的一个语词。 然而李白知道“天家”、“朝廷”、“仕途”似乎又不止于如此。他最不明白的是：看来那刺史明明是因禽鸟翔集的异象而来，这异象又为赵蕤所催动。两造一旦相聚畅谈，看似赵蕤还尽力逞其学、露其锋，务使李颙为之服德改容，为什么当刺史满怀得才而荐的欣喜和希望离去之后，赵蕤却在这一刻流露出不屑食鸡肋的神情。 “刺史荐举，岂是玩笑？”李白问道。 “非也！”赵蕤笑道，“正因为不是玩笑，故不能应其举。” 李白还是不能体会赵蕤的心思，只能半带讥嘲地说道：“神仙办事，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何其缥缈曲折？” 赵蕤这时瞪起一双瞳子逼视着李白，道：“以时下官流视之，彼举我等以有道，则我等便入官常之道乎？” “这—” “而今京中九品小吏，有二官职，一曰正字、一曰校书，于三十品阶之中，位居二十七八，号曰清贵，也只胜过那些不入流的小吏。欲以科举得之，犹须等地稍高、文学兼优者，尚待‘门资’伴衬，汝与某，岂有父荫、祖荫可依？” 门资，是很现实的条件。父祖以上几代任过某一品秩以上的高官，便可以荫及子孙，使能得到任官的资格。这种贵盛之家的后人，多半在少年时代就曾经于宫廷中担任过名义上或实质上的卫官、斋郎、挽郎等，为期六年，进一步取得参选文武官职的资历。所谓：“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六番随文武简入选例。”现实之中，或有“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而得受任此官者，也就是所谓“无赖恃恩私”之徒，这，全仰赖朝廷制度的保障使然。 赵蕤接着又道：“入流任一小官，更须经历无数迁转；于正字、校书之后，放一中县、下县，作两任县尉、参军，转眼十年也就过去了；倘若以文才见长，加之以时运遭遇不恶，或许入职弘文馆，再沉埋数年，仍不免要出调于某州某府，也还就是参军、别驾，如能勉保处人行事无大过，又是十年。此乃官常，司空见惯。” “神仙说：‘举有道，非常道’不是？” “‘非常道’者，不入官常之道也。”赵蕤在这一刻又流露出灿烂的笑容，“尽管让刺史去作他的表荐文章，我等便是‘如如不动’而已。” “那不是辜负了刺史的一番美意么？” “刺史乃官常中人，岂能不明白其间的奥妙？”赵蕤道，“一旦表荐，即成就了我辈的名声；我辈设若不就其举，这名声，就更非比寻常了。” “名声？” “名声！某今日设施，不外就是赚他一个千里之名耳—”赵蕤神色焕发，对群山如对千众万众，敞襟挥袖，侃侃而谈，“试问：渭滨之望，隆中之对，何尝经过那么些青黄灯卷，笔墨折磨？为圣人师，为天下计，又何尝须要我辈枯心应考，连年守选？—‘商山四皓’故事，汝应该是十分熟悉的吧？” 李白点了点头，道声：“诺。” 《史记·留侯世家》所载，极为通俗晓畅的一个故事。东园公姓庾，字宣明，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故号夏黄公。甪（音路）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又号“灞上先生”。号为绮里季的，是四人之中唯一未传姓字者，日后附会之说，谓此公姓吴名实，恐亦无从查其实。 相传此四人为秦七十名博士官之余，通古今，辨然否，典教职。因不忍秦政暴虐，隐居商山，过着“岩居穴处，紫芝疗饥”。汉兴以后，也拒绝了高祖刘邦的征辟，世传曾以《紫芝歌》明志：“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 没多久，高祖欲废吕太子刘盈，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张良便请商山四皓为太子辅弼，刘邦自然大惑不解，谓：“我求访四位老先生多年，诸位总是畏避不见，今天却愿意追随小儿出入，这是什么道理？”四皓应道：“陛下轻慢士人，好谩骂，臣等义不受辱，只好逃亡藏匿。窃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人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所以我们也就来了。”刘邦于是便指着这四个老人，示意戚夫人：“而今我就算想要另立储君，却有这四人辅之助之，看来太子羽翼已成，难以撼摇了！” 李白对这掌故并不陌生，可是却不明白赵蕤此时借言此典的用意，正待要问，赵蕤已继续说下去：“刘盈即位，亦非明君，何故？四皓耄耋矣、昏聩矣，其识人之不明如此，堪见也就是浪得虚名而已；以浪得之名而受顾命之责，是留侯不肯自己放手作；留侯不自为，乃付之于四昏聩老人，是留侯早知刘盈之不可辅、不能弼、不成材。明知其不可辅、不能弼、不成材，却又假手于人，如何有据？” 李白也给这一问问住了，只得摇了摇头。 赵蕤像是早知他答不出来，迳自接道：“寄托天命国祚于四皓，便只因四皓有天下名，可以孚天下人之所望。然则，容某再问：这天下名，究竟从何而来？道理也很简单，从高祖求之不得而来。于是可知：这名之为物，本有一理；求之而得，尽管名噪一时，未几或败；求之而不得，则声价不坠，历久弥新。如此，汝子明白也未？” “难道这就是‘使有名，非常名’么？” “然！”赵蕤道，“若刺史一举而应之，汝便得一小官，穷守三数十年，犹不免志以殁；若举而不应，汝便乘名直放天下四方，万里京国！” 三四 手携金策踏云梯 赵蕤的预言一点没有夸张。就在李颙一行人离去未几，道途之上就已风传起来，说是大、小二匡山术士施展神通，引来凤凰、大鹏还有孔雀，其兆大吉。而刺史也据此上表奏闻。依照往例，朝中必有封赏。闲话里，每每提及赵蕤和李白的姓名。过不了几个月，大明寺的慈元和尚便来了。 慈元赶了辆驴车，带来李客转托交付的衣物、米谷和大批油盐茶酱之属，还有一封简札，和几句要紧的口信—口信不外就是吩咐李白专志读书，上进不懈。简札则是要言不繁地嘱托赵蕤一件事—李白读书向道，皆是本分。不过，如果行有余力，实在应该让他能够“放迹江湖，磨砺行脚，以图自树立耳”。 这一份居心，赵蕤当然明白，李客自己是千里万里胡尘汉水走闯出身，长幼二子也早就及时立业；唯独这李白行将弱冠之年，好容易不再游手好闲，可是看来还不能通晓世事，练达人情；这一层忧虑，委实与日俱增。 月娘从赵蕤手中接过信，顺口问了句：“每年开春，李客都要往三峡随船浮江东行，今岁却不见行踪？” 慈元稽首合什，垂眉低脸，一言不答。 赵蕤则赶紧招呼李白将车上粮货卸了；见他走远，才低声问道：李客呢？” “官司事了，”慈元低声道，“便下三峡去了。” 月娘仍旧大惑不解，作状要追问，赵蕤抬手止住，又低声对慈元道：“昌明市上传闻若何？” “都说刺史上了表荐，”慈元犹豫了片刻，才道，“遂不便来。” “亏他心思细密。的确，不来的好。”赵蕤点着头，可是一转眼，便沉下了脸色，道：“只这岁月迁延，某还真不敢说：他父子几时能复相见呢？” 月娘问：“天伦至亲，有何不可相见？” “贾人之子，倘若传扬开来，日后如何取清要之官？”赵蕤说着，又转向慈元，道：“然则，李客行前还说了什么？” “只道今秋回不得乡，盼能于来秋与檀越一会。”一面说着，慈元一面从海青大袖中摸出一卷扎缚停当的文书，捧付赵蕤：“这些都是李施主多年间往来成都经营所得，合是为李郎具备的盘缠。” “是契券？” “是‘无尽财’，敬奉檀越转呈李郎。”慈元道，“李施主还说：倘若李郎此行尚有敷余，便请檀越收取了，以为薪水之资。” 隋唐以降，佛门的福田思想已经逐渐发展成熟，以为寺院资产之恢弘，即是菩萨行之践履。所谓“无尽财”，便成为大唐立国前后日益普遍的一种观念和教条了。《释氏要览·寺院长生钱》有云：“律云无尽财，盖子母辗转无尽故。”这是将佛法广大与万物无尽藏相互认证、相互诠解，以为佛寺资产必须经由不断的布施，以供养佛、法、僧、众生，日日常不断。 所谓布施，其事浅明。由于寺庙本身拥有资产，出借于穷困、急难或是缺乏生产之资的百姓，有时只是为了助人度过粥不继的生活难关，有时则帮助了小家小户得以务农、习艺甚至经商。缘借贷而收取微息，便是所谓的“子母相生”了。 然而所求者众，方便之门无时不开，总有遇事周转的需要。有的僧侣也愿意拿出私蓄来发展无尽财，其中自然不免有以慈悲发心者，也少不了借着这手段累积一些个人财富，而未必归于丛林常住者。无论动机若何，一旦寺庙穷于应付借贷方无边无际的需索，便得求助于家资雄厚的施主。从施主的立场而言，能够帮得上寺院的忙，接济穷困，深广福田，讨诸天神佛的欢喜，也是值得称道的情怀—更何况其中仍有微利可图。 慈元和李客所缔结的友情，便有了这一层通财之谊。不过，这仅仅是浮光一面，其底蕴尚与大明寺的来历有关。 绵州大明寺原本是一个独立的丛林，施行子孙继承之制；建寺以来，原先都是由本寺僧徒中择贤担任住持。不过，大明寺所奉像法决疑经》并不常见。本经叙述佛陀入灭一千年后的佛法衰变之相，主旨在于劝导僧俗众生“修布施大悲之行”。由于从来不知此经译者之名，而被视为“伪妄乱真”，开宗数代，声闻不彰。 因此，寺僧群聚商议，丛林应改弦更张，由本寺徒僧先向十方传法寺院请法，接受法印。之后，复于本寺子孙徒众中遴选耳目聪慧、知见高明、德业贤能者嗣法主持。之所以如此，除了开拓本寺修业之外，也使大明寺有了向外传法的资格。 《像法决疑经》之所传，带有某种坚决的理念，一言以蔽之曰：义。”经文大旨，就是劝人将一切众生视同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等亲眷，因为这样一个家族之间本来具有相互照拂、看顾的义务。而这“义”字，又本有相反两重意涵—其一曰“宜”，凡事之恰切合理而正当，无庸置疑；其二曰“假”，于是俗有“义父”、“义兄”之称，也就反证了这个字的第一义—说的正是“以假为真”—这是一种要把原本非亲非故者视同亲故的感情能力。此义，又与一个一百多年之前、由佛教俗家信徒结成的信仰团体密切相关。 李客与慈元的通财之谊，还要从这个有些年月的秘密组织说起。 三五 贤人有素业 话说昔年外号人称“射雕手”、“落雕都督”的斛律光，虽然曾经为北魏高欢、高澄父子所信用拔擢，却在晚年遭到高澄之侄高纬—也就是北齐后主—的疑忌，派力士刘桃枝将他袭杀于凉风堂。 斛律光尚未遇害之前，家室烜赫，当代无可与比肩者。他的弟弟斛律羡，以及斛律羡的两个儿子斛律世达、斛律世迁，这父子三人在斛律家族被诛灭之前，一直掌握着一个秘密的组织，长达一二十年；由于后世对此所知不多，也只能猜测。斛律家族最后存活的七年之间—也就是斛律羡担任幽、安、平、南、北营、东燕等六州军事都督的期间，曾经相当频繁地资助并声援了这个秘密组织的工作。 这个组织没有其他名称，就叫做“义”，而且就连这个“义”字，也不是组织中人用以自呼或互称的。 李白出生之前的一百六十年，高欢奉孝静帝于邺城之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二局，江山残破，收拾艰难。尤其是北方各个据地自雄的军阀连年征战之余，遍地皆是无人收葬的腐尸枯骨，绵延数十百里，行者怵目惊心。 当是时，有一个颇富赀财、名叫王兴国的佛教俗家信徒，基于不忍之心，率同了十个乡人，将战场上残留的辎重大车修缮如初，沿着涿水两岸逐一捡取无名的枯骨，聚埋成大冢。也由于不能确认死者的身份里籍，便一律视同本乡父老子弟，称之为“乡葬”。 此一义举源自于十一义人，纯粹本乎释氏慈悲的襟怀，实在没有其他的动机。善行却招致了意外的发展。许多失去家人的百姓宁可相信自家失散的亡者都已经入于大冢，得到安息，于是闻风而来，到乡葬墓所前祭拜。 于死者，王兴国已然动容戚心；于生者，更不能拂衣袖手。一见来者都赤贫无可聊赖，王兴国便又发起诸邻里亲友，为这些跋涉而来的陌生人埋锅造饭，供应浆水，且不索酬值；只说这饮食是基于佛道之义，故为之“义食”。“义”这个字，恰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才开始具有众人集资、地方公益以及慈善事业的语意。 十方来者泰半受到乡葬、义食的感召，盘桓不忍遽去，但是伫留当地，却仍然缺乏衣食之资，反而不免忍饥受冻以至于憔悴病苦。同时，在附近瀛州、冀州、幽州等战事仍然胶着之地，尚不断地涌来大批难民，他们都是听见道途传言，以为乡葬之地可以托身寄命，想要来此度过此一时的灾劫。 流离之势既不可挡，王兴国则处于善门难开、善门难闭的窘境，就算是金山银山的累积也未必能够支应。除了想尽办法贡献一己的家产，还须四处拜谒所结识往来的富人，广为化募。这时，有人给出了主意，谓：“欲开布施之门，须邀豪贵之家；欲邀豪贵之家，须博高尚之名。”这话的用意虽然不见得纯厚，但是点出了一个事实：豪贵之家维系于高尚之名，而高尚之名还倚赖能传扬周知的布施。 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经由当地—范阳郡—首屈一指的高门大户卢文翼所绍荐，请来当世知名的高僧昙遵，亲自到乡葬义食之地弘法。这时，大冢旁已经粗建起宽达数十架、深可十多间的“义堂”，日夜前来就食的人何啻千百之数？昙遵一眼看见，不觉为之感动而泣下；这一泣，犹如佛泣，也感动了所有的人，以及日后将要闻知这一盛况的人。 昙遵师承于地论派、四分律宗的宗师慧光，慧光授《十地经论》之根据地即在邺都，传人极夥，影响至巨；日后的华严宗和律宗也从此一谱系而展开。从佛教史上看，昙遵在宗法教说上或恐不及其师之化移广远，但是在对“义”这个慈善组织的长久声援和支持，则为他奠定了不容磨灭的地位。他当下裁示随行的五十多名弟子，将乡葬、义食、义堂的布施广为宣扬，到处劝化。此外—可以说全然出乎卢文翼等人之所预期；昙遵竟然在范阳郡驻迹五年，并派遣两个堪称富室的俗家弟子冯昆、路和仁，拓殖经营，开设“义坊”，供应“义诊”。 也就在这一段期间，昙遵和他的弟子便于宣讲佛法之际，时时将“义”与“福”牵连成一体，所运用的，是一部《像法决疑经》。 有说佛灭五百年为正法时期，此后一千年为像法时期，再后一万年为末法时期。纷纭其观，说亦不同，有改五百为一千者，亦有改一千为五百者。总之，佛灭渡之后，法仪未改，有教有行，有证得果位者，称为“正法”。像者，似也，法仪不行，随而无证果，但仍有教有行，唯与佛法行相似，称为像法。至于“末”者，微也，但有教而无行，更无证果，称为“末法”。《像法决疑经》就是在佛灭之后千年应运而生的一部佛经。 在《像法决疑经》里，不断叙述常施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示：在“像法时期”，何种福德为首要？佛祖所再三开示者，乃以布施贫穷孤老为要务： 善男子，若复有人，多饶财物，独行布施，从生至老；不如复有众多人众，不同贫富贵贱，若道若俗，共相劝他，各出少财，聚集一处，随宜布施贫穷孤老恶疾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假使布施，念念之中施功常生无有穷尽，独行布施其福甚少。 这就是把“布施”和“聚集”绾合为一的论见。甚至隐隐然有“独行不善”的讽喻之意。 不但如此，济苦救贫也终将显现“福田”所涵括之事究竟几何。除了施衣布食、兴造坟冢，人之孤贫堪济之务多矣，大难来时，“道长食尽，苦口焦唇”，至少要能供应旅人解一时涸渴；那么，凿井以奉茶水也是福田之一端。天南地北，相望不能及；那么，修建桥梁以利往来也是福田之一端。酷暑逼人，每有一经曝晒便瘐毙于荒野者；那么，种树成荫自然也堪为福田之一端了。 由昙遵亲自率领躬行的善行，对于俗家广众而言，大约便可以名之为“营构义福”的事业。 冯昆于此后十三年一直留守范阳，日夜勤劬奉献，抚辑流亡，发展人丁家户，直到北齐篡东魏之政以后，病故于武成帝天保八年。昙遵和路和仁则在一度应武成帝征召入京奉职一年多之后，坚辞官事，回到范阳。他们持续着从乡葬而发展出来的“营构义福”，可以说在“佛法之义”—也就是“道义”—的基础上，为孤苦寒弱的百姓重新建立了一个人伦环境，所谓“设供集僧，情同亲里，于是乎人伦哀酸，禽鸟悲咽。有兹善信，仁沾枯朽，义等妻孥，恩同父母”，形成空前广大的感动。 不料，这却为整个以乡葬义食为核心的慈善事业带来诡谲的变量。 一如前述，从东魏嬗及北齐之间，斛律光家族曾因累世军功而贵显无伦；再加上与皇室联姻的缘故，声势几可与皇室并驾，这是很难免于疑忌的一种处境。当斛律羡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基于佛教信仰而大量捐献，以“营构义福”之事一旦为皇室得知，便引起了广泛的遐想和阴苛的猜测—斛律家族如此耗资散财，广结黎庶，他们究竟想在范阳作什么？ 斛律光的女儿是北齐后帝高纬的皇后，儿子则娶了当时的公主，世传彼时北周大将韦孝宽谩造谣歌，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即暗喻一“斛”字，“明月”则是斛律光的号，这十个字的歌诀意旨相当鲜明，就是说斛律光已经和长安的北周政权暗通款曲，即将谋取天下。 然而徒谣曲不足以为据，真正令高纬痛下杀手的传闻是：斛律光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在范阳整顿民夫，编装部曲，号称“义福”，欲合六州军民，一举而下邺城。高纬于是将斛律光招入凉风堂中，拉杀了时年五十八岁的落雕都督，诏称斛律一家谋反，尽灭其族。 “义福”之作为一个叛乱部队，原本是子虚乌有之事。昙遵名望崇隆，高纬亦不敢擅加诬罔。但是为了昭显在范阳的所作所为，俱属大慈无私，昙遵再度去至邺下，请谒至尊，随即奉诏而出，不多久，昙遵便生了病，“坐诵《维摩》、《胜鬘》，卷了命终，卒于邺下，时年八十有五”。 经此霹雳当头的一击，与昙遵较为亲近的五十弟子之中，有的不免灰颓丧志，而那些曾经蒙“义”之恩、受“福”之惠的人，容或惴惴不安，也奋起了同仇敌忾之情。然而，慈悲之广大确乎能超脱生死、是非、成败、得失与夫荣辱；这般愤慨的情绪，很快地便在僧人们的主持之下平静了。他们知道、也相信：“义福”不是虚设之词，“营构义福”若真要发展为一个更强大的团体，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昙遵的弟子之中有多半从此离开范阳，他们原先是拥有义堂、义坊的布施者，事之后却成为云水天涯接受布施的人。然而，恢复宗派、光大教义、“以道义为福田”的思想传承从未中断。相反地，在艰困卓绝的行脚生涯里，更多的善男信女受到他们修行的感召，而投入了自苦为极的布施行列。 最初的这一批僧人没有特立名目，只是约定以吃苦、忍辱为宗旨，每天只进一餐由乞讨得来的饭食，且恪守不向寺院求乞的法则。他们在道途间，遇见了任何男女，皆施以揖拜之礼。由于不能拥有私财，若受了一日一餐以外的布施，便要返还众生。 与其他僧俗广众更不相同的是，一旦去世，连尸体都不能入棺椁、成殡葬。为了不妨碍观瞻，必须将肉身弃置于森林之中，以为鸟兽之饲养，号之曰“即身布施”。 这一代的僧侣很快地吸引了、也启蒙了原本穷困无依而激切善感的青年、少年，常常起而追随他们行脚四方，虽然也还就是过着有如丐者一般的生活，却备受士商黎庶的尊重。渐渐地，他们也由于反复谈辩、议论，而开展出类似教义的纲领；除了一日一食、即身布施之外，还反对念佛三昧，主张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以为一切佛都是泥塑之像，不必礼敬；而真正的佛，就是众生。 而北齐、北周与南朝对峙的时代也兵疲马困地落幕了。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就在此时，一个曾经在相州法藏寺出家、法号“信行”的僧人，忽然在该寺“舍具足戒”；也就是公然宣告不再遵守加入僧团时所誓守的戒律。 信行的用意，并不是还俗，而是更进一步地宣扬、实践种种亲服劳役、节衣缩食和济贫救苦的职志，所谓：“修道立行，宜以济度为先；独善其身，非所闻也”、“愿施无尽，日日不断”。这个信行僧，正是生小受到从范阳流亡天下的僧人影响极大的人物。 “无尽藏”也就是从这里发轫的。虽然信行本人体弱多病，不能永寿，在五十四岁上就圆寂了。但是他舍戒之后反而形成了更广大深刻的感动，他创立“三阶教”，并兴建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宏善等寺，显然也都是当年由昙遵及其五十弟子所启发、传衍的“营构义福”之亲切实践。 “三阶教”依时、处、人三者而立其宗。所谓的“时”，也就是指佛灭后的正、像、末三个时代而言。所谓的“处”，也就是指业报所在，分净土、秽土与戒见俱破的众生世界。所谓的“人”，则是因“根机”不同，而划分的“一乘”，包括持戒正见与破戒不破见两种；“三乘”，包括戒见俱不破和破见不破戒两种，以及“世间根机”—为戒见俱破的世间颠倒众生。 关于“人”的这些论理，都相应于“三时”而成立。信行认为：他所处身的这个时代，已经是第三阶的末法时代，善根普灭，正见不存。纵使研读佛经，辗转注释，也无济于僧俗两界。反而由于各持经义，别持偏见，因是因彼，乃生爱憎之心而各执一端；一旦言辩，不免谤法。 所以，不论为了弘扬佛法，还是为了拯救知见，唯有力行布施，才是唯一的正道。缘布施而建立寺院，寺院便成为“无尽藏”，必须经营将本出息、子母相生的“无尽财”；这与先前的任何宗派以寺院为诵经礼佛之窟的见解，可以说全然不同。这就引起了许多寺院僧团的不满。 而从信行圆寂六年之后的开皇二十年起—也就是李白出生前的一百零一年直到李白出生前两年—的整整一世纪之间，三阶教数度被隋、唐两朝官方宣布为异端，敕令禁行，或是明令指责其经籍违背佛意，将之“尽送礼部集中，作伪经符录论处”，下场不外是焚毁。此后，这个教派的文字论述可以说就沦亡大半了。不过，在现实生活上受布施而勉强活命、而维持生计者，依旧于感恩戴德之余，奉之不移。 朝廷之所以严厉控制三阶教，除了因为其他自居正信正见的僧团围剿之外，也不免忧心这样一个看似无所求报的组织会掩翳了天荫皇恩，而不能不予以遏阻。但是，对于三阶教“无尽藏”之提倡布施，积聚财物，却又显然有不得不倚赖其分责分忧的苦衷。换言之：当局所无力为之的救济事业，又委实需要有人代劳。 三阶教，便在这样一个政教的夹缝之中，继续传承着“营构义福”的慈悲事业。而大明寺，正是“无尽藏”的一个传灯之地。 三六 岂是顾千金 大明寺初建于东魏昙遵再传弟子之手，奉《像法决疑经》，但是于贞观年间由原先的子孙继承之制改向十方传法寺院请法，接受法印，缘此而得一名僧，成为住持。此僧俗家姓史，是犍为武阳人，在益州严远寺剃度，法名道会。 由于“蜀门小狭，闻见非广，乃入京询访，经十余年，经论史籍博究宗领”，道会最后来到长安，入三阶教的创始者信行所兴立的化度寺修业。这段因缘，使得他日后深造回蜀，一心想要大开义福之教，导引后锐。 方此之前，隋、唐易代之初，唐高祖李渊深知：蜀地不平，天下不安；天下既定，蜀地亦不能纵令自完。遂兴开发蜀地之念，敕命詹俊、李衮为军帅，即将展开对地方上前朝残余势力的清剿。 为了不使故乡遭致兵燹之祸，道会立刻上疏，提出了一个空前的看法，希望皇帝能不以军事行动为务；而他愿意一马当先，用宣扬佛法的手段，为新成立的王朝作一绥靖地方的先锋：“会请躬率徒隶，振锡启途；折简宣威，开怀纳款。军无矢石之劳，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时之利也；惟公图之。” 他的观点非常奇特，加之以文章优美，词采华丽，本来极可能打动天听，可是上疏之文却为派驻在蜀地的安抚使淹留不发，这一番借佛法安人心的宏图壮志也就迁延下来。 道会潜心释氏，却力持十分激进的想法，曾有“天下改观（按：即道观）为寺”的论调。在不断努力奉道教为国教的李唐王朝治下，试图将道教势力全面清除，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当时因弘扬佛法言语激烈而招嫉受谤的案件很多，不少犯了忌讳的僧人还因之而下狱、革除僧籍，道会也曾经被牵连下狱。“遂被拘执，身虽在狱，言笑如常，为诸在狱讲释经论。”事实上，在极端困顿的情况之下，还能谈笑弘法的，不只道会一人，另外还有十多个同他一起被囚的僧侣，他们经春至冬，人人“衣服褴褛，不胜寒酷”，可见惨苦。 也因为实在不胜寒酷，他在狱中曾经向化度寺求助，写了一封骈四俪六、情词并茂的书信，有这样的一段堪称经典的文字： 自如来潜影西国，千有余年；正法东流，五百许载。虽复赤髭青眼，大开方便之门；白脚漆身，广示归依之路。犹未出于苦海；尚陆沉于险道。况五众名僧，四禅教首，头陀聚落，唯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纳。加以无缘之慈想，升锤以代鸽；履不轻之行，思振锡以避虫。今有精勤法子，清净沙门，横被囚拘，实非其罪。遂使重关早落，睹狱吏而魂飞；清室晚开，见刑官而思尽。严风旦洒，穿襟与中露俱飘；繁霜夜零，寒心与死灰同殪。若竟不免沟壑，抑亦仁者所耻。 这封信一向乏人重视，但是，它却堪称为“无尽藏”事业历史的一宗重要文献。书达未几，化度寺便派人到狱中送来了足以御寒的皮裘和鞋袜。三阶教僧团还运用朝中大臣信徒的力量，随即开释了道会，放之归蜀。此后，道会即在大明寺住持。 当道会离开京师的时候，三辅名僧，华盖萃集，车驾数以百计，簇壅塞途，齐送高僧出城门。道会即席赋《与诸远僧别》诗： 去住俱为客，分悲损性情。共作无期别，时能访死生。 当下不问道俗，闻者皆为之堕泪，其胸怀器识之动人如此。 道会于贞观末年圆寂，得年七十。生前对于三阶教“无尽藏”在蜀地的发展，贡献极深；可想而知，当初凄寒极甚之时，狱中一裘一鞋之助，其犹雪中送炭。尔后大明寺之放贷济贫，也可以从那一封“若竟不免沟壑，抑亦仁者所耻”的情怀上窥见端倪。 僧尼放贷，早有传统。史册明载：北魏尚未分裂之前的世宗永平二年，即有沙门统（总理天下寺庙之僧官）法号惠深者上奏：“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无尽藏”将本取息，母子相生财富的确是不断累积的。这一份资产平素分为三份，一份给全国修理寺塔，一份施天下贫穷老病，一份由僧团自由支配。不过，惠深上奏的寥寥数语仍旧显示了“无尽藏”的好几重意义。 其一，僧尼的确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 其二，僧尼可以为了恢弘佛、法、僧三宝在世间的影响而出贷财物，其间即使有些许微薄的获利，未必归于“常住”，也不会受到指责。 其三，从相对的借方言之：由于普遍的困穷，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是绝大多数百姓的生存景况，凡有家户者，几乎无不仰赖一时借贷，遂使薄有资产者也能稍事放贷取利。 其四，不向官方或民间富家巨贾求助，而向寺院僧尼举债，则显示无论借贷是否附带质押条件，请方外人解燃眉之急，的确是“方便门”。 三阶教初期以“无尽藏”为布施之本、营构义福，更不为求利，要求借方偿还少许利息，不过是希望福田渐广。这一时期的三阶教僧众不但自奉甚俭，衣食窘涩，极为困苦，且不能为主流僧团所同情，处境堪说十分艰难。这就使得想要速毕其功者也慢慢走上了累积资产的手段—由于受惠者众，多有一时受助而略得发迹变泰者也回头投入了营构义福之事。在当时，有一个专有的语词来形容这些援助三阶教僧人的财主：“钵底”。 梵语“陀那钵底”。“陀那”是“施”，“钵底”是“主”。取陀字音转为“檀”，复取义“超升度越”之“越”，故“施主”又名“檀越”。《增一阿含经·护心品》称：“观檀越主，能成人戒闻三昧智慧，诸比丘多所饶益，于三宝中无所罣碍。能施卿等衣被、饮食、床榻、卧具、病瘦医药，是故诸比丘当有慈心于檀越所，小恩常不忘，况复大者。” 由此可知，所施舍的不一定是金钱，也可以是任何堪为日用之物。 “钵底”二字，也有一种反客为主的假设—这些隐身在僧众背后出资的人，无论动机是报恩、种福、行善或者分润微利，都可以称之为丛林放贷事业的资主—说得更深刻一点，也就是寺院的东家。 李客便是藏身于大明寺佛身影翳之下的一个“钵底”。 三七 以此功德海 关于李客，李白几乎绝口不言。世论多以父子不甚亲近而奇之，或者以为这是诗人特立独行而不同于流俗的情感形式。其实并非如此。李白之于父亲，实有不得不隐之、讳之的苦衷。 李客嘱托慈元转交钱粮书信，以及作为李白出游各地川资的契券，以俾历练世情，这趟旅程，可以说是李白开始认识父亲的起点。这一年李白初满二十岁，三十五年之后，他偶然地写下了一首诗：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这首《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是七绝，写于至德元载，也就是李白五十五岁的那一年，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初起数月，安禄山已盘据洛阳，称“大燕皇帝”。李白避地剡中，道经湖州，为了答复湖州司马韦景先所提的一个问题“汝竟是何人耶？”所作。 韦景先与李白是旧识，还会刻意作陌生惊奇之态，问这样一个其实无须回答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对李白诗才风趣的赞叹。而在这一问、一答之后未几，韦景先便因病过世；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不可能知道，他此生也只剩下六年的岁月，而且他也由于穷途潦倒，深恨知遇艰难的感慨，即将犯下此生最严重的一个错误。 趑趄于生涯尽头，一旦被问及：“汝竟是何人耶？”一个流离颠沛了五十多年，犹自满眼风尘、寄人篱下的诗人，即令仍惯然故作洒脱，仍不免透露心上磨痕。 当时两人都喝醉了，李白借由诗中佛经典故回答了“我是谁”这个令人一生一世都不得不面对、也可能一生一世都答不出来的疑问。尽管提问者或可能只是在表达对诗人之天资秉赋难以置信的叹服，李白还是逃避了问题的核心：“我是谁？”而漫应之以“金粟如来”之后身。 《维摩经·会疏三》：“今净名，或云金粟如来，已得上寂灭忍。”在《昭明文选》的注者李善所撰之《头陀寺碑》注复引《发迹经》说：“净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来。” 李白所自诩的“净名大士”，也就是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来到娑婆世界，化身为在家居士，以助释迦牟尼弘扬佛法。据较早的传闻，谓维摩诘居于印度恒河北之毗舍离城，妻子名唤无垢（也就是“净名”之意），其子女分别命名善思，以及月上。 维摩诘居士之家财无数，这一点，深刻地呼应了北魏“营构义福”思想以降，僧俗两界的集体渴望。布施者尽管发展出早期三阶教那种一日一食、余粮余财皆付布施的行止。在另一方面，布施者也会令人感念之余，联想到富可敌国的维摩诘居士散无尽财救助贫民、布施僧侣的修为。 此外，维摩诘居士还有一个特性，也与初期三阶教僧侣极为相似，那就是不执泥于“当下”以及“外显”之相，而能平视王侯奴婢，直以众生为佛，而善待之、礼敬之。据说他雄辩无碍，妙语缤纷，为了度化众生，说法的对象不分仙凡，也不畏亲贵豪门，不避外道，不弃污秽。 在庸众心目之中，维摩诘居士就是财神。而李白的确以“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生命实践代李客奉行了菩萨道。这要越过三十六年光阴，从韦景先死后，李白为他的遗孀所写的一篇文字《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说起。 在佛教的历史上，王舍城是一座名城，释迦牟尼佛修行之地。向北不过二十里，即那烂陀寺，四面环山，经呼“灵山”，东山距城不过一箭之遥，是名灵鹫山，佛祖曾经在此讲述无数经典—包括非常知名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佛灭之后，弟子们首度群集之地，亦在此。奚山，则有温泉，佛浴于此，相传水中有灵，于百病皆有疗效。 在更古老的时代，王舍城为摩揭陀国的国都，分旧城与新城两域。旧城焚毁后，国王阿世建新都宫于此，栋宇豪华，文饰缛丽，人称但能为王者之居，遂命名曰“王舍城”。日后阿世王复迁都波咤厘，王舍城便逐渐荒废了。 阿世王一代明君，身世也非比寻常。 话说摩揭陀老王频婆娑罗年迈无子，深恐江山基业，无人继承，日益忧心。有日忽然传语于市井之间，谓：城东山中有一位道术不凡、具备前知之能的修行者。这修行者曾经在无意间向人透露，说自己死后将前往宫中投胎—那，就是国王之子了。 频婆娑罗王望子心切，就派侍卫去断绝了修行者的饮食，还不能惬意，又一不做、二不休，再派亲信去结果了那修行人。修行人死后，王后韦提悉果然怀了孕，生下了王子，取名阿世。国王杀了修行者，恶灵不能罢休，立誓他日必害父母，以报杀身之仇。 阿世出生，频婆娑罗王也心虚未已，又怕真有恶灵报复，还居然动了先下手为强的念头。幸亏韦提悉后温言婉劝，晓以大义，才让频婆娑罗罢手。然而无论如何，阿世王便是在这样一个危疑险厄的环境之中长大成人的。 阿世王的身世也与佛教早期历史中的提婆达多事件有关。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后因为异议而离去，另外成立教团。 在不同宣教目的的经典与传说中，提婆达多的形象、评价很是不同。《释迦谱》称其“四月七日食时生，身长一丈五尺四寸”、“大姓出家，聪明，有大神力，颜貌端正”；《妙法莲华经》谓之犯五逆之律；《十诵律》则谓其“出家做比丘，十二年中善心修行：读经、诵经、问疑、受法、坐禅。尔时佛所说法，悉皆受持”；《出曜经》称其“坐禅入定，心不移易，诵佛经六万”；可见其博学精进，且变貌多端。 提婆达多以其聪明、博闻、禅定、戒行精进，复有神通而深受王子阿世的礼敬，于王舍城极受敬仰，自认与佛陀同“姓瞿昙生释家”，而欲向佛“索众”。勉强取解释，是说他以僧众为资产而要求分家。佛陀则认为：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都未付之以摄教众僧之责，何况提婆达多“噉唾痴人”—这令提婆达多常怀怅憾，耿耿于怀。也为了取代世尊之地位，提婆达多时现神通，令摩揭陀王子阿世信服。不徒此也，提婆达多又教唆太子取频婆娑罗而代之；阿世遂囚禁了父亲，下令不给饮食，必欲使之病死而后已；阿世也因此得取了王位。 频婆娑罗王的夫人韦提悉后不能力抗此局，只好暗中服事。她澡浴清净，以酥蜜、麦粉与葡萄浆，奉食频婆娑罗王，频婆娑罗王进食之后，体力逐渐恢复，合掌向耆崛山遥遥礼拜释迦牟尼佛，求大目犍连授八戒。世尊除了遣大目犍连尊者以外，又遣富楼那尊者为王说法。经过了整整二十一天，阿世王忽然睁目回头，问守门者：“我父，尚健在否？” 这原本是一个儿子发忏悔罪的征候；也是前世恶灵放下仇心的机缘。然而阿世王一旦听说是韦提悉后奉食频婆娑罗王，而使之得以延命的曲折内情之后，杀心又炽烈起来，并迁怒于母亲，登时怒加幽禁。韦提悉后也只得再一次透过祷祝，向当时还在耆崛山的释迦牟尼念请求助。 世尊遂与目犍连、阿难两位尊者亲自来到王宫之中，而韦提悉后灰心已极，不愿再置身于娑婆世界，佛示现十方佛刹样貌，而韦提悉后选择的，却是西方极乐世界：“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我当往生，不乐阎浮提浊恶世也。” 韦提悉后可以说是在情感上一无所有之后放弃了生命。临行时，她留下了绝望的大悲之叹发起佛广说《观无量寿佛经》。后世所传的诸多西方净土变相画，都绘制了这个残酷、悲哀、但是仍于凄凉至极之地鼓舞着众生向善的故事— 带来生命之人，竟也是取走生命之人；取走生命之人，竟也是带来生命之人。以此为变喻，则见出万事万物相生相害、因离因合，这正是阎浮提世界的本质；也是七情六欲得以上演之境域。唯于生死大别之际，才能催动旁观者略识浮相。 “西方净土变相”便常以这阿世王与父母之间的爱恨情仇为题，连墙绘饰，以为警世之教。其间用金银泥画者，别是一种功课。那是用箔金为地，于七彩髹漆山川、人物、宫室、花鸟、鬼神、禽兽形象之外，涂以银质画线，作为荐献神明，保佑亡者之灵的一种奉祀之物：“以伉俪大义，希拯拔于幽途；父子恩深，用薰修于景福。”此处的“薰修”，也出于佛家的解释：譬如烧香薰染衣物，香灰飞灭，香气着衣。不能说这香还存在，因为香体已经化为空无；但是也不能说它不存在，因为香气毕竟还留在衣服上。 李白五十五岁那年，在湖州与韦景先大醉当夜，写下“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之句。当下，两人还噱笑订约：作为金粟如来的后身，李白自得信守维摩诘居士的行径，于韦景先致仕归林之后，开福德方便之门，融通银两，作伙经营酒楼。说来有如玩笑，可是韦景先与李白的醉中辞气，都极为认真。不出数日，他和妻子宗氏在逆旅中便接到衙署中差役挞户报闻，传话的是韦司马的夫人秦氏，口信只有两句：“司马疾笃，恐不治。” 原来自从那一回纵饮大醉之后，韦景先即病酒不起。这原本也是贪杯之人的家常，宿醉未解，贪睡一两天就恢复了。然而韦景先的病势似乎不轻，无论吃什么，才下咽，随即原样吐了出来。 李白为患者把了脉，只觉脉来圆滑如珠，抖跳不定。问家人就医的情形，秦氏只是饮泣，随侍的苍头则只能约略转述：几个大夫都说是腹中虚寒，开的药煎服之后，也依样呕得满床满几。 李白摇了摇头，道：“不是虚寒，这叫‘洞风’；是风气于五脏六腑之间随势窜走！” 秦氏闻言但觉不妙，也顾不得防嫌，揭开纱帘便出来了，一脸泪痕地问道：“救得转否？” “古来阳庆子有心法：‘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彼所谓期，不过五日而已。”李白欠身作一长揖，道：“看司马吐息和缓，容色不殊，这就是‘安谷’之效，平素惯习食粥所致。粥所以充实胃气，才熬过了这些天。如今已满七昼夜，而天地养机有限，不能多所赊贷—就请夫人节哀了。” 李白看着韦景先酡红未褪的容颜，想着的却是多年未曾忆起的赵蕤。 三八 匡山种杏田 那是他第一次离开绵州之前的春天，慈元和尚来送书简油粮的那一天傍午，赵蕤兴致出奇的好，将慈元留在子云宅用饭，他检视了一回园中和灶下所有，除了平日餐飧一向少不了的青精饭和水英羹之外，特别吩咐了两道菜；一道叫“端木煎”，另一道叫“椿根馄饨”。赵蕤还捧出原本不知藏于何处的一坛陈酿，与李白对饮。 当日，慈元显得有些不安。虽然布食的几上除了酒是犯戒之物，其余皆为园蔬，揆情按理，不应有所忌讳，他却不大举箸。踧踖数刻，才胀红了脸，贾勇道：“处士乃是道者，不亦有五戒乎？” “有之，与贵道无异。”赵蕤颔首，不改容色，继续同李白举杯而饮。 慈元沉默了，捱过老半晌，似又不能按耐，复道：“贫道犹记，贵教五戒中亦有‘不得嗜酒’其一……” “有之。”赵蕤说时，又满饮一杯。 慈元木讷人，不善与谈者机锋相抗，他的确对赵蕤饮酒之事有着深深的疑惑，可是赵蕤如此实问虚答，他也一时为之语塞，无言以为继。赵蕤则与李白对饮了三数杯之后，忽然将原本另在灶间进食的月娘也唤了来，四人各据方面，凭几围坐。赵蕤才转脸对慈元道：“和尚可知某何以奉此‘端木煎’为斋食否？” 慈元摇头嗫声答：“实不知。” “‘端木煎’，北人呼为‘檐卜煎’，乃取新发栀子花之肥而大者，以牛眼沸水滚过，沥干之后，和甘草末，拖面油煎而成。”说着，赵蕤用箸尖轻轻拨了拨菜簋中的栀子花瓣，道：“看此花涵润丰实，今春郡内雨水已足，此后二十日，天晴无雨，堪合就道了。” “就道？”李白和月娘齐声脱口而出。 赵蕤并不答话，从身边几下取出一副尺许长宽的蓑皮包裹，继续对慈元说：“至于这椿根馄饨，也须知其所用。椿、樗二物虽然同种，却有薰、莸之别，一香、一臭，各有用处。椿木结体正直，利用全在枝叶；樗木结体屈曲，利用全在根皮。用以为药，两者之利皆在肝。以椿制药，于皮肤毛发有益；以樗制药，于血气阴窍见效。作用于内，可以消除肠风，通畅滞痢，使人安神悦志；作用于外，可以涤净疮疹，消解丁毒，使人好颜媚色。汝须知：修治椿根，以不近西头者为上。采出之后，拌生葱蒸熟半日，锉成如此细末，悬挂屋角南畔阴干，如此经年可用。” 慈元听赵蕤云山雾沼地说了一大套，并不理解日后果然有用处，只唯唯应了几声。 “和尚今岁云水之行颇为频繁，某别无长物可以奉赠，准备几斤椿叶樗根，随汝行李登程。”赵蕤这才顿了顿，转向李白，“我同和尚说的这些，汝可记下了？” 在状似随意的言谈间授受知见，本是赵蕤惯技，李白略不意外，答道：“记下了。” 然而令李白大为意外的是赵蕤接下来的话—但见他一举杯，凝眸直视李白，道：“饭罢稍事休憩，汝便也收拾行囊，同和尚一道去罢，午末未初就道，昏暮时分差可以到宿头。” 此言一出，月娘也为之一愕，道：“遣他去何处？” 赵蕤笑了，回头问慈元：“汝欲何往？” 慈元自也是悚然一惊，期期艾艾地咕哝了一句：“贫道此行甚远—” “看得出来。”赵蕤抬手指了指屋檐下的一宗筐箧，“容某一猜；汝可是往西南而去？” “噫！”慈元心神一颤，原本挛缩的身子不觉挺了挺，道：是—” “峨眉？汝箧边捆缚的，乃是一泥金髹漆匣轴，其中若非度牒，果系何物？方外人度牒随身，本无异样。可是如此郑重其事，必然是有上寺观光之行。然否？”说罢，赵蕤仍旧微微笑着，再倾一盏，饮尽，又道：“峨眉乃佛光道气会集之地，是该去参礼一回的。不过，此行迢递，或恐另有俗务须待和尚料理耶？” “人称处士是神仙，”慈元抖着唇、颤着声，道，“果不其然！” “无他—”赵蕤从袖子里摸出李客的那封短简、抖擞开来，逐字念了其中几句：“‘或同佛子游，亦可相照应，唯蛮瘴逼人，须嘱稍防’。”念罢，赵蕤又对李白道：“汝父写信，错字满纸，一片云烟，仅此寥寥数语，便讹写了四五处，某却是看见和尚的那一轴度牒，才参透的。此简原意，是盼你能与和尚同行，却怕蛮瘴之气相侵，惹受无端灾病，嘱汝提防；所以某才为汝等备此椿叶干菜，日夕佐餐，可以防疠疫。” 他并没有将信交付李白，却随手从另一只袖子里摸出了先前那一叠契券，递了过去，并道：“我粗粗寓目一过，此物有大用处，契券是有次第的，千万不可颠倒、淆乱了。” 李白一时之间还参不透赵蕤话中玄机，而这一叠从未出现在眼前的契券，显然是和尚所携来，便转眼看了看慈元，慈元竟然抢忙低眉垂脸，像是有什么不便开口的心事。而赵蕤只不理会，仍旧侃侃而谈： “此去往峨眉，若无他故，一百八十里至汉州，再一百里过益州，复南行二百里便到眉州，前后计程五百里。倘若某推估不误，汝等步行，可得二十天晴明春日，一路寒暖合宜，可缓缓去矣。” “我—”李白看赵蕤说得兴高采烈，心头之疑却越听越不可解，终于觅着个间隙，问道，“我却去峨眉则甚？” “无所事。”赵蕤倾身向前，为李白也满引一杯，道：“游历而已。” “到何处？” “处处是。” “几时回？” “回时便知。”赵蕤忽然扬声道：“汝客岁诗中不是还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么？” 如此突如其来地展开一场没有目的、也不知归期的游历，李白有些不知所措，他恍恍惚惚地喝了面前的这一杯酒，道：“真不知如何出。” “出即出矣！但有三事须防。”赵蕤道，“见大人，须防失对；见小人，须防失敬；见病人，须防失业。” “见大人，须防失对”很容易明白，说的是遇见了衣冠中人，若有酬答的机会，可以尽量施展所长，不要坐失了发挥才学的机会。见小人，须防失敬”也是耳熟能详的勉励，意思是要他勿因所见者为乡野黎庶，就心存轻鄙。唯独这“见病人，须防失业”，怎么揣摩也不能会通意旨。 赵蕤看他皱眉瞑目的模样，便明白了，当下道：“汝随我修道向学，至今也大半年了，日夜操持百工，能熟习农医诸艺，多学益能，本非恶事。不过，汝须知士农工商，各实本行。农与农所能商量的，不过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工与工所能通款的，不过是机栝精巧，锤斫细密；商与商所能谋画的，不过就是三五六九，加减筹算；士人与士人所能言道的，不过就是诗文歌赋，人伦天理而已。何谓‘失业’？便是不与同行言同行，或是与同行不能言同行。古云‘失业者贱，得志者贵’，即是此理。” “然而‘见病人，须防失业’之理，实在不明白。” “以某视之，汝天资颖悟，望闻问切的手段虽然未窥堂奥，却也颇能为人调和水土，燮理阴阳了。遇有不忍其苦的病家，汝若出手诊治，未必不能奏功。”赵蕤接着道：“汝或要问：祛疾救人，怎生说‘失业者贱’呢？” 李白点点头。 “一旦以医得名，便入浊官之流，从此远离清要，再也不能回头。试问—”赵蕤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杂糅着无比的期盼与无奈，“汝果欲以一医得名哉？则何不就昌明市上悬壶去，竟来匡山所学何事？种杏成田乎？” 赵蕤的话是说得重了些，然而他的顾虑却是合乎现实的。赵蕤自己在破天峡一诊成名，远近患者像潮水般涌至，门前车辙马蹄不绝。然而人间疾苦，入目自然关心，不能忍此，只好日复一日地救人，不知伊于胡底。直到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还有未竟之志、未践之行，可是年华已经不容许了。 另一方面，医之为术，同于百工。在朝廷制度而言，与天文、监牧、占卜、造酒、舞乐、建筑之官略等，由于需要专门的技艺，这些技艺的传授，又向来不多入士论，总被看成是“方伎之途”，并为“浊流”。这也是唐人无可改变的观念，必将“士职”与“非士职”分流，所谓：“士庶清浊，天下所知。”这两句话出自比李白早生一百多年、初唐诗人王绩之口；不过，这只是一整段话里的前一半。 王绩，于隋末出生在一个世代居官的高门大家，幼有夙慧，“八岁读《春秋左传》，日诵十纸”，被视为“神仙童子”。十五岁入京见杨素，惊才绝艳，满堂叹服。以如此出身、积学与遭遇而求官，何职不可得？可是他从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染上了酒瘾，见美醁辄不能自已；宁可放弃诸多简任清要之官的机会，单挑太乐署的“太乐丞”求任—原来是太乐署中有个名叫焦革的府史，很会酿酒。 只为了能就近喝到美酒，王绩宁可“弃清就浊”，所以在“士庶清浊，天下所知”之下，王绩却反其道、逆其理，认为即使天下人都知道清浊有别，真正伟大的贤哲，却不会在乎所居并非清要。于是他接着说服选司：“不闻庄周羞居漆园，老聃耻居柱下也。” 选司终于被王绩说动，让他做了太乐丞。可是这酒仙口福不佳，只干了几个月，焦革就死了。是后，焦革的妻子袁氏还继续供应他一年多的美酒，也跟着过世了。王绩乃挂冠求去。太乐丞这个官，的确因为王绩当过的缘故，而位跻清流。可是有唐一代，也只此一例。即以王绩任官的资历来说，他毕生也只担任过这么一任浊官而已。至于医、卜、星、牧等浊流之官，则终不能入清流，其数已定。 赵蕤见机独深，也果然料中了李白在旅途中发生的事。 三九 禅室无人开 慈元受李客之托，原以为只是顺道交付什物、信札，不意却寻来了一个伴当。他口虽不言，心里却止不住地懊恼—这一趟峨眉之行，他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事要办。多了个李白在身边，他每走一步路，都觉得尴尬。此中曲折，与大明寺之沿革有关。 从道会力行三阶教法义之后，大明寺一时成为巴蜀间旗帜鲜明的一个福地。道会曾因宣教言辩的牵连而蹲过囚牢，深知当世佛法诸宗忌讳，虽不敢鸣钟摐鼓，广肆宣扬。可是唐初天下疲敝，这反而让寺院—尤其是能够兴办福田的寺院—不得不分担济世之责，甚至也因之而分担了天下户口。 太宗贞观年间律令，朝廷应分授天下人户田地，每丁应受三十亩。但是普遍不能足数，即使在江南富庶之区，每户也只能实受五亩、十亩大小。 除了授田不足，还有亩产量少的困境。从陆龟蒙《送小鸡山樵人序》所称“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费米十斛”可以推估，每人日耗粮大约一升又六合，倘若某户实受田四十亩而年产粮四十石，不过果腹而已。以这样困窘的生产，还要应付赋税—唐高祖明令行租庸调制，每丁年纳粟二石，调绢二丈，绵三两。此外，每丁岁服劳役二十天，日折三尺之绢，则为农事而不能应劳役的，还得补缴六丈的绢匹。更不消说：还有地税每亩二升，四十亩地便是八斗，这也还没有算上府、州、县署另行名目以折纳、摊派的税捐。试看，百姓如何能免于贫病冻馁？ 欠田难以补实，众口不能充饥，是以人人需要借贷。即使今日向人求助，明日为了翻得微利，或许还宁可将所借来的钱粮绢布转贷于他人。于是可以想见，若在赤畿繁华之地，沿着坊街行过，所见市肆，无不是放贷之主；而如果逐邻里而入，每至一门户辄登堂叩问，大约也无不是赊借之人。 但是，若在赤县、畿县以外，也就是紧、望、上县以下，甚至比较偏远荒僻的中、下县地区，寺庙就成了放贷的渊薮。大明寺所在的绵州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而道会圆寂之后，无巧不巧地，此寺的处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前曾述及：寺院财富之聚积，营构义福，随缘而散，但是亦因子母相生，成为无尽之藏。此外，大批不得地利而行将辗转沟壑的百姓也涌进了寺庙，成为几乎无须价费的劳力，这反而使得寺院有余力从事更多的产业活动，财富自然继续增长。 从南北朝起，许多人丁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便利用出家为手段，成为寺院所领之民奴。南朝萧梁时，“道人（指僧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不仅逃役、受穷的人争相入寺执役糊口，即使是贵盛之家，也有为了佞佛而为奴的事例。《魏书·裴植传》：“其母年逾七十，（入寺）以身为婢，自施三宝。布衣麻菲，手执箕帚，于沙门寺洒扫。”最后还是让子女花费了“布帛数百”赎回，这与南朝梁武帝三度舍身入寺为僧，而由朝臣赎回，是同样的道理。 拥有无尽的奴工劳力，使得佛寺的经济活动更加畅旺。寺院领有的庄园规模与范围也日益增加。由高僧大德所经管的施利钱银滚聚到一定的数量，除了籴粜五谷器用，以扩充借贷品项之外，最多的就是“买庄”、“买园”。也有僧徒能够纯粹凭借一己之力置田兴宅，其中有的还是经由质押而得。 唐初，长安僧慧冑主持清禅寺四十年，能使“九级浮空，重廓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所以竹树森繁，园圃周绕过，水陆庄田，食廪碾硙，库藏盈满，莫匪由焉。京师殷有，无过此寺”。又有因虔诚信仰而捐献的金银，让大笔的钱财滚裹增加，这也其来有自、渊远流长— 早在北魏初叶，魏太武帝西伐自称天台王的盖吴之时，一鼓作气打下了长安，于不期然间发现佛寺里藏有大批的兵器。太武帝声称：这是寺僧与盖吴串谋顽抗。在震怒之下，他下令将一寺之僧众全数屠杀，并且亲自检阅寺中财货，才赫然发现：除了原先暴露的兵器之外，尚有大批酿酒之具。以及州牧郡守、豪门仕绅所“寄藏”的私人财物。清点之下，居然光是品项就超过了万数。可见得这是一宗长久而持续的买卖。换言之：那批兵器也许只是另一个身为武将的官吏向寺院举借财物的质押品而已。 就私通政敌盖吴而言，佛寺可能是冤枉的。但是魏太武帝却揭露了一层过去并不坦荡的僧俗关系。早在李唐立国以前近两百年，寺院就有从事“质库”—也就是典当—以取利的经济活动。 就在开元年间，皇帝还曾经颁下敕书，禁止高利盘剥：“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自今已后，天下私举，质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这道敕书暴露了一点：由于官方和民间商贾放贷的利钱极高，而官方特甚，其本利之比竟然高达五成。 相对而言，寺院取息不过三分上下，还算是比较低的，所以一般而言，庶民宁可随寺借贷。其中，个别僧尼如果蓄有私财，在不影响本寺常住—也就是共有资产管理—的前提之下，也往往以较小的金额、更低的取息，成为善男信女的债主。尤其是当这些僧尼个别又有俗家亲近的财主为后援，则益发长袖善舞，方便挪移了。 此外，寺院与寺院之间—尤其是教判、宗法不同的寺院之间；在经济活动方面原本各行其是，然而遇上归债求息比较不太方便的状况，还是需要僧人奔走其间，甚至略施手段，做许多酬值调换的庶务。慈元此行峨眉山，一路之上就得处分几宗这样的事；而这番折腾，则肇因于道路间的一个谣言。 大约就在李颙上书举赵蕤、李白为“有道”的同时，京城里传来消息，朝廷正在筹划着颁布敕书，明文允许僧、尼、道士和女冠可以拥有数十亩不等的私产。这一风闻，传到了偏远州县，引起了浮躁不安的议论。 任人皆知：沙门拥有私房已有数百年旧例，举凡田宅、商店、器物、禽畜、被服、经籍，都可归属僧尼自有。近百多年内，公然取与珠宝、契券的也无时无之。到了晚唐信州军押卫都团练讨击使刘汾的笔下，已经有这样的告诫：“凡诸僧人在寺住持，务要各守本分，不许贪花好酒，妄将田地移坵、换段及盗卖等情。”这篇《大赦庵记》所述，早在盛唐时已发其端，所谓“移坵换段”，就是寺僧个人或寺庙常住与其他僧人、僧团以交换质押契券来取得对双方或方便、或有利的土地。 道会圆寂之后，新任的住持僧远引一心只巴望着能维系那“营构义福”的事业于不坠，可是俗情唯名僧是瞻，一旦僧名不振，寺院的声誉便一落千丈。在这样一个普遍重视门第、郡望、声价、名衔的世界，大明寺不得不放眼中州四京、淮右江左，访诸其他丛林作为，才发觉一个窾窍：若要博寺院慈悲施舍之名，不能不积聚财富。且本寺规矩，更应奖励僧尼“放贷纳奴”。 从远引开始，大明寺风调丕变，僧众四出宣讲，多以劝募信徒施舍为重，举凡田地、钱粮、缣绢、牛羊，或至家用器皿，未有不可施者。这些物资有的可以转手出贷于所需之家，有的则用以充实丛林所领有的庄园。从“修戒行”转向而“营田业”，布施一事也就从“予人”的目的转变成“利己”的手段。 连大明寺都不能幸免于积财求名，便可知天下寺院逐利之切了。朝廷为了防止寺院过度膨胀其资产，只能再祭出新的法条予以限制。这一则首先由杂报传出来的传闻并未言及详细，只说各部尚书正在研商，日后会须明令二事；其一是寺产与僧尼私产需作分别区处；其二是无论常住共有，或者私人自持，应一律以田亩计数而限制其额度。 世事既已如斯，律令随之而已。不过，一旦明文颁订，意思就很不一样了。有了法条，就意味着先前在寺庙中僧团财产便要进一步清点，以与私人所拥有者分割明确；此乃慈元这一趟行脚的底蕴。大明寺僧团差遣他到成都、眉州一行，路经好几处丛林，就是去同各寺院执事僧商议，无论是常住或个人所持有的借贷契券，能否移换—也就是将已经断送于贷方的质押土地作成债权交易，方便各寺或僧尼就近持有，日后皇帝如果真像传闻所言那样，下了敕书，果决分割常住与私有的财产，僧尼也好因应。 也由于这样牵涉广远而操治繁冗的事向无前例，各寺院既不能像寻常商贾那样熟悉各种物业的时价，又碍于方外清修的身份，实在不方便雇请俗家人代为运筹，只好经由个别寺僧询访熟识交易门路的施主，再依样与他寺打交道。李客经营商队多历年所，规模非但遍及旁郡，还能沿江直抵东吴，识见、手段都足以为大明寺拿主意；经他指点之后，慈元才得以成行。 李白对此等事业则懵然无所知觉；他随身行箧之中除了月娘给备置的一个布囊、赵蕤交代的一封书简和几包草药之外，无多衣物，尽是十数卷他还在追拟描摹的《文选》，还有百余纸南朝名士的诗文钞—大多是以山水游观为题旨者。赵蕤翻检了一回他所携带的诗文，翻到十余纸郭璞的游仙之作，微笑道：“汝此行所过，尽是神仙地，倘若遇见了骑羊之子，一念不察，随之而去，便回不了头了。” “我脚随我意，岂便让人随手牵去？” “这恰是仙人‘骑羊’而去的底细！”赵蕤的脸上仍挂着笑意，侃侃说道，“试想：羊何等柔弱？其负载几何？仙人岂必骑羊？” 李白答道：“故可知神仙身轻也。” “六畜之中，唯羊知觉涣散，不堪驱使；鞭之策之，皆无可指麾—”赵蕤追问，“驱羊者难以定归止、设游方，又何说？” “这也合乎诸仙周游八极、来去无定、不拘一地的意思—”李白笑道，“吾师即号神仙，当知神仙岂有必去之地？” “然则，那羊手到擒来，不费扬灰之力，教行便行、教止便止，其顺驯如此；这说的便不是仙、而是羊了。羊之为物，向无所谓神智；”赵蕤道，“不信，日后你若见人骑羊，不免要追随而去之际，还须慎念吾言—书简在囊中，到时取出一读便是。” 李白情知赵蕤大约是根据某物某理，而预见了某因某果，就像嘱咐他“见病人，须防失业”一般。可是他不一样，他只是要让天地万物自来眼前，随遇而安罢了。他根本不在乎是不是能撞上骑羊的神仙，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会像神话中的羊一样，乖驯地任随仙人乘去。他一迳敞向未知之人、未知之地、未知之造化。 他也没忘了配上随身的长剑和匕首，将那鞘刃爽爽然抽拔了好些回；这一刻，已经有无数纵跃横飞的句子，在山烟峦云之间闪烁，像是为这一番即将展开的壮游向天地咆哮着了。 四〇 有巴猿兮相哀 慈元与李白所走的这一条驿路是由长安西南行往益州、姚州与黔中道播州的干道。自京师出南山，另有沿斜水、褒水而行的褒斜道，以及骆傥、子午二谷道。褒斜道时通时废，骆傥道人迹稀少，到开元年间连驿栈都荒堙了。子午道分新旧二途，旧道王莽时即已开通，久经战乱，又鲜少修治，日后索性就废弃了。到了南朝萧梁时期，又修筑了一条子午新道，北口在长安县南六十里处的子午谷，西南至洋州署衙所在的龙亭，通往梁州。这一条道路平坦坚实，可以奔驰快马，多年后的天宝时期曾经广置驿所，为皇室贡荔枝，一时官事往来频仍，直到安史之乱以后，往来之利才逐渐中落。 梁州再往西南深入五百里为利州，复行二百里到剑南道的剑州，再走三百里，才是绵州。置身在绵州驿道口东北一望，浮云悠悠，山峦隐隐，长安恰在千里之外，李白此行的前途却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他要再沿着这条驿道干线往西南走五百里。 行前想象，道路间不过是他与慈元二人相伴，应该颇为寂寥。然而一旦来到了驿路上，他才发觉不是那么回事。 在大唐数万里驿路程途上，两驿之间三十里，泰半皆属荒野。朝廷为了确保邮递平安无扰，便布置了驿兵往还巡行，三十里布兵三百，归两驿节度；也就是每驿单向调遣一百五十兵员，均数则堪称每里有五名武士捍卫。 慈元和李白一旦步行就道，举目所及，每见荷戟跨弓的士卒；他们大多身穿薄棉纩衣，衣里微微露出轻甲，有的看似为了提防马匹腾踏，还系挂了胸铠，有挂着虎皮批臂的、也有登缚战靴的。这些驿兵一旦瞥见李白身上配了剑，总会多眄几眼—毕竟，他们都还身负保护驿路的职责。 其次就是驿所例行夫役的往来。 驿所亦有等第，上驿宏大，饲马六七十匹；中驿配十八到四十五匹，是律定数额，许多许少，但视养活与否；下驿狭小，也有八到十匹健骝在槽。这些，都需贮备草料，就要由驿所自行开垦牧田以足给用了。常例，每驿有七百亩牧田供应苜蓿，光是应付养植、收割、贮备等日役，便须仰赖民夫徭役，春日杂工繁重，还得额外雇佣，以为支应，如此一来，入眼也尽有一番熙来攘往的热闹。 另外，结队同行的商旅也出乎李白意料之多。 驿所依里程构建，经时既久，有些不乏井水之利的地方，就会自然而然形成逆旅的聚落。这些散处营生的人多被称为“火集”，例皆供应炉灶器皿，有的还齐备衾褥席榻。客商们算计行程，多能就这样的所在落脚；惯常也由于行客总是自备谷粮菜蔬，来时差遣火集上司役的丁妇代为执炊，不过就是充饥而已。每逢春夏之日，夜长候暖，许多人都只小憩一两个时辰，也就结群登程而去了。 不赶夜路的，每于一夕将息之后，黎明即起，也就聚伴搭伙，少则三五成行，多则数十人，喧闹出入。也常见故友旧谊，天涯重逢，而喜笑欢踊的；或者是旦暮缔交，倏忽辞别，而涕泗纷挥的。果然人情如阡陌，纵横百出。 慈元与李白走了一程，正值黄昏时分，来到次一驿—地名露寒，是个下驿。若是按照赵蕤所估算的，应该就是在此间觅一火集而宿。可是慈元却另有打算—他知道：前行十里出驿路入山，有一兰若，名为福圆寺。他得赶到寺与执事僧交割几宗移转债务的文书，正因为不方便当着李白的面处分，于是交代他：自于露寒驿上寻一处人迹较密的火集住下，次日午时到前路福圆寺山门再会。 李白凡事无可无不可，自便于露寒驿驻足，信步在诸家火集间徜徉。无意间一瞥，见道旁一挑招，黄竹一丈，蓝布八尺，双幅迎风飘摇，五个大字：“神品玉浮梁”。字迹颇似前辈书家褚遂良，可是用笔稍浅，勾画较瘦，也堪称是十分秀逸的书迹了；然而玉浮梁三字虽然认得，却不识为何物。尽此一不知，便引得李白大步向前。 此地阁舍也与相邻诸火集大异其趣。旁处为便利往来行旅，门前多设施一灶，客至随即发付水火，烹茶煮饭，烟火迷离。相较之下，“神品玉浮梁”则显得淡雅多了。迎路并无门墙，倒是栽植了许多应时花木，不过丈许深的青红园圃，繁茂纷披，一步近前，即忘却身后尘嚣。 过了这一阵花木，是一栋泥墙木柱所构筑的屋宇，宽只二架，深约三间，唯厅堂尽处复有一门紧闭，其后通往何处，深浅若何，复有多少房舍，便不得而知了。只这厅堂，满室浮动着酒香，其馥郁逼人，像是看得见一片天雨醍醐。 原来厅中陈设，也大不同于时尚—环堵间一无几榻、二无胡床，遍地压尘的草荐大约从来没有更换，或许隔些时便重新铺垫一新，这省工费料之法，据说是从胡地那些幕天席地的旅栈中传来，所费不赀；倒是踏脚所及，异常柔软，颇解奔波劳顿。 更不常见的，是陈设了十余口大半埋在地里的陶缸，缸面压一厚板，已经有些早到的旅人围着缸，或跽或坐，嘈哳而语，不外就是随口寒暄，或是催促侍奉。侍立者乃一胡姬，身着白圆领窄袖襦、翠绿披帛覆胸、朱色长裙，素花锦带系腰，挽了个鸦巢髻子，正忙着支应。她伸手推开板上一槽门，当下酒香又浮涌鼓荡起来—莫道这酒原来就在木板之下、行客围坐的缸里。 此时却有一人，年事已长，一部亮银髯鬓，三尺萧森；然而长身玉立，挺拔不减少年。他面南而立，戟指向着面前的粉墙，像是比画涂抹、像是拂拭摩挲，又像在仔细寻找墙面上隐藏着的某宗物事。他身边另有一人，盘膝斜倚，手擎一只盛饽饽的巨碗，碗中波光碧绿，有如春潭掩映，须便是香气淋漓的酒了。持酒者年纪较轻，却也须髯杂白，他凝神仰脸，看着摩挲粉墙的老者，不住地颔首微笑，状似极其赏识的一般。 李白正待呼唤那胡姬打点，却听见面墙而立的老者忽然开了口：“踟蹰了！” 这一叹，相当不寻常。他用语简洁，“踟蹰”两字铿锵，慨叹所关，寄意旷远。而盘膝倚坐的中年人整了整头上软巾，接着吟诵起诗句来：“驱车越陕郊，北顾临大河。隔河望乡邑，秋风水增波—” “狂客居然还记得？”老者笑了，俯身就压缸的板上擎起另一只大碗，鲸吸一口，道：“长庚星主台前，吟此拙作，岂不愧煞老夫？”说着时，竟回头深深看了李白一眼。 李白当下打了个寒颤—这，是我听错了么？ 中年人这时也转脸冲李白微微点着头，道：“后生！汝不闻夫子之言，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汝且坐。看薛少保作画。” 被称做“薛少保”的老者则转回身，继续向壁指画。中年人大约熟门熟路已惯，也不召唤胡姬，迳自探手从缸边勾挂处摸出另一只巨碗，并瓠杓一支，推开板槽活门，下手便舀了一杓，酒浆之色，翠碧晶莹，好似向光的墨玉。中年人只手高高捧了，令李白接去饮。 这酒软滑清凉，入喉不滞，一注落腹，通体畅朗。只是醅酿未臻透熟，还残留了些许浮蛆微粒，仿佛带脂的果瓤。中年人此刻似亦有所觉，即道：“略咀嚼，令齿牙间稍转其味—” 李白嚼了嚼，果然口中那渣滓一般的蛆脂随即融了，甜腻稍减，转出另一股较为沉着的醪香，他忍不住赞道：“真醍醐也！岂人间所有？” “别有天地，何必人间？”面壁指画的老者随声应道。 李白循声抬眼，眸光闪烁，更吃了一惊—难道是蓦然间受了酒力而神驰眼离了吗？只这一瞬，他竟然看见了老者在墙上所指画的，是一巨幅山水，当中是一头白鹤，双翼若展若垂，一只纤细的腿独立于烟波微茫之处—正是先前老者所叹之语：踟蹰。 踟蹰，说的是徘徊不安、犹豫不定；欲前又止，欲止又前。才一眨眼，壁间忽然闪现的白鹤便销形而匿迹，也就在鹤形忽现忽灭之间，粉墙上那一片看似巴山写景的画图上，居然此起彼落、声声不歇地扬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猿鸣。 一山啼猿，万里穹霄之众生亦能为之切切而哀，李白听过，这是遥远无端的感动。便在这飒然不知其来处的猿声里，中年人继续吟诵起先前那首诗，全文如此： 驱车越陕郊，北顾临大河。隔河望乡邑，秋风水增波。西登咸阳途，日暮忧思多。傅岩既纡郁，首山亦嵯峨。操筑无昔老，采薇有遗歌。客游节回换，人生知几何？ 这首题为《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是老诗人的旧作。当时诗人还在陕县供事，奉召还京途中，出陕县西行，来到第一长亭，已是荒郊。在不知多少年月以前，有人给这一亭起名为“望蒲亭”，对于诗人来说，这地名十分闹心—因为他的故乡就在一水之隔的蒲州。“北顾”匆匆，只能一望而过，这让迎面扑打而来的秋风，像是将河水催激得更汹涌，而河面也显得更辽阔了。 蒲州有二山。一名傅岩—又名傅险；相传为商代起身于版筑之业的名臣傅说发迹之地。另一座山叫首阳山—也称雷首山或者首山，位于蒲州永济之南。首阳山要比傅岩更为人所熟知，是因为《史记·伯夷列传》记殷遗民伯夷、叔齐兄弟义不食周粟，作歌采薇于山，终至饿死之事；后儒引为大义，而享身后之大名。诗人将傅岩、首山并举为对，是有意在思乡的主题之外，更推拓出宏大的胸怀与感慨。此则唐人“客宦”、“游宦”之一主题，集乡思、国事、天下忧熔于一炉而冶之，为人生无常之遇，平添沉挚苍郁之情。 唐初以来，为取士任官而愈形铸造端整的“律句”规格让日后一千多年的“近体律绝”成为吟咏之主流，但是律中格调所规范者，往往不传其所以然。譬如说：五、七言八句之律体，中两联须作对句，否则即是“落调”。至于何以非如此不可，则并无因缘果证可说，大凡照章敷陈、不忤前例则可。 然而，正是在这古近体交相发皇、而古体尚未因朝考制度之偏倚而逐时让位于律体之际，诗人还能相当细腻地掌握“对句”出现的个别美学作用，而不只应付声调、僵守规格而已。 即此《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明明是五言古风，却在“傅岩”以下四句，作成工丽的对偶—“傅岩既纡郁，首山亦嵯峨。操筑无昔老，采薇有遗歌。”这就是有所为而为之、求其所以然而然的典范。质言之：此处修辞，若不用对仗之句以呈现反复迟回之态，便不能表现其进退宛转、行止蹉跎的隐衷了。至于因为应考规范所需，而不得不在首联、尾联之间作骈偶、讲黏对的“中式”之作，就不能与这样的技法相提并论了。 至于踟蹰二字，恰是此诗神髓。 李白不识老诗人为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阴人。他的曾祖父是隋代名满天下的文人显宦薛道衡。薛道衡历仕北齐、北周，隋朝成立，任内史侍郎，加开府仪同三司。却因为经常訾议时政，而受同僚之谤，说他：“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 终于因为这种隐昧的罪名，薛道衡遭隋炀帝赐死。他原有名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为一时所传诵。据说在临刑前，隋炀帝还留下了切齿之言：“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而薛道衡这种横遭巨祸、残斫清才的命运，似乎不能及身而止。 薛道衡的曾孙薛稷，比李白大上五十二岁，大半生也是名爵显赫，官资堂皇—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累官至工部、礼部尚书。薛稷的外祖魏徵、祖父薛收、从父薛元超，也都是唐初朝廷显宦。他本人则是在武则天朝举进士，前半生多于中朝任官，睿宗李旦的女儿仙源公主还是薛稷的儿媳。 李旦登基，薛稷益发贵盛，封晋国公，加太子少保，赐实封三百户。此外，薛稷更是知名的画家和书法家；曾师事褚遂良，张怀瓘《书断》将之载入“能品”，称道他：“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而窦臮的《述书赋》有说薛稷的字比褚遂良还要“菁华却倍”，形成“青出于蓝”的美誉，是以后人还将他与虞世南、欧阳询与褚遂良并列初唐四大书家。此外，薛稷还工于绘画，长于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精画鹤，一时皆称“鹤侍郎”、“鹤尚书”。 这样一个文才、艺事、官禄俱全之人，为什么会有踟蹰二字之叹？这又要从中宗朝宫中之一隅说起；而这一起宫廷之变又牵丝攀藤地卷上许多原本无关无涉之人与事。 四一 功成身不退 武则天死于神龙元年十一月。本年初，她还在病中，宰相凤阁侍郎张柬之，结络左羽林将军敬晖、鸾台侍郎崔玄、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等发动禁军攻大内，率羽林郎五百，至长安洛阳宫北面的玄武门迎接中宗，斩关而入，杀了武氏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环逼长生殿，宣称二张谋反，请即传位。 三天之内，身心俱疲如风中之烛的武氏退位、中宗复辟，武氏仍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可是国号已然恢复为唐；朝政归于张、崔之手。到武氏宾天，掌政凡四十六年，以皇后干政二十四载，太后称制七年，称帝十五春秋。 或许中宗一向并不以为他所宠信的皇后韦氏也会步上武氏的后尘，武氏当国时，中宗被废困于房州，与韦后共此患难，而有“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的誓诺。他与韦氏所生之女—安乐公主—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因此这一对父子得以时时出入宫禁，秽乱时有所闻；武三思分别与韦氏和上官婕妤有私，这是公开的秘密，而中宗似也不以为异。 武三思之谋主为博陵崔氏世族之崔湜。湜与其弟液、涤皆有才能文，每以东晋王、谢二家自况。其放诞之态，较两晋人物犹有过之。崔湜本来是张柬之一方的僚属，以考工员外郎为敬晖所用，派遣他为耳目，以伺武三思之动静。 然而，此托非人；崔湜其实另是一副人格。他曾经将妻妾和两个女儿都奉与睿宗之子楚王（后改封临淄王）李隆基—也就是日后的玄宗皇帝。崔湜本人风姿佳美，不但“私侍太平公主”，还与安乐公主通款情洽，这也丝毫不妨碍他依附武三思，一路由员外郎迁中书舍人、兵部侍郎。《朝野佥载》记：“湜妻美，并二女皆德幸于太子。时人牓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这话就说得过谑了。 世传崔湜在洛阳天津桥上走马吟诗，游人争睹，士女侧目。有“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的名句。然而，只比崔湜稍长四岁、也封公拜相的张说就曾经艳羡不已地说：“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 张说所谓之“不可及”，从表面上看，是崔湜后进年轻，前途无量；但是骨子里所怅憾的，却是门第。因为唯有如此备受尊敬景仰的世家门第，才会让一个年轻人获得那样优渥的官品、待遇以及皇室的恩宠。的确，崔湜自己也常骄傲地对人说：“吾之门第，及出身官历，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唐摭言》则据此判断：崔湜正是因为这样一意进取，不给人留余地，到头来才落得个极为悲惨的下场。 但是通盘说来，对于门第高下异别，崇鄙分殊，连皇家都不能自免—因为出身陇西狄道的李氏一向顽固地执泥于数百年来中原士人阶级所特别奖重的家世观念，必以此为自尊与用人之本。 所以，在皇室的擘划和推动之下，才将鲜卑族之“李”这个原属陇西狄道的姓氏，透过诸般穿凿附会，形成了和西凉李暠、甚至西汉李广之间直系血缘的谱系，改宗为“陇西成纪”。在打造这个谱系的同时，也广泛地将天下氏族皆予以罗织、安置—可以想见，当然是“欲高者高之，欲抑者抑之”。 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令狐德棻与岑文本等修《氏族志》，是其发轫。书成之后，太宗并不满意，还发还重修。很显然，从太宗以降，修撰这一类的谱牒就是为了打击特定的政敌，或是揄扬从属的党羽。《旧唐书·高士廉传》所谓“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的话，虽然可以看出山东士人的跋扈，却也毫无保留地暴露了皇室及其关陇集团的觊觎枨触之心。 此后，从武氏、中宗以来，几乎时时有重修姓氏之录的奏议和诏敕，直到玄宗皇帝即位，更迫不及待地将已经翻修过无数次的姓族系录》二百卷呈请御览，主其事者，便是窦怀贞、崔湜、陆象先、魏知古、徐坚和刘知几等。 编撰期间，徐坚和刘知几于中途另有任命，分身编校《三教珠英》的巨帙—刘知几甚至在景龙二年便辞去了史官的职务，立志以一己在野之身，从事史料的整理，由此可见，刘知几的史识与当道之所期许者，是有相当巨大的冲突的。 剩下的这几个《姓族系录》的编者，都在玄宗皇帝即位之后的第二年，牵连进一场太平公主所发动的宫廷政变，除了揭发事端的魏知古以外，窦怀贞、崔湜及株连在内的许多官员，都以死罪论处；陆象先则由于先一步与太平公主为了废李隆基为储君之事曾经发生龃龉，因而幸免于刑。至于大规模改造皇室及其所宠信、倚仗者的族谱一事，也就汗迹湮灭而死无对证了。 先是，中宗皇帝的太子本来是李重俊，封卫王，遥领扬州大都督。由于非韦后所出而一向遭到排忌，安乐公主偏又有仿效武氏而为女主的野心，时时与夫婿武崇训商议：如何能怂恿中宗废储，另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李重俊积怨已深，终于在神龙三年—也就是景龙元年—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矫诏发羽林军三百人，斩杀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及诸亲党十数人。 此变最初的布置完密，中宗狼狈窜走，带着韦后登玄武门门楼避难，手下仅门卫一旅。唯令双方都感到意外的是，叛军将领王欢喜等倒戈，情势一时逆转，李多祚等反而兵败被杀，太子李重俊从肃章门逃出长安，奔赴终南山，不多时也被自己的亲信所杀，乱事敉平。 太子造反，确乎罕见。中宗再糊涂也无法不对身边的韦后和安乐公主有了异样的观感。韦后亦有所觉，也就越发积极巩固原先武三思的余党—其中包括她的哥哥韦温，以及日后李白之妻宗氏的祖父宗楚客。 三年之后，韦后和安乐公主、宗楚客合谋，下毒鸩杀了中宗皇帝。也是基于对朝议和公论的畏忌，韦后与安乐公主不敢迳窥神器，只好先立温王李重茂—也就是中宗的第四个儿子—为太子，随即推戴即位，史称少帝。 宗楚客非徒幸进，而且性急。他与崔湜是蒲州同乡，也和崔湜一般，是个面目明皙、美须髯的俊爽男子。不过，由于欠缺长远的洞见和缜密的布局，不待于朝廷中形成有支持力的舆论，宗楚客在中宗被弒之后未几，便贸然上奏，请求韦后效武氏故智，即位称至尊。 这反而给了李唐皇室一个相当有力的把柄。他们是相王李旦、李旦的三子李隆基，以及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他们都站在韦后母女的对立面，也由于当年李重俊仓促起兵、虎头蛇尾的教训，这一次为了彻底翦除韦武余党，他们掌握了京师最强大、也最集中的武力—玄武门的羽林军，也就是北衙禁军。 继“重俊之变”而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这一次兵变操作得十分细腻，参与的主要人物是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前朝邑卫刘幽求，以及宫苑总监钟绍京—他是三国时代的书法家钟繇的十七世孙，本人也以善书而入直凤阁当字差，从为宫中诸建物书写门榜、牌额，转擢而庶理皇家总务；这一次兵变，他带领着自家户奴丁壮，随军而行，居然一刀斧豪杰！ 史称“唐隆之变”的当日，李隆基亲自勒兵于玄武门外，夜鼓三更，靠近宫苑北墙之处已经可以听见军士们喧噪之声—攻势瞬间发动，钟绍京紧随李隆基、率领羽林郎杀向韦后所居的太极殿，韦后逃进飞骑营，却在营中被士卒割下了首级，献于李隆基。安乐公主遇害的时候，手上还拈着画眉笔。 上官婉儿毕竟大器雍容，她亲执烛火，率领宫人迎进李隆基，拿出被毒杀的中宗死前遗诏，说是大位本来就应该归于温王，韦后与安乐公主弒而未篡，大统亦未旁落于人—这是别出心裁的一招，显然有意借遗诏而自保，殊不知李隆基正不愿世间有此诏，也完全不顾刘幽求在一旁说以法理，当即将上官婉儿斩于旗下—这已经宣示：李隆基并非向外戚挣回李唐的法统，而是在李唐传承的法统之内，形成隐微深刻的篡逆。 肃清韦后和安乐公主一党，并没有为宫廷带来宁静。睿宗即位，改元景云，李隆基受“平王”封，立为太子。可是太子和姑母太平公主之间的扞格之势也逐渐明朗了起来。睿宗景云二年、也是太极元年，皇帝传位太子，自为太上皇。李隆基即位，改元先天，史称玄宗。 日后史载：太平公主包藏“不臣之心”，固以太上皇为后盾，擅政专权—据说当时宰相七人，有五人出自公主门下；另一说则是“宰相有七，四出其门，天子孤立而无援”。无论七中有四或是七中有五，至少包括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等；至于不附和公主的，则是郭元振，以及同修《姓族系录》的魏知古和陆象先。此外，擅长画鹤的薛稷也列名其间；他虽不是宰相，然平素与公主及窦怀贞过从不断，身为太子少保，名高爵显，动见观瞻，也成为帝党攻击的对象。 七月初，魏知古上告，说是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但是，另据《上皇录》的记载，则说：“公主谋不利于上（按：指上皇）与今上，更立皇子，独专权，期以是月七日作乱。今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诛之。”无论哪一种记载，都没有太平公主发兵作乱的具体细节。 所谓公主所卵翼的大臣“密谋再次废立”，却是在李隆基即位之前，太平公主曾经和窦、萧、岑、崔等人商讨，这些人和公主都同意应该另立宋王李成器为太子—那是因为李成器居长之故。商谈中陆象先不同意这个看法，他的理由是：“（平王李隆基）既以功立，当以罪废。今实无罪，象先终不敢从。”从这一段对话看来，并无所谓举事叛乱，而是从立储君的正当性上参酌。虽然陆象先的发言令公主“怒而去”，却也反证了一点：这不是一次“谋反”的密商，而是一次无论同意废立与否的两造都参与的公开讨论。 当魏知古向帝党出首提告之后，玄宗皇帝立刻展开了行动。他亲自下令龙武将军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从武德殿入虔化门，将原本与公主亲近的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以及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先杀了，再至内客省擒下中书舍人李猷和右散骑常侍贾膺福，复于朝堂执拿萧至忠、岑羲，一举斩尽。 窦怀贞慌不择路，逃匿于御沟之中，情知必不能免，畏罪自缢。他的尸体受到戮刑，一家改姓为“毒”，以昭炯戒。曾经在东京天津桥上吟唱“春游上林苑，花满洛阳城”的崔湜，本来被判的是流放岭南窦州—距离京师六千一百里；行至中途，却忽然有宫娥元氏攀告，说崔湜也曾同谋要进毒谋弒皇帝。 元氏在刑迫之下，指证历历，居然说得出那毒药是混在平日皇帝服用的“赤箭粉”（某种可以“益气力、长阴肥健，轻身增年”的补药）之中；而从来没有机会接近皇帝用药的崔湜，也就因此而为皇命“追赐死”；其地为荆州一驿，其时在先天二年。 至于薛稷— 四二 孤飞如坠霜 墙上的画虽似石上水痕，瞬间湮灭，但是留给李白的心象却无比鲜明。 像是从山巅—甚或云端—俯瞰所得之景。有长川一带，曲流于层峦之间，当真是岩树参差，林叶茂密。在群峰拱卫之下，还有宫城数起，城之一侧，似有长桥垂柳，不过，大面敷涂的柳荫却被图中明显的主题之鹤给遮住了。 这鹤看似便是向观画之人冲飞而来，长喙微启，有如发出了一声唳鸣；最奇的，是鹤的眼睛，似乎仍垂眸凝望着千仞以下的宫城，而显现出依依不舍之情。 “鹤，多言鸟也。”薛少保微露些许嘲弄之意地说道，“多言贾祸，左氏早有明训；然而，来此人间一度游衍，不能鸣几声，岂不闷煞人？鹤之能鸣、好鸣，而不妨寿考，固是一德，这不容易—狂客也是能鸣、好鸣的人，汝以为然乎？” 狂客，指的是那须发花白的中年人，闻言却像是颇不同意，大摇其头：“鹤能长寿，正因为不德；汝老而不学，《神异经》难道尚未寓目耶？—后生，汝读过《神异经》未？” 《神异经》相传为东方朔所作，李白并未通读。但是这狂客所问的一节，并不生僻，李白的确从赵蕤处听说过：西海之外，有一号称“鹄国”的地方，男女老小，身长不过七寸。其为人好自然，有礼节，喜读经纶，日常多跪拜揖让，人人寿三百岁，行步如飞，一日千里，倏忽便不见踪影，百兽不敢近犯。 这鹄国人其所畏惧的天敌，便是鹤。海滨之鹤，一过即掠而吞之，则此鹤也就有了三百年的寿数，也能一举千里地飞行。而在鹤腹中的鹄国之人并不会死，只是没有书读，极之困顿无聊赖，常会吟诵先前所记忆的典籍诗文，杂于鹤鸣声中，便不易辨读。古人谓读书不熟、反复期艾，即称之为“鹤吞”。 这是杂说野闻，李白一时之间也没有听出个中寓意，遂懵懂摇头，不置可否。 “不然！不然！汝口口声声乐道游仙，读《相鹤经》却不熟，岂有此理！”薛少保却执意和那狂客辩下去，转过脸、搬弄着手指头，对李白道：“淮南八公《相鹤经》说得明明白白：鹤者因金气、依火气以自养，金数九、火数七，是以七年一小变；九七一十六，于是又有十六年一大变。百六十年变止；千六百年形体定—这是何等年寿？无庸置疑：寿德其一也。 “还有，鹤之为物尚洁，故其色白而不染，犹胜于霜雪之清晶，老子对孔子说过：‘夫鹤，不日浴而白。’则天成其洁净，不待藻饰，这也是即目可见，无庸我这老朽穿凿附会的。故曰：鹤之洁德其二也。 “《诗经·小雅·鹤鸣》篇说得好：‘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就是世间隐者所常居之地，必有鹤栖在侧；这是与德为邻，多么难能可贵的情义？而能代隐者鸣其不平，一吐而大快，这又是有义、有直，可以算是二德了罢？”所言到此，薛少保忽然凑近李白，道：启明、长庚皆是太白星之名，看汝肤色明皙如月，又字太白，能不爱鹤乎？” 薛少保不问则已，一问，反倒挑起了李白的疑惑：我初出匡山，与世情一无牵连，然而这两个前辈高年之人怎么像是对自己了如指掌，而且一见投契，像是欲有所为而来，念头这么一转，顿时生了戒心；他捧碗过额，略示一敬，随即大口饮了，清喉漱齿，涤舌润唇，运用了赵蕤所授的“是曰非曰”之法，应声答道：“自其不德者观之，也不是不能成说。 “鹤之表，略无青黄二色，是故木土之气未接，夜不归林，只堪傍洲依水，梦亦漂泊，又岂能安土化俗哉？此其不德者一。” 话还没说完，狂客已经鼓瞪起一双黑白分明、珠丸也似的眼睛，喊了声：“妙哉！” 李白接着侃侃论道：“鹤之形，龟背鳖腹，委曲求全；其啄食也，斤斤于薄舄浅滩之处，披沙取虫，不免与鸰鹭争食，而日汲夜营，所为何事？果腹而已。又岂有云霄之志哉？此其不德者二。” 薛少保听着，神情黯淡了下来。然而李白还不放过，碗中酒浆仰饮立尽，朗声道：“鹤之神，轩前垂后，恃危临险；然而熟其体，仅以高胫纤趾，聊支局面。古人不亦有云乎：‘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好生、全命以成德行之本。不能好生、复不能全命；以致时刻犹疑，造次颠踬，似亦可减鹤之二德。” 李白话声才落，狂客已经忍不住抚掌大笑，道：“胡紫阳信不我欺！此子真非凡间人也！” 胡紫阳？不是元丹丘那苦竹院餐霞楼的师傅么？李白不禁为之一愣，正待追问，薛少保却捧起碗来，对李白道：“孺子连词敏捷，穷理邃密，谈锋雅健，老夫实不能及—然而这鹤之德，却不是空言。他日若有尘缘，汝能一见许宣平，便会得老夫今日之意。” “少保心念所系，还就是许宣平的那几句诗吧？”狂客说着，像是怕李白不明白，回头细说道：“许宣平与少保同庚，深习道法，辟谷有术，常保童颜。此公曾为少保养鹤，名冠京华—” “狂客此言差矣！”薛少保打断了狂客的话，迳道：“他不是为我养鹤，他是借我千顷池田，为天地养鹤。” 李白指了指画图隐而复现、现而复隐的白墙，笑道：“这冲霄而去之物，便是了？” “孺子好眼力。”薛少保接着道：“许宣平在我鹤泽园养此奇禽八百，容我日夜描绘，写成稾草万纸有余；不是老夫夸口，于鹤之情状，无论是飞鸣饮啄，昂立顾视，我可是形神兼领，曲尽风姿的了—” “除了飞鸣饮啄，昂立顾视，”狂客也像是微微地报复一般，打断了薛少保，“还有踟蹰！” 薛少保不但不以为忤，却应和道：“确然，确然。老夫只差一步未曾追随许宣平，便落得个天渊之别。” “‘天渊之别’！”狂客不住地点着头，杂以一声深长的嗟叹，以为薛少保作旁注。 “一步未曾追随？”李白问。 “遥想当时，”薛少保看一眼那净白如玉的墙面，像是指着那遁入虚空之中的鹤，也像是指着窅然不见的宫室楼台，更像是指着那一片曾经皴写分明的山烟溪雾，道： “那是先皇帝景云元年春日的事了。忽一夜，许宣平不知施了个什么手段，避过巡逴的逻卒，直入府邸来见，但说：八百羽客皆安顿妥适，禽差已了，可以归隐去了。还说他黎明便要启程，特来辞行。我问他要往何方去，他答得也妙：‘隐即隐耳，岂有去处？既示踪迹，何必曰隐？’当时，老夫果有一念，庶几便随他去罢了。” “怪不得徘徊不安、犹豫不定；欲前又止，欲止又前；不过，”狂客道，“少保倒向来不曾说过此节……” “我是舍不下那八百羽客，”薛少保说到这里，沉吟了，颤着手举碗欲饮，碗是空的，李白接过手，拉开板槽活门，舀出一杓酒浆盛上，听这老者说下去：“说来可笑，我一生画鹤，丹青万变，毕肖形容；想来，不过徒事眷恋形貌而已，却始终学不得那鹤高飞远举的神思！” “然而，”李白笑道，“许宣平为少保所豢之鹤，不也都还在千顷池田之间‘飞鸣饮啄，昂立顾视’么？” “非也！”薛少保摇了摇头，并未接着说那八百头鹤的下落，回身向墙上又是一阵拂拭涂抹，李白定睛凝望，这一番，墙上出现的是字迹，薛少保一边写着、一边说：“此乃许宣平赠别的诗句—” 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归何处，穿入白云行翠微。 写罢这诗之后，薛少保转头冲李白道：“许宣平另遗我一三寸筚篥，谓：即今起，经三春，于清明、谷雨之间，吹鸣此管，请公效支道林故事。” 原来养鹤不难，控鹤不易。若欲令此野禽安于庭囿之中，一步一饮啄，而忘却冲天之志，是做不到的。一旦蓄之于樊笼，囚之以房舍，则禽鸟翱翔的精神便萎顿了。是以古来养鹤之人，能令野鹤留连不去，自有秘技。 此法说来无足为奇，就是找出鹤双翼之下的两根翮羽—晋人以“翔翮”称之；将这翔翮齐毛处剪断，这鹤便有如雉鸡一般，腾跳不过三尺，奔驰不出一丈。当然，铩羽还有讲究，不能剪破出血—一旦出血，此翮便难再复原。也由于天生万物，必助长其本性，如果饲养得法，复时时挑拨，不使失却高飞之志，铩羽之后的鹤，经过二三年的复育，翔翮重新生出，便又可以飞了。 许宣平迳自归隐，却让八百头鹤又留在鹤泽园整整三年，薛稷得以日夕揣摩，又画出了不少得意之作。 所谓“效支道林故事”，则是颇为通人所熟悉的一个典故，出于《世说新语·言语》。说的是名僧支道林爱鹤，在剡溪东边的峁山隐居之时，有人送了他一对幼鹤。豢养经时，看看那鹤羽翼渐丰，不时扑击着翅膀，踊跃上下，像是有飞去的意思。 支道林舍不得，便采铩羽之法，断其翔翮。那一对鹤虽然不时地振翅，却腾不起身，低头顾视其一身羽毛，还流露出懊丧的神情。支道林遂道出了他的两句名言。对于鹤来说，这话并不公平；然而以之儆人—尤其是官场中人，却颇有振聋发聩之功：“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支道林或许对名利场中之人看得相当透彻，不过，他还真为这双鹤养成了翔翮，日后纵之于野，还天然以所生。 薛少保果然没有违背许宣平临别之言，在第三年清明、谷雨之间来到鹤泽园，取出那三寸筚篥，对空一阵长鸣，惊得群鹤纷纷振羽而起，它们显然早已经忘记了自己还能够飞翔，却是在受到筚篥声的惊吓之后，一飞而群应，八百头鹤先后绕空盘桓数匝，不多时便遁入云空之中，消失了形影。 “不过—”薛少保语声一沉，双眼之中含着欲落不堪落、欲收不能收的泪光，道，“老夫看那群鹤飞去，杳然不回，也只能徒事顾盼而已；人，却仍旧执迷不悟；彼时，乃在今上即位之初，那是禅让之年……噫！好一个禅让之年啊！不过数月之后，乃有‘太平之难’。” 四三 君失臣兮龙为鱼 当李隆基斩除韦后与安乐公主的势力、为睿宗铺设了一条登基之路的时候，李唐传国的隐忧并未涤除。一方面，这个在个性上“谦恭孝友”，在学行趣味上“好学、工书，尤爱文字训诂”的人，并没有攘权持政的企图与能力。武氏当国执政，政事一决于太后，他即位而后被废，是史上唯一由皇帝转任皇储者。中宗被毒杀、韦后被诛除，他一再受惊吓，二度即位当政，便时时想着：如何能够全身而退。 另一方面，也由于太平公主忌惮李隆基之英武有为，总想“更择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权”；她的手法则是不断在宫中朝中提出“太子非长，不当立”的议论。此外，不时谣诼纷陈，一再有消息指称“术士能观气象，言五日之内当有急兵入宫”，诸如此类，显然都指向手握重兵、且不断扩充禁卫武力的太子。当是时，宫中武力之“左右百骑”已经增编，号为“万骑”，加上左右羽林，都为北门四军，率领这一支强大武力的，就是昔日帮助李隆基剿灭韦、武的大将葛福顺。 处身于妹妹和儿子的夹缝当中，睿宗深不自安，终于在景云二年四月，召集群臣，发表了一席谈话：“朕素来怀抱澹泊，并不以为万乘之尊有何可贵，昔日受封为皇嗣、为皇太弟之时，也都恳辞过，诸卿应该记忆犹新。而今朕想把大位传于太子，汝等以为如何？” 这话很快地传到了李隆基的耳中，自不免也是一惊；却又不方便出面婉拒，只能派遣东宫近臣右庶子李景伯固辞其议，可是睿宗心意十分坚决，指日欲行“禅让”大典。甚至在景云二年四月间下诏，明令：“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刑及五品以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 这对太平公主来说也是青天霹雳，遂匆忙发动殿中侍御史和逢尧上奏：“陛下春秋未高，方为四海所依仰，岂得遽尔？”这几句话明明是相当严厉的顶撞，非一般臣下可说。皇帝一听就明白，事出于太平公主指使，于是只能叹了一口气，索性拿和逢尧的名字聊以解嘲：“惜汝空负‘逢尧’之名，朕却不能遂尧之行耳。” 欲禅让者的确不想再当皇帝，被禅让者又只是故作姿态，这事便拖不了多久。又勉强捱过一年，秋七月，太平公主又闹出一桩弄巧成拙的把戏。此番，她又唆使术士上奏：天象本有定论，心宿三星，中星为“明堂”，是天子位，而明堂之前星则为太子。此月彗星见，使心宿之帝座及前星都有变动，这术士的解释不无耸动：“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 这一招险棋本来是要栽诬李隆基有“篡逆”之谋，却给了睿宗名正言顺的理由，遂行禅让：“传德避灾，吾志决矣！”皇帝还说：当年中宗皇帝在位的时候，群奸用事，天变屡屡发生，朕当时就请中宗择一贤良之子为储君，以应对灾异，可是中宗皇帝还非常不悦；朕当时忧恐交加，几天不进饮食。相较于今日，岂能在彼而能劝、在今则不能行呢？” 李隆基听见这话，赶忙驰骑入宫，自投于地，叩头恳请不受。皇帝说：“宗庙之所以能够再得保全，朕躬之所以能够重掌天下，皆为汝之功勋。而今帝座有灾，天象示儆，正所以转祸为福，汝何疑耶？—汝既为孝子，难道非得在朕的灵柩之前才肯即位么？” 此年八月，睿宗禅让为太上皇。上皇犹自称“朕”，布命曰“诰”；皇帝自称“予”，布命曰“制”、“敕”。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在这一个“弱主空负禅让之名”的背景下，先前太平公主的一切挣扎、擘划，反而都成了李隆基日后穷治其党的伏笔。 李白对于这一段不过是几年前才发生的宫闱秘事，原本并不熟悉，然而，由“和逢尧”之名而引出睿宗的那两句感叹—“惜汝空负‘逢尧’之名，朕却不能遂尧之行耳。”—却使他豁然开朗。 李白于此刻忽然想起来，当日在赵蕤处杂览群籍，曾经读过一卷《竹书》抄本十三篇，其中有两段与儒家经典大异其趣的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以及“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竹书》始出于西晋武帝汲郡古墓，编年记事，故亦称《汲冢纪年》，是秦皇焚余之物。所述古史，大多与汉兴以来官修史书内容不同。其荦荦大者，如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多非历代宗儒法圣之正论。其中，李白最觉震撼的，是“尧幽囚，舜野死”之说。 便趁此时，李白自倾巨碗，满饮而下，忽然脱口道：“原来禅让之本事竟然如此！然则，少保于‘太平之难’若何？” 薛少保凄然一笑，道：“也没什么，不过就是死了。” 李白尚来不及讶异，但闻那狂客已经拿起从来没有动过的牙箸，向碗沿上敲击着节奏，随即亢声唱了起来，其词似歌非歌，似诗非诗，虽若古调，长短变化恣肆汪洋，入耳却字字分明： 彼为一死鬼，余乃一生魂。餐霞楼上精魄在，豪兴怜才过剑门。天有独钟之佳气，数年五百王者至。微斯人其谁与归？丹砂樟药不足贵。咸阳南，伊阙水；直望天涯五千里。分明岩壑勒飞湍，势挟虫鱼抢壁死。崔嵬云岭碧穹开，四出巴猿天上哀。哀我十方不遇之士子，殷殷犹向帝京来。堪怜太白即此下寥廓，平生常似远行客。应知鹤泽故园中，八百灵禽空翦翮。顾我镜湖春始波，归舟不发可奈何？徒留画影埋荒驿，为汝一吟仙鹤歌。 这首诗用字明白晓鬯，只有“丹砂樟药”带了些许用典的色彩。说的是东汉建安七年，道教“灵宝派”—也就是“葛家道”—始祖葛玄，在阁皂山采药行医，炼丹传道，后来他还在此地白日飞升，显为得道；小说家言“太极仙翁”便是此人。“灵宝派”与龙虎山“正一派”的张陵一向分庭抗礼，到了唐中宗时，灵宝正式受敕封，阁皂山成为“天下第三十三福地”，神仙之馆，一时无两。这个地方，原先又名“樟树”，既然是道教首次采药之地，故以“樟药”名之。葛玄的侄孙葛洪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更是众望所归的医家、博物家，他日后也在阁皂山采药炼丹，并撰成《肘后备急方》传世，并医道丹仙于一身。 狂客一连唱了三回，隐然有使李白不要忘记字句之意。李白不住地舀着酒浆，一面放怀豪饮，一面跟着狂客唱这《仙鹤歌》，唱到第三遍，已然铭记深刻。而且深深感念这诗人的用意— 逐字推索，看来几个月前随李颙造访大匡山的丹丘子，的确于出蜀东归之后，向苦竹院的胡紫阳说了些什么，流言蜚语，应该还都是艳赞之谈，才会引起这狂客的“怜才豪兴”。而当世道术家本有脱生魂、御死鬼的符箓，得之者交通阴阳两界，必有用意。 在李白看来，《仙鹤歌》已然说得相当明白了：借着饲鹤之事为喻，杂以薛少保亲身所历的不白之冤，狂客用这首古意盎然的诗，向下凡来的太白星君提出警告：帝王的权柄就像是横断于蜀中与汉中之间那剑阁上的飞湍，其势激烈而巨大，身为臣民，不过是瀑布中被粗暴的水势挟携上下，翻腾不能自主、一至于粉身碎骨的虫鱼而已。 这不是鼓励；倒像是带着诅咒意味的恫吓。而狂客的感慨似乎比薛少保更为刻骨铭心。一唱三叹下来，老泪纵横，涕泗滂沱，简直不可遏抑。 这狂客无姓无名，可是说起典章故事，如数家珍，看来应该是中朝大臣无疑的了。李白于是迷蒙着双眼，问道：“阁下风神俊朗，踪迹肥遯，以某观之，似乎是冰炭满怀、不能苟合于时流的人物。请教：可以赐告高姓大名否？” 孰料狂客闻言之下，长袖一挥，又将《仙鹤歌》末四句唱了一遍：顾我镜湖春始波，归舟不发可奈何？徒留画影埋荒驿，为汝一吟仙鹤歌。” 末句末字落拍之际，李白眼前一片袖影笼天，有如纱隔灯火，雾失远山；先前墙上的鹤仿佛已经充盈着真实的生命，破壁而出，迎面飞来，其下则是千仞万仞的云空，以及巍峨矗立的宫室殿宇。只不过这凭空俯瞰的视野，却让李白猛然间觉得身形倾侧，腰脚颠踬，居然就一头伏倒，透底醉了。 却像是在梦境—他听见在薛少保渐行渐远的催促声，夹杂着狂客留下几句话：“星君来此世界已近二十年，吾与汝便再订一二十年之约—汝心不死，我魂即生，后会可期。” 李白再度睁开眼时，端的是一室窅然。人迹、酒痕俱不见，三间两架的室内只能状之以窗明几净四字，朝内的那一侧壁间原先紧闭的木门已洞开，里头是绵延不知所止的客室，像是正准备接待无穷无尽的旅者。 头上绾了鸦巢髻子的胡姬向他嫣然一笑。 四四 罕遇真僧说空有 再见慈元之时，李白吃了一惊。不过是半日辰光，这僧却像是老了几岁，苦皱着一张乍见沧桑的脸，与另一身着缁衣的和尚在路边喁喁交谈。一见他来，便住口不说了，作势拴缚着驴车上的行李，稽首合什，同那和尚告别。 一俟就道，其抑郁幽闷，真同乌云密盖、不透一丝闲风；走起路来，更是步步如踏针毡。来到一亭，李白再也忍不住，试问道：“和尚，我吟一首诗你听来，可好？” 慈元不作声，脚下却加紧了步伐。 “看和尚心事重重，此行还有好山好水五百里，岂便尽付于汝这愁眉愁眼的将就？” “贫道实实无心贪玩山水。” “事可商量否？” 慈元眄了他一眼，摇摇头，道：“佛事延搁不得，赶路要紧。” 李白看他实心着急，愈发觉得有趣，笑道：“我便吟一首诗来你听，不碍佛事。” 慈元拗他不过，仍垮着脸，道：“施主且吟将去，贫道只是走路。” “夜来某与一鬼、并一生魂共饮玉浮梁，尽一缸之量，痛快！”李白道，“复观壁上幻画，画中山川宫室，庙堂江湖，还有冲霄一鹤，于是乎才明白了《小雅》之诗所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究竟是何意—和尚错过了，可惜。” “贫道持戒，施主莫要忘了。” “酒后之诗入耳，则不犯戒。” 李白原本并未作诗，可是百无聊赖，横顺便是逗这和尚作耍，当下放声吟道： 贳酒知谁醉，凭仙放鹤飞。露寒失画壁，蚁绿染僧衣— “罪过！罪过！”慈元垂下脸，本来就纠结的眉头锁得更紧了，步履也有如要逃避什么似的益发地急了：“僧衣向不近酒，染不得、染不得的！” “和尚大量宽怀，广示方便，年前某落难到宝刹将息了数月，汝便曾借某僧衣，某时时穿着，至今存念，不敢或忘。” 慈元一迳摇着头，只能三复斯言：“染不得”、“染不得”。 未料李白从这脱身一袭袈裟的皮相，转出另一层作意—易言之，从这一句导出的僧人，也就未必是眼前这栖栖遑遑的慈元，而那想象中的人物，僧耶，俗耶？是仙，是道？已经不能辨其为何方神圣了。正由于用意有别，修辞风调亦为之改容，从接下来的一句上奋拔出格，不复倚傍近世时兴的俗体、依律摹声，一变而成为古调。他继续吟下去： 僧蜕峨眉山烟里，翠微犹带经声起。浮梁余药饮行人，行来一片天河水— 慈元不通诗，不知道所谓“浮梁余药饮行人”，恰是将前一天晚上所饮的“神品玉浮梁”当作是服食之后可以长生不老的升仙之药。在此处，李白运用了《水经注》里的事典，以淮南道家仙迹混入蜀中佛家成相，可以说是顽谑已甚。 据载：淮南有肥水，西分为二，右行一支是肥水旧道，后来积聚广泛，成为“船官湖”，多停放较大型的舟船，以避风波漂逐。船官湖之北，正对的是“八公山”；此山外貌之奇，在于略无树木，是座童秃之山，山上有淮南王刘安庙。 刘安是汉高帝之孙，厉王刘长之子。刘安一向折节下士，笃好儒学，而彼时的儒家，大多兼习方术。在刘安帐下之儒，各领徒数十人，都是一时俊秀。这一群士人朝夕钻研神仙秘法鸿宝之道，其中最出色的是八个须眉皓素的老人，名曰左吴、李尚、苏飞、田由、毛被、雷被、伍被、晋昌，号称八公。 传闻中的八公初次诣门请见，看门的人告以：“我王好长生，而今看诸位老先生似乎并没有驻颜止衰之术，不敢为尔等通报。”这话才说完，八公摇身一变，都成了童子。淮南王听说了这当面神迹，当然开怀礼敬，待之如上宾。 《水经注》也记录了这“八公”“竝能炼金化丹，出入无间”，到后来甚至同刘安携手登山，埋金于地，肉身则白日升天。留在登仙之处的器皿之中，还残留着未曾服食的饵药，凡有经过的鸡犬舔舐，俱得上升。这山，乃以八公为名，日后才现草木蓊郁、百鸟嘤鸣之象。 李白这四句夸酒浆为仙药，还只是起兴，跟着就是转韵敷陈： 水色天涯共茫茫，听我为君吟短长。心事随身参同契，金丹不老老伯阳— 这几句就掉转了意思，直指忧心忡忡的慈元了。 《周易参同契》，东汉魏伯阳作。一说以为此书言简意赅，不外就是透过语言连缀，将《易经》、《老子》之言拼合假借，转相注释，看似说的是用炉鼎烧丹，指喻实为人身经脉流通变化。也有一说以为烧炼黄金水银之属，可以吸收先天一炁（同“气”），历一纪而神丹可成，服食之后，肉身化炁飞升，遂为仙矣。 李白在此，只是把“心身内外”浮泛地论为一体；所谓“参同”，就是参核一个人所思与所事，是否有“形神相通，体性相符”之理。本事：魏伯阳在打通儒、道、阴阳各家之说的时候，必从“同类相变”来立论，故有所谓：“欲作服食仙，宜以同类者”、“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 在李白而言，放在诗句之中的也不是多么艰深难晓的道论，只是基于此理，用乎此语。“心事随身参同契，金丹不老老伯阳”所喻十分明朗，乃为慈元的心境和处境。说得浅白些，即谓：成于内则发乎外，此人既然形容枯槁，必定心志憔悴。不料，慈元终归不明白诗句用事的机关，但闻“随身”、又闻一“契”字，忽然心头一凛：莫非，莫非李客已经在书信中同李白透露了玄机—也就是他此行要与各地寺院勾当的种种内情？ 然而李白作诗，只是天真，其命意常随字句而飘移、而流动、而飞跃。每看似岔走于邈然不可及之处，复将诗旨使转，所以汪洋恣肆，回环自如，未可以常理节度。既然这诗开篇用游仙领出旨趣，又因“身心参同”而转到了魏伯阳，更是他极有兴致的题目，遂再扭折一回声调，用急促的入声为韵脚，显现出一种迫不及待的节奏和情味—也就在这一刻，他转身奔向道旁一湾春日初涨的浅溪，摘采了一大把剑刃也似的菖蒲新叶，递过来，对着慈元傻笑，继续吟道： 河车丹鼎生紫液，姹女初成朱雀碧。即此奉君食菖蒲，蓬莱瓜枣识痕迹。 慈元仍在迷惘和忧惧之中。看李白载吟载笑，越发糊涂，颇觉遭了侮弄。实则李白此作发展到这四句上，反而是在嬉谑之间，流露出一层深情款款的祝福。 魏伯阳《参同契》开丹道之先河，有一不可须臾离之的要旨，即是将炼丹的药鼎看成一具体而微的天地，阴阳五行，世间万物，无不凝形缩影其内。 其后，无论民间附会神话里的汉代人物钟离权，或者是在江湖之间亦正亦邪、神出鬼没的吕洞宾，以迄于刘海蟾、张紫阳者流，皆为“内丹”一派；其主要的原因就是魏伯阳所标榜、推阐的外丹之术没有足够的技术细节，可以供为操持实践的张本。像是在炼丹所必备的器物、材料方面，多出之以隐语，令学习者感到难以辨别，又不胜其烦扰。倒是将外在天地与我身宇宙相绾和的内丹之说，杂以周天练气之术，即身可行，日进有功，反而很快地为人所理解而乐于参习。 而李白的这几句诗，便是十分稠密地组织起外丹术语而成。 根据道教典籍所载，有蓬莱修炼之法，在这些法典中，一般称水为“河车”，称火为“朱雀”。术士们为了故作神秘，不以常名而呼，多少有些惑人耳目以玄秘自珍的用意。例如“姹女”，原意为少女—由于旧时有以守宫砂（亦称朱砂）辨认处女的俗尚，而制作守宫砂又必须使用水银，遂使“姹女”成为“水银”的代称。 炼丹得水银，书记十分粗略，大约是取水一斗置铛中，生火煮沸，再放入九两水银矿石—呼为“圣石”；水银一旦烧出，便是“姹女”了。其次而成者，则称“玉液”。再向后，还会随火候而变化，呈紫色结晶者谓之“紫河车”，呈白色结晶者谓之“白河车”，其余青色、赤色之结晶亦然。诗句：当“姹女”结晶，火色转蓝（朱雀碧），便可以说大功告成了。 不过，炼丹只是一个过程，李白在这一节所欲传达的意思，实在次一联。不意间发现路旁溪畔的菖蒲，点亮李白一点灵光。那是曾经在《楚辞·远游》里出现过的人物：“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东方朔的《七谏·自悲》中也有：“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借浮云以送予兮，载雌霓而为旌。” 韩众是古老神话里的一个神仙，《列仙传》上说他为齐王采药，而齐王不肯服食那药，韩众只好自己吃了成仙。《抱朴子》上形容韩众：“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袒不寒。”不知菖蒲即齐王所不肯服食者否？倒是李白取菖蒲奉飨于慈元，不免因为和尚头顶无毛，食之如韩众而“身生毛”，或可稍御头顶之寒，这，当然不无取笑在其中。 至于下一句，用的是《史记·孝武本纪》里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李）少君言于上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僊（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 所谓“蓬莱瓜枣”，恰是勾出远游求索的心情—无庸置疑，求仙，不能只看到表面的仙字；于李白，这就是对这玄黄天地、洪荒宇宙的无穷好奇与探索。吟诵到此，诗思有如脱缰之马、离弦之箭，再也收束不得；李白只恨自己的口齿不够敏捷，当下声字喷出，意兴随之涌至；转韵入平声，以五言十二句重新勾回首联“放鹤”的情境，结构出一个完足如弹丸的篇章： 客有鹤上仙，飞飞凌太清。扬言碧云里，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去影忽不见，回风送天声。举首远望之，飘然若流星。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 这一切，慈元显然都没有听懂，他更没有成仙的打算，只反手推开了晶莹碧翠的菖蒲叶，冷冷地应道：“休要作耍！李郎既知我随身尽是契券文书，须见人生琐琐，道途迢迢，应是赶路打紧。” 此诗无名，为李白初旅之迹，后人似乎也可以这样看：当现实的人生展开之际，那诗句中的仙境，便随着脚步而一句一句地凋零了。 贳酒知谁醉，凭仙放鹤飞。露寒失画壁，蚁绿染僧衣。僧蜕峨眉山烟里，翠微犹带经声起。浮梁余药饮行人，行来一片天河水。水色天涯共茫茫，听我为君吟短长。心事随身参同契，金丹不老老伯阳。河车丹鼎生紫液，姹女初成朱雀碧。即此奉君食菖蒲，蓬莱瓜枣识痕迹。客有鹤上仙，飞飞凌太清。扬言碧云里，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去影忽不见，回风送天声。举首远望之，飘然若流星。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 四五 傥逢骑羊子 李白此行看来走得仓促，实则无论行脚迟速，都在赵蕤的算计之中。月娘交代的物事，也果然实用。那是一个外观膨脝似鼓、内中缝缀了几十个口袋的布囊，每一只口袋之中，都分装了足供两人一餐所需的生米、糗面、豆饼和杂粮饽饽等等—《诗经·大雅·公刘》所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便是这个意思；囊中有袋，方便路客充饥时零星取用，不可或缺。一般而言，干糇之属，果腹而已，取其食用方便，不计风味。在跋涉途中，即使错过了驿所，只消在野处能够觅得水火，聊事煮炊，总能勉强凑付一顿。 赵蕤所设想的不只于此。他明明知道：李白一旦登程，是可以流连而忘返，迷途而未觉的，于是临别之际，曾发付了一封书简在布囊之中。李白每每野处炊食，取用糇米的时候，总会看见那皮纸密封的信，偶尔好奇，便想拆开来看一眼，可是即目所见，既无仙、又无羊，何必多事？遂强自按耐了。 倒是慈元，时时看见那书信，总觉得其中有些消息，终于在一长亭歇脚处看李白将一小袋杂着黑稗的糙米倒进煮粥的铜铛之中，书简随手搁置在一旁地上，便闲闲问道：“赵处士交付的？是给谁的？” 李白这时正解开水囊，使纱网滤了滤驿路边打来的溪水，顺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尖。 “何不拆看？” “无事不须看。”李白一面说、一面取出火石生火，把那书简又收回了布囊里。 慈元仍旧不死心，复问：“如何是有事？” “某师临别时吩咐：须见羊，便有事。” 李白言者无心，慈元的脸色却沉了下来—难道赵蕤真是活神仙？连这样一桩启程之后才发生的事，他都有预见之能么？ 这事十分棘手。 先前为了处置便宜，慈元从福圆寺僧人处交易来一批契券，有的在向原先贷主借取谷种、麻油、被服甚至经卷的时候，就已然白纸黑字写定，无须质押。也有的则以田地为担保，届期如果不能偿还，便可以割地偿债。这在经营借贷取息已经有多年经验的寺院而言，本来相当寻常。可是由于事涉“移坵换段”的周转，鉴别土地肥瘠、利用厚薄的工夫不能不谨慎为之。 “鉴田”平时便有；各处丛林原本就雇得些擅长农事的寺奴，旦暮往来奔走，仔细勘验，大约估算出某地每年每亩耕耘所得的谷米之数，就用之以甄别田价。若所值与原先的借贷本利有等差，可以另用现银、制钱或者其他能够兑价的实物权抵。 这一回令慈元不能不担忧的，是一张金堆驿驿卒的借贷文书。借据所具姓名为“马千里”，成贷日为“开元元年七月十二日”，内文字句是这样的— 开元元年七月十二日，金堆驿卒马千里为急要钱使，交无得处，遂于福圆寺僧虔一边，举钱三千文。其钱每月头分生利一百八十文，如虔一自要钱用，即仰马千里本利并还；如不得，听任虔一牵掣马千里家饲羊群，将充钱直（按：即值），有剩不追。恐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平章，画指为记。 借据之后列名的“举钱人”是马千里，“同取人”则是马千里的妻子党四娘、妹妹马五娘。谓“同取人”，记同列为借方，也有具名为保的用意。 这还只是大明寺与福圆寺之间、在比兑了许多可以作成交易的田土之后，恰足以充抵余额的契券。其棘手处不只一端。首先，是借贷形式，并无质押品；无质而贷，讲的是人面信用；可见福圆寺与马千里相当熟识，或恐有不便催讨的情分。其次，是马千里在借贷之后不过一年多，就被驿厩里的一匹发狂的老马给踢死了。 马千里生前欠的债不能还，利钱却还继续滚着。党四娘和马五娘顿失天伦，无以谋生，三千文债务就如同滚雪，再也回不了头。虔一和尚既不欲强人所难，也不情愿吃亏；看来顾去，只有借着“移坵换段”之举，让出债权，取得他方转来的利头，才不蚀本。 然而，收了这张契券的慈元却有另一层难处—他还要赶在佛诞日上峨眉山；就算能狠下心肠，赴马千里家中凭券取羊群，总不能赶着这一群羊远赴峨眉朝山罢？若要等朝山之后回程再议，则手中得以与其他寺庙交易的契券可能所余不多，换言之：能够再将这笔债权转出的机会，就更加微乎其微了。在这“攘其羊、抑不攘其羊”的两难之间，慈元还真是别无长策，嗟叹不已。 这一刻，听李白说起“须见羊，便有事”，慈元还以为赵蕤参透了所有的机关，登时四体一软，满面颓唐地说道：“赵处士果然是活神仙！” 李白一面淘淅着铛中之米，一面细细捡取稗粒，漫不经心地应道：“和尚有烦恼，何不说来？” 原本只是“羊”之一字阴错阳差的误会，却牵引着李白的这一趟游历步上意想不到的歧途。慈元一念转来，愈觉赵蕤料事如神，无可隐讳，却仍吞吞吐吐了好一阵，才交代了他的难处。末了，终于说开了：“贫道毕竟是方外人，设若驱彼一群羊往集上兜售，似也曲折佛面。” 李白明白了这七周八转的债务原委，自然不觉得与神仙踪迹有什么干系，可是看这和尚一脸愁云惨雾，很是不忍，便道：“同行同命，某此行既无非去不可之处，亦无不可去之处，便随和尚往金堆驿，看如何处置就是。” 金堆驿在六十里外，两人这一程改了走法，脚下不分昼夜，逢光即行，有亭便歇，歇时不拘久暂，长亭短亭但有顶盖，便和衣而眠。行止间渐渐能说上些话，李白才明白慈元为什么眉目之间，总显得僝僽猥琐，心事重重。 原来时当北魏末叶，此僧上溯六代前，有一祖曾犯重刑，沦为“佛图户”。这是一种划归寺院管辖的人户身份，其地位接近奴婢。由于编入各州镇的寺院，是以又称“寺户”。这种身份的户民，除了为寺院服事洒扫杂役之外，还得付出相当沉重的劳力，开发寺庙所拥有的土地，经营农耕，产出五谷。他们是寺院及僧团的摇钱树，但是极为低贱，唯有日夜就近向佛前忏悔罪孽，算是唯一的方便与福慧。 未几，北魏一分为二，宇文泰所领控之西魏日后篡立为北周，就在北周武帝当国的建德三年，皇帝发动了一次彻底的灭佛行动，顺手废除了佛图户。很难说这是不是给了许多佛图户民一次“置之无地而后有”的机会；他们不再从属于寺院，不再听命于僧团，也不再以劳动和尊严抵偿祖先所犯的罪刑。 从慈元的父母这一代上，有了编户国人的身份，而他则具备了出家为僧的资格。家世如斯，慈元即使入了丛林，仍是一身卑奴之气，挥之不去。此人行事，锱铢必较，些许得失，就添无限烦恼；观其形貌，就像是关押多年之后初获释放的人犯。即使身在佛门清净之地，别无污秽经身，仍显得忧忡犹豫，常带着一种身后有人追拏的惶恐；又像是浑身包裹着冤情，任谁来开脱都不得洗雪—也由于相貌如此，才到金堆驿，就招人注目了。 金堆驿有六条小溪交汇，诚所谓沟壑纵横，山峦叠嶂，地势与秦岭深处、华县东南的金堆镇极为相似，昔日开通驿路的主司便以“金堆”命其名。群山幽深，多古木异草，开采药材者不虞匮乏，只消从溪谷攀缘而上，来到驿所，就近流通，所以往来客商极夥，十分热闹。也因为聚散缤纷，人事杂沓，前后两驿的驻卒常到此地逻巡。 这一天众目睽睽之下，赫然见这眉眼慌张的僧人，催趱着驴车一驾，运载庞大，真与一般云水之游绝不相同；而旁行的少年虽然风标俊朗，骨秀神清，可是腰间却佩着一柄十分招摇的长剑，怎么看也不像是和尚的道侣。这两人交头接耳，四处问讯指点，看来更不寻常。 李白一心一念，只在打探那马千里的家眷，未及其他。倒是党四娘、马五娘似乎人人识得，问过几处街坊，略一拼凑，便有了下落。原来自马千里死后，这一对姑嫂不能再寄居于驿所，三数年前就迁居到山野里去，仍以饲养群羊为生。牧务繁重不说，风俗法令，断屠为至要之禁，几乎没有可以违逆之隙，生计便更加艰苦了。 斋月、斋日断屠，从来已久；南北朝时期，举凡佛光普照之地，每年正月、五月、九月，皆不可杀生。此外，每个月都不能免的，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等“六斋日”，也要严行“普断屠杀”—这还有个名目，叫“年三月六”。 “年三”，指的是三个持长斋的月份。唐代之人在这三个月里，非但断屠，也不许执行死刑，连官吏之走马上任都得避过，为之“忌月”或“恶月”。“月六”，亦不杀，也略有古典根据。据传：释氏《四天王经》记载，每个月的六斋日是四天王秘密遣使或是微服出巡，来到人间查察善恶的日子。凡人守戒、行善、不杀生，必可获得延年益寿的福报。行善求福的表面文章一旦刊为法禁，就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了。 自从高祖武德二年正月下令：更将断屠之日扩充于每月的初一、十八、二十四、二十八四天，这是为了表现唐王朝对李氏为祖的道教之崇敬而设的。断屠诏一出，有“释典微妙，净业始于慈悲；道教冲虚，至德去其残杀”的教训。也因为扩及“年三月十”，一月之中，每逢八日都断屠，而有“三八”之说；故《妙法莲华经》亦有云：“三八镇游诸寺舍，十斋常具断荤辛。如斯净行清高众，经内呼为女善人。” 善人越来越多，牧户和屠户的活路却越来越窄。一法高悬，竟至一年有二百余日不得食肉，也就令牧屠之辈二百多日不能谋生。无怪乎《佛祖统记》有载：高僧善导居长安化人念佛，一时全城向化，皆断肉食。遂有一屠姓京，苦于萧条，别无生理，乃由烦恼而生杀心，瞋恚难忍，持刀入寺，欲杀善导。故事里的善导为说净土法门，指示西方现净土相，竟然还说动了京某，从此发心念佛不辍。却没有说明白：这屠户日后怎么讨生活？ 党四娘和马五娘养羊活口，实无尺寸生机，足见艰难。李白与慈元可以在驿所里等候，说不定到那许令屠宰之期，他姑嫂便来市上营生，算是容她们自投罗网罢了。然而，道情之人尚有一语说得好：“该来时，人也未必就来。” 盘计多方，李白以为还是该循路找去。二人复于驿中寄了驴车行箧，只收裹了聊供一餐可食的囊袋，步行涉溪过野，直到天色尽墨，才找着了那一起勉强有竹檐土墙遮风蔽雨的破落户。一眼望去：散处之羊的确有些，大多病瘠无毛，三五可见不可见之数，很难说是一群。更不堪闻问的是，两个半老妇人看来都病在榻上，奄奄一息而已—无非是饥寒交迫而无力活下去的模样。 室内寒灯一檠，放在灶上，似是有人借此用饭，还来不及收拾。看灶间犹有余火，釜中只剩几茎泛黑透黄的野菜，浮粒可数，漂在稀薄的汤里。李白唤慈元门里门外寻了些散柴来，将灶火续上，另烧了一铛水；自己则为两妇人把上了脉。 纯以脉象论，两人都没有什么恶病，然而寸关尺三部，轻按皆无力，重按则空虚，看来气血两不足，不能鼓动脉搏。此外，姑嫂二人的脉征，都呈现了浮与迟之状—浮，乃是由于内伤久弱、阴血衰少，而阳气不足；迟，则是脉动缓慢，宜属病寒之证；寒则元气凝滞，血行无力；说得直白些，就是坐困愁城，等待瘐死。 李白当下解开随身囊袋，一如这几日道途间手段所施，将谷米稍事涤洗，尽数倾入那釜中，待烈焰沸过之后，抽柴减火，以微烬慢熬。不过片时，一釜白粥便煮就了，供应那姑嫂二人一时狼吞虎咽，恢复了活人的神气。 党四娘与马五娘也都未曾料想得到，天外居然有仙客飞来，给张罗了一顿饱餐；登时喜极欲泣，趴在那缺了两角墩子的破榻上不住地叩首、顶礼、道谢。李白避而不受其礼，拉着慈元趋出门外，低声问道：“和尚，若仍欲讨取此券举钱，恐须勾留些时日。” “几日？” “即令我等日日前来煮粥供养，充其量，倾囊与之而已—算来么，亦不出二三十日耳。” 慈元简直不能明白李白的用意，只能追问：“然则？” “渠等—还是要饿死的。”李白冷冷地说完，别无他语，回身入室，并不理会那两妇人，迳自收取随身携来的布囊，扭头冲外走了。 慈元更不知所措，前瞻后望一阵，顾不得撇下屋中二妇人，追步上前，且行且问：“如此，则、则—罢了？” 李白沿着来时之路，一意匆匆前行，走出里许开外，才忽然扭头对慈元道：“某今日始稍稍悟得‘辟谷’之究竟。” 令慈元讶异的是，当李白这么说的时候，嘴角显现出讽谑的笑容，而眼眶之中，却似有泪光闪烁。 四六 心亦不能为之哀 辟谷名目极多，又称却谷、却粒、绝谷、断谷、修粮等，其术所从来久矣。 自秦汉以降，与夫道家的逐渐蓬勃，修身练气、养命长生、服食升仙以及辟谷导引种种神异其能、非凡其事的传说便不胫而走，天下喧腾。 即使连《大戴礼记·易本命第八十一》都有这样的记载：“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巧，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如何从“智慧而巧”，精进身心，以达于“神明而寿”、“不死而神”就成为此下千年之间修道者的使命。得以只饮水而“不衣丝麻，不食五谷”，善于“吹呴食气”的术士，非但常保“童子之颜色”，还有“肉色光美，徐行及马，力兼数人”的模样和能为。 不进用常人饮馔，堪称神乎其技，其事则车载斗量。其例大凡若此：《神仙传·鲁女生》所记的鲁女生，“服胡麻饵术，绝谷八十余年，甚少壮，一日行三百余里，走逐麞鹿。乡里传：世见之二百余年。入华山中去，时故人与女生别后五十年，入华山庙，逢女生，乘白鹿，从后有玉女数十人也。” 另，同书记封君达之事，也相当近似：“服黄精五十余年，又入乌鼠山，服炼水银，百余岁往来乡里，视之年如三十许人。常骑青牛，闻人有疾病待死者，便过，与药治之，应手皆愈。”随手摭拾无数，而看似不相关的辟谷之人，在传闻中也能往来无碍—封君达就见过鲁女生，还曾经为鲁氏“授还丹诀及《五岳真形图》”。 辟谷不同于绝食，《抱朴子》曾录董京之《辟谷方》：“以甘草、防风、苋实之属十许种捣为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辄更服散，气力颜色如故也。”此处的“方寸匕”是量体单位，取一寸立方，大约十粒梧桐子。 历代方术之书，逐渐衍生派别，彼此泾渭分明，但是于辟谷服食之物，所录则大同小异，不外乎黄精、玉竹、芝麻、天冬、大枣、黑豆、灵芝、松子、白术、桑葚、胡桃、蜂蜜、麦冬之类；或复添以云母、雄黄和朱砂等矿石，更与炼服外丹家数结合为一体了。在赵蕤为李白打理的随身草药里，就半是此物。以其深谋远虑，不会不知道李白此行还真不免要冒上挨饿的险，是以贮裹完足，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目睹两个受饥寒交侵、即将成为饿殍的妇人，李白自知：除了随手布施，勉成一时饲养，其余也无能为力。他不得不想起传说中那些或则服药、或则服气，总之在饥饿中犹能不碍于维持容颜、体魄、精神、寿命的高人，他们或则“断谷三年，步陟登山，终日不倦”，或则“但求三二升水，如此年余，颜色鲜悦，气力如故”，或则“断谷三十余载，唯以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这些人的方术，若是能普施于哀哀生民，不是时刻能挽救万千条性命吗？ 或者—李白所转出的另一个念头则是：这些断谷仙方，杂以方士们吐纳导引、高寿轻身，以及各种光怪陆离的怪谭，或则根本就是用以欺诳众生，使之在垂死挣扎、无以为继的生之边缘，仿佛还寄托了、攀附了最后一宗遇仙而化、随仙而去的希望。 在疲惫、绝望以及掺杂着惭愧的怜悯之情中，李白与慈元践踏着薄水碎石，越过溪谷，挑了一处较平缓的坡地，向驿所走去。他们远远看见爝火连行，人声鼎沸，兼有马鸣驴嘶，喧哗不已—看情状，像是夜行商旅休憩已毕，准备登程了。然而，李白却感受到一股沉郁之气，打从四围八面渐渐涌迫而至，这使得他腰间的剑轻微地抖动了起来。他停住脚步，鞘中长剑抖动依然。 放眼再朝驿路上望去，夜空中的爝火便如同扑展着火翅的鸟儿，竟向他和慈元包围过来。李白凝眸以观，立刻明白了：是黄昏时分乍到金堆驿时撞见过的—那十多个横刀执戟的驿卒。 当先一人，戴扎巾软帽，两条束带从脑后系上头顶，此人面容丰腴，方口大耳，可是满嘴无牙。他的上半身外罩半甲，内裹棉衣，底下穿了素褶子，腰扎革带，足登一双长筒靴，靴子很旧了，踝折之处的皮面磨损欲穿。褶子打从当央撩起，反掖在腰带底下，这就露出了里头的粗布裤，打遍了补丁。再看他右肩斜搭一革带，上镶方玉版，带上悬一束鞘腰刀—这是一柄胡刀，刀面宽大，其弯如钩，刀鞘上浮雕着栀子花纹，花色涂金，闪闪亮眼。 豁牙的这个身后是一排穿着与他相似的驿卒，有的手执长竿铁，有的胁下跨着朴刀，间杂一人抢步上前，回头止住了这群驿卒的前进之势—此人体态高大，头角棱削分明，装束又与他者略不相同，他身披前后两面明光铠—不过，前一面是锻铜铸就，后一面则是皮革鞣制，显然是拼凑而成。他在转回身时，已经连鞘抽出了腰间一刀，对李白喊了声：“住！” “昌明李白，大明寺僧慈元，路过金堆驿。健儿可有差遣么？”李白道。 尊称“健儿”，对于驿卒人等来说，表现了十足的敬意。本事：“健儿”是由朝廷派遣使者，与各地州县官连手为之，这是一种在常额的“府兵”、以及强行征募的“兵募”之外，向地方上简召自愿军而给予的头衔。与“健儿”相当的，还有“猛士”，也是一种招募而得的士兵，前来投效的，必须身强体壮，甚至武艺出群—在此，当然是一个敬称。 为首这魁梧的驿卒向后挥刀画了半圈，列卒分别向两旁闪开，接着就从驿所门口滚出一宗行李来—不消说，是李白的笼仗。紧跟在后的，是那头驴，已经松脱了轭，孤零零不知让什么人打从驿后厩舍里揈了出来，慈元惶恐了：他的箱笼筐篚都该在驴车上，可是看来那车已经叫人给劫去了。情急无着，掏出了袖中的契牌，哭嚷着：“贫道一车什物，寄在驿上，皆属寺中常住所有—” “好说，贵寺‘常住所有’，呵呵，毕竟是贵寺啊！”豁牙的一咧嘴，回头去地上取过一物，其大如瓜，往面前地上扔了—那是原先拴缚在车辕上的一只软橐，一落地，在尘土中散了口，滚出无数金银烛灯台座、翡翠念珠、宝石镶嵌的金刚杵，还有些看不出用处的晶黄灿白之物。 “这是、这是敝寺发付贫道赴峨眉山供奉之物—” 为首之人并不理会慈元的辩解，他双目炯炯，直盯着李白的佩剑，像是怎么也忍不住似的笑道：“此物？” 李白低头看一眼自己的剑，他从来不知那剑有什么可笑的。然而，对方来意不善，这笑意便值得玩味。无论此人是想要这把剑，或者不以随身携剑过市为然，为什么眼中会流露出如此明白的轻鄙？ “家传一剑。”李白道。 这身量高出李白一头的大汉接着道：“汝家在安西？” 李白猛可一怔—这还是有生以来头一遭，有人向他说起“安西”二字。那是他祖父执意要让李客归根中土的一个漫长旅途的起点。日迈月征，岁时忽焉而过，关于安西都护府的民情风物、日常琐屑，他已不复记忆，但是这柄剑与丁零奴，则心象鲜明，无时不可重睹，且历历如在目前。 剑，是丁零奴从碎叶水一役的战场上拾回来的。 此剑原本还不能称之为剑，而是一支带杆而折断的丈八长矟，头将近四尺，重十余斤。此矟原先的主人是谁？已窅然不可踪迹。只能推测是当年为唐朝大将苏定方所擒服的西突厥之主—阿史那贺鲁—身边近臣之所用。能够使得动这样一杆长大而沉重的矟，应该是一员身形巨大、膂力惊人的勇士。不过，在那样摧枯拉朽的大规模战事之中，尽管有万夫不当之勇，恐怕也难以抵挡一时翻卷如潮的人海淹袭，是以半杆折断的矟，便成为丁零奴无数不费本钱的什物家当之一。丁零奴本意欲将母铁熔了，冶成锻铁，再铸造成堪用的耒耜锄铦等农具；要不，打造成车轴、车辕、车衡上的覆铁也很合适。 不过，打从战场上拾荒归来，拔出了半截断杆，那矟便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哀猿孤鸟般的呼啸。丁零奴情知其中有异，当下带着那矟头，返回碎叶水，在焦土骨砾之中，拈土为香，向天祷誓。历时一昼夜，他得着了鬼神的应许—持此矟杀生者以及被此矟取命者，共誓一大悲愿，那就是同留其魂魄于天地之间，遂行“摧伏怨敌，弭止纷争”之事。丁零奴愿以巧匠之艺，因其形、改其势、合他金，并减其半重，重新打造成一支短柄而斜锋扁长、单侧出刃的兵器—剑；此剑有合乎古体与时样者，也有丁零奴自家别出心裁的细节。 经历过刀戟战阵、或是略微通晓兵书之人都知道：自从西晋东渡之后，中原战役进入了一个兵器的新时代。早在三国、两汉甚至远古以来，一向被视为地位崇隆、且多少还具备实战价值的剑，已经广泛地被刀所取代。大体而言，弧形、薄脊、单刃、阔面，灵活易于施力的刀器，遂成为短兵器实战史上的新宠—这是西北草原牧胡之刀所过之处，以鲜血写成的教训。 一剑随身，或许还有些许风姿仪态上的考究，临阵对敌，却很难派上用场。丁零奴制此剑，本不是作兵刃用；反倒是带有祭器或礼器的性质，所谓别出心裁的细节，关键就是剑茎与剑首，固然与剑身一体铸就，而丁零奴作了一番花样—他把剑首雕镂成金刚杵四瓣连环之形。 盖金刚杵在古天竺与吐蕃之佛教信仰中皆“象征坚利之智”，有摧破怨敌与烦恼之义。《大悲心陀罗尼经》中为第六手眼，其底蕴为“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于金刚杵手”，这就更不是寻常杀戮战斗者所能意会的了。 上下打量了李白两回，大个子的笑意更浓了，他将手上的刀往李白的剑首上磕了磕，道：“汝自报家门是昌明之人，这剑又是家传之物；既属家传，却如何是敕勒铸匠的手艺？” 李白万万不能料到，身过巴蜀蛮山，居然会遇见一个曾经从征于西极万里之外的驿卒，他当然拿不出安西地方的身牒，这就很容易引起误会或导致诬陷—即使像这种连卫士都算不上、有如供役人等的驿卒，也可以扬威仗势、数落他是逃役丁口，或者是挟赃亡命的歹徒。 果不其然，大个子接着回头对众驿卒道：“比来逃役丁夫四处奔走，拏不胜拏，笞不胜笞；也作恼人！” 此言一出，李白又转出另一层惊骇—依律，他在前一年就是编丁了。常法有约束，编户之民年满十八，可以受百亩田，也因之而必须缴交以及服事征派。此制，称“租庸调”法。 唐人沿袭前代而形成的均田制声称：“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个名目谓之“租”；除此之外，还需纳绢—或者是其他丝织品—二丈、棉三两，也可以代之以纳布二丈三尺、麻三斤，这个名目谓之“调”；丁男每年要服正役二十天，如不服徭役，每日折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这个名目谓之“庸”；庸可以“留役”，也就是以服力役代替缴交“调”、租”—满十五日免调，满三十日“调”、“租”俱免。 当然，大部分地区的丁口根本领不到百亩田，绝大多数赖耕稼为生之民，连四十亩地都分派不到。然而应须上缴之“调”、“租”不能稍减，应须供应之力役则终需以“调”、“租”补偿。即使多数明白划归为某丁所有的田地，也常常是不可耕地，朝廷所推行之“均田制”不过是具载于典册文书，从无确切施行之一日。 为了确保人力不至于非法流失，唐代的户籍管束极为严格，号乡里邻保”。民户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的连坐组织。地方官署最重户籍，此“编户齐民”之大体。无论籍隶何等，都逐时严控。各户户主每年自报“手实”，详列家人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以及所拥有的土地亩数。“手实”之上另注明各人来年应服课役，也有的还细举积欠，这也有名目，谓之“记账”。“手实记账”每三年编修一次，一方面的确就是均田制与租庸调的凭据，一方面也是确认编户之民各安其业、各尽其赋、各守其分。 可是，折算每人每日勉可赖以存活之粮，约在一升又半之数，那么，一拥田四十亩、年获谷米四十石的农丁，仅仅是自食其力，已然罄其所有，哪里还有余粮可以上缴呢？这是大唐初立以来，民间底层一向未曾改善的窘境，若不融通以借贷，就只有逃役；也就是从法定派服劳役中，挤压出勉强糊口的劳动力。 由于长期的灾乱与兵祸，唐初户口大约只有二百余万，纵使贞观之治，颇能与民休息，至高宗永徽年间，编户不过三百八十万。到了李白出生前后，也就是中宗神龙年间，天下丁户几乎倍增，约六百万。然而僧侣、贱民、客户与军人，则皆不入户籍。这是相当庞大的一笔人口，总数亦不下于百万。朝廷虽然没有逐一驾驭、以追索赋役的能力，却经常催促地方上的各级官僚严予监管，一旦有边警或征战，就可以发动形格势禁的追捕。 其中，僧侣和军人还可以因其身份而不受干犯；贱民与客户的处境却异常狭仄。当年赵蕤一迁破天峡、再迁大匡山，遑论其间飘泊多年，居无定址，这样的人，即属“客户”，算是化外之民。如以编户之法论之，如此自生自灭，本来就与全天下为数不啻百万、逃赋避役的丁口没有两样—在深受赋税徭役压迫而难以存活的老百姓而言，惟有减低户等，才能不受形势盘剥；要不就多立门户，以博田亩；要不就私买度牒，假作僧徒；要不，就生生世世甘为流徙之人。 李白孤剑在腰，锋刃未曾出鞘，却已经为形势所困，成了逋逃流亡者。 孰料，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李白还不知道该为腰间之剑编派个什么来历之时，豁牙的那驿卒只手强拉起驴头搴索，朝慈元脸前一凑，慈元待要退躲，脊梁后却教另一驿卒给顶住了，于是驴头对僧面、僧面对驴头，惹得众人皆乐不可支。 李白一转念，想起右臂上还缚了一支匕首，若疾取此匕刺击大汉胁下明光铠夹缝，则彼必然猝不及防，反手再取豁牙，一刃试其颈，大约也不至于失手。然而往后再战，便不容易了—他不指望慈元也能动手拚搏，可是要在转瞬之间、连取两人性命，还得拉驴套车，勉强就道，不出一半里路，恐怕就要让次一驿的逻卒撞上，就算能够避过，前行又能走出几亭去呢？ 他这厢杀念尚未停歇，豁牙又朗声喝骂起来：“这秃，看来也是个顶冒的和尚！” “贫道度牒随身，健儿不可冤枉佛前子弟—” “汝且看！”豁牙果然力大，右手再扭那驴头向着爝火，左手探指向驴左颊一抹，但见驴眼下两寸有余处、丛生短毛之间，赫然露出一个火烙的“出”字。豁牙瞪起一双虎目，斥道：“此乃在牧之驴，怎么成了和尚的驮负？” 唐代天下官畜，皆用烙印，一则以利辨识，再则谨防流失。律令分明，凡在牧之马，于右肩膊烙小“官”字，右大腿烙生辰年，尾侧左右则烙以初生时管监所在之名。 有那形容端正、体势健伟的，得解送于京，由“尚乘局”专人饲牧驯养，只有这种马，约于满两岁的时候，测量其负载奔驰之力，上选者不烙监名，而以“飞”字烙左肩及左大腿，至于次一等的杂马，也有解送尚乘局的，就在左肩处烙以“风”字；盖以乘骑者跨鞍而上的一侧在焉。 不徒马匹用之，骡、牛、驴、驼、羊例皆用印。骡、牛、驴等是在左肩处烙以主官司之名，在右大腿烙以监地名。驼、羊则是在颊边志其官司之名。 此外，朝廷或皇帝的赏赐，也需要经“赐”字印；如果是配军以及充应传驿的，就会在左右两颊都烙上“出”字。也就是说：一旦“在牧”出身，无论是否上供殿中省尚乘局，其烙印字样、部位，都有专式，也就将牲口的身世都注明了，无论如何辗转迁入别所，配送军方或者隶属驿所，履历俱在。 官畜，只能够供官吏因公驾御，甚至严格到不可以挟带十斤以上的私物，有“违者一斤笞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即此可知：慈元以官畜载了一大车数百斤不止的物事，无论是常住所有或者私人所持，都是算不清多少笞杖的罪过。 驿卒显然也非不通晓世故者。他们从慈元的神情就可看出：这和尚应该不是什么作奸犯科之辈。充其量，就是该寺该僧，以债取质，或者是以物抵债，收取了某驿上报衰老的驴—真要论处起来，普天之下，哪有驿所人等不靠私殖马骡、隐匿牲口，或者是转报衰病而从中图利的呢？ 可是这帮人另有想法。他们借端仗势，未必真要入李白、慈元于罪责，不外就是将人赶走，再朋分了那一车的财物。然而，为首的大汉蓦地改了心意，只见他高抬双臂朝外挥舞了两下，脸上仍挂着那轻蔑的笑，示意众人退开几步。持爝火的伶利，当下围作半弧，把大汉与李白、慈元让在中央。李白在昌明市上与结客少年作耍，一目而了然—这是要与他“起霸虎”了。 可以归诸为蜀地特有的一种风土民情，“起霸虎”由来甚早，相传打从汉代司马相如之时，民间即有此习俗。操练武术的人，往往互邀对搏，参与这搏击的人，特名之为“敢斗”。“起霸虎”多以长兵对敌短兵，如此较能相互印证手眼身法的不足；又恐失手伤及性命，多画地设限，并倩前辈武士持白杨木杆为令，敢斗两造须依仲裁人口断行止，任何人手中兵刃若是斫缺了白杨木，便得判负。司马贞作《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提到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曾引用《吕氏春秋》佚文《剑伎》篇称：“持短入长，倏忽纵横之术也；抡才起霸，飘然上下之形也。龙游虎步，侠士行焉。”这段话显然也扩充解释了“起霸虎”的语意。 不过，另有一说，可能更接近这种斗殴的本质。杜佑的通典·卷一七六·州郡六》中，称：“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周初，从武王胜殷。东迁之后，楚子强大而役属之。洎于战国，又为秦有，资其财力，国以丰赡。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建立学校，自是蜀士学者比齐、鲁焉。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亲贤勿居。” 这一段简要的文字，勾勒出蜀地绵延千载、尚豪又重文的习俗由来。尤其是基于地理上的屏蔽自固，资产丰沛，仅用“王政微缺，跋扈先起”八个字，便有力地刻画了此间“不师律法、自决胜负”的强悍民风，而“跋扈先起”与“起霸虎”或恐就是一音之转，古常民之语也许正是“起跋扈”。 大汉缓缓抽出刀，将刀鞘抛掷了，也自报了家门：“剑门侯矩，久闻敕勒部所铸之剑能惊天地、泣鬼神，某生平尚未遭遇；今日一会，倒是难得。” 李白佩剑，只是装饰；往昔乘醉使气，咆哮闾阎，全仗着青春筋骨。这一番，忽然想起当日在市井间揎拳伸腿，纵跃奔跳，不外就是与同侪少年嬉闹玩耍而已。真要动这生死刀兵，他可是全然不能应付的。 大汉侯矩抱拳反手将刀锋向地一指，刀环之声琅琅然—这算是开门之礼，随即游手绕肘，将刀柄拉回腰际，左掌顺势向前，虚虚按着刀脊，这便是请李白拔剑了。李白稍停片刻，仔细回想着前些年看人“起霸虎”的景况，却怎么也记不得该如何开门请礼了；一时情急，不假思索，“霜”的声把长剑拔了出来。 那端的是一柄好剑。剑身平直，至锋头三寸处微微向脊作弧，单刃冷峭，迳泛着一绺蓝光，可见钢质精粹不芜。剑身离鞘之后，犹自嘤嘤作响，像是颇有枨触不甘之情。慈元瞪眼看了，不觉背脊森凉，齿牙渗冷，登时倒退几步，腿脚打起了寒颤。 李白从未以对阵之态向人拔剑，这一拔，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但觉剑身忽然沉重万分，几乎不容擎举。他就这么一剑在握，遥指天星，人却门户大开地站着，或许只是一转瞬的工夫，但听得耳边爆起如雷的狂笑。 领头笑的，还是那大汉侯矩，紧接着的是所有在场的驿卒—笑声飘散在驿路之上、摇曳于溪谷之间、更千回百折地勾引了夜色中绵延有如蜃龙一般的群山。从山间兜转回头的笑声则显得愈发猖狂而扭曲。李白并不知道：在他拔剑的这一霎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低头上下自顾，形色更显得愚拙狼狈。他这才看出来：自己身服长衫，仓皇拔剑，腰间所悬的剑鞘，还兀自晃荡着，这般与人对敌，不过是作态而已。 偏在这一刻，驿路边的坡地下方，传来一声呼喊：“侯十一！” 闻言之下，侯矩登时止住笑，更撒了手中的刀，直向路对过疾行。不只如此，先前围聚的驿卒们也各持爝火，追随着侯矩奔窜而去。李白听见侯矩道了声：“四娘嫂难得出门—” “住了！”来者喘着气、却一步不肯停缓地直冲李白而来，手中还挥晃着一张纸—走近前，认出来了，是先前在那破落户中奄奄待毙的党四娘。 李白收了剑，听见党四娘一阵窸窸窣窣的叮嘱，那侯矩只是颔首称诺，辞色十分恭敬，与先前简直判若两人。党四娘的一番话像是交代了两三回，侯矩忽然扭头冲众人喊：“和尚的驴给拉回槽上去；此处凌乱，且收拾妥当；一干物事，都发还了行客—”接着，他转向李白，连声腔也和缓下来：“承蒙贵客仁心妙手，某在此谢过。”说着，竟然躬身向李白和慈元各作了一个长揖。 此刻，党四娘抖着手，递过那纸，原来是李白搁在灶上的借据。她的眼中既有感激、亦不免疑惑，还夹杂着几许像是很难启齿的期待。李白看一眼慈元，道：“汝等生计艰难，和尚也有慈悲；这契券，便向灶下烧了去罢。只是—”李白转向侯矩，容颜肃穆，道：“汝与某，还战否？” 侯矩又低头瞥了一眼李白的剑，摇头笑道：“汝全不晓剑术，有何可战？某杀羊杀鸡，还得几餐血食；杀汝则既不能为之喜、又不能为之哀；直须惹天下豪杰耻笑耳！” 四七 相识如浮云 行人在道，暂寄行李驴马于驿所，还可以通融。但是不具备官客身份者，谓之私客，于律不容接待或留宿。驿卒们这时一改容色，商议了片刻，把慈元和驴迎入厩中，整治了一处干爽透气的角落，容他歇息，供应些素食干粮；辞色之间，颇有告罪还礼的意味。 李白则顺手从箧中包裹了药材，交党四娘带回去煎服。侯矩蹲在驿所旁一座长年不熄的烽炉边上，不时往炉里添些枯枝，冷眼看了半晌，待党四娘一去，便问道：“汝为士人？” 李白摇摇头，道：“白身耳。” “读得书、识得字，便是士人了。”侯矩道，“本朝乃是士人之天下！信然。” “汝亦自安西来？” “已然不记来处了。安西曾杀过几人，瀚海亦杀过几人，北庭也须是杀过几人。” 那是阿史那贺鲁在碎叶水一役大败之后，又过了将近二三十年，西突厥十姓部族时叛时降，却一再被唐军清剿得七零八落、日益离散。直至武则天垂拱元年—也就是李白诞生之前十六年；西突厥仅余两部族，分别以汉语名之为“兴昔亡”与“继往绝”；顾名思义，是要保留这种愿意归附大唐之异族的一脉根苗。 五年之后，是为天授元年，其中受封为蒙池都护的“继往绝”可汗，名叫斛瑟罗的，收辑各处残余部众，大约有六七万人，入居内地，以大规模移民争取唐朝廷的信任，遂官拜右卫大将军，改号为“竭忠事主可汗”。“竭忠事主可汗”领有平西大总管的头衔，镇守碎叶，稍稍得到了喘息。然而，这只是从中原远眺所及见者；自突厥内部视之，则“竭忠事主可汗”却是一个残虐凶暴之主。 果然，平静了不过三年，就出了内乱。西突厥有一别种，名曰“突骑施”，酋长乌质勒，原本是为斛瑟罗手下一官，官名“莫贺达干”。此人能抚下用士，颇立威信，一时诸胡皆附，乃崛起。以一万四千兵，夺取碎叶城、弓月城。此人用兵飘忽无定习，出没无常兆，于攻破碎叶城之时，把“竭忠事主可汗”赶回了内地。 乌质勒一夕崛起，控御所及，尽有斛瑟罗故地，东邻突厥，西接昭武九姓。但是此君并无骄恣雄霸的野心，而愿意与唐廷交好。武氏圣历二年—也就是李白诞生之前两年；乌质勒还遣送其子入朝。 突厥各部起落，无论就近就远，皆多少牵连可及于李白早年的身世，以及日后的遭遇。李白五岁那年，一家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倥偬不安的情势之下，继续向东漂泊，而号曰归乡。 同一年，乌质勒受封为怀德郡王；复二年，更受封西河郡王，然使者未至，而乌质勒已死，其子娑葛代统其众，陈兵三十万，极为强势，唐封之为金河郡王。然而，娑葛与其部将阿史那忠节不和。《大唐新语》完整地记载了这件事，并且提到当时与之有关的一个大人物—宗楚客。宗楚客是武三思的爪牙，神龙年间担任中书舍人之官。当娑葛与阿史那忠节闹纠纷的时候，安西都护郭元振提出一议，要把阿史那忠节所部吏民徙往内地。可是宗楚客和他的弟弟宗晋卿以及朝臣纪处讷等，由于收受了阿史那忠节的贿赂，不但不接受郭元振之议，反而发兵进讨西突厥，也就是准备一举歼灭娑葛。 娑葛震怒之下，举兵入寇，袭擒阿史那忠节，杀了唐廷使者冯嘉宾，击溃安西副都护牛师奖。郭元振始终以为：尽管闹出兵祸，可是娑葛理直无咎，遂上表请赦其罪，才算安抚了这一场乱事—娑葛日后为突厥默啜可汗所杀，默啜的人头却曾经在侯矩的手中飘零数千里；而宗楚客的孙女，却嫁给了李白。 李白在金堆驿烽炉边听到侯矩说起往事之肤廓，大约也只能想象：当他这一家人高车健马、冒牒潜归之际，侯矩正以“征人”之身，向西进发。 唐代兵制，以府兵为核心。大体言之，举国府兵之数，约在四十万，一般为五番输役；每番供役五分之一（也就是八万人上下）属常备役，番番轮替而行；其主要的任务为“番上宿卫”，其次才是“征戍镇防”。不过，除了隶属各折冲府的府兵之外，还有为了应付突发而大规模征行任务，各地州县尚须召集兵员，点名应卯，强制从军，这种“兵募”所招来的男丁，没有“卫士”的头衔，于律称之为“征人”。 “征人”不隶属于折冲府，而是以州为单位，较常见的情况是：某州须要从当地征发军行，便自行招募，不从朝廷派遣。招募之后，也由州统一发放军行器械、装具。“去给行赐，还给程粮”，也就是说，从应募之地（州），到服事之所（军），往返衣食之需，例由当局供应。有些时候，由于荒欠的缘故，在籍丁男不能按时完粮纳税，情急之下，倏忽应兵募而去。 毕竟，朝廷用人孔急，往往顾不得余事；而壮年之人所有，无非一肉身。到雄关绝塞之地，博一博天命时运，比起困死在乡里陇亩之间，可要痛快得多。这些人之中，也有不少能够获得一些微薄的升赏，而恍若衣锦还乡者，闾里中人反而多以“边城儿”呼之。 李白听侯矩此地亦杀人、彼地亦杀人，看来不在本籍、亦不拘里贯，或即经常在边关之地冲锋陷阵者；遂不禁好奇一问：“汝系兵募乎？” 侯矩仍旧像座铁塔似的蹲着，不屑地挥挥手，一挺腰杆，朗声道：“某乃私装从军！” “啊！”李白不觉惊呼出声，“是义征，看汝魁伟过人，真不似寻常兵募的士卒！” 这话脱口而出，并非恭维。有唐立国之初，霸业四图，积极向外用兵。太宗征高丽的时候，就曾经在常备的府兵之外，增以兵募”。在太宗、高宗两朝之间，“兵募”还是军旅中战斗的主力。高宗中叶以后，更准确地说，是显庆五年大破百济、苦战平壤之后，情形显然不同了。 刘仁轨在麟德元年十月间给高宗的上书中就曾经提及：“贞观、永徽年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可是，到了高宗剿灭西突厥的显庆五年前后，却变了局面；从征士卒“频经渡海，不被记录，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及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这就是“兵募疲敝”的实况。 大唐天子志在九州岛八极，所从来久矣；广取天下丁男，仍嫌不足，另特许各路行军总管自行招“义征”—也就是绕过州县官府，直接发动那些自觉骁勇善战，而又不能在本籍加入“兵募”的年轻好斗、或者是侧目功名之徒。当年在征辽一役中大放异彩、身价百倍的薛仁贵，便是这样一个出身。于是“义征”之人，自诩非凡，他们入伍，和“府兵”、“兵募”最大的不同是自愿从军、自备衣装、自为一营，有一种激动奋发的元气。但是— “战罢回乡，仍须勾当这驿丁生涯，真真闷煞人也！闻道突厥入寇凉州，某不免还要去海西走走。”侯矩拿刀柄敲了敲胸前的明光铠，道，“倒是汝辈识字之人，在此无事之地，同那和尚盘桓些什么？” 李白一寻思，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支吾片刻，勉强道：“天下山川何啻千万，随和尚行脚，开一眼界罢了。” 侯矩闻听此言，先前脸上那轻鄙之色又浮露了出来：“汝可知—敕勒部奴铸此剑者所为何事？” “剑者，百兵之君，狭处对敌，长兵不可及，唯剑—” “不然！”侯矩扬手止住，道：“汝家传此物，而无传家之语乎？” “有。”李白道，“谓此剑能‘摧伏怨敌’。” 侯矩又纵声笑了，道：“此剑乃是降者之剑！” “降者？” “两军对垒，必有胜负。”侯矩道，“败军之将，可以战死，亦可以奔亡；两者皆不能，而犹欲保全部曲属民，唯有一降—降将请以此剑斩首！” 于此，李白闻所未闻，勉强揣摩昔年那丁零奴赠剑的用意，一时还摸索不着端绪。难道，授首于人，便是“摧伏怨敌”吗？他沉吟着。低头看一眼腰际之剑，忽然觉得这剑竟然如此陌生；也不免为之一懔：啊！那个在记忆中面目愈发模糊的丁零奴，竟也同样如此陌生。 “士子！”侯矩从铠甲中掏出一块干饼扔过来，道：“汝与某素昧平生，日后未必得见，即此奉劝一言：这剑，还是收藏了妥切。” 李白笑道：“今来受汝一饼，他日不免将得珍馐一席以报，怎说未必得见？” “看汝行程所向，应须去益州？”侯矩也笑道，“某在金堆驿充服这小徭役的庸期也将满了，家中又无田亩可以完纳租调，或恐还是要赴凉州投军去—与汝自是东西两途。他日若有珍馐一席，天涯两地，遥举一杯作耍罢？” 人生初见，恰似浮云，李白与侯矩都没有料想到，整整三十年后的天宝八载，他们竟然重逢了。 那是一个罕见的酷寒之冬，行年将近五十的李白身在梁苑，仍是羁旅。那时他所抛弃的家室在鲁地，抛弃他的皇帝在长安，他相亲相敬的友人则散处天涯海角，有的遭到贬逐，有的投靠了边帅，有的遇害殒身，有的抑郁而死。他忽然醒觉到：以自己年力，生之前景，即将溷入一片萎烂的泥淖；而他，再也不可能为朝廷建树什么伟业，或是为自己挣得一份令名了。 他从一座刚刚脱手卖讫的酒楼中一步迈出，口中还信自喃喃作声、吟诵着修订一篇新作—《雪谗诗》；但见眼前阶下一人，端严九尺之躯，昂藏如山，颔下是一部杂灰透白的三尺虬髯，点点纷纷沾带着飘雪。更惹眼的，是半遮脸的一顶大毡笠子，上头遍是红黑斑斓的陈年血迹，还有那一肩行李上插着的朴刀，刀环在朔风之中琅琅扣响。 来人从笠檐之下看了李白老半晌，不肯移动半步，猛可道：“士子！果耳开眼界了？” 李白一眼不及认出，再打量时，才看清楚，却又都看模糊了。泪眼迷蒙中，像是看见了三十年前一夕谈，无酒无肴、无茶无饭，甚至无一语道及文章、无一言涉于学问；然而较诸平生际会，面前这个已然苍老无比的侯十一无疑却是最让李白心动的人。 那一夜金堆驿烽炉边的闲话，侯矩说了三件事，对李白的一生影响，无日或已—大流星、默啜头、鲁门剑。 四八 何用还故乡 金堆驿李白、侯矩一晤之前五年，也是大唐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有大流星出没，京师所见，其大如盆，可是房州一带传来的流言就不得了了，说流星之大似瓮，亘古未曾一见，这恐怕会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灾异之象。 流星自西南天际窜起，贯穿北斗，向西北天穹落去。且大流星并非独行，小流星之追随者难以数计，当这一群流星划过天顶之时，原本居宫在位、如如不动的群星也为之摇荡不已。这景象，连夕皆见，自夜半直到拂晓乃止。 由大流星启其端，灾异没有停过。紧接着是六月，大风旦暮而至，其势极为暴烈，许多州县都传出了“拔树发屋”的灾情。京中尤其险恶，据说长安城街中树，十之七八连根而出，竟有上百株吹至万年县界者—偏偏吹到了县界即止，一木也未曾逾越。这究竟该解释成“变不及万岁”，还是“受其变而不能臻于万岁”呢？坊巷之间，迄无定解。 几乎与此同时，京郊终南山上的竹子居然在数日之间，全都开了花、结了子，花形如麦，数十百万竿的竹花竹子绵亘于山丘，有如盛夏之雪，蔚为奇观，也平添了几分妖气。 就在竹子开花的同时，独见流星如瓮的房州传来噩耗：前温王、一度受韦后、安乐公主簇拥即位为少帝、现领房州刺史的襄王李重茂忽然死了。内廷宣布：辍朝三日，追谥襄王曰“殇皇帝”。 大流星所兆者，都可谓天高皇帝远，其事看似无一与侯矩有关。然而皇帝身边的日者却遥遥推算出来：远在剑南道剑州普安郡，一个列等于中下的小小县份—剑门—竟是流星生成之地，日者并声称：若不能及时收拏、诛除地方上的妖孽，则“不出三年，人主即当之”。 蜚短流长，不胫而走，剑门丁户大为惶恐，不知这“收拏、诛除”究是何意，于是纷纷远走避祸，真可以称得上是十室九空。侯矩便是在彼时脱籍出奔，到汉州投军，第一度成为义征之卒。奇的是果然不出三年便有了征应，太上皇—也就是睿宗皇帝—在开元四年六月癸亥，以五十五岁之年崩于百福殿。李旦自初登帝宝，凡三十年，四次让位—让母、让兄、让侄、让子；竟以保全。此殆天数，不是人德人力所能致之的。 “且休论编户于何处，列民于几等，天涯海角，俱是皇帝家院。以此之故—”侯矩为李白所带来的第一个匪夷所思之论如此：“士子，汝切记吾言：家户，死地也！” 这是侯矩遁走边荒的源起。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从此十步杀一人，等闲而已。”—这，就说到了默啜头。 高宗末季，永淳元年，突厥后裔颉利可汗族人阿史那骨咄禄招抚流离，以一群十七人之党，招聚族亲，渐至五千之数，大肆掳掠敕勒九姓牧民的羊马，自立为颉跌利施可汗。原本因分裂为二部、而为李唐各个击破的东西突厥，至此寖然有复兴之势。 大唐立国整八十年的圣历元年，女后主政，对于西北边事，一仍高祖、太宗时旧例，尽力怀柔而已。就在这一年的六月，武氏派遣内侄孙、淮阳王武延秀西出长安，奔波于道途间两月有余，来到突厥南廷黑沙城请婚；他要娶回去当妃子的，是阿史那骨咄禄的孙女、也是当时突厥可汗阿史那默啜之女。 阿史那默啜的回话却是：“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默啜不但拒绝婚约，还将武延秀扣押为人质，拘囚了六年。 默啜这样响应并非粗率鲁莽，在他的想象里，中原氏族与士人官僚应当不会排斥他“效忠李氏”之大纛。这样做，显然有利于他分化唐廷对于用兵突厥的战和方针。事实上，他的分兵突袭也于静难军、平狄军、清夷军所在颇有斩获；于是又随即进兵妫州、檀州、定州及赵州。 武则天则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她一方面立其子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夺回了尊李的旗号，另一方面又任命李显为元帅，讨伐突厥。实际的领兵者为当时已经六十八岁的副帅狄仁杰。默啜闻风退走，却屠杀了从赵州、定州掠得的男女，为数近万；也有的记载显示，这一场屠杀的牺牲者数目高达八九万。 两年之后的武后久视元年—也是李白出生的前一年，狄仁杰一病不起。默啜则再犯陇右，横劫诸监厩马万余匹。明年复夺盐州、夏州羊马十万口。接着立刻在七月里入侵代州，九月攻忻州。此后十余年间，或索战、或议和；战时劫掠，和时请婚；作态交好，则纵还人质；逞势相凌，则斩杀遣使，其无常如此。 直到十一年后的睿宗景云二年初，默啜再度遣使请和。三月，以宋王李成器之女为金山公主，许嫁默啜，以结永好。这件事拖到当年十一月，看来还颇有眉目。居间斡旋的，便是在四月间令睿宗慨叹“朕却不能遂尧之行”的御史中丞和逢尧。 和逢尧为此而兼摄鸿胪卿之职，亲赴突厥都城，逞其三寸不烂之舌，对默啜说：“可汗何不袭唐冠带，使诸胡知之，岂不美哉？”默啜还果真戴上幞头、穿着三品官紫衫，南向行跪拜礼，对唐称臣。 然而到了第二年—也就是玄宗先天元年；夏六月，左羽林大将军孙佺征伐奚族和契丹，被俘，奚族人将这些俘虏缚交默啜，默啜居然把孙佺等一干军将都给杀了。这一次婚约又成幻泡。 向中原用兵，力有未逮；默啜却不能不持续兼并各部族的土地、掠夺各部族的物资、收募各部族的人力。尔后四年间默啜也同时发动了北向的袭击，那里是漠北之地，方圆千里，有铁勒九姓之一，号拔曳固，又称拔野固，也叫拔野古。有民六万帐户，可战之兵一万余。由于居处水草丰美，良马成群，默啜即可汗之位二十余年以来，时时想要纳入所部。 开元四年，默啜发兵袭击铁勒九姓，旗开得胜，大破拔曳固于独乐水。这一场胜仗却让年老的默啜失之骄矜，在回师的路上疏于防范，他和一队近臣且行且唱，声喧于天，而没有料想到已经脱离了大军。 更不料却有拔曳固的散兵游勇，名唤颉质略者，闻声而潜随于径旁树林深处，于万不可测之际，忽然间从柳树丛中腾身而出，只一刀，便砍下了默啜的头颅。登时刀势如电，斩得那头颅离颈之后，还昂然唱了几句，飞出数十丈外—而左右近臣小队则人人为之怖骇溃逃，不成行伍。 当其时，唐军临边的大武军有一小将郝灵荃，正奉使于突厥。这拔曳固的小卒颉质略手提默啜的首级，贸贸然来，也是一脸惶恐。郝灵荃猛可想起来，他曾经听说过一段中朝旧闻：昔年淮阳王武延秀求婚不遂、反而遭到囚禁的时候，武氏曾经在朝廷上咬牙切齿地说：“安得一健儿，为朕悬此虏头颅于廷哉？” 郝灵荃是军使，总不能亲手捧着出使之国的可汗首级，千里间关，跋涉进京。这时帐下有一虞侯低声道：“不如轻易为之。” “默啜，巨憝也！岂可轻易其事？”郝灵荃看着盛装在木匣之中的那颗肉色泛青、唇色透紫、圆睛隆准的人头，被络腮胡须圈住的一张嘴，还方方阔阔地张着，似有言未申、更似有歌在喉。郝灵荃睹此而肝肠扭绞、心胆欲裂，逡巡不敢接近。他有义务将默啜的头颅护送回朝，可是他办不到。 “汉州新投一卒，甚长伟，有勇力，善近战；可应此遣。” 那便是侯矩了。大武军为此差颁了他一副前铜后革的明光铠。他把装着默啜头颅的匣子用黑绫包裹了，捆扎在背铠之上，单人独骑在前，郝灵荃的一百小队在后，相去半驿之程。军令日行六百里，逢驿换马，兼程回到长安。一路无别话，只是每到暮色阴昏之后，侯矩便听见背后传来一阵一阵的歌声。有时幽咽而哀戚，有时慷慨而激昂，有时宛转而苍凉；侯矩奔驰在道，不数日，居然还能跟着哼唱起来。彼时，他但能识别声腔，依随曲调，是后四五年随军出没西极瀚海、北庭，遂渐渐明白了默啜之歌的意思。 开元八年，在金堆驿烽炉边，侯矩为李白带来的第二则闲话里，便有默啜的歌，这大汉唱了几遍，七零八落地将突厥之语解译了一通。其源出于北疆牧民之谣，本无多少深意，即目感兴而已。可是，李白听侯矩娓娓道来，竟然止饥忘倦，他这一生都将记忆着那些歌里简单、稚拙而动人的意思，大约说的是： 我眼之碧，得之于水草；碛沙之红，得之于鲜血；弯弓射月，弓即月；射落之时，一天飞大雪。 侵晨时分，霜寒刺骨，侯矩为慈元套驴上车，招呼馆舍庖丁供给了二行人粥、渍菜与豆乳，算是相当丰盛的朝食。临别时，李白果然将随身之剑取下，收入笼箧之中。 “某非士子，不详古事。流荡湖海多年，所闻所见，也都浅陋得很。”侯矩说到这里，向李白抱拳施了一礼，“汝于四娘姑嫂二人有大德，说什么感恩戴德的话，也是徒托空言，不如指点汝一去处。” 侯矩在这时说起了鲁门剑。 “时无剑术，唯阳关韩氏尚有一技之长。”侯矩这时又从炉火之中捡出一根烧得通红的柴枝，朝土沙里狠狠画去；他画的，是曲折迤逦的线条；好半天李白才认出来，是河道歧出之形。阳关，关山极东之地，于李白而言，简直是在天之涯，沙地上那蜿蜒河道的尽头。 沙画的起点是一大圈，谓为洞庭湖，李白点点头。洞庭湖东下长江，一去不知千百山川，一路皆是水行，扬帆顺流而下，走势如飞。来到一处，古称广陵，前隋之时称扬州，设有总管府，并置江都郡。到了唐代，改置兖州、邗州，之后又成了扬州。 从扬州向北折，是谓漕渠，漕渠再往上，转一弯，入淮河，之后是南泗河、洸河、大汶河、牟汶河—牟汶河再向东出；侯矩将柴枝在尽头处一插，柴枝入土尺余—到了，徂徕山西南隅，是鲁门，也是阳关。 “彼处又称石门。”一面说，一面使脚一踏，柴枝又入土半尺，侯矩接着道，“当地耆老言，乃是在古鲁道之上，北与齐门遥遥相望，亦是鲁国北界之门。” “阳关。石门。鲁门。韩氏。”李白道，“某记下了。” “当地有一山，山名徂徕，山南复有一山，是为龟山。” “啊！”李白双眸一亮，道，“这两山之间，必有农桑之业。” “是有良田千顷。”侯矩忽然疑惑起来，“山东之地，万里之遥，汝既未到，岂能知之？” “《春秋》鲁定公十年有云：‘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李白道，“龟阴即龟山之北，汝复谓龟山在徂徕山之南，然则两山之间，似应有田。” “士子毕竟是士子！足不出户，能知万里以外事。”侯矩感慨了，“诚有如此大才，汝又何须学剑呢？” “洞庭自古称云梦，七大泽浩渺苍茫，无涯无际，耳闻已久。果能借一帆而去—”李白探指随着那沙画痕迹，神色飞扬，烂漫无比，“竟能、竟能直至鲁地；纵使无剑术可学，也该游历一番！” “鲁地凡事崇古，是以剑术犹未沦失。”侯矩并不在意李白对于远游的憧憬与亢奋，继续说下去，“某又曾风闻：韩氏之剑，能敌万人；而裴氏之剑，更在韩氏之上—只某未曾亲见，不敢妄断。” 侯矩所亲见的韩氏剑，又源起于战国以来仉督氏的射艺。此一渊源，侯矩亦不能屡述，须另明之。 东周以降，王纲解纽，燕太子遣荆轲刺嬴政，曾经献上督亢之地图，而匕首藏焉。督氏一族，原本是宋国华父督之后，不知何代迁于督亢—这个地方，也就是东魏孝静武帝时代、高僧昙遵“营构义福”嚆矢之所在的范阳。迁居于范阳之后的督氏又与从鲁地迁来的仉（音掌）氏连姻，以“仉督”为姓，世代独传一门据说是源自孔门儒生的弓箭之术。仉姓，即掌氏，战国时孟子母即是仉氏，或谓即鲁党氏之庶孙。 遍历两汉、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这一门在春秋时代卿士大夫人人都能上手的技艺，早已沦而不彰，仉督氏仅以家学传之，一向不收外姓弟子。到了隋末，天下英雄并起，有一个日后为唐高祖李渊用为左骁卫长史的王灵智，自幼听说仉督箭艺冠绝天下，遂身携巨资，不辞迢递，从大兴出潼关，来到范阳。 当是时，创彼“营构义福”的高门豪绅卢文翼已物故多年，其后人仍持其金、继其业、广为布施。王灵智出手豪绰，散财攀交，经由卢氏一门的耳目广为扫听，才知道“仉督氏”于人世间已无香火，还有一脉传承者，称“督氏”；当家立户的名叫督君谟，年仅十八，比王灵智还年轻好几岁。 督君谟一家数十代以来，无论在哪一行，除了密传射艺这件事始终不辍之外，谋生治事则一败涂地，尤其是北朝动荡期间，数十年沦为奴工、乞者，时受义福接济。也缘于这一份活命的恩德，几经卢氏代为恳求，也为王灵智至诚所感，督君谟终于答应：授艺三年，“视其所能，但倾其所能而与之”。 王灵智从督氏学射之事，日后颇有误传。或谓：在自以为尽得督君谟之技以后，王灵智曾经要射杀督君谟，以自高于天下。《酉阳杂俎》就曾经这样记载：“有王灵智者，学射于君谟，以为曲尽其妙，欲射杀君谟，独擅其美。君谟志一短刀，箭来辄截之。唯有一矢，君谟张口承之，遂啮其镝而笑曰：‘汝学射三年，未教汝啮镞法。’” 这个说法去实过远，也就不能因之而明白仉督氏之射，与韩氏之剑的因缘关系了；个中情由，便在那把“短刀”。《酉阳杂俎》称之为“短刀”，是为了夸饰督君谟“箭来则截之”的惊险，实则就是随身一剑。 原来仉督氏所传的射艺，不只是弯弓搭箭、控弦中鹄而已；以剑敌矢，相互攻防，是箭士与剑客两造都必须熟习的技术。进一步说：射箭的一方，除了发挥“长兵之极者”，力求准确，制敌于百步之外，于一射不中之际，还能再射、三射、四射，所以从取箭到扣弓，势须极为敏捷。而用剑的一方，则不但要能在百步之外以剑摒挡或削移来势极猛的箭矢，还要以灵活跳跃的身形步法、快速欺近所对之敌，迳以锋刃斩杀之；其间若有闪失，也很容易在近地为箭所伤。 这一套攻守之术，本是熔长兵与短兵于一炉而冶之，彼此照应，不可偏废。王灵智袭射督君谟，更是师徒之间精进艺事的锻炼，哪里有什么“独擅其美”之计呢？《酉阳杂俎》显然是混淆了类似的故事，将远古时后羿与逢蒙、飞卫与纪昌两对射艺师徒之间那种“计天下之敌己者，一人而已”的忮心，移植于督君谟、王灵智师徒身上来了。 王灵智所为，若真有什么背恩负义之责，倒是将督君谟一姓之所传，另又传授于外姓—三年学成，他本来想要返回都城大兴，督君谟问他： “还故乡有何用？” “陇右风光，豪杰满地，”王灵智道，“欲大用于天下。” 督君谟猛摇头，道：“仉督氏之射，仍有未竟。汝宜复东行，至故鲁国之地，求诸仉氏血胤，所学或能略进于某。” 王灵智果然听从了这年轻师傅的话，继续其未竟之旅，来到鲁地徂徕山。可惜的是，他没有寻着仉氏，却将督君谟所传授的射艺分别交给了裴氏、韩氏两个徒弟。也或可能是基于气性秉赋的差别，裴氏精于射，韩氏精于剑，两支皆不能兼善。 裴氏日后传裴旻，裴旻年少昂藏，从征颇立战勋，有将军行。然而此君“喜有功，尚微名，与人相笑谑，荡不知检”，落拓不能大用，沦落于市井之间售艺，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漫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入，毫厘不失；观者千百人，无不惊栗”。居然凭着这一技而令天下闻名，与李白之诗歌、张旭之草书并称三绝。至于韩氏，传于韩准，也在二十年后将所学传于李白，那是徂徕山。李白诗称韩准“韩氏信豪彦”，一语之褒，荣于华衮—算是报答了艺业。 至于韩氏的剑术究竟如何？侯矩是这样描述的— “剑即步，步如飞；学剑，莫如学步。” 四九 千里不留行 默啜一死，突厥部落则陷入进一步的离散，其兄骨咄禄之子阙特勒把默啜的儿子“小可汗”也给杀了；默啜诸子、亲信几乎尽灭。这就开启了突厥部族的另一个世代，谓之“毗伽可汗”。 同时的奚族、契丹甚至拔曳固等诸部得知默啜的头颅已归天朝所有，纷纷内附。内附，从表面上看，是以移民屯垦的方式，寻求安定，可是在与此辈打过多年交道的边塞老吏眼中，北地异族请求依托，多半只是权宜之计，盖以其国丧乱，故相率来降；等到有朝一日安定下来，终将不耐汉家制度的约束，仍然要叛逃甚至劫掠以去的。 开元四年尾，十二月酷寒，皇帝想到东都洛阳去暖和一阵，此事因道路崩阻和群臣争议迁延到第二年的二月，终于成行。宋璟擢为刑部尚书，又加封了吏部尚书、黄门监—也就是先前的门下侍中之官；实领相权。这给了他一个独行其政的机会。 先是，宋璟非常重视一篇还没来得及奏报的上疏，出自并州长史王晙之手。王晙有远略，看出突厥各部纷扰不定的根本原因，还有一着，那就是和边地军州官民私通声问，互探底细—由于多历年所，双方间谍迭出，昨是而今非，日月滋久，奸诈越深。而王晙所计议的三策是：“徙之内地，上也；多屯士马，大为之备，华夷相参，人劳费广，次也；正如今日，下也。” 宋璟本人就是一个“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的干才，非常重视为大臣者之胸次与眼界。他明明知道：大举迁夷狄于内地，有其艰难，却极为欣赏王晙的想法。然而他知道，若要遂行上策，必先使中策看来像是下策—他于是特别压抑诸将策勋，以挫其骄心。首当其冲之一人，便是迎回默啜头颅的郝灵荃。他刻意延迟郝灵荃的升赏，直到这一年的年底，且只予升授一级，由“子将”而为“郎将”。郝灵荃气得恸哭终日，活活就哭死了。 侯矩则在彼时转入营州都督兼平卢军使宋庆礼麾下，到柳城筑垒营田，并且专务狙杀那些身份不明、行踪诡密的异族细作。与他共事的，即是鲁门韩十七，名唤韩恒者。 也是由于韩恒，侯矩才明白：他背上那千里相随的头颅之所以会唱歌，其来有自。 当时边事烦冗，朝臣主张不一；有一意扫荡者，有力持绥抚者；既有以内迁落户而化之育之的意见，就有以深沟高垒而拒之御之的意见。有全然不以北虏为人类，而无论如何都要将之歼灭的人；也就别有一种总是要讨好胡族之人，似乎颇以为让步承欢，必可以保永久之好。就在这种不能齐心协力的环境之下，开启了“知运不知运”的一战。 先是，单于副都护张知运把突厥内附降户的兵器都没收了，才许渡河而南。当时这些降户便啧有烦言，嚣嚣不平。正好遇上一个处事与张知运大异其趣的巡边使姜晦，闻听降户来诉，人人争说：没有弓矢，便不能射猎，这是断绝生计的勾当。姜晦立刻下令：立刻发还其兵仗。降户等刀弓一旦到手，登时就叛了。 张知运虽然政令严刻，可是在军事上却没有相因相应的作为，与叛虏大战于庆州之北、灵州之南的青刚岭，居然被突厥俘了去。大军呼啸而过绥州，遇上另一个名字也叫“知运”的郭将军，邀借朔方兵来救，大破突厥于黑山呼延谷，才救回张知运。皇帝却震怒了，问以丧师之罪，将张知运斩了首级。 郭知运则从朔方兵处得知一宗怪事：毗伽可汗之所以能够在青刚岭将张知运一网成擒，是借助于从南方请来的飞头獠，供输大军情报。 岭南西隅溪洞遍地，在邺鄯之东、龙城之西，有地千里，皆为盐田。早在秦代，此地已有所谓“飞头獠子”，传言：这种獠人可以身首异处而不死。 飞头獠在头飞一日之前，就有征兆，绕脖子一圈渐生红色线痕，像是勒缚而成。此时，家人便应留心看守，细观动静。直到入夜之后，这人仿佛生病一般，状极痛苦。顷刻之间，头即离身而去，飞行如风；往往至近水岸边，泥泞之地，寻些螃蟹、蚯蚓之物吃，直到拂晓之前，才又飞还，恍如梦觉。 飞头獠族之人目无瞳仁，专祠一种神，号称“虫落”，所以常民也称他们为“落民”。除了飞头离身，并没有别的异状，在岭南与人杂居，平素也颇为相得。有的“落民”能使头飞南海，左手飞东海，右手飞西海，总之是昏夜而出，未及天明而返；若天明而不返，就收拾不得了。偏有些散手解脚的，在外出时受大风所摒挡，从此便飘零于海外，其人也就残疾终生了。 落民飞行，以耳为翼，瞬间可数千百里，不但速捷，且行踪诡秘。仗恃着这本领，有那心眼灵动的，南来北往，四出打探，听说有什么地方、什么人有需要掘隐发微者，便去兜售此技。 毗伽可汗听说了，立刻遣使远赴龙城，与落民酋长商计，每有飞头而出者，便至唐军各城垒营堡窥伺动静，随即前往虏帐禀报；事成，当即在那飞头的口中放置一块黄金，庶几于黎明前飞回。由是，唐廷军情，不免班班泄露。 侯矩转赴宋庆礼麾下不久，便撞上了这些落民。起初，夜寻于营垒之间，但觉苍穹浓湛，夜色阒深，似有异物如蝙蝠者，在头顶上飘然来去，久而久之，稍能辨识些了，无论是用矟扑打、发箭扣射，都不能中。有时想要追逐踪迹，忽忽一眼看见，忽忽再一眼就放过了。 某夜，鲁门韩十七与他一同值更巡营，蓦然间又见一黑影如盘，横空而来，掠风而去。侯矩纵身一跃，掷矟出手，只差分毫便射断了军旗。韩恒在一旁劝道： “彼等‘落民’，同汝某一般，也是生灵。既无犯，何必杀？” 侯矩仔细询问了“落民”来历，韩恒也不隐讳，只当是家常琐事，款款告之。虽说赤县广大，无奇不有，这事却着实有几分骇人；然而更令他觉得不可置信的，是韩恒云淡风轻的神色。 “汝既知彼等来探军情，何不拏下这些细作问处？” “经岁无事，我朝有何等军情信须保守？”韩恒笑了，道，“姑养之。” “养之？” 韩恒低声道：“无事，便养之；有事，即阻之。” 一夜无话，连夜亦无话。过了不知多久，忽而又是一夜。韩恒突然来唤，身上无盔无甲，只半身短衫、半身皮裤棉襦，背负一物，似剑非剑、似刀非刀。叫了声：“随某来。” 两人出了营垒，步行西去十余里沙碛，愈走砂质愈软，拔足复陷，任侯矩何等矫健，也感到有几分吃力。回眼看那韩恒，双足踏沙，如履坚土，不入分毫。既而来至一处胡人祭坛，前后三百丈方圆，有五尺高的平台多所。韩恒复低声道：“西北数去第七坛上，有累累如瓜者，即是。汝蹑行而过，勿眄，即掩袭之，或能攫其一；得之，莫使啮住，并不可放手。” 侯矩依言而行，果然远远看见有五六枚胡瓜也似的圆颅黑影，半围成弧，状似交谈，却未出声。待稍稍靠近了，他运足一气，拔身斜出，有如星火般窜向那祭台，顺手一扑，果然攫住其一。也就在那一眨眼之间，他忽然想到：“若这飞头獠咬来，我如何躲过？” 这厢一念尚未转定，回头却见韩恒竟朝东北蹿身而上，腾空丈余，飞身之际，早已抽取了背上的物事，双手握柄，顺身形所过，横向脚下一挥—这一挥，原先那似剑身、又似刀身者，居然洒开一片八尺见方的细网，韩恒踏网而下，恰恰裹住了一个黑影。只此时，侯矩再一低头—发现他手里紧紧抱着的，还真是一枚瓜。 不消说：此番声东击西，是韩恒早就设下的机关。一见飞头獠入网成擒，侯矩扔下了手中的瓜，抽出腰刀，便要上前扑杀那飞来的细作。却让韩恒举手拦下；韩恒转脸对网中那落民道： “侯郎欲结果汝，可好？” 那獠头夷夷吾吾说了几句獠语，又间杂了几句突厥语，神色惶惧，其意不问可知。 “放汝回乡，果还来否？”韩恒一迳还是笑道，“前番被某擒了，誓言不再来；却还是来了。今番复纵汝归去，不能不防范些个。”说时，探手扯下侯矩胸前明光铠上的一片铜叶子，另只手隔着丝网、紧紧扣住那獠的双颊，使不能闭口，接着，他小心翼翼将铜叶子塞进那獠的嘴里，塞得很深，直迫喉头，致使不能呕出。侯矩尚未明白韩恒的用意，但见他随手一张扬，网开八面，便纵那头飞向夜空中去了。 “放他去了？” “去即去矣！千里前途不留客，再耽延些时辰，待天一大亮，此獠便回不了家了—”韩恒道，“纵使他还想去黑沙城请赏，虏性狐疑，一见他口中铠锁，便知为我军擒过；然则，无论他再说什么，也不会有人信了。” 韩恒的身法，正是鲁门剑的精要。在侯矩看来，腾身、蜷足、洒网、踏堕，这转瞬间令人目不暇给的起落，环环相衔，严丝合缝，看来无一动有杀招，但是无一动无杀机；恰为难得一见的用剑之道。 “某便借那韩十七一言赠汝：‘千里前途不留客’，汝等—可以登程了。”侯矩说到此，大步居前引道为礼，走出一箭之遥，又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来，转头嘱咐李白：“须知‘时无剑术’，纵使汝学成，天下人也无眼识得，其侘傺无聊可知。” “既然‘时无剑术’，”李白笑道，“也便‘时无敌手’。” “非也非也—士子须知：剑术沦丧，鸡犬喧填，”侯矩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身后亦步亦趋追随而来的豁牙汉子，仰天大笑道：“才容得我辈小人横行无度。” “夜来失礼，郎君莫嗔怪！”豁牙汉子也跟着笑，一面笑、一面还从布裤补帄里摸出几枚铜钱来，强塞进慈元的手里。 侯矩不容他二人答话，又接着道：“士子！汝与我辈，毕竟不是一池中物，天运际会，止此而已。”说到这里，直矗矗站在道旁，不再举步了。 李白只觉侯矩的话有趣，此时，他尚不能深刻体会天下丁男受租调、徭役驱迫，流离失所的根本。他也不知道，那句“毕竟不是一池中物”所隐含的是：他们这种人，在世间一无父母，二无妻子，三无亲友；一旦为饥寒所侵而不能忍，他们随时可以持戟仗、握刀枪、翻脸忘却谈笑，一变而为鬼道之阿修罗。 十年之后，李白初入长安，受尽了豪贵大人们莫名其所以的揄扬，以及莫知其所由的调笑，眨眼间由亲而疏、由贵而贱；所谓“冰炭更迭，霄壤翻覆”，顿时堕入不可知、不可测之大劫。李白从而坎壈失意，开始与市井少年狂饮纵歌，浪游赌斗，甚至结伙横行于市肆之间，以至于干犯了北门卫士—那是天子亲领的近卫重兵；不意而冲撞了这般人物，李白立时遭到挟捕，下狱成囚。 在牢中，他想起了十年前侯矩“时无剑术，鸡犬喧填”的话，也发觉当下境遇并不陌生；他早就在金堆驿经历过了。身处于囚牢之中的李白，既不沮丧懊恼，也不忿恚忧愁；只怔怔忡忡地自问： “何以吾不能是彼辈？” 五〇 日照锦城头 成都，剑南道益州治所，领有百姓之众，仅次于长安和洛阳。远非那些个名城—如江南东道治所苏州、岭南东道治所广州、淮南西道治所楚州、河南道治所汴州等—可及。但是李白万万不曾料到，金堆驿上那豁牙汉子布施给慈元的铜钱，到了此处却不能花使。市上一肆商随手挑了一枚，向戥子上过了过，瞑眼撇嘴道：“此钱不足两铢，是恶钱，官敕不许用的。” 大唐立国未几，高祖武德四年，开铸一种名为“开元通宝”的钱；由于形制质朴，极易仿作，天下各地盗铸者不计其数。到了高宗显庆五年，发兵征讨百济、困战于平壤前后，民生愈发困窘，恶钱伪冒日多，朝廷不得不应对，便悬令“以一善钱售五恶钱”，计以为百姓一旦缴交出这些成分窳劣的恶钱，再由官司收取，统为熔冶，补益铜质，铸造成“良钱”，也是善政。 老百姓的想法却不一样。试问：原本并无法定价值的钱，一旦由官司明令作价，则不能复以伪冒视之，而是有了等同于“良钱”的身价—虽只五分之一而已。此时民间不但不以五易一，反而将盗铸的“恶钱”妥为收藏，以待日后朝中弛禁变法，到时不一定以二兑一、以一兑一，则利头就远非当下报缴之可比了。仅执此念，还有人索性将船驶入江中，就在船上起炉铸钱，避人耳目。 果不其然，到了武氏当国的时候，非但不再雷厉风行地缉拏盗铸，市上之钱但凡没有穿孔，或者不是一经手眼即可看出含铁、锡过多而过于失真者，都得以公然交易。 玄宗登极，初号先天，长安、洛阳两京繁盛，钱溢如海，盗铸者十分之一二，居然通行无碍，迁延两三年，朝廷一直拿不出有效弭止的对策。只能下令：官铸铜钱一枚二铢四分，不到这个分量的，便归于恶钱，一律禁止发行。 这时皇帝想起被外放担任广州都督的宋璟。打听之下，听说这位在中宗时期已经官历宰相之职的大臣，居然在万里外的岭南仍有惊人的政绩—他悬令禁筑茅舍草屋，教导百姓以砖瓦建盖屋宅，减少了当地经常发生的火灾，人人乐道，有膏雨时化的令名。不过，宋璟先前是因为司理一宗杖刑的时候，失之于轻省，显然有“市恩”之嫌，而李隆基一向疑忌大臣如此，遂外敕贬睦州。一直到了开元四年，他才被调返京师，主持刑部。 这一回，宋璟和当朝名宦苏瓌之子—也是极具才华、谋略与担当的苏颋，商计出一套新的政策。他们知道，当年“以良钱一易恶钱五”的手段有一定可行之处，但是失之于粗糙。于是他们绕了一个大弯—首先还是宽松通货，请出太府钱两万缗（每缗一千），于京中置南北市，以平价买取百姓家中“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也就是说，凭空生造出一笔又一笔原本不会出现的买卖。 同时，宋璟与苏颋还有第二步；他们主张以不收取利息的方式鼓励两京群官，尽量预支俸钱。而这些太府钱、借支钱，当然都是良钱。此一措施既使交投热络，也充分供应了良钱，加之以收取恶钱于不着痕迹之中，很快地就让恶钱变少了。 宋璟较苏颋年长七岁，自是一代人；宋、苏之相得，原因不只一端，主要的原因，在于苏遇事不与宋争，而宋论事则多得苏之助。 苏颋的父亲苏瓌也曾历任刺史、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中宗神龙初年之时，官尚书右丞、迁户部尚书、拜侍中。由于通晓典章法律，尝奉命删定律令，一朝格式，皆出其手，封许国公，为太子少傅。死后玄宗赠以尚书仆射，称得上是一代名宦。宋璟曾经公开论列苏氏父子：“仆射宽厚，诚为国器。然献替可否，吏事精敏，则黄门过其父矣。”可见对苏颋的看重。 据说，苏颋年少时不得父意，常与仆夫杂处，可是却能惕厉自修，好学不倦。每欲读书，苦无灯烛，尝于马厩灶中，吹火照书读诵，其苦学如此。至于苏颋的名爵官资，虽然也位居国家大臣，但是通盘看来，不若乃父。 苏颋满二十岁的时候就举进士第，很顺遂地从乌程县尉起任。武后朝，举贤良方正异等，除左司御率府胄曹参军、监察御史，转给事中、修文馆学士，拜中书舍人。与诗人、燕国公张说都因为文章而颇负时誉，时号“燕许大手笔”。同时，苏颋也由于书法精美，多为时人撰碑，曾经借朔方兵大破突厥于黑山呼延谷的陇右节度使郭知运碑，便出自苏颋之手。 史家于年辈稍早的姚崇称“应变成务”，而于宋璟则许以为“守法持正”，可知其为人刚直，遇事果敢，而苏颋则能“尽公不顾私”地襄助宋璟推动政务，使得当世唐人每以高宗时代的房玄龄、杜如晦喻之。 然而，这不是没有隐忧—宋璟在迁都洛阳一事上，曾经和皇帝有过正面的冲突。那是开元五年春，正月的时候。由于宫中太庙原本是前秦苻坚时代所兴建，年久失修，因而腐朽崩坏，宋璟、苏颋就曾经联衔对奏，以为睿宗升遐未满三年，皇帝还在服孝期间，遽尔行幸东都，恐怕是由于天意不惬的缘故，才以此示儆，希望皇帝“暂停车驾”。可是，姚崇却以为“王者以四海为家”，太庙崩坏则不应归诸迷信，应该将责任付诸有司，先暂迁神主于太极殿，再更修太庙。玄宗在这件事上，嘉许了姚崇，甚至因而特命“五日一朝”，可见倚眷深重。 自从为世子、太子时便久历权势倾轧的李隆基是深谋远虑的，他知道：身边不能没有一个看起来经常与他作对，但是又不至于真正违逆他意志的大臣。在表面上，皇帝要表现得虚怀若谷，谦抑从谏，这也得臣下在犯颜直谏的同时，还能满足他的虚荣—而玄宗很快地发现：宋璟的确具备这样的智慧。 就在太庙崩毁的同一个月里，发生了另一件事，让皇帝对宋璟彻底改观。 东幸洛阳终于得以成行，皇舆来到崤谷，却发现道路没有整治妥当，皇帝受了颠簸，以为河南尹李朝隐和知顿使王怡失于部伍，督导民夫不力，都该治罪。宋璟上对，以为：巡幸才开始，便以民力之不逮而降罪于官吏，将来受害的还会是老百姓。 皇帝听进去了，正要释放李、王二人，宋璟又道：“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请令待罪朝堂，而后赦之。”这几句话让皇帝深深放心了，他发现：宋璟的确既可以为皇帝博一纳谏之名，又可以保全皇帝在百官群僚面前的无上恩威。 然而对于宋璟，皇帝从未疏于伺、防范，他随时都在找一个适恰的机会，排去其逐渐强大的势力—正因如此，和宋璟一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苏颋也因此受到牵连，一时俱去，才得以在他的下一个官职—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任内与李白相遇。而这份机缘之所以成就，正是由于严禁恶钱。 也就在李白和慈元启程南游之前的三个多月，监察御史萧隐之奉命搜检江、淮地区市面上盗铸的恶钱，朝廷法令与民间经济，看来各处极端—恶钱之所以泛滥，乃是流通所需，也有不得不尔的情由；萧隐之搜检严苛而急躁，大杀百姓生机，又引起了相当激烈的民怨。 皇帝先贬了萧隐之的职官，接着追究政令所出；众矢一时而集，随即指向宋璟和苏颋。未几，宋璟罢为“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官位，从六朝以来便无实权，高挂宰相的闲缺而已；苏颋，则迁为礼部尚书，实施了整整两年的钱禁于是开弛，恶钱再度滚袭于天下各地，其势不能复扼。 可是，益州偏处西南，地方上大小官署还在犹豫两可之间，商铺或张或弛，并无定准。加之以李白和慈元行色匆匆，一看便知是外乡人，身行所有，泰半为市肆中人指为恶钱。这令李白大为不耐，低头寻思片刻，忽然想起了一事，遂向慈元道： “和尚，酒楼去得否？”这话当然是玩笑，李白也未指望慈元答应，迳自接道：“某另有俗事，所去处，汝亦到不得。看这锦城也消得几时盘桓，何妨就此别过？” 慈元满怀所罣念者，还是在福圆寺那笔契牒移换上，蚀了几千文钱。每念及此，便怏怏然若有所失，心下早就琢磨着：得在成都当地的庙宇，借着别宗交易，匀些资本回来。倘若李白不在身旁，何止耳根清净？他也能心无旁骛，从容商量，仔细勾当。于是相约三日后亭午为期，散花楼前再会。 慈元却没有料到：李白所谓的俗事，也是讨索债务，只不过另有名目。 便在李白的行箧之中，李客早就为他准备妥当了。此行无分水程、路程，一路之上，但凡所经过的通都大邑，都有李客原本应该前去“抬举”的契券—就好比官司中征发赋税而作的“手实记账”一般；旅人来到某地，手持到期文书，寻着了举债之家，登门索欠，谓之“抬举”。 举，借贷也；抬，偿还也。据说这是从翻译佛经而输入的语词，一方面是指借贷偿还，另有利息，故所举之数，应须加抬。另一方面，在常民语言里，抬举也含有扶持、照料的意思，一如孙舫《柳》诗所谓：“不是和风为抬举，可能开眼向行人？”说来颇为温煦动人，这就表示贷方之于借方，还有通财施舍的情谊、义理。 李白打的主意很实在：既然坊市间多指路客的钱“铢两不足”，也就是恶钱，其中分明藏有借机高其物价的意思。应对之道，便是让对造纳出现钱。这是李白混迹江湖的第一笔生意。至于“酒楼”，并非设席饮酒之地，而是一酿酒坊。 唐代开国，承袭了隋文帝开皇三年“罢酒坊，与百姓共之”的政策，官方、民间都可以经营酒业，酿酒、卖酒没有认证或许可之制，业者也毋须将营利归公。直到代宗朝，才发生了变化。那是李白过世之后两年的广德二年十二月，皇帝敕书：“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 再过八年，到了大历六年二月，又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榷酒制度—也就是由国家控管生产和营业，将官方许可的酤酒户按量产额度，分三量等，逐月收取税钱，还可以用布绢供抵。这样改制，当然有其长远的背景。其一，就是饮酒者众，利润庞大，国计所需，岂能不分一瓢饮？其次，天下人以粮制酒，酒贵而粮贱，一旦任令自由供需，也会压迫到粮食供应。 其后，显然征榷过重，唐德宗曾经一度颁《放天下榷酒敕》。然而为时不久，基于发动削藩之战，军费糜耗繁剧，府藏散减空虚，不得不从榷酒的利益上弥补，于是又确立了此后近千年的榷酒制度。仅仅从榷酒确立施行之后的几十年间计算，宣宗大中七年时：“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万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也就是说，榷酒所得，将近挹注了国家总岁入的十分之一。 而在李白生活的这个时代，酒曲尚未为官司垄断，只消操持酿造的技术，人人可以借此而谋生。李白一生之中最是功名偃蹇的时候，也最是饮酒无度的时候，他几番在东西两京和鲁地开设酒楼与这一趟游历有着相当的渊源。 李白行箧中的第一份契券，是成都陈醍醐酒坊主人陈过所赊欠的三百硕麦子，文书注明归还之期为开元四年八月，显然过了时日。 贞观元年，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旧日楚地分属江南西道、山南东道和黔中道。而长沙一向都是为楚之粮仓；果有“楚粟熟，天下足”之称。这显然也是环境使然。 以长沙为垓心，作为农产集散的大邑，有基于水利之便的四大渠道。其一，是从湘江至洞庭，可沿长江下达扬州。其二是越洞庭湖入长江至汉水、荆襄抵中原。此外—也就是李客行商天下的干道：经由澧、沅支流过巴蜀，以及过灵渠、漓水通岭南一路。 常年以来，李客组织商帮，看上了“楚粟”之丰之美，一旦东行货船空舱西返，往往趁着麦熟之时，多籴粮米，于返棹时沿埠趸售。这也是因为当时“诸郡出米至多”，“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沧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 除了供应万民食用，李客转运“酒米”、“酒麦”还有一个令酿家乐于与之交道的好处：他为人宽和，不汲汲于蝇头之利；每逢买主手头不大宽绰时，他便道：“一诺为然，岂必取钱？” 对于李客多年以来走南闯北的生意之道，李白十分懵懂，贸然来陈醍醐酒坊，只道是依契取值，拿了钱就上路，以充盘川而已。岂料主人陈过一看那契券，一时肃然。他十分慎重地询问了李白的行止，得知三日后与慈元尚有散花楼之约，于是立刻安排李白的下处—就在散花楼旁，寻觅了一洁净的逆旅，接着便是设宴款待；迎劳十分隆重。 明明是不速之客，陈过却煞费苦心地安顿着。他四处探听：李客父子在成都还有何渊源？有何戚眷？或可相纳于一座之上，聊共欢忭。可是访来问去，一无所获，直到临开席，才约莫得着一句：“据闻绵州刺史举荐过李客之子，但不知是不是这个儿郎？” 这就更令陈过为难了，看李白形容佻达，举止逸荡，不像士人；然而传闻果若不虚，此子竟能蒙一郡诸侯青眼，则更不能不谨慎迎将一番了。商计谨慎，才想到一个在锦城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酒徒，名叫卢焕。 此公年少时曾经一第中举，近五十年前在成都附近的新都担任过县尉，与当时极负盛名的文士卢照邻同僚，两人相去将近二十岁，虽然年辈参差，但是意气相得，连宗以兄弟相称。秩满之后，卢照邻在蜀中游历了几年，这一对忘年之交仍时相过从。尔后卢照邻赴洛阳，被祸下狱，罹患了风疾，又因为服食丹药而手足俱废，侘傺潦倒，随即投颍水自尽。 卢焕则始终没有离开成都，他自号“倒载山人”。这个诨号，来自东晋民歌，所形容的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之子山简，诗云：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倒载”说的是醉倒之后给倒驮在马背上归来，朦胧间勉强起身坐稳，白帽子却反戴着。单凭这诨号可知：卢焕大约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总之招酒即来，乘醉而去；看来也不会计较什么缓急尊卑。 不过，卢焕与李白初识，仅能以“一言不合”状之。卢焕只道来者是一行商之子，又夤缘见过郡牧，还是前来抬举债务的，不免先入为主，憾其颜色骄矜，还道不上几句寒暄，便端颜整襟地说：孺子行年弱冠，犹未留心于文场乎？老夫深以为可惜。” 话里仿佛另有话，像是对于李白不在士人行中颇为诧讶，表面上像是有几分惋惜，但是听来又不无轻鄙，倒像是质问他：怎么不及早谋一个像样的出身呢？ 李白在赵蕤处读书，从来不是为了应科考、守铨选。在他看来，天下之谋、郡国之计，不外就是从经史学问之中搬取故事，开济当前；换言之：从读书到致用，本来便是一蹴可几、一以贯之的事。而这老人家开宗明义，如此直言无隐，看来对于仕宦之道，还有相当不同于赵蕤的成见，于是李白拱手一揖，道：“唯有请教。” “国朝重文，贞观、永徽尤盛，比之于三代，应该也不遑多让；此即天子朝廷为士人开一蹊径所致。”卢焕摇头晃脑地随手指点着当央主人陈过的席几，道，“彼等商贾，所日征月逐者，不外钱谷而已；渠设筵款待我辈，便是亲沐教化了。然则，我辈如何便有教化可施呢？还是以出身为有据。” 陈过连忙颔首称诺：“卢少府教训得极是。” “老夫年耄矣！可以杖于乡国了—”卢焕不由分说，接着道，“当年某十九岁举明经，偏逢天下才人蠭出，人人都是国器；某守选多年，恨不能再进一阶，以宏词登科，少说也能讨得一个集贤校理，然而说耽误也便耽误了。” 这一感慨，满载着士人求官的辛酸。陈过与他酒坊中来陪席人等未必明白，李白却是了解的。由于只中进士不能得官，一般保守资格、等待铨选，就算是进士科出身了，也要等上三年；明经科的则要等七年左右，才能分配到官职。 有的士子大约就在这一段期间继续读书，应“博学宏词”或者“书判拔萃”等制科，百人之中，取不过二三。这一科虽然比较难，但是榜下即用，可以不必守选。但是，卢焕显然没有考中“宏词”、“拔萃”，至少不能入集贤院，得一份校书的差事；这一类的职务虽然没有品秩，但是外放到县里当个最基层的县尉，就有了品阶，也得以寄取俸禄。总之，雅号“少府”，已经说得很清楚：卢焕一生便是县尉到头，飘零诸郡，没有再升过官。 “汝年华正好，听说又蒙太守青眼相加，焉能不一心向台阁大用而去？”卢焕一口气将场面话说到此，转问李白：“本朝文章，至高宗皇帝时为之一变，汝可知否？” 李白摇了摇头，道：“某多习前代诗赋，于国朝文笔委实无多浸润。” “不当不当。”卢焕皱起眉眼噘着嘴，道，“文与时俱化，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欲有用于彼时，便直须作彼时之文；欲有用于此时，便须会作此时之文。老夫年耄矣！可以杖于乡国了。当年老夫任官时，可谓躬逢其盛，士人文章，万流归宗，汇聚江海，伟业也。那是楚国公上官相公所倡，真可以说是天下风从、天下风从啊！” 李白之于上官仪，只能说多闻其名而略知其人，在赵蕤处求学读书，也向来不曾关心过这位大前辈的诗文。一旦听卢焕如此推重，也就了无置喙的余地了。 上官仪，陕州人。其父为隋代江都宫副监，死于乱。上官仪当时只有九岁，乃私度为僧，隐埋十年，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杨仁恭举荐赴科考，以《对求贤策》、《对用刑宽猛策》中了进士。诏授为弘文馆学士，累迁秘书郎，从此展开了他长达三十七年的仕宦生涯。 后世多所言及者，是上官仪的下场—他曾经以武则天“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的先见，草诏废后。因而得罪了皇后，缘事被诛，家遭籍没。直到中宗即位之后，他的孙女上官婉儿在宫中封“昭容”，始追赠上官仪为中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以礼改葬。史称贞固干济，尤其是文章博学，可为一代翘楚。而卢焕所称道的，不但是他在诗赋创作上的表现，更是由于上官仪，才算是开启了一代诗律的定格。 上官仪在扬州寺院里苦读，或以为“颇受南朝宫体影响，文并绮艳”，这并不确实。也有人认为：他的诗辞采华丽，称“上官体”，是由于官爵显要，也不完全入理。究其根源，寺院幼学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其实是长期转读佛经的训练所致；而“上官体”之所以能够风行景从，亦非个人声誉昭著而已，实是声律划入制度使然。 中原音读，本无四声，直到南朝转读佛经，借取古天竺声明论之平上去三声，合中土特有之入声，都为四声。此事大备于南齐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萧子良大集天下“善声沙门”于王都金陵，制造经呗新声，所做的，就是考文审音，确认声字音读，这也就为同时代的周颙、沈约等诗论家提供了“四声八病”等音律之学的讲究基础。而上官仪，则是在将近一百五十年后的大唐时代，将这种讲究施之于考试去取准则的推手。 “汝且听老夫吟来，”卢焕本自精神矍烁，说到了诗，眸子更炯炯生辉，他清了清嗓子，道：“一首《入朝洛堤步月》有句如此：‘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这般因景造意，是何等手笔？还有，另一首《故北平公挽歌》有句如此：‘远气犹标剑，浮云尚写冠。’这般随形赋采，又是何等格调？人说楚国公缠绵绮丽，以老夫视之，此论简直有眼无珠！” 李白回味了两遍，隐隐然觉得这老人家所言，恰恰与赵蕤对反—赵蕤再三期勉于李白的，就是打破这种琢磨声字、安顿韵律，不厌其烦追求熟巧，再于无地步处咀嚼旨意，雕凿奇警的技法。可是，卢焕却恰好逆其理而行，而且看来对于赵蕤所不屑为之的这种“时调”，竟然有着难以自拔的欣羡和赏慕。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卢焕的兴致来了，似乎无意就此罢休，也不让主客就饮食，语气则更显老横，道，“后生！汝可学诗否？” “偶作。” “诗赋，乃是士道之根器，不能偶作！须日日作、时时作，食亦作、眠亦作；造次颠沛必于是而已。”教训及此，老人家忽然扬了声：“可有佳句否？” 李白略微思索了片刻，忽然间觉得自己确实久久不曾在合律的文句上下工夫了，遂道：“有写月之句‘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曾蒙业师称许。” 卢焕闻言沉吟，微微一点头，道：“老夫年耄，可以杖于乡国了；此生阅人多矣—后生么，才，是有的；然所作不应只此二句？” “当下可作，请公命旨。” “此间有前朝蜀王杨秀所建园林，摩诃池、散花楼，址观犹在，其金阁玉阑，极其壮丽。”卢焕道，“后生得一瞻仰否？” “尚未。然，前事亦不鲜，《世说》引《天台赋》、《晋书》作《天台山赋》，或谓孙兴公亦未尝至天台山，而有赋焉；昭明太子不察，必以为有斯游而后有斯文，始题《游天台山赋》。”李白道，“此作有‘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之句，岂非上官相公‘远气犹标剑，浮云尚写冠’所胎息？” “后生书史甚熟，”卢焕被李白顶撞得不觉笑了，“且赋散花楼来—” 李白毫不迟疑，琅琅接吟道：“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五一 雕虫丧天真 在这里，李白刻意出入于律与不律之间，也就是将卢焕极为重视的诗文规矩玩弄于指掌之间。这要从声调和对偶两方面看—这两方面，也都与卢焕所说的“本朝文章，至高宗皇帝时为之一变”有关。 从声调言之。在锦城，李白、卢焕初见之前整整二百三十年，南齐永明七年底，举朝善声沙门造“经呗新声”，对于同时代沈约撰写《四声谱》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尽管沈约很得意地宣称自己发明了诗的宪章：“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 沈约明了：诗文修辞必须有种种抑扬变化，但是这一套“独得胸衿”的“入神之作”，只能运用现成的、陈旧的名词引发联想，做成譬喻—如：“玄黄律吕”、“宫羽相变”等等；这也就是以扭曲、扩充“玄黄”、“宫羽”之类的字眼，转递出平仄四声参差高下的意思，可是表述起来，却更为玄远，不容易理解。 由于沈约没有更精确而令天下人醒目会心的语词，以为解释，此后一二百年间，只能听任诗人瓌词自铸，摸索喉舌。其间一旦有大家名流之奇思妙句广为传诵，那作品的声调便备受重视，引为模板，也因此而逐渐形成了较能依托，也较为稳定的格式。之后，唐代科考以诗赋为根本，更将沈约那“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一简（简，即五言一句）之内，音韵尽殊”、“十字之文，轻重殊异”的讲究，开立为声调的律法。 先是，六朝之时，七言别是一种体裁，尚未普遍被视为歌诗。当时所谓的诗，专指五言。五言一句，两句一段；十字之文，颠倒相配；这是句型的构造。在诗句里，每个字声调布置的关键，就在于将听来“飞浮”以及听来“沉切”的字隔别而用，以见变化。另一方面，也由于常语惯例多用两字为一词，所以声调浮沉，也以两字为一节，并且以每节的第二字为准据。 由于佛经转读定音，四声考审殆无疑义，便将发音明显比较飞浮”的平声字归为一类；复将发音明显比较“沉切”的上去入声字归为另一类，于是才有了“平”、“仄”的名目。由此而依据前有浮声，后须切响”的要求，在诗中，一节读来是“平平”的语词之下，接着的就该是“仄仄”；再往下的单字便又是“平”了。相对而言：一节读来是“仄仄”的语词之下，接以“平平”；再往下的单字便又是“仄”了。 此外，基于古来用韵的习惯，韵字以平声居多，所以唐人科考也以押平声韵为主流、为大宗。于是五言诗和渐渐也越来越多人试作的七言诗，都有了固定声调的依归—不但每句之中“浮切相参”，前句后句之间，更有了“黏”和“对”的讲究—也就是把一句“前有浮声，后须切响”的变化，扩充到通篇四句、八句、十句甚至长达数十百句的篇幅。 以后世用语解看：这种“合式”的诗篇，仍旧依循两句一段，每段一韵，通篇不换韵部的法式。不用韵的前一句谓之“出句”，用韵的第二句谓之“落句”。落句的第二字，要与本段出句的第二字平仄相反，这叫“对”；落句的第二字，还要与下一段出句的第二字平仄相同，这叫“黏”。第二字如此，则五言诗的第四字也如此，七言诗的第四、第六字亦复如此。 到了卢焕所声称的“至高宗皇帝时为之一变”时，知名的诗人卢照邻、王勃、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尽管生死穷达、先后有别，大约都在那一个时代写出了大部分吻合声调法度的当代之诗，人称“近体”。 除了声调之对，还有字义之对，一般咸称“对偶”。卢焕开口闭口所推崇的“上官相公”，大约就是最早将各种对偶方式胪列立论的诗家。或谓上官仪著有《笔花九梁》，其中就有诗之“八对”。九梁，指朝冠横脊，其梁数多少，可见官品之高下。《笔花九梁》原书早佚，后世莫睹，唯残存八对之说，大约如此： 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对，“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是也；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联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是也；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七曰回文对，“情新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句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是也。 这是进一步将声调里的“对”延伸到字义之中，让诗文意象经由看似重复而实际对反、侧异、互为张弛的冲撞之感，形成协调、匀称有如建筑一般工稳的结构。早在上官仪之前千年，古人修辞即有此，只是不成文法而已。《易经》有“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之语，《书经》有“满招损，谦受益”之语，甚至《老子》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之语，都可以说是自然天成的对偶，不必待唐人始称发明。 只是，上官仪—还有比他略微年轻的元兢、崔融以至于较李白年岁更晚的诗僧皎然—都曾经再三翻注推论，试欲总括对偶之说。其中，应属日僧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中所揭橥的二十九种对最为详瞻。 不过，对偶之论越经发扬，就越显现了诗人对于格律的掌握，不只是遵从而已，还有抗拒。也就是说，在讲究声字对仗的实践上，立论者日益发现：在某些已知的对仗规矩之外，还有别种看似不能对偶的语句，也刻意囊括之。高宗总章年间曾经在太常寺担任过协律郎的元兢，即是其一。 元兢，字思敬，鲜卑族拓跋氏之后，曾经以任官职司所见，撰有一本后来也亡佚了的《诗髓脑》，论及六种对，其中的“声对”，所举的例子是：“彤驺初惊路，白简未含霜。”“路”和“霜”本来不能作对，可是“路”的同声字有“露”，便因之而对上了。再如“侧对”：“侧对者，若冯翊、龙首，此为冯字半边有马，与龙为对；翊字半边有羽，与首为对，此为侧对。”也就是一字之中，只要能在出落句相应的字位找到意旨相近的偏旁或字根，也算是“合式”的对仗。 元思敬之后，还有崔融。进一步发展出“双声侧对”，举例有：花明金谷数，叶暎（映）首山薇”，“金谷”和“首山”虽然字面上完全不对，但是“金”与“谷”、“首”与“山”分别同纽双声，也就“合式”了。同理，也就冒出了连词性都不拘的“叠韵侧对”：“自得优游趣，宁知圣政隆”，“优游”两字叠韵，“圣政”两字亦叠韵，也视同有出落句“有对”。 其后再到了皎然笔下，“萧萧马鸣”可以对“悠悠旌旆”，“出入三代”竟可以对“五百余载”；“亭皋木叶下”可以对“陇首秋云飞”，而“日月光太清”竟可以对“列宿耀紫薇”。更极端的例子则在《文镜秘府论》，遍照金刚举了一首前代诗人、也是四声诗说的创立者—沈约—的作品《别范安成诗》：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共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举此例诗之余，遍照金刚还说：“此总不对之诗，如此作者，最为佳妙。夫属对法，非真风花竹木，用事而已。” 此事诚然兜了一个大圈子。倘若连“总不对”都算得上是一种对偶，则卢焕之流所斤斤自守的典范、规矩，也就是“本朝文章，至高宗皇帝时为之一变”所标榜的格律美学，便不只是一迳步入严密的藩篱，同时也一迳以无限之风情意味，开往宽泛的道路了。 对于李白即席之咏，卢焕是讶异的。尤其是第二联“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一经吟出，不觉为之长吁击节；因为李白的用语，恰恰使用了南朝宫体之开创人物—梁简文帝—极其惯用的手法和语汇。这个作法，是有意透露：借由想象中的隋代藩王宫室之建筑细节，推拓于整个南朝诗歌所镕铸的闳丽格局。 梁简文帝萧纲，字世缵，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弟弟。昭明太子早卒，萧纲立为皇太子，尔后嗣位。据传：萧纲七岁那年就有“诗癖”，也就在这一年，受封为云麾将军，领石头（即金陵）、戍军事。而储君所谓“开王府，选幕僚”之事，究其实，也就是在一群“文学侍从之臣”的包围之下，完成其童年以迄于少年的诗文教养。 这一群文人，前有徐擒、张率，继有庾肩吾、王规，益之以刘孝仪、刘孝威，多至数十百人。显然是由于皇家贵冑的环境之故，于雕声琢律的创作之余，这一批君臣还相当严正地提出了他们对写作的主张，以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东宫养德十八年，并没有能够成全萧纲一世的帝业，他不幸遭逢侯景之乱，仅年余，先为俘虏，后为傀儡，终成冤魂。从尺幅广大的历史角度看去，他和他的文学集团所倡导的“宫体”，便被归诸于浮词艳句、缘情绮靡，正是儒家所鄙斥的“郑卫之声，亡国之音”。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个时期，皇室所提携的文学侍从集团，使传统的诗赋创作有了非“王化圣教”的目的，也不再顾及“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高论。那些个在君臣之间的往来游戏，出之以应制、联吟、共赋、唱酬，赫然显现了一种博弈的、娱乐的趣味。也基于游戏的逞才、炫学、竞捷、争胜等等形式，对于声律的讲究、典事的钻研，不但远非前代可以追攀，诸作者也因此而无甚着意于更广泛的题材、更直质的表现。 他们甚至有意忽略那些不能以“翫吟弄咏”来处理的沉重情感—比方说，他们几乎不碰触人生或家国巨大而共有的丧乱。他们为诗歌开启了通往冶游园林的门径，也让诗歌关闭了通往烽烟市井的城关。 从梁简文帝最负盛名的一首诗《咏内人昼眠》，可见其概：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绮帐，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鬓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若是让李白这个时代任何一位甄别士子的考官来判评此作，他应该会指出，这首诗的第三与第四联“失黏”。也就是说：“眠鬓”之“鬓”，是去声，属“仄”，在一个原本应该是平声的字位却出现了仄声字，也就不能与下一联出句的“簟文”之“文”（平声）相同而相承。然而，这说明了在梁简文帝时代，声调的“黏对”只是“讲究”而尚未及于“法度”。或者也只能说：早于李白整整两百年的梁简文帝所树立的规模矩范，恰为后来那些法度的模糊张本。 至于卢焕所叹，则另有原委。 那是他从李白的句子里翫味出梁简文帝用字铸句的意趣。如《咏内人昼眠》中的“攀钩”即是，他如：《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诗》中的句子“衫轻见跳脱，珠概杂青蚕”、《娈童》中的句子“羽帐晨香满，珠帘夕漏赊”、《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中的句子“熨斗金涂色，簪管白牙缠”亦可见；更不消说那一首《东飞伯劳歌》“网户珠缀曲琼钩，芳茵翠被香气流”—李白的这一联，分明是将杨秀的散花楼当成萧纲的显阳殿来写了。 可是一旦登临，细节尽去，视野朗然辽阔起来。也由于这恢弘的眼界，声律亦随之遽变，下一联非但不作对偶，也出之以与先前极不同趣的古调：“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这已经是魏、晋风度了。再下一联益发传神。于字义方面，李白的确用了相当工稳的对偶，把楼观之境带向更为宽广的江河天地：“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而在声调上，却尽其挥洒，全不顾“双”字应仄而为平的“不合时调”。末联“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语句倏而归于平淡，却毫不费力地将登楼换喻为升仙，这更非寻常依景造意的俗手所能办。 卢焕此时收敛起先前的一脸倨傲，欠了欠身，道：“李郎之才，出入今古，敏捷奇奥，老夫堪说：受教了。不过—” 李白等他说下去，卢焕支吾了半天，仍旧迟迟不言。只是举杯邀酒，开启了李白此行前所未曾经历的饮啖。他们吃得很慢，话题果真从散花楼而显阳殿，由宫廷旧事而坊巷新闻。乃至于历数数千里外，南朝金粉敷陈之下的诸般种种风物尘迹。 陈过等人不娴书史，除了提到前朝、当代之间米谷籴粜之价，如数家珍，颇见精神；要不就是说起了天下各州溪泉河川之水，有何特异之时，颇能应对，之外唯唯而已。 但是，李白有兴味的却直是天下谷水风味，那是来自一个又一个他向未涉足、也无从揣想的地方。原本，他只能从古籍故纸之中识其文、辨其名，对于哪怕只是饮食中至为平常的二物，也无从踏实地分别、感受。其情果如《中庸》所言：“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实则李白也很难逆料：酒坊主人陈过在未来两日的短暂交谈之中，为他所启迪的知见，却牵连广远，使他真正明白了谷水和酒、明白了酝酿、明白了磨砺与割舍，也将于回味中明白了人之有情与无情。 倒是在散席之际，卢焕还是忍不住，将先前咽回肚子里的几句牢骚借着酒气喷出了口：“今日幸会李郎，然老夫语有未尽，请恕直白。” “敬领卢少府教诲。” 卢焕自斟自饮了一杯，慢条斯理地问道：“既然饱读前代之文，李郎可有抗手倾心、诵之不置者？” 五二 无心济天下 李白有些意外，他从来不曾想过这事。 那些在过往不知多少岁月以来，浮生随波、一去而不返的人，留下的便是文字；用赵蕤经常用的譬喻来说，“历历如星辰”，其字句璀璨者，吟之咏之，亲即如在眼前，若可一触，每有相仿佛的处境时，便觉得某文某意特别生动佻达，像是专为千百年后的自己而作；遭遇了另一人事，便又会想起某诗某赋之中，合乎当前情态的形容，类此怀抱不一而足，又怎么能够专拈出某一人来概括议论呢？ 他想说说屈原，可是他不喜欢这个人忧心悄悄；也因为屈宋齐名而想起了宋玉，可是，依照赵蕤纵横者流的论理和思路，他总觉得宋玉的名气多半是建立在其人对屈氏的抱屈和赞叹之上，引起了同情屈原者爱屋及乌的尊敬；至于文笔才思，远不能及《离骚》、《远游》诸作，恐怕还真沾了屈子的光。 从际遇而文采，李白当然也想起了贾谊和司马相如。贾谊，看来尽是英才招忌，时命多舛，满身涕泗嗟叹，似无足以撑持起一个文章家伟丽而丰富的面貌。 司马相如的赋，曾经十足感动过他—当时他还年幼，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以识得那么多的字，还能将这些字一一构筑布置，打造成精致辉煌的宫室殿宇、池沼园林，并随手指认飞禽走兽、奇岩怪石、珍花异草、鸣虫游鱼。那些读之非但令人神往、更使人气结的大赋之作，居然都卷藏于一个人的方寸之间，多么奇妙？ 不过，这一份孺慕之情，并未撑持太久。当李白自己也开始仿袭前人手笔，作赋之后，便赫然发现：司马相如的赋，徒见形貌瑰美，肤廓闳丽，却失之繁缛，尽于夸饰，名物璀璨而情味寡少，往往不耐三读。 倒是由于爱慕蔺相如的为人而改名，李白觉得司马相如还真有眼光—李白这时忽然神驰万里，想起赵蕤在夜课时借《兔园策》“相如题柱”的故事，问过他两句：“蔺相如非文章家，司马相如慕之而何？” 那是从题柱故事而来。据说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这是汉代以降，蜀中人人熟知且称颂的一个情节，推崇司马相如为乡先贤的人们一向以此勉励少年子弟：蜀地虽僻处偏远，然而志量恢弘，包举宇内，司马相如探功名如取囊中物，一赋千金，何其容易？然而赵蕤所问，李白竟答不出。司马相如位高金多，茂陵女儿罗列以进，愿事箕帚，这不都是文章使然吗？奇怪的是：他怎么会因为“慕蔺相如之为人”而改名呢？ 赵蕤的答复令他惊奇而印象深刻。他认为：太史公著《史记》行文次第十分要紧，往往是命旨所在。《列传》中说到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为人”而改名之后，随即插叙梁孝王入京朝觐，“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而相如随即称病、放弃了原先以金钱买得的“武骑常侍”之官，这一紧密承接的文法，有对比之意，说的是战国时的谈辩之徒，即同于汉时的语言侍从之臣。 汉代辞章，人称高古，启迪了尔后八百年诗赋传习，可是回头推看，其文笔义法之严密，旨趣之警策，音韵之铿锵，声调之迭宕—赵蕤道：“难道不是从战国纵横口舌而来者乎？” 的确。太史公暗笔深藏的，正是作为一个文章家的司马相如，其所濡染、瞻望、仿习者，未必是另一位前行的文章家；而后世诗赋的渊源也未必就是前代的诗赋。 此际，卢焕又为自己斟上一杯，环手向各席作势敬了敬。看来此问相当慎重，他耐心地等着李白的答复。 李白踌躇了半晌，勉强道：“齐、梁以下，谢宣城深获我心，晋、宋之间，则唯谢东山、陶靖节、谢康乐，读之令人闲愉不倦。” 卢焕闻言，一语不发，双瞳凝滞，像是随着李白的言辞而一一怀想起谢安、陶潜、谢灵运和谢朓这些熠耀的名字。然而他的响应也让李白一时为之语塞： “自其显而易见者观之，这几宗手笔，都是托身于山水之间，寄情于天地之外，不过—”卢焕微微一笑，道，“李郎所爱，竟然俱是世家显宦，而长怀放浪之心，乃以诗为‘余事’者。” 这是个不大寻常的说法，就连奇辩层出、机锋四射的赵蕤都从未如此立论。李白欠了欠身，道：“请公明示。” 推本于故事，卢焕所言，不算强词夺理。 谢安出身陈郡阳夏士族，四岁时即有“风神秀彻”的美誉，十三岁已名满天下，连远在辽东的慕容垂都曾致赠厚礼表达敬意。原本谢安屡违朝旨，不肯任官，时人乃有“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慨叹。之后由于士族家业所系，王命在焉，不得不出仕。谢安历任吴兴太守、侍中兼吏部尚书、扬州刺史，都督十五州军事兼卫将军等职。对外，在前后五载之间，以淮南、淝水两役，大败前秦苻坚，维系了东晋的一线生机。对内，则以宽和辞让的风度与布局，与桓温、桓冲兄弟相周旋，维持长江上下游间军事与政治势力的均衡和稳定，其一生成就，堪称国柱宗风。 就文章而言，比对《晋书·列女传》和更晚出的《诗经偶笺》所载，谢安曾经问过他的侄女谢道蕴和侄子谢玄：“毛诗何句最佳？”谢玄所钟情的句子是《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道蕴所赏爱的句子是《大雅·烝民》里的“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因此而称赏谢道蕴“有雅人深致”。 至于谢安，他心目中最佳的诗句，系意不在辞章之趣，也不在情志之雅，却显现了心怀之远大。那是《大雅·抑》里的“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堪称一个大政治家念兹在兹、无时或忘的理想：要将足以悬之十方、垂诸后世的谟命，在适当的时机，宣示于所有的人民。毫无疑义，谢安即使不以功业震铄天下，也不会以诗人自命。 历来称“东山再起”，即是指谢安三十五岁时再度出仕之事。东山再起后五年，陶渊明出生。他在十二岁上遭到父丧，家境由此而日益艰困。 然而，陶渊明的三世祖陶侃，原为东晋一代名将，平定过杜弢、张昌、陈敏、苏峻之乱，为太尉，封长沙郡公，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军事。他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相传也在安城主持过政事。他的母氏也十分显赫，外祖孟嘉曾经担任过当时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躬耕田亩，不慕荣利，虽然是个人情性志节所向，也树立了千古以来极为独特的风标。然而，出身世家，殆无疑义。 李白出生前整整三百年，也是晋安帝隆安五年，陶渊明在桓玄幕府，七月返江陵官署。经过涂口的时候，写了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其中有这样的几句：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商歌”典出于《淮南子·道应训》：“宁越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 原文三用“商”字，可是就像诗中提及的“冠”和“爵”，这里的“商”字也绝非泛泛之言，不该只作“买卖”注解。宁越敲击着牛角所唱的“商歌”，虽然与“生意”、“贩卖”之商同字，但是一语双关地表明了自己是“商人之后”，这就是“商代人”的涵义了；而能够在齐桓公面前重视并显扬“商代人”的出身，无怪乎齐桓公会立刻讶异地察觉：这个歌者不是寻常之人，而是一个贵族。 陶渊明用“商歌非吾事”明志，也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双关之意。一方面，他的确出身高门，二方面，他已经不再唱高门的高调了。这样才能“投冠”（摘除并扔弃象征身份地位的官帽或儒巾），回到废墟也似的故里，不受爵禄的羁绊。这已经透露出陶渊明丝毫不眷恋的身份实则有如烙印一般难以洗除—他确乎有着不同于他献身于“耦耕”的身份。 谢灵运出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也是淝水之战的第二年，曾祖父是谢安的长兄谢奕，祖父则是谢玄。谢灵运为后世所称的别名“康乐”，便是从谢玄受封为“康乐公”的爵衔而来，当然也是一个世家子。李白对谢灵运之所以倾心，除了诗篇神韵流丽、情采深挚之外，还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谢玄以下，三代单传，族亲不免担忧此子能否顺利长成。偏巧就在他出生之前没有多久，传闻钱塘一带道士杜明师者，梦见东南方有人来投宿于他的馆邸。就在当晚，谢灵运呱呱坠地，而其出生地宁墅，恰在钱塘东南。于是谢、杜两造协议，由杜明师抚养谢灵运，以道家净室神明之庇荫，或能使此子平安长大。谢灵运以是而直到十五岁才回故家定居，由此而有“阿客”、“客儿”之呼，他自呼“越客”，而后人也叫他“谢客”。而“客”，正是李白的父亲自命之名。 其次，是刘裕篡晋之后的宋文帝元嘉八年—也是李白出生前整整二百七十年—谢灵运受命为临川内史，他一意游山玩水，荒废政务，司徒刘义恭遣使收之，而根植于对前朝追怀以及对时事的愤慨，他却兴兵拒捕，这就是公然谋反了。幸而文帝爱才，减死一等，流放于广州。其间情志起伏，具现于一首不太合乎他平日诗风的作品之中，诗题《临川被收》：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由晋而宋，易帜改朝已经十二年，谢灵运之所以忽然以不自量力之身，敢当显戮灭门之祸，必须从其高门大族、苟延残喘而受尽冷遇、诬陷的背景去看。于忍无可忍之际，猛然间慷慨为誓，要以谢安、谢玄之子孙自励自高；明明是拒捕，却偶存“恢复”的幻念。终于埋下了日后惨遭弃市的伏笔，他被祸身亡时，得年仅四十八。 毕竟，当谢灵运临川拒捕的一刻，心中那一丝全然不切实际的、试图侥幸而光大门第的妄想，却深深打动了李白；他，也有相似的妄想。只不过，李白尚不能印证自己的门第是不是正如父亲李客那天枝之一指”而已。 另一方面，李白也一直崇仰、倾慕谢灵运这首诗中第二句所提及的鲁仲连。 长平之役，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号称四十万，战后还围了赵都邯郸，时在赵孝王九年。当是时，邻国至亲的魏安釐王既派出不认真打仗的将军晋鄙在赵、魏两国的边境上“观兵”，又派遣了一个名叫新垣衍的说客由小路潜入邯郸城中，企图说服赵王“尊秦昭王为帝”。纵横家鲁仲连则力图说服平原君对秦抗战。 《史记·鲁仲连列传》叙述鲁仲连雄辩滔滔，和新垣衍在平原君的面前足足五个回合的口舌交锋，使新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 这不是鲁仲连第一次以口舌之辩止战息争。前此二十七年，燕将乐毅以五国之师犯齐，六个月之间，除即墨、莒城外，齐国已无完城。五年之后，即墨守将田单以火牛阵大败燕军，一路打到聊城。聊城燕将也硬颈不屈，双方相持不下了一年多。 身为齐人的鲁仲连在这个时候出现，援笔给那燕将修书一封，导之以义、胁之以势、诱之以“终身之名，累世之功”，历数墨翟、孙膑、管仲、曹沬等远近史事，劝他不要再顽抗。鲁仲连将书信以一箭射入聊城城中。那燕将读了信，一连哭泣了三天，犹豫不能自决—他想回燕国，却害怕国人疑其已叛；想降齐，又担心鏖战过久而仇衅难排，说不定还要受折辱。燕将为书信中之“义劫势夺”，而又深知不可能“全名立功”，遂道：“与人刃我，宁自刃。”这燕将居然自杀，而解了聊城之围。 按诸平生作诗惯常可知，终李白一生所吟，用鲁仲连为典实的句子，不下数十处：“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鲁连及夷齐，可以蹑清芬”、“岧峣广成子，倜傥鲁仲连”、“鲁连善谈笑，季布折公卿”、“仍留一枝箭，未射鲁连书”、“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君草陈琳檄，我书鲁连箭”、“鲁连卖谈笑，岂是顾千金”、“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可谓不胜枚举。 最令李白叹服的是，鲁仲连总是飘然去来，从容谈笑，于看似无所为之际建不世之奇勋，事了拂衣而去。而在李白所过目的前代诗家诸作之中，恰只有谢灵运提到过鲁仲连。这就使得王谢子弟的历史面貌，又让李白多了一份亲即之感。回顾卢焕的话，与李白所深引相契的谢灵运，也着实凿枘相合—谢灵运，仍是一个“世家显宦，而长怀放浪之心，乃以诗为‘余事’者”。 此外，还有谢朓— 流放到广州的谢灵运不意再度遭到谗谤，被控谋反。一个远在江淮秦郡的盗匪赵钦，攀诬谢灵运出资购买弓箭刀盾，图谋劫囚起事，此说纯属子虚，而当道则宁可信其有；背后是否出于彭城王刘义康的教唆，则大有可疑之处。谢灵运死后三十一年，谢朓出生。 谢朓的高祖谢据，为谢安之兄，祖父谢述是吴兴太守，祖母是《后汉书》撰者范晔之姐，母亲是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物换星移几度秋，当谢朓活跃于朝廷的时候，已经是南朝萧齐的时代。他除了担任过豫章王萧嶷的太尉行参军，还是竟陵王萧子良幕下的功曹，与沈约、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萧衍合为“竟陵八友”。其中，萧衍日后以军功受禅于宋和帝，成立南朝的第二个政权，国号为梁。 谢朓则是在南齐建武二年出任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也是在这个职守上，他为了避祸，而举发岳父王敬则谋反。虽然当即受了升赏，出任尚书吏部郎，一时腾誉于朝，而极为齐明帝所倚眷。然而，他的妻子却从此利刃随身，欲杀谢朓，为父报仇，夫妻以此而决裂，他甚至也因之而成了笑柄—范缜便常搬弄《诗经》上的句子“刑于寡妻”来嘲弄他。之后，也不过三四载光景，谢朓虽然拒绝了始安王萧遥光与贵戚江祏、江祀兄弟合谋的篡立，却仍由于首鼠两端、两面应付的为人，还是不免遭到诬陷，死于狱中。 竟陵八友中的萧衍曾经说过：“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足见其倾倒。萧衍之子—日后的梁简文帝—也在《与湘东王书》中盛称：“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对于谢朓，堪说推崇备至了。而八友的领袖沈约，则在谢朓死后写了一首《伤谢朓》，其诗云：“吏部（指谢朓之官尚书吏部郎）信才杰，文锋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尺璧尔何冤，一旦同丘壤。” 这首诗结语自是为谢朓之冤鸣不平，次联出句的“调与金石谐”则一笔勾魂，尽道其篇什的特色所在，就是借由声调音律的铿锵谐畅，形成可与天籁媲美的结构。这也呼应了谢朓自己对于诗境的追求，他曾经如是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之所以能臻于此，而令六朝其他诗人退一头地，正因为谢朓的作品平仄协调，对偶工整，开启两百年后唐代号称“近体”律绝的先河。 李白日后以落笔不能自已之句书写谢朓者极多，有时是称许和怀想，像是：“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三山怀谢朓，绿水望长安”（《三山望金陵寄殷淑》）；有时是借镜而自况，像是：“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游敬亭寄崔侍御》）、“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有时是感叹斯人斯文竟无后继者，像是：“独酌板桥浦，古人谁可征？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有时又艳赞某家某作颇得谢朓之精神，像是：“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送储邕之武昌》）；有时不为了什么，或许就是忽然间一兴突发，天外飞来，所触仍是谢朓：“明发新林浦，空吟谢朓诗”（《新林浦阻风寄友人》）。 这几个李白脱口而出的名字，俱是前代大家。作为士人，他们留在世间的功业的确有霄壤之别；作为诗人，个别的情性、风调也绝不相同。然而，就连李白自己也纳闷：为什么不假思索，转念便是他们？ 这时，众人皆已停杯止箸，唯独那卢焕老者，酒兴尚酣，索性捧起酒壶，就唇边再豪饮了几口，拍着胸膛道： “李郎，彼等身在贵盛之中，原本无心济天下。有如谢东山者，以望重而入仕；有如陶元亮者，以心远而地偏；有如谢康乐者，不免怀忧而玩世，一死却博得了殉旧之名，而竟能与孔北海、嵇中散齐肩；至于谢玄晖者，不过是畏祸及身，反复无常的一个人物—李郎若是真心倾慕此数公之作，则正应了老夫先前所欲唐突之事。” “不敢，卢少府是前辈，尽管教训。” “李郎心仪前代贵盛之人，口吟近古质野之调，似有不屑为时下声律所约束的意思。”卢焕越说，声辞越发激动高亢而急促，“殊不知，汝若生于四百年前、与谢东山同时，三百年前、而犹及一睹陶靖节与谢康乐，抑或二百数十年前、尚能闻见谢玄晖一吟‘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 一口气说到这里，卢焕竟然捉着胸前衣襟，浑身颤抖，另只手连忙撑住几案，陈过等人见状有异，也纷纷离席，近前支应。卢焕性倔，非把喉头言语说完不可： “若在彼时，以汝一介白身，能作半句诗否？”说完，又仰头满饮了壶中余浆，“在彼时，在彼时—” 李白一惊。卢焕的醉言醉语仿佛揭开了他从来不忍探看的一个角落—原来是这“一介白身”四字；纵令如何致力于文章书史，满心想要追随那些圣贤、英雄、高士、才人；他犹原一介白身耳。说什么太白金星下凡，只消不在贵盛之家，偏能空怀铅刀一割的假想，他其实什么都不能做。 五三 传得凤凰声 如果生在南朝，李白根本作不了诗。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老卢焕醉倒了，一几狼藉，淋漓呕沥，可是谈兴酒趣却不稍减，也毫不在意横陈于榻上的狼狈模样。吟罢了这几句谢朓的诗，喘着气，道：“这等诗句，非但吾辈琅琅上口，或恐也将于千载之下，与屈、宋及曹氏父子争名。李郎，汝可知其中缘故？” “谢玄晖其人，虽然畏怯反复，不过一旦论及诗心，则大不同。就好比—”李白悄悄探过手去，将三指搭在卢焕的腕脉上，细细数量，一面应付着答道，“就好比卢少府今夕喝了不止一斗，体貌亦不见宽肥，人云‘酒在别肠’是也。诗心，也不同于常心。” “汝未答我问，”卢焕仰着脸，一肚子酒食早已化作糊泥，不时从嘴角漫溢而出，但是，他显然还神智自明，字字朗落地抢道，“后生莫道我醉了！老夫问的是：谢玄晖诗句如何能与屈、宋及曹氏父子争名？汝若不知，便道不知。” “某不知。”李白正不欲同卢焕争辩，但觉他的脉象洪大有力，起伏如波涛，可是来时汹涌去时衰，大起大落，看来内热不歇，有一种邪灼之感。他担心老者会就此发热不止。 而卢焕却仍一意纠缠着，他忽然坐起身，低声道：“汝须得翫 味声字，乃能知其中窾窍—‘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每句二字、四字，声调皆是对反，这便是我朝以声律考较士子的枢纽。知否？后生！” “然‘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则两句二、四字皆平，又何说？” 卢焕没有料到李白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只好悻悻然道：“偶不合例而已。汝看：‘天际识归舟’即合。” “‘云中辨江树’便不合。”李白随口敷衍了一句。 卢焕简直有些生气了，抽开手腕，不让切脉了，道：“‘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还是合。”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两句的二字、四字都无对，却又不合例了。” “汝再读：‘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便无不合。可知我朝诗法，正是依从了这‘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之论而来。” 李白日夜随赵蕤谈辩，岂肯轻易弃甲？于是也提起了精神，道：“依某看来，也无常例可言—卢少府，试问：‘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出句不合，落句合；可是，‘辟馆临秋风，敞窗望寒旭’、‘长夜缝罗衣，思君此何极’出句合，落句却不合。由此可知，句中声调，但凭天成，实在不能以一律绳之。” 卢焕越听越上火气，吐息疾剧，脸色通红，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含糊地吟念着谢朓的诗句，谁也听不明白。他依稀听见李白嘱咐陈过：要赶紧为老人家煮一铛白粥，杂以葱白数两，速解其内热为上。 李白交代完医事，匆忙作别，直奔逆旅。这一场辩难下来，他不比卢焕好受，虽然卧处宽敞，席榻爽适，难得还有主人细心安顿的茶水灯烛，都是他料想不到的奢遇。不过，他却一夜辗转，怎么也避不开卢焕的那张醉酲中的老脸。 显然，郁结所在，非关谢朓的诗句究竟能合于“圆美”声律者多少，甚至也非关乎“圆美”声律之应该遵守与否。李白何尝不明白，尽管在口舌上，卢焕看似不能与他争锋；可是，这老人家留意谢朓的诗，居然不问情志、不究襟怀，只追步于声律的高下参差、迭宕变化。这种执念，反倒指出了一个令李白几乎不可解的困惑— 那些看来稳切工整、矩矱分明的格律，难道不是为了让诗臻于“圆美”而设，却是为了让更多像他这样“一介白身”之人能够有所依循、有所持守而设？天下寒门，触目即是，卢焕当然也是此中之一，终其一生，游荡于下僚，已经让他感到荣幸而满足；他不能不追随和掌握这诗的法度，奉之、行之以为“不刊之弘教”。因为只有如此，他—以及千千万万一代又一代的白身之人—才能够很快地捕捉到诗篇抑扬顿挫、宫商流转之美，其情犹似堕于江海之流而不能泅泳者，终于攫着了浮木，只要能依傍声调、讲求对偶，吟来不失平仄，就差可以厕身于六朝诸大家之间了。诗，从而也就凭借着格律，打开了王谢家的大门，成为一种福缘广被的布施，救拔能文之士，脱离白身。 那么，一条拔人出于泥淖的绳索，又怎能偏视之、鄙夷之为束缚之物呢？ 然而这使李白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犹如乱蹄踩踏在砾石地上，时近时远，不辨东西。他躺在榻上，反复拨弄着忽长忽短的烛焰，低吟起宴席上口占的那一首诗：“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除了首联次句的“光”字本是楼观的名称，实在不能更动之外，以下诸句：如果将“梯”字改为“级”字，将“目”字改为“观”字，“绕双”改为“回对”，“一登”改为“登一”，声调便合乎卢焕所讲究的变化，可是，若这样的诗句放到赵蕤的眼前，不又换来一通“拘牵琐碎，此即时风所染！”的训斥，或者是“学舌鹦鹉，不知其为学舌，何以言诗？”的嘲笑了吗？ 他分明记得，初从赵蕤受业之时，他还曾经豪迈地说过：“神仙！我写诗恰是随意！有时意到，有时无意；有时因意而生句，有时凭句而得意；有时无端造意，字句便来，有时字句相逐，不受节度，也任由之、顺从之，落得个乱以它意—” 也不过就是大半年前，他还毫不犹豫地吐出这么一番痛快之语，如今只身在这陌生的城市，忽一夕而眼界大开；从卢焕身上，他有如看见了百辈侪流、千万士子。这些略识之无、手把经书，日夕吟讽读写的人，同他李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人人必欲争先得志，而汲汲营营，近体格律则让他们得心应手，操纵自如，猎取功名。那么，李白不能不自问：我还能像先前那样纵意所如地写诗吗？ 偏在此际，片刻之前那一阵走过砾石地的杂沓声，竟然自虚无缥缈悬念深处走了出来—果真是一队硬蹄牲口，从逆旅的石墙外行过，间歇传来颈系的木铃橐橐，杂以驱羊之鞭，全无节拍地起落，也像是在伴奏着他愈益沉坠的心绪。接着，让这些不中节度的蹄声、鞭声完整统一起来的，却是一句一句的吟唱： 代有文豪忽一发，偏如野草争奇突。铺张咫尺掬清英，肯向风尘申讨伐。吾辈非今兼妒古，疑他王谢笑屈父。惊闻举世不观书，却对灯灰吹寂苦。宁不知樽前几度竟成欢，且乐鲸吸化羽翰。一饮三吟羞梦呓，百年九死悔儒餐。狼毫飒飒攀银壁，龙墨殷殷伏玉盘。再约明朝看笔迹，犹知波磔愧蹒跚。悄赋留仙曲，忍听录鬼簿。临老见真章，平生欣然托。 此歌不拘一体，乍听之下，有一种“律而不律、散而不散”的趣味。它的每一联和上下两联之间，看似极为松散，却总能凭借着非常纤细、薄弱的意象相勾连。起笔，先是讪笑世人狂妄不学，而学子拘牵于腐儒之业，不外谋生而已；进一步，又赞赏和欣羡那种纯粹饮酒、书字、赋诗，而无经世致用之念的写作。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哪怕只经历了昨夜、来到今朝，却又对先前引为得意的作品与生活不能惬意，一辈子，也就这样蹉跎着过去了。 此歌吟到末了，倏然一变，刻意用了与通篇字句不一致的四个五言短句作收，前两句还作成相当工稳的对偶，后两句则又一翻扬，从齐梁结体，抟扶摇而入于晋人风调，一听就明白：是从陶靖节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化来。 除了自己，李白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用这样的语法、句式来吟诗。那人在墙外低唱，歌声在墙里回荡，李白听着，翻身肃立，又听了几句，决意要见一见这位歌者。 虽只一墙之隔，逆旅有管束出入的顾虑，客居之地，只得从正门出入。李白等不及再换持那一盏夜行时能避罡风的短檠灯，迳直扑门而去。就在歌声之中，摸索着一片阒黑天地，他隔着墙、也扶着墙，跌跌撞撞绕过院落中重重的回廊，到听见那一句“平生欣然托”的时候，余音已在数丈之外。他依稀看见了，蹄声所自、鞭声所着，是一群羊；也正因为羊群走得迟缓，所以歌声回荡得如此悠远漫长。 而那唱歌的人，竟然骑在羊背上。 是个仙？李白转念便想到刘向《列仙传》里所记载的葛由。 葛由，是羌族人。相传生于商末周初，在周成王时已经成立，是个靠手艺维生的木雕匠人，好刻木羊，在市集上兜售。有这么一天，人见葛由居然骑在他手雕的木羊背上，直向西南方蜀中之地扬长而去。 蜀地也有达官显贵，道途风闻此人奇迹，不免好事，一路紧紧跟随。然而，无论追赶的人脚程如何之快，总是差了几丈远。大多不能毕其功，中道而废，徒呼负负。也有一意坚持，愈行愈远的，便那么亦步亦趋地跟着葛由上了绥山。绥山在峨眉山西南，其高无极，后人并不能探其究竟如何，只传言：骑羊、逐羊而去，且一去不回的人，都成了仙。 羌人源流甚早，自夏以迄于商，一向散居于后世所称青、甘与川西、滇北之地。葛由之后，蜀中始有羌人为这样一个既没有功业、又没有嘉言、好似也没有什么德行的异人立了一座庙，居然香火鼎盛。 里谚流传：“得绥山一桃，虽不得仙，亦足以豪。”这谚语将谐音“逃”的“桃”字和仙作为一事联系，确有深意—像是宣称：吾人所景仰、企羡、而追之不及的仙，不过是率先逃离俗世生涯的人。也是经过葛由故事的传述，后世才会以“骑羊”来譬拟得道成仙之人。 李白毫不迟疑，飞步追赶，可是无论他如何竭尽浑身气力，就如同葛由故事里那些跟着上了绥山的人一样，相望不能相及。追逐着时，还分明听见羊背上的人又换了首曲子唱： 木可为羊，羊亦可灵。灵在葛由，一致无经。爰陟崇绥，舒翼扬声。知术者仙，得桃者荣。 的确是《列仙传》中所记载的那首葛由之歌。李白先前未曾措意，直到骑羊者这一唱，他才了然。羊之驯良，唯牧奴深知，不是因为羊的性情柔好，而是因为其物迟钝愚蠢；用木头雕牛刻马，乃至驴、骡，都不足以状述那牲畜的冥顽，也就是无灵之极了，却能役使之、驱赶之，使之驰走如风，而人不能及，可见道术毕竟还是在骑乘者的身上。 故事里铺陈木、羊，都是借资反衬那“一致无经”—也就是学不来的—“灵”。凡人逐仙，其枉然亦复如此，追着追着，只能消失于人世，当然不能像仙人那样。这也就是歌词最后两句至为悲凉的深意：故事所象征的世界从来也永远不会改变，得道者早就得道了，追随者只是袭取了成仙的名声而已。故云：“知术者仙，得桃者荣。” 李白在这里停下脚步，喘着气，发现晨雾如纱，已经于不知何时笼身而来；他逐渐看不见那骑羊者，也看不见羊，甚至看不见两旁原本历历在目的街道与房宅。他伸出手，不见手；转身更不见来处。这一霎，果然是无边无涯的茫然。 正因为看不见他物，李白感觉自己也在一寸一寸、一分一分地消失。他想起葛由故事里那些放弃了家园、抛掷了生计，一心一意只想赶上前去，紧紧追步于神仙的人，终于耗心竭血，筋疲力尽，迷失在绥山嶙峋的岩石之间。是世人无知自欺，才会说他们也成了仙。或者，更残忍地看：世人刻意隐瞒了这些灰心失望而不知死地的冤魂，以痴以妄，赋予成仙的虚名。 迷雾中，歌声渐远，李白知道：骑羊者不会让他追上，但是总还会来他身边周旋。倒是他没有忘记：行箧之中，还有一封赵蕤交代的书简在等着他，当初吩咐得明白：“日后你若见人骑羊，不免要追随而去之际，还须慎念吾言，到时取出一读便是。” 他停下了追随的脚步，哑然失笑，的确，不能再那么浮尘也似的飘荡下去了。 五四 了万法于真空 浓雾忽来乍散，雾中黑幢幢出现了一条身影，且一迳发出悲不自胜、幽咽难禁的啜泣之声。李白闪开路央，要让那伤心人过了，几至于错身之际，才发现来人是慈元。他上前拽了拽襟袖，见那一袭出门时看来犹是簇新的僧袍，竟然处处都是绽了破口。 和尚若有意、似无意地眄了他一眼，仍就是哭，哭得眸光涣散，了无魂魄。问缘故、问来处、问车骡下落，皆不答。李白牵衣回头向逆旅行去，慈元也就跟随着，悲声不减，仿佛那哭，就是呼吸的意思了。 慈元不言不语、不说不道、不茶不饭，哭哑了嗓子便出纳气息，泪水倒真是源源不绝，将破僧袍沁透了一大片。经这么一骛乱，李白直便忘了赵蕤交代的书简。他也想不出别的主意，唯有反其道而察之，央请陈过打听：左近寺庙是不是有人见过慈元。 陈过是个本分人，放下生意，亲自奔走，隔了一整日，才由各方片段风闻中约莫拼凑出一个轮廓。 本地大通寺有一和尚，法名道海，是该寺的纲领职事，也就是维那僧，职司所在，就是“纲维众僧，曲尽调摄”。凡寺中往来仪仗设施布置，都由维那做主。外来游僧与本寺堂僧出入许可，发给凭牒，也都由他操持。一般说来，寺僧诸法皆空，例无争执；若有所争，多在法义，这是要敦请方丈辨析调停的；然而偶有法度、秩序或是资用、分工或是尊卑次第方面的庶务，便由维那僧裁夺。事由，或可能即是出在这裁夺上。 原来大通寺新死一老僧，法号依筏。故例：僧众的遗产原本可以自行支配，但须先立遗书；若无遗书，则依僧团律定处分。依筏原是立有遗书的，可是遗书上却只字不及他与大明寺之间还有一份债务。慈元手持债契而来，债契上也明明白白写了：大明寺转让了一宗为数六十斤、价值不止万钱的逐春纸，供大通寺写经供佛之用，居间周转此事的，便是慈元和依筏本人。 道海身为大通寺三座主之一，当然要竭力维护当院常住的信誉，为了表示处分平正得宜，还让寺僧将依筏的遗书誊录了一份： 开元八年二月一日大通寺僧依筏忽罹疾病，日日渐加，恐身相无常，遂立此告，非是昏沉之语，并为醒熟之言。依筏于庄上有牛一头，折钱回入常住。道场有幡一盖一，帧像二，一切舍入当院普贤阁下道场，永为供奉。金十一两二钱，银四十六两，并舍入峨眉山清凉寺修功德。家具、什物、用器，舍与当院。锦城溪新置稻地、菜园，与斋街刘员外共有，僧领其半，亦舍入当院普贤阁下道场。溪滨柴庄，书契俱在，并舍入常住。另，僧于本家父母离世后领有家生奴子务本，向在当院洗钵服事，并留与常住发落。 从这一份遗书看来，依筏的私产虽然不多，可是品类繁复，好在无论是折钱还是原物，既然全都捐舍，无论是回入大通寺常住，还是附近州县的上寺，除了一块稻田和一处菜畦是与人共有之外，别无纷争。从文字上看，这僧念兹在兹的，也还就是事佛。 倒是道海，据云他初见慈元便显得相当冷淡，闻知来意，只说：本寺向未趸买逐春纸写经。随即扣留了那一份委买逐春纸的文书，说是要核对依筏生前笔墨，随即将慈元请出。慈元不依，两造吵了起来，大通寺僧手段也忒刚烈，上来几个精壮的，直呼慈元野和尚，竟这么揈出了山门，骡车却还在寺里。 陈过老于世故，闻言略一思忖，道：“大通寺是知名兰若，不会劫人辎重。维那僧如此处置，明明是不怕见官的。” “若付官司了结，何不迳去？”李白疑道，“却将人这么赶了出来，想他恐怕也是走闯了一夜山路，榛莽难行，狼狈如此—这，也不该是出家人的慈悲。” “不不，这还是维那僧一念之仁，深思熟虑。”陈过摇着手，看一眼呆若木鸡的慈元，道：“贵友在寺哄闹，不能自休，一旦大通寺当下报官，无论文书真伪如何，他这一身袈裟，就保不住了。维那僧或在将信将疑之间，才把人赶出山门的。” “这我就不明白了。” “设若贵友诈作书契，招摇于途，则赶出寺来，也不为过。”陈过抽丝剥茧道，“设若他言行在理，义所当为，非诉之于官不可，那么，以常人常情推之，他也不会在公堂之上自责其哄闹道场—如此，也就不至于节外生枝了，只消当堂核对笔墨，公论昭昭，自然曲直分明。” “陈公此言，是出于君子之心，那道海果是君子僧乎？” “维那僧若非君子，岂肯多费手脚，为我辈抄录一份依筏的遗书呢？” 李白恍然大悟，摇晃着手中那份遗书的抄本，道：“然则，某这便去县厅诉官？” 陈过笑了，道：“见官评说曲直，但求一个信字。信诺相成，何须他求？汝若信得过维那僧，也就不必诉于官了。” “噫！陈公真是明达人，我便去大通寺走一趟。” “只今天色已晚，山路也确实不便夜行，明日早去不妨。”陈过道，“某，却另有罣怀之事，不得不先交代。” 说时，陈过当下招手示意家奴上前，那奴早就在一旁伺候着，立时捧上来一只黄花梨木的提盒，掀开盒盖，分上下两层，上层平铺一纸，正是先前李白携来的契券；下层一屉，略一抽看，是白澄澄的满屉雪花银。 接着，也不理会李白究竟是不是在意，陈过便逐字逐句解说起契券来。 那是当年李客转卖楚地大宗粮米的载记。契券上密密麻麻地言明：谷粮交割之后，取卖方“便易之期”清偿，也就是趁李客行脚来往的方便收取，并以清偿当时谷价论计。过期滚利三分—较诸寻常市肆，这已经算是相当微薄的取息了。 不过，几年来谷价升沉不定，斗米有时二十钱，有时十钱，差额近倍。尤其是开元五年以来，比岁天下丰收，谷价益贱，笼统勾稽，这些年来滋生的利息，都被日益滑落的粮价冲销了。然而斗米十钱，一硕百钱，累积籴入的近千硕酒米，约当十万文，折银一百多两，粗略合算，差不多是升斗小民养活五口之家近十年的收入。 “李郎行走道途，携钱数万，也颇是累赘。是以换成银两，沿路需使钱时，再与殷实商家兑换。”说罢，陈过将原契取了，搁在一旁，又从袖中取出另一咫尺见方的硬黄纸，上头工工整整录列了某县某街某商坊的人名地址，不消说，正是那些可以兑钱之地。他正要将梨花木盒扣上，一只手却让李白给按住了。 “陈公方才说：信诺相成，何须他求？”李白拉开木盒下方的屉子，摸取了其中两锭白银，道，“此物沉重，携负拖沓。我便取此数完契足矣。” 陈过还来不及应对，李白回身将两锭银子放置在一旁盘膝痴坐的慈元手中，就他耳边说道：“以此银商补那逐春纸钱，敷敷有余了，明日一早，汝且随某取行李去。” 陈过却显得有些意外而慌张了，连忙道：“如此不合宜，某得便宜过甚了！不合宜的……” “夜来妙闻卢少府一席教言，胜某观书百卷；又得知天下美酒曲酿之法，胜某千里之行—这都是主人成全。”李白笑道，“今日扰累陈公奔走、启发，更无可报，已觉惭愧了。至于一纸陈年契券，换来好酒一席，高谊满座，还填补了这僧的纸钱，更有什么不合宜的？倒是陈公若不嫌弃，明日同赴山寺游赏若何？” 对于走访大通寺，李白则憧憬不置，他直觉那道海一定不是个寻常的僧侣。不过，一旦入寺，所见所闻却简直难以置信，与他寄身洗钵数月的大明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锦官城自是通都大邑，物流繁昌，仕女云集，大通寺也便与俗世略无隔阂。寺中唱导师经常出入民居，少不了募化交际，也经常以贩卖经忏而招引游人。至于沙门贵族，时时不免要与地方官长周旋接纳。一般僧侣，有如亡僧依筏那样，和地方上的仕绅通交合资做生意的，也不计其数；有的经营庄园，收积稻谷；有的从事碾硙，榨油取利。更多的则是直接输布银钱放贷，这也增加了寺院热闹。由于和俗家往来亲近，岁月渐久，连寺院的庭园也讲究起来，不时开辟花树园圃，营造亭台楼榭之观，引得游人如织，终年都有人潮。 这一日，偏逢着极不寻常之事，为之“俵唱”—也算是依筏的后事之一。 由于此时百丈怀海禅师尚未托生，寺院里诸般仪式、法制并无一定矩范，凡事多取决于因明果断之僧，这一类的僧人便常居维那之职；除了辨理清晰、言事条畅之外，维那僧还有一个讲究，就是嗓门开阔，纶音洪亮。因为其职分之所在，经常是维持秩序，所以言谈号令，都必须嘹亮清楚，作“狮子吼”。 “俵唱”之“俵”，有公开分发之义。一般发付给游僧赴斋的凭据，便称“俵子”。而俵唱，则是将亡僧遗物订价为底标，在寺院道场中公开估唱，由愿意出钱购买的僧众当场喊价，出价最高的，可以当场交钱取物。与后世所谓“拍卖”者极似。 此日俵唱，正是在普贤阁下道场，但见殿中高处供奉一佛，须髯朱紫，双目枣圆。佛前一坛，似是临时以坚土或泥水版筑夯实而成，坛坫高可近丈，中立一僧，手擎一黄盖，上有红绿线绣八宝四象，并金箔玉珠悬饰，既庄重、又玲珑。那僧擎着黄盖绕坛漫走了一圈，但听得半空之中传来一串宏钟之声：“轩盖一顶，乃亡僧依筏遗物，与故侣结物缘，不可贱唱。” 这时在场围观、不下数百有余的僧人们窸窸窣窣地议论起来。他们一开始尚有所畏忌，不敢高声朗语，不过片刻，便蜂鸣无歇，蝉噪如沸，却始终没有出价的。这时，半空中又传来了霹雳之声：“直须出价，休得妄语！” 有人出了五十钱，惹来一阵哄笑。接着有人出了八十钱，不免还是招笑。李白听了觉着有趣，几乎忘了身在寺院；而身边这些僧人也的确与市集上讨价还价的商贩买家并无二致。 便在这一瞬间，西北角上忽有一僧冒出来一声：“三百文！”这一喊，先引来了群僧惊叹，继而人丛中不知是谁低低咕哝了一句，又勾得众人噱笑不已。这出价的见无人竞喊，随即又得意地喊了声：三百文！” 岂料这一下逗来了好事的，登时东北角上也有人喊：“四百文！”西北角上那僧迟疑了，东北角上的这个正待要喊第二回，西南角上却又喊出了第三家：“六百文！”这更骚动得僧众一片哗然，人人探头摆脑，东张西顾，显然人人都想知道：是谁这么阔绰？偏在这时，空中又悠悠传来几句：“出价不改，更须仔细，后悔难追！” 许是这俵唱之物，并不常见，坛上的僧人也显得十分起劲，不时绕走，甚至还勉力摇曳着轩盖，颇有几分兜售的排场。这厢出价的三方也像是受到了鼓舞，随即唱价添逐，取次渐高，很快地便添成了一贯多钱。空中狮子吼随即为之一发： “买取亡僧之物，是为息贪而化情，了法于真空，勿啰噪呀！” 最后这一吼，居然声震栋宇，绕柱回梁。接着，殿中高处那尊大佛猛可站了起来。当下群僧只是静默无语，李白却着实吓了一跳—原来那朱紫须髯者，并不是什么佛像，他就是大通寺的维那僧，道海。 五五 秋浦猿夜愁 俵唱事毕，时过正午，道海早就在高处望见李白一行三人，自然明白他们的来意。但见这僧打从坛后高座上一跃而下，宽袍大袖，施施然上前宣了声佛号，迳直招了个服事的净奴上前，一同带路，从道场西侧的月门踅出，迤逦而行，曲曲折折穿过了两处厅堂，来到一静室，引他三人登榻分席坐定，低声吩咐了净奴几句，那奴顿首离去，道海方才开口，独向慈元道：“法子，今日清凉了？” 慈元满脸羞红，把头垂得更低了。他心里不是没有疑惑，可昨日一场喧闹，毕竟由于自己失检无度，此时也只能诺诺相应几声。还是陈过老于世故，居间圆场，据先前与李白两日交接所知，相当简练而稳熟地将来客重新介绍了一番—李白，是“绵州昌明出游士子”，而慈元则是大明寺差遣赴峨眉山问道的游僧；夜来嗔诟扞格，实出无心云云。尽这一番客套言语，便迂绕了半晌。 道海倒是个敞亮人，一句冗词赘话也无，随即转向李白、陈过，道：“书契已然核实，确乎是依筏手笔，敝寺理应承当了。” 这一来，的确大出李白和陈过意料之外。他们原本只盼能取回骡车行李，至于亡僧依筏究竟在生前营治了什么勾当，大约谁也不愿细究了。然而道海却不这么想，他捋了捋颔下那一部须髯，仍旧中气十足地道： “既然事出有据，例依本寺常住议决而行。昨日也已就所商讨，请示了上座，上座开示：唯以书契所载是从。目下尚有一端不能明白，须向法子请教—六十斤逐春纸一向未入本寺山门，敝寺亦无人识得此物，若需原物璧还，着实力有未逮。倘若折钱回入贵寺常住，又不知时价若干，唯恐访查纸价，徒然延宕抬举之期，究竟该如何处分，尚请法子示意？” 债务裁处得明快，话也说得坦荡，只这慈元担不了事，像是深恐再给人打出山门去似的，浑身哆嗦着直摇头，简直六神无主；显见他也当真不知纸价。 而那道海既不催促，也别无闲话，从容等待之余，先是随手拨弄着席前一琴，十指略一轻触，登时便好似打从千山万壑之间，流泄出淙淙的溪涧之水；然而也便是那么惊鸿一瞥，道海只随手一抚，任听者宫山商水，聆之而动摇魂魄，他却了不在心，全没有弹奏那琴的意趣；一阵流泉跳珠，乍与松风相合，不过转瞬，即付诸杳然—道海顺手将琴推开，自顾闭目养神，看似无所事事，淡淡说了句：“此事犹关乎依筏声誉，容徐图之。” 过了片刻，先前告退的净奴回来了，手上捧着一方茶案，身后跟随着另一奴，那奴的手里，则牵着一骡一车，伫立于小院之中。直到这一刻，慈元脸上才稍微浮露出平静的神色。李白看着慈元的那张脸，忽而若有所悟了—他想起早几日在金堆驿路边滤水生火，当他提起临行前赵蕤交代了见羊读信之事，当时慈元不住地叹服赵蕤能前知，有如神。而就在前一日，如此漫天大雾之中，居然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地撞上了迷路的慈元，也还是因为骑羊人的缘故。可是那封书简，毕竟还在行箧之中。 转念及此，他也不及招呼主宾人等，猛可纵身而起，一个箭步跃入院中，扯下车旁笼仗，取了书简，拆开一看，里面的确是张折叠得严严实实的方笺，一展、两展、三展……展了个八开大敞，不过就是平日里任他写作诗稿的纸，也是赵蕤抄他那部长短书的纸；说什么“书简在囊中，到时取出一读”，一张两尺长、一尺宽的大幅纸面，一片空无，仅仅在边角上小草书写四字，每字方圆不及半寸：“声闻而已。” 李白从来没有听赵蕤提起过这四个字的来历，而这刻意写得极其微小的文句，又看似与骑羊化仙的故事了无瓜葛。他持纸兀立，一心茫然。却是慈元远远望来，眸光一亮，若有所见，不觉移身下榻，一步步走向院中。当他靠近李白之时，也跟着低头细看，忽然发出一声惊叫：“是了！”叫罢，浑身又不自主地打着哆嗦，扭头冲道海喊了声：“是—是、是逐春纸。” 李白前后一寻思，有如摸黑行路，迢遥望见些许灯明，笑了：“神仙不负神仙名！难怪把字写得这么小—消息尽在纸上。”说时捧着纸，回身入室就席，将之平铺在几上，继续说下去：“我那师傅，或恐即是差遣我来，还依筏僧一个清白的。那一宗纸，应须是在业师手中，的确未曾奉入贵寺。” 慈元终于缓过了神气，点着头接道：“不数年前，义净三藏法师圆寂，天下寺院争抄其书，据依筏说，他也发愿要在有生之年，抄写一部《毗奈耶破僧事》，书契的确是依筏立与贫道的，那纸，未料那纸……”慈元说到这里，不得不想起和他长年唇齿相依的“钵底”—李客—当下似有顾忌，看了一眼李白。 李白倒是坦率自在，丝毫没有为尊亲者讳的意思，道：“家父行商，出入银货，周旋已惯，应须是顺手人情，将纸送给了敝业师，以为某束脩之资，个中原由，大凡如此。只可惜这抄经的功德，却耽误了。” “檀越一念在这功德之上，便不枉。” “不然，”李白道，“想那依筏僧迁化之前，志愿未完，不免怅惘。前后因果缠绵，数来还是我所亏负。这样罢—请容某借取维那僧方才的话：‘此事犹关乎李白声誉，容徐图之。’但不知，依筏僧为什么偏要抄那一部《毗奈耶破僧事》？” “凡我僧侣，必有各自彻底之惑。”道海道，“这《毗奈耶破僧事》二十卷，多言世尊在时，屡为提婆达多所困之事—或恐，依筏于提婆达多一生的行事为人、胸期意绪，也别有怀抱，而必欲觅一个究竟罢？” 接着，道海说了一个俱载于《毗奈耶破僧事》上的本生故事，姑且名之为“猕猴捉月”。 在远古不知何年何月之时，有一闲静林野，猕猴常成群出没，遍处游衍。忽一夕，诸猴来到一井前，俯观井底，看见了月影，群猴遂连忙奔告猴王，道：“大王，月堕井中，我等今应速往拔出，依旧天上安置。” 这时，猕猴也都赞同此议，可是要救拔入井之月，必须入井，入井之后，就算救得了月，猴又怎么脱身呢？其中有那机灵的便道：我等连肱为索，一一攀串，次第衔接即可。” 于是令一猴在井边树上抱枝而住，其余援手相接。猕猴既然为数不少，树枝弯折而低垂，势应可为。群猴却没有料到：那攀垂在最下方的猕猴一旦伸手捞月，月影即碎，而井水则当下变得混浊，不能再见圆月。稍过片时，水面恢复清平，一轮明月看是又堕在井中，于是群猴纷纷鼓噪，再欲捞取，情同先前。 一连数过之后，树枝终于折断，群猴纷纷沓沓，堕落井中，莫说是月，连猴也一个不得救出了。其间，竟然没有一只猕猴抬头望月。 经上乃有这样的记载：“时有诸天而说颂曰：此诸痴猕猴，为彼愚导师。悉堕于井中，救月而溺死。”而在这一诵过后，佛陀开示：“往昔猕猴王者，即提婆达多是。昔时由自愚痴故，以愚痴而为眷属，今时亦为愚痴眷属。”这个添加于原出故事的告诫，不徒为指陈“愚痴相邻相结而增益其愚痴”，更将“相邻相结”落实在提婆达多之为异端朋党。 然而，异端真的那么愚痴么？ “伤心，伤心。”李白喃喃道，“毕竟群猴不能抬头望月，恰是不忍见月溺于水的悲心所致，岂能再责之以愚、斥之以痴呢？” 本生故事源出民间，万千情节常只是异闻谈助，了无教训之意。一旦为佛说渗入，不免附会穿凿，尤其是将“率领五百眷属”的种种愚妄，安置成提婆达多及其追随者抗佛自雄，而终于招致覆灭恶果的教训。可是李白却不这么想，反而对那借着故事讽刺提婆达多的释迦牟尼起了反念。 “檀越这么说，乃是别具慈怀，倒让贫道想到另一起往事—”道海的一双圆眼凝视着李白，复道：“《毗奈耶破僧事》言事无数，然其中四十四则，皆讽提婆达多。贫道昔年曾赴绵竹山拾普寺，取本生故事说法，未料却为人一语攻破，从此自誓不作俗讲，算算，至今也有十二三年了。” 那是另一个猕猴故事。 说是往昔之时、异方之地，有二猕猴王，各有五百眷属。其中一猕猴王率其眷属游行人间，来到一处聚落，见一金波伽树，果实茂盛。当时群猴见了树头好果，即禀告猴王：“此树果子累累垂垂，枝将欲折，可见果瓤丰美。我等远来疲乏，就取此解饥止渴罢？” 尔时猴王，上下端详了这树一番，登时说唱一颂：“此树近聚落，童子不食果。汝等应可知，此果不堪食。”说完此颂，便率领诸猕猴远远遁去。 之后未几，其第二猕猴王也与五百眷属，渐至此村。一样看见了果树，群猴争告：“我等跋涉疲劳，想吃这果子安稳一阵，再向前行。”猕猴王答应了，于是群猴攀登抢食，枝头金波伽果一时俱尽，但是过不多时，吃了果子的猕猴都死了。 接着，释迦牟尼佛的教训指向诸“绊刍”—也就是受过具足戒的比丘僧众—“汝等勿作异念。其不食果猕猴王者，我身是；其第二猕猴王者，提婆达多是。随顺我意者，平安得达远离苦难。随提婆达多意者，悉遭苦难。”其主旨，就是告诫所有僧众：不听信佛说而追随提婆达多者，必然会因失智而遭恶谴。 “《世说》亦有此事。”李白说的是《世说新语·雅量》所载：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王戎小儿，默观世事，能够推见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相，所以在《名士传》里，就说“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称”，这个只有几句话的故事非但显现了王戎从孩提时代就具备的聪慧，也直指雅量”的本质，必须有超脱饥渴的从容。 李白宁可相信这是在启示：非凡之人不为一时物欲所蔽而失去神智。然而佛经所述，却在近似的情境之下毒杀了五百猕猴；甚至还以之为不信佛者的惩罚。李白摇着头，又不忍地说道：“更是伤心，更是伤心。” 可是十多年前在绵竹山拾普寺作俗讲的那一天，才说完这个故事，正当众人尚不及反应、间不容发的一瞬，忽然传来朗朗一声，道：“如此鄙道，何足究辨？” 仅仅丈许之外、相邻一棚，棚中端坐了一位丽人，正是拾普寺旁名曰“环天观”的女道士，说时手中铜槌迳往一磬击了，鸣音脆亮，回环绵长；那丽人款洽一笑，道：“一猴号曰觉，一猴号曰迷；觉不救迷，而竟嗤笑之，此谓佛耶？” 听者知道这是两个道场之间较劲，丽人显系成心挑衅，不免大噱，拊掌欢笑，人群遂有如江潮，居然汹涌而去，都转向邻棚听那丽人论道去了。 “檀越的谈理思路，与那丽人倒是不谋而合。”道海说着，移躯向前，俯首审视几上那张逐春纸，小指尖在“声闻而已”四字旁轻轻划了两痕，道：“这话说得好！偏就是此理。” “某于此大惑不解，还请高僧指点。” 道海双目一瞑，又养起神来，并低声问道：“令师发付此信之时，有何言语？” “只说：日后若见人骑羊，不免要追随而去之际，还须取出一读。” “‘骑羊’想来必是一喻，只不知所喻者为何，”道海想了半晌，圆睛忽启，不由得“噫”的一声惊呼：“令师是—” 《妙法莲华经·譬喻品第三》上曾经用一词形容不得正信、未入佛道者的处境，名曰“火宅”，一栋着了火的房子。如何脱离这火宅，就有种种因人而异的法门。最浅白而常见的说法是“三车”之喻：“长者告诸子言：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于此火宅，宜速出来。” 最简明直接的，是以佛为师，遵其言传身教，持戒修行，证沙门果。若再仔细论究，则是指那具备智性者，一旦跟随佛祖，“闻法信受，殷勤精进，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这样的修行，便归入于“声闻乘”的一种；“乘”，依旧是古语之“车”字。而《妙法莲华经》复进一步将“声闻乘”比喻为驾取“羊车”，出于火宅—之所以用“羊”来做譬喻，乃是因为羊神智闭塞，不顾后群的缘故。 众生之中，也有的追随佛祖，闻法信受，其目的并非解脱轮回，而是进一步求得智慧，自了疑惑；也就是说，能够悟识诸法因缘，这就入了中乘，也有旧名为辟支佛乘，也叫“缘觉乘”；缘觉，俗语觉缘亦可解，即是彻底了悟诸般因缘的意思。进一步的比喻就是驾取“鹿车”，出于火宅—之所以用“鹿”来做譬喻，乃是因为鹿性不依人，从他闻之法少，而自推义多的缘故。 不过，在众生之中，还有一种人，虽然一样殷勤精进，却还能够“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师智、如来知见、力无所畏，愍念（按：即慈悲怜悯之心）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是名大乘，菩萨求此乘故，名为摩诃萨”。 这样的人除了让自己身心安定，因缘融通，知见具足，更能承担他人广众之业，如此便入了大乘，也叫“菩萨乘”。进一步的比喻就是驾取“牛车”，出于火宅—之所以用“牛”来做譬喻，乃是因为菩萨慈悲化物，就像牛性安忍运载。 无论是为了救月而堕井的猕猴，或是追随猴王食果而中毒的猕猴，看来都是因执迷而殒身。俗讲借着这样的本生故事，唤起恐惧，发动教训，而令人追求正信，就仿佛是让人借由羊车而脱离火宅。如此说法，所面对者，端的是“声闻乘”众生。 “啊！”道海一连叹了三声，击掌而起，笑道：“以贫道生平阅历，当世知机之深，言事之切，而能为此偈者，非潼江赵处士东岩而何？” “东岩子正是业师。”李白也亢奋起来，道，“高僧果然知人。” “不！贫道仅在下乘，倒是汝状貌邱墟，风神磊落—看来，赵处士于汝颇有玉山乔松之期，才会出以‘声闻而已’四字之目。” “正要请教。” 听李白这样请教，道海的神情凝重起来，俯首低眉想了许久，才道：“取譬不烦话远，贫道便以先前所敷衍的俗讲故事来说罢，”道海道：“这‘声闻而已’当有三层用意。其一，欲汝万勿效法那救月之猴，轻随所见而妄发慈悲。其二，欲汝万勿效法那食果之猴，轻随所欲而妄断因果。这其三么—” 道海说着，仍忍不住摇头喟叹，似是对赵蕤的前知之术，有着难以抑遏的赞赏，他绕室踱了两圈，回席落座，将先前推放到一旁的琴捧了起来，双手举前，呈向李白，道：“此琴名‘绿绮’，汝且携去峨眉山清凉寺，见一僧，呼他‘濬和尚’，他若应汝：‘来洗钵。’汝便从之，不必作他语。其后若何，贫道亦不能知。” 李白小心翼翼将琴捧纳在怀，左看右看，但见那桐木琴身漆光蕴蔼，古意斑斓，忙不迭接口问道：“莫非即是当年司马相如那一把‘绿绮’？” “可不？”道海转向陈过，意有所谑地大笑，道，“自司马长卿来此卖酒之后八百年，家家有琴皆号‘绿绮’。” “‘濬和尚’乃是僧法号？” “彼僧在家名‘濬’，初出家时，法号‘缘觉’，日后别号百数十余，贫道亦不能都记。不过，”道海指着那张逐春纸上的小字，道，“令师别有所嘱，尽在此中。” “‘声闻而已’，则‘声闻’以后，乃是‘缘觉’！”李白点点头。 “贫道偶从善居士处得此琴，能应弹者之心。某年，这濬和尚云游来敝寺挂单，听贫道抚《风入松》一曲，渠意以为格调不惬，曾说：‘和尚弹来便是松入了风，而非风入了松。’贫道便将琴付他弹来，听来但觉他风自风、松自松，根本两不相干。” 说到这里，众人皆开怀大噱，连堂下的净奴都跟着笑了。道海看见，招手向那奴道：“务本！汝且来。”接着，他转向李白：“此奴即是依筏僧生前交代，归入本寺常住者。只今发付他持贫道书信，携琴随汝而去，一路之上，听凭差遣。” 李白闻言大是意外，直觉身随一人，还须旁加照应，颇添累赘，正待婉辞，转念又一想：或恐道海是舍不得将琴托付了并不熟识的人远路持护，那么，这奴的来去，也就不容他置喙了。 “堪笑濬和尚终是不能服论，痴心忽起，一连弹了十九遍，”道海又接续着先前的话，说了下去，“越弹越明白贫道那‘风自风、松自松’之说，绝非谵妄；当即罢手而去。或恐是他日后自以为心境改常，情怀别样，想起了此琴此曲，写过几封信来，央我抱琴过峨眉一晤。可惜，贫道寺中琐事杂沓，岂能分身以事游观？看来，檀越却是濬和尚与此琴的缘法了。” 五六 归时还弄峨眉月 《通志·乐略》有三十六杂曲之目，较为知名的，包括了：蔡氏五弄、幽兰、白雪、清调、胡笳、广陵散、楚妃叹、风入松、乌夜啼、石上流泉、阳春弄等。这些名目，或表初造的来历，或注乐器的名称，或借由某种事物的形象来隐喻此曲情境之所近。 《风入松》并无本事，算是一种练习指法的曲子，故以为曲有名而必欲归之于古代的名家，就有人说这是晋代嵇康所作，然而这也只是附会而已。 到了宋人作词，属双调，七十四字，有平仄两格。平韵格增减字有七十二字、七十三字、七十六字等好几种体例。发展到南宋以后，又以晏几道、吴文英之作为正体，仄韵格便不流行了。不过，这还都是唐代以后景况—声词之事，已为文章所夺，琴曲本务，自为乐师所专；写作者也就逐渐脱离了音乐。 在盛唐濬和尚而言，文字只是曲式的附庸，充其量就是曲谱的提示，即使有以古曲谱配词的尝试，也仅仅是呼应原曲所展现的种种技法或情感而已。 《风入松》这样的练习曲是把抚琴的两手喻为二物，其一为风，其一为松。风与松原本都是无声之物，一旦风入松间，松带风行，便形成了交响。针针叶叶，密密疏疏，瞬逾千万的变化，其声正如庄子所形容的“大木百围之窍穴”，激昂的，像是海涛澎湃，尖锐的，像是箭簇呼啸。仔细追摹，仿佛听见人斥骂欢笑，或是喟叹呼吸，也可以听出嗷嗷嘶喊，也可以听出喁喁呢喃。 这数之不能尽、计之不能全的声音，究竟是来自于风，来自于松，还是时而由风主之，时而由松主之，是因为松阻风而成，还是因为风破松而成，几乎是不能分辨的。抚琴者十指连心，情动入微，尽管声谱俱在，抑扬缓急皆不得不随之；可是就在抚琴的当下，每一刹那的思虑、感触也有纤细的牵连，弹奏得越熟练，这牵连也就越清晰。 偏偏峨眉山清凉寺，便有林相邃密、气韵深沉的十万好松，来迎送这一阕琴曲。 当那濬和尚迫不及待地将《风入松》抚过一遍之后，又抚了一遍，拆开道海的书信读毕，才抬起头，看了李白、慈元和务本一眼，道：“来洗钵？” “诺。” “奴子与僧作何安顿？” “僧来礼佛，奴为琴介。” “汝来何事？” “欲识清凉。”李白这么说，纯是应付，而濬和尚似乎并不以为忤，颔首一笑，复问： “道海谓汝从赵东岩而学，所学何事？” “农医自理，亦读史作诗。” 濬和尚又突如其来地问了一句：“作诗喜用何字？” 李白毫不迟疑地笑道：“吟时不能自禁者，常是一‘弄’字。” “‘弄’字也是琴曲。”濬和尚道，“语云：‘弦不调、弄不明’，又云：‘改韵易调，奇弄乃发’，皆指此—汝亦抚琴否？” “否。” “作诗常咏何物？” 李白仍旧不假思索地答了：“月。” “何以是月？” “我从天上来。” 李白如此作答，神情如常，并无轻薄之态，濬和尚似乎也不以为这答复有何异样，只点点头。再问道：“作诗惯用何语？” “某前读《汉书》至《贾谊传》有云：‘妇姑不相说（悦），则反唇而相稽。’不免失笑。”李白仿佛早就知道他不免有此一问，而应声答了，且答时一点都不像是在说笑，“某一念而来，似有一意要说，却必有一意对反而生；不免由信入疑，欲解而惑，也因此疑、此惑而别出意思—看来也是一腔妇姑不相悦，反唇相稽罢了。” “如此大辛苦。贫道不能诗，然领悟佛说时，亦常如此。”濬和尚说着，又摇了摇头，道：“道海同汝言《风入松》许事也无？” 李白道：“说濬和尚抚此曲时‘风自风、松自松’。” “渠不晓事。”濬和尚看似也不作恼，面无表情地道，“汝自山巅树下听去，便知妇姑究竟相悦、相稽与否。” 李白在清凉寺镇日无事，就是读书，看松、赏月、听濬和尚弹琴。他并没有料到：如此弄玩，一盘桓竟然待了一年多。慈元是在佛诞大典之后不久便回大明寺去的，行前濬和尚嘱咐了他四个字：“勿近水火。”倒是道海发遣的大通寺净奴务本却留了下来—“维那吩咐：琴去、奴去；琴回，奴回。”务本说，“琴在，奴在。” 初来听风入松，一片混沌，只道它如潮似浪，滚滚滔滔。听时也不甚凝神，总想着心事。心事也总是忽然而来—对于拂衣出门、千里行游之后的李白而言，最奇妙的体会莫过于此。 由于天地万物皆好似全新打造，迎目而来，掠耳而去，无论是山川人物，草木鸟兽，都带着无比新鲜和突兀的兴味。这兴味，尤其是在他独处的时刻特别激昂，犹似随时都有惊奇，来自天地，也来自心头。不多时日，他就发现，如果濬和尚再问起：“作诗喜用何字？”他的答复就不一样了，他会说：“吟时不能自禁者，常是一‘忽’字。” 忽然间，他也开始堕入充满了闻见细节的回忆。 与前一年寄身戴天山的那一段时间是多么的不同？在子云宅，他几乎没有想起过昌明，没有想起过父母兄弟，甚至忘了他还有一个名叫月圆的妹妹，也很少忆及曾经朝夕相与的吴指南。 而在清凉寺，一个全然陌生之地，李白却一点一滴地想念起前此的一切。他想着和他一同在昌明市上仗剑奔逐、持酒嬉闹的结客少年，他们应须过着和从前一样的日子；他想着父亲策马驱车的背影，走在阡陌如织的无尽原野之上，之后不知经历了多少晨昏寒暑，这条黑影复策马驱车，从阡陌如织的无尽原野回来；他还难得地会想起母亲—那个肤色白皙、高鼻深目、安静到堪说是哑了的女人；不过，就在想起母亲之时，李白似也失去了语言。 他也想着赵蕤。 或许是由于松木气息之故，记忆中最鲜明而挥之不去的，是赵蕤从岷山之西、黑白河口掘回来夔牛角、犀牛角和一束四五尺长的象牙那一次，他驱李白挑了水，将七尊铜鼎注满、烹沸。 赵蕤则亲手一一调理柴薪，一律给换上发火较轻的松炭，还为各鼎添注了五颜六色的粉尘。有些一撮、半撮即止，有些则倾囊而下，瞬间让沸汤滚成稠浆。李白仍旧不敢追问这些物事的来历与用处，倒是赵蕤忽然探指到鼎下拨了拨蓝焰苗中的炭枝，问道：“尽目所及，可有何物不见？” 李白环视了一圈，远近高低，仔细打量，翠岭佳晴，并无异样，遂答道：“无不见。”话才脱口，他从赵蕤的肩头往后仰看，猛可发现了门楣处一空，忍不住“噫！”了声，双眉乍皱，再觑了觑鼎下篝木，叹道：“‘子云宅’付之一炬了？” 赵蕤提手指着另一鼎下，笑笑：“‘相如台’亦然！” 就为了一副不知究竟炼成何物的丹么？李白啼笑不得，即此一刻，他突然间觉得赵蕤的清静高远竟然极不真实。他闭上双眼，勉力追忆着原先那两块匾额上暗淡而苍劲的墨迹，然而一旦刻意揣摹，却觉得所欲追攀之相，益发昏暗模棱，随时渺然。 “可惜了。”李白道，“神仙说过：此乃东晋王大令遗墨。” 赵蕤却蓦地笑了：“非也。” 李白一懔，又不禁叹了声：“神仙好顽笑。” “不是顽笑。”赵蕤矍然一瞪双眼，“原本就是假的。” 清凉山与戴天山相去五百里，如此迢递，音容笑貌却无比清晰。在这一片乔松环绕之下，李白猜想赵蕤打从一开始告诉他那两方题额出自王子敬之手的时候，就已经盘算周全：将会有那么一天、将会有那么一刻，忽然、忽然、忽然—趁李白猝不及防之际，他便要在烈焰之中让李白为之惊异、为之惋叹甚至为之怜惜而哀伤，尔后再转觉先前所见之肤浅、之愚昧、之虚妄无明。 在时而温柔、时而狂暴的松声之中，李白最常想起的是月娘。 那是他刚到清凉寺落下脚来的一天傍晚，山行或出外踏青之人都已经迎面取道而回，他却偏向山深林密之处走去。这任意而行，也还是追摹赵蕤的行径，就连随身所携之物亦然。 李白身上那布囊就是赵蕤之物，里头总装着少许的糇粮，和一壶酒。这一行，囊中放的是陈醍醐相赠的酒，酒盛在一只双身龙耳白釉瓶中，一步一琳琅，有如敲奏着李白轻快愉悦的心情。他和路上每一个错身而过、并不相识的人打招呼，看些女郎罗扇掩面行来，粉蝶逐香而聚，也毫不矜持地上前称道：“此香恰是天香，无怪乎天使齐聚拜舞。”还有那些扎裹着行装、风尘跋涉的路客，李白也坦易上前，相与攀谈，好奇地探询道途见闻—哪怕是几句时节天气，说起今岁榆树晚发，花叶同放；或是杨花暴盛，铺山如雪，明明只是寻常景致，也充满了兴味。 直到往来行人皆不见，暮色乍地昏暝下来，鸟栖虫眠，月上星出，天地间只有去零零低陇高丘的脚步和晃荡荡前伏后仰的酒浆声。也竟是一瞬之间，酒香四溢，李白回手触着那柔软的布囊，原来是酒水从白釉瓶中渗出了些许，把那囊也濡湿了。他捧起囊，闻了闻，酒香之中竟然还混糅着片刻前曾经嗅及的那种“天香”，女人香。 在这一晚的月光抚照之下，他不得不想到了月娘。 自当夜而后，此念不时油然而生。每在他打开笼仗，取出布囊的时候，总不能免。 这是太陌生的一种想念，他从未经历过—每当念来，总是初见月娘那一刻，从门开处绽现的笑容，忽而迫近眼前，胸臆间则一阵掏掘，继之以一阵壅塞；一阵灼疼，继之以一阵酸楚；空处满、满处空，像是春日里眼见它新涨的江水入溪、溪水入塘，而晴波历历，微漪汤汤—似无可喜可愕之事，亦无可惊可哀之状。但是再一转念，月娘又出现在田畦之间，出现在织机之前，出现在戴天山上每一处曾经留下影迹的地方。初看当时，只道遥不可及，亦未暇细想；回思良久，则挥之不去，更倾倒难忘。 有时月娘的容颜也会湮远而蒙昧，越要以心象刻画，却越转迷茫。有时，她的样貌会与他人兼容融，以至于彼此不可复辨；偶或是露寒驿上露齿而笑的胡姬，偶或是青山道旁散发着天香的姑娘—偶尔也有些时候，是他忘怀已久的母亲和妹妹。 这一夜，他作了两首诗。第一首用唐人时调，相当谨慎地持守着黏对的规范，这是此夕尚未沾酒之时，即景而吟成的，题目就叫《春感》： 茫茫南与北，春色忽空怀。榆荚钱生树，杨花玉糁街。尘萦游子面，蝶弄美人钗。却忆青山上，云门掩竹斋。 第二首《箜篌谣·寄月》，则是在松林间满饮一瓶之后所作： 登临似还乡，欲亲不能语。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襟作轻舞。冰壶倾两处，濯魄看相同。此身宁可易，犹如风入松。两者俱寂寞，声闻安所从？往来幽咽生，怆恻任西东。穿林一呼啸，直上清凉峰。托之寄嘈切，路远信无踪。达者坐忘久，月移花已空。 这一首《春感》，日后由王琦收录在《李太白全集》之中，内容稍有更动。王琦并在诗后引宋人杨天惠所著《彰明逸事》（按：彰明即昌明）解其本事如此： （李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赋此诗。益州刺史苏颋见而异之。 杨天惠的记载对于这诗所涉情境十分简略，尤其是明明提及了李白干谒苏颋时曾经奉呈此诗以表才具，却没有提到《春感》内容的改变。 稍加比对可知，原来此诗的第二句—也就是点出《春感》二字、使情景交织的“春色忽空怀”—竟然改成了“道直事难谐”，这一句改得匆促，也改得生硬，与前后文圆凿方枘，不能相容，既不自然、又不切题。李白这样改作，只有一个目的，要让一这纯粹写景的诗作，看来还有些许比兴寄托的深意。 写诗不能惬意，而情意又不能倾吐，甚至不敢积蓄。李白日复一日在寺随斋，竟然停下了原要壮游蜀中崇山大川的脚步。日常素蔬无味，而不觉其淡寡。读书，则肆意默识文句而不求会心。看松、赏月，谁知松月何在；听琴，更只觉高山流水，吹万各异，岂能复计它什么宫商角羽？直到有一天过午，他从宿醉中醒来，发觉身旁一纸，写着这么几行字： 楼虚月白，秋宇物化，于斯凭阑，身势飞动。非把酒自忘，此兴何极？ 他手持此纸，从和衣而卧的榻上翻身而起，一步一步向室外走去，一步一步回溯着前一夜的记忆。他知道，最后终将回到昨夜醉酲的起点：月娘。 就在这一刻，李白所寓身的小小客寮忽然微微震动起来，有如天地广宇之外，另有巨力，正轻轻摇撼着这寺庙，以及寺庙所在的山峦。李白顿了顿才想起：是寺中那一口三丈高的大钟正在“霜鸣”。 据寺僧言：彼钟自古已有，斜倚于一山石前，倾启之处，略可容人俯身而入。置身其间，如在寒冰之室，浑身沁凉透骨。相传钟内原有一锤，不知何朝何代，为人所盗去，发尽烈火镕之，欲以铸钱。可是，盗者遍伐山南山北上千年的古生楠木为柴，钟锤仍自钟锤，偏不肯镕。一怒之下，盗者将那钟锤扔到溪水之中。不料手起锤落，一声巨响，硬生生将山石切断；钟锤滚过之处，削壁如镜，寖成瀑布。剩下的这口空钟，未经多少岁月，便教荒草蛮烟、土石朽木给覆盖成一大冢。直到南朝一僧避难经过，时在春末夏初，《佛子十方行记》上说： 值此丘，闻异响，僧遂告人曰：《山海经》谓‘丰山有九钟焉，是知霜鸣’，其此之谓耶？ 可是《山海经》上所形容的九钟都会自鸣，是由于秋天霜降，钟体忽然受寒，应该是在大面的钟身上结成霜冰，累积挤压，所造成的震动。此际既非其时，复不见钟，如何附会呢？然而彼僧坚信：声从大冢之中传来，非发工掘看一个明白不可。一发之下，果然见这哑钟，众人皆啧啧称奇，僧以为此间宜有寺庙香火，以应佛心，这钟、这鸣，都是佛意显象。乃有远近善男信女倾囊捐输，逐舍逐院，一一建成。更由于钟体庞大，人力很难移动，便置之原处不移，然而故事是以春夏而得霜鸣，的确有一种清凉之意，遂以此二字名寺。 这哑钟，也绝不辜负信受恩施之理，每年于春夏之交、秋冬之会，似有信誓之期可以恒守，届时总是震震而动，动时非但钟身瓮瓮作响，随着清凉寺址迹逐渐增扩，到了大唐立国以后，方圆数里之内，纵使只是林木草石，也会跟着微动，如颤如震，如泣如鼾，在这大约历经一刻左右的过程之中，万物轻微地荡之、撼之，像是要将天地间一切其他可闻之声，并收于钟内，随即渐歇渐杳，一切归于平静—当这“霜鸣”接近尾声的时候，如临清夜，霄壤无声，别是一番幻异的境界。 由于情境特出，旁处无有，清凉寺每逢这两日，一如新正期间，都会举行“普茶”，以飨随喜父老。为了慰劳常住僧众以及诸方檀越，住持和尚会出面设席，在寺中平旷荫凉之处，设施茶点，招呼饮食。也可以说将就着这么一阵短暂的“霜鸣”震动，以及片刻间的寂静，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寺景游观。 当李白趔趔趄趄，一路沿着昨夜行迹逆数而去的时候，霜鸣刚刚开始发动，这一刻，正逢清凉寺的维那僧上殿招呼“悦众师”们检点几榻茶果、香花灯炭，一声喊：“外寮诸师、十方檀越，俟霜鸣寂静，请至禅堂吃普茶。” 此时，李白在客寮东侧一株老松之下的读书台，远远望见清凉寺南园绿萝崖边的濬和尚，正盘膝而坐—濬和尚并没有随着众僧往禅堂去，他就像是一尊亘古以来便安置在巨钟之下的石雕一般，抚着那张绿绮琴。原本李白还能从初发的南风之中依稀听见琴曲，他不能自已地在琴音之中喊了声：“濬和尚！”然而可怪的是：这一句话才喊完，底下的一句以及随风相迎而来的琴曲，忽然都喑哑了—就在这晴空朗日之下，万籁倏忽而俱寂。 消失的那一句话，正是李白肺腑间梗塞的呼求：“某不平静。” 因为他想起那张纸上的字句是怎么来的：“楼虚月白，秋宇物化，于斯凭阑，身势飞动。非把酒自忘，此兴何极？”—昨夜他又喝了酒，酒后攀上寺塔乘凉，当时檐前之月正满，似在咫尺近前，他伸手去捉，月白居然在握，一握而碎。碎了的月，却又脱手飞出，稍向西移，而远去了几寸。他再伸手一攫，掬之入掌，从而复碎。三捉、四捉，竟然只差分寸，一条身躯便要跌下塔去。 他来到濬和尚面前，徐徐展开纸，夜间的酒劲尚未全退，偶一失稳，纸张竟随风势飘出，转瞬之间，一路远扬，翕然有声；濬和尚指尖的琴声也在这时恢复了—依然是那首《风入松》，末句右手半轮，名中二指次第弹出，左手荡吟，遂成飘曳之态，风息松止。 “汝不平静。”濬和尚说。 “和尚听见我说了？”李白回眸望一眼那钟，又望望方才置身所在的读书台。 “也未。”濬和尚说。 “和尚怎知？” “一心不静，万物皆知，岂赖言语？” “心不静当如何？” “更不说。” “不说，心即静耶？” 这是一个相当清楚的疑难：李白所求，并非如何一遂所愿，而是如何能让这一不能遂愿之心平静下来。倘若“一心不静，万物皆知”，则纵使不“赖言语”，岂不一样会扰动世界么？濬和尚的答复，似乎给了李白更加深重的一击：平静不能自求而得。 濬和尚道：“风过松知。” 李白闻言端的是一愣，脱口而出：“我便不回戴天山了。” “‘回’字无稽，汝去处本不是来处。” 日后多年，在一个看似寻常无事的秋天，李白不意间得知濬和尚圆寂，他在那一日傍晚醉伏入梦，得见此僧携琴出蜀，曲终人去而一寤，李白才写下了这样的一首《听蜀僧濬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其中颈联的“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固非实景，而是寓情于物的一段感悟。这一联，分明就是濬和尚对李白的启迪：作为一个在尘世间有如过客般的人物，一身如寄，一心亦如寄，这样一颗不能长留久伫之心，复加之以流水般岁月的涤洗和消磨，更不至于沾惹于情，或者是黏着以情。一个不能承情之人，还能够对天地、对万物、对众生说些什么呢？这样一个人所想要说的话，大概也都该像是琴曲的泛音余响而已，何不就锁入了霜鸣之钟，再也毋须发出声动，再也毋须令人知晓。 客心无住，故余响不发，去去不必回顾。这竟是李白一生的写照。 五七 归来看取明镜前 再回绵州之前，李白并不知道他已经成了汉州、益州以至于眉州这三百里道途上小有名气的医者。 最初，他只是在清凉寺为几个长年体虚的僧人切脉看诊，发现他们少气懒言、疲倦乏力，升座说法时声调低沉，动辄气短发汗，心悸头晕，而且一律面色萎黄，不欲进食；更兼之以虚热盗汗，一把上脉，脉象也多见大弱。李白便给他们开了用以补气的人参、黄芪、党参，服后居然当即见了效验。 这些僧人自然也会引来、或是携来当地和邻乡的施主，初来者亦知他不是什么大夫，然而气血中虚者，泰半皆由于滋养不够，无地无之—与之前金堆驿上的党四娘和马五娘并没有什么两样—说穿了就是长期捱饿之故；至少是不能足食所致。 他一见症状相似，便想起赵蕤所授的辟谷之术，杂以大豆、扁豆、大枣、桂圆、干荔枝、黑枣、莲子、枸杞和十余款体貌不同的蘑菇，让病家交替食用。问诊时说之以神仙服食的故事，总道：“天地养人，非徒畎亩，蕨菌在林，任尔滋补。”话中还不免鼓励那些病家，要经常到山林间行走，偶或有奇缘佳会，撞上了神仙，提携一把，也还了得。此说博人一粲，也令乡人印象深刻，益发争传其名。 尤其是替僧人配药调膳，须忌荤腥；而替俗家病患处方，则略无避讳。遇到了家道丰实的人，或也呈现了虚症，他就常在药材中和以葱韭鸡鱼之属，烹调起来，俨然别有风味。这样的膳食，初非病家或李白所料，竟然能成为“理病之资”。 李白有时逞其谈兴，随口滋藩，人们默志手抄，事后循按，竟然还能冥合如实，引以为佳肴美馔。有时则未必为了治病，只道这是“不食常食”的一种趣味，也常予人以惊异的发明主张。人称他为医者，他则谑号自己是庖丁，依旧在诸般宴聚之间，纵谈高论些神仙饮食之术，而赵蕤行前的提醒，他显然已经半句不能挂心了。 神仙饮食是极其新颖而有趣的招徕，也成为李白的一个意外的机会。 这一年冬天来得早，不过“京使”来得更早。开元八年七月，蜀中各州已经盛传：中书侍郎苏颋，由于先前穷治盗铸的事，引发江淮民怨，不但受到了皇帝的斥责，也从待了整整十四年的中书省去职，被任命为看似位重、实而权轻的礼部尚书。 这还不算，“京使”之到访，更意味着朝命恐怕要有不寻常的举措—传言之一，是苏颋已经罢去“知政事”—也就是开去宰相的权力和职务—奉天子之命入蜀，专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事。这些年来一向与他同进退的另一名资深宰相—门下侍中宋璟—则早就在本年正月就已经只是“开府仪同三司”，徒具相位虚名而已。 苏颋避过斋月才起程，也就因此而没有机会赶赴清凉寺亲睹大钟霜鸣、万物喑哑的盛况。他是在开元九年春末夏初入蜀的，一到成都，便写了《初至益州上讫陈情表》。其中：“臣禀识愚妄，受恩忝越。十有四年中书省，三命承明庐……陛下深慈矜愚，至德念旧，以臣颇习儒训，更超宗伯，臣益用惭负，匪遑底宁。岂悟西南重镇，巴蜀奥壤，爰杂县道，且联军戎，付臣兼之。” 这一篇文字所陈之情，不外是再一次提醒皇帝以及皇帝身边其他当权秉政的新贵：他来到蜀中，既非投闲置散，更非放逐贬斥，而是更为深重的信任与倚赖。的确，苏颋诚挚地相信：皇帝所付与他的责任，还包括了“按察节度剑南诸州”，以及“总理西南兵务”。而这一趟远谪，也就沾带了几许人人知而不言的诡谲之气，比方说：苏颋所过之处，总要题写大量的诗句，称颂皇恩之余，更多自我惕励与期勉，遣词用语，更常透露出一种带些矫揉之气的积极和欢悦。 像是排律《晓发兴州入陈平路》就是在此行路途中所写的，很能看出为自己鼓吹勇气的用意： 旌节指巴岷，年年行且巡。暮来青嶂宿，朝去绿江春。鱼贯梁缘马，猿奔树息人。邑祠犹是汉，溪道即名陈。旧史饶迁谪，恒情厌苦辛。宁知报恩者，天子一忠臣。 《经三泉路作》也是如此： 三月松作花，春行日渐赊。竹障山鸟路，藤蔓野人家。透石飞梁下，寻云绝磴斜。此中谁与乐，挥涕语年华。 若以他自己的句子解注，其心境，大约就是“京国自携手，同途欣解颐。情言正的的，春物宛迟迟”所表现的浮笑强欢罢了。早了八九个月来的“京使”原本就是长年追随苏颋的家臣，前行入蜀另有差遣，这就跟皇帝的钦命有关了。 罢政之后，皇帝亲自召见了几次，真正的动机就是查察苏颋语言体貌是否于微处稍泄不满，这不只是君臣间的礼节讲究，也是为国之大臣者应该持抱、不可或缺的风度。应对了几次，苏颋果然辞气昂昂，一点都不像是遭到了重贬而即将发放出京的样子。这令李隆基很放心，几乎不肯让苏颋走了。他当场执手叮咛：益州非等闲之郡，代有人才不世出，宜多加留意，细为访查。京史所伺查者，也是这一方面。 除了充分信任苏颋的公道无私。他也相信苏颋的节操，特许剑南道全区“盐铁自赡”—也就是充分授权苏颋在民生最称大宗而首要的盐、铁物资上，能够自主自足，不必报输中央。一般州郡，仅设刺史主之，设大都督府，即有委以专征伐的用兵之权，其地位堪比古之诸侯；而益州大都督府的长史，显然获得天子青眼，更非同寻常。 据史：苏颋到任之后，并没有锐意求功，反而崇尚简静，以招募戍军的方式重兴力役，不以徭役科扰丁男，如此一来，家户渐渐得以自，若此而能以酬值的方式，挤压出更多的劳动力，使丁男应募而“开井置炉，量入计出，分所赢市谷，以广见粮”，则地方之利，便能与民均同了。日后还有一桩小事，可以见出苏颋的风骨。 那是益州大都督府的前任司马（次于长史）皇甫恂，忽然奉皇命重使蜀地，人还没到，公文书就来了。由于皇甫恂素知蜀中工匠艺能，函示要用库藏公帑，买取当地纺织、木器、玉雕精品呈贡，连品项都列举得明明白白：“锦半臂、琵琶捍拨、玲珑鞭。”苏颋拒绝了，并为此而上奏：“遣使衔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泽赡军费意。”有人劝他：“公在偏远之地，不能近事至尊，奏言违隔，也就不该如此轻易地忤犯上意。”苏颋答道：“不然。明主不以私爱夺至公之理；我又怎么能以远近废忠臣之节呢？” 李白则出现在这样一个真正的大臣的面前，不可谓不得自机缘。 和前一年差不多，开元八年冬大雪，即使不雪之地也酷寒逾常，阴雨连朝，道途泞陷，在如此湿冷的天气中，竟有专信递来清凉寺，收信人是李白。拆看之下，竟是陈过的亲笔。歪歪斜斜的字迹，寥寥交代了自己秋下染病的情形。他认为自己撑不过这个冬天，也无意“徒扰清修，以抗不瘳”，报之以信的目的，是希望李白在来年春日，道路畅通之后，或者作返乡之计的时候，能够取道锦城，再赴陈醍醐酒坊，他有“微物奉呈”。 李白原以为那就是酒了—下清凉山重返成都，自不是为酒。他其实忧心不已。 直到此时，除了那丁零奴之外，他生命中尚未出现过任何亲近的死亡。丁零奴交付了他那一柄长剑之后，从病榻上翻身坐起，略事喘息，便向李白的家人一一跪别，接着，他仔细地拍拂衣裳上的尘埃垢屑，越拍越起劲，一时扑打得满天灰雨，李客一家人呛咳不及，夺门而出，又过了好半晌，这奴方从室中佝偻步出，只影憔悴，迳向西行，不复回头。那情景，在年少的李白看来，犹如家人的远别。 然而这一回，他连陈过的面也没有见着，棺停于家，守待吉日回龙州江油县故居安葬。陈过的家人迟迟未能扶榇归里，还另有缘故。 因为近些年来，朝廷对于民间厚葬成风，颇有不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大臣提出此议：天下丰足，士庶繁盛，很多没有官职爵禄的百姓，往往因为商贾或匠艺而发家，多购田宅，大兴土木不说，常在养生送死的事上竞奢逐靡，邀羡骄赏，其情其势，看来不免有与公侯士族一较高低之心。 至今还经常为人提及的，就是五十多年前，右相李义府改葬其祖父，三原县令李孝节私发民夫车牛，日夜运土，建筑坟茔。一时之间，高陵、云阳、华原、泾阳等七县也都征派丁夫赴役，其中，还居然把高陵县令累死在坟上。当时随葬之物，豪奢绝伦，送殡车马奠祭，从灞桥一路行列牵连，直至三原，前后七十里，相继不绝。这场面，竟然让世人艳羡哄传几十年。于是时时就会传闻：某地商民某家，为死者发丧的时候，场面何等盛大，队伍何等绵长，棺坟何等壮丽—末了还会补上一句：“堪比当年李右相了！”事实上，说者也没见过李右相家送葬的场面。 直到当今皇帝即位，最常痛切斥责此风的宰相，就是宋璟。在他看来，民俗崇尚厚葬，乃是由于天子之家率先趋鹜高坟大陵的影响。他的《谏筑坟逾制疏》天下流传，其中看似批驳民风的字句，都暗暗指向了皇室：“比来蕃夷等辈，及城市间人，递以奢靡相高，不将礼仪为意。今以后父之宠，开府之荣，金穴玉衣之资，不忧少物；高坟大寝之役，不畏无人。百事皆出于官，一朝亦可以就。”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新任大都督府长史苏颋一向都与宋璟沆瀣一气，对于陈过家人试图厚葬的愿心，恐怕很难纵容成全。先是，京中来使也风闻酒坊人家此请，遂告知前来打探及说项者，婉转透露长史的意思，转嘱陈过家人：丧事还是从简从朴的好。就在这来来往往的疏通、请托之间，身为老官绅的卢焕得知李白到了，他忽然想到：或许应该引这后生见一见苏长史。 对于苏颋来说，此意倒是一拍即合，毕竟皇帝临行之际执手相托的，就是寻觅人才。只可惜存心玉成此荐的卢焕一个不留神，多说了几句：“此子天才英丽，兼通药理，据闻此去眉州之间，多有医人侠行。” 孰料苏颋登时一皱眉，叹了口气，道：“才大难为一用，也须慎重得之。” 卢焕闻言，脊骨一凉，暗道一声：“不妙！”随即深悔自己受李白一诊之恩、急欲相报而不免忘形，失言大矣。 说来也很无奈，益州是京畿拱卫，关陇屏障，高祖至高宗时期，从设置总管府、而道行台、而大都督府，愈见其形胜。大都督本职，例由王子遥领，也常悬之不授，而以长史总持方面事务。苏颋赋性忠直、秉怀恢阔，凡所属意者，总在如何能使帝国长治久安的荦荦大端，更由于从相位左迁，他并不认为这只是一般的贬谪，反倒是一次专责外任的机会—尤其是身系帝王谆谆之命，留意人才的那几句话“益州非等闲之郡，代有人才不世出”，更使他加意慎重了。 从派遣使者于前一年先行访视就可以看出，苏颋不希望自己在乡闾父老、官绅耆旧的包围之下，偶失于偏听偏见，而不能够对这样一个昔年诸葛亮《隆中对》称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有一番了然如照的洞察。尤其是荐举，他几乎是用一种“查察过嫌”的眼光来面对如潮浪般涌至的关托。 对于卢焕—这位在成都夙负众望的老者—苏颋向闻其诗名，甚至还能诵其佳句，如“倩谁商略知诗寂，顾我忧纡数鬓斑”“肯别沧浪缨不洗，却停嵇啸舌多闲”这两联，出自卢焕的一首诗，该诗题目相当长，几乎可以说是一篇短短的文章了：《昔闻山涛举嵇绍，别栖逸之思，固不入时听，是以非常之论持赠非常之士；乃造“天地四时，犹有消息”之语，为百世热中人留一晋身说。耽诗者透见及之，不忍道破，为赋叹思，兼寄知者》。 也由于欣赏此诗此题，苏颋通篇都能背得。虽然卢焕已经致仕归林，且与大都督府长史官禄相去悬殊，但是苏颋仍然坚持以士礼接见，把晤如同僚。还当着卢焕吟诵了一通那首诗以及题目，令卢焕大为激奋，也就不检分寸，顺着嵇康、嵇绍父子出处仕隐之不同，将话题引入节行、操守乃至于魏晋风度及死生礼法。随即话锋一带，贸然将陈过丧仪之事提了，以为“人物消息，一生一死，或可不禁厚礼，以奖孝行”就此辗转请示长史裁量；这是一顶大帽子，苏颋淡然回了两句：“嵇、阮风标，毕竟和王、谢不同；黎庶楷模，应须与门第稍异。” 当卢焕再举李白以为“才人可用”之时，似乎也暴露了相似的尴尬。李白是商贾之子，无论科目如何，连应考的资格都没有。如果堪为朝廷所用，则就常例而言，自然非仰赖官荐不可。 一旦卢焕称道不置，苏颋漫声应答的话里却含藏了无限玄机：“才大难为一用，也须慎重得之。”这显示出他对李白之“才”究竟如何可“用”，是有疑虑的。先遣的使者显然已经对此间江山人物之情实，打听得十分详密，而李白，并不是一个寂寂无闻之人。关于这个大步趔趔冲州撞府，而所过之处辄挥金如土的白身少年，大凡可以归纳为三事： 昌明李白，曾经绵州刺史李颙之荐，不就；此其一。通医术，能以时蔬入药为膳，术颇精，僧俗皆传；此其二。性豪荡，常焚契券，博有侠名，诗作遍题寺宇酒肆。正因为“诗作遍题寺宇酒肆”，引起了苏颋的兴趣，在与卢焕晤谈将罢之际，他对这容色栖遑的老者道：“且嘱彼昌明李生：先自呈诗文到府，并投刺来见，某将以庶人之礼待之。” 这是李白平生第一次干谒，入大都督府之前，苏颋已经读过了他所投递的数十首诗篇，以及拟《文选》旧题而写的赋作。说是以庶人之礼迎纳，然而在接见当时，阵仗却不小。府中司马二人，录事参军一人，录事二人，以及功曹、仓曹、户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等七参军都在列。除此之外，当职的文学官，以及医学博士各一，也都侍立于旁；都督府的重要僚属，堪称全员齐集。 苏颋肃容临几而踞，先让诸僚员以次就席而坐，他一眼也不看那匍匐于丈室门前的李白，倒像是在对僚属们交代寻常的公务： “某此行来郡，亲承殿旨，诏曰：‘益州非等闲之郡，代有人才不世出，宜多加留意，细为访查。’今有昌明李生来谒，某与诸君，更当体察圣意，存心野处，务必要让岩穴之士，皆能仰承雨露，均沾恩泽，旦夕体会于此，也就能普施膏沐之化了。” 众人在这时同声一“诺”，有人顺手拍了拍袖子上的灰尘。 接着，苏颋仍不同李白说话，转向末席那八品的文学道：“李生天才英丽，声名秀发，汝亦读过他的诗了？” 那文学垂首昂声道：“回长史，读过了。” “何如？” “游思旷远，造语清奇，质古而词新，常有天外飞来之意，横决怒下，时所罕见。” “说得好！说得好！”苏颋拊掌而笑，简直满意极了，不住地点头，接着依旧不理会李白，转向身旁两侧的司马，道：“某亦以为—略与陈伯玉神似？” 陈子昂与李白偶有神似之处，像是年少时仗剑伤人，之后息交绝游，折节读书。于十八岁出三峡，入长安，考科举，一度落第，之后仍发愤不辍，终于进士及第，官至右拾遗。据说他初初博名，手段不俗，曾经以百万钱买一胡琴，而当众碎之，并慨叹：“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乃以此举声动京师，而他当场散发的诗文也一时震动帝都—而其作质朴刚健，一洗齐、梁间的轻艳绮靡，也是初唐以迄于盛唐间独立风骨的健者。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对于前代文章的九字批评，尔后竟成为千古不易之论：“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 “陈伯玉也是蜀中人物。”一司马连忙附和道。 另一司马赶紧拱手朝天，接道：“无怪乎圣人云：‘益州非等闲之郡，代有人才不世出。’” 苏颋似乎也很得意自己从李白的诗文中寻得了陈子昂的况味，然而他目中竟无此子，并没有就之询问李白之于陈氏究竟有无触发、有无浸润，反而一抬手指向录事参军，道：“陈伯玉物故也多年了罢？” 录事参军更不理会李白，迳自掐指数算了片刻，才道：“于兹算来，也快二十年了。” 李白没有想到，所谓长史接见，竟是传唤他来瞻仰、来聆听大都督府群官对他所作诗文的品评与赏识，这倒也还新鲜有趣。至于拿他的诗比陈子昂，看来也奖勉有加。只是长史紧接着的一段话，让他听得心神恍惚，居然不能应对— 终于苏颋像是忽然想起了李白，转过脸来，凝眸直视，恢复了先前肃穆而威严的表情道：“李生！汝下笔不能自休，可见专车之骨了。” “专车之骨”是个不常见的典故，语出《国语·鲁语下》“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的一节，大意说的是： 春秋时代，吴伐越，摧毁勾践在会稽山上的营垒，还拾获了一节很长大的骨骼；由于骨大无伦，须用一辆车专载，而着实不能考其来历。吴王于是派使者去鲁国访视，并向孔子征询大骨之事，还特别吩咐：“不要透露这是寡人求教于彼大夫。” 吴使到访，向诸鲁大夫分送礼币，来到孔子面前，孔子回敬了一杯酒。随即撤去礼器，开始宴饮，吴使便看似无意间想到的一般，拿起桌上吃剩的骨头，问孔子道：“请问什么骨头最大？” 孔子答道：“我听说大禹召集群神到会稽山，防风氏违令迟到，大禹便杀了他，陈尸于野。传闻中防风的骨骼是极大的，一节须以一车盛之—这大概是巨骨之尤者了。” 吴使复问：“请问职掌若何，方能称神？” 孔子似微察其意，故道：“山川之灵，兴云雨以利天下，是以掌山川者可以称神；至于掌管社稷者，仅可以称公侯；公侯从属于王而已。” 吴使再问：“那么，敢问防风所掌者何？” 孔子答道：“防风乃古汪芒氏之首，掌封山、嵎山，姓漆氏。至于虞舜、夏、商之时，便叫汪芒氏，洎乎周代，复改称长狄，其所属之民十分长大。” 吴使者还不死心，又问：“至高之人，其高几何？” 孔子最后答道：“僬侥氏之人，身高不过三尺。身形至高者，大约僬侥氏之十倍，也就堪为极致了。” 李白不察此典，登时被苏颋一眼识破，遂将《国语》所载、孔子与吴使之相与交谈，一一说过，说完还补了一句：“才道汝诗文详瞻，足见专车之骨，便从防风一缩而至于僬侥了！”群僚霎时间都陪着大笑起来。 李白也跟着笑了，他真心觉得有趣：一个传说中身形三丈的巨人，倏忽之间缩成三尺，的确可笑。他觉得那笑，与自己毫无瓜葛。 “专车之骨”是苏颋与李白交谈的第一句话。其次，则是：“汝所作《春感》次句有圣贤之义，大是佳好。” 至于这《春感》的次句，李白当然不会忘记，这是他在接到卢焕的急信告知“长史命召在即，待以布衣之礼，速备近作文章”之后，于重新抄写时改动的；他把原作的第二句“春色忽空怀”改成了“道直事难谐”，不意在那么些诗文之中，苏颋所中意者，看来也只此一句。 “谢长史。”李白挺起匍匐的腰杆，不料苏颋已经起身，再度向他的僚属—而非李白—道： “此子风力虽然未成，然若广之以学，可以与相如比肩矣。”说完，便转身从侧廊而出，不知尊驾竟往何宅何室去也。 就在这一瞬间，李白但闻耳边爆起一阵交相庆贺之声，似乎每个人都在夸赞、都在称颂、都在嘉许和惊叹。有人说的是他，有人说的是长史，有人居然说的是巴蜀天府，也有人不住地崇扬圣人—也就是当今皇帝了。李白默无一语，他心念所系，只是如何赶赴陈醍醐酒坊，他得陪伴着陈过的棺椁返回故乡。 殡葬的队伍直到秋后近十月才出发。因为要到那时，苏颋才匆匆忙忙奉皇命返回京师，厚葬之禁忽弛，殡仗也终于算是昂昂扬扬地启程了。苏颋临行之时已经彻底忘了，几个月之前，他曾经接见过一个名叫李白的布衣少年。也就在出蜀途中，苏颋写下了《九月九日望蜀台》这首诗： 蜀王望蜀旧台前，九日分明见一川。北料乡关方自此，南辞城郭复依然。青松系马攒岩畔，黄菊留人籍道边。自昔登临湮灭尽，独闻忠孝两能传。 这诗时经传抄转录，京畿、剑南等地流布极广，当世士大夫之论，咸以为“燕许大手笔”盛名不愧，俗议皆称：此作非徒属对工稳，运调铿锵，尤其是在末联结句之处，拈出人伦的伟大襟抱，真雅颂之致也。 然而苏颋自己怎么也不满意，改之又改，才改出了“攒”、“籍”这两个生硬的字眼；以他当前所拥具的地位和声望，已经没有人会批评他的诗有任何声字调律方面的缺陷了；他不甘心，也不相信，却无处求证。 两年多后的开元十一年，黄梅熟落，盛夏炎兴，苏颋再度入蜀。当长史仪卫来到龙州江油县小憩的时候，他结识了当地一名即将满历一任的县尉。据云：斯人也而在斯职也，已然多历年所。苏颋初以为圣朝人才，或恐有曲直不能达于天子者，枉滞于下僚，应予昭雪申张；一俟见了面，才发现这县尉根本无意于进取，是个一心只在礼佛修仙、吟诗作文的人物。既然耽于诗，苏颋便将出现成的疑难，一则以考较、一则以请教，恰是那两句：“青松系马攒岩畔，黄菊留人籍道边。”应该如何修改，才能得奇警之趣呢？ 那县尉显然早已风闻长史这首名作，几乎不假思索地朗声吟来：“‘青松系马鸣风处，黄菊留人籍道边’可也。” 这一改，风范果然不同。原句就是作了一联写景落实的对子，用意合掌而已。可是经这县尉当下一改，精神便出落得新颖起来；因为出句和落句不再只是字字相嵌而为偶，还有一种上下相承的情态，让两句之间出现了时间的流动感；更细腻的地方是，系马之松一旦得此风鸣，意味着秋意急促，下句黄菊之狼藉，也就有了根据。 “汝如此捷才，岂能以一县尉而足？”这时苏颋忽地意兴高张，问道，“汝姓字里籍若何？老夫竟不能记。” “禀长史，”县尉道，“某安陆姚远；情实不敢隐瞒，此非出于某之手笔。” “那是—” “昌明李白。” “什么人？”苏颋讶异，真想立刻就结识此人。 姚远笑道：“彼自云：‘天上人。’” 李白这时已经回到了戴天山，想起两年前写过的半首诗，尚未完成，前半篇字句如新，历历在目： 未洗染尘缨，归来芳草平。一条藤径绿，万点雪峰晴。地冷叶先尽，谷寒云不行。嫩篁侵舍密，古树倒江横。白犬离村吠，苍苔壁上生。穿厨孤雉过，临屋旧猿鸣。木落禽巢在，篱疎兽路成…… 此际，寒意一丝一丝地渗染开来，他将双手伸进衣袖之中，衣袖里还搋着陈过遗留的“微物”—那是一张酿制美酒的单方；他不知何时才能积聚够数的谷粮酿酒，也许尚能一试；也许聊寄一醉。 在远方的层峦淡雾之间，是若隐若现、而早已失去牌匾的子云宅和相如台。他仍旧不知道看见了月娘该说些什么话，也许他只能怨怪离别；正因为离别，才让他对月娘油然而起了不堪负荷的思念。如今他回来了，来处经时，想它已不是去处，因为他又开始思念着路上曾经遇到过的每一个人。 也就在这一刻，他抽出了那一柄总会在他寂寞时泷泷作响的匕首，听着单调的、古老的平仄节奏，李白完成了之后的句子： 拂床苍鼠走，倒箧素鱼惊。洗砚修良策，敲松拟素贞。此时重一去，去合到三清。 （第一卷完） 附录 小说家不穿制服 ──张大春对谈吴明益 吴明益　有一年我看到你写的一篇文章批评小说奖，后来你也讲说不再担任文学奖评审，但那篇文章里面提到在当文学奖评审的生涯里，还好有读到这几个人的作品，让当评审这件事变得有意义。他们是王小波、黄国峻、袁哲生和贺景滨；其中王小波因为文学奖才开始被看见，他当时在两岸都是一个被埋没的小说家。我在读王小波的作品时他提到一件事，他想要从翻译的文学作品里面重整汉语的节奏，这会不会刚好跟你现在写的小说是相反的？ 张大春　如果从他原先的立论说起的话，我倒觉得不能叫相反而是“殊途”，但能不能同归我不知道。在我们一般写作的语言里面，不论我们是不是根据罗曼史，或伟大西方经典，中国古代说部，不管你的来历是哪些，它都不是我们常用的语言。所以有的时候，透过不同的界面去进入到那个原先受的教养里面所没有的叙述世界，它就会显得生猛有力。也就是说，在一个一天到晚读五四白话文的这个时代，把这些作品拿来当做我们教养的世界里面，如果你不小心读到了很生硬的日文现代派小说的翻译，比如说“我心灵得到无上的慰安”；它把安慰故意倒过来，就会形成一个刺激，有新的作者可能就会从里头找到新的语言、新的叙述方式的灵感。 吴明益　我自己在观察老师的写作：九三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叫《雍正的第一滴血》，我一直觉得大概从这本书开始，意图寻找历史里面的小片段；特别在那本书的序里面，你写了对历史的看法，说这本书里面有稗的、野的、不可信的历史。当然后来真的出了《小说稗类》，我发现你把历史与小说的特质说得是一样的：不可信的，反而是最迷人的。我个人觉得从《雍正的第一滴血》之后，好像建立起老师在做一些现代小说的试验跟展示。这好像是一般读者没有注意到的，特别是我这辈的文艺青年，我们都是读老师的《公寓导游》、《四喜忧国》这些东西去寻找小说养分；可似乎这条线被忽略了，是吗？ 张大春　《雍正的第一滴血》出书比较晚，事实上它的写作应该是在一九八三到一九八五年之间，大概是我在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个主动的企图，其实是三个企图合起来的一个企图：第一个是把看似不可信的传说、故事，有的可能是谣言，或者掺杂在正史里面被史官认为不可靠的某些叙事，把它放进去；第二个是，特别要从比较众说纷纭的，莫衷一是、没有唯一定论的历史评价里面去找到对立面或者侧面关于历史的陈述；第三个企图就有意思了，应该对小说或者一般讲的虚构、fiction，要能够更充实它的范围、拓广它的定义，从这个角度去从事散文书写。因为大家都把《雍正的第一滴血》内容当做散文或杂文，好，不小心你就在读这个散文、杂文过程里得到了一个小说的趣味，可它不是很像小说。但是这里面至少有一半以上材料是经过作者去填补的，这填补的东西一般说来不会是真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也无从规范它是不是历史散文。所以它打开了文类的范围。 吴明益　这其实是我在老师身上学到的一个小说手法，但有时我获取养分的地方可能不是从历史上，是从各种特别的新闻上面。比如说有次我看到一则新闻：国际心理学会每次会收集许多心理医生汇报回来的资料，有时候医生会问病人说困扰你的梦境是什么？而全球不同城市有四千个困扰他们梦境的人是同一个男人。我觉得这则新闻就是有小说感的，因为我可能有四千个故事可以讲，最后还被收束到一件事情上面。不知道这个例子是不是建立在同一种小说构思的逻辑上？ 张大春　你讲这个让我很惊奇，如果是如此，它可能意味着某一些非常扎实而严肃的科学研究，本身是有一种虚妄性，这是一个角度；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不必外求于小说家的想象和编织，而扎扎实实面对人生的时候，那里面的虚妄性就足够丰富而且让人惊讶了。 吴明益　回到历史的线上，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叫《平生师友，乱世之学》，谈了大学时候上课的一些琐事，其中提了一件有趣的事，你被一个教中国通史的黄清连老师骂了。被骂的原因就是，黄老师问了“历史是什么？”所有同学答的当然都是一板一眼的，历史就是记载人的事、过去的事，那你回答的就比较挑衅一点，说只要你相信这个文字记载，那它就是历史，对吗？ 张大春　我记得有个话，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托尔斯泰说的，the history is an agreeable legend。你只要同意了，a legend都是history。它毕现在中国历史的所有书写上。而且这话一方面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是把小说当做一个承载历史的工具，另外恐怕也显示了我们原先所以为的历史并不是那么的、应该被所有人agree，它只是在一个时代被agree，看起来就被成立了。正地看反地看都可以明显察觉，我们似乎在追求历史真相的时候，会有种种的门道、方式。我对历史是有一个特别的感触：假如你给我足够多的生活细节证据，我就可以拼凑出这个历史的某一个现场，并且还原它。 我写过一本书《欢喜贼》，日后又加了几篇合出成《富贵窑》。它事实上还有第三本叫《断魂香》，我知道故事内容，所有的发展结构我都知道但就是没办法写出来。《欢喜贼》是一个小孩的主观，天真叙述者的回忆。《富贵窑》则是全知的叙述观点。第三部要用什么观点我一直找不到，也找不到写的方法。终于，我在前两年的某个大陆行程上，别人在演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方法是，我决定用一百多年以后、一个考古队去找龙骨，结果没想到找到一堆烂枪、烂刀、衣服血迹，用这个单一的第三人称的叙述观点（考古队长），去拼凑出前面两部的整个发展。我用这个例子来回答你关于历史的问题；也就是说，给我足够丰富的工具性细节，我就拿来回头去找寻到历史叙事的整个脉络跟骨干。 吴明益　这个就是我在读《大唐李白》很兴奋的地方。有些地方场景确实是重建，有些地方就很像我们过去在看金庸的小说，它在一些地方摆出一般人都知道的一些事情，这些一般人都知道的事情，有时候在我这种既是读者又是文学研究者的人眼中看来，又有点怀疑。举例来说，《新唐书·李白传》里面那六个字“州举有道，不应”在您的《大唐李白》里边很重要，原因重要是涉及赵蕤怎么规划李白的生涯，他是故意不应的。当中有两个字我怎样想不到它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有道”。如果我们只是纯粹来看《新唐书》，会想说“有道”就是因为赵蕤、李白有才华因而被荐举；但是在小说里面，说明了这也是唐代举才一个科目。我作为一个读者，到底有没有能力去追问唐代有这个科目吗？（张：科目有。）一般读者他大概就先相信了，这个就是实的部分，相对小说里借由这个实的部分所带进的虚的部分，读者会顺道也相信了。 张大春　你刚讲的例子，我现反过来跟你举个例子。我看到有两条材料，目前都不在《大唐李白》的《少年游》里面，而在第二本《凤凰台》。 第一条材料是王皇后，也就是唐玄宗还是太子时娶的太子妃，后来李隆基即位她就成为皇后。她一直没生孩子，李隆基宠幸的是武惠妃。后来终于有次吵架皇后得罪皇帝，李隆基想要废后，这本来是《资治通鉴》上非常简单的描述。可是到了要废后的心意决定过了好几月后，这中间还有一些国家大事在叙述，《资治通鉴》突然来了这么一段话，说到皇后的哥哥王守一，要帮助皇后求神，找来和尚作厌胜之法，作法要找一块被雷劈过的木头，为什么要雷劈，表示有天意在里面，而且是天的震怒。 第二条材料要说，其实王皇后在李白一出四川以后就死了，可是为什么我坚持要用王皇后当故事的头？因为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的第二首《蟾蜍薄太清》，就是在影射王皇后被废这件事情。她被废没几月后就死了。小说里面不会写到，可是我得知道王皇后是谁，因此我一路查到了南史，也就她四代以前的一个爷爷，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她的曾祖还是高祖辈，但是无论如何是在她死的那一年的整整二百年前，这个老头七十五岁了，叫王神念，那一年他死了。王神念会武功，他可以在南朝皇帝萧衍面前表演一手拿刀一手拿盾，比划一阵打完以后双手已刀盾交换，这是在正史描述这个人最有趣的细节。另外，他对于邪神，古代叫做淫祠丝毫不假情面，听说哪里有邪神他就去把人家庙给毁了。到他临死之前也还在干这种事。我就这样一想，有了！所以我的《凤凰台》开始就写作法，我完全不提李白的那首诗，也不提唐玄宗和王皇后，我直接写二百年前的这个王神念。写他的一生，死前最后一年去破了一个庙而洋洋得意，可在回程的时候天下大雨雷电交加，底下士兵们惴惴不安觉得因为刚刚破了那间庙的关系，他说哪有这种事，就抓起旁边小兵身上的斧头，对着雷劈的地方就骂：我王神念在，没有神。然后把斧头刷地往天上一丢，没有掉下来。不久之后他生病了，快要死的那一天，突然坐起来看着窗外就说：金鈇莫回，回则有祸，家人须记。说完就死了。 接着过了好几代，不意家里出了一个皇后，就让这故事给接上了。日后，和尚要去找一块雷劈的木头，发现上面有斧头，这斧头已经没有了柄—烂柯表示信而有征。用这个木头刻了李隆基和皇后的名字求神，结果皇后一下就被废了。绕了一个大弯来叙事。 吴明益　这条伏线跑得非常远，这就是小说叙事很奇妙的地方。我个人觉得这其实是上所有的人文学，包括历史、国文—当然我们更希望它被叫文学这样的科目，叙事者所必须具有的能力：一件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却能把背后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都网织进来。我也有一次看到老师你在演讲事后写的一篇文章，提到你对着一群校长演讲，用了韩翃的《寒食诗》来做一个讲课的示范：这诗既可谈韩翃和妻子柳氏的聚散离合，也谈诗如何粉饰唐德宗的形象，再谈及安史之乱的时代背景。到最后把寒食节的典故，一般被认为错误的部分都说了明白。这篇文章后面写了一个校长的质疑：“有老师真的能在第一线的教育现场这样说故事吗？”回过头来我要问，这个部分你认为是小说家的技艺呢，还是讲授文学就要有这样技艺？ 张大春　我倒觉得小说家如果把自己当成小说家，无论在稿纸或是电脑前面，埋头苦思抛出一大堆千奇百怪的故事，一方面吸引人们的注意，一方面唤起人们的情感或者得到某些教训。但是你刚提到的，我们说另外一个现场，教学现场，那老师难道不是吗？ 大陆的袁腾飞在讲明、清朝那些事，他是个小说家啊，可是你不会把他当做是小说家；甚至严格地说起来，在某些过去我们习惯所接受的社会惯例，有诺贝尔奖以后，大家认为这些东西是小说，这些被视为伟大的作者，恐怕他们是最不会开拓小说定义的人，他们必须在一个穿着制服才能被辨认的市场、社群里面。其实在很多不同的现场，比如榕树底下那个讲他小时候经历的，他也是小说家啊。如果我们把认知性惯例打开来以后，我刚讲的袁腾飞他就是一个在高中现场表现不凡的小说家。 回过头来说，我们承认他是小说家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也不是。那对那些穿了制服的小说家，袁腾飞在教学现场所做的示范，能启发多少？我们无法改变只有某一些人才会被视为小说家的这个客观事实，因为它太大了、太巩固，我跟你也都是穿了“制服”的，那我们有什么机会找到不一样的方式，或者学习到人们听故事不一样的趣味。几十年来我也一直在说的，把小说的定义，在那个知识疆域的边界上，踏出去一步。事实上《大唐李白》就是这个尝试，你怎么读都觉得好像是非常通俗的学术论文，或者是想通俗却不够通俗的，但如果有这个印象，那他就是《大唐李白》第一个理想读者。 吴明益　这是我在读《大唐李白》的想法没有错，可对于现在一般读者的程度来说，会不会是个太严格的考验？我举个例子好了，早在《春灯公子》、《战夏阳》、《一叶秋》这三本书里面，某种情致上很像是个新的、虚构的现代笔记小说，但有些是有来源的。有次我跟同事谢明阳教授讨论起这来源到底是来自哪里，显然有些看得出来，但有些非常难以看出。他后来找到一本北宋彭乘写的《墨客挥犀》，发现《一叶秋》里有一篇就从这里面的《杜麻胡》衍化出来。换句话说，这是两个大学教授在聊天，而且其中一个人较了真，才找得到这故事的“根”，这会不会门槛太高呢？ 张大春　如果《墨客挥犀》对一般读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那么他会注意到《墨客挥犀》的前后有两个双箭号—《》表示它是一本书—他只要对此符号有惯性的知觉，他就知道这是有来路的，所以他会把它当做是一个国人共有的经典内容，不会再去问了。那就表示他confirm了对这件事真实性的价值，所以他就不怀疑。不怀疑是读小说的一个太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当你不怀疑，而纰漏在里面了。我总是让人在应该怀疑的地方看起来不需要怀疑，当你不怀疑的时候，下一个东西出来时就会震惊你，或者就会欺骗你，让你忧怀难忘。 吴明益　这个我举《大唐李白》里的例子，其中写到赵蕤施展仙术的部分，还有一个我们通常会认为比较实际的医术的部分。医术的部分提到“霸药”，其中有一条我有兴趣了就去查：小说写到有一种红皮蜘蛛，临死前会把丝吐在茶树上面，这个丝可以拿来作药，治消渴症。我知道老师你讲的这个是来自中国的医药体系，可是我有兴趣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体系，所以除了查资料，我也问了对蜘蛛有研究的朋友，到底有没有可能有一种蜘蛛会在临死前把丝都吐尽？这看起来在生物学上是没有必要的事情，蜘蛛吐丝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活下来、要捕虫，而不是为了死去，它也不像其他昆虫需要化蛹。我发现当我动念想查这个条目时，我就成了这本小说的另类读者，因为老师在里面提供了另类的知识。 张大春　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意义，那个蜘蛛最后是变成了药。你只要在《大唐李白》看到这种没有用的知识，或者说，不管有没有用，当它的细节被放大，而且是赋予意义的，那么就回头想想，它会不会是李白呢？或者会不会是李白身边的那个人呢？或者会不会是参与其事的那个人？接着它的意义就浮现了。这个蜘蛛对我来说，李白最大的问题正好顺便说一下，李白正好是跟他的时代错身而过的一个人，而且是面对面的错身，像会车一样，就是这样过了，当他那个时代，所有士子都必须透过迎合考官制定的格律标准，去写诗的时候，他倒过来，他解放了格律，你说他伟大吗？事实上他不是，第一点，他根本没有资格考科考，人家说李白那么大的才能为什么不能考？因为他是商人的儿子，商人之子不能参与科考，所以他只能靠投赋投献，献诗给有能力推荐他的人，或者献诗献赋给皇帝，他只能透过这种方式来谋取一个出身，他所作的所有努力，看起来都像是结成网来让他去掠夺这个世界，但他结不成网，是这环境不让他结这个网，所以他只能吐这个丝把自己包裹起来。 吴明益　这样一说那个意义就出来了，它在小说里就不是一个零碎没用的东西，不是一个累赘的叙事。我很高兴能够让作者愿意讲出这部分，哈。 张大春　一般我是不会讲，可因为你是同行，如果我去跟读者讲这个东西就太怪了。 吴明益　话题回到李白身上，你刚刚说李白跟他的时代是错身而过的，回过头讲他在诗坛上的地位，不管是李白还是杜甫，这两位在中国诗坛最伟大的诗人，在盛唐论诗的人眼中并不特别伟大，《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这些书里面（张：他们认为杜甫有点笨，而李白太轻佻），我跟另外一个研究李杜诗评价的朋友廖启宏聊到，后世对李杜的评价有四种态度，李优杜劣、杜优李劣、两者各擅其长或者两者皆劣，他发现对杜甫的推崇是从元稹以后，对李白的推崇是从欧阳修以后，因为老师选了李白来做小说的主人公，不知道老师对两人诗艺的看法是？ 张大春　首先，李白有趣的地方是，在他那一代，为什么他会闻名天下，如果按照《河岳英灵集》的标准，唐人，从盛唐中唐到晚唐的标准，李白不是个什么东西，可是他为什么在当时那么有名？当时那么有名是有证据的，唐玄宗见到他，他说你名闻天下而朕不知，我居然没有把你拿到我身边来，若非素负道义岂能如此？素负道义不是指朋友间的道义，是讲我们上辈子一定是在山上一起修道的，这有点像比如说我是和尚他也是和尚，我们俩一起结伴到山上去参拜，我们两个变成道侣，这个道义也是一样，若非素负道义岂能如此？意思就是在冥冥中我们两个在道这件事情上一定是有牵连的，为什么唐玄宗会这么说？因为介绍李白给他认识的正是贺知章，证据在哪里？贺知章在天宝三年离职退休，他说要去当道士，那一年李白也出宫了，他的靠山没有了，而且他跟贺知章之间就是靠着道术道法跟道的意义有关联，贺知章在宫廷里面跟唐玄宗之间，也常常是为了道而做讨论。 回头再说，李白为什么那么知名？因为他的诗里面有太多一般人的语言语素，大家都懂，即便他使用典故，也都被包裹在前后那些直白的语言中给稀释掉了（吴：所以有人误解李白典故用得很少）。他用了很多典故，他用了道教典故，他用了很多前代诗人的典故，我发现他对南朝的诗是非常熟的。他最熟的大概就是《史记》、《汉书》、《文选》，我相信，因为他曾经说过他三拟《文选》，就是《文选》的每一篇，你什么题目我就写什么题目，当然这些东西没有留下来，也许他吹牛，三可能是一个虚数，可是《文选》每一篇都拟一遍也不得了了。所以他大量地使用直白的语言，而这直白的语言对他而言也有一种自然天成的节奏，我举个例子，在七言诗里面，多半押韵的那一句，最后不会出现三个平声字，他顶多只有一个或两个平声字，那个叫“三平落脚”，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可是李白经常使用“三平落脚”，哪怕是在律体里面也是一样，古风里面更多，比如说“芳洲之树何青青”，太多了，不胜枚举。这种刻意去改变当时仄仄平或者是仄平平，他就是平平平，这种声调上恐怕不见得只是说他反对或者不能参与考试就故意去搞，他是找到了特定的美学，这种美学丰富了由士大夫阶级考试出身、规规矩矩所玩出来的。这些李杜的比较牵涉到一个问题，合乎格律比较难，还是超越格律比较难？我认为是两种不同的难，无分轩轾。不懂格律就不要说了，懂得格律又要完全切合格律，杜甫就是这样，可是杜甫也有十九首吴体”，是标准的七律可是就是不合，我模仿了好几次，每一次都像打谱一样，他平我就平、他上我就上、他去我就去、他入我就入，我仍然不能体会那个美感在哪里，可能真的需要方言，可是我不懂当时的方言，现在的方言也无法去贯串。可是回头来说，不符合原先格律的那种超越，我认为是李白大量游历的关系。他到东南、到太原、到山东都待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他在不同地方开酒楼谋生，在庐山也待了一段时间，从五岁到二十五岁也在四川待了二十年，他各地都有经历，所以他的语言是非常混杂的。更不用说，我认为他在西域的经历大概有五年，从零岁到五岁，之后再回到中土，我不相信他是什么吉尔吉斯人，他血统上可能有混血，应该是母系那边，毕竟他父亲不可能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娶一个汉人。这里拉回来说，当李白这样一个游历经验非常丰富，语言刺激非常广泛的人，他不守那个规矩绝对不是因为他不能考试或者是他对考试有反感，而是对他而言那个语言是太丰富的。还有一个我们从李白的个性来讲，李白这一生没有骂过人的，我记得大概就骂过应该是曾抛弃他的一个鲁妇人，他就骂过她一句，除此之外这世界上他没骂过人。奇怪他为什么不骂人？他脑子里没有这个，因为他脑子里没有现实，我直觉他是没有现实感的，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outsider，他是太白金星下凡啊，所以他是天上人。 吴明益　是啊，李白是天上人。我记得大概是从老师的脸书或是哪一篇的访问里看到，老师认为说大学四年，如果能好好把这本小说看完，也就成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没错吧？换句话说，这本小说对读者是有要求的，他如果能够确实地把小说里面每一首诗的来历好好阅读，说不定就像上了一系列的小说、诗、历史课。甚至如果读者够用功的话，去读更多材料来挑衅小说里面对诗的解读，会不会更有意思？ 张大春　我欢迎，不但如此，我还期待这一点。因为对于诗的解读如果没有异样，这小说不可能成立，我在破解了前人的解读之后，我至少找到了一两百首，我觉得前人几乎没有一个讲对的。所谓一两百首是说有时候一首里面只有两句，我就把它整个节出来，我如果这样对前人，那后人也应该这样对我。（吴：比如那个《鞠歌行》）有一些原先是他写的，但是我觉得中间有一部分，可能不是同时写的，或者是他为了应付某一个人，所以他把旧作拿来临场再加几句，他的拼贴巧妙得一塌糊涂。 吴明益　我在想学术界对学术界正面挑战是很合理的事情，我想到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颜元叔解诗，徐复观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把颜元叔修理了一顿。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颜元叔老师算是把西方的新批评带进台湾的重要学者。但是在徐复观老师这一类学者的眼里，他对中国诗的解读是荒谬的、是不扎实的。这些来自学术界的质疑都很合理，但是读者有必要去对小说里面诗的诠释作质疑吗？ 张大春　如果你觉得一般读者，或者说冲着要读一个故事、读李白的人生，哪怕是传记读者、小说读者，有没有必要对诗去穷极无聊地去追究？坦白说我也建议他应该如此，为什么呢？我们不能把诗，特别是中国的古典诗交给不论是徐复观类或者是颜元叔类的学者，他们没有专利，我们有我们的义务，尽管我们可能资格不够，譬如我也是一般读者，甚至他可能没上过大学，但他认得字。“群山万壑赴荆门”，可颜元叔把“荆”写成“金”，或者他写了一篇文章，里面讲了“自君之出矣，金炉香不燃。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说这个“烛”是男人老二的象征。最好玩的是他说“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里面的“信”是这个“性”，这根本是两个不同的音，这专利怎么能够交给他呢？每个人的确都有自己解释的权力，可是当你看到很多人对颜元叔的质疑之后，你就更有把握说第一，我得找到原先是怎么回事。第二，我还是有我理解的权力，因为颜元叔的解释已经不成立了。所以我对李白的诗，他是在哪一年写的，那一年是一个怎么样的大环境，他是在跟谁对话，创作者在跟那个环境里面的谁或者是哪一件事做对话，这个环境如果不明白不明确，我就从我刚刚讲的很多小物件，去兜那个时候他可能有什么事。像李白在二十岁那年，离开大匡山去游历，接着又回到大匡山，回来以后他又待了大概三年，这中间他已经快二十五岁了，他待在那边的那段时间，没有任何诗没有任何记载。我总觉得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一定面临到某些事，使到后来他绝口不提赵蕤，只写过一首诗怀念他。这里又必须用我刚才那种方法，把小物件、小道具、小传说拼起来，简单地说就是，他成长了以后，离开家、回到原来的家，经过这段离去，他开始觉得他有情感了，尤其是对他的师娘，这师娘是存在的，但他又不能怎样。可是这个东西另外一个雄性动物是可以感觉到的，那个有敌意的捍卫者，这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事，但我不太想发展这点，我只想把这点到了就好。 吴明益　听到这边我肯定这是一篇小说了。我自己觉得一个小说创作者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写一个性工作者你可能要进入那个角色灵魂的一个形状，这就像老师写李白，去推测这首诗在当时是怎样去形成的一个人生的形状，其实是一样的意义。这会不会是一个好的小说作者跟一个不好的小说作者很大的一个差别？ 张大春　这我脑子里头出现很多不好的小说作者的形象，可是现在不能提。可是我倒可以这样说，要拿李白来当小说人物来涮，就必须先明白李白是怎样在过日子的。先不要说他的灵魂跟肉体，他怎么活下去？他得有钱，而且他也曾经在他的文章里面，说他一年花了三十万钱去接济那些落魄士人。三十万钱是多少钱啊？一缗是一千钱，三十万钱就是三百缗约等于三百两，我们再看当时的物价，大约十个钱是一斗米，他花三十万钱表示他有三万斗米的收入，分给这些人，这些落魄士人肯定一天到晚嫖窑子，吃喝嫖赌。也许他吹牛，再怎么吹牛能说出这个数字来，表示也不差太多。当时一个我们今天讲省长的刺史，年收入大概是八万钱，三十万钱你可以算是几年的薪俸。 吴明益　刚刚这段让我想到民国初年的学者在解读《海上花列传》的时候，也是从里面的长三书寓，一个货币的单位，来推算当时歌妓的消费。 张大春　对，我们现在去看，那些只是消费而已，可是李白哪来的钱？我推测，家里的钱，他出门以后没有提过家也没有回过家，不提家、不回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他回家或提家就表示他是商人之子，在他日后要当清要官的这条路上，是走不下去的。成为清要官是有非常严格的标准，从正字、校书郎到协律都卫，包括掌正印的县官、州的刺史都有影响。所以我的估计是，他父亲资助的方式并不需要他带钱在路上的。因为这个钱很大数量，他几麻袋装不完，怎么数呢？我认为他是有债券，契券，譬如说我是做生意的，我借了你钱，我到那里你给我几张债券，就是你欠我的钱，借条。他就靠这个通行无阻，有的时候他也会学孟尝君，不要了，不要的意思是，这笔债务，我向你要拿到的是钱，不向你要拿到的是感情，或者是一时意气兴，意气风发。 吴明益　我觉得在几年前，我读春、夏、秋系列的时候，都让我想到或许这个实验，比如说像林语堂写了《苏东坡传》、《中国传奇小说》，他引用、改造了一些中国笔记小说，我今天听老师谈《大唐李白》，却不尽然是个实验，我记得以前老师提过不管是水浒传》或者是《海上花列传》，谈到的一个中国传统的小说技法，叫“穿插藏闪”之法的一个大规模实验，我每读到一段又被一个遥远的议题拉走了，是这样吗？这与西方小说极不同。 张大春　西方小说是万流归宗的写法，就是到最后要解决我最初发展出来的问题。这个不太一样，而且中国小说还特别强调它的松散，它的随兴，以及它的随遇而安，可是我觉得这也不特别构成对我的吸引力。你完全follow中国小说，那你在这一代也略无贡献。在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既然我们同时兼受了中西方的教养，就应该从一个比较大处着眼的要求之下，找到某一些我觉得能贯通的隧道。那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结构感。你还记不记得胡适之曾经大骂中国小说散漫，没有结构，说唯一可看的好像是《儒林外史》，总而言之他对中国小说评价是极低的，他是从西方小说最后总会完成一个quest，完成一个使命，英雄也有quest，杰森找金羊毛，或者是《麦田捕手》里面的holden caulfield霍顿·考尔菲德回去找他的妹妹都有个quest（吴：英雄之路）。但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它是给你散开来的，梁元帝有一首诗叫《荡妇秋思赋》，里面写到“登楼一望，唯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很美的境界，中国小说是这样一个风景，它阡陌纵横，但它一定条条大路都互相贯通。我们这一代必须把西方的某一些结构观拿回来，当做一个指路的拐杖也好，指南针也好，去看看中国小说有哪一些可能性。那我认为必须都是大的东西，必须要是绵长，有如《格萨尔王传》，它无边无际才能掌握，如果你还有结构的话，那你就成了吧（笑）。（吴：听起来是太难的挑战。）那我们不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我们要把我们曾经接受过的教养，当作我们鼻子前面的胡萝卜。 吴明益　所以几年前你跟莫言对谈的时候，他谈到一点说也许写小说只要三五百字就够了（张：他认为我用的字太多，那个字不是篇幅）。对，你不同意？ 张大春　大陆早期作家赵树理就提过，他一辈子用的字大概不超过八百吧。应该说那是一种标准，但不应该是唯一标准，可是我也不愿意去推翻那种标准，对我来说，不同的字非常迷人，比如说，英文里面shiver是颤抖，tremble是颤抖，quiver也是颤抖，那shiver、tremble、quiver差别在哪？你有时候会用shiver，有时候会用tremble，有时会用quiver，有些人会说我只用tremble。用不同的字有不同的字的意思，有时候是为了准确，有时候可能是为了更不准确，那你为什么不多一点选择呢？ 吴明益　而且随着知识的发展，我过去也曾对古典诗非常的着迷，有意思的是我研究所时听了一场演讲，我开始思考我另外喜欢的自然科学与古典诗之间的关系，我听的是潘富俊的演讲，就是写《诗经植物图鉴》的那位，他的用功让我吓了一跳，其实他用的全部都是西方的文学研究方法，他把中国古典小说都放到电脑里面，让它跑程式，看桃花出现几次、茶树出现几次，他是这么做的。我还记得他演讲里提到一点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他说昭君青冢，到底种了哪些植物会是青的（张：王昭君的“独留青冢向黄昏”）。对，可是现在王昭君的墓可能已经被移动过，不是原初那个，他还是跑去，虽然他看到的是现代的昭君墓，可是他不管（张：但整个挖掘过程是重要的）。 张大春　你看到最后“青”是什么颜色？青既是蓝色，也是绿色，它也是黑色。你如果说是青冢，对我来讲，“独留青冢向黄昏”那个青根本没有颜色，那是黑的，为什么呢？青衣，青衣是黑衣，为什么是黑衣，以前家里面的下人穿的都是青衣，现在国剧里面有个青衣，就是黑衣。再说，为什么“独留青冢向黄昏”是黑的？表示他逆着光看那个坟啊，那个青冢是黑冢，是黑的坟。向黄昏就是面对着夕阳，你逆光看就什么都是黑的了。它是很深的颜色，你可以这么说，把所有的绿跟蓝都消化在很深的黑里面。 吴明益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老师的节目访问，我们也是聊到颜色，我提到一种蝴蝶叫乌鸦凤蝶，黑的，但是中国叫碧凤蝶（张：碧是黑的啊，碧是血干掉的颜色）。对，后来老师就举了庄子里的苌弘，血化为碧（张：其实也不是黑，就是深红到黑）。这就很有趣的一点，碧也可以当绿，也可以当蓝，我认为它可当蓝可当绿刚好拿来形容这种蝴蝶是最准确的，因为这蝴蝶它是黑色的底，上面有紫色跟绿色的鳞粉，一点一点的，但要在某种光线下才看得见。我在想我们的话题可以在这个例子里当做一个结束，这个就很像阅读小说的歧异性，重要在我们讨论的过程，用彼此的知识，或者是生活历练去讨论同一件事。我想到前阵子我跟我朋友讨论到他书里面写到唐伯虎的一首诗，这首诗我之前没注意过，也不是写得特别好的一首诗，就是《和沈石田落花诗》，里面有两句“小桥流水闲村落，不见啼莺有吠蛙”。那里面吠蛙到底是哪一种蛙？台湾有三十几种蛙，这当然是在大陆，但叫声如吠的蛙台湾有一种叫贡得氏赤蛙，它的叫声就是跟狗一样是“汪！汪！”，在中国古典诗里有很多形容蛙的地方，但确实有一些诗会去讲蛙吠或是吠蛙。对我来说就会浮现这种蛙的名字，但对一般读者来说他不会这样想象这个蛙的形象。 张大春　他就把它当做叫而已，把吠当做叫。但对于每一个字的追求跟讲究恐怕也是必须要经过一个漫长的体会或者是说教养才能够发生的，整体地来说，到最后来谈谈《大唐李白》这件事情，我不大愿意话说得很大，可是看起来不说大话也不对，因为不说大话看起来就不诚实了。对我来说接着提到的仔细分辨蛙吠与否，一方面看起来不实用，另外一方面看起来也没有趣味，就是对于我们一般生活而言，可是实际上它却是既重要又有趣，原因在于，如果我们对于鸣叫起来像“呱呱呱……”还是“啯啯啯……”跟“汪汪汪……”的区别，都没有兴趣的话，那我们对我们自己都不见得会有兴趣，对世界没有兴趣只是一个极不重要的结果，对自己失去兴趣，或者倒过来说只对自己身体某一个器官或长相有兴趣，那恐怕更是人生的损失了。那李白有趣在这里，我最后要提到，我刚刚不是说李白没有仇人吗？他恐怕也不认为他周边的世界有多么重要，他是一个只知道自己是天上掉下来的星，而且他也相信这点，这个星他走到哪里他都要照一照，他对任何事情，你看他经历里面就可以发现，他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没有目的的好奇，这造就了他的诗意也造就了他的文章，也造就了他性格的一面，当一个人的自我这么大，觉得自己是天上掉下来的星，他后来发现原来他自我这么小，他只是不断地吸收他所接触到的各种人生，他的自我那么大又那么小，恐怕也正是他能写出有别于其他诗人的诗篇的原因。 不要忘记，小说家和制服在本质上是矛盾语。 吴明益　现任台湾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教授。有时候写作、画图、摄影、旅行、谈论文学，副业是文学研究。著有散文集《迷蝶志》、《蝶道》、《家离水边那么近》，短篇小说集《天桥上的魔术师》、《本日公休》、《虎爷》，长篇小说《复眼人》、《睡眠的航线》，论文“以书写解放自然”三书：《台湾现代自然书写的探索1980—2002》、《台湾自然书写的作家论1980—2002》、《自然之心—从自然书写到生态批评》。作品曾三度获《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好书、金石堂年度最有影响力的书、诚品年度推荐书、亚洲周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说、联合报小说大奖等。 （本文由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 供稿，蔡俊杰记录整理，特此感谢） 序 再说李白 关于《大唐李白》如何发想 大约从二○一一年起，我开始注意到自己所处的社会所出现的一些琐碎的小现象，这些事情有时候发生在生活之中，有时也贯穿到我写作或者是收集材料的某些观点里面。其中一点就是：如果一个社会充满着机会，充满着各种实践抱负的场域，然而有些特定的人从出生开始就没能握有这些机会，甚至永远无法实现他们可能的抱负，那么他们可能会去做什么？ 也就差不多在这体会的同时，我正准备动手写《大唐李白》。 李白就是在当时一个盛世之中积极寻找自己机会的人。他出生于公元七○一年，过世于公元七六二年，一生所系，大约与盛唐相仿佛——自七世纪末到八世纪中，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是大唐帝国看来最辉煌繁荣的时代。如果把盛唐这个概念和李白的生涯看作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密不可分。 李白出生之前，整个唐朝经由唐太宗、唐高宗，一直到武后，甚至唐中宗，好几代风范各异、行径不同的帝后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持续地扩大其官僚集团。这其中有许多原因，而武后是特别的角色，她本来不该是李唐皇室的继承人，但不论是基于个人的野心，或者是弘教的企图——更可能是借助于佛教经典（如学者所一再指出的《大云经》，其中有女主称帝的启示）——她布置一套全新的统治规模和价值。或许，武则天期望在旧有的官僚集团之外，找到帝国新生的力量。比方说，帮助李唐建立起皇权的关陇集团，一直对武则天这样的当权者有强大的压力。当武则天利用新的考选制度，引进更多的士子之时，官僚集团便开始急遽地扩充。 李氏当国的时候原本就苦于自己的郡望不高，不足以和前代绵延数百年的高门大姓之家相抗衡。所以，从唐太宗贞观年间修成的第一部试图建立新士族阶级的书籍开始，无论是称之为“士族”、“世族”、“门阀”，都是世代为高官的家族。唐太宗修《氏族志》推扬时兴冠冕，打击古老门阀；日后新编的《姓氏录》目的和手段也是相近似的，像是和李氏并肩打天下的武氏，也一样不注明郡望，堪见《氏族志》、《姓氏录》之为物，恰是对南北朝以来的高门大第做彻底而沉重的打击。 武则天大量地扩充官僚集团的成员，使得整个王朝所运用的公务员数量增加了十到二十倍。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固然带给帝国经济上的负担，同时也为许许多多原先不可能进入士大夫阶级的人带来希望。不断扩充的贡举、制举、杂举不胜枚举；表面上的说词都是“搜扬拔擢，显举岩穴”，而《史记·苏秦张仪列传》所谓“布衣卿相”的局面，似乎更加真切了。这为许许多多寒门之士——也就是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年轻人带来无穷的希望。可是，李白却偏偏没有这样的机会。 李白的父亲是一位商人，而且根据种种迹象的判断、资料的比对，我们可以猜想李白的父亲可能是出生在西域的胡商，血统上应该是汉人，但他所从事的行当只能说属于大唐帝国最边远底层的一个阶级。 一般说来，商人除了继承父族的家业、最后成为另外一个商人之外，是没有机会进入到士大夫这个阶级里来的。因此李白根本没有改换门庭的机会，充其量只能南来北往地从事贸易，其间或者从事各种放贷、投资的行为，将本求利，也容有腰缠万贯的前途。然而，这是不是他想要的人生呢？这是一个问题。 大约在公元七○五年，李白的父亲李客带着一家人从西域来到了现在称为四川的蜀中绵州昌隆县（由于要避唐玄宗李隆基的讳，而改名为“昌明”）。李白四五岁即成为蜀中的居民。根据他日后的回忆，年幼时曾经在父亲的指导下读过司马相如的赋作。这表示他的父亲可能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修养，但是这一点不是没有争议。因为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如果在年幼的时候要教导一个孩子从事文章辞赋那样的学习，这样的父亲应该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说不定也具有文人的背景。 关于这一点，我是存疑的。我相信李白的父亲不见得实际教导过李白，那更可能是李白对于亲长教养程度的吹嘘。但李白的父亲的确有可能通过金钱的支持，提供丰富的书籍。在大量如同游戏一般的阅读、模仿启蒙之下，李白生活优渥，等闲不必操烦治生的实务，得此熏陶，他从童年起就长期浸润于经籍文章之教，而没有其他同代士子必须参与、将就的诸般科举、制举考试桎梏。 总之，在没有进学（馆学）念书的背景之下，从年幼时就能熟稔古代辞章之学的经验，堪称是独一无二的。根据《酉阳杂俎》所记，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赋。今《别赋》已亡，惟存《恨赋》矣”。 但是我们仍然要问：李白为什么要捏造自己的身世呢？他为什么要夸张父亲给他的文化教养？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白这一生之中极其介意，并且力图振作的一个动机，那就是他不甘心成为帝国底层的一个贱民。在盛世之下，一个非士人阶级的人，未尝不能有野心、抱负，未尝不想成就某些经国济世的事业。李白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认为要从他十七八岁跟随的师傅赵蕤这个人讲起。 赵蕤这个人在历史上所流传的记录不多，只知道他有个和他一样不问俗名世事的妻子，曾经有地方官吏召见他们夫妻，希望赵蕤能出来做官，他严词拒绝。李白曾经跟随他至少三年以上的时间，在这几年当中，有将近一年，李白自己到蜀中其他的城市，包括现在的成都（当时称为锦官城）、峨眉山等处去游历。李白大约在二十五岁之前都在蜀中度过，其间跟随赵蕤学习的一段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赵蕤是一个今天来看“没有中心思想”的人，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纵横家”。所谓纵横家，是以一套又一套尽管彼此相互矛盾、彼此扞格的论述，来达成言辩目的，以解决现实纠纷。这样的人，经常借由工具式的思维来谋求最大的利益——尽管未必是私利，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其功利的、现实的、见风使舵的企图。他们几乎不真正探讨或表现出自己相信些什么。 对于纵横家而言，胜负跟是非是可以等量齐观的。这样的一种人格，这样的一种训练，也许和李白天生的个性有所冲突，可是毕竟对李白的成长带来重大的影响。赵蕤的著作——《长短书》内容还相当完整，就是通过种种反复的举例、辩论，针对一个一个设定的议题进行言辩，和刘向所编的《战国策》、《说苑》、《新序》相当类似，堪称是一部辩论手册，而非思想论著。 李白写文章除了模拟整个《昭明文选》之外，这种辩论术的训练也使得他日后能侃侃而谈，从容应对，在种种与人相互交谈的过程中发挥机智，展现一种过人的风采。我常疑惑李白既然不能够参与名目繁多的科举、制举，为什么还那样用功读书。明明不需要考试，为什么他会那样努力呢。我相信在李白而言，那是一个有趣、恒久而且极其吸引人的游戏。更进一步说，写文章，学人写文章，借用前贤修辞表现而令时人叹为观止的制作，对于李白而言，就是一种表演。这种表演，无关乎日后能不能获取成为士族、成为官吏的机会。他只关心一件事情：我的文章比起古代那些高高在上、号称天潢贵胄者，那些诸侯卿士大夫，比起这些人，我李白应该毫不逊色。 与古人争胜，与时人较劲，看起来是两回事。如果说将“与古人争胜”来取代“与时人较劲”，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现实之中，基于身家地位不能参加科考的李白，如此积极地学习、模拟，并且一篇又一篇地写那些看起来几乎没有人会欣赏的文章，到最后反而成就了李白作为一个文章家、诗人最重要的训练。成就了此一训练的李白也满足了某种可以称之为虚拟的抱负。在二十五岁离开蜀地之前，李白还碰到了什么样的事呢？我认为接下来的这件事情贯穿李白的前半生，甚至到最后还影响了他的婚姻。 让我们先旁敲侧击地看一眼李白的父亲为自己命名为“李客”这件事。 为什么会有人为自己命名为“客”呢？客就是客人，也就是客商。给自己起这个名字，很显然李白的父亲并不是认真的。李白一定也知道李客并不是父亲的真正名字。 唐朝人非常重视避讳，也就是儿子不能口呼父名，也不能在自己的作品里书写父亲的名字。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白有很多的作品，比如“客心洗流水”、“乐哉管弦客”，至少在他的诗篇里面能找到几十个客人的“客”字，为什么他不避讳呢？一，他本来就不属于严格遵守礼法的士大夫阶级，可以不在乎。可是李白是一个希望自己能够从模仿到乱真，把自己视为一个士大夫的人，应该还是要避讳的。李白不避讳，那就只有第二个可能，他很清楚父亲本名不叫“客”。取名为客，因为他是从西域回来，心态上还是作客，何况他还是一个客商。 身为一个行商成本负担要比一般的店商更多，冒的风险要更高，可是也许正因为交通流动远地的货物，获利也可能更大。还有一点很要紧，就是需要拥有更好的偿债能力以及更卓著的信用。 从实务面来看，既要获利高又必须负担比较少的风险，就应该在一次次长途交易货品的往来之中，建立我们今天所说的仓储和物流中心，以及区域性的交易网络。李客是有条件的，除了李白之外，他还有大小两个儿子。李白很认真地读书、写作甚至吟咏诗歌，可是这些活动并不是承担家族事业的正务，而是先前所说的游戏。相较于同时代其他相同或不同阶级的男子，李白游戏的时间相当长。无论是否读书应考、谋求仕进，唐代男子到了十四五岁即告“成立”，李白的哥哥和弟弟，大约就是过着这样平凡而顺命生活的人。 李白曾经有诗这样说“兄九江兮弟三峡”，他的哥哥在九江，他的弟弟在三峡。九江和三峡两地是长江流域整个水运的终点和起点，在这两个地方，兄弟待了近乎半辈子。李白的哥哥大概也就是在十四五岁上到九江，幼弟差不多在同样的年纪到三峡扎了根。这显然和整个家族的营生有关。兄弟二人在水运起迄之地，转运东来西就的货物，春去秋来，执业如斯，本本分分从事着物流商的本行。至于李白，他在开元十三年忽然离开家乡乘船下三峡，并且经过九江。可是他经过三峡的时候，并没有去探望他的弟弟；经过九江的时候，也没有去拜访他的哥哥，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看起来，他好像是要躲避与亲人的会晤，为什么呢？ 十六七岁的时候，李白可能犯下过杀人的案子，根据他自己的吹嘘，他曾经出手使剑，杀过好几个人。如果李白所言不虚，那么根据大唐律法，唐诗会少掉八成的光辉——李白就来不及把作品传到后世了。李白并没有真正杀人。他也许动了刀——因为他随身带刀。根据日后李白的好朋友崔宗之诗里的形容“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可知，李白的袖子里随时都藏着匕首。可能李白在杀人成伤之后，在进入侦查的过程中，暂时被释放了，后来也不被追究——可能是李客花了些钱帮他摆平官司？接着需要一段平息的时间，李白不能在家乡昌明市上继续鬼混，这中间也许是半年，也许是一年。 接下来要问：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李白去了哪儿？大致上，根据三言两语、极为有限的资料，我们可以推测，他少年时期在一个叫大明寺的所在待了一年多。这会衍生出来另一个问题，寺庙可以让任何人长期居住吗？如果你是一个士人，也就是可以赴考任官的人，则尽管唐人笔记上流传着“饭后钟”（也就是吃过饭之后才打钟，招呼来寺庙僦居的士子前去用餐）那样悲惨的故事，寺庙还是有义务接待各方进京赶考的读书人。但是一所寺庙要让李白这样的少年犯进入，以读书为借口，逃避刑责，大概还是需要更复杂的关系。就此我们可以从当时寺庙与商人之间的经济供输，推敲出他们最可能的交往关系。 这就是我写《大唐李白》最早的一段路径。透过细节追索，我想描绘出一个文学史上没有叙述过的李白。文学史这门课程以及这个概念，是一个近代学院的产物；学院制度生产出来之后，我们学习的人误以为那厚厚的一本书里就是古代文人生活、创作的大体风貌，作品好像总是跟前代的以及后代的作品发生直接的影响关系。我们因此而忽略了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可能更大程度上与他那时代的实际生活有着更密切的瓜葛。 李白的诗、生活与情感之所以还值得我们继续求访，乃是因为整整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时代，还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想象拼凑以及研究理解的痕迹。我才起步而已。 （本文从作者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整理而成） 一 一回花落一回新 吴指南在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经寒春而入炎夏，常犯一怪疾，便是双眼忽然眩盲，片刻之后，又不知何故而忽然复明。当时他和李白同在洞庭旅次，竟不以此为忧，反而经常在这盲疾突发之际，高声喧闹呼喊：“呜呼呼呀——李十二，李十二！黑了黑了。” 这盲疾，真令李白束手。吴指南却以此为调笑的话柄，说他：“遮莫从那赵黑子学医采药，竟不抵事。”“遮莫”，就是“尽教”、“纵使”的意思——这是出蜀之后，一路上听仿各地行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俚语，学舌既久，便也改不了口了。 还不只是调笑，吴指南甚至把这盲疾当作乐事；每当失明，无论置身何处，就只能茫然兀立，举凡一行一动，都得倚赖李白相帮，眼前该出现而不能出现的景致，也须倩李白为他说解、形容。像是某处山峰如何挺特，某处平芜如何旷远，某处水曲如何宛委，某处湖沼如何澄清，兼及某人的肤发衣装、某物的形貌结体，李白都得为他一一状述。 吴指南乐之不疲，感觉李白只在这时刻，才像是与他相知相伴的手足——这是他近二十年来从未曾有的体验。也仗着这盲疾，吴指南不时还像是要索讨旧债似的说：“前数年汝独上峨眉玩耍，却教某一人在昌明自饮自斟，好不幽闷——汝且说来，那峨眉山色，比之眼前又复如何？”诸如此类，李白总不懊恼，有问必答。 直到某夜，正值满月后三日，李白与吴指南相偕来到一座几乎已经荒圮的兰若，向寺僧打探：寺中可有抄写经卷的硬黄纸？僧人支吾以对，似有十分难处，李白竟然罕见地掏出了些许碎银，交付在僧人掌中。吴指南便在此时发了眩盲，远近人物倏忽昏暗下来。他摸索着拉拉李白的袖子，道：“呜呼呼呀——李十二，李十二！黑了黑了，天黑、地黑、汝亦黑！” 李白放低声道：“钱塘龙君将兴风作浪，此去泾阳数千里生灵不免一劫，待某办了大事，再与汝细说原委。” 隐隐约约地，他能够听见李白窸窸窣窣同那僧交谈。问答间不外就是那纸的尺幅、颜色，僧人约莫是纳人银两，话也多了起来，直道此纸经匠作染过黄檗、白蜡，料质坚韧，写来滑顺晶莹，写后金光四溢，可以百年不受蠹虫蛀蚀，早些年寺中有人尚知作字的，经常用之抄经云云。 李白只回了句：“当即要烧化的，毋须在意甚长久。” 那僧一听这么说，便不住地啧声叹息道：“可惜、可惜。” 吴指南问不出所以然，只能一路听将下去。他听见李白共那僧齐动手脚，将纸张挂在壁间，接着便舀水磨墨，其声碌碌然，磨罢了，像是从身上某处摸出一张藁草，逐字逐句念了下去： 灵氛告余以所占兮，将有不惩之事。毋宁捐所缱绻兮，临八表而夕惕。夫化行于六合者，出于渊、见于田、飞在天，此龙行之志也。胡为乎雷其威声，电其怒视，催风则三日折山，残灭噍类；布雨则万顷移海，喧哗儿戏。私抱枨触而难安兮，岂遗苍生以怨怼？三千大千，一身如寄。为龙为蛇，不报睚眦。 片刻再读、三读，大约是确认字句无误之后，李白又吩咐那僧：仍得备办几桩物事，始能克竟全功，所需者除了铜盘一只，炙箩一架，还有“五谷茎秸，松柏膏脂”。那僧不免嘀咕了几句，听不出来是微有抱怨还是仔细斟酌，总之就是这么念叨着，人也就去远了。此后，便是一段漫长的寂静。而在这寂静之中，吴指南仿佛听见了李白在贴挂着纸张的壁前濡毫作书的微小声响。 “汝写字？” 李白不答。但闻笔毫在硬纸上擦拂刷掠，片刻不停，李白口中自念念有词，满纸写毕之后，才走近他，又诵过一遍，才低声道：“此作非比寻常。” “汝向来如此说。”吴指南笑道。 “今番不同，这是给龙王写的。”李白凑上前，附耳说罢，似乎早就料到吴指南会讶异声张，举手便把他的嘴给捂上，接着道：“汝瞎即瞎矣，也一并作哑了罢！” 好半晌，那僧才慢腾腾返转了来，手上推一轮车，轧轧作响。李白这厢收卷起字纸，连声道车上还有敷余处，便扶着吴指南登车，自在车后掌握轸柄推行，并那僧三人作一路走。不多时，便听见了水声，由远渐近，似欲侵身，通体上下也感染到一股沁凉之意。 自从来到洞庭，每当吴指南不醉、不睡亦不盲之时，与李白沿湖而行，随走随歇，消磨白昼光阴，入夜则寻觅了能安顿骡马的民家求宿，至晓则纵意所如，行行复行行，说是观览山水，不如说各人满眼自寓心事；真个是漫无来处去处，仿佛此身之外，只余天地而已。他们的确见识了云梦七泽的浩渺广袤，可是吴指南始终感觉，仅仅相去咫尺的李白，却像一阵阵若有似无的袭人夜风，恰是越过了千里烟波，拂面而来——却又在转瞬之间，牵衣而去。 在风中，他们都听见了船歌，一舟子引吭唱着：“学陶朱，浮五湖；唤留侯，戏沧州——此身在不在？江河万古流。”等渔歌在夜风之中荡远了些，李白停下脚步，帮扶着吴指南下车，吩咐那僧：“便是此处了。” 吴指南摸着腰间酒壶，灌了几口，问道：“到此则甚？” 当下没有人接腔，在一片沉暗阒黑之中，吴指南只能从些微响动揣想：李白大约是摸索着囊中所携之物，一阵敲磨撺掇，还带着金铁交鸣之声。很快地，便生起了野火。片刻间火势稍稍大了些，烟燎扑面，可以嗅出那燃物是谷皮麦秸之类，杂以松脂柏膏，冲鼻一阵异香，久久不散。 直到火势突地大了，光灼热炙，倒教吴指南眼帘上乍然蒙上殷黄，那黄光随即淡了些，吴指南勉强眨着眼，眨得泪水如泉，盈盈涌出，随即模模糊糊看得见些许形影，先前那一阵眩盲，算是过去了——他渐渐可以看见夜暗中的细浪，还可以认出不远处一口叠架着护栏护盖的废井；就在他面前三数尺开外，的确生起了数围方圆的明火，铁架铜盘，应该就是李白同那僧方才敷设的了。 一阵一阵的东南风不时扰动着白烟，李白则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烟的去向，也像是在等待着那烟再往空中蹿升，接着，他猛然甩袖出手，将一卷纸掷在烈火烧烤的铜盘之上，也就是转眼之间，纸卷发了蓝色焰苗，随即漫染作一团晶亮，居然若有去意，乘风而起，火星逐高逐散，就在十丈上下之处，灰烬腾飞于夜色，烟霭则沉隐于湖光。 然而，李白始终不发一言。吴指南一壶几乎饮尽，意兴饱满复阑珊，忍不住尽作忿气发了，斥道：“汝大事办了否？某小人，不通文字，遮莫使某装聋作哑，不闻不问，然则即此你我便海角天涯，各散一方，岂不两般快意哉？” 李白一向不作怒声，也一向不擅应付他人怒气；尤其是对吴指南，总只能变些手段哄慰。于是随手朝空一指，那是暮春荒月十八的月轮，不圆不缺，无甚可观。李白权且这么一指，迳向湖边走去，正想着该数说些新奇巧怪的言语，好消解吴指南的懊恼，不料一条魁伟的身影应指而出，端端正正招呼了一句：“太白果然在此！” 吴指南听得这一声喊，陡然一惊，来人虽非刻意作势，却中气饱满，回音缭绕，一时间湖山震荡，连远方的波涛，亦随之嗡嗡然作瓮中之鸣。李白也大感意外，没想到这般夜晚，如此郊坰，居然还有能叫得出他字号的访客，便迎步向前，一面拱手为礼，一面道：“贵客枉驾而来，有失远迎……” 话还没说了，来人一挥大袖，闪身避过李白的一揖，倒有几分意思是冲着吴指南说话：“汝后生嘈闹喧哗，岂不怕惊动了洞庭龙君？” 这人形躯高大近丈，深目隆准，一张阔嘴微微前拱，倒有几分鸟喙的形貌。他穿着一身及踝的紫袍，手中握着绿玉杖，头上戴着一顶小金冠，恰恰裹住朝天一髻，那金冠灿烂夺目，形制与李白所见过的吏员所系戴的官帽绝不相同，却别有一番华贵的气派。最为奇特的，是他的肩膊上扛着一头似熊非熊、似罴非罴的怪物，不时左张右顾，睛光猛厉，但是这怪兽的嘴吻却一迳上扬，竟带着些许温驯的笑容。 “原本应该拜临贵寺才是。”这人一矮身，坐在荒圮的井阑上，对那僧人说道，“可是屋宇狭仄，不如趁此风凉——风凉么，亦趁酒香。”说着，举起绿玉杖一指，扬眉注目，盯着吴指南腰间酒壶，道：“汝亦好饮？” 吴指南听他口气，颇似酒徒，登时忘了正与李白忮气，立即解下壶来递上前去，道：“自江陵打来几斗容城春，某沿途日尽一壶，至今已不多有。” “啊！是‘水边卖’，天之美醁也。” 来客也不逊让，就着壶口一仰脖颈，喝将起来——但听他喉头滚滚汩汩，唇边漓漓拉拉，良久不歇。吴指南正狐疑纳闷：壶中余沥哪里禁得住如此畅饮？岂料来客又将壶递了过来，接在手中，微觉异常沉甸，似较先前还要饱满充足；仰面再喝，风味仍是十足的容城春。 这两人你一仰我一仰，半句闲话也无，不免有些个争胜的况味。如此往返四巡，而壶中酒浆不竭。却在这么一来一回之间，里许之外的湖墅一带竟然大发天光，像是有成束成群的流星，不住地从略见偏斜的北斗口倾泻而出，同时焦雷隐隐，流火照灼，仿佛天上有众神围观吆喝。每当那客满饮一壶，天上便传来一阵叹息；每当吴指南喝罢，传来的则是欢噱的笑声。李白看得吃惊，猛然间想起一则“天笑”的事典，备载于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 东荒山中有一大石室，是号称东王公的居处。东王公是个巨人，身长一丈，须发皓白，鸟面人形，且生具虎尾，常与一玉女投壶为戏。有的传说还敷衍出更多的细节，说经常追随于东王公左右的，还有一头如熊似罴之兽。 投壶，古礼有之。说的是宾主燕饮之余，考较才艺、比斗输赢的游戏，也往往被视为一种仪节，程序十分繁琐。投壶之前，宾主之间要相互请让，为数者三。其壶大腹长颈、口略开张，颈围有二环耳。定制：壶腹高五寸，颈七寸，壶口径两寸又半。投壶之物则分别是二尺、二尺八寸以及三尺六寸之箭；这种箭，专名曰“矫”，一般也不会用之于战阵沙场。 古来规矩，主人三邀请宾客入局试投，宾客须一再婉拒，至三邀乃可开局。一人取箭四枝，主左宾右，在距壶两箭又半之地，试将箭脱手掷入壶中。首发之箭入壶，谓之“有初”，计以十筹。二、三箭复中者，则各计五筹。第四箭再中，谓之“有终”，加计二十筹。 宾主四箭掷毕，加总其筹数之多寡以决胜负。赛局结束，由名为“司正”的予以裁决，“酌者”斟酒，胜者致酒于负者，负者跪承其贶，饮酒受罚。之后，再进入次局；一般以三局二胜为“成礼”，至此无论胜方负方，或是观礼之人，皆一体共饮。 《左传·昭公十二年》：“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此为投壶最初之见于文献者。在这一则故事中，原本晋强而齐弱，晋昭公主盟，宴请齐景公，饮宴中以投壶作戏。当时，晋侯先取持一矫投壶，担任傧相的中行穆子为晋侯诵念祝词，道：“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齐侯大为不满，自取一矫，也诵念祝词：“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 不料晋侯、齐侯都投中了，胜负难分。赛局结束之后，大夫伯瑕责备中行穆子道：“穆子失言了！吾国君侯原本就是诸侯盟主，而投壶之戏乃是游戏，岂可以为列国位次之筹？如今齐侯不过是赛局之胜，却可以从此平视吾国君侯，从此再要齐君来依附，恐怕相当艰难了！”由此亦可知：投壶之争自春秋以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游戏，实则寓含着诸侯邦国角逐霸业的奥义。 《神异经》所述者，远比这一则史料简陋，说的是东王公与玉女投壶，每局一千二百矫，当投矫入壶而得筹，天上就会传来哀呼吁叹之声；一旦投射偏失了准头，矫未入壶，或是入而复出者，天上就会传来欢呼大笑之声。西晋时代的博物学者张华为此书作注时写道：“言笑者，天口流火照灼；今天不雨而有电光，是天笑也。”这一则小故事无头无尾，可是寓意深峭，大约是说上天视人所能，无论智慧、学行、功德、技艺，无不可笑；一旦据此而与人有争胜之心、争胜之行，就显得更为可笑了。 多年之后，李白有《梁甫吟》与《短歌行》二诗，分别有句：“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以及“天公见玉女，大笑亿千场。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都说到了“投壶”、“天笑”，也俱言及强矫变化、异态百出的龙。从写作的习惯上说：诗人几乎不自觉地让“投壶而引天笑”的故事与原本并未出现的龙之意象纠缠在一起；个中原委，似乎须从此夜觅其踪迹。 那客同吴指南以酒量争胜的意气寖高，愈发不可抵挡，其间元气角逐，有惊风斗雨之势，吓得那僧竟一阵烟似的消失了踪影。李白不免担几分惊忧，可是看吴指南难得开怀尽兴，又不忍拂扰。不过须臾工夫，两人又往来了五七巡，两饮者居然不改颜容，了无醉状。 就在各人大约仰了十壶上下，那客不觉打了个嗝儿，口中微微喷出些许赤色的火焰，他举掌稍一掩遮，仍被吴指南看见，指笑道：“看汝生得魁伟，几口酒浆却也容蓄不下哉？” 那客闻言无甚异状，倒是匍匐在他肩上那兽的嘴吻猛可一开，现出白牙血舌，向吴指南恶吼了一声；吴指南也不畏惧，翻脸也对那兽一吼。来客见状，不但不恼，反而大乐，不时将那绿玉杖拄地作声，且道：“后生酒壮胆豪，可能与某再饮几巡否？” 吴指南也不答话，捉起壶来，便向口中倾了——不消说，又是一番你来我往；直到李白岔口道：“贵客与某素昧平生，而迳呼某字‘太白’，可道缘故否？” “观汝文采书迹，岂非太白星君乎？”那客闻言一颔首，缓了缓豪饮之势，叹道，“某自帝尧以来，奉职镇守钱塘，天上春秋未几，已历人间数千载矣。其间所遇下谪仙官，锦袍介铠，文班武列，不知凡几，却还不曾见过一个真男子。” 一口气说到了“真男子”，那客狠狠摇起头来。吴指南则一把从他手上攫过酒壶，且饮且道：“饮中便见真男子，有甚难得？” 那客回头眄了吴指南一眼，道：“汝一鄙野虫豸，泥尘蟪蛄，大凡平生只粗豪斗气耳，何可言男儿事？”随即一指李白，嗔目厉声道：“倒是太白星君——汝作得大好文章呀！” 李白突如其来被他这一指，不觉间心为之惊、胆为之寒，五脏六腑在腔中一阵翻涌。 “汝斗胆！斥我‘雷其威声，电其怒视，催风则三日折山，残灭噍类；布雨则万顷移海，喧哗儿戏’。”那客坐在井阑上巍巍不动，仿如一座崇山峻岭，当话语中略现愠色，远方的湖泊也跟着发出一阵一阵的吼啸。可也就在转瞬间，怒容竟和缓了，他筋肉浮凸的狰狞之貌一霎收敛，整张脸和悦了起来：“然而文字大佳！读来酣畅痛快得很——若非此等文字，但看某翻云覆雨，再去泾阳坏毁他千里禾稼、淹埋他百万贱民，无非弹指之劳耳。然，既有此等文字，人间毕竟不能不有堪当敬惜之人，岂容某轻躁致祸？是某受教深重了！” “噫！”李白蓦然一怔，张口结舌，“汝竟是钱塘——” “某正是。” “相传尔辈能隐能显，能大能小——”李白朝那客一拱手，道，“春日乘风以登，秋日御风而潜，兴云布雨，钻天入地，驱电鸣雷，固无碍于幽冥之别，常往来乎仙凡之间，则功德亦大矣！” 那客闻言，不住地摇头，反手举杖，拍了拍背上那怪兽的头颅，道：“汝所言，未必尽然！此物同某无异，原本亦是一龙，自人间三代以来，奉天帝之令，镇守荥阳旃然河，向为两京襟带、三秦咽喉，职司济水入河之事。此龙性情谦抑，处事恭谨，能教旃然河终古不溢、不淤，了无过犯。不料当今开元天子客岁封禅泰山，行经彼处，无缘无故，取弓箭射之，矢发而残。自此旃然河流渐伏渐涸，彼郡恐将不免沦为赤地也！人间帝王嗔暴如此，咎由自取，我辈能有何功德可言？” 吴指南被那客奚落低贬，已然着恼，再看他二人你一来我一往，尽打些不着边际的哑谜，更是侘傺难耐，正待发作，不料李白却伸手朝他一指，对那客道：“某曾接闻于本师东岩子赵征君蕤，言尔辈有万变之能；昔年孙思邈号称‘药王’，即从龙王得药单三千。敢请龙君巧施妙手，为我这伴当一疗盲疾？” 李白此言不妄。故事有二；其一，于两百年后为南唐溧水县令沈汾之《续仙传》所录，说的是隋末唐初时，孙思邈至山中采药，尝救一青蛇，未料此蛇竟是龙子，龙王为报其再生之恩，召之至水府，尽发龙宫药方三千道，日后孙思邈才成就了《千金方》三十卷的巨作。 另一说则是当孙思邈隐居于终南山时，北地大旱，西域一僧来长安，自言法术高明，请在长安西南郊的昆明池结坛，为苍生求雨。祈禳七天，昆明池水的确缩竭了好几尺，但见晴空微云渐积，可是雨仍不肯骤落。这时，反倒是昆明池中之龙受不了了，化身成一老叟，去见孙思邈，恳请相帮，孙思邈对老人说：“某知昆明池有仙方三千首，能与某，某即救汝。” 老人喟叹道：“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不多时，这池龙化身的老人便捧着药方三千首，贸贸然来。而段成式《酉阳杂俎》所记载的十分简略，谨述以：“思邈曰：‘尔当无虑。’自是，池水忽涨溢岸，数日，胡僧羞恚而死。” 《酉阳杂俎》所脱漏的正是孙思邈讹索昆明池龙药方的手段。另据方明《琅玕阁杂笔》补充，原来胡僧求雨，只是个障眼法，所借兴之云，乃是昆明池水升成，水愈浅而云愈厚，池龙遂目涩睛枯，行将瞽盲，孙思邈攻破此术，向当时也在终南山游历的司马承祯讨了一道符，过化之后浸水洒入昆明池，登时龙目滋润，喜泪涟涟，才有了“池水忽涨溢岸”的异象；然而仰头一看，云散霾开，九霄以下，依然晴旱——这是胡僧诈术未能得逞的原委。 至于昆明池龙，由于得了这道神符的缘故，日后无论天候如何，总能“旱不减其水，涝不增其波，澄明如镜，一碧万顷”。无论如何，乡人野说，聚讼纷纭，争传着若能借得昆明池水洗浴，可以除眼翳，增目力，开眸光，这又是龙池之水可以愈盲疾的传说了。 经李白这一问，那客竟不置可否，回头却问吴指南：“汝不安于盲乎？” 这是很不寻常的一问。岂有明眼之人忽然睹物不见，却能随遇而安呢？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吴指南回眸看了李白一眼，居然哈哈大笑，道：“某与李十二生小为邻，朝夕相伴，将二十载，至今仍不识此人；某果安于盲哉？不安于盲哉？有甚分别？” 那客闻言讶然，吁叹一声，道：“小人之言，何其壮哉！” 吴指南依旧丝毫不肯示弱，又灌饮一壶，道：“前月在江陵与一酒徒共饮，彼道：某合得一死于此——死也便死了，盲也便盲了，不是说‘鄙野虫豸，泥尘蟪蛄’么？何壮之有？” 那客接过酒壶，一脸茫然，不由自主地起身，肩头龙物亦耸耸欲动，这时洞庭湖上再度卷起了呼吼咆哮，在刹那间恍如百兽齐鸣。 “天笑！”李白仰面纵目，向空极望，斗杓之中又冒出无数争先奔窜的流星，挹注于暗夜深处，有如为自己点燃了一条下堕的明路。 也就在这上天发出癫狂之笑的同时，洞庭湖风四面环吹，一时之间，子规鸟鸣声大作，如怨慕泣诉；开元十四年的满春花絮便落尽了。 那客也随着李白的目光向天外看去，看着、微笑着，道：“彼等天门神将，确是笑某。” “有何可笑？”李白和吴指南同声问道。 “应是笑某空负千年龙威，一身神力，却被你三言两语便说怯了气性罢？”说着，扬手一指夜空，昂声道，“而今便宜汝等，某且饮酒，不闹风波！” “钱塘龙君襟怀洒落，是江湖万姓之福——”李白长揖及地，肃容道，“李太白感戴莫名。” “汝今凡身姓‘李’，是天子宗室耶？” “某先氏窜逐远边，至国朝神龙初叶遁还，家大人指天枝以复姓，遂为李氏。” 钱塘龙君一皱眉，带着几分困惑，道：“既云‘复姓’，则仍须是皇亲。” 李白一蹙眉，略迟疑，才低声道：“身寄商籍，不堪叙此——” 吴指南不待李白说完，抢道：“此子读书作耍二十年，也混充得士人行了。” 钱塘龙君看着一阵阵逐渐飘零到跟前的落花，笑道：“神宇浩渺无极，仙年辽阔悠长，在我等虽只一瞬，在汝辈则节序更张，万物生灭，久历繁琐。唯太白星君之文，千古不易。不过……”说到这里，钱塘龙君迟疑了，像是有着极深的忧虑，不忍猝说。 “一回花落一回新，”李白接道，“时移世变，文章又岂有常哉？某生小初识字纸，朝夕戏拟古人文字，《文选》一编，不过是几榻间玩具，摹习万端，还就是自家浅见，当下得意而已；三数载后复观之，多不成体面的。龙君说什么千古不易，见笑了。” “非也非也！”钱塘龙君不等他说完，便急着摇头摆手，道，“星君！权且听某一言。汝今谪在人世，平生所业所习，不外是人间数千寒暑所积，借喻譬之，或为猿鹤，或为虫沙，形貌躯壳耳。然所受于天者，存乎一心，此情可谓‘天真’，断无可改。” “天真不改，有何可忧？” “此正可忧者也。天真之性，直观浅虑，不能应机谋。”钱塘龙君道，“试想，洞庭诸仙撺掇汝焚祷一文，勉我以好生之德，是为苍生乎？抑或别有所图？汝且周旋思忖。” “龙战江湖，荼毒万物，诸仙不忍见此，岂有他图哉？” “非也非也！”钱塘龙君仍是一阵摇头摆手，语气更焦急了，“汝且看而今洞庭湖山之间，俱是上清派诸子，或为仙家、或为道者，彼等奉神祀鬼，博艺多能，数代以来，更杂通医药百工，有生死人、肉白骨之技，此辈岂不能作文章乎？渠所用心，是为竭尔智虑，借尔文笔，日后以此昭著汝太白之名，以为天下作计。” “某何德何能而当此？” “即此一派天真，百世不遇。”钱塘龙君叹了口气，道，“然某所深以为忧者，亦在于此：当今世道，不容天真！” “他实也聪明，实也聪明。”吴指南漫口应了一声，话是称赏，语气却含糊而讥诮，说罢，继续饮他那怎么也饮不尽的壶中之酒。 “太白！某所言，慎勿轻忘；当今世道，不容天真。倒是令尊‘指天枝以复姓’为有见识——汝走闯风尘，天家姓氏尽可随处抖擞，好教普天下人敬重汝家郡望。某，告辞了。”钱塘龙君伸手捡了一片因风而来的落花，反掌放在肩头，仿佛就是要让背脊上那怪兽嗅闻，花瓣着衣不堕，只风中微微翕扬。接着，但见他一挺腰，纵起数尺，偌大身躯笔直地坠入井中，但闻如钟似磬般的话语在井壁间回荡着：“汝与某道义未尽，向后，容于有潮汐浪涛处一会！” 湖边废井，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开凿的，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堙塞的，总之早已干涸。不意就在钱塘龙君纵身而入之际，激起数十围粗大的浪柱，冲天直上，半晌未歇。先前那苦脸寺僧听见波涛滚滚之声，近在咫尺，抢忙披衣赶了来，见井水犹喷发着，浪头高出井床数尺，不由得瞠目以对，良久才道：“贫僧挂单本寺三十年，向不知此井有水，宁非我佛显灵？” “他交朋友，非神即仙，非仙即佛；”吴指南冷冷一笑，转脸复对李白道，“独我这白丁，去鬼不远，既然追随不了汝办大事，亦不甘当真死此洞庭——某即此回昌明去了。” 说着，吴指南拔身而起，不料穹苍幽邃，却洞察纤毫；吴指南才一举步，头上三尺之处便訇然爆出一声声天笑，吴指南别无长物，在握只一酒壶，登时咒了一声，将酒壶朝北斗扔去，人却打个踉跄，颠蹶仆倒在火炉旁，一张脸凑近火灰余烬，猛可吸了一口大气。李白抢前搀扶，吴指南翻了个身，大口喘息，或许恰是被这炉火引的，但见他眼耳鼻口有窍之处，竟隐隐冒出青蓝色的火苗。人却还能言语：“李十二，‘春水月峡来’，是否？” 那是数月之前李白和吴指南他二人一行出荆门时，李白在舟中回顾来时江流，曾道：“此蜀水，为我送行，竟也出峡来了。” “枉它这一来——”吴指南当时笑着说，“便不得回。” 是在彼时，李白解下匕首，在风浪间铿锵拔击作响，将就着吴指南的语意，开怀吟道： 春水月峡来，浮舟望安极？正是桃花流，依然锦江色。 江色绿且明，茫茫与天平。逶迤巴山尽，摇曳楚云行。 雪照聚沙雁，花飞出谷莺。芳洲却已转，碧树森森迎。 流目浦烟夕，扬帆海月生。江陵识遥火，应到渚宫城。 自巴及楚，芳洲碧树看似无异，李白未及料到的是，仅仅一年多之后，吴指南已经来到了生命的尽头，或许在颠仆之时，吴指南便已然了悟，自己也犹如万里送行而来的锦江春水，一去而不回。 此刻吴指南指着北斗，笑谓李白：“酒壶却教他收去了。” 二 蚀此瑶台月 太原在唐时号称北京，所辖一县，叫做祁。早在高祖立国之前的两百年，此地出过一个豪杰，名唤王神念。这人从本县主簿而颍川太守，奄有一郡之力。由于北魏拓跋氏的崛起，他便渡江向南方萧梁的朝廷通款输诚，算是归顺。从此成为萧梁一朝在北地的边防重镇。 王神念历任安成、武阳、宣城等地的内史，治绩卓著；特别是日后到青州、冀州担任刺史，看当地百姓几乎无神不祀、无鬼不尊，以为如此既有乖于正信正见，又糜费赀财，耗竭人力，于是在禁止淫祠一事上，特别用力。而自两汉以来，刺史向有敬称，是谓“使君”，故王神念有“豹使君”的诨号；豹，就是战国时治邺城，以毁河伯之祠留名青史的西门豹。 这“豹使君”不但性格刚正，也颇知书，旁通儒术佛典，年轻的时候锻炼过骑马射箭的武艺，到老都还精壮矍铄。在《南史·王神念传》上说：他曾经在梁武帝萧衍面前演武；一手持刀、一手执楯，走一阵攻战的套路。猛然间，那左手的楯，竟然变换到了右手，而右手之刀，也赫然易于左手，其间如何，无人能测，而左右交度，驭马往来，堪称冠绝群伍。 到了梁武帝普通六年，王神念已经七十五岁了，身坐散骑常侍、爪牙将军，可以说是极负重望的朝臣，火气仍旧很大；有一回听说海隅之地又有巫风妖雨，大兴邪道，当地百姓惑于其巫，发东山巨石，建筑了既高又广的神庙，立刻亲率部伍，前往毁撤。一阵打烧之余，不料在回程中忽然遇到了狂风暴雨，兼之焦雷迅电，把数百小队困在一处郊野。 这时兵士们惶急不能自安，纷纷鼓噪起来，有人说这是庙神显灵，对不敬信其灵者，微示薄惩。王神念听不得这话，当场抽出一侍卒腰间的利斧，朝雷电密发的远天怒斥道：“王神念在此，岂有他神在耶？”说罢，一斧子向天掷去，竟然没再落下来。雷霆一时而俱寂，风定雨歇，天地开朗。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王神念没来由地生了一场肺病，咳血数升，拖不过十多天。易箦之夕，此公忽然从榻上坐起身来，望着窗外的天空，道：“金鈇莫回，回则有祸，后人须记！”说罢，一倒身便死了。 梁武帝于是下诏，追赠本官，加衡州刺史，赏给鼓吹一部，并赐谥号曰“壮”。他死前的交代，家人的确没有忘记，从此世世相传，斧器不入庭院。不过，三数代之后，子孙们昧于本事，渐渐地也就荒唐其说了。 王神念也不会想到，身后整整两百年，他一个嫡生的玄孙女当上了皇后，也遇上了罕见而难解的麻烦。 李隆基由楚王改封为临淄王是在中宗景龙年间，复兼潞州别驾，在这时，他娶了甘泉府果毅都尉王仁皎的女儿，王仁皎即是王神念的嫡曾孙。景龙四年——也就是李白九岁那年——李隆基从潞州回到长安，这时，他已经拥有了一支名为万骑的武力，着虎纹衣，跨豹章鞯，号称亲军。也就是凭借着这支部队，他消灭了韦氏和安乐公主，也诛杀了太平公主。 在这两次政变中，王仁皎和他的一双子女——临淄王妃和她的孪生哥哥王守一，都曾参与机要，史称：“将清内难，预大计。” 王子妃也终于在先天元年、李隆基登基之后，被册立为皇后。王仁皎首先受封为将作大匠，随后任太仆卿，封祁国公，迁“开府仪同三司”——也就是可以自辟官署，平肩宰辅——虽然没有首相的实权，也恰可满足王仁皎大量积聚财货的欲心。《新唐书·外戚传》上用十八个字道尽他的后半生：“避职不事，委远名誉，厚奉养，积媵妾资货而已。” 王仁皎死于宋璟和苏颋被罢黜的前一年，也就是开元七年，得寿六十九岁。皇帝赠以太尉，并在名义上封了他一个益州大都督的官职，谥号曰“昭宣”。这一切都行礼如仪，略无半点异状。出殡行列启行的时候，皇帝还亲自登车，相送至望春亭，远远一望，转身对宰相张说道：“且为太尉立块碑罢！”这是相当特殊的荣宠，不但由张说撰文，皇帝还亲笔书石，命工镌刻。 不但王仁皎位极人臣，备享荣贵，连王守一也得以尚娶清阳公主、封晋国公，迁官至殿中少监，累进太子少保，还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可是，王氏一家人并不明白，这一切都只是表面文章。 王仁皎生前侈靡逾制，凡家用器物，仪仗卤簿，常仿效皇家。贪婪加以僭越，不时会引来物议，皇帝表面上似乎从来没有介意过。帝后之间，平居若无龃龉，这种事本来还可以容忍。秉乎常情而言，尽管天子夫妻共患难于少时，长久相处，自然不无扞格，其中最难启齿而又隐衷深切的，就是皇后无子乏嗣的一节。 偏偏就在皇帝特别加恩书碑之后，王守一居然上表，请求援引睿宗皇后的父亲窦孝谌的旧例，希望能将王仁皎的坟墓筑高，至五丈二尺，这就引得大臣相当不满，反对最力者，正是侍中宋璟，以及门下侍郎苏颋。 他们的谏书里，有这样的字句： 夫俭，德之恭；侈，恶之大。高坟乃昔贤所诫，厚葬实君子所非。古者墓而不坟，盖此道也……比来蕃夷等辈及城市闲人，递以奢靡相高，不将礼仪为意。今以后父之宠，开府之荣，金穴玉衣之资，不忧少物；高坟大寝之役，不畏无人。百事皆出于官，一朝亦可以就。 这是直白地警告皇帝，昔年窦氏所作所为，已经是皇室姑息所致，而当时的大臣显然也并不能同意；此中更要紧的一个论点是：奢靡恰是礼仪之敌。而宋璟的文章还给了皇帝一番重大的提醒：当年韦后也是为父亲“追加王位，擅作酆陵，祸不旋踵，为天下笑”。换言之：请求逾制加高坟陵，应该看作变上作乱的征兆。 皇帝与皇后渐渐疏远，以及有宠于武惠妃，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对于惠妃的姓氏，皇帝不是没有顾忌，不过，王家请立高坟所引起的反感和正宫久而无子的事实，却随着时光流转而酝酿成应否废立的问题。皇帝曾经和受封为楚国公的秘书监姜皎讨论这件事。 姜皎在李隆基尚未为太子之前就因世荫而任内官，迁尚衣奉御、拜殿中少监，和李隆基连床而坐，击球斗鸡为友。等李隆基当上了皇帝，还呼他“姜七”，时赐以宫女、名马及诸般珍宝器物，不可胜数。 姜皎当时的职官，实与废立之事无涉，这纯粹是皇帝找宠臣拿主意、打商量的意思。姜皎却另有所图，把这番秘而不宣的“圣意”当作了市恩的礼物，向皇后泄漏了。这件事由皇后的妹夫、嗣濮王李峤揭发，显然有向皇帝兴师问罪的情绪。 这一番废后，究竟当真几何，恐怕永远是个谜。君臣二人之会，原是密商，一经公论，就成了国家大事，非得按程序穷治皇后失德的理据不可。皇帝心虚，当然不肯承认；可若是断然否认，迳指其说无谓，则日后便很难重启废后之议了；其处境矛盾可知。此时，中书令张嘉贞微伺主意，也为了让王皇后不尴尬，想出个法子打开僵局。 张嘉贞是在宋璟、苏颋罢黜之后升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掌握相权的；不到几个月，便因为处事圆滑干练而加封银青光禄大夫，迁中书令。他斥责姜皎“妄谈休咎”——也就是说，根本不问姜皎和皇帝之间有无密商，只针对他提醒皇后的闲言碎语而问罪。结果是“杖皎六十，流钦州，（姜皎）弟吏部侍郎（姜）晦贬春州司马，亲党坐流、死者数人”。姜皎的六十杖打得相当结实，由于刑伤过重，死在流放的路上。 也就在姜皎的死讯传来之后不久，皇帝下了一道敕书： 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毋得往还；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这原本是两道不相干的旨意，并置于一敕之中，就有了显著的标的，这是在张嘉贞的“妄谈休咎”之断上另做文章，警告皇室近亲之间的往来，实有结合作势、倾侧天威的危险。而占卜之徒更可能借神秘之说、奇幻之术为当局带来莫大的威胁。 偏偏王皇后兄妹信邪，求子既不能得，只好求神。王守一找来一僧，法号明悟，说是能发动南北斗星，作鬼神法，但须书天地字与皇帝之名，与另一方刻写了天地字样与皇后之名的牌主，相合而共祷，其词曰：“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就能够有效验。 此法枢纽，在于书写帝后之名的牌主，需是同一块剖开的霹雳木——也就是要从天雷劈倒的树上锯取。 明悟对王守一道：“贫道偏有此物，且般般皆符合征应，足见天意不爽。” 王守一大喜，连忙问道：“何说？” 明悟笑道：“这物事乃是青州所得，有大树千年，枯倒于野，干上有一铜斧，烂柯触手即碎，唯余斧头而已。若得以此斧析此木书名，正应了‘天授而不假人以器’的道理。” 王守一不记得传家宝训有“金鈇莫回”之语，就算记得，大概也不以为这霹雳木会带来横祸。纵使以家训为无稽，日后遭难，也还或多或少与不读书、不习史有些关联。 早在西汉武帝之时，就有陈皇后故事为前车之鉴。 世传陈皇后之名为阿娇，为汉武帝刘彻的表姊。父亲为堂邑侯陈午，母亲则是馆陶长公主刘嫖——刘嫖也是刘彻的姑姑。 李隆基与刘彻的婚姻有十分相似之处。他们在缔结亲事的时候，都还没有储君的身份；时移势转，天命忽临，而皆为一代雄主。李隆基的妻族在他得以踞大位、拥大宝的路上，出了死力；而馆陶长公主刘嫖在刘彻被册立为太子的关键时刻，也是参赞的主谋。由于出身形势所系，陈皇后和王皇后都不免自恃身份，令汉武帝和唐玄宗不得不稍假辞色，而予以相当的尊礼，以至于夫妻之间，恩爱渐薄。此外，因为没有子嗣又不获圣宠，万般无奈而求助于淫祠，也是这两位皇后命运相同的一点。 汉武帝的别宠卫子夫于建元二年入宫，三年成孕，这是对中宫地位的一大威胁。陈皇后就曾经挟长公主之力，囚禁卫子夫之弟卫青；并多次在汉武帝面前寻死觅活。也有传说，陈皇后前后花了九千万钱，请人进宫传授“媚道”，甚至引一女巫名“楚服”者，入内寝施“巫蛊祠祭祝诅”，这件事被论以“大逆无道”之罪，楚服当众枭首，一时之间株连所及，竟达三百多人受诛。汉武帝随即赐诏于陈皇后： 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 陈皇后的故事流传既久，附会滋多，其中最著名的，还包括长门“千金买赋”一节。这一段相当可疑的情节，却对李白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长门赋》初载于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文学集团所编纂的《文选》。所载故事如陈皇后被废、幽居长门宫，倒还吻合史事；至于“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就完全捕风捉影，信口开河了。 历来不信《长门赋》故事者，多以赋前这篇小序立根据，认为司马相如在世时，并不会得知刘彻死后的谥号为“武”，所以不应该在序中写下“孝武皇帝陈皇后”的语句。不过，信之者也可以辩称：序是昭明太子等人代作，而不必因此见疑于司马相如。 真正不可信的，反而是最明显的一点：陈皇后并未因《长门赋》而重获圣眷。卫子夫很快地接掌中宫，而陈皇后的兄弟陈须和陈蟜，也在长公主刘嫖过世之后、服丧其间，因争财、行奸而获罪，被迫自杀——这和八百四十年后王皇后的命运如出一辙。两位皇后家破人亡，也都没有重新回到君王身边。 李白再度离家，自三峡出蜀，是在开元十三年，他二十四岁。这是一趟曲折而缓慢的旅程，他似乎有意迟回其行，以一种漫兴于山川之间的从容意态为之，甚至还重新跋涉了先前出游之旅所过之处。 而就在此前不到一年的七月己卯日，王皇后正因“剖霹雳木，书天地字及上名”的“厌胜”之事而被废，郁郁死于宫，世传其宽大雍容之名，但是仍不能庇佑其兄王守一逃过严厉的制裁——他被贬为潭州别驾，一个极卑微的小官；而在半道上就接获皇命赐死了。这桩情节重大的案子还不算牵连太甚，传言渐渐散播到远方。李白风闻此事于道途之间，写下了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内容是这样的： 蟾蜍薄太清，蚀此瑶台月。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蝃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晖。浮云隔两曜，万象昏阴霏。萧萧长门宫，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实，天霜下严威。沉叹终永夕，感我涕沾衣。 此外，他还有两首异曲而同工的《白头吟》。其一如此： 锦水东北流，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宁同万死碎绮翼，不忍云间两分张。此时阿娇正娇妒，独坐长门愁日暮。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买词赋。相如作赋得黄金，丈夫好新多异心。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赠白头吟。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兔丝固无情，随风任倾倒。谁使女萝枝，而来强萦抱。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见青陵台。 《白头吟》其二如此： 锦水东流碧，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谒武帝，赤车驷马生辉光。一朝再览大人作，万乘忽欲凌云翔。闻道阿娇失恩宠，千金买赋要君王。相如不忆贫贱日，官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见求，文君欢爱从此毕。泪如双泉水，行堕紫罗襟。五起鸡三唱，清晨白头吟。长吁不整绿云鬓，仰诉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谁道土无心。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枝羞故林。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赠君表相思，罗袖幸时拂。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还有梦来时。鹔鹴裘在锦屏上，自君一挂无由披。妾有秦楼镜，照心胜照井。愿持照新人，双对可怜影。覆水却收不满杯，相如还谢文君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唯有青陵台。 这三首诗都是以废后为题旨所系，自开元十二年之后，二十年间，对李白却造成了无可逆料也无从回避的巨大影响。 李白出川时已经是个晚熟但终于自立的成人；他面对世事，直观用情，却犹满怀天真，不知道一时之文字，会辗转于他时形成全然异样的解释，竟然有一天会扑回另一个生命现实之中，摧毁原本的生活。那光景，犹如王神念掷天之斧，终究有堕回人间、形同霹雳的巨力。 李白写《蟾蜍薄太清》时另有怀抱，写《白头吟》时也独具感伤。这些，都在出蜀途中逐渐酝酿，具现了他自己的酸楚；然而令他万万不能逆料的是：这种直陈其事、曲发我怀的辞章，却也可以在迢递多年之后，成为他亵侮圣明的证据。 《白头吟》两篇，显然是一诗之初、再稿，其修订至再，情由如何？而于陈、王二皇后，同一题材，三致其思，又是什么缘故呢？ 关于废后故事，闻者向所留心之处，多在宫闱争宠、色衰爱弛或是庶子夺嫡之事。《长门赋》之作，开启了这一题材的滥觞，无论是否出于司马相如亲笔，都堪称旷世杰作。其佳处在于它摆脱了人事、权力、名位以及制度争议的喧嚣，利用赋体不惮辞费、刻画入微的特性，将篇幅还给一个美丽而憔悴的女子。 这种描写的方式，一反屈原骚体那种凡遣字必有比拟、凡造语必有指涉、凡用事必有寄托的惯性；其反复陈词，就是让读者缓慢地、细腻地、亲切地观玩一个失意的妇女，如在指掌间抚触，如在眉睫间窥巡，如在肺腑间徘徊。 个别的章句一旦抛开了那些美人君王、香草君子的取譬，使之重返具体而鲜活的对象——也就是郁怀偃蹇、流涕彷徨的女子。那些政治上取直远佞、亲善除恶的寓意，必须被隔绝在单纯的情思之外；司马相如用《长门赋》再一次发明了赋体——直陈其事，直抒其情，直体其物。 这个手法，在《长门赋》是有作用的。因为要让一个已经对废后失欢无感的君王再生恋慕之情，就必须借由生动的文字凝结其视听，撮聚其志意，全然专注于一人之身，重启君王昔日的记忆，也重燃其爱欲，重拾其怜惜。 《长门赋》在李白心头所引发的联想，以及于写作的旨趣，却很不一样。他不但不怀疑这篇作品可能出于伪冒，反而透过诗篇，进一步将汉武帝和司马相如、陈皇后和卓文君的命运绾结成一体。 这就牵涉到司马相如本人的故事。在《西京杂记》上记载了一则传说，如果传闻属实，当系其事于司马相如献赋得官之后，归家于茂陵时，无何而起了少年之心，想要在茂陵当地再娶年轻的女子为妾。卓文君遂写成了一首《白头吟》，其词如此：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这首诗是否出于卓文君，也大有可疑，只不过宁可信其有而成就了辞章动人的奇谈。唯诗中言及“御沟”，实在不可解。因为显然是在晋代以后，崔豹《古今注·都邑》才特别解说了这个语词：“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一曰‘羊沟’，谓羊喜抵触垣墙，故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也。” 到了南朝谢朓《入朝曲》“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的句子出现，“御沟”也才逐渐进入文人诗歌。 而以卓文君的经历见闻，很难在诗中调遣这样一个词汇。然而无论如何，李白却宁可相信卓文君这首诗彻底改变了司马相如的心意。 这就要从李白那三首诗写作的次第一一耙梳。最早写成的，是《白头吟》之二。 此篇较《白头吟》之一稍长，而且芜杂；非但文理跳脱，意象纷歧，多了许多细节——像是司马相如初入长安，有市门题字“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的一节，据此，李白就多写了“相如去蜀谒武帝，赤车驷马生辉光。一朝再览大人作，万乘忽欲凌云翔”。日后一旦相如异心忽生，李白也忍不住增加了“相如不忆贫贱日……茂陵姝子皆见求”的枝蔓。 在刻画卓文君怨慕情切之际，李白更放手施以繁复的描写：“五起鸡三唱，清晨白头吟。长吁不整绿云鬓，仰诉青天哀怨深。”甚至还动用了寓意并不相侔的那个痴情妻子因丈夫战死而哭倒城墙的典故——“城崩杞梁妻，谁道土无心。” 这样运用故实虽然丰富，可是略无节制。例言之：将早就被司马相如质当了换酒喝的“鹔鹴裘”也搬弄回来，“鹔鹴裘在锦屏上，自君一挂无由披”，就显得生硬无谓，而不免造作。 这一篇草稿，到多年以后重写的二稿时，的确变得更加简练了。李白大笔斫去一些敷染深情的字句：“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赠君表相思，罗袖幸时拂。”以免让明明是动机于“离弃”，反而变成一首“爱恋”之作。这也可以看得出来：李白对于“丈夫”——包括汉武帝与司马相如——之“异心”，有着一再摹索翫味的好奇，不可动摇。 首先，是运用蜀地（锦城、锦官城，也就是成都）江流浮禽一景，作为“起兴”，把比翼双飞的情侣夙愿作成伏笔，以呼应篇末的青陵台故事。接着，他省略了司马相如受召入宫，以及作赋得官的际遇；一锋入窾，将替陈皇后作赋得黄金的事直接榫入了“将聘茂陵女”，可谓急转直下——黄金入手，作赋抒情的文人和抛弃原配的皇帝便成了同一种人。 此一重合，还拱绕着两稿俱存的几个典故。其一是覆水难收，有以为出自汉代会稽太守朱买臣；《拾遗记》则标之为（姜）太公望和妻子马氏间弃婚重逢之事。不论是用“覆水却收不满杯”，还是用“覆水再收岂满杯”的语句，都显示李白对于一旦生了嫌隙的夫妻关系便再也无法寄望。两稿也都借由龙须席之网丝（枉思）、琥珀枕之留梦，来表达悬念；不过，恐怕只能相对加深那旧情不再的惘然而已。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词语，就是《搜神记》所载的青陵台。 宋康王史有此人，是东周时代宋国的末主，为齐国所灭。由于身为亡国之君，日后史料传说不惜“众恶归之”，其中之一就是他将国中士人韩凭的妻子强夺为己有的悲剧。 故事：宋康王郊游至下邳，为了看当地采桑之女而下令在桑园中筑青陵台。也就在这台上，他发现了美女息露，也打听出息露是士人韩凭之妻，遂强令韩凭献之。夫妻别无计遁，只能应命。分别之前，息露有诗报韩凭云：“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为庶人，不乐宋王。”这已经是相当直白而痛切的愤慨了。 而在被夺之后，息露另有一诗明志：“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宋康王不能解，传示左右，也没有人看得出端倪。独有老臣苏贺能微知其意，上对说：“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 有的记载说宋康王杀了筑台的韩凭，有的则说韩凭吊死在台边柳树上。家人葬之于死所，息露假意要临丧致哀，以尽其礼，始能再蘸；不料就在祭奠之后，从青陵台上一跃而下，殉夫了。一说息露死前还留有遗嘱，希望能与韩凭合葬。宋康王自然不肯，反而刻意将这一对夫妻的坟茔隔绝几里之遥，不使相对。 国人哀之不能尽意，便在两坟头各种了一株柳树，不过一年之后，两柳于地下交错其根，于地上合抱其干，枝叶间还经常会出现雌雄鸳鸯各一，交颈悲鸣。这树，便叫相思树。 青陵台固然是哀感动人的象征，堪为世间痴情男女咏叹歌颂，但是无论施之于汉武帝和陈皇后，或者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恰恰是不堪的对比。 李白两度翻写《白头吟》，都以青陵台为结，从这个性命相报的结局还顾本文，就不像是在歌颂韩凭夫妻的坚贞之情，倒有如以一种感愤于死亡的语气，质疑生者所不能企及、不能拥有、不能持守的爱恋。这份质疑太过强烈，所以末联“古来得意不相负”的话，就与典实略不能相顾了——毕竟，韩凭与息露实在不能说是“得意”。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由开元天子废后而引起的“长门之怨”，令李白挥之不去的执念却是“覆水难收”。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当人世间相互爱慕的情人一旦龃龉不能相得，便犹如一条延展向两头的陌路，再也不能重逢。作为一宫廷中极端严重的事体，“废后”反倒变成了男女决绝、不可收拾的隐喻。 出蜀道中，李白买舟东下，到渝州时在船上乍听得舟子估客之间的谣诼，说是“国母被废”。人人面容栖遑，神色哀伤，如丧考妣。他感觉那是一桩藐远却攸关每个人身家性命的大事，但是无从进一步想象其盘根错节的因果，只能就近从自己切身的经验中揣摩、比拟——不过，无论他怎么想，帝后之决裂，都有如赵蕤与月娘在一夕之间的分离。 月娘飘然离去的那天夜里，明月如盘，月中暗影也显得格外清楚。李白原本在廊下就月读书，偶然间断断续续听见赵蕤夫妇在室中相互温言道别，其中间杂以“王衡阳”、“十八年”、“恩怨皆了”的话，入耳只觉不可置信——端居常日，有什么呢喃不舍的离情别绪可道，又有什么必须慎重其事的恩怨可说呢？ 然而片刻之后，月娘一身劲装，头裹青绿绣花巾，紧紧覆缚着一头长发，盘髻之上还压了顶宽檐风帽，上半身穿一袭绛红衫，以锦带结束，露出来的锦绣白衬衣看来还是新缝制的，下半身则是黑、金双色条纹裤裙，随身还有囊橐在肩，全然是一副远行胡女的打扮。李白从来没见过月娘如此修饰，一时间还误以为眼离错看，愣住了。良久之后，看月娘步履渐远，才放声一问： “师娘要远行？” 月娘凝眸看了李白一眼，眼中有笑，似也带着过多晶莹的月光：“昔年汝曾说过‘并无大志取官’，还记得当时师娘如何答汝否？” “记得的。”李白欠身不敢回望，低头道，“师娘训某：若无意取官，便结裹行李，辞山迳去，莫消复回。” “只今汝若有取官之意，便仍好结裹行李，辞山迳去，莫消复回。”月娘笑着，直让月光淌下脸颊来，一面道，“天涯行脚，举目所在，明月随人，岂有什么远行？” 说完，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李白求助也似的看一眼赵蕤，但盼他能说些个原由。赵蕤只举举手，食中二指略向圆月一挥，道：“月中虾蟆食此金魄，有说十八年方才一度，确是难得一见啊！” 的确就像赵蕤所说的，不久之后，传说月中那三足蟾蜍变得更为清晰，其色由灰褐而绛紫，随即转成一片墨黑，偶来一片山云掠过之后，三足的蟾形貌也肿胀起来，逐渐消化原形，变成了一团乌影，却让原先的明月看来像是一轮乍金乍银的光圈，其明灼光灿，甚至远胜于先前的玉盘，也为月娘益发照亮了前路。 三 万里写入胸怀间 李白出蜀的真正原因，一直是个秘密。终其一生，尽有无数胸臆之语可向天下人敞说，略无遮掩；唯独在突然之间抛弃了一切，仗剑辞乡，去不复顾，似乎全无根由——那是吴指南从故宅赶了一匹五花马来的当日，赵蕤于一箭之外影影绰绰看见了，想起七年以前与李客熝牛头夜话的那回，的确好像见过这马一回——它原本身色棕红、鬃色碧绿，蹄色乌黑、额色雪白，体躯肥大，却弹步轻盈。它应李客的呼啸而来，片刻飞奔十余里，伫立着守候李客，还不时流露出顽皮不驯的小驹之性。 于兹七年之后，这马益见壮硕，鬃毛也变得鬈曲深密，依然背无鞍鞯，口无衔辔，性情却沉着稳适得多。吴指南引马就路旁随手一指，那马也乖顺，便于指处站定，偶尔趁风动摇几下尾巴，别有一份意态自如的从容老练。 吴指南并非无端而来。除了马，还有一肩行李。他把行李也齐整地堆置于道旁，仔细看了看阴蒙昏灰的天色，指沫风干，想想一时之间，或恐还不至于落雨，才三步并两步跑来，呼叫着“神仙”、“李十二”。 很难说李客是由于难题棘手而诚心求助，或者是他想借机验看李白究竟能否成材？总之，吴指南带来了让李白措手不及的消息——大明寺僧慈元忽然死了。 有一个到处流传，可是言者人人惶怖不安、宁可信其无的谣言，说慈元是“代死”；其所代者，便是绵州刺史李颙。 李颙自从上表举荐，而赵蕤、李白师徒“不就”之后，不但不沮丧懊恼，反而松了一口气，省操一份心；自然也愈益敬重这“赵征君”了。根据他自己散存的几首记事之诗所载，就在李白去来成都、峨眉千里之行的一两年间，他至少两度造访赵蕤，至则“通宵谈饮，缀诗不歇，极尽欢噱”。 忽一日，刺史心念偶动，随手扔下公事，就要微服易马，前往大匡山找赵蕤作诗去，衙中别驾、司马苦劝而不止，料是天意得知，忽而从乌何有之乡闯来一人，名叫张夜叉。这张夜叉披头散发，肩立鹦鹉，狂歌终日不息，这一日偏就横身卧在刺史马前，像是醉倒了，又像是疯魔了，满口滥说胡话，招来更多闲人围聚，刺史就更出不了署门外大街了。可是，人们不大敢驱赶张夜叉的道理也很实在：他不胡说则已，一旦说了，语便成真。 这一天，张夜叉说的是：“太守向是风雅人，尽说风雅话，张夜叉给太守送行，就学太守说四句吧？——太守莫出门，出门死太守。山留一世青，家有无涯寿。” 李颙留心民事，早闻听人说张夜叉有前知之能，听见这话也的确有些悚然。然而继之一转念：某身为一州之牧，位列诸侯，不能够禁绝邪神淫祠之属，已经俱现柔懦了，如今教这无赖汉子挡马即止，日后还能有什么颜面、有什么清望？想着，扬手一鞭，马蹄便向张夜叉踏了去，一踏扑起了一阵黄埃灰土，空中只一鹦鹉盘旋数匝，嘎鸣而去。 此后之事，俱在李颙诗自注之中。这首诗的题目是《匡山夜吟继赴大明寺有怀寄赵征君》，主旨乃是借由西晋时张翰忽然弃官的故事，来隐喻自己逃脱公职、作一日游的心境。 秋风召我入匡庐，系马鞯缨缀酒壶。隐约浮词与君共，微闻高鸟向人呼。去来归意分明在，多少名心逐渐枯。十里灯檐惊呗早，轻云渡得此身无？ 秋风之思，向出张翰。张翰字季鹰，曾任齐王司马冏东曹掾，《世说新语·识鉴》说他在北地洛阳任官时，有感于秋风之起，而强烈地思念故乡吴中盛产的菰菜、莼羹、鲈鱼脍，于是跟人说：“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按：要，即邀，贪取的意思）名爵？”遂命驾而归。不多久之后，齐王败于司马乂而被杀，当时人都以为张季鹰有“知机”之能。 匡庐，本来就是指庐山。李颙借用这个现成的词，拆其字意，说的是赵蕤所隐居的大匡山室庐，也是诗家惯技。从诗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一天他乘马登山，还携带着酒壶，为的是去和赵蕤商讨诗句。诗意所系，应该就是不耐为官的心情。这一场诗酒之会，或许在上半夜就结束了，揆诸常理，李颙应该不方便留宿，所以到了下半夜，便策马告别，独自前往北山之邻的大明寺借宿。 由于到时尚属夜分，天色未明，佛子勤劬诵经，其声远传不绝，而令李颙忽生翩翩然遗世独立之感。而在诗后小注之中，则提及了张夜叉行前示警，以及他当夜在大明寺的遭遇。 李颙今夜将到寺留宿，是他过访赵蕤的惯例。不消说，早就有刺史衙署之人先行通报，并且预为打点。不料李颙才片腿下马，就一溜身顺落倒地，死了——唯独心头尚余一点温热。 大明寺常住一向知道慈元与赵蕤、李客等人熟识，这一夜便遣慈元为使君知客。这份差使，在百丈怀海禅师为普天下丛林制订清规之前，名目无数，蜀中各寺多称为“知客水火”，也就是专为贵宾打理膳食，侍奉浆粥。 正在忙碌着水火之事，慈元忽然间听说刺史死于马下，便连忙趋至厩前，俯身察看，还期期艾艾地吩咐随侍的净奴道：“使君心头犹热，去取药酒怀中热罨来！”两句话说完，又轻轻“噫”了声，居然也一头栽倒，跟着死了。 热罨是急救之法，片刻施之，果然奏效。李颙悠悠然醒转了来，第一句话竟然是：“和尚怎地去得恁快？” 眼前除了倒地不起的慈元之外，只有李颙公廨里的参军、从人以及取药酒来推拿热敷的净奴，并无其他和尚。又过了不多时，寺中维那僧也来了，一路慌慌张张地问道：“慈元无恙否？慈元无恙否？”及至看见慈元倒卧在地，全没气息，浑身透凉僵硬，这才叹道：“果然！” 原来李颙一蹶如梦，梦中走在一片荒原曲径之上；但见道旁一僧，手拄锡杖，待他走近时，突然合掌一揖为礼，道：“使君且留步。冥司有急敕来，谓使君尚有一卷诗文未完，此累世债，须尽偿之乃已——此行，且付贫道代劳可矣。” 此外，大明寺的维那僧亦有所见——顷刻之前，他还在堂上指点新僧诵经，忽然看见正殿旁闪过一条缁衣人影，心想：时过寅初，岂容支离院僧夜行？遂赶紧奔逐而出，追随那身影绕过两个院落之后，才发现是慈元。慈元为维那僧所阻，不得已而转过身来，面色煞白，神情哀戚，道：“已代李公大使死矣！某本佛图户贱民，难得遂此功果，几般盘算，实胜在世清修，也便去了！” 维那僧但感身受寒凉，再上下打量慈元的容色，的确没有半点活人气息，便问道：“既云已死，可有遗言嘱托常住？” “小僧近佛日浅，俗心难化；贪嗔不去，惭愧已极，岂敢遗言以累道侣？唯代使君死，彼亦当有深恤。可尽付常住，以充佛前供养。” 慈元所交代的，也只能算一半实在——李颙得此代命之人，在一夕间翻死转生，既受了惊吓，也得了了悟。不久之后，他还真效法张季鹰飘然辞官，身归故里，行前并捐输大明寺数十万宦囊所蓄，而留下了“一官何所有？半卷再生诗”的句子。 至于慈元，却还有一半不算老实的隐私——他多年来在寺外与李客共营生计，不论放贷、质押，以货以银，私贮也不下数十百万钱；这些，他都严口吞声，没半句吐露。 但是，依《匡山夜吟继赴大明寺有怀寄赵征君》诗后小注所记，慈元还是有舍不下的眷怀，见官不得不诉——就在李颙一蹶奄逝之后，“见一僧来，云：‘贫道自有手实记账；今代使君死，匆匆不及治，奈何？’” 此处所说的“手实”，原本是唐人编户齐民的载录，民户自操，是一部官署核实年籍丁亩的凭据，上面不但注记了各人应服课役，往往细举积欠，谓之“记账”。此账三年一修，确保有“国人”身份者都能完粮纳税，也服事了应该从公的劳力。和尚是方外人，有度牒，自然不会成家户，也就不会拥有“手实”，但是慈元声称“自有”，意思很明白了：他在世上仍有未了的债务。既有代死之说，李颙当然不好峻拒： “予曰：‘可代治乎？’僧曰：‘可。贫道于昌明李客处寄资百万，非可语人，心实苦之。果索得而为营斋奠，期不复堕奴身，于愿足矣。’予曰：‘和尚亦有放不下物？’曰：‘未拿起，如何放下？’” 在李颙而言，这一段记述仅付笑谈，不外唐人风趣。显然，他日后并未认真为这个代他而死的和尚追讨逋余，营奠营斋之事，想来是这刺史“去来归意分明在，多少名心逐渐枯”的彻悟之后，自捐所有而偿之。真要追问起令慈元一死不能或忘的这笔钱，居然在三五年间“辗转散来东海道，间关接济维扬人”，都结化了无情因缘——此是后话。倒是从张夜叉阻马到慈元代死的情节，日久而讹生，后来被人系于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之身，大约也是因为章仇兼琼名爵高显、动见观瞻之故。 慈元之死，可比江涛滚滚，留在世上的浮沫泡影仅此寥寥数十字，甚且连个名字都未曾记得。为李白带来这死讯的吴指南也就当是一则闲话表过，他来大匡山，其实另有差遣在身。李客嘱他伴送马匹囊橐来，是要李白出一趟远门——分别前往九江和三峡，为一兄一弟各发付一份资财。这事来得突然，李客还相当罕见地给了吴指南一份酬劳，指使他陪着李白同行。 吴指南看来意趣盎然，简直就想即刻动身。李白一则对远游感到兴奋又彷徨；一则顾虑着大匡山上再没有人陪伴赵蕤，忽而替他感到冷清，反倒有些不安。 而赵蕤却有不同的想法。他沉吟了好半晌，才招呼吴指南，把马匹沿坡拉到子云宅后的槽上去，囊橐也搬进了相如台，这就意味着不让来客说走就走了。 “出蜀非同于游眉州，”赵蕤双眉拢攒，又来回踱步，逡巡良久，才转向吴指南道，“此去万里，须得计议——李商另有吩咐否？” “只说‘神仙自有安排，听凭所嘱’。” 赵蕤闻言，点点头，回眸看一眼李白，忍不住笑道：“前此往西南一游，所嘱于汝，尚能记否？” 李白道：“敬领所教三事：‘见大人，须防失对；见小人，须防失敬；见病人，须防失业。’” 赵蕤捋了捋胸前长髯，放声笑道：“一旦出，果若何？” 李白低下脸来，不作声了。赵蕤的嘲谑并非无的放矢——金堆驿上一剑招摇，差不及分寸便招惹了驿卒之祸；至于干谒苏颋，则空领两句不着边际的“若广之以学，可以与相如比肩矣”的嘉勉，看来都难说没有“失敬”、“失对”。更不堪的是，一年多行脚所过，到处有人争传李白医道高明、药膳精到，这就更违背了“须防失业”的世故用心。这也是他飞扬浮躁，不能谨恪沉静的个性使然。赵蕤还不放过，接着道： “一事不记，倒也好！汝初来时自道，写诗恰是随意，皆不落题目；看来汝一生行事，亦复如此。” 说到这里，赵蕤一副庞大伟岸的身躯像是忽然松垮了下来，颈一垂，肩一沉，双瞳黯然。可是，这神情也只一瞬即逝，他登时挺直胸膛，抖擞衣襟，转身朝厨下走去，一面走，一面哑着嗓子道：“犹记初会之夜，某有新酿浊酒一壶，俱付汝等饮尽，而今此酿瓮中老矣，宜再与汝等共之。” 这一瓮酒，让李白和吴指南醉而复醒、醒而复醉，不能数计日夜；而赵蕤显然有意如此。连朝之筵，赵蕤似饮而未饮，不醉而若醉，随着两个少年漫天漫地说些胡话，数落着或恐有凭、或恐无据的见闻，说来不外家常，东一句西一句，恍如畴昔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个平凡朝夕。 语既不经心，意遂无所留；直到不知过了多少时日之后，李白在出峡舟中与吴指南对饮而微醺的那一刻，回眼看见船后以缆索网绳兜缚着的马匹，在风中龇牙咧嘴，喑喑欲鸣，瞪着一双铃大的眼睛，像是怕惊扰了正在撼摇着天地的山影江声，而不敢妄动。那马儿的神情，直似不断地将心中千言万语，咀嚼吞咽，决意不向迎面扑来的风涛吐露。李白这才忽然想起来，遂叫道：“神仙用心如此！” 吴指南无论身在何处，遇酒只是傻饮，当然不会知道李白的话，便混混沌沌地四下张望，但见舷窗外山青逆溯，江碧回澜，一舟如箭，迳随波势向东急发，哪里有什么赵蕤的形影？便问：“神仙也来了？却在何处？” 李白并不答话，他的了悟，只能自己品尝—— 那是在席间，赵蕤曾经没头没脑地问道：“前番游历，汝父倩大明寺僧具骡车一驾随行；今日则为备一马，可知用意？” 李白不意有此问，想了想，只道：“车驾负载沉重，是耶？” 说也奇怪，赵蕤看似正襟危坐地提了一问，答时却乱以他语，当下举了举杯，道：“钟仪、庄舄之徒，下士也！不足以言四方之志。一俟风埃扑面，即知胡马噤声。汝自体会，乃不至忘怀。” 钟仪，春秋时人，其人其事具载于《左传·成公九年》。说的是晋景公观兵于军府，看见一个戴着楚国帽子的军犯，便追问来历。从人报之以：“郑人所献楚囚也。”晋景公把这楚囚召唤了来，盘问姓氏、职司，知道他世代为楚宫琴师。问他能奏乐否？钟仪回答：“乐工既是先父的职守，也是我的专职，岂敢有二事？” 晋景公于是遣人给了钟仪一张琴，使操其乐；果然所奏即是“南音”。晋景公这时多问了一句：“知道贵国之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君侯吗？” 钟仪相当谨慎地回答：“这不是我等小人该问的事。”可是晋景公执意要问，钟仪对答如此：“但知吾君为世子时，有师、保等大夫侍奉教诲，朝有婴齐、晚有子反，这些都是贤臣——至于其他，小臣我就不知道了。” 这一番答问传到了晋国大臣范文子耳中，以为所言不背根本、不忘故旧，也不存心阿谀，堪称忠信敏达，于是晋景公也就听从了范文子的建议，不但释放了钟仪，还差遣为专使，回楚国去促成与晋国之间的交好。 庄舄，是越国人，其事则见于《史记·张仪列传》。纵横家陈轸与张仪同事秦惠王，张仪以陈轸曾经“重币轻装”，出游于秦、楚之间，形迹有通敌之疑。秦惠王追问陈轸，陈轸竟不掩饰，并且转述了越国人庄舄的故事。 越国人庄舄游宦到楚国，担任“执珪”之官，却忽然生了病。楚王遂同臣子们议论此事：“庄舄在越国，是个低贱的小人物；到了楚国来，官爵显要了，贵富了，他还会想念越国吗？”这时，楚王身边有一随侍的近臣上前应道：“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楚王派遣人去窥伺，果然发觉病中的庄舄不意间所说的，还是家乡越国的话。 陈轸举庄舄为例，意思就是说：“臣去秦就楚，其情犹如庄舄。不能不牵系根本。”这话说得实在，也将就着庄舄的故事，赢得了秦惠王充分的信任。此后，无论是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或是李白《赠崔侍御》“笑吐张仪舌，愁为庄舄吟”、杜甫《西阁二首》“哀世非王粲，终然学越吟”，皆用此事。 不过，当李白在行舟之中看那马瞠目吞声的模样，忽然天清地澈，万端了然，原来赵蕤千言万语都不交代，就是要让他自己体会：这一趟出游，不会有归期，也不会有回头之路。所谓“胡马”，不外是“胡马依北风”，自然是指恋家之思，尽管如此，可是他却不能学钟仪、庄舄——那种人在赵蕤这般彻底的纵横之士看来，只不过是“下士”而已。 赵蕤这一番不动声色的提醒，果然较之于谆谆切切的耳提面命益发受用。李白停杯远望，凝思良久，把许许多多的人生碎片都串结起来。他惊觉那一次醉态可掬的赵蕤并没有荒唐其言，他每一句看似枝蔓无根的谈话，都暗藏机栝，互成结构，一旦想起了其中之一，其余便亦铺天盖地连缀而来，的确让李白于回味中“自体会，乃不至忘怀”。 就在嘲弄了“钟仪、庄舄之徒，下士也！”之后，赵蕤忽然状似不经意地举杯问李白：“下士闻道而大笑，何解？” 这是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上的一段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是在引申前文“反者道之动”的意思。老子自有对于上、中、下士的等差之见；以为“下士”由于见识浅薄，根本不明白真正的道体道用为何物，一旦接触了道，便以为荒诞不经，便大笑起来。反而言之：唯其因为“下士”之笑，也就显现出道的高深了。 李白依本义答了。赵蕤却立刻道：“某既云：钟仪、庄舄为‘下士’，则钟仪、庄舄所笑者何？” 这是一个尖锐的冲撞——钟仪、庄舄之念旧、思乡，或许出于私情；但是在儒家史传经典的教训里，心系故国不只是个人的情感，更是不可撼摇的伦理，甚至就是“道”的具体实践。从这一方面说，则钟仪、庄舄不但不是“下士”，还应该被许为儒家的“上士”——他们惓惓孤忠，耿耿不忘，一生“勤而行之”的，不正是对生身家国的眷恋和爱慕之“道”吗？ 一旦从这个儒家之“道”来看赵蕤，其论势斗术，非君无父，反而注定要成为正统士君子眼中的“下士”。可是，在一个游心于广宇、骋怀于天下，从根柢之处不以闾阎乡党为念的纵横家眼中，“道”却超越了家与国之间的种种联系；赵蕤所追问的，乃是：当举世都推崇着钟仪、庄舄那样的士君子的时候，被目为“下士”的纵横家如何自处？ “某既笑钟仪、庄舄为下士；则钟仪、庄舄亦必笑某为下士。”李白嗅出其中仍不免是那正反相对之论，一时难以取舍，只能勉强拾了句孔老夫子的话应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赵蕤为每个人再斟上酒，也捡起一句夫子牙慧追问：“彼之道便取那‘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则汝之道又如何？”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是孔子回答仲弓问仁的话，赵蕤用此语，不外就是暗示：钟仪、庄舄乃是“邦”与“家”的囚徒。 “某之道——”李白忽然想起来了，应声答道，“神仙曾经说过的：‘身外无家’！” “汝得之矣！身外无家，以为天下事也。”赵蕤放怀笑了，随即一口饮尽杯中之酒，复道，“某这也是‘下士大笑’！” 舟行顺流，江水滔滔，李白怔怔地望着那匹渐惯于风浪颠簸而安静下来的马，彻底明白了赵蕤的意思：从此以往，一身所及者，唯天下耳。 这是一次彻底诀别的浪游，与先前的锦城眉山之旅是多么的不同。他不能再作居乡之吟，不能再有归乡之思，甚至不能再图返乡之计。因为唯有在人世间彻底抛开了他作为一个商人之子的身份，他才有机会成为大唐帝国万里幅员之中的一个全新的人。 说是诀别，也就像月娘乍别匆匆之言：“天涯行脚，举目所在，明月随人，岂有什么远行？”李白告诉自己：世上没有真正的远行；若有，便是在分不清前浪后浪、此水彼水之间，抛开每一刹那之前的那个故我而已。 两年以后，他在扬州逆旅中卧病，平生首度以为自己即将死去，因而写下了《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这是他写给赵蕤的一封信，也是唯一的一首诗：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楚怀奏钟仪，越吟比庄舄。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 四 驱山走海置眼前 大匡山上一片石；方圆数十丈，遍生绿苔，分寸无间，曾经忽然出现了刮刻诗句，字如斗大，迤逦歪斜；是李白手笔：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这首诗刻在巨石的苔衣上，字迹呈阴文，经历几度春秋。直到那一场绵延数日的大醉，李白使酒乘兴，将之践踏、刓剔，以至于剥除殆尽。可是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偏偏留下了末联出句的末字，一个镂空的“去”字。 绵州刺史李颙在李白出蜀之后不久辞官，归里之前轻装简从，绕道大匡山探望赵蕤，可是子云宅周遭数里之内，阒无人迹。他只能猜想：神仙必是采药去了。此去或恐不只三五日，他却不能等。那么，此生此人，也就不得再见了。 既然不忍遽去，只能尽意勾留，李颙在相如台前后徘徊了好几个时辰。他从后园棚篱之外、赵蕤和月娘亲手开辟的小径一路走进山深三五里之遥，彼处有一涧，为此山号称天水的瀑布分流，由于坡势较缓，每隔几十丈远，淙泉渊渟蓄积，塘潭叠见，中有无数游鱼，在十分清澈的浅水中往返。 也因为无所事事，李颙看着看着，便随意跟着一鱼的游踪，信步而去，不料却发现这鱼绕潭数过之后，竟从侧旁一渠逆反着较缓的水势，直往上游而去，他也就移步回头，察看那渠——其侧底皆有枕木片石堆砌，不像是水势穿凿生成。非徒如此，当他来到上游的另一小潭边，却见另有三五尾巨口细鳞之鱼，也从另一侧的湾渠中奋力上游——而这一渠与前者并无二致，也是人力铺凿出来的。 这一来他看明白了：在这前后数里之间，赵蕤利用平旷的地势，将一脉又一脉、一渟又一渟原本顺坡而下的山水，引而曲之，成了群鱼可以反复回游的缓沟，然则，养育繁殖，尽在其间。 “此局造化夥矣！”李颙惊诧之情难抑，忍不住乡音楚语出口，余声袅袅，在山壁间回荡。在这一刻，他举目环观，看群山众壑，林木葱茏，忽然有一种身在天地之外的茫然；像是发现了无比的奥秘——原来说什么九霄云外、神宫仙境，却可以是体察微物之生，设施工巧之具，为草木鸟兽虫鱼觅一栖息地而已。想到这里，随之而来的沮丧却更形剧烈——“堪叹某一世居官，不能偶识养生恤民之道如此，岂不愧煞？”这几句是他的诗集弁言，其下有句，可以说是李颙对自己立功而未成的一缕深憾： 观鱼知造化，访旧悟仙踪。公事从今了，通人几度逢？群官难遂道，丛菊半邻农。一楫桃源远，微吟愧李颙。 李颙将他的这一卷诗集分抄了三部，其中一部传家，一部留在绵州大明寺，一部送龙门香山寺。人问其故，他说：“治乱无常，犹如生死不测。一卷诗既承天命而作了，宜乎善保藏。寺庙清静地，寒门士子猬结者多，知音人或在其中。” 这三部抄本与李白另有因缘，只其中一部——也就是留在李颙安州故里的一部，较诸另外两本，有些许不同。那是因为李颙于数年之后，病笃弥留之际，曾经唤人取笔墨到榻前来，说：“某更有一诗未曾写了。” 接着，他对家人说起了他独自向大匡山告别的最后一程，是来到当初李白刓苔作诗的巨石之前。但是却无论如何不曾料到，一首五言八句，仅仅留下了一个“去”字，似乎这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他也到了不得不走的时刻。在家人的搀扶之下，李颙摇晃着他的大脑袋瓜，吟了两句：“谁留去字去，石上望神仙。”就在这虚渺空寂的一望之中，李颙垂下头，像是对他的家人、更像是对自己说：“尚有一韵，竟不记耶。”他忘了另外两句，溘然而逝。 至于故留“去”字而去的李白，一启程就把什么都忘了——尤其是他的兄弟。 李白之兄一郎，族中大排行第八，名寻，生小勤谨木讷，十四岁上从李客远行，安置在九江，随俞氏航船一门习算学，之后便落地生根。李白之弟三郎，族中大排行十六，名常，乡里最称干练。李常也在十四岁刚满之时追随队商出绵州，不多久就在巴蜀之间自领估贩贸易，三年而独立。之后又过了一年，李客招之到石门山官渡口，所谓“巴蜀咽喉”之地，建立了可以转运十万石物资的栈坊。 官渡口旧名纪唐关，一关所辖之区覆盖了巫峡两岸，李常的仓铺就在北岸信陵镇。由于江面澄平，水势深静，全无波澜漩陷之险。一般水路行旅，皆在此地渡口选船。有那轻装就道，欲快行速至者，必拣选小舟，多在南岸登船。至于负载沉重，货运趸行的，往往要借力于七八千石的大船，多在北岸登船。岸间就凭仗排筏过渡。 李白于此度出川，由蜀之巴，半程山水算是重来回味，于吴指南却新奇异常。为了让这友伴也能饱览山河明秀，李白遂仍由陆路启程，先折往奉节白帝城——此县，以诸葛亮奉刘备“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操守而命名；此城，更因昔日刘邦以赤帝子之身醉中剑斩白帝子而留名；而这里，也是三峡的起点。 古来以出三峡为出巴蜀之称，三峡两岸，丛山绵延七百里，形势光景，不一而足，或雄奇险峭、或俊秀妩媚，瞬目以收，但觉变化万千。 长江三峡风景秀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简约痛快之笔写之，千古以来，无有过者；像是：“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再如：“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或者：“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但是正因为无有过者，却往往于郦道元的文字之外，也就很难见识三峡的其他面目了。 即以古里计程，三峡七百里之说也多了，自蜀徂楚，江行西起奉节县白帝城，东至宜昌南津关，全长约唐里三百有余，四百不足，前后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相贯而成。瞿塘峡位在最西，景貌短促，前后仅十五里，向属奉节巫山县。巫峡九十里，从巫山到官渡口，此地已属巴东。再向下，则是西陵峡，一百三十里，由秭归到南津关，属湖广之区。 “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所谓，是指三峡两岸高峰绵延，崖壁险巇，山峰突出江面数百丈，而江面狭仄之处，往往不及数十丈，是以才有“岸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的句子。古传一说，谓地下之龙借水中长蛟之力而斗，拱石奋起，欲升天庭，而天水则自西发来，切凿江床，日夕镇压之，使不能抬头。 李白与吴指南自瞿塘峡顺流行舟，看山不能深，试酒不觉量，才过夔门，心头竟一阵惊悚——瞿塘峡关，状如天地门户，江北赤甲山一岭插天，盘曲如桃尖，为古巴国赤甲将军屯营看守江龙之地。南对岸的白盐山则无论晨昏晦雨，绕山上下总有一团亮银的风雾，闪烁不已。忽而目睹这景物，便听见前后数船上的舟子们你一句、我一句，轮番吆喝着唱来： 尖山天上掉蟠桃，绕石白银飞雪毛。千尺江深谁见底—— 这时的江流也正由于地貌之变，千漩万涡，怒激奋搏，纵使有多少人力欲屏挡排抗，恐怕也不能逆移尺寸。便此时，所有的舟子居然都停下手中桨楫，人人肃杀庄严，有一种临危授命、任天地操之弄之而不抵不拒的意态，他们只环视着冲撞船身的惊涛骇浪，齐声喊唱着最后一句： 将军来洗战龙袍！ 此情此景，一面令人骨冷齿寒，一面也教人汗流浃背。李白与吴指南不能不取出酒浆，指点江山，欲言又止，只好以饮代言。直到夔门隐没于峭壁以外数里，吴指南才冒出一句话来：“居然不死！” 在抵达官渡口之前就已经喝得不省人事。他们人在南岸，本该先暂寄了马匹，渡江赴镇交割银两，之后再乘筏回棹往南岸，另觅一沿江下行的轻舟出峡。岂料两人都醉眼乜斜，却还心有旁骛。吴指南极力想要分辨的是这立身之处，究竟是江之南，还是江之北？而李白所想的则是万里关山，倘或真的一去不回，与月娘可还有一晤之缘？ 便在这时，渡头船家正召唤着稀稀落落的往来行客登舟，有一声没一声地喊：“客不压舱舱不满，巴山无水舟子懒——” 这船不大，可是旅人更少，数来计去，不过五六个肩挑贸易。船家意兴阑珊，像是根本不欲起碇。 这时任谁都看见了：渡头上一人须发戟张，衣衫褴褛，既没有箱笼，也没有包袱，肩头却站着一只雄姿傲视的鹦鹉。那人登上一船，肩上的鹦鹉则扭转了脖颈，直朝李白叫唤，呼声极似人语：“佳人与我违！佳人与我违！” 这正是李白的心思。他神魂一荡，生怕错过了鹦鹉之言，也顾不得其余，紧随着那人便走，船家问了句：“下江否？”李白且不答，迳将囊橐发付了那人。吴指南也就跟着抢身上前，将马匹颈上套索也递了过去，道：“过江、过江。”船家见有这马情知生意足了，不免一喜，回头冲伴当使了个眼色，说时迟那时快，一事无牵挂，群山迎面来，这船就解缆东发了。 李白登船，是船家眼中的豪客，迎纳自然十分礼遇，当下排开他人，将他和吴指南让进了前舱，就一四座交椅、方几高榻处坐了，正在前后两舱之间捆缚马匹，只见李白引那肩头伫一鹦鹉的汉子同坐，那汉子也不推辞，敞襟挥袖高踞入座，但见他虬髯戟张、乱发鬖髿，意气昂扬，倒有几分像是这一席，甚或是这一船、这一江的主人。他随即俯身凑近李白脸前，道：“汝与某，见过。” 李白正犹疑着，这人扯开嗓子便唱了两句： 代有文豪忽一发，偏如野草争奇突—— “啊！汝是锦官城那骑羊子——”李白一惊，不自觉地蹿身站起来，却给汉子一掌到肩按住。 “实不相瞒，”汉子压低声、朝李白脸上喷着浊气，道，“某乃天上文曲，俗名张夜叉的便是。” 一听他这么说，吴指南不禁放狂噱笑起来，道：“既然也是星君下凡，能不识得李家此仙乎？” 吴指南却没有料到，张夜叉脸色倏忽一凛，额筋浮鼓，颊肉颤磨，朝他瞪起一双如豆的小眼，道：“太白星君与某自有勾当，干汝无赖小人底事？容汝斯须放肆在座，休得再要啰噪！” 可这吴指南乃是结客少年出身，又哪里能够容他一介丐流开口鄙斥？他登时抬起右掌，直要向几案上拍落；这厢李白见机得早，一臂拦下，笑着望一眼那鹦鹉，岔开话题，道：“文曲果然不凡，即令是随身一禽，也能吟诵佳句，非同俗响。” “不过是个短命畜生，且休理会。”张夜叉看似说的是肩头鹦鹉，又似隐隐然阴损了吴指南一句，随即道：“这诗么，原本是星主之作——日后自有征应。” 说也奇怪，那鹦鹉像是颇能解语，登时哓舌喊着：“佳人与我违！佳人与我违！” “某供此职，所司甚芜杂，生死离合，俱在指掌之间，不可须臾疏失；以免文运摧折。然此差实在苦劳不堪言，亦不能多言，以免泄漏了天机。而今扰汝一程，也是天机所系，不能不尔。歉甚歉甚！”张夜叉指着船头船尾的那些个商贩，叹了一口长气，有如难得遇上了知音俦侣，从而无限感慨地说：“且看当今，天下繁盛，物阜民丰——倘或人间商贾益多，文士寖少，抑或人人从商业贩，莫入士人行，则某仔肩清闲，又何其幸甚！何其幸甚矣！” 说到了“扰汝一程”，李白也才瞿然一惊：不对！他和吴指南搭上的，是顺行下江之舟，而他原本还得先过渡到北岸，给李常送一份家赀去——此事，却全教那一句引人入胜的诗给勾引、耽误了。 正当李白惶急于失计的这一刻，张夜叉猛可起身，迳直朝舱外船首踅去。他肩头那鹦鹉也似跃似纵，不断扑扇着七彩翅翼。李白还来不及拦阻，又想着得呼求船家返棹，却见张夜叉信步而去，直入江涛，只一瞬，便淹没在浮波乱泡之间，半空中，只那鹦鹉盘旋三匝，随即也消失不见。 此际，李白耳边回荡着带有鸟语况味的一个句子：“驱山走海置眼前。” 五 清昼杀仇家 驱山走海，可见去势之疾。李白一醉而错过的，可不只是信陵镇的千金之托；他还错过了西瀼口。西瀼口在官渡口之北，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之末，东吴大将陆逊火烧刘备连营七百里，据《巴东县志》所记有此：“追兵急，备烧栈断道，然得免。”而刘备能勉强全身而退，暂免一劫，最后流亡至白帝城托孤于诸葛武侯，还是拜地利之所赐，此地遂名“避兵岩”。 此地直至千载而下，能传闻于世，料应不在这刘备的“避兵岩”，而是一首诗。诗题《西瀼溪》，其词曰： 迢迢水出走长蛇，怀抱江村在野牙。一叶兰舟龙洞府，数间茅屋野人家。冬来纯绿松杉树，春到间红桃李花。山下青莲遗故址，时时常有白云遮。 传闻这首诗的作者是杜甫，也有考证以为此诗写于唐代宗大历三年的三到六月之间——颈联所述“间红桃李”是即景写实的笔触。穿凿附会之言还颇称详尽，以为尾联所写，就是在怀念李白。 因为李白出身绵州昌明县，此地旧有盘水，亦名廉水；据《太平御览·地部·陇蜀诸水·廉水》引《宋书》曰：“范柏年，梓潼人。宋明帝问：‘卿乡土有贪泉否？’柏年曰：‘臣梁益之地，有廉泉、让水，不闻有贪泉。’帝嘉之，即拜蜀郡太守。一云：此水饮之，使人廉让，故以名之。” 正因为这个来历，该乡亦名“清廉乡”。李白自称“青莲居士”，谐音“清廉”，是思乡之计，殆无可疑；但是西瀼溪距绵州太远，实在难说“山下青莲遗故址”便是指李白。至于“白云遮”，说是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诗中之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而来，更不无穿凿之嫌。 推而究之，大历三年时，李白已经物故六七年，杜甫也已经五十七岁；再两年，诗圣也过世了。倘若说这一份对故人的思念如此长远，就诗句论意旨，似乎并不实在。 《西瀼溪》声调稳洽，思致明朗，不失风趣。尤其是颈联的“纯绿”、“间红”浮跳于松杉、桃李之间，的确具现了几分老杜的神采。然而，果若以“老去渐于诗律细”的韵致衡量，则诗中的“走”字、“在”字都欠琢炼，“一叶”、“数间”和“春来”、“冬去”也滑俗不耐重吟；至于第二句与第四句犯重的“野”字全然无谓，更见鄙拙。 说起来，这首诗并非杜甫手笔，也不必等到大历三年始作——这是考据家们为了凑合老杜晚年居住在夔州的一段时间，硬生生羁縻所成。 然而这首诗，自有其毕现另一折枝节情事的价值，其作者，乃是当年跟随李颙至大匡山走访赵蕤、李白师徒的绵州别驾魏牟。 别驾之官，一向与长史、司马并为州郡三辅，有时别驾甚至也称长史，是刺史佐贰。列为上州的别驾，居从四品下。李颙辞官前，循例有所保举。看这魏牟年辈已经不算晚，怜惜他蹉跎下僚，已历八任，遂大力褒赞入京，洊入秘书少监，这就取得了从四品上的资格，到了这个地步，只要守得官阙，大约就能转任殿中少监，或者是大都督府、亲王府的佐僚。 魏牟钻营有道，尤其是诗才敏捷，极善谐声对偶，往往能在一些酒筵馔席之间赢得上司赏鉴，又由于熟悉巴蜀民情，所以秘书少监还不及坐热，很快就放了一个正四品下的归州刺史，初上任，便以当地盛产神农菊为题，留下了颇令当局者欣慰而传诵的名句：“行看归州人不归，坐怜丛菊到秋肥。神农付得天香种，留与明妃染绣衣。”诗中以“菊”喻“隐”，又将“香”谐“乡”，使用的是不归的典故，撑持的却是归来的乡思，算是魏牟毕生的佳作了。 倒是那一首《西瀼溪》，别有实事寓焉。天子河一带百里，由南向北，流入巫峡，来助长江水势。有谓此河曾迎宋太祖赵匡胤之銮驾，以是得名，不确。先是，此河两岸峡谷幽峭，峰林苍蓊，其间密布着无数天成深洞，亦不乏名呼。其中称思仙洞、穿天洞、收云洞、野牙洞等等，不一而足，率皆按诸实景。 至于“天子洞”，追本溯源，也不荒唐。许多崖洞窾窍相通，滴泉积壤，上下欲合，称之石笋、石林乃至石柱者，亦端视其状貌而已；当时巴人也称那些较肥大的乳状石为“野牙”，而后世则一律以钟乳称之，可见古今人眼中所见，本是一物，遐想舛离而已。 石泉涓滴似乳，所见偶同，也有人说：此乳山精地灵，感物而生，饮之可以得子，故有“添子”的迷信，“三峡第一洞”固不须以景物之信美才能称“第一”，盖“添子”谐音“天子”，非天下第一而何呢？ 有了“添子”之名，自然也就会招徕需要添子的人；不知自何朝何代起，巫峡口上下过渡人等，独行或伴行的女人便多了起来，而且几无例外，都是来求子嗣的。 《西瀼溪》诗首联“迢迢水出走长蛇，怀抱江村在野牙”，“长蛇”所形容的并不是水，而是往来行舟上下、络绎不绝的女子，排成了一列蜿蜒漫长的人蛇。“怀抱”一语双关，既指江面盘曲周折，如拥揽村落；也指这些不孕妇女的心情，是去向山洞里面的“野牙”祈求香火绵延的。 “一叶兰舟龙洞府，数间茅屋野人家”的落句虽然是写实，出句却大有玄机。因为“一叶兰舟”，并不是寻常能够往返三峡之间的航船。毕竟兰舟太雅致也太脆弱，根本经不起峡中风涛；此处当然别有所指——用“兰”字铸词，无论是“兰梦”、“兰兆”、“赠兰”，都出自《左传·宣公三年》，郑文公的贱妾燕姞，梦见天使赠来一株兰花而得子，即日后的郑穆公。这个典实也就与“野牙”的祷祀崇拜有了联系。 此外，“龙之洞府”也是双关之语。它一方面隐括了绵州治下的一个上县，叫做龙安；一方面又影射巴东一代古传数千年来之谣，说的是地下有龙不欲自安，老是想要拔江而飞升。至于龙之一字，兼摄两端，实则别有缘故。 近二十年前，中宗皇帝在位之时，龙安县有一县尉，世未传其姓字，只知道是绵竹县出身的一个寒门士人。他在稽核公廨财务的时候，发现银账两般不合，赶紧向县令请示。 县令名叫毛韬，先是支吾推托，继之以斥责诟詈，复继之以折辱诬陷。事后想来，才知道通衙上下，无论是县令以至于流外司事，都是亏空之主；所蠹蚀贪吞的，便是当地云门堰、茶川圳田的岁修事功。既侵吞了衙署钱粮，也苛索了百姓徭役。不料此事清者不能自清，反而被群污所窘，不过数旬，反而罗织了他稽核不实的罪状；下狱数月，忧愤成疾，一命呜呼了。 这件事的底细甚秘，外人向不得知。岂料天欲人窥，自有万千孔隙。原来毛韬以下，举县丞、主簿乃至县尉，这主谋贪赃的四个人，一向都没有子嗣，十八度春秋转瞬即过，诸人由于内升外调际遇不同，也各自星散。只是年齿徒增，膝下犹虚的命运相同，四个人似乎也只能徒呼负负；唯各自于中夜辗转，又觉得怅惘不甘。 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想到，风生水起，四时来去，十八年后，各逐迁转多方，却又不约而同地回到绵州。毛韬为李颙长史，官居正五品上，除了还干些中饱私囊的勾当，从来并没有什么治绩。 近年风闻：邻州巫峡口层峦之间有添子洞者，石乳滴水如泉，盛以瓜瓞之器，满饮则能成孕，有诚则灵。这才是诸方求子妇人不远数十百里，乘船而来的缘故。此外，又据说出了那洞，水即如常，没有添子的效益了。妇人们于是跋涉前来，列次第以取满一瓢，便于洞中饮了，之后才满怀欣然地回家。 公门主妇四人，遂以毛韬之妻为首，联袂到邻州福地求子。这事原本不宜大作旗鼓，可是又不能不略微张致，以便与常民区别。于是便向航商征来一艘数百石的大红船，结挂起借来的绅户灯彩，四个妇人却穿着庶民常服——如此一来，既逞了排场，又掩了身份——一路引着上江下江诸人侧目，竟不知船上是不是一群商贾之家召唤的老妓。 来到添子洞，长随人遮挡扈从于外，四个妇道正待以瓢取水，却见洞中高处石壁盘坐着一名女子，年约三十上下，一身劲装，头裹青绿绣花巾，宽檐风帽，一袭绛红衫，以锦带结束，远远地喊了声：“见过县君！” 毛韬乃是正五品命官，妻称“县君”，可见洞中女子是知情者。这让妇道们都大吃一惊，来者居高临下，胆敢这么干犯，若有什么歹意，一时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 孰料那女子一眼认出了毛韬的妻室，当下嫣然而笑，直勾勾一双眼盯着她道：“求子延嗣，乃是家户大计，县君请便。”说完便仍如先前一般，盘膝坐定，瞑目不语。四个妇人可是颤手摇身、提心吊胆地接着泉水喝着，仍不免犯嘀咕：此女看来容色恭顺，言词达礼，却为什么仍旧带着一股清刚的厉气呢？ 就在四妇人饮罢添子之泉，欲为归计之时，石上之女又开口说了：“十八年一命难酬，无何上天有好生之德，不能取四偿一，妾亦不敢代筹，还请县君等自为商议，妾当取何人首级以荐神明，来日当赴衙署求教。” 这是妇道们听得懂的言语，却不敢相信，亦无以作计之事，一句话不敢回，吓得脸色煞白、脚步凌乱，跌跌撞撞从洞里奔出，呼喊着洞外长随人捉拿妖女。这边纷纷扈持妇道登船，那厢持了刀棍入洞察勘，哪里还有什么妖女行踪？ 毛韬等人从此过不得安稳日子了。数算起来，十八年前正是他们四个在龙安县以赃诬害那县尉愤死囚牢的时日，天道好还，凡是与其谋、司其事者，谁也脱不了干系。然而那全无来历的女子已经留下话：只取一命为偿。剩下来的就是：该由谁授一命去？ 过不了几日，四人家中都出现了异状，一早起床，人人都在扃锁完固的房中发现一枝含苞未放的青梗莲花，此乃当地所产，原本不足为奇——在他人看来，青莲之为物未必可解，可是对于贪赃枉法、谋财蠹民之人而言，青莲二字，谐音清廉，其讽喻也至为明白了。可是莲花之侧，却分别有白绢、匕首、砒黄等物——用意至为明白，就是要个人择一自裁手段耳。毛韬卧榻上的青莲花旁则非比寻常，是一个布囊，里头装着两三石子。 十八年来，两度入蜀为官，毛韬一看就明白了，那是巫峡口下的卵石，经过亿万年江水冲涤磨打，个个如珠似玉。每当有迫于世道人情、不欲求生之人，打从崖头跳落，那尸身上就会沾满这样的卵石，泥血混杂，侵入皮肉，难以清除。送来这几颗卵石，也就不言而喻：毛韬如果诚心悔过，以赎前愆，便可以登高一跃，决其志矣。 经秋而后，在四个求子的中年妇道里，只那毛韬之妻居然成孕，肚子一日一日大将起来，推看来年三四月间，应该就瓜熟蒂落了。这一年霜后，毛韬为妻子延医切脉，诊得一举得男，堪称大喜。可是忽一日，一枝早已枯萎的青莲花又出现在长史卧榻之侧——而这一次受到威胁的，只有毛韬，则显然与孩子即将出世有关。毛韬默识其意，随即了然：以这寻仇女子的身手，若是要拿这尚未出世的孩子一命作抵，也是轻而易举的。 毛韬随即将另三人唤了来，一一交代了公事家计，随即道：“十八年命途迂回，世路盘曲，任汝与某迁转如此频繁，却也避匿不得，还是在剑南重逢了。此中必有天意，不能违拗。而今吾志已决，当以一肩任之。” “看来这狂言为患的，不过是一女子耳，何不发兵逻捕？” “君不闻百数十年以来，此类以武犯禁者，莫不长于道术，彼等出入宫苑官署，穿窬排闼，莫不纵意之所如。一旦大动刀弓甲胄，讨之伐之，反而启天下人之疑。到那时，新仇旧怨，群言嚣嚣，事即不泄，某等名声亦败矣。” 这时另一个也大摇其头，道：“说什么‘一肩任之’，想长史不就是束手授命么？试问：以一朝廷五品命官，忽而引咎自裁，想这普天之下，与长史有些许新仇旧怨者，又当嚣嚣而言者何？” “这，已在所虑之中，”毛韬点点头，苦苦一笑，道，“某自有了计，必不致牵累诸君——可是诸君啊！为官涉赃，而犹欲全一名节，我等之贪婪，不可谓不大矣！” 这一席令其他三人半明白、半胡涂的商议便这样结果了。毛韬随即于次日在家宅中大设坛台，以酬神赐子为名，广邀僧道，聚修法事，一连三日。外人不知，可是毛韬的用意却昭著非常——想那送青莲花来的人必定也在暗中窥看、侦伺着。 到了最后一天黄昏，毛韬也登坛酾酒，以示感念山川神明。有人也发现：他公然摘除官帽，脱卸一身公服，换戴了幞头，仅着常衣，才步下坛台。此举罕见，但是一片喧阗震耳的锣鼓管弦之声，淹没了围观庶民的窃窃私语。 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见毛韬——这位长史从此消失了踪迹，妻子、僚友依照他临行之前的吩咐，四处传言：毛韬感遇神通，一朝忽而辞官远去，应该算是成就了一段仙缘。家人在当年冬日，取当地松杉之材，为制二寸薄棺一口，以衣帽入殓。就在来春，正当桃李间杂红白之色满山遍开之际，毛韬的遗腹子也平安顺利地出生了。 与《神仙拾遗》、《神仙感遇传》、《感通录》堪称齐名的《仙游杂编》中声称：毛韬“入野牙山，拂云去，不知所终”。而魏牟所撰《西瀼溪》诗小序则有相当近似的笔墨：“长史毛公感青莲意，入西瀼溪山，拂云而去，一洗尘垢。”其中多了十几个字，似乎在暗示那报仇的女子之名就是“青莲”，这一点有些牵强，未必符实。至于“一洗尘垢”，似以为毛韬的下场是投江而死，则不无可信之处——因为的确没有人看见过这位长史大人横陈于巫峡滩头的尸体。 如果在这一层理解上回头再读《西瀼溪》诗，便可知在毛韬的去就生死之间，添子洞中的女子简直是如影随形，常相左右： 迢迢水出走长蛇，怀抱江村在野牙。一叶兰舟龙洞府，数间茅屋野人家。冬来纯绿松杉树，春到间红桃李花。山下青莲遗故址，时时常有白云遮。 只不过在这一段期间，没有人知道她就是十八年前投身环天观修真的女道士——月娘。 六 此行不为鲈鱼鲙 月娘了此恩怨之时，李白懵然无所知。而时序交替不休，这已经是开元十三年的秋天。 李白刚刚出荆门，途中闻及皇后在前一年被废的消息。废后成为庶人，移送别室安置，这就是囚徒了。其令举世臣民震惊的，不仅如此。试想，在一夕之间，以国母之尊，忽而失去了一切身份荣宠，反而令普天下百姓惴惴不安：何以天上之人，竟尔与我为邻？ 倒是李白对此事别有同情。他一向深信自己出生之时，母亲“感长庚星入怀”的那一则奇说，所以“废后”这桩原本同他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激发出独到的同情——他不也是骤然间从天上堕落到凡间的星辰吗？这一枚星辰，难道也是因为忽然间为天庭所厌弃、抛掷，而让他溷落成一个连科考资格都没有的商人之子吗？他所能做的，似乎只有亟力隐瞒身份、寻求干谒出身，除此而外，他的前途只能说是一片茫然。 就在李白仗剑辞乡，离亲远游，而又阴错阳差地一去千里之际，迎面扑来的邦国大事，竟然像是他自己的一个征应、一个回响。 人们争说：废后不但被剥夺了名位，甚至在被废两个多月之后便郁郁而终；传闻皇帝中夜思慕，涕泣不能自已。此语寥寥，在方圆数百万里的国土上不胫而走，虽然没有任何纷披如枝叶的细节，但是，皇帝与皇后与天齐高的地位，却让这短短的几句话带给人无限饱满的哀戚和感伤。 李白的古风之二《蟾蜍薄太清》与《白头吟》显然是在这一重意绪的激荡之下完成了初稿，日后历经几度翻改、誊抄，而流传下来。但是这两首诗并不能尽道他那种“被天所逐”的凄凉之意，于是在《白头吟》的稿草后面，他又趁月秉笔，写下了另外两首日后标题为《长门怨》的七绝小诗，诗句如此： 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 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 以旨趣论，此二篇根本是运用两个不同韵脚所试作的同一首诗。实则同题之作另外还有两首，但是在日后各编全集中并未著录，如果把这四首合起来看，便一目了然，原来细读李白著作，还可以翫味出他如何借由诗句与他的读者相应和、相感知。另外的两首《长门怨》，是这样写的： 摇光西却掩长门，厌厌屋金收黯魂。提月嚬蛾看紫陌，苔深不见靸鞋痕。 日下觚棱渡螮蝀，窗金敷衍上林风。只今借月无何事，一片秋心照碧穹。 整体而言，这不是四首诗，也很难说是一首诗的四度修订。因为在李白长年临摹《昭明文选》与古乐府诸题的积习之下，似乎从来不以为求某题某作应该是不移不易的定本；他反而认为：即使命题相同，每操一笔，便是一副全新的本来面目，毋烦修饰，不须点窜。纵使一篇写来不能惬意，那么，便另出机杼，迭为更张。是以李白修改旧作的事例并不多见，如果字斟句酌，丹黄涂抹，必有缘故。 比方说：出蜀时所写的《白头吟》，是因为自觉用意过于芜杂，导致辞句琐碎，于是大加删削，以整齐精神。此外，出蜀不久之后，他在荆州遇见知名的道士司马承祯，一时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大鹏遇希有鸟赋》；这篇文字，很快地便因为司马承祯的名声烜赫而流传，可是李白却在多年以后明白表示：“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直到后来，李白再读《晋书》索引的阮宣子（修）所写的《大鹏赞》，下了四字断语：“鄙心陋之。”这才又“遂更记忆，多将旧本不同，今复存手集，岂敢传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 根据这几句写在重新标题为《大鹏赋》的文前小序可知，让李白愿意出手改作旧章的动机来自阮修所写的《大鹏赞》；而《大鹏赞》全文十六句如此： 苍苍大鹏，诞自北溟。假精灵鳞，神化以生。如云之翼，如山之形。海运水击，扶摇上征。翕然层举，背负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庭。鸠仰笑，尺鷃所轻。超然高逝，莫知其情。 这的确只是一篇改写《庄子·逍遥游》中大鹏状貌的文字，并没有惊人可感之意。李白声称“鄙心陋之”，所鄙陋的，究竟是自己的《大鹏遇希有鸟赋》，还是阮修的《大鹏赞》？实在很难断言。然而无论如何，李白在序中至少透露了一点：他之所以“复存手集”——也就是重新整编自己的诗文稿——是为了能够“示之子弟”，也就是说，这已经是他近老之年才从事的活动了。 相对于晚年，出三峡之际一气呵成之作，居然四首，且漫作散掷，随手弃去，也有缘故——因为在那吟作的当下，他之所以反复陈词，逐篇翻作，完全是为了吴指南。 李白首作的《长门怨》是那一首“日下觚棱渡螮蝀”。吴指南根本不能识字解意，显得兴味索然。李白转念一想，与此子相伴而行，若是只能使酒斗气，日后相偕出入，定然极为无趣。转念一忖，何不将就著作诗，与之周旋相与？不解诗者，未必不能为写诗者谋，正曰反曰，此亦其道、彼亦其道也——岂不别有一番趣味。 于是李白逐字逐句地解释诗中不尽似口语、而难以耳闻意会之处。像是“觚棱”、“螮蝀”、“上林”。 “觚棱”语出《文选·班固〈西都赋〉》：“设璧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爵。”吕向注：“觚棱，阙角也。”也就是借宫城上转角处成方角棱瓣之形的脊瓦，来代称宫阙。 “螮蝀”，一般用以代称虹；其色青赤，因云而见。由于古有“虹出日旁，后妃阴胁主”的影射与迷信；所以在这里，李白用意，是借后妃的幽怨来铺陈宫廷的不安。 “上林”则是秦、汉两代的皇家宫囿，纵横三百里，中有灞、浐、泾、渭、沣、滈、涝、潏等八川纡余委蛇，四池浩荡，十二门雄阔，三岛如何缥缈，百兽如何逍遥。李白口干舌燥地数说了半天，吴指南却道： “何不直道皇帝居家园子省事？汝亦不曾去过，岂知那觚棱如何？上林如何？还有——吾乡也有虹、也有螮蝀；虹一向在日头之旁，可日头若在东天，则螮蝀便在西天；日头若在西天，螮蝀则在东天。虹自虹、螮蝀自螮蝀，原来不是一般物事。汝作诗说书上有，书上也不该枉说！” 李白笑了，道：“汝既不解，某便改作——” 紧接着，李白便作了“摇光西却掩长门”起句的一首。“摇光”，一说是北斗七星的第一星，也有说是第七星，又名“瑶光”、“招遥”，司马相如《大人赋》中恰有此语：“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摇光。”李白既然要用汉武、陈皇后故事来影射当今皇帝之废后，则“摇光”、“长门”自然更为贴切合体。接着，李白还详细解说了“厌厌”、“屋金”与“嚬蛾”。 首先，是那“厌厌”：微弱而神志不振之貌。《汉书·李寻传》：“列星皆失色，厌厌如灭。”晋陶潜《和郭主簿》诗之二：“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以及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 在惯用典籍之语的作者看来，这些词语并不生僻，可是对于不惯于读诗、作诗的人来说，那些简约其语却丰赡其义的文字，却带来无比的困惑。李白依旧逐字逐事，一一为之详说。 “屋金”，是汉皇刘彻孩提时代、一心只有表姊阿娇的那句童言：“当以金屋贮之。”——也就是“金屋藏娇”的转语；在诗句中，以黄金打造的屋宅都黯然失色了，何况人的情思呢？至于“嚬蛾”即是“蹙眉”，这是将“蛾”以状“眉”，无论是《诗·卫风·硕人》的“螓首蛾眉，巧笑倩兮”，或者是《离骚》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都是借指中怀幽怨、悱恻不能明言的美女；这是了然无疑的。 不过，才解到这里，吴指南又忍不住岔嘴争道：“蹙眉便说蹙眉，嚬蛾作甚意思？” 李白不但不懊恼，反而觉得这像是一场有趣的博弈，他仍旧笑着，道：“汝既仍然不解，某便再改作——” 以是之故，后人能在李白集中看到的《长门怨》，便剩下了两首，先写的一首是： 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 后写的一首是： 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 就这么一首比一首看来更加平易、简白，也就是将诗句中运用史料典实以唤起情感的那一层层曲折拆除，让语句入耳即可会心。这就不得不回到人生原初的经验、回到人世共同的感知，回到“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那样直质之境。 用心即使如此，用语仍然有别。“桂殿长愁不记春”也可见难处。这一句没有人称，却有“愁”和“不记”两重心理活动，反而很容易掩去“桂殿”所欲引起的季节之感，倒不如直写秋夕——“天回北斗挂西楼”；依照近似的道理，“黄金四屋起秋尘”原本是阿娇所受的宠眷骤然消褪，有如一夕之间，秋风忽起，本是借典故中之细节另起一喻象，奈何吴指南或许仍不明白：黄金染了尘，仍是黄金，岂有价损之虞？这就不如转成“金屋无人萤火流”来得妥帖，毕现了空寂、萧瑟的处境与心情。 至于“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则是因为前文已经荡入“愁”与“不记”的情思，此处不能重为雕琢，只好以景语作为反衬。而“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则恰恰相反，正因为此作前文徒写空景，也就不能不于后一联中以月拟人，借旁观以点染秋怨的题意。 排列为《长门怨》之一的：“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与之二的：“桂殿长愁不记春，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委实难分轩轾。不过，一旦与先前所举列的另两首合并而观，似乎就可以见出李白为游伴翻作诸篇、层层递浅的用意了。 诗作初衷，原本无法尽付人言；诗人锤炼，也只有天地之心可以窥见。像《长门怨》这种既要规模出历史情怀，又要寄托以现实讽喻的作品，李白自然可以华采自珍，高蹈自取；人说不解，则应之以“叩寂寞而求音”。可是，李白却不肯这样想。 从应对吴指南的翻作手段可知，李白宁可从他四周的白丁之人身上窥见：这些不能操笔弄文之人的诗歌，又是什么？那种因风吹日晒雨打霜侵而来的声音，又是什么？舟子们俗白而苍劲饱满的歌声、船上巴东估客们稍异于蜀中的语调，甚至在船行途中，滩头浣女时而清晰可闻的谣曲，都让这蓦然间一睹新天异地的诗人感受到，原本搬弄起来轻盈、娴熟，且无入而不能自得的文字，为什么会显得陌生而沉重？ 他和吴指南之间那看似对局一般的游戏便有了极不寻常的意义，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李白每作一首诵来，吴指南便说“解得”或是“解不得”；有时，还在沉吟滋味半晌之后，颔首摇头地指点高低。 这一首《巴女词》，明明只取一寻常之譬，喻巴水下行势急如矢，乃在一瞬之间，将心上人带往不知何年何月才会回来的远方，一绝只二十字，全袭常民语，迳取其易、用其浅，正是李白出蜀诸作的鲜明特征：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吴指南便道：“这便字字听得明白，汝即不解，某亦晓得。三千里不远了，三万里也使得。” 江山感召，也有“分明可会”与“隐括难求”的多重内涵，却能并存于一诗之中，无碍于知者与不知者都能欣赏的句子。像是另一首，日后标题为《秋下荆门》的七绝，就是绝佳的例子：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 荆门为出蜀入楚之咽喉，南连荆州，与江陵、天门为邻，西扼宜都，接南漳、当阳。吴指南对这一首诗里的名物别无所知，但觉“江树空”三字，写尽眼前之景，且这七字音调抑扬错落，高鸣低响，四声迭荡绝妙，听来如闻丝竹合奏，登时击掌叫好。看那“布帆”、“秋风”，并是眼前所见之物，情致清朗，飒爽无比。此行不是为了吃鲈鱼羹，而是为了赏名山，也由得李白这么说，至于何处能食得鲈鱼鲙，不免到时在地打听便了。 可是偏偏在这粗看起来并无曲意包藏的文字中，还是埋伏着好几处典故。 布帆无恙的典故出自《晋书·顾恺之传》，然而比对《大鹏赋》文前小序可知，行年至此的李白，应该尚未读过《晋书》。所以，他应该是从赵蕤《兔园策》中“布帆无恙”四字，撷取了这个典故；说的是东晋时代顾恺之的故事。 顾恺之从上司荆州刺史殷仲堪处借得布帆一挂，始能行船返乡，行到一地名曰破冢，遭遇到极大的风，在写信向殷仲堪报平安的时候，顾恺之是这么说的：“行人安稳，布帆无恙。”这一段短短的记载，其趣味在于，仅仅使用了八个字，便显示了借物者的体贴，也反映了贷方殷仲堪俭素惜物的个性。 不过，拍打着布帆的秋风，却与下一句的“鲈鱼鲙”又组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结构；略同于李颙《匡山夜吟继赴大明寺有怀寄赵征君》之“秋风召我入匡庐”，还是在借用《世说新语·识鉴》所载的张翰有感于秋乡故物的莼羹、菰米、鲈鱼鲙，因之遽尔辞官的事。 从这个意义结构上，可以把这四句诗再推进一个层次理解，似乎可以这样说：秋霜覆盖在荆门遍地的枯树上，使得山形江面都呈现出一种寥落荒空的开阔之象；秋风习习，则颇有从容送行之意。这一趟远行，恰与昔年辞爵弃官、归里尝鲜而尽得返乡之趣的张季鹰相反——诗人却是一个离家出走，准备游访各地名山、寻访前途的人呢。 实则此解亦不尽然。因为剡中，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概念。李白尚未去过剡溪、剡中，未至而赋，正因为感而召知的，并非现实的名山地貌，而是含藏在这地名中的意趣。 “剡溪有甚好去处？”吴指南问。 “风度好。”李白道。 七 万里送行舟 剡溪居曹娥江上游，属古吴越之地，唐初武德八年设县，用的就是古名。李白日后写《梦游天姥吟留别》：“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叙旧赠江阳宰陆调》诗：“多酤新丰醁，满载剡溪船。”以及《别储邕之剡中》：“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剡溪之地，每每不能去怀。在唐代，对于前代六朝风物人情的想象与景仰，往往集中于某些特定的伦理价值，这就使得剡溪、剡中、剡县成为文人与节操、风雅的象征之地。其枢纽人物，就是戴逵。 关于戴逵，最常见的记载是《世说新语·任诞》，其情境流传 千古，一字不能改传：“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个故事，曾经为李白引用在诗句之中多达十六次，可见念兹在兹，不能或忘。然而，它自有启人疑窦之处。 被访者戴安道懵然梦中，岂知门外有乘兴而来之人？舟子劳力桨楫，岂知主家有忽然而尽之兴？显然，这一程洒然来去的风采，必是王子猷自造而传人。王子猷与戴安道有多少交情，史籍不载，野说亦不见，这一则神理动人之谈，会不会是出于令时人“钦其才而秽其行”（《晋书·卷八十》）的王子猷的杜撰呢？ 戴逵，字安道，东晋谯郡人。世家官宦，其兄戴逯就曾经因为战功而封侯，官至大司农。戴逵则自幼便以“有巧思，聪悟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而闻名甚早。《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上说他：“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 除了具有文物创造的天资，戴逵还曾经以夙构在胸，挥毫即成的一幅《渔翁图》震惊当代画师王濛，《世说新语·识鉴》记录了王濛的感慨：“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 这份画艺，甚至感动了他的老师——陈留大儒范宣。原本戴逵追随范宣就学，范宣读书，戴逵亦读书；范宣抄书，戴逵亦抄书。唯独戴逵好画，范宣认为“无用，不宜劳思于此”，等到戴逵出示所绘的《南都赋图》——也就是依照东汉张衡名篇的文意，跃之纸上，这就像是披图作注，以明宗旨，反而令范宣大开眼界，领悟绘事载道的精神。 唐代律宗之祖道宣所赞戴逵之语，具载于《法苑珠林》，道宣以为，自佛祖入灭以来，经过了上千年，从西方传入中土的佛像，已经在中原形成了定制。虽然佛像“依经溶铸，各务仿佛；名士奇匠，竞心展力”，但是只有戴逵，能够“机思通赡，巧拟造化，思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持菩萨……核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采、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逾也”。 这就是说：戴逵所绘佛像一出，也就成为后世认知、仿效的标准，佛祖也就有了浓眉长眼、宽额垂耳、笑面大肚之形。据传：戴逵每画一佛、每塑一像，都悄立于帷幕之后，默闻观者品评指点，以为修改之资，这是能兼摄群生之意的手笔，化千百人之想象，尽融于一人之手眼，时人谓此为：“真参造化也。” 除了赋佛以亿万众生观想之形，《世说新语·巧艺》更进一步借东晋名士庾道季（龢）之辩，衬托了他对雕塑佛像的看法。庾道季认为戴逵所画的佛像“太俗”，应该是戴逵“世情未尽”的缘故。戴逵却说：“大约只有务光（按：夏、商之间一名行事孤僻、避迹卓绝的隐者）能免得了‘世情未尽’之评罢？”不只淡语解嘲，亦且拈出了“人想象中的神是不是应该沾带烟火之气”；而主张神应该避免俗气的论者，是不是又持论过苛了？ 曾经在废后风波之中以“妄谈休咎”一语排去姜皎、事后却仍然受到王守一牵连而贬官的宰相张嘉贞有一玄孙，名彦远，著有《历代名画记》。在这本贯通三千余年岁月的绘画史上，张彦远引南齐人谢赫语，形容戴逵的手笔：“情韵绵密，风趣巧拔。善图贤圣，百工所范。荀（勋）卫（协）之后，实称领袖。” 聪明、好学、擅六艺的魏晋人物，多如过江之鲫，戴逵之特殊，在于他不同于其他名士高贤的格调。在戴逵看来，儒家重名，是基于尊贤的根本；道家轻名，也是基于务实的企图。所以这两家之说，只是殊途同归而已。也就由于他所重视、讲究的是一己道德修养和根本实践；而这种孜矻勤恪的治生立说、为人处事，却很容易被视为腐儒。 《世说新语·雅量》说到戴逵自会稽东出，身为太傅的谢安去探望他。谢安一向看不起戴逵，相见不与接议大事，但泛谈琴书而已。戴逵了无吝色，欣然自得，而且说到琴与书，言理益妙，像是更适意而自在。从此谢公才真正明白了戴逵的雅量。 戴逵与知名的竹林七贤更迥然不同，他在书法、绘画、雕塑甚至音乐和儒术方面的成就，并没有让他追随魏晋间的名士时风，走上放旷、任诞之途。相对地，戴逵之所立论，是在一个明确的论证基础上，排除儒、道两家为思想与行为带来的障碍。他是一个对“求名责实”有着深切体会的人——倘若不能责实，名即堕入虚妄。《兔园策》（以及据之而扩充的《蒙求》）上都有“戴逵破琴”故事，亦具载于《晋书》本传，谓：当时太宰、也是武陵王的司马晞，听人说戴逵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 然而世事之矛盾反复如此：戴逵原本不求身名，偏因隐居不仕而成就了“通隐”之名，也为剡中、剡溪带来了千载之誉。是以后世也有冷眼观书而不能服志于俗说者，颇以为“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诸语，不过是成就了王子猷的风趣之名，其情其慨，竟与戴逵何干？ 若以实事立论，戴逵如此之“隐”，就是与皇室、贵族以及当局之整体决裂，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晋孝武帝之时，屡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征命，戴逵以父亲卧病为辞而不就。郡县官吏或敦促或胁迫，无时或已。戴逵情急无奈，便逃往吴地，依内史王珣就居——当时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逵潜踪而来，与王珣厮混了几十天，仍无长久之计。当时会稽内史是谢玄，颇有保全戴逵的慈心，遂上疏曰： 伏见谯国戴逵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顺，常抱羸疾，时或失适，转至委笃。今王命未回，将离风霜之患。陛下既已爱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其召命。 这是一篇风义、辞章两般皆堪称伟大的文字，孝武帝因之放过了戴逵，而戴逵也得以在剡中悠游安居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位曾经庇护过他一段时间的王珣成了尚书仆射，显然基于私交所愿，也上疏再请征召戴逵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戴逵还是不肯应召。 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东宫，太子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执操贞厉，含味独游，年在耆老，清风弥劭。东宫虚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参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难进为美，宜下所在备礼发遣。”之后没多久，戴逵就死了，完全脱却了官禄逼身的困扰。 戴逵之隐，须时刻冒大戮丧身之险，这与唐代以后的隐，有本质上的不同——大唐以降，“隐”之为事，形同仪节，则顽抗君命的精神已经荡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高宗显庆五年，立“安心畎亩，力田之业夙彰科”、“道德资身，乡闾共挹科”、“养志丘园，嘉遁之风载远科”，首开其端。而今开元天子又立“哲人奇士，逸沦屠钓科”等——回首数来，这些都是奖掖士人沽隐遁之名，以登进取之阶；帝王求贤，以搜隐为能事，则隐者之避征逃名，反而成了入仕为官的手段。 李白出蜀，可谓适逢其会，他的《秋下荆门》恰是写于这初萌奋发之志的时期。“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两句，前一句是辞乡不回的隐语，后一句则具备了入世和出世的双重旨趣。 于戴逵、王濛、范宣、庾龢、谢安、谢玄乃至于王子猷、王珣等人，出仕或归隐只是士人阶级的取舍抉择而已。尽管谢安隐而后仕，王子猷仕而后隐，或出处随遇，或进退由心，一如山涛劝勉嵇绍的话：“天地四时，犹有消息。”是一种自然的更迭。 “隐”与“名”原本犹如天星参商，各在天之一涯，此出彼没，不相为侔。可是，到了李白的这个时代，仕与隐已非截然之二事，而远较东晋时代仅止于士族与皇室之亲疏离合更为复杂。其中最特别的一点，便是借隐而仕、由隐入仕的手段。寒门、白身之士逐渐发现：累积了数百年的南朝士人传统，使“隐”成为一种近乎必要的资历；“因隐得名”于无形中转变成“以隐致名”——原本的两般选择，也变成了一个反复的步骤，一个曲折的过程。 李白固不能如戴逵之乐道而淡泊，戴逵故事却带给了李白无穷的向往，剡溪深处的“通隐”格调，乃是人生最终的境界；在此之前，会须经历一番发达，而发达之所由，则非世俗之名则不可——那么，所谓的隐，也都是缘名入仕的准备。如此说来，“自爱名山入剡中”就透露着更幽微的意思：名山不是指知名的游憩所在，而是说声名如山，剡中具足。李白于是有了和王子猷一样、借附会于隐者而博名的情致。 此时，巴水如箭，峡舟似飞，恰是送载着李白，告别他那卑微无闻的身份，一去不回。于此，他写下了这首《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这还是一首在声调上与时调若合符节的作品，颔联道景，颈联写意。山是身后逐渐消失的巴蜀之山，江是眼前倏忽迎来的荆襄之水。随身之月虽明，却照不透海市蜃楼一般有如幻影的前途，便在此刻，李白若有所悟，写下了用语平淡而命意决绝的结句，自己为自己送别。 近千年之后的清代诗家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论道：“诗中无送别意，题中（送别）二字可删。”不过，沈德潜是大大地误会了。诗题的“送别”，不是亲友分离之送别，仍须从诗句意会。末句“万里送行舟”，可以有“送·行舟”、“送行·舟”两种意义上的断读；深翫字句，乃可以发现：送这个字的意义，不是送别之送，而是载送之送，故与诗题之“送别”一字而双关，寓“送别”于“载送”。此作殊堪玩味者，即在将故乡之水拟为送行之人。 至若送行者但为故乡之水，也恰说明一件事：李白离乡时，并无人送行。东逝不返的江水，相送万里之遥，所送者，则是李白的故我。 从此，李白当得是“身外无家”。 八 衔得云中尺素书 出蜀之后，李白停留的第一站，是在江陵。此地为古楚郢都，自汉代始，江陵便为荆州治所，所以又称荆州城，南临一带长江，北依一曲汉水，有西控巴蜀、南通湘粤、襟带江湖、指臂吴越之胜。在此地登岸休憩、投槽喂马之际，李白忽然吩咐船家不必牵回马匹，连笼仗都一并搬移登岸，他要在这荆州城停留下来了。 “汝莫不是不下九江了？”吴指南十分困惑，他知道：李白身携大批赀财，有黄白之物，也有许多可以兑换银钱的契券，就是要分别交付兄弟二人。出峡时已经误了一处，中道行至江陵，居然又不肯进发，吴指南自觉有负李客之所托，焦躁起来。他皱着眉，苦着脸，蹲在岸边，拨弄着悠悠缓缓向东流去的江水，怨道：“春日启程，尽教汝游山玩水，只今戏耍到秋日了，还要盘桓则甚？” 李白笑答道：“汝不记某前在巫山大醉之夜所作诗耶？” 吴指南索性落坐滩头，踢蹬着沙石，恨道：“呜呼呼呀！不记不记，哦哦叨叨这许多，哪得记？” 那是一首声调上遵守时式，可是却完全不用对偶的五律，日后补题为《宿巫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 李白眼看着来时行舟孤帆远引，随口吟了这一首数月之前的旧作，拍拍吴指南的肩膊，道：“诗句为凭，某此行即是来看楚王的！” 吴指南仍旧垮着一张阔嘴，道：“汝父嘱某之事，不办不能自安！” 李白心下明白，嘴上却忍不住顽笑道：“某于江陵亦有‘百里之命’，汝却不信乎？” 吴指南闻言茫然了：“某却不知……” 李白解开捆缚笼仗的绦索，拉开底屉，那是厚甸甸的一只土色的油布囊，十分醒目。李白一脸自嘲之色，将之捧在手中颠来倒去地道：“商家之事，汝岂便尽知？” 自隋代修驿路、开运河，大通万方往来以后，行商辐辏，道途熙攘。但凡是行商之属——从负贩以至于商队，都认得这样的包裹，里面的东西，就是一般书信，谓之“商牒”，也有些地方称为“商递”。 大唐邮驿制度虽然堪称完善，不过，唐律明订：必须涉及紧急军务、在京诸司用度、各州急报、大典攸关之州郡奉表祝贺、诸道租庸调附送、在外科举士子进京应考、大吏之过往送迎，以及因为朝官去世而须扈送家口还乡等等情事，才能动用驿传。换言之，一般百姓、野人，并不能借以便宜通信。若要鱼雁往返，只能委由“商牒”。 商，兼摄二意，一是商贾之商，一是商量之商。经常南来北往、东走西赴的估客为熟识的主顾携代投递，有克日计程必须送达的，也有不择期而顺便为之的；有给予酬劳的，自然也有无偿相帮的人情在焉。无论称呼如何，都是一个意思：行商在原本的程途中，替人交送书信。民间黎庶有此需求，而官方邮传驿递却不能足其所需之时，商牒应运而生。 在这一包裹商递里，的确有一封投往江陵的书札。此下顺流而东，直到九江，诸大小城镇，凡有书信须交递处，即是李白行将栖止之地。而江陵的这一封信，却为他带来意外的际会。 依照书札封裹所示，收信的人寄住在江陵天梁观，叫厉以常，一见面才知是个双眼近乎全盲的老者。天梁观于南朝梁元帝暂都于江陵时兴建，当时侯景之乱初定，梁元帝索性不返回残破不堪的伤心之地建康，而在此即位，据以为新都，天梁观也就是在这偏安王朝喘息的片刻间构筑起来的。 未料宫观楼宇尚未及落成，蜀中武陵王自立称帝的乱事又起，梁元帝饮鸩止渴，引狼入室，搬来了西魏宇文泰之援，精兵五万，真格是骑射良材，一举平定了乱事，益州却因此而易帜，入于北朝之手。前后安稳不到三年，梁元帝便教侄儿萧詧用土袋闷杀而死，梁朝自此便只剩下江陵四围方圆八百里奄奄一息的江山。 四战之地，哀鸿遍野，直到大唐开国之后，天梁观才由地方上的父老醵资完成，事在高宗麟德元年间。可是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省得，由于长期征伐，道途间绵延不绝的曝尸，喂养了那些专食腐肉的鸦鸟，使之孳繁养聚，成群出没，无时或已。群鸦也不知为何挑上了天梁观，作为栖息之地，镇日盘旋鸣叫还不算什么，随时从梁椽上喷落的屎溺便可以百千斤计。道士们涤之未尽，遗泄复来，如扫落叶，旋祛旋堕，人人只能暗自叫苦，而莫可为计。 忽一日，观外来了个肩背破布囊、一身墨泥臭气，年约三十上下、双眼生满翳白的汉子，先是侧耳听了听，又翕张着瞳仁大小的鼻孔，道：“此间宜是三清之地，奈纵得妖禽如此嚣烦？” 道士们一听这话，情知来者不是常人，赶紧迎了进去，你一言我一语地请教因应之策。这汉子也不辞让，大踏步向观里走，像是熟门熟路，看来绝不类一瞽者。他里里外外巡了一圈，回到头一进的三官殿，才显现出犹豫不决的盲态，道：“此殿粪秽之气忒烈，某竟嗅不出方位。”道士们给指点了，他才指一指正北的墙面，道：“某便于此墙施一手段，可令妖禽敛迹，一个不敢复来。” 这汉子便是厉以常了。 驱逐鸦鸟殆无可疑，但是大殿必须扃封泥锢，整整三天，不容人出入，也不许人窥。只有厉以常一人在殿中，饮食溲遗，无人可以过问。他还出了条件，要向天梁观“邀立符契，署以保证”。条件是双方面的——事成之后，一旦三官殿门窗洞开，妖禽登时散去，且决计不敢复来，则这天梁观就要任他来去自如，来时食宿，去时盘川，不可缺待。观中上上下下百多名道侣合计了半天，都以为除此而外，也绝无他计可施，便应允了。 三日三夜，就在道士们焦急的守候之中捱过去了，厉以常用长柄铦刃掘破泥封，拉开殿门，但见打从三官殿内里外上下各角落间哗然一声涌飞而出千百只乌鸦，嘎嘎吓吓，声鸣震耳，但是一旦去了，好似乌云乘风，一霎而灭。它们再也不曾回来过。 而大殿北墙上，则多了一画像，画的是十八丈高、三十丈宽，看上去非鹰非隼、说不得又似鸢似鹞，端的是一头展翅而翔、凝目怒视的巨鸟。众道士看得目瞪口呆，噤口吞声，像也惶惶然有些亟欲窜逃的意思。 “诸道人应已熟读过《庄子》第一篇罢？”厉以常说时哈哈大笑，回声四扬，当真教人不寒而栗。 可是，要比起他所说的《逍遥游》之所述，此壁上所绘之鸟，可能还算小：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 《逍遥游》以鲲鹏开篇，千古以下，读者无不奇其文、壮其辞而多有不解其旨者。文中所标之鹏，虽然“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用意却非欣羡其大，而是借着蜩、（也就是蝉与斑鸠）对这大鹏的讥嘲，而展开的反讽。相对于大鹏而言，蝉与斑鸠之为虫鸟，身形小得不得了，就算决起而飞，充其量不过就是一株树木的高度，它们却啁啁啾啾地讥笑大鹏：“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正如同一日郊游而返的人，会去嘲弄那些远适千里者积聚糗 粮一样——这是庄子进一步的譬喻；也就是“小知不及大知”，引 申而及于“小年不及大年”。如此发端，并不是以为大知胜于小知、大年胜于小年；毕竟，庄子在篇末还是引用了另外一个譬喻：“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由此而回顾整篇《逍遥游》，便知庄子本意，乃是物大物小，各自其用；有用无用，各尽逍遥。 然而，当天梁观中如此巨幅的壁画出现在李白面前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震慑、他所迸发出的激动，是从巨大而来，前所未有。他知道，庄子曾经在“漆园”之地担任过不知所事的小吏。睹画思人，一时间竟冒出了误会，还痴想着：既名“漆园”，必多绘事，这壁上的鹰，会不会竟是庄子之徒所为呢？他漫不经心地把这奇想告诉了吴指南：“汝可知——此画出乎何人手笔耶？” 吴指南也被那怒目前视的巨鸟震惊着，他瞠目结舌，只能摇头，无以为答。 “鸟无非大鹏，匠无非庄周！”李白自以为得意地放声说道。不料空荡荡的大殿之上，却忽然传来了语声：“此画若乃出自庄生之手，对壁当有蜩与，方见各尽逍遥之意。”这时三官殿后转出来一名身形不及六尺，矮小佝偻、白须银发戟张万散的老者。他一面说一面冲李白等走来，也才渐令人知：这是个盲叟。 李白方自欠身为礼，老者已然翕张着鼻孔、朝两人通体上下嗅过一遍，一面道：“峡江之气未除，二客是蜀中来的；随行有马，却舍不得骑乘；笼仗中书卷不少，多前代旧章，酸味甚重。杂有百方生药并已炮丹膏，则汝尚通医术——”说到这里，老者眸中白翳倏然一开，虽仅只一瞬，却让李白感觉到，对方已经把他看了个五体通透。老者接着道：“汝身负李商书信之托，那油布囊尚是江陵产物——莫非有书信交递？” 油布囊连同其他书信，并未随身携出，都还在逆旅之中。而这一番抢白，更让两少年相顾惶恐，不知所措。李白只能像是作贼似的从怀里悄悄摸出书札，将奉未奉之际，老者又俯首一嗅，哈哈大笑，道：“天下钱银，尽教这李商居间赚去了！他连这灵虚观的生意俱能勾当得？” 李白这才偷眼眄了眄信封下署，果然是开州灵虚观。他不知道老者是如何得知书信来历的，举向鼻端嗅了一嗅，也嗅不出灵虚观的气息。 “蜀中宫观数以百计，唯有灵虚观燃的是随州苦竹院的松木蛇香，其香细密绵永，一旦着于绢纸，经年不灭——”老者挥挥手，对李白道，“不消说，是要某过峡，前去为彼等牛鼻子补壁的罢？某老眼昏瞀，看不得细书小字，汝且为某读来。” “老君，汝是——” “厉以常在尔。” 李白依言拆了信，通读一过，用语恳切谦卑，情词并茂，正是要请这厉以常远赴开州灵虚观，“为图圣像”。厉以常一把扯过信来，撕了个粉碎，道：“凡人不能见道，天始付之以道者；道者不能见道，居然付之一盲叟——某岂能图圣像？” 李白觉得他这话说得有机趣，又想起信中推崇、尊礼其画艺礼敬之言，不觉看一眼北墙上的巨鸟，试探着问道：“那么，画此大鹏者，也非为见道？” “某作此图六十年，市井无知者。汝小子所见，不同于常。” 吴指南则按捺不住，亢声道：“呿！一瞎翁，安得画这好大良禽？” “世间可见者几希？可见者，即明；不可见者，即盲。小子也须知这瞎的佳处！”厉以常似乎并不以吴指南的无礼为忤，但抬起藤爪一般的手，指着壁画，迳对李白道：“较之于大鹏，此鸟，不过蜩、而已；复较之于希有鸟，大鹏，亦不过蜩、而已。” 希有鸟，字义不异，即稀有罕见之鸟。汉东方朔《神异经·中荒经》：“昆仑之山……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 若不以神思丈度，且用尺寸衡量，连毛羽和毛羽之间的空隙，都有一万九千里宽广，则较之于庄子所说“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这希有鸟当然更大得多。如此比合大鹏与希有鸟两者，其大之外，更有其大，不外就是运用夸饰之法，借凡人对于大物之憧憬想象，推扩无极、无涯的情怀。 “大鹏若得见希有鸟，”李白道，“则未必笑其大，亦未必慕其大。” 厉以常这时再度闪开了眼中白翳，露出一双明亮乌黑的瞳仁，带着些许嘲诮、些许好奇的神色，看着李白，道：“大鹏又复如何？” 李白笑道：“大鹏犹可见物，而希有鸟目中，殆无物矣。” “何以见得？” “大鹏之大，犹可想见；希有鸟之大，似更无极。”李白道，“试问，巨物冲霄，疾于星火，一瞬而适九万里，骋目于八荒之外，停眸于星月之间；则希有鸟非徒无视于蜩、之微物，或恐亦无视于大鹏；并大鹏数千里之躯亦不能入眼，则其大若何？也不免一个盲字！” 这话像是在嘲弄瞽者，然而听在厉以常耳中，却另有一层义界：李白之言，更多的是在讽刺那些为人、为物之大者，高其位而远其志，亦不免茫昧其行；越是如此，识见越是不能遍及苍生，入于毫芒。 厉以常趋身两步，直将鼻眼凑在李白面前，道：“汝天资颖悟，言事能自出机杼，溷迹于贾行，可惜了。或应一见当世之希有鸟，也不枉来一趟江陵。” 厉以常所说的希有鸟，是知名的道者司马承祯，他正在前来江陵的路上。 九 笑我晚学仙 这要回到一个与“大”字不可须臾而离的议论——大唐三教共存并举，诸法所关切，便在此字。这个字极通俗，小儿能识。然若究其为唐人孜孜以求者，却不在状述物形分别而已。不同宗法教义的争执议论，一旦及于“大”，则皆指涉那最不可动摇之根本，也就象征了这宗法教义在俗世间的地位。 早在唐高祖武德八年，发生过一场知名的辩论，论辩双方为沙门慧乘与道士李仲卿。辩旨为穷究“道”的本然；也就是作为信仰的究竟依据。其中关键一字，乃是“法”——在这场辩论中，所谓的“法”，都是“师法”、“学习”的意思。 慧乘问李仲卿说：“先生广位道宗，高迈宇宙，从来专解释《道德经》。素知此经上卷明道，下卷明德。未知此道之外，更有大此道者否？或此道之外，更无大于道者？” 李仲卿答道：“天上天下，唯道至极最大，更无大于道者。” 慧乘为了确认李仲卿所使用的字句，便重复了对方的用语，再问：“道为至极最大，更无大于道者；则亦可谓：道是至极之法，更无法于道者？” 李仲卿也听得仔细，认为对方引言大旨无误，道声：“然！” 慧乘接着又说：“《老经》上明明记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是说‘道’亦有所法——汝却如何自违本宗，竟乃云‘更无法于道者’？倘若这‘道’，即是至极之法，则‘自然’焉得为‘道’所法？‘自然’既为‘道’之所法，又安能谓‘道是至极之法，更无法于道者’？” 李仲卿并不知道，他的论述在此时已经落入对方因明诡辩的陷阱之中，只懵懵懂懂地答道：“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无别法能法于道者。” 慧乘好整以暇地继续问道：“汝云‘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那么，‘自然’还法‘道’不？” 李仲卿答道：“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 慧乘又重复了一遍李仲卿的话，复追问道：“汝云：‘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则可否说：‘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 李仲卿仍不以为所辩有任何破绽，朗然应道：“‘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是以‘道’、‘自然’不相法。” 慧乘这时才露出了话中预藏的锋刃，反唇相稽：“‘道法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可谓‘地法于天，天即是地’乎？然而地法于天，天不即是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若自然即是道，天应即是地。” 几乎无关于实质上的论理，慧乘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下便破解了道士的语言游戏，令李仲卿“周慞神府，抽解无地，忸赧无答”。这一场让道教信徒灰头土脸的辩论一直到司马承祯始反转之，而且这道人解来云淡风轻，雍容雅量，尤其是令皇室大为叹服。 司马承祯，较李白年长五十四岁，晋宣帝司马懿之弟司马馗的后人，表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县人。师事茅山派北传宗师潘师正于嵩山，受上清符箓、导引、服饵之术。后隐居于天台山玉霄峰，自号白云子。 早在武则天及睿宗当国时期，闻其名而召入京师，亲赐手敕，问以阴阳术数与治道。他的答复出乎天下人之意料。居然说：“阴阳术数，本属异端，而理国应以‘无为’为本。” 睿宗平生四让其国，本是一个崇尚虚静、力持冲淡的君主，一听此论，如聆仙音，立刻赐以宝琴及霞纹帔。此会则令司马承祯意外地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名声。 到了开元九年十一月，皇帝又派遣使者将这位已经七十四岁的老道士迎入内宫，亲受法箓。是从这一刻起，李隆基正式成为一名具有道士身份的皇帝；他显然有备而来，出其不意地问了司马承祯一句：“昔在高庙时，天竺法子慧乘僧大折我教道义，卿若身为李仲卿，当作何语？” 司马承祯略无思索，慷慨答道：“彼论固知名，而无益于道义；是亦无损于道义。” “卿且高论，朕乐心随理。” “《老经》原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断读不确，乃生误会。仲卿失察，遂为佛子攻破。” “然则，应作何解？”皇帝闻所未闻，有些吃惊。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说到此处，司马承祯停顿了一下，语气一缓，复道，“‘道法，自然。’” 司马承祯的话让刚刚获得道士身份的皇帝大为欢忭，忽然体会到古文集中载录枚乘《七发》所形容的那种状态：“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豁然开朗，有如大病初愈。 在原先的辩论里，是将老子论中的一切“法”字皆作“仿”、“效”之解。于是“道”和“自然”二者也就有了一种等次差异的关系；质言之，“自然”应该是“道”所追随师法的对象，就必然高于道、大于道。这也理所当然与“道即自然”、“自然即是道”等语有了内在的抵牾。回头再以“天”和“地”的等差来攻讦，居然会导出“天应即是地”的结论，则道家根本论题，便弃甲曳兵矣。 可是司马承祯却把最后一个“法”字，变成了道体的状态、道体的形式、道体的规律，一旦脱解出前三个法字的“师法”之意，“自然”就不会是一种既“大于道”又“等于道”的矛盾语，所指称的也不是一个大于一切的终极本质，而只是一个形容词了。 “道兄！高论，妙议！”皇帝对司马承祯的称谓忽然改了，改得有些唐突，有些失份，但是没有谁会在意。的确，这一番答问使皇帝念念不忘，他像是初次发觉道门的诙谐与淡泊，的确有一种真诚的气质，于是转身对身边的大臣笑说：“恨我学仙也晚，只能随命为天子。” 这位随驾接见司马承祯的大臣，正是礼部侍郎贺知章。在朝列百官之中，以修真炼气闻名，据说能驱赶自己的生魂脱身，夜行千里，与诸鬼游。武后时，曾出任太常博士，掌考选庶务。 有那么一回，贺知章与同僚赌戏，指着一人腰间金龟袋饰为质，谓：“某能于中夜启北门，持管而归，不教人知，遂者得此。”北门，说的是芳林门；此门向南大路直通安化门，为京师脊干，随时有羽林重兵镇守。所谓的“管”，就是钥匙。唐代官员例受鱼袋。初，内外官五品以上，皆佩鱼袋。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鱼为佩龟。三品以上的龟袋更用纯金为饰，四品用银，五品用铜。到了中宗年间，才又罢龟袋、还赐鱼袋。 贺知章谈笑一诺，与太常寺僚友共席至夜半，忽然说：“北门锁钥至矣！只在此室之中。” 众人争相喧哗寻找，果然在梁上觅得，却仍不肯释疑，乃将钥匙涂裹了油脂，复置返于梁上。天明之前，钥匙已然不翼而飞，贺知章则始终在席未去。直到晌午过后，北门军中盛传奇闻：芳林门的钥匙滑腻不能经手，无人能道其缘故。贺知章自有杂诗记此事： 蝉蜕空余一树秋，泠风初领北门楼。仙身看解新痕在，青琐松脂证去留。 句中的“青琐”，琐字亦通于锁，原本是皇家宫门窗棂上的青色连环饰纹，借指广厦豪宇，也多喻称宫廷。松脂，则是《神仙传》上赵瞿的故事——赵瞿因为病癞，遭家人遗弃在荒山里，竟有仙缘奇遇授以松脂之药，从此“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危越险，终日不极。年百七十岁，齿不堕、发不白”。之后，竟证成为地仙。不过，再翫其所藏之事，便与生魂解体、以取北门之钥的事吻合了。 一○ 直上天门山 趁皇帝说起“学仙也晚”、“随命为天子”的话，贺知章故作临机而动，实则早就主意打定而上奏，道：“我朝高宗皇帝乾封丙寅之年，曾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之阳，而武氏随行焉。其后武氏亦于万岁登封乙未之年，封于嵩山，至今二十又五载矣。此天子为万民敬天事神之礼，不宜久疏，而绝天人精神往来。” “封禅大事，岂便说得即做得？”皇帝打断他，“远事姑且不征，即就乙未之封少室而言，早在天授年春正月，便有地官尚书武思文及朝臣、外官二千八百人上表，请封中岳——遑论这毕竟还是出于武氏之意；尽教如此，也还迁延了五年。” 大唐开国首度封禅，要从高宗麟德二年——也就是乾封丙寅的前一年——十月说起。 当时天子率文武百官、武后则领内外命妇，从驾的文武仪仗，自东都洛阳启行。一路之上，都要列营置幕，帐帷彩幄，弥亘原野。随行者，东从新罗、百济、高丽等国而来；西自波斯、乌长、突厥、于阗、天竺而来。天下军将，也各自简选了精锐扈从，卤簿仪仗绵延数百里。初发景观，即有“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的盛况。 封禅的礼仪究竟应该如何？历代皆无定制。唐高宗所从事者，多出于当代礼官研读古籍、揣摩文字、附会诸般数术词语的摹想、发明。像是筑起一座高坛以祭天地及四方山岳之神，这坛台，无论在《周礼·春官》或《史记·封禅书》里，原本就叫做“封”，其广丈二尺、高九尺，相当简朴；封禅之时所建立的刻石，也叫“封”，连尺寸大小都没有定式。 但是到了唐玄宗时代，便融合了道教的法语；封，也就形成了繁复的名类。至若“封”中藏有玉牒，在秦汉之时，约只是祷祀祈求的话语，并无奇秘奥衍之处，可是到了唐代，踵事增华之余，便成为一宗连皇帝都不知道该如何慎重其事的繁琐大事。 直到十二月，高宗一行才蕈集于泰山之下，在此地停留十日。其间皇帝下达敕命：在山南之麓四里处建圆丘为祀坛，坛上以五色土髹饰，名之曰“封祀坛”。此外，山顶也要另筑一座更高耸、更宽绰的五色土坛，这是“登封坛”，其形制“高九尺，广五丈，四面出陛”以象“九五之尊，德被四方”。同时，还要在与泰山一脉的社首山顶再筑一座方坛，号曰“降禅坛”。三坛皆依《周礼》所记，以素土夯实而成，不用一砖一石，极简约而质朴，以示对天纯诚，不假雕饰。 封禅之礼完全结束之后，皇帝接受群臣朝贺，还要下诏，立三碑，改“封祀坛”为“舞鹤台”、“登封坛”为“万岁台”、“降禅坛”为“景云台”，此时，天下改元乾封，改奉高县为乾封县——这已经是后话了。 此前，君臣们都要在这泰山脚下度过岁末，直到次年新正朔日，才进入封禅大典的高潮。皇帝先在山南“封祀坛”祀昊天上帝；第二天才登岱顶，封玉牒于“登封坛”。玉牒究竟是什么？始终是一个秘密，搜求旧典所载，并无任何形容。人们只知道历来封禅的帝王，会将这“玉牒”埋藏在祀坛之下，而一向无人能窥其字句。到了开元天子当下，也只听说：当初高宗封泰山的这一回，“上帝册藏以玉匮，配帝册藏以金匮。”——此处的意思是说：前来封禅的皇帝分别将他对天（也就是昊天上帝）以及配享于天地山川的前代帝王所祷祀的内容，封藏在不同的容器之中。关于这件后世史书必将记载的大事，行年三十六岁、雄心勃勃的李隆基表面上谨慎，也颇有不欲昭告于人的主张。于是，当着司马承祯的面，他故意曲折其辞，又问了一次：“犹记睿宗皇帝曾问道兄术数如何治国之事；道兄奏以‘无为’，而直指数术为‘异端’，此诚惊人之论！然则，封禅以通神明，是有为抑是无为？” 司马承祯闭上双眼，匍匐而言：“举天下人之力，倾天下人之资，虔天下人之心，致一‘敬’字；正是化‘有为’以入‘无为’；借‘无为’以彰‘有为’。” 皇帝原本躁动不宁的心忽然安定下来，他吁了一口气，骋目遥迢，从重重叠叠的飞檐反宇之间，望见几块畸零的蓝天，这时就连飘过宫苑上空的云朵，都缓慢得好像凝结了。他反复回思道士的话，觉得感激。他知道：道士大可以不必鼓励他多事，多事则怎么说也够不上“无为”的妙旨。可是，道士言外，似仍有未尽之意，令这好奇慕才不能自已的皇帝还想一探究竟： “‘致一敬字’当作何解？” “天子示人以敬，便是‘无为’；天下以敬生信，便能‘有为’。” 此后，司马承祯别无长言；无论皇帝再怎么问，只唯唯虚应“如其然”、“则其本然”、“与民休养”、“共物生息”而已。他不希望皇帝在层出不穷的语词上反复考掘，转成文字之障，却误以为自己得到了无上的奥义。 皇帝这一次受箓，不期然却坚定了他封禅的意愿。他相信司马承祯的推论：当皇帝展现了他对天的崇敬之后，也就随之而巩固了苍生百姓对整个帝国的信仰，而这种“致一敬字”的工作，却是多方面的。 例言之，有一份早就呈上来的太史奏疏，指陈：已经通行五十多年的“麟德历”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准确预测日食，这不是新鲜事，援旧章往例，就该更造新历，皇帝迟迟未决，却在见了司马承祯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下诏命名僧一行“更造新历”，亦即日后名为“大衍历”者。一行僧造历，还牵涉到要更铸新的观测仪器，于是又发动府兵曹梁令瓒制作了一具全新的“黄道游仪”，用以“测候七政”——亦即观测日、月、五星运行的轨迹。这两件事传扬开来，使天下周知，人们开始期待：“皇帝将有大事于天。” 果然，到了次年（即开元十年）六月，早先因为木材腐朽而崩毁的太庙历经五年工期而重建完竣，并从原先的五室扩充为九室。当初被搬迁到太极殿的历代先祖皇帝神主都迁回太庙来了，皇帝也特别发表诏书，强调了他敬天法祖的情感。 法祖，则不只是去礼敬那建立大唐的高祖李渊而已；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皇帝又依据史官们最新的研究——以及相当程度的牵强附会，追尊北魏时代官居金门将的李熙为大唐“献祖宣皇帝”，并追尊李熙之子李天赐为大唐“懿祖光皇帝”，两位受追尊的皇帝牌位，都入祔于太庙九室了。 此举，显然有意遮掩李唐自冒郡望的长远谋划。李唐皇室篡改郡望，以图自高于山东豪门士族的质疑早在国初之时即普遍流传。根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所记，唐太宗时，即有法琳僧当面驳斥唐太宗自道郡号为“陇西成纪”。法琳是这么说的：“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此处所谓的“柱下”，是指老子李耳；而“成纪”则是汉将李广。法琳之说，已经是公然揭露李世民自冒汉家贵胄身份，以高声价了。 追尊两祖并为皇帝，乃是为了昭告世人：一向被封为太祖的李虎（也就是开国祖李渊的祖父）也有了可传之于经传的父辈和祖辈——李虎之父，就在这一追尊之下，确认是李天赐无疑；当李熙、李天赐的父子地位一旦纳入了李唐皇室的宗谱，李熙又可推考为凉后主李歆嫡系之孙，而众所周知，李歆原本就是凉武昭王李暠的次子；这样一来，李唐由原本“陇西狄道”之郡望就可以一变而为“陇西成纪”——因为相传那李暠恰是龙城飞将李广的十六世孙。 不但要追尊先祖为皇帝，就在三个月之后，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官居礼仪使的张说等人上奏：行之有年的“三祖并配之礼”也应该修改。 高祖武德年间以降，皇家祭祀之地就有一个原则不易而逐时变通的规矩：如欲祀景皇帝（李渊的祖父李虎）则在圜丘；如欲祀元皇帝（李渊的父亲李昞）则在明堂。圜丘，天子于京中祀天之地；明堂，则是天子举行朝会和一般祭礼之处。太宗即位，则以高祖配圜丘，到了高宗时代的永徽年间，又以太宗奉祀于明堂。日月代迁，高宗升遐之后，武后垂拱年间又改了常例，而将高宗奉祀于圜丘，于是称之为“三祖并配”。 如此，本无失礼不敬之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礼仪使张说所提出的解释，却出于皇帝的意旨，以为：三祖并配，略无等差，为了严肃仪注，应该重新更张。于是一举而提高了高祖李渊的地位，使之配祀昊天上帝。 这仍是出于皇帝对于“致一敬字”的别裁专解——开元天子刻意慎重其事，相较于先前高宗和武氏两度封禅，这一次更不是寻常的祈福，他要借由祀天的大典再一次强调：天下唯李氏独尊的门第。 本年（开元十三年）八月，张说再度上疏议封禅仪，请以皇帝的父亲睿宗配皇帝祇，也就是让睿宗享有仅次于天神的地神之位，如此一来，皇帝祭天、祭祖都为一事，所以在封禅之礼中最重要的文献“玉牒文”中，皇帝是这么写的：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读去声），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不定。上帝眷佑，锡臣忠武。底绥内艰，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 这篇文字四言立体，每四句或六句换韵，用的是《诗经》的“颂”体，以示庄重。文内有“升中”二字，升者，上也；中者，成也。“升中”就是祭天的别称。特别拈出高宗祭天的一节，主要还是因为其后有“中宗绍复，继体不定”的一段插曲。所指不外为武氏当国——她一度篡改了国号，也曾经在嵩山祭过天；史册斑斓，不容粉饰涂销，只好在这篇玉牒文里轻描淡写，避言皇统中断，也不写宫廷阋争，迳以“底绥内艰”（终于度过了一段内廷艰困时期而归于平静）四字一笔带过。而先以“高宗升中”领文，反面文章即是抹去武氏也曾经即位祭天的事实。 较之于高宗封禅之事，开元天子封禅别具用心，规模也大得多。皇帝于开元十三年十月辛酉日自东都洛阳启行，沿途设置、安顿的处所，纵令仅只稍作停伫、略事游观，也大有一番惊人的盛况；所谓：“数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辇载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皇帝也没忘了专命他极其宠爱的“养鸡童”贾昌相伴，选六军小儿六十，携斗鸡三百只，沿途观斗取乐。 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迟跚其行，来到济水入河之滨，但见洪波弥漫，浩无际涯，分不清溪沼疆界。皇帝问左右：“奈何野水荒荒，不见堤岸？”张说应声答道：“《左传》有载，楚师伐郑，次于旃然；此水自春秋以来即如此，圣王不范围，野水不逾越。” “宰相为礼仪使，应知圣王岂有不范围者？”皇帝听张说这么说着，心口一恶，双眼一花，看见了滚滚黑浪之中居然浮出一头黑龙，说时迟那时快，早已从御辇座边箭壶中抽取一雕金凤尾矢，朝黑龙射去——天子之射，靡不有中；矢一发而龙影逝灭，皇帝满意了。 十一月丙戌之日，君臣一行来到泰山下，仪卫环列于山脚，斧钺昭灼，金银闪炽，又是数百里不见首尾。这一趟，皇帝别出心裁，不用法驾登山，而是骑骡，骑的还是一头苏颋从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任内携回的名种白骡。此物通体毛色银亮雪白，无一杂毫，地方上盛称之为神物。苏颋供此物于内苑，贺知章意外而得知，遂上奏皇帝，以为此物可以供封禅之用，何不敕命苏颋将此畜迳由江行转运河北上，载往东都洛阳，以预圣朝大事？更何况，白骡应役，还有典实可以为依凭。 那是在春秋末季，赵简子当国，有两匹极受宠爱的白骡，赵简子日夕赏玩，呵护备至，珍爱如子。忽一夜，门禁来报：有一居住在广门的属吏，名唤阳城胥渠，得了重病，医生嘱咐：非得白骡之肝服之，不能救转。当时还有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在侧，闻言怒道：“此计吾主心爱之物，欲置吾主于不仁、不义之地，吾且杀之！” 赵简子却说：“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立刻召命厨下庖丁，当即杀了两头白骡，取下鲜肝，送至阳城胥渠之处。过不了多久，赵简子兴兵攻打北翟，参与这一场战役的，有广门一地征来的兵卒，“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 从此，白骡成为一种人君爱士、人臣报恩，上下相结以义、相重以情的典范。贺知章深明此义，给了皇帝一个展现襟期风范的题目，龙心大悦，也不问登陟之路是夷是险，当下应允骑白骡登山。 这时，绝大多数的官员都只能留在山脚下遥相陪从。能够追随左右登山的，为宰相及祠官，以及礼仪官所指定的二省僚属而已。一路之上，皇帝的神情十分安详愉悦，仿佛全无颠踬之苦，只是隔不多时，便向左右大臣垂询着上山之后每一行一动的次第。 此行较诸前代历次封禅，可谓无比慎重，典礼进行的细节早在几个月之前，就由礼仪使张说呈请皇帝过目了，可是皇帝似乎一直记挂着某桩旁人无从猜测的心事。他却也不直说，总以旁敲侧击之态，像是要让一宗他想要获得的答复，借由其他的疑问而引出。直到行脚接近峰顶，登峰坛已遥遥在望，贺知章知道皇帝尚有疑虑未消，遂趋前紧随，低声奏道：“启奏陛下，祀天仪注容有未备，天意便是主张。” 贺知章猜测皇帝对于这登峰造极、亲天临下的最后一程，必然心有未惬，甚至一定有自己想要变更的设施，才大胆如此上奏，话里的“天意”，就是暗示皇帝：你若对于礼仪使所订的仪注有什么疑惑难行之处，就听凭一心，自行其是罢了。 这两句话果然说中皇帝的心事，当即反问：“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皆秘藏之，使后世不能得见？” 这话也还是迂回，但是贺知章一听就明白：皇帝并不真想知道密封玉牒之文的原因，会这么问，只说明皇帝想要向全天下公开他的玉牒之文。这看来是一桩小事，不过，没有人知道：祭天之文一旦公之于世，是不是还能够获得天的允诺和庇佑。 此际，千山微茫，烟霭四合，八方各有黯淡而低矮的峰棱在望，宰相等大员迟迟其行，尚在数武之遥，天地间看似仅有皇帝和贺知章这一对君臣。贺知章没有细密思索而答复的时间，也没有推诿于他人代答的地步，只能临机随兴，放眼望着缥缈无涯的云气，应声说道：“天地精神，至此极而独会。前代帝王，或密求神仙，非可言之于人，故不欲人见。” 皇帝闻言，笑了，他伸出手来，捉住贺知章的臂膀，道：“卿家侍从登极，私心亦有所祷乎？” 贺知章不意皇帝有此一问，只能亟力摇头否认；而皇帝微笑的神情却像是不信，深深望他一眼，将就着手臂上这一捉拿，顺势从白骡背上一跃而下，朗声向着环身如拜的群山道： “私心，人之所独，唯神明鉴之；然天子登岱，直为苍生祈福耳，岂容私心入藏于密？朕意不从礼官，玉牒之文，即此宣告万民！” 皇帝没有依照千古以来历代帝王封禅的老规矩，而直接公布了他对昊天上帝的请求，然而，“子孙百禄，苍生受福”只是文中最末八字，而此前的十八句却都是对天下官民黎庶再度强调李唐一脉正统之绵延。换言之，在最明显和重大的意义上，公开这样一部玉牒之文，直似宣告这不是祭天，却像是借由祭天之礼，向诸天万民展示自家的门第！皇帝则颇为不秘藏玉牒之文而得意，他认为：日后必将因此举而于史官之笔下，留一大公无私的注解。 他依旧按照礼仪使所奏，谨慎而从容地将祭祀上帝之文置于玉册之中，将配祀皇帝之文置于金册之中；也还是按照仪制，将函册缠了金绳、封上金泥、印以玉玺，并皆专车携回，只不再封藏于刻石之下。此外，当年高宗皇帝封禅，正月初二无事，是到了初三日，才到社首山降禅方坛上祭皇帝祇。这一趟，则增加了群臣在山脚下封祀坛祭五帝百神的一节，并省略了高宗时由皇后率领宦者、宫人举行亚献的一节——开元天子的想法很实际：凡是与武后相近相关之事，皆宜省黜。此外，援例大赦天下，另封泰山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 此番空前盛大的封禅仍有令人失望之处。故事：高宗封岱、武后封嵩，礼成之后，皆有恩典。一般说来，大赦天下是免不了的。高宗乾封那一次，文武官三品以上的，赐爵一等；四品以下的，进一阶。这是空前的升赏，也大开日后浮泛晋阶之例。武后时稍加克制，却能推赏于黎庶，免民一岁租税，普赐百姓酒食，为时九天，兆众腾欢。 可是开元十三年的这一次封禅，却在张说有意主持之下，仅仅加封了亲自登岱顶随祭的官员——而且大多数是中书、门下两省之官——其加阶超入五品，却没有普及于他部群僚。更严重的，是扈从圣驾东行的士卒们，仅仅加勋而没有赏物，这就伏下了更深刻的怨憾。这一切，都有微妙的征应——皇帝登岱而返，跨下白骡之后，回头夸奖了两句：“这白骡真是天下神物，朕乘之往返三千丈，竟不知登降之倦。” 就在说完这话的时候，白骡应声倒地，四蹄僵直，无疾而殪。一趟山路，走死一头贵重的骡，朝臣明知这不是什么值得称庆之事，仍抢忙上前奏吉，道：“尤物役于天子，事毕登仙，宜有封赠，以应祯祥。” 皇帝遂为那死骡颁了一个谥号，叫“白骡将军”；也就在随口颁布了这一道封骡的敕命之后，皇帝面带诡谲的微笑，对贺知章说：“‘致一敬字’，颇可为用。” 世事有不可以逆料者。中书令张说身居相位，持天下衡人之柄，也是在这个“致一敬字”的大典上，趁机扩充权势和利益的要角。他早就掌握了皇帝的心思：封禅之后，不欲循前代两度旧例那样大事推恩。换句话说，封禅之后的封赏将止限于从驾登顶之臣。所以简选随员上山，就直是提供了升官的机会——加阶超入五品，更拉大了原本高位清要之官与一般僚吏之间的差距。中外多有不满，群情一片哗然，都说张说原本贪婪好贿，这一次显然是收了好处。 这件事伏下了长远的影响。第二年年初，张说的新旧政敌——包括御史中丞宇文融、左羽林大将军，以及高祖李渊的堂弟长平王李叔良之曾孙李林甫等——结成一个集团，以“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为名义，奏弹张说之罪。从皇帝的处置来看，这恐怕也或多或少出于“圣意”，因为钦命至御史台鞫审此案的领衔人，为左丞相、门下侍中源干曜，他是在两年前极力反对举行封禅的大臣之一，与张说扞格不能相容。专敕由他主审此案，必有不可逆料之天威寓焉。 皇帝并不想对个别大臣的操守作过分的勾求，他不但知道张说所“引”的就是司马承祯，也知道司马承祯根本拒绝了张说的邀请。然而天子雄猜所在，就是要折辱一下这个已经睥睨群臣太久的宰相。他派遣近侍高力士到御史台察看暂被囚系的张说，高力士的回报很令皇帝动容：“宰相蓬头垢脸，睡一草席，进食以瓦器，神情惶惧，唯待罪，别无所念。” “连张说也能知‘敬’字矣！”皇帝开怀大笑起来。 一一 与君论心握君手 由益州贡入宫苑的白骡也是由长江水道出峡，路过江陵时曾稍事停伫。由于是“入贡圣人之家”，地方官吏曾以俗礼迎迓，这不是常例，可是吏民皆慎重其仪，此事还与巫风淫祠有关，因为谁都不想得罪鬼神。楚人信鬼，古史有载，所谓“信巫鬼，重淫祀”、“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中原无可比肩者。白骡路过，百姓咸称：“若不稍留此骡，稻麦将失时之雨！” 原来是地方耆老声称：古传汉武帝元封四年，北边有修弥国人谒献白骡一头。此骡身高一丈，通体精白似雪，唯额上一圆赤斑，细察之，形状有如日月回旋之象。汉武帝十分赏爱，竟以金玉之器盛鲜美牧草饲养。东方朔闻知此事，随即上奏，以为：骡本不在六畜之列，斯为下贱，不应深爱；更何况献之者乃是戎狄，天朝大国却视之如珍宝、爱之如圣贤，这不是足以孚天下人心所望的恩宠。汉武帝听其言，以为有理，遂将这白骡野放了。 不料时过未几，便有传说，就在那野放白骡之地，忽然有一赤蛇，从空中飞降而下，身形由天属地，直向骡额头的红斑啮去。那骡似也不惊不惧，便牵引着蛇在原野间扑跳，所过之处，乃有一团团围绕喷薄的云雾，云雾片刻而散，这蛇竟渐渐化作一条赤龙，骑着白骡便腾霄而去。此后三年，当地大旱无雨。 耆老此说有典实可依，人人宁可信其有。于是江陵官民迎来了进贡白骡，高车红帔，在城中通衢大道上绕行了一周。这一场极其热闹的迎迓，也融合了当地“赛乌鬼”的盛典；车列前后绵延百丈，每车之上具陈酒肉——酒是当年新酿，肉却是乌鸦最赏爱的腐肉。 荆州旧俗：每于春末麦信风吹拂之际，人们便在稻麦田垄间布置筵桌，满设新酒腐肉，守候群鸦之来，一伺成千上万的“乌鬼”逐渐齐集，众人迅即呼拥以出，各持刀兵锣鼓，围扑鸣击。孩童们则前后群聚，手持“拨谷笛”；笛声仿拨谷鸟，而尤为尖厉。赛会的目的虽不在杀戮，倒是这番惊吓威慑，可以让“乌鬼”数月不敢复来；农家也就度过了下一轮耕稼之期。 李白与吴指南则恰逢其会，不但看到了白骡，也见识了乌鬼。未料吴指南睹此而不惬，当天便忽然发了颠倒梦想——眠中怪境奇遇，也还是从李白的诗而来。 从抵达江陵的第一天起，吴指南就毫不掩饰地烦躁、郁闷着。无论如何盘桓，白昼间，他只是到处即卧，卧处即睡；昏暮时欠伸便醒，接着就遍地找酒喝。饮过子夜，神智已倦，思语不能自主，有时伫眼痴望，有时怅然吟歌，所唱的都是儿少之时，在绵州乡间跟从南诏诸蛮的族人们所学来的村曲俚谣，其声也戚，其辞也悲。说他忧闷，问也问不出可说的心事；说他耽酒，好像又别有伤心丧志的怀抱，而不只是杯中陈醪而已。 李白原本并不在意，直以为吴指南急于赶路，兼复思乡。想想，这倒也容易消磨，便在行旅之间，随手指画，说些个古楚渚宫中的旧闻，勉为应对，一迳说到吴指南昏盹欲眠而作罢。李白满心所罣怀的，还是厉以常的嘱咐：道途间已经传扬了许久，说是上清派茅山宗第十二代天师司马承祯即将取道江陵，溯沅、湘之水，往赴衡山。其间，当至天梁观与厉以常一晤，却也说不准程期。李白也只能日夕游衍，时而作诗。 在这一段散漫无聊的时日里，他有两首风味独特的诗。第一首，是在见识了“赛乌鬼”之后，当场以民乐改写而成的《荆州歌》： 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拨谷飞鸣奈妾何！ 此作只五句，与一般古、近体之常例皆不相同，为古题乐府杂曲歌辞，出于荆州乐。荆州乐属清商曲，是江陵地方之谣——故《乐府诗集》系于梁简文帝《荆州歌》之后，梁简文帝诗残句：“纪城南里望朝云，雉飞麦熟妾思君。”盖为李白诗作所本。 此诗结句点题，不外怨妇春思四字；春思为诗文旧例，故不必写于春令。“拨谷”，即是布谷、勃姑，亦称鸤鸠，有鸣于春种者，有鸣于盛夏者。由于李白抵达江陵时已是深秋孟冬之间，故“瞿塘五月”、“拨谷飞鸣”的话，乃为虚状五月时序风景，以陪衬《荆州歌》本题所描写的情事——也就是“妾思君”。 通篇五句诗，却出现了蜀中和荆州千里之隔的两处，而其间并无涉于行旅，这是很少见的。诗句起作“白帝城”、“瞿塘”，在地理上便和时序一样，也是虚写，纯为带韵起兴，以便勾起春日将尽的惯常感触。“丝”谐“思”，示以良人远行无踪，久而久之、自然而然“思”就成了“忆”，由此，借妇人百般寂寥、荒废农桑之事，来形容两地别离之苦。第三、四句状似时令昭然，却也是虚写，并不能当成眼前农桑实务，更或恐是从“赛乌鬼”时乡野之民歌咏、舞蹈之转拟而得之。 质言之：《荆州歌》不应被看作描述地理、时节、风土的作品，在更幽微的层面上，李白借取了他初来乍到之地的民歌曲式，表现的则是梁简文帝宫体之作的主题。所思之“君”是诗人自己，而假拟的“妾”，则深刻埋藏。 “‘妾’是何人？”吴指南终于像是来了精神，追问道。 “必有其人。” “彼日在峡中，有一鸟吟诗，说的也是妇人与汝不得相见。” “是‘佳人与我违’！”李白不觉笑了，道，“汝若不明白，某更作一首。” 这第二首，便是《江上寄巴东故人》： 汉水波浪（浪字平读）远，巫山云雨飞。东风吹客梦，西落此中时。觉后思白帝，佳人与我违。瞿塘饶贾客，音信莫令（令字平读）稀。 恰如《荆州歌》虚拟“妾思君”的情境、而不明言“妾是何人、君又是何人”一般，李白江上所忆的“故人”，也不便直指直呼。这“故人”究竟是谁，便十分耐人寻味了。 后世解《江上寄巴东故人》诗者，往往以为“故人”就是寻常旧友，甚至还有误会其人为“瞿塘饶贾客”，甚至将此五字解为“出身瞿塘、家资丰饶之贾客”者，而当面错过了头联“巫山云雨”的典故——此处破题即暗示：诗题所忆的故人原本为一女子。较诸《荆州歌》，《江上寄巴东故人》语意更清楚，也因之而更不能明言相思的对象。 在作法上，李白刻意调度，将五言律体中原应出之以对仗句型的颔、颈两联写成散句，却将头联作成对偶，用这翻转的手段，写梦醒惊觉身在异地而情境虚空，是寓大巧于大拙的笔法。全诗枢纽在于尾联出句：“瞿塘饶贾客”——李白自己是以行商的身份出蜀，兼带着为人交递简札，疏通音信，所以“瞿塘饶贾客”当然还是围绕着“商牒”、“商递”立意。那么，这两句诗中的不言之意竟是：身为投书者，却收不到内心思慕之人所投之书，于是才转而对所思所慕者亲切叮咛，瞿塘地方日夜往来的行商既如此频繁，应该不要断了音信才是。 便在逆旅之中，吴指南逞酒任性，吵闹纠缠，非要李白把那“佳人”是谁给说明了不可。李白只不依，推说诗中无人，毋须颠倒妄想。一阵祟乱之下，那吴指南像是倦了，也像是恼了，不发一言，合身卧倒，呼呼吐息，直似一头喘吁吁的牡驴，喷嘶犹不能解忿，继之以吼啸，接着又一骨碌坐起身，亢声言道：“汝道与某为知交，却凡事不与某同，漫天情义只恁一嘴说得！” 李白满不在乎，依然玩笑道：“情义若不说得，如何便知其有？” 吴指南被他一激，更动了怒意，虎瞪着两眼，道：“汝好生来去，真个自如！彼年去投那赵黑子读书，便不回昌明；西走峨眉玩耍，亦不同某商量，更无一声呼唤；某伴汝出峡办事，汝今日要见古人、明日要见神仙……”说到这里，吴指南眼圈鼻头都泛了红晕。 李白抢忙安抚道：“汝不惬意居停于此，吾等天明就道，迳赴九江也可——” 吴指南一拂大袖，背转了身，居然哽咽起来：“汝早来写诗，晚去作文，那些字句东藏一事、西指一事，好大衣冠模样，好大学问造化；便只某昏懦小人，不知不晓？汝诗文尽教得意，其中有些什么机关，亦不同某说。汝顾某毕竟是何人？一奴仆耶？一狗马耶？却总然不是朋友。” 一口气说罢，吴指南仰头向壁，自发了半晌痴，随手扯过榻旁的罩袍服被，蒙头睡去。星夜过半，忽然惊起，似已不计前事，只把方才睡稳的李白摇醒了，道：“呜呼呼呀！汝大沉甸，压某直欲死！” 在那个幻念之中，吴指南化身成一头白骡，索缚在舟，沿江而下，来到汉水之滨，忽然间成了李白的坐骑，一反于昼间醒时情态，梦境中的李白却奋力驱之西行，吴指南则闹起了驴脾气，执意不肯回头。于是鞭楚如雨，催趱他逆流泅泳，直向三峡而去……醒来时，吴指南一身热汗，浃背淋漓，还紧紧捉握着李白的手，道： “汝终须不与某为伍！” “此言甚矣！”李白被他搅扰得也烦躁起来，甩脱手臂，道，“宁不知手足骨肉，分离即死耶？” 吴指南松了手，翻身复睡，口中却忍不住喃喃道：“临行时赵黑子同汝说了许多呆话，某全不晓其义，便只记得‘身外无家’四字——汝并家且不要，则情义付之何用？” 对于吴指南的疑惑与抱怨，李白固有确凿不移之答，然而他更知道，哽咽在喉的“某当以身系天下”之语，吴指南不会懂得。李白沉默了许久，直到满室唯余鼾雷阵阵，才低声道：“龙吟曾未听，幽抱独长掩。” 一二 未若兹鹏之逍遥 李白和吴指南毕竟在江陵待了下来，经冬而及春。 其间，那头披红挂彩的白骡以专驾载往东都，茫茫然随封禅卤簿而行，疲死于岱顶往返之途，也因而受封成将军。风闻到此，百姓争传：古往今来，这唯一得授将军的牲口在荆州城尚留有一副巡街游城的衔辔。当地耆老们纷纷议论，神物受命于天，千载征祥，应予供奉保存，于是相商将那衔辔置于城外“掷甲驿”，以镇驿中不可胜数之孤魂野鬼。 江陵古城天下少有，是历代累筑而成，多修葺而少残毁，正因兵家所争，乃在控扼大江咽喉，每有战火波及，盘据者更戮力完固之，是以墙垣宽厚如室宇，耸峙入云霄。西晋永和年间，桓温治荆州，合千余年旧城之址与汉末关羽所构新城为一，州治益加恢阔。城外西北近郭一山，叫“掷甲山”，相传为关羽罢战之后，卸甲休憩的所在，山前一驿，也就随山命名，名曰“掷甲驿”。 由于荆州自古为四战之地，飘零于道途间的无主冤鬼之说，更无时无之。偏偏开元元年，又发生了太平公主、窦怀贞之变；所谓“内艰”，一旦底定，窦怀贞死于沟壑、薛稷死于万年县狱中、太平公主死于家、卢藏用流泷州、崔湜流窦州——就在崔湜道经荆州城外掷甲驿时，天命逐至，责以与宫人元氏“同谋进毒，大逆不道”的叛弑之罪，追赐一死。 据说在拜领敕书之后，崔湜好整以暇，向壁题诗一首，八尺白绫，绾环投颈，毫不犹豫。在生命的最后一刹那，他面对京师大吼了声：“欲加之罪，一命还君！”语过留声，天雷震震。是后，十二年来，每年春秋各有一日，掷甲山必有滂沱大雨，自午及暮不歇，地方父老都以此为冤证，然而揆诸国法上意，却也无可如何。 是日，李白与吴指南随兴遛马，闲步入掷甲山，不过二三里，天色忽地一阴，四野沉黑如暮，大雨骤至，似注似倾，终午至夕。掷甲山上林相稀疏，李白一行两人一马不得屏避，只得奔下坡来，到驿亭暂歇。 荆楚膏腴之区，士民繁庶，驿亭规模与蜀中大是不同。那是在整整四十年前的则天后光宅元年，黎国公李杰受命出任荆州刺史，初到任即从幕府之议，将邻城各驿四周圈划坊市，迁徙城居贱商，并且许以营生。没有人能够逆料，这居然是招徕黎庶行旅的一筹奇计。 李杰在任上止一年，三年之后就牵连进武后诛除宗室的一项大阴谋，因而丧命。但是由他所推动的“驿坊”，却令江陵地方的民生之计活络了起来。由于驿坊不在城区，路人往来，没有宵禁，所事不拘旦暮，驿路上往来的行旅，过此无论早晚，都能觅得水火接济。久而久之，惯习成俗，许多人便在进城之前，先就驿坊伫留，这样无异于扩大了城区，也频繁了商事；掷甲驿也不例外。 李白过驿，原本只为避雨，可是触目所及，偶见侧邻一坊，不觉惊得倒退了两步。他扯了扯吴指南的衣袖：“此处、此处有佳酿——某却来过的！” 那是半亩小园，迎路无门且无墙，园中栽植了各色花木，枝叶扶疏，甚是可观。直教李白目瞪口呆的，是花木深处那泥墙木柱的屋宇，宽二架，深三间，一切施设，无不与数年前露寒驿上火集极为相似，唯独庭前少了那黄竹蓝布的八尺挑招。 “是、神——品——”李白满面讶然，仔细寻思，终于想起来，道，“是‘神品玉浮梁’！恰恰少了那‘神品玉浮梁’！” 当下先将马交驿丁，周身验看一过，证非官畜，才许交银寄槽，这厢两人浑以为间壁有酒可饮，正急着前去寻访，未料四下人声嘈嚣，无端哄闹起来。两人再一打量谛听，但见泥泞不堪的大路之上，突然间惶急奔来了无数男女，大凡三五之数，成一小群，共肩一卷毡，有的是草荐、有的是锦茵，皆极厚重。这些扛毡之人来到驿前，争着将毡铺伸了，随即齐齐整整分列行伍于两侧，并皆撑开了随身携行的雨具，无非黄赤顶盖，十分耀眼，只不过看似人人都不在意大雨侵身，却都像是在遮挡着泥泞地上的毡铺。 再不多时，滂沱大雨之中，竟然从四面八方踅来许多道士，有的冠顶二仪，衣被四象，有的霓裳霞袖，织锦披罗，也有戴平冠的，通身上下二十四条裙帔，也有戴飞云冠的，绛帔三十六条，一眼望不尽的高华秀丽，鱼贯成行，看得吴指南几乎忘了要去找酒。道士们先后入驿，路旁擎伞之人始窃窃私议：“道君”若何、“天师”若何、“司马真人”又若何——显然，他们口中的真人尚未现身，却也不知何时会到。 “希有鸟至矣！”李白抬肘撞了撞吴指南的腰，道，“此师当世无两，会当一见，某且回逆旅取诗文稿草，再去天梁观候他。” 吴指南脸一沉，道：“汝自去！” “酒，满天下物，何日不可饮？” “道人亦满天下物，何日不可见？”吴指南说着，大踏步迳往间壁小园走了去；他确乎是赌着一口气，非要喝上不可——然而，隔壁并非酒肆。 那是硬生生将驿所西侧临街厢房截取其半，端端整整隔出来的一爿小园，向园便是一门，吴指南侵雨奔去，拉开门、抢身而入，发觉竟是一间空屋。 这正是十二有余年前崔湜服罪之地。 因为驿丁、旅者屡屡传闻，此室入夜即有祟乱不安之事，便索性将这屋拆了，改筑成花树小园，意欲止祟。不料甫拆未半，崔家在中朝尚有掌权执柄者，又驰令而来，必欲“全此一死地”。正由于截取其半，成了园子，所余室宇便显得过于宽而浅，不像是供人居止之处。 此室北面壁间横出一架，架上陈设了一副擦拭得锃光瓦亮的骡马衔辔——不消说，这是数月之前，道经江陵，巡游街巷的那匹益州贡骡所披挂者，把来当成祥瑞，每月朔望之期，奉以清供，用意还就是多一份禳谢不安魂魄的天威。大约也将就着传言崔湜的魂魄不安，此园、此室便整治得翠微红映，木密荫深，榻席洁净，几案古雅，几上长年置一香炉，其中燃熏沉澹，烟在有无之间。 吴指南见屋外骤雨略无缓转之势，反手关了屋门，嗅着炉中香气异常甘美，索性爬上榻席，曲肱卧倒，细细闻着香，蓦地一阵昏倦上头，瞌睡了起来。也不知过了几时几刻，天光乍然欺入，门又给拉开了。吴指南双眼微睁，看是进来了三个人。 当先一个，是仪容俊美的华服官人，通身绯袍，四十上下年纪，颔下五绺疏髯，飘尔如絮。紧跟在后的，则是一年轻道者，头顶紫冠，身穿青袍，也出落得志意昂扬。这两人一进门，各把双眼直盯着吴指南凝看，身形则自然而然退向两侧，迎进了第三人。那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者，顶上余发不多，但是束扎严谨，盘髻光鲜，也穿了一身暗碧似青的衫服，由于腰间无带，看来不是官人，但那长衫贴裹着老者瘦削的身形，也与寻常僧道之人的宽大袍服很不相近。老者进门抬脸，目光如炬，朝吴指南点点头，似不以榻上有一陌生之人而讶异。 吴指南反倒慌了，想匍匐而退，转见一榻连壁，要退也无地步，却听那华服官人道：“真君所称不速之客，果是此子？” 老者向前移了两步，细细打量着吴指南，接道：“不谬；亦不妨事。” 便在这时，吴指南也察觉老者浑身上下竟然没有一点经雨而湿的痕迹，凑近前来的身躯泛着和熏炉蒸烟一般的香味，还冒着暖烘烘的热气。 年轻的道者则皱眉忧心地说：“北起随州、西起襄阳，还有江陵本地的道侣，俱已至驿亭候驾久矣。少时大雨一停，众人不免蠭出相迓，真君若在此盘桓，十目所视，或有造作蜚语，恐不便宜。” 老者微微一笑，似乎全不在意年轻道者的顾忌，迳自转向那官人道：“‘彼雨无多有，此山归去来’，似乎正是令兄临行前所吟之句罢？” 官人神色黯然地应道：“是。” 老者抬头环视着顶上杈枒交错的梁柱，又微微挪步转身，像是在觑看着方位，好半晌才指着门旁壁角，道：“此向西北，一去一千七百又三十里，正是京师所在。”老者随即指指自己的脚下，又道：“然则，此地也便是令兄辞圣之地了。” 官人的脸垂得更深，像是低声答应了一个字：“诺。” “还能记忆令兄临行所吟字句否？” 官人仍只点了点头，眼眶之中竟然泛着些许泪光。 “时不可失，吟来！” “知秋缘树湿，扶路待云开。彼雨无多有，此山归去来。猿听檐下泪，句琢烛边灰。野驿余萧索，登临数此回。” 就在官人闭目吟诵着这首诗的同时，老者朝先前凝眸而视的梁柱之间一袖挥出，袖口距柱头还有数尺之遥，其间却现出了五色云朵，霞光连环互生，瞬起瞬灭。吴指南看得痴了，口中不觉咿咿唔唔作些怪响。然而前后未及片刻，诵诗之声归于岑寂，绕柱之云也付之消散。只屋外一路自远而近鸣雷不已，雷声从西北方咆哮而来，复向西北方吼咤而去，过不多时，也沉静下来。 老者随即朝门口踱了两步，探脸睨了睨天色，对那官人道：“这雨，会须才要停了；令兄魂兮安矣！想这一十二年漂泊无着，毕竟只为生前一念之不能释怀，其艰苦如此。我辈鉴之，可不慎乎？唯独——”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转脸看一眼吴指南，叹了口气，道：“天数奇绝，真有不可逆料者。孰料汝子竟来一窥玄机，福祸即此随身矣！” “呜呼呼呀！”吴指南一派天真，忍不住手舞足蹈地喊道，“老道这神通真是惹眼，某见识了。” 年轻的紫冠道士此时上前一步，朝老者一揖，道：“贫道浮学无根，术业浅薄，恰欲于真君驾前请教——似此不测之人，由不测之缘，来此不测之地，相与不测之事；果可避之乎？果不可避之乎？可避而不避，即入因缘，竟亦归于自然而然否？” “大哉问！”老者笑了，道，“胡紫阳曾告某：‘三千及门弟子，唯丹丘子形神萧散，不及于学。’然自某观之，丹丘子慧觉过人，何妨不学？” 这年轻道士，正是在大匡山上与李白曾有一面之缘的丹丘子；老者则是李白亟欲一见的上清派道长司马承祯；而那华服官人，则是当朝秘书监崔涤。 将近十三年前，太平公主及窦怀贞等人被控以“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并有七月四日作乱之谋，而倾党遭到诛除。事发之前，皇帝召见了当时的中书令崔湜——此人曾经将妻妾上献于原本还是世子的李隆基，以此而成为满朝卿吏之笑柄；而崔湜本人非但毫不以为意，也仗着自己的秀色与高才而成为太平公主的面首之一——他正是崔涤的哥哥。 起初，崔湜任兵部侍郎，他的父亲崔挹任礼部侍郎。父子同时官任尚书省的副职，是自有唐以来，所未曾有者。而崔湜“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的权术与野心更不止于献妻进妾而已。上官昭容掌权时，崔湜为其面首；太平公主势焰盛时，他也毫不犹豫地以色事之。张鷟的《朝野佥载》如此记载：“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妻美，与二女并进储闱，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或有人牓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可谓谑矣。 皇帝召见崔湜，实则别有用心。尽管在接见时动之以恩义，托之以腹心，泄漏了对于太平公主的诸多不满；不过，这显然只是诱敌之术。崔湜归家，与崔涤商议依违之计。崔涤苦口恳劝：“主上有问，勿有所隐。” 可是，崔湜却基于与太平公主的情谊而辜负了这告诫，日后果然以“私侍太平公主”而得罪——皇帝发禁卫军“平乱”之后，把崔湜流放于窦州。也就在崔湜道经荆州、停留于掷甲驿的当天，接获皇帝新颁布的敕令，宣称宫人元氏在受审时供出他案，元氏曾与崔湜同谋进毒以期杀害皇帝，崔湜当即赐死，缢于此所。 向日在宫中，十目所视、千夫可指，元氏与崔湜根本没有彼此接近的机会，所以说崔湜进毒弑上之事，越是追究细节，就越令人起疑。当震惊和愤怒渐渐平息下来，皇帝忽然发现：这一指控明显出于攀诬，而朝中法司希旨逆意而办案，则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对于太平公主之乱的查察和鞫审，已然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朝着无人能预知的方向恣肆而去。 皇帝再也没有向人说起崔湜，可是却时不时地派遣高力士：“唤崔九入宫。” 崔九乃从大排行论称，崔涤是也。他平居喜交游、好议论、有辩智，随时能引人噱笑。皇帝最忌人张扬自喜，原本不喜欢崔涤这样的个性。可是崔涤的长相与崔湜极相似，一旦见到了崔九，在俯仰接谈之间的一些片刻，皇帝会误以为面前这人竟是崔湜——崔湜浑若未死，就让皇帝不时觉得好过一些。 以此而一再相召，久而久之，皇帝在新人身上所见者，便不只是旧人的面目，他渐渐为崔涤开朗坦易的性情所吸引，原先对崔湜的愧疚和思念，也就转变成对崔涤的赏识；不但经常随手赏赐些天家恩礼，不多时还给升了官，成为秘书监，君臣过从密迩。崔涤随时可以出入禁中，与诸王侍宴的时候不让席，有时他的座次还排在皇兄宁王李宪之上，日后更御赐一名，曰：“澄”。 东封泰山的时候，皇帝钦点崔涤随行，封禅礼成，加金紫光禄大夫。圣驾于封禅之后并不在鲁地停留，随即回銮东都，崔涤则立刻请命下江陵，表面上的名义，是陪同司马承祯赴衡山，这也另有缘故——早在封禅礼仪使张说所订的仪注中已经明白议定：封禅次年春正之日，应由太常少卿赴南岳致祭，整个封禅大典便有了延续、扩充的意义。 司马承祯能够先行往衡山勘查风土，这是很难得的事，皇帝也就一口答应了。然而崔涤却另有计议。原来过往十余年间，崔涤四处打听天下有道之士的术业能为，目的就是要让负屈而死的哥哥得以超荐。他听人说司马承祯“服真五牙法”、“太清行气符”能打通阴阳两界，且此师行事厌恶繁文缛节，痛恨招摇排场，对于一个毕竟还是问罪未及赦免的亡灵来说，施以简约平易的手段，更属难能可贵。然而，要搬动这样一位天下知名的道长，来开脱一个身负叛弑污名的罪臣，毕竟不好启齿。 此事迁延多年，忽然在开元十三年大暑之日，竟莫名其妙地成就了。原来是那胡紫阳的门生丹丘子倾万贯家资、在嵩阳修筑的道院终于落成，广邀海内高贤，大集天下术士。司马承祯身为一代宗师，也在受邀赴筵并尊礼坛讲之列，所讲即是“五门见道妙义”。 司马承祯欣然应邀开讲，还在大暑日亲笔复信，告诉丹丘子：秘书监崔涤刻在东京，去嵩阳不远，可以延为上宾。司马承祯向不结交公卿，此举殊不寻常。丹丘子便向交递书信的道童随口问了一声：“真君忽欲见公卿，殊费解！” 不料那道童当下从袖中另取一纸奉上，道：“师云若有此问，所答在焉。”丹丘子摊开这第二张信笺，但见端端严严写了八字：“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这话说了也直似未说，丹丘子依言赴洛阳延请，崔涤闻知此议出于司马承祯的八字真言，并不明了其中另有道术之士深密的玄机寓焉，登时击掌欢踊，开颜喜笑道：“神人知某，何可求而得焉？”崔涤与丹丘子、司马承祯之订交自此而始。 一年有余的光阴过去，皇帝再于开元十五年召见司马承祯，“令于王屋山自选形胜之地，置坛室以居”，因而创建了阳台观。这一恩宠，实则出自崔涤的进言——只不过到了开元十五年的时候，崔涤也已经过世了。至于崔涤于开元十三年在嵩阳初会司马承祯时，以为那“一死”指的是兄长崔湜，“一生”所指，也就是崔涤本人，崔涤以是而慨服其术算之神。殊不知司马承祯这八个字实则另有所料于日后——那“一死”，实言崔涤；“一生”，说的却是生受阳台观封赏的道人自己。 开元十四年春，司马承祯、丹丘子和崔涤联袂来到掷甲驿前，暴雨未歇，司马承祯指门而道：“但不知——某等为不速之客耶？抑或室中之人为不速之客耶？” “然则……”崔涤有些迟疑，他知道间壁驿亭中都是远近闻名而来迎迓的黄冠羽客，这些人只道司马承祯是来南游衡山的，那么暗中超荐之事，万一泄漏形迹，上达天听，以皇帝之雄猜犹疑，少不得要治罪。 “不妨，此大鹏之使介而已。”司马承祯笑着转向丹丘子道，“汝此行不虚，或可与故人重逢了！” 崔涤并未料想到，千里迢迢追随司马承祯来此超渡，不过就是一拂袖间之事——究其实而言之，他连吴指南骇诧不能自信的五色祥云都未曾看见——忽然有些许的失望之感。然而，他又觉得司马承祯如此草率为之，或恐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底细，遂举步上前，施一长揖全礼，低声追问道：“即此便是了么？” 司马承祯淡淡答道：“‘天地四时，犹有消息’，君宜同其情慨耳。” “天地四时，犹有消息”只有八个字，出自《世说新语·政事第三》，却另有长远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嵇绍则是司马承祯奉以为“知出处大节而不移”的完人——多年之后，李白能够得到仕途发展上的许多暗助之力，实则种机于他在江陵与司马承祯的一次倾谈。所谈者，恰是嵇绍，以及嵇绍的父亲嵇康。 嵇康官至中散大夫，本由父亲嵇昭事曹魏为侍御史而成为士族。嵇昭并妻皆早逝，嵇康成长之后，娶了宗室之女长乐亭主，这固然是保障士族门第的惯例，但是，仕宦生涯显然与嵇康所耽所习的老、庄之学，有着极大的差异。 世人熟知嵇康隐于河内山阳，几无半点官声。生前著作又多次不可扼抑地表达了厌弃仕途的强烈情感，在与一同列名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的绝交信中，甚至公开以极尽揶揄的修辞，自嘲“七不堪”，不能为吏。包括：贪眠不起、闲游不羁、衣履不洁、不喜文书、不喜吊丧、不近俗人、心不耐烦等。凡七不字，都是曲笔反写他对积极进取以邀功名、掌权柄的轻鄙。尤其是在“七不堪”之后的“二不可”，更坦言自己的性情不合时宜：“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 更强烈的议论是在这一段反讽之后的结语：“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鸟鱼，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此言，实关乎千古百代以来士君子出处知道的关节，也正是大鹏见希有鸟之后的一段激辩，暂伏草蛇灰线于此。 竹林七贤决不是诗酒风流、洒然世外而已。“避征不仕”往往意味着士族脱卸门第中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意味着士人自有疏离皇室或心怀异志的诡谋，这是极其危险的抉择。是以《与山巨源绝交书》并非嵇康与山涛交谊之断绝而已，它甚至该被视为嵇康对山涛的保护。 此后，乃有吕巽、吕安兄弟阋墙而导致的一连串杀戮。干宝《晋纪》云：“吕安与康相善，安兄巽。康有隐遁之志，不能披褐怀玉宝，矜才而上人。安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反告安谤己。” 这是一段原本吕氏兄弟都亟欲隐藏的家庭丑秽——吕氏兄弟原本与嵇康是多年故交，吕巽贪恋吕安之妻美，借酒而污之。吕安在嵇康以保全门第名誉的劝说之下，不再追究。岂料吕巽深自惴惴，反而诬控吕安毁谤（一说是不孝之罪）。吕安因此被判流徙发边，不得已而写信向嵇康求援。嵇康基于义愤，写下了另一篇著名的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非徒与吕巽决裂，并挺身为吕安证冤，遂也犹如当年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而获罪故事，受连坐而下狱了。 然而，若仅止于家道秽闻之辩，焉得问罪如此？事实上，此案波兴澜起，另有内外两因。揆其内因，是当吕安问了流徙边郡之刑后，那一封向嵇康寄发的书信之中，有这样的句子： 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厉。龙睇大野，虎啸六合。猛志纷纭，雄心四据。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吾之鄙愿也。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哉？ 这几句愤激之语已经不只是恼恨兄长反噬诬陷而已，甚至明显透露出对政权和皇室的颠覆之心，晋太祖司马昭将之“追收下狱”，实出于疑惧叛逆。接着，便是连绵而来的外因了。 正当其时，吕巽的故友，也是正有宠于司马昭的司隶校尉钟会，当廷大发议论，认为收信人嵇康亦必须予以收押究罪：“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 终于，嵇康被录为死囚。时有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这样反而坏了事。皇帝对于士论之腾起更加畏惧，非但不许所请，还很快地将嵇康处死，以免喧嚣连绵，抗议迭宕。临刑之前，亲族都来话别，嵇康颜色不变，问其兄嵇喜：“来时携琴否？” 嵇喜道：“已携来。” 嵇康取过琴，稍事调弄，弹奏了那首知名的曲子——《太平引》；曲成，叹道：“《太平引》于今绝也！”一说《太平引》为《广陵散》。 《广陵散》绝后二十年，山涛举荐了嵇康之子嵇绍出任秘书丞，嵇绍十分犹豫，以为其父获罪，为人子者不应再仕，但是山涛却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 嵇绍遵山涛之嘱而出仕，任御史中丞、侍中，一度还被罢为庶人。日后，在一场皇室骨肉辗转相残的八王之乱中，嵇绍应征复出，参与荡阴一役，身当矢石，所部大败，为了护卫晋惠帝，为叛军乱箭横刀所杀，鲜血溅满了皇帝的衣袍。战阵之中，侥幸未死而被俘的晋惠帝被押往邺城。当左右从人欲为皇帝更换血衣的时候，皇帝说：“此嵇侍中之血，勿洗去！” 就司马氏政权之酷虐而言，嵇绍岂能为利禄所驱而就任？尤其是嵇康承袭父亲的士族地位，道尽了“七不堪、二不可”，底蕴亦不乏自认是前朝曹魏故臣的心意；这种心意，寄托于出世之说，原本是借遁之辞，顺理成章。可是，山涛的劝慰之语，也并不是出自趋炎附势的居心。在山涛看来，进退之间，并不应该以个人赋性或怀抱为依归；作为士人，只有以天下为担当。至于食谁家之俸禄，更不须营营于思念之中。 “然则，真君之言，是以嵇侍中之血责成崔九么？”崔涤固然知道山涛、嵇绍的典实，却全然并不能体会司马承祯的用心，只得虚虚一问。这一问，显然也透露着不情愿的意思；至少，若以嵇康蒙冤屈死、可是嵇绍仍殉帝以忠而言，崔涤仍心有不惬；他对于当年崔湜遭到宫人元氏攀诬的阴谋之主仍未释怀，原以为司马承祯慨然而来，还真能透过什么贯通阴阳的手段，以求问于阴灵。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得着这样一番结语—— 司马承祯道：“汝有大力则可以与大事；无此大怀，则并大力也无！” 一三 应见魏夫人 司马承祯是来见李白的。 他并不认识李白，也不曾听说过李白的姓名家世，更不知道李白的性情、人品或者教养，他甚至不能预期，即将见到的人是道者还是俗人？是官吏还是黎庶？之所以辗转因循诸般机缘而来到江陵，全因一卦。 开元十三年，丹丘子以嵩阳新修道院落成来邀请坛讲，宣示“五门见道妙义”。司马承祯亲笔书札应允之前，于静坐中魂躯相离，若得一梦——对于一个积数十年修为的道者来说，无端而得梦，是极不寻常之事。而这梦，更绝异于他者。 梦中司马承祯似不在焉，仅一身形不过数寸的鷃雀，口中衔一丝线，振翅欲飞，而飞不得，原来是丝线彼端系缚着一头大鹏，大鹏足爪沉陷于泥淖，欲自拔而不得，复不能借鷃雀之力而出，以此困顿委靡，神丧气沮。 这幻境虽只一瞬，但是惊得司马承祯一身冷汗。他自视三尸不祟，神魂不入于颠倒非常，却忽然受到梦的惊扰，感到十分讶异，遂将铜钱来卜，当下得了一个“需”卦。 需者，须也；若迳以字义解释，则这个卦的大旨，就是“等待”。然而司马承祯的这一卦，所问者并不是当下该不该答应丹丘子的邀请，而是此年与来年之间封禅礼成之后的衡山之行，推看光阴，或恐就在来年二月。而这“需”，正是二月之卦。 从卦的构成来看，“需”是乾下、坎上，也就是一连三个阳爻之后，复演得一阴爻、一阳爻，再一阴爻。坎为水，也可以解释成雨。乾为天，而天字的小篆之形，恰又与需字下面的“而”字近似。则拆合字形以论，水在天上，不谬。 此卦彖辞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上有阻雨之险，下为乾阳刚健之志，也就出现了龙困于浅滩的意象。这个解释令司马承祯相当惊奇，因为无论是封禅、登南岳，都与困龙阻水之象迢递无涉，但是根据一个荒唐无稽且本不该有之梦而卜，两相勘验之下，无论是直观或解义，却又若合符节。 也就在这一刻，这功参玄府、无入而不能自得的老道士才忽然悟到：“唉呀！是了！这一卦，并非为某衡山之行而卜，却是为了梦中那困处于泥淖之中的大鹏而卜的！” 从大处着眼，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除了示意求卜者等待时机，勉以诚信，故能光明而亨通，守静而吉，即使前途苍茫如涉江河，也能平安渡过重重险厄。不过，“光亨”一词，他卦无所见，不免穿凿。 司马承祯论《易》，向有自出之机杼。在“有孚光亨”四字句读上，他是这么断的：“有孚光，亨。”“孚”字不只解作“信”，也解作“虚其内而实其外”，“孚”字与“光”连读成一词，除了指称“以诚取信”之外，还有“浮觥”的意思。以单字论，浮作罚解，觥即酒杯，“浮觥”就是“罚酒”。虽然罚酒不是什么好事，却也不是真正的厄运，它带有一种由于得着警告而善自惕厉的美意。 循序进入这卦的每一爻，可以发现前三爻的“初九，需于郊”，“九二，需于沙”，“九三，需于泥”，只是在不同的地方等待。原本在郊外荒野处等待，稍后在水边沙滩处等待，之后虽然更进一步而陷溺于泥淖，却基于其人刚健诚信的本质，而能够趋吉避凶、远离危险，维持着“旡咎”、“终吉”的局面。 再向上进入“坎卦”，两阴夹一阳。在六四之处，有“需于血，出自穴”之解，一说是将要招致血光之灾；一说则是基于“血”、“洫”同根，将要辗转于沟洫。原本刚健的精神也许经过几番折磨、几番挫辱，而逐渐软弱、示怯了。也可以自其大面而言之；此人生涯的后半段，不复如先前那样高视阔步、意气昂扬。然而，不论“血”字指身心之伤，或是沟壑之遇，总之使得这人在性情上有了极大的转变。九四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这个听字，只能解释成“听任”之听、“听天由命”之听。 尔后，进入了这一卦的九五之处：“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这个人，历经多少寒暑，终其一生似乎都在等待。 也许是源自内在的刚强，无论他承受了多么强大的羞辱，遭遇到多么强横的牵绊，似乎也从不吐露，但是这种种无时或已的阻逆，并没有让他将等待的韧性转化为追求的力量。他似乎宁可株守于每一次小小的伤痛或磨难之间，就像梦中那一头在泥淖中不断拔足而起的大鹏，竟然全无振翼高翔的意思，徒然仰视着遥迢无际的穹苍而已。 等待，意味着蹉跎——这也是大鹏令司马承祯最不解而又着迷之处：酒食。那么，险阻之于斯人也，究竟是饱足酒食之后，必将奋力一战而克的敌垒呢？还是耽溺于酒食以至于终不能奋力一战，遂使酒食成为斯人自铸之敌垒？ 纯就卦象原文来看，酒食不是坏事，既曰“贞吉”，则酒食当然是养精蓄锐之物。所谓：“酒食，宴乐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阳刚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贞固，则得吉也。” 解到此处，司马承祯停了下来。他暂且不理会最后的一爻上六——经上所解，他无须寓目便能了然：“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这时他所在意的是第五爻，也就是“九五”。“九五”，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联想是天下之主、万民之父，皇帝。 “需于尊位”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是指在高贵、尊荣的地位上等待。至于究竟有多么高贵、多么尊荣，卦象上没有显示，可是恰由于此乃“九五”地步，或即是说：将要由天子来定夺其功名爵禄了？ 如果暂且不理会最后一爻上六，在这一卦的前面五爻上，司马承祯已经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他将要去寻访一个人。 这个人有着强大的意志，活泼的心思，可能还具备着抟扶摇而上云霄的力量。经过漫长的蓄积、等待，他将从遥远的地方来，暂栖于一水之滨。他在浅滩也似的人生行旅中困处，身边确乎有试着助其一臂之力的草芥之人，不过，这些人也就犹如鷃雀一般，人微力薄，无足为凭。而这个等待着的人，似乎也不知道他所等待的是机运、是援手，还是更多无休无止的创伤？他只是不时地翻看着自己深陷于泥淖的足爪；这样时左时右轮番地审视，大鹏像是已经满意了，觉得自己并未受到全然的羁绊。只不过，在饮啄酒食之余，他忘记了自己还有一对覆天盖地的翅膀。他会须要见到九五至尊，才能施展巨力，磅礴有为。可是，该由谁、用什么法子，来点悟这个人，让他明白，不能只是审视足爪无恙，庆幸不困于泥淖，便自觉刃发于硎，才高于天，甚至因而误以为青春无论如何挥霍、蹉跎，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也就在这样一幅意象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司马承祯想到了厉以常。 厉以常在江陵。水滨之城，有着楚王渚宫的江山胜迹，以及当年崔湜负屈自缢的驿亭——而在江陵天梁观中北壁之上，的确画了一幅大鹏。 老道士此时深瞑双目，假想自己是那大鹏，来到最后一爻的上六，也就是需卦外卦困于水的最后阶段。那时，或许江水泛滥，或许暴雨倾天，应该是在来年二月，这大鹏将会在一处地穴之中，见到三个不速之客。而这三个人，或许将为大鹏带来生涯的转机。 司马承祯知道自己无疑是其中之一。而此梦、此卦由丹丘子嵩阳之约而起，他将是第二人。至于其三——连丹丘子都惊疑不解：一个举世推重的道士，向不交际公卿，忽而指名相邀，所欲请见的人，居然一无学行、二无操范，甚至在年少之时，还曾经与日后涉嫌篡弑的兄长一同以色事公主，本来就不是什么风标独树的大臣。 也就在掷甲驿前的一场大雨之中，三人行将引门而入之际，司马承祯像是看穿了丹丘子的心事一般，拍拍崔涤的肩膊，又撂下了一句让丹丘子翫味良久、让崔涤如坠五里雾中的话： “非此君，斯人恐不得亲魏夫人之大道。” “此君”所指，自是崔涤；“魏夫人”，则非道教上清派的始祖魏华存莫属，其人其事，家喻户晓，丹丘子身为道门之徒，自然了如指掌；那么——“斯人”又是指谁？ 魏夫人名华存，字贤安，山东任城人，东晋司徒魏舒的女儿。据《南岳志》所引《南岳魏夫人传内传》云：此女幼时便熟读“庄老之书”，“笃意求神仙之术”，发誓不嫁。不过到了二十四岁上，还是奉亲命遣嫁南阳刘文，诞二子，长名璞，次名瑕。即使如此，魏夫人仍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纳气液，摄生夷静，且“闲斋别寝，入室百日不出”，专务修道。缘此虔诚致志，感格于天。西晋太康九年孟秋，忽一日，天上降来了四位仙君，授之以《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紫文八道》、《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和《黄庭经》等三十一卷真经，此即上清派原始文书。 其中，《黄庭经》草本除了开篇六句之外，皆为“七言韵文”——在当时，“七言”别为一体，若非里巷歌谣，就是识字开蒙之书，尚且不曾被视为诗之一格。以七言韵文，作长篇论述，也是极其罕见的事。 “七言”日后之成为诗之大宗，《黄庭经》更可以视为另一关键。魏夫人据其草本，殷勤注述，用意显然是传道，可是却于无意间借由道教传播力量，推动了这种形式的诗作。 此须别加解注—— 《汉书·艺文志》说《史籀篇》是周时史官教学童的书，又著录“史籀十五篇”。本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魏晋以下此书全失。段玉裁推测：“其书必四言成文，教学童诵之，《仓颉》、《爰历》、《博学》实仿其体。” 至于《仓颉篇》，世传丞相李斯作；《爰历篇》，世传中车府令赵高作；《博学篇》，世传太史令胡毋敬作。“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从此定型为小篆。汉初，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统称《仓颉篇》；《仓颉篇》流行直到东汉。 而在有汉一代，司马相如改创其体，更易其制，创用“七言”。相对于之前《史籀篇》、《仓颉篇》的四言。汉赋大家（广义的诗人）司马相如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引进了民间歌谣的“七言”，成就了《凡将篇》。比起没有用韵的前代之作，司马相如更知道国风风人的潜移默化之功，系乎简单而有力的记诵，也就是经由民间歌谣所擅场之体，让蒙童得以更有效率地识字见义。 其后，西汉元帝时代，黄门令史游以《凡将》为蓝本，另作《急就篇》，也大部分使用七言。可见在当时七言大概正是众口相沿的阳阿薤露之调，如：“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 此外，从东汉的镜铭上也可以看到许多七字韵语，似亦可复案昔时“七言”流行的程度。司马相如和史游在七言诗发展史上乍看不具任何地位，但是注意并运用民间歌谣形式，推动普及教育，却不期而然地为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两汉书以及其他成书于汉季的史料上，还可以发现一种两汉人用语的习惯，那就是七字句。“欲不为论念张文”、“关西孔子杨伯起”、“五经无双许叔重”、“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楷模李元礼”。这些个品评人物的单句七字用语断读几乎全是“四三”（二二三）。 在残存汉魏以降的字书之中，“七言”之堆砌罗列大体如此。《凡将篇》：“淮南宋蔡舞嗙喻”（见《说文》二上）。“钟磬竽笙筑坎侯”（《艺文类聚》四十四）。“黄润纤美宜制禅”（见《文选·蜀都赋旧注》）。其他杂有脱漏之文之例直到唐代都还出现过，文气亦颇雷同：“乌喙、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萎”、“苓草、芍药、桂漏卢”、“白敛、白芷、□菖蒲”（见《陆羽茶经》下）。 不消说，这样的句式也都来自民间歌谣七字句。在《凡将》、《急就》等篇问世之后，这个开蒙记诵字句的固定形式，也反证了“七言”在民间的流行地位。像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这种事关革天之命的话，也顺理成章利用“七言”，可见其琅琅上口。 然而天下之大事断非成于二三先行豪杰之手；二三先行豪杰若非他故而留名于青史，亦未必然能独于无佛处称尊。接下来一个无心插柳之人也几乎丢失了他在七言诗史上的重要地位——王逸。 古人解注章句，是推崇作品最直接有效的工夫。屈赋也好、《楚辞》也好，都是透过汉人“章句之学”寻摘浸淫，而成为诗三百篇之外的“别祖”。东汉王逸在刘向整理编纂的基础上，把《楚辞》推向一个更崇高的位阶。而在他那个时代，七字句已经是普天之下、率土之滨最流行的一种有助于记诵的语言形式了。 王逸作楚辞章句，经常使用七字句，句句用韵，再于句尾之处加上一个也字，这当然也是为了方便记诵。连王逸自己写的《琴思》，都为后世学者怀疑为“某篇之注”；可想而知，许多王逸自作的诗句或可能也早就被混进“楚辞章句”之中去了——无论如何，王逸大量运用“七言加一虚字”的动机很明显：他了解、运用这个人们长远浸润的记忆形式，统一了注文和原文的文气，借以方便学习者朗读、记诵而流传。 由此可知，汉唐间数百年，“七言”以其调俗而不被视为诗，却又以其易记宜诵而成为流行谣谚的载体。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之中，此体并非一蹴而成就为近体诗格之一、蔚为大宗，居间《黄庭经》之功大矣。 漫摭其句如此： 上清紫霞虚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闲居蕊珠作七言，散化五形变万神。是为黄庭曰内篇，琴心三叠舞胎仙。九气映明出霄间，神盖童子生紫烟。是曰玉书可精研，咏之万过升三天。千灾以消百病痊，不惮虎狼之凶残，亦以却老年永延。（《上清章第一》） 黄庭内人服锦衣，紫华飞裙云气罗，丹青绿条翠灵柯。七蕤玉龠闭两扉，重扇金关密枢机。玄泉幽阙高崔巍，三田之中精气微。娇女窈窕翳霄晖，重堂焕焕明八威。天庭地关列斧斤，灵台盘固永不衰。（《黄庭章第四》） 诸仙授书于魏夫人时曾吩咐：“此书昔授之北斗坛君、西城总真君，复授之南华生，今以付子，且语以存思指归行事口诀。”这话中的“指归”二字，隐隐然像是在北、西、南三个方位之外，另示以东行之宿命。 独得秘卷之后，魏夫人益发专笃修行。刘文早卒，时当司马氏天下裂解，不能复合，魏夫人独见时衰，推知人力无可挽救，遂携子随晋室东渡。两个孩子扶养成立之后，魏夫人随身仅一婢子，名曰麻姑，就在晋大兴年间来到南岳衡山，在集贤峰下结草舍而居。 相传此一期间，西王母曾约魏夫人到朱陵山上共食灵瓜，并赐《玉清隐书》四卷，“时年八十，仍颜如少女”。这一段安静修真的日子，长达十六年，终于在东晋成帝咸和九年白日升天。传闻当时她闭目寝息，饮而不食，一连七昼夜，之后才由西王母派遣而来的众仙迎接飞升，时年八十三岁。 升仙之后，魏夫人还被天帝封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与西王母共同治天台山、缑山、王屋山、大霍山和衡山等地之神仙洞府，侍女麻姑也列入仙班，弟子女夷受封为花神，主掌百花开落之事。古来华夏女子修道，向称始于魏夫人。 三十年后，时在东晋哀帝兴宁二年，魏夫人真仙再度下凡，以扶乩降笔之法，亲授琅琊王司徒舍人杨羲《上清经》，命以隶书写出，此据《真诰》卷十九《真诰叙录》所载，其事极异，推验不能复证；时移事往，湮远难以深疑。杨羲将《上清经》再传护军长史许谧、上计椽许翙。无论这部经书的来历如何，经由扶乩降笔一节，魏夫人便为后世上清派尊为第一代天师。 但是在司马承祯的话里，“魏夫人”三字一出，崔涤感觉有一张模模糊糊的脸孔，从无限遥迢的岁月之流中濯浴而出，逐渐清晰了起来；他一面抬手挡着骤雨，一面不敢置信地嗫嚅以对：“真君所言，乃某家一向所深讳之事乎？” “一家之事，亦不免牵连一国之事。”司马承祯双眉一皱，念力微聚，居然让面前看似紧闭着的木门应声而开；厅中榻上给蓦然惊醒的是个野人——吴指南一张困惑万端的脸迎向乍然欺入的雨声和天光。 一四 斗鸡事万乘 “魏夫人”之所涉，还有另一人、另一事。当年崔湜将一妻一妾和两个女儿献与睿宗之子李隆基，事虽极密，然而微泄于外，不胫而走，举朝哗然。崔湜固然媚主不伦，可是内情却非关于男女大欲。 他献给李隆基的妻子，不但本家姓魏，随身侍媵，亦号麻姑，而这位魏夫人和崔湜所生的两个女儿，显然也有意追随魏华存故事而命名为璞娘、瑕娘。也就在生养了两个女儿之后，崔湜之妻便效法“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闲斋别寝，入室百日不出”，至于崔湜在宫中通款于上官昭容、安乐公主以苟合取容的那些勾当，早已不入夫人心目。 所谓“献妻妾以媚上”，固然为士论所不齿，不过，揆诸暗藏的事实，与其说冤枉了崔湜，不如说李隆基、魏夫人都蒙受真正的不白之冤。实际上，当年年仅二十四岁的李隆基迎迓崔湜之妻所进入的，并非临淄王府，而是其父相王李旦的别邸；而崔湜之妻，当年也已经三十五岁，容颜虽惯看洁净，然而姿色平庸，骨肉瘠瘁，并不足以色事人。她之所以应召进入王府，是为了道术。而崔湜之妻所袭修的，也是上清一派，只不过自当年魏夫人开宗立派以来，已然历经十一代天师，其间道义、道法，已有了一些变化。 上清派经魏夫人首创，杨羲为第二代宗师。以下依经法传授，九传至齐、梁之间的陶弘景。 陶弘景不只学博闻洽，还是齐、梁间高门士族，为诸王侍读，取决朝仪，多定大计。他是在熟翫典籍，复深通养生服食之余，才渐渐萌生了归隐的意思。尔后“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颇获齐武帝嘉勉，赐帛十疋，烛二十梃，别敕每月给上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饵。 大约就是在齐永明十年前后，陶弘景居句曲山——此地为汉时三茅司命之府，故名茅山。弘景于此山建馆隐居，自号华阳隐居。从此修行四十余年，创茅山宗。也于此间大量整理了当时已经堪称散轶、错漏的上清派经卷，以增以删，夹注夹作，著成《真诰》。 其间，基于他与萧衍的私谊，当齐、梁易鼎之际，他还为萧衍推算国运，制定国号为“梁”字，也因为他仍然保有一份“知时运之变，俯察人心，悯涂炭之苦”的胸次，他足不出山，却能参赞朝政，时称“山中宰相”。也是在陶弘景的手上，重新建立了晋代《上清经》之源起与谱系，参以史料，证以时人，糅以传奇，佐以鬼神，将上清派之妙旨、修行、宗派、方术集一大成，上清派遂为所袭。 上清派自原本有一不变之本旨，以为天地之神可以进入人身，人体之神与天地之神交融合和，乃遂其长生不老、飞登上清之极。故不论存思、服气、咽津、念咒、佩符等法，皆为调和天地之神与人体之神而设施，依《黄庭经》七言之文所述可知：“心神丹元字守灵，肺神皓华字虚成。肝神龙烟字含明，翳郁导烟主浊清。肾神玄冥字育婴，脾神常在字魂停。胆神龙曜字威明，六腑五脏神体精。皆在心内运天经，昼夜存之自长生。”（《心神章第八》） 陶弘景在承袭前宗的时候，保留了许多纲目，像是“少思寡欲，息虑无为”、“饮食有节，起居有度”等等，这一方面也是由于九代天师以来，陶弘景是头一个深研医术且精通药理者。所撰《本草集注》、《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于药材产地、疗效、配方，皆有详注。 此为道教流衍之百流万法之中，十分精微的格物之学，若是不能觅及精思耐烦之人，往往不得而传。可是，纵使有这样的人物，又常迫于各自的命途际会，师徒未必偶遇得着——即如东岩子潼江赵蕤，终其一生不得过茅山、益深造，也便只能在蜀中绵州一隅之地苦心孤诣、独学无友而已。不过，陶弘景后半生戮力专攻、用志不分的炼丹服饵之术，与三代之后的天师司马承祯之所讲求者大异其趣。 司马承祯确实承袭了天地之神与人体之神合而为一的想法，但是他并不积极地从物理、生机之道营求，也不钻研服饵用药的能为。在他看来，人见天赋，即是神仙，“遂我自然、修我虚气”，便是升仙之阶。以“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为“神仙之道，五归一门”。“五归一门”还是实践的手段，更抽象的形容则是“七阶说”，包括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便开拓了后世宋儒那些“存天理，去人欲”、“主静存诚”之说的先河。 此一从陶弘景养生延年的实用基础上悄悄转移的追求，有其不得不尔的背景。这要从司马承祯的师父——也是上清派第十一代天师潘师正——答高宗道术五问说起。 昔在大唐上元三年，高宗病弱，据奏报闻嵩山刘道合能炼九阳丹，遂下诏建太乙观，召见，刘道合更引荐潘师正，高宗乃召潘师正入东都洛阳便殿，命作佛书。 可是潘师正却辞以逆反之论，谓：“道有所伸，贵有所屈。”这话的意思是说：欲有所为，将先思以无为。皇帝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拂逆之语，却只感到惊奇，而无不悦。尔后，又分别在第二年和第三年两度召见于嵩阳观与洛阳西宫。几次会面的交谈，具载于司马承祯参与记述的《道门经法相承次序》。 五问五答，非出于一时一地，撮其要旨，是大量运用佛家语来界定道教修练内丹、证成道果的步骤和功法。另一方面，不但整齐勾勒出道教三清、三界的宗谱位阶，也转借佛教传法之时常用的俗讲和吻合诗韵的偈子，来演示道门“天尊八身”的故事。 潘师正在道教发展上的巨力即在于此：他大展佛门说法之语素、语境，却让皇帝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道教的义理，最后导入的结论是：广学道以修善功，积众德以行善教，三千功满，神仙与圣人便化为一体了——也不过这么几句话，就连这“三千”、“功满”竟还是借佛家语。 潘师正的弟子因此流传一语：“斗鸡以事万乘，求仙而亲圣人。”鸡有两义，其一就是字面上的斗鸡之戏；其二则是指鸡林，鸡林者，佛寺也——据《佛尔雅》：“鸡头摩寺，谓之鸡园……昔有野火烧林，林中有雉，入水渍羽，以救其焚。”应该即是鸡林的出处，初唐王勃《晚秋游武担山寺序》已用之：“鸡林俊赏，萧萧鹫岭之居。”众所周知大唐天子好斗鸡，“鸡林”又是佛寺的隐语，则前一句嘲谑僧侣无疑；后一句自然就是称颂道者的境界在相较之下益显不凡了。 “斗鸡以事万乘，求仙而亲圣人”这两句话，可见道者在与僧人争尊而稍胜一筹之际，那掩藏不住的得色。“斗鸡”，成为上清派道士们的一个隐语；这话另有来历，《庄子·达生》：“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说的是最有气势和力量的斗鸡神形木然，不动声色。 一五 道隐不可见 在潘师正这一群弟子中，有“龙马狼驴”之目。“龙”是龙潜，“马”即司马承祯，“狼”为郎岌，“驴”则是卢藏用。 庆州龙潜，字于渊，据闻此子天资颖慧，于学无所不窥，追随潘师正最早，能观星，擅术数，惜其年寿不永，曾无一文传于时，很早就过世了。 卢藏用的叔祖卢承庆曾任度支尚书，父卢璥，官至魏州司马，世为士族，又是进士出身，以文章名家；其学辟谷、炼气之术，极为时人所重。中宗神龙中，卢藏用任礼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数度隐居于长安近郊的终南山，人讥为“随驾隐士”。此公最为后世所周知乐道者，是他曾经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此中大有佳处。”而司马承祯则答以：“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用这一段对话作为卢藏用的谥注，似乎有些冤枉。卢藏用工书法，书体酷肖右军，与陈子昂、赵贞固交游极密，情谊佳好；而陈、赵年寿不永，都早早地过世了，卢藏用为此二友抚孤以至于长，可见风义。 至于狼，在龙马狼驴四子之中，年齿最长，他也是崔湜夫人的传道师郎岌。 此人原籍定州，年幼时尚未修习道法，已擅占气候，名动两京，潘师正众徒之中，他是唯一受访顾而得以相与接谈的。一谈之下，潘师正惊为天人，向不以弟子视之。 郎岌弱冠之年，便常应达官贵人的礼聘，为土木风鉴之资。可是，一方面由于天赋异禀，他一向视研读道经、修炼丹药等为余事，不甚措意，是以积学不能厚，言事便不能深。也由于少年得意，性情排奡不羁，落落寡合，常直言忤人，所以交游虽广，也颇惹忌惮。 传闻：郎岌曾在东西两京之地到处游观多年，身后时时有一班衣冠人物追随，听其指顾，随口谈吐些个灾祥休咎的言语，当下以为说笑无稽，可是日后往往征应不谬。这是他被崔湜看上，迎入府邸、奉为上宾的根柢。 崔湜密邀郎岌入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个一向潜心习道的妻子魏氏。崔湜的盘算是，倘能市之以恩，赂之以惠，有朝一日若得尽收郎岌之术，成其内眷私学，则自己在风云诡谲的官场之上，容或还能由于透达的识鉴，持续他“先据要路以制人”的势力。 令崔湜大喜过望的是，老郎岌居然一口答应，入府不数日便设施典仪，行授业之礼。郎岌受拜之际，看着九炷香烟，忽然叹了一口气，对新收的女弟子道：“年外或将有不可测之大故，吾等且勉乎哉？”这话令崔湜若有所悟：原来郎岌之所以答应入府，并非图报于崔湜的笼络，而是为了能及时得人传授了自己的道法。 至于那“大故”为何，郎岌不说，谁也没敢问下去。这是中宗景龙三年初的事，正当时，宗楚客拜为中书令，萧至忠为侍中，崔湜也由于私侍上官昭容的缘故而得以为同平章事，实际上掌握了相权，然而为期不长——崔湜的父亲崔挹任国子监司业，私收选人贿赂，而崔湜不知，反而把给了钱的选人给汰除了。那人不服，前来理诉，道：“公所亲受某赂，奈何不与官？”崔湜怒道：“所亲为谁？当擒取杖杀之！”那人冷笑道：“公勿杖杀！杀则来日便要戴孝也。”为了这桩丑闻，崔湜被外放到襄州为刺史，行前郎岌笑着对崔湜说：“春荣到襄，秋实返秦，安之。”半年不到，中宗行郊祀礼，果尔放还。 不过，这还谈不上什么“不可测之大故”，论及彼一“大故”，仍须从前事索寻。 先此，武后久视元年春天，成州有身长三丈、面色如金之人，夜半现迹，有人说那就是佛；佛还留下了话语，谓：“天子万年，将有恩赦！”于是改元“大足”。 当时郎岌便与崔湜说：“深恩不可测，大狱或将兴。”中宗皇帝当时复为皇太子，皇太孙李重润则受封邵王，果然在这一年，邵王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妹婿魏王武延基由于议论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与武则天的宫闱秽事而遭赐死。 这桩惨案，留下了一个伏笔，直到中宗继位，虽然追封李重润为懿德太子，仍心有不惬；而李重润的生母韦后，更对中宗的庶长子李重福常怀嫉恨，以为当年赐死之事，乃是李重福与张易之兄弟联手构陷所致。中宗遂先贬李重福为濮州员外刺史，再徙之于蜀中合州，复迁往湖湘之均州。非仅奔波于万里程途之间，在地且不能兼领权柄，直似流人而已。 景龙三年，中宗祀于京师南郊。崔湜当时更由于攀附上安乐公主的缘故，奉召入陪大礼，风闻将有大赦，可是郎岌却力持反议，笑吟：“帝气三千界，悲风下邵陵。”此处的邵陵，所指乃为邵王陵寝，语意明显：基于皇帝对李重润的凄恻追思，李重福断无逢恩被赦的机会。 流人遇赦而放还的事所在多有，偏偏李重福总不能沐此天恩；他郁怀惨悄，陈情上表：“陛下焚柴展礼，郊祀上玄。苍生并得赦除，赤子偏加摈弃。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其悲愤可知。然而，纵使有这样一封书信，也没能得到回复；日后——也就是在中宗驾崩之后，相王李旦即位之初——李重福终于发动了一场兵变，而这一场迅速被扑灭的兵变所牵连动摇者，将应于多年之后洛阳的天津桥畔，是时李白在焉。 然而，就在中宗行郊祀礼的当天，郎岌在京中遥望南郊气象，反而流露出哀凄的神色，同崔湜道：“昔言‘不可测之大故’，今可测矣，崔郎宜早订计。” 崔湜一向服其神算，听这语气，更不像平常那般坦易从容，遂跟着慌张起来。郎岌推算了整整七昼夜，才道：“太阴、岁星犯紫微，大丧数定；非有巨力，吾等亦将不免，噍类无遗矣！” 帝星有故，大宝易主，这是常例。不过，郎岌却推看出更多的细故和变化。首先，帝星之灾，居然变自中宫，也就是显然指向了韦氏与安乐公主；其次是二度履储君之位的相王，其家也有异状。那是在长安城东、隆庆池北，相王的五个儿子——分别是寿春王李成器、临淄王李隆基、衡阳王李成义、巴陵王李隆范和彭城王李隆业——列第于此，广宇连栋的宅邸，朱甍碧瓦之上，郁郁然缭绕着帝王之气，连日更盛。仅此二象，便教崔湜更加不安了。 崔湜向所倚附，不外韦后与安乐公主之党，兼以旁通上官昭容，私侍太平公主；若说太阴、岁星所指确为外戚，则不免涉嫌篡逆，如此一来，崔湜的麻烦可就大了。郎岌也顾虑及此，遂议：“并从二象，而定于一策之间，唯入相王府耳！” 相王李旦性懦而多惧，敬鬼畏神，疑风惑影，常到处寻访术士以求前知，总想逆料天命，趋吉避凶。尤其是从母亲武后那里承袭一事，常着迷于字卜，无可自拔。所谓“字卜”，遇事随机见字，便以该字为该事征兆，几乎无处不可行之。非密迩之人，不知相王积习如此，还当他一意着迷于文字训诂之学。 郎岌所定之策，是先与相王家人私语：崔湜之妻早岁即得异人传授秘法，能占气候，且擅以经卷字句为卜，恰是以此术观得隆庆池北的五王宅第森森然有帝气，堪信仍有可以深入参详的机宜，何不召之过府，详询底蕴？ 此番夤缘布画，还有另一筹在其中——郎岌得以老仆之身，随侍在侧，暗中指点。这样预着地步，一方面可以亲近相王，一方面还可以让崔湜本人避于嫌疑之地，以免招韦氏一党耳目。 这时节，正逢临淄王李隆基罢潞州别驾之职，返回京师，到处结交豪杰、阴聚才勇。一旦闻知隆庆池北帝气之说，自然也平添了十分兴味，随即择日将魏氏、麻姑、璞娘、瑕娘并郎岌等一行主仆十多人都辗转迎去，先在临淄王府盘桓竟日，所图无他，就是仔细观瞻王府地理。一时哄传崔湜献妻，临淄王与崔湜则从未为这秽闻做过只字片语的辩解。试想：有这样绘声绘影的闲话，以为遮掩，岂不比什么托辞都来得有效，且不落痕迹。 在临淄王府，李隆基摒去闲杂人等，仅万骑军果毅葛福顺、李仙凫随同侍卫，引魏氏、郎岌周游王府。随行的，只有当时正在王府做客的西城、崇昌两位县主——她们都是李隆基的妹妹，从小就研读道经、访习道术，执意相从，李隆基也不能峻拒。 那魏氏每看一处亭台楼宇或是园林池沼，便回头同那俯首低腰、神情极为虔敬的郎岌肃容相商，声语甚低，旁人但闻窸窣，不能辨解其义；偶然听得零碎字句，不外“北斗”、“紫微”、“太白”、“入犯”等不成片段的话，之后，郎岌才以十分简洁的词汇慎重禀报：“林木佳祥”、“土石安顿”、“觚棱浑穆”。李隆基也只能唯唯而已。直到遍行一周之后，郎岌又同魏氏一阵耳语，忽然讨了手版笔墨、铺纸疾书十二字：“庚子日晡时出玄武见流星吉。” 李隆基反复读了几过，实在不能解悟，只好退了两步，十分虔敬地向魏氏一颔首，道：“此纸竟何用？尚请仙使明示。” 郎岌道：“用则有征，王明智过人，必有见解，不烦费辞，漏泄天机。” 就在这个时候，一旁的崇昌县主笑了，上前拉住魏氏的手，道：“此即通人所谓‘道隐不见’，是么？若云隐而不见，毕竟还是留了字句呀？” 魏氏随郎岌实学术数，不过百余日，还难以自出机杼而成主张，听这伶牙俐齿的华服丽人一问，不免有些胆怯，苦苦一笑，竟不能答。崇昌县主也不免狐疑起来，她的确未曾料到，一个可以望气谈天、洞观休咎、号称仙使的道者，连句寻常的玩笑话都应对不了，而县主所握着的那只手，竟然透着几许冰凉，还在颤抖着。 郎岌何等精明老练之人，登时亢声接道：“仙使所见，老奴所书，天机若不许于王道，则惩奴身。” 这还是大唐中宗景龙四年春天的事，魏氏随即入相王府，虽说是同李旦切磋诸本道经文字，时而就眼前字句，作时事之卜；实则追随郎岌持咒、诵诀、解经、养气——大约除了炼丹服饵之外，但凡郎岌所能事者，皆修治无遗了。其间，郎岌随时会流露出一种急切促迫之感，像是身后有人追拏，不得不仓皇赶路；又像是天地变态，倾刻间便要有翻天覆地的灾祸临头。 同年四月初，郎岌忽然分别向相王和魏氏请辞，相同的话说了三句，不同的叮咛也各有数言。那堂而皇之的三句告别之语是：“某身解之期已近，不能久留，请从此去矣。” 对相王的留别之言，辞简意赅，不外就是对这庸懦之人最深重的勉励和期许。郎岌是这么说的：“大命由天，不可与夺，王其承之。” 至于魏氏，郎岌竟然长跪三叩而辞，所叮嘱则是：“某一身所事，尽付仙使，此遇不枉矣！” 言下之意，倒像是坦承当初他之所以慨然应崔湜之召，竟是为了能将一身修为，传授于魏氏。魏氏此时也大约明白，这老道忽而如此礼敬，对她必有非凡的期许，却仍不敢自信，只能又怯又急地问道：“师一去而诸法空；妾为崔氏妇，岂能淹留贵盛之家，不谋归计乎？” “崔郎去道日远，不复返焉。”郎岌接着肃然沉声而道：“某去后，仙使即拜启相王裁处，决以修真为志，从此一绝尘女冠矣；而崔郎必不为阻——此后三载为期，可见道心在天否！” 不到半日，京师中哄传：多年来到处指点舆地气候的那个疯癫道人，在失踪将近一年之后，忽然出现于东都洛阳，披头散发，妄语谵言，逢人便以当地流行最广的民食为喻，随口唱说：“韦后娘娘烙的饼，宗楚客给卷大葱。李家皇帝吃一口，万年县里见飞龙！” 韦后立刻上奏，请旨擒求杖杀，以止讹谣。皇帝也毫不迟疑地批准所请。说是这郎岌很快地解拏到西京来，押入法司鞫审，郎岌服罪之辞也很诡异，直道：“漏泄天机，杖杀合宜！”当即发付杖责，结结实实往老道士的背脊上打了几十棍，越打杖声越是清脆，众人俯首细看，地上摊着一张似皮非皮的人形毡子，底下的石砖倒是崩了几角。 到了七月七日，皇帝在神龙殿慌慌急急吃了一块热煎饼，吞不下、吐不出，噎了片刻，先是满面紫红，不多时由紫转黑，已经晕厥过去。待太常寺的两位太医署令赶到时，已经龙御上宾了。这一刻，宫中的传言也到处流窜，都说：不数月前那只剩一张皮的老道士所唱的杂谣，毕竟是有底细的。未几，韦氏拥立年仅十六岁的温王李重茂即位，年号唐隆，是为少帝。 十八天之后，日逢庚子，李隆基直过日午，才想起数月之前有那十二字真言之兆，寻出一看，的确是“庚子日晡时出玄武见流星吉”，于是随手招了身边一客，乃是前朝邑县尉刘幽求，步行出皇城之北，抬头见是玄武门，不免暗喜，两人一入禁苑，便直叩宫苑总监钟绍京的廨舍。 此与禁城之地理有关。盖禁城在皇城之北，宽二十七里，深三十里，东抵灞上，西连旧长安城，北按渭水，南接京垣，腹地可以聚数千兵马。单发一旅于此，斩关入皇城，迳收奇袭之效，则锐不可当而功莫大焉。 原本，钟绍京参与李隆基诛除诸韦之谋颇深，临事却犹豫了。倒是他的妻子，先在内室中大义凛然地教训了几句，说：“忘身徇国，神必助之。早前既然与谋，便已同舟系命；而今翻悔而不行，有祸岂能免？” 钟绍京这才趋出拜谒临淄王，三人一面商议动静、一面招聚人马，自晡时以入夜，待先前策应的羽林军万骑营葛福顺、陈玄礼和李仙凫等三名果毅，以及所部皆陆续潜至之时，夜方二鼓，忽然间，流星骤落似雪。 刘幽求望着那漫天飞扑而下的星芒，喊道：“天意如此，机不可失！” 此夕“唐隆之变”，事发直似屠杀。羽林军之中觑势而动、随即投归李隆基节度的郎将官越来越多，各路人马纷纷以果毅所部为区处，大闭宫门及京城之门，四出搜捕韦氏亲党。先斩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韦温于东市之北，复斩中书令宗楚客于通化门——当时宗楚客还易装改容，孝服满身，骑一口青驴；看门的一眼认出，打拨了布帽，并其弟宗晋卿一同捆了，枭首于门下。 依照李隆基的谋议，诛杀韦氏并大臣的同时，也是亟须安定人心的时候，遂请相王李旦奉少帝登上承天门，慰谕百姓。承天门位于太极宫南，向例皇帝在此露面，必属庆典隆仪，百姓自然安心。可是在此刻，李旦却一反平常，坚执己见，要在太极宫西边的掖庭宫外安福门露面。 安福门朝西向开，隔驰道与辅兴坊相对，就在彼处，有太宗时的殿中监、宗正卿、光禄大夫窦诞的宅子。窦诞虽然于死后封赠工部尚书、荆州刺史，在世时爵位尊显，又是皇亲，然而在功业方面，实无所树立；倒是窦诞所拥居的一座广大宅园，近百年来多有术士指为京中福地，是古龙首原之“眼目”，与掖庭宫一驰道相对，气象非凡，形势佳好。 数十年前，窦诞子孙已经在宅第两端各修建了一座道观，有若犄角相对，而李旦此番登临安福门，用意根本不在奉少帝以安民心——魏氏早就卜得通透：少帝的御座坐不过一个月——李旦念兹在兹的，却是将那两处道观收归己有，让两个潜心求仙的女儿居停。 变后未几，相王李旦果然在李隆基和北门羽林的拥戴之下即位，年号景云，史称大唐睿宗皇帝。在他两个慕道的女儿之中，西城县主改封西城公主，第二年又改封金仙公主；崇昌县主则初改隆昌公主，继改玉真公主——两座对峙森严的道观日后皆归公主所有，并且展开了庞大的整建工程。崔湜的夫人魏氏则始终与玉真公主相左右，两人如师如友，相共一生。 相王登基之后，魏氏与崔、魏两家再无一丝半缕的牵系，她的名字也改了，叫“未隐”。当初郎岌所谓的“此后三载为期，可见道心在天否”之语也应验得分寸不失；三年之后，睿宗遂其懦性、饰以道体，让大宝于李隆基，崔湜则因阿附太平公主而受到牵连，法司入之以“图谋弑上”之罪，赐死于荆州掷甲驿。 一六 愿作阳台一段云 来自邻州近县数十百名道术之士在掷甲驿厅堂之上避雨逾时，苦候传闻中司马承祯的云驾。可那雨偏就不肯停，越下云朵越密、天色越黑，直到申时已过，水声益发滂沛，才有一乖觉的道人惊声一呼：“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此雨大可怪！” 说着，这道士随即搡开众人、推挤而行，当他奔出亭檐，置身于如注的暴雨之中，猛抬头，空中、身上、地面的雨水登时化为乌有─雨，早在不知何时就停了，天开云霁，晴朗如洗，先前在驿中所闻、所见，都为一幻。 此时在场的都是术士，当下一片啰噪，人人恍然大悟：原来就在片刻之前，左近之处，必有得道高人，依随着天雨实况，持诵了某通款气候之诀，追随此一成象，兴布奇幻，为的就是将这些道术之士困留于驿亭之中。 “司马道君来过了。”跟着步出驿亭的另一个道士叹息道。 “无怪乎语云：‘老子，其犹龙邪？’信然！”这当先抢出的道人也跟着苦笑，“传言果不我欺，看来道君此行的确不欲人知。” 所谓“传言”，正是丹丘子无意间泄漏的。客年封禅大典前后，他便于有意无意之间，向诸方往来的道者透露：司马承祯即将有衡山之行，缘故甚秘，闻知者莫不私臆揣测，由于这一趟数千里行脚不能说不劳顿，是以纷说与祀天相关，必有皇命寓焉。 这么猜，不算离谱。封禅之后，皇帝对于当时在泰山顶上与贺知章的那两问两答回味不尽，很快宣召入内廷，见面未及行礼，便拉起贺知章的手，道：“昔在岱岳，卿言：前代帝王，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见。是否？” “是。” “彼所密求者何？”皇帝神情肃穆，睛光凝结，像是要把贺知章拆开了。 贺知章道：“长生。” 皇帝像是早就知道了，间不容发地追问道：“长生可求否？” 贺知章不能答，亦不敢隐，遂绕了个弯子，奏道：“佛亦灭度，古之王天下无过百年者。” “汝学道，道者言长生，而汝复云长生不可求耶？”皇帝的嘴角微微一扬，严厉的目光之中透露出一丝狡黠，贺知章并不明白皇帝真正的用意：他是真想知道长生如何求得呢，还是根本不信长生果能求得？或者，只是要陷道者之说于矛盾之论？ 皇帝显然并无意于为难贺知章，随即话锋一转，道：“朕闻天台山司马承祯有服气、养气之法。可是昔年先皇召之，这道人仅以‘无为’答奏；朕问他治国之道，他也只说‘致一敬字’。朕心本好道义，然道义似亦不应止于此矣！” 此言一出，贺知章放了心，看来皇帝还是想明白，道者一向在追求的长生究竟虚实如何而已。他随即近前奏道：“上清一派，宗法俱足，术业完明，当此封禅礼毕，黎庶万民翘首山川、崇瞻天意之际，圣人何不诏司马承祯陛见，敕以五岳山川之命，遣之勘查风水，以广道术之望；至于长生之说或虚或实，长生之术或有或无，道君面奏圣人，亦不能欺诳。” 贺知章所说的，正是借由原先礼仪使张说“广封五岳”的计议，再一次把司马承祯宣召到内殿，这就有了当面盘问私心祝愿的机会。 此事，《太平广记》有载，注出于《大唐新语》，只是文辞简约，原委不能详尽： 玄宗有天下，深好道术，累征承祯到京，留于内殿，颇加礼敬，问以延年度世之事。承祯隐而微言，玄宗亦传而秘之，故人莫得知也。由是玄宗理国四十余年，虽禄山犯关，銮舆幸蜀，及为上皇，回，又七年，方始晏驾；诚由天数，岂非道力之助延长耶！ 这一次皇帝登封泰岳而返回东京，随即借此情由，再一次召见司马承祯，果然将就着贺知章所建言，从五岳的话题启问，道：“五岳，何神主之？” 司马承祯答道：“岳，乃群山之大者，能出云雨，潜储神仙。在神仙一界，也必须推举有声望者为之主，是为山林之神，当此仙官。” 皇帝当下裁示：五岳封神，山顶列置仙官庙，由司马承祯督办。这是亘古所未有之举，是以日后言及五岳仙官立祠，都盛称司马承祯为首功。只是这一场皇帝和道君的面商，还有下文，则牵连到上清派日后数十年在大唐宫廷立足的根基，以及李白得以两度进入长安、终于得接天颜的底蕴。 接着，皇帝顺藤摸瓜，道：“人世朝官、外官皆有任期，仙官亦有诸？” “失其道，则削其官。” “如何失道？” “风雨失时，土石失位，林木失养，鸟兽失群，仙官当其责。不过——” 话说了一半，司马承祯忽然想起：仙官落职，确有一则典实，是上清派弘扬道义之时，经常向庶民宣讲的。司马承祯转念及此，想起这故事与皇帝所关心的辟谷修仙、长生不老之事还颇有些瓜葛，随即上奏：“圣人容末道一叙故事。” 昊天上帝所从来久矣，不知何年月日，偶窥红尘，看到处烟埃弥漫，霾雾萧腾，仔细观聆，才明白究竟，乃是下界干戈动荡，杀伐连绵，不外就是为了饮食繁衍二事，堪觉其情可悯，然而天道至公，实无可倚侧而相帮。便这么焦急着，昊天上帝忽发一念，感及天下万民食者众，而耕者寡，方才纷扰不休，如果不能令下民广耕稼而丰收获，则反其道而思之，要是能使之减食，而又不觉饥饿，则纷争应稍戢止。 天帝得计，便令当值待诏大臣草拟文书，将此旨放贴于南天门，以令下民：“三日一食而足。”当日值司待诏的，是太白金星。这仙官一向才高思敏，运笔成风，斯须而就，不假点窜。星君接旨之后，一看是桩微不足道的小差使，便掉以轻心，过目即忘，当下还邀了些经常往来的仙官神将饮酒、走棋，全然不记得还要撰写帝旨了。 载酒载棋之际，兴许是酣醉困倦所致，太白星君随手一拂，拂落了棋枰上的一枚白子。这棋子从天而落，形体且落且变，堕一寸便大一尺，砸到了大唐安州之地，在安陆西北三十里外，竟成为一座方圆数十里的小山丘，久后当地人称之为白兆山，是乃太白金星之兆。 此山訇隆一声震地而成，倒把棋枰之畔的星君给惊醒了，这一惊非同小可，全明白过来：他还有一纸公文未曾撰贴。于是仓皇奔至南天门前，振笔疾书，咨告下民：“一日三食而足。”如此一来，误卯事小，颠倒天帝之意事大，虽然帝意犹宠眷不衰，可是天条既违，例无宽贷。即使拖延了些时日，下界已经不知又过了几千年，太白星君还是因为这一按而落了职，逐出仙界，投胎到人间——而依照道者推算，其贬入凡尘、成为肉身的时日，似乎去开元天子之登基之前未几。 这一则故事还没有说完，皇帝却似乎等不及了，也毫不措意于故事中“三日一食”与“一日三食”的隐喻——实则，此事也与人间道教上清派一向所标榜、宣扬的辟谷之术有着相当深密的关系，朝向一个伟大慈悲的怀抱看去，若真能使人人“三日一食而足”，岂不为苍生留下了加倍的有余地步？可是皇帝只伸了伸腰，直把话题兜回他想要探究的事上，道：“神仙失职，仍复不老不死乎？” “以无尽之余年，承莫大之哀悯，毋宁老死哉？圣人其谅察之！” 这几句话说得不卑不亢、有度有节，看似周转一理，实则兼之以广大矜恤的情怀，四两拨千斤，让皇帝不能不动容，此刻若是再追问些怎么养天年、致长生的话，似乎都有失身份了。 不过，司马承祯当然窥出了皇帝的心思，接着肃容整襟，一拜及地，道：“末道谨奉圣人养气治生一法，保此仙躯，以理万民，庶几风雨有恒，土石盘固，林木生发，鸟兽孳繁；仙官亦得守常称职，遂能不堕圣命。” 这是上清派自魏夫人开宗四百年以来，经由十位天师代代相沿的一宗密术，堪称是合辟谷与服气于一脉的功法。此术初源于先秦，帛书《去谷食气篇》即载录着：断食须以吹呴食气之法并行，以充健肢体。三国后期，饥馑连年而道教大兴，修习辟谷初不为长生，而在养命，也就是在极困乏的环境中，勉续一时鼻息，苟延性命而已。有许多深怀不忍人之心的道者，行走四方，推广此术，于是士人阶级，下及庶民、野人，有了越来越多的修习者。到了这一时期，辟谷之道较诸两汉方士断谷、含枣之类的传说所记载的，就更为实用而精深了。 曹魏父子累世召集大批门客，像是甘始、左慈、封君达、鲁女生之徒，曹植的密友郗俭更有绝食百日而行止如常的本事，《辩道论》谓：“余（按：即曹植）尝试郗俭，绝谷百日，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则死，而俭乃如是。然不必益寿，可以疗疾，而不惮饥馑焉！” 这些门客，本来都是修道炼气之士，曹操特别倚重他们，原本就有在军中广泛传衍，以大量减省军粮的用意。可是道者多视此技为独传之秘，不肯轻易授人，一旦临命，便想出各种遁辞拒绝，推说士卒们缘法不足、才质拙劣，是以始终未能遍教普行。 稍晚时东吴道士石秦，一名石春，以行医为业，号称观气而诊，行气而疗，能三月不食，吴景帝孙休不信有此术，“乃召取鏁闭，令人备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余，春颜色更鲜悦，气力如故”。 两晋而后，此道益盛，关于辟谷服气之高士的传说，也就逐时而与道教上清派绾结成一气。《南史·隐逸传》载，南岳道士邓郁：“隐居衡山极峻之岭，立小板屋两间，足不下山，断谷三十余载，唯以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上清派第九代天师、也是茅山宗的开辟者陶弘景，就更是此道中的顶尖之人。《八素隐书》上记载：“人眼方，寿千年。”陶弘景道行如何高妙，冗言亦不易尽数，只说此君到了晚年，右眼即修持变貌，每于子、卯、午、酉诸时呈四角之形。这两段记载里的《大洞经》和陶弘景无疑都指向当时正处于崛起之势的上清派。 一说陶弘景原本有天授神符，却乏药料，梁武帝遂发私财，供给黄金、朱砂、朴青、雄黄，以谋炼取飞丹，日久果然成就，丹色净如霜雪。武帝服了飞丹之后，感觉身轻似絮，骨坚若钢，行走如飞。这套方子，不只是丹药，还有相互应和的吐纳修行，便由陶弘景的弟子王远知以及再传弟子潘师正辗转相授，传于司马承祯。 而司马承祯倾心以传之于开元天子，还有一番叮嘱。 “辟谷服气，聊助足食，旨在不多掠夺于生，用意不外是慈、俭。至于益寿者，余事而已。” 皇帝一听到慈俭二字，登时应道：“此我祖老氏之言，朕熟知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呵呵！朕践天子之位，这‘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却是不能奉教了！”这话说来，颇似先前那一次接见司马承祯之时，一面口呼“道兄”、一面慨然自雄地说：“恨我学仙也晚，只能随命为天子。”是同样的心态——在皇帝慕道羡仙的言词之中，毕竟难以掩藏其志得意满，正是要借着“不敢不为天下先”的这个身份和自觉，来表现出他要比神仙更值得自负罢？ 然而司马承祯口授的辟谷服气之法竟然有奇效，就在司马承祯、丹丘子和崔涤来到江陵的这一段期间，皇帝的身体也感应到并同丹药与吐纳所带来的变化，有如传说中的梁武帝一般，非徒步履轻盈，肢体矫捷，而且日日不及拂晓，便悠然醒转了来，耳目通明，视听透彻，通体脉血亢涌，气动勃发，心念疾转如电光；诵文记事，经心不忘。好几次，皇帝起意要立刻召见司马承祯——敕以封赏，显以名爵，还要给他一处洞天福地。 此际，司马承祯一行三人随吴指南来到天梁观前，东北方天际忽然连作两雷，电光雷响，一时俱至。偏偏就在此刻，崔涤但觉胸口一闷，一条右臂猛可间酸麻无比，随即肩膊一阵剧痛，几乎打了个踉跄。一旁的丹丘子也察觉天现异象，非寻常可见，不觉看了老道君一眼。司马承祯心绪微动，掐指捻诀一算，低声道：“圣人眷顾某等了！” 崔涤大惑不解，忙问：“何以见此？” “仍由易卦得知；这是个‘丰’卦之象。经上有解：‘雷电皆至，丰。’此乃日在中天而受蔽翳之象。不过——”司马承祯接着深深看一眼崔涤道，“乌云蔽天，日色幽暗如夜，吾等反而得以仰视深远，直见北斗。” “呜呼呼呀！”吴指南放声道，“白昼晴天，哪里见得什么北斗？” 丹丘子挥袖搡开吴指南，抢前一步，追问道：“敢问道君，见北斗复如何？” “此卦六五有辞，曰：‘来章，有庆誉，吉。’说的是广致天下光明，则能借由名声之显扬，以成就某功某业，然而这与雷电齐作的天象之间，看似并无可解之理，除非——” 崔涤原本是一听功业二字便不免平添罣碍的骨性，这时也顾不得心口幽塞，只捂着右肩忍着疼，忧忡问道：“除非如何？” “除非这‘章’，不作‘光明’看，而须作‘章句’、‘章黼’之章看；然则，雷电之作、北斗之观，便另有解。”司马承祯抬眼看了看面前天梁观正缓缓开启的大门，道，“某等此来所见者，其泥中之大鹏乎？质虽柔暗，却应能仗其文采，而致天下之大光明。” 原来这“章”字，指的是黑底白纹、斑驳相间的装饰图案，也可以引申为诗歌、乐曲和文字的段落。司马承祯所说“质虽柔暗”，并不是虚妄猜测的形容，而是将“章”字的“黑底”本义，形容成遮蔽日头的乌云，如此一来，那遮蔽，不但不是狭义的障碍，反而借由这遮蔽，收敛了过于耀眼的日光，令人更能像是在夜间无灯无火之处观星一般，得以透见北斗，甚至其他更小的星辰。 就在这一刻，天梁观的门大开了，厉以常肃立于当央，朗声道：“恭候道君云驾久矣，算来此正其时。” 司马承祯看见他身边还站着个身长不足七尺的白衣少年，此人剑眉星目，风秀神清，伫立在晚风之中，像是正在专注地仰望着片刻之前远方雷电潜踪之处。 “李十二！”丹丘子大叫了一声，满脸惊讶和喜悦，连喊声都沙哑了，却仍大笑问道：“李十二！可有佳句也无？” “风雷四塞君不见，愿作阳台一段云。”李白将就眼前声闻情状随口占得两句，笑着上前执手。 吴指南那一张黧黑油亮的脸上登时浮起了无边无际的惶惑，不觉脱口问道：“汝岂便连这天涯海角之人俱识得？” “果然！”司马承祯也随即略一侧身，像是让过了李白的长揖之礼，依样趋前执起手来，与李白仿佛也是多年未见的忘年友，道，“英年一鹏，奋翮出尘，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者，正是此人。” 吴指南和崔涤相互望了一眼，一个高居金紫光禄大夫，一个则是近乎野人的庶民，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们同样地、彻头彻尾地感觉到自己是寥落离群的陌生人。 一七 君今还入楚山里 崔涤与吴指南另有一相同之处，他们都在开元十四年亡故了。 此番江陵之会，继之以衡山之行，而后又过访安陆，一路奔波，堪说是马不停蹄。途中，崔涤便感觉体气虚弱，心血起伏，待回到洛阳遵化里故宅，终于累倒。这间歇心闷的毛病，原本只是偶发，旅次之中兼旬一犯，及返家宅，竟三数日一眩晕，天地颠倒，四方旋转，唯蜷缩于地，但觉身在滚滚洪流之中，随波涛翻起滚落，无际无涯。 据家传旧闻，崔涤的祖父崔仁师于高宗永徽初叶一病而逝之前，也是这么个症状。他自知大渐之期不远，不免要操烦许多未了之事，可是这人平生坦易诙谐，凡事总要表现些洒落出群的风标，再三寻思，想到个主意。先是将遵化里府中舆夫、马仆、庖丁诸色人等聚集了来，打开正堂前榭四面轩门，终朝连夜作饮宴之会，往来送迎不歇，陪侍的是府中私蓄的一班乐工、歌妓，分班轮值，筝笛笙笳具备，务使歌吹不歇。崔涤则高踞上席，兴来则饮，饥来则食，随念所及，或书札或赋诗，总之是尽其所欢而一一面见了旧友，也交代了后事。 这一番连绵豪宴，有说长达数月之久者。许多当时游身于东都的寒士也辗转夤缘赴会，有的只是来一睹盛况，有的则试图亲接风雅，也有的不过是想蹭几顿饭食。多年之后杜甫诗《江南逢李龟年》之句如此：“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中盛称几度所闻之妙乐者即此。来游东都、观国之光的杜甫这一年只有十六岁。 至于崔涤生前在歌乐喧阗之中所作的诗，有此： 琴心偶感识长卿，缓节清商近有情。脱略鹴裘呼浊酒，消淹蚕篆作幽鸣。萧墙看冷双红豆，病雨听深一紫荆。滴落风流谁拾得，晓开新碧漫皋蘅。 留在崔九堂中的这一页残稿与其余三十多首五七言之作，皆为近体律绝，首首依律而成，看来严谨而少局面，也没有古风、歌行之属的长篇，不知是否崔涤作诗惯常如此，或也是由于病中神思逸想不能恢阔开张之故。这是他仅存的遗篇，皆无题目，应该是寄赠而抄录的稿本。这一首旁注四个行草小字：“付安陆行。” “行”字，可以解释为行走、旅行，也可以解释为歌行。不过，这明明是一首七律，不应归于“行”。将崔涤其他多首诗作的注记比合而观，也没有任何一诗具载诗歌体例。于是也有人推测，这个“行”字，可能是个“许”字，“付安陆许”的意思，就是交付于安陆许家的某一人。 安陆，是李白托身之地；许家，则是李白就婚之门。司马承祯在一年多前于江陵城掷甲驿前的滂沱大雨之中所谓：“非此君，斯人恐不得亲魏夫人之大道。”一语之谶，恰恰应在这里。说得明白了，正是：“设若没有崔涤，李白恐怕就错失了亲近上清派道术的机会。”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清派之门的一员，恰与“安陆”许家的一段因缘有关。 崔涤的这一首诗，开篇用的是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典实。不烦赘言：这就是借由一个通俗的故事，来借喻接受这一首诗的人所面对的人生实况。 诗眼在于颈联的“萧墙看冷双红豆，病雨听深一紫荆”。 其中由萧墙、病雨二词领句，所指皆为崔涤本人。萧墙，是面对国君宫门的短墙，一名塞门，又名屏。当臣下来到屏前，受到短墙之阻隔，便须警省：即将面对国君，心情必须肃穆，因此萧字从肃。崔涤近年来为皇帝新宠，时时召入宫禁见驾，或恐就是在宫禁之中、御苑之内、萧墙之前，曾经目睹红豆发枝而起兴，随即由这一回忆中的物象，唤起了对远方安陆故友的思念。 红豆为男女互赠留情、以表相思之物，毋须甚解；出此“看冷双红豆”之言，则用心可知，也许对于接受这一首诗的人，崔涤有一番警惕或劝慰的意思。换言之：崔涤或许知道对方用情已冷，也或许是不希望对方用情渐冷，才以一种肃穆的感怀，勉此远人。 关键还在紫荆，此树中原遍产，属种繁多，唯其中一种，号曰“箩筐树”，唐时产地仅蜀中与安州——蜀中，既是司马相如的故乡，也是李白成长的家园；而安州，则是李白娶妻而随居十年之地。此一特种紫荆，天下仅两处繁生，不可谓不难得，看来崔涤是借着这树，来隐喻着分别出身于蜀中、安州两地的一对佳人，应该彼此相爱相惜。 崔涤写过这一首诗之后不知又撑过了几日，终有一天午后，倒卧在堂榭席间。他生前有令：“一俟不起，便教管弦昂扬，不舍昼夜，勿使须臾停歇，以祝仙游之壮。” 然而这首“付安陆许”之诗究竟命意如何？却与崔、许二家三代以来的私交略有渊源。 许圉师，祖贯高阳，而后落籍安陆，为追随李渊逐鹿天下的开国功臣许绍之子。此子进士出身，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四迁为左相。到了高宗龙朔二年冬十月，突遭巨变，其子许自然于射猎时误杀一人，许圉师忧怜其子不免于刑，遂隐案不奏，却被当朝的许敬宗揭露，以为：“人臣如此，罪不容诛。”随即父子皆下狱，到第二年春天，许圉师贬官虔州刺史，复调相州刺史。 许圉师在相州时，仍一本宽省刑罚的用心施政，据说有官吏犯赃事发，许圉师也不推究，仅赐《清白诗》责勉之，有句如此：“悲天看洒十方泪，夜雨来施千户春。”还果然感动了那官犯，改节从善而为廉士。这个因许圉师一念宽慈而受惠的官犯，就是崔湜、崔涤之父崔挹的从弟崔捷。受此恩德，崔家和许家从此时相往来；从日后墓志碑撰可知，高宗末叶——即使是许圉师过世之后多年——崔捷之家与许自然之弟许自牧和许自遂两家，还分别在调露元年和永淳元年缔结过婚姻。 此外，即是许家和安陆另一显宦郝氏的绵密关系与来往。 许圉师的外甥——也就是许绍的外孙——郝处俊少孤而好学，年未弱冠，即以精研《汉书》而知名，俨然成一家学。郝处俊非徒知书，亦能征善战，曾追随英国忠武公徐世绩征辽而有功，以此而大开仕途，迁中书令、拜检校兵部侍郎、兼太子宾客。不过，就在李白来到安州的整整五十年前，郝处俊以直言极谏之故，伏下了此族一祸。 高宗上元三年，皇帝以风疹之疾为口实，扬言退位，要让天后摄理国政。让国兹事体大，不能不与宰辅相商。郝处俊对奏时言辞亢直而坚决，他是这么说的：“臣下尝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即使取鉴于旧史，昔年魏文帝生前有令，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 这一番议论立刻得到中书侍郎李义琰的支持，皇帝遂罢逊位之念——当然，郝处俊也就因此而触怒了武氏。然而，《新唐书·郝处俊传》：“武后虽忌之，以其操履无玷，不能害。” 五年之后，郝处俊薨，年七十五，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大都督，典仪隆重，封赏无匹。可是郝处俊知机而先见，早就托侍中裴炎上奏，转达了婉谢恩赐灵舆、官供葬事，这当然是为了持盈保泰，不予后党以构陷之辞。 殊不料郝处俊的孙子郝象贤在七年之后的垂拱四年，仍旧为家奴攀诬造反而入罪，临刑之时，郝象贤“极口骂太后，发扬宫中隐慝”，人还没来得及被送上法场，便教金吾兵乱棍打死在路上，“令斩讫，仍支解其体，发其父母坟墓，焚爇尸体，处俊亦坐斫棺毁柩”。此后法官每欲处大辟之刑，都会用木丸塞人犯之口，此其始也。 先是，郝处俊之子郝南容曾任顿丘县令，当时郝象贤尚未成年，暴戾乖张，痴顽不驯，一帮常与他往来的朋友都称他“宠之”。他自己不亲书卷、拙于字句，并不知道“宠之”二字，声韵一旦调转，便另寓暗讽，成了“痴种”。郝象贤不但不觉有异，每每还在父亲面前自以“宠之”为号。郝南容无奈，只好诱着他说：“汝朋友极贤，吾为汝设馔，可延之皆来。” 翌日，郝象贤果然邀来了十多人，郝南容一一与之饮，而后才恳切地劝道：“谚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的确愚昧，烦劳诸君为起字号，然而，有损于南容之身尚可，岂可波及侍中乎？”意思就是说：“痴种”之诟，殃及前代先祖，连郝处俊也一并骂上了，是不是请让一步田地？说着，一阵涕泣，众少年遂羞惭无地而退。只此可见从郝处俊以下，门第之式微如斯。 郝家的门第仍够撑持，香火得以绵延，还得感谢崔家。这又有一段不大为人所知的旧事在焉。大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刑部以《贼盗律》中之谋逆罪，兄弟连坐仅没官而已，有以为太轻者，请改从死；奏请八座详议。当时世论纷纷，有从重、从轻两派。右仆射高士廉、吏部尚书侯君集、兵部尚书李勣（即徐世绩）等议请从重；民部尚书唐俭、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工部尚书杜楚客等议请依旧不改。 从重之论，甚嚣尘上，以为两汉、魏、晋谋反皆夷三族，连坐兄弟致死并不为过。崔仁师独撰一长文反驳这个看法，强调“三代之盛，泣辜解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后世变乱法纪、狱讼滋繁之始，首自“韩、李、申、商，争持急刻……秦用其法，遂至土崩”。即使像汉高帝、汉文帝之心存宽厚，仍多凉德，“遂使新垣族灭，信、越菹醢，见讥良史，谓之过刑”。 崔仁师恳恳以谏，谆谆而谈，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唐刑律维持在一种“断狱数简，刑清化洽”的宽仁气氛之中。这一篇文字竟然力排众议，感动了太宗皇帝，也就打消了谋反连坐诛杀兄弟之刑——此举，无意让日后崔涤能在崔湜被诬弑君的大狱之中逃一死地。而郝象贤之大逆一案，无瓜葛及于郝氏族人，也可以说是崔仁师一念之仁所庇荫。 原本郝氏与许氏也有联姻之议，却由于郝象贤遭诬谋反的牵连而缓了下来，日久未遂，又迁延了一代。许圉师的另一个小儿子许自正，有女“若君”，另字曰“宛”，与郝南容之兄郝北叟的孙子郝知礼年貌相当，自幼指婚。而在这一时期，武氏之族已经诛除殆尽，前朝血迹，尽已化碧，郝、许两族正计议着经由娶嫁大事，重焕门第之光，那是开元六年间的事。 唐人婚俗，男家于迎娶前一到三个月，将婚期通知女家，谓之“送日”；同时奉以彩帛、衣物，谓之“赠妆”。即此，双方共约一名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齐全之“全福妇”，于当下为新嫁娘裁衣，谓之“纳采”。此后，方能问名，由媒妁到女家取回了红笺墨书的庚帖，以卜合八字，之后才能“纳币”、“请期”以至于“亲迎”。 就在“纳采”的时候，那“全福妇”一剪而下，原本应该迎刃而开的彩帛却不知何故而偏滑了，再剪、三剪，换了几把剪刀，彩帛依然故我，完好如初。这已经是桩奇怪而惹人忧疑不安的事了。孰料问名之日一到，男家却报了丧来，说是郝知礼三日前出门，但见空中有火六七团，其大者如瓠瓜、小者如杯盏，上下簇拥，使之不得前行也不得后退，避之再三，忽有一小火，直钻心口，烧得他痛彻呼号，旁人更救不得，片刻间心焦肺烂，匍匐在地，已经没了气息。 士族之间的累世婚姻原本有其惯例，但是出了这样一宗看似除了天意之外并无他解的怪事，郝、许两家之间便只能缄默以对。合婚事宜尚未完备，但是新嫁娘的身份却十分尴尬，一拖三年，转瞬即逝。 直到开元九年，崔湜之弟、崔涤之兄崔液的一个正在京师守选的儿子崔咏，游历至安州，循礼到各世交望族之家拜访。众人看崔咏与许家闺女年貌相当，颇堪匹配。然而前一次约婚未遂，毕竟是迫于无奈，为了求一个名正言顺，崔氏还央请郝知礼的舅家出面为媒，以杜悠悠之口——这一次，问名、合过八字之后，崔家将卜婚的吉兆制成口采，随采购置吉征嘉礼，是为“纳吉”。却怎么也没想到，就在“雁奠”之际，又出了灾殃。 士人婚姻，谨守仪注，礼经所载，尺寸不失。“雁奠”，传习千年，以雁为礼，乃是取雁之“阴阳往来，夫妇相随”之义。其礼，以活雁为贽致献。主人许自正立身东廊之下，面西而立；崔咏则南立向北，手捧一头已经用五彩丝绳捆绑了足翅的大雁，恭恭敬敬地捧上许家正厅的坛坫，于礼，原本简约隆重，不过就是“再拜，稽首而退”。 谁也不曾料到，原本捆绑停当的这头大雁，就在崔咏乍一松手、放上坛坫的刹那，猛力一挣，丝绳寸断，束缚尽脱，回头还啄伤了崔咏的一只眼睛，随即在厅堂中酸嘶哀鸣了一阵，扑腾上下，绕着厅前的一株箩筐树顶翻飞数匝，接着便朝天光晴朗之处振翼而去，转瞬间消失了踪迹。崔咏非但登时伤了一目，且受了极大的惊吓，心胆俱裂，仓皇奔出，随即一病而瘫废。 接连两度合婚之议，皆因不可名状、亦不可告人的灾异而中止，不只令郝氏、崔氏极为沮丧，许家也十分难堪，这姑娘的婚事也就没有人再提议了。 直到五年以后的开元十四年春天，与李白相会而别，离开江陵之后，司马承祯、崔涤和丹丘子乃遂衡山之行，未几，三人联袂赴京，过访安陆，许、郝两氏夤缘来拜，求问于道君：这一宗怪象频生的婚事，究竟有可解之理否？司马承祯淡然说了一句：“《传》曰：‘齐大非偶。’” 士族姻娅相结，自魏晋以来数百年不绝，入大唐而尤烈，高门大姓，历代加亲，竟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左传·桓公六年》春秋初叶的故事，是郑国世子忽婉拒齐侯嫁女之请，世子忽的话原本是这么说的：“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然而引用此语，却令许氏愈发不能明白，只得虚前席以究问：“尚请道君再进一解？” 司马承祯仍旧凝神耽思，还没来得及答话，倒是崔涤在一旁迳自问道：“天火飞雁之兆，可有稽否？” “天火同人，另是一卦。”司马承祯道。 同人卦，是易经的第十三卦，上乾下离，以一阴爻伏处于五阳爻之间。从内外卦相互呼应的地位来看，离卦第二的阴爻与乾卦第二的阳爻遥相呼应，意味着在下位的小人（六二）获得在上位的君子（九五）之结纳，引为同气；此为同人卦的本旨——在下者谦冲柔顺，在上者宽和广接，这是提醒那些欲与人结盟党者，不能够只在同侪之中觅取道侣，所以六二的象辞说：“同人于宗，吝道也。”质言之：“同人”的微妙之义，正是与“不同之人”结其盟约、订其交谊。 同人卦的前一卦为否卦，是《易》的第十二卦，以时局世变言之，由泰而否，本以造化成一循环，否卦之后，气象为之一变，到处有“小人道长，君子道衰”之况。 同人卦所揭示的，则是那些家道逐渐衰落、零替的“君子”，会须与正在向上奋发的“小人”摒绝隔阂，弃捐嫌猜，重相容融，经书词句简约，不过就是以六二与九五阴阳交流为喻，可是这一层经解听在许自正耳中，却别有体会；试想：一阴一阳，说的不也是男女合婚之道吗？ 而所谓“齐大非偶”之“齐”，怎么看都不像是原本的“齐国”、“齐侯”之“齐”，而成了“齐一”、“齐等”之“齐”。如此说来，天火示儆，就是要许氏莫再执迷于安陆贵盛之家（如郝、崔族裔）中择婿。那么，许宛终身之所托——许自正几乎不敢想下去——竟然要应在这“同人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城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这难道不是说：许宛的亲事还在极其遥迢荒远之处吗？更何况着一“野”字，还有相对于“国人”的“野人”之义；若说因缘天定，而天意所属，竟要让此女下嫁一个连寻常庶民身份都没有的野人吗？ “天火之余——”许自正惶悚不安，却仍忍不住焦急，追问下去，“尚有飞雁未解。” “雁，知时鸟也。是以郑众《婚礼谒文赞》有云：‘雁候阴阳，待时乃举，冬南夏北，贵其有所。’”司马承祯一双老眼望向厅堂前方的那株紫荆树，瞳仁微微现了方棱，道，“飞雁在天，不受缯缴，普天下禽兽，唯此物能观天知时。时不至，不行；时既至，不凝。既以天下为贵，乃能不滞于一处。奇哉！奇哉人也！” 说到最后一句，许自正更胡涂了，老道君口中喃喃所说的，真是“奇哉人也”四字吗？那么，这“奇哉”之人会是同人卦上所显示的野人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能够像大雁一样，依天时而行、过处为家呢？有这样一个以天下四方为居处的人，又怎么能够托之以婚姻呢？ “绕树三匝而去，堪知此树端的便是彼乡！”丹丘子在下席，忽然于此时大笑出声，也顾不得礼仪了，只见他膝行而前，欺近司马承祯，低声道：“道君所奇之人，只今合在楚山里。” 经丹丘子一提醒，崔涤也恍兮惚兮、若有所悟，遂转脸向许自正道：“道君所解者，是道；某所事者，术也，请容陈一术。” “何术？” “为令嫒执柯作伐。” 这是注记着“付安陆许”四字之诗作的来历。后人因之推断：“萧墙看冷双红豆，病雨听深一紫荆”这一联的出、落两句，各有所指；出句所况者，乃是许宛那姑娘——证之首句用司马相如的典故，则以“若君”为“仿如卓文君”亦颇合旨；而落句，则是以紫荆为喻，实则指树为人，暗示自己身在病中，所殷殷寄望于身后者，不外是作成绵州、安州两地紫荆之树合抱交拱罢了。 一八 空余秋草洞庭间 崔涤之死，时当隆冬。他与司马承祯、丹丘子在孟春时节与李白一晤而别于江陵，还没来得及撞上这一桩婚媒因缘。匆匆握别之际，崔涤若有心、似无心地问了李白一句：“此地一别，却不知日后何处相逢了？” 李白的答复很妙：“某家昌明故里，闾门外有紫荆一，可十围，华盖浓深，以荫公侯车驾。” 此番李白之所以汲汲登程，则是为了吴指南的两句半癫半醉之语话：“汝同某过洞庭去罢？某好至彼处死去，汝便了无罣碍！” 此前一日，司马承祯在天梁观升坛讲“服气精义论”。这一套道法都为九论，以养生持体为宗旨，分两日成一通说。前一夜掌灯燃烛，讲慎忌论和五脏论；次日自晨至午讲疗病论及病候论；午后至暮讲五牙论、服气论、导引论；入夜之后，再讲符水论与服药论。来听讲的，俱是前一日在掷甲驿苦候多时、来自临州近县的道士、女冠。 李白早年在大匡山随赵蕤读书，赵蕤就曾授以“舍淮南而就句曲”的大判断。句曲者，句曲山也，亦即齐、梁时陶弘景隐居的茅山。陶弘景号华阳隐居之所隐，正是此地。隐伏句曲四十年，除了《真诰》一书之外，所撰《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陶氏本草》、《药总诀》等，皆是赵蕤一向所称道的“实学”。司马承祯为陶弘景嫡裔三传弟子，“服气经义论”则恰为发扬陶氏之学的一部集成之说。 久闻其名，未详其情，李白自然俯首下心，专志聆教，司马承祯对这“仙风道骨”的少年青眼有加，不只令其踞列前席，还吩咐厉以常为添几砚纸墨，并松油短檠佐书，堪说格外礼遇了。 司马承祯以五脏论开讲，指画囊躯，譬喻五行，杂以星辰运行、周天环动的道理，数以百计的道者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杂以赞许嗟叹之声。唯独吴指南听讲不过片刻，就不再能辨识字句了，但觉腹中空洞，饥馁难当，霍地自站起身，甩开大步，穿越人丛，朝大殿之外扬长而去。 由于水运利便，近年来的江陵已经逐渐追步长安、洛阳，形形色色的行市热络，交易蓬勃，商店侵街的情形也时有所见。在邻近水陆码头之地，出现了许多为迎迓不时往来的旅客而开张的酒食铺子。相较起来，京师尚有朝开晚闭的宵禁，江陵在地的律令反而宽弛得多，居宅、商家、逆旅、酒楼更无坊墙的囿限，随处可见。 吴指南信步游荡，东家食罢西家饮，醉饱之余，高歌迤行，漫无南北。走得口干唇燥，复见有炊烟炉火之处，便一头抢入，解下腰间钱囊，听任主东估值，呼酒不歇。 如此行醉，沉酣至再，直落得夜色由暗而明，天色复由明而暗，到了次日昏暮时分，迷离茫昧间，他只觉此廓此垣熟悉得无以复加，眼中所见之人、耳边所闻之语，竟与他所出身的昌明县城并无二致。就这么一面趔趔趄趄地走，吴指南一面环顾周身越发不清不明的光景，一面疑道：“呜呼呼呀！某却如此一路回家了么？” “可不？”忽地一人在身后应道。 回头一眼接着，倒教他通身上下的酒气猛可间散去五分。但见身后站着个苍发盈尺、散乱披覆的汉子，身上条缕褴衫，百孔千疮，肩头站着一只鹦鹉。他影影绰绰记得这人，仿佛见过的—— “汝是那天上的、不不，是那堕水的——”吴指南无论如何再也想不起来了。 此人正是文曲星张夜叉。 张夜叉也不遑同吴指南寒暄，只一劲拽起他的衣袖疾行，边走边叨念着：要寻觅一处火家，沽得上好“水边卖”来共饮。“水边卖”又名“芙蓉酪”，也叫“容城春”，是当地古传五百年的佳酿，自三国时代荆州南郡容城镇渔市贩者手中初创而得名。 此酒当得楚地一宝，由来也十分意外。原本酒之另名为春，多以产地相号，如剑南春、罗浮春者皆是。酿造容城春亦然，凡溢产谷米，即取以为酿，耕家自饮有余，添为买卖。久而久之，酿者自有体会：但凡碾磨愈精而细者，其出酿愈香而存愈久，然量亦愈稀，价亦愈昂。耕渔之徒，逐渐以此图利，江陵之人遂多贩之于行商估客。 《容城爨录·水边卖》有载：“渔市一愚妇，见灶上一铛，中有浊浆，误作稀粥，乃添薪火沸煮，移时而不记，复令自沸自凉，如是者三。无何，忽忆铛中有粥，举以食，瞿然醉矣。审其余沥，清澈如水，盖容城春也。酒用馏法存圣甚秘，始此。” 张夜叉此时神情愉悦，与大半年前在江船之中倨傲轻慢的样貌，迥不相侔。他极口称道那“水边卖”的滋味天下无双；其佳处还有来历，端在酿造之时，以芙蓉叶为曲池铺垫，尽得国色天香之美云云。这话说得吴指南舌底生津，又醒了一二分，筋力气血登时畅旺起来，欢欢喜喜与这萍水相逢的丐者痛饮。直到戌时前后，肩头的鹦鹉突然扑打着翅翼，高声喊了两句：“空余秋草洞庭间，空余秋草洞庭间。” 就在这一刻，张夜叉脸色忽地沉了下来，凝眸直视吴指南，擎杯道：“芙蓉叶，尽化为糟泥，形躯泯灭，而于酒沥之中留得些许简淡余香——此物，便是汝子了！” 醉意可是被张夜叉的神色惊得十分全消，可他话里的玄机，吴指南却怎么也参不透，只随手朝那鹦鹉指画，漫口问道：“这鸟说些甚话？腔字好似李十二呀。” “信然！”张夜叉微微一颔首，道，“李郎日后当有此句。” “他尚未作得？” “汝尚未死，彼岂能作？” 吴指南若有所悟，吁声嗫语着：“空余秋草——？” 张夜叉洒然一笑，道：“洞庭间。” 吴指南当夜趁着一天的烂星明月，奔回天梁观，正逢司马承祯讲服药论将罢，吴指南旁若无人，大步闯入，迳至李白席前，朗声道：“汝同某过洞庭去罢？某好至彼处死去，汝便了无罣碍！” 李白既羞且窘，简直无地自容，抢忙向坛坫之上的司马承祯匆匆施了一礼，拽住吴指南的衣袂，箭步奔出殿门，仍极力按耐，咬牙切齿低声道：“汝随某游山玩水，访道求仙，一行无羁无绊，身作载酒之船，浮沉烟波而已。有什么罣碍？闹什么生死？” “某受汝父之托，为汝兄汝弟接济钱财，但此事不了，便合得一死。” 吴指南的忧忡焦急固有其义正辞严之理。自从离开绵州，李白一意漫游，涉纳溪、下渝州、经巫山、过荆门、到江陵，秋去春来，似乎从无一时片刻着意于完遂李客所交代的事。道途之间，吴指南一旦略微清醒些，总忍不住要探问：何若直放九江，再返棹上三峡，且将钱财与李氏兄弟交割分明，也免得牵挂？然而李白总是乱以他语，或说：李寻、李常向不缺钱，何必为他们的不急之需而辜负大好山川？或说：沿途未见与李客往来交兑契券的柜坊，也就不能持“便换”提取通宝。 可是吴指南“合得一死”四字出口，李白却愣住了，仿佛不能置信，当下虎起一双圆眼，注视着吴指南，仔细打量他的脸，似乎将吴指南看得陌生起来；而吴指南被他这么凝神看着，不由得一凛：李白的脸，竟然也在这一瞬间变得不可捉摸甚至不可辨识。两人就这么对望了不知多久，李白忽然纵声长笑，笑罢大袖一拂，道：“那么——明日同道君辞行便走。” “去洞庭？” “去洞庭。” “洞庭——”吴指南怯生生地又问了一句，“究竟是何地？” “抚以湘兮扣以沅，回按夫夷兮挟以赧，澧水来伏兮广波澜，并为我作云梦之观。”启口四句，原无作篇之意，不过是把他从古书古文上读来的洞庭之地，略加指点，说的是自南而北注积成湖的四条河流，分别为湘江、沅江、澧水与资江；资江复有二源——在南为赧水，在西为夫夷水——是以为辞。 李白吟着吟着，兴致来了，便忍不住以较为夸张的声调纵声唱了起来：“古之有大泽兮，乃在楚宫之东南。八百里展臂乎扶桑兮，一掬朝日于沉酣。帝之二女处兮，是常游于江源。旦暮而发云雨兮，以营苍生之精魂。咸池之乐，张于洞庭之野。其声震震兮，凡耳不能假。姑且酌之满腹兮，毋乃以此湖为三雅。” 这是他出蜀之后的第一篇赋，《云梦赋》。此赋从“抚以湘”到“三雅”，是开篇第一章。这一章脱口而成，文不加点，可谓神授。而当时他并未亲即湖山之观，是以纵横时空，所描写的对象，纯属想象中的大泽。其中（堪说是相当节制地）只用了两个典故。其一是“帝之二女”，这个词就是“天帝有两个女儿”，此二女被封为江神，也就是《列仙传》上所说的“江妃”二女也。证之以《离骚·九歌》声称“湘夫人”者便是。 可是后人附会多端，必欲将“湘夫人”归宗为帝尧之女，是极大的误会。这个误会，显然也与秦始皇身边的博士有关。据闻：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于是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后来刘向作《列女传》，承袭了这个说法，并且说：“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为‘湘君’。”汉代的经学大家郑众也以讹传讹，举证舜妃为湘君。此后“帝之二女”就变成了“帝尧之二女”；“湘夫人”也就成了“湘君”。甚至还增添了“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而湘江，遂号为湘夫人”的枝叶。 李白在此处用“帝之二女”，主要的用意是点明地理，不涉于神话枝蔓之说，同时也经由这两个帝女之登场，铺垫稍后“咸池之乐，张于洞庭之野”的文句，因为下令在洞庭的旷野中演奏《咸池》乐章的，正是“天帝”，也可以说是昊天上帝——而决计不会是帝尧——此语，出于《庄子·天运》。 另一个典故“三雅”则切切与吴指南这酒鬼有关。曹丕《典论》云：“刘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雅容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从此文问世以后，人们便常以“三雅”泛指酒器，而且是豪饮、剧饮、狂饮之人所用的、容量极大的酒器。“姑且酌之满腹兮，毋乃以此湖为三雅”就是将东、南、西三洞庭比拟成当年刘表的三种酒器，那岂不喝得太痛快了？ 吴指南听李白解说时，不由得笑了起来：“如此喝死亦值！” 后人可以如此设想：《云梦赋》首章之文，已经预先埋设了“饮湖而醉，酾酒临江”的壮阔之情，即使不免附会穿凿，也可以说成是为吴指南一奠神魂的草蛇灰线。这开篇第一章，就写在天梁观南院的塞门内侧，字如拳大，墨渖光鲜，根骨劲挺，笔趣酣畅。题壁当时，为李白捧砚的是厉以常。书毕之际，诗人与厉以常口头相约：洞庭罢游归来，必有续章完篇，将会回到天梁观来写就。 即将登程的时候，崔涤朝李白一颔首，问道：“此地一别，却不知日后何处相逢了？” 李白笑道：“某家昌明故里，闾门外有紫荆一，可十围，华盖浓深，以荫公侯车驾。” 吴指南先一步催趱着新雇的骡车，扬长而去，但见他捧着一壶容城春，信口哼唱的，还是那些传唱于绵州的俚曲杂谣，歌声越发远了，李白也不得不攀鞍跨马，朝众人拱手，道：“握别、揖别而挥别，终须一别，自此去了。” “十二郎缓缓其行。”司马承祯一面说，一面冲丹丘子点点头，使了个眼色。 丹丘子随即拔步趋前，为李白一带缰索，顺手将一柄油红晶亮的伞顺手给插在李白鞍鞯之旁的囊鞘里，低声嘱咐了几句：“云梦大泽，雨雾繁滋，十二郎珍重。此天台山玉霄峰白云宫中之物，向不外传；只今道君所贶，必有其用。某奉道君、崔监于此略事盘桓，亦将南访，后会有期了。” 司马承祯注视着李白的背影，神情不像是送行，倒像是满心满眼在迎迓着什么似的，沉声对一旁的丹丘子道：“却不知这华盖之下，究竟是谁家公侯了。” 李白的背影，即此直下复州，再渡江到岳州，走进了《云梦赋》的第二章—— 乡人告予兮，此水古渺茫。洞庭之山惝恍兮，西望裁彼楚江。凭飙风而临高，极云海之苍苍，何余心之缥缈？寄相思而飘扬。大泽何以为名？禹书状其漭泱。历十万载而成泥沼兮，又八千纪而漫汪洋。陂陀纵横而卑湿兮，若有杂处之阴阳。鱼龙交陈而出入兮，宁无啼笑之虎狼？然而高士安在？霸王何方？楚君田猎九百里，犹不得翻覆沧浪。云梦之水看无际兮，唯子虚、上林之荒唐。江渊渟以待风起兮，子何为而彷徨？ 欲详洞庭，须先解李白称之为云梦的故实。 在李白那个时代，云梦、洞庭名异而指同，只是一个约略的统称。直到数百年后的北宋元丰年间，有郭思其人，能知古代汉沔间地理，才下了一个定论，认为：“亦谓江南为梦，江北为云。”这是根据《左传》的记载而推断出来的。《左传·定公四年》：“吴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奔郧。” 根据这一段文字，可知当时楚子从郢西出走，涉过睢水，则车驾启程之地，应该就在江南。而后“济江，入于云中……奔郧”，郧就是大唐宰相许圉师、郝处俊等人寓家之所，唐时为安陆——无疑“云”也在江北。此外，据《尔雅注疏》引《左传·昭公三年》，有：“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更明白指出：梦，是在江南。这个字极可能是同音通假而来，在古代楚国方言里，借之以表“湖泽”之意，本字写作“漭”。而李白所作“楚君田猎九百里”便不是一句空话，其典出于《左传》，以此语点染壮怀天下之志，才能与下文中的“子何为而彷徨”呼应。 《云梦赋》的第二章，可以看成是李白在洞庭湖畔游走时所做的札记。他走访了当地父老，从乡人口中得知洞庭湖的历史。其中“历十万载而成泥沼兮，又八千纪而漫汪洋”堪称相当贴近此湖水文实况。 仅从前文“咸池之乐，张于洞庭之野”可知：在黄帝那个时代，洞庭山周围还是土地平旷的原野。到了屈原写《楚辞·九歌·湘夫人》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句，应该已经有了湖泊，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当时尚未浩渺如海，还是许多小湖，零散如陂塘的样貌。然而就地质而言，古之大云梦泽是在不断地沉降之中，有水处蓄积愈深，不患淤积；岁月既久，毗连着的许多小湖泊便逐渐淹漫成一大湖。 春秋战国时期以降，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整整五百年，中原各地气候湿暖多雨，尤有甚者，西汉时代益加潮热湿润，各地江河溪水都充足肥涨。虽然从西汉末叶到隋初的将近六百年，大体上气候转为寒旱，不过，“夏霜夏雪”的情况要远甚于“冬无雪冰”。虽然间有不少荒年，使得东晋前后云梦泽日渐萎缩，但是连年巨大的长江之水，竟然像是有心滋润干渴的大地一般，汹汹涌涌而来，向荆江南岸奔流，进入下沉中的沼泽平原，因此洞庭之湖便烟波浩瀚而成。 于是，到了北魏的郦道元笔下，《水经》的记载就同上古黄帝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他描述澧水：“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沅水：“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湘水：“北过下隽县西……北至巴丘山，入于江。”资水：“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终至于：“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 “历十万载而成泥沼兮，又八千纪而漫汪洋”殆非虚语，说明了湖泽地区的乡人一向对于生涯所寄的环境，有一种沧海桑田、变动不拘的认识，历百千万年而湖干涸为沼；又历万千百年而沼复淹填为湖。自天地自然的角度来看，洞庭湖岂有一定的尺幅宽仄？这就是它湖中有山、湖外有湖的根柢。 也正因为水景地貌本质上有着惊人的变化，李白赋中以下数句便可以看作呼应着这环境而点染的生态：“陂陀纵横而卑湿兮，若有杂处之阴阳。鱼龙交陈而出入兮，宁无啼笑之虎狼？”将就着倾斜欹侧、颠簸起伏的地势，道路交错曲折，无处不蒸腾着令人不安的氤氲之气，似雾似云，以烟以波，又如奇妖怪兽杂处于人世之间所施设的障蔽之术——既像是在吸引着愚夫蠢妇前去一探究竟，又像是在儆示着凡夫俗子不可妄加侵扰。所谓“鱼龙交陈”、“虎狼啼笑”，一方面显现了旅者对陌生物类的遐想，一方面也透露出诗人意图亲近那神秘地界的渴望。 李白是全心全意地相信：古云梦之地，有他企慕的神仙。初临这书中所形容的、犹如沧海一般横无际涯的湖泊，尽忘所从所欲而行，只是吴指南不时就要发着谵呓：“尽这大好湖山，毕竟何处死好？” 李白原本不把这醉鬼的言语当真，却着实觉得他口口声声死去活来扫兴，这一刻目睹江烟湖霭弥漫，忽然灵机一动，遥指北面云气深浓之处，笑道：“彼处可死。” “彼是何处？” “极目不见者，是为南郡。”李白道，“某日前在天梁观，曾接闻于司马道君，谓南郡张玉子渡江南来梦泽学道，居此湖之北，精研‘务魁’之术，会须便在是处。” “张玉子是汝朋友？” “张玉子是神仙。” “然则‘五魁’呢？”吴指南伸出右手，摇晃着五根手指头，道，“汝不忆某等在乡时豁酒拳，须是‘免魁忌宝’，五字不得猜的。” “非也，‘务魁’是一套功法。” 张震，号玉子，西周末季时的一个庶民。周幽王颇闻其通晓坟典之名，征之入朝，却被他拒绝了。张玉子留下几句千古纷传的慨叹：“人居世间，日失一日，去生转远，去死转近，而贪富贵，不知养性，命尽气绝即死。位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形为灰土乎？独有神仙度世，可以无穷耳。” 既然不屑进取于当局，则很难维持其既有学养、又图清静之身。张玉子遂放弃了国人身份，成为不折不扣的野人，追随一个据说能够“巾金巾，入天门；呼长精，吸玄泉；鸣天鼓，养丹田”的术士长桑公子学习诸般法术。这些法术，在长桑子之前，皆由口传心受，不立文字；但是从张玉子开始，以文书载录的形式为道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轨迹。晋葛洪著《神仙传》称他：“乃造一家之法，著道书百余篇，其术以务魁为主，而精于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养性治病，消灾散祸。” 关于他涉江南下，居停于云梦之地习道的载记，即使连《神仙传》所记也相当简略，岳州当地父老口耳相传之说，则历千余年不灭；最主要的原因，是张玉子其人不只是一个道者，他所拥有的力量过于强大，在俗民心目之中，俨然一鬼神矣。 张玉子异能惊人之术，已经到了化真入幻、假幻为真的地步，他的嫡传弟子甚至记录：张玉子能够“俯临一水，见千里外人事”，或者是 “闻临郡有酒食佳美，片刻持回饮啖”。归根究柢，仍须从“务魁”说起。 务魁初有一法，要用木器盛水，捧对两魁之间，施术者吹而嘘之，缓缓让那皿水兴发涟漪，涟漪深可寸许，水上也逐渐生出赤光，光晕晔晔绕走，历一时又三刻而成。其间，北斗不能为闲云遮掩，否则此术立败。祝祷之礼既毕，那皿中之水可以“治百病，在内者饮之，在外者浴之，皆使立愈”。这种方术日后仍不断地演变，到了南朝齐、梁之间，就发展成一种在特定时刻面对魁星持诵咒诀，而能感格天地的礼仪，却未必能治病了。 魁，是北斗前四星——亦即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的统称。务魁，则是“存思北斗”的代称，这正是道教在展开上清派之后所发动的一桩极为特殊的道法。 “且待一天清月明之夜，汝与某至湖墅滩头，雇一条夜渔船——”李白道，“容某为汝一叙这‘务魁’的玄机。” “还需趁酒！”吴指南笑了。 “汝自饮得，”李白道，“某于彼时须斋戒事神，不能饮。” “事神又则甚？” “云梦自古为仙家洞府，”李白形容严肃地说，“某千里而来，合当交感于山川，拜候天庭故旧诸君。” 原本佛家有末法恶世之说，以为人世间灾劫连绵，旱涝饥兵之灾无时或已，这都是人心卑下，造作恶业所致。也由于人间怨气冲霄，邪魔外道充斥，龙天护法莫之能御——诸如此类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呼应的解释，在乱世中更普遍深植人心，也就不只是佛家宣教时多所运用，道术之士非但借持此说，也发展出独到的祈禳仪式。 北斗七星，斗柄所指，可以应天时。此外，北斗也是天帝之銮舆；太一神乘此车驾，巡回八表，统有十方，别阴阳、分四季、调五行。连先秦儒家也以之为指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东汉以降，谶纬之学大兴，《尚书纬》说：“七星在人为七瑞。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运转所指，随二十四气，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国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为七政。”由此而为北斗之崇拜奠定了基础。 在道术之士眼中，北斗七星君是共同崇奉的星神。分别是：北斗第一宫之天枢为阳明司命星君，主阳德；第二宫之天璇，为阴精司禄星君，司阴刑；第三宫之天机，为真人禄存星君，司灾祸；第四宫之天权，为玄冥延寿星君，主天理、伐无道；第五宫之玉衡，为丹元益算星君，司中央、助四旁、杀有罪；第六宫之开阳，为北极度厄星君，主天仓五谷；第七宫之摇光，为天关上生星君，主刀兵。 北斗星论并不以此为足，到了三国两晋之后，应须是在隋代以前，《黄帝斗图》进一步发扬原旨，推陈出新，更赋称名；将天枢呼为贪狼，将天璇呼为巨门，将天机呼为禄存，将天权呼为文曲，将玉衡呼为廉贞，将开阳呼为武曲，将摇光呼为破军。顾名而思义，北斗星官又有了更繁复的人事征应。 道经代代相传，转益发挥此旨，不断强调北斗对万物生民的支配和影响。《太上玄灵北斗本命长生妙经》的记载相当详尽，以为：“北斗司生司杀，养物济人之都会也。凡诸有情之人，既禀天地之气，阴阳之令，为男为女，可寿可夭，皆出其北斗之政命也。”这恰是数百年来，民间道者串走天下州郡，四处宣扬的结果。北斗崇拜长久流行，也影响到佛门的立论，致有二十八宿摄理行病鬼王祟害之说，也有用纸钱、醪酒、肉脯供养二十八宿，以期禳灾的方术。 更有一个广泛为人采信的说法，以为凡是天上重要的星君谪落凡间，成为肉身，即使不忆前事，也不免时时矫首穹苍，彷徨瞻望，以一种不能自禁而亲近故乡或家人的情感面对繁星。 就在这一条夜渔船上，吴指南抱着酒囊，仰脸环视灿若织锦的星空，冷不防插嘴道：“天遥地远，星子不及豆大，看不出它管得我何事！” “举头得见，本身而已。”李白道，“此即‘务魁’之妙谛。” 既然深信自己来自天星，李白会这么说，并不夸张。他之所以潜心向道，也是基于生小自信为太白星之谪身。这个容或出于父母家人之间的笑谈，不料正合于存思北斗的论证。 昔年张玉子精修“务魁”，创录存思北斗之法，开端便宗法一不易之理，认为每一个人的肉身之质，其微乎其微、不可析分者，都是来自远古天上群星的灰尘。所以养性治病，消灾散祸，要始于抬头一望，回视这肉身所从来处。而后，无尽观想，穷极思虑，让自己全副的元神经由心念召唤，与天星相呼应，尔后，才能透过道术的推动——像是持咒、念诀、烧符、诵箓等等活动，与星官交通。 这自天而降的感应，有时剧烈无匹，有时隐微难察。据说张玉子作法，“能起飘风发木折屋，作云雷雨雾”。到了这个地步，从风中随手摭拾些草芥瓦石，随念赋形，可以为六畜、可以为百禽、可以为龙虎。原本就是一人，倏忽分而为数十百千，形躯无二。一旦作起法来，大踏步涉江踏浪而不溺，含水于口中，一噀喷出，尽为琳琅珠玉。还有些时候，他能闭气不息，“举之不起，推之不动，屈之不曲，嗒然若木石”，如此过了好几十天，才矍然而起，行坐如常。 “玉子之术，毕竟有绝不可及者。”李白越说越亢奋，竟然在这条两丈有余长、不过一寻宽的小舟之上手舞足蹈起来，“说他抟泥成丸，嘘气为马，与弟子结群而走，一日可行千里。行道之间，口吐五色云，指飞鸟而堕地；一旦临渊授符，那符所过之处，寸波不兴，鱼鳖皆走上岸——” 说到这里，情节荒诞已极；非徒吴指南，连那舟子都乐了，大笑道：“习得此术，渔家何等称意哉！” “汝等不信乎？”李白立身朝北，矫首四魁，随即双目一瞑，口中喃喃念诵起来，绝不类日常说话，亦不像作诗吟哦，他的声音变得沉浓而厚重，初时尚能辨别唇舌齿牙的鼓动，片刻之后，那念诵便不再是人声，而近似钟磬鼓鼙了。其声调起伏，有如在回壁渊潭之间缓缓吹起一阵夹杂着林叶喧呶的风；这风，鼓动着四面八方山石树木上的每一个孔窍，又复曲折缭绕，瓮瓮震响。无论是听在吴指南或舟子的耳中，字句都不明白，仿佛是一种来自鬼神的呼吼。 吴指南一转念，猛然想到了赵蕤，不禁脱口喊道：“你同那赵黑子果然学了些怪道！” 这边喊声未落，四面湖水忽地响应起来——绕舟方圆数十丈外，忽然八面生波，空隆作吼；在星光和月光的映照之下，只见泛起一圈高可半尺的白浪。这浪不前不后、不进不退，只原处汩涌浮突，有如沸煮之势。远处君山之上原本密林蓊郁，在夜色之中，犹如老蜃盘曲。此时像是应那湖水翻腾，居然飞出一大片禽鸟，为数不下百千。群鸟先自绕着七十二螺峰翱翔了一圈，接着便振翮直上，向北斗的第四颗星——也就是被称为天权或文曲的那颗星——高举而去。 李白在这时睁开了眼，仍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中天之斗，随即抬手指着飞鸟消迹之处：“今夜来值者，竟是张夜叉！” “就是他，客年呼我短命畜生——”吴指南举起酒囊来，倾口而入，亢声道，“今番又道，某会须死在洞庭。” 李白再也听不得这厮使酒胡言，大袖一拂，甩了吴指南头脸一记，道：“汝乃不知张玉子垂训之言‘人居世间，日失一日，去生转远，去死转近’乎？死乃日常，生者时刻不离死事，生一时即是死一时，夫复何言？” “死却不怕，但恐死前都不晓事。”吴指南说着，呵呵一笑，又往嘴里倒了一注酒。 “何事不晓？” “事事不晓。”吴指南转脸看着李白——这人与他相识二十年，二十年间，他们从未像此番行旅一般日夕相随相亲；然而，吴指南却觉得李白离他愈发遥远，他不但不再认识这眼中之人，甚至看不见他了。 不但看不见李白，片刻之间，他什么也看不见了。耳边桨楫之声碌碌，舟子似是将船荡入湖心了。一边荡着，一边还唱着：“学陶朱，浮五湖；唤留侯，戏沧州——此身在不在？江河万古流。” 吴指南随即听见，李白也随着那舟子唱了起来。 一九 流浪将何之 唯有吴指南自己知道，每不过一二日，便忽然间双眼一黑，片刻不能见物。彼时耳力却不期而然倍增，无论是鸟叫虫鸣、人语物动，也无分东西南北、远近高低，听来竟历历分明。尤其是酲醉已深，神困体乏，只道蓦然间遁入一梦，不见形色，但闻声响，还颇似孩提之童的捉瞎游戏。 天地晦暗，万物失踪，他倒不觉得有什么苦恼；只这盲症一发，吴指南就会想起天数不欺，大限已届，那许多令他百思不解之事，就显得促迫了起来。其中最令他迷惑的，便是李白。 李白四岁举家徙居昌明，两人同里为邻，生小相伴，但是各自的境遇却迥然不同。吴指南是匠作之家的幼子，长兄三人，各名指东、指西、指北，皆属白丁之身，先后在二十岁上应府兵征点，充任卫士；不料却于开元四年十月间，三人先后在庆州青刚岭和黑山呼延谷的两场战役之中，力战殉身。这悲惨的死难临门，却保全了吴指南免于丁夫之役。从此混迹乡里，无所用心。 至于李白一家，则全然不同。李客天下行商，颇识时务，所育三子一女，或承传家业，或操习妇功——而独令李白读书。先是，李寻、李常都在十四岁的时候出门远游，分别门户；闺女月圆也在十五岁上遣嫁同邑之子。 但是对于李白，李客却始终听之、任之，容他镇日里呼朋引伴，率性使酒；纵使在结客嬉闹之余，逞其耳聪目明，雕章琢句，拟赋作诗，看来也只是少年游戏而已。 毕竟任人皆知的，商家子弟，于律不许入士流，少年李白的前程，就十分模糊了。李客既然不使这儿郎自立，邻里都看不过去，或问其故，他却说得十分简淡：“彼虽小儿，毋乃是天星种落，容徐图之。” “种落”二字，原本是晋、唐之间俗语，多用以形容夷狄部族。经常往来西域之人都明白，这不是带有分毫敬意的语词——即使李白自己日后也在《出自蓟北门行》中写道：“单于一平荡，种落自奔亡。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不过，仔细玩味语气，也可见李客虽然半带着低贬玩笑之意，对于太白星下凡的征应，倒是极端看重的。 是以李白的《云梦赋》第三章，立刻转入了与天机地景相互契合的描述。这是紧接着前文的“子何为而彷徨”而来。“彷徨”二字，自古有之，《诗经·黍离》、《庄子·大宗师》，或云徘徊不忍，或云盘桓周旋，各有着意。李白并非空洞地学舌追步于陈词套语，而有他真实、强大的矛盾之感。 他相信了太白星谪谴的神话，当然会时时对苍天、星辰，以及无际无涯的浩瀚宇宙，产生难以遏抑的渴求。但是相对于另一个自己，这番渴求却成了羁縻和阻碍。而这另一个李白，正是满怀家国之志，寄望一展身手，作帝王师，为栋梁材，逞心于时局，得意于天下。 换言之：学神仙之道，如有所归；成将相之功，如有所寄。依违两难，实无从取舍。于是，他想起当年在露寒驿所接闻于狂客的那句话：“踟蹰了！” 这踟蹰，不只是出处大道的抉择，还有少年的迷情顿挫。《云梦赋》第三章乃得如此： 予既踟蹰于中路兮，岂致捷径以窘步？夫唯云汉之前瞻兮，乃忧江山而后顾。谪身迷兹烟波兮，共徜徉之朝暮。岂独耽彼洞府兮，忘匣鸣以延伫。是有不得已者乎，是有难为情处。晨吾绁马于江滨兮，犹见顾菟在腹。夜光之德崇兮，遍照隅隈无数。启明既出而已晦兮，何其情之不固？长庚将落而回眸兮，焉能忍此终古。 这一章的笔法忽然收束就范，完全仿效在屈原《离骚》，这是有意的——诗人要让读者明白他置身云梦，一如行吟泽畔的屈子，不只地理相仿，心境亦同，故声腔也要极尽相类之能事。其中。“岂致捷径以窘步”就是翻改《离骚》的“夫唯捷径以窘步”，原文说的是桀、纣之辈耽溺狂恣、贪图捷径，而导致步履困窘，李白则借着反诘的语气，显示了归法于骚体的格局。 “晨吾绁马于江滨兮，犹见顾菟在腹”，仍旧脱胎于《离骚》的“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和《天问》的“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两句。绁马，即是系马。顾菟，指月中之兔，顾菟在月的腹中，也就把来借指月亮。 原本，屈原的问题是“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所追问的是“天上之月究竟有什么好，得以盈而后亏，还能够复亏为盈？”李白则通过了“月”这个意象，带出后面的“夜光之德崇兮，遍照隅隈无数”；在这里，李白又推进一层，将《天问》的原文“隅隈多有，谁知其数”改头换面，反而形成了颂扬月光的语势——是的，李白真正要引出的，还是月！ 从整段的大旨上说，李白的踟蹰，来自两个世界。一个是他所从来的天星，一个是他一心向往的人世。原本准备大肆游历的诗人一旦来到神仙之地，不意却为自己施弄的“务魁”手段勾起了返回仙界的出尘之想，这就显现了“云汉”和“江山”的对立。 他谆谆警告自己：不要只是为了洞府之美，而忘了匣鸣之志——“匣鸣”语出晋王嘉《拾遗记·卷一》：“颛顼，高阳氏有画影剑、腾空剑。若四方有兵，此剑飞赴，指其方，则克。未用时，在匣中，常如龙虎吟。”意思当然是要趁着青春少壮，建立一番不世出的功业。 然而就在“不得已”、“难为情”两句以下，诗人终于点出了“踟蹰”的底蕴：太白星与月，何其不幸地参差错过，而不能长相依伴、永结好合。 太白星，就是金星。晨起东方天际所出现的第一颗明星，又被称作“启明”。当启明星升起之时，月多已西沉；而当太白星运行半周天，到了黄昏时分，也是徘徊在西方天际的最后一颗明星，此时又称“长庚”。长庚既落，月才从遥迢的东方升起。是以绝大部分的时候，这两颗星是不能相会的。纵使金星偶有伴月之时，毕竟极为罕见，故称奇观。 这一章末四句所道，便是李白留连洞庭湖山之余，一念不息，缭绕遐想的情境。向所未有的，他明白拈出了“月”字，作为对应于“太白星”的象征。他一句接一句地吟，吟后略一回味记诵，全然不须构思，便接着吟出下一句，同时还没忘了向吴指南逐字解说那些名物典实的意思，只是越吟声音越沙哑，吟到“焉能忍此终古”时，几乎喑哑失声。吴指南竟不待他解说，岔口抢道： “说的，是汝师娘否？” 李白还来不及答话，原先那一阵向文曲星扶摇而去的鸟群又飞了回来，有些鸣噪不休，也有的翻扑失序，都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扰，盘旋于七十二峰四周，尽不肯归林入巢，紧紧追随于后，仿佛就是从那北斗之中牵引而来的，却是一大片密压压、乌洞洞的浓云，黑风东下，扑面当头便是一阵暴雨，直落犹未已，更兼被风头带得横里扫打。 舟子一时慌了手脚，恨道：“看某家这大好漭塘，向未落此等恶雨，俱是汝持咒惊天，平白惹事！” 这气急败坏的舟子所言，确也不谬——道经《上清句曲真录衍释》有谓：“天应道说，以雨以雪；至不则时，有印有诀。”李白赫然明白了：他的呼求已经上达天听，他也得到了来自天界的反应。道门阐释，忒重无言独化而传，“感于此而达于彼”。由于天为兆民共仰、共事、共戴之天，天便不能向任何一人明白答复，以免淆乱众听群视；所以往往仅于某时某地，显示不大寻常的天象，聊表一诺而已，此即所谓“感格”。 在雨中，李白开怀大笑，他知道：上天正在俯视着他的行止，瞰察着他的动静，也一定明白了他进退两不安的踟蹰。他还记得：前一场大雨，出于莫可究竟的天意，竟将司马承祯引来了他的面前，这一场雨，上天应该也会有他的安排罢？ 他从随身包袱之中抽出了丹丘子所转交的那柄伞，招呼那正在捧接雨水洗脸的吴指南到伞下一避，吴指南戏水得趣，也不理他。未料那一迳咕咕哝哝抱怨着的舟子忽然间惊叫出声，指着李白，却又畏怯地赶紧缩回手，颤抖着说道：“汝竟是李、李、李家十二郎哉？” “某，一介东西南北之人，知名者却不少。”李白撑稳了伞，取过吴指南手中酒囊来，满饮一口，道，“舟子啊舟子，其谁知李白者，不亦神仙乎？” 二○ 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 舟子满眼惊恐畏忌，却又不得不赔笑称谀，全不似先前引吭放歌时的一派逍遥了，他战战兢兢说起了三天前来湖中打夜渔的一段奇遇。 说是夜半时分，小舟行过君山西侧，彼处正是乡人盛称古来云梦“湖中之湖”的所在，八百里湖山，唯有此地产银鱼，小可盈寸，眼见黑点，一年冬、夏所产较多，然春秋所出较肥。暮春时节，这银鱼无鳞无刺，质坚而软，理细而嫩，常嬉游于近山草滩缓流之处，日隐不见，入夜则身如萤灯，通体磷白点点，舟子夜渔，多喜捕捞此种。然而—— 舟子问道：“十二郎可听人说起过，五十年外泾阳龙战之事？” 那是在武氏仪凤年间，岳州湘阴士子柳毅入京应举下第，本来是要立即返乡的，忽动一念，往泾阳去拜望一个远来寄籍的同乡，就在行道途中，插手管了一桩闲事——原来是路边有牧羊妇人啼哭不已，相询之下，才知道此女与丈夫不能谐好，又每为翁姑所欺，欺陵鄙迫，至以奴婢蓄之。这牧羊女一听说柳毅是岳州人，谊称同乡，遂相恳托，务必让柳毅给娘家捎带一封书信，可是他的娘家又着实诡异，说是“洞庭湖中龙君之邸”。 未料牧羊女果真传授了他一道密法，据言：洞庭湖水之南，有一株大橘树，乡人称为“社橘”者。牧羊女教柳毅：“去至社橘旁，即解下腰带，另束以别样绳索，接着叩树三发，便有人来接应。汝便跟随前去，无碍矣。”届时到地，柳毅果然看见一株参天巨木，正是那社橘，上前换了衣带，叩树三发，当真就从水波之间冒出来一名伟丈夫。这伟丈夫问柳毅来意，柳毅直是不答，只说要谒见大王。伟丈夫似乎也不敢妄加拦阻，只得在前方揭湖成路，引导柳毅前行。果然四面八方，滴水不犯，不过几鼻息的工夫，便来到了洞庭湖的龙宫。 投书报信的勾当倒还容易，洞庭君能否将受困受虐的女儿迎回娘家，则非比寻常。因为亲家公不是别人，是也称得上赫赫出群的泾河龙王。牧羊女则是洞庭龙宫公主，她的夫婿却也堪称龙王太子了。洞庭君心疼女儿，可是格于门第高贵，不欲闹事，也就不敢随意处置。 洞庭君之不欲声张，尚有一缘故，原来他的弟弟——钱塘君——也是个惹祸的根苗。此龙粗暴顽劣，却骁勇无匹；数千岁前，尧遭洪水九年之困，就是钱塘龙王一怒所致。近些时这龙王又与诸天神将失和斗气，一举堙塞五山，使得江河漫溢，土石崩流。天帝是看在洞庭君一向诚笃敦厚的份上，才宽减了钱塘君的刑责，将之羁縻在洞庭，算是略示薄惩。 这一番道故的闲话还没说完，但听巨响忽发，天坼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登时就有一条千余尺长的赤龙，电目血舌，朱鳞火鬣而来。好赤龙！颈上悬垂着金锁，金锁牵缚着玉柱。只一吼，竟召来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赤龙随即张扬指爪，拨开青天，冲飞而去。 待这钱塘君再回来的时候，装束已为之一变，有如玉树临风的一般；看他披紫裳、执青玉，相貌矫健昂扬，神采浮溢。钱塘君对柳毅执礼甚恭，不住地道谢，道：“女侄不幸，为顽童所辱。赖明君子信义昭彰，致达远冤。不然者，是为泾陵之土矣。飨德怀恩，词不悉心。”至于描述起这龙君逃脱之后的行迹，其辞气之壮阔、神情之威武，真堪称百代无两： 向者，辰发灵虚，巳至泾阳，午战于彼，未还于此。中间驰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谴责，因而获免。然而刚肠激发，不遑辞候，惊扰宫中，复忤宾客。愧惕惭惧，不知所失。 这一下可好，钱塘君不只救回了侄女，还豁免于先前所犯之罪，看来天帝多多少少也慑于此君的雄武。洞庭君于是小心翼翼地问钱塘君：“所杀几何？”钱塘君报曰：“六十万。”洞庭君再问：“伤及禾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食之矣。” 为了答报传书救命之恩，当下钱塘君为侄女向柳毅请婚，柳毅却以一番义正辞严的大道理拒绝了。然而因缘天定，实无可违拗，日后他两度聘娶高门之女，两个妻子却相继过世，辗转波折，最后还是与龙女结成眷属。 从柳毅其人经历来说，他的大半生具载于唐代宗至宪宗朝时之传奇作者李朝威所撰之《柳毅传》中。不过，其余绪枝节，彼传未及述记，详情则与五十年后这舟子所说的奇遇有关。 钱塘君生吃了泾阳龙王太子，泾阳君自然耿耿于怀，以为天帝懔于钱塘君暴戾，执法不尽公允，遂借八百里龙战伤坏地利之端，奏报追究。天帝略一迟疑，不过是天上片刻，而人间已然历经了数十春秋。 先是，钱塘君曾经结怨于诸天神将，彼等见钱塘君一怒而报仇屠龙，鏖战伤及生灵禾稼，可以说是肆虐下民了，居然还问了个减责免刑，当然都心怀悻悻。泾阳君继之私怨不能得到公报，转念及此，灵机一动，暗忖：何不乘机借势，假神将之手以擒之？ 于是，泾阳君想出一条诱敌深入之计来。他先秘发符牒，遍掷于那些曾与钱塘君结怨的神将帐下，约期以天庭网罗斧钺，共擒来犯之赤龙。再者，泾阳君明知钱塘君易怒，便趁着钱塘君又往洞庭做客、不在钱塘治所的时候，暗自潜往东海之滨，一阵狂雹乱雨，大坏农桑数百里，也淹杀了不少人命，还刻意在沿途丛云与密林之间，留下了风尾扫荡的痕迹，遥遥指向泾阳来处。幸亏一时半刻之间，钱塘君宿醉未醒，但是可想而知：一旦他醒来闻知此信，必然引致一场恶斗。 龙天鏖战，下民荼毒。君山七十二峰洞府诸仙闻知此事，一片悚栗震怖。试想：若要按诸平素的典仪祷祝于天，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天庭受人间礼祭，原本要按一定的历日节气。除非瘟疫、涝旱、兵燹之尤者，人间皇帝亲为祷祀，才能引起天视天听。即使如此，天意仍然要洞明下察，这些灾殃祸难究竟该如何归咎，才能定拯救之计。 如今大战将起而未起，事端有稽若无稽，凡间皇帝见不及此，岂能出面求天？诸仙养性修真，化外逍遥，又岂能多口干预天人之事？可以想见的则是，此战一旦爆发，势必迁延，中原半壁河山，眼看就要土崩鱼烂了，而这洞庭，恰在钱塘与泾阳之间，无论两龙如何往来对峙，恐怕都难免成为焦土。 偏偏在这个时刻，洞庭诸仙正是一片热闹。 洞庭湖中洞庭山，初名君山，乃是道者公认的七十二“福地”之一，位居第十一。此地仙迹纷蔚，较诸许多更高、更大、更深、更秀的灵山，还要受到群仙的垂顾，就是因为它崛立于浩渺烟波之中，寻常人足迹难到，不为俗扰。一旦仙家有可议之大事，欲相参谋，多假栖于此。 齐、梁间陶弘景曾经与当世高僧大儒三十六人，乘桴破浪而来，与在地诸仙作四十九日之会，参修、校撰其三教合一的理论。此后，历代上清派宗师都会在执掌教务之后的某一段时间之中，筹办这样规模的一次聚会。经王远知、潘师正而下，莫不借此共计天人相关之大事。其宗旨，一向就是八个字：“天定胜人，人定胜天。” 俗论多以“人定胜天”为鼓舞人为努力而改造或战胜自然，而“天定胜人”却又是相对而相悖地指称自然之不可违、不可逆、不可坏——否则人必遭天谴。如此却是个极大的误解，因为“定”字并不是“一定”、“必定”的意思，实则“人定”是一个具备特殊意义的语词，所称如何，须先回顾原典之上下文。 此语最早出于《吕氏春秋》：“天定则胜人，人定则胜天；故狼众则食人，人众则食狼。”由整体断读可知，天定、人定、狼众、人众等语，都是“胜”和“食”字的主词，“食”字不烦复解；“胜”字则应该平读，如“胜任”、“不胜”，是承担或应许之义。当人群居共治而有志一同，则可以承担天命；当天不失时序，行健有常，才算是实践了对生民的应许。 近数百多年来，上清一派的道者非只立论森严，法旨精妙，更要紧的是其广纳佛家见解、融合儒家治术、积极贯通“天人合一”之说的理路。其中，最能吸引人景从而致风行的原因，就是利用辟谷养气的手段，使修行者仅需利用少量的五谷杂粮、多样的植料药草，糅以吐纳，导以观想，凝以虚静，便能够保命、全生、健体甚至长寿。 一旦能度越寻常人数十春秋的生涯，便直等于证成了神仙道。这，比诸儒家强调的尽性于此世、比诸佛家强调的求报于来生，不只来得平易，也似乎更能让修炼的结果历历如在目前——换言之：根本毋须通过死亡之痛苦即能臻及神仙的境界，一旦追随道者修养本元故我，则“仙人王子乔，聊可与等齐”。 司马承祯一向有意将这番议论与作为对开元天子略施影响。无奈几度面圣，皇帝只问神仙，不问修养；即使说到神仙，也只及于长生，而不及于永治。无可如何之下，司马承祯忽而又接获诏旨，命赴勘察衡山，以为祭仪之具。 这个老道君左思右想，终不能忘怀淑世济生的使命，便决意在衡山一行之后，顺道前往洞庭，登访君山，用上清派宗师之名，重召列仙之会；想借洞庭诸仙群策群力，商订出一个可以为帝王谋的策略，或者是寻觅出一个可以为帝王师的人才。孰料，就在老道君仍伫留于荆州的暮春时节，出了这两龙相搏的岔子。 君山群仙正束手无策，不意却收到江陵城天梁观一炉篆香烧来的祝文，稍加辨识可知：正是司马承祯的手笔，语一行：“卜得履，以颂时和，时雨及。”诗一首：“浮波来送谪仙身，不记当年醉月频，龙战风云谁解得？洞庭湖上散游人。” 众仙皆明通道家各种坟典经籍，于易经占卜之数诸般奇说正解，更是滚瓜烂熟。一见“卜得履”三字，有些立时会心，相视而笑。因为“履”之为卦，其要旨就在于卦辞所昭示的：“履虎尾，不咥人，亨。”试想，一脚踩上了老虎尾巴，老虎都不反噬，岂不大吉？ 也有的仙家皱眉苦脸，不以为然，争道：“‘龙战风云谁解得’明明说的是谁也解不得，而洞庭湖上之游人，为之散逃一空，可见危疑震怖，实难幸免。” 再看那首诗，前两句说一个频频醉酒、前事不复记忆的“谪仙”，诸仙一寓目，便都想起了那个把“三日一食而足”写成“一日三食而足”的太白星。洞庭浮波送来太白星谪身，不外也就是一个凡人，这与群仙忧心切虑之事，又复何干呢？ 只这仙班之中有一名唤毕构的，方于十年前修成辟谷之道，一炁遍接万有，能通鸟兽之言，忽然闻听促织小虫在耳畔私语：“阿隆可以归矣。”毕构字隆择，年幼的时候亲长皆以“阿隆”呼之，听见虫声示意，当下解脱皮囊，留一病躯在榻，随即升天。先此，毕构甫就任户部尚书，便有人道：“户部是个凶官衙门。”皇帝惜才，匆忙改调他出任太子詹事，仍不能免于道德圆满而大去的命数。 由于毕构生前与司马承祯有相当密切的过从，知道这老道君行事缜密，文字吐嘱，多有令人不可度之深意，他仔细看了这寥寥三十八字的祝文，悠然道：“道君末句之意，恐非风云雷雨驱散游人也；‘谁解得’三字亦非反诘之词……” 经毕构这么说，群仙再一揣摩，有的当下翻想出新意——倘若“谁解得”是一正问，则散字便不作驱散、逃散解，而会须看成洞庭湖上有一个“散游之人”；这个人，还真能排解龙战风云。那么，再对照前两句，这“散游之人”岂非谪仙太白星君乎？ 就在这一刻，天梁观的第二炉篆香又焚到了，只三个字：“李十二。” 洞庭湖上夜半大雨之前三日，舟子荡桨来到君山西侧，向草滩处撒一密网，但觉那网尚未经水流冲开，便已经出奇沉重，舟子一拉，那网也乖觉，竟顺势向上一纵，破水凌空，腾起数丈，瞬间便落在船头，是一身形略显瘦小、年约六旬的老者。此老双足落定船首，纹风不动，温声说道：“有扰有扰。汝在此渔捕，想是有些岁月了？” 舟子点点头，勉持镇定，答道：“生小即在渔家，算来也有三十年开外了。” “是则容某请教，”老者道，“今岁天候若何？” “三年外秋前大涝，田沉池沼，江湖满溢。然而客岁则大旱，一冬无雨雪，经春层云不积，滴水未落。”舟子抬起手，遥遥指着湖面与君山相衔一线划过。此时虽非白昼，仍依稀可见那已经沉落了好几尺的水线，水线以上，是秃黄泛灰的山壁，可以想见的，秃壁之处原先浸在水中，是以草木不能丛生，而今湖面退得如此宽阔，则旱象可知了。 “一冬尽无雨雪？” “春日亦旱。” “三十年来有诸？” “未及见。” 这老者正是毕构仙身所化，当下沉吟了起来：祝文窾窍之一，乃在“时雨及”三字。雨不来不可谓之“时”，久旱而来，堪称及时之雨。此外，若将“时雨及”和“浮波来送谪仙人”连读，更有“时雨及浮波，来送谪仙人”之意，那么，雨和谪仙的出现，实相关涉。 还有，雨中既有“散游人”，游时岂能无伞？故散、伞一音之转，也作意思。至若玉霄峰道者遍行天下，向以手持红伞为认记，如此岂司马承祯的焚香祝文全然可以流转自解，岂有他故哉？转念及此，毕构冲那舟子笑道：“不日之内，若逢疾风骤雨，可将红伞人来此处寻某。” “红伞不多见。” “可见即是。” “总须有名姓。” “李十二。” 说完，毕构所化之形忽地碎成缤纷如流星一般的片段，接着又变作不计其数千万的寸长银鱼，旋起旋落，泼泼剌剌都回到湖水中去了。显然，这舟子不是唯一领奉仙旨者——一日之内，湖滨四围的舟子、渔人遍传开来：仙人访觅红伞之客，此人叫做李十二。 舟子为李白道明来历，垂面低眉，不再言语，连荡桨之歌也不唱了，直顾着将船摇向君山西侧草滩之处。但见疾雨渐歇，月轮复出于东山之巅，李白一抬头，见峰顶一瘦长老者，背月而立，不时朝这湖上扁舟轻轻挥几下袍袖。此时众鸟纷纷，各归木巢，水面尚余三五闲鸥，有如追随着自己反映于波光之间的形影，徐徐翱翔。 吴指南忽然睁开他那茫然无着的双眼，惶惶四顾，道：“有人？” 李白不及察觉他这伴当忽而失明，只收了伞，笑道：“或许是仙。” “呜呼呼呀！仙人也作人语？”吴指南侧耳向东，皱起双眉，百般狐疑地谛听了一阵，竟然像是一字一句、依声随调而转述着：“‘屈平辞赋如悬日月，唯太白可以规橅之。’” 这是一段无论如何不至于出自吴指南之口的修辞，语意所涉，隐隐然是他这些时日所作的《云梦赋》。李白听着，看一眼山巅老者，一面抬手止住舟子行船，一面兴致勃勃地扬声呼问道：“仙人知某，何不同某言语？” 吴指南顿了顿，耳中传来一阵比之于微风细浪还要轻悄的话，也就顺口学说，道：“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李白闻言，不觉大乐，但是一时有些摸不着头绪，他忽而转向吴指南、忽而又转向月下老者，两般忙乱，急道：“天上果有人耶？” 吴指南仔细再听了片刻，摇摇头，道：“那仙不说此事。” “承仙人附某于屈子之后，可是——”李白复问，“斯人被发泽畔，憔悴行吟，说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古来定评是耶、非耶，两端如此。仙人召李十二分波而来，仰此君山，乃欲以屈子儆我哉？勉我哉？” 月轮微微上举，山巅之仙在夜风中亦似有飘然之势。但见他矫首东瞻，过了好半晌，又回身西顾；天涯两端湖水，一平如镜，无何异状。李白虽然看不见那仙的五官神色，却似乎可以感受到一阵苍凉与落寞之情。久久，吴指南才启齿，依然刻意压低了声，道：“钱塘、泾阳二龙衅战，时往时来，不能或已。此局，唯赖星君作解人。” 接着，吴指南喃喃而语，历述二龙起衅因果。说时非但声腔不似本身，有些吞吐不清的字句，居然还带着些李客训子的口气。末了，语音更悄，犹似殷殷叮嘱：“汝且赍书一帖，犹似当年，号令天下，无有不服者。” 李白不免困惑了：“某一介凡躯，如何弭戢龙天之战？” “汝称意行文，麾令止争，无论作何语，都是太白星官的墨迹笔意，神龙受诏，如奉上旨，自然偃息旗鼓。” 仙人所请，原来是要借他这凡胎之手，冒为前身星官，伪作天帝的诏书，弭龙战于无形，看来的确是桩功德，但是，李白不免犹豫—— “此非欺天乎？” “星官谪身下民，戏作天书，偶合龙天际会，既无干于天道；复无悖于人伦，其谁能惩？” 李白越听越觉悚然，而在这悚然之中，似又夹缠了无比的兴味，像是要逾越了自己真实的出身，干下一桩破格犯禁的大事。然而，他又着实为“太白星谪身”而亢奋起来，登时圆睁双眼，高挑剑眉，不由自主地解下臂间匕首，一抽复一收、一抽复一收，满心膨脝鼓荡，直觉着要作些什么。匕首出鞘入鞘，清音乍鸣，在幽静的山间回圜四合，吴指南侧耳听见，叹了口气，想说：诗鬼又来缠身耶？——可是说也奇了，喉舌齿牙只不听使唤，有如被那低声细语的老仙硬生生给夺了去，他自己想说的话，无论如何说不出口。 李白跃跃欲试了，却仍忍不住遥指那老者道：“尽教如此，云梦浩渺无涯，数百里方圆之地，略无商牒可托，所书如何投递？” “只纸片言，燃以五谷茎秸，松柏膏脂，烟燎十丈，灰散洞庭，即毕此功。”吴指南一口气说到这里，把双眼睛眨了眨，似乎略见眼前高处的微光，耳边原本条缕清晰的万籁之声却随着视野渐明而退远了，也沉静了。 “只纸片言，竟作何语？”李白高声又问。 山巅老者一拂大袖，传来了让李白听得历历分明的话——这话，并未假借吴指南之口，其声气嘹亮，有若钟磬：“但怀天下之心，无语不能动鬼神。” 二一 尽是伤心之树 《云梦赋》的第四章，就是召龙之语。 这一段文字从前书“启明既出而已晦兮，何其情之不固？长庚将落而回眸兮，焉能忍此终古”衔转而来，所以开章八句还是承接前文，铺陈着太白星渴望着月亮却不能遂其情亲的怨怅。虽然这一小节极可能是为了《云梦赋》全篇结构之完整而于日后才补填书写，但是字里行间，也隐伏着牵动下文的昂扬情感。值得注意的是，本节的后四句，句法改弦更张，从屈原的情志，转进一种糅合了司马相如大赋的格调，杂取散句，以便衔接此下对钱塘龙王的说帖。 指穹窿以为证兮，奚惆怅而宛转。哀隔别其幽茕兮，宁侘傺而偃蹇。于是乎乃揭九天之帷幄而前瞻，发上帝之华辇以游衍。终日驰骋、曾不下舆兮，誓言吞七泽、收五湖、下东海、决南山而不返。 李白在这里罕见地透露出内心深埋的一个动机，他之所以“仗剑离乡，辞亲远游”，不论是李客嘱命往三峡、九江交割资产，还是他徒托空言以谋进取，都未必确凿。激使他天涯行路，一去不回的，还是那一轮圆时便缺、缺多圆少，而且看来几乎永世不得亲即之月。他信誓旦旦地说：要成为一个一去不回之人。 然而其后，笔锋一转，李白以夹骈用散的方式，一方面像是在勖勉着某一个志趣宏大、意兴勃发的人物——当然也可以将此人看成李白自己；而在另一方面，这么措辞，也吻合了君山老仙所请托，是说给还在洞庭湖中半醉半醒、醒时不免作乱酿灾的钱塘君。 灵氛告余以所占兮，将有不惩之事。毋宁捐所缱绻兮，临八表而夕惕。夫化行于六合者，出于渊、见于田、飞在天，此龙行之志也。胡为乎雷其威声，电其怒视，催风则三日折山，残灭噍类；布雨则万顷移海，喧哗儿戏。私抱枨触而难安兮，岂遗苍生以怨怼？三千大千，一身如寄。为龙为蛇，不报睚眦。 毕构老仙所称不假，李白在这短短的一百一十三字之文中，仍承袭了屈原《离骚》的用语，也维持着骚赋一体用韵的惯例，韵在去声四寘。 灵氛，是古代从事占卜、解释吉凶的人，李白借之来代称君山老仙。所谓“不惩”，语出《诗经·小雅·节南山》：“昊天不平，我王不宁。不惩其心，覆怨其正。”意思是指“不可制止”、“不容阻止”，在李白文中，自然是指向龙战将要爆发的危机。 在云梦大泽游衍、相思，毕竟都是个人的怀抱，一旦惊闻眼前即将发生地变天灾，不得不暂时抛开私情，将视野和思绪打开，这也能借着文意而调整文气，出之以一连几个节奏紧凑的短句，既显得急迫又显得澎湃。行文来到“胡为乎”三字以下，就是这一篇“伪天帝诏”的骨干了：李白以反问的语气，诘责钱塘君为逞私忿而致公害。但是——堪说相当矛盾地——由于意象绵密的修辞，却也可能让受责者不免感觉到自己的威武与伟岸。 在这篇短文的末了，李白再利用四个短句劝勉钱塘君：置身于这渺茫的宇宙之中，无论是多么高贵或卑贱的物种，都不过是“寄托”在此身之中、成就了生之一切，毋须为小小的意气之争而罣怀。 睚眦，一则是指这种由于瞠目看人而结下的微小嫌隙，似乎不足挂齿。另有一个意思，说的是“龙生九子之一”。此子龙身豺首，性情刚烈，且好勇斗狠，不能禁忍。古来相传此物出没世间，一向口衔宝剑，晨昏怒行，像是随时要寻嫌隙、启杀伐。于是后世之人便在刀头剑首之上，镂刻睚眦的形貌，作为托求庇荫的象征。以睚眦寓讽旨，用语在责备与不责备之间，相当微妙。 拂晓过后，李白便沿湖访寻，终于在满月后三日，觅到一座几乎已经荒圮的兰若，向寺僧购来一张八尺宽、二尺高的硬黄纸。此纸经匠人黄檗、白蜡涂染，料质坚韧，晶莹透彻，微微泛着些金光，原本多用在墨迹的响拓双钩上，许多僧家爱赏其微黄的色泽，可以经久而不受蠹虫坏蚀的特性，也用来抄写佛经。 由于纸仅一幅，不容舛谬，李白十分谨慎地备齐墨砚藁草，逐字朗读，将“灵氛”以迄于“睚眦”的这一段赋文工工整整誊录在硬黄纸上，才来到湖畔，卷束妥当，搁置在铜盘里。铜盘底下，便依老仙吩咐，“燃以五谷茎秸，松柏膏脂”，片刻之间，果然烟燎十丈，灰散洞庭。 紧接着的《云梦赋》第五章，铺陈了与龙告别之语，其言温婉，其情款洽，但是不免弥漫着一片凭吊和哀悼的气氛——这条龙的命意和寄托可以千变万化，由李白自我的投射，一转而为钱塘君，再转而为吴指南。 李白借由一龙倏忽上下、不拘时空的格调，上承前章“三千大千、一身如寄”之意，却也透过龙形躯迁化的巨大差异，隐喻生死永隔，铺陈着突如其来的离别。这个转折自然是有感于吴指南暴病突发、回天乏术的现实，句法则明显地从屈原《九歌》末章《国殇》而来，开章八句，四句一韵： 威灵怒兮意蹇蹇，神躯坠兮天道损。出不入兮往不反，江海逝兮呴嘘远。 与君游兮任青空，一朝堕兮黄埃中。声形违兮何可容？魂魄归兮为鬼雄。 此中“与君游兮任青空，一朝堕兮黄埃中”两句，竟然在数百年后，为苏轼施以夺胎换骨之法，写下一篇《李白谪仙诗》，且墨书悬壁以示友朋。全文如此：“我居青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这首诗的机巧在于题目，既可以是苏轼所撰之诗，题曰《李白谪仙诗》五字；也很可以托名为李白所作，题曰《谪仙》。这正是坡翁惯弄狡狯之处。 可是苏轼的这首诗又经后人之手，剪裁其中的几句，成为散碎不成片段的《上清宝鼎诗》：“我居青空表，君处红埃中。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两诗并皆辗转被误会为李白原作；殊不知苏轼乃是借着《云梦赋》的句意，延伸并刻画李白日后周折于穷达之间，冰火在抱，依违两难，不得不寄情于游仙的咏叹，实非原初句意。至于《上清宝鼎诗》徒然附会了李白与上清派道者的往来背景，然而实实不知所云，无怪乎王琦编《李太白全集》时注之以：“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 在李白而言，云梦之游还只是一连串奇遇的开始，他隐隐然感觉到，从江陵遇见厉以常、重逢丹丘子、初识司马承祯和崔涤，以及携带着玉霄峰红伞披历江湖风雨……这一切看似漫无目的的行脚早已注定。他相信：冥冥中有人在引领他、守候他、迎接他，而促使他一无依傍也全不反顾地向前走去的，正是这信念。 唯独那还剩一口残气未绝的吴指南不这么想。他躺在寺僧给安顿的幽室之中，四壁无窗，短檠三五——这是当地习尚，如有外来垂死之人，依傍在地家户，则应予一幽室，封扃门窗，只在室内供给烛火，略事照明。 吴指南神智迷离，通体肤色有如斑锈之金，却不让李白诊脉，也不肯服用李白随身携行的药物，只鼓瞪着一双大眼，直勾勾望着顶上梁架纵横，时而发些谵言呓语，说什么龙君人马万千，排山倒海而来；又说什么山路蜿蜒，尽是些道士、女冠行伍上下，有如蛇行；再不，便像是避忌隔墙之耳而不断地低声嘱咐：“门外有虎！”或是：“紫荆树下那女子，也诵得汝诗。” 偶尔清醒些，他也不让李白闲着，总是追问：“某将死，汝勿欺瞒，须将实话告我。” “尽教汝问来。” “我等出蜀至官渡口，原应取小筏过渡，登北岸赴信陵镇寻李常去，不道却一发东来，那是醉了？” “醉了。” “汝大欺诓！”吴指南吼了一声，闭上了眼，道，“汝好生拖磨遮掩，说什么听见鸟语失神，本是一派谎言。汝毕竟存心不与李常发付钱财去——是否？” 李白沉默了。 “是否？” 终于，李白不忍再事隐瞒，道声：“是。” “呜呼呼呀！果不其然，”吴指南一口气接不上，喘了半晌，才虚弱而近乎哀怜地问道，“然则九江汝兄处，想来汝亦是不去的了？” 李白微微颔首，又摇了摇头，瞑目低声道：“不去。” “汝父许汝兄弟数十万钱，便如何发落？” 李白像有万般无奈地苦苦一笑，笑容转瞬而逝，道：“无非散与天下人。” “前日那钱塘龙君说得好，某原是鄙野小人，未读经籍，不通文理；然而鄙野小人却也知些是非。”吴指南试着撑身而起，撑不住，只能一把揪住李白的衫袖，道，“汝果能作文章，须趁某死前作篇文章来，表一表其中是非如何，也不枉汝这办大事的才调！” 李白叹道：“个中因由，恕某不能说！” 吴指南的疑惑尚不止此，他的神智已然不能分辨昼夜，只是闭目昏睡、睁眼发呆，浆粒不能进，等死而已。然而尽管是片刻小憩，也会溷入无边幻境之中，一旦乍然从梦中醒来，便要呼喊李白，不免还是那几句：“某将死，汝勿欺瞒，须将实话告我。” “尽教汝问来。” “汝之诗，某虽不识字句，然几番过耳，皆能成诵。”吴指南嘴角一扬，满是血丝的眼珠鼓凸着，道，“汝自离家以来，作诗每用‘月’字——” “有诸？” 吴指南大口喘息，艰难搜忆，勉强连缀起字句，断断续续地道：“‘春水月峡来’、‘扬帆海月生’……‘蚀此瑶台月’、‘月下飞天镜’、‘月光欲到长门殿’……还有‘夜悬明镜青天上’、还有‘提月嚬蛾看紫陌’、‘只今借月无何事’……纵令汝不写天上之月，也禁不得要写岁时之月，‘十月三千里’、‘三月下瞿塘’者尽是。” “似如此。”李白道，“不意汝果能诵得。” 不料吴指南随即亢声问道：“汝同汝家师娘有情否？” 霎时间，李白满脸燥热，一腔翻腾，垂眉低目，不能作答。正忸怩着，寺中那僧却推门探身，朝屋里扫视了一眼。 榻上的吴指南看那僧一眼，笑道：“尚未死。” 那僧赶紧缩身出去，不一转瞬却又回来了，招手唤了声：“李郎。” 他确乎是为了吴指南的后事来的。此间风俗，异乡客途，野死于郊坰之地者，任凭日曝雨侵，岁月既久，骨肉残枯，大多无人闻问；但是若在生前托庇于宅户、逆旅或是寺观的，主家便要施以“傩祭”，也就是驱鬼禳灾的礼仪。 此礼由宫中传出，每年三度，“于季春毕春气、仲秋御秋气、季冬送寒气”。季冬所行，最为壮观，必施之于除夕之夜，名为“大傩”。驱鬼的首领号为“方相氏”，头戴四眼假面，睛眸皆黄金所铸，上着黑衣，下围红裳，外披熊皮一领，右手执戈，左手执盾，神威赫赫，冠绝全阵。 上古黄帝巡行天下，其妻嫘祖亡于道间。黄帝遂以嫫母为次妃，立为“方相氏”，职司祀礼，监护灵柩——有说嫫母因相貌极丑恶，因之可以避邪煞、驱鬼神。而“方相”二字本为“放想”，仿佛想象，具有“畏怕之貌”的引申之意。在方相氏身后，是二十一名“傩工”，三行七列，一样黑衣红裳，但不戴假面，只涂饰容颜，多如林禽野兽之貌。由这二十二人先导，诵以咒语，祝以祷歌，既像是安抚亡灵，又像是驱逐恶煞。 “傩工”之后便是“侲子”。这是一千两百人的大阵仗，每年秋后，由殿中监招募、太常寺教习，挑选近畿各县十二至十六岁的少年为之，教以行步，授以乐舞，昼夜熟习，为期三数月。“侲子”每二十四人为一伍。他们顶戴赤发，身裹赤衣，通身上下，一片鲜丽，谓之“赤布袴褶”。人人各执桃弓苇矢或鼓角，随黄门令之导引而和歌，呼十二神之名，鼓噪炬火，在这样一片喧阗热闹之中，将诸般瘴疠疫疾逐出端门。 这一套乐舞原本载诸儒家礼籍，是天子才可以主持的大事。到了唐代，许多见识过这场面的京朝大吏便将之具体而微地引入地方，使得“大傩”乐舞在民间逐渐发展，而有了地方的面貌。其声色排场，固然不能同宫廷所事者相提并论，但是假面饰容，张弓弄矢，击鼓吹笛，诵歌踏舞，其情差似。李白身后百有余年，刘禹锡《阳山庙观赛神》的诗形容得十分生动：“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起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尽道其渊源景况。总之，“大傩”行之既久，习俗相生，也就不只是年祈岁禳而已；在许多地方，还融入了丧葬的礼仪。 民间丧葬，各由其家，但是为异乡飘零而来的孤魂野鬼举行傩礼，其规模端赖主事者笥囊丰俭如何。也由于死者多属暂寄一身之客，与居停主人素昧平生，为陌生人行此傩礼，其中安抚亡灵的意思小，驱除恶诅的意思反而大些，遂多草率为之而已。 那僧莽撞而来，就是要同李白相商，如何为吴指南筹划身后的“傩祭”。《云梦赋》的第五章，于“魂魄归兮为鬼雄”之后，看似就是依据傩祭的实况而铺陈的场景。 悲吾子以追昔兮，独予因兹而放迹。槁薠蘅乃节离兮，更闻方相之盾击。瞠彼四瞳曰昭明兮，奋尔一躯曰自适。绛发赤布其驱傩兮，烟波云路其枉策。遂指青冥且鸣角兮，麾桃弓而声丰隆。曾歌冰魄之圞圜兮，释犹疑以见从容。愿自申而不得兮，岂贻大人以恶名。固常甘于惸独兮，南指轮月与列星。 凡八句一节、四句两节三转韵，相邻两平声韵可见节奏加快的痕迹。其中有借用屈原《九章·抽思》里的文句——“愿自申而不得”和“南指月与列星”，用意相当明显，是答复吴指南生前的两个疑问，兼之以拈出吴指南的名字。 关于吴指南的第一个疑惑：李白为什么竟至于干没了父亲托付给自家兄弟的资财，而宁可“散与天下人”？按诸前事可知，李白早在投奔大明寺读书避祸的时候，就应该相当明了李客与慈元之间，或可能有一层难以对外人明说的关系——李客不只是大明寺常住的“钵底”，应该也是在朝廷明令“检括”僧、尼、道士、女冠的私财之时，以私人身份，协助慈元私蓄资产的人。 “检括”的朝命，俱见于当年之开元杂报，即使在蜀中各地，也是家喻户晓的事。时当开元十年，正月二十三日，皇帝敕书：“天下寺观田，宜准法据僧尼道士合给数外，一切管收。给贫下欠田丁。其寺观常住田，听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 这道命令的用意是在限制僧道的私产，责成有司，立以律条，作为准据。如果再参照《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所载，这“检括”的细节就更为明朗：“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两相比对可以发现，僧、尼若是拥有价值超过三、二十亩可耕田价的财产者，必须将多余的财物充归常住，以报缴当局，俾能提供给那些贫苦无依、也没有常产或耕地的百姓。 李白与慈元同赴峨眉一行，知之稔矣。这僧视钱财为通达三宝的孔道，已经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设想其为人与处境，有朝一日，政令宣达，不分天下僧道男女，皆须将超出所值三、二十亩田地的余赀归公，慈元必然是要想方设法逋逃的。而在令出即行那个时刻，能够帮助他藏匿银两甚至广为聚敛的人，只有常年为大明寺“钵底”的檀越主李客。这也正是李客在慈元一夕暴毙之后，赶紧让李白携银出蜀的底细——倘若不能及时将原本属于慈元的财物脱手、输送到他方，则大明寺常住必然能够依循着慈元生前往来的线索，多方追讨，甚至诉请官司，要求李客返还。 李白不能违抗父命，却也不甘心从其所嘱，只能乱以他故，延宕行程。可是，在吴指南的追问之下，如果他揭露真相，固然成全了自己的节行，却仍不免于“贻大人以恶名”，所以也只能含混地表示，愿意将这笔钱财“散与天下人”了。至于与月娘是否有情的一问，更不能明白作答，李白依旧只能假借屈原的文句，延续先前那难言之隐的情愫，迢递一指而罢。 这份面对将死之人、却苦于不能吐实的无奈与歉然，大约就是《云梦赋》第五章的主旨。由于前文全用了“愿自申而不得”、“南指月与列星”两个句子，所以其下行文，也似乎刻意借用《九章·抽思》末段“乱曰”的形式和节奏。 李白成人以来，第一次如此亲近的死事，竟是生小及长、长年相伴的友人，偏偏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候，对方却显现出一种向所未见的怨怅与憎嫌之态，遂有收束本章的哀叹。他反复陈词，一再运用隐喻的手法，将埋藏心事和死亡本身绾结为一；也就是将保守秘密视同生命之消灭一般决绝，一般沉重。他是这么写的： 飞雾沉埋，肠纷纭兮。鸣籁萧森，岂便语君兮。数息寥寥，宁留怨兮。超回荡荡，从此远遯兮。北姑何可宿？南枝胡不依？沅湘之别，浩渺之思。愁予之与俱者，非坐忘奚以为？唯见伤心之树，犹在天之一涯。 文中的“超回”、“北姑”都是屈原《九章》用语。“超”是远的意思，“回”是思的意思。“北姑”，典语原本是“低徊夷犹，宿北姑兮”，在唐代已经是近乎不可考辨的一个古地名；正因其不可考，用在此处，更有茫茫无从进退的语意。 “南枝”从古诗《行行重行行》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而来，虽然未必像语词的出处一般明确地表述思念故乡之意，却借着与不知究竟何如的“北姑”相对，而显示了死者亡魂无可依傍的凄凉。这一小段最后的两句点明题旨：李白的一部分生命已经与吴指南相偕而去（“愁予之与俱者”），于天地外物而言，便犹同遗忘，是李白再也不可能向人吐露的秘密。 二二 龙虎势休歇 那僧引李白出室，轻轻掩上屋门，似不忍教吴指南闻听些许，刻意走远了些，迈步跨出一大片蔓草，来到废园角门外，低声问过：“贵友体色如金，不出一二日的事，李郎可有长短之计？” “某向未习办此务，当如何？还请和尚赐示。” “如此说来，则不归葬乎？” 此言一出，李白猛地怔住了——吴指南大渐以来的这些时日，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回昌明。然而和尚问得直率，归葬于乡，是天经地义的事。吴指南一旦客死于途，他这一趟遍游天下的壮图，即此尴尬了。 那僧倒是乖觉，登时接道：“若李郎另有前程，不能作归计，也须暂为藁葬，以待他日，终须棺殓成服、返灵柩于故里的。否则，我佛西来，亦有三宗成法可依——其一曰火葬，积薪焚燎，烟云化之；其二曰水葬，沉流漂散，江洋渡之；其三曰野葬，弃林饲兽，粪土归之。” 李白微微应了声诺，表示听见了。然而不及片刻，又垂目视地，猛摇头，嗫嚅着说：“某此行过洞庭，旦暮爱其光景，然身行所见，枯骨盈野，腐尸连阡，则野葬实为不葬，某不忍为。至若新死之鬼，其灵密迩，不能遽去，犹徘徊在侧之时，便迳以水火淹燃，情何以堪？某亦不忍为。” 那僧沉吟了片刻，道：“此间南去数百里之内，是上古炎人国，彼地之民有一葬法，暂埋肉身，略待水土滋润，春去秋来，假以时日，数载之内，肌肤筋血尽化，复收拾枯骨而葬，就我朝先殡后葬成礼，殊不违失；不知可行否？只不过李郎行脚辛苦，还须重来一过。” “天涯来去，重亲故人，何苦之有？” 那僧像是早就看出李白不会拒绝，于是不假思索，熟极而流地说下去：“看贵友肤色如金，大异于常人，殡礼不当草率——”说到此处，忽然压低了声，改换了十分肃穆的语气，“李郎能诗文，稽古为见识，应知我佛亦是金身。” “彼原非金身，乃是病症，此为木不胜金，肝气尽竭，而太冲脉绝之状，奈何不容某诊问调治，遂至此。” 那僧摇头复摆手，抢道：“不然！不然！古来有说，西方有神，其形高一丈六尺，而通体遍现黄金之色。李郎，贵友临终寖成佛相，是大吉祥兆。依山僧之见，此番殡仪，不应简陋其事。何妨——为贵友作傩，也不枉一世千金之交。” “千金之交”令李白难以回避，既然责以朋友之谊，就不能委屈了死者的尊严和证果。吴指南历历金身，不能视而不见；也无论那僧是否真有非凡的鉴识，纵就是为了吴指南将亡灵平安扶护到佛前，李白也觉得对这个始终令他无可奈何的老友，算是稍减遗憾了。 “应须是缘法注定，合当际会，”那僧看李白眉开目朗地点着头，遂也露出了愉悦的笑容，精神一振，道，“近日有一荆州之巫，随行弟子三五过洞庭来，李郎可倩之行驱傩礼。李郎所费无几，而功德大矣；其间繁琐，倾山僧微力，可代为筹箸周全，不外开销些纸钱，大凡是祠祷三日，祈得福佑。” 话说到了这一步，李白只能对那僧深深一揖，道：“和尚诲教高明，某至此仍不知法号，失礼殊甚！” “山僧号朝美。”这朝美僧显然无意于攀交，匆匆宣了声佛号，喜形于色地合什在胸，且行且道，“去去也！” 李白目送朝美一去匆匆，转瞬间却又听见屋内吴指南一声暴吼，正要推门探视究竟，却见十丈开外的废园南侧，蓊蔚茂密的齐腰高草之间，出现了一片泛映着夹黄带黑的光色，缓缓向他移行而来。不消说，是一肥大的野物，由于趾步凝重，堪料身躯庞然，可是碍着蒿莱屏蔽，但见那物的背脊波动，竟有如微风吹拂着一片忽明忽暗的金纱。 是时又传来了吴指南的吼声：“李十二！太白！门外有虎！” 这一回李白瞿然而悟，先前吴指南梦中呓语，说什么“龙君人马万千，排山倒海”、“山路蜿蜒，道士、女冠行伍上下，有如蛇行”未必虚妄。当下与之面面相觑的，果然是一头身长丈许、赤口尖牙的吊睛白额虎。 那虎微昂其首，像是在仔细嗅闻着风中消息。李白闪念过心，当先所及，竟是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形容九百里云梦大泽时所描述的：“其上则有赤蝯蠷蝚、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兕象野犀、穷奇獌狿。” 果然有虎！然而却不是他想象中一身毛色有如皎月的白虎。此际，他尚未想起虎将食人，但觉其纹章华丽，神态端严，古卫风诗中所谓“雄狐绥绥”之从容，大约如此；仿佛这郁郁青青的茂草之间，藏有无数玄机微物，任那虎环观上下，流眄八方，此一刹那见此，彼一刹那见彼，触目无不动心，但亦无所居心——李白仿佛只是那眈眈虎视中的一株朽木，或是一方顽石。 然而，对峙既久，杂念旁出，面对如此獠牙巨物，赏爱其姿容曼美之未惬，恐惧之意也渐渐萌生。李白记得当年从赵蕤学过控蛇之术，其咒语犹刻骨铭心，但是放眼所及，近身之处并无荫扁草、丝茅子或是沙星草之属，没有这些草本作三四环活结，徒口诀仍不能毕其功；更何况控蛇之技未必能施之于虎，此刻一旦动静失了节度，说不得便要勾动虎吻了。 说来也不知是否人兽灵通，李白忽而心生畏惧，那虎也像是顿悟了什么，缓势垂下颈项，伏肩落草，好大头颅却不偏不倚朝着李白努了努，把双铃儿也似的眼眸直往上吊，还低低地吟叹了一声。 李白左臂上仍系着短匕，想来却毫无用处。这虎若有扑噬之意，则不消弹指之顷，他便要身首异处的。这时，他当然可以回身窜走，推门而入，可是窳屋斗室，户闼破损，看是无可抵敌，若鲁莽奔窜，惊动那虎冲撞上来，一掷跳间，便须是摧枯拉朽，岂不连榻上的吴指南都要遭殃？ 想起榻上的吴指南，李白的心神忽然安定了下来——既然“门外有虎”是此子先前昏瞀之所见，居然成真；那么，“龙君人马万千，排山倒海”、“山路蜿蜒，道士、女冠行伍上下，有如蛇行”甚至“紫荆树下一那女子，也诵得汝诗”，不也是一样的“前知”之事吗？倘若吴指南所言有实可征，必将应之于来日，若然，则此刻一劫，理当渡得。 然而那虎却没有这么些千回百折的臆想，他眼中有了猎物，气息新鲜，肌血畅旺，活泼泼地在面前招摇，但只一攫而获，裂骨析肉，恰可饱饫饥馁。虎头伏得更低，口涎零落如丝，双肩则抖擞了一阵。偏在此时，屋内猛地传来一声震天恶吼： “太白！” 这一吼，直吼得梁柱欹摇，粉尘颠扑，室宇上下豁浪浪戛响。吼声可谓出鬼神之不能料，连那作势欲跃的虎都为之一惊，蓦地撑起前肢，高耸肩膊，坐直了身子，张皇顾看。吴指南还不只一吼，他继续声嘶力竭地喊道： “汝心事只向诗说，便是自绝于天下人！只今非某将死，却是汝已死了！” 李白也决计不曾想到，吴指南临去之言，对于诗竟有一种仇雠敌忾之感。“其言果善哉？”这是在李白心中回荡不已的一个疑惑。他一时忘了眼前有虎，入神地回想着客秋以迄于今夏，出蜀旅次之间琐碎纷纭的经历、见闻、风光、歌吹、容颜，甚至气味，每及于一人一事，皆有诗句相佐。 无论是歌行或骚赋，那些串结声腔、勾合韵律的文字，仿佛是他和天道人情之间仅可通窾之孔道。相对而言，剥落了这些诗句，徒余一片茫然，几乎无从记忆、无从思索、无从进退行止。吴指南吼得淋漓，问得犀利：他李白似乎并不是立身于天壤之间，反倒只是诗句的附庸，借由那些与古人接膝而交以古语的诗句，他把自己化身成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戴逵、谢安、谢朓……无数在烟云中交织错写的逝者。那么，吴指南的雷霆之问倒问得既简陋又透彻：诗之于汝，究竟是在倾吐呢，还是在隐藏？能言之言，虽千古以下而待知音，未必可以会意；不能言之言，虽父兄朋友不堪传语。诗，果然寂灭如一死？李白真个无辞作答，不觉也吼啸以应，带着些凄怆而强词夺理的况味： “李白在此！” 那虎，当即跳呼而去。 二三 遥指红楼是妾家 虎跳不复来，李白潜遁出入，又战战兢兢过了两日，才有朝美僧来报，说那荆州之巫已经将经卷旌幡纸钱木马之属整治停当，昏暮即至，不过，谁也没有料到，吴指南根本撑不过此日亭午。他的临终之言，更令李白困惑： “不必归葬。” 李白诧异地问道：“江陵数月迟散，汝直欲作归计，一日不肯淹留，如今却……” “家无父母、无兄弟、无朋友，归之奈何？” 李白想问他还有什么未惬之意、欲办之事，吴指南只一挥手，遥遥指着广榻尽头一几，李白顺势望去，几上也还就是这废寺之中的寻常笔砚，但听吴指南勉强呻吟道： “笔是汝家旧物耶？” “非是。” “某意亦然。” 说完这话，吴指南双眼朝天一瞪，再也不肯瞑目了。 从此日始，李白有将近半年的时光，竟然没有一句诗作。他再度秉笔书句，已是深冬天气；他在金陵的妓家。 在旁人看来，或应是天候严寒之故，李白捧持版纸的左手不时微微地颤抖，执笔的右手则几乎完全失去了触觉——那是一枝径不过三钱厚薄的细管兔毫笔，心柱为麻丝包束而成，质地坚挺，覆毛软而薄，而笔腰之肥厚则倍于常制。 李白刻意把这笔往一双鱼纹荷叶杯中酒浆浸了，察其沉坠之势，不偏不倚，全在垓心。再轻轻向下一抖擞，看笔尖如锥，仍然能够将酒浆紧紧地收裹严实，不使滴漏——的确是一枝精工好笔，捏在指尖，浑如无物。然而，恰也由于浑如无物，他几乎不觉得能写出字来，只怔怔地望着毫尖出神。 “李郎当真擅用笔，”身旁那妓忍不住笑了，媚眼一圆，流露出惯家神色，道，“却也看得出，久久不操弄翰墨了。” 李白没听见，他已经醉了，思绪凌乱颠倒地周旋在飘逸着酒香的笔尖，还有无数盘桓在胸却始终未及书写下来的诗句，以及吴指南之间。尤其是吴指南狂谵躁语而死的光景，令他久久不能释怀。 身为商民下户，他仅能用为平视士族者，便是长年模拟历代诗家文宗的语句、声腔、神气、性情，而写下的无数习作。也正是这些诗句，给了他一种朦胧的许诺，有朝一日，天下人都将要和赵蕤、月娘一般，见识他的才具文理，怀抱襟期。 可是，一句“笔是汝家旧物耶？”却将他打入了另一个陌生的天地。 他忽然感到惶恐，发现舞文弄墨与拨刀使剑，或许同样是儿时游戏。原本自以为意气飒爽、格调高明的辞章，看在那些王公大人眼里——不，更直率地想：王公大人根本不会把他看在眼里。 而所谓北溟之鲲、赴海之鹏，种种夸夸自诩，不外也是一个个既辽阔又幽扃的幻影。幻影就像那一日匍匐于草中的迫命之虎一样逼真。在生死交关的瞬间，彼虎颠扑上下，施设无限狠戾，发人震怖，裂人肝胆，毕竟也在转瞬之间望风而去了。那么，此时反顾，居然还可以自问：那虎，果尔曾在乎？虎若是一幻，则十余年间，他飞毫濡墨，遣兴抒怀，状物咏史，种种敷陈，又何尝不是一更深透缥缈之幻？ “李郎捉管如拨灯然，会须是老笔。”那妓一面恭维着，一面换过那笔毫沾濡一过的荷叶杯，登时身后仆妇喊了声：“换酒，领记科头。”科头，即开销名项；意思是提醒来客：换酒，是要额外添发银钱的。 李白浑然不以为意，索性抛了纸版，将那妓随手拈捉的巾绢抖开，铺展于案边，提笔即写，是“日”、“照”、“香”三字。香字始见初形，先前的“日”字已经漫漶不可复辨，酒浆忽焉浸透了丝帛，当下湮湿一片，字形也就随之泯灭了。那是他在来到金陵之前登庐山香炉峰的一首口占七绝，信目所及，聊写山形水势，默志于胸许久，却一直没有抄录过。只此时看着那字迹隐没，在巾绢上留下微微的酒绿影色，他忽然扔下了笔，对那妓说：“不能再作。” 那妓苦苦一笑，似吟似唱又似百无聊赖间的自言自语：“能诗而不作，休道人情薄。不作更思君，薄情谁咀嚼？” 李白闻声一惊，这妓所云，不就是一篇声调铿锵的六朝小诗吗？他正襟危坐，方才涣散的神气立时提振起来，焕发于眸：“汝小娘诗才恁好！” 未待那妓答话，身外环立的仆妇们都嚷噪了，纷纷纭纭地说：“吾家七娘子好生诗名，郎君岂不晓？” 这娘子姓段，行七，人称段七娘。仆妇们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生怕遗漏情节，将这段七娘的出身大略勾勒了一番。 此女源出北边鲜卑后裔，于东魏、北齐年间内迁于洛阳，世代为乐籍户人。七娘生年十一，即因“色艺精妙”而被荐选入宫，更由于家学渊源，不但善演奏，更能倚声制字，翻作新腔，多演《幽州歌》、《燕歌行》及各体《凉州词》，而有“搊弹家”之呼。 不数年前西北用兵，候近寒冬，开元天子召集宫人，为边军纳絮结棉衣，这原本是一番俚戏，以宫娥红粉之姿，逗引着穿上征衣的庶卒无限遐思，人人妄想：长安后宫某殿某女，连夜挑灯，密治针黹，个中情致，随人自想。不意有一小卒，居然在短袍破裹之中，觅得一纸短笺，上书一律：“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结取后生缘。”严以声律绳之，此作颔联失黏，格调不算上选，可是情思真切，宛然动人。 小卒平白有此艳遇，自然扬扬自得，屡屡示众。传到了军帅耳中，以为这是宫中妇女极其失检的行径，遂于边报中上奏皇帝。可是皇帝却有不同的胸次和主张，他把这风闻公诸内廷，并敕发诗作，遍传内苑各殿，悬示明令：“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 这诗的作者正是段七娘。皇帝果不食言，非但没有加罪，还把段七娘许配了那小卒——只不意一年之后的开元四年，小卒被遣入张知运麾下看押大军粮草，部曲在庆州之北、灵州之南的青刚岭遭遇流窜的狄人伏击，一败涂地。小卒受到株连，以失职论罪，阵前问斩。而段七娘原本民间一妓，侥幸入宫、夤缘遣嫁、天命无常而守寡，最后还是流落到无边风月的欢场之中，当是时，她年方十五。其间经历福祸相倚相伏，的确非常人所能思议。自从在金陵鬻歌乐、卖容色，远近驰名，皆呼之以“制衣娘子”。 正当仆妇们把这一段缠绵悱恻的情事娓娓谈来之时，段七娘已经入内室更衣，粲然敷设新妆，稍后重张灯火，再开肴宴时，但见她纤指慢拈，拂弄古琴。报科头的又唱了名项，谓之“新制曲子”——不消说，这是段七娘所作，而仍须李白会账。 曲作三叠，词中反复堆叠者不论，是干干净净的三首绝句。报科头人挑着织锦绣缎沿榻绕行，示以张贴曲目，分别是《感遇》、《留叹》和《闺思》： 一曲焦桐付尔曹，飘零自写逐愁牢。情多不作征人妇，月夜寒江洗战袍。 曾经却扇悔姮娥，夜雨连朝湿绿罗。瓜字初分轻识恨，别郎几度直呼婆。 细腰缚向掌中斜，婉转诗肠伴剪花。咳唾琳琅笙笛绝，回廊深处有初芽。 焦桐，古琴之名，一说出于东汉蔡邕，以烧焦的桐木造琴，其音清而厚，诗家因以焦桐二字代称琴曲。较李白晚生八十年的苦吟诗僧贾岛，以及清河公子张祜都有“焦桐”之句——“愿倾肺肠事，尽入焦梧桐”（贾岛《投孟郊》）、“焦桐弹罢丝自绝，漠漠暗魂愁夜月”（张祜《思归引》）。 首叠曲词才吐，李白已为之倾倒不已，他不曾料到，风月门巷，还有直逼人肺腑的身世之词。这与他年少时在昌明故里与吴指南等轻薄少年游冶的见闻大不相同。彼时庸脂俗粉，浪谑调笑，也可终日乐之闹之而不倦；偶或唱呼土谣村曲，杂糅蛮歌，啭腔高亢入云，也觉得是纵情之极，美不胜收了。然而撞上了这“搊弹家”，李白但觉在耳目之娱以外，还有从来未曾被撩动的心绪，在霎时间飞扬了起来。 李白初入金陵，闯入此地，原出意料。不过是当日亭午，逆旅门外的通衢之上忽然梆铃大作，想是有催趱急行的车马，李白赶紧侧身避让，再一回眸，但见堂皇过市的，是一辆妆彩牛车。车上珠箔晶帘高高打起，帘内一丽人也朝他凝神望着，似有若干言语将说未说，随即扬起手中朱砂色的拂尘，朝前一指，端端指上了一起红楼，便冁然笑了。 也就凭着这一笑，令李白追随向前。他的步履赶不上轮毂，只好在道旁攀人相问，辗转来到城西的红楼，果然巍乎高哉——那是以一段古旧城墙为基址，在城垣之上复叠梁架柱，披甍覆瓦而搭盖的楼台。楼体极其宽阔，应该是不断扩建而成。然而楼高不过两层，只因为搭着原先雄立于楼下的城墙，看来就有吞云排雾的气魄。台阁廊榭之间，便益发显得壮伟不凡了。而楼门之上，横匾雕题三个大字——孙楚楼。 惯见之说，以为楼名孙楚，袭自西晋贵盛诗家。孙楚之祖孙资，是曹魏时的骠骑将军，父孙宏，曾任南阳太守。史称孙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世说新语·排调》有一段记载，说他年少时曾对当时位高权重的中正官王济侃侃而言欲隐之志，本来要说的是“当枕石漱流”，不意却说成了“当漱石枕流”。王济笑谓：“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楚应声答道：“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王济遂称许孙楚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曾经担任过镇东将军石苞的参军，之后还当上了冯翊太守。 孙楚虽有《登楼赋》之作，留下了“有都城之百雉，加层楼之五寻；从明王以登游，聊暇日以娱心。鸣鸠拂羽于桑榆，游凫濯翅于素波；牧竖吟啸于行陌，舟人鼓枻而扬歌。百僚云集，促坐华台；嘉肴满俎，旨酒盈杯。谈三坟与五典，释圣哲之所裁”；然细翫其文，可知孙楚所登览游观的，是长安城帝王宫室，与金陵无涉。之所以用“孙楚”之名名此楼，实涉双关，一方面借登楼一赋而谣传孙楚曾经到此，一方面借楼址西眺荆楚之形胜，聊寄东吴孙权雄视之思。 昔年秦皇身边有日者占看地理，谓五百年后金陵将有天子气，固须以今世之王者压之，始皇才有东游一行。彼时费劳役数十万，凿方山，断长垄，引水成渎入长江，是名“秦淮”。秦淮河在后来设置的江宁府上元县东南，它有两个源头，一出于句容县之华山，一出于溧水县之东庐山，两源合流之后，在方山筑一坝，号“方山埭”，向北引水转西流。隋代人工胜鬼斧，天下水运无处不达，此河导入通济渠水门，又兴建了武定、镇淮、饮虹三桥，而水行则沿着石头城以达于长江。 号为石头城的这座城，原本是山，还在金陵城西二里，故老耆旧都说这是“天生石壁，有如城然”，万古已往，便矗立于清凉寺北，长江流势顺此山形自北施施然而来，沿着这覆舟山转入秦淮河。是在三国东吴时期，吴主孙权沿河立栅，又在江岸必争之地、清凉寺西筑城，重冠以“石头”之称。诸葛亮亲临目睹其形胜，也忍不住赞叹：“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 然而时移世变，大唐开国百年，孙楚楼徒负孙权雄视西楚之名，却全无干戈之气、王霸之思，而成了金陵首屈一指的歌台妓馆。此馆江南闻名，全仿长安北里规模而置。其设施有如家宅，集假母数十名，各拥丽姬、童嬛、健仆，分别在楼廓之中或是紧邻处居停。也有的自募乐工、驾役，常随出入，俨然一大家户；而冶游之客，也就不惜千金之资，在此权充一朝一夕的当户之主。 孙楚楼向来客索取歌酒肴筵之价，区分种种名色。日宴一席，取值四镮，夜宴还要加倍收取。“镮”是刻意玩弄的古称，雅呼以先秦时代计重之语，是为了打消俗气，可是计较起来却毫厘不爽。一镮，计金为十二铢，计银为六两，如果就银价交易换算，每一两银折合通行的铜钱，大约是三百文至四百文。“一席四镮”，充其量就得花费九千六百文钱。以当时粮价对比，每斗谷米所值，不过是五到十文钱，则一场宴馔，能够开销将近两百石米粮，夜宴则得花费四百石米粮之价。 倘或再以当时官员收入为衡量，更见豪侈。高祖初定天下，文武官僚给予俸禄，已经较隋制为轻薄，正一品大员每岁七百石米，二品五百石，寖至九品，年禄米只有三十石，也勉可养家糊口了。太宗贞观年间，中朝颇有抑扼外地官员地位的想法，遂减其禄米，致使外官之居一品者，年禄米也只有五十石，二品乃至三品则仅三十石，以次类推，益知其拮据。 对于孙楚楼的科头取索，李白浑然不察。他昂藏而来，逢人便探听：有一支朱砂色的拂尘，来处去处究竟为何？人是随着指点找上门了，至于楼中有何等消磨银两的机巧，他却一无所知；这三叠之曲，便是其一。 循例，民间妓馆取酬，仿诸官订。一般地方官厅管辖乐妓、饮妓，由官府供给粮米、衣服，月支薪水之资。召妓侍宴，纳入科头名项，另有酬金；即使当日没有宴会，依照该妓品级高低、名声大小，也可以请领三五百文的茶资，酬赏原本没有十分严格的规范。 又由于唐人极重科考，视进士出身为天下得才、国是翻新之大事，故常以及第进士之聚宴为第一等宴饮，发榜后及第的进士群集南院官厅，最重要的活动便是设席召妓，席如流水，终朝连夕，开宴时载酒载乐，杂以轻歌曼舞，计价倍增，这些都并入科头——而“科头”二字出于古语，本指不着官帽、头巾，也就有不虚饰、不增价，本色当行的意思；时日既久，科头二字便成为歌、乐领班者的职衔，其下所管领的妓女，便呼为科地。无论科头、科地，能饮、能乐、能歌，所值每每加倍，倘若这妓通识文辞，娴熟音律，还能自铸新篇，兼之以度奏新曲，说是一吟三叹之间，已去十户中人之赋，恐怕也不算益甚之词。 金陵为南朝旧都，门第中人风雅自赏本不待言，习俗熏染，连妓家也多矜尚文墨。歌姬乐伶出自豪门之家妓者，能够随口占吟的比比皆是，当她们因年老色衰而辗转流离于“门巷人家”之时，也就将一身所学、半生能事，传授给更多的青楼女子。李白日后《九月登山》一诗所盛称之“齐歌送清觞，起舞乱参差”，以迄于中唐时代刘禹锡《路傍曲》的“处处闻管弦，无非送酒声”，所形容的，恰恰就是这种情态。劝人以酒，必以歌送之；罚人以酒，亦必以歌送之。段七娘另有句状此：“一曲倾心倾此杯，奉君三叠绮筵开。纤腰为绕迟行迹，几字宫商竟夕堆。”不但铺陈了妓家对于来客的眷恋，也透露出留客的手段，总要将一首歌词用意婉转堆叠，不使曲终人散。 段七娘自己能度曲作诗，比之于寻常能奏乐、能轻歌、能曼舞者更添声价，如果专门为一豪客制作新词，兼以谱唱，则所费更为惊人，何况一咏而三叠之作？她在唱罢之后，回眸深深望了李白一眼，浅笑道：“李郎初临孙楚楼，大是破费了。” 李白竟像是未曾听见她的客套话，直反问道：“三叠皆七娘子自制之词耶？” 段七娘微一颔首。 “《感遇》有‘自写逐’三字，《留叹》有‘却扇悔’、‘几度直’三字，《闺思》有‘缚向掌’三字，皆句中三连仄字，汝作能别之以上、去、入声，唱来格调分明，堪见用律精熟。然——”李白一踌躇，不再说下去，举杯迎前，算为一祝。 “声歌惯技，不过是审音协律而已，无甚可观。”段七娘接过酒，饮了，轻声道，“李郎仔细，请直言。” “姮娥之悔，于典语似无着落？” 那是后世嫦娥奔月故事的起源，典出《淮南子》。当年赵蕤半带着玩笑意味教训李白“不必再读”的一部书，李白非但没有听从教训，反而加意钻研，尤其对书中许多诙奇瑰丽的故事，入迷浸深，不能自已。其中最令他心系神驰的，仍是那月；《淮南子·览冥训》有载：“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 所谓“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指的是后羿再也不能求得不死之药，以延年寿。一贯主张无为的《淮南子》原本借着这个故事所要寄托的讽谕也很单纯，就是后羿之愚鲁驽钝——后羿之无知，在于“不死之药”其实不假外求，而“命自在天”；人一旦汲汲于寻访不死之药，反而失落了自己的天命。 然而段七娘的诗句，却是从姮娥立说。“却扇”语出古之婚仪，新妇出阁，向例以扇遮面，直待夫妻交拜之后，始去其遮蔽，故“却扇”俗语，即是完婚之义。段七娘的“曾经却扇悔姮娥”，语浅意明，借由姮娥自悔婚嫁失谐的故事，来隐喻自己曾经有过一段值得后悔的因缘。这就是把《淮南子·览冥训》所谓的“怅然有丧”从后羿不得永寿的憾恨，转换成姮娥遇人不淑的追悔。 值得翫味的是这一首诗的末句“别郎几度直呼婆”，又翻转出另一层意思——原来前文所“悔”的，不是实质上的婚姻，而是声妓堕入风尘的际遇，这个有如姮娥一般美丽聪慧的神仙人物，在几度露水因缘的消磨、摧残之下，青春不再，居然有如一媪。这就分别看出第二句“夜雨连朝湿绿罗”和第三句“瓜字初分轻识恨”里既有贪欢，又复懊恼的矛盾；“瓜”字原是相互颠倒的两个“八”字，以喻女子二八及笈之年，那样的年华转瞬即逝，是以末句急转直下，须臾之间，已觉老大，见面的人都要呼唤她一声“婆”了。 由此再引出第三叠。“剪花”固为诗眼，隐喻着横遭命运或环境摧折的欢场女子，一经剪离原枝，迅即凋萎。彼一不再能长久以色事人的女子，于万籁无声的寂寥之中，居然听见廊下花丛深处，还有嫩芽新发，可以看作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声妓又有如枝头新绽的容颜，身为过来人，或则徒然自伤、或则寄以同情，总之是无限感慨。 初窥妓家堂奥的李白却并不明白这一切。 段七娘并未直接答复李白，她只是回头向环侍于旁或立或坐、各持笙笛笳鼓之器的小妓使了个眼色，登时弦管喧阗，赫然奏起一阵胡乐。李白曾经在昌明、成都甚至江陵城的街道上几度听过，有些还出自流落于中原内地的行吟丐者，可是他从来不知道，胡乐也能够敷陈如许婀娜、婉约甚至堪称华丽的风致。段七娘又朝先前那报科头人使了个眼色，像是制止了他，还怕他不明白，刻意朗声道：“李郎初临孙楚楼，小娘们奉歌为礼，就不计科头了。” 李白还没听出话里的缘故，一身着窄袖薄罗衫、年约十三四的小妓已经拔起尖声，行了个高腔，唱道： “闲——春——” 紧接着，是击小鼙鼓的姑娘跟唱：“闲春昼懒忘梳妆，爱——向——” 这厢歌声未落，对面一阵琵琶促弦如天外飞来的骤雨，弹者接唱：“爱向词中觅绣裳。两——字——” 接着是一室仆妇群唱：“两字鸳鸯曾省识，宁教孤枕伴孤凰。” 这一节唱罢，击鼓者与弹琵琶者仍就着手边的节奏，齐唱“鸳鸯”二字不歇，似呼似诉、如怨如慕。而唱高腔的小姑娘又展开了新的一节： “柘——枝——柘枝门巷岂彷徨，佳约风情几度狂。不——忍——不忍天台长伫立，檀云慢挽一时香。” 曲中“柘枝”语从水调“柘枝舞”而来，是大唐初叶从西域石国传来的流行舞蹈。先是为女子独舞，伴以鼓奏，后复于长安教坊演习出双人对舞，谓之“双柘枝”。“柘枝门巷”则是指妓家行业。 可以从曲词中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双和”的演出，自寻常妓筵上送酒歌舞一来一往、一令一答的形式演变而成。段七娘忽然安排“双和”之唱，自有其用意，她是要借由《闲春》、《柘枝》之两相呼应，令群妓唱出真心的攀慕、渴望，点染“姮娥”的落寞。最后那一个“香”的长腔尚未落定，段七娘自己的声音悠悠然从中浮飞出来，但看她樱唇凝朱，山眉斗翠，唱道： “芳——菲——芳菲一绽只彷徨，顾盼将移入暖房。不——解——不解温柔纔片刻，灯花剪尽烛脂长。” 这是在“双和”之外，补衬一结，有如为先前两首递进的情事下一按语。唱到“烛脂”两字，恍若真替那句中的蜡烛垂落了泪滴，泣下沾裳，援袖拂去，随即破涕而笑，仍然是一派妩媚风情，道：“声歌阎闾，最恼人者，不外是因缘；凡入此道，莫不有姮娥之悔。李郎见笑了。” “两情相欢，何悔之有？” “但倩李郎深思妾语，恶因缘固无足论，”段七娘还奉李白一杯，缓缓说道，“好因缘恰是恶因缘。” 二四 凤凰为谁来 李白却在这样的因缘里停伫了漫游的脚步。 是段七娘寥寥数语之邀：“李郎若不迳去，明日过午即来，容妾主东道，奉李郎看一眼恶因缘。” 此言一出，连一旁那些歌姬乐伶以及仆妇都面面相觑，似乎大出众人意料之外。报科头人也颦眉挤眼，膝行而前，在她耳边嘀咕了半晌，段七娘只不答话，听罢，将面前的古琴一抚，朗声对众人说道：“金陵胜景以何者为最？” 金陵，乃是春秋旧名。吴王寿梦合北地晋国之兵，连年与楚为敌，至阖闾、夫差父子当国，此地名冶城，专以制造兵器，至句践亡吴之后，才在后来的长干里之地，建立了雄立江滨的一座城池，呼为“越城”。一百四十年后，楚威王熊商有进取天下之图，乃以长江为天堑，于地名石头——也就是日后的四望山——建立了采邑，设置邑尹，辖属方圆百里，名之为金陵。 此后城址恢弘，地名多变，至秦始皇改为秣陵县，汉武帝复改制为丹杨郡。赤壁三分之后，孙吴倚秣陵为新都，重修石头城，呼为建业。再至司马睿南渡偏安，即位于此，是为晋元帝建康元年，建业便又改名为建康。此后南朝四姓，都城都没有再搬迁过。可是到了唐代，此地州县名号屡有更动，开国之初恢复隋代开皇年间旧制，改郡为州，以安置归降于唐的地方割据势力——名江宁、名归化、名蒋州、名白下。开元天子即位，升江宁为望县，然而当地父老还是多称本土为金陵。 段七娘这一问，引来阵阵啰噪。一操琵琶的瞽叟抢着喊了声“台城”，当下便教小妓们哄笑讥嘲：“汝天生无眸子，安能识得胜景？”遂抢道：“不若乐游池、不若太子湖！” 晋室南来之初，司马睿曾以大司马楚公陈敏的府邸为建康宫，苏峻之乱时，此宫遭兵火焚为灰烬，待年后元气渐复，晋成帝令尚书右仆射王彬为大匠，起造新宫，修缮苑城，兴建六门，此宫又名建康宫、显阳宫，最广泛的一个称呼就是“台城”——此城宫室日月增扩，不数年后，已经具有“内外大小殿宇三千五百间”的规模。后人所谓“六朝金粉”，皆以台城之壮美为核心。 至于乐游池，则是在覆舟山西岭上，于东晋时，原本是种植各种药材的药圃。到了刘宋元嘉年间，此地忽然以相对于城池的方位被称为“北苑”，皇室也在这里建筑了楼观，之后相继构造正阳殿、林光殿，号乐游苑，也曾经一度毁于侯景之乱，是在陈霸先手上重新修葺而焕然一新的。此地原本是东吴宣明太子开辟的游赏之区，所以乐游池又名太子湖。到了开元年间，前代兴筑起来的白水苑、阆风亭、瑶台等胜迹俱在，驰名遐迩。 不道段七娘听了这七嘴八舌，只连连摇头，良久，才轻声道：“妾意还是芳乐苑。” 令李白也大出意表的是，段七娘“芳乐苑”三字才出口，众妓一片哗然，纷纷摆手抗声，直道：“莫去、莫去！” 唯独那瞽叟击掌而笑，道：“七娘子赏鉴非凡，这芳乐苑毕竟还是在台城之内。” 这话又引得年轻的姑娘嘈吵纷纭，有的说：“地阴气寒，受之何苦？”有的说：“凋风满树，望之伤心。” 李白听说过台城之名，却不明白它与“好因缘是恶因缘”之语有什么相干。一时插不上话，只能旁听笑闹喧语，百无聊赖之余，自顾拾起先前抛下的版纸，凭记忆抄录了原就藁草在心的两首诗，日后题为《望庐山瀑布》。其一为古调： 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欻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空中乱潈射，左右洗青壁；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石。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无论漱琼液，还得洗尘颜。 其二为近体：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段七娘且不理会那些还在争执着去处孰者为佳的莺声燕语，但见她侧倚纤躯，将版纸上诗文细细看了一过，于五言古调的末联“无论漱琼液，还得洗尘颜”处点了一下，道：“李郎此首，似未尽意。” 李白闻言不觉笑了，道：“何以见得？” “此作之中，有天地造化，有山水风光，却无人迹；有魏晋语，有齐梁语，却无心头话。”段七娘仍旧凝视着那字纸，眼波流转，朱唇翕张，葱指微微拈提拨按，像是正专注地冥思度曲。 这话的确是有其理据的。以当时诗律所尚言之，起手三联六句，虽然都是平起仄落，不合乎严格的黏法，可是每一联上下句都是相当自然而工稳的对仗；尔后，“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石”以及“无论漱琼液，还得洗尘颜”两联又参差错落于其他散句之间，延续了开篇六句整齐方严的风格，这就是看似“齐梁语”精雕细琢的巧构。 至于那些并不作对的散句，更刻意点缀出质朴简易的情味，尤其是居中转折的“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把一山头的瀑布与天涯海角的壮阔想象作成牵连，境局赫然宏大起来；这又显然是只有魏晋时代的作手才能铺陈的格调。不过，看来全诗不外就是取景，责之以“无人语”、“无心头话”，似乎也言之成理。 李白却不以为然，随即以毫尖圈出了诗中的“我”字，道：“我乐名山，毕竟算得是人迹；此心闲放，欲说而忘言，可否？” 段七娘也笑了，圆瞪起一双眼，假意嗔道：“李郎狡狯！” “七娘子精通律吕，”李白接道，“想必有以教我。” “若是入乐，‘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须独树一节，略事盘桓，以管领后章，其后复重一‘空’字恰合度，也即是李郎所写的‘空中乱潈射，左右洗青壁’。” “七娘子诲我谆谆，某听来藐藐。” “这么说罢，”段七娘从李白手中拈过笔来，圈出了“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道，“此前十句，此后八句，李郎再补二句作结，俾奴为李郎合乐而唱——好须是心头话呀！” 李白看着段七娘盈盈双瞳，便有了句子，当下取回笔，一边写一边诵道：“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 这显然是专为段七娘下的结语，流露出带有诙谐意味的邀请之意，好像是说：我心头的这个人，可愿意永远辞别那繁华人间，与我长久厮守在这世外之地呢？ 段七娘一语不发，回身就琴，叠膝而坐，以侧商调《伊州曲》完整地唱罢了这一首《望庐山瀑布》。李白听到中段“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反复数匝，已自叹息，颔首连连，听到末联“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十字入破，再拔高腔，可是声字渐渺渐悄，有如云峰雾林中徐徐远逝的脚步，他才恍然大悟，慨然说道：“倘非七娘子唱来，某实不知原诗竟未终篇！” 她只淡淡地应道：“倚声而歌，自是奴家事，无大学问。” 而这乐曲结构却启发了李白一个念头，纯以声字为考虑的诗，只能在原有的篇幅甚至固定的形式上吻合习见、迁就矩范。书之于纸，便总是五、七言句，出落成双，定式不外律绝，看似分明齐整；就连朝廷科考试帖，也就是六韵、八韵、称为俳律之作。 然而“入乐合歌”，却不仅仅有追求声字抑扬变化的考究，也往往基于歌者抒发情感之所需，而改易了声调，更进一步的变化，则是开阔了句式。 李白敛襟危坐，一指版纸上的七绝，倾身示礼，正色道：“然则，可否倩七娘子为某再歌此首？” 此时，科头人正要起身，又为段七娘眼色止住。她左手轻扣了两下焦尾，右手则在外侧第一弦第一徽处拨了一记，使余音袅袅不绝——这是歌场身段，意思是让瞽叟、歌姬等人都安静下来。这样做，也就意味着并非段七娘个人歌乐，而是使众人同奏、同唱了。 段七娘先将整首诗念了一通，令众人熟悉字句，接着环视周遭，昂声道：“孙楚楼地尽金陵风流，却难得迎迓慷慨人。李郎来过，我等也仅足以为李郎留一念想耳！” 瞽叟一听这话，竖起琵琶，大笑道：“七娘子好做耍子，便来一曲《伊州曲》乱词如何？” 段七娘低头看了看李白原作，回眸凝思，颦眉道：“乱词字句零落，若欲合拍，便不仅是叠声、断拍、迟调诸手段而已，多少还需增减文字，岂不唐突李郎？” 李白抢忙摇手道：“遮莫以歌乐为要，字句何足介怀？” 段七娘微微一颔首，抚了个角调，看一眼瞽叟，瞽叟目盲，但是知道段七娘所抚者，正是领调之音，立即拨弦以应。段七娘接着喊了二三歌姬之名，指归瞽叟节度；又吩咐年纪较轻的两人，随自己的声部从唱。这才转眼向那报科头人望了望，一瞑目，报科头人的右手忽然出现一尺把长的短棍，扬棍击起几边一木梆，歌声豁然四起—— 日照香炉生紫烟，日照香炉，遥看遥看。遥看瀑布，紫烟生处。遥看一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三千尺，一挂前川。 遥看瀑布，紫烟生处。生处。疑是银河，九天银河，银河谁渡。飞流直下，前川一挂，银河谁渡，日照香炉瀑布。看瀑布，三千尺，紫烟生处。直下前川，日照紫烟。疑是银河，直落九天。银河九天落，烟紫共谁渡。 这一首诗原本只二十八字，一旦入乐合歌，却衍成了双调歌词，一百一十八字。李白非徒赏其妙喉宛转，行腔奇绝，更对妓家依声入调的本事大感震慑。仔细算来，段七娘仅仅于原作之外，增补了“生处”、“一”、“共谁渡”几字，却利用银河的意象，在写景之余，平添了七夕佳节牛郎织女幽会的遐想。 李白抚掌大笑，意犹未尽，捧纸捉笔，还想随兴写些字句，不料段七娘仍只从容地说道：“明日芳乐苑之游，宜趁早，李郎且回逆旅安歇。” 李白撑身而起，道：“好因缘地？” “或须是。”段七娘不再作声，浅浅一笑，即伏身而拜，不起，意思约莫就是送客。众仆妇跟着拜，一片窸窣琳琅之声并起，连那瞽叟也跟着拜了。 “噫！”瞽叟强睁着一双翳白空洞的眼眸，道，“凤凰台。” 凤凰台的来历，与台城有关。 晋孝武帝太元三年，谢安监督匠作之业，彻底改建台城，此后两百余年，直到南朝彻底覆亡，除了宫内园囿，台城的规模基址，并无变迁。芳乐苑初建于李白出生之前整整两百年，时为南朝齐废帝萧宝卷永元三年的夏天。彼岁酷暑，萧宝卷忽发奇想，下诏将台城之内的阅武堂拆了，改筑园林。于是征求民家，望树便取，毁撤墙屋以移植的事不胜枚举，所谓：“朝栽暮拔，道路相继，花药杂草，亦复皆然。”然而天候炎热，新栽者难以成活，数以千计、万计的树木花草都当下枯死了。 这时，萧宝卷再下一令，将苑中的山石遍涂五彩，饰为青葱，枯立的干条枝枒上则张挂彩纹花叶。另外，为了袭取凉意，发动万千役夫，在苑中开凿水池，“跨池水立紫阁诸楼观，壁上画男女私亵之像”，就在临池构造了连绵数百丈的亭台楼榭之后，阅武堂成了美轮美奂的商坊。 一俟这街廓筑成，萧宝卷又有了新的念头——既然街巷纷陈，何不以假做真，全盘摆布出一番市井模样呢？遂更下诏敕，任令宠妃潘氏为“市令”之官，宫娥、太监则装束成寻常百姓，彼此串演卖家买主，往来交易营生。萧宝卷自己则充任潘妃手下的“录事”小吏，为之驱使，作态奔走，特设一店肆，专卖猪肉，号曰“宝卷猪估铺”，镇日为蝇头小利而锱铢计较，引为欢噱。 当时，宫苑之外真正的民间，便流行起这样一首短歌：“阅武堂前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鹤氅鹭缞白雉头，三十一大臣走如狗。”所谓“三十一大臣”就是萧宝卷最得力的三十一名亲信。 萧宝卷又信鬼神，将三国时代的蒋侯神迎入宫中奉祀。蒋侯，本名蒋子文，是道教神名，后世呼之为钟山土地神。原本是东汉末秣陵尉，追盗至山中，伤额而死，因葬于山。吴孙权时立庙，封蒋侯。南朝宋武帝时加封钟山王。萧宝卷更进一步，迎蒋侯神入宫，昼夜祈祷，加位相国，居然还奉之为“灵帝”，车服羽仪，犹如王者。 萧宝卷之暴虐无端，乖戾常情，无时或已。据说经常夜半招聚宫官捕鼠，追杀达旦，引以为乐。或则于夜半三四更时，驰马擂鼓，执明火大杖，驱逐百姓，空其家宅。要不，就横幡平戟，不问皂白，拦路搠人。有一次兵马直踏沈公城，遇有孕妇临盆，来不及躲避，萧宝卷便下令剖腹视其胎儿男女。日后，这昏君终于因为杀戮无度，而为大臣王珍国、张稷所篡弑，首级献于宗室萧衍，萧衍将萧宝卷降格为东昏侯，南齐遂亡。 虐人无数，自虐亦寻常。萧宝卷经常身担大纛旗，戴金箔帽，下着紧织裤褶，乘马驰驱，昼夜不息，归来则满口鲜血。据传：他遇刺时，满身是刀戟创伤，仍勉力攀上坐骑，担起一竿长七丈五尺的白虎大幢，任意冲撞颠簸。虽然他膂力惊人，可是在控骑之间，不时还是得腾出双手执缰御辔，而不得不借齿牙担咬旗旛，为此折断了好几只牙齿，他也毫不措意，支吾其声，大喊着：“杀之不尽！杀之不尽！” 梁武帝萧衍有鉴于宋、齐两朝骨肉残戮之祸，遂废监国之制，提高分镇诸王的权柄，也厚植了豪门大姓的势力。另一方面，基于他个人的性格与信仰，大力倡导佛说，即以金陵帝都为中心，在江南各处普设寺院，多少楼台，无限烟雨；甚至连帝王之尊也曾四度舍身，遁入空门，而倾国库资财以赎之。不过，这样求清净、返慈悲，并不能祈禳安乐和平，他仍旧于侯景之乱中活活饿死在净居殿里，台城再度失陷。其后的陈朝，历五主、三十二年而终，亡国之君陈叔宝史称“后主”，在青史上留下的印记，不过是晚唐杜牧的那句“隔江犹唱后庭花”。 自萧宝卷筑芳乐苑以降两百年间——尤其是在大唐开国之后，此地无论为州、为郡，抑无论名江宁、名归化或名升州、名白下，东昏侯治日所遗留下来的窳政秽闻，乃至于陈叔宝携张丽华匿迹于胭脂井的迷醉前尘，都是地方父老亟欲拂拭、忘却者。 然而，也不知是出于官吏的规划还是耆老的主张，自高祖定鼎以来，便以旧台城为基址，在一部分早已几度毁于兵燹的芳乐苑遗址之上，重新张致了歌乐声色的行当，居然人人都深信：冶容艳色之阴，恰足以厌斗兵战火之阳；筝弦笳鼓之声，恰足以掩暴政亡国之迹。而夜以继日、益发狂放的逸乐，仿佛便是要用以掩盖那残存于旧城新柳之上荒诞颓唐的记忆。 早在东晋时，台城共开五门，南面为大司马门和南掖门（后改名为阊阖门、端门和天门），而东、西、北面城垣则各有一座掖门。之后各朝屡有扩建，开门益多，至萧梁时已经开到八座门，可见风土繁盛，交通利便与人物往来之密迩。 阊阖门内太极殿为台城的正殿，一般用于国之大典。此殿长二十七丈、广十丈、高八丈，左右十二间，象征十二月分。正殿两翼设太极东、西堂。太极殿在规模最大的萧梁时期深达十三间，是皇帝议政、筵宴、延见、起居所在。天监七年，梁武帝命卫尉卿丘仲孚在大司马门外建石阙一对，赐名“神龙”、“仁虎”，双阙的趺座高七尺，阙身高五丈、长三丈六尺、厚七丈五尺，石阙上镌刻珍禽异兽，史称：“穷极壮丽，冠绝古今。” 杨隋灭陈，建康城被履为平夷，绮宫丽殿尽成丘墟，园圃池沼，皆付黍离。但是，台城的神龙、仁虎二阙，却留下了残迹。人们将那两座二十余丈见方的石构刨挖拆解，发现只有顶表与梁柱是货真价实、坚挺不摧的石料，而在精巧镌刻的石皮之下，多贮朽木败絮、碎砾烂泥，其败坏空洞，着实不忍发现。然而对于经过亡国浩劫的黎庶而言，此地就有如西城孙楚楼一般，可以利用现成遗址，撙节工料，再造一半石半木、门面宏大的屋宇。当下日者云集，争为占卜，指点人众发掘地下水源，得井眼二十三，个个水质甘洌，都说是凤凰醴泉。只不过这样的水土——根据日者传言——只能经营歌乐，而不能为家宅、衙署、寺观、宫室之用，否则必败。 唐末韦庄“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之句，真得此地神髓，因为“无情”二字，说的就是李唐开国以来，以六朝帝王风月为础石的妓家事业。这行当在承平岁月日渐发达，且总是附会于神异之说而更形兴旺。 很快地，就有人以芳乐苑故地为号召，在双阙以北数里之处发觉了新泉，指为东昏侯“跨池水、立紫阁”之故地。由于时隔甚久，说起前朝败亡，事不关己，反而透露着奇思遐念的色彩。于是芳乐苑又敷染上宫娥般的绮妆丽饰，成为歌姬舞娘麇集之区。 这正是李白偶过的金陵。 次日亭午，寒烟侵路，他在前往台城的牛车上问身旁瞽叟：“老人家夜来所说，可是‘凤凰台’？” 瞽叟未料李白当时听见了，也记得了，有些讶然，但是老江湖不动声色，只淡然道声：“诺。” “凤凰台、凤凰台，”李白随口笑道，“凤凰为谁来？” 此语本非虚问，根据《韩诗外传·卷八》有载。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但是古训有诸，倘若能致万物和谐，内外咸附，应现凤象。只今不见凤凰，夙寐晨兴，不免多所揣想。于是乃召天老而问之：“凤象何如？” 天老提出了五个或现以形、或现以声、或现以性的迹象。大凡如此：凤的外观，有“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身，燕颔而鸡啄”之貌。其次，由于凤凰有“戴德负仁，抱忠挟义”的德操，一旦鸣叫起来，“小音则金，大音则鼓”，绝非寻常禽鸟啁啾而呼之态。其三，当凤凰现身时，“延颈奋翼，五彩备明；举动八风，气应时雨”，可见天地鬼神亦为之动容。此外，倘若凤凰能够在人前饮食，则是第四象，表示这高贵的灵鸟愿与善祥之辈人共处而同群。所谓：“食有质，饮有仪，往即文始，来即嘉成；惟凤为能通天祉，应地灵，律五音，览九德。” 天老的说法很玄，但是层次井然，意思似乎是暗示：黄帝所施所为，根本还不及于见凤凰：“天下有道，得凤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则凤翔之；得凤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凤没身居之。” 这一段记载末了声称，黄帝感叹自己未能招来凤凰，大惭恧，遂“乃服黄衣，带黄绅，戴黄冠，齐（斋）于殿中”。不料凤凰却在这时来了，而且以其身长不满五尺之躯，居然能“蔽日而至”，可见神奇。黄帝从东边的丹墀上移身下阶，以示礼敬，向西再拜稽首，拜道：“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凤乃止帝东园，集梧树，食竹实，没身不去。这是古史上迷离惝恍有如神话的一则记录，李白念兹在兹，执泥不休，无论如何，他都想看一眼凤凰台。 在李白而言，凤凰台三字有着全然无关乎轻歌曼舞的意思。他熟读谢朓诗，常欣羡、玩味其《入朝曲》所咏“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句，要旨不在佳丽，而在帝王。虽然段七娘说什么“好因缘恰是恶因缘”，入耳固然惊心，勾引玩兴匪浅，但是片刻间也就放怀一忘，李白念中无时或已者，却是凤凰台。 但是与之同舆共驾的，是个瞽叟，若问这瞽叟凤凰台何在，就荒唐可笑了，他正犹豫着，空中猛可飘来一阵粉香，是另一辆牛车驱赶上前，但见红拂尘打从珠箔帘中又向外一挥，同时听见段七娘的柔声细语：“前望便是永昌里，李郎且伫车而观罢。” 或许就是前夕临别时察言观色所见，就连李白心头尚未道出的话，段七娘也像是揣摩得透彻了。原来永昌里是个古地名，偏与那凤凰来集有关，却又不似黄帝、天老的记载那样悠远无稽，说的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间之事。 据传，有三只头小足高、五颜六色、鸣声十分悦耳之鸟，状如孔雀、外貌又绝不像开屏骄物的孔雀那么张狂，一时之间飞来秣陵永昌里王家宅园中，栖止在一株李树上。 所可以称奇的，不是这三鸟之来，而是跟随着它们前来、比翼而飞的一大群鸟儿，为数从数十而百、数百而千，不多大辰光便令秣陵满城翮影遮空，这是象征太平盛世的景观，一时间便震惊了满朝君臣。当时秣陵归属扬州，统领当地的是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他随即下令，将永昌里改名凤凰里，之后又千挑万选，择保宁寺后之山兴建楼台，以为祝念；斯台即名凤凰台，彼山即名凤台山。但是，李白随车登临之时，不过是一片稍稍隆起的丘原，虽有“大江前绕，鹭洲中分”的地势，原来应该是茂草密生的地方，大约屡经游人践踏，又逢深秋枯糜零悴的时节，非但看不出欣欣荣景，也很难想象此地曾经有过什么台观楼址。 “万古茫茫，人来人往，登此台者何止百千万？毕竟凤凰不入凡眼。”瞽叟哂道，“李郎不远千里而来，未必即见凤凰。” “明目人不得见凤凰，瞽目人亦见不得凤凰。若从此意言之，则某与翁，实无别。”李白也笑了，“不过，请翁恕某夸词大言——某，合是一凤凰。” “可憾老朽亦不能识面！”瞽叟指着自己的双眼，说时与李白一齐放声狂笑了。 才说到这里，一阵寒风迎面而来，瞽叟面色一凛，朝驾车夫子喊了声：“莫非老朽胡涂，起东风乎？” 才一问，两相邻车夫都应了声：“是也。” “啊！竟是冬寒食。”瞽叟朝李白一咧嘴，道，“李郎来得不巧，今日凤凰不得火食。” 寒食本为冬至后一百另五日，至汉代朝令指为清明前三天，《荆楚岁时记》以为：“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民间原本亦有以晋文公绵山焚杀旧臣介之推之事附会者，殊不知寒食禁火之令，远早于齐桓、晋文之时。实则此禁甚古，商、周时代，城居木屋，栉比鳞次，每恐火灾牵连，故于飘风终朝之日，悬令不许举火。一直到大唐立国之后，才缩减为一日，多在黄昏时解禁，故大历诗人韩翃乃有“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之句。唯寒食不仅春日有之，夏、冬两季亦偶有拂晓即发大东风之候，既有警于此，遂由州县之守发闾里小吏击梆铎示警，凡城居编户之民，例同春日寒食，总要等东风稍歇，才许生火吹爨。 瞽叟和李白却都没有想到，段七娘似乎早就知道这一日是冬寒食。当车驾来到凤台山上一个名叫伏龟亭的去处，仆妇们随即将预先备妥的糇粮摆设停当，看来仍然是琳琅满目。主馔是煮豚肉，煮肉的露汁已经由于天寒之故而凝结成脂冻，施以姜豉，合以荐饼，柔软香滑，风味殊胜。 除了豚肉饼，还有一味糯米合采蒻叶果，也是前一天先蒸就了的，米中杂以鱼、鹅、鸭卵，另外还包覆着带香的荷叶。佐餐的，还有以粳米和麦仁碾碎煮糊，混以醴酪而拌煮的杏仁粥。无一不是冷食，而入口却无不带有暖意。 李白在大匡山随赵蕤学习割烹之术不下数载，齿牙何等灵俐？诸物才入口，便对段七娘道：“如此盛馔，当非一夜之功，某夜来不期而至孙楚楼，七娘子焉知此日乃有凤台之游耶？” 段七娘闻言不觉一笑，道：“李郎不来，宁知不有他处郎来？” 这不是十分讨巧的话，但是段七娘说来却如此率真，如此坦荡，李白顿时为之一喜，又觉出这调笑之中隐隐然还含蕴着些许无奈、些许感伤，遂借用了她前一夕临别之语，道：“或须是。” “孙楚楼本非孙楚行屐所至——”段七娘望着山前大江流经之处，拂尘顺势西北一挥，沉吟道，“凤凰台自亦不在金陵，而须是在长安呀！” 所谓“凤凰台在长安”，是出自刘向《列仙传》上的一则轶事。秦穆公时，有一人名萧史，善吹箫，箫声能吸引孔雀、白鹤，声传则飞集于宫庭。凭着这一点本事，让穆公的女儿弄玉为之倾心不已。由于弄玉也好吹箫，秦穆公便把女儿许配给萧史，夫妇日夜协奏，学作凤鸣之声，居处数年，双箫合璧，果然有了不一样的音色，还真招来了凤凰。秦穆公进一步为女儿、女婿建造了一座凤台，这对夫妻居止其上，竟然可以数年不下通于人世。忽然有那么一天，两人相偕随凤凰飞去。给秦人留下的，除了一座空荡荡的宫室之外，还有不时缭绕于楼台之中的箫声。 一般人称述此事，总说萧史、弄玉安闲眷侣，平淡婚姻，像是在昭告世人：最令人艳羡的夫妻，似乎并不该沾惹生死离别、勾动爱恨波澜，只须一味谐调律吕，求其同声，无惊哀、无悲怆，亦无嗔痴。 可是，李白满心渴慕着的，还是那故事“不知所终”的情境。是错落的箫声、是辽远的凤鸣、是不言可喻的贪欢男女，是若有似无的绮色佳约；如果以凤凰台作为指喻，所谓旦夕俦侣，露水风情，一曲濡沫，终身涕零。诚能如此，则两情悦怿，亦毋须朝暮相携、天长地久，何必说什么执子之手、道什么与子偕老？ 念及这一层，李白立刻想起，年少时曾听乡人说过赵蕤于明月峡捕得高唐之女所化之鱼为妻的奇闻。他从来不知道、也未曾探询过，月娘是否就是那“鱼妻”；然而传闻中的夫妻，毕竟在李白出蜀之前无端离散了。年少所听来的传闻中，鱼妻辞别时还说过“情不可忘者，思我便来”的话。证诸日后的实事，月娘匆匆一别、去不复返，堪说“不知所终”。 可是，在李白的执念里，“不知所终”恰恰是男欢女爱最美好的结局，毕竟如此一去，不使鸡皮鹤发，龃龉相对，也许还留下了“情不可忘”的感怀——而萧史、弄玉，又何尝不是“不知所终”呢？这时，李白不觉脱口而出：“凤凰台之合鸣，千古称颂，讵非人称好因缘者耶？” 段七娘却也不答，迳自把原先未了的言语说下去：“江山、人物、宫室、风流，宁非尽在长安。李郎且再看——”她回身转向西南，道：“旧县之外八里，有劳劳亭，亭在劳劳山，山间是望远楼，楼台坐东南、望西北，隐约可见，而名之曰‘望远’，李郎可知这‘望远’果是何意？” 李白不知当地掌故，只能随着段七娘的声字念叨了一句：“劳劳？莫非昔年古风《为焦仲卿妻作》所言‘举手常劳劳，二情同依依。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之‘劳劳’耶？” 劳劳，或作“牢牢”，感忧愁牢不可纾解之貌。李白猜得出字句，却悟不透段七娘的心思，段七娘蹙额强笑，说是也不是，说不是也不是，再旋身半幅冲北，让满怀无歇无止的东风扬起她肩头、臂膀上的纱披，豁然一片丈许宽长的紫云，便围绕着她婀娜的躯体，弥天飞扬起来；纱织欲散不散、欲聚不聚，煞是壮丽。段七娘就置身在这一片紫云之间，幽幽说道：“劳劳亭北，则是新亭，故迹也无处寻觅了——说起新亭，李郎应知四百年前东渡之客在此相顾痛哭罢？” 新亭对泣，南朝旧典，非徒金陵百姓家喻户晓，即令普天之下，陬隅之乡，也莫不知其缘故。说的是晋元帝司马睿从王导之议迁镇于建康，过江而南的达官士人，每于暇日相约，皆在新亭，众人坐卧于茵锦一般的草坪上，愀然悲泣，忧思不已，所叹者无他，莫非：“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 李白笑道：“而今四海归一，新亭宁有对泣之人？” “恰如此！新亭、劳劳亭，日日有对泣之人。”段七娘转向那些个歌姬舞妓，黯然道，“小娘，是否？” 李白顺势朝群妓望去，果不其然，霎时间人人都止住了喧哗笑语，若有所思，亦若有所失。好半晌，夜来那击小鼙鼓的姑娘才强作嗔笑，道：“客岁以来，每出游观，七娘子总爱杀尽风景，絮絮叨叨，尽教小娘们莫要枉抛情意，比之鸡鸣寺说经念佛的老和尚还多牢骚。” 却在此刻，李白却隐隐然有所悟：“啊！某知之矣，是七娘子有以教我，楼名‘望远’，说的乃是往来不羁之客，每居心于西北之望，时时系念于长安，却不免辜负了金陵红粉——” 段七娘举手攫着那迎空乱舞的纱披，刻意顾左右而言他：“偏在这侵秋似冬之时，起什么东风？芳乐苑里，应须更凉煞人；小娘们还是添些衣物了。” 瞿然之间，诗句已经随着无端无着、倏忽侵临的秋下东风扑面而至：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为什么柳条不青？固然因为节候是秋天，李白却将之扭转成春风不忍见离人愁苦，故风虽从东来，却仍只一片枯槁萧瑟。这是日后命名为《劳劳亭诗》的一首五绝。由于言未尽意，不能不再赋其余——紧接着，当这一行人来到芳乐苑之后，登上游池小舟，李白更作了《劳劳亭歌》。 后人每聚讼此二作，以为修辞支离，节气错乱，说不清究竟是撰写于春日或是秋日，甚且拘泥其不能协于实景，而坚词以为必非出乎李白之手。持此论者不知道东风未必及春而发；不按节气而至的东风，来势就像爱情。 金陵劳劳送客堂，蔓草离离生道傍。古情不尽东流水，此地悲风愁白杨。我乘素舸同康乐，朗咏清川飞夜霜。昔闻牛渚吟五章，今来何谢袁家郎。苦竹寒声动秋月，独宿空帘归梦长。 李白在版纸上飞毫疾书，录写此作，递给段七娘，道：“某与汝，略同此情。” 段七娘反复看了几遍，大约体会得到，所谓“略同此情”，说的是李白也有那种怅然西北望长安的情怀。然妓家所思，是去不复顾的情人；李白所思，则是渺不可及的前途。段七娘看得出来，这意气风发的少年的确有着满襟枨触不安的气性，但是诗中用事，仍不全然明白，怕误会了，遂问道：“妾识书少，略知康乐公故事，却不知牛渚五章何所指，请教？” “我乘素舸同康乐”的来历，是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诗“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然此处亦非直用本义，而是入夜过后，在芳乐苑泛舟之时，李白看见那一船的姑娘们把一双双白晰光滑的素足探到冰凉的水中，谑浪惊呼，拂闹取乐，不免想起：“可怜谁家妇，缘流洒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所以，跟着“我乘素舸同康乐”的“朗咏清川飞夜霜”也是于张望群妓嬉水之际，朗诵他念念不能释怀的谢灵运名句：“挂席下天镜，清川飞夜霜。” 至于紧接着的这一联，用事的确不常见：“昔闻牛渚吟五章，今来何谢袁家郎。”这是出自《世说新语·文学》。晋大司马桓温的记室袁宏幼年家贫，曾为人帮佣，运载田赋。当是时，镇西将军谢尚奉命到牛渚采集玉石制作编磬。清风朗月其景，江渚之间的估客船上传来了咏诗之声，情致雅不同于时调；而诗句听来却极为陌生，向所未闻。谢尚一边赞叹、一边寻访，不多时，知道是袁宏自咏其作《咏史诗》，谢尚于是派遣执事人等正式相邀畅谈，大相赏得，刘孝标注云：“尚佳其率有胜致，即遣要迎，谈话申旦。自此名誉日茂。” 李白空自望远，却得不到像谢镇西那样身在高位之人的缘遇赏知，所以末联的“苦竹寒声动秋月，独宿空帘归梦长”也不无以空闺自守的象征，真把自己看作是失其所欢的小妓。 段七娘听他说罢谢尚、袁宏的故事，追问了一句：“然则袁宏就因此而闻名天下了？” “似如此。”李白道。 “这有何难？”段七娘笑道，“以妾所见，李郎诗天才卓秀，不同群响，多为孙楚楼留几章名篇，教那往来士子交口传诵，也消得天下闻名。” 说笑着，不觉时光流转，再一回首，小舟横身成东西向。李白纵目而望，但见半渡之外的溪流北岸，竟是一幅向所未见的奇景。连岸地势看似平旷，倒是在月光涤洒之下，明阴分晓，一眼便看得出来，有无数五七尺见方的小圆丘，密生矮草如茵，直逼天际。其间偶有几座高下楼台，大多荒圮无灯火，说是齐、梁时残存的宫室，也很难想象昔年风华了。 “某尝凝眸视物，久之但觉其物忽然远小，以此生造词语，谓之‘翠微’，此语前人从未道过，便自以为独得天地之妙，不意人间原本有此。”李白指着那密匝匝为数不下百千、连绵近二三里的小圆丘，讶赞不绝，“造化之奇，真真出人意表。” “非也！非也！”段七娘摇着头，连声道，“那不是天造地化之力所成。李郎，还记得妾说：‘好因缘恰是恶因缘’否？” 李白为之一怔，道：“此行，莫不正是为看好因缘地？” 段七娘微微朝对岸的小圆丘抬了抬下巴，道：“彼即是了。自城西而凤台、而芳乐苑，以迄于这‘翠微’之地，原为百年来金陵风月之胜场，至于那小丘之中——则尽是远望伤心之人。” 段七娘脱下绣鞋，脚上仍裹着双白绫袜，也学着小妓们沾探秋水，随即抖擞裙裾，将身一矮，盘坐在船头的一方锦席上，示意李白与之并身坐定，才指着临岸的坟丘，一一为李白叙说：某处所葬，是某娘子，得年十几岁；某处所葬，又是某娘子，得年仍是十几岁。里贯各有分殊，而遭遇无一不同，俱是在小姑居处，结识了有情郎君，先为之神色颠倒，继为之意乱情迷，两心缱绻，似不虚伪。然而久则经年，暂则数月，这些郎君都冲身一飞，西北而去，倘非赴试，便即就官，总之，无一践守旧约，再续前缘者。 “愈是好因缘，愈是恶因缘。这便是门巷人家的天经地义。”段七娘道，“李郎知我，不敢隐瞒。” 李白闻言悄然。他本非士族中人，却深怀热中之心。说来与那些振翅高飞、登台求凤的人物并没有多大差别。段七娘毫不隐讳地安排了这么一趟游观，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了她在孙楚楼买卖风情的绝望处境，用意至明：无论来客出手如何阔绰、作态如何温柔、用意如何深切；妓家风物，皮肉生涯，一切都是镜花水月，不必留情。 “一丘埋身，竟无碑志，聊记名姓？” 击鼙鼓的小妓岔口道：“埋在此地的，都叫金陵子。” “妾等执壶卖笑，不外‘生不留情，死不留名’八字。”段七娘盼目倩笑道，“由此观之，李郎尚能与妾‘略同’乎？” 这一问却把李白问住了。段七娘反唇相稽，原本也可以是一句委婉而动人的奉承，说的是终究有一天，李白能够完遂功业，声震天下，决计不止于一隐沦无名之辈。可是她无论如何不曾料到，这一问，却击中了李白的痛处。 二五 送尔长江万里心 自从来到金陵，无论是在孙楚楼酣歌对酒，或是在城郊之间登台游园，李白总不免时时想象，自己就如同三百多年以前尚未出仕的谢安——任时论嚣腾，物议催促，谢安只是隐于东山，从容不迫、好整以暇地养其人望，在李白看来，谢安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于若有所守之中，另有所待。 作为一个世袭其职、责无旁贷的士族，当时的谢安还有无数的青春可以挥霍，机运与际遇时刻横陈于前，任他检选。他每天携带着引人侧目的美丽声妓，随处设帐，放迹林泉，饮馔吟歌。李白也来到了谢安曾经登临之处，追随着已经不可能闻见的履迹，而恣欢肆悦的行径却可以仿效。 就在李白听到所有伤心亡故的小妓女都被呼为“金陵子”的那一刻，他胸臆间猛可一阵伤痛、一阵悲苦、一阵怜惜，他知道：这就是怀忧天下、哀矜万民的大人物自然而然的感情。《世说新语·识鉴》上提到过，谢安拒绝任官，反而在东山蓄妓，晋简文帝司马昱听说了，不但没有愠色，反而平静而和悦地说：“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求欢与厌苦同理，己欲与施人亦同理，所以日后谢安之所以毅然决然出就官爵、担当责任，也一定是基于这种能够不忍人之心真实的情感。李白揣摩着这一份同情之心，当下已经有了完整的构句，经由面前的历历青丘，把自己与谢安融为一体： 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白鸡梦后三百岁，洒酒浇君同所欢。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彼亦一时，此亦一时，浩浩洪流之咏何必奇？ 土山在金陵城外三十里，当下不寓于目，风物亦可以想见。据载，山无岩石，是筑土而造成的，有林木、有楼馆，毕竟一娱游之地。谢安常邀请亲属友朋、朝中仕宦来此会宴。虽然不得不背负起作为士族的责任，承担朝廷，而终谢安一身，退隐东山之志未尝稍歇，“白鸡之梦”就是谢安晚年流传的一则故事。 彼时，晋室偏安之局粗定，谢安最顽强的政敌桓温已经下世，他奉命镇守新城，遂携带了整个家族，由江道东归，可是还来不及重温昔年风雅倜傥的生活，居然生了一场大病。他怅然地对亲近的僚属表示：“昔桓温在时，吾常惧不全。忽梦乘温舆行十六里，见一白鸡而止。乘温舆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鸡主酉，今太岁在酉，吾病殆不起乎！”说完这话不久，谢安即上表逊位，又过了不多时，便一病不起。 李白的“白鸡梦后三百岁”是相当显著的借喻，将自己比为谢安。为了强调自己有所为、无所惧的志意与气节更在谢安之上，乃于诗篇之末，写下了惊人的狂句：“浩浩洪流之咏何必奇？” 先是，桓温有诛杀王谢豪门大臣之意，安排了一场酒宴，伏甲兵于壁上，受邀的宾客之一王坦之惧形于色，问谢安道：“当作何计？”谢安神意不变，答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由这八个字的答复可知，谢安所在意的不是个人生死，也就不会因之而惊忧动容。两人相与俱前，王坦之追随着谢安的脚步，望阶趋席，谢安还不疾不徐地作“洛生咏”——由于谢安年少时曾罹患鼻疾，终身语音浊重，恰合于从洛阳书生方言发音而流行起来的一种吟诵方式，由于语调浓重宽厚，益见沉着，许多名流都模仿谢安这种声腔，谓之“掩鼻吟”。 至于谢安所吟诵的内容，则是当代诗人嵇康的作品《四言赠兄秀才（按：此秀才即嵇康之兄嵇熹）入军诗十八首之十三》：“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群飞。驾言出游，日夕忘归。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 在这一段诗文中，既有不舍良朋的深情，又有眷念家国的大义，当场令桓温震慑，赶紧解散了甲兵，一场政变危机倏尔烟消云散。这一则具载于《世说新语·雅量》的故事，一向被看作是判别王、谢二家士人风度优劣的佐据。倒是对李白而言，则并不以“浩浩洪流”之咏为足；他只道自己的才具、气度——何妨只是姿态而已——也必定不下于谢安。 此一随着诗思而展现的自许，原本并没有设想周全，谢安终归是世代大家，李白却只是一个连耕稼之夫都不能比及的商贾之子。“某与汝，略同此情”，明明是出于李白自己之口的一句玩笑，一旦段七娘以之反问李白，则玩笑就显得无比真实而残酷了——他的确就跟孙楚楼的歌妓舞姬没什么两样啊！ 不过，李白并未因此而恚忿。 多年来赵蕤授以“是曰”“非曰”自相扞格之术，令他于不假思索之际，变常理而立说，反俗情以成性，越是痴慕，越作矜持；越是伤感，越作冷对。久而久之，总在受拂逆、受轻鄙以及受挫辱的时候，反倒意兴湍飞，神色昂扬，像是无视于面前令他懊恼的一切，毋宁低回而三思的，却是另一件事——如此豪快，全无刻意，甚至连他自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每当他人觉得痛苦、愤慨的事，一旦加临己身，即成欢悦鼓舞？他随即扬眉凝眸道： “汝道某诗不凡，则某何不便日日来、时时来，为七娘子制新词万千百篇，也——”说到此处，李白忽然顿住，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着段七娘。 段七娘开怀笑了，道：“也作么生？” 李白从段七娘肩头轻轻摘扯下那条丈许宽长的紫纱披，双手十分敏捷地兜了几兜，左右穿绕，再一盘裹，纱披堆垛成士人们顶戴的官帽形状，由于模样巧似，一旁小妓忍不住惊呼：“官人！官人！” 当真戴上紫绮冠来，李白挺胸抬肩，端起庄严的架子，肃声道：“也——也就成了孙楚楼的风月之主了！” “入行不难，”段七娘像是衷心喜欢这般玩笑，接道，“然则，李郎也随妾踏水来。” 不只是段七娘，所有的小妓一时俱兴高采烈地拥坐于兰舟两舷，探足打水，一面嘲嘲哳哳地呼寒号冷，并招呼着李白脱靴踏水。李白听见背后的瞽叟压低嗓子缓缓说道：“此乃近百年来白下故俗，凡我聊寄生涯于歌台舞榭之人，遇水则踏，谓之‘涤路尘’。”说着说着，还转向群妓，半认真、半虚恫地扬声斥道：“李郎同汝等自说笑，休便无礼。” 岂料李白觉得有趣，抢忙脱去了靴袜，移躯向前，把双脚也朝溪池探了，扑翻拍打，掀起一阵阵的浪花浮沫，乐道：“不妨、不妨，某本来便是个东西南北之人，不知道路几千，必当有路尘可洗！” 段七娘这时也难得一见地展破樱唇，笑呼：“李郎说要为妾制作新词，想必不是诳语耶？” 李白尚不及答话，却听得背后的瞽叟再一次压低声说：“某送汝出长江峡口，万里之心，宁不记耶？诗文毕竟是千古才调，岂能枉付于妓家？” 这短短的几句话，语调大不同于先前，像是来自全然陌生的另一人；但这陌生之中，又透着另一重似曾相识之感。那词气、声腔，仿佛曾经一再耳闻。李白猛回头，但见瞽叟微昂着一张老脸，双瞳白翳迷茫如旧，怀抱中一张阮咸，三弦绷在指间，一弦则咬在嘴里，正专心致意，调弄琴具。看他这情状，是根本不能张口说话的。 正当李白反身坐定，将两足再探入水中的那一刻，又听见身后之人开口道：“唉！既然是‘偏如野草争奇突’，奇葩自不必发于苑囿园圃，则天下歌楼酒馆，未尝不能争逐沉浮——或恐……亦另是一途矣！” 这一段话，与先前的“诗文毕竟是千古才调，岂能枉付于妓家”恰恰对反，比合听来，针锋相对，倒像是讽刺了。其中“偏如野草争奇突”说得咬牙切齿，字字铿锵，那又是来自多么熟悉的两句？——“代有文豪忽一发，偏如野草争奇突。” 还是他！李白暗自惊心——锦官城之骑羊子、官渡口的张夜叉，果然还盘桓在侧。他勉持镇定，不动声色，忖道：倘或真的是那号称文曲星的张夜叉，那么这几句话，听来容有圆凿方枘、前矛后盾的感慨。一方面，他像是颇不以李白为声妓作歌为然；另一方面，似乎又察觉这也不失为一条发迹之路。 东风在起更过后不久停歇，到了二更前，台城之内渐渐有夜起操作的人户开始举火，炊烟一缕一缕地飘升，灯烛也沿着城居巷陌向深处散放，有如天星洒落寻常闾阎。自高处眺望，有些所在烟霭微茫，有些所在爝火熠耀，这是李白在蜀中和江陵都未曾见识过的。 此夕之游，恍如漫无止境。这才舍舟登岸，原先乘坐的牛车又已经备驾完妥，在渡头迎迓。车上酒馔更陈，茵锦一新，缓缓步向下一个不知如何之处。行脚之中，他屡屡找些个话题同瞽叟交谈，无论是较声谱、别宫调，还有古传乐府诸曲之奇正新变；瞽叟说来也都晓畅明晰，却总也不像是那小舟之上隐身背后、长吁短叹的张夜叉。令李白始料未及的是，就在他有意试探的答问之间，瞽叟所持之论，却教他大开眼界。其中一说如此：“今人赋诗，崇尚五言，殊不知七言殊胜，盖增益二字，周转音律，回圜便多些余地。至若二三百载以下，此式复为天下喉啭唱疲唱老，则虽七言亦不足以尽其宛转。” 此论李白闻所未闻，但觉新奇有趣，登时已将那阴魂不散的张夜叉抛诸九霄云外，忙问：“如此则奈何？” “二言、三言、四言、五言、”瞽叟一边说、一边勾拨着弦子，时而快如迅电、时而缓似流泉，口中不疾不徐，“六言、七言、八言、九言——穷极乱词，参差不齐，是乃天花散矣！” “翁所谓，乃在一章之中，参差句字、零乱节度，此法古已有之。”李白道，“某曾拟曹子桓、谢灵运之《上留田行》，无论长短句，皆以‘上留田’三字齐之，是此法否？” 《上留田行》为古调歌行，根据晋人崔豹《古今注》所载，上留田是地名，此诗原有本事：有人父母既死，却弃养其孤弟，邻人作悲歌以讽劝之。到了南朝宋、齐间，此乐尚存，辗转拟作寖多，自然不限原意。到陈朝临海王在位的光大年间，《古今乐录》编成，也收录了这个曲目，可是当时之人已经不能按乐而歌了。曹丕、陆机、谢灵运、梁简文帝等人皆有题名《上留田行》之作，迳以文本而收录，只不过长短不一，命意不同；唯能辨识其出于同一题目的，只是文中有“上留田”三个趁韵的虚字——而在陆机和梁简文帝的作品里，竟然连这三个字都没有。 “徒有诗法，亦不足以行。”瞽叟笑了，反问李白，“李郎可知‘上留田’如何唱？” “这——”李白迟疑了，赧然道，“某但知作，实不晓唱。” 瞽叟且不答话，拨了两拨弦子，即兴唱道：“今日一游乐乎？上留田。好风不住须臾，上留田。休问短长道途，上留田。来对李郎酤，上留田。好酒斟满铜壶，上留田。持向台城太子居，上留田。” 这一曲《上留田行》语词浅易直白，全无雅意，却正吻合了瞽叟先前所论，它包含了两种句法；其单数句分别用五、六、七言，短长不齐，自押一韵；双数句只用“上留田”三言，自成另一韵。如此听来，奇偶变化俱足，而又不失齐整。李白的确未曾料到，居然在歌馆酒楼之地，竟也能见识到迥然不同的诗。更令他惊奇的，是瞽叟目不能视，顺口吟哦，不假思索，竟凭其天生敏锐的耳闻鼻嗅，纤毫无误地将牛车乍到的地景也唱入了诗中：“持向台城太子居”—— 就在绕行至台城东南、来到一名为太子居的所在，炬火掩映之下，约莫可见道旁低处又有粼粼波光，其水蜿蜒九曲，隐隐然可见洲岛亭榭，俱是古式宫样，几分朴雅、几分庄严，引得仆妇也纷纷争说：连年未曾来东宫行走，何不就在此歇息片刻？段七娘也不理会，只挥着拂尘催车前行。李白终于忍不住，问道：“此游莫非达旦而止？” “亦可不止。”段七娘面带些许嘲意，道，“这就远非长安、洛下等地可及了。金陵城坊，已多年不设管钥，不击门鼓，不禁夜行——李郎，仍西北望长安否？” 唐人都城，立城坊之制。在名义上，改古之里为坊。坊者，防也，故里门也叫“坊门”。每一坊皆设“坊正”督管，掌守坊门锁钥，有查奸捕盗之责。大体言之，城居之民入夜即闭户，城池中央有鼓楼或鼓台，入夜则专人擂击，宣示闭关，此之谓“暮鼓”。暮鼓一响，各坊门也随之关闭，以免闲人往来，趁夜暗作奸犯科。 除非极罕见的承平岁月，新岁寒春，时逢上元佳节，有过“夜放”之例，在正月十五，甚至增延到十八，前后三到四天，由皇帝亲自下诏，重门夜开，以畅通阳气，均协时和，可以开弛门禁，让士民纵情饮食、歌乐，正名曰：“夜放”。 然而晚近多年以来，金陵很是不同，这完全是拜水利运输之赐所致。 水行船舶不比陆路车马那样程途安稳，往往受云雨风波影响，不能及时于天光之下抵达口岸——这就和李白先前游历过的江陵十分近似了——地方官吏体察市舶贸易的实情，发觉夜间商民治生琐琐，较诸白昼之时，亦不遑多让，遂渐弛城门之禁。而门禁、坊禁，原本就是一体，为了不妨碍百姓生计，在并无重大奸盗之警的时候，暮鼓之击只是虚应故事，则宵禁之于商务繁忙的水岸城市，便形同虚设了。 这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游观、歌吟、饮馔、谈笑，触目所及，了无日常烟火，百业繁剧，比起当年在大匡山上读书、习文、采药、种菜的素朴作息，更不知平添多少活色生香。李白不但未曾遭遇，甚至难以想望。以堪称受了惊吓与魅惑的感受而言，放诞不羁如此，已经脱离了尘世，或许传说中的神仙，大约也不过如此。他怔忡以对，不能作答。而段七娘醉妆未褪，又神似绵缠地补问了一句：“仍望长安否？” 李白不自觉朝西北一转身，喉间“不敢望”三字还不及出口，西北方深浓的夜色之中迎眸而来的，竟是一阵烟尘，以及愈来愈近、也愈显急促的驴马奔踏之声。 “合是崔五郎来耶？”弹琵琶的小妓尖声呼喊，车下随行的仆妇纷纷停步张望，有的胡乱挥舞起手中巾绢，也不问远处来人可闻见否，直是扯起嗓子喊：“五郎归来！五郎归来！” 路尘朦胧，与夜雾相杂，更不容易清晰辨物。只知当先是一头高大的赤毛马匹，锦障泥俱为金银线碎绣而成，从极远之处就闪炽发光，在鞍鞯下颠扑起落，好似那赤马的一对小翼，驱风欲飞。这马来势甚急，到近前缰辔突地一收，马上的丈夫双腿一撑，马前足高高腾起，这是个立马式，自然少不了耀武扬威的用意。李白方欲看清骑者面目，瞽叟已自仰天大笑，道：“范十三这是借了谁的坐骑？” 被呼为范十三的：居然是个白发皤皤的老者——也不对，说是个老者，固然因他发色如雪，可是一根根银丝稠密如织毡，而那张脸也洁净明朗，唇红齿白，并无须髯皱褶，说起话来语气佻达，音声清朗，分明是个少年：“诺诺诺！老瞎子耳力仍健，某就不问候了！七娘子别来无恙否？” 段七娘眉峰微蹙，也不答，迳往远处尘埃望了望，才像是自言自语道：“崔五迟迟其行，偏是为赚一个风度！” 范十三也不恼，倒是看见了李白，四目略一接，马上仗鞭拱手，笑道：“七娘子自有仙客相从，却不须嫌某等来迟了。” “某——绵州昌明李十二白。”李白见对方施礼，不敢怠慢，也高抬双掌过额，往回一带，齐颔而止，复一叉手——以左拳握住右手拇指，左手大指向上、小指平贴右腕；右手四指直向左伸，去胸二三寸——算是回礼了。这是寻常相见之仪，无论布衣士人，白身黄裳，如此并无高下疏失。可是李白却忘了：他的左袖之中、腕臂之上，还扎缚着一柄匕首，才一抬掌，就露了相。范十三显然熟老江湖，扫眼看了个仔细，冷冷一笑，道：“佳兵不祥，固非尊府明训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语在《道德经·三十一章》，“尊府”一词所系，是老子李耳，这话当然不无讥嘲之意。李白却纤介不以为忤，顺手指着那匹还在踢跳喧嚷、焦躁不安的赤马，道：“尊府亦有‘爱民力则无爱马足’之训，当不以佳兵为祥！” 那是出于《列女传》的一则记载。春秋时晋国大夫范献子有三个儿子，皆游于赵简子的门下任事。赵简子在自家园囿中骑马，由于园中残留着数量极多的枯立树根，可能会伤及马蹄，便问这三子，该如何处置。 范氏的长子说了两句空话：“明君不问不为；乱君不问而为。”次子微有讽谏之心，希望赵简子不要劳扰庶民，但也只是拿两句不着边际的议论搪塞了事：“爱马足则无爱民力；爱民力则无爱马足。”唯独那幼子，机心独运，定策让赵简子一连三次取悦了举国的百姓——只不过他的谋略实在曲折而深刻。 首先，此子请赵简子出一政令，鼓励百姓入山垦伐树根。继之，再请赵简子大开私囿之门，让百姓在无意间发现园中有许多树根；如此一来，山远而园近，众皆赫然一喜。百姓舍远逐近，轻役薄劳，畅然二喜。事毕之后，赵简子并未放过那许多原本不值钱的树根，刻意廉价兜售，百姓基于政令鼓舞，欢踊认购，非但让赵简子平白赚了些钱，百姓则欣欣然第三喜矣。 这个小儿子为赵简子定策而返，在母亲面前颇露得色，范母却叹息了；她认为，日后将要导致范氏灭亡的，必然会是这个小儿子。因为：“夫伐功施劳，鲜能布仁；乘伪行诈，莫能久长。” 白发少年范十三在马上微微一紧缰辔，意味深长地看了李白一眼，眼中带着笑意，嘴里的话却是对着段七娘说的：“前约既订，岂有不践之理？七娘且缓缓归，某等随来请教。”说完，带转马头，回身向来处奔去。 段七娘的眸子深凝，眉峰却舒展了，她幽幽地喊了声：“来是空言，去莫回。” 范十三则头也不回地在马背上呼笑相应：“某亦同崔五说过的——莫须回！” 这时李白才看见，先前看似尾随而来的路尘早已折向正西，应该是转回驿道去了。仔细玩味他的话，以及前后光景，范十三同那路尘飞扬之处的一群人约莫是作伙的，快马加鞭，疾行在道，匆匆说什么“不须嫌某等来迟”，看来是与段七娘另有前约，却未能及时赶赴。如此反复想来，李白才琢磨出一个轮廓：今日之游，应须另有缘故；说什么让他见识好因缘、恶因缘，看来却是段七娘料定所约不能来践，便带着他四处行游张望，至于迟迟未曾露面的那个崔五，才是段七娘的因缘之人。 二六 富贵安可求 实情正如李白所揣想，段七娘所守候的，正是崔五；而他不能及时履约，的确有不得不尔的苦衷。崔五，名成甫，字宗之，以字行。这一趟风尘仆仆，事关官爵，这在士族少年而言，是天大事。 崔五的父亲崔日用，是滑州灵昌人，科考中进士，初官任芮城尉。大足元年——也就是李白出生的那一年——武氏当国，銮驾于十月间西行入关，至京师，路过陕州的时候，陕州刺史宗楚客以供应膳食事发付崔日用筹办，不但供应丰厚，且遍馈从官，大赂人心，极受宗楚客赏识，由此而得荐举，升新丰尉，随即入居清要，成为监察御史。 也就是在这个号为“侍御”的官职上，崔日用深获安乐公主的卵翼，而与武三思、武延秀及宗楚客结为党羽，升任兵部侍郎。据传，在一次宫廷宴会之中，君臣同醉，崔日用起身跳了一支“回波舞”助兴，舞后向中宗皇帝求学士职，当下御赐诏命，让崔日用“兼修文馆学士”。 中宗的死相当突然，宫中颇有异闻，纷纭众说之中有用毒一端，也不免指向韦后。崔日用偶然间听到了这个揣测，固不敢信，然而他慎谋知机，非但不肯出面为韦氏一党雪谣，反而召见了与临淄王李隆基过从极密的僧人普润，以及上清派的道术之士王晔，私下求见临淄王，开门见山一句话：“为政难！” 李隆基早就明白崔日用一向所倚附的，是他当前的大敌，此时看崔日用辞色若有掩隐，听出话里别藏机栝，猜想或有他计，遂问：“卿身在机要，何出此言？” 崔日用道：“犹记昔年臣与科考试文，曾引孟子‘为政不难’语，于今思之，世事恐也有孟子亦不能料者。” 再听到这几句上，李隆基更觉出蹊跷来，赶紧追问：“愿聆雅教。” 孟子的原话李隆基显然不熟，那是出于《离娄》上篇，崔日用绕了个弯子，为的是勾引李隆基于猝不及防之间，道出自己的盘算——孟子是这么说的：“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把这番话转用于政局时势之所趋，指喻相当明白：巨室，就是韦氏、武氏以及安乐公主等人。若说“为政难”，就表示当今巨室之所慕，恰不与一国同，更不能与天下同，这就表示崔日用之居心，是站到了李隆基这一边来。 当崔日用状似忧心忡忡地表示，他已经看出了巨室之不安于室，李隆基忽然离席而前，趋近崔日用身边，低声道：“何若除之？” 话说得很不清楚，可是语气、神态，充盈着一片杀机，崔日用不能逼视，低头俯颔，嗫嚅以答：“诺！” 李隆基接着又刻意操雅言说道：“今谋此举，直为亲，不为身。” 这就更明朗了：他之所以要除去巨室，不是为一己争珪组、邀名爵甚至承袭天下。他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父亲。这几句话也正是崔日用想借以攀缘过渡的索带，登时应之以雅言：“此乃孝感动天，事必克捷。望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这是李隆基提领北门军、发动“唐隆之变”前最得力也最亲密的一份鼓舞。 就在讨平韦氏的当天夜里，临淄王传皇帝诏令，令崔日用“以功授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封齐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崔五日后所袭之爵，也就是齐国公。 睿宗即位之惴惴不安，世所共知，他在景云二年十二月，召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时公然请教的是阴阳数术，尽管司马承祯对以：“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术数乎？”睿宗截搭其言，一口咬定“无为”二字也暗合于他退位的心思，接着问：“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这是已然心有定见，要套取司马承祯的话，老道士也只能就自己愿意伸张的治国之道立言，遂说：“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当时这番议论如果持续下去，不免会言及“心之所私”究竟为何——毕竟，出手夺取天下可能出于私欲，而拱手让出天下又何尝不然？但是睿宗一意已决，叹口气，说了一句话、八个字：“广成之言，无以过也。”这是拿上古时黄帝求道于崆峒山神人广成子的典故自况，既然神人如彼，何不从善如流？次年八月，睿宗一举禅位，把天下让给李隆基去理了。日后开元天子也援例召见司马承祯，事以师尊，赐以名山，筑以宫观，可谓崇礼之极，到那时，司马承祯却对崔日用的儿子崔宗之叹息着说：“某愈以无为，而愈有为如此。” 崔日用非但与谋李隆基之定鼎，其静思世变，善观辞色，制谋机先，当代无可及者。他参知机务不过一个多月，便与少保薛稷因细故在中书省争执咆哮，闹得个公然失仪，李隆基不敢明白回护，下敕书将他转贬为雍州长史，停知政事。之后不多久，便迁扬州；又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暗暗升为婺州、汴州刺史，继而出任兖州都督、荆州长史。 当局这样一步一步为他经营外官地位，若非正印，即是美地——这一切自然是有心栽培，可是连皇帝在内，竟没有一个人看出来，先前他与薛稷冲突，全盘出于精心谋划。 当时宰臣七人，就中四五皆出于太平公主之门，以窦怀贞、萧至忠、崔湜为首，而在情势上倚附庸懦的太上皇为后盾。崔日用既不能明火执仗地与窦、萧、崔氏为敌，却能够曲折借力，把一向同窦怀贞私谊甚笃的薛稷当作箭垛，刻意“忿竞失度”，把自己贬出长安，正好远离了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对立的风暴。 然而他不只是随波逐流，很快便找着机会入奏言事，他是这么说的：“太平公主谋逆有期，陛下应已明哲先见。往昔在东宫时，倘若欲为讨捕，犹碍于子道臣道，不免用谋用力。今既光临大宝，但须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不然，倏忽之间，变生肘腋，奸宄得志，则祸乱不小。” 皇帝思忖良久，道：“诚如此，直恐惊动太上皇，卿宜更思之。” 崔日用早有准备，侃侃而言：“臣闻，天子之孝与庶人之孝全然有别。庶人之孝，谨身节用，承顺颜色；天子之孝，安国家，定社稷。今若逆党窃发，即大业都弃，岂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请如前诛除韦、武故事，先定北军，次收逆党，即不惊动太上皇。” 清除太平公主一党的行动有如风卷残云，薛稷便是受到这一番牵连，而于开元元年瘐死于万年县大狱之中。而崔日用随即真如“诛除韦、武故事”之时一般，立刻获得“加实封通前满四百户”，“寻拜吏部尚书”。 崔日用对于开元天子的影响，还显现在另一件事上。有一年皇帝诞辰，百官进贺，崔日用采《毛诗》之《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献寿，借以劝颂。这是李隆基第一次对封禅之事有了独特的兴趣，皇帝立刻下诏，赏衣裳一副，缎物五十疋，以为恩谢。 日后，崔日用虽然受到兄长犯赃的牵累而削官，可是在开元七年的时候，仍有诏令嘉勉：“唐元之际，日用实赞大谋，功多不宜减封，复食二百户。”调任并州长史，在任三年之久，因病故世，终年五十岁。崔日用在当地政绩极好，并州人怀德追思，吏员黎庶皆着素服送葬，朝廷追赠为吏部尚书、荆州大都督——这大都督，已经意味着相当于皇子的地位了。 崔日用还在世的时候，崔宗之只一翩翩公子，经常一帆江上，往来于江陵、金陵、广陵之间，结交各地文士。由于个性豪宕，行事疏简，又多出入妓家歌馆，行酒劝觞，名声远播，而不免迭有物议，说他是“本朝岑郎”——这是拿太宗朝的一个校书郎岑文昭的事例来指斥他轻薄无行。 岑文昭在日，多与时人游款，不择雅俗，太宗以为有辱士族，却由于校书郎官卑职小，不便亲自斥责，绕了个弯，召见岑文昭的兄长——也是贞观年间的著名宰相——岑文本；从容劝勉：“卿弟过多交结，恐累卿；朕将出之，为外官，如何？”不料岑文本闻言涕泣上奏，道：“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钟念，不欲信宿离于左右。若今外出，母必忧悴。傥无此弟，亦无老母也。”岑文本这一哭，皇帝亦为之动容，只好破例把岑文昭唤来，当面训斥一番作罢。 崔宗之听说人谑称他是“本朝岑郎”，不但不以为忤，更自觉无可收敛，逢人还笑谓：“则崔五也算得是大孝不离于亲！” 三陵所过之处，崔五足下少不了风流痕迹。开元十年，他漫游无方，来到金陵孙楚楼，结识了段七娘，两情缱绻，定下啮臂之盟，说的是：既然不得暮暮朝朝、卿卿我我，每岁三寒食日若能畅游终朝，也强过那只能在七夕一晤的牛郎织女了。崔宗之当时曾有一首七律留情；其调笑之意，自负之态，堪说是溢于言表： 仔细消磨话一般，片言三复未经删。明明识破无情处，落落猜疑有意间。忽觉寒暄真解语，应惭说笑但开颜。杨花去远桃花逐，恐怕春风不肯闲。 可是他与段七娘却都没有料到，过不几日，并州就传来了噩耗，齐国公病逝于任所。崔五自此庐墓三载，不能荤食服锦，更不得游衍寻欢。段七娘痴心等着，三年后的春寒食匆匆已过，情人形影未缪，而杳无崔郎音信。春去秋复来，秋下即冬，这一寒食又过了。 然而，三年又半，崔五此来不只是践约，还是告别。 由于是门荫入仕，崔五不必经由科考、守选等程序，荫任得门下省的起居郎，是个从六品的闲官，即将上任。先前那扬空十丈的黄尘，便是履新车马。虽说是袭封而得官，崔五并无经世济民的大志，他内心很清楚：而今吏门官署，无非进士之天下；而天下郎官，多如牛毛，也有高低等级的区别。 一般说来，郎官以吏部、兵部为“前行”，堪称剧要。户部、刑部为“中行”，在大僚面前，已逊容色。至于礼部、工部则为“后行”，地位最次。 就在睿宗、玄宗行禅让的先天元年，有侍御史王主敬其人，自认才望兼具，求入尚书省任吏部考工员外郎，没想到所获之缺，竟是“膳部员外郎”，“膳部”是归属于“后行”的礼部，时人乃以诗戏嘲之：“有意嫌兵部，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踜蹬，几落省墙东。”省墙东，就是尚书省的东北角，膳部庖厨炉灶之所在侘傺尴尬之地——而这些，都还是建置于尚书省的郎官，至于崔宗之所得的门下省起居郎，斯又不及尚书郎之远甚。 这是开元十四年，崔五早已服丧期满，理当应命就荫，赴省任官。他身在故乡滑县，距离当时朝廷所在的洛阳可以说是咫尺之遥，原本轻装应卯，十分便捷。然而偏逢多事之秋，诏敕一直耽延下来，且都跟朝廷行在有关。 开元中叶以前，大唐帝国由于东南租赋运输供应之便，行在经常迁往洛阳。李隆基又生于洛阳，极喜东都膏腴繁盛之区。近两年借着封禅大典起銮回驾之便，就在东都待了下来。可是，当各方杂沓人事纷扰不定之际，不论有无主张、有何计议，总有人像是急着归林的倦鸟，只道：是不是该先回西京了？ 先是中书令张说以宰辅之尊，遭崔隐甫、宇文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弹劾，罢职下狱鞫审。接着，又传出了天子有意立武惠妃为后的风闻，朝议纷纭。有的说这是张说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再度入相；也有的人认为惠妃自有子嗣，一旦登上宸极，必将危及太子。偏偏在这喧嚣四起的时刻，恰因河南、河北发大水，魏州接着也传来溢河之灾，溺死者数以千计。又过了不到一个月，诏令于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发三万大军遣戍。于是内廷不时有返还西京长安之议。皇帝还犹豫着，又不便表示身眼仍为洛阳花色所迷，只好权宜同意，新任备任诸官，着令直赴西京待命。 崔五是从东都出发的，原本以日行二驿计，轻缰缓辔，约莫十六天可以抵达长安。继而转念，倘或今秋再误了寒食之约，则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赴金陵。既然诏命之下，是个乏人问津的冷官，一月赴任，无早无晚。略计其程途，设若先从驿路南下金陵，盘桓数日，再过江取渠道西溯汉水，经丹水至商州，复北接灞水、渭水，也是扬长赴京——这一段水路，不多年前才由于输运江南米谷财用，而兴大役疏浚过，至今畅通无阻；想来最多不过八九日，也就到了。绕这么一个弯，虽然行色匆匆，还是了了心愿，争如生生世世不能相见？就这一念所转，忽然得句：“春秋倏忽逝，富贵安可求？” 虽然晚了大半日，他毕竟还是来到了孙楚楼，不意间却先从范十三口中得知：蜀中绵州来了个“颇有意趣”的人物。这人则在多年之后，还记得他们初相见的那一天，崔五口占之句——李白非但记得，还套用了那句子，植入酬答之作，还给了崔五：“岁晏归去来，富贵安可求？” 二七 立谈乃知我 两处“富贵安可求”字句无别，而旨趣大异。崔五信口拈来，说的是时光匆匆，岂可为了追求富贵而辜负佳约；而李白的命意，则必须参照下文的“仲尼七十说，历聘莫见收。鲁连逃千金，珪组岂可酬？”，这就直是慨叹人世间根本不可能有追求而得手的及身富贵了。然而，正是这及身富贵之遥不可及，让李白在与崔五初相见的这一夜，写下了一首感伤奇特的《上留田行》。 这一夜，直到三更过半，崔五才在范十三接引之下，姗姗而来，排闼就席，互道名字，把双眼睛直盯着李白打量。李白有些不自在，却又从来者喜笑吟吟的神色中察知，他并无恶意，只是倾心好奇罢了。段七娘全不像前一夜那样殷勤，侍坐陪饮，虚应故事而已。她迟迟不肯换妆歌舞，任谁也看得出，那是故作冷淡之态。 崔五却似浑不在意，三言两语之间，得知李白是前一日远游而来，随缘巧遇，居然能得段七娘青睐，还为谱制新曲，一举数章，这是孙楚楼向所未遇之客，也是门巷人家鲜闻少见之事。崔五当下慨然吩咐那报科头人：“李侯账目，并归某处销乏。”这就是将李白前一天的花费也包揽支付了去。 呼为“李侯”，更是把李白当士大夫相看，此为六朝以来官宦之家的风尚，施之于豪门贵姓子弟，本不唐突，可是对李白这般称待，却把他说得有些尴尬。 “岂敢？”李白一稽首，侧身让了让。 “某接闻于范十三，说李侯吐嘱非凡，”崔五道，“于今虽在布衣，然而器宇斯文，来日未必不能着绯紫，固毋须谦辞。” 李白听他这么说，反倒勾动思绪，唤起前情，忍不住将眉一蹙，叹道：“某有一故友，曾道：‘此子读书作耍二十年，也混充得士人行了。’看来，彼言不虚。” 这是自嘲，也是实话，与席众人却不明就里，纷纷噱笑，说起平素往来生客熟客，某甲又复某乙，明明身在士行，却不识书，俨然才是假士子。崔五原本也随诸妓言笑，转眼见李白神情黯然，想是那“读书作耍二十年”的话中，还埋伏着些可说又不可说的身世感怀——试想，倘若一个人自幼操习坟典，却不能登一科第，始终还是个白身，则若非考运蹭蹬，就是门户低落。然而此人开口便熟用《列女传》事典，作歌能蒙段七娘青眼相加，亦且于起坐之间，彬彬知礼，带有一种遗世而独立的风度，怎么看，也不像是出身于微贱之家。崔五越想越觉出奇不解，只好转作他语，问道：“尽教贵友是士族，却也言出不逊。” “他是匠作之子，与某同庚，多年来纵酒使气，蹉跎而死了。” “噫！不及壮而夭，殊为可憾。”崔五未料及此，颇觉意外，一时无词以应，只好举觞三奉，虚应了句：“彼言语倒是豪快！” 李白也酬应了三觞，转身复对段七娘道：“向晚在芳乐苑溪舟之上，远瞻青冢历历，七娘子曾告以 ‘生不留情，死不留名’之言，某实感愧不能自已——吾友指南，死于云梦泽畔，藁葬而已，某时时悬念，不能为立一墓、撰一碑、留一名。是某之过矣！” “毋乃赀力不足耶？”崔五问道。 “非也、非也！”李白不住地摇头，好不得已才道：“白也何人？不能自成立，焉能扬我友之名？固不敢仓促其事。” 崔五一听这话，为之肃色改容，道：“得友如君，合得一死！”说完，又自连引了三觞。 “若立一碑，终须有句，始得留名。”段七娘似也为李白之语所动，终于瞥一眼崔五，开了口，仍旧是话中有话，“李郎既不能忘情，便不能无句；莫似有些人，留句遣情，就算是勾账了。” 段七娘此言一出，瞽叟应声而低啸，轻举手上阮咸，打了个商角调，只一音，四弦齐发共鸣，蓄势欲动。李白抖擞了一下前襟，对崔五和范十三横里叉手一摆，道：“起更时某与琴翁商量歌调，说起《上留田行》，某便以此作一歌罢。” 这一回，是段七娘亲执版纸，葱指挥毫，逐字录写李白的口占之作： 行至上留田，孤坟何峥嵘。积此万古恨，春草不复生。悲风四边来，肠断白杨声。借问谁家地，埋没蒿里茔。古老向予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于此举铭旌。一鸟死，百鸟鸣。一兽走，百兽惊。桓山之禽别离苦，欲去回翔不能征。 这首诗，日后的面目并不止此，但是最初所作的末句，就是落在“欲去回翔不能征”这一句上，自有典语可依；出于《楚辞·九思·悼乱》：“鸧鹒兮喈喈，山鹊兮嘤嘤。鸿鸬兮振翅，归雁兮于征。”这个征字，就是行的意思。李白反其本义，刻意强调他面对故人新死，不应离去、不想离去的心思，恰恰也是在掩饰他不能不离去的事实。一旦写到这铭心刻骨之处，考验的是他修辞立诚的艰难——以此日之景况视之，他毕竟只能先将吴指南的尸骨暂厝于霜天寒湖之侧，说是拂袖而去，亦不为过。如此反复糺思结念，愈益自责，他更不能斟酌字句了。 瞽叟一仍拨弄着琴弦。他在等待，从他的耳中听来，此诗并未作罢。以声曲度之，七言的段落还少了六句，才算充实，收煞之处也该另有一章四言或六言的铺排，但是他并不知道：李白在此刻一语不能再作。他无法面对也无法忘却的是：吴指南和他并未真正分离。 不只是瞽叟，崔五与范十三也只能剥落片面的字句，猜测诗中片面的情怀。崔五道：“句句皆是典语，可见二十年读书入化精深！” 的确，此作除了借用上留田当地那个“弃弟不养”的故事以为借喻之外，前八句还灵活地镕铸了古诗十九首里《去者日以疏》的“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以及《薤露歌》的“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 接着，“蓬颗马鬣今已平”一词则出自《礼记·檀弓上》，子夏为孔子造坟，筑成直长上锐而简朴的斧状，俗称“马鬣封”，取其形状薄狭，葬器简约之意。全句意会，即是块土生蓬日久，自然也不免遭践履而为平夷。不过，这些各有来历的字句，虽然共同指涉了生死永隔，草草别过，皆不及“桓山之禽别离苦”切关意旨。 那是既见于《说苑·辨物》、复见于《孔子家语·颜回》的一个故事。孔子在卫国之某日，天色未亮即起，颜回随侍在侧，听见远方有妇人哭甚哀。孔子问：“汝知此何所哭乎？”颜回对曰：“回以此哭声，非但为死者而已，又有生离别者也。”孔子再追问缘故，颜回答以：桓山之鸟，生四子，待其羽翼皆已丰满之后，便将要分别散飞四海，于是“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谓其往而不返也”。颜回模拟鸟鸣与人哭，以为音声相仿佛，其情亦差堪近似。孔子派人问其哭者，果然得到了答案：“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与之长诀。” 这是从“死别”再转向“生离”之苦。拂晓悲啼者正面临着孩子们“散飞四海”的情境；在诗人来说，不仅桓山之鸟与卫国孀妇的哀伤相同，连他自己也陷入一样的处境——他，犹如羽翼已成的禽鸟，或是死者已经年长成立的孤儿，翱翔于外，是不能重返故巢的。 一个只身在外的游子，若非困于资斧无着、衣食不继，为什么不能回家？李白似乎在崔五等人脸上看见了这样的困惑，于是他向众人举杯，平揖一过，仰饮而尽，道：“出蜀之日，某师赵征君备酒为饯，曾谆谆告以钟仪、庄舄之事。” “楚之钟仪、越之庄舄，《传》记分明，彼等身去故里，为异国显宦，却能念念旧音，”崔五道，“这是勖勉李郎得意而毋忘故土——” “某师偏以此为下士之证！” “下士？”范十三大惑不解，道，“远游之人，眷恋闾里，乐闻乡音，这是人情之常啊！怎么说是——” 话还没说完，崔五却会了意，一面拊掌大笑，一面向李白举杯，道：“我知之矣！既溺于常情，则不足以言四方之志。令师之言，恰是勉汝以驰骋纵横之心。不意李侯而今真是两难——若即此归葬故友，以安亡者之魂，则不得不返乡；固已泥于下士之行也。” 范十三抢道：“归葬旧友，返乡复出，不过是旬月间事，一来一往耳，又何难？” “一来一往是不难，难在居心是否入道；而道之所系，究其极，不外是太上忘情。”崔五不自觉地回眸望了段七娘一眼，又怕迎回了幽怨的目光，遂赶紧向李白再举杯， “某所言，庶几是乎？” “某师行屐万里，放身浮世，所过处曾不回头，真绝情人也。”李白也饮了，不住地点着头，苦笑道，“某担簦结囊，湖海觅访，求道于四方，然于‘绝情’二字，不能及某师远甚。” 在崔五之前，还没有任何人能如此言简意赅直指李白心头的矛盾，这是足以困扰李白终生的难题。自离开大匡山以来，每行一程、赴一地，初到或将离某处，他便像翻检行囊一般，一遍又一遍地重温赵蕤那“身外无家”的训诲；他知道，赵蕤的用意不只是劝勉他莫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俗情牵累；更要紧的，是要彻底回避、掩藏甚至割舍、抛弃他作为一个行商之子的身份。否则，他永远不能凭着一个像是借贷而来的“李”字姓氏而改换门第，飞黄腾达。 崔五这时眉一扬，腰一挺，玩兴忽发，击掌道：“李侯去来两难，我等何不行一令以占之？” “五郎久未来，孙楚楼还真是三年不闻雅令了呢！”段七娘声调依旧透着些刻意的慵懒，可是显然对行酒令是有兴味的，随即道：“行个什么令呢？” 范十三道：“既然李侯秉承师教，慨然有天下之志，不肯琐琐为下士，我等何不以‘天下士’为目，指一物，举一人，赋一诗，且用典语明一志。” “酒令军令无二，贵在严明，还宜稍事范围。”崔五忽然转向段七娘，像是刻意讨好似地拍打着她的手背，道，“七娘子是主人，便任此令‘酒纠’罢？即请指命一物为题。” 段七娘别有心思，略一踌躇，便道：“众口齐咏一物，岂不乏趣？范郎骑马来，便以‘马’为题；李郎今日与妾等作涤路尘之戏，便以‘鞋’为题；至于崔郎么——此去西京赴任，明堂轩车，挣一副进贤冠，从此青云直上，恰合以‘冠’为题。三物皆‘天下士’行脚海湖，出入郡县，阅历风尘之证。” 范十三揎拳掳袖地笑道：“七娘子非难倒天下士不以为快，还有什么令章，一并宣来！” 段七娘仍一派慵懒无着之貌，款款道：“妾识书不多，不敢造次。” 李白倒是兴致勃勃，道：“既然约以典语明志，人不能尽同一志，也须分别则个。”说着，反身伏在一张随时供备着笔墨的栅几上，分纸信手写了几字，吐息吹干，将纸角折了，混入一盏核栗果枣之中。 段七娘身为酒纠，是发号施令的仲裁之人，从报科头人手上捧了牙箸令旗，朝几头三点复一击，向瞽叟道声：“乐起——” 瞽叟得了意思，猛地一崩琴弦，这就算是起令了。 崔五随即笑道：“某等赋性痴愚，不能忍事，便先驱一驾了。”先驱一驾，明明是在比较急促的情况下行令，这也是崔五亲切的善意，好让李白能略得片刻从容，徐徐明了这酒中之戏的规矩，不至于因为临令急迫而意兴困顿，神思枯窘。 说罢，崔五伸手往果盏中翻搅一阵，摸出先前埋入的一角纸，摊开一看，是“诗”字。论以典语，就是得在《诗经》三百篇中拈出一段语句，这组出自《诗经》的语句，非但要能复按他即将吟唱的诗篇，还得吻合那个“冠”字的意趣，并且含有表现一己身为“天下士”的抱负。 也就在这一刻，报科头人持锦幡挥舞着绕榻一过，表示酒令已然启行，而笙笛琴鼓混奏的乐声一旦停歇，崔五就得写出或诵出他所作的诗句，以及出自《诗经》的典语。 可是这一道酒令之难，非徒具备吟咏的才华便足以行之；除了赋诗，行令者还须熟悉经籍文句。尤其是“明志”二字，说的是一生一世的襟期怀抱，何止酒桌边一时游戏，也就不能任性拼凑字句了。然而，崔五捧着那一角纸，细细读着那个“诗”字，尽说些闲话：“李侯书字方正，清壮无穷。”又倾过身去，对段七娘道：“三年不见，消得花容未减，酒力亦不稍弱，七娘子大佳青春！”段七娘有些怨意，又有些喜意，喜怨之间，反而平添了拗气，只是垂首不应。 一曲数叠，转瞬而过，落拍余音袅袅。这时崔五让身起立，一挥大袖，朗声道：“冠之为物，甚误人；汉高知之者，七娘子亦知之者，某无以为报，仅持典语答之：‘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慱慱兮。’”接着，他高声吟出了所作的诗句： 大风歌一曲，猛士结同欢。海内寻溲沥，天涯认素冠。寸心聊与子，尺帛勉加餐。归路谁能识，抬头向月看。 崔五的题目是“冠”，所用的人物是汉高祖刘邦，其事出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郦生即郦食其，陈留郡高阳县人，年过六十，身长八尺，自诩为儒，却为乡人目为“狂生”。他曾经在沛公刘邦掠地驻留高阳的时候，嘱托同里青年向刘邦举荐，这个在刘邦麾下任骑士官的青年却警告郦食其：“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 刘邦溲溺儒冠，固为粗鄙之事，可是将一溲字用在诗里，崔五却将之转换为“溲酒”。《仪礼·士虞礼》有：“嘉荐曾淖，普荐溲酒。”溲酒，也就是醙酒，酒之久而白者。用意一转，竟将臭不可闻的尿液，变成了陈酿老酒，足可见巧思了。 到了第四句上，“素冠”更点出了酒令中的典语，出自《诗经·桧风·素冠》：“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慱慱兮。”微妙的是这几句诗又与段七娘的心境有关。 《诗经》小序解说此诗的原旨，是“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意思是说：这首从桧国搜集来的民歌，原意在讽刺国人不能为父母守三年之丧。可是，深究原诗辞旨，本无居丧之事，更无讽刺之情，“棘人”是瘠瘦之人，“栾栾”、“慱慱”则是忧心耿耿，苦于相思的情态。崔五刻意借“素冠”为喻，移取诗序讽刺不能守丧的说法，来影射自己守丧的现实——守丧三年、屡屡耽误寒食日佳约，竟使段七娘忧劳盼望。所以在第五句中的“寸心聊与子”正是《素冠》第二章末句“聊与子同归兮”以及第三章末句“聊与子如一兮”的转语。换言之：崔五已经借由酒令向段七娘表述心迹——所谓明“天下士”之志，竟然不是什么伟大的抱负；尽崔五衷心之所愿，乃是与段七娘相伴相随，终其一生。所以在最后一联上，暗示这远行之人有思归之心，而此日追随着头上的月色归来，也恰恰是实景。 段七娘仔细听了，淡然道：“崔郎的诗，典语艰深，恕妾力微，不能再任此纠。”说时眼眶鼻尖并一泛红，简直就是要哭的模样。然而，倘若当真闹起了气性，在门巷人家而言，是很不得体的，但见她一扬眉、一抬眼，脸上晕红乍褪，只款摆腰肢起身，朝里间屋疾行，这就是要更衣换妆的意思，仆妇不敢怠慢，抢着拉开屏门，服侍而入。 从这几句敷衍的说词看来，段七娘虽明晓时乐俚词，却不通经籍，对于诗中千回百折而委婉吐露的情思略无所觉，可是，看在李白眼里却另有一番情味，他认为段七娘怨怅经年，委屈深至，一时之间得此柔情抚慰，既不能豁然释怀，又不能不有所感，唯恐失态，只好避席。 此时尴尬，崔五却浑似不见，转脸对范十三道：“十三郎的‘马’呢？” 语罢，举起几边的牙箸令旗，如先前段七娘处置，往几上三点一击，瞽叟随即四指崩弦，曲乐再度张扬，范十三顺手从核果盏中抽取了另一角纸，展开一觑，是个“骚”字，捉得此字，范十三的典语便不能不向《离骚》中求取了。 范十三的名字与李白一向企慕的戴逵之师同名，也叫范宣，在日后李白为他所作的《金陵歌送别范宣》中，借着金陵六代三百年帝都的繁华气势，写下“四十余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金陵昔时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之类壮阔的句子，多少也与此夕范十三的豪吟有关——他当下所作的行令之诗是这样的： 谁云可奈何？吾道先路者。气壮拔名山，歌悲啼骏马。凌烟入阁图，劝驾倾商斝。千百太行秋，挥鞭谢天下。 也在瞽叟领奏的一曲终了时，范十三起身将诗作朗吟一过，接着念出了所用典语：“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果然是《离骚》开篇的名句。 这首诗追随着先前崔五近体五律的形式，稍有不同的只在用“马”字韵。起句已经点出了和马有关的古人，是项羽。项王兵困垓下，以名驹乌骓与美人虞姬而作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范十三借用了项羽的句子，也借用了原文反诘的语气，使之翻转原意，再以屈原的话语作回答。屈原虽然放逐悲吟，但是驰骋以先导天下的抱负却历历分明——这也是范十三为“天下士”这个题目所下的注解；他撷取了项羽的气概、屈原的胸怀，却领入了另一层野心，那就是“凌烟阁”、“商斝”和“太行”所指涉的雄心。 唐太宗晚岁，贞观十七年二月，李世民追念昔年僚属，命画师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二十四功臣图，故范十三借凌烟二字以为凌越烟云而入高阁之貌，对句则是用商汤讨灭夏桀、制订“斝”为御用酒器的掌故，作为“定鼎”的借喻，堪见壮图瑰伟。更进一步的，是“太行秋”三字。 这又运用了东汉末年曹操的故事。 赤壁一战而天下三分之前数年，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乾乘曹操北征乌桓之隙，派兵掩有上党，并据守太行山壶关口，进窥中原，是为曹氏肘腋之患。建安十一年秋，曹操亲征并州，包围壶关，至次年三月迫降。此役曹军从邺城开拔，经太行山峡谷，曹操因此而作《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一诗中用“哀”、“艰”、用“萧瑟”、“叹息”、“怫郁”、“迷惑”，更两用“悲”字，皆非其实情，反而多的是假饥寒交迫之状写踌躇满志之意。“太行秋”是以并不幽怨，反而显得慷慨万千。 李白正欲为范十三这首豪气干云的诗击节称赏，崔五却一正容色，喝道：“违令！” 范十三不服，道：“有何说？” 崔五道：“‘太行’二字典语，直指曹家阿瞒，岂非以魏武与项王争胜，此番酒令明言‘举一人’，汝竟是‘举二人’了。” 此言一出，举座大笑，范十三想了想，搔搔顶上白发，也不得不点头称是，举杯道：“认罚！某且浮一大白。” 酒令三官，还剩下李白未作。此前两人皆以楚汉为背景，一个用事于刘邦，一个取意于项羽，天下风云翻覆，莫非此二人，李白尚未起手，已然落于下乘。可是他浑不在意。 像个孩子似的，他凝神看着眼前这两位意气风发的士子，一个玉面如脂，剑眉入鬓；另一个龙准高额，星目远凝。他在书上读到过些许——那个笺注过《论语》、《老子》的何晏，据说在炎夏之日食热汤面，而后“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或许就是这等姿容罢？还有晋武帝时曾任中书令、封临海侯的裴楷，“双眸闪闪若岩下电”，大约也不外是这般面目罢？ 这样的人，与他青春相仿，谈吐不隔，但是怎么看都有一种侃侃如也，落落大方的气性，都是他向所未见也无从设想的一种人物。李白有生以来第一次倾心赏看着面前两个男子的容颜。这时，浮现在他眼前的诗句，竟与酒令无关，是一句“缅邈青云姿”。“缅邈”二字，来自李白所熟读，并拟写过不止一次的潘岳《寡妇赋》：“遥逝兮逾远，缅邈兮长乖。”“青云”二字，也出自李白熟读而仿作过不知多少次的颜延年诗：“仲容青云器，实禀生民秀。” 构句筑砌典语，是诗家惯常，本来无足为奇。但是此时天外飞来的这一句，并不是为了行令而打磨成就的，甚至还搅乱了他原本根据“鞋”字而作的布局。李白非常惊讶，冥冥中似有神，一如先前洞庭湖上君山老仙借吴指南之口，嘱托作文以劝钱塘龙君罢战；或是几个时辰之前的芳乐苑舟中，文曲星张夜叉借瞽叟之口，斥责他将诗句付于妓家——尽管看似荒诞，但身形声色，历历可见，只这“缅邈青云姿”五字，却横空出世，跌破洪荒而来。像是天上字雨飞花，纷坠临头，不肯消歇，亦令人无从遁避。李白忽然恐慌起来——难道心魂所系，还有另一个我在？ 他力持容色，满引一觞，高高向额前举起，环揖一过，对范十三道：“尊作壮怀豪语，惝恍不可及也！”嘴里虽是由衷之言，心下所想的，还是“缅邈青云姿”五字来历。 诚若以理逆之，许是看他崔五、范十三士族大户，昂藏模样，而想到了传说中俊秀不可一世的潘安。又由于段七娘匆匆逃席，而蔓生出潘安在《寡妇赋》里对于任子咸之寡妻——也是潘安的妻妹——的深切怜悯，以此而得“缅邈”二字。 至于“青云”二字，颜延年《五君咏》诗之中的“仲容”，则是指阮籍之兄子阮咸——恰与瞽叟手中之乐器同其名。《五君咏》分咏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及向秀等五人。阮咸之咏列在第四，“仲容青云器，实禀生民秀”是开篇语，“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根据《晋纪》所载：亦列名竹林七贤的山涛，曾经三次举荐阮咸为吏部郎官，晋武帝皆不肯用；阮咸最后出任始平地方的太守，宦绩不著，也谈不上施展了何等怀抱。阮咸的故事里包含了像山涛一般国之重臣显宦举荐隐逸之士的情节，才让“青云”这两个字焕发出深层的意义，这就应该与《史记·伯夷列传》篇末太史公的论断有很大的关系。 司马迁是这样叹息、感慨着：若非孔夫子光耀宇内古今，纵令伯夷、叔齐甚至颜渊等人之贤德如彼，又怎么能够彰显其名呢？相对而言，那些处身于岩穴之间的人，如不能附身于骥尾，恐怕也就姓名湮灭而不能见称于后世了。所以司马迁才会有“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的结语。 “青云”因此而绝非泛泛称颂某人物“意境高远，有如苍穹”之言，更彰显了能够让草芥一般的庶人得以仰望和攀附的身份。李白在这一转念之间，发现自己对于面前这两位世家少年的羡慕、渴悦，还夹杂着亲溷其行伍的企图；换言之，崔五、范十三正是司马迁所谓的那种“青云之士”，如果不能经由这样的人识拔与提携，我李白还不过就是在歌台酒馆自得自喜其凤凰之声的一个无名之辈罢了。 “缅邈青云姿”仅仅五字，所说的却这样多——这些，不可告人，却都在如倾如注的字句之中泄漏。而李白第一次明白：他的诗，会替他坦白自己最不堪的心事，对此，他无能为力。 这一刻，他缓缓解下左臂上的匕首，轻轻拉开铜鞘一寸，忽又收锋，复拔之，再收之；反复发出一扬一抑、金铁鸣击之声。反复数过，崔五和范十三也都听出来了，拔锋或收锋是声调上扬而微有些许差异的两种平声，合鞘则是急促、沉坠的仄声。一组连续不断的声调，便成一句。 二八 回鞭指长安 崔五手上的牙箸令旗一击方落，不待瞽叟崩弦起令，李白已经随口诵出了他的诗句： 缅邈青云姿，颍川不洗耳。破家访力士，士为知己死。一狙博浪沙，三揖圯上履。印销六国绝，筹略汉天子—— 一口气诵到此处，看来诗作尚未完成，崔五等人已然瞠目结舌，耳不暇闻，还只能回味句中较为明朗的意旨——不消说，以“鞋”作题，李白所指之物，便是第六句的末字“履”，所举之人，则是辅佐刘邦成就汉室王业的留侯张良。 这是古体之诗，与先前崔五、范十三合乎时调的律体绝然不同。倒是今夕酒令令章中并未规范歌行一体不可行，而从李白起手吟作的格局与气势来看，似乎也无法在一首寻常的律体之中将题旨铺排停当。尤有甚者，是崔五和范十三都对李白随口作奔放之吟感到新奇而震惊。这个从偏僻的蜀地倏然而来的青年，似乎要经由张良的故事，表述一番颇不寻常的感慨；这得要从“颍川不洗耳”说起。 世称张良先世为韩国的公族，张并非本姓。推溯其家世，大约已难得真相，因为秦灭韩后，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博浪沙一椎误中副车，秦皇大怒，发捕兵卫，追索遍天下。于是张良乃变更姓名，亡匿于下邳，而有了另一番奇遇。 张良原本的姓名里贯既不可考，仅《后汉书》谓：张良之祖家或可能出于城父县，而城父县又隶属颍川郡，是以李白才在第二句上运用了“颍川洗耳”的许由之事，直指张良用心天下，刻意进取，而不至于像他的乡前辈许由那样，徒务高隐之虚名。此下仅用五至八句，就说明了张良十多年间的出入起伏：本事自俗称黄石公的圯上老人始，老人有心试之，言行倨傲，不以礼为，命张良替他捡鞋、穿鞋，约期三番而屡责其后至，最后终于授以太公兵法书，为刘邦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以成就帝王事业。 其中“印销六国绝，筹略汉天子”尤其精炼，说的是被称为“狂生”的郦食其劝刘邦封六国诸侯之后为王，授以印信，贿以方土，而谋合力攻伐项羽。可是张良以“八不可”之说告诉刘邦：时移而势异，“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这一段争辩，本来就与赵蕤所授于李白的“身外无家，以有天下”的思想相吻合，也正是李白倾心于张良之处。 八句初成，李白自斟一觞饮了，匕首再度拔出一寸，正待往下吟去，崔五却眸光闪烁，圈臂一揖，叹道：“李侯恕某，事有不忍不言者——留侯破家以谋天下，弟死而不葬，其情或与李侯之志亦同？” “崔兄知我者！”李白被说破了不葬故友的心事，泪水直欲出眶，顿首道，“唯以诗篇答君——” 他继续吟了下去： 天子起布衣，鹏鲲傍海飞。身外无闾里，去去何言归？故辙安可守，放心寒复饥。病身绝谷粒，应笑臞者肥—— 这随口而占的酒令之诗进入第二章，李白借张良的行事，牵动了更多出处进退的面向。 首句“天子起布衣”，还是引自《史记·留侯世家》。当汉六年正月，大封功臣。三月初三上巳节，刘邦在雒阳南宫，从复道中望见诸将席地而散坐于尘沙之中，窃窃私语。天子雄猜，问起张良：彼等说些什么？张良答以：“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因此才引出“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的一番话，提醒刘邦：以天子地位，分封不能仅及于萧曹故人；诛杀亦不能仅及于生平仇怨。 李白在此谋篇的用意，是从张良改换姓名、弃掷门第，飘然远举，有类鹏鲲的行止说起，以“去不计归”的行止，表现出无私于室家的决心。接着，还分别反诘了陶潜和谢灵运的诗句之意。 “故辙安可守，放心寒复饥”是针对陶渊明唱反调。在陶诗《咏贫士》中，有“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的句子，所言本是指自持本分，躬耕畎亩；安贫乐道，忍度饥寒；但是李白却逆反其说，强调不应前车后辙、墨守故业，大丈夫会须走闯天下，以“放心”论饥寒，则有安心、乐心于饥寒的夸张意味。 至于“病身绝谷粒，应笑臞者肥”，则是抽换了谢灵运的《初去郡》诗中的结语：“战胜臞者肥，鉴止流归停。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这首《初去郡》，原是谢灵运在回顾自己二十多年仕宦生涯之时，懊悔名利场上的争逐，一向违逆本心所愿，因此决意辞官（“负心二十载，于今废将迎”）。思虑经年，谢灵运终于拿定了归去的决心，身体也渐渐宽胖起来。不过，李白在此仍然颠倒用句，故意把张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的瘦，拿来调笑谢灵运的肥，也就对比出张良于功成事了之后飘然远举、不知所终的潇洒。 “布衣之人，身在下陈，偶为酸语，二兄见笑了。”这首诗仍未作完，李白又破涕而笑，指着果盘，带着几分自嘲之意，道，“所余一纸，上书‘庄’字，典语则为《南华》“天运”一篇所谓：‘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接着，他诵出了这首酒令诗的第三章，转作入声韵为结： 一君无所钩，六艺空陈迹。忽忆轻身人，应惭陌上客。回鞭指长安，风雾掩霄翮。谁共帝王游，看留赤玉舄。 起手二句，呼应了酒令所约定的典语，也出于《庄子·天运》。庄子假托孔子向老子抱怨，声称自己穷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已经颇有时日，熟极而流，七十二贤弟子及门，论列三代先王之道，可是却没有一个国君能够赏识而大用之：“一君无所钩用！”庄子所虚构的老子则语带诙嘲地回应孔子：没有遇到治世的明君，堪称是幸运的事。他所打的譬喻是：那些世人争传而奉行的经典——如“六经”也者，只不过是三代先王的陈迹，后儒书之录之而以为宝，述之载之而以为贵，殊不知这些文字就像是脚印一般，连穿在脚上的鞋尚且不能及，又如何堪称圣人之道呢？ 至此回到了首章前文，酒令之约，所“指一人”为张良——那个为圯上老人捡鞋的青年。张良在扶保汉室、大定天下之后：“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可是张良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这就是“轻身人”的本义。然而，张良拂衣远引，犹在有所缔造之后；李白却认为自己不会有那样的机会，所谓“风雾掩霄翮”就是“布衣之人，身在下陈”的隐括之语而已。 令崔五和范十三惊讶的是，就在这首诗的末一联上，李白自运千钧之力，打开生面，却把酸语一举而扭转成豪语，而仍不离一个“鞋”字。 “赤玉舄”，就是赤玉做成的鞋，故事出自李白时常在诗句中引用的刘向《列仙传·安期先生》。安期生，人又呼为安期先生，琅琊阜乡人，卖药于东海之滨，与他有往来者皆称之“千岁翁”。 秦始皇东游到琅琊时，曾经请见安期生，和他交谈了三天三夜，赐以金、璧，其值数千万。可是安期生分文不取，反而留下一双赤玉舄和一封书信，以为答报。信上说：“后数年，求我于蓬莱山。”这就是秦始皇日后派遣徐福、卢生等人率童男童女赴海的原由。而“赤玉舄”，便成为答报帝王眷顾以及信任的象征——在李白日后所作的《古风之二十》诗里，另有“终留赤玉舄，东上蓬莱路”一联，显示了李白将张良与安期生相绾结的用意，并非追求神仙，而是在辅佐圣明以达济天下之后，一无所取、飘然远去的行迹。 崔五还在回味着这一首在顷刻间顺口吟成的联章三叠之作，连叹服的话还不及道出，范十三却抢过牙箸令旗，连连敲击着几面，亢声道：“违令！违令！” “汝有何说？”崔五抢着不服了。 “某以魏武与项王争胜，固是违令；”范十三戟指一伸，冲李白笑道，“彼拾了黄石公鞋尚不以为足，更取安期生赤玉舄，亦多余！” 三人方自欢噱，但听间壁一声娇语：“总不合是妾多余耶？”话语未落，纸屏分向左右开启，袅袅亭亭走出来了新妆艳发的段七娘。 这丽人挽起椎髻，淡淡地散发着郁金油的气息。她还重画了细而长的眉黛，龙消薄粉宜面，沉香鸦黄侵发，更于双唇当央点上了时下风行的“桃花殷”；较浅的红脂匀上两腮，是谓“欲醉浓”；最引人处，是两眉之间，新点了一颗红色的圆痣——据说这是仿天竺国女子而形成的修饰，也有个名目，叫“懒飞天”。 原先段七娘身上的素白窄袖襦和绯红半臂、碧色短帔此时也卸了去，换成一袭圆领坦胸宽袖纱衣，外罩紫绛帔帛，衬得朱裙益见明亮。裙脚之下时隐时现的，是一双簇新白罗袜。但见她款款行来，抬手一掠鬓角，纱袖忽落，露出了臂间无数钏环，崔五不禁“噫”了一声，脸色霎时一沉，脱口而呼：“七娘子，这是？” 钏环挂腕，原本无足为奇，然自唐代以降，门巷人家有这规矩，一旦声妓准备落籍，不论是择人而适，抑或是遁入道尼之门，都要举行一个“布环宴”，取音于“不还”。落籍之妓，要将多年来所受于恩客的手镯择其美而贵者，分馈于仍在门巷中讨生活的姊妹、仆妇，以为彼此的祝福。 一臂挂环不计其数，自然是多年来段七娘溷遯风尘之所得，这似乎正预示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布环宴”。 段七娘且不理会崔五，直向李白道：“妾更妆如此，李郎宁无新句？” 李白终究不晓个中还有“不还”的用意，只一派天真，应了声“诺”，当下仔细打量了段七娘几回，信口吟来：“罗袜凌波生网尘，那能得计访情亲。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 段七娘立身原处，瞥一眼茫然不知所措的崔五，高扬双腕，抖擞起满臂钏环，闹得个一室琳琅，仍没有俯身就席的意思，反倒一旋腰，冲瞽叟道：“李郎喜作乐府调，十三郎酒令诗中复有‘凌烟入阁图’之语——此首，便来个乐府曲长孙公新曲如何？” 乐府初在汉惠帝时，任夏侯宽为乐府令，始有官名而已。至武帝而立官署，“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及“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这是广泛搜求、整理各地民俗曲辞之置。乐府歌词之中，有的是取其声曲，以为谱式，翻作新词；也有的是保留歌词，另铸新声。像是归属于“郊庙歌辞”、“相和歌辞”、“铙歌曲辞”、“横吹曲辞”者，就是既保留了曲谱、也记录了歌辞的。此外，有辞无声的也不少——像是许多后世拟仿之作，而且出于名公巨卿之手，乐官采而集之，以示礼敬，却几乎不为之编写声腔曲谱。 此下至于大唐，还有一种新乐府，都是当代的新歌，官司各处搜求来这些诗句，束之于署阁，也未必为之谱作声曲，所谓聊备一格而已。段七娘所谓的“长孙公新曲”，即属此类。 长孙公，是长孙无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太宗内兄。以勋以戚，贵盛无匹，虽然在高宗即位之后，格于武氏集团的兴起而渐衰其势，到头来还落得个奉旨自缢而死；然而开宗庙、辅储君、摄大政，数十年呼风唤雨，当世堪称鲜有与比肩者。他的诗作无多，流传数首，被收入新乐府杂题的两首极为知名，没有立诗题，归目于《新曲》之列： 侬阿家住朝歌下，早传名。结伴来游淇水上，旧长情。玉佩金钿随步远，云罗雾縠逐风轻。转目机心悬自许，何须更待听琴声。 回雪凌波游洛浦，遇陈王。婉约娉婷工语笑，侍兰房。芙蓉绮帐还开掩，翡翠珠被烂齐光。长愿今宵奉颜色，不爱吹箫逐凤凰。 这两首诗大体上七言六句，仅在第二、四两句句末叠三字之声，而得参差错落之致。李白赠段七娘的口占之作，群妓便在瞽叟领带之下，依着这个曲式载奏载歌起来： 罗袜凌波生网尘，生网尘。那能得计访情亲，访情亲。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 可是，唱到这里，长孙无忌的《新曲》原词尚有两句未作结。领奏的瞽叟目不能视，看不见段七娘有何指麾，只能依照心头默记的曲谱继续弹下去，而段七娘似乎早有主意，也随着曲式独自引吭而歌，所唱的，竟然是长孙无忌原作的最后一联，只为了将就李白诗作的韵脚，而改动了末句的声字；更由于忽而转成了独唱，其凄恻孤孑之情更甚于前： 转目机心悬自许，何须更逐老风尘！ 李白这一下才恍然大悟：段七娘是在利用自己的新诗和长孙无忌近百年前的旧作，向崔五忿忿诀别。崔五对段七娘用心厚薄如何，实不能以言语自辩，此时他一语不发，却形同默认了词中深深的怨憾。范十三紧蹙双眉，捉起酒盏自饮，似亦无话言可以为之调停。 段七娘一曲既罢，仿佛刻意要挑起张扬的兴致，摇着双臂，对群妓道：“我辈行歌之人，岂能让三位郎君专美，也来行个令儿——得句者，且取一环！”随即又转向瞽叟：“便请琴翁起个《杨白花》罢。” 《杨白花》，诗篇之名，出于北朝民歌，后世归之于乐府杂曲歌辞，自有故事。 北魏有一受封为仇池公的杨大眼，当世名将。其子杨白花，于《梁书》与《南史》具有传，附于开元天子王皇后之高祖王神念传中，由此亦可知，杨白花与王神念齐一头地，也是北魏名将。史载杨白花“容貌瑰伟”，遇上了另一个巾帼人物北魏宣武帝之皇后胡氏。 胡充华系出名门，为当朝司徒胡国珍之女，容色美艳，行止端方，为帝所知，召入掖庭，册封为“充华世妇”。北魏初仿汉武故事，立有旧章，非正宫之后而孕储君者，当赐死，称之为“去母留犊”。以此之故，嫔妃“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然而胡氏却“不愿为贪生计，贻误宗祧”。果然一举得男，名拓跋诩，立为太子——也就是日后的明帝；而宣武帝非但没有赐胡氏死，反而晋封她为“充华嫔”。 不幸的是，宣武帝早死，明帝冲龄践祚，胡氏从而先后尊立为皇太妃、皇太后，甚至得以临朝听政。这也与胡太后年幼时曾经出家为尼、详内典识文字的教养有关，史称：“太后性聪悟，多才艺”、“略得佛经大义，亲览万机，手笔断决”。 不过，就杨白花而言，芳年丧夫的胡太后却有如梦魇。胡太后看上了杨白花，“逼而通之”。彼时正逢杨大眼过世，杨白花顿失所依，身为将门之子，原本就不甘心沦为后妃男宠，又畏惧日后将有不测之祸及身，索性改名杨华，率领了一支部曲，奔降于南方的梁朝。 胡太后始终不能忘情于此子，“为作《杨白花》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踏蹄足歌之，声甚凄惋”。是后，负心之人与见弃之人都死于更强大且不可逆挽的变局——胡太后被尔朱荣篡杀，投溺于河；而杨白花则在侯景之乱中受迫于妻子被俘，不得已而降贼，也遭到诛戮。 《杨白花》的流传不只是有一个哀艳动人的故事为底蕴，实则还有北地群舞踏歌的节奏声腔，展现了全然有别于六朝以下节奏整秩的近体诗律。此歌开篇前两句五言平韵，三、四句七言平韵，五、六句七言入韵，七、八句七言上声韵，起伏迭宕，变化多端，与寻常齐言同韵的歌相较之下，显得生面别开，格调非凡。岂止天下士人耳熟能详，就连酒楼歌馆的声妓也众口纷传，时时翻唱，处处流行——不消说，伤心人怀抱，正是四海攸同。其原词如此：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阳春飞花，用以寓杨白花本来的姓名。南家，则是隐喻南方梁朝。“脚无力”说的是身为太后，不能追随情郎行迹而远行。“双燕子”旧巢在梁，年年岁岁去而复来，当然也意味着守候出走之人再度归来的深切悬望。段七娘指名奏此曲而征辞令，不言可喻，还是要以杨白花借指崔五，而以胡太后昭昭自况。 小妓们闻道有钏环可领，纷纷言笑，你一句我一句，段七娘只不满意，频频摇头，只摇得眸光灵动，泪珠凝集，终于深深看了崔五一眼。崔五不得已，俊秀的脸庞上挤出一丝苦笑，道：“我今归止证迟迟，迟来心事不堪知，勉诵二句奉七娘子妆次解颐一笑罢——”接着，他借原诗格调吟了这么两句： 凉风八九月，白露满空庭。 白露取“白露为霜”之句，语出《诗经·蒹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没有道破的“所谓伊人”，自是指段七娘无疑。偏在此时，原本未曾参与行令的瞽叟也应声接道：“某老瞀不才，敢来邀取一环！”他吟的是： 秋声随曲赴高阁，伤心人在亭外亭。 这两句恰是全曲旨意所在，借转韵点题，把前文未道出的“所谓伊人”勾勒明朗，还进一步将这伤心人之所以伤心的情由也说白了：“亭”是驿亭，长亭十里，短亭五里，亭外有亭，尽教离别而已。 “金陵子莫只闲闹笑，”段七娘也不迟疑，拔取一枚雕虫白玉钏，俯身挂在瞽叟阮咸的凤尾头上，转向那总是行高腔、穿一席窄袖薄罗衫子、头上簪花的小妓，道，“汝也来诵一节。” 瞽叟顺着段七娘意思，拨弦将曲子领回前奏，反复数声，给了那簪花小妓一点余裕，小妓果然不负所期，略一思索，当场唱来，起句平起仄收、换押入声韵字，一样是两句： 回鞭才指长安陌，身是长安花下客。 这簪花小妓显然深识个中机巧，从平声韵换押入声韵，也就将词中意绪，再转向辜负了伤心人的远行者，这人要去京师长安，而且说行即行，毫不踟蹰，免不了在那繁华的帝都也要纵情声色的。 段七娘的眼泪非但没有落下来，反而展唇露齿而笑，笑得勉强，而说得轻柔：“小娘且伶俐呢！”随即也发付了她一只勾丝缠金钏；又拧转身，看一眼那击鼙鼓的小娘。小娘会了意，点点头，待瞽叟的琴声绕过一折，便按拍合板，接续前情，唱出《杨白花》最后两句转入上声韵的结语： 谁似吴江一带水，携将明月梦魂里。 唱罢，这小娘也不推让，挺身高踞，牵起段七娘的手臂，自指点了一枚镶了红晶石的银钏，满脸笑悦。 李白回味着这一首即席而成的歌，反复揣摩，别有体会，自顾频频颔首： 凉风八九月，白露满空庭。秋声随曲赴高阁，伤心人在亭外亭。回鞭才指长安陌，身是长安花下客。谁似吴江一带水，携将明月梦魂里。 想到自己赋诗，一向率性适意。章句有如星飞花舞，自天外倏忽而来，转瞬即逝，幸而以诵哦笔墨捕得，尽管过目而不忘，三复斯咏，往往于意兴遄疾勃发之外，又觉得支离零落。反观身畔的这些伶妓作歌，不过是即目会心之语，虽然看似直白浅近，然而前后追步，彼此揣摩，思理相谐，映带成趣；总像是将自己的心意揉进他人的心意，忽而思慕，忽而嗔怨；投以怅望，报以忧怀——总之，这不是一个人能够感悟、抒发的境界。无怪乎孔门诗教有兴、观、群、怨四题，其中兴、观与怨三者，皆明朗易懂，唯独这“群”字——也就是吟歌之人彼此会通以情，相感以志；非到孙楚楼，他还真不曾体会到。恰是如此亲即于诗歌的唱作，他竟然深深体会到崔五所辜负的，不只是一个女子的痴想，还有这一群伶妓仆妇的瞻顾。 然而此时的崔五却显得尴尬了。他知道，这些优美的诗句不仅吐露了段七娘守盼三年的怅憾，也在探询着他此后一官羁縻之余，还能有相思相忆之情否？崔五当然可以浮泛答应，说些此身遥迢、此心密迩的话，聊作维持；也可以坦言这长安之行，屈就一门下省的郎官，其滋味实在如同鸡肋。无论怎么敷衍，都好让段七娘颜面舒缓。无奈崔五爽朗伉直之人，偏不肯模棱应付，竟慨然道： “布环之宴，岂容率尔？可憾某荫位袭官，听鼓应命，不能久留，唯可将事以报七娘子厚意者，敬奉数金以为赆仪乃已。”说着，从怀中摸出一纸，付予报科头人。 李白一眼看出，那和他随身行囊之中所携带的契券是相似之物。 近世士族、负贩，但凡往来诸道郡江湖之间，所需盘缠，皆黄白之物，易以铜钱，为数更庞大可观。为了不使行囊沉重惹眼，出游或行商之人，往往借助于契券，券记注明约期，但有立据与担保者具名，而约期已届者，就能依约兑现。 此事此物新起于民间，初时号曰“便换”，赵璘《因话录·卷六》有载：“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賫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寘之衣囊。”可知此事从来久矣，而于盛唐之时已然相当普遍。又过了数十春秋，到了宪宗元和六年二月，也恰因帝国铜钱为数不足，“便换”之道大兴，货真价实的钱币却为天下商民囤积以居奇，流通日减。由于这个缘故，中书遂传诏敕，一度禁断“便换”。 朝廷却没有料到，一旦如此，私家囤积益甚，铜钱更不流通。纷纷扰扰了一年多，才又在元和七年五月，采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之奏请，改由官方独占“便换”。而有“先令差所由招召商人，每贯（按：一贯即一千文钱）加饶官中一百文换钱，今并无人情愿。伏请依元和五年例，敌贯（按：等价）与商人对换”之令——由官署统而营之，甚至免除了民间“便换”收取的一分利差，所谓“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的“飞钱”到了彼时，也就应运而生了。 崔五究竟发付了段七娘多少“便换”，外人无从得知，但见报科头人圆眼高眉，喜不自胜的模样，想必极为可观。然崔五神情自若，略不措意，随即对段七娘道：“孙楚楼歌舞艳发，声曲曼妙，冠盖满东南，尽得天下风致，只今七娘子忽而布环，自兹而后，岂不令往来士子寖失所望？” 段七娘不答他，却从袖中探出一节白皙的手臂，摇晃着无数钏环，转向李白，笑问：“李郎可知这‘布环’二字，作么意？” 李白笑说不知，范十三抢忙俯首低声说解了几句，李白还在一知半解之间，但见段七娘又指了指簪花小妓，道：“这小娘方才唱得入情入理——‘回鞭才指长安陌，身是长安花下客。’说什么孙楚楼尽得天下风致？贵客么，舟中马上，来去自如，说到长安，便到长安；说去洛阳，便去洛阳；长安、洛阳花事如何，妾宁不能随客而去，瞻仰则个耶？” 此语一出，崔五那张粉白的脸忽然透出一片阴惨惨的暗青之色。听段七娘言下意思，似是要随崔五一行进京了。依她刚烈果决的性情，这话可能也并非虚恫。崔五转念忖道：自己服孝期满，随即携妓进京赴任，传扬开来，还真不是“本朝岑郎”四字之谑浪所可担待的了。可是，不过片刻之前，他还在酒令诗中放怀高言，说什么“寸心聊与子”，无论是“聊与子如一”或是“聊与子同归”，说的明明是一派深情相思，眼前这女子用兵如神，忽然说要随行，他又怎好出尔反尔，严词峻拒呢？ 段七娘仍一眼不看崔五，甚至连范十三也不睬，直对着李白，宛转低喉，似有不忍表白的万千风情，只能隐忍着、压抑着，道：“日来李郎也看尽芳乐苑里丘丘壑壑的‘好因缘’，说的，还不就是妾身门巷人家这连宵达旦的绿酒红裳，日后，少不得也就是舟前水畔、绵延岗陵的黄昏青冢。李郎且算来，其数何止盈千八百？独不缺妾身为添一个土馒头也。” 她这么幽幽说来，一旁仆妇、小妓并瞽叟也越听越信以为真，有人皱着眉、搓着手，瞠目颤唇，如临巨变。也有人低头附耳，嘈嘈切切地说些仓促惶急的零碎话，看来都吃惊不小。就中唯独瞽叟老练，面上全无忧喜之色，只一迳摸着阮咸前端凤尾头上那玉钏。 范十三知道崔五即使有义正辞严之语，大可以坦直相告，但是他性情平易温和，总不忍斥责一个被自己辜负的女子，只好壮起胆色，另开一话题，道：“我朝最重声曲歌乐，当今圣人前些年曾经大开内教坊之门，广引良家女弟入宫，号‘内人’、‘宫人’；七娘子艺倾江南，兼通琴瑟，并善搊弹，一旦赴京，或可入左、右教坊领衔教席。” 说时，范十三刻意强调了“良家”二字，不无反面提醒之意；但是他所说的倒是事实。大唐宫妓，本以征选于民间乐户、犯官女眷以及接受贡献者居多；朝官也常以家妓女乐上献于君王，有“良家子”之目，有别于罪犯遭到抄家而发遣者。至于所谓“内人”，初本限于十家之数，后来屡有扩充，仍以“十家”为名——郑嵎长篇巨制《津阳门诗》有句：“上皇宽容易承事，十家三国争光辉。绕床呼卢恣樗博，张灯达昼相谩欺。”将“十家”与虢国、韩国、秦国三夫人相提并论，可知宠眷贵幸之深了。 范十三如此说，颇有用心。风尘中人一旦布环，送别、告别之宴，就不会停歇。可能三朝五夕，也可能兼月连旬，端视妓家交游脉络如何。像这样大张艳帜，除了送往迎来的人情之外，既有广结善缘的目的，也有公告周知的动机，因为一个年华未老、色艺俱佳的妓女，还真有范十三所谓的“广引入宫”这样的一条前途。 开元初年，有民间吴某父女，女本为里妓，年方九岁即入籍学艺，十三成立，吴父则寄身于门巷中帮闲。不料忽一日妓家失火，几榻琴筝、杯盘箫鼓一空，父女二人没了依托，只得“歌于衢路，丐食而已”，也算运气好，在经过某将军府时，啭喉高歌，深为将军爱赏，不但迎迓入宅，还纳为府中乐姬。吴氏女的遭遇经人闲话闲说，传入大内宫中，引起皇帝的好奇，遂引教坊召人故事，敕归宜春院，号为“内人”，成了不折不扣的女官，随身还配有鱼符，听召而直入内廷。据说直到入宫时，吴氏女还是处子之身。这在风月场上，直是前所未闻之奇遇。 当段七娘言及“随贵客而去，瞻仰长安、洛阳花事”，而崔五苦于不能辞、亦不能不辞的两难之间，范十三好容易打开一条蚕丛鸟径——无论如何，“广引入宫”这话，往好处说，是一番堂皇的前程；往无用处说，还是一声恭维。谁知段七娘冷冷一笑，道：“妾在金陵，际会诸端府、明府、少府夥矣！岂敢奢望再往圣人面前卖笑？” 此时，崔五、范十三和李白面面相觑，竟然无一词得以答之。这是段七娘的告别之语。而这三位郎君也都明白，今夜，终将是个不欢而散之局。 二九 萧然忘干谒 崔宗之的《赠李十二白》一直留存在李白的诗集之中。虽然历经一生的颠沛流离，其间还有几次重大的征战和丧乱，在全部作品的十之八九皆已亡轶的情况之下，这一首诗还是勉为其难地流传了下来，后人或不能仅以李白与崔五之友谊解此。于李白，这一夜能与一个原本高不可攀的贵胄子弟不期而会，且结为至交，这是别具深意的。 从诗的内文可知，起手“凉风八九月，白露满空庭”二句，原本是为衬托尔后两句“耿耿意不畅，捎捎风叶声”以景带情所开之先河，目的是在表述自己思慕“雄俊之士”，久不可得的焦虑。这是极其精炼的东汉格调，取意高古远大，唯魏武帝曹操能当得。 崔五试以换韵五古一体——也就是李白最擅长的一种写诗的方式——非但巨细靡遗地刻画了李白的装束和风采，也将当天与李白透过诗篇参详议论的史识与情怀作了相当清晰的勾勒。崔五既把孙楚楼上打令行酒、赋诗言志的情形记录了下来，还提出了郑重且罕见的邀请： 凉风八九月，白露满空庭。耿耿意不畅，捎捎风叶声。思见雄俊士，共话今古情。李侯忽来仪，把袂苦不早。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 担囊无俗物，访古千里余。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双眸光照人，词赋凌子虚。酌酒弦素琴，霜气正凝洁。平生心中事，今日为君说。 我家有别业，寄在嵩之阳。明月出高岑，清溪澄素光。云散窗户静，风吹松桂香。子若同斯游，千载不相忘。 首章平仄二韵，铺陈了与李白相见恨晚的感受，以及借酒令酬答、相互体会的怀抱。次章也是平仄两韵，仅从李白的装束、形容下笔，已足见倾心。出之“平生心中事，今日为君说”可知，崔五是在初会之夕，行令之余，写下这首赠诗。末章四联八句，一韵到底，说的却是一桩不知何时才能成行的约会。 所约之地，在遥迢千里之外，是一所嵩山南麓的庄园，独占名山秀水，不惹尘嚣。李白可以想象，大约与大匡山上、赵蕤寄居之处尚未倾圮的状貌相仿佛。那多半是出身高门大户之人，富贵有余，择其慕悦之地，或返其眷恋之乡，鸠工兴筑，颐养天年的宅第。据赵蕤零落片段的追述，李白仅能猜测：大匡山上的子云宅和相如台等屋舍，早已为原主弃置而荒废，或恐那间架规模看来应该相当可观的室宇从来就没有建成；而崔五的嵩阳别业，却显然要堂皇得多，仅“云散窗户静，风吹松桂香”一联便透露出无限端倪。松桂并生，断非天然，能够植松栽桂以实一苑，又是在远离廛城市井的山边，那一定是极其清雅而不失宏丽的园林了。 “子若同斯游，千载不相忘”是极有深意的两句。李白既然在酒令之诗中慷慨言志，说自己有张良之图，功成于天下而弗居，飘然远引。在史籍之中，留侯张良保其天年，薨逝之后与谷城山下所拾得的一方黄石并葬，却仍留下了“欲从赤松子游”这样响亮的归志。 赤松子是仙——《楚辞·远游》已有“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的句子；相传为神农氏的雨师，能入火自烧，在昆仑山中随风雨而上下，语虽无稽，毕竟为一朝定鼎之雄所向往，也成为李白心仪的楷模。崔五“同斯游”三字，恰是以嵩阳别业相招，期以归隐，彼此成为“道侣”，共修清静。这是道术之士——至少是以道术居心之士——心照不宣的一个境界。 可是十分罕见地，李白却婉转地拒绝了这邀请。他当场回复了一首规格相仿佛的诗作，《酬崔五郎中》：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壮士心飞扬，落日空叹息。长啸出原野，凛然寒风生。幸遭圣明时，功业犹未成。奈何怀良图，郁悒独愁坐。杖策寻英豪，立谈乃知我。 崔公生民秀，缅邈青云姿。制作参造化，托讽含神祇。海岳尚可倾，吐诺终不移。是时霜飙寒，逸兴临华池。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因得穷欢情，赠我以新诗。 又结汗漫期，九垓远相待。举身憩蓬壶，濯足弄沧海。从此凌倒景，一去无时还。朝游明光宫，暮入阊阖关。但得长把袂，何必嵩丘山。 首章平仄二韵，充分表达了知遇之感，“朔云横高天”和“壮士心飞扬”分别出现在第一、三两句，是以错落之致，隐括了刘邦《大风歌》辞意，也是对崔五的酒令之诗作一回应。换韵之后，“功业犹未成”则是全篇枢纽，下文也紧紧扣住这一句，表现出自己心系天下的进取渴望；这也是年轻的李白才有的专注意志。行文到第二章，是对崔五的礼赞和推崇，也表达了对于赠诗的感动和谢忱。 一旦言及平生所愿，李白并不让步，埋伏在谦和与热烈的情感之下的，是相当直接的探询；在他看来，如今已经回鞭直指长安道的崔五，眼看立登要津，固为“青云”中人，当有援引之力，何妨一诺而结共谋天下大事之盟？因此，“朝游明光宫，暮入阊阖关”便成为前文“功业犹未成”的反衬之语。 从语词的本原来说，“汗漫”、“九垓”皆出于《淮南子·道应训》：“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驻。”此语隐藏密意；原典说的是秦始皇派博士卢敖求神仙，遇见一个神仙化身而成的士人，士人向卢敖描述了宇宙的宽阔无垠，天界的广大浩渺，相较起来，四极六合之内的中州，犹困于日月列星、阴阳四时的运行，不过咫尺间耳。这士人又托称他与“汗漫”（其实就是荒唐无稽的一个假称）有约，不能在人世间久留，随即举臂竦身，潜入云中，不见踪迹。这一段话显然迷惑了、也说服了卢敖，根据史料，他再也没有回到始皇的宫廷复命。 这个故事，恰是李白化用的遁辞。与“蓬壶”、“明光”、“阊阖”都具备相同的寓意。“蓬壶”出于《拾遗记》，指的是传闻中海外三座仙山中的蓬莱山和方丈（又名方壶）山。李白另有《明堂赋》之文曰：“蔑蓬壶之海楼，吞岱宗之日观。”把来到此对照，其刻意展示广大襟怀，荒唐其言，与卢敖所遇见的那个士人，又何其类似？ “明光”是指明光宫。在李白反复模拟的王褒之作《九怀》里，有：“朝发兮葱岭，夕至兮明光。”王逸注解此语，指称“明光”就是“丹峦”。其地山峦之色丹红，又名丹丘。因为在这一方地理上，无分昼夜，都是一片光明。至于“阊阖”，则仍可以从《淮南子·原道训》里找到痕迹。 《淮南子·原道训》描述河伯冯夷和水神大丙以雷霆为车驾，以云霓为六马，行走在惝恍迷茫的天地之间，驰霜雪而不留其痕，被日光而不留其影，最后腾跃于昆仑之巅，推开了阊阖之门。这门，就是天帝所居住的紫微宫正门。相对来看，人世间的“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厉錣（音卓，马鞭上的利刺），不能与之争先”。如此用语，其意更明，李白是要强调：人生最高远的目标与归宿若是历来道者所传诵的那些神妙无伦之境，则并非此刻的他所能瞻望于万一。 由于皇命在身，崔五不得不匆促登程，临行时让范十三将誊写完卷的诗篇转交给逆旅中的李白，李白问起启程之期，范十三一拱手，道：“即是当下。此刻便在江津驿所返还骡马，备办舟船，验换告身符券，诸事不胜繁琐；一俟某回复了，便要启程。” “七娘子处不交代了？” 范十三闻言不觉大笑，转低声道：“朝命倥偬，岂能耽延？”“我辈幸得脱身，还应朝谢天子。” 李白略不犹豫，到私驿中牵取了马匹，随范十三催鞭赶赴江津，岂料果如范十三所言“诸事不胜繁琐”，仅仅为了验看告身而耽搁了大半日——这一耽搁，倒让李白与崔五、范十三有了几个时辰的闲暇，当即在江边野亭盘桓，而有了两首答赠之诗。一首是前揭之《酬崔五郎中》，另一首则是给范十三的《金陵歌送别范宣》。 告身，唐代任官给状，沿南北朝之制而来。告，即诰也。无论是荫袭、举荐、考选出身，官员们经考核任命之后，皆给以凭信，用金花五色绫纸书明身家、资格、职衔。加盖“尚书吏部告身之印”印信，称为告身。官员在任，多束此物于高阁，然行脚于途，则不可须臾离之；没了告身，就没了身份。故崔五有句说得入理：“一纸如身薄，十行尽志疏。” 崔五返还马匹之时，多说了几句，平添枝节。由于范十三的坐骑是私人牲口，将就市上遣卖，崔五便向驿卒打听交易所在。也是那驿卒心眼伶俐，反复读着告身上崔五的名字，一面借故拖延，说这私马需要周身察看，毛中有无官烙，一面悄悄派人去城中请来驿长。 唐时郡县等差，高下相悬不啻天壤，驿长职分虽一，所司之繁剧轻闲，分别极大。驿长所务，包括制命军报的投递，中朝驿使的接待，夫众牲群的管理，馆舍厩槽的营缮，以及舟船车辆的维护，皆有律则统管。 此外，大唐立国以骑射，特重驿马生养孳息，就算是骡驴伤病，也视为国力严重的消耗，故牲畜未达天年而夭亡，或是意外伤蹶折损，驿长必须负赔填之责。穷乡僻壤之地，督理还比较松散，一旦在紧望之区，驿长所担负的责任就相当沉重，故往往召请地方上富豪之家的耆老出掌，以其家道殷厚，赔填不致倾家荡产的缘故。 这驿卒刻意作难耽搁，为的就是让江津驿长来“相一相”——此日要过江的，似乎是个不容错过的要人。 老驿长疾行而来，寒冬中浑身上下都叫汗水给沁透了，却仍显得意态从容，他还不是一个人来的，两骡一驾，除了驾丁之外，还有一个中年人，与范十三形容相仿，只不过顶上的发色没那么透白，而面色红润，泛着亮光，大约三四十年纪。此人一跃而下车，手脚矫健得很，落下地来，还只顾着同老驿长继续说话： “倘若改去彼‘尽’字而成‘耽’字，既美矣，又复善矣。”接着，是一口连珠弹丸似的襄州土话，老驿长似乎听得真切，频频点头；崔五、范十三和李白却兀立于道旁，不知该见礼与否了。 老驿长找了个言语间的缝隙，扫一眼看出崔五身份尤高于他人，先叉手胸前，深深一顿首，回头同他那话多不能停歇的伴当道：“想来这便是崔五郎君了，先见礼罢。” 那人神情清朗愉快，像是与崔五已经熟识多年，高拱双拳一迎，未待崔五还礼，便继续说了下去：“某方自与龚翁闲话，谓崔郎君《告身咏》气清格高，自陶令节以来之言隐者，无可与大作齐一头地者，但——但有一字不稳……”这人一口气说到此处，忽然停了下来，不说了，明亮的大眼睛朝众人一骨碌，像是在等待着人们央请他往下说。 他口中的“龚翁”自然就是那老驿长了，毕竟一方耆宿，趁势阻住了滔滔不绝而不知其然的闲话，云淡风轻地踅踏几步，怡然而笑，顺手暗暗推靠，诸人略无所觉，却在转瞬之间，被他请进了驿所近旁的憩亭。 此亭又深又阔，比寻常三间五架的屋宇还要宽敞得多。面向大道两面有竹篾密编的墙垣两堵，面向江津烟水苍茫景色的两面则开阔明亮，白鹭州赫然在望。虽然从顶至榻，无不散发着种种来自灯烛、来自人身、来自衣被箱笼的油腻气息，恐怕也是历百数十年熙来攘往的过客之所累积。看来屏障风尘，还真称得上雅净。 “老朽主此驿诸般繁琐，广陵龚霸，行十一。”老驿长随即摊手朝那多话之人胸前一摆，笑道，“襄州一士，孟浩然。” 孟浩然接着大笑，直对崔五把先前要说而没说完的话一口气倾吐而出：“‘一纸如身薄，十行尽志疏’倘若改成‘一纸如身薄，十行耽志疏’，则神气舒张多矣！” 叨来念去，说的还是崔五那首流传在士行之中将近两三年的名篇《告身咏》。作此诗时，乃是袭封齐国公之诏书方才布达，崔五实在没有心思将后半生抛掷到修罗场中与百僚群官倾轧，遂赋此： 一纸如身薄，十行尽志疏。归来寻栗里，迢递梦华胥。肥遯知何用，无藏故有余。平生黄卷外，聊并灞桥驴。 一首显现出弃官不为而真心愉快、全无酸腐热中之意的诗。之所以当下流传，也在于崔五丝毫不掩饰他觉得荫官之无趣。起句的“一纸”就是指告身，与第七句的“黄卷”相近，“黄卷”多指记录官吏功过、考核声迹的文书。“栗里”用的是陶渊明的典故。根据昭明太子萧统所撰《陶靖节传》：“渊明尝往庐山，弘（按：江州刺史王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之后，王弘借故翩然而至，经由庞通之的引荐，乃得与陶渊明订交。而崔五借此所言，不只是回到故乡、成为平民，还有“华胥”之梦。 这是出自《列子·黄帝》的一段梦游故事，说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此国邈远广袤，“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此一华胥之国，没有师长子弟的分别，人人齐等相待。人民没有嗜欲，自然而已。既然不知道要乐生恶死，也就没有夭殇的痛苦。既然不觉得人与人之间亲疏有别，也就没有彼此爱憎的纠纷。由于不坚持一己之所信所仰、所鄙所轻，也就没有是非利害的争执。更因为“都无所爱惜”而“都无所畏忌”。 看来已经是个极乐的净土，而其超凡绝俗，尚不止于此，彼处之民“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痟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 崔五以华胥为反比之喻，已经相当明白地表现了对于大唐帝国现实的不满，而有以下的“肥遯知何用，无藏故有余”。“肥遯”一词出于《易经·遯卦》。遯卦第六爻的爻辞说：“肥遯，无不利。”意思是说，只要居心宽裕不争，徒事隐退，就没有一分一毫不利的情况。 由此而导入第六句“无藏故有余”，转用了《庄子·天下》的“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的原文。再明白不过了：崔五视命官之告身如无物，才有“平生黄卷外”这般的结论——人还没到西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赶往长安知名的送别之地，灞桥；他，宁可追随那些正在离开京师的驴子。 三○ 宁邀襄野童 孟浩然比李白年长十二岁，比崔五年长十岁，举止活泼似少年，李白碰上了喜趣昂扬之人，总是识面倾心，一见如故，眸光炯炯，满脸洋溢着好奇，却插不上话。崔五则免不了有几分世家子弟的矜持，或则还暗自琢磨，为什么一定要将“十行尽志疏”改成“十行耽志疏”呢？便因此一迳沉默着。只那范十三，应许是惯逐风尘，见多识广，一礼才罢，便道：“久闻孟夫子息影鹿门山，不意近两年于伊阙、邙山之间，却时时听说夫子游踪。” “伊阙”、“邙山”一前一后夹辅洛阳，没有别的含意，可是范十三刻意不说东都、不提洛阳，也是出于一番含蓄的礼貌。 近年来，隐逸之风随着开科求贤以显岩穴的制度而风行起来，先是“安心畎亩，力田之业夙彰科”，接着便有“道德资身，乡闾共挹科”、“养志丘园，嘉遁之风载远科”，甚至还冒出来一个“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褒扬以爵禄，奖掖以功名，当然会出现像卢藏用那样沽名钓誉的“随驾隐士”。天子在处，成行成伍的“夷齐之士”便现身贡策，欲为“圣人参赞”。 许多具备科考资格却苦于榜头没有着落的士人，有的遵循两汉南北朝以来愈益制度化的“献赋”而谋晋身，借文章辞翰之称颂或讽谏，试图打动皇帝，猎取一官半职。有的则随朝廷动静，结交中外大臣，出入各级官署，掉摇文笔，博取声名。这些活动，看在高门大姓的士人眼中，的确有些尴尬。然而朝廷鼓励，察其情志而悯其遭遇者，也不忍苛责。孟浩然本来就是趁皇帝行在东都之际，前往洛下的群士之一，这是范十三蓄意不提洛阳，而讳之以洛阳前后两处地理之名的底细。 孰料孟浩然丝毫不隐瞒，仍只大笑，道：“三年在兹，一无所获。呵呵！既不得于君，只便热中而已！若非热中如孟某者，也须从诗句中澄清高怀。”笑言到此，孟浩然忽而转向崔五，道：“这也是某一再说‘耽志’胜于‘尽志’的缘故。” “非请教不可。”崔五略一欠身，神色十分虔敬；即此瞬间，顺势瞥一眼李白和范十三，忽而想起来尚不曾引见这几位素未谋面之人，赶紧道：“汝海范宣，行十三；蜀中远客，昌明李侯十二白——李侯诗作神秀，大惊吾眼，夫子可与言者。” 孟浩然一时之间无心交际，随手一揖，急着要解释他对那两句诗的看法，李白却悠然道：“‘耽志’之旨，在于‘书传’，遂不以世务经心，此前代诸贤高古之所在，但不知孟夫子以为然否？” 此言一出，几前榻上猛可站起了两条人影，孟浩然的惊讶固不待说，被称为翁的老驿长龚霸也矍烁异常地回手按着崔五的肩膀，道：“汝道、汝道彼是昌明——昌明？” “李十二白。” 龚霸还没来得及接腔，孟浩然也载惊载喜地喊道：“我道崔家郎君风标卓秀，不意另有佳士奇才在焉；失敬失敬！汝，亦知崔郎之《告身咏》耶？” “实不知。”崔五和李白同时应道。 龚霸这时低声吩咐了驿卒几句，遣他出亭去了。孟浩然则扬声道：“史传所记，正是此言，‘耽志书传，未曾以世务经心’。噫！李郎娴熟乙部坟典，一至于斯？” “某早岁作诗，亦曾用‘遣志’一词，为某师删削，改为‘耽志’，遂记之。”李白说的是实话，他并不知道孟浩然所背诵的那两句史传之语究竟有什么来历。 孟浩然一字改作，竟如此得意，是有缘故的——“耽志书传，未曾以世务经心”出于《魏书·逸士传·眭夸》。 眭（按：音虽）夸，又名眭昶，赵郡高邑人。从他的祖父眭迈开始，就担任西晋东海王司马越的军中谋掾，日后眭迈转投北方石勒，出掌徐州刺史。至于眭夸的父亲眭邃，也担任过后燕慕容宝朝廷的中书令，堪称北朝仕宦世家。 眭夸少有大度，不拘小节，“耽志书传，未曾以世务经心”语系乎此。由于寄情世外，不肯出仕，与俗寡合也是必然的。孟浩然改动一字，就是从这邃密之处揣摩齐国公崔家公子的性情、好尚而来。巧合的是，眭夸其人一生，最称知己的好友也姓崔，叫崔浩。 崔浩任职司徒，曾上奏朝廷征召眭夸任中郎，眭夸辞以身病而不赴。州郡官府强行派遣，眭夸不得已而至京，与崔浩盘桓数日，饮酒闲谈而已。崔浩后来只得把皇帝布达的告身抛在眭夸怀里，眭夸却喊着崔浩的行字，说：“桃简，卿已为司徒，何足以此劳国士也？吾便于此将别。” 眭夸私归，是要问罪的，还亏得崔浩屡为关说，方得脱免。眭夸也不承情，非但严峻地拒绝了崔浩所赠之马匹，甚至不回复通问的信函，直到崔浩惨死。 崔浩乃是因修北魏国史大张隐丑，不避忌讳，得罪于太武帝，被囚在木笼之中，“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于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终于在太平真君十一年被夷九族，此案牵连到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以及河东柳氏诸姻亲，尽夷其族。 谁都没有料到，始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眭夸，在这生死交关之处，却显扬了千秋大节。他为故友身着素服，并代为接受乡人吊唁，他公开声言：“崔公既死，谁能更容眭夸！”于是写下了知名的《朋友篇》，一时天下传诵。至此可知，眭夸、崔浩实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名士与贤人，孟浩然执意用“耽”字代“尽”字，就是以“耽志书传，未曾以世务经心”作引子，将这两个人的性情、遭遇和襟怀包揽在一字所得的联想之中，比起原先单薄的述怀之语，就沉厚得多了。 一字勘改，何须念念？孟浩然其实另有深刻的居心。此前，他竟夕连朝在龚霸家中与这老人家论道，原本玄谈无根，游心物外，忽然听得驿中杂役来报：江津来了个赴京就任的青年，看似是当年齐国公家的贵胄。孟浩然不觉为之讶然。 早在开元十二年冬，十一月中，由于预备封禅之故，皇帝行在东都，朝廷随驾而就，一切官常职守，也都东迁洛阳。先是，孟浩然夜观天象，看云气东集如飞，彗出如半席，竟夕不止，芒尾清昼可见，一连半月。孟浩然想起《史记·天官书》之言：“客星出天廷，有奇令。”客星乃非常之星，出入无常时，居留也无定处，忽见忽没，或行或止，暂寓于星辰之间，如寄身之客。此彗先欺于北斗，再入文昌，扫毕宿，拂天节，经天苑，很是惹眼。 这就有故事了。孟浩然不免为之大喜——想当年东汉隐者严光为光武帝召入殿中，促膝长谈，终日不倦。由于相知得意，渐失君臣之分，严光竟然把只脚搁在皇帝的肚子上。到了第二天，太史入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当是时，已经足年三十又六的孟浩然前思后想，总以为这客星入北斗的兆头不容小觑，反复合计，觉得自己的机缘也该到了，于是趁圣驾尚未启跸之前就来到了洛阳；千方百计结交了不少部里的“前行郎官”，诗酒宴会，文章酬赠，碌碌终日，两年有余，却始终没有一个了局。人皆不免一问：“郎君宁不一试而出身乎？”孟浩然无以应之——日后到他四十岁上，果然赴长安应举，榜上无名，嗒焉丧志。他似乎早就知道：应考出身，毕竟于己无分。 龚霸本人是流外小吏，但是数代以来，族中不乏显达，田产积聚极广，家业丰厚，在金陵号称巨富。他喜欢结交名士，尤其是对上清派道法十分入迷，座上往来嘉宾，多的是已经致仕归隐的郡县守官，以及颇孚名望的道流羽客。这些人竟日诗文酬答，高谈阔论；在他们眼中，孟浩然虽然是个后辈，然而只身漂泊，游踪万里，非仅吐嘱不俗，尤其是见识清奇，谈锋犀利，遂多以士礼相待。一旦听说“齐国公”“崔氏”，孟浩然的心头便猛可一亮——这不是那个以《告身咏》闻名一时的崔宗之吗？ 改他一字，博他一粲，只是雕虫篆刻之余事，孟浩然是要借此在崔五面前踏一地步，于是接着慷慨陈词起来： “蒙崔郎呼我一声‘夫子’，君不闻古圣夫子有云：‘后生可畏。’此言殊为至理。读郎君诗，大有萧然林下之味，然非少壮高明之士所当。古圣夫子又云：‘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这便说得是……”说到这里，把指尖朝自己的鼻头一指，“——某也！” 说时，孟浩然眼瞠眉耸，神情夸怪，逗得众人不由得噱笑连声，而崔五却不免为之感动。 他庐墓三年，实则灰心多于励志。平淡思之，时常觉得侪流百辈千万数，人人只求拚得耸壑昂霄，高人一肩，他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总在风云诡谲之际，随风持舵，以转危为安为能事。虽说才辩绝人而敏于事，能乘机反祸患而取富贵。据家人转述，他死前交代，无论如何要跟儿子转达几句遗言：“吾平生所事，皆适时制变，不专始谋。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这几句话，正是使崔五这“本朝岑郎”为人处事一大转捩的关键。 他懂得了畏惧——不只是畏惧，尤有甚者，是退却。这是为什么在他行酒令拈得“冠”字时，居然也会以“归路谁能识，抬头向月看”为结语，可见落拓疏散之致了。 还不到而立之年的崔五已经厌倦公门趋竞的生涯，他实在无法体会，年近不惑的孟浩然竟然尚有未竟之志，而且急迫，也就难以揣摩孟浩然借斟酌诗句以动人视听、借邀青睐的幽微用心；遂只绵绵淡淡地答道：“孟夫子隐居鹿门，是昔日庞德公养静之地，怀抱亦差近之。而夫子的诗名驰走半天下，某在洛下，时时听说，人人仰慕，但闻所吟，多陶、谢之音。所谓言为心画，故知夫子亦非汲急于时务者流，应不至以功名劝扬晚进矣。” 孟浩然没听出这话里的质疑，却五官一振，眼中浮光，道：“崔郎亦知某诗？” 崔五的话虽然带着几分不可置信的狐疑之意，却自有见闻之本。 孟浩然生于武周改元、另置宗庙的前夕，童幼懵懂，不知天下之鼎沸。彼时狄仁杰、娄师德先后贬逐；僧人怀义任大总管，火烧明堂，宫寝崩坏；张昌宗、张易之兄弟用事；突厥默啜时叛时降，边警无时无之；狄仁杰被贬后复相，仅一年便去世了，彼时孟浩然十二岁，对国局时务萌生了一种混糅着厌弃与关心的情绪，他身边的亲长，无不私以大唐为正朔；然耳闻目见，奉天礼佛，则莫武周之号是从。 又过了五年，也就是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崔玄晖、敬晖、桓彦范、袁恕己举兵诛张易之、昌宗，迁太后于上阳宫——李唐皇帝复位。孟浩然在一片巨大的混乱中逐渐萌生出“慨然澄清天下，予亦可以有为”的自许。十八岁那年，他开始大量写诗，一次又一次出门游历，每一行不过百数十里，初则兼旬，渐至匝月，往往亲即土俗民风，农桑鄙事，这些，和诗作的锻炼一样，都是为了博一“出身”所下的工夫。 在二十岁上，他来到了与襄州故里不远的鹿门山，当时是大唐中宗景龙二年，孟浩然作《登鹿门山》一篇，很清楚地标志着他日后诗作的风格与宗旨： 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岘。沙禽近方识，浦树遥莫辨。渐至鹿门山，山明翠微浅。岩潭多屈曲，舟楫屡回转。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金涧饵芝术，石床卧苔藓。纷吾感耆旧，结揽事攀践。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蹇。探讨意未穷，回艇夕阳晚。 此后孟浩然绝大部分的诗作也都依循着这样一部章法，仿佛追随着诗意前行的作者与读者在一片自然山水中踅行，漫无所终而渐生兴会，逐字句之开展，透露出一闪即逝的情怀——它也许不深刻，也许不独特，但是一闪即逝，似有若无，甚至令人犹豫着是否错会其意；便成为孟诗鲜明的特色。 《水经注·沔水》中记载：“襄阳城东……沔水中有鱼梁洲，庞德公所居。”庞德公，本名是否即此，亦不详，是东汉末年名士，荆州襄阳人，躬耕于岘山之野，与司马徽、诸葛亮、徐庶结一不盟之党，彼此呼传声张，遍干诸侯，以取用于乱世。故诸葛以“卧龙”为号，司马以“水镜”为名，庞德公之侄庞统则以“凤雏”为字。诸人待价而沽，俟时以动。唯庞德公不见刘表，始终在鹿门山隐居未出，据传采药而终，诗云“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指此。 很显然，孟浩然初立志，虽然以终身不仕的庞德公为楷模，却也丝毫不能脱略于国事，不然不会有“纷吾感耆旧，结揽事攀践”的僝僽纠结，二十岁弱冠之年，已自抒发着“回艇夕阳晚”的时不我与之叹。 两年之后的中宗景龙四年，传闻皇后鸩毒弑帝，临淄王隆基起兵讨韦氏，孱懦的相王李旦继立，年号景云，再过一年，司马承祯奉诏入京，这是上清派道者为李唐皇室重振国姓、高揭治理的一举，司马承祯刻意漫谈“无为”，让首倡“无为”的老子李耳再度回到举国臣民的记忆之中，对于也顶着和李耳同一姓氏的皇家而言，于愿足矣。 这一年，孟浩然二十三岁。与他在鹿门山有了一个既属同乡、又属同道的“隐侣”张子容，作《夜归鹿门寺歌》，也提到了庞德公，诗人将庞德公借作张子容的隐喻： 山寺鸣钟昼已昏，鱼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如果说这一首中的“幽人”是指孟浩然自己，另一首《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则必然是指张子容了： 白鹤青岩畔，幽人有隐居。阶庭空水石，林壑罢樵渔。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疏。睹兹怀旧业，携策返吾庐。 “携策”之策，固有多歧之义。一是指竹简。凡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策也可以当作算筹，就是谋算、谋划之意。此外，策也有马棰、马鞭的意思。《礼记·曲礼上》：“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此外，策马曰策；然二友隐居于鹿门，相邻咫尺，何须策马？看来此策，还是倾近于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作解。这不能有所用于明时的一个“策”字，正是孟浩然“一闪而逝”、不忍铺陈的痛处。 次年是睿宗皇帝禅让之年，冬后孟浩然送张子容应进士举，一榜取了张子容为进士，从此孟浩然的诗也就在京朝之中益发广泛地流传着了。那一首送行之诗《送张子容进士赴举》，原文如此： 夕曛山照灭，送客出柴门。惆怅野中别，殷勤岐路言。茂林予偃息，乔木尔飞翻。无使谷风诮，须令友道存。 “谷风”二字出于《诗经·小雅·谷风之什》的首篇。仅就其首章所咏“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可知，斯作主旨，在于伤感朋友之间能够共患难而不能够共安乐的人情之常。此番送张子容远行，成败未卜，但是孟浩然已经预占地步，以为张子容终将“飞翻”而腾达，自己则不免“偃息”而沉沦；用语虽出于期勉，实则颇涉自卑与猜惧。 无何，张子容并没有像《谷风》之中所说的“将安将乐，女转弃予”，反倒是经由张子容的传播揄扬，这些襄州之野无托士子的少作，的确让鹿门山之地绽放华采，也使得深居简出的孟浩然有了不小的名望。 四年以后，岁在开元五年。很难说是否出于巧合，当朝宰臣张说一再外贬、终于来到岳州任刺史，孟浩然竟然夤缘参与了张说在洞庭湖畔所主持的诗酒之会，当场献酬了一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 孟浩然自己不会知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终将成为千古名句；他当下所在意的，是“欲济无舟”、“坐观垂钓”以及徒然“羡鱼”。干谒之不能成，亦非由才具不佳，而是张说动辄在外逐任所大张旗鼓作诗文之会的目的，并不单纯。 一般以刺史之尊，凡列在“望”“紧”以上的大州，人流赛江河，往来是极其频繁的。结交时贤、巩固族姓，都是必要的工夫。然而身为国之重臣，一旦外放，往往戒慎恐惧，韬光养晦。有太多的例子显示：这些人为了不惊惹政敌注目，常刻意纵情诗酒，以示宦途灰心，不复有进取之意。 对于身在江湖，亟欲得一出身而强为干谒者来说，诗酒之会，又常是最容易攀交结缘的场合。故有心干人者自有心，无意被干者自无意；酒酣耳热，意洽言欢的情境无时无之，招饮、赋诗、联吟、题壁以及最有趣也最普遍的行令，落魄文生与放逐贵人自有说不完、道不尽的霜天寒晓可以相互慰藉，透过烟江云水，飘絮飞尘，反凝着种种人生的浮光掠影。在相会的片刻，经由酒令中巧妙会心的字句互相赏慕才华，以相互慰藉——只不过，要像孟浩然所想望的那样得知而见重，是太天真了些。 孟浩然已近而立之年，特别感到急迫，甚至到了逢人便探询机会、央请推举的地步。这一时期，他的诗句益发凝练，尤其是在声调和格律的掌握上，堪称精准响亮，即使是作古风，也刻意以律绝的格调大量运用黏对的手法，让诗篇读来抑扬有节。像是《书怀贻京邑同好》： 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体袭遗训，趋庭沾末躬。昼夜常自强，词翰颇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当途诉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离异，飜飞何日同？ 此诗起句自附族祖于古圣孟轲，堪说是唐人推溯家世的习惯，然自“趋庭”句以下，就展现了文、命两不相谐的怨憾。身在楚野而心怀唐廷（以复古而用‘秦’字代），又用了“飜飞”一词来状述自己瞻望当局的感慨。其中萦回不能释者，在于关键性的典故：“捧檄怀毛公”。这是具载于《后汉书》卷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九上的故事。 此卷著录大孝成器之人，有庐江毛义，年少守节，有孝行，而苦于家贫。当时的南阳名士张奉慕其名而前往拜望，恰巧府署中来了檄文，任命毛义出任安阳县尉。张奉见毛义捧檄而入，喜动颜色，以为这不过又是一个浪得虚名、贪恋官禄的人，登时便瞧他不起，遂掉臂而去了。直到毛义的母亲一死，毛义立刻辞官，朝廷屡征不至，张奉才感叹地说：“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 真实的奉亲生涯是否一如毛义那样偃蹇困顿？实亦未必。孟浩然在诗中诉其清贫，不如道其失意的意思居多。以同时期所作之诗《田园作》视之，尚有果树千株，应该还不至于不能养亲： 敝庐隔尘喧，惟先养恬素。卜邻近三径，植果盈千树。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丘园日已暮。晨兴自多怀，昼坐常寡悟。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 《田园作》和《书怀贻京邑同好》相通相同之处，是对于自己而立之年一无成就的惶恐和焦虑。但是在修辞上，“敝庐”、“养素”、“植果”、“丘园”等等，无不如影随形地取径于陶，于是《田园作》便形成了另一种简朴质直的风格，直似以渊明诗为摹本。 用“三径”一词直逼五柳，固无论矣；至如“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这样的句子，粤字即是曰字，余字即是我字，“粤余”即可以解之为“叹我”，“任推迁”则是指任由时光轻易地流逝。其用语刻意仿古，皆此类也。 而崔五所谓：“但闻所吟，多陶、谢之音。所谓言为心画，故知夫子亦非汲急于时务者流。”实无反讽之意，以他贵胄出身、袭封子弟的心情来看，的确不了解：一个居心行事真如毛义、陶潜一般的诗人，为什么老是“冲天羡鸿鹄”、“望断金马门”，看着人飜飞于宫阙之间而不能释怀？ 崔五确实熟悉孟浩然的诗句，一旦被他问着，毫不犹豫地背诵了几联名句，以及约莫在六七年前，在岐王李范、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连朝不歇的游宴之上，读到了哄传大江南北的《晚春卧病寄张八》中最为人所乐道的几句：“云山阻梦思，衾枕劳歌咏。歌咏复何为？同心恨别离。”“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丝。” 孟浩然闻言大乐，抖着手回头向龚霸讨物事，龚霸会意，打从怀中摸出一卷，约莫二三十纸，粗皮封、细麻线，略事捆裹，侧面还悉心加之以丝缝——连李白都能一眼看出来，那是“怀轴”。数年前在大匡山上，月娘曾经教导他亲手制作。这“怀轴”乃是从科考之行而来。唐人举进士，必有行卷，为缄轴，士子录其平素所著文章、诗歌，以献主司，约略熟悉文笔，方便于斟酌考卷之时加减照应。月娘常说：这“怀轴”是出门在外的士人所必须操习的第一门手艺，也有工巧的讲究，能够将零散录写的诗文裁割整齐，扎缝成卷，除了抄写工整，还要装束雅洁。较之于饮食炊爨、衣袍裁缀，此艺尤不可废。 “是编皆某所作，”孟浩然从龚霸手里接了过来，举奉崔五，笑道，“所录亦不多，皆鹿门山里山外十年间感遇、怀人、明志之情，与崔郎素昧平生，勉为交关之韵响，千祈雅正而已。” 看得出来，这是孟浩然将原本抄给龚霸的诗什转让给不期而遇的崔五了。崔五也举卷过顶，恭礼收受，道：“崔五敬领厚贶。” 正送纳间，龚霸差遣出亭的驿卒回来了，先让近一列捧着酒食案器的从人，依照席次，将酒食皿盏布置了。那驿卒手上也没闲着，捧着端正平滑、直棱方角，外罩白绫底金紫线绣滚饰的一叠软物，待这厢七手八脚地伺候以毕，随即恭恭敬敬呈给了龚霸。龚霸先搁在身后榻席上，回身对崔五道： “请恕龚霸老迈鲁莽，一旦文之意上来了贵客，便不暇细修仪检，匆促前来，有扰清会，端此聊备水酒为谢。” 宾主相互谦让了几句，问过程途，尚未举箸行杯，龚霸又转向李白，道：“某且随崔郎呼一声李侯罢——李侯少年英才，声价已为时贤所推，委实难得啊！” 李白如堕五里雾中，还在勉力想着所谓“时贤”究竟是什么人，崔五和范十三已经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孟浩然称道起他的诗句。孟浩然这是第一度正眼熟视身边这体貌清癯、容色明亮、眸光炯炯的后生，但觉斯人独有一种罕见的器性，像是从边外天涯、极其遥远之处而来；观之莹然，感之修然，一身独立，与此世格格不入，却又朗然无所犯忤；的确是个叫人耳目一新的青年。 孟浩然身为长者，却是个既无功名，更未通籍的读书人，在崔五面前，不能随口臧否，他只是微微颔首，什么话也没说。 龚霸显然还要说下去，他反手取了驿卒捧来的白绫包裹，道：“李侯初次过金陵，便有玉霄峰白云宫道者为扫阶墀，奉呈此物。” 李白几乎不敢置信，口中冒出一声轻呼——他想起了江陵城下的丹丘子、司马承祯以及面容已经模糊的崔涤。 龚霸将白绫包裹递上前，李白捧在手中，不敢轻动，任由这老驿长替他一角一角地掀开，里头露出来一袭色泽沉暗，却隐隐然焕发着幽微光芒的紫袍。 三一 宫没凤凰楼 道者初入三清之门，头顶平冠，身着黄帔，大约是一般服制。从东汉五斗米教传延而成立的天师道，又名正一道，也就是潘师正上推三代所受于陶弘景、下传一代而及于司马承祯的这个教派；其装束就比较繁复。身为道者，头戴芙蓉玄冠，下着黄裙，外披绛色粗布。若是假以时日，潜修上进，则服饰更为精丽，有的玄冠四叶，瓣象莲花，褐帔三丈六尺，不以粗布，而用紫纱，且有青罗作里，光鲜明丽。到了三洞讲法师的位阶，法服上还饰以纹绣，加九色章黼，如诸天云霞，其灿烂华美，难以言表。 修习上清派《大洞真经》、《灵书紫文八道》和《黄庭经》等上清派原始经典，盖因直承自魏夫人华存，须特示礼敬，道者入室之时，就有“以紫为表，以青为里”的规矩，有鹿皮之巾，则着之；无鹿皮之巾，则以葛巾代之。总之，冠袍披戴，极尽繁琐之能事。 席前诸人都不能道：这一袭外紫内青的长袍——或称之为紫绮裘者，究竟在玉霄峰白云宫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但知绝非等闲服色而已。李白从未受箓为道士，无端收受如此华服，自然着了些惶恐，低声问龚霸：“恕某学疏识浅，不能解此中缘故，然未敢以身为沟壑而受之，谨以奉还。” 李白不由分说便拒绝了这一袭紫绮裘，看得众人目瞪口呆，唯独孟浩然的神情不同。他知道李白那一句“未敢以身为沟壑”的用意，遂不待龚霸回答，抢道：“凭君一语，而知士行，天下有何贵物不能受纳？” 原来那是出于《子思子》和《说苑·立节》篇的两段记载，被赵蕤取用于《长短书》，作“是曰”、“非曰”之辩，又是个矛盾相攻、莫衷一是的论题，正反皆以子思的言行为根据。赵蕤曾以此题令李白释其所以然，而李白不能解。 《说苑·立节》上曾经提到：子思居留在卫国期间，过着极端清贫的日子，一身粗麻袍，连外裹的罩袍都没有，二十天之中仅仅吃了九顿饭。魏文侯的国师田子方听说了，派人送了一领白狐裘给他，又担心他矜持不受，还特意吩咐：“吾借物与人，随即或忘；赠与之物，亦如抛弃，故不必挂怀。”子思的答复倒也爽快：“伋（子思名伋）闻之，妄与，不如遗弃物于沟壑；汲虽贫也，不忍以身为沟壑，是以不敢当也。” 然而，在《子思子·外篇胡母豹第五》上，另有一则文字，叙述卫公子交要馈赠四辆马车给子思，温言相劝道：“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欢，而辱先生之洁也。先生久降于鄙土，盖为宾主之饩焉。”子思的答复是：“伋寄命以求，度身以服卫之衣，量腹以食卫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膰之赐，衣食已优，意气已足，以无行志，未敢当车马之贶。” 赵蕤所挑衅的是，既然子思在卫国所受到的待遇是日夕皆有酒及祭膰（熟肉）之类的赐物，以及量身订制的衣服，又何至于“缊袍无表，二旬九食”呢？ 龚霸也许不明白这“未敢以身为沟壑”的典故；也许是明白的，却根本不在意。但见他拈起二指，翻开紫袍光滑的表被，露出亮青色的衬里，叹道： “某乃江津小吏，身为贱胥，而倾心慕道数十年矣；一向闻彼玉霄峰天下名山，道法严明。此物确系上清派道者法服，未着之前，必以函箱盛护，置于高净之处。既着之后，起坐须时时拂拭，勿使渍染。虽暂解离身，更不得与常服俗衣相邻。纵是同修同契，亦不许相假交换。尤有甚者，绝不许赁借俗人服用。其矩范之森然，万万不得逾越。而寻常为下座者，实亦不能着此紫袍。然而，正因如此，李侯更不该峻拒所贶。” “何则？”这倒是众口一声的疑惑。 “此必出于司马上师之厚意，岂容吾辈妄臆？”说着，还是将白绫包裹覆盖妥当，推还于李白手中。 话说至此，众人都沉默了，倒是那驿卒怯生生地移膝向前，凑近几席，从袖内摸出一角纸封来，道：“尚有此物。某将袍至亭前，遇一女子，付某此笺，说是要面呈崔、李二郎君。” 崔五和李白相顾一眼，大约料到了这纸封的来处，却都踌躇至再，没有取看的意思。范十三一把将纸封掠去，搋入怀中，放声大笑，道：“不外是加餐相忆之语，丈夫长策未挥，不必寓目了！” 也像是有意不理会那信笺所载，崔五依士人拜礼，长跽挺身，向孟浩然举盏近额，道：“某后生，向不及亲沐夫子雅教，但接闻于长者，谓夫子曾献书宰辅，有鸿猷远略以致朝廷——” 不待崔五说完，孟浩然却摇起头来，也略一举盏，随即搁下，道：“也没什么，俱是十年前的往事了。某野人献曝，不察轻躁而已。” 然而一来一往的简淡之言，却勾起了李白的无限兴味。在他听来，十年前孟浩然似乎曾向当局献策，上达宰相，而以崔五这般身份的公子也有所知会，应该是影响非凡了。随即兴奋地问道： “某亦闻之于业师，投匦之制，广开言路，俾壅塞自伸于九重，圣人亲览而知四方之事，果其然乎？” 投匦进状，与书策文章，是武氏则天首创的奏事之例。她在垂拱元年，设置匦使院，属中书省，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为知匦使。命匠人铸造四只铜匦，旁侧四面分别涂以青丹白黑四色，以应东南西北方位。每日暮进晨出，列于署外，任人投递文书。 虽然天后始意，不免欲以风闻之言，借作搜猎异端之据；然水能覆舟，亦足载舟，的确如赵蕤所说的，一时“广开言路”，凡能属文者，或者是怀才自荐的人，有“匡政补过、申冤辩诬、进献赋颂者”，都可以畅其议论，令天下事汇集于内廷。其所施设，大凡如后来宪宗朝李中敏《论投匦进状奏》所追述的情状：“（铜匦）每日从内将出，日暮进入，意在使冤滥无告、有司不为申理者，或论时政，或陈利害，宜开其必达之路，所以广聪明而虑幽枉。” 久而久之，难免也出现了冤滥诬控、诡异谵妄的文字，只好另谋权宜，先誊录副本，呈之于专职的“匦使”，再三检核，不让那些显而易见的恶札烦扰御览。可是，这似乎又违背了当初设铜匦以奖励投文的本意。 匦使亦分两层，由御史中丞、侍御史、中书舍人等兼任“理匦使”，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知匦事”。也是这些职官，对于非由科举、制举出身的人才，知之最先亦最多。 开元初，太平公主之党诛戮一空，薛稷瘐死于狱，崔日用复拜吏部尚书，一方面基于任用、考察官僚为其职守，另一方面也因涉及与太平公主一派勾斗的畏忌，崔日用特别留心二事，一为举才，一为物议。此二端都不免要留心“投匦”，遂时时征询于理匦、知匦诸使。 孟浩然上书是在开元四年，彼时朝廷看待投匦故事，已多援例收纳，专使批阅，虚应而已。可是崔日用却从献策的文字之中，看出此子文才识见，不同俗流，经常诵述其策论文字，不徒是赞赏，也以之教诲子弟。 “某不敢僭越，然口呼‘孟夫子’，自有缘故。夫子策论之文，某犹朝夕在心，是不敢忘家大人之言耳。”崔五眄一眼李白，当下随口便诵出了一段当年在崔日用耳提面命之下强记的文字，那正是孟浩然投匦之作：“‘诗书礼乐，大化流行，故举寰区之人，莫不各安愚贱之分；文武成康，世泽敷衍，故尽素王之圣，而不敢有慕殷夏之心。’此何等豪越之言？家大人尝言：若知贡举，非取此人为状头而何？” 这番话不免让孟浩然激动了。他知道崔日用大起大落，虽然身后荣显毕至，偏偏在仕宦生涯之中，没有主考举士的机会。但是，孟浩然实则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衷——但凡作诗、行文，他必然是随视听之官，触目接耳而浸假会心，始能徐徐落笔。这是因为由作诗入门，形成了铺叙景语以为构思之本的积习，到了应考关头，了无游目骋心之资，遂难以在限时之内，依论题作文章。 当年他与张子容在鹿门山隐居，彼此戏为主考和举子，互命一题，相应一策。张子容不逾一时而完卷，孟浩然却在三天之后交出了一首根本离题的诗，亦即那一首结句在“睹兹怀旧业，携策返吾庐”的《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 张子容当下回了一首诗，调侃他凝思迟散： 岩栖挟何策，诗卷觅亡羊。眉敛三条烛，思空一篆香。 山深留野客，句老校书郎。事业皆如此，迷途不问臧。 这一首五律交错运用了两个典故。 中间两联，是嘲笑孟浩然诗思迟滞。由于唐人进士科可以延长至夜间完卷，许燃烛三条。敛眉即皱眉，自然是苦思模样；孟浩然眉毫天生稀疏，自己却常说是由于苦思求句所致，故张子容一语双关，既用“三条”来状述眉稀，复以夜试给烛指其文思迟缓，不能急对。篆香烟散，满目空无，可谓深谑矣。其下的“山深”、“句老”也都是承继、发挥此一噱笑。 至于头尾四句，遥相呼应，取材于《庄子·骈拇》，原文：“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张子容从孟浩然的“携策返吾庐”着意，用两个好朋友的隐居生活开了玩笑，但也寓藏着深刻的自嘲和自叹。他把孟浩然比作庄子寓言中的“臧”，因为读书失神而走失了所牧之羊；而即将上考场拚搏的自己，则像是寓言中因赌博游衍、疏于放牧，也走失了羊的“谷”。 那么，姑且将“羊”视为两人最初隐居求道、不问世事的初衷，整首诗的意旨便是：无论进取或退缩，实在没有高低尊卑之分；而其丧失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专注与追求，则是一致的。无论用语如何诙谐，这首带着玩笑趣味的小诗，都道尽了孟浩然不敢轻易赴京就考的缘故。可是，从另一面说，纵使是走投匦那样一条路，由于种种机缘，投献之文不能获知音者之青眼而沉落，仍属枉然。 驿亭之外，一弯眉月不知何时已经自江头升起，傍着微茫的月光散射，满天星斗也一一陈列着了。沿岸取直而展向东南两天涯处，穿透竹墙上的窗孔看去，尚有平坦而反映着天光的六朝古驰道，就像是另一条平静无波的长江。而江边巨木苍苍，仿佛碧玉雕琢而成，且看它万叶翻腾，有如不甘在此伫立千古，经秋风鼓舞挑唆，便振起不计其数的小小翅翼，亟欲向天飞去的一般。 尽管孟浩然思潮汹涌，近二十年来的浮沉往事闪炽心头，不足以为外人道者，仍不可道，他反复咀嚼着那一句“若知贡举，非取此人为状头而何？”，几乎要凄凉地笑出声来。 崔五、范十三固然不明白他从未应试，实出于胆怯；而此时的李白，则直楞楞盯着孟浩然的幞头发傻。那是一顶俗称软脚幞头的巾帽，外观上浆挺爽俐，堪知里子衬了皮革，这是从太宗朝平头小样的款式逐渐改变而来，根据赵蕤的描述，是武周时期换了花样，幞顶加高——有说是为了包覆假髻；中宗朝以后，不知什么缘故，顶上甚至分成两瓣，若莲花然，也谓之“武家诸王式样”。 几乎就在“武家王样”广为流传、人人仿效的时候，原本幞头后下垂如带、接颈过肩的两只扁细脚帔也屡变新姿，那是由于庶民开始大量顶戴幞头，看来与士人略无差等，而士人相当厌恶这情景，遂刻意将垂带剪短，并弯曲朝上，插入脑后系带的结环，以与俗流区别，这正是士人行中不约而同的趣味。 孟浩然所戴的幞头，便是这种曲环幞头。李白丝毫没有怀疑孟浩然作为一个士族之人的身份，但他也不明白：像这样一个年近不惑、风雅卓绝，似乎文才亦颇受贵幸子弟推重的前辈，为什么没有一份功名在身？不过，李白却未曾料到，孟浩然对他也有着相似的不解：此子既蒙崔五嘉许，复为司马承祯礼遇，俗谓“后进英发，前途佳好”之流，可是为什么看上去也还不过就是一个白身呢？ 几乎是同时，也只除了彼此称谓不同，李白与孟浩然冲口而出，问了对方相同的一句话： “尚未赴科举乎？” 他们互相望了一眼，也立刻沉默着回避了对方的目光。这却引起了崔五和范十三的好奇，不约而同地，范十三对李白、崔五对孟浩然，也各自抢了一句：“何不？” “史称‘后进之秀’，向无‘前辈之秀’，前辈者，受谤而已！”孟浩然苦苦一笑，搔了搔他那已经近乎全秃的眉峰，将此问推给了面前的李白，“文皇帝收天下英雄入彀，当以少年得意为可喜——以某视之，李郎锐志英才，如应一举，高第可期。” 他的话，绵里藏针，乃以李白为盾，屏挡了崔五和范十三的追问。东汉时代大儒孔融有那么两句名言：“今之少年，喜谤前辈。”一语流传，唐人常常摭拾了来发牢骚、成感慨，以兴时不我予之叹。说到后半段，孟浩然语气一转，再抬出唐太宗来，就更显得振振有词了——唐太宗有一次私访御史台，行过端门之时，正巧遇上新科进士们顶着头上的七尺焰光，鱼贯而行，皇帝于是踌躇满志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此时众人目光齐集于李白之身，岂能另有他论？这少年仪表堂堂，有如传说中北魏宫廷里那面对钵水持清咒而灿生青莲的佛图澄，人人都不免要问：“汝何不迳取彼一进士耶？” 平生未遇此问，却也是迟早必须面对的质疑。李白若直言：“某，贱商之子，不合应举。”则不免会招致士族的惊疑与轻慢。然而，他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捏造身份，而后谩语应对。就在这一转瞬间，他仿佛回到了大匡山，想起临行之前，也是在一席酒宴之前，赵蕤问过他：为什么他的父亲为他这一趟远行所备办的，是一匹马，而不是一副车驾？接着，赵蕤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话：“钟仪、庄舄之徒，下士也！不足以言四方之志。一俟风埃扑面，即知胡马噤声。汝自体会，乃不至忘怀。” 他必须彻头彻尾地抛开身世家园，就像那在湍急的江流之中噤声不嘶的五花马，而决计不能是身为囚虏却仍为敌垒君侯演奏故国音乐的钟仪；更不能是偶于病中吐嘱乡音、泄漏念旧之思的庄舄。从这一刻起，他挥下了斩绝闾里之情的第一剑。 李白不期而然冒出一句：“神仙！” 他是在向几千里外不知所在的赵蕤求救吗？显然不是。他知道：今后的处境无论如何，便是一心所生、一身所造；若非本我之所有，终必不能应对。此刻，他举盏到唇，仰饮而尽，指望着亭畔那株看似直想冲天飞去的苍苍古木，笑着答复诸席主客：“某恰有一诗横胸，不吐不快，勉可诵之，以答诸公之问。” 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渌水绝驰道，青松摧古丘。台倾鳷鹊观，宫没凤凰楼。别殿悲清暑，芳园罢乐游。一闻歌玉树，萧瑟后庭秋。 为何不应举？李白根本不必回复这一质疑，他还有一席可以滔滔雄辩之言，要让天下人明白——纵令更不明白也无所谓；他自是一品神仙人物。 三二 一鹤东飞过沧海 李白早岁的诗歌，多因壮年时的轻易佻达以及中年后的流离奔亡而散逸，这一首，却由龚霸誊录收藏，传于家，于上元二年——也就是李白过世前一年；为魏颢访得而保全。龚霸与李白萍水相逢，初会即诀别，终二人一生未曾再遇。但是李白当日所言，令龚霸心神摇荡，念念不忘，尝以之教诲子侄。魏颢得之于数十年后，闻其语，犹觉斯人斯会，历历在目。 当是时，此诗名为《玉树歌》，本来就是即眼前之景起兴，联想所及，自然是金陵一地所象征的六朝兴替。而古乐府所传，复有《玉树后庭花》之目，由于歌词冶荡，声调绮靡，一向被视为陈后主亡国之因。 大唐高祖武德九年正月十日，上命太常少卿祖孝孙考正雅乐，至贞观二年六月十日，乐成上奏之。当时太宗有意挑起议论，认为天下治道之兴衰，自有其肌理，不应一昧归罪于声歌之轻艳而已。于是对近侍之大臣说：“礼乐之所以成立，乃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至若治道之隆替，岂简易由此而决？” 御史大夫杜淹不意却堕入了这一论辩的圈套，赶紧上奏，夸夸其言： “前代兴亡，实由于乐——世言轻薄最甚者，莫如《临春乐》、《黄鹂留》、《玉树后庭花》、《金钗两鬓垂》，近幸小人，绮艳相高，极于轻荡，男女唱和，其音不堪之甚！” 皇帝原本想要打断他的慷慨陈词，可转念一想：持此论者，为数夥矣；未若放他畅所欲言，而尽得其异议。于是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微微颔首，让他继续说下去。 杜淹得着了鼓励，亢声接道：“据闻：陈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又使诸贵人及女学士、狎客等共赋新诗，互相赠答。或采其尤为艳丽之作，以为曲词，被以新声。更选宫女有容色者，成千百数，令习而歌；分部迭进，持以相乐。至于前代，原有殷鉴，南齐之将亡也，国中有作《伴侣曲》者，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国亡世衰，殆因于乐也。” 声有哀乐抑或声无哀乐，这是魏晋名士玄谈的话题，纯属个人感兴、体悟，颇不易验之于众。大臣们皆未料及，太宗忽然神情肃穆起来，道：“不然！音声感人，原是自然之道。情志欢愉之人，闻乐则悦；心绪忧戚之人，闻乐则悲。悲悦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岂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如今《玉树后庭花》、《伴侣曲》，其声曲俱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 天威虽不测，可是皇帝的话里似乎还带着温和的玩笑。就在这个时候，尚书右丞魏征也上奏了。他这一次的进言，出乎许多大臣意外，居然是附和皇帝的看法，他说：“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于人和，不由音调。” 太宗称许了魏征，也趁机对祖孝孙多年来考订雅乐，因而保存了殊方俗乐的努力，表示嘉勉。大臣们到这时才察觉：皇帝对《玉树后庭花》的亲切赏知，是为了要奖掖天下之人，共进各地之乐。因为祖孝孙所从事的正是如此。 大唐制订雅乐，固有庄严国体、附和典仪的目的。可是，更因为要普遍参酌四海之音，十方之曲，而大肆采集南北朝天下纷乱之际，诸异国殊俗的风调，故“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 即以古乐十二律来说，前朝之隋，“但用黄钟一宫，惟扣七钟。余五钟虚悬而不扣。及孝孙建旋宫之法。扣钟皆遍。无复虚悬者矣”。祖孝孙按《礼记》所载，恢复古制，“凡祭天神，奏豫和之乐；地祇，奏顺和；宗庙奏永和；天地宗庙登歌，俱奏肃和；皇帝临轩，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举及饮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轩悬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昭和；郊庙俎入，奏雍和；皇帝祭享酌酒读祝文，及饮福受胙，奏寿和”。 这还只是皇家宫室用礼之乐而已。其余如战阵鼓吹之歌曲（凯乐），宴飨集会之歌曲（燕乐），俳优歌舞之杂奏（杂乐）；以及汉季以来旧曲——包括乐器制度、歌章古调，甚至“魏三祖所作者”，史籍俱有载收，而因种种播迁之变，其音分散，不复存于内地者，也借助于北地各政权之主所辑纳而保传，谓之“华夏正声”；其后，更损益增补，为设置清商署，而一总命名——谓之清乐。 太宗所属意的，是将普天之下、历朝各代凡能搜罗网致之声歌，一入于当朝。在他所想象的帝国疆域之内，无处不能有笙箫鼓角、琴筝笳笛。甚至连俳优歌舞杂奏，总谓之百戏者，如“跳铃、掷剑、透梯、戏绳、缘竿、弄枕、珠大面拨、头窟礧子、及幻伎激水化鱼龙、秦王卷衣、笮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负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类”，皆普遍摭拾，靡有孑遗。 就像这一首恶名昭彰的《玉树后庭花》，也和许多极具盛名而律吕曼妙、节度婉转的古乐曲并列——像是《王昭君乐》、《思归乐》、《倾杯乐》、《破陈乐》、《万岁长生乐》、《斗百草乐》，乃至于不减庄严的《圣明乐》、《云韶乐》等等，都隶属于太常梨园别教院，以宫廷教习传承，未遭删削而漫灭。 李白这一首诗日后以《月夜金陵怀古》为题而流传，大约是编辑者以领句有月而杜撰。若能返其著作之原本，乃是江边玉立之巨木，作振叶高飞之势，则诗中“一闻歌玉树”便得以豁然而解；至于“玉树”，也有多重命意，倘若不从《玉树后庭花》之歌来看金陵一地的“霸业大江流”，又怎么能够翻转李白与孟浩然看淡“帝王州”的托辞寄语呢？ 实则，较李白稍晚一辈的包佶，天宝六年进士，他也有《再过金陵》一绝，诗云： 玉树歌终王气收，雁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 比李白晚生近百年的许浑更赋《金陵怀古》一律，其词曰：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这两首诗，都隐约呼应着也召唤着李白的那一首排律——李白很少写极为工整的排律，一旦出之以此体，必有深意系焉。一则是有所干谒，行卷奉诗，故以“中式”为上，想来他所干所谒之人，就是那些身在朝堂，谨于绳墨，写诗行文皆持律成积习者；若非如此，也必是要借着中规中矩的格律，刻意显现他游刃有余的神思。 此时在江津驿亭之中，李白略不迟疑，高声吟着他即兴而作的《玉树歌》。 一诗且诵且想，句意连绵递运，孟浩然字字听来，确实吃惊——此子看似不多思索，尽管开篇也用景语“苍苍金陵月”，但是第二句首字便赋予全诗灵动的生机；“空悬”之空，暗示了他对“帝王州”所象征的泱泱大业独具一只冷眼，在这天地相应的格局之下，就有了亘古长存与一时俱灭的对比；是以“霸业大江流”五字一出，旨意收束而境界全开；孟浩然几乎要振衣起立，为之击节。 可是他强自按捺住了，看李白朝亭外暗沉沉、滚逝逝的江水瞥了一眼，顺着那视野极目可见，驰道与江流看似在地角尽头交缠，而李白此刻也掉转文思，再从景观入意，令孟浩然更不禁啧啧称奇的是，这第二度写景时夹杂了虚拟之物，于“渌水绝驰道，青松摧古丘”之后，竟带出眼前不能见而事理不可或缺的“台倾鳷鹊观，宫没凤凰楼”。 鳷鹊观为司马相如《上林赋》所咏之地，原文：“蹶石阙，历封峦；过鳷鹊，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自石阙以迄露寒，都四处，皆观宇之名，属于长安故地甘泉宫外的建筑群落，而棠梨和宜春则是另外两座建于甘泉宫南方的宫殿；大率造于汉武帝建元年间，历经八百余年，早已荒圮湮灭，遗迹不可复寻。以此观之，即使领句以“台倾”二字，也不外是捕风捉影的遐想。李白把来入诗，纯为与落句所述之“宫没凤凰楼”为对仗，却也因着一虚一实的映照，而让先前“霸业大江流”的意思更加沉郁而豪健。 在接下来的一联里，李白悄然投入了自己的身影：“别殿悲清暑，芳园罢乐游”所言正是他数日之前与段七娘等人的一夜游踪，“清暑”非指节候，而是昔年东晋孝武帝在台城之内所建造的清暑殿，传闻“殿前重楼复道，通华林园，爽垲奇丽，天下无比，虽暑月，常有清风，故以为名”。这一联的非凡之处，在于诗人只字不言“我在”，而若非诗人之我在，便不能有其下末联之“闻”；反从下文回顾，芳园之乐游，已然不是当日偏安江南、任霸业消流的帝王，而是在一片萧瑟的秋景之间，徘徊叹息的后人了。 “噫兮！”孟浩然摇头长叹，嘴角眼角带着不胜赞许的笑意，久久才道：“果然是千古不胜之愁！” 纵使是在大匡山上受业，李白也从未受过长者这般的推崇，一时感激，不禁忘形，上前执手道：“夫子有以教我！结句如此更佳，结句如此才是！” 孟浩然不明所以，狐疑道：“结句如何？” 此诗，于是另有一抄，更易末句“萧瑟后庭秋”如此： 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渌水绝驰道，青松摧古丘。台倾鳷鹊观，宫没凤凰楼。别殿悲清暑，芳园罢乐游。一闻歌玉树，千古不胜愁。 “千古之愁，愁系于今，而托之于古耳！”对于进取与否，李白未置一词，仅此转眼间捷思六韵以对，众人几乎随之抛开了原先所要追问之事，但是李白却念念不忘，他要说的是神仙。对于神仙之道——也基于追随赵蕤问学数年的亲切体会——他另有别解，而且相当自豪：“古之为帝王者，欲访大隗、吕尚之贤，岂其悬科名而钓之哉？” 在这里，李白引用了两宗古代帝王的事典，将天下共主求访贤士的本质和手段随口揭露，和大唐以科举牢笼天下英雄作一对比。寥寥几句，引得孟浩然心绪涌动，血脉贲张，这正是他时时悬之于心，却难以诉之于口的想法，经此三言两语，爽迈道出，孟浩然忍不住连连颔首，道：“李郎得此天地精神！” 之所以称许他“得此天地精神”，亦非虚饰之语，而是呼应“大隗”的故事。 《庄子·徐无鬼》上的记载，相传在上古黄帝的时代，有一神人，名叫“大隗”，能通天下至理，居游无定处，只道经常在具茨山（亦称秦隗山，日后属河南密县）出没。黄帝闻其名而慕其义，专驾往访。命方明为驾夫，以昌寓做陪乘，另遣张若、謵朋在马前引导，昆阍、滑稽在车后跟随；可是一旦来到了襄城的旷野，七位圣人都迷失方向。 偏在此时，道旁出现了一牧马童子，七圣只得趋前问路，道：“童子可知具茨山何在吗？”童子答道：“知道。”又问：“你知道大隗所居之地吗？”童子又答：“知道。”黄帝不免有些惊讶，一时兴起，开了个玩笑，道：“怪啊，童子！不仅能知具茨山之所在，又知大隗之所处；则可知治理天下之道乎？” 没想到童子居然回答了：“治理天下，同牧马应是一理，又何必多事呢！我从幼小之时，便独自游于天地四方之间，又有头晕目眩之病，彼时便有长者教我：‘汝应乘白日之车，而至襄城之野。’如今我的病已经渐渐好转，我还得再去天地四方之外游历。若所谓治理天下，也便如此而已！”黄帝听童子说了几句，益发奇其人，执意以之为传说中的大隗，仍坚词请教，如何治理天下。童子无奈而答：“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皇帝听了这言简意赅的推辞之语，立刻再拜稽首，连声称天师而退。 许多注解庄子的后学都以为童子所谓的“害马者”为不良之马，或“害群之马”，实则大谬不然。童子以己身罹患瞀病，须“乘日之车”作喻，即是提醒面前黄帝等“迷路”的七圣，治天下没有什么奥义深思，但能像太阳一般照耀透彻即完足矣。 这一节，与《徐无鬼》篇前文所说的相狗、相马之能，以及后文所谓“以目视目，以耳听耳，以心复心”精神上是一致的；无论所“相”的对象为何，遍照明察而已。寻访大隗之不智，乃在识见不明，至于童子是否即为大隗，或大隗究竟存在于否，皆与“如何治理天下”一问相同，固非本旨。这遍照明察，就成为圣人访贤的本分；贤者不自干于圣人，圣人仍须察知孰为贤者。 吕尚的故事更清晰。那是周文王在出猎之前，先做一梦，请卜梦人为之占解，占者云：此次狩猎，将有所得，其物“非龙非彲（按：同螭，音痴），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不日之内，周文王果然在渭水北岸遇到吕尚，相谈甚欢，因而留下了“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之叹；这是一个帝王期勉、礼遇臣子的事例，“太公”是周文王的父亲、周太王的幼子季历，“圣人适周”的预言出自太公，则太公之“望”意味对天下士有先见之明，显示了求贤若渴的思慕，而非悬钩以钓的用心。 “圣人既以神仙事贤者，某何不聊以待之？”李白笑了，转向孟浩然一深揖，道，“想来夫子之自处，也无非如此。” 崔五这时举杯向各席邀劝一巡，看众人皆饮了，才问道：“李侯之意，乃谓赴进士举便有损神仙之道了？” “又不然！”李白徐徐答曰，“神仙之道，无所损益；其晦明参差者，帝王之道耳。牧马童子自述其瞀，岂其瞀哉？固是讽黄帝不知眼前童子为神仙罢了；周文王称太公‘望’子久矣，眼目自在他周室之人面上。某等，不过神仙自为，以待明时而已——这正是渭滨之钓，直钩无饵食之谓也。” 倘若帝王不自昏瞀，必有寻访之能；神仙人物如大隗、吕尚者，又何必趋时干禄呢？李白采取了逆其理以证之的辩术，令崔五也哑口无言了。其中机栝，是将士人赴举竞试，视为干扰帝王耳目的手段，而举进士、考明经以及应诏而就诸般制科的事，就徒然自暴其喧哗纷纭了。 “某飘然一身，匆促南北，明朝即赴广陵，未料能逢今夕高会，得闻仙音如此——”孟浩然颊光泛红，神采奕奕，话也多了起来，“某曾有杂吟一联，谓：‘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沉吟再三，不能续作；今日聆李郎一席言，洵知音人也！姑举以此联佐觞奉谢。” 诗句往来，平添意气，李白欲罢不能，停盏凝眸略一扫视，慨然再歌，这一度，作的是古风。他把前一首里的“玉树”信手拈来，重新布置，转采汉武故事。相传汉武帝在宫外起神明殿九间，广为装饰，极豪侈之能，所施设者，“葺珊瑚为枝，以碧玉为叶，植玉树之法，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为之”。命名就叫“玉树”。而李白一向心仪、模拟至再的北周诗人庾信曾作《谢滕王集序启》，文中即有此句：“若夫甘泉宫里，玉树一丛；玄武阙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烛。” 不过，李白转用事典、匠心独运，虽然同用“玉树”之词，却将陈叔宝《玉树后庭花》的荒淫冶荡，一转而成就了帝王光芒烛照的意象——对于即将东行的孟浩然而言，未尝不是一番明时可待的祝福： 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尧舜之事不足惊，自余嚣嚣直可轻。巨鳌莫载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 “某知之矣！”崔五听了，忽然抚掌大悟而笑，道，“仕，抑或不仕，固非丈夫所宜关心也；但看他圣人眼力如何耳！原来‘玉树’之深意尚能有此。” 这一笑，引得范十三也兴味昂扬，当下举盏起身，一指李白袖口微露的匕首，居然深深一揖，满顶白发闪映着巨烛明月的光芒，道：“今夕一别，某等渡江而北，再会何期？李侯或能以一诗相赐，聊慰攀慕否？” “固所愿也！”李白道，“玉树一歌，不能不有三叹。” 石头巉岩如虎踞，凌波欲过沧江去。钟山龙盘走势来，秀色横分历阳树。四十余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白马金鞍谁家子，吹唇虎啸凤凰楼。金陵昔时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冠盖散为烟雾尽，金舆玉座成寒灰。扣剑悲吟空咄嗟，梁陈白骨乱如麻。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此地伤心不能道，目下离离长春草。送尔长江万里心，他年来访南山皓。 较诸先前赠孟之作，这《金陵歌送别范宣》更是有心为之的一首，分别采取了三个层次的铺陈角度，益发细腻地对金陵的形势、范十三的欣赏，以及江山与人物之际会的感叹。虽然结语在“伤心不能道”，但是离离的春草所象征的生机却扭转了灰飞烟灭的伤感。其下跳转长江万里之心，再添奇崛雄迈的祝福；最后，还拿范十三少年白发的形貌开了个颇具推许之趣的玩笑，南山皓，所指当然是商山四皓，如此一来，李白非但还是重申了以张良自况的志意，也借由那四位受到两代帝王崇仰、信赖的国师而再一次泄漏了他自己对前途的憧憬。 三三 云山从此别 东方启明之星，又号太白，便在离人不知不觉间升起。北行江船，拂晓解缆，迎风逆流，却是徐徐向西而去。 席间连声说要下广陵访友的孟浩然却已经醉卧榻上，不省人事，偶吐梦呓，连声直道：“君登青云去，余望青山归”、“君登青云去，余望青山归”。但见他翻来覆去，只此二句，看来颇为李白先前诗中的“缅邈青云姿”所触动，不能去怀，可是他在梦中似仍诗思凝滞，愁情闷苦，近乎全秃的眉丘紧紧隆蹙着。 李白一样连宵未眠，却真如那初从江头升起的星子，瞳光奕奕，精神焕然。送行之后，立时把来纸笔，抄录着先前即席吟咏的诗句。听见孟浩然呓语不止，还同他戏闹，每每接着他那两句，继续吟下去：“云山从此别，鸿雁向人飞”，或是“两惜青青意，一挥薜荔衣”，或是“相隔云山杳，唯看江浪肥”。 龚霸原本也倦意十足，直欲返家，可是一来不想扰人清梦，二来又觉得与李白如此促膝而谈，无论玄言道术，倡议史事，或者细究诗法，都有难得而出乎意表的惊喜，遂遣发驿卒，收裹孟浩然的大小行囊，拴缚稳妥，自与李白闲谈，将就着孟浩然梦中之句问道：“青云既去，青山复归，此或孟郎寄崔郎之语？” “诺。” “则李郎续作之句，何者切旨？” 李白一面冥思前作，休休落笔，一面笑答：“某随口作调笑耳，皆不佳！” “如何是不佳？” “忆昔在蜀中之时，某师尝责某作诗，每为时调所缚，困于声律——”李白看一眼那舌强齿钝、还在支吾作声的孟浩然，笑道，“想来孟夫子亦然。” “某实不能解，请教？” “彼神思发于睡梦，不羁绳墨，故得句如‘君登青云去，余望青山归’者，皆是汉魏古调；某所续成之句，皆为时调。此不佳者一。” 这就把龚霸说得更胡涂了，当下追问：“李郎前作亦多古调，何不以古调续之？” “孟夫子终不免要赴京试举，若不牵于时调，以称彼有司座主之意，则青云、青山二者，便永为异路矣！”李白说时，眉宇间不免微露嘲谑之意，可是接着说到了诗中用字寄意，便不知不觉地庄重起来，“此外，彼首开二句迭宕天地，境界辽迥；某所续成之句，似稍轻。此不佳之二也。” “不轻！”一声呼喊，孟浩然忽而醒了，猛可坐起身，捉着李白的袍袖，摇晃着头颅，对两人道：“勿就我睡榻边论诗，否则不及睡也！某便是教汝‘一挥薜荔衣’打醒，岂可谓轻？岂可谓不佳？此作堪成，恰是李郎相助也！” 这一首《送友人之京》也是经龚霸保留、辗转于孟浩然身后多年为集贤院修撰韦滔抄去，而得以存录。孟浩然自己的手笔则是这样的： 君登青云去，余望青山归。云山从此别，泪湿薜萝衣。 第三句“云山从此别”援用李白的戏说之词，刻意与前二句重字，以之收束第一、二句。这正是李白惯常手段─一如他少年时那首《初登匡山作》以颈联二句“啼舞俱飘渺，迹烟多荡浮”来收束“仙宅凡烟里，我随仙迹游。野禽啼杜宇，山蝶舞庄周”四句，巨力翻折，殆非凡手可为。 “泪湿薜萝衣”也从李白“一挥薜荔衣”转出——原本是《楚辞·九歌·山鬼》的句子：“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与李白一挥袍袖，拂衣而去的用意是多么的不同？孟浩然有泪不能禁，毕竟要多情一顾，回首两行，才肯罢休。 定稿之后，他反复吟诵了几遍，确认声字铿锵，才像是松了一口气，转脸直视眸子，问李白：“汝所作，以‘一挥薜荔衣’、‘唯看江浪肥’为结，其高旷清幽，某自愧不及，而汝今后行止，果然不复以京朝为念乎？” 李白不能不为孟浩然的热切所震慑，以及感动。 他想象得出，这样一个亟欲有所为于天下的士人，念兹在兹，不外京朝，显然并非图谋俸禄名声而已。孟浩然的“泪湿薜萝衣”沾带着一种在李白身上从未出现过的、炽烈的情感；士人之所事，并不像他初登大匡山时所慷慨陈词的那样：“学一艺、成一业、取一官、谋一国，乃至平一天下，皆佳”、“不成，亦佳”。 其中，还有令他不得不肃然以对的怀抱——好似当年他随口应答月娘“某并无大志取官”的时候，月娘出其不意、声色俱厉地责备他：“汝便结裹行李，辞山迳去，莫消复回！” 李白模模糊糊地发现，孟浩然之问，也是他自己从不敢自问的一句话：汝于天下，有一诺否？ 果尔，孟浩然追问出声，而且所引用的，是李白自己的诗句：“汝自行于蓬莱顶上，岂不去圣人愈远？” 李白依然不能承诺，他甚至预料自己终身不能有此一诺，总只能像赵蕤那样，出入于书卷之间，纵横以坟典之语，聊为应付，于是一扬眉，仍旧圆睁着一双潭水般深邃的眼睛，答道：“庄生曾假仲尼之口，谓苍生大戒有二：以命、以义，爱亲、事君；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逃天不遂，游必有方；某，姑且‘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 这是《庄子·人间世》里的一节，也是李白与孟浩然的赠别之语。孟浩然喜其豁达，固不待言，可是只有李白知道：他说了其实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三四 携手林泉处处行 孟浩然东下广陵的这一天，李白依礼回访龚霸之家。龚霸殷殷留客，情意款洽。若非在宅中朝暮开筵招饮，便是邀约城中耆老士流，四出游衍，设帐歌馔。其间不免赋诗，《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即作于此时： 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高楼望吴越。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另有一首《金陵白杨十字巷》，也是在出游时且行且吟，口占而成，堪令一座叹服的神情，千古以下亦不难想见。龚霸非但将诗稿传之后人，还在这一首诗后留下了简单的跋记，聊注诗人操法：“白落落高古，自于曲折时调处见之。”这句话是理解李白作品不泥于时尚所趋的管钥；而《金陵白杨十字巷》是这么写的： 白杨十字巷，北夹潮沟道。不见吴时人，空生唐年草。天地有反复，宫城尽倾倒。六帝余古丘，樵苏泣遗老。 这首诗可以作为龚霸那简短一语的例证。 所谓“时调”，即唐人承袭自南朝而来的“近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用平声字为韵脚，而李白这一首颇似律体的诗，却全用仄韵，并不常见。此外，“时调”也就是唐人形成其五七言格律之所依——八句之作，中间二联必作对句，此其一。四联之间各双数字之平仄，固须相同；而除首字外、单数字之平仄，则须参差相映，此其二。后世议之论之者，称此为“黏对”，已道尽矩范。 然而正当其时、力行其法、践其实而不识其名的盛唐诗人，尚不知“黏对”一词，龚霸所谓“曲折时调”四字，恰是在说李白于当“黏”处作“对”——读此诗可知：“生”字平而“地”字仄，“城”字平而“帝”字仄，皆刻意不守“黏”法，如此成诵，却形成一种反本于前代古诗的格调。 不只是声律上的“曲折”，也有命意和用字上的讲究。诗题作《白杨十字巷》，可知为当地一景，然全诗中可数的现实之物，仅一“草”字；其余者，如“北夹潮沟道”，潮沟乃是三国时吴大帝孙权所开，引江潮、接青溪，而入秦淮。 再如“天地有反复”，乃是东汉时韩遂与敌将樊稠阵前接马，交臂相加时所说的一段豪语：“天地反复，未可知也。本所争者非私怨，王家事耳。与足下州里人，今虽小违，要当大同，欲相与善语以别。邂逅万一不如意，后可复相见乎？”由此可以看出李白所善用的古语，也同他个人的器宇性情相仿佛。 又如“樵苏泣遗老”亦然。“樵苏”即砍柴刈草，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的广武君李左车：“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无论如何，这不是寻常字眼，显见也是着意雕刻，让全诗始末一贯，洋溢着一片汉魏风调。 然而，“樵苏泣遗老”的怅惘不甘之情，偏是令壮气喷薄的李白再也不能伫留金陵的缘故。 就这样饮酒作诗，盘桓了不知几日。他人无所知觉，李白始终惦记着孙楚楼。他一直好奇着、猜测着，那封为范十三收进怀里、将携远行的信笺上，段七娘究竟写了些什么？然而，离开龚霸的宅院，来到孙楚楼前，他才发现，不只段七娘芳踪窅然，连瞽叟也不在了。 再三问讯，才从那一身窄袖薄罗的小妓口中听说：前几日向晚时分，楼前妆彩牛车一驾，载着段七娘等二三人，轻装就道，扬长东去。李白可以想象：那一柄朱砂色的拂尘，偶或在夕照中探出珠箔晶帘，挥别伤心之地。伊人行方如何？是否脱籍？一时不得查考，所能于回味中惆怅而了悟的，也就是那一夜“布环”一节，的确信而有征。李白悻悻然扑空而返，顿时觉得金陵已无可眷恋伫留了。 这一天，陪同李白往孙楚楼的，是龚霸的家僮，名唤丹砂。这童子看不出确切年纪，说他十一二，已经世故精明得很，说他十三四，声语还带着小娃腔调。其耳目聪明，手脚伶俐，真不寻常，既能作吟啸，亦颇善俚曲，于筵前随口放歌，也不逊歌馆中人。由于龚霸长年修习道术之故，总是将这丹砂打扮成一小道童的模样，金陵城方圆数十里，遐迩皆知，亦不以为怪。这童子出入市井，走串人家，总是开颜喜笑，与人不稍忤犯，很讨龚霸的欢心。 李白在孙楚楼大失所望，神魂嗒然，丹砂却给出了个主意：“既然说这七娘子车驾向东，城东歌馆所在多有，笙笛亦繁密非常，某便随李郎往城东踅去，信步探看，或可访得些许行迹。” “彼布环就道，拔出风尘，岂能再事管弦？”李白苦笑着说，“应须是访不着了。” “遮莫七娘子不见人，那八娘子、十娘子，城东也自不少。”丹砂道，“脂粉门巷，岂有他哉？不外就是‘你若无情我便休’么？” 李白任令一双拖沓的脚步，随着丹砂往城东漫走。一客、一奴就这么且行且说，又将金陵踏访了一回，偶于门巷人家近旁，听得琴声泠泠，筝声袅袅，丹砂忍不住话，便道：“此初学小娘，工尺尚未娴熟。”或则：“此伤情之人，捻挑之间，真个苦雨凄怆。”或则：“此曲将愁作欢，不欲人知他心事耶？” “汝好生识得曲度？” “胡思野想，其乐也无穷。”丹砂呵呵笑了，道，“奴看李郎，也是其乐无穷之人；只这两日席会连番，直出落得倦怠，可是为思念那七娘子否？” 李白大笑：“小奴无礼！果然胡思野想！” 访段七娘而不遇，有着难以释怀的枨触——这已经是他生命中第二个忽然之间不告而别的女人。丹砂看人眉目，猜人肚肠；虽然看得分明，却猜错原委。李白之不惬，更是对金陵这一方天地感觉到无比的忧闷。 六朝金粉尽去，空余江山，这种人事代谢的悲凉，本来是其他名都大邑所少见的。多少可歌可叹的凋零，片时而兴、片时而坏，本来最易勾动那些“樵苏遗老”个人身世的伤怀。斯人也，不及闻达于世；斯人也，不及驱策于君，人过强仕之年，或者是知命而不服命者，猬集于白下之城，真是不可数计。 这些人垂垂近老，夜以继日，一一来到龚霸门下，扶策感伤，劝杯进盏，嘶酸太息。久而久之，也令李白益觉不忍，复不能忍，连连恳辞邀宴，到头来也就不便借枝而栖了。终于在得知段七娘一去绝踪的这天，他向这位温厚长者告别，托辞与孟浩然相期再会于广陵，不能不离去。 临行时，李白大笔亲题于舟发之地，地名征虏亭。此亭地理，异说纷纭。初于东晋中为将军谢石鸠工兴建，也有说在石头坞的，也有说在青溪而地近秦淮的。大唐立国之后，临水处唯余方丈片石数起，残础雄峙，昔日规模可见。里坊中人指点为遗迹，过客自也不能争辩，李白在此地所赋之诗，题曰《夜下征虏亭》，聊为赠别，可惜的是龚霸未曾及时抄录完整，只记了前四句： 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山花如绣颊，江火似流萤。游苑冠添紫，涤尘山更青。金陵一留别，孤剑寄飘萍。 倒是在这首诗的颈联里，李白深藏了另一桩本事。 头、颔两联，即事即景，无甚敷陈。第五句说的是初抵金陵那日，夜游芳乐苑，他借用段七娘的紫纱披，盘头裹成官帽形状，惹得诸妓噱笑，呼为“孙楚楼的风月之主”；第六句则寓两事：一是在兰舟上脱靴“涤路尘”，二是满目所见，历代为“好因缘”所苦而抑郁以终之妓所埋身的坟丘。然而浮观诗句，也可以理解为对金陵山川形胜的描写。尾联既是留别龚霸，也是暗自销魂，惆怅段七娘萍踪难觅。 金陵旧俗，赠别须有赆仪，在征虏亭前执手相祝之际，龚霸送给李白一匣六只“蓬莱盏”，是时称金扣玉杯的巧工之物。李白不敢推辞，正想着此去广陵，也就是托辞远走而已，其实游方不定，前途未卜，日后会不会重逢？又该如何约期再会？都还没有主张。未料龚霸又絮絮叨叨，道：“李郎身为天下士，舟车在途，关河险阻，想来不免劳顿。某老而惫，驿职不能卸肩，责务琐琐，也就难以侍从左右，贪玩山水了……” 李白摇指江流，道：“彼自是一去不回之物，白也心目犹在，眷思不已，去去复来。唯公宜自珍摄。” 龚霸微笑着摇了摇头，回身招那正在抄写诗篇的家僮丹砂近前，又对李白道：“此童能文字，堪使唤，姑且遣之奉君一行。日后所过林泉岩壑，如有吟咏，亦可付他作书。李郎再返金陵时，携之归宅亦可，令其自归亦可。但莫忘能有几轴诗卷，聊慰我一双老眼，常作江湖盼想耳！” 说时，龚霸一字一句，皆流露着不舍。他眼眶润湿，相执之手颤颤不能已。丹砂则一派天真，扬声道：“翁莫哭，李郎说去去复来，奴便去去复来，当非虚言。” 蓦然天降一奴，李白自不免吃惊，但更多的还是迷离惝恍。他想起那一柄红伞，想起那一袭紫绮裘，转念之际，还有眼前这一个身着道服的童子，隐隐然觉得将有挥之不去的什么，即将揭露于眼前，依依随身，直到天荒地老。然而，这就是他将要上下求索的吗？ 回顾江流，此水彼水，脉脉不绝，万事又何尝不同于斯？来处历历，月娘、赵蕤、吴指南，乃至于匆匆数面的崔五、范十三以及段七娘和瞽叟……苍茫间，尽是那些与他错身而过，并且在转眼间消逝于莽莽洪流之中的人，彼形彼影，看似只能就梦魂牵系，虚诉重逢而已。 龚霸却长吁一气，对丹砂道：“汝将远行，且为翁作一啸，以为留别罢！” 丹砂毫不迟疑，随即长啸一曲，曲名《凤台操》，其音如笙，清峭幽拔，直入云中。 （第二卷完） 附录 李白的学习年代与漫游年代 ——从“成长小说”论张大春《大唐李白》首二卷的几个问题 《大唐李白》是张大春自2013年起创作之长篇小说，以诗人李白（701-762）生平为经，大唐盛世为纬，预计四卷共百万字以上。首二卷《大唐李白·少年游》与《大唐李白·凤凰台》（以下简称《少年游》与《凤凰台》）分别于2013年夏与2014年春出版。前者以少年李白随师父赵蕤（659-742）于大匡山学习为主要内容；后者叙述李白二十五岁前于蜀地出游，并与道教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647-735）相遇的经历。小说出版以后的评论重点有二，一为还原李白在大唐历史中的位置，完成以小说写文学史之诉求；二为还原大唐文学环境之用意，延续历史与小说“纪实与虚构”之辩。两者都与作家多年来的写作动向相关：“大说谎家”式的虚实比例探究，以及实存的古典诗歌与现代小说虚构的精神对垒。《大唐李白》的创作可带来全方位式的解答。写作手法方面，小说包含大量历史的考证、神话的添补，对人物、情节与故事性相对压抑。本文承接以上关注，试以另一路径探索，从欧洲十八世纪“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文类结构为参照，解答《大唐李白》首二卷意旨及小说技法上的几个问题。 在现存有关《大唐李白》的讨论中，论者提出过“学者小说”、“恶棍小说”、“旅程小说”的读法，惟暂未出现过“成长小说”的课题。谓成长小说，俄国文论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认为最核心的类型特征为“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简言之为一种关注青年及趋向成熟的阶段、把个人发展放置在社会语境的小说文类，着实与《大唐李白》中的历史与人物两端有着深刻的联系。其次《大唐李白》首卷题为“少年游”，次卷题为“凤凰台”，两卷主要内容仍只覆盖至二十五岁前的李白，未及经历婚姻、酒隐安陆的十年蹉跎，更远远未及四十岁入长安。换言之，《大唐李白》用上四卷中两卷的篇幅，处理李白生平中相对不为人所熟知的首二十五年之“成长阶段”。不过，上述有关篇名与内容比例的倾向，均不及《大唐李白》与成长小说经典《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及《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wilhelm meister’s journeyman’s years）在结构上的相似引人注意。 首先，《少年游》与《凤凰台》两卷内容可以概括为“李白的学习年代”与“李白的漫游年代”。前者记述李白以“学一艺、成一业、取一官、谋一国，乃至平一天下，皆佳”之志，师从赵蕤学习辞章摹写、采药引禽或“是曰非曰”之纵横论术；后者承接赵蕤的安排，让李白带同胡商父亲李客的借据作盘缠，先与大明寺和尚慈元出游蜀地，再于金陵结交诗人孟浩然、贵族崔五，以及道教上清一派宗师司马承祯。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系列亦有十分相近的元素：主人公威廉·迈斯特是殷商之子，但对继承父业毫无兴趣，期望在剧场界获得文艺上的满足。威廉对剧场的热情随着对不同女性的恋慕而起起落落，同时亦以为父亲履行商务之名游历各地；后来与贵族女子娜塔妮结合，同时发现秘密组织“塔社”（society of the tower）一直关注他的发展，而娜塔妮的哥哥罗沙利奥正是塔社的领导成员。最后威廉与罗沙利奥共同继承了一笔巨额财产，寄望为后来子弟造福。 本文无意把尚未完成的《大唐李白》与十八世纪末的《威廉·迈斯特》系列作太多类比与附会，但点出其中共有的成长小说核心仍是饶有趣味。两部作品同样教人思考：主人公怎样才算完成目标？若最后违背了初衷，那算是完成了自我实现吗？主人公的“发展”是由一连串的偶然机遇所造成吗？其中主人公的自我实现与社会周旋无疑是成长小说的重点，两者最终会绾合而导向一平衡的结局，惟这结局的必然性，却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此也可以说，成长小说的结局一向并不重要。威廉·迈斯特所面对的十八世纪欧洲有剧场、中产阶级、贵族、塔社；李白所面对的大唐盛世同样有诗坛、商人、高门与道教上清派。撇除既有的时空文化差异，仍可见此中个人文学的追求、先辈出身的羁绊、贵族阶层的向往及外来神秘组织的协助这四个坐标。根据意大利学者franco moretti论成长小说的专著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european culture（《世界之道：欧洲文化中的成长小说》）的研究，成长小说最大的文类特征在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冲突、妥协与转化。这个带有黑格尔式（hegelian）辩证法意味的解释应用在《大唐李白》的主题结构之上，大抵可以分成“士与商”、“仙与凡”、“正与反”三方面释述之，从而解决《大唐李白》和成长小说的故事性、虚构性与时间的问题。 士与商:贱商之子李白与唐代政经制度 《大唐李白》出版以来有三大讨论焦点：经济学考据，虚构与史实的比例，以及李白较人性化的情感问题。本节先处理李白能够完成学习与出游的关键条件，再分析作者何以用大量篇幅考证李白的出身与唐代政治与经济背景的关系，而相对地压抑小说的故事性。 《凤凰台》写李白初见孟浩然，互相惊为天人，对彼此仍一介白身有说不出的惊诧与遗憾。被问及“汝何不迳取彼一进士耶？”李白深知不能直言：“某，贱商之子，不合应举。”不得已取另一答案以应对之。关于李白的出身，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与王瑶《李白》均认为他是富商之子，另林庚《诗人李白》更进一步在“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中凸出李白的“布衣感”。然而关于李白父亲李客的资料相当有限，大多来自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的一段：“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大唐李白》以李客的背景与出身大造文章，一方面为李白铺垫出最困扰的“布衣出仕”难题，另一方面却从最为压抑故事戏剧性的大唐政经制度入手，论证“贱商之子”与李白进入士人阶层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订定了《大唐李白》“去故事”的书写策略。 《大唐李白》卷一《少年游》以相当平淡的绵州刺史李颙赋新诗开始，此一好官在立春前夕自制新诗：“终始连绵尽一朝，樱垂雨坠颂觞椒。郊迎新岁春来急，老对初芽意未凋。笔墨催人消节气，心情问世作尘嚣。犹能几度添佳咏，看洗寒冰入大潮。”李颙在一番声律与典故的讲究之后，呼同参军、仆从及来客等驱车出游戴天山“赏禽”与“会神仙”，所会者即李白的师父赵蕤。绵州刺史李颙为虚构人物，所写诗歌亦为张大春所撰，惟所敷陈者，即《新唐书·李白传》中记述李白“州举有道，不应”一语。李颙的设置既指出“诗”为大唐士官阶层之生活语言，讲究声律用典，为文官必备之才能；其二是由李颙出访会神仙之说点出大唐文官的出处，在世袭与科举以外往往由求访隐逸之士而来。而李白的学习年代，跟从赵蕤所学之事，即此二端：诗文仿作之锻炼与正反隐显之道。 赵蕤确有其人，见《唐诗纪事》引《彰明遗事》：“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另《新唐书·艺文志》谓蕤：“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有《长短要术》十卷。”结合《唐诗纪事》引《彰明逸事》：“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又《一统志》：“大匡山，在成都府彰明县北三十里……唐杜甫寄李白诗：‘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亦名戴天山。”加上李白诗《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大唐李白》即把戴天山道士解读为赵蕤，并落实李白师从赵蕤读书、养奇禽、学辩纵横之经历。值得留意的不仅是小说对李白的第一位师父及其教养内容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此一教养机遇，正正是由胡商李客带来。 小说虚构李客因求医而结识赵蕤，后来以一叠名贵的“逐春纸”求赵蕤接受其时正在大明寺寄住的儿子李白为弟子，为的只是避免“横死于市”的下场，同时亦爱惜其好作诗文的天分。赵蕤起初拒绝，及后李白偕友人吴指南亲自往访戴天山，引出一段关于李白之学习目的与志向的论辩：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来求神仙指点。” “出欲何往？”赵蕤一面问着，一面觑了眼旁边的吴指南，发觉他也状似茫然，并不懂得李白话里的意思。 “学一艺、成一业、取一官——”李白笑了，“谋一国，乃至平一天下，皆佳！” …… 这时，他见少年李白得意，忽然起了玩心，操弄起对方的语句： “若是学了一艺，而不能成就一业，抑或成就一业，却不能掠取一官，抑或掠取一官，但不足以谋事一国，而谋事一国却搅扰得天下大乱，可乎？” 吴指南又灌了几口酒，每饮一口，都小心翼翼地吐去酒渣，他看来比李白还年轻些，却能从容地对付这种新醅的浊酒，可见已经是个相当熟练的饮者了。李白到这一刻才索过壶来，徐徐而饮，并不在意浮沫，片时便将余酒饮尽。他抬起袍袖擦了擦嘴角的酒痕，忽然答道：“亦佳！” 不过这种豁达的心态在《凤凰台》里即产生变化。孟浩然问李白：“汝于天下，有一诺否？”李白却不再有此“皆佳”、“亦佳”之说，只能以《庄子·人间世》“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应对，但其实那是他“自己都不能相信的话”。此亦巴赫金所谓“成长小说”人物随时间环境之变化之特征。但在《少年游》中，李白已明确表示对商人之子身份的感慨，他与赵蕤曾有此颇令人动容的一段对话： 赵蕤一凛，他凝视着眼前这少年，炯炯眸子，犹如饿虎。在言词上，他感觉受了顶撞，但是那一双眸子所透露的，并无敌抗之意，只有天真。他微一动心，问道：“汝父曾告某：汝有兄弟在外？” “兄在江州，弟在三峡，已经三数年了。” “尔兄尔弟俱得在外自立，汝却说什么‘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李白听此一问，神情略微有些黯然，瞬了瞬在巨石上眼茫神迷、既困且惑，不住打着盹的吴指南，道：“他们耐得住计三较五，称两论斤，某却不成。” 对答中的背景一来自李白《万愤词》“兄九江兮弟三峡”，并同样如郭沫若的考证引申李白弟兄在长江上游和中游从事物资流动的生计，从而引出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之热中心情。不过小说的叙述并没有由此转入抒情，却直接从抽离的角度评述大唐一代的政治环境： 近世以来，无论士大夫之家、耕稼之家、匠师之家，甚至商贾之家，如有子弟想要承继先业的，父兄之辈，多催使及早自立。与前代相较，甚至与宋、齐或齐、梁之间比起来，这种风气就显得慌张而促迫得多。 天下家户浮多，丁壮繁盛，许多年纪不过十三四岁的后生已经离乡背井，行江走湖。即以士人而言，自从中宗以降，朝廷用政，鼓励干谒，竟还有黄口小儿，童音嘤鸣，便至公廨见大人，议政事，献辞赋；深恐一旦落后于人，便要沦落得一生蹭蹬不遇了。 这种插入史实或评论以压抑故事叙事的手法，在《大唐李白》中比比皆是，但对照细析，即发现此抒情、叙事、纪实与评论交错的手法，即为成长小说最核心内容之两端：个人实践与时代社会冲击下的周旋过程。其中在《少年游》中考证最为严密详尽的，即为李白的盘缠问题。 如前所述，李白为殷商之子的出身已多所认证，由此亦引出对“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经济来源的各种研究，当中包括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谓“散金三十余万”的货值对换或具体的营商行业之考据。惟《大唐李白》起码有两项关于大唐经济史的猜测，却纯为小说家之发明：一是李客之财政来源与寺庙及田地制度的关系，即《少年游》中提到大明寺和尚慈元以布施所得放债而成“无尽财”，李客为其打理；二是以借据作盘川的实际猜测，亦即小说中所言李白带着父亲寄存在大明寺的“无尽财”借券，把本应转交兄弟的钱财散尽天下。此一创造性的考证已由作者于不少访谈中阐述引申，其巧思及迂回亦延续了自《城邦暴力团》以来一贯技巧上的肯定。当中历史细节与可能性可继续供史家考核，而在肯定小说的文史考证功夫与虚实互渗的书写策略之余，仍可指出若从成长小说角度考虑，《大唐李白》中大量文史考证细节的珍贵处，实不在作者个人才具之展示，或模糊正史野史真假的实验，而是非得靠这看来确凿无误的条件，才能显出李客对李白最吊诡的影响：贱商之子既是“我独不得出”的最大宿命障碍，也是李白师从赵蕤，体会“终南捷径”、“是曰非曰”之理，以至日后“遍干诸侯”的资本。正如《少年游》卷末所言，卢焕见李白心仪魏晋贵盛之人如谢玄晖，即毫不客气地借醉问道：“若在彼时，以汝一介白身，能作半句诗否？”李白也只能如此反省： 李白一惊。卢焕的醉言醉语仿佛揭开了他从来不忍探看的一个角落——原来是这“一介白身”四字；纵令如何致力于文章书史，满心想要追随那些圣贤、英雄、高士、才人；他犹原一介白身耳。说什么太白金星下凡，只消不在贵盛之家，偏能空怀铅刀一割的假想，他其实什么都不能做。 这正是李白的生成中最不堪闻问的一个问题，在讲求门第的魏晋他根本无法写诗，然则他的天才不是客观而必然的。“大唐”与“李白”之间的张力，随着李白的生成与成长小说跨越两个世界的结构，以及考证陈述之去故事叙述，于此正式展开。 仙与凡:太白星李白与道教上清派理想 从成长小说的结构来看，作为商家之子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李白作为文士的文章天才，带出时势出身之微妙。李白若要打开大唐之门，所能仗倚的可能是另一种身份。贺知章见李白即谓是“天上谪仙人”，后世亦称李白为诗仙。《大唐李白》在仙人与道教关系的问题上亦绝不会轻轻带过。如前所述，小说以刺史李颙拜访道士赵蕤为开首，提出道教与朝廷的关系，亦引出所谓“终南捷径”的时风。正如赵蕤本人的出身亦有此奇异的两面：既是隐居大匡山的道士，亦是醉心纵横之术的《长短书》的作者。赵蕤悉心为李白引荐又转身回绝，动机是十分清晰的：“自古仕、隐两途，本来有着全然不同的价值观、生命情调，或是国族信仰。然而到了唐人的时代，隐之为事，却一步、一步，不着痕迹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仕的进程，甚至手段。” 小说中对于李白如何摆脱贱商之子的身份有很细致的铺排，其中对“诗仙”身份的多重玩味即是其一。唐李阳冰《草堂集序》谓李白为太白星转世：“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大唐李白》即在《凤凰台》把这个神仙托生的故事与道教上清派把李白带入宫中的关系绾结成一引人入胜的渊源，再一次展示小说虚构与历史考证的张力，亦进一步丰富成长小说中从一个身份进入另一个身份的曲折过程。 《凤凰台》中述及上清派道教宗师司马承祯向玄宗仔细补充一段太白星与玉帝的故事，谓太白星为玉帝所指派，奉命公告人间苍生以后“三日一食而足”，以免为口奔驰之苦。好饮酒的太白星却与天将下棋误事，不但把“三日一食而足”之诰文误传为“一日三食而足”，更掉了一只棋子在凡间“安陆”，亦即后来李白“蹉跎十载”并就婚于许氏之地，太白星即李白之意甚明显： 此山訇隆一声震地而成，倒把棋枰之畔的星君给惊醒了，这一惊非同小可，全明白过来：他还有一纸公文未曾撰贴。于是仓皇奔至南天门前，振笔疾书，咨告下民：“一日三食而足。”如此一来，误卯事小，颠倒天帝之意事大，虽然帝意犹宠眷不衰，可是天条既违，例无宽贷。即使拖延了些时日，下界已经不知又过了几千年，太白星君还是因为这一按而落了职，逐出仙界，投胎到人间——而依照道者推算，其贬入凡尘、成为肉身的时日，似乎去开元天子之登基之前未几。 惟小说以此故事把太白星与道教所奉行“辟谷”之术联系起来。凡人若能由一日三食转为三日一食，即庶几体现出司马承祯向玄宗进谏之淑世济生之道，所谓“辟谷服气，聊助足食，旨在不多掠夺于生，用意不外是慈、俭。至于益寿者，余事而已”。但开元天子只问神仙不问修养，令司马承祯想到以李白完成太白仙官的神圣任务，初见李白，即谓：“英年一鹏，奋翮出尘，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者，正是此人。”把减免苍生之苦的责任，由谪仙太白星、李白与上清派道教合而为一。 司马承祯正式为李白引进朝廷须有一物事，此即“宫没凤凰楼”一章言及之“紫绮裘”。江津老驿长，广陵龚霸受司马承祯所托，把一袭紫袍交予李白： 龚霸显然还要说下去，他反手取了驿卒捧来的白绫包裹，道：“李侯初次过金陵，便有玉霄峰白云宫道者为扫阶墀，奉呈此物。” 李白几乎不敢置信，口中冒出一声轻呼——他想起了江陵城下的丹丘子、司马承祯以及面容已经模糊的崔涤。 龚霸将白绫包裹递上前，李白捧在手中，不敢轻动，任由这老驿长替他一角一角地掀开，里头露出来一袭色泽沉暗，却隐隐然焕发着幽微光芒的紫袍。 此“紫绮袍”有学者考证确有其物，是上清道士法服，紫表青里的绮制道帔。小说中龚霸也是作如此解说，因此不容李白峻拒，李白亦只好收下。“紫绮袍”之考证既有定论，不算小说家独得之创作，但如前对李白为商人之子的发现一样，紫绮袍与小说的题旨所产生的微妙关系，仍在于李白在学习与漫游时期的“生成”问题。向称紫绮袍为道教法服的论者，对李白承受紫绮袍的时间，大多定于供翰林后天宝初年受道箓之时，引出道教身份入宫之意，亦即通俗观念中以为李白隐而士、士而隐的用意。惟《大唐李白》倒因为果，以神话色彩叙写仙凡之别，先以太白平息龙王钱塘君之战，复以司马承祯授紫绮袍坐实李白就是可以了结谪仙太白星未了的任务的人，解众生疲累，休养生息，尤如恢复“三日一食而足”。不过紫绮裘即使尊贵，在现实中的李白作品中只出现过两次，即“解我紫绮裘”与“倒披紫绮裘”以换美酒之意，其时已为天宝十二年之作，李白承受何种冲击而要作践道服，在二十五岁前，未居安陆更未入长安之首二卷并未揭示太多玄机，但在既知的李白身世与仕途之上，《大唐李白》以神仙虚构之笔，联系仙、凡、文史与政治史，看出非李白主动求功名，而是先有仙人身份由仙入凡，从而可见世情与个人周旋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在成长小说研究中谓之不确定的选择。 正与反:烟火后先与李白的折中或妥协 本文以“成长小说”角度论《大唐李白》，即面对一个定义问题：那是以叙事形式为观测点的分类标准？还是以小说主人公之情节内容为基础的蜕变标准？此亦即franco moretti所言定义成长小说的两种方法：“分类原则”（ssification principle）与“转化原则”（transformation principle），分别指向两种不同的文本安排方式。《大唐李白》以大量枝蔓引申的考据与补充，表面上不符合传统成长小说以主人公为中心而直线发展、经历各种考验而终至完成的“分类原则”；但其实以“转化原则”而言，种种夹叙夹议的诗文政经考证，正是描画李白如何从成长前的阶段或阶层，踏进另一个阶层的轨迹，即前述以唐代经济流通的情况叙写李白如何因缘际会，利用了商人之子的身份得赵蕤之调教终达至“平交王侯”；以及利用钱塘君与太白星君的神话虚构，引出李白与道教的关系，非一般“终南捷径”论所言李白求道以近朝廷，相反却是为了仙界未完成之任务。然而，作为成长小说的《大唐李白》在人物情感方面的处理，一直不及“学者小说”、“历史小说”的讨论丰富；人物亦不轻易与前述唐史考证与神话化的写作特色结合成一系统的线索。本文最后一节将讨论《大唐李白》中与李白感情牵涉最深的两个人物，少年好友吴指南与师母月娘，论证小说中的情感如何仍与上述“成长小说”中“两个世界”的结构相周旋，呈现“时间”之不确定性。 吴指南确有其人，为李白“蜀中友人”，事见《上安州裴长史书》： 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 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 《大唐李白》首二卷只写及李白二十五岁时把吴指南“殡于湖侧”，未及数年后剔骨葬友的事迹。然而在李白“存交重义”这一层友情铺写以外，吴指南此一人物还带有强烈的象征。他既是李白故乡昌明之旧友，见证李白之出身；同时亦构成李白为商人之子的提示。吴指南首次出现即陪同李白夜访赵蕤，但他完全不能介入李、赵二人的对话机锋之中，致使李白向赵蕤讲及自己身世与志向的痛处时，竟有吴指南的身影在旁滑稽对照。及后吴指南再出现在大匡山偕李白出蜀，却是遵李客所嘱，把大明寺和尚慈元之死所留下的一笔款项，交予分处九江和三峡的李白的弟兄。此款项后来即成为李白并未履行父兄旨意，并“散金三十万”之来源。吴指南在旅途中一直催促李白完成钱财交割之任务，李白一直拖延。同时有文曲星张夜叉预言吴指南为“短命畜生”，终须“死于洞庭”。最后吴指南的确因一昏瞽的怪病而一病不起，而李白亦得以把父亲一笔不明不白的财富转为“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的资本。吴指南虽非李白所害而死，但历史上李白自述的故友之情在《大唐李白》中有更复杂的象征。吴指南是李白出身与商人阶层之见证与牵绊，他一死李白才能摆脱故里，晋身他所向往的士人阶层与仙界。惟吴指南的稚憨与依依之情，几次直指李白私人感情世界之秘密，亦是小说迂回保留处。正在写作中的卷三《将进酒》，料应进一步交代剔骨归葬之事，而作者预言吴指南亦将以鬼身回到李白身边解决问题。换言之，吴指南象征着李白不能摆脱，如鬼之谓归的出身问题，进一步呈现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在两个世界中踟蹰的本质，并落实在李白的《云梦赋》中： 他相信了太白星谪谴的神话，当然会时时对苍天、星辰，以及无际无涯的浩瀚宇宙，产生难以遏抑的渴求。但是相对于另一个自己，这番渴求却成了羁縻和阻碍。而这另一个李白，正是满怀家国之志，寄望一展身手，作帝王师，为栋梁材，逞心于时局，得意于天下。 换言之：学神仙之道，如有所归；成将相之功，如有所寄。依违两难，实无从取舍。于是，他想起当年在露寒驿所接闻于狂客的那句话：“踟蹰了！” 这踟蹰，不只是出处大道的抉择，还有少年的迷情顿挫。《云梦赋》第三章乃得如此： 予既踟蹰于中路兮，岂致捷径以窘步？夫唯云汉之前瞻兮，乃忧江山而后顾。谪身迷兹烟波兮，共徜徉之朝暮。岂独耽彼洞府兮，忘匣鸣以延伫。是有不得已者乎，是有难为情处。晨吾绁马于江滨兮，犹见顾菟在腹。夜光之德崇兮，遍照隅隈无数。启明既出而已晦兮，何其情之不固？长庚将落而回眸兮，焉能忍此终古。 由吴指南引出的学仙与成将相之路，仿佛是空间上的两种抉择，也是李白经由摆脱才能达成的抉择。但另一方面，成仙或成相，亦不一定是非此即彼或非成即败的人生抉择，是可以在同一个生命中以“先后”方式完成的。这里牵涉到《大唐李白》中“烟火后先”的概念，以及李白师母月娘此一人物的设置。 李白与赵蕤之妻月娘的关系，一直为《大唐李白》读者所关注。首先因月娘为虚构人物，亦是首二卷中较为明确地让李白产生恋慕之情的对象；加上“月”与“太白金星”聚少离多的特质，以及李白死因之谜里的“捉月”之说，均吸引读者把月娘看成小说中最具戏剧性的感情之核心。惟首二卷只写及李白在大匡山读书时与师父及月娘之短暂生活，另侧记月娘启程到青莲乡报父仇的一段。严格而言月娘与李白并无复杂的事迹与经历可记，但在《少年游》之末，却有一段直写李白寄身清凉寺时对月娘的思念，文字清婉迷蒙： 在这一晚的月光抚照之下，他不得不想到了月娘。 自当夜而后，此念不时油然而生。每在他打开笼仗，取出布囊的时候，总不能免。 这是太陌生的一种想念，他从未经历过——每当念来，总是初见月娘那一刻，从门开处绽现的笑容，忽而迫近眼前，胸臆间则一阵掏掘，继之以一阵壅塞；一阵灼疼，继之以一阵酸楚；空处满、满处空，像是春日里眼见它新涨的江水入溪、溪水入塘，而晴波历历，微漪汤汤——似无可喜可愕之事，亦无可惊可哀之状。但是再一转念，月娘又出现在田畦之间，出现在织机之前，出现在戴天山上每一处曾经留下影迹的地方。初看当时，只道遥不可及，亦未暇细想；回思良久，则挥之不去，更倾倒难忘。 有时月娘的容颜也会湮远而蒙昧，越要以心象刻画，却越转迷茫。有时，她的样貌会与他人兼容融，以至于彼此不可复辨；偶或是露寒驿上露齿而笑的胡姬，偶或是青山道旁散发着天香的姑娘──偶尔也有些时候，是他忘怀已久的母亲和妹妹。 此种深情的描写在《大唐李白》里并不多见，事实上两卷中再也找不出类似的感情刻画，不管对吴指南、月娘或者后来于金陵结识的红颜知己段七娘。然则李白对月娘何以产生如此涨满缠绵之感情？这恐怕并非“情之所钟”一语可以神秘地一笔带过，因此亦有论者就此问题展开论战，就小说家之情感准备是否充分而对小说技法有所质疑，认为小说的人物故事皆单薄，尤以对师母月娘之爱不合常理。 与其主观地评断作者笔下的李白对师娘之爱是否“合理”，不如依然顺着“成长小说”的志向问题，分析月娘身上最吸引李白的是什么。诚如论者所言，《大唐李白》对月娘和李白的生活描述不多，月娘之识见、丰姿与关爱之描写亦有限，一位每天操持家计饮食，仪容似母似姊的师娘，不一定足以让少年李白所倾倒。因此更应从月娘个人经历中，体会她一生最重要的转变，以见本人之特质。其中关键即为前述“烟火后先”的故事。 原来月娘本出身于绵竹县贫寒之家，父亲任小吏时因钱银交割出错而下狱至死，使年仅十三岁的月娘把母亲寄托于绵竹山环天观，再偕妹妹作投身官妓学艺的打算。观主王衡阳见月娘却即向她提出另有修道之一途： 王衡阳风鉴之术过人，一眼看见月娘，便道：“汝一身恩怨，还待十八年后，始能了结。今有二途，汝欲为官使，抑或为仙使？听凭由之。” 毋须王衡阳多作解释，官使就是“风声之妇”，仙使则是“女冠”。唐人家室女子修真成风，不外慕道、延命、求福。也偶有因夫死而舍家避世的，一旦遁入道门，还可以有如男子一般识字读书，研经习卷。月娘本来无所犹豫，可是王衡阳接着说：“为官使，则绝代风情，芳菲锦簇，怎么看都是繁华；为仙使，则满园枯槁，钟锣清凉，怎么看都是寂寥。不过——烟火后先，俱归灰灭而已。” 王衡阳后再引出“烟火后先”的出处，即其尊师李淳风在皇帝前卜卦之事。小说引此一段本在月娘提醒赵蕤对李白的出处志向不宜作太多盘算，须知“烟火后先”，说不定自有天机，殊途同归。正如她自己当年若先投身官使，遍历繁华，最终可能还是会回到修道的寂灭结果，而赵蕤亦明了当中的喻意。然而，月娘的故事在《大唐李白》中自是未完结，《凤凰台》续写月娘往青莲乡报父仇，仍未有机会与李白在大匡山以外再见一面。月娘之神秘身世与恩仇即使未为李白所得悉继而生倾慕，但正如吴指南所象征的故里商家之出身，行迹飘忽的月娘正亦仿佛说明了人生际遇的多重可能性。既有诡谲不可解之转变，不管他先作仙人被谪下凡，还是先作凡人再履行天职，最终皆有烟火后先之共同归属。这是与李白生命状态最贴近的一种理想，亦是小说中仿似没由来的写李白对月娘感觉亲近继而倾心怀念之深意。 月娘所代表的“月亮”与李白所代表的“太白金星”使得二人不得久聚；李白生命终结时投水捉月，即再一次体会水中月影终无法为人所把握，至要把己身性命与水中月交融而完成，作者在预告《大唐李白》全书作意时曾提及此点， 亦为二人关系平添一重“浪漫”理想的色彩。但本文认为，结合成长小说的论旨，月娘之重要性正在为李白揭示个人生成中回转、犹豫、折中与妥协之本质。最终抉择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去掉时间的先后因素，“烟火后先”，“成长”终究是历程而不是目标。 总括而言，“学习”与“漫游”为《大唐李白》重要的开端，引出本文尝试以“成长小说”角度解释《少年游》与《凤凰台》的几个写作问题：包括大量政治经济史的考证对小说呈现“两个世界”的“成长小说”条件之贡献；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合作带出太白星谪仙身份实际任务，为李白受紫绮裘平添一份天命和自我完成的使命感；最后吴指南与月娘两个一实一虚的人物把李白的感情世界带进生命情态之中，对吴指南的摆脱与月娘的追慕，同样是他渴求自我实现的一体两面。《大唐李白》还有《将进酒》和《捉月歌》两卷未完成，李白的成长历程自然也是未完成的，但惟其未完成，却能让我们重新体会成长小说的核心况味：追踪个人融入漫漶社会与历史的过程，在“两个世界”中体会折中或妥协的必经阶段，它经常不是冒险的，更加是日常生活的、被常态所包围的、反英雄的，此中正是成长主题中最不是确定之因素，亦是“浪漫”的李白或野生如稗的小说精神中最能不确定之因素。 黄念欣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文章曾于香港中文大学“今古齐观：中国文学的古典与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原文注释经作者同意而删节。 代序 变造化以窥天才 一 说李白，要先说一个李白的大粉丝。 苏东坡是个有趣的人，留下了许多趣话，其中有一则与考作文有关。流传至今近千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那是北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的事，苏轼应礼部试的文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极赏识此作，以为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的时风：“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放此人出一头地。”然而，文章里提到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是立论关键如果皋陶与尧没有这一“杀”和“宥”的冲突，这篇文章以下关于“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论证就无从展开可是，“三杀三宥”之说，主考欧阳修、同考梅圣俞都不记得在任何古书上曾经读过。稍晚的龚颐正在《芥隐笔记·杀之三宥之三里说起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梅圣俞以问苏出何书。答曰：‘想当然耳。’” 另一个传闻多兜了一个圈子，说苏轼当下答复：“出《后汉书》。”这个版本的传闻还指出，欧、梅二公回家翻检《后汉书》，遍寻不着，再问了苏轼一回，苏才告以：是出自《后汉书·孔融传》。原来，史载：曹操攻屠邺城，灭袁绍，袁家妇女“多见侵略”，曹操的儿子曹丕就私纳袁熙之妻甄氏─也就是传闻中曹植《洛神赋》所影射的美人。在这个背景上，孔融乃与曹操投书，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一时想不明白，便向孔融求教：事出何典？孔融对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周武王把妲己赏赐给周公是子虚乌有的玩笑，其讽谑之深，着实令人不堪已甚，也无怪乎孔融日后会为曹瞒所忌杀。 如果从武王伐纣算起─那是公元前1046年左右；到曹操打下邺城─那是公元204年；再到苏轼及进士第，那是公元1057年。到苏轼口中，“想当然耳”已经不是玩笑，而是运用操持、存乎一心的创造。在一种讲究引经据典、寻章摘句的国家考试现场，能够随立论之所需而畅意摛文者，两千年以来，非苏公而谁能为之主哉？这个“想当然耳”的四字成语，我们今天还经常挂在嘴边，也透过这四个字，原本上下两千多年、各领风骚、毫不相干的历史人物却像是“晤言一室之内”了。 二 苏东坡不只在国家考试中弄玄虚，也在李白身上动手脚。 有一次，他张挂了一轴大字墨书，悬于壁间，以示友朋，称之为《李白谪仙诗》。诗是这样写的： 我居青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这首诗的机巧在于题目，它既可以被理解为李白的《谪仙诗》也可以说成是苏轼所撰的《李白谪仙诗》─这正是“想当然耳的同一手段，坡翁惯弄狡狯如此。 而苏轼的这首诗又经后人之手，剪裁其中的几句，成为散碎不成片段的《上清宝鼎诗》： 我居青空表，君隐红埃中。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以上两诗并皆辗转被误会为李白原作了。殊不知苏轼延伸并刻画李白日后周折于穷达之间，冰火在抱，依违两难，不得不寄情于游仙的咏叹，实非原初句意。至于《上清宝鼎诗》徒然附会了李白与上清派道者的往来背景，然而实实不知所云，无怪乎王琦编《李太白全集》时注之以：“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王琦毕竟是个明眼人，至少他没有上苏东坡《李白谪仙诗》的当也揣摩得出《上清宝鼎诗》字句底下参差的韵味、零落的格调和卑浅的情怀。是诗仙还是乩仙？一目了然。 苏轼假托李白之作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后世考证者眼尖留意的一个细节：在李白那个时代，由于高脚的桌椅尚未出现，书家作字，持版为之，上下纸幅，多为尺许宽窄；要不，便直接题壁。还没有人会把一首诗写成擘窠大字，张挂在墙上。从这一点来看，或可见其伪造不外就是想乱真、想比肩前贤。而乱真比肩也者，则是一种专注于追步古人的游戏。 三 假托古语和伪作古诗的动机尽管不同，对古文本横插一手，意味着苏轼并没有抱着“上供食余冷猪肉”的心情作文章，他是把自身的处境和心境融入历史的洪流之中，无彼无此，无往无今，这反而显示了体现文化的敬惜之意。 我们根据李白的自述也会发现，除了赋诗、炼丹、饮酒、求仙、谋官以及放言高论之外，大约终其一生，他还有许多时间是用在大量的文字摹写上。与李白相去不过年的段成式在他那本著名的笔记之作《酉阳杂俎·卷十二·语资》上说：“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赋。”这就相当清楚地解释了李白能够自出机杼、别作高咏，并不是天纵英才而已。 根据李白自己的描述，从五岁开始他就能“诵六甲”（大约是推算六十甲子、学习书计之事），“十岁观百家”，也在呈给宰相张镐的诗里说自己“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以一个没有资格出身入仕的贱商之子而言，这些练习当然不是为了应考，而是游戏。对于士子来说，雕章琢句可能是深重而漫长的折磨；对于李白来说，则是从小陪伴成长的游戏。 没有实用的目的，却带来极高的锻炼效率。今本《文选》共收一百三十家诗文，三十七类七百多篇作品，即使仅通拟一遍，也是极为旷日费时而无实利可图之事。李白年幼的时候既不可能有博一功名的非分之想，而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摹拟数量如此庞大的旧章，怕也只有萧统的《文选序》本身可以为之复按。 萧统在记录了所选收的诸般体类之后，打了个譬喻，说：“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拿乐器和服装这种赏悦视听之物来作类比，显示《文选一编，本质上是一个审美的对象，而绝非“恒久之至道，不刊之弘教（《文心雕龙·宗经》）所描述的那种东西。 换言之，从幼年李白、少年李白以迄于他相当自负的一段岁月“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说这话的时候李白已经三十出头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与生活内容不可须臾而离的审美活动一直伴随着李白。也就是说：无论是游历、干谒任官、放归、隐居、求仙甚至在学剑的期间，李白始终维持着那样的写作习惯。有些时候，我们还能够从作品的内在去印证这游戏的性质。正因为纸砚笔墨不辍手，反复操作的熟练，以及对于单一性质摹写至尽之熟练的耐烦，便交织出李白修辞纵横变化的气象。 我对“天才”一词仅有一个定义，就是恒常耐得单调练习之大能─有时这“耐得”并不如看在旁人眼中那般痛苦，这恐怕才是让非天才之芸芸众生最感懊恼之事。 四 今存太白集卷一就收了他的好几篇赋作，多少都流露出拟作的痕迹。除了摹拟江淹的《恨赋》、《别赋》，就作者人格与性情研究而言可能更重要的《大鹏遇希有鸟赋》，则是摹拟贾谊的《鵩鸟赋》。此外，《大猎赋》、《明堂赋》之取径于《子虚》、《上林》、《羽猎》、《甘泉》、《三都》、《两京》等作也十分明显。 即使是在诗句里面，后人也随处可以辨认出李白大量运用经、史及诸子百家语的习惯。“用事”、“借喻”当然不是李白所专，但李白之卓尔不群者，还有他糅杂俗语和典语的特色─这一点，则堪称千古独步。 如名篇《战城南》有“洗兵条支海上波”之句，“洗兵”出《说苑》：“风霁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按：洒，洗也）兵也。’”出句雅健如此，紧接着对以落句“放马天山雪中草”又浅白直质，一无依傍，而自然雄浑。其下“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直陈所见，略不假雕饰，其后更巨力调度，以八言之句扭曲节奏─“匈奴以杀戮为耕作”，且化用王褒《四子讲德论》的典故于不知不觉之间；王褒的原文是：“匈奴，百蛮之最强者也，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捍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在注解这一句的时候，《李太白全集》的编者王琦忍不住赞叹道：“而锻炼之妙，更觉精彩不侔。”更妙的是接下来的落句竟然又多出来一个字，成为九言─“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如此自由调度，设非天人，孰能致之？ 大胆地糅杂古今雅俗，忽然扭转变异其格调，正是李白的风骨。这一定和他受教于赵蕤的纵横之术有关。纵横家操持万变之说，遍干诸侯，不拘一格，不泥一论，不定一尊，不守一艺，总是能在成说成见即将完固之际，自疑其地步。这是李白的诗中有那么多“疑词”、“诘词”的根本原因。 根据近人陈香的搜剔耙梳，在将近千首的遗作中，李白“以诘词为主体的诗句计有七百四十三句之多。其间用‘何’字的最多达四百一十一句；用‘安’字次之，有八十二句；用‘谁’字又次之有八十句；用‘岂’字复次之，有五十三句；用‘几’字复次之有四十八句。此外，还有用‘奚’字、‘孰’字、‘那’字、‘胡’字‘焉’字、‘讵’字、‘乌’字、‘若’字以及‘宁’字的，合计起来亦有六七十句。足证诘词在李白诗中所占的地位，非仅充斥庞杂简直可谓洋洋大观，势若主流”。 陈香因之而立刻导入的结论是：“诘词，的确是助长李白诗格陡高、旷放、飘逸、独步的最大原因之一。”可惜却没有进一步指出这正与李白的纵横家养成教育，以及道家“功成弗居”、“绝圣去智的思想本质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 作诗这件事，除了能够张扬李白在俗世的名声，让他赢得一个商人几乎绝无可能在士大夫间猎取的尊重，同时也不断地透露李白内在深刻的不安。无论是沦隐或显达，也无论是任官或修道，更无论是立功或成仙，李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怀疑自己的天地究竟应该位置于何处。也就是说：李白的诗歌一直就是他抛向世界的困惑他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归属，纵使归属在眼前脚下，他也已经将视线和步履投向另一个未知的角落。 正是这份根植于性情和教养交相作用的质疑，使得他对于信守固执之德的儒家不免嗤之以鼻，要不就是嘲弄：“大儒挥金槌，琢之诗礼间。”要不就是讪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要不就是斥责：“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其激进之处，甚至引焚书之李斯、鄙儒之叔孙通为知己。古往今来，似乎只有一个鲁仲连是令他永远不会失望的偶像。 五 李白对于自己恒常之不满，要从他的作品之中访求。 前文已经提及，李白那样孜孜矻矻地摹拟前代作家的名篇巨作，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对于他那个颇有资财的父亲李客而言，不吝开销，购书藏家，让这个不肯承袭商业的儿子聊作游戏，更不可能是为了谋取功名。操之为之而不居，绝对与鲁仲连的风标身段有关。 《古风之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古风之三十五》：“鲁连及柱史（按：指老子），可以蹑清芬。”《感兴》：“鲁连及夷齐，可以蹑清芬。”《留别鲁颂》：“谁道泰山高？下却鲁连节。谁云秦军众，摧却鲁连舌。”《奔亡道中》：“谈笑三军却，交游七贵疏。仍留一枝箭，未射鲁连书。”此意不胜枚举，却是在以下的两组诗句里，我们可以看到鲁仲连之所以受李白崇敬、追随的究竟─《留别王司马嵩》：“鲁连卖谈笑，岂是顾千金？”以及《赠崔郎中宗之》：“鲁连逃千金，珪组岂可酬？” 《史记·鲁仲连列传》载鲁仲连舌战新垣衍，让秦军退兵五十里，给予了强敌侵略之下的赵国一个喘息的机会。适逢魏公子信陵君用侯嬴之计，夺晋鄙之兵击秦，秦军遂解围而去。当时平原君想要封赏鲁仲连，《史记》描述其事如此： 鲁连辞让，使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鲁仲连的“即有取者，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恐怕是李白终身不能面对的创痛。他平生作诗，但凡涉及建功立业者总有“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这样的句子而其所欲深掩者，恰是鲁仲连绝不忍为的“商贾”─那是像烙印一般、任李白如何转身离去也不能摆脱的贱民身份。 六 生活在今天的人都知道李白在千古诗坛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归之于禀赋，归之于勤勉，归之于磨砺，归之于际遇，似乎都有迹可循然而这些兼包内外的因缘果证，仍须从李白一生总是“去去不回的行踪上找寻解释，以便于我们思索─对于“教养一个不世出的天才”的狂想，人们不应回避一个李白不会道出的秘密：他显现于世界的一切成就，都是从在根柢上否认自己的身份开始的。 史料从诸多方面告诉我们：盛唐时代的商人借由种种经济活动，以输通财货而在民间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可是商人的势力愈庞大，所承受于士族、朝堂和皇室的压迫与轻鄙，也愈加剧烈李白以“不庙见婚”两娶宗室之女，以白身之姿三入长安，远家齐鲁，放迹幽燕，隐遁匡庐，浪游江淮，终其一生只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曾无回头返乡之一步。这是一个既失落了机会、又登不上舞台的纵横家血泪斑斑的实践。天才之奋勉、天才之寂寞天才之不为时人所知，天才之无用武之地，俱在于是。 一个街头艺人，一个酒馆狂生，一个以他那样的阶级不该拥有的写作能力而名闻遐迩的道者，一个曾经那样接近过权力核心而仍只被以“倡优之徒”对待的浪子，以及─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叛国者。他不是被教养出来的，他是与命运和环境冲决对抗而花了六十二年时间才诞生的。 在当涂那一湾浅水中饮月而死之前，李白应该有这样一篇作品： 月明看皎然，星帛微茫列。谪我入埃尘，回眸一望绝。和醪变成泥，经岁同霜雪。轩车复骏马，戴日下丹穴。精魄犹不息，涉江与君诀。万里下冰轮，波间纷纭说。海湖裂尔身，化浪逐生灭。碎玉万千声，共誓此心热。且蹈碧魂归，殷殷作惜别。 你若一字一句细细读来，会知道非但李白并不想成为天才，这世界若不欺人，也应该不会期待天才。 一 一面红妆恼杀人 早在开元元年，宫中流传一事，谓大雨过后，檐前滴漏之水凝聚，将苑中壤土润开，天晴之后复曝晒了几昼夜，于是地表皲裂一入夜，竟然从裂缝处冒出一片明光来。宿卫大臣细心勘查，详细记载其处，至晓奏闻。 皇帝最看不得宫中祟闹着光怪陆离之事，立刻下敕，就地掘凿不料挖出一块五寸长、三寸宽、有如拍版一般的宝玉，其色且白且碧，上有古篆刻文，书“天下太平”四字。当下百僚称贺，都说是天赐祯祥，万民福祉。宝玉就此收进了内廷库，原本也就没了下文可是皇帝不多时就想起这块玉来，经常询问随侍在侧的高力士：“彼‘天下太平’收妥未？” 高力士侍驾多年，固然明白圣人的心思，是想要看一看那宝玉的夜光容色，遂拣了个空闲的日子，眼见昏暮已临，夜暗渐升他忽然像是开玩笑一般地问皇帝：“圣驾绰有余暇，何不消磨着‘天下太平’？” 皇帝高兴了，随即命备宸舆，直入内库—他确实老惦记着那块玉。宝玉当然还在库中，锦匣缎裹，深纳密藏，万无一失。令皇帝既惊讶、又开怀的，是他果然见识到“夜光”的情景。非但宝玉本身如星似电，灿烂光洁，纵令是封闭了锦匣，也能流泄出氤氲如烟云的暧暧之光，照亮内库一隅。可那光，又像有心自作主张逐时移转，殷殷指点着西南角落；彼处是另一匣架，所藏之物稍宽大，皇帝不由自主地沿着光照缓步巡行而去，来到一匣之前，低头一看，不由得啧啧称奇，道：“光明恰是光明使！若无宝玉指引，不意宫中尚有此物。” 第二匣中所庋藏的，是一方夜明枕。记载为南朝齐梁间天竺之僧的贡物，将此枕施设于堂中，即可光照一室，不假灯烛。然而皇帝之乐，瞬息而逝，他沉下脸，让高力士把夜明枕放回匣中，顺手将“天下太平”的宝玉笼在袖子里，似也忘了收回匣藏之处，就这么匆匆离去了。 高力士明白，夜明枕让皇帝不愉快的原因，是他想起了中宫—也就是不甚得君意的王皇后。鸾凤不谐，其来有自，一枚夜光枕从此在宫中引起了不少蜚短流常。宫人不时相告：圣人要为夜光枕寻一个新主人。彼一谣言，敷衍甚久；容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渐渐地，将谣言当真之人，也就化身变作了谣言中人。 开元天子封禅事毕，天下大定，两京以外，东起沧海，南至罗伏，西过葱岭，北极大漠，俨然万邦协和，兆民依止。人人盛称圣人功同造化，黎民百姓无分远近，却都关心起皇帝的私事来。 特别是开元十二年王皇后被废而死，中宫虚位，而后传言争出，说皇帝下恤小民瞻望国母之情，殷切未已，诏敕中贵人微服出巡，到各地征选美女，以实后宫之宠。奉命选女的仗马幡舆，已经出京就道了，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抵达—但是抵达何处？天下府郡州县所言不一，但凡是出谣言的地方，便是使节即将莅临的所在了。倒是各地争传的使节有名有姓，不作第二人想，乃是高力士。 王皇后废黜之前，宫中曾有武氏—也就是则天皇帝的侄孙女，前后生了二子一女，是为夏悼王、怀哀王与上仙公主；顾其封名可知，这三位儿女都不幸夭折了。 皇帝原本也有让武氏继立为皇后的打算，但是，御史潘好礼上疏，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伏愿陛下详察古今，鉴戒成败慎择华族之女，必在礼义之家，称神祇之心，允亿兆之望。”此外就是李唐皇室最在意的门第之辨了：“且惠妃本是左右执巾栉者也不当参立之数。《春秋》书宋人夏父之会，无以妾为夫人；齐桓公誓命于葵邱，亦曰无以妾为妻：此则夫子恐开窥竞之端，深明嫡庶之别。”这两段话直指武惠妃是“御女”的身份，根本不配为国母这是最令惠妃切齿的一击。 不过，潘好礼说的是实在话，武氏两代干犯朝纲，祸乱伦常惠妃子的堂叔武三思、武延秀恶名犹著，恐为天下人所憎恨。犹有甚者，太子李瑛为赵丽妃所生，一旦册立了惠妃，又复生子，则太子地位不能自安。大唐立国以来，每于储君嗣立之事，瞻顾难安一听潘好礼这么说，李隆基便铁下了心肠，尽管惠妃日后仍育有盛王李琦、咸宜公主和太华公主，却始终不得受封为正宫。 天子物色专宠的谣言没有断过—特别是在距离京城极为遥远的南方。就在李白沿江而下、游历广陵的同时，到处都争传着中使选妃的大事。据闻：高力士在闽地莆田相中了一个医者江仲逊的女儿，小字采苹，年方十五。 此女姿容秀丽，性情温柔，一向淡妆素服，出拔俗艳；难得的是她自幼好攻书、能文字，九岁通《诗》，能诵《周南》、《召南》还跟父亲说：“我虽女子，期以此为志。”江仲逊于是给起了“采苹”的名字，就是从《召南》诗“于以采苹，南涧之滨”字句得来这女儿十岁能作赋，稍稍寓目之文，即可心摹手追，辞旨宛然，意境清远。许多士子为了一睹芳容，常假意称病，登门求诊。医者济世活人，交接广众，无论怎么护藏女儿的形迹，都止不住道听途说，却越发挑起了好事者窥探渲染。高力士风闻而至，衔圣命征辟入宫，江仲逊虽然万般舍不得，也只好无奈依从。 高力士到了闽地，驻留不过一日，便载得美人而归，其间还有一个缘故。江采苹不仅工诗能文，还精通乐器，擅吹一支白玉笛。高力士尚未及门，就远远地听见一阵婉转悠扬的笛声，入耳惊心。 原来开元天子也吹笛子，随身一支玉笛，日夜不离身，无论思虑或议论国政，时时把玩。有一说形容得相当传神：“坐朝之际，虑忽遗忘，故怀玉笛，时以手上下寻之，非不安也。”堪见皇帝每每上下其手，若有所失，即使出于无意，也非得执笛在手，不能神魂安顿。及至玉笛不离左右，皇帝更常分心把弄，虽然不至于当场吹奏起来，但是贴身近臣都看得出：皇帝一面议政，一面分心摸索着笛身孔窍，默识其声节—他是在作曲！ 传说中高力士万里风尘，来到甫田乡里之间，乍睹伊人，身在梅树之下，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简直不可方物，便觉这一趟承命出宫，迢递万里，仿佛就是专为此女而来。 风闻顺理成章，江采苹日后受到圣人的专宠，且受封为妃子，这一番际遇，原本不见于史籍。可是天下争传许久，寖成掌故，更有为作《梅妃传》以附会者；实则《梅妃传》所述，可能只是众口渲染而成，并无本事。毕竟，在睿宗以前，后宫仅设贵、淑、德、贤四妃。玄宗践祚，册封董良娣为贵妃，杨良娣为淑妃，武良媛为贤妃。开元之后，玄宗又改四妃为惠、丽、华三妃。 王皇后既废，玄宗才特赐武氏为惠妃。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逝后，即使专宠那国色天香的杨玉环，也一直没有特殊妃号。直到天宝四年，始册封杨氏为贵妃。梅妃之名，可想而知，恐怕即是虚构而附会在她身上的一切传奇，是经由数十年甚至更长久的宫闱想象、秘辛与佳话交织而成，“梅妃”二字可能根本就是千百无名宫人众多哀婉故事的一个代称。 无可讳言，有些事物、有些情状、有些言谈，说不定还是从贵妃杨玉环身上夺来。不过，当时的杨玉环还不叫杨玉环，人呼小字，就叫“玉奴”。 高力士征秀选美的传闻固然无稽，还只有八岁的玉奴却听说过这许多的故事，只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逆料：日后哄传于世间踵事增华的梅妃佳话，竟有些是她自己的经历。这种颠倒错乱，殆因二十八年之后的天宝之乱，杨玉环红颜祸国之名，狼藉已甚，传说遂扭折原貌，使梅妃成了一个被杨玉环侵凌恩宠、横夺雨露的弱质才女，就连杨玉环的妙语柔情，也转嫁给梅妃了。 杨玉奴，是开元七年生，诞于虢州阌（读音若文）乡宦家先祖杨汪曾经担任隋之上柱国、吏部尚书，唐初为李氏所诛杀。父亲杨玄琰曾任蜀州司户，在开元十七年—也就是传言高力士出宫寻访美人之后两年—就因罪下狱而死。十岁的玉奴顿失所依被送往洛阳，寄养在她的三叔杨玄璬家里。 杨玄璬时为河南府士曹参军，这个官职只有从七品，秩卑势微在士大夫阵中，无论实权前景，皆无足观；甚至没有真正的职事可言，不过是食禄备位而已—昔年的诗人宋之问的弟弟宋之愻流落此职，受上官府州刺史屈侮，沦落到为其家妓、妾婢教习歌唱，所谓“日执笏立帘外，唱吟自如”者，亦有之。其沦落不堪，一至于此然而，杨玄璬尽管蹭蹬不济，却慨然肩负起抚孤恤寒的家族大任，将哥哥的儿子杨仲嗣、杨仲昌，以及玉奴和她的三个姐姐都接纳在家，除了供应衣食，还到处奔波，为仲嗣、仲昌营谋仕宦的机会。 杨家姊妹自幼即好闻宫中事，从蜀中移家河南府，宫廷即在密迩，年幼时闻听的种种奇谈，倏忽之间已不再缥缈、不再遥迢，而来到了眼前。她们的相貌都十分出众，也都相信：身为一个女子，如果能够明晓礼仪、通识文字，兼之熟翫音律，娴习歌舞，或许就有亲近显贵、宫廷的机会。 这不只是稚龄姊妹们童騃而奢远的想望，也是收养他们的三叔窃心自安的抱负。尤其是音容笑貌都极其出众的玉奴，尽管尚在稚龄，杨玄璬已然经常刻意提携安排，逞其骄人之色、迷人之姿，不时串访那些有声伎乐伶的贵盛之家，一面使之留心声曲，勤学歌舞；一面也让人口耳争传：杨氏有女，资赋非凡。诸如此类的交际拜谒，以曲以乐、载歌载舞，看来没有弄权干势的用心。广结缘会而大显声名，却不至于为任何人忌惮。 当然，近几代以来，家族大人的惨酷经历也时时在提醒着杨家的少女们：自己的身份有如悬丝缒器，只消杨玄璬惹上了担待不起的罪过，她们还是可以在一夕之间断碎沉沦，万劫毕至。至若为妾为婢，为奴为娼，而无以恢复，也寻常得很。 洛阳本是隋朝东京，唐初为秦王府所在；唐太宗即位，名洛阳宫。皇帝行在，即是朝廷，全等京师。到了唐高宗显庆二年，洛阳正式成为东都。自此，三省六部皆分衙于此。显庆年间之后，历经武氏当国，长达四十四年的岁月，直到李白出生的那一年为止，洛阳可以说已经取代了长安的地位。 就军事考量而言，洛阳虽然险固，河南毕竟是四战之地，于李唐王朝本非开国立基之处。只是缘于地理之便，多方引进河洛山东之地的新人才、新门第，以压抑立朝以来关陇旧臣的声势，却恰合于武氏的私衷。借助纵横如阡陌的运河渠道，输运东南粮谷供应中枢，洛中更有其便宜之利。然而，就如同天下庶民的闲言碎语，杨氏姊妹最津津乐道的，还是长安宫廷之中出现幽灵的故事她们从小就听说：则天圣后昼夜为鬼物缠祟，寝食难安，终于决议再一次迁都。 李白谪仙降世、到杨玉奴出生的前一年，复经十八春秋，其间西京长安近畿各州连连发生洪水、干旱、地震和饥馑，动辄便使为数以十计的州郡尽为天灾所荼毒。无论是恢复地力、赈济灾荒都显得无比艰巨。开元元年，李隆基初即位，就曾经考虑再一次迁都洛阳，却不料为太平公主之乱所阻挠。 到了开元五年，由于宰相姚崇一句“王者以四海为家”的鼓舞皇帝终于依照先前擘划，行幸洛阳。在经过崤谷的时候，遇上道路崩塌，旅次险阻，二十四天之后才抵达东都，前后待了将近两年从此以后的二十年里，朝廷东来西往将近十次，随驾定都成为常态皇帝大约有一半的日子是在这座牡丹花城之中度过的。 迄于开元二十四年十月，圣驾返跸回长安，杨玉奴也跟着去了一路锦茵软舆，赏雪观梅而行；彼岁之秋，她刚过十七岁，已经出嫁两年，是为玄宗皇帝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此后又经过将近十年，直到她受封为玄宗的贵妃，形同国母，仪仗步辇已远非昔日可以比攀；每每回首前尘往事，她却总不会忘记这第一趟西京之行。途中她曾问身边的十八皇子： “长安牡丹，何似洛阳？” “长安凄紧，花不繁密。” 玉奴尚在蜀中就听说，则天圣后在西京时，于腊月天设宴赏花，先在宫廷轩廊外以巨铛沸水，引蒸腾之气入殿，催促百花尽得春阳之暖。一夕群芳竞艳，姹紫嫣红，娇丽万端。唯独那牡丹不从慈命，迟迟未开。于是天后下诏，就像是斥逐那些个不能应命成事的僚属一般，将牡丹“贬去洛阳”。孰料，到了洛阳之后，数以千计的牡丹却像是重获生机，一株株开苞吐蕊，大放异彩，前后竟绽放了二十四天。 这还不算，洛阳当地之人盛称：天后随即知道牡丹有心违命，更不肯放过，急忙派遣中贵人赴东都，焦烧繁花木本。不意来年冬末春初，洛阳依旧牡丹满城，那些经过火焚之后的花朵，竟然开得比前一年还要鲜艳、还要壮丽了。 “宫中却也如此？”玉奴问的是花，所思所念所忧虑的，则是无从捉摸想象的殿宇宫室。 皇子笑着轻声答道：“人如故，花常新。” 这话她记得了，然而，记得反倒是深哀。 十八皇子李瑁，本名李清，比玉奴还小一岁。李清年方五岁时就被封为寿王，入宫随驾，学习文字礼仪。这是为他日后进一步受封、任官，甚至掌握实质的权柄所作的准备。在谣传高力士出宫的那一年，七岁的李清正式拜谒兄长永王李璘，其仪容俊秀、举止端严、礼节有度，恰是一个皇室子弟所必须显现的风范，皇帝立刻下诏，让他遥领益州大都督，授剑南节度大使之衔。直到他娶了玉奴之后才更进一阶，于开元二十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名李瑁。这一年，他也只有十五岁。在当时的十八皇子眼中，无论是婚姻地位、人生中的一切，都不会再有什么改变。 又过了大半年，到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朝廷返还长安，皇子皇子妃一律随驾西幸。也就在那一番“人如故，花常新”笑语犹温之际，玉奴不期然拥有了生平的第一个秘密。 那是在御驾即将抵达西京之处，长安城外东南三十里，地名灞陵。这是两汉时代就赫赫知名的古地，东汉末年董卓、吕布以及王允相继败没，李傕、郭汜挟献帝以令诸侯，王粲避地荆州，便是由此渡河，留下了“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的著名诗句。时入盛唐，东西两京出入频繁，每次大政西还，到了灞陵，就算结束了八百里的行程。然而在此，必须检点三省六部九司员吏、职守典册、文籍等，事属例行，如仪而已。人马却要休憩整顿，皇帝后妃以及宰辅，还有三品以上大员自行指点的亲随，可以在羽林的扈从之下，先行进入万年县宫邸，余者还要在灞陵多停留一宿而李瑁则为皇帝所亲点，留守灞陵，暂宿于驿所专为搭建的帐舍以行监司整顿之事。这不是什么重要的差使，但是对李瑁来说，则有委以专责的用意。他兴奋而努力地担负起职分，亲自到各衙署的舆马帐围之处视事。 是夜星月隐伏，秋风不兴，在宫人侍奉下，玉奴正要安歇不料忽然听见帐外角铁争鸣，那是宫人夜间有警、相互传唤的声音角铁自远而近，相次鸣击，却不见一个宫人。不多时，便看见成行的灯火，迤逦渐近，揭帐而入的，的确是一批红袖碧鬟、粉妆翠饰的少女—她仔细辨认着她们的容颜，却怎么也认不清一个。 少女们挑灯而入，各依序列，随即进来的则是一乘软舆，舆前一女，竟然是尚仪局女官的服色。这女官来到玉奴面前，微微颔首并伸出一只晶莹洁白的手掌，朝空按了按，仿佛是示意玉奴安心无需多礼；再一回身，软舆前帘轻启，打从里面缓缓步下一位白裳白裙的丽人，不论俯仰转圜，浑身上下都泛着一环一环的七彩虹光。 女官觑准时机，低声对玉奴道：“呼贵主即可。” 玉奴不疑有他，按叮嘱呼了称号。软舆上步下来的妃子朝四下望了望，再深深看了玉奴一眼，眼角微微一扬，红唇略展，笑了：“汝，可是寿王妃？” 玉奴闻言，正要答话，回头看那女官，女官昂首肃立，不发一语。白衣丽人一双玲珑大眼仍紧紧盯着玉奴双瞳，不肯放过。兴许是迫于无奈，玉奴想起年幼时市井间听来的无数传奇，便胡思乱想着：呼为贵主，可是无论怎么看，这容仪风姿却像是名满海县、妇孺皆知的那位梅妃？ 白衣丽人仿佛窥看得透玉奴的心思，仰面大笑不止，露出了一截白皙粉嫩的脖颈，笑罢了却又不置可否，继续问道：“汝既为王妃，及身而富且贵，犹自可乎？” 一听这话，玉奴但觉奇诡无伦，这不是任何妃嫔应该置诸念中的一问。一朝由寄生女而为王子妃，还能有什么“不自可”的呢？遽尔出此一问，想必是身在另一重高不可及之处，睥睨着身份卑贱的人物，漫为捉摸出来的妄念罢？玉奴想着，不寒而栗，遂盈盈一拜，颤抖着答道：“得奉箕帚于圣人之家，奴犹再生人；不敢自可，遑论不自可？” 白衣丽人闻言默然片刻，收敛了先前刻意促狭的神情，点了点头，忽然转身对那女官道：“果尔，便迎妃子一行耶？” 女官才答应了一声“诺”，白衣丽人一只冰凉如脂玉的手已然捉住了玉奴的左腕，稍一使力，便将她拽上了软舆。奇的是，软舆不见其大，而两人置身其中，亦不觉其小。耳边厢但闻风声习习不过几数息的辰光，但听帘外女官报了声：“至矣！” 所到之处，居然是宫禁之中。 眼前是座一眼看不着东西边际的宏伟殿阁。前后三进，中间牵连着无数楼阁轩廊，三殿面阔九间，前殿深四架，中、后殿深五架左右另有天桥，连接着两座卷檐翼亭，前殿正中榜书“麟德殿”三字正当央，乃是两扇巍峨的巨大宫门，通敞向内，可见中殿之处有两层楼阁，后殿也是一样。白衣丽人微一抬手，指了指那在夜色中只是森然一片阒黑的楼阁轮廓，道：“彼处是景云阁、障日阁，乃是圣人宴饮、歌乐、球戏之地。” 且说长安宫阙，分别以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大内为主要的格局。其中兴庆宫在外郭之东，原本是李隆基尚为东宫时的藩邸太极宫则是前隋与初唐时期朝会与皇居的重镇，唯大明宫特别不同。隋文帝杨坚立国之后，有感于当时古长安城破败狭小，地势湫溢，于是便在古城东南方，浐河之西，沣河之东，寻了一块隆起之地是为“龙首原”，另筑一城。此即尔后大明宫之基址，由于地势崇高，可以俯瞰整座长安城，高宗之后，渐渐成为皇帝理政机要之区而麟德殿，就位于大明宫区之内。 天子宫城富丽堂皇，何啻百数十所，为什么独独来此？ “麟德殿大集鹡鸰之事，一时美谈，天下皆知，汝竟不晓乎？白衣丽人微一皱眉。 玉奴的确听说过麟德殿之名，但是这里面的典故，不是她的出身所能与闻而尽道，一时被问住了，只能哑口无言。 那是在开元七年九月六日，有鹡鸰数以千计，忽然来集于麟德殿，全无离去之意。皇帝看着这群鸟儿弥天掩地，颉颃上下，啁啾争鸣，更不畏人持物驱赶，一连十多天，昏旦如此，却不明白是瑞应福兆，还是天示灾儆。此时近臣之中，有通儒术者以为：这是《诗·小雅·常棣》之义，当然可算得是祥瑞。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这是《常棣》一诗的第三章，原文是以“脊令”—也就是鹡鸰鸟—起兴，这种鸟在草原之上，飞则嘈叫，行则摇尾，与侣伴彼此呼应，也因此而令诗人联想起兄弟之情：兄弟之间，如果有了急难，必定能够通声气、相照应。比较起来，一般在外所结交的朋友，怕也只能自叹弗如而已。 说起兄弟之间相聚相帮，正是皇帝引以为乐也引以为傲的事。与五兄弟“长枕大被”，同宿寝宫，共聚相欢的亲即之情，他一向津津乐道，于是立刻下诏词臣魏光乘撰写了一篇《鹡鸰颂》，皇帝还亲自援笔大书一长幅横卷，以资王公百僚瞻仰。既名之曰颂，充分显示皇帝的沾沾自喜：“伊我轩宫，奇树青葱，蔼周庐兮。”“连枝同荣，吐绿含英，曜春初兮。”“行摇飞鸣，急难有情，情有余兮。”“上之所教，下之所效，实在予兮。” 此情此景从九月初至岁暮，每月上旬皆可见，独独到了十二月朔日，非但原先的鹡鸰如期而来，尚有雊鸟、虹雉、白鹭、白鸠、鹨雀、锦鸡、山雉甚至鸢隼鹯鹰，居然一时毕集，盘桓数刻，遮穹宇、覆雕甍，声势庞然，一时蔚为奇观，宫中喧噪争睹，欢踊无及。然而皇帝的神情却异乎他人，竟悄然若有所失。在他看来，百禽咸至，应须是朝拜凤凰，然而这群鸟儿毕集于殿中不多久，竟然一举惊飞，迳往西南巴蜀方向而去，再也不回头了—它们似乎只是暂集于此，另有所事，不是来朝拜天子的。 直到开元九年秋，皇帝诏迎老道士司马承祯入内宫，亲受法箓问起当年佛、道争胜，僧人慧乘大折道者李仲卿的题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本义，话锋一转，把一年多前九月以迄岁末的奇景说了一过，并垂询道：“百鸟千禽来降麟德殿，略不栖止，倏忽而去，此象法乎自然耶？” 司马承祯应声答道：“巴蜀古来号为寰宇奥区，代出异人，终将为天子羽翼，既有珍禽为媒，导其先路，天子晏然耳！” 老道士这么说，让皇帝安心不少。只不过，司马承祯并没有把话说完。他还从皇帝的描述中体会了奇特之象：显然，在开元七八年间的冬末春初，巴蜀之地有极不寻常的异人，将这一群朝天之禽召唤而去。他不希望天子雄猜，横生扰攘，而刻意隐瞒了这一节，只淡淡地道：“圣人宣伦常之情，天下景从，四海清一。” 在说到“伦常”二字的时候，司马承祯别有所见，却不忍道破天机，只能深深凝望着皇帝，语气也特意加重了。 说起伦常，皇帝此时心念所系，还是兄弟扶持，磐石之固推而广之，便是齐家治国、安定天下的那一套。其人生境界，不外书面教训，或是《鹡鸰颂》里那些“得在原之趣，昆季相乐”、“揄扬德业，褒赞成功”的空言。他已经三十六岁了，成为一个大帝国的元戎，既仗着几分算计，也不免有几分侥幸；但是，于情愁爱憎多不过是予取予求，称心遂意而已；也还没有遇见他那独一无二的妃子。 引玉奴来到麟德殿前，这位白衣丽人忽然长袖一挥，兜身虹彩薰染飞散，整座大殿便灯火辉煌了起来—且还不只前殿，一眼望去，景云阁、障日阁，以及二三进正殿近旁、东西牵连的复道、亭台，几乎无处不透露出灿烂的明光，笼纱灯、明火仗，还有高高低低的玻璃宵檠，霎时间驱散了夜暗，同时也揭开了洪亮的乐声。分别来自四面八方的羯鼓、钟磬、笙笛、丝弦，一时俱扬，分明是无数歌曲、各作节奏，却有如群山万壑之深处，各自奔泻的淙淙溪水，因乘缘会，穿插汇流，共赴一片汪洋。其间有歌唱者、有吟啸者、有醉呼噱闹者，更有隐约可闻的猿啼马嘶，从天涯海角传来，真可谓万籁齐鸣。 其间，尤其令玉奴惊讶的是，隐隐然有一款清脆玲珑的敲击之声，与诸乐全然不谐，甚至堪称凌乱无节，却又十分悦耳，其声时发时止，一发也只二三声。过了片刻，她才认清，那是一群藏身在花树丛中的宫娥，手牵彩丝，丝作长绳，绳端系着小铃，缚在枝梢，见有雀鸟飞来，宫娥便轻轻拉扯几下丝绳，铃声骤起，如人低语，把雀鸟惊开，便不至于伤了花朵。雀鸟扑着翅子飞去别处了，花丛里的宫娥则一片哗笑，仿佛摇着铃、惊了鸟，便是天地肩头一等乐事。 即使是在洛阳宫的这两年，玉奴也从未见识过如此华丽繁盛的场面。她感觉晕眩，像是天地万物就在刹那间俱为己有，原本是身外之物情，一霎间都成了本我，竟至千钧万石，难以承担。她的眼眶中涌出了不可收拾的泪水，那不是悲痛或哀伤，却比她所经历过的悲痛与哀伤都要沉重。 “苟非当日咸宜公主出降，汝今日—或恐亦在牵丝宫人列中。”白衣丽人回眸道，“一面红妆，生死凄凉；可恼春风格调，宁不见秋霜？” 二 仙人浩歌望我来 白衣丽人这话，说得直白入里。置身于帝王之家，纵使只是一介宫人，却在漫不经心之间，以为自己拥有了一切繁华。 所谓“出降”，即是帝女出阁。两年前的七月，朝廷还在洛阳皇帝将女儿咸宜公主下嫁卫尉卿杨洄。杨洄固是皇亲，乃中宗皇帝之女长宁公主与世家显宦杨慎交之子，身属弘农杨氏贵戚中最为显达的一支。而玉奴的三叔杨玄璬借同宗关系，夤缘攀交，以千匹精帛的代价，让寄养在家的玉奴成为咸宜公主的随驾嫔从之一在婚礼期间—尤其是在请期、亲迎的两日之间—参与一连串的隆仪盛典。嫔从之数有八，人人粉妆玉饰，毕礼还家，这是常情。 只不过天数注定，人不自由。请期当日，参与婚礼的十八皇子一眼看上了嫔从之中容颜尤为出色的玉奴，忍不住多方探听，得知玉奴身世，随即奏明武惠妃：他也有成亲的意思了。武惠妃实则另有盘算。李清大排行十八，却是武惠妃在接连夭折二子一女之后幸存的儿子。武惠妃担忧事如旧例，孩子不能养活，便委由刚刚产子的宁王妃元氏代为哺饲，宁王夫妇福德宽厚，也就将十八郎字育成人了。 在武惠妃而言，这个孩子毕竟是亲生骨肉。十八郎生得面目韶秀，骨骼魁伟，怎么看都焕发着帝王之相，如果能取代皇太子李瑛则母以子贵，随之而继位中宫，也是水到渠成的事。要将十八郎一举而推为储君，便不能不仰仗中朝大臣。可是，自武、韦乃至太平公主以降，天子防范内外，严禁中宫与外廷通款，哪怕是言语泄漏都要受到极大的谴责—当年泄漏废后之议而遭杖刑流死的宠臣姜皎，就是最鲜明惨酷的例子。 欲得朝臣奥援，却又不能明目张胆地交游结纳，遑论密迩过从、商略权柄。可是，即将与自己女儿咸宜公主成亲的杨洄这一家又别有地位。弘农杨氏，堪称枝披叶纷，蔚为大族，无论在京在郡，有职有任者堪称不计其数。武惠妃眼睛一亮，她眼中所看到的不是丽人，而是姓氏；而杨氏这一家，亦犹如苍茫大海之中，朝武惠妃漂来的一枝浮木。杨氏故旧沿溯，门第高华，这一门亲结下来，并不失格，而杨氏女的养父杨玄璬官职不高，于武惠妃却是佳处：有这么一个并非宰辅大臣的人物居间往来，谊属亲伦之好，也较不易引人耳目。 于是武惠妃也匆忙禀奏，要为十八郎娶妇。她有十成的把握，皇帝难以拒绝。这是因为在咸宜公主出降以前，为了食封多寡，曾经起过一桩不大不小的纠纷，让皇帝略失颜面，却也显示他偏宠咸宜公主的特殊情感。 大唐旧制：皇亲封户本有定额，亲王食封八百户，也有到一千户的；公主三百户，长公主六百户。到了高宗朝，武后所生的沛、英、豫三王及太平公主就不一般了，他们的食封户口累有增加，逾于常制。太平公主从原本已经逾制的一千二百户增加到三千户。神龙初年，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食封甚至到了五千户。这种聚敛以竞相豪侈的格局，去初唐之简约，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皇帝并非见不及此，就在诛除太平公主之后，还作过一番整顿，重为张置、立律：皇妹食封不能逾千户，皇女食封不能逾五百户，每家给以三丁为限；甚至还约束了驸马，皆除三品员外官，而不任以职事。当时近臣中也有以为公主邑入太少，已经到了不能“具办车服”的地步，这当然言过其实，皇帝还下过口谕斥责：“百姓租赋，非我所有。战士出死力，赏不过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户邪？”接着，皇帝还补充了一句：“此即是劝谕公主们明白俭啬之道耳！” 可是到了一心宠爱的咸宜公主议婚之际，皇帝忘记了他的家教，急着要给一份丰厚的妆奁，忽然间下了一道诏命，为公主增加食封至千户。然而皇帝还有二十多个只有一半食封的女儿，皆哗然鸣不平。圣人的成命既不能收回，群情又非安抚不可，只好将诸公主的食封都调增为千户了。 武惠妃冷眼旁观，深知皇帝对咸宜的宠爱恰可以为十八郎铺张些许地步，一听说儿子看上的女子与咸宜许嫁的夫婿杨洄是族亲，便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何不让咸宜公主和十八郎的亲事连属举行？ 这样做，委屈的是十八郎，他只有极匆促的时间完成纳采问名、纳吉、纳征等六礼，期使亲迎大礼得以相衔遂行，然而十八郎毫不在意；他心念萦回，只是娶得杨家之女而已。此时，正当满宫满朝汹汹议论着公主加封、有失俭德，有人甚至慷慨陈词，说起数十年前的开耀元年，同样也是七月，高宗与武氏为太平公主主持婚礼的事。 彼时太平公主正得天颜厚宠，所嫁的驸马薛绍出身河东大族父亲也是驸马，母亲更是太宗与长孙皇后的亲生女儿、高宗之姊城阳公主，可谓贵盛之尤。薛绍和太平公主的婚礼假万年县衙署为婚馆，衙门太窄，容不下轮画朱芽、金漆雉羽的翟车，万年县令不敢干犯公主的威仪，索性捣毁衙署墙垣，好让翟车通行。迎送新人的行伍如肠之回，蜿蜒于京师坊道之间，自昏暮时分起，从兴安门设燎站，远相连属，以供应人车持爝仗照明。由于队伍过于庞大，行道两旁栽植的樾树都被熏灼得焦枯了。 故事如此，一旦与眼前的婚仪相比附，传进天子耳中，除了再一次念及太平公主而不免忿忿之外，更不能有所谏阻。倒是武惠妃的说法令皇帝开心了，她说：“合二婚都为一婚，足见天子俭德！” 玉奴和十八郎的姻缘维持了整整五年，也就在抵达长安之后的第三年，小夫妻被生生拆散。不到那时节，她根本不会知道：自己之所以骤尔出嫁、飞上高枝，其实还隐藏着武惠妃的意志与斡旋。然而在初抵帝京的这一晚，白衣丽人的话却蒙昧模糊地提醒了她：从天而降的富贵，必然有所渊源；而天降富贵临身，却也未必即为所有。 “偕汝来观，但教汝识得：天子之家，乐兮无极，唯安其分耳。” 白衣丽人冷冷地道。说时一旋身，连同先前的女官、宫娥，并眼前一片灿烂光景，声歌舞乐、鼓角筝笛、花树灯火还有楼榭殿阁，一并没了形影。她悠悠醒转，复绵绵昏倦，既不知梦境的际涯，又不知现实的边界，辗转良久，满眼迷茫，才察觉一身还在灞陵驿栈的帐围之中，秋气暴寒，直向层层的锦幕织毡中沁入。她猛可揭开榻前罗帏，只一皱面青衣的老妇护持着三尺短檠。缭绕着她的，是飘飘之烟，照亮着她的，是荧荧之火。 玉奴转眸四顾，不由得喊了声：“那—梅妃呢？” 老妇原本打着瞌睡，状似对先前玉奴那一趟御风之游懵然无知，听玉奴这么一说，若有所觉，道：“宫中向无号梅妃者。” “是一白衣丽人，周身彩虹侍驾……”说着，玉奴也觉得情状诡异不伦，随即住了口。 老妇皱了皱眉，蓦地醒了，摇晃着头颅，暗自沉吟着：“不该不该。” 远远地，西面传来了鸣报乙夜的柝鼓。与洛阳宫嘹亮而显得簇新的鼓声大异其趣，长安的更鼓凝重而沉厚，每一击都像是穿透了阒暗的天地，又将那无止无尽的夜黑压得更深一些。玉奴等待着老妇说下去，有什么不该的？是那白衣丽人不该来，还是她不该见那白衣丽人？可那老妇不再言语，又瞌睡了起来。就在柝鼓的余音杳然消逝的时候，十八郎的人马回来了。她听见金铁碰撞之声听见人马喧啼之声，听见一面面不知几丈高阔的遮天大纛，在半空中肆意吸卷、排击着夜风之声。 这阵仗来得急遽，老妇为之一惊，拍打着自己的脸颊，一面匆匆向外迎去，疾行数步，又踅了回来，倾身近前，叮咛道：“妃子得见上仙公主之事，万勿与人言！”说罢，更摇头不已。她紧紧握住灯檠，一面使劲朝外努嘴，似乎更有意不教甫自帐衙巡行归来的十八郎知道些什么。 玉奴固性执拗，小有龃龉疑惑，总不肯轻易放过，便追身上前一把伸手攫住那老妇肘臂，强问道：“上仙公主如何？” 那是二十年多前夭折的公主，宫中殿外，关于她的传言也颇有一些。据说：开元初，上仙公主诞生之时，武惠妃丝毫不觉分娩之苦，公主更不啼哭，临蓐异香满室，在襁褓中极为秀美，皇帝越看越是怜爱。孰料不到几个时辰，新生之女即无疾而终，一笑冥逝皇帝痛惜不已，为举丧，停灵于掖庭之时，宫人纷纷来报：就在公主的灵座周围，既有薰风送暖不歇，也有七彩虹云、团圆环绕但不知该如何解释。 皇帝在朝廷上多方谘求，希望能为公主的夭折作一个不失体面的解释。是时，恰有出身曲江的右拾遗张九龄上奏，以为公主灵位的异象，是所谓“祥风瑞虹”，恰可以为“公主乃是神仙下凡”之证。此说让原本就深信神仙方术之道的皇帝得着了平静，不过，更多光怪陆离之事，却由此而伏下了根苗。 皇帝难以逆料的，是这一度下凡、淹留只片刻的神仙公主，自此不时出现在宫闱之中。每当皇帝宠幸所御，心有系属，或者是掖庭得荐新人，寄获宠眷，上仙公主便翩然而来；来时总会避过圣驾，或邀那御女往苑囿赏花，或携之共赴宜春院看内人教习歌舞，或至骊山温泉所在之地游观竟日。虽然芳踪所过，每不相同，可是这贵主交代的，总是那么几句话： “偕汝来观，但教汝识得：天子之家，乐兮无极，唯安其分耳。” 后宫故事，老妇知之甚详，却一句也不肯泄漏，只喃喃呐呐地道：“不该！不该！” 不该什么呢？ 玉奴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老妇心头的疑惑却更为深重：上仙公主是从来不会在皇子妃面前出现的，她从来所示相者，都是皇帝的女人。 三 剪竹扫天花 花朝寂寂渐凉春，痴算多情几步尘。天女重来本无计，犹遗嗔笑枉沾身。 《花朝寂寂》这一首诗无题目，所用天女散花之典十分平易说的是维摩诘与弟子传授经法，天女将花篮中的鲜花洒向凡间，弟子身上便沾满了鲜花，可是诸菩萨在座者，天花随触即落，不沾附于身。诗的作者是安陆故相许圉师的孙女许宛。读来平常，个中确有宛转不尽的意思寓焉。欲明究竟，不能不先说“天女”。 此事出自《维摩诘经·观众生品》。明明是说天花之落与不落确有分别；但舍利弗的解释却另出机杼。当天女问舍利弗，何以有些花落、有些花不落的时候，以舍利弗所见，则天女之问已然落入“分别相”之思。所以，舍利弗答复“何故去花”之问是这么说的“此华（花）不如法，是以去之。”将这段话再进一步解释，是谓“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为不如法；若无所分别，是则如法观诸菩萨华不着者，已断一切分别想故。”花不沾身，是一个譬喻即谓：在佛法中，尚存有分别心的，乃是“不如法”；不存分别心的才是“如法”。 不过，这只是舍利弗与天女对话的发轫而已。许宛持此以为诗句，别有作意。“天女重来本无计，犹遗嗔笑枉沾身”一联，有表里两义。从字面看，天女原本无意投身人间，一旦重来，不免还是沾染了世俗的嗔笑。往深处看，就不能不往散花故事的后文之中琢磨。 典故里的天女，借由舍利弗的论断：“结习未尽，华（花）着身耳！结习尽者，华（花）不着也。”经过几轮迂回试探，直到天女迫使舍利弗说出一句：“解脱者无所言说，故吾于是不知所云。这是“不知所云”四字出处，却与后世之俚言俗意不同，舍利弗是在解释：得了道的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无话可讲，于是才说“佛说不可说”。 可是，难道说“结习未尽”与“结习已尽”就不是出于分别心的判断了吗？天女继续追问“解脱”的奥旨，所问极是犀利：“言说文字，皆解脱相。所以者何？解脱者，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文字亦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也。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是解脱相。” 此问大哉！说穿了，天女就是反诘那舍利弗：不立语言文字，就算解脱了吗？以传法证道的常态而言，语言文字就像是助人过渡的桥梁或舟船，尽管过河拆桥、舍舟登岸，不还是要借助于语言文字，才能解脱吗？“佛说不可说”不过是一种让人不拘泥于语文、不执著于字句的说法，持此以回避论理，只见其无，不见其有；徒作空论，反增妄想，已然落入了偏倚之见。 舍利弗一时不能作答，索性变换话题，将“立文字”与“解脱”之辩扭转为“实践”与“解脱”之辩。他道：“不复以离淫、怒、痴为解脱乎？” 离淫、离怒、离痴是出家人修行之大旨，这一句反问，似乎是指责天女：若说“解脱”这境界无离文字，而“一切诸法是解脱相”，那么，尽从文字求解脱则可，不用出家也能成佛吗？ 天女所答更妙：“佛为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若无增上慢者，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 佛门俱舍论有七慢之说：通说谓己胜于人者，皆称为“慢”。其中第五为“增上慢”，指“未证得圣道而谓已证得者”。这话深刻地质疑了面前的舍利弗—这位身为释迦牟尼前辈而在列为弟子的修行者—并且将论理的层次再推进一层：如果把淫、怒、痴视为人性内在“增上慢”之心的外显、表象，真正透过践履修行所解脱的，应该是内在而更幽微的“增上慢”心；若是本来没有“增上慢”心的，则佛所立的语言文字，便是直指淫、怒、痴的本质（性），这也不能不说是某种形式的解脱。换言之：若要透彻理解淫怒、痴之性，仍旧非立文字不可，这也就不是持戒修行的实践而已仍然可以说是一种不离于语言文字的解脱之道了。 这一场辩论终于结束，舍利弗弃甲曳兵而服善，仍勉强发感叹之词，不意又露出了论辩上的破绽：“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为证？辩乃如是！” 天女持论并未稍懈，临了还是当头给了舍利弗一棒喝，道：“我无得无证，故辩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证者，即于佛法为增上慢。” 论道以机锋过人，的确常令耳聪目明之士感觉痛快。许宛很能赏味这痛快，可是她熟读《维摩诘经》，并不只是为处处迸发激扬的辩智所吸引，而是因为“天女”的本性。 《维摩诘经·观众生品》叙述到此，一直没有形容过天女的本相舍利弗却忽发一问：“汝何以不转女身？” 这本是令许宛困惑的一问。此问可以从完全相反的两面作解其一是：“汝何以常保此女相，而不转为男子之身？”也可以解为“汝何以常保此男相，而不转为女子之身？” 其惊人之处，在于读经者会赫然警觉：前此所述“天女”二字竟为读经者毫不怀疑其为女身之人。然而，“天女”便一定是女身吗？这时，天女的答复也出人意表： “我从（入维摩诘室）十二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当何所转？” 这话，既可以解释为：“我的确是女身，但是十二年来，仍求而不解女相。”更可以解释为：“我的确是男身，但是十二年来，仍求而不解女相。”天女即使看似回答了舍利弗的询问，仍未坦言其本性究竟是男是女。这样故作暧昧，正是不要人从“相”上分辨男女。从而，天女接着反问：“譬如幻师化作幻女，若有人问何以不转女身？是人为‘正问’不？”—这是一个合宜的问题吗？ 舍利弗的答复是：“不也。幻无定相，当何所转？” 天女立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道：“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定相。云何乃问不转女身？” 天女不但毫不假词色，步步逼问，还施展神通，将舍利弗变成了天女自己的模样，而天女本身则变化成舍利弗，并且报以先前对方的疑问：“何以不转女身？” 舍利弗当即以天女之相而答复道：“我今不知所转而变为女身。” 天女从容不迫地答道：“如果舍利弗能转此女身变成男身，那么一切女人亦应当能转成男身。如果舍利弗本不是女人，而示现是女身，那么一切女人亦本不是女人而示现是女身。所以佛说，一切诸法不是男也不是女。” 回顾许宛《花朝寂寂》这首诗，作于开元十五年春，之所以有感而吟成，应该是在另一出自崔涤之手的七律抄递到府之后。崔涤的信札先在许宛的父亲许自正手上勾留了几日，才让她过目。其字句如此： 琴心偶感识长卿，缓节清商近有情。脱略鹴裘呼浊酒，消淹蚕篆作幽鸣。萧墙看冷双红豆，病雨听深一紫荆。滴落风流谁拾得，晓开新碧漫皋蘅。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旧事世人熟知，言在古而意在今，当是指有一才士，或将于来日登门，不免有琴挑之行，颇可留意云云。只是当下无人能会得：诗中所说的“鹴裘”，正是司马承祯派遣门下行走道者赍往金陵、相赠于李白的一领紫绮裘。 接到崔涤的诗信，似乎是得着了为许宛议婚的暗许。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之中，许氏、崔氏和郝氏三家各为东道，相互走串商量，往来相当紧密。无论如何，这是必要的礼节；仍是为了许宛之前两次不了了之的议婚，却都关乎各家的体面。 即此不能不从安州郝氏说起。 安州郝氏，世出公卿宰辅，郝处俊一支，最为显贵。昔年郝处俊二娶龙氏、彭氏之女，共生五子，诸子各传一经，号称“郝氏五经”。日后除四子朝瑞一支仍然勉承朝廷事功之外，大多沉迹下僚，无籍籍名者多矣。 郝处俊长子郝北叟丧子象猷，不得已，由当涂丹阳郝氏的少年郝知礼承祧入籍安州之家。有人以为那一次议婚原本逾越了伦常—虽说郝知礼为旁郡别宗之子，但若细究起身份来，毕竟要算是许宛的晚辈。不过，另有一说，言之者凿凿，却说是郝处俊的墓葬出了纰漏。 传闻郝处俊丧葬事完毕，有一书生过其墓，长叹一口气，道：“葬压龙角，其棺必斫。”日后其孙郝象贤，坐大逆不道之罪，果然被武氏毁坏了郝处俊的坟茔，劈露棺椁，焚烧尸骨，惨烈不言可喻但是人们发现：郝处俊发根侵入脑骨，皮毛托附骷髅，无不啧啧称奇，数说这真是贵相之人。 彼时郝家有老仆，趁人惊视皮毛髑髅的异象之际，却从斫开的棺木之中拣出了一囊物事。 据说在高宗咸亨末年，有胡僧卢伽阿逸多者，受诏炮制长年药，药配成了，高宗皇帝正欲吞服，郝处俊却出言拦阻，说：“天生寿数于人，修短有命，未闻万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 接着，郝处俊还举了一桩情况相仿佛的近事为例。那是在贞观末年，太宗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成长生药。胡人的确像是有些诡秘的门道，四处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太宗服食之后，既无异状，也无别效，未几且就顿然衰老将死。弥留之际，御前名医束手，竟不知道该如何诊治调理。彼时朝议汹汹，不免归罪于胡僧，要将那罗迩娑寐加以显戮；又担心这么一来，反而彰显了天朝大国英明圣人的愚闇，授人以话柄，贻笑于异族，那就连治理夷狄的政务都不好办了。郝处俊语重心长地奏道：“龟镜若是，惟陛下深察。” 高宗皇帝果然接纳了他的意见，可是却将卢伽阿逸多给炮制的长生药送给了郝处俊，笑道：“卿若不豫，或不吝当试此。”郝处俊为人行事光风霁月，坦荡无私，当然没有吃那胡药。然而，药毕竟是圣人钦赐之物，随身合葬，终究表示不忘皇恩。 开元六年郝知礼暴卒于街头之后，有人惋惜不已地说起：却怎不曾一试那囊胡僧药呢？若是及时喂服了，说不定还就挽回了郝知礼的一条性命。传言四散，枝叶纷披，久而久之，已经不辨首尾，人人只道郝氏秘藏家传，有长生药一帖。而这一门上上下下几十口人，既不应承，也不辟谣，似乎还真是守着这么一囊药，或是待价而沽么？ 三年之后，就是二度来议婚的崔氏之子崔詠了。 先天二年，李隆基铲除太平公主，崔詠的伯父崔湜被宫人所谮控以毒害皇帝的重罪，蒙赐死，自经于荆州掷甲驿。崔詠的父亲崔液则惧祸及己，举家分路逃亡，一时间父子离散，不知所终。 崔液，字润甫，乳名海子，状元出身，诗文婉丽缠绵，可是胆识极浅小。一旦被祸，惶惧尤深，只身寄居于郢州的友人胡履虚之家，连名字都另起了。稍后闻道朝廷两度大赦—第二次赦诏公告天下时，还一并改了年号，是为开元一朝，万象更新，和气可掬—崔液这才小心翼翼恢复旧名，并暗地里打听失散的家人下落，却迟迟不敢回京。 就这么蹉跎到开元五年二月，天子驾幸东都，三赦天下，崔液才决意返回朝廷。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畏首畏尾、默观静待多年，不意却在最后一程路途之中，心血暴溢，突然过世。其子崔詠服丧期满，竟无家业可继，在族亲的催促之下，便就郢州、安州、荆州等地到处游历，遍干戚友。好容易经郝氏撮合，大力扬说称道当年崔仁师以一篇宽刑之文，影响广远，早有厚泽大恩于许氏是以许自然射猎杀人一案，并未波及许自正一门，这何尝不是福根早种的吉兆呢？ 总而言之，算是牵丝攀藤地说成了和许宛的亲事。孰料就在行“雁奠”之礼的当下，那鸿雁奋翮一击，竟然啄瞎了崔詠一目对于家道颓唐不振的崔氏而言，真可谓雪上加霜了。 自及笄之年初议婚约起，两番姻缘破毁，计已近十载，风雨人言，不可说不折磨。许宛度日平淡，读经作诗，逐渐从那“男有分女有归”的古训之中解脱出来—她只道自己为示现女身，而未必便是一女子。如此说来，“天女重来本无计，犹遗嗔笑枉沾身”这一联诗意的内在，原来是要更彻底地将自己从“女身”之中得到解脱。 这根柢的透悟，使得许宛从生活的许多方面洗除了女子的面貌。经年累月下来，微小的变化逐渐显著起来。她去珠饰、却绫纱，将过往成套的锦绣半臂衫、对襟窄袖襦、泥金帔巾、云头缎鞋等一一分赠了仆妇—甚至还辞退了几个贴身侍奉的婢鬟。不只此也，许宛还为自己独居的闺房命名为“蘅斋”，取意于汉代古诗《新树兰蕙葩》，其诗云：“新树兰蕙葩，杂用杜蘅草。终朝采其华，日暮不盈抱。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馨香易销歇，繁华会枯槁。怅望何所言？临风送怀抱。”蘅即杜蘅，这种香草难得一见，终日采其花，至暮所得不足盈抱，则其孤寂寥落可知。 郝知礼暴卒是在开元六年，不朞年，三千余里之外的河南道来了一僧，年约三十有余，遍身尘垢，满面风霜，一头披肩的长发，披覆着劳顿憔悴的容颜。然而郝氏门中长者，无不惊愕异常：熟视此僧面目，竟然与三十年前以大逆之罪遭支解之刑的郝象贤一模一样。 僧自呼为“尘吼多”—亦即俗称的“头陀”；说是来自莱州掖县晏平仲故里。这地理一经道出，郝家族亲更是人人喜泪盈眶了。平仲故里为彭氏聚居之地，而彭氏，恰为郝处俊再娶之妻的郡望—当年郝象贤被祸，其妻也身遭显戮，但是襁褓中有一幼儿，为郝象贤庶母的家人携去藏匿。由于这婴孩出生尚未弥月，还来不及报录“公验”，取得身籍，偏逢大难临身，就此而成了“逋逃人”，又名“浮逃人”。像这样的野人，勉借度牒，寄身僧院，想来也是隐姓埋名的不二门径。 尘吼多面上不露哀乐，开门见山表明心意，他是为了那一囊药而来的，所说的话简要而冷清：“侍中故物，发冢而得，乃是天意必有悲愿未完，须以此物舍人。” 家人延之入府，尘吼多只是不为所动；仆妇们开门奉茶舍饭亦不饮食。郝家中门以内有一株数百年的银杏，根干粗可数十围繁枝出墙，叶荫满地，他便取树荫下站定，日夜禅定，双掌合什两目深瞑，再问他任何言语，俱不作答；更不理会过往人等指点喧笑；仿佛打定了主意，囊药不到手，便不离去。 如此僵持了月余，直到有一天，崔詠来拜，他才微微睁启一目略视其出入，叹了一口气，还是没有片言只语。两年以后，由三姓族长安排的亲事粗成眉目，未料纳采之时，崔詠被大雁啄瞎，尘吼多早就不知流浪到何方去也。坊巷间却争传起他当时那看似颇有意味的顾视与喟叹—莫非郝处俊那一囊随葬埋没、复发冢而重见天日的长生药果然有些未完的功果？ 恰似时序更迭，不失节度，崔詠眇其一目过后不到一年，人也瘫废了。那是开元十年的春天，尘吼多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安陆，还是那一番索讨长生药的言语，依旧银杏荫里，依旧住姿禅定，不应尘嚣。 郝家人越以其人其情为蹊跷，便越不敢搭理，只能盼想他来来又去而已。事为许宛得知，忽一日拂晓乘舆而至，就在树荫下与尘吼多攀谈起来。 “头陀来意如药何？” 尘吼多仍旧紧闭双眼，答道：“取以施人。” “便知此药真延命耶？” “然。” “今有崔氏子惊疯瘫废，可以此药瘳救乎？” 尘吼多微一颔首，道：“敢不尽力？” “奴便为头陀取之。” 许宛言出而诺践，随即报门而入，只辨一理：彼长生药真伪不明，于侍中郝处俊一世之令名实乃有损；若这药根本不能延人性命，则当年苦谏圣人勿用，就确实是有卓识的；反而言之，若这药真能使人长生，则侍中宁全其死事而不服食，也是大节楷模。总之，知其然甚乃知其所以然，总比墨守一囊，任由里谣造作、众议纷传来得好。谈论不移时，许宛便说服了郝氏族人，将那一囊药发付了门外的尘吼多。 这一裹庋藏多年的胡僧药囊原本不加缝纫，全由细密的折叠绾扎而成。无论是当年在宫廷之中，甚或是日后重发于地下，都不曾开启过。此番到了尘吼多手上，临街当空一抖擞，黄绫八开，里头是九粒径可二寸的乌珠蜡丸，满持双捧，登时异香喷薄，洋溢百数十丈。 尘吼多原只凑近蜡丸嗅闻、辨看，口中喃喃，像是在述诵着那丸药的材质成色。接着，却在众人惊呼声中，捏碎了其中一枚的蜡裹，指沾泥瓤，以舌尖试其味。这还不算了事，尘吼多更有惊人之举，忽而一仰脸，便把那剥落了蜡封的丸药塞进口里，挫牙叩齿咀嚼起来—嚼了片刻，吐出渣滓略事观看；复嚼之，再吐之，如是者三。三过而后，吐出来的渣滓就不成模样了，尘吼多浑不措意，随手抛掷而已。 就这么一丸嚼罢、再嚼试一丸，嚼到只剩下一枚了，黄绫重新包裹，举手过额，捧付许宛的舆伕，尘吼多道：“崔氏子得此可以瘳减矣。” 许宛一展眉，笑了，道：“头陀得其方耶？” 尘吼多放声大笑，掉臂迈步而去，一面扬声道：“小娘真大菩萨愿行！此方非等闲业；三十年后，能活千万生民之命！” 就在长街转角之处，尘吼多留下了在安陆的最后一瞥身影他双掌合什，远远地回头对许宛一揖及地，再昂身而立之时，朝东方天际顺手一指。许宛顺他指尖看去，此日天象真个不寻常：日高近三竿，可是较低处的天壤之间，还有一弯薄如云烟的新月和一枚启明星—俗呼太白金星的便是。 四 采药穷山川 尘吼多并没有白饶这一味药，他每嚼一丸，便反复以色性香味勘验出炮制的原料、分量，乃至捣、磨、煎、熬之合入程式一一诵过，了无私藏，而许宛也慧心默识，仔细记下了。 三四载春秋倏忽而逝，正逢司马承祯、丹丘子与崔涤一行人才罢衡山踏察之旅，便赴安陆，原本只是上清天师开法坛，申玄论道。此时，许自正已自泽州刺史致仕归林，将三位远客延邀至家杂谈世事之余，偶涉医理，不免也说起了崔涤那瘫废的侄儿崔詠居然为神药疗愈，一丸既下，非但瞽目复明，人也能够勉强行坐虽然不能如常人一般自理生计，总算拾回了半条性命。 许宛的婚事屡遭磨难，其间因果，盘根错节，更似有说不明白的天意作梗，殆无可以绾解之术，无端闹得满城风雨，却犹如一个荒诞的笑柄。也就在这个关头，司马承祯漫口一句“齐大非偶”又引出了“天火同人”的卦象，明白教训：“同人于宗，吝道也。”—这里的意思就说得很明白了：应该与“不同之人”结其盟约、订其交谊、成其姻眷。 极为罕见地，老道君还多说了几句，以为许宛所合婚的对象，应该是一个“飞雁在天，不受缴”之人。与能“观天知时”、“时不至，不行；时既至，不凝”的大雁一般，该是多么特立独行的一个人？老道君看来甚至心有所属，怀以定见，再三嘱咐：“此人或将访安州来，有某玉霄峰白云宫所付信物在身，触机留意，睹物即晓，毋当过虑。” 许自正不能拒绝司马承祯作伐为媒的美意，却不知该如何向女儿开口，毕竟心灰意冷的许宛了无成就婚嫁之意。贸然提及，深恐话不投机，应对冷峭，对老天师一番殷勤热切之意，反倒不好交代，便顺着神方妙药，说起许宛近年设丹房炼药的事，未料却引起了众人的兴味。许自正唤女儿来见，许宛净颜素服，拜识贵客，老天师、丹丘子和崔涤都不曾想到，她开口所及，竟然是尘吼多随口解诵的那一味药方： “上启天师一问：世传大还丹无数，或自西域来，为胡僧所得，有未？” “七十二草总有灵，”司马承祯初尚不以为意，漫口应付道，“然十年学仙术，灵物少知音；本草家举世多有，各随天缘，得机而入妙者，自有所得，故礼失未必不能求诸野。” “今有胤丹、萱草根、女贞实、龙葵子、青木香各二十四分，干蒲桃二十八分，菰首二十分，寄生实、苦参各十八分，杜苦根十二分，白瓜子十分，莲子三十二分—此十二味合治，但知合之成丸，‘服食以酒，不以水’，却如何是法？” 司马承祯闻言，双瞳一亮，略一思索，说道：“服食必以酒不以水，此例实不多见，应是‘颐神保命丹’也；本朝高宗皇帝在时，传闻有之。宜令童子添酥油捣之、筛之如膏可成。”话说到这里老天师又连忙摇了摇手，歪着脑袋想了半晌，才道：“不！尚有余事—若当春令，需酌以樱桃实汁和丸；若非此时，需以大麻子汁煎细面糊以团之。汝小娘，此方从何处得来？” 许宛且不答他，脸上泛着喜不自胜的晕红，迳自起身，盈盈一拜，随即倒步退身，一出厅堂便急急奔入后院。睹此不言可喻这匆匆一去，不外就是回她的丹房治药了。 仅此一瞥，令司马承祯既讶然，又复肃然，登时对许自正道“大道与仙同，须向草中功。此言不虚；然此亦胡僧之药划地自限者耳—彼殊方之人，未可以语大道，所谓‘金石能飞走，灵草自相通’。令嫒若有修持真仙之想，还应致志于金砂、铅汞才是。” 司马承祯所言，也是王远知、潘师正以降的上清派逐渐形成的一种看法。固然采药饵食，炼养滋身，是从上清派陶弘景以来的大宗学说，根深柢固，历二百年不移。可是，这位梁武帝万分尊敬的“山中宰相”在句曲山所从事者，就是修炼外丹。以炉鼎烧炼矿物类药物，目的就是要炼制出使人长生不死的仙丹。其秉信之理直接承袭自晋代的葛洪：“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药及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 其论理之大旨，在于寻得性质常住不坏之物，如黄金、如丹砂者，并在丹炉中具体而微地重现其道。也就是依火候烧炼，借助于药力，使彼等金石能在一鼎炉之小宇宙中，逆返天地生成原初之“道”，而人也就借着服食而得道，夺此造化之功。也因为能将万物返于宇宙生成之初，故称之为“还丹”。还初得道，功同造化，术士即此而坚信：肉身也就因证道而不朽了—尽管无数道者和信徒因服食丹药而中毒身死，人们总以为这只是取法之不当而已。 许宛与尘吼多仅一面之缘，却大大为其“三十年后，能活千万生民之命”一语所撼，似乎也就为自己这不祥之身，觅着了一桩功德事业。除了将黄绫中所余一丸交付崔詠之外，从太白伴月的那一日起，便潜心于炼药之术。然而，看在司马承祯眼中，草木之物，与人同朽，无论治病如何神效，究竟还不能企及长生或神仙的门径。 许自正叹了口气，许宛两度许嫁未遂的旧事，让他抑郁疲惫至极，甚至恍惚觉得这女儿已经不是女儿了：“文皇帝在时，天下争传成弼之事，足以为士庶之辈戒。况成仙证道，俱是奢心妄想；只今小女耽于丹药之术，唯恐受殃更烈！” 凡人谁不慕仙、羡仙？说来也十分奇突，大唐开国未几，朝堂特为遵礼道家，不消说是以老聃为标榜，用意还是提振皇家氏族门第的号召。可是却又不断自深宫之中传出道术之阴冷萧森的一面，令人心生畏忌、恐怖。许自正的“受殃更烈”之说，正显现了当世人对道术之无常深刻的恐惧—所谓“天下争传”的成弼故事，又是另一种丹药。 相传于隋末天下纷乱之际，有一无名道者于太白山练丹砂，秘合大还丹，居然得道。这道者身旁随侍一子，名唤成弼，从学十多年，却没有得其传授。一日，成弼得到音信，他的双亲过世了，不能不暂为辞别。临行之时，道者给了成弼十粒金丹，并谓：“一丹可化十斤赤铜，足以办丧事。”赤铜，就是黄金。 凭此金办妥丧葬之事，成弼再回到太白山来，就有了不一样的念头—他要求道者再多给一些丹药，可这道者说什么也不肯给了。成弼仗恃膂力，持白刃以胁之，道者只一味顽抗，成弼砍断了他的双手，不给；复断其双足，仍不给。看这道者颜色不变，神气不衰；成弼大怒，索性一刀砍下了他的头颅，扒开鲜血淋漓的衣物才发现道者肘后膏肓之处，藏一赤囊，锋刃所破，竟然是满满的一囊丹。成弼转嗔为喜，抱着丹囊下山，忽然听见道者在身后呼叫“汝终将如某矣！” 道者如何死而能言？姑且不论。且说成弼得了丹，多变黄金成为一邑之富家，反而为邻人首告，必欲诬之以不法，直到他承认自己身怀数千丹，有变铜为金之能。这事非同小可，立刻惊动了唐太宗，招之入京，日夕以丹化铜，前前后后果然变成了好几万斤的黄金；成弼得授五品之官，而天下之“大唐金”多矣。 丹药有尽而贪念无穷。终于有一天，仙丹用罄，铜积盈庭成弼再也施不出手段，而皇帝还不能置信，命武士砍断了他的双手成弼自然不能有所为；复断其双足，仍不能有所为。最后砍下了他的头颅，成弼竟如彼无名道者所预言的下场，而“大唐金”毕竟从此而绝。 这个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传闻对皇室未必有利，它反映出太宗嗜利又残杀的个性。然而当朝者似乎不在乎张扬已故皇帝之威刑却有意暗示：尽管道者凭空生造数万斤黄金以充实内府，不可谓没有大功于国。不过，原无实术而欺君之人，终究会受天罚而身首异处。这里面所含藏的教训其实是：方士们用药草炼成丹药，铅铁为金，死汞为银，名为“黄白之术”，或恐含藏着杀身致祸的底蕴。 “使君之言，恕某不能苟同。”丹丘子护教卫道之情溢于言表，抢忙道，“黄白之术，源远流长，是为万物相通变化之迹，而不在启人贪念。” 许自正久历官常，熟习世态，自己的家族也在数十年间饱经起落炎凉。他早早地归隐，与其说不耐案牍劳形，毋宁是惯看人情贪鄙，不免忧谗畏讥，这时听丹丘子放言高论，颇不惬意，止不住摇着头，笑道：“某本凡夫俗子，看世人求显达，而后逐财利，富贵皆入手矣，复苦其不能久长，乃慕长生—说来不过一‘贪’字，也无足深论矣。” “黄白之术，恰是儆人以不贪！”丹丘子正色道，“使君试想，设若道果丰硕，遍地黄白如粪土尘沙，孰令贪之？” 道者论万物之变，实欲证万物之通。魏伯阳《参同契》创金丹大药之论，主三变之说，就以为“金液还丹入口，使人长生”，尔后到晋代葛洪更推阐其学，不只是说：“夫变化之术，何所不为？”甚至还强调：“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 这样的变通，原本就有齐一万物的思想隐含其间。道者尝试由万物之间随机变化而流通的性质，泯除俗世区别贵贱高下的等差之心。那么，金银若能以铜铅砂石随手造作，则人又何必贪求、掠取金银呢？ 在这个推论的基础之上，葛洪更进一步，相信万物变通之无止不尽，也就推衍出人生依循物理的长生之论：“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知上药之延年，故服其药物以求仙。”他多方引证古方术之书，借《玉牒经》说：“天下悠悠，皆可长生也。”借《铜柱经》说：“丹砂（即汞砂）可为金，河车（即铅）可为银，立则可成，成则为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甚至还借来历不明的《龟甲文》说：“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 最后，立论于《抱朴子·金丹》，葛洪如此写道：“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 如果能体会道者通体全面的居心，便可知唐初以来那成弼故事，实则另有一层教训。惨戮于刀下的无名术士之所以不肯将丹术传授给成弼，正是他看透此子之贪，而在头颅落地之后尚能呼号言语，则反而暗示这道者并没有真正死去。其前知之能与不死之身正是一体的两面。 尽管戒慎恐惧之心犹未尽除，许自正一时无可再争之理，只好轻轻道了声：“诺。” “令嫒从草木药入手，怀救人之德，抱济世之心，真难能可贵矣！”丹丘子像是早就觑妥了时机，当下话锋一转，回头向崔涤笑道，“九郎，方才还说要向使君讨一桩执柯作伐之事，何不坦坦道之？” “某侄福薄，不能攀琼枝，某亦不免耿耿。”崔涤整了整衣襟敛容再拜，道，“然而，道君既以‘天火同人’、‘雁候阴阳’二义开示，使君但勿忘所谓‘既以天下为贵，乃能不滞于一处’，直是良缘可期。” 面对的，是一位连皇帝都深深倚仗的国师，许自正自然不能不信服其言。然而许宛已经年过二十五，蹉跎无地，不论如何形容良缘终将从天而降，都让这忧心忡忡的父亲益觉惶恐；更何况“天火”那一卦，明明说的是“同人于野”，则彼人若非出身雅尚的高门士族，如何托付得？反过来说：真若是一前列贵姓的子弟，又怎么能够看上他这已经日夕没落的门户呢？ “天师心目通透，识见迢遥，某岂敢见疑？”许自正还是满面愁容地转向丹丘子，低声问道，“汝道此人‘合在楚山里’，莫非，莫非—莫非亦是采药之士乎？” 李白从来不是采药人，然而许自正一句不经意的猜测，却说中了。千里之外的李白果然在开元十五年冬初抵广陵之时，不得已而采了药。 自出蜀以来，无论到任何关戍、津渡之处，李白都是以行商身份，交验“过所”—也就是往来本籍以外州县所必须开具的凭证；先是匆匆楚山之游，由江陵而云梦、而庐山、而金陵，一路行方自在，踪迹自由，尽管走马看花，挥霍赀财而已，向无贸易商贩之实务，也不会有人追究。然而自金陵而广陵，情景便大为不同。 隋代以吴郡为扬州，为隋炀帝殒身之地，治所远在金陵。大唐高祖武德末年，也就是李白抵达此间的整整一百年前，扬州治所移置广陵，扬州遂逐渐有了气象一新的格局。其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十三步，有“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之誉。 此地位在古吴运河邗沟与大江交会处，经过有隋一代的拓凿与疏通，万石江帆可以直放入淮。非但因地力富厚而饶有农渔之利，百年间仅以水行运输、南北转通之便，粮草盐铁等物料无不聚散于此，不过数十寒暑，扬州就成为仅次于长安、洛阳的大邑，俨然有王气隐隐。 除了通都大邑一向不可或缺的工艺事业—如冶金、造纸纺织、服饰、珠宝之外，这个“新富饶而暴繁荣”的城市还有一项从前代以来就师徒相承、精益求精、转渐发达的特产物业，就是磨治铜镜，为他处所无。 坊市间为人所熟知的，有大明镜、江心镜、齐月镜之目，名传遐迩，而所费不赀；寻常径可尺许的一面铜镜，常索价至五、七千钱，而贩者仍面有靳吝不舍之色。其中最为卓著的，号曰照妖镜相传此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根据古来道者的解说，这种镜子，非供仕女梳妆之用，而是能让修行千年的妖鬼现形。若能令那些已经修炼得人形的妖物睹此，随即便可收入镜中，役使为奴，以为己用；而能够操持运用这种铜镜的，纵使不是王天下之主，也是辅弼王天下者的公卿 武周以降，天下通货日益不足，而扬州地方磨镜之业却愈发昌盛，有名“方丈镜”者，其幅员之巨可知。镜面愈大，工艺愈精原本是逞业师之能，以广招徕，可是尽一地之利，大量搜聚黄铜相形之下，官方铸钱之用便日益紧促。 当年苏颋因穷治盗铸铜钱而大困江淮地区百姓，终于引发民怨，被削除了相权，贬官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实则也可以说是他深谋远虑，看出了这铜镜之业所消磨的，乃是大唐的钱货。而地方上毫无顾忌地铸镜、磨镜，根本是地方之人横夺天下之财，以窘郡国之利的阴谋。 从另一方面看，苏颋所忧虑的事，实则早已发生。就在武氏当国的光宅元年，开国大臣英国公徐世勣之孙徐敬业、徐敬猷合唐之奇、杜求仁、骆宾王等人起兵谋反，所根据之地，便是扬州。当地父老传闻：徐氏一军初起，广为号召，造作流言，称有照妖镜三面，每镜径可一丈八尺，将扶之长驱入京，直取武氏，摄其狐妖面目，以为天下之观。 不料徐敬业采信所属薛璋“转战江南，先取膏腴之地，以实军需”的方略，终因战线纷乱，首尾受敌，功败垂成。照妖镜则有说被王师主帅李孝逸以烈火焚熔净尽的，也有说为副帅魏元忠所得而沉于大江的。总之，这一场乱局前后不过支持了五十天，一切灰飞烟灭。老百姓只道巨镜沦失，殊为可憾—那可是数十百万的铜钱之母啊！ 作为大唐运输动脉之运河交通中心，甚至是通往东西洋的港口城市，扬州非但仍然是枢纽之区，乱后依旧繁华如昔。不过，嗣后当局天子以及历任宰相都不免提心吊胆；广陵之地富，而民气益骄，非可以等闲视之。正由此一缘故，在当地勘验往来士民、商贾的“公验”，较诸于江陵、金陵，甚至两京等地，就严格了许多。 唐代承袭隋代的律法，凡“敕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由株连所及之尊，可见行游在外，原本就十分严明。唐人“公验”，泛指由官府发给、有官吏签署和钤印之许可。自凡国人离乡，不论籍隶士农工商僧道优倡，都先得向本县呈牒，请发公验。 县厅不能自主，还须上报于州官。两处审核，具备名籍，所审覆的文案，谓之“牒”。也由于“游必有方”，故牒上非仅注明来处，也要注明去处，以及外出原因、人数、身份、奴婢来源、牲畜毛色等等，皆须照实登录；及至路经各地水路关津，另行一一加卷记载，并押关防，这种用于行旅的文书，专称为“过所”。 大唐立国之后，在朝廷主掌“过所”的，是刑部，地方上则由都督府或州发给，由各地户曹参军主之。贞观十四年平高昌，置西州，设安西都护府，其后，中外关津制度也普及于中原各地，凡过水旱码头，皆须以“过所”为凭—意即请过某所，另具牒申请由官府审查之后判给。由于这个过程是逐级禀之于公，是以有些时候，称“过所”，也就是指“公验”了。 “经过关津州府诸色人等，并须于司门请给公验，令所在辨认方可放过。”只是律令文字，由于徐敬业之反所引起的潜在不安扬州之地对于“公验”的勘合，可以说是出奇地挑剔。 就地方吏治而言，严正法度原本不是恶事。稍早，皇帝为了整顿江南渐渐倚富而骄的民风，忽然想起一人，便下诏使之出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 这人名叫李朝隐，睿宗皇帝时曾经当过长安令，在任时有太监阎兴贵到衙请托人事，当场被李朝隐押了出去。尔后任河南尹有“政甚清廉，豪强敛迹”之声，李隆基的太子舅赵常奴欺压百姓也被李朝隐捉在朝堂上杖刑羞辱。凡此种种，令开元天子觉得大有可为，可是李朝隐的母亲刚刚过世，必须弃职守丧，这事官常规范不能擅违。皇帝和他拗了一整年，终于夺情起复，派往广陵。 李朝隐凡事依法论律，不假人情，果然扬州民情就此顺服下来。然而，朝中源乾曜、崔隐甫与李林甫等与中书令张说势成水火相持不下，皇帝索性并两造而去之，很快又将李朝隐迁转回京，代崔隐甫为御史大夫。 任用严正之人，戢弭浇薄之风，本来就是帝王用术之大要只是李朝隐之严刑，却使扬州士吏之风转出一种暧昧的面貌。执事的僚吏但须拘于律令，未必不能借端成势，自作主张。尤其是在“公验”审核这件事上，应对往来客商，不免按律刁钻。 李白和丹砂初下广陵渡头，笼仗厚重，花马高骏，在过往诸客之间，自是非比寻常，十分惹人注目。而丹砂却是何等伶俐？朝四下纷纷投来的睥睨目光打量，几个穿着军卫服饰的汉子在人丛中推挤排挞，一经过目而犹疑其身份者，便挥杖驱赶到一旁，不许入关。非徒如此，不时还传来嘈嘈切切之语，说起广陵城中又添病死之鬼，昏暮之后，鬼物四出讨药，烦冤祟闹云云。 丹砂心头一紧，忽然感觉周身缭绕着一股惶恐、肃杀之气—他和李白先前虑不及此，实属大谬。倘或直把广陵当金陵，兀自趋前呈请公验，关上盘查下来，主仆二人顶着商民身份，却没有往来贸贩之物，也没有接应出入的商家，说不得会让人一顿杆杖，驱逐而出。 正情急四顾无着，丹砂转眼瞥见五花马颈环边悬垂的笼箧—里头有一口李白随身不离的衲袋布囊—忽然间便有了想法，随即低声对李白道：“李郎！我等不即呈签过所。” 话才说完，以掌遮阳，朝远处眺了眺，随即拉起马头，反向而去，直往荒僻处走。李白不明究竟，只能跟随呼喊，不料却惹得早就围在身边的一群丐者哄然而起，也学着李白声气，怪腔怪调地叫唤：“丹砂！丹砂！” 原只三五人，偏让这么一唤，立时聚拢了十多个来，看得出为首之人是一褐麻破袍的秃顶老者，抢步近身，对李白道：“郎君不过关？” 李白还来不及回话，群丐却像是得着了知会，齐声发喊：“不过关？” 这一声有如惊雷，四下原本熙来攘往的路客也纷纷回过头人人都给无端挑起了兴味，直往李白身上打量。此际，原本在前方快步急行的丹砂也只得停下脚，暗道一声：“不好。”再回头时麻袍老者已经横身挡在李白面前，却转脸朝群丐道：“郎君不过关便同尔狗鼠辈的乞索儿作耍！”说着，摊掌朝天，这就是讨取钱物了。 这些丐者久惯市井，饱览行人，即使不知李白来历出身，也看得出这后生虽然衣衫体面，却没有仕宦子弟的势态。观其容色稚嫩白皙，会须是初出江湖，未娴世事，更何况乍临关津，忽然掉臂反向而去，或许正是这后生心有忌惮，畏惧关上刁难。这就予丐者以可乘之机，于是呼啸蜂拥，看李白如何发遣。 丹砂不肯即刻入关，确实有着当初意想不到的顾忌。这也是他下了船，耳闻喧呶争吵，不觉为之一怵，试想：过所上明明注载着行商主奴，一人来自蜀中，一人来自金陵，两人笼仗确乎不少可是一旦查验，看来都是“不售之物”—若更说是买商，则当关小吏只消随口一问：来广陵何所贸鬻？他主仆二人便答不上腔了。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眼见身边的丐者愈聚愈多，已然不是乞讨，却颇现出几分逼勒讹索的意思，丹砂也不看头脸，抡起手中的竹策，只一阵挥打，打得有人哀嚎、有人怒斥，也有人趋身上前，眼看就要回手。李白却不为所惊，任由那麻袍老者扯住了自己的衣襟，也不挣扎，却眉开目朗地望着众人，像是看着多么新鲜有趣的景况，口中尽道：“丹砂！莫打人。”嘴角竟然微微漾出一丝天真好奇的笑意。 丹砂却不敢轻易其事，他知道群丐这是有意滋扰，若不以威势吓之，彼等绝不善罢甘休；他自然也就不肯住手。这厢打得起劲索性回鞭抽了那五花马后腿一记—这一击更不得了，马儿无端喫打，登时气性喷涌，龇起两排长牙，抖擞一颈长鬃，前蹄翻抬，应声踢倒了好几人。前边的倏忽栽倒，后首的也撑立不住，跟着摔跌扑滚，匍匐满地。一时之间，嘶吼之声震天戛响，已经有那不耐嘈噪的人起哄喊道：“瞎驴生闹事介！便倩官司来拽去！” 就在这纷扰闹乱之中，马踏尘扬，起而复落，黄埃乍散，原本烟雾迷茫处缓缓摇晃过来一庞然巨物，远观不清，却把众人都看傻了，一个个噤声不语，目瞪口呆—原以为那是几十个堆叠上天、径可三五尺的大瓜，待迫近了再一看，才发现来者是一老媪，只不过头顶、肩膊、背脊上扛着的不是瓜，是不知为数多少的箩筐，巨大无匹，俱是细篾编成。丹砂看在眼里，心头忽然有了主意，猛可喊了声：“赵老媪果耳来哉！” 说时，丹砂不免恶狠狠地扫视了地上连滚带爬的群丐一眼，手头鞭策指拨，像是还要挥打的神态—然而他毕竟没有再出手，一个箭步窜出，到那老媪身边站定，低头附耳说了几句，老媪闻言咧嘴而笑。丹砂兜回鞭头，复指李白，又说了些什么，老媪笑得更开怀了，连连点头，回身便走，像是引路的一般。丹砂更不迟疑，扭身牵了马，朝李白喊道：“李郎来也！桃花山赵媪到了，便随她去。” 李白甩开大步上前，犹自满心狐疑，低声问道：“汝于此间却有东道？” 丹砂埋首疾步，一意向前，低声答道：“未有。” “则这‘赵媪’又是—？” “某亦初来，岂知她姓甚？广陵万户之城，总有赵姓之家。”丹砂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奴在家时便姓赵。” “只今随她底处去？” “买箩。” “作么用？” 丹砂也不答话，低眉俯脸往身后斜斜一眄，群丐果然并未就此罢休，滚地而起、拍灰赶尘，又三步抢两步地簇拥着那麻袍老者跟了上来，口中还不时挑衅地吆喝着：“郎君，不过关？” 丹砂猛回身搡开李白，指鞭站定，扬声道：“金陵李十二郎有大好差遣发付，汝等乞索奴，若得啖狗屎的气力，便来担待！” 麻袍老者一听这话，实出意外，不免迟疑，随道：“作么生？ “采药。”丹砂将鞭策朝李白横去，笑道，“一丁一日十文，这是李郎慷爽，只今汝等乞索奴积德走运，方始觅得！” 丹砂之言，也令李白吃惊，但是随即猛省：这家僮聪慧过人真个不枉龚霸怜爱。想这广陵与先前的江陵、金陵果然不同，乃是万商云集之地，行牒在身，号曰商旅，万一关上盘查严密，问起贸易往来之物究竟是什么，非但笼仗中没有，就连嘴中也道不出岂不大惹嫌疑？然而“采药”二字前所未闻，果然没有听错么？ 不只李白糊涂，就连麻袍老者也犹豫了起来。他是丐，而广陵丐者有二，一曰世袭，二曰流落。世袭者成群结伙，在城市逐渐依京师规模兴筑坊里之前，是以街道为畛域；群伍各有所属，彼此无犯。这一种丐，在城中只许乞索，不能帮佣代役，不禁与僧道之流周旋。另一种流落之丐，则各自谋生，多有至大户人家或农圃商店暂为佣作，或是替丁代役，换取微酬者。这一类的人，平素不与僧人、道士往来。两种丐者各拥天地，一般不相杂厕。 李白撞上的这一群，乃是前者，呼之采药，的确犯了忌讳。然而丹砂提出的酬资前所未见：十文钱，在富贵人家看来不值几何，可是在贱民眼中却非同小可。近年来江淮间物资丰沛、通货不足，盗铸流行，即使以非官铸的私钱买卖，十文钱也可以换一斗米，那可是好几天的口粮。麻袍老者有些心动，却仍旧格于世袭丐者的行规，面上流露出踧踖不安的神情，看了身边众人一眼。倒是有人闷闷地道了声：“总然是城外使力，不在城里。” 另一个则道：“却不知采么花么草是药也！” 丹砂闻言笑了，回身又指了指仍自背负着箩筐、踽踽前行的老媪，像是有条不紊清点什么似的数道：“一箩黄连、一箩重楼、一箩木巨胜、一箩麦门冬、一箩地黄、一箩茯苓—看是再添一箩松脂、柏脂，不晓若何可用？” 李白更觉诧异了，低声道：“汝亦能知草木药？” 丹砂白了他一眼，随手持鞭向五花马颈环边的小笼箧拍了拍，也不答话，继续对群丐呼喊：“若是采得珍奇上药，李郎不吝赀财，另有嘉赏。” 丐者面面相觑，喁喁私议，油然生了兴致。李白看一眼那小笼箧，也明白了：丹砂显然替他整束过行李，里面是当年赴锦城和峨眉行前，月娘亲手缝制的一个布囊。这一趟出蜀，赵蕤依样交代了—囊中百衲袋数十口，都是记名的草药。 五 便睹广陵涛 晋室东渡以还，道教在江东发展出独特的地位。这一情势，诚然和句曲山的地理有关。句曲山，即是茅山，与广陵隔江相对。其山峰脉绵延，贯穿了句容、金坛、溧水、溧阳四县。也正由于主峰在句容县境，故又名句曲山。道教上清派自魏华存以下，一传杨羲，再传许谧（穆）、三传许翽，以及尔后的著名道者许黄民许迈等，非仅多同宗，也都是句容地方的乡亲。上清派九传至“山中宰相”陶弘景为宗师而格局大开，这山，还就是句曲山。 句容之山之所以成为灵宝福地，还有历代不乏奇诡人物的原因，至少不能忽略的是广陵“圣母飞天”以及“董幼鞭水”的传说 相传于汉末时，广陵有一女子，遣嫁夫家杜氏，却在婚后追随道士刘纲学仙。杜氏不通道，总怨怪妻子不守伦常。而这女子的确有能为，时常施药治病，救人于急难，受惠最多者，便是城中群丐有时为了行医，忽然间便离家出走，数日不归。杜氏怒告官司，控以妖奸之罪，官司受理，才把她逮捕系狱，谁知过不多时，便见这女子从狱窗之中破飞而去，转眼间高入云中，再也看不见踪影—仅仅在窗台上留下了一双绣鞋。此后广陵人便以“圣母”呼之，远近乡里还给这无名无姓的女子立了庙，敬称圣母，长久奉祀。 董幼与圣母同里，而晚了将近两百年。据说他自幼丧父，体弱多病，实在别无所长，只好依道门，事洒扫，原本佣作而已；不料追随师长勤修勉成，居然在四十一岁上遇到真仙，某夜下凡入室授以水行不溺之道。那真仙临去时交付给董幼一支马鞭，从此鞭水而行，如履平地。据传董幼在这一番奇遇之后不多久，便辞别了母亲和两个兄长，沿江鞭水而上，西登峨眉山，为他送行的，正是广陵丐者。他对这一群乞儿的留别之言是：“汝等与某，盖皆世世传道业者矣！” 此二说，可以道尽广陵甚至扬州一带道士与丐者渊源之密切丹砂随龚霸修行，交接宾客，见闻多矣，遂也约略得知个中原委也就是前些日尚在金陵时，他听这老主家问起孟浩然：为什么汲汲然欲下广陵？孟浩然的答复很不寻常：“维扬有不识之友十人，错过此会，便难再见。” “诚当如此。”龚霸当时点了点头，叹口气，道，“某亦久闻此十友，当见则见，某却不能耽延夫子前程。” 原来“维扬十友”还是广陵的一群奇人。他们累世经商，家道素封，多少也读书能文。由于商贾不能入仕，诸人皆无分进取，也就一向不作功名之图。可是这十个人有志一同，都慷慨豪越，颇具倾囊济世的襟怀。 每年除了新正建寅以及端阳建午之月，十友都会醵资一会，轮番为东道主。开始之时，不过是以酒食为娱，酣醉足饱而已。久之，其中有几个爱慕道术的，便常常将宴会之地，设在隔江的茅山，由于地利之便，也常会邀约在山中清修的道士，彼此谈玄论理，亦别是一种趣味。 或许是经由道者劝说，或许是受到言辩的启迪，不过几年，十友商议出一桩德业。那就是每月聚食，都另邀一寒士入席，午时开宴，子夜方散，其间昼夜六时，十友分别与这寒士接语交谈，察言观色，宴罢则各出所有，作为程仪，或助之安顿家室，或资以赴京就考，而从不求任何回报。 由于十友一向不以身家示人，尽管在宴席上彼此不得不相呼，也只是“我友”如何如何，决不传姓名。至于邀约何人，则委之于广陵群丐，也就是靠这般日日在街头行乞的人远近留心，通风报信，让江东许多无助的读书人有了出头的机会。维扬十友与寒士之约是相当明确的：“挥手一别，不期再见。道法天心，周流自现。”非但不可答报，亦不可传扬。十友都能从“道体周流不居的信仰中体认：一旦行善，即成就了流转于人世间的道—而这道不必借助于答报或显扬而复返于己身；恰由于不返于己身，也才能够润泽广远。当然，行走于民间道术之士不是没有利己之说，以迎合俗人俗愿；他们总是宣称：若能将道体多方流转，也有助于修持者在多年积行聚德之后，得以白日升仙。 维扬十友连绵从事了不知多少年、资助了不知多少读书人的妙道，唯于孟浩然一首语焉不详的《广陵别薛八》中隐约揣摩： 士有不得志，栖栖吴楚间。广陵相遇罢，彭蠡泛舟还。樯出江中树，波连海上山。风帆明日远，何处更追攀。 薛八为十友中人乎？是为孟浩然绍介十友的丐者乎？薛八大约也不愿意透露。不过，维扬十友的义行人间罕见，人们捕风捉影居然转出了另一怪谈。 据说有一次仍是在江南句曲山麓设帐开筵，群丐纷然而至争说此日原本应邀而来的寒士无福消受豪宴馈赆，才登船便暴死了。十友犹惋惜不已之际，黄泥路上贸贸然来一麻衣人，须发戟张肩上伫立着一头鹦鹉，远远地喊：“酒食逼人，岂仅供士子醉饱耶？ 十友打量他一阵，都道是流落之丐，继之一想，这席间之物本来就是供养天下人饮馔，哪里有什么分别等差？随即招呼入席这人也不辞让，据案大嚼，一人尽三五人之量，还喝了好几斗酒才打着嗝儿对众人道：“来而不往，岂能成礼？闻道维扬十友从不受贶，亦忒不近人情—某野人，勉力为之，亦足供一会。望诸公深会道体流行之德，容某答此一饭之恩。” 这话说得面面俱圆，丝丝入扣，直钻进了慕道之人的心眼里。十友又怜他体貌羸弱，而情意悃悃，不好拂逆，便订了三日之后一约，约在广陵东塘郊外。至期，十友皆至。但见草莽之中，有一破屋，可两三间，墙垣倾颓，篷顶破漏，已呈半欹半倒之势。走近了再一看，平日为十友奔走的那些个世袭之丐也有不少已经各据一席，蓬发破衣，形状秽陋，或踞或坐。 见十友也来了，群丐纷纷起身行礼，拱立待命。这东道主人还吆喝着丐者前后扫除、重设菅席。就这么一折腾，一两个时辰很快地过去了，室内看来也添了三分焕然一新的颜色，十友都不免有些饿了，主人仍慢条斯理地张罗丐者捧呈酰盐酱豉，摆布匕箸簋盘。好半天，才端出来一方五尺长、三尺宽的巨案，案上围着一圈油布帡幪，不时还打从里头朝外冒着蒸烟，仿佛混揉着千百种药草、佐料的气息，汩汩而出，果真是异香扑鼻。十友饥肠辘辘，适不可忍，那主人一掀帡幪，横陈于案上的，竟是一个约莫十来岁的儿童，头、脸、躯干、四肢俱全；通体已自因蒸透而发肥了，耳目手足，竟多烂熟而脱落。主人自持一双长箸，指点着对十友道：“大佳肴膳，且勿辞让—请！” 十友之中，有的目瞪口呆，有的惊恐呕吐，有的忿恚避席，没有一个敢吃的。这主人也不再让，大口咀嚼，滋滋有声。一面吃，一面还支使群丐就席，丐者面面相觑了片刻，也就俯身伏脸，载割载食。不多辰光，那蒸儿童便皮骨不存了。 “此肴—实是千岁人参，颇难得。某求之多年，今日原欲与诸友分之，聊报延遇之恩，要知食此者……”主人顿了顿，环视一眼席间群丐，笑道，“便得白日升天，身为上仙。汝等乞索奴有何德？有何能？有何术业？居然致此。” 话还没说完，那些嘴角还在咬嚼着的丐者竟然在转眼间化身成青童玉女之辈，一个一个缓慢起身，不由自主地打从破篷败顶中朝天空飞去，下一刻，便皆消失了形影。主人—以及他肩头的鹦鹉—也逐渐化入蒸烟，留下了一段听来并不像告别的话语： “道体无常如此，诸友还行善否？” 维扬十友当下吃惊不小，白日升仙，历历眼前，这化身为丐的仙人所指点的倒也明白，便宜了一群无功无德的鄙野之人也没什么，充其量归之于幽冥有数，或许他们有累世的阴骘罢了。可是空中还传来了这么一阵话语： “更何况尔等尽将些穷措大、田舍奴送将门第中去，任渠‘瘦骨彷徨知制诰，白头迁转校书郎’而已。此辈挟书抱策，吃苦受气而后泛酸化腐，又何善之有？” 维扬十友始料未及，真仙下凡，非但不苟同他们接济寒士的所作所为，反而对寒士冷嘲热讽。在这满目荒芜的旷野之中，置身倾圮的破屋之下，他们还真能感受到“此辈挟书抱策，吃苦受气而后泛酸化腐”的处境。不过，他们终究没有透悟那文曲星张夜叉的深意：有些人—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在功名的诱引利禄的驱使之下，逞其所能、尽其所有，抢入士大夫之流，却也仅是一生一世、随波沉浮而已。 “或则，”其中一人道，“真仙赐教，另有用意。诸君试想：尽教我广陵物阜民丰，商贾盈城，交易繁华，往来绵密，然毕竟是弹丸之地。我友若欲接济天下四方士人，会须广为搜求才是。” 此说一出，众人兴致又来了，登时有人附和：“广陵之涛，达济江海。吴越一隅，岂能尽天下英才？某等何不多倩旅次达人为耳目，趁云帆利便，西趋荆楚，北赴梁宋，东通齐鲁，阅人既遍，或即不使野有遗贤，则道体流行，殊无窒碍了。” “可不？”众人一阵喧笑，又都打起了精神，转瞬间抛开了未能成仙的小小遗憾，从荒烟蔓草中高视阔步，朝东塘扬长而去。 日后孟浩然以鹿门诗隐之盛名，汲汲然应邀到广陵一游，从而得着了维扬十友的资助，接着便整装入西京赴试，便是这一层因缘使然。 至于李白，却在追随着孟浩然的脚步来到广陵之后，不期而然与维扬十友也缔结了交谊。生涯到此，他忽然发现：该如何有为于天下，还能让李客所交代的那一笔不能见人的财富，终于有了一个体面的下落。 事缘采药而起。 丹砂在广陵渡头卖弄狡黠，暂时化解一场纷扰，还招募群丐帮闲，跟着卖箩老媪，避开市集上盈千成百的黎庶人等，一意往荒中迈步。直走出里许之遥，老媪猛回头问了一句：“此前八十里尽荒，小郎欲往何处去？” 这话把丹砂也问傻了。原来这狡童先前同她往来交谈，全系诓谎，不只赵媪不姓赵，近地也没有什么桃花山，他低头附耳所言，就是把老媪身上的箩全数买下了，许她往空旷无人处行走，以便交割。老媪见李白衣衫柔软整洁，马匹行李贵盛，便不疑有他。直走得她口焦唇燥，腿软脚麻，才歇下一身背负，任那十多个大箩满地乱滚，遂哀乞丹砂：“还就此地交割了罢？” “便只一事相求，”丹砂就怕让身后群丐窥出端倪，还是压低了声，问道，“尝听人言广陵贸易天下草木药材，邻处可有几处丘山，便供某等采摭些许？” 老媪闻言，骨碌碌转动着两只灰浊浊的眼珠子，四下张望片刻指着西边远处一约莫五六尺高的砾石岗子，道：“彼处高，却也不生寸草。小郎觅甚山？须向江南句容、金坛县地去耶。” 老媪高声朗语，没提防他人，群丐都听见了。只那麻袍老者突然心领神会，跨步上前，放声笑道：“死狗奴！以某丐食人可欺耶？说什么黄连、重楼，说什么茯苓、松脂，广陵方圆百数十里之内安知有此等物？分明是逃关贼徒，假托贸贩，待某持将去见县主也教汝死狗奴喫几鞭王法。” 李白抢前一步，横身拦在丹砂面前，赔笑道：“奴仆年少，气性麄急，直是焦躁失检，请翁宽谅了。” 麻袍老者益觉得理，不肯饶人，回手一招，群丐蜂拥而前将李白主仆连人带马，团团围住，间有一丐，撒开腿往回跑—不消说，便是报官去了。偏他跑出一二十步时，犹自风驰电掣一般再奔远些便蹊跷了，但见草鞋着地，起土扬尘，偏偏一寸不得向前连跨十多步，只在原地刨磨，地面登时陷了寸许，他却仿佛身不由己，竟然停不下脚来。这丐既惊且惧，口中已然吐不出字句，只能癫狂呼喊而已。 麻袍老者固亦不明所由，或以为李白主仆通晓邪术，更不敢大意欺前，脚下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却，便在此刻，听见身后江水之下不知何许深处，传来一声吼： “太白！还记前约否？” 此时四野无风，可是百数十丈开外的江水却扬起了一堵墙似的排浪，前浪才倒，后浪又兴，一连十数起，浪墙一一倾扑而落水底钻出一丈夫来。此人形躯近丈，深目隆准，穿着一身及踝的紫袍，袍身却滴水不沾。他手中握着绿玉杖，头上戴着小金冠，肩膊上扛着一头似熊非熊、似罴非罴的怪物。 李白不觉跨步向前，叉手为礼，笑道：“岂能不记？龙君说过：‘汝与某道义未尽，向后，容于有潮汐浪涛处一会！’” 来者正是钱塘龙君。 龙君踏浪而来，却不忙与李白叙旧，迳自大步向前，像座山似的欺近麻袍老者，道：“有约即践，六合至理。汝既鸠集诸乞儿，来助吾友太白采药，复去见县主何为来哉？” “彼非贸药商贾，此地亦无草木—”麻袍老者说着，回转身朝四下一指划，手却在半空之中停了下来；尽此时他放眼所及之处，原本童秃一片的砾石大地，长满了高矮不齐的野树杂花，草叶绵密，横无际涯，有的翠碧蒙茸，有的枝干槎枒，明明不是一时一地之物，居然都在这秋尽冬寒的季节，一时俱发，其姹紫嫣红，有如春阳开泰，光天化日之下，还传来阵阵气息繁复的异香。 “太白可记否？前度初会，汝曾云：一回花落一回新，”钱塘龙君开怀地笑了，复朝那老媪先前所谓的八十里尽荒之地一指，对李白道，“此荒实不荒，日月征驰，亦将遍地楼影花光矣！” 李白顺势望去，众人亦随之惊叹连声，原来就在钱塘龙君手指之处、数武之外，赫然现了一座庭院，院西南脚矗立着七重宝塔，金顶尖耸入云，每重四角飞檐翘翼，下悬圆白皎洁的火珠，径可尺余，象二十八宿之光，在日头遍照之下，毫不逊色。这塔，与近旁低矮的室宇高低相去甚远，然而雕梁绣栱，丹楹玉墀则一。在塔和亭台楼阁之间，则是名目不胜指认的各种巨木，前列梓，后列楸；左右参天而立的，则是正飘落着色泽深黄浅黄、焦枯万变之叶的梧桐；蜿蜒于塔前小径两侧者，又是华盖交错伸展的柚木。 群丐原本还满地摭拾着竹箩，此刻浑然忘我，麻袍老者咄咄怪道：“彼非城中西灵塔耶？奈何在此？” “尔辈且自采药，不日即或成就一桩功德。”钱塘龙君举杖复一指丹砂，“汝小童既能辨识草木药材，便在此料理整治，某与汝家主人去去即回。”说着，转身牵起李白的衣袖，直望西灵塔而去 六 西忆故人不可见 西灵塔是一座不寻常的塔，数百年传说，“此塔有翮，每有灾异即飞行”。 后人思之，不得不感慨：这与广陵的处境有关。三国时魏吴割裂广陵县，魏置淮阴县，到了西晋之时，割淮阴之东，为临淮国；及至东晋，又于广陵郡置青州。此后代有更迭，治丝愈棼南朝刘宋改南兖州，北齐改称东广州，继而呼江阳郡、吴州不一直到隋开皇年间才废广陵，改吴州为扬州，置总管府。 然而天下虽然一统，纷乱未有了时。当局每兴望治之心，必先为易地名。即使大唐李渊定鼎之后，人心疲敝，无论民风淳薄朝廷对于各地总还是那一套，借着不断翻新复古的指称命名，宣示所有；每隔三数年便改州复郡、改郡复州，真无了局。这是扬州广陵、江都不时互称的根柢。而西灵塔似通人情政事，每每皇帝下诏敕改制之前十日，塔身便微微晃动，塔檐上的火珠也随之旋转不停。 根据地方载记，高祖武德三年、七年、九年，分别现此异象，“塔动，移时不止，檐珠圜转如疾风五緉，观者盈千，皆震怖号呼，及止，复相庆无他故”。其中的“五緉”，就是用重量约合五两的鸡毛捆缚成束，状若雀鸰，悬之高杆，以为风标—当疾风不止的时候，这五緉随之飞速旋转，大约也就是火珠受震的情状。每当塔动之后的十天，的确都有改称、改名的皇命下达。 遇到了更严重的变革甚至灾祸，西灵塔还往往拔地腾空，倏忽移走，有时甚至出现在百里之外。天后永昌二年九月，武则天变唐为周，改元天授，之前十日，此塔夜半遁形不见，直至黎明时分，才有人看见塔身端严正直立于江南句曲山的半山腰上，人众不敢接近，只能远眺膜拜，塔飞去山曲，亦无别样，历一日而返。 二十年后的七月下旬，发生了唐隆之变。早在七月十五日晡时，此塔又于一瞬间不见，众人这一次乖觉了，纷纷过江而南，一时拥挤杂沓，渡头为之塌坏。果不其然，西灵塔又出现在句曲山巅。是夜每当浮云荡开，火珠光明熠耀，数十百里外皆清晰可见。到了第二天黄昏时分，西灵塔还是不负众望，又回到了原处。 十天之后的晡时，李隆基微服入禁苑，率刘幽求、钟绍京、葛福顺、李仙凫等，自玄武门发北门军将士，诛除韦后一党，彼时，天星散落如雨。 日后每逢邦畿大故，这一异象便层出不穷。直到李白殁后八十年，唐武宗会昌二年，淮南有一诗人，姓刘名遯、字隐之，乘船前往明州游历，在舱中偶感困倦，打了个盹儿，忽然眼离错觉，以为身在海上。再一转眼，看见万顷碧涛之中，有一座七级浮屠并舟前行。而在那塔的第三层上，凭栏站着一个他相识的僧人—正是长年在西灵塔旁结庐而居的高僧怀信。怀信遥迢呼之，道：“贫道暂送此塔过东海，即还。”一觉醒来，也就忘了。 又过了几天，刘隐之回到扬州，乘兴往寺中拜访怀信。怀信还问他：“犹记海上相见时否？”隐之这才想起那梦境，海上舟帆波浪，历历如绘。一时之间，诗人与僧人也就平添了几句家常闲话而已。殊不料再过了几天，居然天降一火，焚塔成灰，万般木石并金箔玉瓦也就在片刻之间，付诸灰烬。《独异志》记录当时景观有此十字：“方圆数里之内，白雨如泻。”而塔旁的草堂却一无所损只不过原先在草堂中禅定的怀信从此失去了下落。 这一年，怀信整整一百岁。草堂中留有一雨伞、一锡杖、一袈裟一铜钵和一纸偈。偈语云：“金佛离三界，玉毫迷十方。”这是与传统沙门之教很不一样的看法。《妙法莲华经》谓：佛放眉间白毫相光，能通达万有，使“东方万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迦咤天；于此世界，尽见彼土六趣众生”。可是怀信的偈子却与此说成逆反之论，意思仿佛是说：佛，即将遗弃这个世界，其眉间白毫相光也不再遍照三界。唐武宗之灭佛毁寺、驱逐僧尼，恰其时也。彼时，已是李白初登西灵塔之后一百一十六年。 李白随钱塘龙君登临西灵塔时，所赋之诗为《秋日登扬州西灵塔》： 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水摇金刹影，日动火珠光。鸟拂琼帘度，霞连绣栱张。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露浴梧楸白，霜催橘柚黄。玉毫如可见，于此照迷方。 这是一首五言排律，格调森严，除了第一句三平落脚之外余皆谨守平仄和对仗的章法。李白刻意遵循“时调”之作总有缘故，一般多为干谒公卿而用之，不得不端正矩范，一方面显示自己行文亦可不离绳墨，一方面也借由斟酌精严而衬托出作者尊重、礼敬的态度。 此作虽然严谨，却与干谒无关，他是写给钱塘龙君的。全诗除了“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一联略涉经历，却也没有太多的感慨，其余诸句，更纯属景色的铺陈，几乎句句用在眼前所见之塔，并无个人感怀、抱负或情志，在华丽中蕴含着典雅的气氛。只不过第四、五、六、七诸联一气八句，纯用一种句式，欠缺词理变化，于是显得语境沉滞拖沓，甚至颇引勉为铺张之感。直到结句时，为了不使全诗沦为空洞的观览，乃凿入《妙法莲华经》的典语，看来也是对钱塘龙君神通妙道的一声褒赞。 钱塘龙君引李白一步一步登塔，直上七级，凭栏南眺是大江，看了半晌，沿着窄廊踅至西面，俯首略瞰，丹砂正捧着布囊衲袋，一面辨识着袋中草药，一面指点群丐向周遭花树丛中攀折砍伐。 “此僮神完气清，根骨灵慧，比之先前那酒虫，须是大好道侣！”龙君像是同李白说、又像是同他背上那怪物说，引得怪物不住地点头，连声低吼。 “龙君去后不多日，指南便病故了。”李白心中敬重这龙君，颇不欲任他说些蹧践吴指南的话语，神色先自肃然起来。 但是龙君却仿佛借着题目，立刻扬声道：“汝天资秀异，识见却恁浅俗—宁不知道体所在，周流不拘，忽而为草芥，忽而为木石，忽而为虫豸，忽而为禽鱼，忽而为男女，忽而为粪土。生死不过是小隔别耳！汝既是天星入凡，岂能滞此琐屑之情？” “凡身一事无成，固无奈难舍，只是痴而已。” 这个“痴”字—李白在旅次之间寻思已久，实非泛泛之语—它原本是丁零奴从李白略能记事起、就随口把来笑骂他的一个字也许不是多么严重的斥责，却总透露着丁零奴对年幼的李白所着迷之物、所执拗之事的一种轻蔑。彼时，但凡李白有念念不忘而叨叨不绝者，丁零奴别无长言，便以轻轻一声“痴”为之按语。 李白原本不解，也无从求解。日后，直到他在锦官城大通寺听维那僧道海说《毗奈耶破僧事》，竟是一则“猕猴捉月”的本生故事，才约略通晓：痴之所状，便指心有所专，余事皆无名，仿佛故事里成群结队、惊惶哀感、急着想救拔那井底之月的猕猴。痴即是心念所系，导致知见无明，甚且因而赔上了性命，却也无从追悔的顽耿之性。 尽教他日夜征尘，随时与江山人物忽遇忽离，恰似《古诗·驱车上东门》所谓：“人生忽如寄。”一旦落脚广陵，就闻听人言东去不几程，便是沧海。如此则看似已经来到天之一涯，可是犹觉世间茫茫，难着根脚；既不堪回眸来处，又不知放眼去处。那些有如浮云与飘萍一般相会随即相别的人，却总在他吟咏诗句的时候亭亭然而来—他们或行或坐，或语或默。有时，李白还真不能辨识眼前所见者，究竟是心相或物相，是实景或幻景。久之成习不得不坦然以对，他也就不再悉心分别：孰为昔？孰为今？何者属实？何者为妄？总而言之，诗句其来，犹如难以割舍的人；想念之人，尽付横空不去的诗句。非待一吟罢了，诸象不灭；诸象既灭他的人生也只剩下了字句。 “百情无碍，一痴害人！”龙君又回头同那怪物碎念，可是所说的话，却像是刻意给李白听的，“莫道只某放汝不下，孰料此子肩背上所负之物，其沉重犹过汝；他却好随那江流溷沌翻滚，就势而下，直出东海去也！” 龙君三言两语，字字句句刺着李白痛处。 出蜀以来，他一步错过三峡、一步乖隔九江，一步又一步逐风尘而彷徨，反而宁可彷徨。他不但偏违了原先的目的，也辜负了李客的嘱命。尤其是携将数十万钱的赀财，究其情实而言，反而更像是背负着李客亏欠于人世的一笔债务。他既不知该向谁清还，也不知该如何湔雪这钱所沾染的耻辱。漫无行方也漫无止境地游荡，似乎是唯一的救药。 而他每过一处，每遇一人，每经一事，每吟一诗，都借助于陌生之感而觉得自己宛然一新，暂时忘却了、也摆脱了自己的过往；那是李客与他父子二人相生而成的巨大亏欠。这一切，的确像龙君肩头所扛负的莫名之物一般—甚至连暴死于洞庭湖滨的吴指南—也浑似在他的背上，真个挥之不去。 这时，李白凝眸睇视着七级浮屠之下、那些个忙着采药的丐者，第一次道出了对于吴指南念念不能释怀的遗憾：“某至此方悟得：指南之死，实以某杀之！” “噫！”龙君一时听不明白，问道，“宁非病故耶？” “昔年某出游锦城、峨眉，某师赵征君曾诫某：‘见病人，须防失业。’某竟忘之，日后行脚所及，不忍见人病苦，随手处置，遂博医名。” “不能忍人之苦，是痴无疑！”龙君放声大笑，肩头的怪物也跟着狺狺作声。 李白的容色却益发沉穆，继续说道：“客岁东行，某师复谆谆致意，仍以‘见病人，须防失业’诲某—当是此语，令指南闻之始终挂怀，乃不从某诊治，亦不受药石；此非某杀之而何也？” “‘见病人，须防失业’是何语？不解。” “师以功名相期，若旦夕以医道知名，即入匠业，恐于士行有防。 “高人知机，高人知机！然知机又复奈何！汝便是一痴人，聊堪自苦而已—”龙君大摇其头，笑得更阖不拢嘴，道，“至于那酒虫，也是痴；彼合该当死，竟与汝何干？” “毕竟幽冥异路，生者遐思无极。”李白苦笑道，“洞庭萧寺那僧，龙君亦见过，彼还道：指南死后，会当化作丈六金身之佛足见野人亦堪成就大修行，岂便以酒虫呼之？” “既知一死而成万化之机，此即道体周流之证。汝先前如何语某？尚记否？”说到此处，龙君将起绿玉杖，拍打着栏杆，扯开喉咙吟道：“‘毋宁捐所缱绻兮，临八表而夕惕’！此太上忘情之至道也不幸而先为汝一枝好笔写出，汝却行不得！” 犹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是将李白焚告钱塘龙君释怨止争的句子，把来调弄李白执迷不悟的自责；令他尴尬，却不能不若有所悟。他，究竟能不能像赵蕤一般—至少看来无视于那些浮荡于尘世间的生老病死之苦？或者至少也仿效那丁零奴模样一任东西漂泊、去来自如，似乎全无牵挂。 往更深一层去剖看，这话也恰恰揭露了李白对前世今生的悬念纠葛。倘或自己真如父母一向所言，是太白星所谪，则凡身所遭遇的一切，都不得不视之为应得的惩罚；则口头笔下的超脱与豁达恐怕也只是虚言梦呓而已。如此一来，谪下凡来的天星，又何须枉费力气，追求忘情之道呢？龙君嘲笑他不能忘情，倒像是在提醒他不必借此逃避—谪仙之天刑，端在于有情罢了。 “龙君乃是神明，神明无所不能，忘情有何难哉？” “非也！非也！太白星君此言大谬不然了。”龙君接着道，“尽教吾辈形容百变，驰骤万端，有时移山倒海，有时摧枯拉朽，术力深矣，威吓大矣，操纵夥矣；然—恰是无所不能，故宜有所不为；可为而不为，此即神明难处。某今来会汝，偏即为道此故。” “更请龙君明示。” “人世亦总有难易两途，君欲任其易者，抑或任其难者，皆自由，却不可痴迷莫晓，但须辨其可为与不可为，而后为之。” “如何是难？” “生者难为情，有情难为死。” “如何又是易？” “遗苍生以怨怼！” “啊！那是—”李白没有说下去，那是他自己的句子，仍出于《云梦赋》的第四章，他劝诫钱塘龙君以苍生为念，不要为了与泾河龙君的私怨而使黎民受灾，原文是：“私抱枨触而难安兮，岂遗苍生以怨怼？”龙君削去了领句的一个“岂”字，意思正好相反；说直白了，就是：如果要走的是一条坦易平顺之途，就不要时刻以天下苍生为念。 “念中有一人，即受一人之苦；念中有千万人，即受千万人之苦。”龙君道，“汝赋神仙之资，又慕神仙之道，然汝师之言，慎勿轻易；否则恐将为病所累。” “病？” “病！广陵而后，爱憎怨尤、穷愁挫辱，一应俱至，无时或已；是皆始于一病。”龙君又将绿玉杖朝塔下群丐挥了挥，道，“病既来，固有药以待之。星君且自问：若不能忍人之病，而略施妙手，然则，拯一人于疾苦而不足，拯千万人于疾苦则足乎？此为难哉？此为易哉？” 七 宝镜挂秋水 大唐武德元年，李渊受禅代隋。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分别是：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至十四年定簿，凡州府三百六十，县一千五百五十七。另有开边所纳羁縻州郡，尚不在此数。 太宗时期，疫病扰民，无时无之，其具载于史传者，前后有六次不可谓不频繁。尤以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流行范围最广，举国之地，半为病死扰。此后百姓衣食渐足，每有疫情，多不过三五州少不出一二州，有时即使并非一地，也多遥遥相隔，各发于关内道河东道、淮南道、江南道或山南道中，幸而未曾流行。 高宗、武氏时，仅楚州与京师传出过一两次疫病，皆由夏月暴雨引致。大雨连月，洪溢随之，不只河水泛滥冲突，长安、万年京畿重地都能淹得水深四尺，随即整个关中一带麦苗涝损，饥馑已不可免。然而天不悔祸，雨后成旱，旱后成蝗，非但粮食断绝连下种的秧苗都留不住了。接连两年成荒，自不免人祸相仍，“京师人相食，寇盗纵横”，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纪，相枕于路。 虽然中宗、睿宗而后，直到开元天子即位，大体而言，举国三百六十州，风调雨顺，衣食稍足，疫病看似忽然绝迹。日后杜甫有七古一首，题曰《忆昔》，开篇八句如此，道尽开元全盛时期物阜民丰的景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然而，这样的景象却不包括开元十四与十五这两年。 这是两个被官史隐藏得相当深密的“病年”。 先是，实际管领扬州政务的长史李朝隐复入为大理卿，未几，便调来了兵部侍郎王易从接任。这王易从原本是个出了名的神童，八岁上能作诗，十五岁就精通坟典，十八岁遍涉历代史籍，十九游太学，二十升甲科，任官史于亳城县尉，之后丁父忧逾于常制，长达六年。他和先前的李朝隐十分相似，有“直颜正色，莫避权宠”之誉。 皇帝亲自简选他出掌扬州实政，就是要利用他这种积极任事的风骨。却不料他上任不多久，就因染患了瘟疫而过世，年方花甲。在许国公苏颋为他所写的《王公神道碑》中有这么几句：“以东南封圻，淮海殷杂，虽陆摄水标，填于委输，而风果气锐，惩以剽轻，巨镇何有？翳公则赖。”短短三十二字，把帝国输转之繁剧、扬州形势之重要，以及王易从当责不让的贡献都刻画得相当明白了。 然而，连封疆大吏都能死于这一场瘟疫，可见病势传染之猛烈。 开元十四年，源出于洛阳西北的瀍水原本就流经洛阳城东，复流入洛水。但是在这一年秋七月间，只因为一场连下了六天的雨，瀍水忽然暴涨入漕沟，将邻近各州原本以租运供应往来的船只数百艘一举漂没。由于事发突然，船中皆有行旅客商负贩，竟然在片刻之间，全数灭顶，死者盈千，腐尸随水沉浮，无处无之，这便是疫病的根源。 孰料就从这一个月起，神鬼失望，黎庶隳颓，立刻接二连三地天示灾儆—相邻于荆、楚之区，十五州大旱并霜害，五十州传出水灾，北以河南、河北为最烈，南以苏州、同州、常州、福州为最显。有传闻谓某村家宅庐舍，随流水漂流数百里，屋中老小俱在围坐似共谈笑饮食，及至发门户而细睹之，才看清楚：屋中人都已经是浮肿如猪一般的饿殍了。 也就在这一年秋天，润州从东北角上吹起一阵连日连夜的大风，这风来势诡怪，卷带海潮，直入内地，还兜了个大圈子，直扫江都、六合、海陵、高邮四县，这已经是扬州旧领之地了，风过涛来田井土水为之夹硷，有些地方庄稼不能再生，有些地方的人喝了那邪水，又闹起了疫病。 第二年—也就是开元十五年—六十三州发大水，十七州闹干旱，总计八十州扰攘不安，这已经是天下四分之一的州郡之数了，更何况成灾多占膏腴之区。朝报声称“转江、淮之南租米百万石以赈给之”，但是江淮之地，其实也拿不出足数的粮食，扬州也就是在这个时节传出了疫情，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数十里。 恰在举朝无措之际，刚为王易从写完那篇《神道碑》的许国公礼部尚书苏颋忽然病死在家里。死前他曾经毫无头绪地问家人：“扬州是何方？”家人一阵忙乱，好容易找来阴阳生定了方位，苏颋竟朝着扬州扑身便拜，行了大礼。家人想是当年苏颋的父亲苏瓌曾经在扬州担任过大都督府长史，而这时苏颋衰病昏聩，约莫是想起过世的父亲，亦未可知。孰料他拜起之后，居然对家人道：“久误此君前程，不能不愧！”说罢，就一命呜呼了。无论如何，苏颋也不应该说自己误了父亲的前程；而若猜测“此君”指的是王易从也是说不通的—毕竟苏颋不但为王易从执笔定千古之论；讲究年纪，他比王易从还小了三岁。 皇帝也听说了苏颋临终的怪事，一时筹划不出禳灾之计，却想起自己的第二十一子，名叫李沐—这沐，有膏沐、化沐的美意，表示圣人王道，雨露普施，是个吉兆，遂更封李沐为扬州大都督，循例遥领，不必到任。 至于接替王易从之任的新长史究竟是谁，朝中一直没有定论，王易从生前私募的许多僚属小吏，却不是中朝命官，必须离职回籍，中有一人，乃是许自正的外侄杜谋。 王易从临终之前留有遗命，棺椁须运回咸阳洪渎原安葬，水陆兼程，要走三千多里地，洵非简易。此事也由于疾家病户连绵发作的缘故，耽搁了将近一年。到开元十五年秋冬之际，广陵城各地出现了“投井药”，算是有了转机。 据闻，有一小童，手提竹篮，日夜在城中各里巷中穿东行西，凡有井水之处，便出入呼喊邻人，发付篮中囊药，说的是：“此药体性明白，无庸疑虑，乃是大黄十五株，白朮十八株，桔梗、蜀椒亦各十五株，桂心十八株，乌头六株，菝葜十二株—以上七味，皆领过上清道明法誓咀，祖师授灵。今拿绛袋盛装，以每月逢三、六、九日日中悬沉入井，令触井泥；次日平晓出药，置酒中煎，至鱼眼沸三过，于东向户中饮之；饮量多少，凡取自在；唯服药之日，禁绝谷肉蔬果之食。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药酒饮后三朝，还滓复投井中，能仍作一岁饮，可保累世无病。” 这小童看上去骨肉顽健，肤色白润，音声嘹亮清爽，和城里一般受病男女迥然不同。人道：毕竟有病无医，回天乏术；而这药有方有据，一旦服食了，就算没有疗效，至不济也害不了人，索性都依言试服。令人惊奇的是，满城疫情，居然就此缓和下来—只是药囊中所贮之物颇不起眼；有人好事，拆开来翫看，但见其药仿青泥，流出如髓，虽然香气浓郁，可是一经风，药效就不灵了这也吻合了古来多少道术之说；无论再怎么高明的灵丹妙药，一旦广为俗人揭露，则寖失其神。 无论如何，匠役之力、百工之业，也就在匝月之间逐渐恢复王易从的灵榇车马才勉强齐备成行。杜谋扈送灵榇离开广陵之后还追随了一程，直至荆州才罢。上江水行数日无恙，就在路过江陵即将分途的前夕，杜谋有感于王易从知遇之情，这一夕过后，则真成永诀，便在车辕前焚香设祭，朗语告奠，守夜读书。 时过三更，杜谋微感困倦昏沉，才一瞑眼，却听见灵柩之中传来了窃窃私语之声，语势甚微弱，然而字句却清晰可辨。 某甲道：“从棺去西京三千里，路途颠簸，穷数百里之途，长驱数日，不见一生人，委实无甚佳处，真不欲往。” 某乙接道：“总胜似在广陵饮那太白药、误尔性命的好。” 某甲又怨气道：“道途间关，苟不得憔悴枯槁之人，略进滋补汝与某也无生理。” 某乙像是刻意压低了声，道：“若不然，另有一途—某听彼读书郎方才焚香祝告，自道欲返安州，安州去此不远，何不随此子而去耶？” 某甲依然唉声叹气，道：“千金难买一前知！固不当从汝所言……” 底下的话，说得愈发嗫嚅窸窣，便再也听不清了。可是杜谋困倦稍去，心底却敞亮了—厩中四壁萧然，十丈方圆之内空旷无人，棺材里躺着的是王易从的尸身，还有谁能说话呢？从言语内容推按，分明是两个祟人的疫鬼。他们所谓的“太白药”，杜谋也约略听人说起过，想来便是那来历不明的投井药了；这一份药，的确在广陵成就了不小的功德。 然而，杜谋听得分明：疫鬼随人，不可小觑。 古来坊巷传闻，大凡疠疫之气初起时，势力甚弱，须贴壁挪移，不能破空飞走。所以常人只要不贴壁而立，便不至于罹病。不过，时日既久而鬼聚寖多，群集势大，根据有些能透视阴阳两界者所形容，疫鬼滋繁既盛，就能牵连肢体，成破空之态。到那时，传染尤烈，若无灵药，就很难遏阻了。 杜谋继而一思忖：今番解职回乡，已经相当落魄了，身边又紧紧跟着两个疫鬼，看来很难摆脱。然而彼暗我明，首尾难辨，万一在居家之处，借身乘隙而起，岂不要为祸于乡人？情急念转，倒让杜谋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疫鬼声称在广陵受害于太白药，可见先前传闻那小童篮中之物，实则是有名目的；只可惜自己行色匆匆，不记得单方详细。那么为今之计，也只有买嘱江陵口岸商牒，看有无沿江下行、赴广陵而又将回程于安州者，一往一返，携回药方，如此一来，就算疫鬼日后真要作祟，也还有个抵挡。 只不过杜谋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所请托的带信商贾，正是维扬十友之一。根据安州许家的传述，此人为“广陵薛商”。他一向所从事者，乃是长年为扬州大都督府筹措京贡之物，每个月十友之会罢宴之后，随即启程，往来于扬、滁、常、润、和、宣、歙之间—这七州，都是扬州大都督府治下。自隋代以来，京贡渐渐成为当地大事，人们争相进珍献奇，期望能在圣人面前邀一宠顾，则扬州之名，便可以比肩两京了。 尤其磨镜一业，借北山铜矿之富，取材不虞匮乏，自隋炀帝时起，便经三五巧匠之手，成就了绝世的工艺。这种镜有银、有铜镜面都打造得极薄，质地讲究的是轻而坚，镜面光滑，返影如生史载：唐中宗曾经下诏，令扬州造方丈镜，四面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皇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皇帝还打趣着说：“天无二日，地有二君。”实则话中有话，说的，似乎是他在高宗弘道元年以及武后神龙元年两度即位为天子，中间相去二十春秋，天下一度沦于武氏之手。 不知从何时起，咸以当年五月五日端阳节一日间铸就的镜为无上神品。其法，须于前一日夜半，初过子时，就将冶炉设于江船之上桨楫如飞，航行到扬子江心而铸，需要反复冶炼百次。其镜径九寸以象九州；镜背雕琢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号曰“江心镜”、“水心镜”，这是上品之极。铸就之后，须以十天的程期—也就是五月十五当天—飞驰递京，呈贡圣人以为礼。 与此同时进京供应一般市商贩售的，还有千百之数，虽然不如贡品那样精美，也都晶莹耀目，他方绝不能及。这些铜镜有的尺寸巨大，有的装饰华丽。除了铜镜，还有铜盘、铜盂、铜屏风之类不只为两京达官贵人所喜，也经常为外国的使者搜求而去，成为东洋西域诸邦非常重视的宝物。较李白稍晚的诗人韦应物有《感镜一首，俱道其美： 铸镜广陵市，菱花匣中发。夙昔尝许人，镜成人已没。如冰结圆器，类璧无丝发。形影终不临，清光殊不歇。一感平生言，松枝树秋月。 开元十五、十六这两年京贡扬州之镜，引起了另一番前所未有的议论。贡物入宫，皇帝招来许多大臣近侍闲谈，不拘常礼，为的就是欣赏那摄物逼真、光灿夺目的扬州镜。众口交说，提及了五月端午制镜的旧俗。皇帝随口出俚语，漫不经心地道：“朕生日亦自端午。” 当下群臣自然恭恭敬敬地应了声：“圣人千秋万岁。” 是时每月五日皆称端午，皇帝是八月端午生辰，距当下还有将近三个月。这时，圣眷新隆的御史中丞李林甫忽然想到个逢迎的话题，顺口奏答：“天子万寿，百姓之福，臣请以八月端午为‘千秋节’，容九州同贺天子万年。” 为皇帝寿诞创立一节日，亘古以来所未曾有，而皇帝所称意者，还真在于此。皇帝深深睇了睇李林甫，眉开眼笑地问：“以此劳天下郡县，合宜否？” “镜之为物，本是一敬意。”李林甫惯于寻章摘句，巧弄文字，当下指着那面扬州镜，道，“圣人以天地为父母，此节恰足示臣民以敬天法地之思，乃是邦国大事。” 一说到敬，反而提醒了皇帝，司马承祯曾经谆谆言及：“天子示人以敬，便是‘无为’。”也想起了由于这老道士的进言而下令国师一行主持新修的“大衍历”—这不正是天机巧合吗？皇帝不再理会李林甫，转脸问高力士：“燕国公何在？” 那是前一年才因为源乾曜、崔隐甫和李林甫的排挤而入罪贬职的张说。张说罢去中书令，经过一番鞫审折辱，终究保留了右相的头衔，人在集贤院供职，专修国史。高力士应声回奏了张说下落，皇帝兴味扬扬道：“此事不可急就，非待燕国公大手笔不能为。” 皇帝所考虑的，的确是千秋万代之事；他不要让后人妄加议论，说他做天子，任意以一己生辰为国家庆诞。然而这样一桩既要满足皇帝的虚荣、又要切合国家之大体的事，李林甫的雕虫小技尚不能有为，必须要张说来撰文，才得安稳。 张说《上大衍历序》中，还有这样的几句：“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纪之辰，当一元之出符，献万寿之新历。伏望藏之书殿，录于纪言，掌之太史，颁于司历。制曰‘可’。”其中。“赤光照室之夜”六字，原本写的是“紫微当庭之夕”却为皇帝亲手改动，有了更加亲切鲜活而毕现神灵感应的意象。皇帝当时手持铜镜，偶来灵感，相当得意。 经由张说的文采诠注，则这一天便不只是皇帝的生日，还是新修“大衍历”的庄重之期。换言之：大唐帝国千秋万载的纪岁准则颁布之日，宜乎普天同敬。 皇帝不会记得、史官也不必记得，这原本是李林甫的提议在深刻的意义上，同敬，铜镜—会须是出于李隆基一人孤心自明，普照天下的卓见。而且，为了杜悠悠之口，还特意推迟了一年直到开元十七年八月端午，“上以降诞日宴百僚于花萼楼下，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这一番群臣联袂上表，恳请圣人下诏的做作，载诸史册，则曰：“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开千古帝诞之先河。皇帝始终记得扬州铜镜之启迪，十多年后的天宝元年，他割江都、六合、高邮三县之地，置千秋县，算是对扬州的一份报答。 早在开元十五年夏天，为皇帝庆寿之议，已经蜚声数千里扬州万商百姓无不殚精竭虑，多方设思，务求为帝诞之期，能贡一新奇之物，出人意表，赢得圣眷。这是广陵堪堪要同东西两京一较长短的大好时机。 维扬十友大多从事这筹措京贡之业，从备办物产到制作器皿、南北运输，一应俱全。此事固属本行，多年来得心应手。广陵薛商也和其他在道的行商一样，代人交递商牒，并不是为了蝇头小利，而交际所需，目的还是广结善缘。这一度听说是安州许家差遣，应声把解送药方的事揽了下来；其中还有另一层缘故—那就是制镜与铸钱的瓜葛。 开皇十年，隋文帝曾下诏令晋王杨广在扬州设置五处炼炉，铸造五铢钱，一方面当然是看中了此间古来制作铜器的手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扬州位于四方水利运输的中心。这个官炉造钱的背景，使得扬州吏民士绅都又有一种自知之明：天下通货，尽在维扬。 大唐武德四年，五铢钱尽废，百姓所有之钱，各归家户，全数登录收缴，复别铸一种钱，名曰“开元通宝”—虽然与日后玄宗皇帝的年号相同，但是这钱的发行、使用则早了将近九十多年。 “开元通宝”发行之初，曾经号令天下：严禁地方与个人私铸，违者论死。原是稳定民生之大本，毋庸置疑。可是到了高宗皇帝中叶以后，天下物产丰隆，却微露通货不足之兆，尤以江、淮供输频繁之区为然。官炉所在，行之数十年，擅于铸钱之家，多世袭其职，以利匠艺传授。也由于这个缘故，能够掌握锻铸技术者，近百年而寖多。 百多年来，东南郡邑，无不通水，由于运河的不断开凿，江淮地区水线纵横，湖泊棋布，蜀麻吴盐自古输贩无碍，万石行舟，堪称来去如风。而扬州、荆州一水相牵，略无隔阂。对于许家家藏无以数计的铜钱，扬州铸钱业者早就有所耳闻，觊觎已久。这也跟当时两京贵官插手帮衬私铸的风习有关。 自从宋璟、苏颋以及为政刻削、被怨深毒的萧隐之禁止盗铸雷厉风行，接连因庶商小民的喧腾物议遭黜官、罢职之后，朝廷仔细推究，也发现了一个盘根错节的难处，由于铜钱供应不上贸易所需，人人囤积货币，不敢购物，导致物价低落。如此一来，市面冷清百工益发萧索。京中颁布诏敕，也只能敦促加铸官钱，并悬令禁止买卖铜、锡，以及制造铜器。实则官产之钱，自有定量，就算加工打造，于迫切需要繁荣的市况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官铸通宝有定额，扬州、润州、宣州、鄂州以及蔚州等地各有十炉，每炉一年以三十上下的人力，费铜两万一千二百斤、锡五百斤，年产三千三百缗—也就是供应举国流通三百三十万文钱。连料带工，铸造千文一缗的成本是七百五十文，官署获利二百五十文可以说是相当稳定的财源。然而，一旦另有私铸，情形便大大不同了。尤其是扬州一地，挟其制镜工艺之便，造起成色明明不足的私钱来，几可乱真。 私钱通称为“盗铸”，原本含铜不少，可是既然能够减料为之有“偏炉钱”、“稜钱”、“时钱”等名目，但看各家掺合与摹拟手段有时铸者获利，竟在五成上下。由于江、淮一带，天然水道与人工运河交织如网，到处都有河渠埤塘，常有人扮作渔父渡工模样，于拂晓之前鼓棹而行，来到水穷无人之处，便扯开小风炉，依样镕冶打造不合乎定制的铜钱，一日数以千计。铸成了，即就舟边流水冷却，至傍晚过后，趁着暮色昏黑，关防疏略，再悄悄把钱埋藏在距离津渡稍远之地，或者是交由他船接驳。总之，私铸之钱，交易必需百姓宁可睁一眼、闭一眼，故作不见其伪，务使能完遂买卖为要。 另一个说法，直指制作铜镜的工匠，他们才是盗铸的关键人物 相传开元天子初即位时，广陵某匠制镜不慎，将大量的锡汁倾入铜中，没想到却令镜面匀净如银，雪亮无伦，从此铜镜的制造出现了更急遽的变化，其纹饰、花样愈发精美，从葡萄纹、瑞兽纹、龙虎纹、狻猊纹、嘉禾纹而增益为各种花鸟风情、人物故事等。其鎏金错银、镶螺附彩，不一而足。此一期间锡汁大量运用，使得合金比例改变，而依然能维持大尺幅镜面的强韧之性，需要细密体察炉温之变化。铸钱又何尝不是如此？当铜料普遍不敷所需，又得维持私铸利润的时候，制镜匠人的工艺便颇可借用了。 倚铜山而造钱，固是官家之事。但是国家供应货币不足，民间只能借盗铸疏通有无，这勾当本来犯律，官府却不敢穷治，因为一旦严刑禁止，物价必然削落而买卖冷淡，百业也将随之萧条。盗铸无时或已，这就给了扬州行商另一门生意，他们经常往来邻近州郡，千方百计接近累世为官的门第之家—特别是逐渐在仕途上没落、可是家赀殷富的豪门。这种曾经不止一代出过名公巨卿的人家，为防子弟不肖，难以继承士行，或则厚积钱帛，或则广置田亩，为的就是日后还能凭财货谋生取官。阿堵物不蚀不朽，较诸缎匹、粟米而言，传之子孙无碍，时人皆专称门第中人这种愈聚愈多的铜钱为“万年青”。 此时此世，即使是一个操守清正、风骨嶙峋的九品小官，每年还能领有五十多石的禄米、一百二十石的职田粟粮、十八缗年俸以及为数至少四五十石的力课补贴，薪水之资，可以说十分丰腆。至若官职愈高、俸禄愈多，积蓄自然极为可观。个中还有关隘之处：大小官僚的四种收入多以米粮为计，当然不能尽入口腹，其中绝大部分是得换成铜钱的。而署衙出入，皆为官铸之钱，成色无虞。 于是，长袖善舞如维扬十友这样的人物，便得以周旋其间，上下施手。他们将门第中人的上好铜钱假贸易之名，趸运到扬州，名为购物，实则辗转输于匠人之手，伺机镕化，更为合金，转铸出成色较差的铜钱，可是数量却由于掺合了较多的锡、铅、铁等金属而暴多，有以官钱一枚而可私造炉钱七至八枚者，复以较原数多二至三成的盗铸私钱趸回来处之贵家；贵家再以之搜奇藏珍、兴屋构宇孰敢不从？至于如何能让真铜之量仅及于官钱的十之二三，却能在新铸出炉的一段时间之内不异于官钱，就全靠铜镜匠人的手艺了。 这广陵薛商一听杜谋来自安州许氏，知道这一门自许绍以降历代颇出职官，家藏铜钱甚夥，而许自正兄弟平生处事恭慎，他家的万年青一向深藏若虚。如果能借着代递商牒而与许家搭上交情说不定还可以牵引出为数庞大的换钱交易。 八 百镒黄金空 许家的确藏了为数极多的铜钱，然而无涉于贪墨，却是从当年许自然射猎杀人之事衍来—其事不宣于外，仍与铜钱有关。 许氏原籍高阳，梁末徙于周，遂家安陆。许自正之祖、许圉师之父许绍，字嗣宗，少年时与高祖李渊为同学，大业末年征为夷陵郡通守。入唐未几，受封为硖州刺史、安陆郡公，而后又晋封谯国公。当是时，李渊对李靖极不放心，密令许绍杀之。然而许绍爱才总为李靖缓颊求情，再三保得不死。 李靖终亦不负信用，在武德三年以八百精锐俘虏五千开州蛮族，确保夔州；接着在第二年秋，趁江水大涨、三峡险恶之际，迫军夷陵，包围江陵，逼使占据荆州、自立为梁王的隋代遗臣萧铣出降。李渊终于见识到许绍的胸次与眼光，大喜不能自胜，忍不住失声叫道：“人云‘使功不如使过’，果然！果然！” 此语流传数百年，源出两汉间。更始帝时，中朝遣使者巡行各州郡，号曰“督国”，此辈之人，往往借端仗势，穷治搜刮。东郡某太守为使者所摘发，即将问斩。当是时，身为郡学教授、兼职官署下掾的索卢放挺身而出，侃侃而言：“太守受诛，诚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惧，各生疑变。夫使功者不如使过，愿以身代太守之命。”索卢放的豪义之气打动了使者，非但未曾加诛，也放过了太守。“使功不如使过”之语，遂成为数百年治术典范。 许绍于天下有大功，却不料，就在次年（也就是武德五年）征伐萧铣的时候，竟于军旅中一病不起。李渊极伤心，一时不能自安，赍赏了大笔铜钱，据说“为数巨万”。巨万又呼大万，万万相乘，就是以亿计之数。安州人数代以来纷传：许绍的棺木是以十分巨大的四驾马车运回故乡来的，可是运载辎重的马车来而复去、去而复来，络绎不绝于途，装载之物究竟为何？没有人能窥见。但知进了许家的院落—有人说：那都是皇帝私下赏给的钱。 多年以后，时任奉辇直长、职司宫中车驾的许自然射猎杀人，实非意外。 先是他在一次私行出外游猎的时候，误犯人田。田主一怒之下，抗声斥责，意犹未尽，还遣动了家丁，持杖来伐。双方格斗了一阵，互有些小小不言的折损，各自收阵。许自然一纨绔子，视之犹如儿戏，原本还不曾动气，迳笑着抛下两句闲话：“今日之游，其乐无极，毁汝禾苗若干，便依时价来奉辇局索去。” 不料那田主知道许自然的身家，竟回敬了几句难听的话：“汝家家藏铜棺百口，满敛青钱，俱是汝阿翁身前收买，身后博回，怕是冥镪，某岂敢索用？”这话说得相当阴毒，却不是没有缘故。 也就是在许自然的祖父许绍病故之前未几，战阵方炽，当时萧铣在长江南岸有安蜀城，与硖州相对，次东有荆门城，都是形势险峻之地，而萧铣镇以重兵，天险人危，绝难力克。许绍攻破荆门之后，高祖大悦，非但下诏褒美，还许以便宜从事。彼时，许绍的士卒若有为敌所虏者，辄见杀害；而许绍若执敌为虏，却常常发付资给，悄悄遣纵，令其归乡。这是后来伐梁之役势如破竹的关键—史称：“贼感其义，不复侵掠，阖境获安。”乃是基于此。所谓“身前收买”就是士族之人嘲谑许绍行收买民心的手段，有类商贾贿赂这话听在许自然耳中，当然是极不受用的。 许自然闻言大怒，当下抽出箭囊中的一支鸣镝，觑准田主应弦而发，贯胸而过。有一说这田主当场毕命；有一说他活下来带箭进京，控告许圉师“侵陵百姓，作威作福”—无从抵赖，箭上还清清楚楚刻着许自然的名字。苦主也是世家之子，岂容怙恶轻纵？许圉师私心回护，想把事情掩盖下来，不意又为高宗宠臣中书令李义府所告发，而为太子少师许敬宗所谗谤，以为：“人臣如此，罪不容诛。” 当时这一场纠纷还引得高宗皇帝十分不快，君臣几近口角许圉师不能接受“作威作福”的指控，遂反唇相稽：“臣备位枢轴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众心，故为人所攻讦。至于作威福者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臣以文吏，奉事圣明，唯知闭门自守何敢作威福？”这一番话把皇帝激怒了，跺足斥道：“汝恨无兵邪？ 尔后许圉师虽仅贬官虔州刺史、继转相州刺史，非但声誉不坠，地位崇隆，仍为天下士行榜样；但是许家也从此封荫日低，风光不再了。倒是士族的门面还撑持着，或以为还是许绍当年以一条老命挣来的家底，那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家藏铜钱使然。 受杜谋嘱托搜求药方的广陵薛商久历江湖，自忖：倘若传闻属实，尽就许氏一家所藏，假以适量的合金烧锻，以一化三、以一化五，当能供应坊市间日益紧缩的铜钱，不数月之内，还可成就数十万缗的厚利。忽一日，他施施然而来，登门求见使君，说是带来了杜谋所嘱托的“太白药”。 士商有别，等闲不相接问，这是惯例。然而杜谋先一步返回故里，提及广陵疫情，以及疫鬼随身一节，足见事态不容轻忽。待广陵薛商应命到访，许自正还是亲自见了来客。答问数过，但看此商不只识字能文，通书晓史，剧谈远近人世，可谓博学多闻；其人应对仪态、谈吐更十分得体。主客二人不觉移时而忘倦，说起荆扬间的民情市况来。许自正指着几案上的药方子，顺口问了声：“太白药向所未闻，当有说？” “固是市井传言，谓天星下凡，拯万民于疠疫；其言殆不可信，唯药效颇验。然—”薛商略一沉吟，脸上浮泛出一丝将信将疑的神情，接着道，“某夤缘而遇一蜀商，或疑即是彼人。” 那是在广陵城极其繁华之处的琼花楼。楼高六丈，团团八亭，耸入秋云，每亭之顶做五瓣花状，髹以白漆，八亭当央，复环抱一楼阁，其间复道相通，形制恰如琼花丛生之态。楼外有一无名小溪，不过丈许宽窄，溪水清浅，春不肥、秋不瘦，自北而南遁入江滨；唯于晴昼月夜，闹得粼粼波光，看来亘古如斯，难得竟回入庭园，成一胜景。 琼花为江淮名物，外八朵、内一丛，呈九合之状，一般四五月收春时节众芳零悴，此花则大放异彩。通体外观，其大如盘，洁白似玉。又称“聚八仙”、“八仙闹”，此外，它还有一个与古史有关的异名，叫“八公好”。 昔年淮南王刘安帐下之儒，日夕钻研神仙秘法，其中领袖八人各皆须眉皓素，名曰左吴、李尚、苏飞、田由、毛披、雷被、伍被晋昌，此八人竝能炼金化丹，出入无间，时号八公。旧闻八公与刘安携手登山，埋金于地，肉身白日升天；而“八公好”看似八朵五瓣白花，簇拥着中间团团密密的一丛小花，所象者，就是八公与刘安升仙之姿。说也奇怪，此地自淮南鸡犬升天以来，琼花逢暖即开不问春秋时序，这就更加深化了八公神话的影响力。 当地语音经久而讹变，“八公好”衍成了“白毫”之说，甚至还有“仙人白毫子”一词。无何风月场上，人人喜爱穿凿附会，渐渐地，就将“白毫子”与八公事迹相杂，视之为一个隐居的仙人了 尽管是秋冬之际，琼花楼盛况亦不亚于四月春花盛开之时。过境广陵商帆云集，大多数匆匆往来的过客并不在意疫情，笙笛歌舞冶游佳兴，似与黎庶之病苦全然无涉。倒是街头巷尾有童子投太白药入井、为人治病之事喧腾未几，这远近驰名的琼花楼上忽然来了一位豪客，口操蜀音，自称“五蠹人”，身边将携一童，银鞍骏马意态昂扬，却不像一般寻芳之客，他是来找人的。 觅人行踪，总该言明姓氏里贯、年貌身家。可是这五蠹人什么都不说，只在琼花楼留下了一首诗，请乐工伶人“代觅能为者依谱上琴而歌”，还随手留下了五十贯钱作赏。五十贯断非小数目兑大唐纯金可得十余两，酒席歌筵，这是前所未见的手笔，真堪称豪客而不名了。 这豪客言明一月为期，谱得合节入律者，向乐工处留下曲式，一旦能歌，五十贯钱可悉数卷去。琼花楼的报科头人把那些钱仔细掂量查看，不免吃了一惊—整整五十贯，俱是益州上炉所冶铸的官钱，一枚不假。 琼花楼悬赏五十贯求一曲，这事在酒亭歌馆之间很快就传扬开来，非图广陵一地，连江都、六合、扬子、高邮诸地之能歌擅乐者，无不跃跃欲试。接着，江南地方也传出了有意一博五万钱者间关而来，登门献艺—偏偏那豪客一去匝月，说准了再来之期，却不见踪影。有人说那豪客遯居在城中某逆旅内，连日不出，似乎也染上了时疫。琼花楼是有名声、守信誉的门巷，于悬一赏格征歌选乐之事，不敢擅自作主，只能守望这“五蠹人”之再来。 他亲笔写的那首诗看似平常，言志不外飞仙，道景颇近素写，杂用三、五、七言十六句，婉转递换四韵，并不恪守时调，而显示出一种活泼、佻达的情趣；其用语之奇突流荡，还间杂着魏晋古体的风味。然而，除了九十六字的诗句之外，他还行了一令—谱曲者必须依“瓜州调”而歌。 瓜州、瓜洲不同。瓜洲就在扬州治下，与对岸镇江西津渡齐名，为长江北渡运河之起点，瞰京口、接金陵、际沧海、襟大江，每岁有八方漕船数以百万计，地充南北扼要。史称：“百州贸易迁涉之人，往还络绎，必停泊于是，其为南北之利。” 另一瓜州，则早在春秋时代就因生产蜜瓜而得名，大唐武德五年置县，治所在晋昌。此州位于大唐与吐蕃的边境，迢遥绝塞之区，堪称往来西域之咽喉。正当此年九月初秋吐蕃出奇兵袭扰瓜州，当先两员大将，分别是悉诺罗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据说临阵之时二人合乘一骑，风驰电掣之时，竟有三头六臂之态。 吐蕃一举拿下瓜州之后，活捉刺史田元献，还俘获了河西节度使王君的父亲王寿，接着便转攻玉门。初传边报，只说来者混杂两军战旗，一阵为吐蕃赞普所部，一阵为突骑施苏禄所部，两方兵马合而为一，将大唐安西城团团围住。不久之后，又有更令人惊悚的消息传来：烛龙莽布支故意纵放了一部分俘虏，让他们带话刺激王君，说：“将军常自以忠勇，今不一进战，奈何？”王君只是登陴西望，临风而哭，偏是不敢出兵。 五蠹人身在广陵，以眼前之瓜洲渡，命谱万里之外的瓜州调十分耐人寻味。很多生长江淮之地，翫习六朝之音的乐工未必知晓那北地边塞歌调的来历。五蠹人自称：“但知西域有瓜州调，某却不曾习得，愿散五万钱，一聆新声！”以此悬赏，看在知音者眼中是有心寻访某人，而那人显然得受过边塞歌调的浸润。 留在琼花楼的诗文，是这样写的：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里。夜卧松下云，朝餐石中髓。小山连绵向江开，碧峰巉岩渌水回。余配白毫子，独酌流霞杯。拂花弄琴坐青苔，绿萝树下春风来。南窗萧飒松声起凭崖一听清心耳。可得见，未得亲。八公携手五云去，空余桂树愁杀人。 五蠹人之号，显然出自韩非之《五蠹》篇。以“五蠹”自号则是将韩非子心目中五种祸国乱政之人齐揽于一身。其一为泥古不化之儒，其二为仗剑行游之侠，其三为唯利是图之商，其四为逞口辩舌之纵横家，其五为怯战不敢言杀之懦夫，号为“患御者”；并称之为五蠹。 战国晚期，天下人口渐多，也浮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大量涌现许多不能归于古代宗法制度羁縻、约束的人口。其中，游民托身于豪富之家，以避赋税、逃兵役；游士则驰骋于列国之间，凭凑泊之学、强矫之辩，向人君干千金之禄，而邀一时之功。韩非子认为这些人于富国强兵之道非徒无益，甚且有害，故称之为五蠹。 至于自号“五蠹人”者，的确就是李白。为了恪守临行时赵蕤“见病人，须防失业”的训勉，李白在施药救人这桩事上隐姓埋名，不求闻达，更在自己卑贱的身份上开了一个大玩笑—五蠹人这诨号，似乎微微透露出一份自嘲。 不解白毫子，便不解此作用意。千年以下，为太白著录诗集者亦不免牵强而附会。《古今注》即谓：“淮南服食求仙，徧礼方士，遂与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恋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在这一背景上，王琦对此诗开篇就有了误会，他申论道：“上句之‘淮南小山’，本《楚辞序》以赞美白毫子之才；下句之‘淮南小山’则指白毫子隐居之地而言。白毫子，盖当时逸人。”此说望文生义，大谬不然。 淮南小山（以及大山），初见于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云：“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这就是指刘安门下之客的文学集团。不过，在李白创作的意念里，此山彼山，人事天然，一语两兼。 实则全诗之眼，开篇已明，并没有多少扭曲繁复的寄托，说的只是一物：八公好—换言之，就是把“白毫”当作琼花的另称白毫子歌，就是琼花歌。从全诗第五句“小山连绵向江开”的“开字视之，一目了然，由于琼花覆盖绵密繁茂，淮南小山便像是一整朵巨大的白花—犹如九合一体的朵朵琼花—逞其全力，朝长江巨流扑腾绽放。李白在此诗中显示了新奇的手段，交叠起眼前之景心头之意，以及物外之象，通合为一，泯除虚实彼此的分际。所以前一句还说这小山为白毫子连绵包裹，下一句即接二连三状述“碧峰、巉岩、渌水”，霎时间剥除了花衣的披戴，恢复山水之故我这便使白毫子之为物，有了瞬间变动、随时迁化的情味。 白毫子既不是神仙，也不是逸人，但是在仙境之中，此物与松下之云、石中之髓并列，不可或缺。尤其是“朝餐石中髓”之句会心者不难将一今一古二事，合而为一作想。从当下看，满广陵城受太白药之惠的人，都知道那救命之物状似青泥，此为今朝眼前之事；至于古事，也是扬州当地句容先贤葛洪《神仙传》上流传广远的一段轶闻。 魏晋间，邯郸人王烈常采食黄精，炼服铅丹，寿二百三十八岁其人容色少艾，登山如飞，曾步行入太行山，遇山崩，崖石断裂数百丈，当下“有青泥出如髓，取抟之，须臾成石，如热蜡之状，食之味如粳米”。据说王烈曾经搓合了几丸泥髓，有如桃子般大，携回共嵇康玩赏，可是到了嵇康手上的时候，神药已坚硬如石；敲之击之，竟铛铛然出铜声。葛洪书上也提到，仙经所云：神山五百年一开其中有髓，能够服食到的人，寿数得以与天地同齐。 《白毫子歌》所咏的既不是人，琼花所服食的也就不能拘泥在五百年一开之山所流出的青泥，而是一向隐伏、保藏于大地之中的石髓。这个比拟顺理成章，并不难解。真正需要寻思的，原来是这一味太白药方中加入了琼花之枝、叶及果，三者并收散热、解毒、消炎之效。那么，“余配白毫子，独酌流霞杯”就是在疫病中饮药的方式了。当时丹砂奉命到百姓家户各处分药，背诵了连篇服药的口诀，其中就有这样两句：“唯服药之日，禁绝谷肉蔬果之食。”此语，可证诸流霞杯。 此外，东汉王充《论衡·卷七·道虚》载有一则传奇之事，更证“流霞杯”是辟谷之道。所言为数百年前的河东蒲坂项曼都，其人好道学仙，离家出走，三年方归。家人问其经历，项曼都的说法却让人惊讶： “我去时根本无所知觉，只道自己是卧睡着，却见有神仙数人，将我上天，离月只数里之遥，仍复向上攀飞不止。但见那月，上下幽冥，不知东西。我便居月之旁，其地寒冷极甚，凄怆可知。旦夕觉得腹中饥饿了，仙人辄饮我以流霞一杯。每饮一杯，数月不饥。通亦不知去了多少年月，更不自意如何全济也。忽然间又感觉自己仍旧卧睡，一如先前，随即就离了天界，下凡回家来了。” 因为这一番际遇太不寻常，河东乡亲皆呼项曼都为“斥仙”。这个故事，李白从小不陌生，在他想来，项曼都与自己都是经仙界斥逐的人，恐怕还真得耗尽在世为人的百数十年光阴，才能一窥自己遭受斥逐的缘故。而无论如何，这样的人，尽管不能并世相处，比肩攀交，可是他们的命运、性格宜乎攸同。 较诸其他遭遇，李白更重视故事里的“流霞杯”—此三字在诗中固非泛泛妆点修饰之辞，更是近世以来上清派道者到处阐扬的一种法义，也是李白在江陵城天梁观亲自接闻于司马承祯者，彼时老道士所论讲的，正是辟谷之人饮水吸风的练气之法，由此渐进有功，终至于绝粒不饥，也就不为食欲所控制了。从这个理路上去看“余配白毫子，独酌流霞杯”十字，作者一方面暗示了太白药之本事，一方面也借由错杂交织的神仙故事，将自己对辟谷导引一派道者之推戴、对来去自如年寿绵永的神仙之企慕，都巧为化用了 全诗结句在“八公携手五云去，空余桂树愁杀人”，转用的是淮南王刘安（一说为淮南小山集团）的诗句，诗题《招隐士》，其词有云：“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以及“攀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然而，桂树，不只是刘安升天途中令他攀牵不舍而稍事停留的树木，此树早在《说文》中已明注为“百药之长”，嵇康的侄孙嵇含著《南方草木状》即云：“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巅，冬夏常青，其类自为林，间无杂树。” 类以群分而有可同之群，固然是生物习性；转喻到人事上类以群分却不能同其群，却成了桂树在此诗中寄托愁慨的原因。说《白毫子歌》表达了羡慕神仙之道，则过于肤浅。不如说李白所企羡的，更是淮南王刘安之成仙，并不孤独，他还有八公为其道侣簇拥相持而去，若琼花然，这是何其欢愉的人生际涯？可是反观李白，却注定是一株不群之桂。原因无他：在商贾阵中，他没有道侣在士人行中，他没有地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八公及淮南王直入云霄，此固结句之惆怅也。 九 冶游方及时 五蠹人再度来到琼花楼时已经失期逾匝月，身躯看似瘦了一圈，虽然逸兴高昂，面容仍不掩憔悴，身边小童服侍严谨，流露出加意照料的神色，看来染过一场病的传言不虚。这一天，维扬十友例行月会，招宴一个客游广陵的寒士，由于天候遽转严寒，野帐不敌风霜，才设席于琼花楼，所营酒馔之处，就在五蠹人的间壁，一屏之隔而已。 且说那寒士，另是一豪杰，姓高名适，字达夫，祖家沧州，行年二十七。此人门第出于渤海高氏，祖父高偘（即侃），为高宗时军将，曾经官至左监门卫大将军、平原郡开国公，赠左武卫大将军。高偘教子不以武事，故命名崇文，可是高崇文虽然荫封，官韶州长史，在内迁外转的仕宦生涯之中，庸碌无所建树，于开元七年五月间，病逝于广陵私宅。次年六月，年方弱冠的高适为父亲迁窆于洛阳平阴里积润村北原，与母亲渤海吴氏合葬。这一趟移灵迁葬，重修坟茔，是相当大的耗费，非但将高崇文毕生积蓄倾囊而尽，两代以来在广陵营置的房产也抛售给维扬十友之一。 广陵商贾群聚，人人争传其事，以为此子“痴愚无状”，可是也有人以为：孤哀子自以为事亲未谨，而令父母双亡，能够尽散家财，以营窀穸，也是大孝难得的节行。也就在大事合葬了双亲之后，高适远赴长安，试图干谒父祖旧交，盼能得一个出身入仕的机会。虽然高门大第的贵人们大多接待了他，也颇有些赆仪奉送，聊表抚恤之情。可是一旦说起安顿幕僚吏职，人人面有难色，都说：“圣朝霑恩普施，遍及隅隙，唯须于功名中求一溉耳。”质言之，还是指点他读书应试。 尽管家传儒风，幼学经史，颇识章句；然而此时的高适家业荡尽，无枝可依，一贫丐而已。他已经遁离高尚的士族，果欲振作，也力有未逮。试想：如欲再谋仕禄，就不得不应考；如欲应考，就不得不读书。可是，此时的高适一无读书之处，二无可读之书，应考便成妄想。于是也有人指点东西，道：若不能折节读书，另有一途堪择，那就是赴边关、投军旅、计首功。高适随即北上蓟门—偏偏北边燕赵诸州，彼时晏然无征战；高适漫游了好几个月尽人皆以故将之孙待之，多所礼遇，却没有任何一主帅能予大用事实上也无可大用之事。 此后七年，这高适便在父母葬所的梁、宋一带混迹，于所操之业，不问贵贱，经常力田为农，勉务桑稼。他平生爱交友，有游侠之风，偶有余资，便不计挥霍，竟然流落到“ 粥不继，游方乞食，勉营口腹”的地步。人们还记得他，乃是因为他胁下一剑为祖父高偘当年受封为平原郡开国公时的御赐之物，此剑金鞘玉格，宝石镶柄，价值连城。然而无论如何偃蹇困穷，那剑，始终随身因此在乞讨时，常让他受嗤笑，有人讽他不能自谋功名，有人讥他辜负宝剑声价，当然也有人不时地挑唆他把剑卖了。 高适天生一副傲骨，自负器识不凡，功业可期；但是如何出身却极其迫切，而不得不委曲求全。大约就在李白从金陵往广陵的时节，高适人在荆、襄间漫游，堪说是百无聊赖，不知何去何从行旅间每每听人说起圣人寿诞刚过，扬州大邑巨贾有十友之称者一向在此数州之地往来，筹措着来年京贡之礼。高适心念一动，暗自忖道：祖传御赐之剑，天下至宝，若能夤缘供奉入京，得天子一览则皇室之宝，流落草野，毕竟非所乐见。更何况当局者原本就有不使岩穴之士失望的悬念，睹剑而思人，未必不能与以小小功名以为日后着绯戴紫的基础。高适一念及此，觉得机不可失，遂乘船下江，来到广陵，借着探看父亲临终之邸为名目，实则还是想借由十友之力，作献剑之谋。 就在维扬十友与高适相见攀谈之际，竟然听见屏门之外，寻丈之遥，传来一阵笳鼓，一阵羌笛，接着，还有一阵歌声。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里。夜卧松下云，朝餐石中髓。 只此四句，忽然间有人喝道：“失度矣！”听得出来，喝叱者语带嬉笑，可是意态相当坚决，随即一声鞭尺落案，鼓笛中断，歌声也倏然而止。人声窸窣了片刻，再度鸣弦出声的，是一张琵琶，却只拉了个起调，又为先前那人斥住，道：“此曲入耳欢快，与词义远矣。”紧随着，又是一声鞭尺落案，琵琶声也幽幽咽咽地停了。 第三人唱腔先行，唱罢两句，自己笑道：“此词声字疏密间杂，抑扬无节，真不能合瓜州调。”只不过须臾光景，一连五七首曲，皆未终章，奏来竟全然不合那说话人的意思，然而间壁传来的笑谑之声，却愈发地喧哗了。 十友不耐嘈嚣，窃窃私语了一番，怨声连连，却无人敢起身相问讯。想那些能听宫辨角、引商刻羽之人，度曲识字，必属士流，管领风骚有余，若非白身，手中必定还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柄。另一方面，身为贸贩者流，能够到琼花楼来一亲风雅，已经算得是叨窃忝据，岂敢声张？话虽如此，作东道的十友却没有一人料想得到，今日邀来的这寒士却大起好奇之心。 高适一介游侠，多年来放浪形骸，早就惯习了不为常礼拘束，我举止自我举止，我歌哭自我歌哭，听人孟浪噱笑，只道他有可观可喜之情，岂容错过？当下深深一顿首，向十友叉手环臂一揖，翻身离席，拉开屏门，急奔而出—可以说相当莽撞地闯入间壁，向内喊声：“瓜州调，某识得！” 瓜州之战，九月启衅，王君始终怯懦不敢接敌，到了十月中吐蕃悍将烛龙莽布支分兵另取南邻的常乐县。县令贾师顺是出身西北邻近边地的岐州地方人，为人耿介而剽悍。临敌无多智虑，但能坚守。他没有想到，瓜州很快地陷落了。悉诺罗恭禄接着移兵会攻常乐县，打了十多天，居然还是让贾师顺撑了下来。 据前线飞报传告入京，载于开元报状：吐蕃曾赉檄文，谓贾师顺：“明府既不降，宜敛城中财相赠，吾等当退。”贾师顺让士卒们排成一列，在城堞女墙之间士脱去甲衣，于刺骨寒风之中赤裸相迎，贾师顺还站在极高之处，放声吼道：“常乐别无长物，仅此微躯数千，虏来可取！”悉诺罗恭禄知道唐军无财，却还有死战之心只得引去，把北邻的瓜州城夷毁殆尽。 这一场战乱，实则另有早先埋伏的枝节因果。 此前十多年的开元初叶，突厥可汗阿史那默啜发兵袭击铁勒九姓，大破拔曳固于独乐水，不料却被败阵之敌的散兵游勇颉质略从柳林之中飞身一刀，砍下了头颅。默啜的头颅辗转为唐军力士侯矩送回了长安，而突厥迫夺铁勒之地的局面却已形成，故铁勒四部—回纥、契苾、思结与浑—从此穿越大漠，徙居甘州、凉州之间。 王君尚未发达之前，经常往来四部，受尽这些异族之辈的轻鄙是以尔后当上了河西节度使，驻节凉州，常以酷法虐之。这种你来我往的衔怨已甚，不可缓解；而铁勒四部中熟悉唐人风情的，也有了机心深刻的法子，他们秘密派遣使者，直赴东都告冤。王君一旦得知内情，索性先发制人，急递驿奏，说是：“四部难制，潜有叛计。 玄宗见两造俱陈，是非难辨，只好饬令中使亲赴边关查察。而铁勒四部根本得不到面见使者的机会，受屈不能诉直，都给定了罪—回纥部的承宗，原封瀚海大都督，被流放到瀼州。契苾部的承明，原封贺兰都督，被流放到藤州。浑部的大德，被流放到吉州。思结部的归国，原封庐山都督，则被流放到更偏远的琼州。这样的流放，可谓极天地之南北，铁勒各部之于大唐之怨毒，是以愈结愈深。 正当开元十五年闰九月，吐蕃赞普与突骑施苏禄可汗共围安西城时，回纥部被流放到瀼州去的先主承宗有一族子，名叫护输，此人默观世变，乘势而起，纠合党众，口口声声要为承宗报仇。正当吐蕃遣使从小路联络突厥的时候，发现王君在一旅精锐骑兵的保护之下，驰往肃州巡逻，未几即还师，则是向甘州以南的巩笔驿而去。 护输得报，设下一支伏兵逆袭，与十多年前默啜遇害的情景相仿佛—护输帐下的勇士一举自林中跃出，夺了王君的旌节，反手用那旗枪刺杀军中判官宋贞，当即剖出心脏，指着王君道：“始谋者是汝！”王君不得已，率左右数十人力战，自朝至暮，左右尽死。直到暮色沉暗之时，护输斩杀了王君，载着他的尸身奔赴吐蕃。当此时，驻扎在凉州的唐军为数不少，这一支部队平素纪律严明，堪称劲旅，一旦接敌，威慑可畏，很快便占了上风，不多时，便杀得护输弃尸而逃。 无论如何，王君骤然败死，极令关陇震骇。就在这一年十月，朝廷命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使。萧嵩引刑部员外郎裴宽为判官，又收了王君帐下的判官牛仙客，共掌军政，复以建康军军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此刻的瓜州城，仅断垣残壁耳。张守珪亲负土石、操版筑，修辑武备。就在将士相顾，戮力构工之间，忽然发现远处风烟大作，尘土飞扬—居然又是吐蕃的马队到了。城中吏卒相顾失色，全然没了斗志。张守珪却道：“彼众我寡，又疮痍之余不可以矢刃相持，当以奇计取胜。” 张守珪的法子是在瓜州城残破的墙垣上置酒作乐。吐蕃兵众怀疑其中有诈，不敢强攻，逡巡片刻而退。未料张守珪居然别出奇兵，纵马挥戈，奋击长逐，大获全胜。瓜州得以保全，张守珪受到嘉赏，边关一时安和，各复旧业。十一月，朝廷改瓜州为都督府以张守珪为都督。 可是未及一月，京中报状一连数纸，几番简略地提及此次胜绩便有如鼓弄起一阵漫天卷地的大风。无论是东西两京抑或各州郡通都大邑，都有好事者纷纷议论：在残城之上置酒作乐，所饮者何？所歌者何？ 就在高适来到广陵之前不多时，即使在荆州、襄州、安州各地的酒楼歌馆、妓家旗亭，还真有所谓瓜州调一曲流行。许多号称“搊弹家”的乐工争相制作，但是言人人殊，所谱之曲，杂用三言至七言不拘，与原本流传于南方的乐风大是不同。 在江南，六朝故地，城邑绵延，原本就是“歌酒家家花处处的所在，酒筵馔宴之间的伴酒歌舞多只在士人、官吏相迎相送的场合出现，一向沿袭故制，没有太多的变化。所谓歌，也就是吻合五、七言整齐有秩的“著辞”，无论是乐工、伶人献演，或者是与会主宾自娱，渐渐形成了歌舞相和的传习，并且与饮酒的节奏相配合。 酒筵歌舞，原初时带有解脱于礼仪的用意，甚至连酣畅的醉态也还是礼仪的一部分。无论独歌自舞、答歌对舞，或者轮歌迭舞，时日既久，踵事增华，歌舞之间的周旋相顾以及歌调本身的运用发明，日趋细腻。当时泛称此为“送酒”，送字多义，既表伴随，又表劝进，当然也有馈赠的意思。 送酒的“著辞”，五言一句，或七言一句，四句成一曲是最寻常的，因为这个长度，恰足令人满饮一杯。一般说来，多属“一曲送一杯”—也就是劝酒一杯，须歌一曲以送；罚酒一杯，也要有歌为送。更细腻的讲究，是在喝尽一杯酒的过程之中，正好唱完一曲。因此，“著辞”也成就了乐曲与歌词相互对应的关系，歌者咬字的旋律与夫乐工演奏的旋律，必须维持一致。 舞蹈有辞相属，是从魏晋以后才慢慢发生的，所以后世南宋史家郑樵根据《乐府诗集》所搜辑的曲目而在《通志·乐府总序》提出：“自六代之舞，至于汉魏，并不著辞，舞之有辞，自晋始。”至于合曲之辞，则出现得更晚：“琴之九操十二引，皆以音相授，并不著辞。琴之有辞，自梁始。” 从太宗贞观二年祖孝孙考奏雅乐、皇帝与御史大夫杜淹的一场激辩之后，大唐朝廷对于殊方异族的音乐一向采取兼容包举的态度，的确让大江以北的各地—尤其是两京地区—凡有歌管处，皆能时度新曲。以宫廷为核心的教坊到处征集乐工，广采天下四方之乐，最著名的一个曲子从高宗历经中宗、武周、睿宗，直到开元天子之时，都可谓“风靡寰区，无处不有”，那就是《回波乐》。 据载：北魏时的权臣尔朱荣曾与同僚联手踏地而歌《回波乐》，是关于这个曲子最早的著录。歌词早就亡佚了。这个曲调沿入大唐，而得以保存。现存的唐之作，率皆为六言—也就是六言一句，两句一节，或四句、或六句、或八句的格式。起句通用“回波尔时四字。 诗人沈佺期得罪丢官，遇恩赦回，名义上拾回了官秩，却还没有复职，也是趁着皇帝举行内宴，群臣轮唱《回波乐》的机会当场“撰词起舞”：“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当下中宗就赏了绯鱼袋。 较沈佺期年辈略晚的崔日用也有雷同之举。仍是趁着皇帝设宴的机会，起舞而自歌，目的是求皇帝赏赐一个“修文馆学士”的头衔崔日用所唱的就是《回波乐》，小有异者，唯起句没有“回波尔时四字：“东馆总是鵷鸾，南台自多杞梓。日用读书万卷，何忍不蒙学士。墨制帘下出来，微臣眼看喜死。”唱罢，惹得皇帝大笑，崔日用的学士头衔随即到手了。 《回波乐》最著名的一则掌故是御史大夫裴谈。裴谈崇佛而惧内，时人颇以为笑柄。当是时，中宫韦氏势焰方盛，颇有武后之风中宗无可如何，徒呼负负而已。又有一次内宴，教坊中的优伶就拿裴谈的处境和皇帝的心情并作玩笑，也唱了一曲《回波乐》：“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栲栳编错柳条，做盛物之器，俗呼笆斗，此处借韵起兴而已）韦后听了颇为踌躇满志，赏给这优伶大批的束帛。 从这些例子看来，《回波乐》已经大不同于南乐，除此曲之外百年间尚有《倾杯乐》、《三台令》、《轮台歌》、《醉公子》、《酒胡子》《醉浑脱》、《幽州歌》、《燕歌行》及各体《凉州词》等，不胜枚举顾其题目便知，皆与唐时东、西、北边外各胡族密切不可分，《轮台歌》最为显例：“燕子山里食散，莫贺盐声平回。共酌葡萄美酒相抱聚道轮台。”其中，“燕子”指“燕支山”，“食散”是“食餐”，“莫贺为天山左近之地，“盐”就是音乐的单位词，犹如“曲”。整首歌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在燕支山野餐，听着莫贺曲在山间回响，畅饮葡萄美酒，亲切地谈着轮台。其辞旨浅白直露，却具有健朗开阔的情怀。这保留下来的曲词透露出一点：早在开元时代之前，泛称的西域胡乐已经广泛地传入中原，并且对当时的宫中教坊以至于民间歌馆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太宗奖掖于前，高宗追步其后。能歌擅舞之伎遍及宫廷、军旅、诸王公贵人之门，将军宰相之邸，官有家有，公蓄私蓄，声歌一事，竟然差可与农桑耕织相提并论，堪称大炽于天下之业。几十年间，仅并时列名于太常寺、鼓吹署的乐人、音声人、舞伎之数，多时可以数万计。 开元二年，皇帝特别将燕乐（“燕”即“宴”，专指宴会饮馔时所用的音乐）之伎由太常寺独立而出，耑设内教坊，以与原本设置于两京的外教坊相对，各树一军。皇帝甚至亲任教席，指点那些学习声曲歌舞的秀异少儿，名之曰“梨园”，号之曰“子弟”；此举更是亘古所未见者。 而就燕乐演出的内容看来，绝大多数都是异族殊方乐舞。如传自西凉的《西凉乐》，引自天竺的《天竺乐》，来自高丽的《高丽乐》，顾名思义可知演奏、传唱、踏跳这些歌、乐及舞蹈，不只是娱乐，不免也有昭示大唐国势威权之意—其中又有融器乐、舞蹈、歌谣于一炉的“大曲”，如《凉州曲》、《甘州曲》、《剑器曲》、《柘枝曲》、《绿腰曲》者是。大曲中有一类更系名曰“法曲”，尤为庄严恢弘，如《霓裳羽衣曲》，皇帝自造谣诼，谓此曲为天子于睡梦中亲往月宫夺来，记其曲谱而传于太常。 瓜州调，则是这一类从边塞入中原的曲式之中最新的一支日后也一度编入大曲之目。 高适不数日前才从上江处荆、襄旗亭听人唱此，耳边烂熟于是声称“识得”此曲，这么轻率闯入，纵目而观，眼前为之一亮—满座二三十人，各拥吹弹乐器；外围半弧列六七乐工，各持排箫胡笳，其相邻另是半弧，列坐四五人，各秉羌笛、竽、角之属。向内另是一长弧，也有十人上下，人人各据一席，面前矮几上置了琴、箎、铜鼓、阮咸和竖箜篌、卧箜篌。再往内，复有半圆一列都四五人，面前也各有一小几，却无乐器，只铺陈着纸笔、墨砚牙版等物，其间还有一人，面团圆、肤色黧黑，眼睑如核桃，身着淡青交领宽袖袍，头上戴黑色系颊牙簪小冠，胸前一环金银织丝绳挂着支精工细雕的筚篥，手里却捧着牙版衬纸，奋笔而书，小字如足甲，大字如核栗，也看不清所画是何山何道的符箓。 这一室人众，俱朝西拱坐，垓心东向而坐的，是一年约二十五六的清癯男子，着幞头长衫，右手持一鞭尺，轻轻地点颤着昂首微笑，以对来者—他所凝视着的，显然是高适胁下的宝剑这男子身旁侍立一童，这时不疾不徐、从容有节地问道：“听来客口音，似是宋中，能识得瓜州调，足见游屐万里—敢问大姓？” 这童子声如雏凤，清鸣柔宛，看来并没有驱逐闯入之客的意思—这当然也就显示了为主人者的态度。即此一屏之隔的十友当下放了心，稍张些胆色，从屏扇的缝隙间窥看着那满室人众的动静。 高适报了姓名里贯，与那主人无多寒暄，直道：“近日荆、襄诸楼馆，无处不歌瓜州调。某忆其曲，本是七言六句一章，章三叠简易如此—”说到这里，他旋身按剑，手拊金鞘，看似以剑击掌，也像以掌击剑，琳琅之声，如碎浪拍石，作奏节之状，可是连打了几下，只能拼凑着哼唱了几个零碎的音，却连一句完整的歌也唱不出。那主人却听得开怀，撩起左臂衫袖，解下缚臂短匕，一拔、一合，应和着高适剑掌相迎的拍子，随即转眼向中列一击铜鼓者颔首示意，击鼓的当下明白，跟着轻轻擂起鼓槌。 高适一掌、一剑，未曾停歇，此时加入的鼓节却不期而然地敲醒了他的记忆，道：“三叠首二句，自为一叠。”意思是说：每六句歌词的前二句是重复的，其情恰如《回波尔乐》第一句中的“回波尔时”四字。 “那便是—”主人追随着高适哼唱的零碎声调，串成一句完整的旋律，复稍变抑扬高下之势，补充了第二句，唱道，“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里—” 此时羌笛、竽、角也按节加入，乐工相视、相听，彼此间并无片言只语，却仿佛能互通心念，尤其是那些双目皆翳的瞽者，虽然偏额斜颈，侧耳谛听的模样古怪，可是一旦手中管弦起奏，声籁齐发，其壮阔闳丽，竟似有震筋撼骨、动摇梁柱的巨力。 当笳、鼓、阮咸、箜篌纷纷应和之时，那身着淡青袍子，头戴小冠的乐工也放下牙版，捧起胸前筚篥，一声逼出，似仙禽唳空，群鸟依回，将满目琳琅的乐器所发出的声音尽皆统御了。 高适此时豁然开朗。他讶异了，竟是这一群看似从未演奏过瓜州调的伶人，依循着天地间某一不知如何生成、又不知如何演嬗的法式，让他想起了此前在荆州或襄阳等地过耳即忘的歌调。紧随着一声接一声、一音接一音；音声相随，不绝如缕的第三句、第四句，乃至于五、六句，都像是高处岩壤间自然流溢而出、倾注而下的溪泉，涓滴不止—将就着曲式，那主人口中辞章也信腔而行，唱成 松云夜卧朝餐石，白毫回峰巉岩碧。此花连绵向江开，流霞一杯余独酌。 其后的第二章、第三章，也同第一章一般，乘势奔流，天然不凿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里。拂花弄琴坐青苔，绿罗春风树下来。南窗萧飒松声起，凭崖一听清心耳。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里。小山石髓可得见，江花流霞未得亲。八公携手五云去，空余桂树愁杀人。 曲子是众乐师依照音声之理推按而得，歌词是那主人自己剪裁修饰而成，可是五十缗的赏金却归了高适。报科头人不免带着些故示隆重其事的玩笑之意，打起小令旗绕室巡行，口中又像是呼喊又像是吟唱，旗錾子上的小银钟铃锒一阵脆响，随即侧间廊门大开过道上两健仆并四小鬟簇簇拥拥扛抬着一木箱，来到高适面前，往返三过，开箱一看，满是簇新晶亮的铜钱。 高适睹此，与其说是欢忭，更多的反而是讶然。一时之间拒纳两难，有些不知所措地拱手为礼，道：“某尚不知主人高姓大名合当请教。” “某，少时略读五经，沾上些许腐儒气，此其一；及长喜言长短之术，又沾上了些许纵横气，此其二；出入闾阎之间，欲效侠行故仗剑而游，看似个以武犯禁之徒，此其三；实则出身商籍，将本求利，也不多称份，堪称掷金如土，此其四；而某为人，尤不惬论战阵之术、杀伐之学，勉强称得上是个懦夫—”主人一一屈数着手指头，说到最后一句，正屈到小拇指上，索性攒成一拳，遂抱拳笑道，“平生略无可欺豪杰之志，故自号曰：‘五蠹人’。” 高适毕竟读过几年书，对于韩非子“五蠹”之说原本不陌生，但是居然有以五蠹自号者，却甚为罕见，看这人虽自报为商，吐属却像个士行之子，遂不敢掉以轻心，道：“君所作歌，慨然有神仙之思，其飘逸酣畅，不同于俗谣俚曲—然，虽得瓜州调之曲式，旨趣却与某所闻于荆州、襄州、安州之旗亭者大相径庭。” 五蠹人闻言不觉一怔，急道：“然则，汝尚能记其词否？” 高适想了想，道：“以某所闻，似是妓家自叙身世之语。” 五蠹人不觉倾身向前，一张原本苍白的脸上忽然间涌上了些微血色，双眸眈眈闪烁，鞭尺一挥，列席乐工再度击节促拍，奏起了先前那瓜州调的乐章。这首歌，一如先前五蠹人所作，恰由于声调不尽合于中原时律，听来便特别有一种迢递疏离的异域风味。 长安一辞十万里，魂梦长安谁家子。周郎宁忆吴中曲，此行吴中何时绿？江花东归逐春风，江波影稀看不足。 长安一辞十万里，魂梦长安谁家子。牙签漫几玉梳横，琵琶初听若有情。金犀注酒悬丝起，绵绵更衔长江水。 长安一辞十万里，魂梦长安谁家子。蜂黄褪尽春莫道，宁教烟花作主人？烟花无种不留意，我从吴曲顾君频。 这一首三叠之歌，载咏载叹，起手“十万里”天涯之远，说的好像是边关之人对于京畿的怀想。可是“周郎”二字一出，便可知另有事典，所运用者，乃是三国时代周瑜的故事。《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谓：“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那么，随后的吴曲、江花都是寄托相思的人所自拟之境与情，而所思念的人却久居长安而不归。第二叠里的“牙签”、“玉梳”、“琵琶”和“金犀注酒”诸语，在在显示了相思之人是个颇工于诗文的声妓，注酒而悬丝，音谐悬思，而思念竟有长江之势，取法夸饰，而奇警真不可遏。至于第三叠，则娓娓诉其幽怨之所由生，乃是因为“蜂黄褪尽”，此处所用，为炼气之士在道经之中常说的：“蝶交则粉褪蜂交则黄褪。”以蝶与蜂交尾之后褪色为喻，自然也就表现了爱恋之情转趋淡薄的哀伤。 五蠹人听完一过，垂头长喟一声，良久才道：“果然是她。” 这时，席间众人都还沉浸在歌调的余响之中，唯独那吹筚篥的青袍乐工侧过头，深深望了李白一眼，似有话，但是没说出口。 一○ 相思在何处 从屏门的罅隙间左右觑看，所见实在无多；尽广陵薛商所能记忆，拼凑着瞬目所及的情景，也只能略述肤廓。要之：有那么一个病容恹损而不掩神气朗秀的年轻人，纵酒放歌，凑泊乐章，出口成吟，字句略无参差，而每令听者粲然惊叹，仿佛听见了向所未闻的曼妙声曲。恐怕也是他，以一剂太白药救治了广陵无数生灵。 “然而，汝却谓其人面有病容？”许自正摩挲着几上的药方，他自有忧虑：能以仁术救人者，自己竟然染了病，其方可信乎？万一这能言善道的行商所带来的药单无效，而安州疫情鬼使风发，届时又该如何抑遏？ “使君光明堂第，贱商不敢隐瞒。”广陵薛商心眼通透，立刻看出了主家翁的疑虑，连连比划着夸张的手势，接道，“彼人看似清癯，是否染疫，某实不知，却是当晚为高氏子往来引见，匆匆一面，往来数觥，无多深谈。彼知某素为行商，有西溯江流之途，故委以札子，交送大匡山赵征君处收执，具述病体无误。” “札子？” 薛商心思仔细，推测许自正所疑者，乃是札中所书之事，怎么会让一个交递商牒之人得知？于是抢忙道：“某游商十方，踪迹百城，为人交递商牒，疏通音信，也是分内。委札是那蜀商当场抄录、一挥而就的，原本还要发付乐工伶人编唱，可惜满座大醉，不能成辞。” 说着，薛商还真取出一叠札子，翻检片刻，找着了一方布衲；一望而知，这布衲是顺手从旅者随身携用盛物的囊袋中撕扯下来的。衲中一纸，展幅两尺宽、一尺高，墨渖淋漓，字迹迤逦，有如醉中之人信笔挥洒而就。然而观其笔画，于努掠斫磔之处，毫厘端稳，不稍失锋怯力，甚至还透出些许娉婷妩媚之姿。开篇首二行即书题目—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本文如此：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 诗末另有一行六个小字，较之于本文，显得匆促潦草：“弟子李白拜启。” 许自正反复读了几遍，读到后来，不自觉地摇头晃脑，读罢舍不得放下，又捧起来看几眼，再看几眼，才轻轻收回衲中。看薛商收拾了那一叠商牒，却猛然将一张脸板了，斥道：“不读这札子某还信汝所言；既读了，其谁能信？一介蜀商，能作得出这般诗句？本朝立业以来，等闲不曾闻见！不曾闻见！” 仅看第一句，就不是行商之人所能操纵的手笔—“吴会”（指吴郡、会稽二地）、“浮云”这两个词，来自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而其精约简要，倍过于子桓；如此颠倒字句而仍能巧用事典，更不觉繁复。唯“相如台”与“子云宅”不知何地，但是许自正原非白丁，可想而知：以司马相如与扬雄来为居室之地命名，则此人不论是不是商，断断乎可证为蜀中的子弟了。 紧接着的第二句“飘如远行客”是从《古诗十九首》而来，原句“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无疑这般起句，是为了将整首诗带入一个慕古、复古的情调，也就是“刻意不入时听”，这也可以从“古琴”、“长剑”的感慨复按得之。 许自正忽然想起来，多年前，的确有一个也是出身蜀中的诗家陈子昂。此人甚至明旗张帜地说：本朝诗歌，学步于南朝绮靡艳丽的多，所以在风骨和寄托上，都有着显著的欠缺，他从而发出了震慑时人的感叹：“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那陈子昂在高宗崩殂之后，赴洛阳上书，倡议为大行皇帝起造陵墓，从而受知赏于武氏，拜为秘书省正字，官至右拾遗，一时显赫，震动京朝。 或许，形式上的反朴复古，也意味着让诗作包藏以更宏大的旨趣，这正是多年来蜀中文人风尚之所独标。许自正不免要想：此一出身举止都十分神秘的青年诗人，与题目中的赵征君，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所欲共事的良图，也像陈子昂那样，试将圣朝借由举试而奠定起来的诗风歌调故为鼎革吗？ 从写作的笔力看来，这篇《卧病书怀》虽然不切合试帖诗的一般格式，但是句句声律铿锵，属对工稳完熟，浑然是大家矩范。以如此文字入场，当可轻易博倒天下举子。而不得不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作手，既精熟于医、乐匠作之流所业，又是个四处漫游的青年，怀抱着当世少见的思古怀旧之情，浪游于江东万商云集之地，感到光阴匆匆而逝，心情急迫，并因此而怀念故居，尽管也是人情之常—可是，下一句便不免令人诧异而狐疑了：良图俄弃捐—试问：一个商贾贱民，能和一个“征君”，能共有什么样的“良图”呢？更何况，诗中“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明明是寄喻着敌国对垒的情操。 这些蜀中豪杰，究竟要与谁为敌呢？ 胸中存疑如此，不免是世家之人对于满天下商贾往来崛起，有些难以释怀的嫉忌，眼前远来之客就是此辈，倘或当面流露出这种忧心，反而是有失士族身份和尊严的事。许自正于是兜了个圈子，似是漫不经心地看了薛商一眼，露出带有轻嘲意味的笑容，道：“商贾将本孳息，输利四方，近世独大有功于天下。我朝以来，宫廷盛称‘民间’，这‘民间’二字，十之八九，所指亦即是商贾。且看：汝居扬州，彼出益州，扬州、益州，乃大江之首尾，天下财货半归此区；市集贸易，全操汝辈，毋怪乎学舌吟诵，还能作得出‘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此等壮语。” “确然！庶民如草，须以士风引领东西，若不其然，贱民行谊岂有归止？”广陵薛商当然听得出许自正话里的酸讥之意，然而他近半生周旋官司衙署的修为也不白饶，面不改色地顺着主人的话颔首连连，道，“倒是这蜀商于散药、赋诗之余，还能仗义疏财也是某平生仅见。” “商贾之辈仗义疏财？”这引起了许自正的好奇之心。薛商口中的五蠹人不只是一独善其身，行旅天涯的负贩，他还显示出一种近年来随着帝国逐渐安定、富强而倏忽掩至的强大势力。 这种人，有的挟其巨资，求田问舍；也有的不惜重宝，贿赂公行他们的行止，会令人想起汉代太史公笔下的朱家、郭解之流，看似一无所取于人，却可以尽世间散财市恩，倾囊解纷，施惠于无亲无故者、而竟不求答报。在另一方面，他们到处结交公卿，借买卖所得通款上下；也让各级官吏们得以大事参与普遍关乎百姓生计的大宗交易，如借贷、铸钱、采铜、酿酒、榨油、车坊、碾磑甚至客舍邸店等，看来都是一本万利之业。 就在许自正末任泽州刺史的时候，还发现地方恶少之辈，原本放闲游荡得多，居然人人系名于军旅，平时不在营当值，犯事而得罪之后，则潜逃入军，令官署无由追捕；此事居间媒合其弊的正是商贩之辈。许自正观微知著，不能不有所儆，看来商贾之势已如风生云起，浪涛澎湃，日后要形成买官鬻爵的勾当，看来也是顺理成章。也就是看出了其中关节，他才下定决心辞官归里的。 薛商也觑得出主家翁睥睨贸贩之徒，情知若是一言不合，就会说成个僵局，那么，向后图他许家万年青为铜本铸偏炉钱的买卖就作不成了。想到这一层上，便益加谨慎于遣辞用句，不忘在褒扬人的话中，小心翼翼地埋伏好自吹自擂的言语：“某维扬十友，发愿接济吴、楚寒士入京应举，殆有年矣，此乃四民相持互助之谊，原亦不足挂齿。倒是这远来的蜀商，与某十友萍水相逢，居然一诺百金，倾囊助义，事了拂衣而去，了无得色，此子真不可测！” “汝等着意功名，也得具足慧眼，日后可知‘永以为好也’，亦颇不枉言。”许自正冷冷地说—这话不免还是带着刺，用的是《诗经·卫风·木瓜》之语；原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仿佛是说：于人寒微时，择隽才而助之，受助之人日后发达了，当须不减回报。 这却给了薛商一个据理反驳的机会，他且不为维扬十友辩驳，只替那蜀商说了几句：“若非这一封书札之末，押记署名，这个五蠹人行走江湖，一向刻意隐埋姓字，怕也难以与人讨好。” 许自正一听这话，倒觉得在情入理。毕竟那蜀商隐姓埋名，的确没有张扬索报的意思。“一诺百金”，是汉初季布的故事，所谓“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然古语终归是虚语，那五蠹人究竟拿出了多少家底，漫为寒士之资斧呢？正要问，薛商似已微察其意，叉开三根手指头，道：“三十万钱，一掷三十万钱。” 李白在一夕之间，倾其随行所携，付予维扬十友—那是李客所交付的三十万钱—货真价实的八十两大唐金。 似乎是为首座上的五蠹人豪举所动摇，当夜，高适也喝得尽兴，趁醉大喊了一声“惭愧！”，随即解脱胁下之剑，向维扬十友道：“某今日来意，本欲倩诸君代呈此剑，上干天子，聊念故家仕宦之孙流落于江湖之外；或冀天恩未绝，圣人不弃，勉赐一职，为効薄劳不意教这五蠹人以言以行，醍醐灌顶，豁然解悟—”说到这里他摇摇晃晃站起身，道，“至于这剑么，还是要归还于圣人，幸能择其忠烈果敢，贞固干济之士以赐之。某，便也做五蠹人去了！” 一个世家之子，沉隐失志，竟然以五蠹自诩，此事听在许自正耳中，不啻荒唐而已。他连连摇头，沉吟了半晌，才道：“少年士子，乘酒兴、使意气，以挥霍自雄，某意亦不可取。不过，尔辈商贾，却能立志赒济四方寒微，使盛世毋遗瑗璧，野贤不自隐沦已经难能而可贵了。” “贱商忝居四民之末，勉効微劳，利用厚生，疏通有无，此以江湖之波澜，聊映魏阙之辉光耳。”薛商几番言语试探下来，知道这主家翁自矜门第，傲岸不群，是个极难相通款的人物，真要冒冒失失央他拿出万年青来铸钱获利，怕不一声令下揈出宅去？于是只好耐住性子，徐徐说道，“那五蠹人与高氏子临别时说了一番话却直说透吾辈肺腑。” 许自正没有立刻答腔，倒是抬了抬眼，示意他说下去。 原来高适不只执意留下家传御赐之剑，也不肯收拾那五万钱赏格，更不愿再谈接纳十友资助，入京应举。虽说当下大醉满饱快意而行，不知到了几十、几百里外，举目无亲故，还就是为人帮使劳力，短役长徭，不知伊于胡底，也就是糊口维生而已。 李白于是笑道：“仅教汝头顶明月、袖拢清风而去，也做不得五蠹之人。” “安得如此？”一面问着，高适一面举起一大爵琼花楼自酿的郁金香，胡乱添注些蔗汁，洒了胡椒佐味，满饮之后，登时额头蒸汗淋漓如雨下，道：“某不欲有为于此生，其谁奈某何？” “五蠹非虚诞之说。其末流号‘商工之民’，某仅以此道奉闻—”李白微笑道，“古云：走贩曰商，坐售曰贾。商贾之道，或走或坐，而无寸土之依，此其为天下蠹人之本也。往来天下者何？将本求利，积少成多而已。汝今不得名一钱，日后难免寄死人家，故汝不足以言商。” 高适的确不曾经商，也不通贸易之术，无可争辩，不得已点了点头。 “至于工，”李白接着道，“《庄子·徐无鬼》谓：‘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汝能为匠石否？汝能为郢人否？” 高适也笑了，摇头带摆手地说：“不能、不能！” “五蠹之四，号‘患御者’，姑且容某亦以其道奉闻。”李白也举起杯盏，娓娓道来，“韩非子称‘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者是也，此等人宁赂私门贵盛以重宝，以免御驾临阵，受征伐之祸，然乎？” 高适又点了点头。 “汝向称汝北走蓟门，遍游燕赵，欲有所为于边事，奈何时罢征战，请缨无门；此好战之人，岂足以当彼‘患御者’？”李白接着指了指刚从间壁移席而来的维扬十友，道，“彼辈是货赂盈门之人，亟欲款纳汝，赆仪在囊，车马就道，待汝笑纳而取功名，汝竟却之，又乌足当‘患御者’耶？” 此言一出，连维扬十友都大笑不已，仿佛自己的身份忽然之间就被抬高了不止一等第。 李白谈锋方锐，岂能罢休？随即仰饮而尽，手势一挥，丹砂会意，膝行上前，复自大爵之中分斟出一盏郁金香呈上，听李白一发不可收拾地说下去：“五蠹之首，曰儒生；五蠹之次，曰言谈之士汝自谓少时曾略读书，及长，唯佃农耕稼耳。则汝既乏孔门应世之文，亦乏合纵连横之论；于儒家经术无所发明，于纵横长短更无警策。此二蠹，君当免矣！” 李白这么说，看似讥讽已甚，却隐隐然含藏着一种推许、嘉勉其不随流俗的趣味，高适也跟着众人一齐抚掌大乐，道：“某确乎不敢称儒，更不敢以言谈自高。” “居五蠹之中，非‘带剑者’而谁乎？”李白斜眼睨了睨那一柄给高适抛掷在席边的御赐宝剑，“将此剑归奉圣人之家，与汝则无干矣，汝今竟一蠹亦不能也！” “如君所言，一蠹尚难及如此，而况五蠹乎？” “怀其才，抱其学，肆其所乐，乐其所事，无所用于天下，亦不甚难。”李白道，同时欹身伏榻，拾起了那柄御赐宝剑，颠来倒去把玩片刻，又双手捧近高适面前，俨然以当年赵蕤为他授灯书时的语气道：“汝甘为农，则农矣；汝甘为士，则士矣。为农，则以此为百亩之器；为士，则以此为百兵之君。还剑于天，古来无此君臣之礼；挂剑而去，则微憾于进退之道。某，实为汝惜哉！” “挂剑而去”显然用的是延陵季札挂剑的典故，可是“微憾之说，却令高适困惑，仍然一举大爵喝了，另只手将剑接了过来道声：“请教这‘挂剑而去，则微憾于进退之道’。” 季札，春秋时吴公子，为吴泰伯十九世孙，吴王寿梦之第四子封于延陵。广有贤名，寿梦本欲立为嗣君，季札亟以为不可而让。寿梦不得已，只好以长子诸樊摄政。及寿梦薨，诸樊依遗嘱让于季札，季札还是辞谢了，他引用的是昔日曹君不义，诸侯与曹国人欲立子臧，子臧却以不合于礼而逃位去国的例子。在当时坚守宗法制度的士君子眼中，子臧是“能守节义”的典范。季札抗命的论旨相当清晰：“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 可是当时吴国国人仍旧坚持立季札为吴国君侯，季札索性抛家弃室，赴野而耕，连公子的身份也不要了。吴人无奈，只得立诸樊为王。诸樊得位十三年，死前仍有遗命，暂时授国予二弟余祭，试图以次第相传，终将至季札即位而止。 吴王余祭继立之后，使季札聘于鲁，最重要的工作似乎是“观乐”—也就是保存在鲁国的礼乐。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一直到大小雅及三颂；甚至还观赏了从有虞氏、夏禹氏、商汤氏以迄于周武王等历代相传而来的舞蹈。 季札逐一评析，不但知音辨声，还能够从乐风和曲式的表现，俱道各国风情、民俗、典章、法律的特色，并点评其民事之勤惰、文化之深浅、政情之良窳、德教之盛衰。这一段经历，可以视之为季札日后周游列国的资斧。他随即到齐国劝勉晏平仲，到郑国交好子产，到卫国结识了史鰌等六君子，到晋国甚至干说孙文子勿以耽溺于钟鼓之乐而废弃了国政，以及预言了多年之后三家分晋的命运。此一广泛参与列国政治实务的经历在在证明：季札之以让国闻名于世，并非一意遯逐隐退而已，他反而是经由摆脱一国国主之“节义”，进取更恢弘的志业。 季札初使于外，道经徐国，徐君对季札所配之剑情有独钟而口不敢言。季札微知其意，但是身为上国使，不能不依礼佩剑遂不得已而沮馁徐君之意。孰料待其远游归来，徐君已经薨逝了季札于是解下那随身之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随侍之人问他“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札答道：“不然，始吾心已与之，岂以死倍（悖）吾心哉？” 季札一生行迹之流传于后世者，多在“挂剑”一节，于此公平生漫游之宏图大业，若仅由信诺二字誉之，显然以偏概全。李白刻意以一剑为喻，却有意揭示其余—他甚至对季札还有全然不同的看法。 “某略读书，不识大体，姑且放言高论，聊贻士君子以一笑。李白正襟危坐，扬声道，“季札至齐，所为何事？不外勉晏平仲归还封邑与政柄，所谓‘无邑无政，乃免于难’，此其一。至郑，所为何事？不外告子产以执政者荒侈无度，将有祸难临之，此其二至晋，所为何事？诫孙文子勿亲钟鼓之乐，所谓‘辩而不德，必加于戮’，此其三。此三者毕竟只一事：以有易无、以无易有而已此某本家祖老氏之道也。” 季札、老子或约并世之人，但是高适一向未曾闻知此论，不觉笑道：“某孤陋，尚不知季札曾学于老聃。” “道心唯一，无须相学而同。”李白根本不纠缠于实事之考求仅此片言，打发了高适，接着却说，“季札以言以行，所事者，无非放手不做耳—其所得愈大，愈不以为己有，故博名愈高，养望愈厚，而人益信之。宁不忆彼于去晋前所说于叔向乎？” 高适一时不复记忆，摇了摇头，道：“愿闻。” 叔向，名羊舌肸，晋国公族，为季札出使到晋国之时的大夫，一向以端直多能著称于列国之间。季札离开晋国之前，已经看出当时的国君亦犯“侈”病，而晋国国政日后不免要委之于韩、赵、魏三家大夫。他的临别赠语是：“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这几句话，李白别有一解— “儒生论史，咸以‘良大夫’为论旨，殊不知三家分晋，其素行不良之事亦多过牛毛矣。以某观之，季札之言，应拈出彼一‘富’字为论旨是也。”李白这才又举起丹砂为他浅斟五分的小酒盏，略一作饮势，环观众人，最后将视线落在外围的维扬十友身上，意味深长地说道，“季札道术，毋乃是千古第一大商，所仗之资，偏是一个让字，故能以无易有，以有易无。” “然则—”高适擎起手中之剑，锋尖指天，笑道，“挂剑之义，又何预于商贾之道哉？” “此即是‘以有易无’！”李白这才举盏沾唇，从容不迫地说，“徐君小国之主，所见者未必宝，所宝者未必贵，其所欣慕，季札之名而已。季札以一不名之剑，而邀千载重诺尚义之名，这笔贸易，盈昃如何？” 高适为这一番强辩所折服，更被他的性情所感动，却仍心存疑惑：像这样一个词章佻达、思理矫健而神气清爽的人物，为什么看起来却与世间千万汲汲营营的士人逆路错身、甘于隐沦，而不惜破费、大张旗鼓、惊动周郡所事，竟然只是为了一曲瓜州调？ “既云商贾所事，将本求利，积少成多—”高适不禁追问，“汝征歌度曲，不吝重金，视黄白如无物，又是何贸易？” 李白一戟指，眼中带着笑意，反问：“汝自道破家荡产，兴筑坟茔，归葬双亲，至无立锥之地，所为何来？” “固人子之义也。” “人子之义，固情之所衷；”李白双手一摊，比了个宽幅，道“某亦自有一段相思。” 就在这一瞬间，筚篥声不期而然地轻轻扬起—这是很常见的，许多吹管伶人，于演奏终章之后，都会尽气息所及之量，吐一领调之长音，谓之“洗浊”。只不过这乐工更像是在呼应着“一段相思”之语，将这一声吹得婉转凄凉，虽只孤音独奏，声量微小，却出之以种种吞吐抖颤、断续疾徐的变化，而显得动情不已，勾人泫然 李白终于留意此伶，叹道：“汝诚会心人也。” 广陵薛商记忆中的这一位五蠹人，非徒一冲州撞府、抱布贸丝的蜀商而已，他是大唐盛世正在崭然渐露头角的一种新人。这种人与此前不知多少世代的市侩迥然有别，他们虽然去士族不啻霄壤可是生于富裕之家，倚仗父祖辈的赀财庇荫，经由种种捐输献纳甚至易籍更名，长年免于力役，称得上是养尊处优了。也由于商贾交游结络之所需，家门极重视礼仪教诲，多有亲近书卷、迎聘文儒以成就子弟之见识，雅驯其谈吐，丰腆其问学者。时见此辈交接于士族，竟不知其为贱商之流。 许自正听这薛商款款而言，一俟说到季札的“以有易无，以无易有”之道，忍不住跌足大叹，道：“这五蠹人真个知见非凡堪称国士之资矣！不过—” 他的疑虑和高适一样：如果说季札还能够借由“一不名之剑而邀千载重诺尚义之名”，那么这五蠹人一举而散掷三十万钱，发付维扬十友，去资助那向未结识、亦不知下落的寒士，究竟所为何来？ 薛商这才引出自己要说的话来，他也拍拂着几案上的那一纸药方，道：“凭方取药，炮熬济人，恰为医家本分。医家拟一方子，疗人疾病，复岂能家户访求，日月索报？尽教吾等商流，末学无文，多少也有淑世之心，略尽绵薄，所为，不过是聚敛四方之钱，成就十方之业，此无他，勉效士君子之德而已。然而此中功德，尚不止于资助寒微、入京应举而已—使君若有意于匡济天下，何妨聊着意于湖海之间、市廛之内，无处不有轻而易举之功德？” 接下来的话，就容易说了。薛商仍以那三十万钱为例，但是话题却偷换成三十万钱如何转手至广陵，旦夕之间即成六十万钱、八十万钱甚至百余万钱，而令江淮间处处吃紧的钱荒得以稍事纾解；这，何尝不也是福国利民的大事？ 他刻意不提及坊间传闻许家有多少万年青，只是反复陈词：近世以来，天下物产丰阜，而铜山发垦不足，供钱量少，难以衡准贸易所需，人人靳其所有，不敢商购用物；长此以往，市易枯涩，货贱而不流，钱愈不出，家户抱守着不能衣、不能食、因为难以周转反而困穷无价的铜钱，任由百业萧条—广陵薛商的确有几分危言耸听，却言之成理，无懈可击。说来说去，用语渐重，乃有“此为本朝一大难，而前朝历代所未见”。 许自正原本对那难得一见、亦侠亦商的五蠹人已经充满了惊奇的敬意，也是在这个根柢之上，更佩服起眼前的薛商，但觉他也有一种广大而细腻的忧怀。许自正忽然有一种豁然开悟的感动：像这样的一个商贾，非春秋时代的弦高而何？他们既有士人的儒雅风流，也有农工之人的勤勉奋发，更因行脚眼界而多所经历闻见，虽区居四民之末，却有着比任何人都活络的心思，精敏的观想，以此而顾天下之计，谁曰不宜？许自正心动了。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情绪，他既觉得自己可以有所为于邦国，或许还能获大利于义举。 他再答话时，竟然口唇颤抖，声音沙哑，不免透露出跃跃欲试的亢奋：“商事紧要，确乎须留意哉！” 一一 怆然低回而不能去 琼花楼的一番遇合，分别在三个人的生涯行脚上转出新的方向。广陵薛商得着了发垦安州许氏家财的商机，李白和高适则心事重重。 不能不说是李白开启了独特的想法，令高适终于能够看清纵使想要终身隐沦于岩穴草莽，做一个无求无争的野人，也不那么容易，必须满怀放肆甚至嚣顽的志气；继而低眉一忖，自己既不能像面前这非儒非士、亦商亦侠的人物，具备狂傲的性情，更不甘心借世家流荡子孙的身份勉邀天恩、幸求利禄了。他重新捧起那柄御赐的宝剑，紧紧握住，抗手为礼，道：“幸蒙五蠹人片言之教启某蒙昧。敢请为赐歌诗数行，用申永以为好之谊乎？” 不待李白开口，一旁的丹砂似乎早就守候着这一刻了。他一面在砚台里顺手添注了些蔗汁，起劲地磨上墨，一面道：“主人开口便有，且以新句化酒。” 李白病后酒量不宽，早已醉了五七分，只是豪兴牵引，岂肯罢休，一时不假思索，脱口道出了多日以来时刻在念的几句话：“世事固有不必付之吟咏者矣！” 乍听来，这是相当明确的拒绝了，高适一时不解，还以为贸然索句，莽撞失礼，当下红了脸，正要致歉，却见丹砂咧开嘴笑了起来，还回头看了高适一眼，微微一点头，又转对李白道：“得之矣？” 李白也爽快地笑答：“得！” 丹砂这才对高适道：“说是‘固有不必’，实则‘岂能不然’。” 那是数年前还在大匡山上攻书问学的时候，赵蕤入山采药，行方不明。忽一日，月娘在相如台廊下招呼李白用饭，李白信口占得：“新晴山欲醉，漱影下窗纱。举袖露条脱，招我饭胡麻。”语带轻佻，不意惹恼了月娘，肃色斥道：“世事固有不必付之吟咏者矣！” 此后，无论醉中病中，每当李白起念吟咏，就不由自主地冒出这一句，很难说是挥之不去的自责，抑或自嘲。说罢索笔捵纸，擎起手版，一面写，一面朗吟出声，是一首带有精巧对仗趣味、但是声调上则比律体自由、活泼多了的仄韵五古： 危冠标士行，长剑来宫钥。激昂出青云，扬眉吐然诺。王侯意气睨，贫贱襟期托。一掷急艰难，千金散灵药。相亲唯大道，长忆欢清酌。对酒推抱怀，骞鸿齐抢雀。鸾凤岂同群，风流自商略。孔明发畎亩，少君归嵩岳。天机付笑谈，谁更邀名爵？歧路迎辉光，朔云下日脚。宁复计晨昏，抗手为盟约。他乡易别离，缓节逐涕落。 乍逢初会，不及深交，李白却能以相当简练却不失细腻的手段，将高适的身家、性情、抱负、渴望以及郁结的怅惘说得面面俱到。破题首联，即转用了《庄子·盗跖》里的句子：“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在原典里，庄子借由天下巨寇盗跖的一连串质问，将孔子问得“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 这个“假庄劫孔”的思想背景是个关键，诗中并未现身的盗跖正是五蠹的转喻，“危冠”、“长剑”二词看似以孔门贤者子路比高适，自根骨析之，李白还是流露出贬谑儒者的底意。可是，此处机巧层层，由于用“宫钥”指宫廷，指点出御赐宝剑的渊源，那么至少从表面上略事遮掩了盗跖之嘲。 “青云”语出司马迁，如同“月”，为李白念念不能或忘的一个意象，用这个词，说的是高适脱离了士大夫的门第，却仍保有崇高的品行、格调。“然诺”不只是行游江湖，慨然践盟，亦指涉高适信守所应承于父亲的遗言，不惜倾家荡产，将灵柩归葬至宋中这种礼序的实践，即使世间公卿，也未必能够，正是士人堪以睥睨王侯之地步。然而，具有相同襟怀的人，却应该深相结纳、互为寄托由此也映带出李白散千金之方以救人，而深以为得意的侠行。 自“相亲”至“商略”，无疑是李白夸张而半出于假想的欢会光景，不过，“骞鸿”和“抢雀”却不免道出他仍十分在意自己出身微贱。骞鸿，为鸿之高飞，以喻高适有朝一日得以飞黄腾达的祝福；而与天边大雁相对的，则是能够抢跃扑跳、及于榆干枋枝而犹以为高的燕雀—这依然是《庄子·逍遥游》注文中再三转解的“故鹏鼓垂天之翼，托风气以逍遥；蜩张决起之翅，抢榆枋而自得。一方面，可以说李白守齐物之论，以为鸿、雀之各适其性，不应该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李白还是以低下卑小的鷃雀自况而抬举了被誉为鸿雁的高适。 歌行来到中段，形成了全诗意义上的高峰。李白延展开先前与高适对峙的局面，在“孔明发畎亩，少君归嵩岳”两句上，再一次形成了强大的张力。由于高适曾经躬耕多年，这对于一个士人来说，原本称不上是什么光彩之事，可是李白妙笔一提，将诸葛亮《前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语稍转，高适便不是服役糊口的丁男，而成为隐居待时的贤者。 至于对句，要拈出一个能与诸葛亮相呼应的人物，并不容易。李白却毫不迟疑，一吟而下—“少君”姓李，无疑为李白借喻。葛洪《神仙传》所载，李少君是在汉武帝时行迹为时人所知，能具道某九十余岁老翁家祖琐事，至少岁在百余以上。据传李少君从安期先生传神丹飞雪之方，誓约口诀皆全—而安期先生已是秦始皇时代名满天下的神仙人物了。总之，以李少君与诸葛亮相颉颃，还隐隐然有以儒家拱卫高适、以道家解脱李白的况味。 这首诗以两人殷殷致意告别为结。日脚，是阳光透过云间缝隙而投射落地的金色微光。景语秀丽，看似酒后不辨晨昏，所以字面上难以分辨是朝霞或是夕霭。但考之于广陵薛商所描述的琼花楼之会，当以拂晓的景色较为接近实况。 就在天色将亮未亮的时候，正是李白那一句“他乡易别离”深深打动了高适，于吟诵终章之际，他当席匍匐良久，才缓缓对李白道： “客岁某北游幽、燕，一心唯发达、报效二事，萦怀不能自休，比闻连路胡谣汉曲，堪说充耳不入，只今听主人按节成吟、依腔制曲，字句或悠扬、或宛转、或幽峭、或恢阔，某到此始味得诗三百篇十五国风情义，想来，实在汗颜！” “汝平日不多吟？” 高适逞其醉意，仍复垂头匍匐，含糊地说：“某才不及于分，学又不及于才。” 分，指的是自己身为士人的出身，“学不及才、才不及分”是相当严厉的自责了，但是高适说得恳切，一点不像是客套。 李白回头环视在席诸乐工、伶人及商贾，最后视线落在丹砂身上，笑道：“某亦醉，偏不信才与学，更无分。” 丹砂则像是好容易等着了说话的机会，亢声冒出一句：“主人作诗，但凭高兴。” “高兴？”果然语出意外，非但众人面面相觑，连李白自己都显得吃惊。 “主人忘了。彼日于病中昏倦焦热，伏榻呓语时所说—”丹砂随即便模仿起李白的蜀中乡音以及病中浓浊的掩鼻腔，道，“‘某写诗，皆不落题，据题写去行不远—岂能作高兴语？既不能作高兴语，何必有诗？’” 学舌学得相似，的确惹来满座欢噱。可是李白却于微笑中紧紧蹙起两道浓密的剑眉，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声：“吾师乃于病中来见哉？某竟不复记忆！” 经丹砂这一提醒，李白才约莫起了印象。那是在逆旅中藁草写成《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一诗的当夜，这个黯淡的情景又回来了一次。与其说是梦，倒不如说是一段遥远飘零而散碎的记忆。所忆者，是李白初入大匡山时，赵蕤教他如何为所作之诗命题，当年他抗拒过，却又屈服了。但是在病榻之上，他早年未曾来得及抗辩的话脱口而出。正是丹砂学舌的那几句：“岂能作高兴语？既不能作高兴语，何必有诗？” 高兴，是李白从东晋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诗中学来的语句：“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支道林《逍遥论》亦早一步用此语：“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意思更显得通明而飘逸。 在李白看来，没有比这两个字更能表述他作诗的意趣。兴，忽然而来，杳然而去，与天地自然、与人物情感、与江山景致得到了不期而会的感通，而这种感通，更须是未曾为前人所道过；既然未曾为人所发，也就必不能据以为题。“高”字在此，便有廓清前人、超越往昔的境界—也就必须是在“独为我所有”的吟咏过程之中，逐字逐句才能“会”得的。 “高兴，高兴！妙解之极。此即边塞诸曲精妙所在！” 突如其来，内侧弧列一席之中，那面团圆、肤色黧黑，眼睑如核桃，身着宽袖袍，头戴牙簪小冠的乐工竟然插嘴道：“尽一声字，便领行一腔，其余以次而出，尚未出，不知何音；既出，始得其调。如人在大漠荒原中，向日而行、迎风而行、逐云山烟景而行、率心怀意绪而行，不知伊于胡底！某度曲，亦爱此道；而这‘高兴’二字，果然传神，幸承主人雅教！” 接着，他凝眸注视李白，举起系在胸前的筚篥，贴向唇边，喷出一音，随即敷衍成曲，看似全未依从任何谱式，然而李白却再熟悉不过—那是在金陵孙楚楼的布环宴上，合崔五、瞽叟，以及簪花、击鼓的两个小妓，四人连番轮唱、即席作成的一首《杨白花》歌，原来的歌词是： 凉风八九月，白露满空庭。秋声随曲赴高阁，伤心人在亭外亭。回鞭才指长安陌，身是长安花下客。谁似吴江一带水，携将明月梦魂里。 虽说此刻有曲无词，回想当日即席而成的景况，的确可证“一声字，领行一腔，其余以次而出，尚未出，不知何音；既出，始得其调”之论。不过，让李白更觉兴奋的是，这人熟翫此调，显然曾经与段七娘有过一番际会，或许能道其下落。 “此曲更从底处得闻？请教。” “安州。”那乐工道，“主人今夕所作，意兴斑斓，与某之接闻于安州歌馆者极似，遂不揣浅陋而奏此，献丑了，唐突了。” 安州，那是云梦之北。李白暗忖：客岁由江陵而南，遍历洞庭数海，之后顺帆东下，恰错过了安州。至于安州何地、门庭如何可是与瞽叟相伴……这厢满心疑惑，一时轮囷纠结。他还没来得及问讯，那乐工似乎已经从歌调之中揣摩出其根本不可能得知的词句情味，笑道：“怆然低回而不能去之音，着实逼人—这，可是主人那‘一段相思’？” 李白想了想，答道：“庶几近之，亦不尽然—敢问匠师高名大姓？” “陇西董大，小字庭兰。” 此言一出，室中诸乐工伶人突然都挺直了身子，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那报科头人更面露惊诧之色，环臂叉手为礼，像是不知该向李白还是该向董大，说道：“恕某眼拙、恕某眼拙！某只道搊弹家四方来集，共襄选曲之会，竟不知‘沈祝天声’大匠亦在焉格是失敬了。” 董庭兰自幼习琴，这原本是家学，数代以降，工伎相沿而已但他因缘际会，遇上了一个叫陈怀古的参军。州郡参军无常职，杂司地方六曹庶务，这陈怀古一生精研琴曲，号称兼通当时天下知名的“沈家声”、“祝家声”。凤州刺史知其才大不可遏，倒是想出了个敛财的手段：为之觅访一宅僦租，日夜分批，收徒授琴。 董庭兰在孩提时代，便与凤州当地许多才具秀异的伶工同入陈怀古之门习琴，而独能出众。原因是：只有他，不只在弹拨提按的技巧上精益求精，往往还能够用别样的吹打乐器，摹拟琴声；复以琴具仿效笙笛竽角之属，转出别调。兴来时，更以胡笳奏琵琶曲，或以筚篥演琴曲，总之是摆脱故习，自出机杼，务以新奇变怪为能，却竟因此而博陈怀古之知赏，而尽得其真传。 琴声虽然古雅，但是大部分传世的曲谱都显得单调、沉重而肃穆，难以展现轻快、欢愉乃至意兴高昂的情趣。尤其是在陇右近边之地，各式各样的胡乐早已风行无伦，江湖弦管，风采繁复，琴曲遂逐渐式微。这样一个环境却为董庭兰带来了无限的机会。他十三岁离家出凤州，最初只在山南西道的梁州、利州、兴州等地游历，周旋歌馆，丐食而已。以一笙、一竽、一筚篥、一胡笳随身，浪游无定所。渐渐声名大了，还会有旁郡通都的茶肆酒家主人，不远数十百里之途，慕名而来，殷勤邀访，或以旬月为期，酬以巨资，号称“沈祝天声”。 在董庭兰而言，谋生是太容易的事了。他周游南北，闯荡关河，向不以聚敛财帛为务，却总想着要学尽世间声歌，兼协众音之美。故所过之处，必先求问：“久闻贵处搊弹家夥矣，可夤缘一会否？”就算见不着心目中独树一帜的演奏者，也常对那些只能吹弹山歌村曲的乐工虚心前席，再三致问。故而高适一眼看见他执笔擎版，有如画符一般，那是他正在录写着当下所聆听的曲式。 李白虽不识董大，然此时的欢悦之情，溢于言表。他没有想到，仅此一夕歌酒之会，他竟然从两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口中拼凑出段七娘的行踪—虽然，他念兹在兹的人，不是段七娘；然而段七娘会须是解开他那一段相思的锁钥。他抬手抹去了嘴角的浊酒余沥睁大双眼，伏身向前，小心翼翼地对董庭兰和高适低声问道： “然则，二位都见过段七娘了？” 令李白意外的是，董庭兰与高适相互望了一眼，都摇了摇头。 一二 当年意气不肯倾 一个祖上内迁至洛阳落户的鲜卑女子，十一岁以姿容姣好被荐入宫，能倚声制字，翻作新腔，多演《幽州歌》、《燕歌行》及各体《凉州词》，而博得“搊弹家”之号。 未几，由于天子召集宫人，为边军纳絮结棉，制作冬衣，这鲜卑女子在夹衬中随手写寄相思之词。不料却被得着那件棉衣的戍卒所泄漏，为边将所告发，以为中宫矩范失检，几乎惹来杀身之祸幸而皇帝另有深刻的机谋盘算，看似不以为罪，却把她嫁给了那个戍卒。 不多时，那戍卒糊里糊涂地战死，此女流落妓家，人称“制衣娘子”。开元中，制衣娘子心有所属，却一再为属意之人所误于是布环脱籍，自拔以出风尘。时人只知她从金陵东门而出，所过之地，随遇而安，但凡来到一处旗亭妓家，或聊伫旬日，或淹留月余总不为久长之计。 也就从年前秋日以来，淮南道的楚、滁、蕲、安各州，逐渐流传起一种号称“授衣调”的乐曲。多杂糅边塞野谣风调，吹弹之具更是新变百出，机巧奇突；一曲之内，某一吹弹之具，仅三五至十数声，易学而不必务求其工。另一方面，由于乐器多，此起彼落，相互补缀弥缝，听来百籁缤纷，或壮丽、或繁缛，耳不暇接；妓家一旦得之，常相互揣摹，寖成流行，咸谓迳出于此女。 当面向她请益的人愈多，知之而道之者亦众。传言此女年约二十六七，在行中堪称残花败柳了。然而她的行径，又有别于寻常假母之流，因为她一不施脂粉、二不养小娘、三不酬宾客、四不预筵席，除了隔帘弄艺，总不抛头露面。 世人只知她偕一瞽叟，行走于各州郡最繁华的酒楼歌馆之间，至则如客，即席授作歌曲，传习声腔。居停主人慕其技业，盼之不迭，爱敬如尊长，多赂以厚币。很快地，便成为民间妓家的师尊。 她的确是段七娘，却再也不以段七娘之名行世了。 民间妓家沿革，布环宴之后，不应再返门巷、重操旧业；设若不得已而为之，则会须褫脱旧名。于是，又由于“授衣调”之广为传衍，遂仍以“制衣娘子”为号。只是她万万不曾料到，当年在金陵伤心留别的两封信笺，一时都落入了范十三的手中，崔五和李白皆未及寓目。 而李白想再见此人，却是因为金陵之会，彼夕匆匆歌酒，直待他看出段七娘对崔五有一款不寻常的情意，筵席已经匆匆散去。彼时李白便满怀疑惑，始终未解—他想要知道：对于崔五，不是积累了多少年的牵挂、想念和期盼吗？为什么重逢一面，尚不及几许目迎肤触，哪怕是一番软语温言，或者啼泣悲歌，都是常情可度之事。然而，她却忽尔断念，绝尘而去。李白不得不翻想：倘若决绝如斯，才是用情深切的况味，那么，自己牵肠挂肚的心事，就未免显得浅薄而伧俗不堪了。 李白心上，果然也有那么一个人。尤其是在广陵这一场病中教他神魂衰弛，兴念万端，昼夜不能释怀的，只是迢递千里之外蒙昧窈窕的红颜。他不敢逼真作想，形影又挥拂不去；不敢追摹辨认，容色却迫近眉睫。那人，始终在他的诗句间徘徊，吟去写来尽教水月疑幻，合是山月随身。尽管有时不过是作寻常景物描写也忍不住随手刻画。 就在逆旅中卧病得梦，勉成《卧病书怀》一诗的那晚，李白但觉昏倦逾常，不能起坐，放身睡倒，不辨更漏，仍复辗转难以成眠只能随口漫吟，不外颠来倒去的两句：“夫君弄明月，灭影清淮里”“夫君弄明月，灭影清淮里”……其情其景，仿佛昔日金陵江边孟浩然大醉之余、梦呓作诗而始终不能成篇的窘态。过了不知多久连一旁短榻上的丹砂都忍不住了，往脸上拍了几巴掌催醒，道：“李郎又成一首矣！是么诗？都此二句绕转耶？” 李白隐忍着不敢吐实，勉强乱以他语：“想起襄阳孟夫子，似可成一诵。” “便是龚爷呼为‘庞德公’者，丹砂记得此人。”丹砂受龚霸嘱咐李白但有诗篇，当即援笔录之，不能疏漏。遂翻身而起，剔亮灯火，支起几案，墨池中添注了些许清水，一面呵息连连地磨起墨来这是无心而偶成，李白只好将就着，无奈而作，遂以孟浩然兴意顺口成章如此： 尝闻庞德公，家住洞湖水。终身栖鹿门，不入襄阳市。夫君弄明月，灭影清淮里。高踪邈难追，可与古人比。清扬杳莫睹，白云空望美。待我辞人间，携手访松子。 “李郎无诗不有月，”丹砂皱着眉，想笑又不敢笑的模样，道，“有此一月，今夜一弄之，明夜复一弄之；总不厌倦，毕竟须是个心上之人。” 李白一惊，突然念起吴指南—丹砂与那吴指南原本两不相侔，又复天人永隔，可是寥寥数语，其洞察世态人情的慧见却如此神似；世间多少废书不观、弃笔不学的人，却尽能颖悟通透，一眼便识破了文墨间匿藏的轻浅痕迹？李白撑持着迷离摇荡的心思，把这首口占之作反复读了两遍，果然发现：那“夫君弄明月，灭影清淮里”除了一韵牵连之外，无论是情味、理趣，皆与上下文扞格不入，显得十分突兀—居然连丹砂都看出来了。 纵使在琼花楼的这一夜，亦复如是。众宾客醉后闲话间，广陵薛商说起溯江西行，或恐还有入蜀之计，李白灵机一动，托付他往绵州代递一牒，薛商也慨然允诺了。李白当下默忆前作，即席挥毫，誊写了那首《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就在写罢“赠尔慰离析”的结句之时，丹砂忽而在一旁嗤嗤笑了起来，插嘴问道：“主人吟诵，一向满怀是月，森凉透心；偏偏此首，半个月字也无。” 几句笑语闲言，原本无足经心，却让李白为之噤口不能应答了。丹砂所指陈者，正是李白时时感到踧踖不安的：一个令他不能或忘、却也不敢念起的人。他只能不断地攀想：有朝一日，若能再见到那同样浪迹伤怀的段七娘，或许该向她细细追问一个究竟—这难道就是相思滋味？ 月娘，又如何可以是他的相思之人呢？ 此刻正当拂晓，琼花楼中各处都熄灭了灯烛，拆下了轩廊内外隔绝面向坊市的门板。霜风沁凉而带来了新鲜的气息，这是新的一天，报科头人早就唤遣内外仆役在门前列侍，有的引客到深堂静室安歇，有的则备齐车驾，送客出门。 维扬十友告辞之际，那广陵薛商词气谦卑而心意执拗地追问李白姓名。李白犹在沉醉之中，嬉谑之心大起，偏不肯说，一迳指着阴沉灰暗的天色，居然应声而吟得一首口号之作，不只应付了薛商纠缠，也借由“怀古”二字的一语双关，向董庭兰表达了相当的敬意—诗中用句，虽只寥寥一二语，可是人情洋溢，却让董庭兰铭感五内，时刻眷怀。 这一首诗经丹砂抄录而得以保存，多年以后，李白将生平诗作托付门人魏颢编订集卷，曾几度欲剔除之，盖以为随口放吟，却过于切合律体时调，缺少奇突新变的格调： 琼楼三百尺，托我近乡身。何必留名字？忽然惊世人。云浮山自远，鸥过意相亲。怀古传仙曲，来吟高处春。 就文义而观之，通首明白晓鬯，破题两句，隐喻太白星入尘世用的却是登楼回望、以天为乡的比兴，相当巧密。全诗仅用《列子·黄帝》篇中一典，谓：海上之人，有与鸥鸟相善而亲者。此人每旦之海上，与群鸥嬉游，鸟临其身，不下百数。忽一日，这人的父亲道：“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复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 物类感通机心，这是很通俗的一则故事，李白用之，也是隐约暗示：当世之人相逢于江湖，不外相期以性情，相合以道义，相感以怀抱。至于何名何字，期往期来，实在无关乎兴会，皆属多余这一点，广陵薛商倒是看得清楚，他深切地体会：能有这样的才分学养，五蠹人不但无意亲近商贾，其刻意疏远的程度，或恐尤甚于士大夫。 可是，身为士人的高适不期然结识了这号称“五蠹”的野人，虽不能知其姓字，内心的震慑感慨，也颇不寻常。 “闻君歌雅调，着我动归程。与君相交，才豁然明白了古人所言‘内负宿心，外恧良朋’竟是何意—”高适的确也流露出难以为继的醉态，几乎是咬着舌头才能说话，话中尽多自惭与自责，“某空负士行之名，寄身于禾稼之业，勉能以租庸所务，聊报圣朝。然某识书不多，向学不力，纵使勉任其难，也作不出些子中式诗句；权且将就那瓜州调，答汝一歌罢！” 这首歌行，非徒自道高适早年落拓邯郸、荡检逾闲的经历，字句跋涉，还借由泛呼“邯郸子”的疏狂不羁、放浪形骸，对照出高适心目中的典范，应该是战国时代的平原君—就面前这么一位豪迈从容、慷慨飘逸的人物来说，不算夸张附会。 然而，就在三十年之后，一样是淮南广陵之地，李白居然成为高适的敌垒。彼时高适身后是帝国皇家的讨逆旌旗，李白则身陷乱臣贼子之列，狼奔鼠窜，犹不能逃其刑。阵前遥相观想，帆樯连云，烟尘蔽空，高适确乎想起这首旧作：当年初遇时的满心倾慕，尽在歌中“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之句，其情今安在哉？ 此歌后来便以《邯郸少年行》作题目，全然掩去了早年初会李白时的攀慕心痕。所用曲式，正是先前那《瓜州调》，凡两仄两平四换韵，若削去重复的领句“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全文与先前座中歌奏的“淮南小山白毫子”、“长安一辞千万里”声腔并无二致： 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君不见即今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以兹感叹辞旧游，更于时事无所求。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 大醉执手，欢会将终，高适、李白几乎是同时出口，问了对方一句：“还故乡否？” 接着，两人略不迟疑，同时答了对方一句：“还故乡有何用？便再也忍不住纵声狂笑起来。 “还故乡有何用？此语大哉！”李白喃喃道，“昔年在蜀中时某师为解史事，语及我朝高祖时督君谟诫王灵智向学，师徒二人所言，皆动人—” 唐高祖李渊左骁卫长史王灵智，年方弱冠，即身携巨资，不辞迢递，从大兴出潼关，至范阳，慕名追随年仅十八岁的剑术名家督君谟习艺。督氏之艺由春秋时代仉督氏家族而传，术有射、剑两门：一以矢取敌，一以剑敌矢，相互攻防。箭士、剑客两造有如矛盾相搏—射箭的一方，除了发挥“长兵之极者”，力求制敌于百步之外，一射不中，还要能再射、三射、四射。用剑的一方，则不但要能以剑摒削来势极猛的箭矢，还得以灵活跳跃的身形步法快速欺敌，斩以锋刃。此艺熔长短兵于一炉，不可偏废。 不过，督君谟却时时提醒他这高徒：仉、督二氏原为一族尽督氏之艺，未尽善也；若欲有所为于天下，还该到鲁地去寻访仉氏。王灵智日后依言来到鲁地，却始终没有寻着仉氏剑术的传人倒是将督君谟所传之艺分别教给了裴氏、韩氏二徒。裴氏能射，韩氏能剑，亦不可兼善，却仍旧成了家学。 范阳传艺三年下来，督君谟倾尽所能而授之；就在王灵智即将返回大兴之前，督君谟问他： “还故乡有何用？” 王灵智应声答道：“陇右风光，豪杰满地，欲大用于天下。” 李白遥想王灵智开口道出那“陇右风光，豪杰满地”之语的时候，是如何地心雄万夫，不能自抑；他自己就是不时会流露出这种“高兴”的人。可是琼花楼一番话别，提及百年前的江山人物，也不尽然空口追慕而已—他接着拍了拍高适胁下的剑鼻，道：“数年之前，尝于蜀中金堆驿遇一好汉，彼告某以鲁地裴氏、韩氏各得督君谟、王灵智一脉之艺。汝既以豪杰自诩，学书、学剑，各穷其途，亦不相违。” 同样是一柄剑，李白随口指点，却与高适原先的献剑之谋南辕北辙。细心想来，以本朝开国名将王灵智的志行相附会，既有期许之情，也有称道之意，的确令高适心生感动，道：“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汝与某萍水聚散，应有后会。” 话至此，李白向报科头人使了个眼色，当即指使仆役抬过那一箧五十贯铜钱，道：“广陵道四通八达，但恨某足迹不能一时而俱至，便倩高兄代某遂此壮游耳！至于后会么—浪迹所过，歌曲相迎，无非酒旗飘摇之处罢？” “主人、贵客，切莫说么‘还故乡有何用’—”董庭兰大笑起身，说，“荡子销金之窟，却是某觅食之乡。” 说着，董庭兰已经举起胸前筚篥，即席吹了一曲，听来却不似管乐，但看他一阵疾行吞吐，一缕气息，吹得有如春风压境，万瓣飘零，入耳竟然像是十指齐发，勾拨着琴上之弦了。这曲子很短没有翻奇求变的花腔，也没有曼衍周折的咏叹，一气喷出，想来便似空山百鸟，还散还合；浮云万里，乍阴乍晴。转瞬间一曲奏罢董庭兰重新系了牙簪小冠，整了整宽袍交领，恭恭敬敬对李白作了一揖，道：“有酒旗处，未必有此‘授衣调’；循其声，人即在矣。 一三 明朝广陵道 广陵旅次中的一场急病，为李白带来模糊而顽强的影响。在诵罢了那一首看是追想孟浩然的古风之余，他已经放尽气力，原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于死之一事，李白所能想到的，便是洞庭湖边萧寺破榻上的吴指南。那时，吴指南神智迷离，通体肤色有如斑锈之金，一息既入万念俱灰，双眼朝天一瞪，再不瞑目。李白自觉此身亦复如此；胸前汗湿透裳，这是脾胃失和之症；鼻头汗亦时时渗出，堪见肺气已然不足；两首诗折腾下来，背脊也汗出涔涔，这就不但是阴阳双虚还兼有湿寒之兆了。至此，气息时而弛散、时而贲张，似已不能随心所欲。 他为自己诊脉，可是心头耳畔听得诊此脉象的，却是赵蕤的声音，仍是那一副玩世不恭、虚实难辨的语气：“按律，积债不偿科杖板二十耳，何足以过此？” “积债不偿”所指，就是李白干没了兄弟的贾资，刻意挥霍赵蕤的话语听来还是那样从容不迫，一如往昔，对万事万物，总透露着些许冷淡的讥嘲；这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师尊，像是看透了李白的病势原本不甚严重，又像是随时要揭露李白视此病为天惩的惭恧心思。不多时，李白索性松开了数计脉搏的手指，跟自己斗起气来。他恨自己摆脱不了赵蕤的杂学业道，也摆脱不了他的片言微笑，纵使身行来到天涯海角，就仿佛还在他的襟袖之内。 却总是在埋藏深密的记忆角落里，还有月娘那句：“世事固有不必付之吟咏者矣！”像是琼花楼畔淙淙而来、淙淙而去的溪水，带来清凉舒缓的抚慰。只那一句轻声细语，带着万般无奈，像是斥责，更像是感叹，却是赵蕤从来不曾与闻的话，李白视之为月娘对他吐露的私语。 当时孟浪，脱口而出的一首小诗，似乎冒犯了月娘。可是月娘一句简单的回应，反复浮沉于脏腑之间，三数年下来，却转生出别样的意思。她像是不断地在叮咛着李白：生平万端，看似萦系在怀而不能去、不能舍、不能须臾而离者，实则真不值一语道出。 就是这句话，让李白在广陵之后的行脚，有了意外的转折。 琼花楼前，李白与高适告别之言，并非等闲应对：“浪迹所过，歌曲相迎，无非酒旗飘摇之处。”若说此刻的李白对于未来还有什么想望、还有什么抱负的话，已经不再是赵蕤在临别时那般瑰伟的期许了。细辨《卧病书怀》“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所谓的“功业”、“良图”—他从崔五、范十三、孟浩然、高适甚至龚霸的身上，已经看见一个又一个消磨隳颓的生命。 身为士行中人，一言以蔽之：都因为继承或背负了士人的“功业”、“良图”，而不能够遂其快意。这是他们看来如此亲近自己、喜爱自己，甚至羡慕自己的原因。每当这些人称道李白的才学、赞赏他的诗篇，或与他相期相约、日后在长安道上重逢共事云云，他反而觉得悲伤莫名。 长安，与江陵、金陵、广陵甚至另一个帝都洛阳全然不同天下至大，无论他寄迹何处，都还许称得上是“高兴之游”，长安则不然。赴长安意味着他必须追随赵蕤的意念和算计—隐瞒自己的门第，猎取广大的声名，赢得任何一位穿绯着紫的大臣之赏识一步而登青云。 然则，“浪迹所过，歌曲相迎”的确说的是实情实境，他眼看董庭兰逍遥无方，也深深受到段七娘行踪不定的鼓舞，所以“无非酒旗飘摇之处”，并非作贵胄公子销金浪游、驻马衔杯之观，却是他雕章琢句、觅食求宿之地。说得更明白些，李白即此明志：尽管日后还有机会相逢，我等也不再是侪流同道之人了。 只是，李白也记得，月娘掉臂而去、不知行方的那个晚上她在月光下问他：“昔年汝曾说过‘并无大志取官’；还记得当时师娘如何答汝否？” “记得的。”李白当下答道，“师娘训某：若无意取官，便结裹行李，辞山迳去，莫消复回。” 可月娘却把个“无”字偷换成“有”字，道：“只今汝若有取官之意，便仍好结裹行李，辞山迳去，莫消复回。” 两般言语，取意不同，但是一以胁斥、一以勗勉，其告诫李白向学进取，则并无二致。唯令李白耿耿于怀、别有牵挂的，是留别的那几句：“天涯行脚，举目所在，明月随人，岂有什么远行？这话中意绪，难道不是依依相共、念兹在兹的情分吗？ 正由于李白固执地相信，月娘于他，一定也有些情愫不可置疑所谓“便仍好结裹行李，辞山迳去，莫消复回”的用意便更加曲折有致。当着赵蕤的面，她或许只能暗示李白：离开了大匡山，离开了子云宅和相如台，离开了赵蕤和他的长短之术，才称得上海阔天空—那么，欲得“明月随人”，却在“天涯行脚”之处了。 “功业”、“良图”在长安，随人的明月却只能在别处。 这一会，毕竟曲终人散，李白望一眼冲北而去的高适，再望一眼向东徐行的董庭兰，最后低头凝视着那流经琼花楼畔向南蜿蜒而去的一带溪水，忽然对丹砂道：“彼夜某忆及孟夫子而起兴之诗，尚未落题。” “尚未落得。” “于今有之。”李白的眸子里反映着明亮的波光，道，“便题作‘寄弄月溪吴山人’。” “弄月溪何在？” 李白朝楼下的南流小溪一颔首：“此是也。” “吴山人又是谁？” “不是某人。”李白指了指高适和董庭兰的背影，道，“广陵吴地群山，皆可名之曰吴山，举凡行脚于吴地之人，俱是吴山人。” “起句‘庞德公’不是孟夫子么？” “庞德公可以是高君、可以是董君，似也可以是李某。”李白笑道，“孟夫子亦来过。” 有了这个题目，原诗中的“夫君弄明月，灭影清淮里”，便不再是结意松弛的病句，反而经由一条不着痕迹的小溪，串起了广陵道上多少不同心事的游历之人。李白立意不再去想长安，他要试着背离赵蕤那无所不在的形影；他的人生，在别处等待着。 尝闻庞德公，家住洞湖水。终身栖鹿门，不入襄阳市。夫君弄明月，灭影清淮里。高踪邈难追，可与古人比。清扬杳莫睹，白云空望美。待我辞人间，携手访松子。 一四 岂如东海妇 迢迢水出走长蛇，怀抱江村在野牙。一叶兰舟龙洞府，数间茅屋野人家。冬来纯绿松杉树，春到间红桃李花。山下青莲遗故址，时时常有白云遮。 世传《西瀼溪》诗为杜甫之作，其词雕琢鄙陋，实为魏牟记事之咏。按该诗小序所云：“长史毛公感青莲意，入西瀼溪山，拂云而去，一洗尘垢。”千载以下，聚讼纷纭，主要的原因在于不明白“青莲”二字的意旨。 绵州有青莲乡，李白幼年寄籍之地。然而绵州长史毛韬早年因赃构陷僚属而遭无名女子踪迹逐迫之事，似乎隐然其间。关键在于青莲（清廉之性）常为白云所遮，于是，“拂云而去，一洗尘垢才是解意之枢纽。 此事，与开元中叶经由妓家旗亭等地诗歌传播而愈发流行、巩固的几个古老故事有关。李白在这一阵潮流中至少写作了两首诗一首是《东海有勇妇》，一首是《秦女休行》。两诗题下各有一行看似无关紧要的自注，却是指点后人如何看待李白重视此二诗的管钥。 《东海有勇妇》题下有一句话：“代《关中有贞女》。”这“关中有贞女”五字还曾经被疑为笔误错写，《李太白全集》的编者王琦便以为：“《关中有贞女》当是《关东有贤女》之讹。”此讹实非讹，而另有密意寓焉，容后再议。至于《秦女休行》题下小注则是这么写的：“古词，魏朝协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拟之。”说明此作也同《东海有勇妇》一样，是有所本于古。背后，必有相近似于古之今事可咏。 考之于《宋书·音乐志》所载，汉代、魏代各有相传习的《鼙舞歌》五篇：属于汉代者包括《关东有贤女》、《章和二年中》、《乐久长》、《四方皇》、《殿前生桂树》。到了魏代陈思王曹植的手下，也有摹拟汉之《鼙舞歌》者—曹植题名《精微篇》的歌行，就是汉之《关东有贤女》。换言之，曹植以《精微篇》为名，以《关东有贤女》为音乐或主旨的格式，内容说的是关东地方一个为父报仇的勇烈女子苏来卿的故事，篇中还罗列了历史知名的救父之女，如缇萦、赵女娟等；此外，一开篇将哭夫破城的杞梁之妻也借来比附、品题，看似对性格刚烈、意志坚决的女子有一份强大的同情。文末，则对于赦免之皇恩浩荡作了一番题外的颂扬。 《精微篇》留下了两处令后人疑惑的记载。原诗第九、十两句本谓：“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可是在十三、十四句上又如此写：“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休字或可作“不”解、或可作助词看，也许都不算误解；但是也令人怀疑，这女子是否名字又作“休”？或者，索性以“苏来卿”为一人，“女休”为另一人；苏来卿因报仇而“身没”—极可能是由于服辜而遭刑戮—女休却得到了“赦书”，可是如此一来，就不能解释其下“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究竟何所指了。 惟同样处身于魏代，任职协律都卫的左延年在他所作的歌行中便完全不提“苏来卿”这个名字，直写“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左延年将报仇女的行径刻画入微，也不似曹植之尽用五言而间杂着使用三言、四言、六言、七言乃至于十一言之句，看起来参差错落，应该是为了更活泼地和歌入乐而作了极大的调整。不过大体说来，比对《精微篇》和左延年的《秦女休行》可以看出：从《关东有贤女》衍伸而来的女报父仇故事，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一个执刀据矛的女子，亲手杀了仇家之后，自投官府认罪，几乎论罪问斩却由于孝心感动当道，而在临刑前获得了赦免。 同一个题材到了西晋傅玄手中，又转生出新的枝节。报仇女既不是“苏来卿”，也不是“秦女休”，而成了东汉末年以忠烈见闻于当世的庞淯之母。复按于《后汉书·列女传》，庞淯之母姓赵名娥赵娥的父亲为仇家所杀，而她的三个兄弟都染病而死，仇家自喜无所惧，却不料赵娥“阴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帷车以候仇家十余年不能得”。两造最后还是在都亭不期而遇，赵娥终究报了大仇。 傅玄较曹植、左延年添加的内容还包括了官吏受感动的叹息“县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刑部垂头塞耳：‘令我吏举不能成！’”这应该还是从《后汉书·列女传》本文之中踵事增华而来—赵娥投案、“请就刑戮”之后，地方官（官名‘禄福长’尹嘉一时冲动，居然“解印绶，欲与俱亡”。倒是赵娥深明大义不肯逃刑，还对那想要徇私纵放她的禄福长说：“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事后，赵娥毕竟在同情宗亲报仇的民意拥戴之下，得到了当局的赦免。于是法理之外尚有更高贵的人情，则成为傅玄之作的主题。 具名的诗歌分别出自曹植、左延年、傅玄之手，而实践宗亲报仇的女子却也有苏来卿、秦女休、赵娥等三个名字；即使秦女休之名为左延年根据曹植的“女休”而杜撰，似乎也可以看出：女子遂行宗亲报仇是有一个难能可贵而备受揄扬的传统。曹植以诸女自况，借此宗亲报仇所展现的精诚，正是向兄长魏文帝求援，以逃脱身受监国者之危疑谗害。 到了李白手上，竟出之以两首拟古乐府，殆知李白对于烈妇报仇之事，应独有所钟。明胡震亨《李诗通》于《东海有勇妇》第五句“勇妇”之下注云：“勇妇者，似即白同时人。”已看出了端倪—这两首诗并不是一般的摹拟练习之作，而必有隐括时事、兼以深怀感触的内情。 前揭《李太白全集》编者王琦曾经指出：李白在诗题下自注的《关中有贞女》是一个错讹。王琦按诸《宋书·音乐志》之著录，以为这个注写错了，李白所拟的古歌行，应该就是《关东有贤女》。但是，若就李白及身所闻的烈妇报仇之事而言，把“关东”写成“关中”，“贤女”写成“贞女”，当属故意。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托以影射：李白之不同于先前曹植、左延年、傅玄等人之处，恰在于令他心悬念系者，不只是一桩为宗亲报仇的故事，而是另有切身可感的一个人。此女出身关中—秦女休的“秦”亦指关中。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女子？报了什么样的仇？李白在两首诗中欲隐欲扬、忽扬忽隐，甚至利用前人之作来穿插藏闪，使得有些动人的叙述被放大了，像是《东海有勇妇》里的：“白刃耀素雪，苍天感精诚。十步两躩跃，三呼一交兵。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脏行。”《秦女休行》里的：“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罗袖洒赤血，英声凌紫霞。”就是刻意突出的表象与动作细节。 然而，也有些身份关系却刻意模糊了。前人诸作中的苏来卿秦女休和赵娥都是为父报仇，但是李白却在《东海有勇妇》里这样写：“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在《秦女休行》则是：“婿为燕国王，身被诏狱加。”仿佛是为丈夫报仇。这个转折是李白的操纵变乱之法，两首诗都还保留了曹植诗中反复运用的典故。 《精微篇》写缇萦故事如此：“太仓令有罪，远征当就拘。自悲居无男，祸至无与俱。缇萦痛父言，荷担西上书。盘桓北阙下泣泪何涟如。乞得并姊弟，没身赎父躯。汉文感其义，肉刑法用除。其事千古传扬，毋须赘述。 此外，曹植还大段叙述了赵女娟故事：“简子南渡河，津吏废舟船。执法将加刑，女娟拥櫂前。妾父闻君来，将涉不测渊。畏惧风波起，祷祝祭名川。备礼飨神祇，为君求福先。不胜釂祀诚至令犯罚艰。君必欲加诛，乞使知罪諐。妾愿以身代，至诚感苍天国君高其义，其父用赦原。” 这一则具载于《列女传·辩通传》的故事发生于春秋时代的赵国。赵简子欲南渡伐楚，与管理渡口的河津吏约定过河时间，可是届时河津吏却喝醉了，不能护送过河。赵简子怒欲杀之，河津吏的女儿“娟”则为父亲辩解，说河津吏之所以大醉，乃是在向九江、三淮水神供祭祈祷时喝了巫祝杯中的残酒所致，酒以成礼不得不然。如果一定要杀之谢罪，赵女娟请求以身代父而受刑。赵简子道：“非汝之罪也！”赵女娟的辩辞是：“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杀之，是杀不辜也。愿醒而杀之，使知其罪。”这一段辩议打动了赵简子，终于赦免了河津吏。事后，复因赵女娟在渡河途中数度与赵简子不卑不亢的对话，深得赏识，赵简子伐楚归国之后，“乃纳币于父母，而立以为夫人”。 李白在他的拟作《东海有勇妇》中写下“津妾一棹歌，脱父于严刑”的句子之际，应该没有忘记他的老师也姓赵，而赵蕤之所以能够娶回月娘，正是当年在环天观听她以通明达辩之才，对众论旨，演故讲经，舌灿莲花，大胜邻寺高僧之故。其间固不免有巧合，然而李白埋藏的用意也至此而稍稍暴露：那为宗亲报仇的勇烈妇人，正是月娘。 这里面隐藏了她守候十八年的一个秘密；也因为这个秘密，李白故意在《东海有勇妇》里把“苏来卿”错写成“苏子卿”。 苏子卿，苏武，西汉武帝天汉元年奉使匈奴被囚，于昭帝始元六年才获释回到长安，其间羁留异乡一十九载。若以月娘的父亲被冤而死，直到她押逼毛韬弃官出走的时日计，也恰恰是十九年。所以“何惭苏子卿”并非“苏来卿”的错写，以一“子”字易一“来”字，根本是影射那隐忍十九年岁月的冤痛。 其下“捐躯报夫仇”就更见刻意—若是苏来卿，早在曹植诗中已然说得很清楚：她是“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而月娘明明也是为父报仇，李白却必须为之隐讳，既写“何惭苏子卿”，又作“捐躯报夫仇”，甚至在《秦女休行》里还写成了“婿为燕国王”，看来都是故作云岭烟嶂之语。由此反而可知：在现实中，为父亲报仇的月娘，并没有获得像秦女休或者庞娥那样的宽贷，甚至还可能像苏来卿，遭到官府的追捕。这也是李白借由诗歌试图打动或伸张的一点：他多么想要看到有一位拥有无上权柄的赦免者出现。 李白《东海有勇妇》是这么写的： 梁山感杞妻，恸哭为之倾。金石忽暂开，都由激深情。东海有勇妇，何惭苏子卿。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白刃耀素雪，苍天感精诚。十步两躩跃，三呼一交兵。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脏行。豁此伉俪愤，粲然大义明。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舍罪警风俗，流芳播沧瀛。名在列女籍，竹帛已光荣。淳于免诏狱，汉主为缇萦。津妾一棹歌，脱父于严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豫让斩空衣，有心竟无成。要离杀庆忌，壮夫所素轻。妻子亦何辜？焚之买虚声。岂如东海妇，立事独扬名。 其《秦女休行》则是这么写的： 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手挥白杨刀，轻昼杀仇家。罗袖洒赤血，英声凌紫霞。直上西山去，关吏相邀遮。婿为燕国王身被诏狱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颈未及断，摧眉卧泥沙。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何惭聂政姐，万古共惊嗟。 二诗所咏是同一回事，然除了挥刃、报仇、遇赦大体相仿佛两作一铺张、一骏快，格调绝不相似。比较言之，《秦女休行》更着意于报仇事件的刻画；而《东海有勇妇》则是将报仇女子放在史传故事之烈妇、孝女和刺客三种角色之间交织对比。在这错综复杂的影射之中，原先在傅玄诗里那“解印绶，欲与俱亡”的福禄长尹嘉竟然神奇巧合地印证了现实—不远千里跋涉，追随在月娘身后的，可不就是悔罪弃官、但求赎死的绵州长史毛韬吗？ 一五 杀气赫长虹 彼时月娘一身劲装，头裹青绿绣花巾，覆缚一头长发，盘髻之上压了顶宽檐风帽，一袭绛红衫，以锦带结束，下曳黑、金双色条纹裤裙，囊橐在肩，俨然一远行胡女。她快步在前，像是领路，却无行方。毛韬则随行于后，相去一箭之遥—他是为了践死而来，却不知月娘要带他往何处赴死。 启程之际尚不到二更，黯淡的星月之下，毛韬只能勉强辨认，他们走在群山杂木之间，行脚一路向东。仇家女一语不发，似乎并无急于下手之意，直走到前路天色微明，毛韬才大胆问了一声：“敢问，何处是某死所？” 月娘停下步伐，却不回头，只道：“任长史自择。” 毛韬环顾着四下的蓊茸山林，沉吟了好半晌，才叹息着道：“惜生，实不忍死。” “不死则复行。”月娘说时，继续迈步向前，此后再无一言半语。 毛韬只道这仇家女将心报复，不外求其速死，却不意月娘也有不忍之心，虽然利刃藏身，却只能步步迁延。两人一前一后，行到有溪涧处，即汲水解渴；林野间蔬果丛生，便摘采了充饥。月娘守定一念，纵令杀手难施，就这么一路走向天涯海角，终有教这毛韬不堪困顿劳苦之一日，就算走死了这恶人，也算了却了多年悬望。 如此日夜无稍停歇，迳走了不知多少时日，直走得两人容色憔悴，足底破泡渗血。途中毛韬百念横生，回想起这大半生宦途营营，治事苟苟，徒然借邀名爵、广肆征敛，今朝求田问舍，明朝聚宝藏珍；到头来还是良心一点不能断离，一念悔过，踏上了这不知伊于胡底的征程。说这是一条死路，其间万般辛苦的，却堪堪在于不甘一死而活得了无尽头。 月娘又何尝不是千回万转，思虑层生。她暗自思忖，这仇家若作逃脱之计，她大可以挥刀而决之；但凡行经绝岭峭壁，也想着逼那毛韬自去跳落，自己不至于沾血污身。然而这些俱是颠倒妄想凡于念头中摆布，总难以在手脚间施为。想着、走着，不免一再落泪而已。 更不知走到第几日上，崎岖蜿蜒的山路走尽，眼前是一片粗砾田亩，土表平整，却蔓生着齐短的野草，看来先前有人耕垦过旋又废弃了。一片平芜，在冬日艳阳之下了无遮蔽，只里许之外尘路旁似有一无枝无叶的枯木。再走得稍稍近些，才看清那不是什么枯木，而是一个遍体灰土、双掌合什的僧人。 正当月娘行经面前之时，那僧人忽然开了口：“女檀那，别来浑一纪矣！” 十二年为一纪，月娘心念电转，登时想起，那是她随赵蕤入大匡山的一年。按诸往事，也正是她辞别王衡阳、离开环天观的时候。这僧— 她停下脚步，打量着这满面风埃、形貌枯槁的中年僧人，忽然记起来了。 此僧正是当时在环天观隔邻寺中升座讲法的和尚。那时两棚对峙，各演佛、道之词理。是她色相惊人、口舌便给，一时占了上风将那僧逼退，引得盈千庶民过客重围聆睹，而赵蕤恰巧是观者中的一人。 月娘还一合什为答礼，慢声道：“和尚别来无恙。” 僧人阖上眼，继续说道：“贫道万里不辞，专程入蜀，且为女檀那解忧，以报昔年厚贶。” 明明是一场强词夺理的论辩，她大振谈锋，逼得这上寺来的演法之师铩羽而回，怎么说来却像是她奉赠了对方一份大礼呢？此言一出，月娘更如坠云雾，瞥一眼那伫足于百步之外、不停喘息的毛韬，似仍无遁走之意，算是放了心，才回头答道：“恕不能解和尚法意。” 那僧微微一哂，道：“彼时所辩，女檀那尚能回忆否？” “岁月奄忽，声闻缥缈，不能复记。” “当是时，贫道所演者为佛祖‘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之义。未料女檀那升座数语，尽摧某论，因此曳尾于途，仓皇遁走，从此箝口结舌、括囊拱默，不敢务虚谈机辩矣—这，全仰仗女檀那成全。” “不问有言，不问无言”是从南朝以降、关于佛法言传的一个十分知名的典故。相传有一外道，闻见深广，辩理精微，一日登门求见释迦牟尼佛，开口八字，皆歧义纷解之语，看来是想要挑之以繁复的辩难：“不问有言，不问无言。” 倘若深究其言，必然堕入迷障，因为这两句话根本没有完整的意思。佛只要答其一端，便注定偏失了另一端。而当时佛却一语不发，默然良久。那外道守候了半天，忽然领悟，赶紧礼赞道：“善哉！善哉！世尊有如是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外道离去之后，阿难问佛祖：“外道以何所证而言得入？”佛祖道：“如世间良马，见鞭影而行。” 这一则公案还有底细。那外道显然熟知：佛祖曾经打过一个譬喻，以世间良马窳马之分，来比拟人悟性之高下。所谓：马分五等，第一等见鞭影即驯，第二等受鞭打才得驯，第三等受锥刺才能驯第四等须穿透皮肉才肯驯，第五等则益甚，非俟利锥透骨入髓而不知驯。 佛祖之不以辩语夹缠机锋，正是逆反那外道之理而行，让外道成了“见鞭影即驯”而神悟的良驹；此即令外道自行感悟的关键于是他才会说：“大慈大悲，开我迷云，令我得入。”所谓的“不可说”并不是指那外道原先的质疑—不问有言，不问无言—有什么深奥的道理，而是佛祖不与他执论争胜、字斟句酌，也就是无在彼在此之见，无因是因非之别，纯以一心空之法，让外道体悟而感服。 可是当年的月娘乃初生之犊，受命登坛，演说道义，全无顾忌。她一见僧人说马，随即振臂高鸣檀板，一阵抢白，说的也是马劈头一声问，锐利无匹：“天下有良马耶？天下本无良马！” 这是彻底推翻了僧人的譬喻，所论所辩，出自道术之士经常引用的《列子》。在《列子·说符》篇中，即有此语：“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原本说的是世间之好马，未必能从筋骨容貌的皮相上赏识得出。然而，月娘则强词夺理，用这话来破题，引得听者十分好奇，不由得不听下去。月娘当下略不迟疑，扬声辩道“一见鞭影而驯，岂骑猪哉？” 唐代俗语，嗤鄙某人遇事惊惶失着，屎尿齐流，有“骑猪”一词盖取“夹豕走”之意，而“豕”、“屎”谐音，“夹屎”可知狼狈固为笑谈。月娘却板起脸，故作肃容，三击檀板，声震彩棚，展开了她的雄辩，以强劲的反诘直捣对方的论旨： “放蹄于野，望尘莫及，安能谓此良马？若谓天下良马，必为御者所用。是耶？非耶？”话说了没几句，观者扑涌如潮，人人跟着发哄，抢声呼应，此起彼落。 先说天下没有良马，再说良马之良，原本出于御马者的评断，这都是方便以下将辩论导向御者与马两相为用，强调：马之良，实非马之良，而是马的性质符合了御者之所需。这又是《列子·汤问》里所谓：“推于御也，齐辑乎辔衔之际，而急缓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执节乎掌握之间。内得于中心，而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矩，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也就是说：堪称良马，是御者耗其神智精力，悉心打造而就。 在原本的譬喻中，列子以为：“良弓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仿佛出色的制弓之匠，会先训练其子学作簸箕，以培养弯曲木竹之能；优秀的冶金之匠，会先训练其子制作皮裘，以熟练接补镕合之法。这样说来，良马之良，不由其本性，而在御者与马之间的熟悉、契合。所谓：“得之于衔，应之于辔；得之于辔，应之于手；得之于手，应之于心。”至于最高境界的马，令御者“不以目视，不以策驱；心闲体正，六辔不乱，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尤其是最后这一喻：六匹马二十四蹄奔驰就道，回旋进退，莫不中节，简直是神乎其技了，可是又岂能说是这六匹马的本性都纯然一致呢？ 扭曲了对手的论旨还不算，月娘接着从《列子》转入《庄子·马蹄》。马的本性，不就是食草饮水，高兴了就交颈而摩挲，愤怒了就背立而踢踏。一旦加之以衡轭，齐之以月题，非但不足以造就马的良知良能，反而戕贼其天放之性。 在讲论时，月娘手中檀板或疾或缓，载扬载沉，颠填起落；时而有如马蹄，时而有如车驾。说到了野马逸驰，则脆响连天，如破埃尘；说到了驾夫鞭挞，则捶击当身，如裂皮肉。听者惊愕痴狂，仿佛自己就是那践霜履雪、龁草迎风的马，简直不能不举足而跳竖鬣而奔。末了，月娘将檀板奋力一收，促拍乍停，环顾众人一过但看她环髻堆云，凤钗横玉，霓裳霞衣，牙簪瑶佩，可不是一副清格仙骨、柔姿冰莹的模样，可是口吐谈辩，结论咄咄逼人： “试问：如何可以是良马？岂其鞭影未至，神魂丧沮，浑然忘其任行任止、呼鸟呼风之大本，却令佛祖屈折智辩以匡天下之形高悬慈悲以媚黎庶之心？这—堪堪是马之非性，而伯乐之罪也。 道旁僧人将十二年前的旧事约略道过，月娘听罢，苦苦一笑道：“一纪飘忽，和尚仍欲了此清谈么？” “清谈何似果行？”僧人道，“贫道有大惑不得解，欲向女檀那尊前求教。” 这僧来得突兀，月娘未遑细忖其来意，只能颔首示意他说下去孰料他转脸向毛韬道：“万物群生，草木遂长；汝亦步亦趋，求一死所，却不忍死，岂不苦哉？” 一语道破心事，毛韬如霹雳当头，不觉浑身颤抖起来，加之以长途跋涉，昼夜不歇，忽然间支身不住，双膝遽软，豁浪一扑磕倒在灰石砾土之中。 僧人的话锋接着又转向月娘：“女檀那从王衡阳游，七载毕其术业，何事不可为？且报宗亲之仇，大义也；奈不一旦而遂之？” 月娘何尝料想得到，一个和尚居然会鼓励她杀人？难道这就是所谓报答“厚贶”而耑程来为她解忧的吗？不过，听他这么一说，顿时气血翻腾，多日以来在心田周转的杀念，就像是揭帘启牖放进一室明光，遍照隅隙，不使纤毫匿藏。她腰间的确短刃横斜匕柄在握，说动手，也就弹指之间而已。 “然则，”僧人仍文风不动，沉声道，“此去四方荒蛮，行脚需十余日，才许得见人迹、市集，则彼死身如何施设？便携之耶？瘗之耶？抑或曝之耶？携之不法，瘗之不便，或恐唯有曝之。我道有论：人之既死，七日受生，善者入天人、阿修罗与人间道，恶者入畜生、恶鬼、地狱道。却别有一种人，非善非恶、有善有恶，信鬼好巫，贪吝鄙淫，生时好财货，死后恋躯体，此即我道之《瑜伽师地论》所谓‘中有’，或曰‘中阴身’—曝于野处，死不转生，魂魄散此天地之间，亦不免作祟害人。啊！女檀那，何若让贫道演一故事，便就这僻野之地，先行超渡此子，是后弃尸野处，亦不碍其转生。” 僧人说到这里，也不待月娘首肯，迳自招袖一拂，说也奇怪，那毛韬的身躯便好似一片败叶般，远远地被卷到了僧人袈裟角下。 “当年贫道一论未毕，更从此始。”僧人像是早已在胸中备就了藁草成篇，登时开讲，还是从马说起，“我朝裴宪公保惜狮子骢事，天下风闻久矣，贫道便以此事拈出一论便了。” 隋文帝定鼎天下，大宛国来献宝马。长鬃委地，神骏非凡，号“狮子骢”，性情猛悍，意气矫捷。置之于帝殿天闲，竟然没有一个圉人能够驯服，更不消说为之铺架鞍鞯了。文皇敕诏悬赏，随即有郎将裴仁基请命而来。但见这郎将挽袍攘袖，去狮子骢十多步开外，一纵身，跃上马背，只手攥执马的右耳，另只手抠住马的左眼，狮子骢一时颤栗不敢动，于是降服。日后朝发西京，暮至东洛，如御风神行，当世无可匹者。 裴仁基得了宝马，从此战功彪炳，于张掖大败吐谷浑、靺鞨，复从炀帝征高丽，升任光禄大夫。到了大业十三年，由于分兵支应洛口仓城一役失期，论军律理当问罪，裴仁基明知失期之过，在于军中伕役饱受苛虐，心怀怅憾，索性斩杀监军御史萧怀静，据虎牢关，率其部曲降了瓦岗寨的李密，也从此“无君无父，以攘天下之柄”。就在十日之内，攻进洛阳，焚毁天津桥，大掠而去。 中原无主，若依裴仁基韬光养晦、拥兵待时之计，李密所部一支劲旅或仍可与王世充、李世民争雄。奈何瓦岗寨诸将如单雄信等急功冒进，浮躁发兵，直欲于旦夕之间摘取王世充的首级，岂料洛阳城虽然是四战之地，很难坚守，但王世充部器械精良，又是忧惧奋励之师，举凡守备整顿，兢兢业业，严严整整，不敢丝毫轻率瓦岗军初接敌即大溃，裴仁基与其号称“万人敌”的儿子裴行俨双双被俘。 此役，使得瓦岗寨的势力飞灰湮灭。战机错失，在于裴氏父子强兵攻打西城之时，裴仁基本想趁一阵西风松缰拍马，一跃冲霄直上城头，斩关而入，令王世充的城防将士措手不及。这勾当于宝马狮子骢原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孰料西风自阵后催来，裴仁基夹马前奔，狮子骢忽然四蹄僵直，自行煞住了奔踶的势头，回过头来用力嗅闻着身后吹来的西风，仿佛那风中带来了远方西域丰草美泉之地无限的消息。而裴仁基则一时收不住势头，踣跌落地，随行在后的裴行俨乱了方寸，滚鞍落马来救，慌急间未遑细顾，父子俩都教城上搭下来的无数挠钩网绳给擒了去。 狮子骢则飞扬四蹄，西向狂奔，从此踪迹销匿，京洛之间，无人知其下落。当时传言：裴仁基一丧其忠悃于隋室，误投李密帐下已为失计；眼见又将为王世充二度招降，名马亦所不齿。而太宗皇帝一向奖掖骑射，得天下后独对此马念念不已，下敕诸州郡县绘影图形，十方求索。皇天果不负苦心人，多年之后，居然被同州刺史宇文士及在朝邑访得。是时，狮子骢已然流落商农镇户，肩背上套了靠架，为主人拉碾磑、磨面粉。传说中神骏的模样已然不可复辨，鬃尾焦秃，皮肉穿穴，齿口也因长年嚼食粗粝的秣草而磨损殆尽，看得宇文士及都忍不住放声啼泣起来。 唐太宗终究是以前所未见的待遇收留了这匹传闻中千载无双的老耄宝马，甚至由于老马牙口衰颓，还请御医制方，专以桑白皮、麦门冬、紫苏，添加姜、枣引提，再和上钟乳粉调制而成的钟乳喂养。皇帝以此马作种，日后还繁殖了五匹小驹，皆号称千里足。 僧人所说的裴宪公，乃是裴仁基的幼子裴行俭。 洛阳城决战，裴仁基与裴行俨一阵受俘，是这一对父子生涯的转机。王世充爱惜降才，不但封赏裴仁基，还招裴行俨为婿。然而裴仁基心念故主，一迳谋划着推戴皇室杨家的后人再掌江山，那便唯有挥戈咫尺之间，血流五步之内，袭刺王世充一途而已了。孰料事机为王世充手下的老将张童仁所获，随即出首告发，王世充立刻夷灭了裴氏父子三族。能逃此一劫而仅以身免的，就是裴行俭，彼时他尚未出世，母亲则远在绛州闻喜的裴氏祖家。 玄宗时宰相张说奉命撰写的《裴公神道碑》是这么说的：“考仁基，隋左光禄大夫，以阴图王充，仗义旧主，遭时不利，玉折名扬。圣唐龙兴，旌淑励节，赠原州都督，命谥曰忠，盖《春秋》之褒也。”王世充改称王充，是为了避李世民的讳；而所谓“仗义旧主”，是指原本裴仁基想要拥立的越王杨侗。裴仁基两度变节，仍能受到忠义的褒扬，可见李唐皇室对于关陇士族之笼络，堪称苦心孤诣。 实则不只是封赠，裴行俭打从一出生，就受到独特的礼遇和照拂，少儿时，便受委进入刚刚成立没有几年的弘文馆读书，这是唐朝廷专为培育治国之才的学院。裴行俭随后明经中式，当下任为左屯卫仓曹参军、长安县令。即使参与了阻挠高宗册立武氏为后的密谋，也不多得罪，微加贬谪而已。此后他当将帅、为书家、任尚书位极人臣，竟无波折，多少与家室、祖荫有关。据说，也是由于太宗皇帝之全心倚赖。 贞观中叶某日，太宗心血来潮，忽然召入当时还在弘文馆读书的裴行俭，由中贵人迳行引入天闲。一行人走到御马圈前，那中贵人指着一匹毛皮虽已失去光泽，且可见伤痂遍体，然而依旧神采焕发的老马，道：“此即狮子骢，乃尊府仇雠，若非此物，老尚书与长将军亦不至于受困屈志，以至殒身。圣人颇感于此，敕某来献一物。”那中贵人一面说着，一面示意从人捧出来一副笼箧开盖视之，乃是一索、一锤、一匕。不消细说，这是天恩独眷，鼓励他亲自下手报仇。 好容易满江湖觅访得回的宝马，竟付之于一竖子骤尔结果太宗皇帝用心如何，着实难测。然而裴行俭手抚锤索，将短匕从笼中取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随问那中贵人道：“圣人垂训诲否？ 皇帝的确有话吩咐过的，中贵人稍稍退了两步，一垂头、一低腰，迸出八个字来—意谓所言全出皇命，并无半字虚冒：“不驯有用，不驯无用。” 裴行俭应声答道：“此西方圣教‘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之义！圣人所着意者，非马也，人也。” 唐太宗的话，转生自彼外道挑战佛祖的“不问有言，不问无言”这可能是皇帝对此八字有独到的体会。如果用“不驯有用，不驯无用”八字反推，则外道原先的用意就分为两般境地，其一是“不待问而立言”，则所“言”不受“问”的规范、牢笼，此即真言；相反地也可以把“问”看做是“言”的来历、根源，那么，但凡出现了“言”，都意味着它是由某一隐藏着的“问”所推导而成的。 将“问”改成“驯”，再将“言”改成“用”，这不是授命而决行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杀此狮子骢否，也不是报仇一意而已。皇帝的意思似乎是要让裴行俭思索：宝马有其不受驯养的天性，为此马秀异不群之处；可是正因如此，这马却在紧要关头，不能为人所用。这样的马，该留在人世间吗？ 说是让裴行俭报仇，可是深深玩味皇帝的话，他却体会出另一层用意。皇帝是要他凭心衡量：一匹悖逆驯养理法的畜生，可能为人带来不测之祸，则杀之为宜？抑不杀之为宜？报宗亲之仇，是堂皇天赐的名目，当年若非此畜阵前失足，父兄不至于误陷敌垒、甚至为了不降志辱身而谋刺王世充，以至于殒命。可是裴行俭所想的却更深刻：在不及远虑的当下，奉旨报仇，会不会只是一个顺从以取悦皇帝的借口？他的仇雠之念，也只是为帝恩所驯的一段幻念呢？于是他做了让中贵人大惑不解的事—把盛着凶器的笼箧掩上盖，倒退一大步，深揖及地，道：“请中贵人上复圣人：臣某不驯，不能奉旨。” 中贵人将此情此景转达皇帝，皇帝微微一笑，说了句不相干的话，可是后世咸信，话说的虽然是马，意旨却在人：“狮子骢果尔有种！” 这风尘仆仆的僧人说完这段百年前的国史轶闻，念诵了一段冗长的经呗，天色已经转为阴沉，暮云四合，霞霓十色，瞬息万变。他转脸对月娘道：“此贼之性，向未驯于礼乐律法，贪鄙嗔杀，莫不俱足，合当绞之、锤之、割裂之；不为过！” 月娘缓缓抽出腰间的刀，银牙咬挫，浑身颤抖；然而她勉强站定身形，鼓足筋力，试着将刀尖向毛韬的后背心猛可一递，刚递到脊下膏肓柔软的皮肉，赫然又抵了回来，刀尖上的气力乍地卸了个地火风水四大皆空。 在这越发阒暗的昼夜之交，唯独她两眼晶莹剔透，满是坚决的泪光，可第二刀也情同于前，刀尖才迫近脊梁，又仿佛被一股不知来处的千钧之力弹回。这一刻，月娘索性挥刀过顶，以泰山其颓的态势往下劈了，锋刃却只削落了幞头，依然未着发肤。月娘知道自己是再也杀不了这仇家的了。 临事而不忍为之，十九年怀冤含愤，居然枉付霜露烟云，她一时恼恨，也来不及往天地间号诉，只能压着声哭。耳边却听那僧人道： “鞭影着来，此子死矣！” 一六 月行却与人相随 毛韬确然是那样跪着死了。他遍体无伤，却心胆俱裂，说是被月娘那不忍切肤的三刀给活活吓死的，也不为过。总之，一副尸身便趺坐于驿道旁的落木丛草之中。几个时辰以后，被东西两驿间的逻卒发见，复耽延及翌日拂晓，才招来了乡中专事殡葬的仵作验看，直以行路人饥寒凌迫，恶疾暴发了事。 可是好事者不乏其人，仵作里有一勘舆人，一向好弄道术偏偏是他一口咬定：尸身近旁尘埃中有削落幞头一顶，发丝一绺刀痕俐落明白；而死者胸臆间瘀血如掌，堪见脏腑碎裂；统而言之，岂非有人力与焉？ 如此一来，更多的好事之人从而纷纷想起：尸身出现的前半夜，东行驿路上确然有劲装胡女的形迹—彼女头裹绣花巾，髻扣宽檐帽，身着绛红衫……由此而生出的轇轕，如风带雨行，不多时便沿江而下，纷传诸郡。喧腾最烈的，便是女子侠行报仇的说法。不多时，谣诼也传到了李白耳中—他不得不为之惊心：那所谓“胡女”的装束，他朝朝暮暮思之念之，当然熟悉得很。 至于路边这僧人，则出于另一段因缘。此人祖上为李唐皇室，受封为琅琊王，曾与越王共谋起兵反武后，满门为武氏诛杀殆尽，唯一子在襁褓间为乳母持窜而苟全。这孩子八岁的时候，乳母委之于岐州，任令生灭，夤缘遇一僧，奇其样貌，乃为之落发，令出家。此子日后长成，戒行具足，成为长安青龙寺的住持，法号仪光。 仪光禅师与裴行俭的侄孙裴宽有长达数十年的情谊，之所以不辞千里间关，迢递入蜀，也是裴宽一封来信所提醒。会有这么一封信，却是由于另一名高僧一行的缘故。 裴宽一向为神僧一行所私淑，为在家弟子。这号称国师的神僧近年间奉皇命修大衍历，天文地象，万理分陈。诸稿齐备，只待细校再勘、以为定抄之际，一行本人忽然在本年九月间圆寂了。当是时，裴宽为河南尹，坐府于洛阳。由于生小笃信佛法，与一行的师父普寂禅师也有方外交。某夕，裴宽到普寂受诏管领香火的敬爱寺拜访，普寂面色出奇凝重，道：“贫道恰有细务，暂无暇，使君自择处稍憩。” 裴宽熟门熟路，不以为意，随兴拣了一间闲室，入内趺坐小歇。不料斜眼一瞥，竟然从两三扇错落开启的纸屏门间，透见了令他终身难忘的景象。先是那普寂禅师，亲自洒水持帚，清洗着大殿并捧执香火入炉，貌极恭谨。是后巍然端坐，瞑目喃喃，像是在默诵着经卷。不多时，殿外传来敲门声，有小沙弥童音缭绕，连缀不迭“天师一行和尚到了！天师一行和尚到了！” 此公明明人在长安修订历法，然而眼前数武之外，这甩开大步迈上殿来的，可不就是他本人吗？一行僧是岁年寿四十五、腊数二十四，看上去却额颊皱褶，颜面枯缩，浑似八九旬行将就木之翁世人都说这是他博览强记，洽详坟典，与闻天机过甚之故。 但见他来到普寂面前，先行过尊师三拜之礼，复因身为国师而受了普寂的迎拜之礼。往还已毕，一行倾身上前，普寂则俯首帖耳，凝神谛听。一语既毕，相互颔首；复语其次，再相互颔首如此再三再四。普寂只有一言应答：“是。”其间，还回头往裴宽憩身之处望了一眼。 一行交代完几番话语之后，绕过普寂，向内走下台阶，进了南屋，反手关上门。普寂这时才缓声吩咐众家弟子：“放钟。一行和尚灭度了！”验诸后事，一行的肉身并不在南屋之中，可是一身袈裟，却有如蝉蜕的躯壳一般，头向北方，脚向南方，齐整平坦地铺在榻上，仿佛人形。据闻，一行真身是在长安云居寺灭度的皇帝哀痛不已，先敕有司以五十万钱为起造金刚宝塔一座，此举亦大唐开国以来所未曾有。 个中关节，尤在于一行圆寂之前化魂千里而来，直赴洛下敬爱寺，究竟在他师傅普寂耳边说了些什么？据日后笔记家传闻，国师一共嘱咐了五件事，其中第四桩，似乎是因裴宽就在密迩之地临时起意，而顺便交代了与裴宽日后遭际有关的几句教训。第五桩，乃是从裴宽身上又接引而出，遂涉及长安青龙寺住持仪光和尚。一行僧是这么说的： “因缘合和，莫可相失，师便去同府尹说：彼有一方外友，交甚笃，斯人在长安青龙寺领香火，有十二年前所结宿缘未完，会须逐驿道入巴东，任意而行，必有所遇；则知我佛所言‘世间良马，见鞭影而行’，洵非诳言妄语也！彼法慧通明者，自能了计。” 仪光除了出身皇族，所遇亦甚奇，民间传闻：他曾经拒纳岐州刺史李彧之女，却又不忍以僧佛道理之辩，拂逆对方一片善爱之情，索性持刀自宫，断绝大欲。足见其人性情瑰奇，节行伟烈，向道之志，万古弥坚。而在八岁上为他落发的和尚，亦非泛泛之辈，彼僧法号明达。 明达法师来历蒙昧，中土鲜有人知，只道他经常从潼关之下的阌乡出入，师事一僧，法号万回—据说万回僧也是天上菩萨犯戒，谪下凡间，有前知之能；而这未卜先验、观微知著的能耐，就由万回而明达，复由明达而仪光，一脉传了下来。 旧说：某过客，专程来拜万回，谓：“某欲进京省谒双亲，不知亲安否？”万回给了那人一根竹杖，待彼抵达京师之时，父母亲都过世了。原来杖者，服丧之相；授之以杖，显系预告丁忧之事，堪见其术不谬。但此事却在《纪闻录》中误系于万回的徒弟明达名下。 明达年少时初随万回游京，曾经指着受封恒国公、官拜麟台监的权臣张易之新造的宅第说：“将作！将作！”当时人皆不解其意，后来张易之事败、受诛，宅第充公为将作监的官署，人们才不得不服其神明。可是这一段经历，却又被《谭宾录》、《两京记等书误记为万回的故事。 至于另一桩异行，则是将仪光所言，错录到明达名下。《纪闻录》又云：“ （明）达又常当寺门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马何多？又长叹曰：‘此中触处，总是军队。’”日后天宝之乱，哥舒翰拥兵潼关，坚守未几，却由于不能忍事，大军决城而出，结果一败涂地死伤狼藉。方圆数十里间，枯骨堆埋数尺。而这几句早就逆料而验的话，实出于仪光，而非明达。 仪光此番入蜀，原本另有访旧的目的。十二年前蜀中那一趟云游，曾与峨眉山清凉寺濬和尚结识。当时濬和尚告以：初从大通寺道海僧人处学了一曲《风入松》，勤操勉拂，夙夜不辍。然而无论多么恬适的心情、宁静的光景，弹来总是“风自风、松自松两不相干”。嗣后返山，《风入松》的曲调却常萦怀系心，不可或忘每苦丈室无琴，只能“空挥烟霭，聊忆宫商”。 可是多少岁月过去，即使手边无琴具，濬和尚冥思弄曲，似乎颇有进境。两三年前，道海僧曾经发付一客、一奴携古琴“绿绮过清凉寺，又让这濬和尚“畅意捻拨，渐识天籁”。 依《谭宾录》所载，濬和尚晚年已经能“窥音声相感、吹万应答之理”；有时听旁的僧人敲击木鱼，还会说：“此击，声从槌来此击，声从鱼来。”其精审细辨如此。当裴宽将一行的遗言转告仪光时，仪光颔首答道：“此贫道合当入蜀之期，便听琴去者！” 至于那“不驯有用，不驯无用”的故事，究竟是说给月娘听的还是说给毛韬听的，似乎也一如木鱼敲击，难以分辨究竟是槌声抑或是鱼声。总之，仪光诵罢经呗，算是在生死刹那之间超渡了毛韬。他随即杖锡西奔，日夜兼程，又过了一个多月，终于来到清凉寺。一见面，濬和尚当下唤来那个名叫务本的琴奴，吩咐道：“累汝居此濒三载，今日可携琴返矣。” 接着，濬和尚便为仪光奏了一曲《风入松》。弹罢，乃道：“某初抱琴习此曲一月，即归。是后空忆声韵而弄之，每以左手为风，右手为松，三年而不得；改以右手为风，左手为松，又三年，复不得。前承道海借‘绿绮’来，更三年，渐觉风非风、松非松，指非指、琴非琴—不意竟得之矣！行将就木之年，始知心、物两端，宁非如此？一念强为区别，不如百载昼夜，时刻聆听木鱼。” “和尚穷一纪之力，悟至道于一曲，当说幸甚！”仪光皱了皱眉头，他此行途中已有感应，濬和尚时日不多，此夕或即是两人最后的一晤。 濬和尚看来却相当坦易，连说起一桩忧心之事，都还面带微笑：“今某腊尽，犹恨老惫而话多，未能及于无生法忍，曾经误了一人。” “无生法忍”之忍，认也、任也。除了俗习字面的承当、耐受之外，尚有以正见正觉而认知、深识的意思。有此识力，乃能“无生”—不分众生与众生之异，也不别众生与一己之异；即使是度众生，亦能不见众生；相对说来，也就祛除了诸般我执。菩萨在未成佛之前，证得“无生法忍”，于是认得智慧，圆悟透彻。这是濬和尚当下体认，漫对来客说教，虽然是一片谆谆之心，日后思来，或许于那少年未必恰切。此时的濬和尚但觉片言之教，贻误于人，似乎又严重了，不免令仪光好奇起来，道：“如何是误？” 濬和尚左手兜缠袍袖，右手平伸一掌，从琴额之岳山以迄于琴尾之龙龈，横抚一过。虽然掌心去弦三寸有余，然催气而行，琴上平素就应指起落的乐音这时竟油然而作，声不甚高，好似沉吟。但闻濬和尚趁声而道：“彼少年，自云‘心不平静’，贫道告知以心不静，更不说—此即大误人！” “何以见得？” “人尽说：言为心之画，情为言之本。贫道则谓：心为言之具，言为情之本。情动则不静，情既动，复勉之以无言，固无情矣！”濬和尚又将琴上悬空三寸的右掌逆向朝琴首拂了一过，这时不着拈指而自鸣的绿绮琴像是受了驯服、能通弹者的心意，继续沉吟出声，仍是那一曲《风入松》。濬和尚则接着说道：“汝昔年所断，一器而已；彼少年子若乃奉贫道当日之说，则情根不免斫伤矣。” 濬和尚所举以为例者，看似一微不足道的经历，可是仪光却别有体会—他隐约察觉，濬和尚是要借着那“言为心画，情为言本”和“心为言具，言为情本”二语，开启一番针锋相对的辩论。 这是南朝萧梁以下、楞伽宗大兴以来，一个新兴的辩旨—心为何物？武氏当国晚期，有一名僧，年九十余，法号神秀，曾于久视元年为武氏遗使迎至洛阳，复入长安内道场，深受崇敬，弟子普寂、义福等阐扬宗风，时号“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神秀示众偈虽寥寥数语，却风行天下：“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舍父逃走。”自中宗、睿宗两朝以来，无论世俗方外，凡有士大夫群聚嚣谈之处，多有讲论“心之为物，如何是本”者；这种谈辩也为日后禅法南北二宗之争开了先河。而以“心法”为核心的争议自有其渊源。 整整两百年前，菩提达摩一袭棉布袈裟自中天竺东来，随商旅乘海船，至广州复抵金陵，传求那跋陀罗《楞伽经》之法，以佛国高僧法驾之尊，面谒梁武帝萧衍，一番晤谈，却不欢而散。其事具载于《五灯会元》： 帝问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祖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祖曰：“不识。”帝不领悟。祖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江北。 达摩所谓的“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是取譬借喻，指萧衍自以为完备的功德实则有如漏杓，不能累积；复如形影，不成实体。萧衍接二连三的追问，都是徒务名相，不究本然，与达摩所欲开示的空寂圆融、绝圣去智等无相诸法，根本是圆凿方枘，相去甚远。达摩因此一苇渡江，至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山洞中面壁九年，相传即此“壁观”之法，舍伪归真、无自无他，日夕默然，时称“壁观婆罗门”。而后以袈裟为信物，再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代代楞伽师衣钵相沿；至于惠能，便开启了后世称为禅宗的法门。 近事，则须从五祖弘忍说起。 弘忍为四祖道信在破头山中偶遇之栽松道人投胎，生于李白降生前整百年，七岁上遇见四祖道信，道信一眼看出，这童子就是当年曾向他觅法的山中故友，遂宣称：此人“二十年后，必大作佛事”。弘忍以此而入破头山道场，六年后披剃。由于道信有意栽培，弘忍苦修三十余年，在永徽三年—也就是弘忍五十岁上道信付法传衣，由弘忍继承此宗法席，日后还在破头山之东的冯茂山另辟道场，额曰“东山寺”。 东山法门显然与弘忍沉毅静默的性格气质有关。《传法宝记谓：“昼则混迹驱使，夜则坐摄至晓，未尝懈倦，精至累年。”这种劳其筋骨、力任杂役的实践更与《楞伽师资记》中所称“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是一致的。无论行住坐卧，身口意念，皆是道场佛事，而此一缄默，又旁通于道家的“清静”、“去欲”、“无言”，故云：“盖静乱之无二，乃语默之恒一。” 《宗镜录·卷九十七》引这五祖弘忍语：“欲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经之根本。”而心与佛法的传承有关，乃是渐变而来。二祖慧可的传法偈子是这么说的：“本来缘有地，因地种华生。本来无有种，华亦不能生。”三祖僧璨的法偈则更进一步：“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犹是将农事为传法之喻到了四祖道信，开始将心做地，而云：“理尽归心，心既清净，净即本性，内外唯一心，是智慧相。”再到五祖弘忍，则云：“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门。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心无形色诸祖只是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 也就是在这百年间，佛、道两家各自发明、互相渗透，多攻心法。关键在于“口说玄理，默授与人”，而佛法存言一旦融合了道家的修辞论理，便益发容易在士大夫群中宣扬传播。一时之间虚静、语默、坐忘、无言……成了时兴的话柄，即使不修行、不观想不辨理、不穷经，一样侃侃谈得。 袭法衣而主宗派之后十度春秋，时当龙朔元年，弘忍已经是花甲一僧，也有寻觅法嗣的意思，便命门人各呈一偈，以验功果。当时上座弟子神秀呈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另一弟子惠能亦呈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传闻：弘忍读此二偈，高下立判，即招惠能入室，趁夜为宣讲《金刚经》大旨，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处，惠能豁然开悟，弘忍遂将达摩初祖的袈裟密传惠能，示为传人，命他连夜南归。《神会语录》所载，则其间不止一日：“忍大师就碓上密说直了见性。于夜间潜唤入房，三日三夜共语。”这是师徒之间的私传密授，内容若何，应无外人得知。据推测，应答所及，乃是“佛性”究竟。然而惠能随即夜下九江南行，其缘故一直众说纷纭。有以为弘忍授意，为免宗派继承之争，故命惠能连夜遁走，这是没有根据的。 按诸实事情理，弘忍曾经以打趣之语称惠能“獦獠”—这是说惠能出身为猎取生灵为食的野人—值此传灯之夕，竟遣惠能远赴岭南故乡，或恐另有用意。早先，弘忍的玩笑是这么说的：“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的回答则是：“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这一问一答，开出了两条门径。其一，指向弘忍发付惠能出走的动机，明明是要让能通岭南殊方之言的惠能回到故里去宣教。其二，则指向了佛性是否存在于一切人身，当然也包括了后来的禅宗以诸佛菩萨与凡人狗子同具本性的议论。 五祖弘忍入灭，门下神秀一支声势广大，脉络深密，到了久视元年，武氏尚且迎禅师入京，跪拜相迎—当时的惠能仍无籍籍之名。武氏欲以神秀为国师，神秀还亲口上奏：传承衣钵者，乃是师弟惠能。当时神秀的弟子以惠能“不识字”而欲加嘲谤，神秀却为惠能辩护：“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傅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至于惠能，对于神秀所传法有异于己也颇能相容，而有这样的描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总之，在惠能与神秀两人身上，传法袈裟之归属以及修行法门之差异，原本无涉于宗派之区别、传承之真伪。六祖究竟是谁？似乎也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问题。 惠能赴岭南三十七年，多在曹溪宝林寺弘法，后世称为南宗相对地，在京洛之间的神秀，则被人呼为北宗。其间—也就是李白一家自西域潜返蜀中的神龙元年—武后曾派内侍薛简往韶州曹溪召惠能入京，惠能借辞年迈风疾，又已久匿林下，拒不应命。 虽然朝廷尊重惠能之意，并赐赠袈裟及五百疋生绢，以为供养可是南宗不来亲即，北宗却因此而日益受到皇室的提倡，以及士大夫的攀附。而惠能所传南宗之法，要一直到开元二十年前后，多次由惠能的弟子神会召开无遮大会，展开滑台之辩，力主袈裟为正宗信物，更主顿悟之法优于渐悟之法，曹溪之学才重新受到世人青睐而在三五年之后展开的那多场辩论之中，神会的对手之一，就是神秀的高徒，已经年迈的敬爱寺高僧普寂。 这是开元十五年秋，敬爱寺普寂从他的徒弟一行和尚处得法语五则，一行随即灭度示寂。其中第五则，是让裴宽转令仪光入蜀完其缘法。第四则，是告以裴宽十六字偈语：“四维之倾，将在安陆彼时出家，却添官禄。”其事将验诸天宝年间，安史乱前，裴宽因之而逃过了一场死难。 第三则，乃是关于普寂日后应对惠能弟子神会召开无遮大会时所提出的辩难，俾一立论的窾窍；一行的遗言如此：“日月之行，与人相随；袈裟法意，须臾不离。”这话可以从两面看，一面是说：无论人行迹何在，日月总当空明照，犹如袈裟在身；另一面则是说：菩提达摩袈裟乃是传法信物，宗派所在，犹如当空日月，不容不从。而所谓袈裟，是惠能受于弘忍、携往岭南之物，乃菩提达摩所遗。日后牵动了禅宗南北二宗、顿渐二法的千古之争，这，都在一行对普寂交代的另外两则遗言之中。 彼时，一行与普寂互礼已毕，相对趺坐安身，一行复倾身向前，道：“奉师上座一偈。” “愿闻。” “逢会不会，默守吉祥。道远不远，传止兴唐。” 此中“会”字两意，“远”字亦两意，皆须于三数年后方能验之。第一个会字指的是神秀、惠能两宗的弟子神会；第一个远字指的则是一名来自山东地区的著名说法僧崇远。普寂和神会在日后的滑台之会上唇枪舌剑，往复陈词，掀起禅宗南北两派之争。而崇远也以此与普寂卷入了更绵密的是非因果。普寂终于在开元二十七年、以八十八岁高龄坐化于长安兴唐寺，灭度前口中喃喃数语，即是一行所赠的第二偈： “言渐其功，心顿其果。参于造化，是以无我。” 若说前一偈预示了滑台之会的情景，那么这第二偈，则揭示了一行自己宏观宇宙的心地；当然也就反衬出开元中叶以后，“为法嗣嫡传之争而邀招于方外清净之地”的帝国权柄，已经完全迷堕于凡事有我的境界。 一行在灭度之前分魂东入洛京，对于普寂殷殷相嘱，显见意有所寄，他不希望师尊普寂日后介入无谓的辩难。尤其是在“南顿”“北渐”这一俗说纷纭、而于修持无实益的争辩，所以才会有“言渐其功，心顿其果”的平议，他用意殷切，是在指出：诸般关于佛法的思索，都是经由语言日积月累形成，一旦有所开悟，总是顿也一定是渐修而成的结果。这一番话，居然与惠能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不谋而合只可惜普寂一意专务于禅宗授受号召，不能舍离嫡传名位，日后还是不免与神会展开了一场权力的争斗。 至于远在峨眉山清凉寺的濬和尚，面对不辞迢递而来的老友仪光，只能留下令人一时费解的遗言：“贫道资质鲁钝，不知诳语误人几何，幸汝缘法，祈为正谬。” “师何所寻觅？” “绵州李十二白。” “何所垂训？” “只说贫道也不平静。” 一七 濯缨掬清泚 日后尘缘聚散，暂且休话。经历了金陵、广陵两处交游，眼看着一个又一个才情洋溢、可是情志鄙琐的士子苦其所爱、爱其所苦，魂梦拘牵、念兹在兹者，只那不知根柢何着的科考；这是李白无从想象的煎熬。与大匡山上赵蕤纵论天下之事，谓取官如探囊而得物的豪慨，何其不同？然而此时，赵蕤的面目已经模糊了，他口中多少议论，把历代的帝王将相、文士骚人俱说成是筵前之客、案头之友；与眼前这群大抵不算得意的士子相较思之，那夜课灯书中听来云淡风轻的霸图良策，竟然透露出一种欺诳的况味。 李白带着些许拗性，反而决意要远离这一切。 没有人知道他溯江而上，原本有个什么去处。日后，也只能从小童丹砂抄录的诗卷次第辨认。有一首《安州应城玉女汤作》，是离开广陵之后最早的手笔： 神女殁幽境，汤池流大川。阴阳结炎炭，造化开灵泉。地底烁朱火，沙旁歊素烟。沸珠跃明月，皎镜涵空天。气浮兰芳满，色涨桃花然。精览万殊入，潜行七泽连。愈疾功莫尚，变盈道乃全。濯缨掬清泚，晞发弄潺湲。散下楚王国，分浇宋玉田。可以奉巡幸，奈何隔穷偏。独随朝宗水，赴海输微涓。 这是一首不尽然贴合近体格律的五言排律，从八句以下，失黏折腰之处四见；但大体而言，每联之内，李白依旧遵循着严整的声调句式，出之以工整的对仗，与时调之绾合，堪说是凿痕历历。用这种看似与他所乐为与擅为的奔放之笔差异极大的手段，是有讽刺之意的—毕竟，经由每一场科考而琢磨出来的，用语华丽璀璨、铿锵琳琅的排律，本是大唐帝国文教的核心，情怀的征候。而李白的讽意，就要从诗中“散下楚王国，分浇宋玉田”说起。 楚襄王大集语言侍从之臣，命各为《大言赋》以竞，宋玉所作最佳，得了封赏。楚王又命为《小言赋》，许云梦之田以赐佳作。大夫景差、唐勒各出机杼，说什么蚊翼蚤鳞、虱胫虮肝，无所不极轮到宋玉，则不只是穷状摹形，还进一步拈出“小”的论旨：“无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无象，言之无名。蒙蒙灭景，昧昧遗形超于大虚之域，出于未兆之庭。”乃直接向景差、唐勒提出了挑战“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为精？”楚王仍以为善，于是将云梦之田赐给了宋玉。 李白用这个典故，乃在于称小不称大，并且以小自况，用以对比那些胸怀大志、眼瞻远图的士大夫，从玉女汤的神话展开。安州东北八十里的应城古有传闻：当地惠泽有温泉，其汤滚热，每到冬月，几里之外的行人就能够遥望白气，浮蒸如雾。有时蒸腾之势略减，束烟堕垂，又成车轮双辕之形，上下交映，状若绮绢人说：古时不知何年何月，曾有玉女乘车而来，自投此泉。直到今日还不时有人会撞见那女子，生的是姿仪光丽，往来倏忽。一代又一代的野老都不忍说这女子一死而为鬼，反而说她是女仙，看上了这福泽宝池，用沸煎之水，炼大还之丹。 “阴阳结炎炭，造化开灵泉”，即借用贾谊《鵩鸟赋》“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之境，展开了这个神话任人皆知温泉能疗百病，李白巧为组织，将炼丹之象，复转贷于炮药之象，也就可以用来作为他在广陵施药驱疫的一个暗喻—似此做意，非徒庸夫俗子自伐其淑世救人的功果而已，深入言之，也是赵蕤再三叮嘱他“见病人，须防失业”的一个逆转、一声顶撞。于是“愈疾功莫尚，变盈道乃全。濯缨掬清泚，晞发弄潺湲”四句一分为二，前两句看似说的是玉女温泉有疗疾之功，实则隐指医药之术，虽为一般士大夫所不齿，却可以是大道周流上下、普惠万民的明证。 后两句是一般人熟极而流的典语，有的出自《楚辞》：“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与汝沐兮咸池，晞汝发兮阳之阿。”此外，“清泚”又结合了谢朓《始出尚书省》“趋事辞宫阙。载笔陪旌棨。邑里向疏芜。寒流自清泚”的诗句，明明都是一片远离官场、避开争竞的心思，其寄托再清楚不过：李白宁可沉沦于黎庶小民之间，其言也小，其事也小，其志也小！ 当其时也，大唐天子巡幸骊山，以温泉洗浴为娱的消息不时可以见诸京师里雕版印制、分发九州关驿的杂报，天下争传，尽人皆知。李白出蜀之后，知见益广，岂能不闻？以此之故，才会有文末那几句用语相当微妙而傲岸的结论：身为小之又小、小小而几至于不可名状的一滴水，我李白还能够为圣人做些什么吗？或可以当皇帝巡幸出宫时，以这滴水只身奉为汤沐浴？可是转念一想，又只能徒呼奈何！奈何呀奈何，帝王在长安，微涓在安州，殊相乖隔，诚欲有所报效，恐怕我这一滴小水，也只能追随着千百江川，像朝拜汪洋大海一般奔赴碧波万顷而已。 《书经·禹贡》有谓：“江汉朝宗于海。”说的是百川以海为宗。《周礼·大宗伯》也说：“春见曰朝，夏见曰宗。”海大而江小，小水滴更是小中之小，以小就大，是假借自然之态而为人事立言，这是很深刻的嘲弄。但是，后世之注李白诗者，却普遍从正面立论，以郁结悲慨为高，遂堕庸俗腐朽。王琦《李太白全集》引萧士赟按语便如此说：“寄兴谓士不幸居于僻远之乡，虽抱王佐之才，而无由自达。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而已，悲夫！” 实则，李白在写《安州应城玉女汤作》之时，了无悲慨，他独能体会得宋玉《小言赋》中的快意，若非于不久之后遁入一桩突如其来的婚姻，这快意尚不知伊于胡底。 一八 挥鞭直就胡姬饮 这匹身色棕红的健马，碧鬃乌蹄、额白体肥，风神澹然。衔辔鞍鞯拂拭得锃亮，彩绾皮绦的缰绳新换过，系在旗亭门前石柱上由于这马的仪态神骏罕见，路过之人，少不得多觑几眼。 晌午才过，打从西城门外踅进两行辎重，舆人骡伕十多口前后懒懒散散地赶着大小行装，当央还簇拥着半盖小车。劳役之人个个神情萎靡，像是经历了千里跋涉，都已劳顿不堪了。却在打从旗亭前掩过之际，半盖之下钻出一张精神焕发的老脸来。但看此人肤色黝黝、垂须鬖鬖，顶上无帽，却像是穿了一身蓝不蓝、绿不绿的官袍。识者会心，应该知道：少说是个有职有衔的官人，至于品流大约在六七品间，无足称道。这人忽然面露惊喜地喊了一声：“白鼻騧！”随即叫舆人停车，一个鹞子翻身，匆匆来到这马儿近前抬手往额前那一绺短短的白毛上顺手一抚，又前后将马儿仔仔细细打量了一圈，便迈步冲旗亭内走去。 这人名叫李衍，日后仕宦得意，内迁而高升，由于名字与上官同，也为了摆脱先前曾任杂佐小吏的出身，于是复改名为“李贲”贲字取意于《易》之无咎无忧，其自诩可知。 李衍年少时，追随从事商旅的长兄从安西入中原。虽然精通算术，能在片刻之间理就百千账大数稽核，在营商人眼中，不啻天纵之才。可惜他不肯将生涯尽付与些抱布贸丝的勾当，倒颇倾心于士大夫衣冠，于是一入中原便与长兄分了家产，脱却商籍，自谋一“流外官”的生计。 流外入流，当在隋、唐之间逐渐形成，大唐武德年间已渐有规模，亦不知确切起于何时。但称为“流外铨”、“小选”、“小铨”；而流内九品以外的职官，俗呼“小吏”。如令史、书令史、亭长、掌固、典事、谒者、楷书手等等，自中央以至于地方，皆须此类原本无权无柄，但使有职有俸的胥吏。这一类的吏员，有的经办文书、有的跑腿佐杂，也有的具备些树艺医卜的专才。 自高宗、武氏以降，官僚集团迅速膨胀，天下官署所任用之诸般胥吏，计达三十五万人，其中，身在九流三十阶以内的职事官，却只有一万八千人上下。可知真正维系官署职事庶务的，都是这批人。 胥吏无品流，在官、民之间。倘或时风残刻，律法荡弛，自然也不乏贪鄙侵凌、奸猾盘剥的行径。原本为了防弊，也有鼓舞胥吏进入流内、成为清要之官的设计，一方面以前程二字嘉许其自尊自重，为国为民；一方面也得以就官僚体制之常态，予以监督控管，遂有流外入流之制。 史载掌故：“凡择流外职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三曰时务。”“三事中，有一优长，则在叙限。”就是以书法、会计与通晓邦国或郡县时政之所需，以力行称职为选目，“其工书、工计者，虽时务非长，亦在叙限，三事皆下，则无取焉。”李衍便是这么个流外入流的出身—他自幼娴熟数计，又苦练书体经年，楷法优美，加之以出身商贾，有着同龄人所欠缺的圆融练达，应对进退之间，显着精明干练，堪称上上之选，很快就取得了胥吏任用资格。对于一个原也无甚出息的小吏而言，这是幸，也是不幸。 自其幸者而观之，流外入流的制度设计，使得不须经由科考而任事者能够崭露头角的机会放宽。自其不幸者而言之，胥吏、小吏既本无功名在身，官职升荐实则有限—于中朝，不过起居郎尚书诸司员外郎、城门郎、通事舍人，尽管有文学之才，或可至秘书郎、著作佐郎而立顶；于郡县，不过下州司马、上县县令而已。 李衍最初也没有料到自己还能有多么显达的地位。倒是在开元六年初，以佐杂之身，干了一件令上司越州都督大为赞赏的事。 越州古有会稽郡，以钱塘江为界分为吴与会稽二郡。山阴一向是会稽郡首县，南渡时，大批的中原士族也就充实了此间人口武氏垂拱二年，山阴、会稽同城分理州治，为“郭下县”。李隆基即位，越州已有十万家户，城居之民十五万，所谓“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地位可谓繁昌。正当此时孙逖《送裴参军充大税使序》有云：“会稽郡者，海之西镇，国之东门，都会蕃育，膏肆兼倍，故女有余布，而农有余粟。”而“云帆转辽海”所成就的，便不止于“粳稻来东吴”。越州还有绝佳的青瓷器皿，随着南北水运之拓展，甚至可经海路输往朝鲜、日本此地发达，堪比拟长安、洛阳了：“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 开元初，两京繁盛，物产丰溢，但是不过几年之间，铜产不敷所需，通货渐露不足之象，而盗铸寖多，江淮诸州郡首当其冲当是时，宋璟与苏颋秉政，每着力于开拓交易，充分供应良钱，以及严禁恶钱。在开拓交易上，相公们的主张是请出太府钱二万缗在京师设置南北市集，以平价良钱购买百姓“不售之物”—即使是原本够不成买卖的破箕烂担，也以公帑买来充实官用，如此一来成色佳美的良钱便广为流通了。这在两京繁华之地，颇见成效。李衍心思敏捷巧密，依样在他所任事的山阴推展起来。 然而，顾名思义，所谓“不售之物”，即使充入官署，未必得以有用。刁顽之甚者，便将烧制过剩、囤积于家的青瓷趸来官署换良钱，李衍因之每为百姓讥笑，说他买得的瓶钵百数十计，“宁不作遣之作兵卫、列厅前、治盗贼乎？”久而久之，凭借着经营买卖的直觉，他看清楚这一套强行贸易是行不通的。 官铸良钱不足，朝廷又严禁以私铸弥缝，人人一钱在手，靳吝不能出，各行各市，交易愈发清淡；而世间之钱，也就看似一日少过一日了。李衍出身安西，与当地肇造四镇之一碎叶城的粟特人过从甚密—粟特人原本就是西域最善经商的一个部族，他们往来东西何止万里？其间夷狄诸部，没有不知道他们经营买卖，货贩往返，也都知道他们随身携行，必有价值不菲的财物，作为营生本利。可是却很少听说粟特商人遭遇劫掠，因为他们有的踪迹无常、神出鬼没；也有的执戟横戈、结群恃武，每于外人不可测度之时，强兵过境。 最令觊觎者徒呼负负的，是一旦掌握甚或控制了粟特人的商队，起手搜刮，所得竟往往是些不值钱的粗食破布，全无价值。时过境迁，才又自远方闻知：当时放过的商队，实则暗藏了若干雄富的珍宝。这还不足为奇，有时碛砾风埃之间，驼马行伍百数十辈，旌旄列张，使人不敢轻犯，事后才赫然省得：原来那些驼马背上骑乘之人，根本不是勇士，而是从中原边区拐掳来的唐人女妇—而这些女妇的身价，常过于珍珠玛瑙。 一般说来，粟特人从中原购得丝绸，转输之于西域；再从西域携赶畜牧牲口、挟藏美玉奇石，入关互市。有谓粟特人双眉之间有另一只隐眼，能分辨瓌宝珠玉的真伪—其中当然也不乏巧诈。除此之外，由于商旅程途艰险，道阻且长，尽管机变百出，善谋多智，粟特人仍未必安心负载大批金银钱币，便常将应该收取的账款交易来数量极为庞大的绢帛，再以绢帛贷予需要周转的汉家商贾甚至“京师衣冠子弟”。如此，一笔钱财两般获利取息，而粟特商人只消在袖里怀中，保此书契，虽千万里一去来，也不愁遭遇什么不测。 借贷于人，许以日后归还，不徒牟取高利而已，这般以信诺为资产，令手边无钱之人，假未来之资，以为当下之用，还真是李衍早年在碎叶城时就从粟特行商处学来的手段。遂于山阴当地走访大小商户，访得诸般日用货物川流起迄，劝说彼此普立信用其法，就是在交易当下，不必举以通用的钱、帛，但凡立下书契即可三数月甚或一年半载为期，“且无抬举之费”—也就是彼此都不收取利息。这本是通用钱、帛供应不足的权宜之计，故可稍稍缓解黎庶下民无钱可使的窘境，一旦货畅其流，衣食常用之财无虞取纳就不至于铤而走险，仰赖盗铸。 此法行之有年，不只山阴，邻近皆属越州的会稽、诸暨、余姚等县，多起而效之，遂使市面繁盛，尤过于平昔。越州都督府长史会刺史据衔上报，褒举李衍贞固干济，勤劬多能，居然还真让这流外入流的胥吏出掌一县，任在嘉兴。 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到了开元八年初春正月，门下侍中宋璟、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颋会衔奏派监察御史萧隐之下江淮，穷治恶钱。萧隐之用法严苛急躁，括搜入罪者极众，整治得怨嗟盈路，皇帝为了表示亲接民心断然斥逐了萧隐之，就连宋璟和苏颋也因之而降爵去职。实施了整整两年的钱禁大开，恶钱再度充盈各地。 其间御史台风闻奏事，波及李衍，奏报中提到：嘉兴县令李衍，小吏出身，薄有微功，入流执事，却佐助萧隐之“括理私铸，助长怨情”。随即中朝敕下，李衍贬斥到长沙。究其渊源，实有不可为外人道者，原来还是京师中那些随时领取高额俸禄的达官贵人，一向在暗中倾私家良钱，供应盗铸者镕锡夹铅，倍增其量，这样的生意又岂容外人插手破坏呢？ 这小吏出身的李衍，在朝中全无奥援，很快地就被朝廷淡忘，只是他在长沙依旧大舞经营之袖，居然透过当年在越州地疏通有无的手段，做成了一番不小的功业。 原来长沙自初唐以降，旧有彩瓷产出。在城南五十里铜官镇到石渚湖一带，其地依傍湘江，交通利便。主产之物，多作家户中罐、壶、瓶、钵实用，釉色有青、有黄、有白，风韵只是朴实，略无供人赏玩之趣。 李衍初不在意，偶于任中闲暇，微服四访，来到一村落，发现窑坊方圆数里，窑前各堆叠大缸、酒瓮，数以百计，有如兵卫列阵，行伍森然，极是壮观。然皆非贩售到寻常人家、作为器用之物，乃是各窑坊为显扬手段、夸示匠艺而刻意烧制的。今日东坊若稍擅胜场，明日西坊就要倾力悉心，必欲出其右而后已。瓷器愈烧愈大，也就愈不堪实用了。 然而景象壮丽，触动了李衍的心绪，却无论如何不能参悟其底细。直到有一日，他与衙中僚属闲话，说到先前在越州为发放良钱趸买民间“不售之物”、而为百姓噱嘲的往事，忽然间心眼顿开，举掌拍髀，道：“某得之矣！” 是在这一刻，那“不售之物”四字让李衍发现：就连多余的青瓷，都可以是商品。当初越州的老百姓说得不是很鲜活吗？那么些根本不能入手为用的青瓷，“宁不作遣之作兵卫、列厅前、治盗贼乎？易碎的瓷器形体高大壮美，岂真能治盗贼，但是若有巧手匠心，制成鸟兽人物之形，启人美观，这不又是一桩生意？ 李衍一念通透，将越州、长沙两地瓷窑作一联想，越州匠艺文理精细，足可以为后者攻错之师。于是，他立刻派人远赴山阴请来烧瓷作手，为铜官当地匠作传授彩绘装饰的技法。其妙处，是在青釉、白釉之下，先于胚上彩绘，点染各种云形饰纹，加之以贴花刻花、堆花的装饰。不多时，匠人们甚至开始以文字作装饰，所书者包括诗词、铭语、佛经等不一而足。这就让日用器皿有了别样的风情，成就无所用而用的商机。制成的瓷器，佳美不可方物，甚至令人不忍盛装浆水，有如奇玩珍玉，船载而出，贩售远方，从湘江起航入洞庭湖，或溯江入巴蜀、上长安，或顺流出海，远销异域。 时移事转，迁长沙两任县令，居然让青瓷大开生面，李衍重博干练之名。但是，若要在群官之中再争上游，可就难于登天了因为“小吏”二字，如影随形，无从摆落，清要大员们当然都舍不得让这样的人物出头。 无论如何，堪称斐然的政绩历历在目，朝廷不能视而不见又不甘即为升转。吏部郎官磋商了半天，还只有一套老办法：把人召进京师，找一勉可居留之地安顿了，尽以前任官职禄养，供应其日常起居，察其言、观其行，过一段节衣缩食、且不知如何了局的日子。要是熬忍不住而又有人肯为之干谒说项，便寻那紧、望以下等级的偏远县份，再放出去历练一任、两任，这人一生仕宦之志也就磨损得差不多了；无论再怎么长袖善舞，也往往因为年长体衰而隳颓其志。 此正值开元十六年春二月，尚书右丞相张说“罢政事，专文史之任”，虽说免去相职，却另有朝旨，敕兼集贤院学士；朝廷每有大事，皇帝常派遣中使到集贤院访问。国之大柄，似在悬疑摆荡之间，中外人事，像是浮尘，只能随风闻上下。处境如此，李衍从长沙卸任，回京待职，就更没有着落了。此行携家带眷来到安州，虽说还存着一丝力争上游的希望，而内心犹不免忐忑。官场惯见，那等不及出身、困顿于守选、落得个痴狂老病的比比皆是，所以这一路之上，李衍朝思夜想的，就是如何先安顿了妻小。 历任外官既久，有些人情世故的枝微节末，李衍会直觉留意。像是到了接近安州的驿所，即使毋须歇脚伫留，他还是会缓停行步，让从人理一理囊橐。自己则勉强戴上那顶紧紧箍着头皮、令人不甚舒适的纱帽，到栈中寄挂商牒之处踅看几眼。 一般而言，近城驿所多设此。通壁二三丈宽、等身高下，张挂布帐，以常见姓氏为隔别，同姓者合为一衲，别姓者又合为一衲，供往来商牒暂时寄放所携行而欲交递的书信。商贾代人投送信牒，毕竟不是本分必然，有些行色匆忙的商贾匆促登程，常有不及入城寻访收信之人的情状。受人之托，总不能误人之事，于是就借驿栈方便之地，暂为置放。南来北往有识得收信人的，也会顺口知会，就说：“君家有尺书在驿壁。” 驿壁，就是指那一方布帐。李衍去看几眼，也就知道此间李氏可有族人否。而安州的确没有令他失望，同姓异名之人，分居不同里集，留名于壁者，竟然有七八个人之多，这足以显示：安州地方还有许多李氏宗亲，若要攀上些远近关系，则一二可信用者，尚可委付家眷。 不但如此，进得城来，一眼乍见旗亭前石柱上系着的那匹五花马的时候，李衍不免又一心惊，还略带疑惑地自言自语道：“会是他？” 肺腑翻腾，心血激荡—他想到的是李客，一入中原便答应和他分了家的长兄。当时举族从安西迁徙入关，迎风沙、越石碛不辞万里之遥而来的群马之中，唯独此物独标神骏，可是再一寻思这马可不已有二十余年的寿命？安能健旺如此？ 前后二十二三年暌隔，李白对这个小叔已经全无印象了。可是看那一张皱纹密布的风颜霜面，还不时有些只在自家人脸上钻眉透睫而出的谐笑性情，却在转瞬间带来了熟悉的感觉。李衍开口的两句笑谈几乎就让李白认定：来者，真是远方的家人。 那两句话，说的是门外的五花马：“不意白鼻騧尚留得命在尚未熝了？” 这是安西地域粟特人的习俗。交易入手的牛羊驼马，一旦老去不能应差遣，便征价卖了。但是依家而生养的牲口，如已不能承劳役，就得供养至老死，或放野处任其自灭，或与人一般，行天葬也有的主人与牲口特别亲近，甚或操刀而杀之，篝火熝其头，分食亲族。 “白鼻騧确是熝了—门前那一匹，是其种嗣。” 李衍原本一句玩笑，未料却勾来一丝怅然。不觉心念流转登时算出分家至今，果真二十二年又七月有余日，则眼前的少年还真不能呼唤名字呢。 李白宿酲未解，衣衫上遍是层层如波纹花印的新旧酒痕，摇摇晃晃从旗亭后的复道深处走来—昨夜，一如过去数不清的百数十个连昼之夜，他和小童丹砂都宿在彼处，陪伴他们的，是一榻一几、一灯、一砚，还有几十样薄暮之后才会显露精神的乐器。 旗亭主人愿意容留酒客暂歇长宿，原本并不罕见。倒是此客颇有些不寻常之处。初来之日，不多三言五语，能与众客寒暄，如亲旧世谊；即使是片刻之间，周旋应对，竟使宾主款洽。他一身白衣，却有穿朱着碧的官人们远远不及的贵盛之貌。所过之处，还带来了传闻中只有两京地方才有的风俗—也就是在呼酒命歌之际，随声看赏，不问敷余之数。他还能即时即事，就眼前所见所闻，随声度曲，信口作歌，其词雅俗兼致，文情两收，歌姬们悦爱殊胜。尤其是当“绵州李十二白”的名声倏乎传扬遐迩之际，更有令人惊讶且艳羡的传说捕风捉影，为之备注：听说那“制衣娘子”与此子亦有旧！ 段七娘居安州久矣，她立过规矩，向不见人，终未破例。可是每当这李十二白在某酒楼、旗亭为歌姬制作新词，隔日辰巳之间，无分晴雨，制衣娘子便已遣人来授曲式，并殷殷叮嘱：务必带得李十二郎回话。而居间递送文词曲稿者，据说就是那十二郎贴身使唤的小童。 旗亭偶遇，叔侄随缘漫谈，各自述说了多年来本家景况，虽然话题凌乱，问答参差，却还十分亲切和悦。李白看得出这小叔虽然音容和蔼，意态闲雅，毕竟身着碧衣，与当年在大匡山上见识过的李顒等一行官人仍旧十分仿佛，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一阵阵含藏不住的威严。 李衍初见子侄，除了惊喜，更多的却是惋惜。以一个在士族间扑风滚土二十余年、好容易流外入流而博一明府之职的人眼中，商贾本是四民之末，固已无足深论，于今溷迹歌馆，不问前程，堕落孰甚？ 难以免俗地，他想知道李白究竟还有没有上进之心？试探地问了几句家常，总不得要领。自顾笑道：“汝父澹宕之人，东西万里一身如叶，汝应须也不惯作羁身之图？”李白随即也体会了李衍的心意，索性直白不讳，笑道：“季父久历官所，任怀清要；某自惭猥贱难充下陈，不若放心肉食，自甘鄙事。” 乍听起来，是十分谦退的话，但是末了两句，还真是说中了近世以来士大夫不忍向人明白道出的委屈。“肉食鄙事”混用两则旧典，其一，是《左传·庄公十年》上曹刿所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其二，语出《论语·子罕》的夫子自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两句话，各有来历以及用意：在曹刿，是看不起当局食俸禄却拿不出谋略来的卿士大夫；在孔子，则是强调白身庶民能够锻炼粗贱工艺之事。可是为李白操之纵之，意思完全不同了他表面上谦抑有加，骨子里说的却是士大夫们不能放怀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比方说：吃肉。 唐承隋制，京城及州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从初八到十五，“凡是有生之类，皆不得杀”。是为“三长斋”。每月之内，复兼取佛、道两教的仪节事典，而有十斋日，亦不得杀生违者重惩。这一类的法令严行于官守、疏责于小民。李白举重若轻噱谈功名如此，让李衍不免有些啼笑皆非，却也讶赏他能如此便捷地搬弄辞锋，横生妙趣，抢忙接道：“此地李氏宗族极夥，汝后生初至，可一一拜识否？” “未。”李白无可隐瞒，道，“至此匝月，转瞬间事，总以次日将行，或当日即行；不意留连，而竟留连。” 李衍一皱眉，道：“行客天涯，每至都邑乡里，必访亲故，此天下人之礼，无分士庶。汝父七泽五湖间人，日夜征途，以逆旅为家岂未诲汝乎？” 李白丝毫不以聆训为忤，脸上的笑容粲然如故，道：“某初出江湖，闯走关驿，奉家父之名，纵使果为访亲道故，人亦不以为然。” 话说到此，朝屋角上握手肃立的丹砂点了点头，双掌前后交错一摊，比了个展卷而观的手势，丹砂当下会了意，转身朝内奔去。不多时，捧出来不知多少轴纸卷。有的阔约尺许，粗可合掌一围，有的窄不过五七寸有余，捆扎成一束，一束之中又不知凡几。李白却狠狠摇着头，直道：“非也，非也。”双掌又比了个翻书的手势，丹砂才忙不迭去了又来，这一回拿对了：是一大叠分别笺以州郡府县之名的契券。 李衍生小在粟特人商旅之中打滚，一眼看出那些契券行款，无一不是借据，也就明白了李白话里的意思。想那李客，长年游走江湖，地无分大小、路不愁远近，只要是买卖，无不尽力周旋。行道生计，尽管有现钱可资运用时，也不易随身携带，经常得托请都督府给予便换，在甲地押纳钱帛领取文书，到乙地凭文书兑换钱帛，这是常理常情。 有些时候，买卖主另有要务，或者是不意间撞上些个水火风雷的尴尬，不能如期到地亲为出纳，往往仿效那些千里间关、奔波往来于中原和西域的粟特行商，将契券周转至他方他人，辗转融通，而不急于兑现，而使货流商务畅通无碍，也缓和了支应双方甚至多方的资财困境。 进一步设想：李白携带着为数如此庞大的契券随身，这本来就是行商术业相传、使能自立的手段，或许就是父亲为儿子备办的一笔盘川。无论如何，当李白说出“奉家父之名，纵使果为访亲道故，人亦不以为然”，就是另一番世故之见了—试想：多年来李客辗转行商，获利无数，与各地宗亲之间，或亦不免有交易债务。行囊里尽是可以索求于人的凭据，又怎么能够坦然登门，而不启人忧疑呢？ “汝倒是宅心宽厚，阿兄岂不知汝？”李衍不由得颔首笑道，“他发付了这许多文书，而汝果不以之兑钱，竟为无用之物了。” 李白闻言，略一思忖，举手指向丹砂先前捧出来的纸轴：“某生计所系，尽在此中。千里程途，挥鞭来去，歌酒不歇，岂复他图？ 他指的是诗歌，李衍稍后才逐渐明白：这是一门前所未见的事业，在雅俗之间、在士庶之间、在酒食乐舞之间。当世公卿但视此为辞章堕落末流，无关宏旨，浑不以为意；但是在大帝国三百二十八府州，一千五百七十三县邑，随时随处新设繁孳的酒楼歌馆、旗亭、妓家，却开门广纳，使之不再是士大夫们兴寄身世感慨或者赞颂圣朝辉光的雅驯之物。李衍将要一卷一卷地展开这个侄儿的作品，他会赫然想起几年前初谪长沙时在铜官镇所目睹的景象：矗立于窑坊门前、有如兵卫列阵的巨大瓷瓮—那些不售之物 不售之物，终有可售之机。 一九 会桃李之芳园 李衍不急于赶路，因为他知道：京中吏部那些个官人也不急于安顿他的前程。他在安州待了下来，就住在驿所之中，瞬逾旬日因为看起来，此间的确是安顿家小的一个好所在。以迁转之间待职县令的身份派人查访，十分利便，很快就得着回音，李氏在当地的亲族果然不少；也有经商的，也有作牙人交际九流的，也有担任过多年胥吏，在地方上小有头脸的，也有初入仕途、风标焕发，看似颇孚仕绅之望的。其中一人，年方弱冠，名字与当朝一大老相同，曰“令问”。 先是，大唐开国之初有名将李靖，系出陇西丹阳一房，佐高祖为行军总管、抚慰大使，收岭南近百州之地，领百万之民，复大败吐谷浑，封卫国公，堪说是位极人臣了。李靖有同母弟名李客师，与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同列，颇树战功，劳绩勋猷，不减乃兄，累封至丹阳郡公。大约是在唐高宗永徽初年，才因年老致仕。 李客师厌征而好猎，近百岁无疾而终，死前不多时，犹能跨烈马、挽强弓。他在京师昆明池南建筑了一所别业，醉心于骑射，昼夜相从。京中人传言：自长安城区而外，西至澧水，一鸟一兽都识得此翁，每当他亲自出猎，漫天鸟鹊追飞噪鸣，山林间的小兽也纷纷出头窜走，有如随扈，人迳以“鸟客”、“兽师”的诨号呼之，而李客师也不以为忤。他是在总章年间一瞑而逝的，入睡前交代家人：子孙袭荫，百代不绝，莫与人争官爵，但于邻近名山大泽之处，圈地买山，广造园林，以花树为名，收引飞禽走兽。直到他的孙辈，都还谨遵这一遗命—他们在长沙筑杏园，在庐山筑栗园，在安州筑桃花园。李客师的孙子，就叫李令问。 开元天子当年还是临淄王的时候，便与李令问相当熟稔。李隆基即位，李令问以协赞有功，迁殿中少监。开元元年，还襄佐诛杀窦怀贞，因而封为宋国公，实封五百户。恩遇非比寻常，然而他始终没有忘了祖父的教训：若要官守绵长，就不能与人争功斗业。于是明明是个宽肥软弱的体格，却也仿效其祖，时时以游猎自娱，无论骑在多么威风的骏马之上，都显得沉重累赘，惹人讥讪不已。 李令问锦衣玉食而不干时务，外人视之，厚奉养，侈饮食而已。此时去武氏当国未远，朝廷重臣仍沿袭着嗤鄙肉食之人的风气，有人便劝谏李令问：“君宜少（稍）蔬食示人，毋为忌者笑。”李令问却说：“此畜豢，天所以养人，与蔬果何异？安用妄分别邪？” 也就是大半年之前，吐蕃袭扰瓜州，转攻玉门。河西节度使王君与铁勒四部在皇帝面前互诉恩怨，王君占得地利，先发制人指控：“四部难制，潜有叛计。”铁勒四部无从申辩，诬服定罪其中回纥部原封瀚海大都督的承宗，被流放到瀼州。承宗的族子名叫护输，乘势纠合党众，斩杀了王君，载着他的尸身奔赴吐蕃虽然护输随即败战弃尸而逃，然而唐廷丧师，颜面尽扫，非穷究深责不可，辗转攀牵，居然发现承宗一族有女与李令问的儿子结上了一门亲事。 李令问当下被贬，至抚州任别驾，原本是从三品的中朝大员一落而至于从五品的外州随官，李令问岂能不恼羞愤懑？到任不久，便一病不起。多年以来一路跟从李令问的一个歌姬，号明珠或恐忧心主家翁殁后自己无所托身，就在抚州邸中自缢殉主，此事相当罕见，当地耆绅还列之于地方志中，视为节烈。 考究事实，李令问与西北边关纠绞盘错的政务、战局一点瓜葛也没有，骤尔被逐，实远出于中外之望。李衍当然也风闻久矣却不敢置信，及至安州，他才从李氏宗亲的谈议间听说了另一桩大事。原来李令问在安州当地所兴筑的桃花园或许也保不住了。 桃花园占地不大，方圆数十亩，其间野生桃树数千本，错落自然，疏密有致。春来花枝齐放，殷红淡绯，壮美之极。此地还有一溪如带，蜿蜒自西北来，潺湲三折，复向东北而去，李令问承庭训买此山川，当然不是为了行猎，而另有他日后归隐林下的盘算就在铁勒四部被控阴谋造反，而吐蕃赞普与突骑施苏禄可汗共围安西城时，有感于边事变乱频仍，他还有一首感时之诗，题为《秋赋桃园有怀》，与此园有关。诗是这样写的： 穷秋驱雁伴行吟，一任幽蹊自在阴。塞鼓纷纭犹似昨，芳枝零落到如今。骑羊志意归云梦，射虎声名托野心。欲赴桃源无别语，差留闲墨付萧森。 首联描写时序，正是王君与铁勒四部相互攻讦起衅之际。“幽蹊”不消分说，自然寓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意思，这蹊径，指的无非是桃花园。“塞鼓、芳枝”一联，分别侧写了本家祖上出身边关，以战功建勋业的来历，以及李令问不能光大家族名爵的些许叹息或惭愧。 “骑羊”二字，显然还是从刘向《列仙传》记载周成王时羌人葛由刻木作羊、并乘木羊入西蜀绥山的故事而来。因为追随葛由登山的王公贵人皆不复还，后人便以“骑羊”为得道成仙的代词—这就表示李令问确实有一份亲近道术、欣羡神仙的情怀。以下“射虎”二字，按诸李令问之祖李客师毕生射猎的事迹，也可以窥见李令问所归心适志者，不在积极进取；其中“野心”二字，指的是闲散恬淡的性情，犹如《宋书·王僧达传》所载：“尔时敕亡从兄僧绰宣见留之旨。闇疾寡任，野心素积，仍附启苦乞且旋任。” 尾联上承前六句作结，述说自己对于前途的瞻望，大约就是归隐山林，闲著文墨。这本是所有身居要津者刻意作放旷之思的口头禅，慨然有归志，以示不恋栈功名权位，老生常谈罢了。可是坏就坏在两个关键的字眼：一个是“野心”，一个是“桃源”。 当台谏诸官拿李令问与回纥部的承宗联姻作文章的时候，偏以为“射虎声名托野心”足证是李令问不甘寂寞，要与前文中喧填塞鼓所从来处的铁勒四部夷狄之人共谋，以图恢复当年李靖、李客师一家“射虎”的霸图。至于“桃源”，在字面上其来有自，原本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记》里索居于桃花源中之人是为了“逃秦”而自逐于武陵的。但是大唐太宗文皇帝在藩邸时即封秦王，逃秦，难道是要逃离李唐的江山吗？ 桃花园、桃花源，固不同义而巧为罗织成一义，实在欲辩无言李令问当时还不知道自己阳寿无几，犹思不再招惹物议，以图日后出入清安，遂于外放抚州就道途中，修书一封，饬令家人从速将安州桃花园物业重为安顿，把先前起造的几栋楼宇都拆了，只留下临水处三数亭台，并刻意间杂地栽种了千百株李树，连园子的名目都改换了—桃花园从此改称桃李园。李字既是树木之名也兼表姓氏。 李令问本家之人多集居于雍州三原，以及长安、洛阳两京繁盛之地，距离这一份别业，不止千里之遥，且多视此园为得罪之由以为大不祥。然而祖训言犹在耳，家产又不能荒弃不问，如何保守的确是桩恼人的事。倒是在李令问病故之后，喧腾了一段时日，安州在地的李氏宗亲却给出了一个主意：桃李园毕竟不是野处，台榭得有人修葺守护，花树也得有人栽植疏伐，可巧城南便有一家子弟名字也叫李令问，看来天意巧合，如能让那年轻的李令问自以家资缮理园务，而使千万株桃花李花春日繁荣，同兆两郡家业昌兴岁岁年年，不也是一桩美事？在安州诸李族亲看来，当朝大员身后遗命，平白奉赠一片园林，这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于是桃李园之所归隶，也就一拍即合。 李衍也看上了桃李园。 这是一个相当别致的所在。信步游观，揣摩原先的主人翁，应该是个清怀肆志之人。当初指点起造时，有意节制房舍，并没有寻常高门大户人家那些复道重楼、雕甍画栋的排场。从尚未拆除完竣的楼宇废墟可以看出：每屋间架都不十分深广，栋梁敷设较密，可见没有扩充厅堂、大延宾客的需求。但是李衍却想在此地大延宾客：他要借由这个园子，让安州李氏宗亲融入在地的名门士族；也要借由这个园子，让他那有才无分、有学无求的侄儿李白融入安州李氏的宗亲。 能让桃李园在众目睽睽之下，转入新人之手，大聚地方名士，诚属必要。李衍商借桃李园的事十分顺利，邀集李氏诸家子弟也不难。唯独于他姓士族也能与此高会，则实属不易。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机缘送上门来—就在新正之日，驿长来报：有名薛乂者，号曰员外，携酒来拜。 员外郎或简称外郎，或节称员外。在南北朝时，专指那些近侍皇帝的员外散骑侍郎，密迩天颜，地位尊贵。到了隋代，便开始在六部郎中之复下设员外郎，以为庶务之推行实任，地位便忽然低落了。在唐代，此官位列从六品上，属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仍为郎中的副贰。但是还有一种员外，是以看似谦逊的说法，掩饰身为地方胥吏的佐杂身份—称员外者，不是真指员外郎，而是员额以外的省称，这样就模糊了胥吏低微猥贱的身份，却也不能算是明目张胆冒充高官。李衍一看名刺上是员外，而无郎字，便推侧对方与自己的出身并无二致了。 春正时节携酒访旧，本来是寻常；但是在这样一个日子上，奉春酒于素昧平生之人，则必有请托。尤其是对方还先遣仆役送来了不多见的礼酒，分别有五提，各为容量三升之觯，堆放在门边楹下裹以红漆皮封。这表示送礼的人早在年前就准备妥当了，否则仅此一番装饰的手脚，也得搬弄大半天。从壶中之酒，更看出来者极有诚意，那是上好新酿的屠苏酒，觯壶周身缀满了珠圆玉润的水滴近旁地上也渗开了黑殷殷的水痕，显示酒是密封之后，浸泡于井中相当一段时日，特为于此日打捞出来的。 当下李衍迎进礼酒，收执名刺，与来访仆役约订节后再见之期届时薛乂果然依约而至。初看第一眼，李衍就觉得与此人颇为投缘—但看他头顶净巾，足踏云履，一身浅蓝单布袍，外罩玄素长帔，肘后悬剑似的挂着一柄红伞，恰似一个眉目清朗的在家道士。 见面还说不上几句寒暄的话，薛乂坦然道明来意：他是广陵人的确如李衍所料，乃从胥吏出身；日后也和李衍履历略同，经过流外入流的曲折，在荆、襄一带州、县，做过几任县尉、参军，由于深慕道术，遂早早地弃职归里，之后复远游天台山，投玉霄峰白云宫司马承祯为徒。 自客年夏、秋之间，薛乂即受命于宗师，四出云游，遍过昔年历任官守诸州，俱是江南江北洞天福地，往来殊方道者，相期相交以辩以论，广通妙谈，结为盟好；这是上清派多年来的一桩始终未曾间断的使命。除此之外，便中还要“访一国士，作合一桩因缘”说到这里，薛乂缓了口气，四顾再三，才低声道：“令侄李十二白便是某师所欲访得的‘国士’。” “作合因缘？”李衍不觉有些讶然，叹道，“此子日夜歌酒成欢以为平生快意，不过如此。莫道以国士之业相许，即以常人婚娶稽之，恐亦不耐。” 二○ 则桃源之避世者，可谓超升先觉 在桃李园的春夜之宴上，李白是一张陌生的面孔。他的衣着与安州当地的年轻人明显不同，从顶戴头巾便一目了然。 此物古已有之，两汉时人即以黑色帛覆发，为使固着、不至于倾堕，便用丝带捆缚于脑后。自北周武帝时有了专名，叫“帕头”，又呼“幞头”，缠裹发束，前后交络以四带挽系。由于纱罗其质，柔软易皱，流行既久，便有以木片、铜丝为衬里，巧为设施，形成挺拔美观的装饰。 幞头显示身份，故工商以下贱民初不许有，挽发仅得以覆裹巾帕，谓之“帻”。唐初以来，在皇室隐隐然的策动之下，原本天下门第高下次第不断起伏更迭，除了考试任官还有极为严格的屏障之外，士庶服色的分际逐渐宽弛，带帻者也常常在脑后绑上系带，看来与幞头没有太大的分别—李白所着的帻巾就是这款式。 不过，满园李氏子弟多为士族，他们头上的幞头，已经有了很独特的变貌。多年以来，或许是从长安、洛阳行客身上模仿而得，他们也把幞头上后垂的两脚改系成圆环，或者将系带加宽变阔，周边饰以金银丝线；也有的缝衬细铁丝作支骨，称之为翘脚幞头、看上去真称得满头热闹。相较之下，李白一顶单纯覆裹的皂丝络头，质朴得近乎寡淡，真是格格不入。却也因之而使他引人注目了。 李衍侧眼旁观，发现李白似乎浑然不觉，只见他在人丛中往来踅走，神情专注而欣悦。他一一打量人们的服饰，有如赏看着新鲜的春景，有时驻足旁听人说话，眉眼舒张，时时流露出惊喜和愉快，而这样一个随缘和善的后生，却又有一种掩藏不住的冷冽和清净仿佛置身于一切喧嚣与绚烂之外，在一个不知有多么遥远的地方。 园会虽由薛乂使钱备办，李衍奔走招邀，但是出面的，却是桃李园的新主人—年轻的李令问—借此以昭告桃李园的归属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然而说来毕竟突兀，尤其是李衍还想把邑中高门名族如郝、许诸家也请来，就不免略显犹豫了。正踌躇着发生了一桩闲事，在当地李氏宗亲间哄传。 说的是安州城西北五六十里之地，有两座小山，一名寿山，乃是相传古昔之时，山民有寿百岁者而得名。此山再向西，即是当年太白星君在南天门与天将醉酒走棋，不慎拂落一子，因之凭空立地而冒出来的一座山，既有本事在焉，便称白兆山。这两山攒吸云霞峰峦秀出，号称云梦精魄，自两晋时起，每隔数十年，便有好隐求仙之人，来此觅一枝栖。说也奇怪，有缘能借此山川者，似有定数无论僧俗老小，一俟竹杖芒鞋转进山间蹊径，便无入而不自得，沿路通幽，自会居停之地。或草庐、或瓦舍，似由天授神予，而一代又一代澹泊其志的隐者，凡是恬心安处，一向无虞风雨。更蹊跷的是，来这两山盘桓居留之人，往往十年为期，届时自有他故迁徙有的奉诏出仕，有的念旧还乡，传说中更多的，则是受这寿山和白兆山上仙人的指引将携，更登别处洞天福地的妙境。 近多年来，就有那么两个老翁，一居寿山、一居白兆山。二翁都姓李，人但知其行辈，不详名字，便以十七翁、二十四翁呼之两翁不约而同来到寿山和白兆山的时候，彼此并不相识。可是生平经验，却十分相近—他们都有心从正途出身，苦读久试，屡预进士科考而不达；直到四十多岁上才释褐得官—十七翁曾经在亲王府担任过谘议参军、记室参军之职，二十四翁则是历任州、府的录事参军—但是，转眼年过知命，能兼济天下的时日也着实不多了。壮心消磨殆尽，精力蹉跎不起，一转念：还有个遥远而黯淡的神仙之想，居然前脚后脚来到安州。 两翁皆无家室之累，各据幽境，同申雅怀，一见倾心。二翁熟识之后，情同手足，终日约为偶伴，游山玩水，论道谈玄，怡然自得。安州父老经常看他们周游域中风光佳妙之处，一旦会心，必有题咏；每每置酒食、张筵席，务求肴馔精洁丰盛，却无他客，二翁举箸不多，盘飧当面，沾唇而已，略饮三两杯，即招呼街坊中成群丐童，陪席共飨，并授之以进退起坐之礼，以为游戏，乡人遂呼二翁“神仙东道”，这样的东道转瞬间做了十年，虽只一顿饱餐、片时之诲，却不知有多少丐童受惠。 就在李令问接掌桃花园之后不久，特意走访寿山、白兆山，敦请二翁到园游观，尔后更名桃李园，也是这一双“神仙东道”的主意。开元十五年冬，天候酷寒，一异于往昔，二翁不能决疑，各占一卦，言明以十七翁所占为本，以二十四翁所占为变；而十七翁占得的是屯卦，二十四翁占得的是豫卦，偏偏是“由屯之豫”—与春秋时公子重耳流亡西秦，在秦穆公的协助之下、返国夺取政权之前亲自占得者相同。 屯卦震下坎上，豫挂坤下震上，卜筮之官以为这两个卦象征“闭而不通，”大不吉。可是司空季子却割裂了《易经》原文，认为：屯卦和豫卦的卦辞里都有“利建侯”，既然占卜前询问于天的是“以得到晋国为上”，那么“利建侯”就是得到了天意的承诺。 非但如此，司空季子还进一步拆解屯卦和豫挂的字句，说：“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质言之，就是应该劳师动众，顺江河就下之势，取其土地、得其人民，所谓：“车有震，武也；众而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震是车，坎是水坤是土；屯是厚积，豫是快乐。车马往来于内外，以黎庶顺服而追随领土厚积，乐得其国，何不吉之有？ 而在豫卦之中，坤是母亲，震是长男，亲老子长，有继志成业的抱负，因之而豫—豫这个字的本义就是“愉悦”—故豫卦爻辞也说：“利建侯行师。”这也是发动军旅而得掌国政的卦象。 两个与世无争的老者，如何“行师”？又如何“利建侯”呢？十七翁灵光一闪，屈指算去，道：“汝与某在此为散仙，不亦十年耳？人道此间清修，有福不过满数，今岁之寒，几不能度，或即是天意逐客了。不过，严冬霜雪尚不能御，汝与某，且去何方‘建侯’？ “建侯不外当国，”二十四翁大笑起来，道，“某等行将就木之人聊具菽水之资，勉可自足，余外不过周济几个丐童，还妄想做什么齐桓、晋文么？” 十七翁低头想了想，却摇着手笑道：“海县清一，国中不复有国能建侯而豫者，其唯桃花源乎？” 二十四翁一听这话，也笑了，接道：“陶公之文尚在，谓彼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果然不闻有霜侵雪蚀之苦。” “盍兴乎往？” “便不即回？” 这就订了行止—他们要沿江而下，先赴江陵，次过庐山以舟以车，深入武陵。 相传早在春秋、战国之时，武陵之地属楚。秦时黔中、汉时武陵，直到魏、晋两朝，皆因袭故制而已。武陵本来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义陵。属辰阳县边界，与南方夷人接壤，时有争战，在东汉光武时移民东出，寄以“止戈为武”的祝福之意，又因为地势高而平旷，遂名曰陵。 二翁在地方上夙负令名，高门士族也多所钦敬，而今要联袂去寻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或恐别后一时难期再会，理当奉饯送行。在李令问看来，这觅访桃花源一事，与先前的园名深相契合，若能群集俊彦，足见风雅。于是这一席春宴，除了有馔有酒，还要轮番吟诗留别。 较之于先前的桃花园，拆除了几栋高大楼宇的桃李园显得疏朗许多，宅邸基址尚在，有几处楼阁，虽然拆去墙垣，却依然保留了甍瓦梁柱，显得通透而明亮。园中红白相间，桃李争妍，尤其是当薄暮时分，有微雾自东徂西，撩起一阵若有似无的烟霭，好教那枝间群芳，一忽儿明、一忽儿暗，显隐迷离，竟恍如与满园的游人一般熙来攘往着了。 至若酒食之具，多设于渠水近旁的台榭，任人自取。郡中高门如郝、许之家出游，总会自携几榻帐具；他们的家仆早在清晨间就来巡看隅隙，拣选地位，先择高旷所在，敷设游帐，以与寻常人家稍事隔别。这般门户的帐围，必然要鲜艳其颜色、宽阔其尺幅，不妨流露着几分夸饰容止的意思。其余李氏诸家，虽然规橅略逊，却多不失整洁精雅。有些少年自恃文才、书法优长俊秀，特意在几砚笔墨等器物上勾斗奇巧，一旦摆布，也颇能引来阵阵的热闹。 满园百数十人各以群分，既要尽兴游观、不废谈笑，其间还得分神设思，讽诵吟咏，更不能拧眉皱面、徒然暴露腹笥困窘，尤其讲究的是时时维持着从容不迫的神情，洵非易事。 夜幕深垂之际，园中处处有篝火巨烛，光焰点染，更见热烈的情趣。二翁已经往贵客帐中巡拜一过，也率先吟诵了他们的留别之作。 十七翁是这样写的： 罢酒桃源看雁飞，书空字句太希微。刘郎莫记来时路，祇许刘郎一度归。 “刘郎”醒目，次联两呼刘郎之名，说的当然是《桃花源记文末循传言走访桃花源的南阳刘子骥。尽此以立题旨：此行，应无归期。 第二句“书空字句”用的是东晋殷浩的典故。 彼时北地后赵石虎病逝，宫中诸王子争立而内乱，殷浩受桓温之命北伐，官拜中军将军，屯兵秣马近四年，却在出征时由于前锋姚襄之潜叛，一战而溃。桓温遂因此而上表，建请将殷浩废为庶人，流放到东阳郡。殷浩表面上风雨无忧，清谈不辍，但是每天都对空书字，久之而为人所识得，写的是“咄咄怪事”四个字足见内心之不平了。 殷浩的遭遇与十七翁有何相似相关之处，已无从考辨。毋宁另作臆想：殷浩出兵丧师，是在永和九年的冬天，而那一年三月初正是王羲之与其诸子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等大会谢安、支遁孙绰、许询、郗昙，共四十一人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其间二十六才人赋得三十七首诗作，流传后世。是否借兰亭以影桃李园？则寓以相同的风流、感慨，诗心便未必要拘泥于殷浩一人的愤懑，十七翁留给了后人的，竟是无限的歧义与遐思。 想起兰亭的，不只是十七翁，还有李衍。虽然在入夜之后，视野昏沉，但是李白一身练袍爽白如月，十分亮眼，即使在人丛之中，举目可辨。李衍看他与初识之友纵兴攀谈，逸趣湍飞，当即大乐，就在十七翁朗吟其作才罢，李衍趋身近前，眉飞色舞地问了李白一句：“此会，如兰亭修禊事何？” 李白略一俯首，应声答道：“使我思庐山。” 乍听这话，似觉答非所问，李衍还在琢磨着：是不是因为二翁志之所向，乃是桃花源，才以陶渊明在庐山的故乡栗里立说—但是，这与兰亭修禊之事毕竟无关，不是吗？正狐疑着，一旁的李令问也大感讶异，道：“贤郎便是绵州李十二白乎？且容某持主人礼，为群公绍介。” 李令问体会李衍心思，也再三听薛乂说起这位远客深受上清道者之推重，对李白满心好奇，但是格于士庶之别，为不使高门来客进退尴尬，便隐瞒了李白行商身份，只说是“李衍明府之侄”，暂栖安州。而在众李氏子弟之中，亦不乏日常留连于歌馆旗亭之间者，与李白时相过从，听李令问温词好语地称颂李白人品家世，也尽管窃笑。 李令问一套致礼之辞道罢，转将声气一昂扬，道：“二翁将赴桃源，乃是陶公故里；陶公之诗又云：‘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更为我园立一高隐地位。十二郎适才言及：今日之会，好似庐山。听来颇有深意，十二郎何妨聊一阐之？” 此时，无分李姓外姓、也无分老者少者，都将耳目照会过来，听李白往下说去：“陶令节误触尘网，终还旧林。后人但知他园田墟里，虚室荒村，却不识其满眼俊秀，随身贤达—” 李白才说到此，不远处的二十四翁满面酡光，大步上前，带着些许酒意，执起李白之手，朗然笑道：“‘满眼俊秀，随身贤达二语，料应有说！无说会须浮一大白！遥想当年，陶公在日，檀道济以粱肉馈之，王弘设酒于途，想来此辈称不得俊秀；督邮横眉而至，县令责陶公以束带折腰，如此侮慢高士，怕也算不上贤达之人。 陶渊明隐而仕、仕而隐，几度游宦，为时都不算长，殆心性不堪为官常所拘。二十四翁侃侃而言，提到的檀道济、王弘等也具载于史籍，这些庸官俗吏虽然不乏景慕陶公志节之意，却的确不能算是他的知音道友。 然而，二十四翁虽自以为得理，不意却误蹈了李白与人交谈时惯设的机栝之中。当众人将目光齐集于这青年身上的那一刻，他抖擞袍袖，洒然向李令问一揖，道： “且答贤主人：陶公故居柴桑，旧名寻阳、彭蠡，今之江州是也庐山绵延自武功来，在其南，故古称南障，高三千三百丈，山势凡七重，周回五百里。此山与天下名山之大不同，乃在无主峰；青碧之色，横溃四出，嶢嶢嵺嵺，各为崇高，几无尊卑上下，互不拱揖此其大异于他者；正《易·干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一口气如珠锦玉绣的言辞吐嘱而出，闻者已然为之屏息凝神悄然无声。李白更不假须臾，转身向二十四翁也一揖，道：“陶公抚琴，琴上无弦，所抚者，琴趣而已；然则柴桑之友，何必友其人哉？自有群山出风降雨、抱异怀灵，峰峦相伴，亦可以成交游，某所谓‘满眼俊秀，随身贤达’，庐山足当之！以某今日所见，桃李园中，阳春烟景，大块文章，群季之乐，何止天伦？但觉如入庐山，仰群龙也！” 这是对身边宾主众人致上最高的赏誉，一番话说来婉转又深刻，不卑不谄，语意恳洽，不少人入耳倾心，爆出了一阵喝彩，纷纷哗赞，却个个瞠目结舌，不能接语。李白遂微微垂首，更向二十四翁低声道：“翁酒中得意，何妨有诗？”这一转圜，不但显示了他逊谢称赏的风度，也为机锋稍挫的二十四翁缓颊。二十四翁还了礼，借持一觞在手，分三次满饮，间成四句一绝口占之作，吟得如此： 江陵雨落武陵车，一入桃源纵意奢，去路将携今夜酒，暗香微染晋时花。 吟罢，十七翁也走近前，望着李白，道：“前辈诗家宋考功有应制之句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吾宗后进，才识如夜珠，岂能藏于椟而晦其明哉？某二老一去千里，但与山川订交，此后欲聆雏凤清音，想来也是极难的了—诸少年，何不请令各赋佳句，以为某留念别怀？” 一说到请酒令，群伦喧噪，争相试赋。其中，也有许多原本就想借着席间行令作诗、以便露才延誉之人，早就宿构先成，从袖中掏出了笺纸，上头密密麻麻写着以桃李为题目的诗句。 李令问年纪与李白相仿佛，较之于园中少年同侪，算是世故较深的兄长了。他的诗才不佳，每逢题咏，总是拘守试律，今夕身为主人，只能当仁不让。遂于攒眉苦思片刻之后，率先成句，也因为他书法工秀，众所周知，随即应众人哄闹，当场书之于绢，张布于帐围之上，任凭观览。所作不外称颂二翁之洒脱飘逸，其句如此： 何曾当久别，岁节望重逢。远道无尘念，幽居祇旧踪。风侵桃影乱，酒渐客愁浓。应手师青李，仙怀效赤松。 这首诗中规中矩，连尾联也收煞不住、作成对仗之句，其试帖习气与功夫堪称了得。唯“青李”既是眼前伴酒肴核之一，却也另有典实，出王羲之《来禽帖》：“青李、来禽、樱桃、日给藤子皆囊盛为佳，函封多不生。”不消说，李令问暗中以王羲之为榜样，一方面是对自己书艺的标榜，一方面也将兰亭修禊与桃李园夜宴作了巧妙的联系。篇末拈出赤松子，画龙点睛地恭维了二翁将要成为仙人 出乎李衍意料之外，李白虽然在人群之间往来交亲，举酒高谈，却始终没有作诗。宴前听说蜀中远道而来的才子之名，一番即席纵谈，人们的确见识了他的锦心绣口，然而当那些少年争试笔墨的时候，李白却和一个在帐围间奔跑游玩的孩子嬉闹起来—那是李衍的长孙李耑，年方七岁，总角丫髻，齿白唇红，一片天真也是李白随和可亲，这孩子总脚前脚后伴着他，时而抬头仰视，眼中一片欣慕。直到二十五年之后，李耑与李白在宣城重逢，已经成人的李耑还记得这一夜的遭遇，甚至还记得李白教会他作了平生第一个对子— 此时李耑模仿着周围那些一面畅饮烧春酒，一面呻其呫哔吟哦字句的公子哥，指了指树枝枒间掩映而下的月影，对李白笑说“举头望明月。” 李白立刻接道：“低头思故乡。” “耶耶教训过，”李耑朝不远处的李衍一努嘴，道，“出句、落句不许重字。” 按诸试律准绳，这一联非但重了个“头”字，连声律也不甚稳谐，可是李白却大笑道：“汝便一枚头颅，俯仰由之，岂便理会这许多规矩？” 偏在此刻，李衍把孩子驱开，捉着李白的肘袖，低声道：“汝且随我一见郡中人物。” 李白这时已经颇有酒意，随手漫指，如点兵将，笑逐颜开道：“此中曾与某至旗亭把酒者，十之二三；曾与某赴歌楼斗句者，复十之四五。此固不必虚礼相见者。余子衮衮，日后当须是长安道上奔绯逐绿之人。道既不同，且容某不相与谋！王光禄不有言乎：‘酒，正使人人自远。’” 王光禄指的是晋孝武帝的岳父王蕴，曾任吴兴太守、光禄大夫、徐州刺史，堪称一代循吏，唯此公生平好饮，老而不节，在魏晋名士中，虽素以内敛清和著称，留下的铭言“酒，正使人人自远”却与他的政绩和操守不相符合；“人人自远”四字，看来是将醉饮之余、荡远飘遥的境地视为离群独化的手段，毫无进取兼济之心了。 这简直是要辜负至亲的苦心安排，李衍毕竟有些不悦，仍勉强按捺，承其言而逆其理，教训道：“王叔仁出身太守，封侯建昌，官居刺史，德化四方—汝偏耽斯人一句酒话，毋宁屈煞前贤？”说罢，一甩手，迳往前迈步而行。 李白吃李衍一番申斥，酒醒三五分，不敢再发议论，垂手低脸，随行在后。来到一临水小丘，帐围高严宽深，重屏三叠，方圆数武。李衍忽而止步，侧耳倾听，约略听见围中是薛乂与一老者扬声攀谈，意兴正高，话题居然是钱。 由于不知前情后果，只听那薛乂不时地称说“家兄”如何如何，老者则不时地叨念“敝甥”如何如何，仿佛今日夜宴，他二人也是初遇；倒是交谈中提及的那两个亲戚人物似又颇有来往，而言谈所及，都是江南私铸通宝成色如何，语声忽高忽低。李衍心思缜密知道这不是拜进谒见的时机，只能守候片刻，直听见两人劝饮闲谈才向李白使了个眼色，高声唱名：“待职县令绵州李衍率侄李白候进。” 这一天，是李白和许自正头一遭碰面。许自正始则面容肃穆但上上下下打量着李白，无论说起什么，只是颔首而已。在许自正的身旁，另有一人，一时不言不笑，由于置身在灯烛的另一侧始终看不清面目。薛乂的应对则大是不同，他朗朗而谈，声若洪钟于互道姓名、依式寒暄过后，张口居然提起那一领紫绮裘：“客岁某承师命江南云游，将携白云宫名物至金陵，所持赠者，即是李郎所持赠物，即是此袍。” 李白闻言，醉意又化去一半，瞪着一双圆眼，期期艾艾地迸出几个字：“噫！那是司马道君之厚贶—” “道君谓汝有神仙之质，然未可以轻离世间之志，”薛乂微笑着转对许自正道，“更何况，家兄与李郎虽也只一面之缘，却胜称此等人物，江湖无两呢！” 李衍和李白当然不会明白薛乂话里的意思，相互对望一眼正要追问，薛乂自眉飞色舞、有如揭露一惊世之谜样地说了： “家兄平生行商于荆、扬之间，坐贾于广陵之郡。一度在琼花楼得闻仙乐清辞，大为叹服，久久不能释怀。” 是哪个广陵薛商？面目都有些模糊了。 李白转念一想，不对，当初在琼花楼盘桓多日，征歌选曲，寻访段七娘下落时，总是借名“五蠹人”，怎么会让那薛商知道自己的里贯姓名呢？才狐疑着，许自正却将忍不住，终于开了口，摇头复点头，直像是不知该如何赞许的模样，道：“李郎后生，诗才绝顶，某虽不能吟，眼力还有几分。仅是这几句，还教老夫沉吟至今：‘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诸如此类，其豪快萧瑟，直追老来庾子山；当今士林，恐未有能与汝比肩者！” 李白听许自正这么一说，身上所残余的三两分酒气尽皆蒸腾而出，不由得打了个寒颤—那一首他几乎忘怀了的诗，乃是在琼花楼大醉之夕，抄录箧中藁草，托广陵薛商代递蜀中而去—由于是以诗代札，的确在纸末迷迷糊糊地写下了“弟子李白”的字样。 “紫绮裘，仙山神器，更非庸人所可得见—”薛乂凑近许自正，扭脸向后，对长几里侧那个卧蚕饱满、乌须浓密、始终不发一语的长脸士人说道，“九郎京、洛名山洞府行脚遍矣，应亦不闻有此？” 今夕之会，称九郎而不道姓氏，应知这位客人也是李族宗亲。此时李九郎附和着点点头，道：“紫绮裘为上清道者至珍之物，非但常人不能亲即，纵使身在教门，授受亦必有奥义在焉—”话说到此，忽然打住：众人顺着李九郎的视野望去，那是在李白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矮小的身影。李白猛回头，那身影更矮了半截，直向锦茵一般的草地上跪去。 来者是小童丹砂，他的背上扛着两捆径可二尺有余、宽约尺许的油皮囊裹。旁人不知那是何物，李白则一眼便明白了：囊裹之中，正是过去这一年多来丹砂随侍在侧，日夜留心，得闲便誊录下来的诗篇。只此时，这孩子匆遽闯来，鲁莽已甚，必有缘故。再看他满眼噙着泪水，李白不觉间心往下一沉，低声问道：“金陵有音讯来么？” “龚爷病榻书札，托付商牒到驿馆，但望能在有生之年，读些李郎的诗篇。” 二一 喜见春风还 丹砂是来辞行的。 擅闯贵人帐围，原本是十分失礼的事，而主人不能不责。可是李白转过念头，觉得生死事大，情慨唯真，只这刹那间，无论如何轻微的诃斥之言都说不出口，只淡淡嘱咐了句：“汝自为珍重水陆平安。”原本还想问一句：“汝去便不回耶？”然若说了，在这许家的筵席上，就显得更加失仪了；只好将忍住，一挥袍袖。不料丹砂早已从袖中摸出一函，递了过来，随即三稽首作礼相辞，又起身向几榻边围坐群公环揖数拜，像是默默告罪着，直到退出数步才转身飞奔，迅即消失在夜暗之中。 突如其来这一阵骚扰令李白有些恍惚，他随手将那函塞进袍袖，不意片刻之间，恰恰失落在榻旁。李九郎却没忘了将先前给打断的话题拾回来—说的还是那一领紫绮裘。他凝视着李白，道“令节佳会，十二郎乃不着紫绮裘来？” 话是问话，然而意思却不见有什么疑惑，语间神色，毋宁还洋溢着赞许之意。 “紫绮裘授受之义究竟若何，愿闻九郎高见。”许自正似乎早就想摆脱先前薛乂关于铜钱的一番高谈阔论了，索性侧身一让，把一阵灯火明亮也让上了李九郎的脸。 唐代道者服饰，从初入道门的平冠、黄帔，历经正一、道德、洞神、洞玄诸阶，先戴芙蓉玄冠，着黄裙、绛褐，而后服黄褐、玄巾，而后戴玄冠、着青褐，而后洎升至黄褐、玄冠；一般皆无紫色之制。唯于上清一派，另有紫袍之制，法自南朝刘宋时代的知名道者陆修静传来。陆修静非但是道教三洞之说的创始人，更是上清一派的推动者。 东汉末年张道陵创天师道，天下普设“二十四治”，各有祭酒，领户化民。久而久之，祭酒之制不足以羁縻徒众，新的道官制度应运而生，加注了更为缜密的教义传授、家户登录、租米征缴等律法，具有官吏一般身份的法师可以宣布科禁，考校功过，甚至直接向天曹启告，请神下界守宅安家，禳灾却祸。 魏初以降，天师道北迁，科律废弛，道民多不赴集会，不报户籍，不交租米。相对地，许多道官便借威乘势，自谋其利，“妄相置署，不择其人，佩箓惟多，受治惟多，受治惟大，争先竞胜，更相高下”，以至于“纵横颠倒，乱杂互起，以积衅之身，佩虚伪之治箓。身无戒律，不顺教令，越科破禁，轻道贱法”。 这一切，都在陆修静的规橅之下，才逐渐有了转机。他确立了由一般士庶升为道民的“功德”—无功德不能受箓，既受箓复须累积功德，方可升迁。初有“将军箓”分十等以迄五十等，再依次升为散气道士、别治道官、下治道官、配治道官，尔后还有下、中、上“八治道官”。道官之极，是所谓“明炼道气，救济一切，消灭鬼气，使万姓归伏”的道师，仅这些叠床架屋的构筑，就看似充实了、严肃了从早年“祭酒”以来道教内部权力归属的阶层。 陆修静同时提倡礼拜，置诵经、礼拜、思神三法，名曰“斋直”，也就是把斋醮体系之诸般细务当作“求道之本”。此中议论，不无借言取法于儒家以及释氏之群经者，但是确然令道教思想显得更有体系，而这一份事功，恰与道教经典之采集互为表里。 陆修静曾经“南诣衡湘、九嶷，访南真之遗迹；西至峨眉、西城寻清虚之高躅”。这一段话里的“清虚”是指王褒，固为早期汉代道教果证成仙之典范，然而“南真”更为重要—此语所谓，乃是魏华存，上清派的开山之祖。宋文帝元嘉中，陆修静只三十一岁便刊正《灵宝经》，编撰《灵宝经目》。整整三十年后，从庐山溯江入金陵，居崇虚馆，又从宫廷旧藏中发得上清派杨羲、许谧所手书的上清经真诀。他只手打造了“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和“四辅”（太玄、太平、太清、正一）等七大部类的体系，区分出道经品级的高低，道士身份之次第。后世所称：“修太清法成仙，修灵宝者可成真，修上清者成圣。”即从陆修静而来。唐人所奉行的“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本来就是陆修静的主张。 这一切都说明：上清道法在大唐立国以后一步一步被推为上品的道法。而就在开元天子当国的此时，受命编纂《一切经音义的京师太清观大德张万福，就曾明白地承袭陆修静之说：“凡人初入法门，先受诸戒，以防患止罪；次配符箓，制断妖精，保中神气；次受《五千文》，诠明道德，生化源起；次受《三皇》渐登下乘，缘粗入妙；次受《灵宝》，进升中乘，转神入慧；次受《洞真》，炼景归无，还源反上，证于常道。”（《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 李九郎之言，还涉及陆修静编撰《灵宝经目》之时、一桩令世世代代的上清道者传为美谈之事。据说，在元嘉十四年春三月上巳日，陆修敬奉诏编辑道经，此后三十年，无论其间体验多少霜雪亦无论经历多少奔波，他始终容颜不改，望之便是当初而立之年的体态与相貌。直到初抵崇虚馆发典藏故纸之时，正当泰始三年冬日，宋明帝体恤他在藏书的秘书寺必须日夜忍受苦寒，加赐柴薪灯烛，以及一领形制奇特的皮裘。 宫中呼名，所赐原本是一张“鹿皮帔”，鹿皮经过反复鞣制，务使柔软如棉，也有以裘名之者。衬裘贴身的里子，则是一块相对也极为柔软的绮罗，色青近黑，与鹿皮帔之紫相近而略微深湛。此外，由于皇帝再三嘱咐宫人，要照料陆修静的起居寒暖，这鹿皮帔也就特别添制了宽大而保暖的夹袖。 一个冬天过去，岁时更迭，已经年过花甲的陆修静也顽健如昔。一日晨起，忽然觉得气候有些禁不住的暖意，便换下了厚重的袍子，孰料登时打了个喷嚏，一张脸犹如一池风来吹拂的水波，蓦地皱老了。非但如此，经春日照射的乌黑发丝，也在转瞬之间斑白了。秘书寺诸吏员见状，无不大惊失色，陆修静却平静而愉悦地说：“老而不使人知，是欺天也；天不我欺，故应喜见春风。”“喜见春风”于是成为日后上清派道者新岁相逢迎贺的惯用之语。 陆修静随即便以这副崭新的佝偻容貌觐见皇帝，上奏了编纂“三洞群经”的计划。三年多后，《三洞经书目录》编成，一共著录道家经书、药诀、符图一千二百二十八卷。皇帝欲加封赏，陆修静却拒绝了，只表示：天恩浩荡，福庇攸长，但望能够以当年那一领“鹿皮帔”赐为道者服制，以彰荣宠。皇帝不但答应了，还给了这款式的皮袍一个名字：紫绮裘。又由于陆修静有“喜见春风”之语，春回大地，得证生机，故自齐、梁以下，上清派天师常以此裘为传宗证物，犹如达摩袈裟故事。 紫绮裘在李白囊箧之中，是随身不置的行李，然而一旦听说旧闻，不禁渗出了一身冷汗，忙要往几上寻酒压惊。李九郎举起一大觥递来，道：“衍道传宗，此业大矣！司马道君知机入微，必有深意寓焉。” “某惭惶！”李白接过酒，还不及仰饮，抢忙应道，“昔年于江陵天梁观曾接闻道君讲‘服气精义论’，其广闻覃思，博采独见蔚为大观。数载以来，某犹不能悟其十之二三，岂敢说么衍道传宗？ “啊！老夫想起来了—”许自正喃喃自语着，他并未留意席上这两人的对话，令他专心致志者，却是司马承祯昔年过安州时曾经说过的一段话：“飞雁在天，不受缴，普天下禽兽，唯此物能观天知时。时不至，不行；时既至，不凝。”老道君甚至还下了两句玄之又玄的结论：“既以天下为贵，乃能不滞于一处。”若说这是对一个年轻人有所寄望、有所托付，又是多么迷人的一方远景？ 而眼前这后生，不就是当时老道君与崔涤等口口声声要为女儿“执柯作伐”所许之人么？ “汝便是那大雁了？”许自正冲口而出。 二二 潇湘江北早鸿飞 春夜桃李园之宴，李氏子弟皆有吟咏，唯李白未作。当日在一旁嬉游玩耍的孩童李耑多年以后与李白重逢于宣城，那时的李耑已经是个卓尔有成、郁负秀气的士子，他还记得李白振笔疾书文不加点、令一旁围观的众人叹服不迭的神采。可是当李耑问起“所作何诗”时，李白却连连摇头，直道：“未曾作得。” 他写的是两篇精悍而绮丽的文章，其一，乃是当日总集诸李吟咏的卷首文，题名《春夜宴桃李园序》，其二，则是篇幅稍长的《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花源序》。 “何以不吟？”自从李耑能够记事以来，不时从李衍口中闻知：李白斯人积学深湛，才气勃发，天生而为国士，几无不可吟咏之事，亦无不可吟咏之时；而在桃李园的盛会之中，他非但未与人联句，亦且不曾独出机杼、自谋篇什，其中会须有故。 对于这一段在人们口中盛称数十年的雅聚，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似乎不亚于兰亭，可是，已经年过半百的李白却面带些许鄙薄之情，淡然一句作了了结：“醉中别无长言，但知世事固有不必付之吟咏者矣。” 实则，并没有因为岁月流转而消磨的记忆，依旧烙痕宛然，当日夜宴所见，满眼是早在桃李园之前，就已经相知相识的侪流，多少个日夜，他们一同在旗亭酒家联袂呼醉、共觞欢歌，早已称兄道弟。可是一旦到了春宴上，却改换了个衣冠分明、士庶井然的局面。先前还在一张几榻之前与歌姬挠搔调笑的俦侣，此时赫然板起一张生分的面孔，挺起一身华丽的袍服，端严其状貌、高恃其身家，虽然彼此联宗的时候，各推宗祖、自序行第，略定辈分，人人都显得彬彬有礼。这些子弟相互揖让吐嘱，鱼雅从容，握管濡毫，尽管其中泰半尚未猎得功名，却都流露出天闲骐骥的高贵意态。不过，仅仅与李白眸眼交接的那一瞬间，只余千万种莫名其所以的疏离。 他从旁观望着那些来自绛郡房的从兄、来自姑臧房的从弟、来自敦煌房的十三季叔、来自武阳房的三伯……几乎没有人不提及当今开元天子承袭前中宗皇帝、诏命左散骑常侍柳冲所修撰的《姓族系录》，此书卷帙浩繁，都二百卷，看来谈论它的人也都未必读过，可是不能不谈的原因却与每个人的地位息息相关—透过这部书，从太宗以来的《氏族志》、高宗以来的《姓氏录》都要打入烟荒沉沦永劫，因为大唐盛事的门第必须重新布置。 早在百多年前，太宗文皇帝在时下令申国公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等修《氏族志》，排定各姓氏名人的等级高下。高士廉出自渤海高氏，属于山东郡姓韦挺出自京兆韦氏逍遥公之房，是关中郡姓首族；令狐德棻出自敦煌令狐氏，为河西大族；岑文本出自南阳岑氏，也是侨姓大第。 这几位大臣对于郡望的次第，自有其出于南北朝士族贵贱的传统之见，而所论列之天下第一姓，乃是博陵崔氏。这让李世民相当不满，指责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不谙时势。朝中以关陇功臣为主的官僚集团议论纷纷，也附和上意，以为“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此后，无论是《氏族志》或是《姓氏录》，乃至于这一部当令时兴的《姓族系录》，都有一种改以皇族宗室为首、外戚次之、并尊重现实中累世高门地位的倾向。 百多年来，江湖遍处的李姓子弟最喜于公讌私筵上与人谈联宗之事，就是因为无论怎么勾稽耙梳，总可以将大约三百五十年前出生的凉国武昭王李暠推为共祖，李暠的地位之确立，于皇室有有利处，也有不利处。 自其有利者观之，承认了身为李暠的后代，就可以往上将郡望的来历，从以鲜卑人为骨干的“陇西狄道”转向以汉人为骨干的“陇西成纪”；也就确立了李渊一系对于绝大多数汉族庶民之统治权柄，并非来自异族。李氏皇族与天下人共其亲旧，其乐也融融，自然是好事。 自其不利者观之，李暠有十子一女，承祧者众，所谓“开枝散叶，纷披无算”。如果从李暠的次子李歆起算，则第七世孙就可以推及李渊，第九世孙为高宗李治，第十一世孙即是本朝天子李隆基。不过，在同一个族谱上，另从李歆的六弟—也就是姑臧大房之祖李翻—往下推衍，李白的父亲李客则是和唐太宗李世民同一辈的远房兄弟，而李白则是李隆基的祖父一辈。由于谱牒记录详尽者不乏多有，叙起亲疏长幼来，满天下到处可以找到得皇帝的祖伯爷娘，也是莫可奈何之事，则皇权尊贵的地位，似乎反而因此而拉低了。 天下诸郡的李氏却乐之而不疲，人人争立谱证，乐闻新说，不只是希望能借着联宗而得到同姓亲族的接济、援助，同时也以之树立一己在士林与仕途中的地位。即使是在桃李园欢饮的这一天，这身份也始终矜持自诩，也就和李白别有隔阂。当李衍要李白也即席赋诗、一显身手的时候，李白随手召唤了许家两仆，为他搴起卷纸，自己随意捉起一支长锋大笔，写下了这一篇文字：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石崇《金谷诗序》作于晋惠帝元康六年，石崇大会时流潘岳、左思、刘琨、陆机、陆云等二十四友于别业金谷园中，主宾共三十人联吟成诗卷。金谷园“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众人在此间昼夜游宴，“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其感慨，堪称开《兰亭序》之先河，有所谓“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而已。至于“金谷斗数”，具载于文中是三斗。 走笔至此，李白的思绪在“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两句上盘桓，而稍稍停顿了。他微笑着朝围聚群观之人，一一看去试着在朦胧的醉意之中清晰辨认每一个人的脸孔和姓名，然而，这些人的面容却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片刻之后，唯一还能清楚辨识的，却在清风眉月之间，只有他识得：那是他久未罣怀的老朋友吴指南的脸，一个曾经和他相亲相狎、甚于手足之人。而在李白的耳边，也不住地反复着吴指南临终之前的两句话： “笔是汝家旧物耶？” “非是。” “某意亦然。” 夜宴上的众人皆不以纸面上“罚依金谷酒数”几字为终章可是李白显然也没有再写下去的意思，他只怔怔忡忡地望着手心里的那枝笔，朝明亮而虚静的夜空凝眸良久，随即将笔搁下，忽然若有所答地笑道：“便罚某！”说时，捉起大爵便一阵痛饮。 至于第二篇《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花源序》，则是十七翁与二十四翁相携而来，以大醉之态向李白讨的。十七翁敧身侧肩几乎不成字句，吞吞吐吐地道：“某二老，向死之行，去不复还，可乞一诗以为别乎？” 适时李白三斗饮迄，道：“却为送此不归之行，深哀在抱，二翁其恕某不敢支吾作韵语。” 二十四翁仍不肯放过，道：“李郎必有卓识，洒然数语，聊慰老怀，差可矣！” “昔年秦皇祖定鼎天下，律法错然，公族以降，洎至奴庶，皆无所逃。此寒灰之劫，莫可伦比，日后陶公遂有桃源野处之记。”李白黯然道，“想那桃花源，偶一遇而终不能再寻，其情正与生死同—二翁试看：群生之来，无非偶然；而一死之去，无非必然也。然则，可一偶遇而不可再得者，则非生死而何也？” 三斗酒还在肠中激荡，李白却不愿意就此落笔，因为将桃源视为死地，这只是一个发前人所未发的意旨，却还不全然表达了“向死之行”所带来的感动，他还要往更远处推寻，还要继续说下去： “生不欲死，人情之常，而二翁慷慨就焉、逍遥赴焉，此古来神仙缥缈之说所掩隐者也。始皇无知，遂以求神仙为得长生，宁不知—”说到这里，李白抬起袖子擦了擦朦胧的双眼，复举头看看当头的夜空，吴指南并不在那里。 “李郎赐教—”十七翁和二十四翁却等不及了，同声问道，“宁不知何者？” “宁不知神仙之道，乃是纵此一生之偶遇，与相知者契阔同流，不惜永绝于人世。”李白声色豪壮地说出了他的结论，再擦了一把眼睛，接着笑道，“吾祖吾宗，俱以身证此神仙之道矣！老子西出函谷关，以五千言可道之道，付之于关令尹喜；李少卿胡服不归，一腔怨望，尽在报苏武诗中。此二公，非神仙也何？” 果尔，李白的《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花源序》是这么写的 昔祖龙灭古道，严威刑，煎熬生人，若坠大火，三坟五典散为寒灰。筑长城，起阿房，并诸侯，杀豪俊，自谓功高羲皇国可万世。 思欲凌云气，求仙人，登封泰山，风雨暴作。虽五松受职草木有知，而万象乖度，礼刑将弛，则绮皓不得不遁于南山鲁连不得不蹈于东海。则桃源之避世者，可谓超升先觉。夫指鹿之俦，连颈而同死，非吾党之谓乎！ 二翁耽老氏之言，继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脱落神仙之境，武陵遗迹，可得而窥焉。问津利往，水引渔者；花藏仙谿，春风不知。从来落英，何许流出？石洞来入，晨光尽开。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别为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谢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云何时而归来？青山一去而谁往？诸公赋桃源以美之。 这篇文字下笔着意，千回百折，曲径通幽，实非寻常作手所能料想。看似从人尽皆知的“逃秦”立主旨，将暴政之主骄矜自喜一转而求仙成神、贪图永生，二转而扣住贤达韬隐之义，借四皓鲁仲连之遁山蹈海，既呼应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的心境，又注解了二老寻访武陵遗迹的动机。 更微妙的是，文中仍寓藏着李白自己的遭遇感慨：拈出哲人李耳、将军李陵，非徒因同宗而比附，也对比了人世间得一知音的艰难—毕竟青牛背上远引无踪的老子还有五千言可道之说，付诸关令；而李陵也骋其悔愧憾恨，将心事情怀投报于给苏武的诗篇。相形之下，李白没有道出、却耿耿于怀的，则是自己的平生挚友，非但不能解识他的文字，还在漫游途中，带着一身怅惘、满腔寂寥而死去，藁葬于荒波蔓草之间。 与会诸人—举十七翁与二十四翁在内，并不知道意气风发的李白居然会对桃花源有这样深邃的感慨。李白写罢“赴桃源以美之”这一句，随即将笔一扔，大笑再饮，昂声道： “二翁同行，彼此会心，至矣！李十二白请以此文与二公绝交！” 他说破了，而且破得透彻，这场春宴，乃是与会之人同十七翁、二十四翁的绝交之宴。这一夜春宴通宵达旦，外姓贵客约莫于子时离席，只留下了善后清理帐围、几榻和饮馔之具的奴仆；本宗子弟则依依不舍，人人持盏守候，与二翁殷殷话别。黎明前巨烛烧残，余烟缭绕良久。未曾燃尽的灯火，仍兀自与天色争光。众宾主犹不肯散去，举目仰见，江外一雁，低鸣而过，北向孤飞，一去不回。 二三 缠绵亦如之 吴指南病中呓语，说过“紫荆树下那女子，也诵得汝诗”。李白一向不以为意，因为紫荆树本在绵州故里、自家门前，若说树下有女能吟诵自己的诗作，也会须是有朝一日回到家乡，方可应谶。 他却没有想到：就在许自正家宅门里，看见了这样一株几可盈抱的苍苍巨木，比之于家乡者，看来粗大了不知几许，而且时值初春，已经殷殷然有发花之势，数以千计的花苞芳艳欲吐，像是争着要向来客报闻春暖的消息。 这一趟走访，也是李衍和薛乂安排的，两人却各有打算。李衍是准备在开春之后、赴京之前，完遂了侄子的姻缘—如果能顺利就婚于许家，对于李白日后进取功名，当然是有极大的便利。 而薛乂兄弟的计议，则是要说服许自正，发取家中数代以来的“万年青”，作为“母料”，供应广陵工匠从事私铸。无论是易一而得三、易一而得五，虽说非当局所乐见，可是就实论事，非但有利可图，更于促成天下贸易之利便有大功焉。这件事，许家必须有一个既能信任托付、又堪当远行交际的亲人。 一年多前经司马承祯与崔涤的揄扬称道，许自正的确心有所系，而今这李家后生既然出现，一见之下，仪表真个不凡、文才也确乎出众。不过，他也不是没有顾虑。 首先，李白之家并非士族。让独生女儿下嫁一行商，就是自贬门第。其次，又听说这李十二纵迹于旗亭歌馆，颇有浮薄浪荡之名但使不加约检，日后还败坏了许氏的门声。可是话说回来，十余年间，许宛两度许嫁不成，洗尽铅华，耽意于道经药理，肆志于吟咏诗书，甚至不以女身自持，到了这般年纪再谈婚事，又何尝容易？从桃李园夜宴归来，他辗转多日，终于忍不住同许宛闲话探问：“若与再议婚阀，汝意如何？” 许宛嫣然一笑，道：“是时。” 许自正闻言大感意外，也只能尴尬赔笑道：“儿岂得其人哉？ “客岁崔太史遗赠一诗来，语甚详，阿耶岂不记哉？” “啊！‘琴心偶感’—”许自正想起来了，是那一纸下署着“付安陆许”的七律： 琴心偶感识长卿，缓节清商近有情。脱略鹴裘呼浊酒，消淹蚕篆作幽鸣。萧墙看冷双红豆，病雨听深一紫荆。滴落风流谁拾得，晓开新碧漫皋蘅。 就如同当年的司马相如，这也是一个来自蜀地的儇佻少年，或将以琴音挑逗卓文君的情意，于落拓无聊之际，也不免将鹔鹴裘贳酒而饮；而这鹔鹴裘，或许就是在夜宴上众人议论不已的紫绮裘。此外，蚕篆本来就是道者符箓之书所用，便再一次说明：这是个受司马道君属意的人。诗中尾联设问：这样一个人物究竟如何止归？“滴落风流谁拾得？”答案在末句：皋蘅。近水泽之野，偶生香草，语系“蘅斋”主人，不就是许宛吗？“晓开新碧”，说的则是这一个刚刚到来的春天啊！许宛所谓“是时”，看来并不意外。 这反而让许自正不知如何应对了。这个多年来全无待字许嫁之心的女儿，竟全然没有抗拒这桩人生大事的意思。可是揆诸情理，她不会明白对方是什么人、什么出身、什么行业……一切茫然无所知，却接受得如此坦易，殊不可解。但见许宛拨弄着手中的药草枝叶，却先开了口： “婚媒常例，如仪而已，阿耶毋须琐琐。” 许自正还是试探地问了一句：“可知郎君家世否？” “二姓婚耦，谋合有媒，斟酌有妁，非儿所可与办者。” 许宛并未吐实，她是知道李白的。桃李园夜宴之后，安州各鼎食门第间不免哄传，有蜀地绵州李氏十二郎名白者，肆扬才气发越文章，这还不足为奇，实在令人揣摩不透的，是他的身份。 有人说他是个行商，车马笼箧之中充盈着无数契券，举凡大江南北商驿、坊市之荦荦大者，皆过从甚繁。也有人说他是个道者随身行囊所携，正是天台山白云宫信物，奉司马老道君旨谕，周游天下名山，交盟各地道流。还有人说他是个剑客，少年时在蜀中便使气横行，仗义杀人，只今袖藏一剑，浪迹江湖，犹时时赴歌舞之地与游侠人物通往来。 最令许宛好奇的，是其中一个说法，来自拘谨木讷的表兄杜谋—据他比合广陵薛商与员外薛乂兄弟二人的说词，这个踪迹不定、形影飘忽的青年恐怕还是在广陵出手施药，消解一时疫情的医家。除了最后这一个身份之外，李白似乎从未否认过他复杂的面目与经历。 犹有甚者，市面上有人称道旗亭倡优新制酒令曲词，时不时也会在蓄养了乐妓歌伶的人家流传，高门大户之间蜚语辗转，说起某歌某曲之作手，居然也会提到李白的名字。管弦飞声，筝笛驰响渡其词而流其情，最让许宛心动的是两首《代美人愁镜》。 这两首歌，都是在郝处俊家族的私宴上传唱开来的。郝氏家妓之中，有与旗亭歌伶通往来者，得其声谱文辞，细心揣摹仿拟熟练之后，便在自家宴席上献艺。这是近世以来由于水路畅捷、交通利便、游宦之家往来频繁，而形成的时风。 出身有别的歌乐伶工彼此之间，互通有无，是相当常见的事百年后的司空图以诗句描绘这情景，便十分贴切：“处处亭台只坏墙，军营人学内人妆。太平故事因君唱，马上曾听隔教坊。”此诗之题只一字，曰《歌》。所状述的，是具有乐籍身份、长期居住于乐营衣粮由官方供给的“营妓”。无论所辖归于郡、州、府之地方长官，皆为在地之“两头娘子”—这是因为当时军中编制二十五人为一“两”的缘故；一两之长，便呼为“两头”。而被借称为“两头娘子”的营妓虽然冠以营之名，却不专属于军旅，她们往来于地方行政官长的私宅和官衙之间，阅人无数，见多识广，常与同行接触，而传递了当时从宫廷中推广出来的服饰、发式、妆容甚至声歌乐曲。 声色活动样貌之流动，也可以是相对的。有时，营妓或家妓中姿色、技能、才华之佼佼者，往往经由一场官宴或私宴的邂逅，而得着意想之外的赏识，飞上枝头，成为贵人的私宠；有时，这私宠的名声上达天听，间或也有入宫成为司空图诗中所谓“内人”的。也就由于各地伶妓人物的流动，民间、士族和宫廷之间，总借由歌诗乐曲而遥通想象、互仿模样。往来之人，亦将殊方异地的乐风歌调流传至不同的城邑，杂以新变，交相影响。其中较隐微者，就是文词。为了迁就曲子、迁就演唱，合乐而作的文字也变得活泼多姿，不拘于格律，甚至使得借由考试之规范而愈趋稳健的声律也动摇了。 《代美人愁镜》其第一首如此： 明明金鹊镜，了了玉台前。拂拭交冰月，光辉何清圆。红颜老昨日，白发多去年。铅粉坐相误，照来空凄然。 在郝家初闻这两首《代美人愁镜》时，是并作一歌，作三叠。前一首的八句，拆成二叠短歌，可以视为两首五言小绝。许宛巧思琢磨，发现：作词者并不在意他的诗作是否合律，似乎更加留心这诗一旦与曲子咬合，是否能借由曲子而唤起更为动人的感兴。 合两叠成为一气，便是一首大致上遵循格式的五言八句之律体。纯从诗律看，李白除了首联用对而次联刻意摒弃对仗之外，于第四句和第八句的第四字，都借平换仄，使得末三字“何清圆”与“空凄然”产生出轻扬高举的情趣—这种作法，若施之于应试之作是不合乎声调的，一定会因为格律上的舛误，被考官们打落。 但是听那伶娘依曲唱来，三平落脚却唱得递渐高昂，许宛别生感动。尤其是“光辉何清圆”一句，接连五字皆是平声，一字还拔一字高，才真能推宕出遥远空旷的意境。可以想见：作词者依声换字，不纯以书面之作为依归，两者相契之深，非比寻常，如果不是经常切磋磨合，岂能臻此？ 其第二首—也就是演唱时的第三叠；声律恣肆变化，体制曲折跌宕，固然同署《代美人愁镜》之题，耳边情味更加流荡： 美人赠此盘龙之宝镜，烛我金缕之罗衣。时将红袖拂明月为惜普照之余晖。影中金鹊飞不灭，台下青鸾思独绝。稾砧一别若箭弦，去有日，来无年。狂风吹却妾心断，玉箸并堕菱花前 这一首曲式全变，间杂着着丰盈浩渺的情思，以及曲折层叠的典故，出以杂言古体的形貌，更因乐句而有了灵活佻达、长短不拘的变化，让曲子发展成更悠扬的变貌。啭音时而上下，吐字间以缓急，原本听来陌生的新曲却又像是糅合了不知多少曾经在耳际千回百转的细碎语句，喃喃不绝；一枚镜子，竟能产生如此雄浑厚重的意象。许宛从来没有听过一首歌曲，藏有那么细腻的风雅指喻却又那么不合乎士人吟咏的规矩，遂向郝家伶娘讨来歌词细读，一面读，一面问道：“歌曰《代美人愁镜》，词中所托之意，竟不似出于美人之手。” “曲子是从制衣娘子套来，词是李十二郎所作。”那伶娘遂将门巷人家张扬了好一段时间的蜚语，说来一过，大致是原本身为宫中内人的段七娘如何变成“制衣娘子”的身世，复加之以李白游历广陵，借征歌以寻人的传闻。两般头绪搬来弄去，却怎么说不清：这一双男女究竟是个什么来历和了局。 许宛反复读着曲词，又让那伶娘低声细气地单为她唱了两回，才忽有所悟，笑道：“这歌，明说愁镜，暗写思人。倘或如汝所言，确有词曲两家的渊源本事，则声词依偎，符节吻合，他二人形影相随，近在咫尺，又何苦作迢递相思之语？庶几可知：这制衣娘子却明明不是李某所思之人。” 如果从词意内在探掘，更可以发现：“愁镜”并非即景生情之作，应该是因事起意的铺陈。起手的“明明金鹊镜”也见诸于第三叠的“影中金鹊飞不灭”，这里头藏着典实。 托名东方朔、实则应出自东汉道者之手的《神异经》上记载：“昔有夫妻将别，破镜，人各执半以为信。其妻与人通，镜化为鹊，飞至夫前，夫乃知之。后人因铸镜为鹊，安背上，自此始也。”这是金鹊的来历。男女相欢，不忍隔离，一旦一方“与人通”，对于落寞的情人来说，确实无奈而残忍。纵使这个夸大而荒诞的情境未必要落实追究，可是金鹊毕竟象征了暌违两地，隔别万里之际，两人心意相通的一个悬望、渴想。 与金鹊相呼应的，还有青鸾。古来相传，凤凰之赤者为凤，青色为鸾，升仙者多以为坐骑。当不为仙家所御的时候，青鸾也可以飞越关山，游走于现实与梦境之间，为情人传递书信，许宛自己日后的诗句便有：“不劳鸿雁书人字，偏有青鸾入妾堂。” 然而，青鸾之为物，在李白这首诗中别有用意，仍与镜子有关 西域有罽宾国，国王在峻祁山捕得一鸾，大为珍爱，特为之打造纯金樊笼，饲以珍馐醴泉，可是豢养三年，这鸾不发一鸣。国王夫人遂献计：“尝闻鸟见其类而后鸣，何不悬镜以映之？”国王便命工匠打造了一面巨大而雪亮的镜子，抬到金樊笼外，这鸾一睹其形，忽然悲鸣大作，哀响终宵，一奋而起，便在这冲撞之下当即殒命。“台下青鸾思独绝”之台，乃是镜台；镜中睹影，恰见孤栖。 金鹊在镜子的背面，镜面则是一枚令许宛深深动容的月亮—她还没有见人这样写过月亮。从年纪幼小的时候，她就在许自正的教导之下，读过许多著名的南朝咏物之作，特别是刘宋时代谢庄所写的《月赋》，堪称古来描写月色之尤者。其设想如此：三国魏末陈思王曹植思念早逝的文友应瑒、刘桢，忧伤闲居，中夜命驾寒山睹秋景而伤怀，临时差人送了笔墨简牍给王粲，让他写一篇文章遣怀。 《月赋》就是两百余年之后，谢庄假借当夕情景，托拟于王粲手笔而作的应景抒情之文。题为《月赋》，通篇所写的乃是月下之世界如何华美，月下的人情如何深挚，尤令许宛念念不忘的句子是在终章：“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 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以一轮圆月之千里相共，像是渡越了千里川路的绵长阻绝，的确动人心魄。 但是，读了李白的两首三叠之歌，许宛才惊悟：谢庄赋月美则尽美矣，未尽善也！因为谢庄的月亮，始终只是孤悬天末，增华地表，不过是“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的那么一个装饰天光自天光，人事自人事，两造映衬而已。直是到了李白的笔下，经由一镜，而将人和月融溶为一，相隔两地之人，以镜得月，由月入镜，终成其缱绻。 可也就是这“相隔两地”，教许宛平添许多臆想，着那伶娘再去搜求，这李十二还有何许曲子词。不一日，回音来了—夥矣盛大其事，郝氏主妇伴同自家姊妹，喜笑颜开地领着一班家妓并那伶娘，上门走访，也呼来许氏门中的娘姨们，索性在蘅斋设下了歌榻，合两门第中二三十个妇道，齐聚一厅，为的就是欣赏这一曲《闺情》： 流水去绝国，浮云辞故关。水或恋前浦，云犹归旧山。恨君流沙去，弃妾渔阳间。玉箸夜垂流，双双落朱颜。黄鸟坐相悲，绿杨谁更攀。织锦心草草，挑灯泪斑斑。窥镜不自识，况乃狂夫还。 显然，这还是一首两地相思之诗。再比对起先前的《代美人愁镜》来，榻上年轻的姑娘们便热闹喧哗着了，你一言我一语争着打趣，有的说：这一首里也有“玉箸”，堪见美人确是爱哭。有的说：“青鸾”变作“黄鸟”了。也有的嬉谑更甚，直嚷道：还是那尊旧镜台！ 许宛所见，却与他人大不同；她所想的，是那个“代”字。 一段相思两处人。一般说相思、道相思，总不外要让那被相思的人得知，这害相思人的心情处境；可是这几首合乐的歌诗却是害相思的人易地而处，扮作被相思者，借拟其志、转假己意，包举了两造的感怀。更借由被相思人，反衬害相思人，此乃化主入客使主客两身、两界、两情为一体，遂不辨孰为主、孰为客，而造就一大朦胧。如此才看得透：固言美人赠我以宝镜，而照镜之人既是我，也是美人。 然则，除了这害相思的作者之外，世间是否真有那样一个被他苦苦想念的人呢？一个看来备受爱慕之意煎熬的人，化身成他所思念的人，而这个化身，若非实有其人，或恐还就是这男子自己罢？ 关于男身女身之辨，她已熟思多年，领悟尽在“天女重来本无计，犹遗嗔笑枉沾身”的诗句之中，但是她从来没有想到：天外飞来一人，竟以代拟之作，道破了庄子在《齐物论》里所说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之辨。质言之：一个真正的有情人，满怀相思未必求其所耦，他既是怜人惜人之人，也是被怜被惜之人。 不过，许宛也会须从另一面设想—设若世间真有那么一个让李十二朝夕思慕的人呢？《闺情》的确透露出蛛丝马迹。“流水去绝国，浮云辞故关”这两句与作者来自蜀中的身世吻合，流水当系指滔滔之大江，江船出峡，一去不返，则游子天涯不归，所思者当是在“故关”就认识的。“水或恋前浦，云犹归旧山”二句转借自西晋张协《杂诗十首之八》：“流波恋旧浦，行云思故山。”看似攘夺前人名作，但一经改写，云之有归而人无可归的反衬，使离情更形出色。 令许宛微觉不解的是接下来的一联：“恨君流沙去，弃妾渔阳间。”“流沙”实有其地，一说在沙州郡西八十里，一说在甘州张掖东北一百六十里，号居延海，彼处风吹沙走如河川，故名。另有记载：玉门关外与吐谷浑领地之西北，亦有流沙数百里，而贺兰山以西至沙州之间，更有东西横跨数百里、南北纵深近千里的沙碛之地—无论确切所在如何，都位于西北绝塞之域。但是渔阳，却为古燕国所辖，至隋属玄州，入唐属幽州，这又是在中原东北边荒之区，看来既不该是这李十二游历所经，更不会是一个蜀中女子所能跋涉而至之地。 不过，借由东西两地，极边万里，夸饰其暌隔不通音问的环境，往往是胡族歌谣共有的题旨。既然作曲的制衣娘子精擅异族音律，自己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边愁离恨，则因其声而攘其情，充分表现了男女两造天各一方的处境，便未必胶柱鼓瑟于作歌者的身世了。 以下“玉箸夜垂流”至“挑灯泪斑斑”六句，直是铺陈思念之殷，恋慕之甚，情景交织，语苦而情切，却无本事可追。要之在末联“窥镜不自识，况乃狂夫还”，说的是这镜中人悲感当下容颜已然憔悴、甚至衰老，几至于不能自认，若还要等待荡子识途而返，又不知要守候多少岁月。 许宛三复斯言，忽然若有所觉。在她的眉睫之外、灵台方寸之间，忽然浮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那是个上了些年纪的美貌女子，踽踽而行，不知所终，唯见远处是流沙，她的脚下有霜雪，头上有圆月，斯人斯景，似在镜中—而对镜之人，时时以袍袖拂拭着皎月一般的镜面，这人不是什么红粉佳丽、愁蹙蛾眉，却是李十二—传说中那才气纵横的浪荡子。 这浪荡子一身白袍，昂首阔步，却没跟上在前引路的司阍苍头。他一心只想看一眼许家宅院里那宛如自家门前的森然巨木，才迈步来到二进庭院，便往伸展着槎枒的紫荆树盖踅去，身后的李衍和薛乂还来不及拦阻，他已然穿过西墙角门，踏入院中，跨院里不只有树，还有许宛。 许宛手捧笺纸，那是她亲手誊录的《闺情》。她口中正念着一句“绿杨更谁攀？”念着时，漫不经心地看了他一眼。 二四 谁明此胡是仙真 绿杨谁攀？诗心所寄是月娘。 这时的月娘已经身在谣诼里。有的传闻，把她形容成一个为父报仇的孝女；有的闲话，把她雕琢成一个为夫报仇的烈妇。人们不知其名字、不明其下落，但言此女头裹绣花巾，髻扣宽檐帽身着绛红衫，赫然一劲装胡女，却因为侠行而感动了官府，松动了刑律。种种脱略事理、近乎荒诞的情节，多多少少也都跟歌楼酒馆旗亭妓家之地，借诗歌、衍故事、推波助澜的力量有关。一首《东海有勇妇》，一首《秦女休行》，本来只是李白凭着对月娘的记忆杂以里巷的传闻，呼应了流传数百年的旧说，妆点着茶余酒后的娱乐，渲染着绮思异想的传奇。李白不可能料到：月娘居然活脱脱地走进他的诗篇之中。 开元十六年，别过了仪光和尚，流落于道途之间的月娘，已经离大匡山太远，也离过去三十多年的生涯太远，身上的糗粮已罄，若欲回头，只能丐讨，计所需程里，三数月也就回到绵州了然而，她身上背着刺杀当朝命官的不赦之罪，骤尔返乡，徒然株连赵蕤而已。 更何况，此行初衷本是潜踪报仇，只在僻野之间，沿途避过关津、不入城邑，也从未交验“过所”，一旦为逻卒发获，必然捉拏进官司求刑。如此一来，她已经不具备任何身份，是个彻头彻尾的“野人”，尽于长江大河、三山五岳之间流徙，蕨食泉饮，不外是一意孤行，随遇而安罢了。 四顾苍茫之际，她也有些许不敢深求的想望，在诸般飘絮也似的念头之间，毕竟有那么一个模糊的身影，是她渴望重逢的一个人。她身行所向，是迢递不可即的长安，仿佛在跋涉之际，耳边总有一个声音提醒着她：那人会须是去长安了罢？那人会须已在长安了罢？可是，月娘又不敢把念中身影想得太逼真、太切实，她不能让那人显现眉目—那样会比四下里纷蔚丛杂的烟霭蓬蒿更令她迷惑、更令她恐慌。偏在此刻，月娘盈心绕怀不能去者，竟是昔日老道长王衡阳的一句话：“烟火后先，俱归灰灭而已。” 当年流落环天观之日，王衡阳曾指点二路：若不做“官使”，就做“仙使”。官使就是“风声之妇”，妓也；仙使，则是方外修真的女冠：“为官使，则绝代风情，芳菲锦簇，怎么看都是繁华；为仙使，则满园枯槁，钟螺清凉，怎么看都是寂寥。”她当时毫不迟疑地投拜在王衡阳门下，十八九年转瞬而逝，无论孰为烟、孰为火，于今思之，倘或事有定数，命无可违，难道这竟是她投身门巷人家的时候了么？ 这遐想令月娘不寒而栗。她已经三十三岁，纵令要委志于娼门，也已经错过了年华。浮生漂荡，念此一身，既已无籍可寄，亦复无家可归，从此能陪伴她的，不过是一条又一条通往不可知之处的荒径；而行道两旁，相去不数武，便见数百年来与日俱增、或堆积或散落的曝骨，总然是一代又一代流离失所、辗转沟壑的生灵，就这么无声无息地逝去。此物触目所及，月娘也只有淡然一念：但取能行则行，无依无止；或恐今日之我、明日之我，也就同彼等髑髅骸骨一般了。 京师长安出南山三大谷道，分别是沿斜水、褒水而出洋州的褒斜道，历鄠（读若户）县、盩厔（读若周至）县，过终南山入骆谷北口、再由傥谷出口的骆傥道，以及先秦时即已开通、王莽时重加推拓而命名的子午道。这三条谷道，或因水陆接济畅旺，或因兵家恃以为险要，或因路势取直便捷，出蜀入京、出京入蜀的行旅堪说是络绎不绝。月娘其实无多识路，尽自不疾不徐，看前后路尘飞扬，就转入山道中，权且隐匿高处，俯瞰着一阵又一阵的车驾驴马见行旅稀少了，复返于山道之中。 适逢霜天之月，龙潜不出，蒹葭满眼。昏暮前，远方城堞在望月娘不能再信步向前了，她得绕路，不期然转入了骆傥道的一条岔路。 骆傥道于三国时代为兵家筋络，晋室南迁之后寖废，沿途犹有些残垣断壁，是数百年前军旅哨守的烽堠。到了隋炀帝时，大治天下水路渠道，才又颇见人迹车辙；然直到开元年间，唯略加疏通不使堵塞，沿途数百里，全无驿所，鸟道长空，猿声相衔而已。 时方入夜，曲折东向的小径边荒草丛中，有一古烽火台，台高五丈许，底径三丈余，到了高处，便只一丈宽窄，那是昔年哨守者燃放狼烟的井口。彼时，每一烽堠设帅一人、卒四五人，统称“烽子”，所事与驿所士卒略同，一方面是边塞或域中僻野之地的邮传转递往来文书符牒；另一方面，早晚以狼粪烽烟，向邻堠报平安邻堠烽子在数十里外得见平安火，则更迭相继。若否，就显示有敌虏盗贼相侵了。 此外，为避蛇兽扰害，台高两丈之侧有穴室，中藏糗粮、火引、狼粪、柴禾等物，勉可数人并卧，这是烽子们夜眠容身之处。南北朝以降，除了边塞之地以外，域中烽堠多废毁，流离失所的野行之人泰半也只能借此间暂避霜风雨雪。 月娘面前这烽火台圆顶完好，看来又是可以暂避一夜风寒的栖所。她四下巡了一过，见上下绳梯还十分坚韧，登时毫不迟疑，沿梯而上，抬手掀开穴室门上的草帘。孰料原本应该是阒暗不明的穴室里居然一灯如豆，灯下一席，席边围踞着四五人，一个个毡帽皮裈，麻衫草屦，人人手上拄着、肩头靠着的，竟是刀矛槊斧。环堵之间虽然颇有暖意，可是到处弥漫着一股血肉腥羶的气息—果然，墙角还散置着脔割成堆的獐鹿残躯；不消说，这是一帮猎户了。 一个只一只眼的猎户露齿而笑，道：“小娘来得晚耶？” 月娘脚下是绳梯，身后无退路，只能一步跨进穴室，不意身形虽然闪过，腰间短刀勾住了草帘，露了相。 另一个五短身量的猎户当下纵跳起身，手中铁矛向前一挺，逼近月娘胸前，道：“眼前大道不走，身携兵刃夜行，这小娘来路不尴尬？” 众人随即昂声齐呼：“不尴尬！”便哄笑起来。 铁矛尖向后缩了缩，又猛可朝前一递，如是者三数过，这矮子也笑了：“小娘投某等来，想是天缘定数，莫辜负了。” 月娘疾扫一眼，只恨这穴室狭仄，几不容腾挪。纵使倏忽出手，勾销了面前这矮子，不旋踵间，也必然会受制于他人。正踌躇着，但听天穹之上、烽火台顶传来一声骂：“瞎猪狗！伙者不要命耶？” “伙者”，成群结党之谓，则此语显见是说给猎户们听的。月娘随众人一抬眼，但见烽堠顶上原本覆盖完好的苫顶被人豁地一手给掀开了，接着便露出一张暗森森的老脸，朝下打量—且说那苫顶尽管陈旧，而径足一丈、厚可数寸、以麻茎皮索密织而成烽子们每日晨昏点平安火的时候，都要通两三人之力合为之，始能开阖，怕不也有数百斤死沉之力。而今被这老者叉指揭开还不算此人忽地纵身跃起，立在烽堠的墙沿上，随手将苫顶一扯，绷断了与烽台间的索绦，顺手飞掷，似乎把那苫顶扔去了天涯海角。 如此一来，穴室便透了空，日后若降雨雪，此处便不能再容人歇宿了—之于在地猎户而言，此举无异于毁家，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吭声。老者扔了苫顶，瞬间纵身而下，两条腿堪堪落在矮子身边。但见他深目龙准、满头赤发，一颔黄须，一只手上牵着条又细又长的皮绳，皮绳的另一端隐没在黑暗之中，不知何所系缚他环顾众人一遭，末了，视线落在那瞎了一只眼的猎户身上，像是独有用意地说：“娘子不杀汝等，即是天大慈悲，还不速去？” 独眼猎户冷冷笑道：“康胡生计作到傥谷口来耶？” “天下坦荡，岂有我九姓人不能到处？”说着，一只手轻轻搭在矮子肩头。 那矮子忽地肩一沉，双膝微微颤了颤，勉强站稳，老不情愿地收了铁矛，同伴当们使个眼色，昂头对这老者恨恨说道：“今夕为汝所乘，他日骆傥道中还好相遇，汝莫要轻心大意。”接着，他再转向月娘，似笑非笑地道：“小娘，万千保重了！” 猎户们动静俐落，一发哄起来收拾兵刃、兽肉，接着便掀开穴室洞口的草帘，一个接一个跳了出去。那老者猛可抖了抖手中皮绳，登时打从烽顶上落下一筐来，这便是他的行李了。他一语不发往筐里一阵东挑西拣，不多时已重新生上了一盏油灯，此灯不但明亮过前，还传出来如波似浪的阵阵香气。 “某，康居都督府州之胡，从府字为姓。”老者指了指月娘腰间短刀，道，“此刀为采药者随身之物，某却识得，乃随娘子行脚过百里，便是为了解此大惑—剑南道破天峡有霸药师微生亮者，与娘子是何干系？” 微子、亮生原是当年赵蕤隐居巴蜀北边之地时所用的名号，人呼“微生亮”习以为常。至于这柄短刀，也的确是赵蕤所有。听这个姓康的老胡口呼“剑南道霸药师”可知，彼与赵蕤不但相识，或恐还有往来，其事，又应该在他们夫妻落脚大匡山之前了。那么，此人飘然而来，当非巧合。月娘不免好奇，道：“不敢相瞒，赵郎与奴为夫妇。” “微子原来姓赵？”康老胡闻言冁然一笑，道，“则娘子便是那高唐之女，化鱼为妻者耶？” 这是破天峡当地传闻，多年来每不乏慕赵蕤神仙之名而登门求教者，往往说长道短，其间荒唐谣诼，不计其数，月娘一向不大在意。可这康老胡问起赵蕤，既不像是闲说蜚语，也不像要问病求医，如果是潜踪相随，他究竟意欲何为呢？正狐疑着，康老胡接着道：“当年微子以一付犀角地黄汤救一皇亲，由是海内知名，彼所用仙鹤草、白茅根，其量夥矣，而当时巴山所生，不能足用，却是从某筐箧中买去。” 以一付霸药救了一名长安来的贵妇人，换来了五架宅屋，万卷藏书，此事月娘当然是知道的；然而向一个康州胡人买药材，则闻所未闻。 “赵郎向不积聚，岂有钱帛作交易？” 康老胡笑了，笑得爽朗而深沉，且笑且说：“娘子宁不知九姓人物万里行商，毋须尺寸？” 尺指的是帛，寸指的是钱；这是大唐通行的两种货币。毋须尺寸，是昭武九姓族人四海为生的独到手段。 康老胡，有无以数计的名字，有时叫康破延—破延，乃是大荣耀之意；有时他也叫康槃陀—槃陀，乃是奴仆。康老胡来自康国，而康国正是昭武九姓之一。 九姓之族为康居之后，共祖康王，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日后为匈奴侵灭，西越葱岭，至妫水、药杀河流域，始得生聚繁衍，分王九国，总称昭武九姓。九姓人中，其一名伐地（有误书为“戊地者），其一名火寻—即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所谓“货利习弥伽”者，后世之史书称“花剌子模”。除此二者，尚复有七国以姓氏为国名，分别是康、安、曹、石、米、何、史。所居两河之地汉魏时名曰“粟特”，唐时称为“窣利”。 粟特地处中亚，何姓之国居中，又名贵霜匿。其西以安国为首号“西粟特”；其东以康国为大，号“东粟特”。此间诸胡在唐代时名目不一，或称之为九姓胡、或呼之为杂种胡。由于位在东西大陆之要冲，故时而臣服于大夏、月氏，时而听命于奄答；突厥临之则臣于突厥；大食临之，则臣于大食。 唐代立国的第一年，高祖武德元年，西突厥可汗统叶护在碎叶城左近的千泉之地建置王庭，九姓胡归顺无违。四十年后的高宗显庆四年，唐廷出兵灭西突厥，羁縻统领，册封其首领，分别在各国重镇设都督府或州治，九姓胡也驯服改宗。再过了五十年大食人自西来，强兵忽发，如卷落叶，不过三度春秋，于中宗神龙三年和李隆基初即位的先天元年，先后击垮了安国与康国。 九姓胡从来没有建立强大政权或军旅的企图与力量，却自有一种马背上驰骋不出的坚韧与强悍。他们彻底体悟：无论刀弓如何锐劲，人马如何矫捷，平居水草如何丰美，战阵行伍如何整齐，到头来生活所赖，不外贸易交通。在中亚大陆的咽喉之地，昭武九姓之人建立了数以千计的都邑，每一姓据大城数十，小堡百千，上有国王、中有城主、下有统领，无论是受突厥监摄、或受唐廷羁縻，乃至于被远来的大食辖控，依旧故我无他，恒以行旅商贾为能事。 由于宁亲于财而不亲于土，国可灭而业不可移的风尚，诸姓邦国对外来各方统治之主狎居亲奉，货贿市恩。九姓胡除了聚敛财产，别无所爱也别无所计，既不涉强权之攘夺，亦不与大政之操弄；彼强敌霸邻之属，对他们反而无多戒心。而长年依违于大国之间，终究首尾两难。也正因为他们不擅兵备，柔弱可欺，一旦军临城下，其杀伐荼毒，益见惨烈。 开元初叶，当大食国兵马东侵之际，不能抵敌而出奔曹国的康国人民乃有俚谣，自西域流传入中原，为唐人转译讽诵，成《风草歌》，具见昭武九姓诸国危殆的处境，以及逆来顺受的悲情。其辞云： 野处生兮不着根？逐甘露兮马蹄痕。逢此霰雪兮无面目，待彼鹯鹰兮摄孤魂。朝徂贵霜之东兮，夕发交河之屯。踏破碎叶之川兮，捭阖姑臧之门。噫吁嚱！我有十千金叵罗，更进沙州一曲歌。芦管风行四千三百里，草色青青鬓色皤。不教摧折死，弯身风更多。金桃石蜜波斯绣，白玉紫獐葡萄酒。换迎汉★★★将三万甲，寒冰八月凝刁斗。奴如草兮草如奴，敢望天恩兮下虎符？宁不知黄沙埋尽郁金香，可怜昭武九姓胡。 这是九姓胡人的哀歌，歌中所谓“鹯鹰”，自是指突厥、大食等国强虏。贵霜即贵霜匿，唐廷为置羁縻州署，是九姓之一的何国所在。交河有县治，一度曾是安西都护府所在。姑臧则是凉州治所为北朝前凉、后凉的都城。九姓人穿梭其间，日以为常。 往来于碎叶、姑臧之间的行商，事实上也往往具有贡使的身份他们每年带着金桃、银桃、玛瑙、白玉、石蜜、波斯绣、宝床子紫獐皮、葡萄酒，以及无数的驼马，迎逆风埃，横越沙碛入贡。自大唐开国以降，入贡多只行礼如仪而已，除了少部分的殊方宝货特别珍奇，而为皇家留藏之外，绝大多数的贡物都由天子转赐给来使，俾其自行贩卖；而假贡行贾，遂成惯例。 但是，在这首《风草歌》转韵之后的咏叹声中可知：胡商也是向天朝大国乞求军援、以对抗大食侵略者的谍报之人。金叵罗又书金颇罗、金破罗，“叵罗”为希腊、伊朗语称杯、碗之意。另外，这一批进贡者带来的礼物十分丰厚，令人意外的是，他们这一趟行脚万里，居然不计较买卖，而是一心借着入贡向大唐皇帝求援可见家乡城邦受迫，情势非常紧急，“不教摧折死，弯身风更多”其凄楚哀绝，跃然目前。 另据九姓胡在开元七年二月草成的贡表乞奏之文可知，无论是安国或康国国王，咸自称为“百万里马蹄下草土类奴”可知，原上之草，临风折腰，大约就是九姓胡根深柢固的自视之喻。之于大食人的抗战终于彻底溃败，可是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入朝进贡则让他们有了别无选择的寄托，粟特之地在天宝末年石国殄灭之后终于沦入大食人之手，而早在开元年间，这些“草土之奴”已经深入游商于中原各地。 九姓胡善贾，却口称“毋须尺寸”，也就是不需要仰赖货币，这一点，和他们“黄沙埋尽郁金香”的长期命运有关。 胡商，又称贾胡，又称“兴生胡”。他们由西域入中原，多以骆驼、马驮运，负载宝石、香料、毛皮、织物；回程出中原西去，则多挟丝绸，经唐廷关市令核可，始予放行。 兴生胡来去万里之遥，沿途盗寇劫掠的风险极大。昔年玄奘法师西行时就曾经目睹：“时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风草歌》所谓“黄沙埋尽郁金香”就显然在凭吊这跋涉之苦，其间危疑患难，不言而喻。而纵使形成商队，也必须呼群保货，拥有数量庞大、武力雄厚的成员，方可维护其安全。这种规模一旦建立，商贩品项以百千倍激增；于出入大唐边徼之地，又必须核对贡表，事实上难以遍查，虚应故事而已。 这就更加有利于诸商假贡行贾了。胡商借名朝贡，彻头彻尾就只从事贸易的，反而成了大宗。到了高宗皇帝以后，进贡终于成了幌子，连关市令也可以轻易贿通放行，数以千万计的商品成了东西交通的主体。就连大唐朝廷也都视为常情常态。与杜审言、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的崔融奏疏之中就公开说过：“边徼之地，寇贼为邻，兴胡之旅，岁月相继。”“兴胡之旅”，就是指这些买卖人。这已经意味着胡人商队横越绝塞、往来东西的买卖，已经是公认不争的事实。 九姓胡又有那么个“以得利多为善”的风情，每年定期有“斗宝”之会，届期各列所有奇珍，于众人面前检阅，量多而贵盛者戴帽居上座，其余以多少为次第，列立于堂下。即使在平时，间关行路途中歇息于逆旅，也往往忍不住取出珍宝，相互较量矜夸。征程迢递寇贼觊觎的不少，也常以此贾祸。所以，兴生胡最负盛名的俗谚即云：“毋须尺寸，多习仙真。”意思就是借法术自保，乃是行商上策 抱布贸丝，以物易物，的确是胡商交易的形态之一。他们不多运用铜钱，也是由于数量较大的通宝过于沉甸，也过于醒目，易启盗心。此外，九姓胡另出蹊径，从唐商“便换”制度中转出灵活使用契券的手段，更增益了调度资财的便利。 唐制便换，有如后世之汇兑。当时中原内地商人至京，将钱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或各军各使之衙署，换取载明金额之票券空身离京，前往诸州县经商，到了地方上，再凭票券至郡府机关取钱，此之谓“便换”。唐文宗到僖宗时的赵璘在《因话录·羽部中有这样的记叙：“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置之衣囊。” 九姓胡所施设，较诸“便换”更流利便捷。但凡与九姓胡商通贸易，即使不同兴旅、不同城堡甚至不同国姓，只消契券上明载交割之物、贸贩所值与两造及公证之人姓名里贯，纵使人行千里之遥、事过数载之外，九姓胡没有不认账的。信用之卓著，便大大地洗刷了他们贪贿净利的恶名。 然而，“多习仙真”却反而算不得褒奖。此处仙真二字，颇有讽意，所指，乃是幻术。 粟特之地，九姓之国，普奉一神，名阿胡拉·马兹达，由于尊事敬礼，避呼其名，故只称大神，意指“胡天”，遂名“祆神”拜火而祈光明，拜祀之地，唐呼“火祆庙中”，庙有祭司，也称祆主。其中最知名的一个，叫翟槃陀。 此人曾经于太宗皇帝时入朝至京，在长安祆庙中演法。众人热烈围观，这翟槃陀忽然以利刀刺腹，左右通出，连肠子都流出体外了。但见他挥刀截弃其余，再削断了一束发丝，以之缚系肠本，反手执刀，高下绞转，口中变声呼诵：“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来助，无不应验。”众人一时会了意：原来是神灵附在翟槃陀的身上了。直到神灵离去之后，翟槃陀僵仆倒地，气息奄奄，过了七日，居然平复如旧。有司奏闻此事于帝前，诏敕随即发下，授予游击将军之职。百姓们既惊惧其异能，又羡慕其遭遇，纷纷对祆教产生了兴趣；对于翟槃陀而言，则封官洵非所措意，其用心还是在传教。 另据张鷟《朝野佥载》所载，在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都设有祆神庙，每年到了一定的节气，商胡都要来这里祈福，烹猪宰羊，击鼓吹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后，众商醵资募一僧为祆主，演示其所能之术，另向围观者收钱，也一并化与那祆主。祆主当即取一刀，其刃坚白，芒同霜雪，吹毛不过。所演之法，与翟槃陀略无所异，不外以刀刺腹，刃出于背，接着，还要乱扰肠肚一番，令鲜血涌流。过了大约一顿饭的辰光，再噀水、持咒，说也奇怪，祆主僧的肚腹就平复如故了。 据云：凉州姑臧地方的祆神祠，每到祈祷之日，祆主就拿尺许长的铁钉往额头钉入，一直洞穿于腋下，之后随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而至数百里外的祆庙堂上，于神前舞一曲，才又飞身回返前所，拔了铁钉，而人一无所损。接着大睡十余日，都身如昔，人亦莫知其所以然。 祆教带来的西域幻术大凡如此，有以道家连类譬喻，故称之为“仙真”。而这幻术，也在九姓胡商之间广为流传。彼等栉风沐雨奔波在途，遇上了匪类，有时施展此术，一时鲜血喷溅，脏腑翻流也颇能收惊吓之效。犹有甚者，据说还有一种借薰香迷人昏厥的本事，一入其彀，神智立消，任其宰割而不能抗。待醒觉时，已然过了不知多少岁月。术最深者，还能将人马驱移于千里之外，或者是将物什从绝塞蛮荒之处取来—这些，常人多闻，却无能道其缘故 开元六年春，米国、石国、康国分别于春天二、三、四月来贡所贡之物除水精杯、玛瑙瓶、鸵鸟卵以及号曰“越诺”的上等织锦之外，还有一批向所未见、来自大食之国入侵士卒的锁子甲。贡表由进奏院报上，皇帝大喜，亲自接见了来使，随口问及昭武九姓胡的风土人情，兼及道路传言中神通广大的幻术；并传口谕，令贡使演之。康国来使当即在殿下略施手段，先让两个执戟卫士僵口结舌不能言语，复于猝不及防时拂袖驱之，两卫士立刻化做一阵清风踪迹全无。这一来，看得皇帝又惊又喜，殊不料未及交睫间，卫士们又回来了，只是浑身上下，一片银白，两人不断打着寒颤，抖擞盔甲，铿锵有声。皇帝不明所以，康国来使从容答曰：“此极边之雪经春不融。”这还是不到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此后由于大食人逼迫愈烈，九姓胡来贡日益频繁，皇帝却敬而远之，不常接见了。 此时康老胡又点起了两盏油灯，添注了赭、绿两色的燃油随即往自己的鼻孔之中塞了两枚麝香子，猛一扭头，龇起牙花，对月娘道：“啊！那赵家微子可同汝说过粟特神祇之事乎？” 接着，月娘但觉面前吹来一阵轻烟，其香冷冽，直要侵肌透骨 二五 炎洲逐翠遭网罗 此后之事，犹如一梦，且无分早前晚后，东往西来。 月娘远远看见一匹宽额大马，色赤而黄，宽蹄细胫，圆耳乌睛，马背上耸生二乳—她不知道这畜物叫骆驼，只听康老胡不时间杂唐胡之语呼唤“伏帝”—“伏帝来！”“伏帝跪！”“伏帝起！”骆驼应呼而动，毫不惊乱。 不一瞬，月娘已置身于“伏帝”的背上，夹在两峰之间，头戴尖顶虚帽，帽檐连肩而下，裹覆全身如帐围，不但遮蔽左右的视野，也屏挡了道途上强劲的风沙。她偶尔察觉自己任坐骑驮负前进，蹄声跎跎，杂以铃声琅琅，冥冥中像是有个去处。勉强瞋目而望，但见三数尺外，是另一匹形容高大的马，其色纯黑，闪烁着银亮的漆光。康老胡便蹲踞在马背上，偶或扭头对月娘说一句：“娘子安舒否？”“娘子尚能行否？”“娘子可略进水米否？”或是诡谲一笑，狞面作怒色道：“娘子，果尔杀人耶？”月娘心绪烦恶至极，神智却无力支应，每问必答，每答皆不由自主，且仿佛只能据实以告。 旦暮之间，箪食壶浆则从不缺误，供应飧餐时，康老胡还自有一套仪节，先取胡饼，次奉咸豉、鮓瓜，朝四方祭拜—向东口呼“人主”、向南口呼“象主”、向西口呼“宝主”、向北口呼“马主”。礼拜之时，眉目肃穆，情意虔诚，拜罢犹喃喃称“四天子”如何如何，祈福求财不迭；之后才将饮食高举过顶，先让月娘。 一行路上，他们遇见过几阵盔甲周至、刀弓齐全的士卒，催趱呼啸而前。还曾经与为数不下一二百骡马的几个商旅错身而过，但闻人畜喧呼，车驾杂沓，片刻又落得个茫茫天地，满眼落叶飞沙。其间仿佛也在几处似逆旅、又似驿所的广大门前停下稍事歇息，眼前来去形影摩肩接踵，可是在众人眼中，她却窅然如无物。 月娘略识辰光晦明，却数计不清从烽火台迩来所经时日究竟若干。其间偶能识物，却往往想不起如何称名；听人言语，字字分晓却只能辨认其中某些残断破碎的音义。直到有那么一天傍午，来到某处城邑之外，墙垣高耸，摊商满地，腥秽之气洋溢盈塞，人人口中所道之语却向所未闻。所商贩者或陈于榻、或列于席，有些就随意堆置在牲口的背上，尽教买者翻拣推撞，牲口依然伫立如木石丝毫不为所扰。 顺着无数买卖人行脚而前，城垣外翼墙杪处赫然矗立着一座宅第，一楼一底，瓦檐飞举，重叠如焰，乍看之下，颇有几分庙宇势派。就在这宅第赫然映入眸中之时，康老胡忽地拉马回身，倾肩斜脸靠近月娘，扯开斗篷，手搭颅后颈上舌黄之穴，强指一捺沉声道：“汝便不作声矣！” 月娘的神思仍在若断若续之间，教他这一指捺过，但觉不知何处突如其来的一股热泉，激流强注，透肤沁髓，缘督而下，回旋一周天，从顶门百会之处入骨，登时舌本像是肿成了一枚瓜，充塞在口中，这便真不能作声了。康老胡也不怠慢，他自翻身下马，且一把拽落月娘，随手往月娘颈上搭上了原先用来捆缚筐箧的绳索手持另一端，一面大步朝那庙宇跨走，一面手指驼马，高声呼喝着市集上的少年们前来看顾。 孰料这些看来睫密眸圆、眉目深秀的孩童闻呼而来，却个个流露出既狰狞、又戏谑的神情，纷纷持手中皮囊向他二人甩洒，囊中只是清水—可在这寒冬天气，着气即化作霜冰，扑头落面便是一阵剧痛。康老胡也未曾躲过，却面带喜笑，拱手向孩童作揖高声喊了几句，孩童们也一样以胡语应答，相互礼敬，有若祝福。 大约是听见外间的动静，庙宇中这时也窜出来一伙男女。女子无不窄袖重衫，宝钿丝带，或则头盘高髻，或则梳理出五绺及腰辫发，缀饰着无数珍玉宝珠，极盛装之能事；男子虽也足登过膝高靴，腰缠密钉皮带，却多裸着半身，有的捧着金银叵罗，有的也像那些孩子一般拎着皮囊朝康老胡泼水，倒是举止舒缓有节，看来不像游戏，却有如行礼了。 康老胡也不怠慢，看着有水从四面八方泼来，便将就着往头上、脸上和身上抹沃，像是要将那水沁入肌肤深处的一般。口中以胡语声声叨念：“阿巴嘎伏帝，阿巴嘎伏帝！” 说时不及，万头攒动的市集深处，忽然传来一声大喝—那人生得也和周遭群胡近似，龙准深目，须眉虬盘，穿一身素白衫袍。他身形魁伟不说，约莫还站在一张胡床或几凳上，比身旁之人更高大了一截，发着喊，扔过一皮囊来，康老胡抬手接住，随即朝那人稽首为礼，大笑着叫了一声：“轧牢山！”便也倾倒出囊中之水，一掬一洒，像是对身边那些朝他洒水的人们还礼。此刻笳鼓雷动，管吹齐鸣，听得出来还间杂着琵琶、五弦、箜篌之属；数百人众，无分男女老幼，人人顺手执捉身边可以敲击出声之物，顺应着节奏，面朝那庙宇，踏行如舞蹈；一时尘埃飞扬，却又很快地被众人所泼洒的水雾掩覆而息落。 康老胡牵着月娘当先大步疾行，甩脱包围的人群，抢进庙中，吆喝了几声，登时从四面八方踅出来十余名男子，虽然也都与市集上的胡儿一样，身着窄袖白衣，却更加白亮，肩头覆帔，足登锦织软靴，人人立掌于胸前为礼，别具威仪，看来皆是僧侣了。 康老胡迳顾着同僧侣们攀谈，月娘却情不自禁地凝视着庙墙上的壁画。这庙三面墙垣，墙面满是等人高的神龛，龛中是五彩斑斓的图画，绘饰着天神一般的人物。就在月娘面前触手可及之处画的是两个女子，左边的一手执叵罗，一手执玉盘，盘中踞坐着一头小犬；右边的女子则有四只手臂，后两臂朝天高举，一手执日一手执月。前两臂左右分张，一手执蛇，一手执蝎。月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图画，也从未能想象过这样的景观，看得入神，不觉牙关抖索，打了个寒颤。恰在此刻，肩上落下来一只巨大的手掌身后一人忽道：“康破延来何迟？却是为此小娘缘故！” 月娘猛回头，见是先前市集上那抛掷水囊的高大男子。他浑不在意地捏了月娘的肩膊一把，便撒手向康老胡走去，两人把臂交肘，轮番踏足大笑。康老胡接着低声说了一串胡语，又转成汉话，道“轧牢山！别来无恙否？” 唤作轧牢山的青年挥了挥手，像是不耐寒暄的模样，开口则滚雷疾鼓，说了一长串胡语，兼之以挥臂屈指，指东划西，看来说的是某宗生意如何、某宗生意又如何。生意许是有难作之处遂皱眉拧眼，极扭曲劳苦之态；又许是有得利之处，却瞠目咧嘴极欢喜骄矜之姿。说到情不能忍，又间杂以唐语：“……某便不要他开元通宝，只取布匹，交割书契，免索抬举，一头健奴二万文值绢四十匹，某鬻去十头，换来四百匹上好绢帛，仅止于此，已可为阿滥谧一城人作衣裳，都敷足有余。” “汝说笑了，岂能？”康老胡笑道，“却是一奴易得二万文非同寻常。” “犹不止此！”轧牢山双眉齐扬，白牙崭露，附耳低声又说了一番，直说得康老胡目瞪口呆，尽把只手往颔下虬须捋了又捋。 忽忽说去了一寸光阴，庙外鼓乐未息，铺张益甚，看似先前市集上的人众已然整饬妥当，要涌入庙门了。这轧牢山前后打量一阵，诃斥了一名僧侣几句，那僧抢忙奔窜而出，挥手呼叫，俨然是制止门前人众喧哗。轧牢山才又忍不住一脸轻蔑，顺势扯了扯康老胡那条牵着月娘的皮索，一面微笑、一面以唐语重新数落：“汝且估看：某取一群花骢马交易两尊宝床子，两宝床子收取十头健奴，健奴换白绢，白绢换五十金叵罗，金叵罗复押得十六席舞筵，某若再走一趟营州，一筵随手交易三十万钱，这便是五千缗了—汝，一行三月二千里，所获何如？取次一妇人耳？” 说罢，竟然抬手往月娘脸颊上捏了一把。月娘躲避不及，又舌强声哑，僵身退了半步，却被康老胡一绳索扯住，康老胡也不甘示弱地鄙薄道：“尔等小城，乞寒泼水，有么可观？某原不欲即来，讵奈撞着此物—”说着，猛然间反手从袍后腰束带里拔出那柄短刀来，递将过去。 轧牢山接过刀来，仔细端详，反复摩挲，忽然间收了笑容，颜色一变，道：“霸药师？” 表情讶然的还不只是轧牢山，一旦看清楚那刀，就连僧侣们也交头接耳起来。 “这妇人，便是药师娘子。” 二六 胡雏饮马天津水 隋朝大业初年，废营州总管府，改设辽西郡，郡中仅七百五十一户，下领柳城县，此后直到大唐开元、天宝年间，家户不过九百余，人口亦只三千多，算是极荒僻的地理。 天兆时象，地应人俗，不知从何岁起，每冬至日申酉交关之时大地震吼，似鼓如鼙，延绵百里，人称龙吟。故早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领有天下之际，所置营州之治所，即号曰龙城。杨坚一统天下之后，龙吟之声消歇数十载，遂改名柳城县。至大唐开国之后也平静了将近百年。直到武周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入主大小凌河六股河、女儿河之地，冬至日龙吟复起，常自昏暮以迄子夜不止有时还傍随着沉沉的雷鸣，若有大劫将至。虽然久而不觉其怪，但是北地牧族逐渐兴起了一番风俗，就是在龙吟雷动的时候，召集巫者作“响卜”，以为来年诸事吉凶之兆。 武氏长安二年冬至前数日，适有一突厥女巫阿史德氏，偕其夫康国商胡、名演芬者，从阴山来。夫妻结伴相随，原本只是为了倒卖货物，不料阿史德氏腰系铜铃、肩背皮鼓的装束不寻常，为人一眼识出了巫者的身份，便召邀为龙吟卜。 冬至日午时，众卜齐集于渔阳街心，各张席榻、具门面，有戴兽冠、持香盘诵咒绕走者，有披虎皮、纹魌面，嚎呼哀歌者。唯阿史德氏在僻静处燃起一架篝火，待申时龙吟雷鸣大作，即起身指天喃喃自语，接之以四方九拜，之后便箕踞瞑目，不复言动。不多时天降雨雪，众巫皆散，独阿史德氏在原地不起不走，而篝火却益发炽烈旺盛。渔阳当地黎庶看得出奇，纷纷上前询问，阿史德氏口操突厥语，朗朗然对众人道：“来年三月、九月朔日，会日有食；六月宁州有大水，溺死二千一百人，中有一百十八狼男；七月安西兵火绝命一千另五十—”说罢，转过身又对她的丈夫康演芬低声道：“天神示意，安西有大劫难，教汝居守此间，奴为汝诞养王侯。” 三月初和九月初的日食如期发生。其间夏日的六七月时，远方传闻也印证了客岁阿史德氏的预言：一场暴雨之后，京师长安以西四百里处的泾河与马莲河忽然涨溢，大水淹浸了整个宁州，不过半日之内，淹死两千一百人。事后清理死者的里贯，发现其中真有三个来自西塞与北边的商团，皆属突厥族人—也就是号称“狼男”者—为数不多不少，正是阿史德氏响卜所得的一百一十八人。就在水灾过后不到一月，康演芬果然由于西行道路阻绝，不得不催赶着百余头驼马的货物，带着几分无可如何的懊恼，回到渔阳，也带来了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诸部大战的消息，连番战阵中的死者，亦如阿史德氏所卜之数。不过，康演芬仍然意兴昂扬—因为阿史德氏怀了孕，看上去凸腹尖圆，硕大前拱，应该是一个壮丁。 这是武氏长安三年，又近冬至之日，道途争传大臣们频频上表奏请册立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突厥十姓可汗”。这意味着唐廷更加着意并介入突厥部族的内部冲突。突厥之分别东西、各树一军，本来就是百多年前杨隋、李唐二朝的离间，岁月久长，凶隙愈深，几至不可弥缝。 然而无论如何，册封事果若成就，则显示唐廷有意确保北路东西商务不至于阻绝，未尝不是可喜之事。康演芬同妻子商量着，认为可以在来年开春之后，带着新生的儿子，回到久别经年的故里，自然一片兴高采烈。阿史德氏却只淡然道：“且待冬至日，响卜过后计议。” 孰料这一年渔阳的老小男女皆大失所望。哄传其神灵之名整整一年，众望所归，人人都等待着她的预言。可是这突厥女巫根本没能参与卜祀的仪式—她从午前便发阵痛，豆粒大小的汗珠涔涔而出，涓滴涌聚，汇结成流，如细渠之水，潺湲出户。阿史德氏则只惊声呓语，时而一句“轧牢山”，听在旁人耳中，合是谵妄不可辨解。 以九姓胡之语解“轧牢山”乃是光明之意；但是以突厥语解则是“斗战”。人皆以为这话语为疼痛中的呼求，或是身处艰苦强忍自勉，殊不知正是巫者祈祷的咒语；其声嘶力竭，闻者大多掩耳不忍听。康演芬正慌急无措，午时已届，天神似乎也听见了阿史德氏的呐喊，居然有赤光从极北来，穿云而下，贯通穹庐帐顶的积草，当下焦烧出三尺径宽的一圈圆洞。这赤光时明时暗，笼罩着阿史德氏的身躯，须臾莫肯离。远方龙吟与雷鸣虽然间杂未息，却不如往年一般清晰。而阿史德氏迳自叨念，杂糅着各族话语，仿佛化身无数，这些化身还会相互争执，有时又像是议论，往来商略妥协虽只一巫，热闹得却好比诸神飨宴。 直到亥时，夜色浓湛如墨，四野兽啼不绝，顶空倏然有妖星坠落，晶芒万端，婴孩呱呱落地。当日便以“轧牢山”三字命名此事，营州当地老少皆知，传闻日久不绝，都说轧牢山是突厥巫女向光明、战斗之神求来的子嗣；其出生当日景观也就越说越显神奇 然而阿史德氏醒转了来，竟不理会那婴儿，只是摇头放声大哭双手紧紧扯住康演芬的衣袖，直扯得十指出血，犹不肯放。其中有何征应，外人实不能察知。直到五年之后，正当唐中宗景龙二年康演芬行商路过拂云堆，为唐廷张仁亶手下逻卒擒获，非但掳去了所有的贩物，人也关进了囚牢，连日毒打，刑拷而死。逻卒们贪利私下瓜分了康演芬的财货不说，还为他的尸身换上朔方军的甲衣诬指为逃兵。之所以这样做，实有其前情旧故可言。 大唐北边与突厥对峙，到景龙元年冬十月，左屯卫大将军张仁亶升任朔方道大总管。彼时，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界，河北有地名拂云堆，中有祆祠，依其地名，为拂云祠。突厥每欲出兵南下，必先入祠祈祷，在此牧马料兵，养精蓄锐，数日之后便渡河挑战。张仁亶盱衡山川形势，以为若不能夺取漠南地区，则累年防御，未必可保守尺寸之土；但是，如果能趁默啜分神与契丹、突骑施等部族作战之际跃马河之北岸，构筑事工，而以拂云堆为腹地，则盘踞要津，抱负天险，更推拓了数百里宽的疆界。 皇帝应允了这一战略作为，张仁亶于是趁默啜西征突骑施，大军渡河，以拂云祠所在地为中心，筑中受降城。又在丰州之北、黄河之外八十里筑西受降城；此外，并在胜州东北二百里筑东受降城。三城东西相望八百里，六十日竣工，其间更密匝匝构建烽堠一千八百所，朔方之地得以完固而不受寇掠；唐廷因此也得以减少镇兵数万人之众。 可是，急于事功必耗以人力，既然鞭扑不止，逃兵则朝夕有加。忽一日，张仁亶下令庭宫，大军甲胄贴身，刀弓上马，四出巡拿逋逃在道的士兵，一举捉住了两百多人，一日之内，尽数斩于城下。此后，专责缉捕逃兵的逻卒玩味出此中好处，经常借故刁难往来行商，有时要胁勒索，有时更杀劫嫁罪。康演芬就是这样成为受降城下的一缕冤魂。 康演芬身后萧然，阿史德氏孤身一人，带着年幼的轧牢山，勉以行游占卜为业，又费了将近一年时光，才追随着一个五百人的商队，自东徂西，回到西域突厥部的本家故土。北国夷狄风俗，阿史德氏无依无靠，应按收继婚法再嫁同族兄弟，甚至晚辈的成年男子；唯康演芬原本没有兄弟，阿史德氏只能另择外姓之婿。 为了养儿活口，阿史德氏遂问卜于天神，神意的确明白指示宜从速再醮；可是所嫁者，却必须有槊、弓、马、旗、袍五物，方为吉事。阿史德氏本来就出身突厥贵家，深知兼有此五物者，非军将之流而不能；这就相当困难了。因为当时默啜可汗连年征讨四方所部之众，既拥有纛旗又身着锦袍的军将，非老即死；宜于婚娶的人实在寥寥无几。四方访索，终于找到了一个专事在军中养马鉴马、医马的安国胡人，叫安延偃。 安延偃生得瘦小孱弱，向来不敢着意于婚姻，他却有个健壮魁伟的弟弟，叫安波住，少年时骁勇善战，渡河牧马，必占先机颇积首功，算是九姓胡在突厥部中少见的控弦之士。他管领将军衔非但有纛旗，作战时独麾一军，平日着锦袍列伍于牙庭，能在可汗面前站立说话，算得上是威风凛凛了。 阿史德氏所嫁的毕竟是安延偃，虽说在穹庐婚宴上风光了几日，却不免受了些风言风语的气。缘故无他，正因为这场婚事为再醮，就有那好事之人不时嚼说：安延偃是个羸病不堪的人物，尔来新娶娇娘，不堪劳顿，迟早油尽灯枯，到时阿史德氏还是要被安波住收继进门的，届时，想必还是要应了那槊、弓、马、旗、袍五物轧牢山日渐长成，越发听不得这种奚落，便时时与人冲突。安延偃虽然孱弱，却也不死，那般苟延残喘地活着，像是执意要忍受讥嘲与讪谤。轧牢山自是康国后裔，依托于安氏之门，本自为生计而已因母亲的处境而忍辱，便更不愿意在突厥部勉强容身了。 开元四年，轧牢山长到十三岁上了。突厥可汗默啜发兵袭击铁勒九姓，却在回师的路上被对头拔曳固败兵颉质略袭杀于深林小径之间。突厥部众将对于该战该和、宜攻宜守，堪说是百口纷纭莫衷一是，因而牙庭大乱，偌大一个穹庐帐围之中，日夕争论，乃至于诟骂厮打，随时都会有人抽刀见血。 个中处境最为艰难的，就是昭武九姓胡出身的僚臣。他们毕竟不是突厥种裔，为数又不多，苟有不同于突厥元老的意见，也不敢过于坚持，否则必然见疑，被詈受辱事小，遭到鞭笞也是寻常。 冲突间，有一个祖上也来自安国的老臣安道买，就被打落了一整排的牙齿，喧呼以：“牧猪奴！”只因为安道买有个次子安贞节，于十年前受降城筑起之后，无故失踪，突厥部牙庭请领神谕，说这儿郎有生无死，有去无回，行方也很明白，“鹯鹰南飞，自旦及暮”，那是深入大河以南几千里的程途，无非投奔唐廷了。安道买从此屡屡见疑。这一日受谤捱打，回到自家穹庐之后，数日不能平复，几乎引刀自裁。安波住的景况也相当近似，他在牙庭上受了委屈，回到自家穹庐里，便斥责儿女，鞭扑驼马，无非是解郁而已。 不一日，安道买的另一个儿子、排行老三的安孝节，约上了安波住之子安思顺、安文贞，三人聚在火神庙里对头牢骚，或抱怨、或啼哭、或唉声叹气。忽听得神龛后传出来一阵狺狺怪笑，三人环顾四方，但见二十座神龛里的壁画妖兽斑斑如故，只不知是哪一位显灵。那笑声绵延一阵，才换了东胡语，粗轧沉重地说：“天人之间，有三层土，尔辈知否？” 三个人一听这话，不觉膝头一软，都跪下了—神明口示，他们并不陌生：这是突厥部族生小即知的神话。苍穹高远，人世广大；天人之际，犹有三界，只是这个“界”，于突厥语中，就是以“土”字表达。至于三界所有的事物，日月星辰居上，风雪云雾居中，水草山川居下。也只有人能够践履的水草山川为可触可及；风雪云雾则即之即消，日月星辰更可望而不可亲，足证天神愈上而愈无形无痕，因之愈尊愈贵。可是，如今这神居然不经由巫者的传声亲自下达了旨谕： “敬神者孰为先？” “巫为先。”三人齐道。 “巫者先导其谁？” 这一问，三个人不由得抬头向前凝望—火神庙二十龛中最大的一龛，绘饰着巫者引领族人前往神的光明世界。此巫负鼓肩铃，纹面戴冠，不借鞍鞯，置身于高头骏马之上，其后焰火充盈光芒纷出，隐约可见火光中尚有峰岭树木、蛇兽虫鱼，物类繁琐形容万端。只在马前犹有二巨物，左为狼，右为鸟，望之逼真，像是亟欲扑向观者的态势。 不待三人作答，那神又发了话：“不得为狼，何妨为鸟？” 安孝节等闻言不及回思，连忙恭恭敬敬地叩首及地，当他们缓缓再抬起头来的时候，眼前一花，却见轧牢山盘膝坐在壁龛里狂笑着对他们说：“却是做神也不难！” 这一天，安氏三子不再抱怨、啼哭、叹息，他们听年少的轧牢山眉飞色舞地说起飞鸟展翼而翔、触目而至的所在。那是大河北曲之南，受降城内，有千万里足供无尽驰驱之地；其水草如金山川似锦；龙吟于野，雷动随身，那才是天神与人把臂相交的净土。 “然而—”安孝节想起了失踪已久的弟弟贞节，以及全家人为他所背负的耻辱，不由得嗫嚅道，“我等世系为突厥可汗之子民……” “非也！”轧牢山道，“我等直是天地间人耳！” 一面说着，轧牢山一面转身沿着神龛粗糙突兀的边缘，向上攀爬，只一瞬间功夫，便沿着崎岖不平的墙面爬到了墙顶，其上便是泥塑屋顶，再无出路。众人举目观望，不由得也要替他惊心—毕竟身在五六丈高之地，万一闪失摔落，非瘫即废，甚而连性命都要不保了，却见他意气扬扬地说：“都道他狼子狼孙能踊跃，可及此否？” 说着，竟撒开一只手、接着又撒开一只脚，朝下胡乱挥舞，口中狺狺而笑。 轧牢山说的是突厥贵种一向毫不掩饰的高尚自诩—他的舅家尽是这样的儿郎—无论寄身岁月如何久长，也无论父祖之辈是否与突厥本裔互通姻好，但凡是在突厥部讨生活的九姓胡人，哪怕是在对抗大唐或其他部族的战争之中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一般商牧之民也都很难在突厥可汗的治下，成为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突厥人说得爽快：胡人“身无狼血”。 北地边塞古来相传，突厥人原出于匈奴之一支，不知何时，以争水草之故而一举为强邻敌族所灭，只留下了一个十岁的男童。在战场上，敌卒发了恻隐之心，留下他一条活口，只砍断这孩子的双腿，弃其残躯于荒原。不料，这男童竟然被一匹母狼救了，饮之以乳，饲之以肉，非但得以存活，还同这救命的母狼交合，状若夫妻。 草原上的消息随风散播，敌族首领很快得知，说是被剿灭的部落还有遗族，且日后将不免发动战争，以报灭国之仇，于是又派遣重兵，故地重来，席卷搜捕—他们的确杀了一个双腿残缺的青年，却不料还是走脱了那头怀着身孕的母狼。这母狼撒开四腿没日没夜地朝西奔窜，来到古高昌之地—此处，后世称吐鲁番，唐时曾置西州。母狼极尽疲惫，勉力一产，而诞十子，各自长成，结立家室，繁衍子孙。其中一支日后多在阿尔泰山之地游牧，此山意为“金山”，状似兜鍪，当地语读之，有如“突厥”，遂以名其族 此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谓突厥居匈奴之北，远古邃初，部落首领兄弟十七人，其中之一为狼所生，故人称“狼子”，本名伊质泥师都。伊质泥师都长大成人，娶了两房妻子，一妻四胞男孩子长者名纳都六，体骨魁梧，性情剽悍，日后很自然地就被推举为首领，定国号为突厥。 伊质纳都六娶了十个妻子，子嗣繁多，不可胜数。忽然有一天这纳都六死了，十个妻子相约带着自己的孩儿，来到一株大树底下让这些孩子依次向树身踊跃，足踏为记，看谁跳得最高，谁就能继承纳都六的领主之位，当时跳得最高的，就是一个叫阿史那的孩子—他是庶出，母亲又羸弱不堪，常受哥哥们的欺负，谁知这小阿史那敏捷矫健，更胜于诸兄，比谁都跳得高，于是被推为领主。 北地牧民都不会怀疑这个说法，因为狼若欲袭人，往往趁旦暮天光昏暗的时刻，趴伏在树身之上，扭转脖颈，凝视路人。人若不知其诡诈，还以为这狼是因为惊惧失措而背身倚树，自然会以长兵如矛枪者刺之。孰料这狼早有机谋，迅即翻身跳跃如电，反而趴上了这人的后肩颈，猎者的枪，却早已牢牢刺进了树身，拔不出来了。也会须有这种纵跳之能的突厥人，才配称得上“狼主”。 突厥用兵，与其围猎生活的组织与技术相合。从军事部署与战阵之道，可以见端倪。一可汗之下，可分兵十余部，是为“设”—突厥语也以“杀”或“察”称之，意思大约就是部队长，也兼领政权。例如：西突厥可汗将举国分为十部，每部就叫一“设”，交付一人统领，由可汗授箭一枝，也就总名之为“十箭部落”，绝大多数都掌握在一个姓氏（阿史那氏）之人的手里。九姓杂胡即使与突厥人行嫁娶，长成之后，尽管骁勇善战，也只能领有一军，自居别部，而绝不至于得到“一箭之设”的地位。 此等卑微处境，源远流长，一直是九姓胡人毕生难以省视、难以启齿的。轧牢山却在这人人都藏之匿之、掩之盖之犹恐不及的伤口上狠狠戳了一刀：“我族鄙琐，生困草芥，等同泥尘，不飞扬天下而何为？” 说罢，轧牢山大喝一声，撒开原本攀附着墙垣的手脚，他颀长的身形倏忽之间便朝殿堂对角飘然跃去，那是一条有如长鞭般闪过的影子，穿越一间之遥，在欺近梁柱交栱时卷起一臂搭住，又一声大吼，借力弹身，又跃过一间，搭上另一处交栱。如是者来去不住，穿梭自如，整座火神庙里便尽是他的幢幢魅影、声声怪叫，声影缭绕纠缠，直到他再也没了分毫气力，才像一片枯叶、一缕残絮，跌堕在地，扑面满是尘埃、口涎，和不知从何处汩汩流出的鲜血。 轧牢山却一迳笑着：“走天下？” 往来行商的粟特族人曾经以“海”字形容过这么一条自东徂西、绵延万里而纵深千里的路径，其间草原广袤，沙碛无极，穿越一片大地，往往数月不遇人迹，当地景变异的时候，季节也赫然更迭。然而，这还不足以尽行脚之极，饱经世故而熟历沧桑的商队领袖—人称萨保者—却口耳相传，以为南去温湿之地，尚不止几千几万里，彼处人自称所在为中原，男女守家固居，不离尺寸之地。他们翻拨壤土，即可收拾谷粮；风来孳牛马，雨至结稻麦，人人过着安顿饱足的生活。那里为唐廷统治，俯亲山川万物，仰看日月星辰，顶立上下，略无隔别，其首领号曰天子。而那世界，便称为天下。 二七 鱼龙奔走安得宁 “我族鄙琐，生困草芥，等同泥尘，不飞扬天下而何为？” 郁闷而绝望的不只是少年，还有他们处境艰难的父母—他们当然不能效昔年安贞节之故智，草率去国，而贻人以叛逃之虑两安氏三代族人经过几番聚会，咸以为轧牢山的确言之成理，于是集众人之议，反复商订出走的方略。这一次，他们要依托于平常东走西顾的商队，暂以交易为掩护，待得去突厥之地日远，才能借着买办货物或是招募奴人的名义，缓图南下。 安孝节从家中赶了二十头骡，安波住则为安思顺和安文贞备治了十匹健马，这便是南下远谋生计的盘缠了。轧牢山看来一无所有，只脖子上围着几条绸巾，身上背的一张皮裹看似也没有任何货殖之务，他偏也在约定的时日欣然就道。 安文贞与轧牢山年纪最近，惯相狎昵，也就毫不掩饰其鄙夷之情，当面半是玩笑、半是埋怨地说：“轧牢山赤手而来耶？” 轧牢山把玩着颈上的绸巾，拿巾角抽打了几下背上的皮裹神情严肃道：“无事则为诸兄奴、有事则为诸兄死。” 他这话可不是信口敷衍。 临行前一日夜间，他和阿史德氏见了一面，原以为要大费唇舌说服母亲，才许可其天涯行脚。未料阿史德氏似乎早有预见，不等他说完，便发付了他几条绸巾。第一条绸巾上是以粟特语绣写着有如诗歌一般韵律优美的词句，阿史德氏以指甲逐字逐句指认并念诵，起语赞颂天神，其次求呼降临，再其次则是一连串只能辨其音、不能解其义之咒语，反复至再至三，之后又是谢神词、送神词以及赞神词。 第二条绸巾上则绣着繁复致密的星图，阿史德氏来到旷野之中，将绸巾双手绷持，迎空高举，念诵了一通先前那一串咒语，随即低声道：“岚州水草佳好，风来引路；岚州水草佳好，风来引路……”如是数过，居然八方风动，乍回乍旋。不多时，其中一面风势压倒其余，而绸巾上忽然亮起一列明星，约略指向东南方位。 “如何是岚州？”轧牢山大惑不解。 阿史德氏却不答，恭恭敬敬从腰间取出了第三条绸巾，捧奉过顶礼天—这是突厥贵种之家出身的巫者所独有的信物，连轧牢山都不知用处；其色绛赭如干涸之血，上绘金狼头，缘饰以烈焰。阿史德氏指了指那烈焰，低声在轧牢山耳畔交代了一番言语，叮咛至再，反复询答之后，才又放声道：“此物之灵，唯在敬事；汝敬畜若人，敬人若神，敬神若无极则，以奴自处，则万福毕至。” 轧牢山一听这话，不由得笑了，道：“偏是这么以奴自处，儿何以去国为？” 阿史德氏却应声答道：“汝为一室之奴，只是猪狗；为一族之奴，无非婢仆；为一国之奴，不外臣妾；若合为天地之奴，则王侯矣。” 当是时，有一支来自碎叶的商旅，其萨保为出身安息的安姓同宗，路过境内。四个少年便在安孝节的率领之下，缴纳了高出寻常一倍的代价，以一骡一马为质物，另许交易所得的十分之一作贡纳，获准加入了商队，追随东行。 不到几天，轧牢山已经熟悉了商队内部的组成，能够运用和对方一样流利熟练的异邦语言谈风土、说人情，甚至在商队成员之间作了好几笔交易。他借用安波住家的马匹，和一个来自龟兹的白姓商人交易了大批的番红花、石蜜和铜器；又以这些货物为资本，向一个出身高昌的翟姓商人盘下了他所有的胡椒、没药和龙脑。在经过瓜州常乐县的时候，轧牢山再把这一批货物全数卖给当地一个康姓胡人，他转以康国语悄悄告诉对方：自己本家也姓康追随安氏商贾为奴，手上的药材、香料远自安息而来，俱为入贡长安的珍品，须以西域萨珊银币计价。康胡手边没有足够的银币轧牢山皱眉苦脸、挣扎了好半天，许另以两匹玄色牡马补偿差价看似相当勉强地收下了康胡的数万枚十成十的开元通宝。 这康胡，有好些个名字，他在父母之邦时叫康破延，在中原地界时则叫康槃陀。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与轧牢山交手，数算起来也是十一年以外的事了，从此他二人成忘年订交，成为东西贸易之途上的伙伴。 轧牢山在这一宗辗转完遂的交易上出手阔绰，他把一匹玄色马和所有的通宝都还给了安思顺兄弟，自留坐骑一匹。他翻身跨上马背，奋力拍着马颈，对其余三人道：“诸兄为轧牢山自立之本此地乃轧牢山自立之地，此物是轧牢山自立之业，火神在天，三者在前，轧牢山誓不相忘！”他的确没有食言，日后，为了成为大唐子民，他改姓安，并以瓜州常乐为郡望—这匹马，一直追随着他直至老死于幽州。 这宗以一匹马换得的财富，令安氏诸子震惊，心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微妙地转换。虽然轧牢山仍然是四人之中最年幼的，也总像个仆役似的侍奉着三位兄长，可是无论行止动静，买入卖出，他们都忍不住要征问轧牢山意下如何。至于轧牢山，尽管在应对其他胡商之时谈笑风生，可是一旦与安孝节、安思顺与安文贞私下相处他却谨守着有如奴仆的分际。 直到有一日，商队萨保闻听逆行而来的散商说起，东路上不平静，唐属肃州治所酒泉之西有盗匪出没，一伙百多人，个个长枪大戟，兵刃簇新锃亮，谣传是中原府兵不耐久戍边区，索性挟持甲械马匹逃亡。也有说是再往东去不远的甘州、凉州百姓犯上作乱，从府库里劫出兵仗，一路西行，专事抢掠商队。无论何者，既属不赦之人，都是豁出性命不顾的人物，万一遭遇了，非徒货畜难保，恐怕不会有活口。萨保应机立断，商队折向北行。就在这人人惶恐忧惧、喧填祟乱之时，轧牢山却私下与安孝节耳语：“此时不行，大事难成矣！” 轧牢山试逆其理而思之：这正是脱离商队、一路南行最好的机会。不如此，虽说保全了性命，毕竟还是随众胡商回返突厥故地，则前此种种，岂不尽付枉然了？可是，若与众人分路扬镳，萨保等必以他四人死于群盗之手为理所当然；那么，万一不死，也就去到了新天地，徒留死名如遗蜕，而不至让仍留在突厥的家族受到牵累。 商队有如惊弓之鸟，卷着弥天漫地的沙尘，朝北方窜去。少年们整顿了骡马囊箧，兀立于连天衰草之间，一时真不知何去何从。安氏三子看日脚西降，霞色赤张，想象着远处即将迎面扑来的刀兵之灾，不免愈发慌急。可是转眼看轧牢山，有时东张西望，有时踞地沉思，有时拿起围在脖颈上的绸巾仔细端详，口中喃喃念诵，神情显得无比平静笃定。 直到天光全然隐没，地景成了或浓或淡的魅影，晚霞消失之处却传来一阵阵的狼嚎。呼应着狼嚎之声，轧牢山持诵咒语的声音也渐渐洪亮、高亢，一面诵着，一面四方嗅闻，像是在搜寻什么猎物。近处嗅过，大踏步朝远处行，依样且嗅且走。咒语诵过五七遍，旷野百数十里间，居然处处有回音，自草叶尖芒处滚过、自砾石缝隙间迸出，更自不知所在的狼群中呼应而来。轧牢山微微笑了，仰脸向天，有如酬谢答意地说：“苍天庇福！”说时顺势扑倒，如阿史德氏所教导的那样，手足掌心对天，颜面身躯俯地，虔敬祝祷似欲无穷无尽。 说也奇怪，此刻天风疾卷，将低空中原先壅滞一片、并无轮廓的浮云与暗尘一举吹散，于是穹顶上的万点星辰，便在一刹那间现了形，充塞四极，争发光明；真个是晶芒欲垂，星光如坠。安氏三子都看见了—原本由繁星罗织而成的天河里，竟显现出一条出奇光亮的、由星子缀成的路径。 “岚州！”轧牢山回头同他的旅伴们号呼道，“随此星路去即至岚州。” 可是星路所显示的方向，不正是商队众人匆匆走避的盗匪所从来处吗？三子面面相觑，直是摇头，连声道：“不可去、不可去。 “不去亦可，”轧牢山道，“待彼自来！” 等什么呢？先来的是一阵鸟。其大如鸠，其色如乌，其数盈千飞行时翮羽奋张，御风作响，恍若要将天地如布帛一般撕裂。北边各族称这种鸟为“鵽雀”，汉人则称之为“突厥雀”—因为这种鸟一旦大批出现，毋须一二时辰，突厥人马必定随之而来。这就让人更加费解了；传闻不是说来者为唐廷之逃卒吗？怎么会先飞来一阵突厥雀呢？ 传说中的凶神恶煞果然在天亮之前到了。惊人的是，虽说他们是唐廷叛逃兵将或民贼，可是连轧牢山都一眼看得出来，其驰逐行进，全是突厥与安国人从事射猎时驱逐围赶的手段。当先驰来三骑快马，一前二后，成小队雁字。马上之人手中无兵刃、胯下无鞍鞯只一味夹马飞奔，视道旁诸人如无物，转瞬即不见形影。不过几数息之后，第二阵来的是九骑，分为三小队雁字，各自仍是一前二后，只那当央的一队，仍旧赤手沿路疾驰，另六人则翼护左右，而且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手上还都挺着明光锃亮的槊枪兵器。 当这三小队行经安氏少年和轧牢山面前之际，两侧领骑人不约而同拔取腰间号角，前后取向传吹。虽然马不停蹄，可霎时间前路后路上都鸣起了号角回音，安孝节年长几岁，熟稔族俗远过于其他三人，倾耳听了一阵，面露疑色，低声道：“怪哉！” 才说着，东南方驰路尽头便现出了三点五点、点点成列成丛的焰光，乃是百数十支燎烧明亮的火炬，来势较前两波的人马却显得缓慢许多。又过了片刻，火光忽然向四围八面散开，越散越远，有的竟然向远处退去，直退到天穹尽头，混入低空中的万千星子。可是如歌如语的角声却片刻不稍停歇，有的高昂、有的低荡，或尖锐、或沉滞，也有的突出而独显凄厉，既然不一而足，入耳则像是无以数计的鬼神远近纷披，嚣嚣言语。 安孝节紧皱双眉，抖着声，趁隙低声结结巴巴地道：“彼、彼、彼将作驱羊阵来！” 一听这话，安思顺和安文贞慌得都发痴了，做梦亦不能料得：已经去国数百里，居然迎面撞上突厥的部曲。突厥一族的征战与行猎、游牧并无二致，故其语“战士”称“嘎达斯”，也有族人、亲人、伙伴、盟友多重义。在原本的部族之中，安氏三子幼年时常听闻长者说起与契丹、奚族诸部作战事，初以为说的就是生计，日久才见明了：原来许多家长里短的笑谈，说的居然都是战场上的杀戮。角声传信道情，安孝节也听得出十之六七；至于角吹所暗示的“驱羊”，就是说对手柔弱、无力抗拒、不堪一击之意。那么，对付这样的敌人，不外是手到擒来，恣意屠杀而已。 三个人不约而同、满怀幽怨地看着轧牢山，毕竟是一时轻信了他的主张，才脱离了萨保的商队，而今鱼龙冲撞，强弱悬殊，还真是悔不当初。可是轧牢山却气定神闲地将牲口催赶到稍远之处从颈上取下了绘饰着金狼头的绛色长巾，口中念念有词，大踏步绕着不方不圆、径可一丈有余的圈子。但看他愈行愈疾，圈子则愈绕愈小，绕到仅有尺许见方之时，猛然间在那圈子中央竟冒出一团赤红色的火苗。火苗初则不及半尺，轧牢山以身自转，并仍绕火而转，火苗渐升，不多时，便蹿起了二三尺高，其色转黄、转淡轧牢山随即身陷于一片白光之中，仍自诵念如故，焰光冲腾卷裹却也烧灼他不得。 就在轧牢山回旋如舞之际，原本已经匿迹于草原尽头的火炬兵仗、人马也以狂风漫卷之姿，倏乎从天涯地角之处掩袭而来，刀矛杆棒，两两相互搏击出声，发出了相当骇人的祟响，不及半晌工夫，数以百计的幢幢黑影早将少年们团团围住。 然而，谁也不曾料到，这些身着盔甲、手擎军械、原本要大肆屠掠一场的不速之客，居然在伫马围观了片刻之后，猛可安静了下来。轧牢山又转了不知多久，才缓缓停下脚步，仔细朝众人环视一过。说也奇怪，原本来势汹汹、杀气腾腾的汉子，不但不再鼓噪反而失魂落魄、凝眸结舌，呆若木鸡。 还不只是这群人，就连安氏三子也一样，他们也无语无神，如痴如醉，勉强留着一口游丝般进出的气息而已。旷野之中的轧牢山从容不迫地匍匐在地，就像阿史德氏所传授的，四掌朝天，极尽卑屈恭顺之能，行了一趟跪拜之礼，谢神、送神已毕，才走到三个伴当面前，一一去向肩上、颈上狠狠捏了一把，他们才悠悠回过神来 “火天大神助某等免此一劫，”轧牢山道，“诸兄安矣。” 可是眼前这一圈神情迷离惝恍的卒伍，着实令他们既感到惊讶、又觉得恐慌。一方面是对轧牢山的巫者手段不敢置信，一方面还在担心兵器森森的阵仗；因此安氏三子都噤口屏息，寸步不敢挪移。 轧牢山看了个分明，近身处一马背上雄踞一丈夫，兜鍪闪烁，绦带鲜明，弓弢中的箭羽前有响哨，堪见是个将领了。他攫过那将领随身的长刀，跳起身挥刀抬手、打落他的头盔，笑着说：“祆神降灵，不过片刻，届时亦难脱身。诸兄且助某一臂之力，把这些囚囊的兜盔皆除去了，容某斩除头颅，以绝后患！” 才说罢，竟一刀挥向马上那将领的脖颈。可毕竟他还是个少年，从来不解如何用刀，刀锋距皮肉还容有寸许之隙，劈刃而下，居然将马颈砍开，鲜血登时喷了几尺高，那马儿生受不了，前蹄暴起，后蹄蹦跃，陡然将背上那将领摔下地来。马儿脱缰狂走，不知去向。翻落尘埃之中的将领打了两个滚，勉强趴伏在地，稳住身形，两眼虎瞪着这几个少年，仿佛清醒了过来。然而这一瞪，也只刹那间事而已。他嘴角一扬，像是要笑；又一噘，像是要哭。近旁的安孝节则以安国语大喊了一声：“北腊得！”—北腊得，是哥哥的意思。 那将领，恰是十年前逃关南下、行方不明的安贞节。 二八 浮云游子意 投唐十年，安贞节眼前已经官居岚州别驾了。 在大唐三百六十州中，岚州之堪为一州，与蔚、忻、石、朔、云等州共为北京（即太原）屏障。其地西有群山环拱，林草丰美东有沃土肥原，稻粱垂实。岚州以地势高而平旷著称，终年有百里云霭，飘忽去来，号称天上云间之地，是李氏皇家亟欲推拓的一方领域。在李世民眼中，岚州非但是戍卫太原的堡垒，还是北抚塞外的前哨，所谓雄边。然而天下粗定，北地诸族叛服无常，自立朝以来除了派遣府军镇守之外，当局者始终没有一个能长久实边，或与契丹、奚以及突厥各部族互信而永以为好的策略。 十年前安贞节以孤身南来，不过是一名饲马走卒，由于熟悉喂养繁殖之术，颇得军将赏识。这军将姓论，名弓仁，出身吐蕃噶尔家族禄东赞一支，在武氏圣历二年之时，由于吐蕃内乱，噶氏宗族陵替，这论弓仁便跟着叔父、携领所部土谷浑七千帐户，投效中原另图功业。不到几年，便以对突厥用兵的战果，身居左玉钤卫将军官拜前锋游弈使。此职所司，每率重兵数千，都是武力骁勇、熟谙山川之辈，特遣之行。区域深广：从中受降城向西，二百里至大同川北二百四十里至步越多山，以及东北三百里至帝割达城。 论弓仁天性褊躁，复近利急功，而且因为早年“积战多疮”如今年近五旬，累劳生疹，边防庶务，渐渐不能精察敏识，指顾间常粗疏鲁莽。他看这少年平素乖巧和善，能通诸蕃语，有时牧马而回，身后竟然跟随着陌生面孔的蕃子，少则三五介，多则十余人有些蕃子看上去身强体壮，较之安贞节年岁还要大上许多，居然也对他言听计从。 安贞节就以交通情怀为手段，诱敌来归。至于来归者，但能飨之以饮食，授之以劳役，安之以寝居，积少而为多。由于是安贞节以族亲友谊相博而致，长久以来，竟然没有一个叛逃而去的如此招来，瞻望长远，未尝不能结成一支有用有为的部曲。也就由于这一番信任，给予安贞节不少便宜行事的机会。 另一方面，远戍边关，逃亡者众，必须随时补足员额，以应战守实务。论弓仁看安贞节果然能号召行伍，于是对他信任日加，多付要务，还给特别立了一个职衔，谓为“捉生郎”。义如字面，就是表彰他有生擒活捉敌寇的本事。 “捉生郎”只是一个虚衔，安贞节并不以此为足。到中宗景龙二年，也就是安贞节出亡为唐民的整整两年之后，朔方道大总管张仁亶筑受降城于河曲之北，三城首尾相应，墙垣沿险要的高原地势而峭立。从此关内关外永为敌垒的态势已经不可挽逆，而所谓“绝其南寇之路”，其实也是“绝其南归之路”。 以六十天筑成受降城，阻绝南北，固然有凭险隔绝的用意，更有借地利以省人事的用心。果然，下一步裁减镇军，一举少了数万兵力，张仁亶也不像过往那样，为了严行防御，本该在城外更筑悬门，号曰“八卦墙”、“万人敌”，都是为了迎敌作战而必备的攻守之具，他却说：“兵贵进取，不利退守。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首望城者，犹应斩之，安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仔细推敲这番话，大唐对待北边的用心，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 安贞节默观形势，审度自己的处境，一眼看出既往“捉生郎”引人入贡的勾当是干不下去了，若要进一步在唐廷立稳根脚，非想出全然不同的另一套手段不可。当是时，正逢咸阳兵二百人逃亡，张仁亶发大军擒捕而回，一一审讯，悉数斩于城下。这一处分，立刻让全军股栗震慑，人人惶恐沮丧。 非只如此，张仁亶对付异族还有一套惨酷的手段。方此时，像安贞节这样南奔投化的突厥人不少，张仁亶每每过目，一见那面相凶恶、看似不易驯服者，便饬令脱去全身衣物，帐下绑了，亲手执笔，在那人的胸腹背脊上写满谩骂突厥可汗的文字，复令兵卒持利刃依字形、雕刻刓凿，最后再以黑墨涂染，烈火熏炙，当下令人不胜痛楚，“日夜作虫鸟之鸣”。这也就罢了，过后张仁亶竟然还把那人遣送回突厥领地，突厥可汗身边总有识得汉文之人，转译宣读一过那可汗暴怒无伦，就下令把这人给脔割了。 边塞各部对峙之情势如此，反而给了有心操弄离合之人绝佳的机会。安贞节灵机一动，遂自往营中请见论弓仁，献上一奇策。 且说这前锋游弈使原本是统领一支劲军，为数千人上下，自西徂东、复由东而西，巡行三受降城。行进间计时计程，观望各烽堠是否依例按时施放平安火。一旦遇上了应该生烟之处未得升起或即是烽堠遇袭，就得飞骑前去救援。安贞节所献之策却不是一般的巡行。他请求论弓仁分拨一小队人马，三五十甲士，兵仗兜鍪虽然有之，却不俱全，更不立旌旗、不鸣金鼓，内着常民素服外罩肩臂半甲，看上去虽然声势浩大，却又决然不像是装备严整的唐廷部曲，而其行动，则与游弈使背道而驰。 分兵逻巡，原本有之，可是穿盔戴甲、擎枪跨刀，却刻意不检点衣袍仪容，竟作零落褴褛的状貌，这又是何用意？论弓仁忍不住问道：“果欲何为？” “为王师张罗大好什物。”安贞节近前低声道，“左将军得不知情即不知情，看收战果而已。” 一段时日过去，论弓仁几乎已经忘记了前情。忽一夕，帐外来报：安贞节催赶大批辎重而返，有牛马羊驼百口，香料、织毡石蜜、葡萄酒，以及几箱远从波斯运来的萨珊银币。论弓仁忙问缘故，安贞节道：“大宛石姓国东行商旅道遇虏寇，贩者尽为群盗所屠王师营救不及，但驱寇而去，收赃而回。” 又不数日，道途风信传回，谓有数十名戴甲贼寇，自称逃卒，乃天地不赦之人，他们在荒野沙碛之地剿掠了一批石国兴胡商，恣意屠戮殆尽。容有一二活口，望风而逃，关于遇劫的零碎信息，应该就是这么传扬开来的。毕竟东西商道上蝥贼蜂出，一向神出鬼没；有人以为多是突厥孽种，有人坚词说是契丹流民，莫衷一是。自凡镇边逻兵，总有鞭长莫及之处，一旦遭遇上了这样的恶寇，也只能归怨于时命不济而已。 论弓仁把安贞节的话前后一兜拢，就明白了：逃卒自不是逃卒，盗匪也不是盗匪。安贞节声称的赃物竟是他自己指挥王师劫掠所得—服常民之衣、外罩半甲，就是刻意装扮成逃亡者的模样。论弓仁乍然窥见了真相，是非万般分明，只能当机立断：要不，拏下这厮问罪处斩；要不，就算不能与之同气共谋，也只能曲心包庇了。 或许是出于一片惜才之心，论弓仁思忖了片刻，眉一低，道：“此事，莫得常有？” “而今逃卒遍天下，商旅亦遍天下—”安贞节当即答道，“锋锐所向，但视将军所需耳。” 论弓仁毕竟不是一个贪渎的人，可是当初准予分兵逻弈，也是他亲自颁布的命令，如今不能公然论罪，也只好吞声担待。当下厉声斥责一阵而罢。然而，于公又不能不奏报，从表面上看来，安贞节却也有“驱盗”的劳绩。索性借功奏报，调遣安贞节离开他的麾下，远赴岚州补差，任别驾之职。 此为安贞节身为突厥部的亡命之徒，周旋于唐廷与胡部之间的一段秘辛。安贞节私以为得计，日后一旦打听到东西兴胡商旅之有大宗货贩出入者，估量形势强弱悬殊，胜券在握，便假借唐廷逃卒“不赦之人”的名义，纵马挥戈，残杀强夺，所向披靡只不过他万万没有料到，会遇上轧牢山这一行人。时在开元四年之冬。 也就是从这个冬天开始，轧牢山冒姓安氏，追随安贞节定居岚州。安贞节还给轧牢山起了个汉名，叫“禄山”，取“积禄成山之义。每当安贞节那一支假冒逃卒的盗寇之师有所斩获，便化整为零，交付轧牢山，逞其精熟各族语言风土的本事，以物易物，四方交易—唐廷甚至授与一职，号“诸蕃互市牙郎”—不消数载非徒令岚州府库充盈，就连两家安氏兄弟也都私囊饱满。唯独轧牢山一囊、一马，依然故我。 看在安贞节眼中，轧牢山多智计、善于揣度人情，到手的财货总能不断分匀散播，转生利益，每每以贱易贵、以少易多，但是无论何等奇珍异宝，他却从不积聚于身。忽一日，安贞节终于忍不住当面怪道：“以汝之能，而不稍事积聚，真不可解。” 轧牢山应声答道：“母训分明，不敢或忘。” “何说？” “吾母有言：‘以奴自处，则万福毕至。’”轧牢山道，“信知奴之为人，一无所有。” 安贞节摇头摆手道：“人，必有所欲。” “某即好交易而已。” 这的确是轧牢山的肺腑之言。他尚未深入中原廛城市井，也还没有见识过两京繁华，更无从想象大帝国里如蝼蚁蜂蝇一般群居扰攘、争锋夺利的惨悄生涯。在这个边城儿的心目中，那个道听途说而来的“天下”，还只是黄沙白帐间无数堆积复流散、流散复堆积的物件。每当催趱着大宗什货来到互市之地，立身于万商之间，眺瞰着绵延数十里、形色百端的金银、牲畜、织品、香料、药材、器用、服饰乃至于不知前途终将何往的童妇，他知道这些都是从几千里以外迎风披雪而来，随即又将如流水浮云一般流通到几千里以外而去，他都会因之亢奋，甚至晕眩。 那些口中嚼说着不同言语的人所交换的，也不只是货物。更令轧牢山好奇而时刻念想的，则是每一个买卖家各自的需索。有的人会为了几斤姜黄和胡椒而出让一头健骡，也有的人会为了一张舞筵而脱手数十枚金杯；在某家眼中，年轻貌美的女子值不上两腔羊；在另一家眼中，几头牛也换不了一尊法器。可是，缤纷的谈吐、热络的寒暄，以及看似无穷无尽的交流生意，总使轧牢山着迷。尤其是当他周旋于各部族之间，巧为说合，疏通有无，就觉得浑身舒畅，欢快无比；仿佛人世间之至乐，已然无逾乎此。 有一次无意间促成曹国牧马商和天竺珠宝商之间的买卖，他高兴得忘情，在人群中跳起了回旋舞，置身一张方圆不过尺许的胡凳上，轧牢山以两足尖为轴，一口气打了千余转，方才收鼓停身，登时万众噪叫喝彩。恰在这一刻，环睹众人之中冒出来一声：“是轧牢山么？汝竟是阿史德氏之子？” 来人是先前在常乐有过一面之缘的康破延。 这一度重逢，老胡康破延不像是个气定神闲的娴熟商贾，反倒透露着前所未见的急切之情。他不由分说扯住轧牢山的衣袖，推肩拒肘地冲出拥挤不堪的男女老小，来到市集僻静之处，钻进驼马群中，才喘息着放手问道：“汝母是巫者？” 轧牢山尚不及答话，康破延接着又问了一句：“阿史德氏可授汝咒诅语耶？”一面说着，一面不时地探头斜眼打量四周是否有过往之人，接着，仍不待轧牢山回话，暴睁双瞳，迳自抢道“汝可知否？彼回旋之舞，有大法力，若附之以咒语，可以摄万众心魂！” “某身居牙郎，所事买卖而已。”轧牢山微微一颔首，刻意作无谓状，只若有心、似无意地说下去，“心神何价，焉能买卖？” 康破延狐疑已惯，当然不会相信他的敷衍言语，可是随即掩敛焦急，露齿而笑，道：“某有倾城敌国之资，不计多寡其数，凭汝一生索讨，但望与汝作一交易耳。” 轧牢山不由得一愣，暗忖：有这样不测之资，所求一定也是无价之宝。可是一时之间，他实在想不透，不过是临行之前母亲交代背诵的一串求神誓词，怎么会令康破延愿意倾毕生之财而必欲得之？ 他更没有料到：康破延从此有如一随身的幽魂，动辄来会有时便作寻常交易，有时也插手斡运纠纷；逢着与中原内陆如河洛、蜀中之地的贾贩互市，他总是为轧牢山解说风土、谋断商机如何顺应异地买主需求，如何调度殊方货物供输，各依平生所见所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且康破延一反昭武九姓兴生胡的族习，从不借端取利。久而久之，轧牢山尊之为兄、敬之如师，几乎忘了这老胡原本有所图谋—而康破延也确实对轧牢山施过一大恩情。 那是在轧牢山入岚州之后五年，安贞节忽然发了一种奇怪的病状。他日夜觉渴，暴饮浆水无度，于是镇日欲溲尿，常常在不知不觉间已尿得满裈满床。非只此也，人也时刻昏倦疲劳，经常喃喃自道：“动亦疲、睡亦疲、言亦疲、默亦疲，生死直一疲耳。”不多时日之后，便浑身瘙痒，搔落皮屑如天飞雪花；眼力大衰，还经常看见旁人看不见的蝇蜂之属，绕室翻飞；更不寻常的是一起一坐，皆患眩晕，无论吃多少鲜羊肥牛，终究不觉饱足，周身日夜冷汗，居然还直嚷着看见突厥默啜可汗的一颗头颅，时时在他面前身后跳踯滚走。 康破延恰自南方来，听轧牢山语及安贞节此症，当下从名唤伏帝的骆驼背上取下笼箧，神情诡秘地低声说道：“不妨！我有神药。” 据说神药来自西南数千里外，唐属剑南道蜀中之地，当地有南诏小邦，万木蓊郁，奇草俯拾即是，此物，产地土语称之为“肥兜巴”，或称“灰兜巴”，更是灵妙非凡。然而，一旦逾越大江之北，便绝踪灭迹，藐然不可得了。肥兜巴之为物，本出于群山之中极其罕见的一种红皮八足怪虫，这怪虫在生机将尽之时，必然要寻得一株茶树，只在那树下吐丝，一吐终夜不止，直至腹净囊空，怪虫也就死了。至于所吐之丝，便堆积于树下幽荫之处，避过风日霜雪，历经不知多少岁月，坚韧似皮索，盘卷如羊肠，采药人必须有十分眼力，始能寻获。洗净收藏之后，泡水煎服，端端可以治安贞节这病。果不其然，一服药剂饮下，安贞节居然止了汗、止了痒，眼也不花、头也不晕，连成天到晚追随左右的默啜幻影再也不见了。 轧牢山讶道：“不道汝竟也通晓医术！” “此剑南神人霸药师微子所传，却也是某以百斤没药、百斤龙脑换得，宁不珍贵？” 这是轧牢山第一次听说霸药师的称号。或许是康破延想要借谈资以惊动耳目，博取轧牢山之亲近忻慕，或许是这老胡真心崇仰霸药师之情不可抑遏，总之，一旦闲谈间说起中原风物、唐土人情，不论是天文道术、生机药理，乃至于生死鬼神，康破延总不会忘了提一提那遥远蜀中之地的微子—霸药师。 忽忽岁月又过了五年。如今霸药师的女人就在轧牢山面前一个有如站立在晴光碧草之间、毛色纯净鲜洁的马儿一般的女子始终安静驯服；她的双眸无比澄澈，仿佛只能望向鹰飞过后的秋日苍穹，而不及身旁万物。轧牢山探手上前，抚摸着这女人的脖颈一过又一过，反复三五巡，才侧脸凝视康破延，道：“看她神情惝恍便知乃是汝使迷香掠来？” “道途险阻，即此行旅便利不少。” “汝竟不惮霸药师怒恨？” “远在天涯，当可不教他知晓。”康破延龇起牙花，又朝月娘噘了噘嘴唇，笑了，“彼或同汝一般，并是弃家逃国之人，亦未可知耶？ “唐女只一张人皮嫩白，实实看不出已经几度秋草枯黄。” 康破延点点头，俯首作想片刻，像是十分委屈地从腰后解下赵蕤那柄短刀，拔刃出鞘，持近轧牢山面前，一分一寸指点着錾环握柄、刀盘、锋尖，絮絮叨叨称许其精巧坚韧，说罢，连刀带鞘往轧牢山掌中搁了，道：“人与刀，俱付汝—”他顿了顿，接着道“买汝一部神咒，若何？” 轧牢山插刀入腰，接着便抬起手来，颤巍巍将指尖伸进月娘的发，那是一丛比春草还要厚重、浓密的青丝，即使探指已入根深之处，每一茎丝都还顽强地抗拒着他的抓耙。他就这么将持着女人的头颅，迫她转向自己的脸。然而轧牢山依稀觉得，女人的眼瞳依旧向着不知多么辽远的地方张望。 二九 此淫昏之鬼 月娘总会记得那一夜的梦境。 昏暮时分，那些口操胡语的喧哗男女逐渐散去—他们并未消失，只是快活地迁移到屋外、甚至城垣以外的旷野中去。在彼处，他们欢歌、劝酒、打马放蹄、朝百面千方的穹天密草乱射响箭。箭羽上的哨鸣划过大半个天顶，往复交织严密，瞬息间无以数计，而终宵未曾稍停。人们狂乱地喊着轧牢山这名字，每喊几声，匍匐在她背上的男人就会告诉她一次：“彼众呼我！” 男人要她记住这个名字。 不知从何时开始—或许就是在喝下那几盏夹杂着酥油、胡椒与酸果气味的葡萄酒之后—她微觉喉间一润，居然像是可以发出声音了，然而却无可与言者，亦无话可说。那酒再从腹中滚烧入喉，她已置身于比夜色还要深浓的墨黑里。只能依稀记得：原本看似土石砌筑的屋室当央，另有一座弧顶圆围的帐庐，帐庐内外披挂着毡毯、帷幔和无数幅扯张散落之后，又凌乱地缠裹铺垫着的布疋—据说，这正是先前呼号喊叫的那些陌生人所馈赠的礼物；而她则陷落在布帛之中。 男人将她翻转了，她感觉自己仰面朝天，却不见天。伸手要捉拿些什么，一抓又一抓、一层复一层，像是翻掘着春初融雪之下含冰的壤土，却只着落得丝滑茵软，绵延无尽。在好似沉埋入土的无边阒暗之中，新剥的记忆来自那一年的春日，她还记得。恰似一点发自肺腑内的光亮，她记得的是李白。自从离开大匡山之后，这是她第一次由衷呼喊的名字。李白。 当时，李白信口吟诵了一首恼人的诗：“新晴山欲醉，漱影下窗纱。举袖露条脱，招我饭胡麻。”而她，捧着豆苗、荠菜、芝麻饭，臂间另挽了一篮含桃……她都记得，她还淌着一身汗。然而听见那诗，她恼了，实是害羞的；她也恨那羞意，因她向不曾感受过羞怯让她不觉得此身仍为己有—而赵蕤从不惹她害羞，这魁伟如山的神仙人物，即使与她亲近相对，也总是对她说：“某与汝，衣食作息，耕读朝夕，算作寻常夫妻，毋宁乃是道侣。” 李白不同。李白从初识她时便不肯如此。他老是望着她，又望着她，仿佛期许她吐露些之无字句。然而、然而，然而世事固有不必付之吟咏者！……她都记得，就在赵蕤忽然采药归来的前一刻山前的反舌鸟啼了，那黄喙黑衣的鸜鹆也跟着啼了，噪禽较诸往昔任何一年都啼唤得早，那么究竟立春了否？她记得李白问了一句还是她自己问了一句？是他问的罢？偏就该有此一问罢？ 地气蒸腾，万物复苏。月娘勉力闭上眼，将旧忆与遭遇翻搅糅杂，都为梦景，但听得反舌鸟归林入巢，挣扎窜动，直向无底之处更有气息喷勃，临眉迫睫，或即想它是万籁间翩翩震动的叶隙之风罢了；此际群山前后、树木浅深，飞声高下，且莫听远方交织如盖的响箭，并非，并非，权当是呼应着节候的鸜鹆！ 但是，耳边传来的分明不是鸟声，是那男人说话。他像是忽有所悟、忍不住亢奋地脱口而出，道： “果尔，果尔！” 男人的嗓音浑厚，声调与她年幼时从担任地方官职的父亲处听来的署衙语言十分相近，据说那就是京兆语，自天子圣人以至群臣百僚都习说的话。这男人说得十分流利—比她多年前从父执辈口中听来的南腔北调都还流利得多。男人在她耳边说：他是斗战之神赐福所生，既生而雷电交加，天地放大光明，那是因为他的母亲精诚祷祀，神灵感格，因而受孕于天的征候；而他的母亲早就告诉过他：有一个发黑如夜、肤白如雪的女人会在岚州与他相遇，并且同他交合，日迈月征，长相厮守，日后生下十个儿子，皆受封为上国将军。 在透彻的黑暗中，她一言不发，反而觉得安适。恰由于看不见彼此，仿佛男人言谈的对象不是自己，而她所听到的只是与己无关的陌生故事。加之于身的冲撞与抚触，她只能想象成是来自远方、来自过往的另一个陌生的身影。那人作诗，随身匕首系臂，每出不群之思、惊人之语，当下匕刃豁朗，声节铿锵。 她总能毫不费力地记得那些诗句，也同时想念那些因诗句而缀缉起来的生涯— 北溟有巨鱼，身长数千里。仰喷三山雪，横吞百川水。凭陵随海运，烜赫因风起。吾观摩天飞，九万方未已。 那是他初到大匡山自申抱负的句子，当时围绕着他和她的，本来不是什么三山百川，更没有什么巨鱼大鹏，却只是郁郁葱葱的群山，接目偶及，不外乎榆枋间的三两燕雀。朗吟之余，作诗的少年摹仿着山鸟嘎嘎嘶鸣，接着便纵目晴空，吃吃傻笑。 她也记得，在赵蕤拒绝刺史李颙的举荐之后，少年作了一首： 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虽照阳春晖，复悲高秋月。飞霜早淅沥，绿艳恐休歇。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 彼时，少年尚未将先前年幼时追随时调、凑合格律的积习涤洗净尽，每每造句，不免于拘牵对偶，略现束缚。而在另一方面她旦暮冷眼旁观，少年已经有了顽强的主见，作得这样的一首诗不免也是对赵蕤的轻嘲，隐隐然表现了出走的渴望。少年原不计功名，他的渴望，仅仅是走出一方世界，要散发那孤兰的芳香，不甘于随众草幽居而芜灭于小园之中。 到如今陷落在无休无止、无际无涯的黑暗深处的，却是月娘她无声无息地沉吟着千回百转的诗句，似乎要借之逃避体内蓦然冲激而起的惊涛骇浪，那是她从未体会过的。她想要回避，然而不能；想要抗拒，然而不能。她的羞怯与愤恨、痛楚与恐慌，都揉搅成巨大的欢快，起伏万端，潮卷而来，这陌生的躯体迫使她不得不遁向远方、遁向远方的人，而远方之人的音容笑貌，却在逼视之下愈发朦胧缥缈。她越是勉力摹想，越是零落破碎，也就只能躲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诗篇之中：那是远人的诗句，还有她自己的— 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 她仅有的四个句子。 一首辗转从晋代古歌谣辞中脱胎而来的小诗。古谣名为《独禄篇》，“独禄”和“独漉”一音之转，就是诗歌起调引韵的发语词并无特殊用意可说。古作四言为体，通篇二十四句，凡六转七韵反复陈言，所叙仅一事：有孝子某，一心一意、念兹在兹，只想着为死去的父亲报仇。根据用语所示可推知：孝子之父受到了“锦衣豪贤”者的迫害，甚至因而丧命。而这歌谣的本事，竟与月娘的身世雷同，其辞如此： 独禄独禄，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嗈嗈双雁，游戏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风遥轻。我心何合，与之同并。空床低帏，谁知无人？夜衣锦绣，谁别伪真？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冤不报，欲活何为？猛虎斑斑，游戏山间。虎欲杀人，不避豪贤。 “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就是从“独禄独禄，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的发篇语中转出，只是由四言变为五言，将两句一换韵的形式改成四句一韵。吟罢四句，她停了下来，对李白道：“心力疲钝，即此为止，不能复作。”实则，她之所以半途而废，是怕诗句勾引出的她不愿意吐露的过往，以及不能掩藏的仇雠之情。当时的少年李白既不知就里，又要逞才，当下续吟了四句，取意也还是从“嗈嗈双雁，游戏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的原辞之中转出，说的还是他自己莫名而未遂的抱负： 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渡。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 吟罢呵呵大笑，半是自言自语地道：“某心力所及，也不过如此；尽教将此二章去，假以时日，镕而裁之，终有完篇之时。” 李白并未食言，不久之后，他的确又补作了四句，内容是：“神鹰梦泽，不顾鸱鸢。为君一击，鹏抟九天。”是后，李白与慈元出游锦城、峨眉行前，月娘为他整治行装，不意间从稿草中看见这“神鹰”以下的四句，全然脱离了她的起兴之语，更显现出一种急于高飞远走的兴致。那时刻，她心一凉，却又不知凉些什么。 直到月娘独自离开大匡山，于她而言，这首残缺的《独漉篇始终只有最初那八个句子，既是她的，也是他的。然而此刻，黑暗中紧紧裹住她的这个男人，仍旧一如旷野里终朝不息的狂风，掀起另一波漫天浊浪，淹覆万物，靡有孑遗。 水深行人没。 惜其中道失归路。 三○ 始闻炼气飡金液 远方的李白此刻在星月之下。他方才辞别了许自正，陪伴李衍回到僦居驿所的庭庑之中，叔侄二人都默然无语，各有各的盘算李白想着紫荆树下匆匆一面的那个女子，那是吴指南弥留之际谵言呓语提及之人；一旦想到吴指南，他就满怀踧踖，神魂不宁。 李衍赴京待诏，已经不能再耽延，可是此夕之晤，总让他放心不下，尤其是许自正与李白一席晤对，虽然自午及夕，可是谈得天南地北，不着边际，不论是家国时政、风月文章，都十分款洽然而，却简直不像是议婚。 尤其是说到了歌诗，许自正流露出用意深密的兴致。桃李园之会，他见识了面前这年轻人的才分，会后却也听说了太多有关此子浮浪狭邪之行的传闻。一个竟夕终朝流连于酒楼歌馆的子弟，却能够受到司马承祯和崔九那样的赏识和推重，确乎引起了许自正难以言喻的好奇。他私忖半日，终于想到，要让这年轻人逞其所能，复足以稍窥其胸怀器识，那就是让他作诗。 “古来士大夫行吟，载忧载歌。”许自正刻意舒缓其语气，像是一边说、一边想，极其慎重地说道，“汝远游云梦，历涉吴越，屐痕所过，必有心画。某叨忝作主人，不知能否一聆雅诵？” 话说得很客气，但用心坦率，就是要从李白的诗中一探其心志性情，以“古来士大夫”相期相勉，也的确有揄扬李白身份的善意。李白当然不能拒绝。不过，仓促间并无宿构现成的佳句，许多随口号歌、应景书写的篇什早就在歌筵酒阵中交付了玉管红唇，曲终饮罢，也就归之于烟云尘土，即使记得些字句，甚至还能流利地背诵，却都是些轻艳绮靡之作，岂能戴得起“古士大夫”的冠冕呢？ 情急间，只能顺着主人的语势，从“云梦”、“吴越”之词想起了多年前在大匡山与月娘戏作的残句。紧接在月娘的“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他的句子是：“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渡。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他也记得：相偕联句之后未几，他因为目睹赵蕤召唤奇禽异鸟，而有一种身在梦幻之中的虚无缥缈之感，于是补作了四个四言句：“神鹰梦泽，不顾鸱鸢。为君一击，鹏抟九天。” 而今即席试才，也不无咏怀献诗的风情，索性将这篇散碎的旧作转来运用—毕竟他的前四句命意开阔，于许自正所期待的“古士大夫行吟”也略无差池。李白转念至此，把心一横，索性凿去月娘的引句，迳从“越鸟”起兴，用这四句开篇： 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渡。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 许自正听到这里，不由得叹息出声：“强矫！强矫！” 一只射向远方的箭，所射的是茫茫无际的天空，挽弓之力越强、飞矢之程越远，则中道无归的怅惘就越浓重了。如此开门见山，挑露题旨，颇为险峭。一来是出之以五七言兼用的杂言体，虽谓近于古乐府风调，容易唤起质朴刚健的感会，可是在时人耳中此体句中声调散慢，平仄凌乱，抑扬无节，欠缺严谨的约束。二来这箭一开篇便迷失、陨落，看似无以为继；那么，该如何扭转那由“越鸟”、“胡雁”所铺张扬厉的宏大局面呢？ 李白总是能逆折思路，撄锋而出。从体制言之，他更加大胆地吟出一对九言之联；从意旨言之，他抛开了坠落无踪之箭，念念于赵蕤从迢遥天地间召唤而来的群鸟。是的！他掉转神思，却说那没有被箭射中的鸟—这让许自正无比惊喜而震撼着了： 敢当飞髇者、雕鹯之属，蓬莱以外来、指挥西去。 无视属越属胡，也不分南来北渡，强矢临身而毫不在意的独行之鸟，就像从云梦、广陵漫游而西入安州的诗人，飘然而至。许自正连连颔首，忽而觉得不该忘形，赶紧作势整理衣衫，让一旁的李衍看在眼中，不觉失笑。李白略无瞻顾，振衣拂袖，接着吟道 渤海其东几万里，载山之壑惟无底。方壶一呼鸲雀空，瞻彼昆仑云间耳。 诗到中段，坚苍陡削，换用上声韵字，略调声调，以近律为行腔结构，而不全宗规格。所状述的，则是从极高远处睥睨世间景物，乍读之似鸟瞰，深味之则来自世外天眼。许自正不禁脱口而笑，跟着吟赞道：“‘载山之壑惟无底’，不言山之高，而言壑之深，此语识见，更出魏武短歌之上啊！” 李白神情舒缓，昂视无极，对许自正的称赏若罔闻焉，继续诵出早已作成的终章： 神鹰梦泽，不顾鸱鸢。为君一击，鹏抟九天。 “莫怪！”许自正不住地抚掌捋须，着实难掩亢激之情，道，“莫怪司马道君谓汝‘奇哉人也’，崔监则许汝为国士。此等文华意旨，域中无人堪与伦对！” 便是从此而说起了和他们各自与上清派道者的交际。许自正与李白就像是暌违多年、平辈论交的故友，从术数到养生，从经书到丹药，每有所见，皆深相投契。尤其是说到辟谷之道，许自正甚至起身向李白一拱手，道：“某平生所见，略不及此，承教、承教！”这就甚至有些不顾体面了。 李白之于道者辟谷，的确有不同寻常的看法，连李衍都瞠然自失，不能应对。许自正数十年宦海沉浮，自料默观世事，颇有通人之明，论及辟谷一事，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话题是从前度司马承祯一行人过访安州而说起的，彼时丹丘子对许自正提起李白，卖弄玄虚，说了句：“道君所奇之人，只今合在楚山里。”许自正还以为说的是采药者；这便以合药、服气为话柄，滔滔不绝地议论起上清派独树一帜的妙法，又是松子、白朮，又是伏苓、灵芝显而易见地，许氏对于司马承祯的叹服，多少还是与延年益寿的具体实践有关。 李白听完了他的一席谠论之后，居然笑道：“龟息少食，饵药炼气，此一夫之功，犹未及于万姓。至若以辟谷安天下者，天师另有卓见，当道未必苟同。” 许自正愣了愣，忍不住攀问道：“愿闻、愿闻。” “《礼》不云乎：‘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李白应声道，“若谷食者寡，而耕稼者众财用不亦足矣？” 这是个浅显的道理，许自正微一点头，道了声：“然。” 李白没有接着说下去，他星眸闪烁，剑眉昂扬，等待着许自正说下去。他知道：一旦深思，必有疑虑。 果不其然，许自正忽而又摇手道：“非也！非也！设若食之者寡，则何所为而事耕稼？” “然！”李白这才接着笑说，“若无耕稼，则国人一空！” 道者辟谷，到大唐立国之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从浅近的方面来说，稻麦菽稷、鱼肉菜蔬之物，各具天机生理，不入口腹岂得养人？而天机生理，也会须借着饮食而周流，才能使阴阳勾和魂形统摄，以臻长生。 早年天师道建斋醮、授符箓、守斋戒，尚无戒食的手段。魏晋以来十传而渐兴的上清派道者却对于辟谷有一种更加强烈的信仰，以存思、诵经和服气从事修行、追求长生，以至于成仙，就提出了一套逆转的论理，他们认为食物—尤其是谷食—于充实肉身之余，也阻滞了人生境界的飞升。此处的飞升不但是个比拟之词，还是具体描述之语：若能经由养气饵药之修行，以代谷食，则非但可以延生长寿，还能像传说中的无数神仙一般，蝉蜕躯壳，直上青冥。 因此，上清派以为人平常所进的饮食，正是拖沓、滞塞升仙之途的余物。这些道者毋宁相信：减食、甚至不食五谷杂粮，而“漱芝麻，含灵芝，润松脂，咀松子”，这是一种更直接的“化道于天地，得机于自然”的手段。上清派的宗师弟子们一代又一代在深山幽谷之间采集“天生所有”，不只是生命看似“有期有限”的草木植栽，进而转向了地黄、水晶、云母、石髓、丹砂、黄金、白银等等矿石。因为从外观与质料上看，此类矿石更坚硬顽强，仿如不朽，服食此类，得其物性，人亦随之而顽健。根据越铺衍越神奇的传说所示，更高境界的道者非徒五谷不入口腹，就连草、药、丹砂都不沾唇，但需吸风饮露、吐纳日精月华，亦可以为神仙。 自从许宛洗净铅华、绝意婚姻，沉迷于炼药之后，身为父亲的许自正有些感伤，也有些欣慰，不免时加垂问，因而也萌生了兴味。毕竟，家世空垂其高堂，功名半堕于冷遇，要想重振祖辈许绍、父辈许圉师的声势，堪称绝望了。再有什么经略之心，也只能营缮田产，保守家资，余生所图，不过就是安恬闲适，益寿延年。他时而与各方道者交际往来，只要风闻某术士知机识微，感格天地，或是能通医理方技，哪怕只是晓测风雨，打听得其人在相邻郡县，无论荆、襄、鄂、汉，甚至远在汝海，都要延请到府中，殷勤问讯。若是关于养生通神之术，纵使只字片语，也务必要求索钻研。 他知道：道者辟谷，一来有其修持自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意念，二来也有借升仙永寿之目，以广招徕的目的。里巷间多少传奇，说的不都是凡人学道，偶得仙缘，因而蜕化躯壳，抛掷名利斩绝情亲，白日飞升呢？ 但是李白的“若无耕稼，则国人一空”之语，竟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不外一念之转，说来也没有太过深邃的思理，就是说人人学道，像神仙故事中的人物一样，以石髓、松针、苔衣、溪泉为饮食，日后功成大化，杳然仙去，靡有孑遗。那么，还需要耕稼稻粱、育植蚕桑吗？舍此而无所事事，则税赋成空，傜役无着又岂是天子所能容忍坐视？ 那么，当今圣人屡屡召见司马承祯，既披衣受符箓而称弟子复指地筑宫观以安师尊，其敬仰礼拜，前代所未曾有。倘若上清道者所欲弘扬之事，终不免撼摇国本，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许自正虽不以为事态果尔致此，却依旧不明白圣朝之优容，所为何来？而自己多年来问道访术，何异祸国？被李白这么一说，他有些惝恍迷离了。 孰料，李白还有反一面的立论。 “然而—天下固不能无耕稼，亦不能无神仙。”李白道，“葛洪《神仙传》中，得道而成仙者，不过百有余人。爰古洎今，普天下之王侯将相黎庶商奴之不能成仙者，其数何啻亿兆京垓？试问《神仙传》果欲人信神仙可期乎？或乃劝人不信神仙之可期乎？” “服食炼气，其行苦，其道微，所事者寡，故少成。” “许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黄丹而得道；商山四皓服九如散、饵漆料并丹砂而得道；离娄公服竹汁而得道；商丘公服桃枝胶脂而成仙；洛下公服赤鸟夜光脂而成仙—此片言所记，未足为后世法姑不论—”李白一口气说到此处，话锋一转，声转昂扬，道，“然则世称彭祖若何？彭祖，帝颛顼之玄孙，至殷末七百六十岁，而容颜犹少壮而鲜丽，善补养导引之术，服水桂、云母粉、麋鹿角，日夕闭气内息、磨搦身体、拭唇咽唾，其气常行于体中，起乎口鼻，达十指之末—” “彭祖自是得道者。”许自正道。 “是得道之尤者！”李白道，“然彭祖丧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自谓：数遭忧患，元和折伤，肌肤不泽，气血焦枯，仍不可以登仙。” 一旁向未开口的李衍这时也来了精神，道：“故神仙之说，竟乃是讽人不必求神仙了？” “然，亦不尽然。”李白转向许自正道，“使君请思魏伯阳事则明矣！” 魏伯阳的生平事迹也在《神仙传》中，是家喻户晓的典实。 道教丹鼎派开山之作《周易参同契》的作者魏伯阳，东汉会稽上虞人，号云牙子。“参同”，即“三同”，将《周易》、《老子》与丹药之道三者汇于一炉而冶之，主旨即是选药炼丹、养生延命。以魏伯阳为主角的神仙故事，其最著者，就是说他带着三个弟子和一头白犬赴山中采药，炼制神丹。由于魏伯阳已知弟子居心不虔，遂为试探，刻意用一种“转数未足，合和未至，服之暂死”的丹药喂了白犬，白犬食之即死。 魏伯阳便问弟子：“作丹唯恐不成，丹既成，而犬食之即死，恐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子转而问师傅：“先生当服之否？”魏伯阳说得潇洒：“吾背违世俗，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不复归，死之与生，吾当服之耳。”说着便服食了，而一俟服食，也就死了。 三弟子中的一个当下就说：“吾师，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将无有意焉？”说着也服了丹，又死了。剩下的两个弟子相顾怏怏商量着：服丹本为求长生，今服而死，焉用此为？不服而生，自可数十年在世间活也。这两个但求活命的弟子出了山，还想着为师傅及死去的道侣备办棺木。就在他们离去之后，魏伯阳一跃而起给那已死的白犬和弟子服食了别样的丹药，不但都活了过来，还都成了仙。故事的结局就像其他无数的神仙故事：苟活不肯服丹的弟子毕竟欠缺仙缘，懊恨不已。 许自正反复将魏伯阳一生所事翻想一遍，仍不明所以，道：“贤郎以魏伯阳事大有径庭，不近人情耶？” 李白欠身道：“服药暂死，亦死也；既死而复生，魏伯阳偕弟子及犬一去不归，其情不亦死耶？古来说神仙者，何啻魏伯阳一人尔耳？其所谓：‘背违世俗，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不复归’十六字恰是齐死生而仙者也。” 说着，他起身向许自正一揖，接着说道：“使君恕某直言：辟谷还丹能添寿命，殆非神仙之道，故李少君之徒董仲，延命八十春秋；仲之子道生，寿三百七十；其余卓元成、张子仁、吴士耳之徒或三百岁、或五百岁，至死不病、不伛、不皱面、不落齿而已，却更不是仙！” 李衍仍是满面狐疑，道：“然则如何是神仙？” “一去不归者是。” “一去不归，非死耶？” “其情若是。”李白收敛起先前高亢激昂的神情，反而略显沉郁道，“神仙之迹，反复申说，不外视死如归耳！故河上公授汉文帝素书二卷，即失其所在；卫叔卿不甘为汉武之臣，乘浮云、驾白鹿而来，复以武帝无礼而去，未尝还家；王方平暂归家，而恒往来于昆仑、罗浮、括苍三山；吴之葛玄服芝饵朮，从仙人左慈受《九丹金液仙经》，能分身绝谷、连年不饥—然，若永不归诸人世，则何如？” 许自正脱口而出，连自己都有些意外：“直是死耳！” 那的确是葛玄身上的另一则传奇。有人欲强邀葛玄而行，他并不想去，勉为其难，随行数百步，忽然叫喊腹痛，乍然卧地，须臾便死。拨弄他的头颅，头颅即断；摇晃他的四肢，四肢亦断，接着更臭烂虫生，不堪接近。那主人稍稍走向前探看一眼，葛玄连尸身都不见了。 至于日后葛玄的了局，其情几乎与所有的神仙一样：“卧而气绝，颜色不变；弟子烧香，守之三日三夜。夜半，忽大风起，发屋折木，声响如雷，烛灭良久。风止燃烛，失玄所在—但见委衣床上，带无解者。”更奇怪的是，到了第二天，问起邻人，邻人并不知道前夜有毁屋拔木的大风；风，只在一宅之内。而葛玄之两度弃离人间而去，亦吻合于李白所谓的一去不归、甚至视死如归了。 李衍没有料到，李白言神仙，举证纷纭，又自出机杼，不与俗同。这倒让他隐隐然不安了起来。毕竟许家是安陆高门，许自正是故相之子，而今说起这些得道成仙者，似乎都与当道帝王扞格不入。更何况，原本言及上清派老道君，两造皆有亲切的因缘，可是一旦深论起神仙，却显得有些话不投机了。他想让谈锋缓和下来，只好重拾前议，微笑地排遣着：“古来神仙不归，既云不过百数，其余如彭祖、董仲、卓元成等永寿而非仙者，亦不过数人、十数人，安可谓辟谷之道，能使耕稼不行，而国人一空？太白此论过激、此论过激了！” “古昔有丹谿皇初平其人，年十五，随一无名道士至金华山牧羊，能使羊变为石，复使石变为羊，统有数万头之众。无何，初平传术于兄皇初起，初起便弃其家、抛其妻子、就其兄弟，常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存而立亡，立见而行消；盘桓于日中身下无影。日后初起、初平相偕还乡里，诸亲族死亡略尽，乃复去而不知所终。初平改名赤松子，初起改名鲁班，故实有云：兄弟再传服此药而得仙者，亦有数十人。”李白说着，屈指作计数状，道“今上清派道者，云游天下以千计，每人传数十弟子，弟子复传数十弟子，三传、五传而下，人人服饵辟谷，不事农桑；苟若不欲见人则化为石，则何如？” 许自正朝西北长安方向一拱手，道：“圣人遍视周听，精思远虑岂能不见？司马道君道心唯微，深识详瞻，又何至于以术祸国？” “使君固明此理，便知老道君之德，不在辟谷；而帝王之图亦非神仙。”李白平静地反诘道，“天下之至道，乃在道不道、德不德神仙与不神仙之间。请君倾耳，为禀白石生行迹可乎？” 白石生比彭祖还要老上一千余年，至彭祖在世之时，他已经两千多岁了。师事古大仙中黄丈人，所学所行，以男女交接之道与服食金液之药为本。《神仙传》谓：“初，患家贫身贱，不能得药乃养猪牧羊十数年，约衣节用，致货万金，乃买药服之。” 李白说到此，看了一眼李衍。他知道：这位叔叔向不乐意人提其行商坐贾、货贩市利之类的事，无论与己有关无关，只消谈到买卖，就像揭发了他身家微贱的底细，总要半晌不自在。而李白却仍朗声敞怀地说下去： “既通药理，乃得药性。白石生脱却了贸易之身，常以引石散投白石之中，煮熟成泥，似芋，便以白石为粮；又傍白石山而居，故时人皆号曰：‘白石生’。白石生既不忌食肉，也素好饮酒，更不避谷粮。一日能行三四百里，视其颜色，如三十许人。时好沐浴清斋，焚香祝祷如常人，读《仙经》、《太素》。一日彭祖见之，问彼：‘何以不服药升天乎？’白石生答道：‘天上无复能乐于此间耶？但莫能使老死耳。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人间耳！’”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特别为这种连仙籍、仙名都不愿意据有的“仙中之隐”作注云：“仙人或升天，或住地，要于俱长生住留，各从其所好也。”不过，《白石生》毕竟是连列仙世界也作了一番彻底的嘲讽。说起“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人间耳”，大约是深爱其中讽谑。李白禁不住连说了两遍，说罢怡然而笑。 许自正既嘉赏李白才辩，却又微憾其锋芒，尴尬地赔着笑，无奈开门见山道：“聆贤郎之言，似无‘奉事至尊’之志耶？” 这就不乏带着几分温和的指责了。李衍闻之而惊心，而主人翁问的是李白，他不能代为掩饰，只能在一旁暗自心焦。 李白看来却应付裕如，徐徐答道：“至若白石生之故实，所措意者三。自其家业言之，交易往来之人，疏通有无，市易钱谷，即道机流转；此其一。自其术业言之，止房中术与金丹药二者耳，故能阴阳合和，物性寖假，即道体迁化；此其二。谷食、酒食、肉食，皆无必无不必、无可无不可，随遇而安，即道法自然；此其三。熟视此三者，当不昧：自然是道，而至尊在焉—吾其洒然于江湖！” 许自正确实为李白忽正忽反、一操一纵的辩辞所折倒，可是心有未解之惑，仍不肯甘休，于是思忖片刻，看似乱以他语，实则切身一问，说得更坦白了：“斯人也，苟有神仙之才，可以为大夫之用乎？” 虽然指称的是“斯人”，问的却只能是李白—你，有发愤于功名之想吗？ “人间出处，何止一仕一隐二途耳？上下求索，又何止一儒一道二家耳？”李白浑不在意，神闲气定地答道，“白敬禀使君：神仙之道夥矣！另有临淄马鸣生，年少时为县小吏，后因道士学医理并随师周游天下。此三事，俱不在功名路上，自今观之，唯周旋于士庶之间。马鸣生初不乐升天，服半剂还丹金液之药，而为地仙常居之所在，不过三年，辄易地而处，如此辗转游九州，逼五百年更无事功，日久大丹自成，亦白日升天而去。斯人矣，与夫宣父仲尼之见弃于鲁，不得志于周，厄于陈、蔡，而为东西南北之人岂有异哉？” “东西南北之人”，这是《礼记·檀弓上》里的一句。当时孔子得到机会把父母亲合葬于防地，加高墓土，堆垛了足足四尺高却不幸遇到大雨而崩塌。在筑墓时，孔子明明知道“古也墓而不坟”加高墓上封土其实是僭越礼制的，然而却由于一身四处奔波，流离无定所，不能不为墓地作些容易辨识的记号，孔子是这么说的：“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 李白用此，显有深意—他知道许自正对于自己的家世、前途有着无法掩藏的疑虑，索性借着说马鸣生而比合于孔子，又借着说孔子而转喻于己身。 “白也虽不才，敢不效宣父于千载以下乎？”李白道，“白仗剑去国，久历尘雨；每过一处，便自问：此地尚能来不？每遇一人更自问：此人尚能会不？于今两度春秋，但觉日日送别而已矣。此生略以送行留别为事，斯亦足矣！” 李衍心一凉，暗下惊忖：此子口中的神仙一去、去不复顾之语并非清谈，竟是他浪迹天涯，日日与山川人物乍会又长别的体会。然则，还谈什么婚姻呢？ 三一 曲尽情未终 在略述马鸣生传奇的一生之际，李白不时地抚膺振臂，仿佛那是自己的经历一般。李衍看着，怔住了，他虽不如侄儿那样熟读《神仙传》，甚至从未听说过马鸣生其人，但是李白三言两语下来，他却觉得马鸣生之所遭逢，也是他自己的处境。流外小吏出身，所遇多尊官大使，若非极为难得的宠遇，无论再汲汲促促多少岁月，绝无身居清要之望。 个中感慨，他不吐不快，却又不能在东道主面前畅谈，只有在辞别许家之后，邀李白同返驿所，这时皎月临空，清辉匀满，李衍迟疑了许久，自先摇头叹息，继之不觉失笑，道：“凭汝‘国人一空’之论、并‘一去不归’之语，这婚事，看似—议不成了。” 李白倒背着双手，漫为闲步，也不是真有什么去处，只是一心躁动，静不下来，迳在通透的月光下踩着自己的影子，想着紫荆树下的一瞥，良久，才道：“彼女温婉平易，格是出身高门。” “设若—”李衍像是自问、又像是试探一问，“成就了呢？” “吾当先遣丹砂小童往峨眉山僧处讨绿绮之琴来，挑之以《凤求凰》曲。复觅此间通衢广里，设清帘酒肆，当垆放歌，但视许公何以应之？”李白有心玩笑，先自笑了，又摇头道，“可惜丹砂不在！ 李衍眉峰乍聚，肃容道：“某与汝实说了罢！议婚事有达人之嘱、众人之望在焉，莫可造次。” “达人”二字，不消说是指天师司马承祯与秘书监崔涤，“众人则包括了丹丘子与李衍，可是李白没有想到的尚有一人，说的是新正之日持酒来拜、又在桃李园见过一面的薛乂员外。 啊！久未见此人了—李白心头想的这句话没说出口，嘴上仍毫不在乎地道：“议婚须使钱帛，非等闲事；侄自溯江以来，囊橐散讫，随身契券随手打旋，所余亦无几矣！” 所谓打旋，即古语融通、后世称拨兑者。多半用于以书券代偿所值。出具书券的一方换取钱货之际，为了求现或者取得物什往往以多折少，不免损值而不予计较。 “吾家三代，未见似汝般肯挥霍者！”一个“肯”字，用力甚深李衍看他浑不在意，只道这侄儿逞才率性，放纵无节，实在有些按捺不住，脱口说了这么一句重话。 李白侧过头，想了想，微微一哂，且不答复，只道了声：“侄去去即回。”说时向李衍匆匆一揖，甩开大步往驿所西北侧的栈房走去，果然片刻而返，手中多了个以绛红丝绦捆扎严密的青色绫袋裹覆着鼓突突、沉甸甸的物事。显然，是他前往早先堆置箱笼囊箧之处取来的。 李白且不忙拆解丝绦，只一手捧住，另一手拈搓着绫布，道：“此物原是锦官城大通寺亡僧依筏所有，僧死俵唱遗物，竞价高者得之此袋本以盛圣相，为大明寺僧慈元俵得。”说到此，李白顿了顿，道“慈元者，与侄同赴锦城、峨眉之道侣也。” 李衍点点头，仍不知李白是何用意；但见他缓慢而谨慎地拆开了丝绦，拨开袋口，露出里面的物事，是一大一小两锭银饼。李衍一眼觑得分明：一锭是二十三两的，一锭是十两的。常例打造如此。然而除了有大宗交易者之外，市井商民并不常用，亦不多见。 “此银，则得之于锦城陈醍醐酒坊主人陈过—盖为主人积欠家大人粮谷之资，其数具载于契券。” “锦官城之行，既然是为汝父征债？”李衍不解地问道，“奈何与僧同行？” “大人恰是彼僧‘钵底’。”李白低声道。 李白说的不是“大明寺钵底”，李衍一听这话就明白了：那是开元十年诏敕天下寺观清点僧、尼、道士、女冠私财之后，出家人私囊所有，凡是超过三、二十亩田产之值者，“一切管收，给贫下欠田丁”。这时，号称一寺之“钵底”—尤其是那些拥有大笔钱帛，行商五湖四海的施主—便不只是为丛林常住盘桓香火，也有借着替僧、尼、道士、女冠藏匿私财，而拥有更多的本金。 说到这一地步，涉及李客的经营，李衍就不便多问了；他知道：李白若有隐衷，自会检取他能说的话、谨慎地说。 “银饼取自陈醍醐酒坊，随即散与慈元，此中另有缘故，乃是大人私没大明寺六十斤逐春纸，转作侄就学于东岩子赵君之束脩。” “吹云布雨，凿壁收光，这—”李衍忍不住笑了，“确实是汝父惯常之所为！是以，银饼毕竟归那僧人之所有了。” “然。”李白将银饼再收入袋中，仔细绑上丝绦，叹道，“慈元未几即暴病而死。无何，大人匆匆促侄携黄挟白、杂以各方书契，登程远游—岂料：此袋、此银，居然都在侄之行箧中。” 接下来的话，应该要说自己违命不赴三峡、九江，却谋断自由，高飞远走，放迹江湖，逐歌酒、耽声色，随兴之所至，以定行止将可疑之产，尽付天涯之客。仿佛只有如此，才算了却了对人世间的亏负—这，又是一段难与他人屡述细说的心路。他只淡淡地说“非分之财，不敢从事聚敛，散之天下，亦无可憾；何况用之于纳征请婚？” 李衍显然不同意他的说法，仍板着一张老脸，道：“我闻之于薛乂员外，谓汝以‘五蠹人’之名纵横广陵，有诸？” 李白默然。 “则汝竟不知《韩非子·五蠹》有云‘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乎？ 对幼叔如对大人，这是过庭之训，李白只能垂首不语。 “吾家在安西累世货贩，疏通万邦，克济有无，此即通练起明之大道。一入大国而身为贱民，此中原道统，亦属无奈。然行商者岂其聚敛致富而已？”李衍凝眸亢声，泪光粼粼，越说越发慷慨，“彼僧死即死耳！留取其财，货殖四方，古人所谓轴轳远致，充奉陵邑此业宁不壮哉？何如汝征歌逐酒自奉养耶？” 教训得激动无前，李衍连连跺脚，李白这时不由自主，双膝落地，把个头颅垂得更低了。 李衍却没有住口的意思，他绕着李白踱步，时而一句：“大孝终身慕父母。”时而又一句：“嫌疑汝父即是不肖！”“怨怼汝父即是大逆！” 月光直罩罩当顶而下，如灌如沐，好似直要把这庭院以及外边的无垠大地洗涤得更加透彻。随着更漏渐晚，李白被训斥得有如银针刺剟，侵肌入髓，却觉得无比痛快。他被李衍的话语翻剥了一层，虽然仍不明白李客是不是有心吞占慈元的遗产，更不知那吞占是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的贪壑；李白也无从理会，昔年李氏一门被窜逐出走之后，是否当真有以商事倾城而敌国的本领；但是，李衍的斥责，让他更清楚地逼视自己的初心：他对父亲的嫌疑、怨怼，恐怕只能渊源于他无以正视自己卑下的身家；他从来看不起行商。 “汝且起；某启行在即，纵使稍迁延时日，或亦不及伴汝亲迎—”李衍的神情显得困乏了，欲言又止，良久才道，“许使君家迭遭险衅，诸礼从简；于汝，乃是便宜处。然而亲迎嘉礼一节，则万万不可荒怠。大事若谐，汝便从‘未庙见婚’之律，在此安顿生涯，毋忽意于进取。届时居宅行止等事，薛乂员外自有区处。” 这番话说来精紧切要，却是深思熟虑而后吐露的。身为久未谋面的叔叔，又格于家业分流的形势，他自知不应该勉强侄子走上一条坎坷、却未必通达的仕宦之途。然而，期勉李白上进，并促成两家婚媒的，却不只是一二人而已。 其中的薛乂，其实是另有盘算的。 开春以来，薛乂穿梭于许、李二家之间，时有礼贶相遗，毫不掩饰自己的动机，就是传闻中许府家藏、为数巨万的万年青铜钱。薛乂兄弟都有一套经世济民的雄辩，也很令人心慑而服理：“若不能充其量铸钱，则人人靳惜所有，畏惧购求，天下物资，滞于殊方，货殖萧散，谷器朽烂，而国恒危矣！” 有了这么一个切合实情也有利于民生的主张，不只许自正心驰意动，连朝廷都不得不改弦易辙。从当年宋璟、苏颋派监察御史萧隐之赴江淮穷治盗铸，滥捕商民，因而引发广泛的民怨之后，到如今不过几度春秋，情势为之丕变。京师以外绝大多数的都邑之地，非但不举发盗铸，市井见钱则喜，有那实在铜料不足的开元通宝到手，稍稍用力捏拿，居然软烂，而人亦不以为恶，照常使来买卖还流通得更快。 这就给了王公贵家、中朝显宦们极大的鼓舞，因为他们所领取的月俸、力课等收入，若是转换成钱，可自数万以迄于数百万不等，却还都是官铸良钱，他们也乐意把这些良钱当作铜母，非但利用厚生，自己的财富也可以转手而倍增。 李衍旁观者清，看得出来，这一番话已经深深打动许自正，想赶紧把万年青拿出来，当作铜母，交由薛乂兄弟雇买匠人，杂以铅锡及铁等物，锻造新钱。一经如此手段，少则以一孳五，多则以一孳八，但视其软坚略有差等而已。 当作铜母的钱，尽管不是整趸发付输送，而是分批运往广陵等地，规模也着实不小，单人独力，匹马孤帆，决计力有未逮。于是必须借助于柜坊；这，是有其长远背景的。 一般行商，迢递往来，大批钱帛携行不便，也容易引起盗贼觊觎。因此便与经常僦居的邸店、商家合计，租用栈房，暂为贮存将来证以书券，约以日期，凭券取赎。有时在甲地存放，复至乙地取用，也所在多有。至于所存放的，渐渐地就不只是钱帛了，甚至还会扩及于不至于腐坏的货物。依唐律“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处为店”可知：邸店是供应行商饮馔、居住以及寄存商品与钱帛之地。当时赫赫有名的“窦家店”便是其中佼佼者，店主东在长安西市“造店二十余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 邸店的主业毕竟是供行客居停，往来人等杂沓，出入搬运钱货频繁，仍有若干不便。于是再从此中分别出专为储存、支付钱帛的店面房栈，谓之柜坊。这种从民间逐渐发展出来的生意，直到多年以后，竟为官方仿习借取，就形成了制度。《新唐书·食货志》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 不过，纵使是以买卖货贩为名目，终须走运数量庞大的铜钱，还是得具备行商身份方可。而自天子以下，人人出身有公验、游方有过所，每过津关，都要严格覈实这两者具载之文。薛乂的兄弟虽然在广陵身居“维扬十友”之一，也就是个行商，不过他在安州却没有名誉，贸然携行许家大批的万年青，堂皇就道，极易启人疑窦。在许自正而言，他必须信得过一个具备行商身份的人—而这个人，当然最好是像子婿一样的家人。薛乂之所以汲汲营营为李、许二家合亲，其动机如此。 倒是在李衍的叮咛之中，那“未庙见之律”，是一个枢纽。古来婚娶，按诸礼仪，妻随夫居，终是常情。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沿袭儒家士婚之礼，竟有至于动静全依章句，行止必搜典籍的讲究。讲礼仪，为的是顾门面；大唐承袭六朝门第观，婚嫁前考征两家门户高下，也常到了某品某秩、毫厘不失的地步。大体而言，士大夫阶层以内通婚姻之好，本来就是为了彰显过往的荣光、巩固现有的权力，或者是起振未来的契机。 然而士大夫之家，不至于在一地永久任官，其内迁外转，进流退逐，也非时可逆料。此外，议婚诸般条件都合适的夫妻两家，又不必然常住在相邻州县；即使一时密迩，也还可能随着官任所在，日久分离。时移事往，到了下一代再议婚，男方往往不能将携新妇返乡回里、拜见双亲，以及像孔夫子所说的：“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这句古语的断读和解释纷纭其说，也有以为应该是：“三月而庙见祢，来妇也。”大意不外就是说：翁姑在时拜翁姑，翁姑不在拜神主。可是，新郎远在异地，就近成婚，至有不得不居住在女家，而无法返还乡里，行“庙见”之礼的，这一形式的婚姻却也不能归入“就婚”（入赘）之类，便称之为“未庙见婚”。 可以想见，薛乂与李衍、许自正，甚至包括郝氏在内的安州亲族方面，在如何完婚、如何成礼，以及日后的日子如何收拾，都已经有过缜密的商议，而李衍说得如此简洁、俐落，似乎也有些许不要李白参详太多的用意。毕竟，李白知道得越多，就越容易揣摩出这一场婚事之中不足以与人言的盘算。 李白的确另有所思。他反复咀嚼着那两句“在此安顿生涯毋忽意于进取”。仿佛就是说：两三年来，他这种恣意放荡、随遇而安的漂泊，就要止息了。他的行囊、他的马匹，他随手浪掷的钱财和岁月，一任从眼前耳边经过而从不停歇的声歌人物、舟车景色，都将成为过去。他也可以想象：自己即将要置身于一栋居宅庭院之中，可能还真像是早岁在大明寺追随诸僧起居时那般晨修夜课，就连大匡山上与赵蕤、月娘散处山野的逍遥来去，都不可复得。 只不过，令他无从捉摸的，是他的身边将会有一个陌生的女子 李衍看他神情迷离惝恍，似有不可言说的愁怼，这让李衍越发放心不下，还以为李白性情孤傲，对于这种近似就婚女家的安顿仍有疑虑，于是道：“若以齐大非偶、门户悬殊为虑，何不强学而仕，自谋出身，以汝博雅之才，假以三年五载，欲取一清要之官亦非难事—” “非以此故。”李白对李衍深深一稽首，道，“侄去来江湖，云散已惯，若以成家而振作，理固宜然。然……” 他没有说下去，他明白李衍无法理会这心绪；当他想起日后将有一女子，朝夕与他相偕为伴，直到天荒地老，其中意味，并不是一段生计的展开，却是一段生涯的结束。可是，他还有太多的事并不明白，尤其是当他又要与过往告别的时候，那个心头的人并未离去。无数次管弦歌奏的场合，他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境，尽管声已歇、辞已毕、酒已空、人已散，可是他犹有满腔未曾抒发的意兴，在昏灯暗影间分明欲动。 曲已尽，而情未终，如之奈何？ 三二 从君万曲梁尘飞 李白的心事未了，还有一层缘故。这一回溯江西上，落脚安州，与段七娘近在咫尺，唯有诗曲交递，声词应和，始终未曾谋面。细论缘故，这本是搊弹家庄严其格调，以有别于青楼声妓的身段。然而在不可期其然的命运牵合之下，李白似乎无能抗拒，就要成亲了。这一门亲事还会将他带引到更遥远的地方去，那将是更决绝的分别；正因如此，他必须去与段七娘见一面、问一语、释一疑。 段七娘以制衣娘子之号，僦居于麻家店。那是一处初建于南朝某代的老宅子，本为仕宦门第所有，二百年浮沉不继，沦入凡庶人家，成了一爿容有十几间客房的邸店。前后三进，东西四院。制衣娘子就住在邸店东南角上，平素以丝竹弦管授徒，堪说是深居简出。李白数度借着交递曲子词而投简请见，总不得覆书。偏偏就在奉饯李衍登程赴东京的这一天午后，大张筵席的驿所外来了个丱角童子，说是制衣娘子即将远行，未有归期，特此相邀，请李十二郎往麻家店一晤。 诸李姓子弟一闻此语，不由得鼓噪起来，争相噱笑道：“此搊弹家名动荆襄，等闲不与世俗交接；十二郎真个‘味貌复何奇，能令君倾倒’！” 李白颦眉蹙额，踧踖不安，胀红着一张脸，只不敢应答，唯恐李衍又以他征歌逐酒而怪罪。 不料李衍却捧起酒盏，从重榻首座上缓步行来，附耳道：“君子以果行育德，彼一妇人，乃不敢趋见，岂不徒贻诸兄诸弟讪笑？ 李衍说着，只手高举酒盏，另只手把住李白臂膊，对诸客朗声道：“某今日满饮，明朝远行，此会之后，便将此子付尔群贤但有三事叮咛，都作一首‘三五七言’曲子词行令，倩诸君踏歌！ 这是公筵上惯见的名目，李衍请行酒令，在场老少众人中有甘心助兴者，都要离席下榻，在庭中扶肩结队，踏步以为节奏，人人随着李衍所吟唱的格式，信口作欢歌。榻旁还有一班弄笙操鼓的乐工，皆是此道中的熟手，一面听着李衍放声吟歌，一面随手捕捉音节，套以现成的声腔，这样，就能引导众人随调而歌。 由于三五七言声调起伏有常，人们耳熟能详，颇得一呼而群应之乐。不过，若要追随李衍之令，即时自制新词，就不太容易了依例：能够应声请令，自制其词者，就留在队中，与众人继续踏舞跟不上的，就遭汰逐，登榻归席饮酒。令词的开章是这样唱的： 天枝李，谁家子？一朝为快婿，江右称门第。放帆沧海不须惊，壮浪云生结兄弟。 “结兄弟！”众人踏跺成雷，随口高呼。 此体为不拘于格律的三五七言散歌，多只在旗亭歌馆的场合得见，李白一听就体会了：李衍借下里巴人的通俗曲调行令，是有些刻意为之的心思；仿佛他要让李白感觉到，对于那些在歌筵酒肆间的欢歌，他不只有义正辞严的苛责而已。 “天枝”，指国姓之树，也就是在场的李氏宗亲。一句词，便使所有的人都亢奋着了，众口同声，庆贺着即将缔结的婚缘，也以身为李氏兄弟而意兴昂扬。结句则是以汹涌连绵、风起云兴的壮浪，来形容四海之内相互交结、提携的族亲，既有祝福，也有期勉。李衍接着唱下去： 喜簪缨，庆连城。绣绂麒麟角，旌迎骐骥行。持爵丈夫知底事？轮裳万里入朝廷。 “入朝廷！”踏歌声随着众人的欢呼、席间的酒幸而亦发高昂起来。 这是李衍的第二声叮嘱。毫无疑问，“簪缨”就是期勉人在朝中立下不凡的事功。“绣绂麒麟”，语出晋王嘉《拾遗记》，说的是周灵王立二十一年，孔子诞生，时在鲁襄公之世。方其未生之时，有麒麟来到阙里人家，口吐玉书，书中所写，大意是说将有水精之子，为了维系衰周的命运不坠而降生，号为“素王”。接着，有两条龙绕室飞逐，五星降落庭中。孔子之母颜徵在知道，此中一定寓含了神异之力，乃以绣绂系麒麟角，麒麟遂在家中盘桓了两三天才离去。后来，“绂麟”之语不但用之于庆生，也常用于人能够感天应神的祝福。 “持爵”一词双关，说的既是举着酒杯喝酒，也是领取天子封赠官职的意思，以呼应上文的“旌迎骐骥行”所暗示的边功也开启下文追随皇帝的使命。“轮裳”，车边的帷幔，也就是帝辇的代称。 李衍这时忽然走近李白，将手中杯酒一饮而尽，道：“某自浮一大白。” 浮白，即是罚酒。行令留别，既有离情别绪，也有不尽的祝福，为什么需要罚酒呢？李衍接着说道：“日前某斥汝‘征歌、逐酒自奉养’，彼一时情急失心，大言过当，汝千万不要介怀。” 李白连忙侧身退了半步，还作一揖，既表示不敢承担叔叔的歉意，也表达了的确没有介怀的意思。未料一抬头，瞥见一人，满面透着油光，身着碧绿朝服，远远地在踏歌阵头朝他点头微笑，他不识得那人，那人的兴高采烈却异乎寻常，还不断拔声高呼：“还有一令！还有一令！” 这，正是在催促李衍。李衍已经略有醉意，脚步却踏得更紧凑更疾密。乐工们果然也加快了节奏： 长相思，会有时。顾曲喧嚣久，停杯落拓迟。唯有囊中千万意，相期天下散歌诗。 “散歌诗！” 第三令终，起令者要指名接令者，众人在热烈的期待中显得更起劲了。一时间但听得“散歌诗、散歌诗”的喧呼声震入云，李衍随手朝踏歌队伍之首、那绿袍油面的官人一指，笑道：“魏主簿接令！ “魏洽主簿，澹荡人也，颇有远谋，唯时运偃蹇，此公与汝气性相近；日后不妨往来请益。”李衍一面喘着气，一面捉着李白襟袖，缓步朝那在门楣旁伫候多时的丱角童子走去，并殷殷低声嘱道，“结兄弟、入朝廷、散歌诗，三事切要切要，某今付之曲子词中，聊作叮咛，但望毋轻毋忽。” 李白未及应声，李衍却迳往门边童子一指，接着道：“某自长沙来时，曾过麻家店小憩，去此仅片刻程途，汝但随此童赴约，某且在此抵敌几阵，待汝复来、好作长夜之饮。” 乍回头，李白听见庭中那名叫魏洽的主簿已然接令起唱，其声清越激朗，所唱之词，虽然是为李衍送行，却字字触动着自己枨触不甘的心情： 辞别否，休回首。谁知身后名，且乐歌前酒。送君直谒大明宫，笑把文章题北斗。 带着这首曲子词的余韵，李白来到麻家店。但是，他并没有如一路之上所想象的那样面见段七娘—她仍旧隐身在邸店的屋隅深处，身前乃是三架深的角屋，每架皆有一重锦幛，从梁上悬垂而下，直接于地；看来平日传艺授徒，情状也是如此。 或许明知此会匆匆，段七娘显得有些冷淡，无多寒暄，第一句话就问得李白不知如何应答：“犹记有一小奚奴，耑为李郎奔走从事，竟许久不见踪迹了。” 那是指丹砂。李白应了个诺，正思虑着该如何答复，段七娘复问道：“彼亦原有家主翁者？” “然。月前归金陵故主去了。” “啊！是原有家主翁的。”说到这，段七娘轻轻叹了口气，语气中透露着微微的哂笑，道，“新主故主，并皆是主，于奴一般无二但不知李郎记否。李郎曾说：欲做孙楚楼的风月之主—毕竟是徒托空言了。” 那是两人初见未几，同游台城之日向晚，李白用段七娘身上的紫纱披，盘裹成士人们顶戴的官帽，往头上一戴，说了句玩笑孙楚楼中尽管丝竹依旧、笙鼓如常，那笑语琴声与灯火歌吟，应仍日夕不绝，却早该换了一代新人，如今回想起来，偏只隔世二字可解。尤其是段七娘那句“于奴一般无二”的“奴”字，说时却像是称谓她自己，显得更加黯然。 “生平戏言，本应烟逝，有时尘迹不泯，思之未免神伤。” “客岁以来，李郎常有声词畀付，每度其曲，都不免念及当年。段七娘道。 “无奈七娘子谢客，某亦无从致候。” “秋去春来，略道寒温而已，何可候者？”段七娘说着，不觉放声笑了，道，“李郎有话问奴，但说无妨。” “某—”李白忽然之间为之语塞。自从金陵一别，下江复上江每闻制衣娘子行迹，都凝念在怀，自以为千思百虑、应口而发的话这时却怎么也道不出。 却是段七娘，低回片刻，方道：“想来亦是‘此时此夜难为情’乎？ 一语如钟鼓，倏忽击上心间—那是初到安州之后未几，在一旗亭夜饮，听见歌姬们唱三五七言之歌，便依照曲子词的谱式作了一首三章之诗，交递主人转付制衣娘子过目，不料次日回话竟然是这么说的：“俗曲朴騃固陋，殊少迭宕之趣；三五七言之体贵在长短相济；一旦为声腔所缚，如驱征禽入牢笼，反失精神—此曲，容徐图之。” 李白当时不以为意，毕竟这么应手而书之、又应手而弃之的作品，日日常有，或即吐露心事，随即一笑置之，不几日，便彻底忘了“此时此夜难为情”的句子。 那三章诗原本是这么写的：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飞峡雨，从何数？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盈天山水碧而青，明月无常今复古。 长相思，长相忆。何如不相思，不思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 而今段七娘忽然提起这诗，不禁令李白胸臆一紧，可不？诗句里恰恰埋藏着他说不出口的心事。 “奴已将此词改讫—李郎既枉驾而来，便为李郎歌之。” 说时，三重锦幛的深处传来一声苍哑的咳嗽，听得出也还就是那年迈的瞽叟，他手上的琵琶在下一瞬间放拨四弦，劲急扬厉，这是起板。整首歌收束成一章，曲子则化三叠为一叠。 段七娘初出声时，啭喉极柔。两句之后，追随着诗中落叶寒鸦的动态，而略微加急，如轻骑空鞭，渐就大道。唱到第二匝的五字句处，复故作颠踬之态，一字一顿，刻意使不断重复的“相思”别为吞吐，声进而韵退，收腔有如快云遮月。此时，整首曲子已然唱奏过半，借着两“兮”字略事曲折，归于慢板，末二句则又遽转为快拍，真个是破浪飞空，成破碎之声，段七娘手中檀板急敲歌声乍收。 改作之后的曲子词如此：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 这么一收束，虽然裁去了三峡飞雨、无常明月的凄凉隐喻却无碍于词意缠绵，声情悱恻，更脱去繁冗反复，具见相思幽怨。 “当日在金陵初会，李郎逸兴若飞，似有青云之志；”段七娘道“今夕重逢，不道竟也为情所苦？” “某放迹天涯，浪萍随风，于歌帐舞筵之前，因缘遇合，不少欢会。然……”李白悄然转念，痴痴望着面前寂然深垂的锦帐，只当是同自己吐露，“然寤寐所思，耿耿于怀，偏是非偶之人—所谓难为情者，莫此为甚。” 段七娘却凄然一笑，道：“李郎固知奴亦是难为情者？” “彼夜孙楚楼布环之宴，七娘子意态决然，证诸后事，乃飘然远引，去不复顾。”李白鼓勇道，“此计，如何能够？唯愿七娘子有以教我。” 这时，但闻得段七娘长叹一声，默然良久，才道：“奴曾以侧商调《伊州曲》为李郎唱庐山一曲，李郎还记否？” 是那一首《望庐山瀑布》，李白记得诗题，却忘了大半字句，只能诺诺应之。 “那歌，末一节是奴所请，李郎即席添写的。唱来如此—” 说时，瞽叟一挑琵琶幺弦，段七娘复开喉而歌，十字入破，从高腔处迤逦而下，声字渐渐淡渺，如人远行：“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 “记得了。”李白回想当时，他其实是懵懂的，于崔五和七娘子之间的情事纠葛一无所知，但觉眼前佳丽，别有恋眷，却惨悄不安；于是，在为《伊州曲》按节行腔所需、添写一联之际，他便刻意写了和原诗意思并不相侔的十字，句意则是代段七娘邀约那心上之人，相依相偕，辞别喧嚣的人世，与她长久厮守在这庐山仙境之中。 “辞人间！”段七娘道，“三字绝艳—李郎能写此，而竟不悟耶？” 原文所说的，不就是与所欢所好者弃绝俗尘，相偕而去，乐彼名山之仙游的一段遐思吗？段七娘这一问，将李白推入更深的凝云迷雾之中。 “着实不悟。” “君之所好，永在君心，诚能不忘，岂非‘且谐宿所好’之意？此即是与人间毫不相干了！” 段七娘寥寥数语，将李白信手拈来的诗意由实而翻空，反倒让李白在转瞬间想起了月娘忽然告别之时的话语：“天涯行脚，举目所在，明月随人，岂有什么远行？” “某作得此语，却不能会得此意。” “惯经离别，便知舍得。”段七娘笑了，“奴行前有一札子，想来崔郎、李郎皆未曾过目耶？” 李白只能轻声一应。他想起那一封纸笺了，是在金陵江津驿所为范十三横手拦夺而去，确实只字未睹。 “亦无碍，奴更为李郎歌之。”段七娘从容而平静地说下去，“不过是一曲古谣《夜坐吟》，奴自作一章，然文词浅陋，不能终篇彼时念念，但求二位郎君为奴续改，兼致辞别之意而已。李郎今日所疑所惑，亦皆在奴当日歌中。” 《夜坐吟》渊源久远，南朝齐、梁间已有之，洎隋唐之后，多在江南民间传唱。其曲式简短，大凡是以两个七字句领首，接着就是八个三字句。正因为是俗曲风谣，巷歌俚唱，不合乎近体正格墨客骚人多不屑为；即使歌调沿袭了数百年，前代遗文之中，也只有鲍照的一首试拟之作得以流传，诗篇题为《代夜坐吟》，通篇一韵反复陈词：“冬夜沉沉夜坐吟，含声未发已知音。霜入幕，风度林朱灯灭，朱颜寻。体君歌，逐君言。不贵声，贵意深。” 段七娘招呼一声瞽叟，琵琶声轻拢流泻，歌词逐曲而出，那是她自己的歌了： 夜夜夜寒破锦罗，别君之意可如何？芳信杳，柳叶挼。从今去，怯消磨。掩妾泪，忆君歌— 这首歌里的君，当是崔五；然一笺而寄二人，可知情之所钟亦无不可言人者。但看那柳叶，在手中反复捻磨揉搓，本有所待到了“怯消磨”，即已不敢承受缱绻了。只能拭去泪痕，永忆旧时留赠的诗歌。这正是段七娘所说的：“诚能不忘，岂非‘且谐宿所好’之意？此即是与人间毫不相干了！”可是，这才唱完八句，将临末节，曲谱尚未完结。这一刻，琵琶声续人声歇，满室回荡着的乐声，似在守候着那些足以摹状情思的文字。李白聆其曲、辨其声，脱口而出： 歌欲断，风正多。 段七娘一拍檀板，跟上下一轮的琵琶声，接着唱下去：“歌欲断，风正多。” 虽然语浅意直，毕竟是一首哀伤的歌曲，但是段七娘唱来，不过是将声字咬定，吞吐端宜，抑扬起落之间，工稳而已；仿佛悲亦不多悲、怨亦不多怨，那些倾慕过的、攀缠过的、渴欲过的，都在不知不觉间化作远方的幻影、他人的闲事，这与不多年前在孙楚楼上听到、看到的段七娘迥然不同。 曲终一刹，四弦崩鸣，漫掩喉音，李白但觉眼前烟尘迷离，一片朦胧；抬头一望，原来是屋梁上无数积灰，正被那歌声、乐声震得张扬弥漫。余音幸自缭绕不去，也直到这一刻，李白才算是明白了“惯经离别，便知舍得”的话。 什么是自己写过的“永愿辞人间”呢？或恐就是一心不忘，而终身舍得罢了。 李白豁然开朗，大步向前，揭开一重又一重的锦幛，来到隅屋的最深处，幛后环堵萧然，什么都没有。 此时李白无从预见，多年之后，他的头上生出白发，他的指臂逐渐僵硬，他再也想不起某些曾经熟极而流的歌腔乐律，可是他还记得“永愿辞人间”的意思，那就是只将所好之人收藏于念中，有如明月随人，远行。那时，他的《夜坐吟》已经无法入乐，也无人伴歌，在他身边的，是另一个满怀幽怨的女子。而曲子词则是这样写的： 冬夜夜寒觉夜长，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闺，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灭，啼转多。掩妾泪，听君歌。歌有声妾有情。情声合，两无违。一语不入意，从君万曲梁尘飞。 三三 应是天仙狂醉 确如李衍所言，就在他启程赴京待职之后未几，薛乂已经为李白布画了婚事所需的一切。 在士大夫门第而言，由于迁转频繁，未庙见婚之例即使情非得已，却数见不鲜。但是在李、许二家，则有诸多不便明言，也不该招人闲话的顾忌。李白的身家远较许氏为低，而许氏又不得不寄望于李白骋其才、扬其学，或经举荐、或由献赋，终有驰身金马门通籍大明宫，显声于天下的一日。未来之事尚属遥迢，眼前该如何让亲迎之礼看起来门当户对，则不免大费周章。 首先，李白新婚居家所在，究竟该在何处，就得一番计较。故例未庙见婚之男子入住妇家，理固宜然。然而李白不同，为了不使人误会他是赘婿，必须先营置自己的房舍。 薛乂在安州府城西北寿山脚下，购下一所带有东西两方庭园的宅子。房舍坐北依山，门前小塘丛树，景致是清幽的，离府城却有数十里的路程，无论蹇驴软舆，或者信步徐行，单程总要走大半日—这却让亲迎之礼大不便宜了。 于是薛乂又在安州城中寻觅了一处故家董氏的宅第，此宅厅堂东西五间，南北七架，前门三间两架，堪知早年曾经出过五品命官。其形制前后四进，朱柱绿窗，白墙黑瓦，廊庑回环，院落深邃，也颇有几分堂皇；算是照应了许自正一心企慕的庄严气象，婚仪便从此始。且此董氏宅第距许府又仅里许，亲迎的路程很近；薛乂遂一掷无算，僦赁三月，将此地暂作新居，满期之后新婚夫妇返还寿山，也略得“三月庙见”之义。 李白先一日整顿笼箧马匹，先入僦宅。不料第二天尚未拂晓，耳边即已喧哗鼎沸。一行数十人前呼后拥，有童奴、有伕役、有仆妇，甚至还有骡马车驾，车身遍髹了黑漆，锃亮如新，发出辛辣的气味。御者也身着黑衣黑袍，神色凝肃，尚不时地朝空挥鞭，自作呼喝。不多时，来人俱在薛乂的驱赶之下，蜂附云集而入，抬着鼎鬲的、扛着缸瓮的、堆叠着箱筐橱柜的，不一而足，看得李白眼花缭乱。 辰时初过，四个童仆侍候李白沐浴，换上了红纱单衣、白罗内裙，和一双崭新的黑靴。薛乂这时也已然换着了赞者的礼服，迎上前来，从袖筒中摸出一双轴卷子，稍稍展开了右轴，低眉看一眼，满面喜笑道：“佳期仙会，例应高咏，傍晚亲迎到许府，须得放吟催妆，近世无分士庶，家家亲迎，皆有此俗，行之如仪而已。十二郎且稍留意。”说着，就把那双轴卷子捧递过来。 绫缎上工楷细书，字体整秀，所写的是诗句，格律倒也严谨，词意却伧俗无比： 樱红漫点小朱唇，薄暮凝妆眄烛频。髻子新梳花镜看，朝霞笑杀卷帘人。 这是在嘲笑新娘梳妆迟迟，从前一天傍晚，直到次日清晨简直错过了佳期。 不忍迟迟看洛神，纤妍眉首似蛾螓，倩卿早到游仙枕，驰骋重山下五津。 这一首虽然称赞新娘容颜美好，毋须妆扮，可是结语却儇佻露骨，了无雅致。 “田舍奴做笔墨戏，且由他。”李白边读边笑，将卷轴递还薛乂道，“某岂能吟此？红妆宜面，如作画图，尽长夜之乐事，何烦催促？ “许府累代士族，士族之家，凡事最重仪礼名分，多于此处铺设节目。车马服玩，进退容止，常仿习天家，极难应对；”薛乂说着反手展开双轴卷子的左端，指着另外两首诗句，道，“纵令十二郎不肯以诗催妆，足见东床风度；可是，这却扇之作，犹恐不免，依某之见，还是勉为诵习则个。” “天家”，即是帝王之家。皇室所为，臣僚仿效，风行草偃这是惯见之事。可是说到“却扇”，李白也只在孙楚楼中听过歌姬唱说此词，当时并未深究其义，当下便反问道：“‘却扇之作’又是何物？” “那是孝和皇帝在时之事，去今犹未为远—” 说的是中宗景龙二年除夜，皇帝忽然兴致来了，下一道敕书将中书省、门下省、诸王、驸马与诸学士召入阁中，一同守岁。当夕场面十分盛大，宫中广设庭燎、遍置美酒、奏演十方歌乐。酒酣之际，皇帝忽然把御史大夫窦从一唤到近前，去臣子礼，扶肩笑谈，道：“闻卿久无伉俪，朕甚忧之。今夕岁除，便为卿成此嘉礼了。” 窦从一不曾逆料，这是皇帝早就设下的一出谑戏。为人臣子，欣霑雨露，岂敢有违？唯唯拜谢而已。不多时，中贵人导引在前，其后烛笼、步障、金缕以及大团罗扇，自西廊成行布列，缓步上殿。行列之末、大扇之后，有一人身着礼服，绣罗绮锦，满头满面障以花钗，颤颤摇摇地走近前来。 皇帝这才口传御旨，让这娘子与窦从一相对而坐。接着，以“却扇”为题，让窦从一即席口号成诗，成一诗，即促从人将一团扇移去。一首移去左扇，一首移去右扇，复一首移去遮脸小扇。数首之下，还有无数花钗障脸，待所蔽之物一一除去，谛视之，却见那娘子居然是韦皇后的乳母王氏，垂垂一西域老媪耳。皇帝与群臣当场踏舞欢笑，不能自已。当下敕令又出：封老媪为莒国夫人。这桩事体一时不胫而走，流传宫外，复散播于九州。当时，李白只有七岁。 常俗经时历久而成体统，皇家笑谈却可以立竿见影、令士庶倾倒摹拟。却扇诗，立刻就成了礼俗，至此已过二十年。 李白低头一看，诗轴的左半幅所记，确实是新郎劝说新妇除却障面之扇的诗句，修辞旨在调笑，却也无甚格调： 蝶意寻花作梦乡，无端半面掩轻狂。应知雨过红残处，不见风流不见郎。 金犀注酒直牵情，玉扇迎春掩笑轻。一见蛾眉知绰约，多君颜色最倾城。 “不意高门之所眷望，也颇合乎俗情。”他还是将卷轴推还薛乂整了整衣襟，道，“婚姻在某，诗句亦应由某自出。” 然而，士族之家的婚仪，还有不胜繁缛的文章。薛乂一面指点着童妇设置器皿，安顿酒食，一面叮咛着仆从列队往来，鼓吹进退；还要引李白注目游观，趁着天光佳好，熟记行止起坐的时机和地位，万万不能失了分寸—薛乂说得严谨：“婚者，昏也。”婚事总是在天色黯淡，举目无着的时候才开始的。 届时，伕役们已经将三口体态浑圆的大鼎陈设在寝居北屋门外的东侧，每一口鼎中都盛装着一头削去四蹄、炖煮烂熟的乳猪由于古人以为肺乃是“气之主也”，故一向重视牢牲之肺，用为祭祀有“离肺”、“祭肺”两种名目。另外，还备有十四尾鱼、腊制去尾全兔一对，这些，都必须烹调至于全熟，放置在寝居东阶。 至于用为祭祀的肉羹，必须一迳在火上温煮，不使退热。酒尊则放置在室内，且置于北墙之下，酒尊的西面放的是清水，号曰“玄酒”，也必须覆盖粗葛布苫巾，玄酒缸附有酒杓—这酒杓的柄只能朝向南方。酒尊的南面，则是益发要紧的物事，此处端端放着一具名之为“篚”的圆形竹筐，里头有四个酒爵，以及夫妻喝交杯酒时所使用的一对“卺”；此“卺”，必是用一剖为二的瓠瓜做成。 这些都是士大夫之家从千年以前传衍而下的规矩，曾详载于经籍史册，供后世人参照奉行。即使与时俱进，逐事而移，总有更多尚未及入身为士大夫的庶民，就算僭越了自己的地位，也渴望能借着婚媒之崇礼，争相效尤。薛乂在此一关节上，掌握端绪，计虑万千，所顾虑的，正是不要让娶嫁两造感受到分毫身份上的委屈。 他详尽地为李白解说了去至许府的容止动静，演练再三。尤其是主人带引新婿进门之后，如何抱雁而进，如何至庙门相互三揖，登阶之前又如何相对推让，升堂之后复如何献雁再拜，以及如何叩首及地，直到降阶下堂。 “其切要者，”薛乂说到窾窍，深恐李白厌其冗碎，或者率性轻忽，竟满面通红道，“下堂之时，汝由东阶降，莫理会新妇；新妇识礼，便自西阶降，汝莫回头张望。此外，主人依礼不下堂，汝亦不可返身寻觅主人。” “诺。” “唉唉！某竟忘却了—”薛乂突然想起了什么，连连拍打着额头，急道，“出了主家，还有一节；汝须作势为新妇御车驾，尚有一‘受绥’之目。” 李白在《礼》书上读过“受绥”之语，但知繁琐无味，岂料今朝之事，都来眼前，只能耐着性子听下去。 “绥者，登车之索。汝先登，再以索授新妇—” “是。” “是亦不然！切记此礼仅是作态而已、作态而已。”薛乂更急了，期期艾艾地说下去，“授绥之时，千万留意，不可实授，便虚晃之，转交新妇身旁姆仆，姆仆亦不能受，任由新妇踏几而登车，不可援索而上。方此之时，姆仆为新妇披盖罩衣，以防路尘，始可启行。” 证诸于后事，这一番交代根本是空谈。许宛在当天晚上临出门时，一手便接过登车索，举膝迈步登车—原来她的身旁早已没有姆仆随侍了。 当一切礼器食器看来各归其处，身为赞者的薛乂引导着新郎将一干人等、设施前后巡阅一过。尤其是即将面对的障车之人，必须赔笑敬奉的面、酒和小钱，这些物事必须方便取用，却不至于张扬露白，都藏在新郎所乘大车之后的两辆副车之中。 李白亲迎的行伍中人，身份无高于庶民者。但是此日大喜，祝福的喜气充塞薰染，人人尽可穿上练丝质料的衣装，甚至戴上士人形制的幞头。身穿亮黑圆领、右衽及膝的窄袖衫袍，腰间束以革带足登长靴，在新郎与新妇本家之间一往一来的路上，这些以微薄之资雇来呼喝壮声的奚奴，都算是新郎的家人，他们追随在新郎的身后，笑闹、叫嚷、踏歌，将满城天色呼号至暗，才沿途点燃火炬照亮脚下的街衢，以及路旁的屋宇。 无论是骡马、车驾或徒步行人，都刻意走得极慢，这是为了让围观百姓能恣意地指东划西、品头论足。甚至，也出落了几分意思，是要等待着突如其来的障车者。这批人或是本地帮闲无赖或是外地流落游民，尽管平日在邻里间自具面目，各有亲疏，可是一旦出面障车，阻碍婚礼，那就是为了乞讨酒食和小钱。 障车之人，大多假扮成他方而来的贵胄子弟，满口半诗半文的套语，说什么：“我是大唐儒士，极好芬芳。明娴经史，出口成章。”“我是诸州小子，寄旅他乡。形容窈窕，妩媚诸郎。含珠吐玉束带矜庄。”称道新郎，则云：“虹腾照庑，鹏运摩天。”赞美新妇则云：“令仪淑德，玉秀兰芳。”对于两姓联姻，障车者似也满口恭贺说的可是：“两家好合，千载辉光。”“轩冕则不饶沂水，官婚则别是晋阳。” 其间，夸张地奉承起婚事主人的财富来，竟然可拟王侯：“帘下度开绣闼，帷中踊上牙床。珍纤焕烂，龙麝馨香。金银器撤来雨点绮罗堆高并坊墙。”然而其目的，还是强行勒索：“见却你儿女婚嫁，特地显庆高堂。儿郎伟重重遂愿，一一夸张。且看抛赏，必不寻常。”这一套引人啼笑的大话，有时还须邀请知名的文人代笔，以增隆重；然而事到临头，无非是由迎亲的一方花钱使物打发了。 此一婚俗愈演愈烈，甚至经常闹到了聚众滋事的地步。日后就有左司郎中唐绍上表奏请皇帝，下诏断绝：“往者下俚庸鄙，时有障车，邀共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壅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逾万计。遂使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既亏名教，又蠹风猷—诸请一切禁断。” 由于车马不能争咫尺隙地，李白站在行列的前驾之上，凭倚车衡，凝眸望着障车人。那些人立刻让他想起，当年在昌明市集上飞呼奔走、仗剑逼人的少年伙伴。而此刻的眼前之人，又何尝与他不一般呢？他们不也都穿着全然不合于自己身家的礼服，看似笑靥迎人，却杂之以振臂之呼、瞠目之诵，左推右搡，争前恐后，在灼灼闪炽的炬火掩映之下，其狰狞却犹如暴怒的群鬼。 群鬼之中果有一人，只脚踏上车轴，另只脚又蹬上车辕，踩稳身步，便与李白齐身对峙，相去不过数寸，咧嘴如唱经呗一般：“新倌人！仔细思量，内外端详；事事相亲，头头相当。”紧接着又回头对同来的伴当们吼道，“儿郎伟！彼起我落，截短补长；不念旧恶，只看新郎。” “儿郎伟”，古来原本是关中地区方言，纠众之声。由于结群成伙之人，或驱傩、或赛神、或于房舍兴工上梁之日，必须施以祭典祈禳，为了彼此号召，惯用此词，一旦泛衍而普及，“儿郎伟”便成为呼群的套语。“伟”字虚词，常用于多数，犹如后世之“们”。 围聚而来的障车之人这时益发肆无忌惮地鼓噪起来，他们擦拭着满头满脸的汗水，勉强撑持着脸颊上僵固的欢笑，彼此呼唤“儿郎伟！儿郎伟！”而所有障车儿郎的眼睛，却都逐渐凝聚于李白之身。 “儿郎伟！”攀跃而登车的这人显然有些得意忘形了。他似乎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却又为人气所激，舍不得回到路面上去，偏就这么与李白贴身相望片刻，眼中竟然流露出义愤仇雠之色其中有哀伤、有妒怒，也有些许的惶惑与惊恐。也就在这刹时间打从天穹之中、夜暗深处，猛然间落下一宗物事，直夺夺砸上了这人的头颅—却是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僵直着身子、仰天栽倒的瞬间，衣袖却教李白一把拽住，稍稍站定身形，两人才同时看见从天而堕、随即滚落车中之物，竟然是一鼓突突、圆滚滚的皮裹李白再一寻思，认得分明了—那正是当年在洞庭湖畔被吴指南扔上天去的那一只酒壶。 那人经此骛乱，胆气稍逊，由伴当搀扶着，且摇且晃地下了车李白顺手将酒壶递给他，道：“今夕天地同喜，奈遽去？来！进酒。 他知道：那壶里的酒，是无论怎么喝也喝它不尽的。 （第三卷完） 附录 李白的天下意、无情游 廖伟棠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大唐李白》三部下来，时刻笼罩着李白《临路歌》的阴影一次次的举扬，一次次的跌宕。然“临路”也许并非后人考据的“临终”之误传，而真正是诗人再一次上路，上彼“不知所终”之路觅大自由之前的一首告别歌。 身处二十一世纪初的“盛世”，张大春也在一种大时代的阴霾中俯视过往众生，李白等人于他编排的命运中始终大道不得出，直到《将进酒》始见解脱的端倪。这解脱，是源自李白开始立心做一大诗人所得的酬劳，此前他种种抱负，皆以自命“五蠹人”拟消解之—真正消解得尽，还待日后种种劫恨销磨。而将进酒，杯莫停命运齿轮的启动也从兹始。 “但怀天下之心，无语不能动鬼神”，记得在《凤凰台》，张大春借山巅老仙对李白所言，这便是诗人命运的最早呼唤。“动鬼神乃是古诗人对诗艺期许的最高境界，直至杜甫以极端的矛盾称述方完满：“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怀天下心致惊天语也致厄运身，杜甫固然是这样，世人误会是出世逍遥最甚的李白，竟也如此。《大唐李白》处处不忘为此正名：同处大唐盛衰辗转之际，李白之困其实不亚于杜甫。 于凤凰台，踟蹰之鹏，乃一可以亲近的李白。既将进酒，伤心之树，无复闻琴以回身。《将进酒》的展开，其迅猛得自于《凤凰台》的种种暗涌，尤其是吴指南之死，开启了李白身外周遭众角色之“生”—于是我们得以展读大唐各族各华胄草民的命运波潏，彼时“天下”之意气涌于今天心胸，“天下”之图景也以无穷细节在我们视野中构现。 天下意，人尽不同。吴指南的天下，已了结于江河湖海之间，因此与李白更胜形影。段七娘的天下，隐于三重锦幛之后，萧然散轶，一往情深遂视天下如无物，所谓“惯经离别，便知舍得”。月娘的天下，为一念而星月兼程，“能行则行，无依无止”，倥偬间入迷，自噬其心，苦不堪言，所谓“烟火后先，俱归灰灭”的无情世界，唯待李白释此“无情”。轧劳山／安禄山的天下，源自边缘对中心的渴慕窥伺，便如洪水漩涡，独得大时代的恶力，溶汇生死怨怼的风云，将作大霹雳，把盛唐上下其手。李白的天下，静候其中，舍身易诗，最后得以文字替代此天下。 见众生，方能见天下—套用《一代宗师》的立命，能摸索张大春编排李白际遇的苦心。从《少年游》的踌躇，到《凤凰台》的踯躅，到《将进酒》的行止自如，李白的自信如“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是由外而内的吸纳觉醒。这样就能理解吴指南临终为何问“笔是汝家旧物耶”，李白为何答道“非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既然还笔醒来，且看朝云。 朝云朗朗，天下本应廓廓，仍不得出者，曰“难为情”。这是《大唐李白》里最让人耿耿的纠缠，至《将进酒》，张大春再不吝啬写爱情的笔墨，重彩敷色，哀感顽艳。李白的两段情，七娘月娘几成永诀，动若参商，似负平生。这是相忘于江湖的豁达，还是无奈渐入绝境的虚无？ 犹记《凤凰台》中，段七娘与李白谈凤凰台时，张大春曾点出李白的爱情观：一般人从凤凰台故事所得，“最令人艳羡的夫妻似乎并不该沾惹生死离别、勾动爱恨波澜，只须一味谐调律吕，求其同声，无惊哀、无悲怆，亦无嗔痴。”而李白是一个大痴之人，他“满心渴慕着的，还是那故事‘不知所终’的情景”。—好一个“不知所终”，大痴者如曹雪芹之贾宝玉，木石前盟、金玉良缘，最后还不是远遁青埂，不知所终。这张大春的李白，乃是一个更决绝的贾宝玉，于道、于诗、于家国内外际遇之后，得出最超尘脱俗的一念“永结无情游”。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诗人对生死离合最高的觉悟莫过于此。所谓好因缘，便是这一“永结”与“相期”。结尾处吴指南的酒囊，乃千里赴约重来，以重结此无情游。而段七娘呢？月娘呢？吴指南死前曾问：“汝与汝家师娘有情否？”此“有情”便又多一层意思了，曾有情者，方能相期。 但读者不能释怀，张大春也不能释怀。强托月娘陷贼中长相思想起自己曾吟此诗与李白：“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该段极其哀伤。后世考据者普遍认为此《独漉篇是李白在安禄山之乱后作，张大春却故意把它系之于少年李白于有情师娘处所得，小说家笔与史笔的异同，交织出冥冥之契：安禄山的存在。此处最见张大春说故事人之功力，须知多年后，李白与大唐的命运，均从安禄山而转；今日月娘的命运，早已与之相连。 若这痴出离情爱，归属于诗之大者若何？遥想从丁零奴到洞府龙君，均以“痴”责之李白，岂料痴乃大超脱，而无情游是大珍重。 那些有如浮云与飘萍一般相会随即相别的人，却总在他吟咏诗句的时候，亭亭然而来—他们或行或坐，或语或默。有时，李白还真不能辨识眼前所见者，究竟是心相或物相，是实景或幻境。久之成习，不得不坦然以对，他也就不再悉心分别：孰为昔？孰为今？何者为妄？总而言之，诗句其来，犹如难以割舍的人；想念之人，尽付横空不去的诗句。非待一吟罢了，诸象不灭；诸象既灭，他的人生也只剩下了字句。 张大春这段文风如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真是知诗者言，痴之于诗是一大能量，大春道其妙，恰如《文赋》所云：“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若能至此，只剩下字句又何妨？若高歌有鬼神在，则填沟壑又何妨？ 当今之世，世俗对一浪漫化的诗人形象之期许更甚，世人希望李白成为的那个李白，比李白更李白；世人希望诗人成为的那个诗人，颠倒梦想，必须有电视剧一般的悲情。有几人愿意面对一个真正诗人的苦苦求索与欣然忘机？张大春的历史小说，致力于还原历史的复杂而不是刻意简化，因此有那么多旁征博引和貌似离题万丈，这也是呼应回大唐与李白的庞然。后世黄遵宪《出门》诗云：“无穷离合悲欢事，从此东西南北人。”—既然李白早已选定东西南北人之路，便已做好承担无穷离合悲欢的决心。将进酒，觉有情，天下纷纭毕至，我且随张大春取一瓢饮。 廖伟棠诗人、作家、摄影家， 1975年出生于广东，后移居香港，并曾在北京生活五年。1989年开始写作，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及香港文学双年奖等。作为香港艺术发展奖2012年年度作家获邀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台北国际诗歌节等。曾于两岸三地出版诗集《野蛮夜歌》、《八尺雪意》等十余种，评论集《出离岛记》、《游目记》、《深夜读罢一本虚构的宇宙史》、《反调》，散文集《衣锦夜行》、《波希米亚香港》、《有情枝》，摄影集《孤独的中国》、《巴黎无题剧照》、《寻找仓央嘉措》，小说集《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