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呼吸》
新版前言
2010年1月的某一天，影片《碰不得的人》［1］的两位导演奥利维埃·纳卡什和埃里克·托勒达诺与我联系。几年前，他们看过一部片长一小时的纪录片，这是由让-皮埃尔·德维埃为米莱依·杜马的节目所拍摄的。《向生向死》(2002)记述了我这个四肢瘫痪的权富和巴黎郊区的北非后裔青年阿伯代尔之间近似不可能的相识之缘。非常出乎预料的是，这两个人还将彼此互助地生活好些年。这个故事吸引了我们的两位导演。
我妻子卡迪娅和我本人在我们艾萨维拉的住所接待了两位导演，以及两位初定的主演——奥马尔·西和弗朗索瓦·克鲁泽。
我们后来又多次见面，我兴致盎然地关注着他们剧本的进展。
我的第一本书《第二次呼吸》［2］今天已告售罄，它曾获得一定的业内好评。巴亚尔出版社的编辑主任弗雷德里克·布瓦耶建议我借影片《碰不得的人》公映之际再版该书，写篇应情应景的《新版前言》，此外补充一卷新的文字。
于是有了《护身魔鬼》，它将《第二次呼吸》的故事(结尾到 1998年)延续到2004年我在摩洛哥与卡迪娅的相逢；这个时间段与《碰不得的人》的剧情正好吻合。故事长片本身的约束，再加上他们的构思，很多情节因此被简化、修改、删除甚或是虚构。
“碰不得的人”，这个词形容我们两个人，在多重意义上都恰如其分。北非血统的阿伯代尔在法国自感属于边缘人群——就像印度的“贱民”阶层那样［3］；旁人不能“碰”他，否则会有被猛击一拳的风险，而他跑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他当烂仔的那段漫长历程中，那些“条子”(照搬他的原话)只成功抓到过他一次。
对于我来说，在巴黎私邸环绕的高墙背后(阿伯代尔称这是我镶金的监狱)，我因我的财产可以衣食无忧，我仿佛属于 “外星人”；任何事我都可以不在乎。我完全的瘫痪和感觉功能的丧失使我无法去碰任何东西；别人轻轻碰我一下都会犹豫再三，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令他们畏惧，只要碰一下我的肩膀，就必然会引起恐怖的疼痛。
所以说啊，“碰不得的人”。
此刻，我面对的是一个令人疯狂的挑战——重溯这段往事。
事实却让我无法回避——我已回忆不出！我起初将此归咎于我的生活助手阿伯代尔不在身边。但仔细想想后，却发现严重得多。除了些时间上弄不清楚的片断之外，我的记忆拒绝工作。回忆是身体健康的有钱人的奢侈品。对于一个穷人或者病人来说，记忆是停滞在当前的，求得温饱或保证生存已足以令其困扰。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小甜饼，只能是上流社会中风流雅士的一种“心理固恋”。
1998年到2001年，在《第二次呼吸》的写作过程中，我在贝阿特莉丝新亡给我带来的悲痛和神经性疼痛［4］之间来回挣扎，我当时已表达过复制过往时刻的困难。痛苦扼杀了回忆。健康的人在故事和怨悔的累积中渐渐老去；而任何回忆在我的脑海里都显得是一潭死水。
不论是故意还是无心，一本自传里都已充满了遗漏和谎言，讲述另一个人的故事(指的是阿伯代尔)，只能是种“他人印象记”，仿佛是条中间留着很多空白的虚线。
我被认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世家子，遵守着某些原则，阿伯代尔那时却性格反叛，对任何规范都怀有敌意，您觉得我如何能以一个他这样的人的方式来表述呢？我只能描述事件本身，并试着去分析它们。阿伯代尔的一部分真情实感是我所不能及的；奥马尔·西作为大屏幕上他的扮演者，能更轻易地做到与之接近。
我想写的并非只是一本简单消遣的书。我不愿把不幸描绘成一种“现实主义”的肖像，既表现出不幸所引发的幽怨，也反映出不幸会带来的接近于优越感的精神升华。我也不愿将不幸描述成一种强作欢颜的乐观，这是可怜的谎言。
这二十年来近距离感受被遗弃的世界，使我对社会及其罪恶面的视角变得尖锐，也促使我想分享一些我自认为是显而易见的对症良方。
多亏了“护身魔鬼”(阿伯代尔的代称)，我重新具有了在那些悲剧之前我本性里的幽默感。《碰不得的人》的情节是在一种轻松和爆笑的氛围中展开的；但某种沉重感却挥之不去地留在我心头。弗朗索瓦·克鲁佐通过他的表演，传递出了这种感觉。
埃里克和奥利维埃这两位导演，再加上他们的制片人尼古拉·杜瓦尔·阿达索夫斯基，以及我的出版人弗雷德里克·布瓦耶，向我长期任主席的西蒙·德·西雷尔协会［5］支付了丰厚的版权费用，旨在建设一些供成年残疾人和爱心人士分享的生活场所。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我同时要感谢艾梅里娜·加博、马奈尔·阿里伯以及我们的女儿萨巴，他们使我可以重新“提笔”，没有他们这本书不可能面世。还要感谢苏娜·瓦德、米歇尔·奥尔塞尔、米歇尔-亨利·博卡拉、伊夫·巴吕和尚塔尔·巴吕夫妇、马克斯·勒谢瓦利埃和玛丽-奥迪尔·勒谢瓦利埃夫妇以及梯也里·韦尔莱，感谢他们对文稿中肯的指正。
［1］《碰不得的人》：由奥利维埃·纳卡什和埃里克·托勒达诺导演，弗朗索瓦·克鲁泽和奥马尔·西主演的影片（2011),取材于阿伯代尔和我本人故事的作品。——原注（本书脚注若未特别说明，均为原注。）
［2］《第二次呼吸》,2001年，巴亚尔出版社出版。
［3］法语中“贱民”和“碰不得的人”是一个词。——译注
［4］神经性疼痛：约三分之一的四肢瘫痪患者会有神经系统紊乱症状,表现形式是幽灵般的灼烧感，根据个体自身条件、身体状况和天气因素，强度有所差异。我撞上大运，约20年来,我持续不断地在6到9. 5级的疼痛级别之问摇摆（最高级别为10级）。到了10级，人也就不在这世上了！
［5］敬请通过如下地址向西蒙·德·西雷尔协会提供捐赠：巴黎马蒂涅阿克大街 12号，邮编：75007，电话：0182835233网址：.simondecyrene.org。
被解放的记忆
要从今天这个忧伤的日子出发，带着怀旧的哀愁回到过去，为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而怨叹吗？我既不能欣赏过去，也不能投身到未来。一切都在此瞬间。
我骨骼和呼吸的那条断裂线，应该形成于事故发生的那一天。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我陷入了瘫痪。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日，圣徒菲利普的纪念日，贝阿特莉丝过世了。
我不再有过去，我不再有未来，我是个现时的痛苦。贝阿特莉丝也不再有过去和未来，她是个此刻的悲伤。然而，还有一个将来，我们两个孩子的将来，拉蒂茜娅和罗贝尔-让。
直到我发生事故时，我都是个出入上层社会的人，我关心的是在物的流转中印上我的记号，关心着创造。
事故发生后，千般思绪向我涌来。贝阿特莉丝去世后，则是万种痛苦。
从这些雪泥鸿爪中，一些晦暗如墨的回忆重现于我的记忆。在我以咖啡为伴的那些夜晚，残疾造成的灼烧感和缅怀的悲痛感使这些画面含混不清。
在我的内心深处，我重寻到故人的身影。我的安静让一些被遗忘的幸福时光又跃然而出。我的人生通过一系列连续的画面自行展现开来。
最初的几个月，气管切开术［1］使我不能说话。一位朋友把一台电脑的屏幕安放在我身边，并将其连接在一个放在我头下面的遥控器上。字母表在屏幕上排列着，我点击光标，一个字母就显示出来。一点一点地，这些字母形成一个单词，然后组成一个句子，直到半页纸。遣词造句和这种令人筋疲力尽的操作都显得那么美妙；我没有犯错的权利。每个词的分量更为深沉地扎进句子里；我品味着精确。
曾有这样一个战友，他将眼睛的眨动当作笔，直到为最后一句话划上句号才死去。［2］
当我想到那些没有说过什么、没有证明什么、没有希望过什么便在孤独中死去的人时，我无语凝噎。
我躺在我的床上，到了夜里，我无法安睡。我是瘫痪的人。后来，他们在我的肚子上放了一台录音机。当录音机听不到任何声响的时候(或者在它愿意停的时候)便会停下来，等到再听到一个词后才会重新启动。我从不清楚我的话是否被录了下来。常常，我都会遇到故障。
这样说话真的很吃力，没有白纸和铅笔进行涂改；不能坐在桌子边，面对一张纸，左手搭着前额思索；也无法让自己在这张变黑变皱的纸上恣意挥洒。只有一种近乎消失的声音固定在一盘录音带上，没有回转，无法修改。一种犹疑记忆在瞬间定格。
我失去了线索，天黑了，我感到不舒服。我的头搭回到肩上。刚碰到右肩肩头，就仿佛一支匕首刺来，将我的头弹了回去。我不得不停下来不动。那只被我叫做“升f调”的猫，它在我颤抖的身体上爬来爬去地消遣着，它仰面紧贴在我身上，仿佛在向上天哀求。痉挛使我浑身震颤，我身子瘫软下来。猫以这个身体为乐，在此度过了整个夜晚——它需要通过我的惊跳来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从我的双肩到我四肢的末端，一种持续的火焰在灼烧，极常见的情况是越烧越旺。我说得出明天是晴是雨，因为我身体的灼烧感能使我做出预报——要下雨。我的双手、臀部、大腿边缘、膝盖周围和腿肚下方，都有一种强烈的被咬噬的感觉。
我的四肢被人拉开，希望这样能减轻一些我的痛苦。但是疼痛依旧。他们叫它是“幽灵之痛”。这个捣着我的……蛋的幽灵！我哭了，不是因为忧伤而是因为疼痛。我等待泪水使我平静。我等待昏沉过去。
烛光之夜，我们在呢喃絮语中互致爱意。夜色已深，她将头靠在我颈窝里进入梦乡。我仍然对她说着话，尽管没有应答。
有时，寂寞成疾的我会叫来弗拉维娅，这是个电影系的女大学生。她满面微笑，一道美丽的芳唇，左眼的眉头似乎总带着疑问。
逆着光，只见她穿着一条轻透的蓝色长裙，她不知道她已被一览无余，她二十七岁的轮廓仍能令一个幽灵兴奋。我对她照说了一切，我并没有感觉到羞耻，她也身心坦诚。
猫又来到我的肚子上。当它转身的时候，我的身体紧绷起来，仿佛在反抗这个动物的存在，反抗贝阿特莉丝的离去和这种不间断的痛苦。
可是我必须讲一些美好时光，我必须遗忘我所承受的痛苦。
我更乐于从最后的时分开始讲，这是可以被预见的有时又被期望的结局，它将带我与贝阿特莉丝重逢。我离开那些我爱的人，去和那个我如此深爱的人重逢。即使她的天堂并不存在，我知道她还是在天堂里，因为她对此深信，因为我对之期待。我们已身处于此，我们从痛苦中解脱，我们在云絮的推动中紧紧相拥，我们将眼睛永远地闭上；贝阿特莉丝金黄的头发轻轻飘动，发出仿佛是丝滑羽翼的沙沙声。
在天国的贝阿特莉丝，救救我吧。
我的感觉
我曾经算是个人物。现在，我全身瘫痪，我的一部分感觉离我而去。然而，在瘫痪无情咬噬身体的同时，对那些消逝的感觉的美好回忆也相伴而生。
一厘米接一厘米地推移，一个记忆接一个记忆地延续，就这样，回想一个饱经摧残的身体曾有过的感知，这便已算是劫后重生。
以我现在无法动弹的样子为出发点，在那些已逝的往日感觉的混沌世界里，顺着时间重历过往的生活，我于是将往事重归己有，将两段至今隔绝的生活重新连接在一起。
*
骄阳炙烤下的身体泛出一种莫名的红色。对它的回忆甚至都使我头晕目眩。神智不再清醒；占据着我的，只有遥远的感觉。在卡萨布兰卡的烈日下，我七岁，也可能是八岁。我和我的兄弟们在夏尔-德-福柯尔教会学校上学。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些孩子在操场中央踢球，扬起的灰尘贴到了他们的腿上、胳膊上，此外，就像用同一种乳浆刷的一样，印到了他们的运动短裤和海军蓝衬衫上。其他的孩子们沿着墙分成了商人和投手两个组。我是商人；我的孪生兄弟阿兰很有准星，他是投手。对于投手来说，就是要掷出一个杏仁核，去击中位于商人两腿之间的那个核。我贴着围墙挑了个位置，正对着上午的阳光。我喜欢被阳光晒得松脆。我等待那一击，半闭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的核。我数着数，数到了三。快乐的感觉令我直打颤。操场上的暖尘使我晕眩，我闭上了眼睛。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班上的人已经回去了；新的一帮学生在游戏。我挺起身，感到惶恐，我将我储备的果核包进一条手帕。我不断加速地跑着，身体仿佛着了火。头一回，我感到双腿之间有种奇怪的热度。是摩擦造成的还是因为害怕那个凶悍的女老师？总而言之下面起了什么状况。我敲打着教室的门，失神落魄，老师咆哮着，我在教室门半开着的缝隙里傻待着不动。
*
我独自一人在我的床上，想起这最初的兴奋感，我还是有些脸红。
*
后来不久，我们到了荷兰。我父亲为一家英荷合资的石油集团工作。我和我的兄弟们、我们的妹妹瓦莱莉以及女管家克里斯蒂娜，一起住在二楼。克里斯蒂娜很美，红棕色的头发，碧绿的双眸，身上有几处红胎记，这是我顺着她裸露在外的身体看时发现的。那是迷你裙的时代。她坐在地板上熨内衣。我长时间地观察着她；我又觉察到了皮带下的那种尴尬，我涨红了脸，不敢将眼神落在我那可怕的灰色法兰绒英式运动短裤上。克里斯蒂娜的眼睛是眯缝着的吗？我糊涂了。这个不厚道的女人做了个不可思议的动作——她调转了熨斗桌的方向，来到我身边，转向背对着我，向前俯趴着；这真的是要捡什么东西吗？如果当时我懂的话，如果当时我敢的话，我会就照这个姿势一把抓住她。但是我一直双臂晃动，气息短促，而小尾巴一点也不短！对着她这尽情展示的双臀，我久久地看着。
很久以后我看了她的一些照片。她那缝隙很大的牙齿，松弛的肌肉，全是骨头的膝盖，让我觉得她没那么漂亮。一切都是视角的问题！
*
在夜里，我深深地呼吸，为了能摆脱那些将我与世隔绝的病痛。一些画面，带着纯朴的美，重新来到我的意识里。痛苦依旧。
*
我十五岁。我想震住我的同学们。我走进了一个挤满了人的药店。排到我的时候我说道：“我想要一盒……(低声地说)避孕套。”女售货员让我重复一遍。我窘得已经涨红了脸，我照做了。“小号，中号还是大号的？”她又问道，带着嘲弄。我溜了。
她当然说的是盒子的大小。
*
我嗓子里冒起一声笑声，身体随之痉挛起来，录音机从我的胸前滑落。一种令人丧气的安静降临了。必须重新开始，必须重新构思。
我叫着阿伯代尔，我的助手。他重新放好录音机。我用沙哑奇怪的新嗓音开始录音。在这种变化莫测的嗓音中，甚至我的身份也变得四分五裂。我不再有胸肌。既没有声调也没有停顿。只有那些我憋足了气后终于说出来的词被刻录在录音带上。
*
我十七岁。我们在冬季运动场。我的孪生兄弟阿兰，已经有了他的“妞”。少男少女们聚在一起；当着他们的面我从来没有这样脸红过。吃完晚饭后，我们挤在木柴烧起的炉火边，喝着酒，唱着歌，还有人弹着把吉他。一个女孩坐在我的旁边。她靠着我，将头搭在我的肩膀上。这是阿兰女友的一位朋友；她年纪要略大点，生于越南的一个法国侨民家庭。她的眼睛有蒙古褶，皮肤则是黄褐色的。她一边笑着一边继续贴近我。我现在感觉到了她那种辣妹的味道。我试图消失在壁炉的火焰里，却毫无动作。炽热的欲望控制了我。我想要这个女孩。在散了的时候，她拉着我到仅有的一间僻静房间里，这里有张小床靠着墙，我跟着她，没有回头。我已经梦想这个时刻几年了。她毫无风情地脱光衣服，躺在我身上。我该是显得挺笨拙，因为她在微笑。接着，她笑出声说道：“可你还没有脱内裤啊！”她给我帮忙。我们后来在一起过了几个月。
*
尽管瘫痪，我缺失了的那些感觉还是继续捉弄着我。
在布列塔尼海滨的凯尔巴普康复中心，我头一回出门。贝阿特莉丝推着我的新轮椅，一直走到对着海滩的一家小咖啡馆。她坐在我的面前。在她身后，冲浪的人在海浪上起伏翻跃。天是灰色的。流出来的汗水使我的颈部冰冷，但我不愿在和贝阿特莉丝脸贴着脸的时候，离开她的脸带来的温暖。对着这个她爱过的人的残躯，她是怎么做到还保持着那种年轻恋人般的眼神的？
我咳嗽，接着咯痰。她很焦虑，将我带回康复中心。护士诊断为肺部感染。我第二次进入洛里昂医院的急救室，通过气管切开术将喉管切开。一组吊瓶像渗出毒液似的滴着药水。我左臂的静脉在压力下血管爆裂了。他们用一块酒精棉片将左臂一直包到肘部；这使我感觉醉醺醺的。我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大厅里。应该是夜里了。没有护士。机器红色、绿色和白色的光闪烁着。我失去了知觉。在这种愉快的感觉突然来临的时候。我差不多有一年没有感受到这种与贝阿特莉丝无尽相拥的美妙欲望了。我们身体缠绵的画面完全占据了我的脑海。突然，紫外线灯的灯光让我眼前一花——贝阿特莉丝正俯身靠在我身上。用了几分钟，她明白了我身体里洋溢的兴奋，以及我向她眨眼所指的对象；我让她去咨询医生。她笑出了声，跑到走廊里。医生和她一起回来，神情紧张。他对那个引起狂笑的对象进行诊断。否定。幽灵的兴奋。睡吧，我的天使。
天使的屁股
一醒来，就要做直肠接触。接着，就是淋浴。［3］
一切都黑了。我近乎不再存在。没有身体，没有声音，也没有感觉，也许只有在一股暖气滑进我鼻腔时我还能有所感知。突然，这一切晃动起来。又开始了。我的头往前垂下去。我听到淋浴的水声，我感觉到脸上的水。我睁开眼睛。慢慢地，一个形象出现了。马塞尔，这个声音甜美的健硕的马提尼克女人，正将我的双腿搭到她双肩上。她微笑道：“好，波佐先生，醒过来了；这一次，我没犯得上要搧您几个耳光！”我右臂失去了依靠，我倒在我浴椅的一侧。这是把中空的坐便椅。
我差不多一丝不挂。只剩下这个尿袋，一根长导管通过一个类似避孕套的套子挂在我阴茎上，尿袋就吊在长导管的末端。他们把这个叫做“性器套”。可它只能让人难受得生气，哪有什么性的感觉。
我没法保持坐姿。为了使我能活下去，要在我的腹部紧紧束上一条宽大的腰带，并给我套上绷紧的厚长袜，从脚指头一直套到屁股，以使我的脑子里能保持有一点血。在我昏厥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黑暗中的天使；这天使什么也感觉不到。当我重见光亮的时候，我双腿悬在空中，无论是不是被搧醒的，痛苦都向我袭来，地狱之光使我哭泣。
美国人用英语来拼读我的姓“波佐(pozzo)”的时候，是这样读的：“辟-奥-基-基-奥(pi-?-zi-zi-?)”。不过这个波佐不再有鸡鸡了。我变成了比萨斜塔，始终正朝着这边或那边歪着。
护工马塞尔叫来我的助手阿伯代尔，将我放到床上。他从我搭脚的地方托起我的双腿，俯下身子，直到他的头能碰到我的肺部，再将我的膝盖贴到他的膝盖上，用他强有力的双臂紧紧搂住我背部的下方。随着一声“起”，他的身体向后晃，在还关着的百叶窗透进的光线里，我又重新立了起来。我过去有个健美的身体；现在已所剩无多。血向脚指头流去，我又变成了天使。阿伯代尔将我躺放在防褥疮［4］的床垫上。马塞尔开始干被她笑称为“清理厕所”的活儿。她取开“性器套”，给那个小家伙做做清理。贝阿特莉丝亲昵地称它为“豆豆”。我听到了马塞尔的笑声。豆豆开始勃起。“性器套”再也套不上去了。
在凯尔巴普康复中心，四肢瘫痪患者是贵族；我们占据着路的上坡，就像在上帝身边一样。我们带着优越感看别人。我们是全瘫。但是用我们内部的称呼，我们都是些“蝌蚪”，因为蝌蚪就像全瘫的人那样，没有胳膊没有腿，只有小尾巴在晃动。
［1］气管切开术：指切开气管，接入呼吸机。
［2］让-多米尼克·伯迪，《潜水钟和蝴蝶》，口袋书出版社1998年出版。
［3］直肠接触：这是早上在清空我的尿袋之后的第一道程序，先让我侧躺下来，戴上手套，将食指涂上油，再塞进我身体里那个您知道的地方。我一生下来，屁股边就粘满通心粉[译注：屁股边粘着面条，法语中俗用的说法，表示“运气非常好”，以“通心粉”代替“面条”，则是对这一说法的强调。]，不过她们实在太在这上面花工夫了。在她们所有人乱掏我的时候，我就把眼睛闭上。
谢谢马塞尔、贝尔特、葆琳娜、卡特琳娜、伊莎贝尔、萨布里娅、桑德琳娜她们所有人……谢谢她们的指法和体贴。我是被人用食指的指尖维持了生命的人。
［4］褥疮：带溃疡的皮肤坏死。
第一章 镶金的童年
我一生下来……
我一生下来，屁股边就粘满通心粉。我是波佐·迪·博尔戈公爵和沃古埃侯爵两个家族的孩子。
在“恐怖时代”［1］，卡尔-安德雷阿·波佐·迪·博尔戈与他的朋友拿破仑脱离了关系。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成为在英国人保护下的科西嘉政府总理。后来他不得不逃亡到俄国，因为他对“科西嘉吃人巨妖”［2］的了解，他为王室们的胜利作出了贡献。通过将他在俄国沙皇那里得到的巨大威信进行高价炒作，卡尔-安德雷阿·波佐·迪·博尔戈发迹了。欧洲所有经过法国大革命清除的公爵、伯爵和其他贵族都重谢过他，只要他为他们出面，保证他们财富和职位的恢复。路易十八后来说到波佐时，甚至称其为“对他来说最值钱的人”。通过一些有远见的联姻，波佐家族将这些钱一代一代传下来，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在科西嘉的山区，人们现在还会有这样的说法——“富得跟波佐家的人一样”。
我的祖父，约瑟夫·波佐·迪·博尔戈公爵，昵称“乔”，娶了个黄金屋出身的美国女人。她的孙子辈后来都叫她“格莱尼”［3］。祖父乔美滋滋地讲过一九二三年他婚礼时的情形。 “格莱尼”那时二十岁。她和她的母亲正为了寻觅金龟婿在欧洲环游。她们两人来到一位科西嘉贵族的家里，“格莱尼”比他高出了一个头。在诺曼底的当古城堡，就在餐厅那宽大的餐桌上，母亲用美国英语对她女儿说(当然，所有的人都明白她在说什么)：“亲爱的，你难道不觉得，我们昨天遇到的那位公爵有个漂亮得多的城堡吗？”不过，“格莱尼”后来仍然选择了这个小个子科西嘉人。
一九三六年左派掌权时，乔·波佐·迪·博尔戈被以“参加蒙面党徒组织”［4］的罪名抓捕入狱，这些党徒是极右翼的阴谋者，准备不惜一切颠覆共和国。其实他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在拉桑代监狱的日子里，妻子和难得的几位朋友探视过他。他开玩笑说：“不便之处是，坐牢的时候要是有人来找你，不太好让别人说自己不在……”
自我们家族逃亡到俄国以来，科西嘉的贝尔费蒂尼家族一直看护我们在岛上的财产，祖父的境况令他们很冲动。他们组成一个代表团来到巴黎，全副武装。代表团来到了拉桑代。团里的元老菲利普请公爵给他一张需要除掉的人的名单。但是祖父建议他们回去，不要滋事。从监狱出来后，老菲利普惊讶而失望，他向公爵夫人担心地问道：“公爵，他是累了吗？”
祖父于是中断了所有的政治活动，委身于自己的领地里——巴黎的公馆，诺曼底的城堡，科西嘉的山和威尼斯的达里奥宫。他供养了一群精英人士，这些人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反对派。我十五岁的时候他去世了。他这些壮志凌云的豪情，我想我从未有过哪怕一次感同身受。它们在我看来属于另一个时代。反而，我想起了在巴黎的一场晚会，钻石的光芒使舞厅璀璨夺目。
我还是个孩子。我的头只能够到这个美丽世界“屁股”的位置。我突然撞见我亲爱的祖父将手放在一个罩着丽服的臀部上，而这个臀部并不属于他的妻子，此刻，我窘迫不安。
至于沃古埃家族的历史，则要追溯到蒙昧时代了。就像波佐祖父对沃古埃外公说的那样(这两位家族长老彼此厌烦)：“至少，我们的那些封号年代还足够近，让我们可以证明它们是真的！……”罗贝尔-让·德·沃古埃没有反驳。
沃古埃外公是职业军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在一战时十七岁，二战时作为政治犯被关押在齐根海因，他的身份用德语来讲属于“n. n.(nacht und nebel)”，就是等待秘密处决的死刑犯……这是个勇敢的人，具有发自内心深处的信念。作为骑士忠诚的后代，他将他继承下来的特权看成是为社会服务的义务——中世纪的时候，骑士要保家卫国；二十世纪，要投身经济发展。他的妻子是他那一代中最美的，她是酩悦香槟家族的女继承人之一。在二十年代，他告别了军官职业，成为这家香槟公司的老板，他经营并极大地发展了这家公司，直到他在1973年退休。从一个家族小公司起家，他创建了一个帝国。
他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全靠的是他性格和信念上的力量。在他的晚年，他把这些成功因素辑录到一本名为《对老板的警言》的小书里［5］。今天它仍是我的枕边书。
不出所料，罗贝尔-让·德·沃古埃被他的同行们猛烈抨击。人们甚至叫他“红色侯爵”；他则以此回应——“我不是什么侯爵，我是伯爵”。他并没有否认政治上的色彩。他后辈的金融家们毁掉了他的作品。他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的儿子后来就取名为罗贝尔-让。
我的父亲夏尔-安德烈是乔·波佐·迪·博尔戈的长子。他决定在职业生活中锻炼自己。可以说他是波佐家族里的第一个工作的人。这是一种与他父亲唱反调的方式。他以在北非石油工地上当工人作为开端，之后发展出一个完美的职业生涯，对此他归功于自己的工作能力、活力和高效。他的职业使他要在多个国家生活，我在幼儿时代就这样陪他四处为家。在他父亲去世后几年，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石油集团的老总，他放弃了他的职业生涯，开始打理家族事务。
我亲爱的母亲一年之内有了三个孩子：先是雷尼埃，十一个月后，又有了阿兰和我。在我父亲的职业生活过程中她搬了十五次家，每次都要扔下所有那些笨重的家具，还有她能够交得上的几个朋友。我们的父亲一直在旅行，我们有个保姆保护着我们的母亲，使她能经得起我们的闹腾。从我和阿兰分享一个小童车的年纪起，我就习惯坐在他的身上。他等了好多年，直到比我高出几公分后，他才给了我一顿痛打，而这只能缓解他一部分的挫折感。
*
今天，他推着我，我蜷缩在我的轮椅里。
他们都高高地在我上方。我拒绝抬起头。
*
在特立尼达，我们在海滩上嬉戏度日，打扮得和当地人一样，和他们一起游泳一整天。甚至还没开口讲法语，我们就学习用“小英国人的语言”来说话。晚上，我们在卧室里追打。我清晰地记得一个游戏，一边在自己的床上跳，一边朝旁边人的床上撒尿。
后来是北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我们初识了学校的滋味，跟着一位芳龄不详的小姐学习法语，她性格腼腆，一直待字闺中。有一天刮起了大风，我紧紧抱住一根电线杆，只见我那瘦弱的兄弟被刮得腾空而起。小姐向他奔去，试着抓住他，但没有成功。栅栏把他们挡住了。我第一次对这个孪生兄弟产生了某种嫉妒感，因为他引起了女士的关注。
*
现在，我不过徒有一百八十公分，由五十公斤不能自主运动的物质组成，身子还像灌了铅那样沉。报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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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尼埃跟我们拉开了距离。很快，就形成了“孪生两兄弟对抗野蛮大肥佬”的格局。我们的大哥意识到他作为继承人的职责，他毫不犹豫地利用他硕大的体型，用他那非常宽大的双手扇我们，只要他觉得这是为了教育我们。
*
现在，我叫着，哀鸣着，却无法去打那些利用我瘫痪处境做出过分举动的人。
*
在摩洛哥之后是伦敦。我们保姆的名字叫南茜。我留意到雷尼埃对这个棕发美女耍的把戏。他瞒着我的父母钻进了她的床，我听到他咯咯的笑声。我试尽办法，想有机会进南茜的床，却并不是很清楚为的是什么。甚至有一天，我想佯装发烧，我长时间坐在一个发烫的电暖器上，只为了能被南茜照顾，也许最后就到了她的床上……我的企图没能持续多久。我成为自己屁股背叛的牺牲品。臀部和脸都火一般地发烫，我只得收兵而回。
*
我怀念那些感觉，它们向我证明过自己的限度。这个临界线不确定的身体不再属于我本人。
今后，那只轻抚我的手不会再触碰我了。但是，在身体那无时不在的灼烧感中，这些形象依然会令我激动。
……就粘满通心粉
八岁时，“格莱尼”将我和我的两个兄弟叫到她在巴黎的会客厅。作为一个伟大的小提琴手，她在婚后无法充分发挥才能，因为乔公爵对于“噪音”没多少兴趣。她有一把小巧的小提琴，还有一架施坦威钢琴放在舞厅显眼的位置。她把我们三人叫到一起，雷尼埃、阿兰，还有我。巨大的黑色钢琴吸引了我，我说我想要这架琴。迷你的小提琴和它复杂的结构则令阿兰艳羡。至于雷尼埃，因为他看不到别的乐器了，所以他就对音乐不感兴趣；于是，当阿兰和我试着进行二重奏的时候，便给了他好多机会来叫喊着嘲笑我们。我能回想得出这些演奏难听到什么程度。我和阿兰曾经在他的寄宿学校里举行过一场合奏，受到的尖刻嘲弄还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为他伴奏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阿兰在讲台的这一边开始了乐曲的演奏，而结束时是随着一片嘘声从另一边下来。从此，我再不曾在公众场合演奏过。今天，我也就完全不玩琴了。
“格莱尼”在舞厅里组织指挥了多场音乐会；在这些高水准的音乐时光里，我总是坐在前排倾听。后来，她在我们那俯瞰阿雅克肖的拉彭塔城堡里，举办了一场音乐节。贝阿特莉丝负责广告宣传，我则把整个科西嘉都贴上了海报。
这座城堡被用做博物馆，回溯卡尔-安德雷阿·波佐·迪·博尔戈的生平。我想起了博物馆的门卫，他向参观者展示着客厅、书房和卧房的奢华。在书房里，两幅巨大的画作迎面对挂着——一幅是卡尔-安德雷阿·波佐·迪·博尔戈正面端坐的肖像，带着凯旋的神态，由杰拉尔绘制；另一幅是拿破仑就要被流放到厄尔巴岛时的肖像，脸上印刻着失望和尖酸，由大卫绘制。在参观结束时，导游总是一成不变地用他那带着科西嘉口音的刀割般的嗓音说道：“厕所还是那个年代的。请不要忘了导游啊！”
没有任何一位波佐家族的人住在这座城堡里。它由家族的一位祖辈建成，为了吸引他的妻子来岛上住。他还买下了玛丽·德·美第奇宫里的珍宝，在一八七一年被巴黎公社烧毁前，玛丽·德·美第奇宫是杜伊勒里城堡的外围建筑。
结果，在阿雅克肖短暂停留并在城堡里住了一晚后，妻子斩钉截铁地拒绝重回此岛。
祖父乔则选择修复一座古老的热那亚塔楼，它在城堡上方约两百米的高处，位于以前的波佐·迪·博尔戈村庄的中心。他开心地在“格莱尼”的陪伴下走进这个塔楼。他在这里能重温过往的岁月，把握眼下正在流逝的时间。从这个塔楼里，看得到山坡上的一座小教堂。家族里的所有成员都安葬在这里，将来，波佐·迪·博尔戈公爵夫人，乔忠实的伴侣“格莱尼”，就将在此安息。而我未来也会和贝阿特莉丝一起在这里入土。
在很早的时候，我父亲便对他的每个孩子都有了个明确的主意。尽管带着深深的善意，但他将这说出来的时候却显得比较粗暴。他的评价只有几个词：“雷尼埃学习上没天分。”他将到雷罗什学校做寄宿生。在法国，这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管理的唯一寄宿学校——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同学自己动手管理自己；体育和其他非智力的活动占据着统治的地位。雷尼埃在这里的学习很一般，从不曾对体育运动产生兴趣，却发展出一种来自我们母亲对绘画的热情。阿兰跟着雷尼埃来到雷罗什学校，“去做他能做的事”。对我这个总是近似沉默的孪生兄弟的智能，我们的父亲犹疑了很久。至于我，他派我继承曾经是他本人也是他父亲的那套教育，因为我是“三个里面最不蠢的那个”。他把我带到巴黎的时候我八岁——我通过了蒙田中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开榜的那一天，我父亲拉着我的手，在名单上找我的名字。我得到的是个“优”——我被录取了。于是我离开了家。我只能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才能和家人重聚。
我父亲的妹妹埃里亚娜·德·贡皮埃尼，她的丈夫菲利普，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家族在巴黎的寓所里。我的姑姑在周末和星期四的下午接待我。每到这些时候，我都去卢森堡公园乘公车。我总是站在车厢后面的平台上。这是最美好的休息时光——伴随着排气消声器散发的热度和气味，一条条大街从眼前掠过；检票员意兴阑珊地靠在栏杆上，他的鸭舌帽翻起，手放在梨形的停车摇铃上。贡皮埃尼家成为我的第二个家。他们将我安顿在顶层的洗衣间里。我睡在一张要从壁橱里拉出来的床上。我发现了另一个法国。
菲利普·德·贡皮埃尼应该和杜·盖克兰［6］有点渊源；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他是个战士，也是个伟大的狩猎者。在他结婚后，他的生活一半在巴黎，在这里他开一家小厂，生产高档的纸板包装；另一半在拉雪兹城他可怜的庄园里，一个小村落的残垣连着一座废弃的城堡。他成功地在那里布置了几间小屋，都很简陋。这座城堡位于一个两千公顷面积的森林中心，他在这里独自狩猎，度过了他生命里的大部分时光。
他在他的那些动物当中死去；他顽固地拒绝保养自己的身体。
他教我射击，使我产生了一个人在树丛中长时间守备的兴趣。也是他教会我用假的虫饵钓鱼，这是另一种孤僻的运动，完全是靠视觉上的敏锐和姿势上的讲究。菲利普姑父话不多。甚至他会在表达看法之前先表现拳法。在诺曼底，一个猎场的看护人就为自己的胡言乱语付出了代价，他被一记上钩拳击倒在地。姑父认为这个老实人缺少对他岳母公爵夫人的尊敬。而一个上层人士如果在他面前有狂妄之举的话，同样也会为自己的性格交学费。姑父那种贵族式的粗暴使他受不了与他身份相同的人干出的蠢行。
除了打猎之外，他只与十几个老友来往，始终都是那一帮人。他们至少一周在波佐的寓所里聚一次，一起“打纸牌”。他们的关系是一种最完美的兄弟情谊。要是他们当中某个人有了婚外情，其他人都会体恤地以最敏感的方式使一切得以顺利进行。狂热的金罗美牌局从下午五点钟左右开始。在一张狭窄的长桌两边，各有五六个牌手的两队人会一直打到深夜。晚上八点钟，牌局暂停。晚餐的中心是埃里亚娜姑姑，她可以讲一些荤段子，却仿佛自己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只有在这个家庭，和这帮人在一起时，我才能笑得这么厉害！接下去的几年，在这些不间断的节日里，我获得了巨大的欢乐。埃里亚娜姑姑很快教会我打金罗美，把我带上了牌桌。我成了个很好的牌搭子。我保持着这种对游戏的乐趣。在贡皮埃尼家里，我发现了生活的美妙之处，它是由无忧无虑的性情、牢固的友情和精神上的格调所组成。既粗犷又敏感的一种氛围。
他们家的长子弗朗索瓦比我小两岁，是我少年时期的玩伴。他像所有贡皮埃尼家的人那样，体格大、有蛮劲，他还表现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笨拙。到今天为止，他全身大概缝过一百针！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当古的树林里骑自行车的过程。我在山路里开道，冲下树丛中的陡坡，好几次将摔得皮开肉绽的弗朗索瓦从地上扶起来！成人后，他还是这样一个天生一副脆弱莽撞的人。
*
有一天我偏离了正轨。我学会了孤独。后来，我又力求找到孤独。我想始终更快、更远、更高地前行。我感觉自己仿佛是不死的神人！甚至在莱萨尔克滑雪场遭遇的雪崩都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教训；路有好多个出口，我却木然地又动身向前。然而，我一脚踏空了。那个使我重回地上凡人的时刻，我在记忆里找不到了。
*
弗朗索瓦十二岁的时候，菲利普姑父送给他一辆雪铁龙 2cv的邮车，橙黄的颜色，这是在公共财产拍卖时购得的。在几年的时间里，这辆挺不错的老车是我们游玩时的伴侣。从我十四岁起，我就开始在森林泥泞的弯道里做大角度的飘移。后来，我又发现了这辆车的一些照片——只见当年我们一副青葱模样，意气风发，摆着姿势，手叉在口袋里，嘴上叼着烟，站在我们的“战车”旁边。世界属于我们。我们是宠儿。
从我的卧室里，可以俯看到为我叔父切科照看孩子的年轻女管家的房间，切科是我父亲的弟弟，他的妻子塔尼亚在银幕上的艺名叫奥迪尔·维索斯。在三年里，对我来说，这个女管家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通过浴室不透明的玻璃窗，我揣摩着她的体型。夜里剩余的时间，她就在我的梦中陪伴我。一个晚上，我欲火中烧，踮着脚尖从将我们分开的两层楼梯上走下来。我来到走廊的尽头，进入了她的房间。她正准备上床睡觉。她在睡衣里的身体被我一览无余。我很尴尬，不知所措。我很窘迫地对她说：“我头疼。”她给了我一片阿斯匹林。我夹着小尾巴又爬上我的那层楼。
在每周的非休息日里，我在布苏埃学校里生活，这是由一些穿着一身黑衣的修道士管理的寄宿学校。我们早上做弥撒，吃饭在食堂里，晚上有老师监督自修。我们在蒙田中学上课，后来是路易大帝中学。我偶尔会在弥撒时做辅祭工作，但没什么热情。一天早上，我和几个同学将尚未经过领圣体仪式的圣餐饼全部偷光。坐到长凳上时，我们已将饼一扫而光。等到做主礼司铎的老神父准备开始圣体圣事时，我们大获成功——代价是集体留校！
布苏埃学校的修道院长加朗司铎已经八十多岁。他是我祖父的老师，在我父亲读书时就已经是校长了。
我爬到八楼的一个窗户旁，带上一只装了水的玻璃瓶，在同学们的怂恿下，我瞄准了我们的修道院长。他正穿过操场。可能他刚刚在思考生命中的不确定性。呜……啪！经过一道完美的弧线，炮弹爆炸了，教士袍上溅满了水。谋杀成功！
听说了这样的“伟绩”后，我父亲对开除我不表示反对。他本已决定将我从布苏埃学校转出——他已经了解到，我将大部分时间都虚度在一家咖啡馆里，在这里，人们叫我“弹子机之王”。
我被送到雷罗什学校，又和我的兄弟们在一起了。我是在高中二年级期末的时候来的。我很快发展出一种与这所学校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强烈对立的政治意识。昂贵的学费导致招生仅限于经济上有实力的精英家庭，而二战后经济增长的这些年使新的就学群体产生，他们非常有钱，但文化基础常常很薄弱。我想起一些由司机开车接送的腐化的少年。他们当中有一个甚至是开着辆老式劳斯莱斯加入这巨大的汽车队伍的，他还带着个总站在一侧车门踏板上穿着制服的家仆。我为他也为我自己感到羞耻。在此之前，我还未有过阶级观的意识。我在这所学校里离群索居，很少去看我的兄弟们，每天在钢琴上花好几个小时，在我专用的带隔板的小自习桌上一根根地抽烟。
*
后来，因为大量的社会不公现象令我难于承受，我做着超出常人理解的工作，只求那些我负责的人至少可以赢得他们的独立。
当我们被要求对几百个人进行裁员时，我可能会拿起武器。义愤填膺的感觉令我浑身颤抖，在那些冷酷的经济法则的包围下，我可能会把武器调转指向自己，以便他们无法将我活捉。
*
我发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阿尔都塞。在我的房间里，我一边听着梅湘［7］的钢琴曲《注视圣婴基督的二十个眼神》，一边学习这些“红色”作家的作品。这首音乐使我能从周围的腐化中脱离出来。我的反抗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我拒绝参加团体聚会。在考试后颁发奖项时，我被“缺席”授奖。这可是这所学校历史上的头一回！
在事故发生后，记忆中回想起一件当时并没有怎么震动我的事——数学老师摩尔塔先生在一次汽车事故中身亡。有消息传了开来，说他撞到一辆牵引车下之后，身体变长了二十厘米。今天，这个记忆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因为看着我笔直平躺的身体末端，每个人都觉得我的身高变长了。
在这个没有时代气息的学校里，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与我不期而遇。我决定逃离，逃到巴黎去。我听凭自己被一种全民的激情所带动，从奥德翁［8］到邦德翁［9］，这种激情席卷了整个巴黎。我相信，这些疯狂的日子将会引导出一种更伟大的公正，从此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以礼和敬为准绳。
我于是过了几天完全漂荡的生活，全民的兴奋和子弹的气味令我陶醉，我并没有想好什么主张，只盼着一种浪漫的兄弟情谊尽快来到人间。我到路易大帝中学的老同学那里过夜。我们讨论着我们的社会规划，直至深夜。
*
我不接受妥协，这是现代社会里可怜的“白痴”干的事！
千般笑容的母亲
我父亲弄到一条十二米长的船。我们第一次渡海直下科西嘉时，我十岁。我们的母亲陪着我们，自然的力量让她感到恐怖。直到进入“有千般笑容的大海”［10］的海港时，她才重新找回自己的平静。
某年夏天，我们的远航是在猛烈的密史脱拉风［11］中进行的。大海被染成白色，海浪在涌到甲板上之前，已将船尾撞开了个大口子。我父亲在一张风暴帆的帮助下，维持着航行。当我们靠近加尔维时，我才能够站起身，摆脱掉兄弟几个围挤在船舱里发出的异味。我们像支凯旋之军似的开进了港口。我们自豪地在父亲身旁操作，将船停在码头，码头上的人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从风暴中走出来的这船人，特别是我的父亲坚持要扬着帆靠岸。一年一年，远航的距离在拉长。我们走遍了整个科西嘉，然后是撒丁岛、厄尔巴岛、意大利的海滨，最后是伊奥尼亚海和赞特岛。我们在赞特岛上发现了一个公墓，这里聚集有五十多位我们先祖的坟墓，他们生前曾给威尼斯人当过雇佣军。
我们家族的这一支在土耳其人的一次袭击中死去。公墓的一个工作人员看护着所有这些坟墓，但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我们在这个公墓里停留了近一个小时，在这里我们家族两百年的历史展现在面前。所有这些生命都浓缩成石头上的一个名字和两个日期。从日期上的时间间隔看，有些比较长——想来该是骄傲地在此长眠的一位长者，另一些比较短——这是年纪轻轻就夭折了的孩子。这一次参观留给我一种眩晕的感觉，以及对时光流逝的一种感慨，岁月随着一代代人变迁，而这个共宿的公墓却显示出时间的仓促。
四年后，我们的父亲买了艘更大的船，这是一艘用玻璃纤维制成的十六米的顶级船，有两根桅杆和两只船舱。航行时翻起一道长距离的浪花。我们现在从拉罗谢尔出发，从直布罗陀绕过欧洲海岸，深入地中海直下土耳其，最后回到葡萄牙返航。
这些长距离的远航对于我们这些男孩子们具有深远的影响。我父亲的权威通过令人惊恐的力量表现出来。在遇到一些难处理的操作时，他有时会发出可怕的叫声。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回应——阿兰脸色苍白，保持着彻底的沉默；雷尼埃撇下我们不管，狂风暴雨般地宣泄着，脸上浸满了屈辱的泪水；而我呢，父亲可怕的狂吼声让我颤抖之余，我让自己理智下来，试着分析这种失控的原因。海水和狂风在船上的喧嚣使他不得不狂吼，偶尔，紧迫的危险还逼着他一边怒斥一边在甲板上猛跳。
我在风和水的力量中学会了坚持，面对大自然我懂得了谦卑，但也学会了对它们嗤之以鼻的艺术。
这些远航令我陶醉。在一道道帆下握住船的栏杆仰望星空，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乐趣了。这块白色的物体在黑暗中愈行愈远，穿行于海面上闪烁的一束束磷光中；船身有力地劈开海浪，浪花像香槟的泡沫一样渐渐散尽。
有一年的夏天则是场灾难。我们从里斯本出发，原本设想第二天能到直布罗陀。早上三点，海水凹陷进去，但没有险情。我们继续着航行，所有的帆都扬了起来。雷尼埃值班，船头迎风劈浪，船以最安稳的方式高速地在波涛上前行。一声可怕的撞击。就这么一下，海难就来临了！海岸上的一处灯塔应该没有正常工作。雷尼埃是从另一处灯光开始计算的，于是我们就被径直抛到了圣文森特角上。亏得有奇迹发生，这是岩礁中的一块沙地。撞击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我从我的小床上直接被掀到海里。没有人受伤；船侧倾下来，但没有裂开。很快，在晨雾中，出现了一些带着驴来救助我们的农民。他们用绳索拉起船，一部分人点起一堆旺火供我们取暖，其他人则将船清空，把船内物品卸载在他们的驴身上。我们跟着队伍到了村里，他们向当局报了警。因为拖船，我们必须等上两天，我们得住在他们家里。我们受到了一种殷勤备至的接待，这是人性本善的遗迹；仿佛只有贫穷才是它的先决条件。
*
当我想到这些镶金的花季年代时，我承认我是个宠儿。对那些带给我深深烙印的影响，我不由自主地尽力去确定它们的来源。有一些属于基因遗传。从相貌上看，我带着祖父乔的长相。有人说我也继承了一部分他的精神，以及他对于女性人群的品位。从外祖父沃古埃那里，我拥有了对美的感觉，甚至带着矫情，以及对权力的兴趣。后来，在我在酩悦· 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lvmh)工作时，以前为他现在为我做秘书的玛丽-特莱丝，不停地向我回忆对比这些相似点。从“格莱尼”那里，我得到的是精神层面的遗产——清教徒的道德观和美国人的心态。直到结婚时她都信奉新教，后来她保持了这种宗教的严苛作风，并对自己的身体完全淡然。
遗传因素，以及这两个大家族生活方式(一种是旧时代的，一种是与时俱进的)带给我的品位，两者组合到了一起。在我身上，奇怪地既有责任感，又混有一种对身边环境的冷漠。一种能不辞辛劳的高傲感。甚至在悲剧发生后，甚至在我不能动的状态下，这些组合因素都是我行动的动力来源。
［1］指法国大革命时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这一阶段。——译注
［2］保皇党人给拿破仑起的绰号。——译注
［3］“格莱尼”，英语中“奶奶、外婆”的意思。——译注
［4］蒙面党徒：指的是1935—1940年法国法西斯组织“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成员。——译注
［5］格拉塞出版社1974年出版。
［6］贝特朗·杜·盖克兰(1320—1380),被称为布列塔尼之鹰，法国民族英雄，百年战争初期杰出的军事领袖。——译注
［7］梅湘(1908—1992)，法国作曲家、风琴手与鸟类学者。——译注
［8］奥德翁，巴黎一剧院名。——译注
［9］指巴黎的先贤祠。——译注
［10］苏格拉底曾用“有千般笑容的大海”来指称地中海。
［11］法国南部及地中海上干燥而强烈的西北风或北风。——译注
第二章 贝阿特莉丝
新生
一切始于我们相逢的那一天；我们二十岁。在兰斯学院的一个小广场上。命运的偶然使我们两人出现在一起；她，是因为她跟着她当省长的父亲，我，是因为我没有跟着我出国在外的父母。
贝阿特莉丝和我差不多所有的课都一起上。兰斯法学经济学学院位于一座老建筑里，这座建筑还容纳着一个养老院。入口的左边，是老人。右边，是学生。在两者之间，是个小教堂。每当左边的住客有人离开这个世界时，教堂上就会罩起一层黑的顶篷。他们每天早上看着我们经过，仿佛把这当成一种消遣，但也带着伤惋。我们两者之间的距离是巨大的——他们不再期待任何东西，我们则希望着一切。
一九六九年，这所学院属于极左翼。我很少去上课。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附近一家小咖啡馆里度过。这家咖啡馆是由一个痛改前非的酒鬼和他的妻子开的，她戴着个黑色的假发，穿着身鲜玫瑰红色的套装。他们深信，玩弹子机或者玩“81点”的骰子游戏时，喝柠檬水比喝啤酒更能助兴。我有时候会去学院里露个脸，那时学院正在罢课，我在开全体大会的时候去举手投票，就运动的进展进行表决。时光荏苒，平淡无奇。我又重读了大一。我的整个大学生涯原本可能就这样混过去。
有一天，我注意到一个高个金发的女孩。牛仔裤、紧身毛衣再加香烟的学生打扮，掩饰不了她出众的气质。第二天，养老院的入口人比往常多——学生那里出了什么事。我走进了小广场。美女正和几个同学在那儿，都拿着几卷白纸。她招呼学生签名请愿。我靠近这个明艳无比的美女，她邀请我签名呼吁停止罢课；我红着脸毫不犹豫地照做了。她被我逗乐了，递给我一卷纸让我收集签名。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分开。从这一天起，我真正地存在了。
我和贝阿特莉丝讨论着问题。原则上我们不谈政治，她为那些在她看来属于理性的行为辩护，而许多直到那时在我看来还很严肃的话题却令她发笑。她把生活看成是一出人间喜剧；我却更多地感到是出悲剧。我们为这些分歧争吵，但是到了晚上，她将我留在她身边。她很快将我介绍给她的父母，在豪华的省府宫里。我差点将一切搞砸。省长夫人在她的法式花园里。我养的母狗尤普萨盯上了她，使她跌倒在蔷薇花丛当中，然后还去舔她的脸。不过省长夫人还是建议收养它，以便它能尽情享受花园。她于是也可趁机控制她的女儿。我接受了——我的八平方米小屋不能满足尤普萨，白天它成天关在里面；我在一家酒店做夜间门卫，还在兰斯、特鲁瓦、沙隆的工人聚居区里做上门兜售百科全书和服装的差事，这使我在学习上没有多少时间，照看尤普萨就更没有时间。我们后来每个周末都在省府大楼度过。
他们给我预留了戴高乐将军的卧室，以及为他量身定做的宽大的床。晚上，贝阿特莉丝会在夜深时来这里与我会合。早上，她把早饭带到床上给我。她很滑稽。她想瞒过她的父母。直到有一天，我迷人的未来岳母带着一丝微笑出现在房间里，劳驾她的女儿上她那儿去。
我们一天里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这张床上度过，在这张床上，我们准备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决定报考巴黎政治学院甚至国立行政学院。我开始着手学习。
暑假时，我将贝阿特莉丝带到我们的科西嘉。我们是家族这一代人中最早的未婚同居者。长辈对此有点难以适应。
我们常常独处在丛林里，难以遵守我祖母的时间表。在空旷的迪费罗海角的大海滩上，围着一小簇篝火，我们在温暖的海沙里，听着浪花卷起拍打海岸的声音过夜。偶尔，我们会回到家族在阿雅克肖的房子，这里的人对我们无忧无虑相依相偎的作风不太习惯。我亲爱的母亲指责我们有点过早地对我的小妹妹们做了示范教育，瓦莱莉，还有我最小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她只有十二岁。
接吻机器
她身材颀长。头上的装饰和步履的优雅使她引人注目。她完美的脸庞显露出她的秀外慧中，以及对生活的乐趣和一种无限的活力。
她一对天蓝色的双眸，在眉毛和睫毛的黑色烘托下，总是显露出喜悦的眼神。我不停地看着她，如此的优雅和爱意令我心潮澎湃。她的简单总是带着精致。常常，我会为她挑选当天要穿的衣服。我熟知她柔滑肌肤的每一寸，她带着细细汗毛的上唇，迷恋美食的下唇，完美的耳垂，顺着颈窝和肩根，现出她那总是裸露在外的双肩，她坚挺小巧的乳房喜欢在爱抚下变硬，特别是右乳；她柔软的腹部是我常常枕着入睡的地方，她宽大的骨盆在我们相拥时不断令我振奋。在爱潮后，我常常会抬起身体倚靠在她的颈部，朦胧入睡。我们在一张张大床上赤裸相对、彼此紧拥地生活。
在大街上，我挎着她的手。“喂！看啊，这是我的女伴！”我们的身体缠绵在一起，毫无羞涩。
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称作“接吻机器”。
二十岁时，我们担心到了四十岁，是否还有这样相拥的未来。真到了四十岁时，尽管她的双腿缠着绷带，但爱依然带着柔情。我们一起读书，一起演奏音乐。我们彼此不能分开。在我的事故发生后，尽管因为癌症而憔悴，她还是继续着我们的爱情游戏。我们用唇来创造爱意。
我当时总是想着与她并蒂相依；我觉得自己更帅了，也长大了。
我们的生活是首乐曲。在兰斯，在我们最初的日子里，我在一个细木工匠拥挤的仓库里租用了一架钢琴。她和我在那里相会。这是我钟爱肖邦、舒曼和舒伯特的时代。她坐在一只货箱上，一边读着书一边听我演奏。在音乐会上，我们牵着手一起聆听。在一个舒伯特浪漫曲之夜，她用肘部捅了我一下，因为她发现我对漂亮女歌手的关注似乎很不得体。当我们在香槟地区安家时，她还去上课学习声乐。没有哪一天，我们会错过双人演绎莫扎特以及很多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她的歌声尽显她的神秘，这歌声发自她自我的深处，仿佛是一种来自大自然的颤音。当我们一起欣赏美的时候，我算不算得上与她琴瑟相和？在不止一首歌里，我从我的内心深处体验到一种近似于灵欲和谐的感觉。我只在她气息的节奏中呼吸。
*
不论我在世界何处，她是我唯一在意的宇宙——晚上，我们在大床上赤身依偎，低声谈论着孩子，追问确定对方的爱，柔情似水地爱抚着彼此的身体。在这块我不停游历的大地上，我唯一的发现就是这张大床。
*
因为有了这位光彩照人的女伴，波佐也变得焕然一新。我卖掉了漂亮的橙色大众甲壳虫，来结清我玩游戏时欠下的债，这辆车是我十八岁的生日礼物。我买下了咖啡馆的老板精心保存的古董车雪铁龙id19。我驾着这辆老爷车，带贝阿特莉丝四处兜风。我是混混之王，而她是我的王后。
一天晚上，我们从巴黎开回兰斯。一场浓雾使我们放慢了速度。这没什么要紧的——贝阿特莉丝靠在我的身边，时间不再存在。我隐约看到路标牌上指示着莫城的入口。什么也看不见，除了被浓雾反射回来的车灯灯光。我猜出了宝贵的火车站的方向；无论在哪儿，都会有这么一家“车站旅店”。当我按着门铃拍打着沉睡中的旅店的大门时，贝阿特莉丝显得有些窘迫。在过了很长时间后，一个多事的女人要求安静。我坚持着。最后，灯亮了。一个披着黑披肩、穿着呢拖鞋的男人带我们走上楼梯。地板吱吱作响。直到冲我们关上门，也没听到他说一个字。贝阿特莉丝一直靠在我身边。我们不停地接吻，借着一盏床头灯发出的颤颤巍巍的光亮，我们够到了床。她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笑，陈旧的床板在笑声中带动着整个房子震动。这整个美妙之夜，我们都在这种嘈杂声中轻声密语。来到吃早餐的餐厅，黑披肩问我们晚上过得好不好；贝阿特莉丝的脸颊倏地变红了。她的嘴埋在一块热的羊角面包里咬着，眼神没离开过我。
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在第二学年结束时需要实习。我们刚刚订了婚。我未来的岳父从蒙彼利埃市长那里，得到了一个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蒙彼利埃市的友好城市）实习的机会。我们被双双选派到一家当地的小银行——路易斯维尔信托有限公司。大学想要取悦省长，将我们安置在一个当地老妇人家里，这是一幢殖民风格的豪华洋房。她结过几次婚，正在寡居，我们这对年轻伴侣的到来，使她很感兴奋。她消息很灵通，她带着一种与“伯爵和伯爵夫人”相称的礼遇来接待我们。她对我们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抚着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将她从我们的房间里打发出去。我怀疑她有几个夜晚都把耳朵贴在门上，寻找那种已离她远去的喘息声。
在银行里，贝阿特莉丝被分派到法务部门，而我则埋头于遗产的管理。每两个小时，我们有十五分钟喝咖啡的休息时间。我们急忙赶到电梯里，用被允许的整个休息时间，来紧紧拥抱接吻。这种举动令清教徒出身的美国人不快，却加强了那些本土居民对法国人原有的印象。后来，他们只称我们为“法国情人”。在大街上，我们依然纵情，于是常常会引起刹车的嘶鸣、反复的喇叭声、交通堵塞以及爆笑声。我甚至记得一家来自农村的可怜白人（相貌上的血亲关系非常明显），他们目瞪口呆了五分钟，利用这个时间，我们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有一次，我们的房东把差不多整个路易斯维尔市的人都召集过来，围在游泳池边吃烧烤，她向他们介绍这对贵族恋人。我们是一对没被笼子关着的幼斑鸠，也感觉不到难为情。只要我们肩靠着肩，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
晚上，我们总喜欢干这么件事。我们像猎犬一样一前一后地走着。我一手托着她的腰，一手将她的头发挽到脖子上。在一种完美的同步节奏中，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某一刻，我们互换了位置。我们相互紧拥，尽情嬉戏，彼此信任，直到某一刻，夜色强行中断了这场简单的芭蕾舞。在事故发生后，我只能仰面躺着。她把她的头放在我的肩窝里，对我说她把腿和胳膊放在了哪儿；而我，则只能想象着她身体的位置。
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我忍受着不能爱抚她的痛苦，忍受着不能给予她爱意的痛苦。
她身体靠在我的颈边，夜晚对我来说，就只剩下这蜷缩着靠在我身上的妻子。她从不曾抱怨过。在癌症的折磨下，她一天一天地憔悴，而我在灼烧中全身瘫痪，我们缩小了但也可以说是扩大了我们的爱，这份爱只剩下晚上彼此温柔相依的这两颗头。我们的身体遁形了。
贝阿特莉丝
在我们为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等待了四个月的时候，贝阿特莉丝出血了。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哪一家医院，我现在把所有的医院都混淆在一起了。我又去看那位年轻的教授；他叫帕里昂特。对这一点，我是确定的。他体贴入微地告诉我们，对下一个孩子，我们不需要有任何担心。我在贝阿特莉丝的枕边哭泣。确实是因为她的痛苦而哭吗？是她在安慰我。我们生活在奥尔良门的一户低租金住房里；贝阿特莉丝已经热情满满地重新开始她的大学生活。
在接下来的这次妊娠期，出血是从第三个月开始。他们把那个装在曲颈瓶里的胚胎交给我，让我将它带到实验室。为什么我记忆中这个实验室是位于布洛涅森林当中呢？我看着自己走进了一个实验楼。一位白衣女人接待了我。我将瓶子放在柜台上。她毫不惊讶。我走了，很迷惘。
他们开始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分析。他们把我叫到一个特别的实验室里，做精子检查。护士递给我一个空管子，向我指着一扇门，刚结婚的我对此很困惑。我走了过去，以为会遇到个医生。我进入的是个堆满色情杂志的卫生间。
在经过漫长的羞辱感后，任务总算完成，我还回了细颈瓶。
我们在实验室的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指标都令人满意。
我们成功地从巴黎政治学院毕业，决定准备国立行政学院的考试。
贝阿特莉丝二十五岁。三月的时候，她再度怀孕。这一次，产期顺利度过。
婴儿必须活下来，但是贝阿特莉丝患上了一处栓塞［1］。她坚持撑下去。胚胎似乎没有触及。她甚至不惜以自己身体的健康为代价来得到这个孩子。为避免形成畸形儿的风险，临床主任粗鲁地给予她声援，来反对他的一位想试用抗凝血药物的同事。讨论就在走道里进行，声音很大。贝阿特莉丝感到恶心。这两个医生怎么可以忘记，在21号病床上有一位美丽聪明、有着爱心的女士呢？而且出了这个监狱，她远远胜过他们。当她终于能站起身后，她发现甚至个子也比他们要高。
我一直在场。病房里鲜花不断。有水果，有书，有音乐，还有一个塞满了的冰箱。
我放弃了国立行政学院的备考，忘掉那些政治经济学的要领，忘掉那些最新的统计数据，忘掉外界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有血有肉的生活，是在这里。我们必须一起面对。亏得有同等学力的认可，我注册了历史学的学士。我让贝阿特莉丝来分享最早的阿拉伯航行家的生活，向她讲述印度洋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历史。
同等学力挺管用——我们了解了伊本·白图泰［2］，但我们搞不清法国国王的年谱。我有了我的学士学位，但我们错过了孩子。在七个月的妊娠期后，高血压战胜了胚胎运动。他已经开始让人能感觉到他；这该是个男孩。他不再动弹了。
接下去的一个月是场噩梦。胚胎必须要缩得足够窄，以便贝阿特莉丝能够“自然分娩”。医生建议她进行长距离行走。我一直陪着她。她很累，气喘吁吁。她不再说话，一直戴着太阳镜，避免碰到熟人。晚上，我长时间地轻轻揉着她的太阳穴；她一直哭到头晕脑涨。有时，她放任自己发出怨恨和反抗的号叫。
在一天晚餐后，疼痛开始了；我们来到了产科的急诊处。贝阿特莉丝说这是个死婴。没别的办法——跟那些经历几小时疼痛却能换来幸福享受的母亲一样，接受同样的护理。
在焦虑中，撕心裂肺的时刻来临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为她鼓劲。她不愿让我看到。她要了张床单。我们两个人的头离得很近，但相互隔开。在无休止的嚎叫后，贝阿特莉丝的身体放松下来。身和心无声的痛苦交织在一起。她的双眼深陷，噙满泪水。
我们还没来得及恢复镇静，一位面色阴沉的人物没有自我介绍就走了进来。这个秃了头的男人问道：“死者叫什么名字？”贝阿特莉丝惊得说不出话来。我赶紧走到这位擅闯进来的人面前，用力将他拉到走道里。他向我解释道，一个怀胎七月的孩子出生后必须进行民事登记，即便是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存活。我顺从地回答着他所有的荒谬问题，签署了所有的文件，他满意了。我一个人在走道上哭着，让自己恢复常态后，回到了贝阿特莉丝的身边。我平静地和她说话，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掩饰我的痛苦。她最后睡着了。我留在她的身边，坐在一把不知道哪个年代的椅子里。当她发出呜咽声时，我将手放在她的前额，轻声地对她说着些温柔的话。
接下来的一个夜里，出现了新的栓塞，又一次急救。我一直在她身边。头转向她。一些声音，灯光，还有模糊不清的交谈。一个不眠之夜，令人疲倦，直到熬过第二天早上。始终，我都拉着她的手。
*
我们出发去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有人向我们推荐了一位不错的产科医生，他为我们专业地准备着第四次尝试。他很和蔼。他的临床诊费非常高昂。我们带着幻觉，以为走进了一个守护森严的地方，在这里不幸的事是来不了的。令他极度惊讶的是，妊娠期只维持了四个月。
我们的第一个美国孩子正准备滚蛋。我和声细气地告诉了贝阿特莉丝之后，就不省人事。当我恢复知觉后，护士们逗着我开心。甚至贝阿特莉丝在她疲惫的双眸里也重新闪现出一道喜悦的光芒。
贝阿特莉丝肺部有两处栓塞。在几个月后，他们终于放了她。她仿佛徒具形骸，只有她的眼睛还活着。我们去了马提尼克。一下飞机，我们就跑去租了一艘船，装满生活必需品，我们就出发了。
贝阿特莉丝躺在长椅上。当一场暖雨落下时，她笑开了花；在船过度倾斜时，她叫喊，狂喜。我们在大海当中停了下来，贝阿特莉丝游了几个小时。我们唯一一次与一条船交错而过时，她开始舞蹈，全身赤裸。用了几天时间，她重新有了精神和气色；她的眼睛里一直也保持着喜悦。贝阿特莉丝留给我的只有这些充满信心的时光。
博学的美国大夫说服我们，他完全搞懂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开始。
一年后，完结了。一个婴儿在七个月时死去。受挫中的我们决定收养。我们开始了一道道程序，为了收养的大门能向我们敞开，从获得意向到初步认可到确定通知……差不多用了五年。我们填写的收养材料可能是波哥大神学院受理过的材料中最精美的。
一位医生为我们做身体检查。他发现贝阿特莉丝的血检结果不正常。他将她用救护车送到库克郡医院，以便深入分析。诊断结果得到确认。这种病症有个复杂的名称，直至今日，我仍然无法记住。它的俗称“瓦凯氏病”则更为人所知，这是种骨髓的癌症。这种病多发于老年人，常见于男性。根据临床主任所了解的情况，在美国，这种病发生在像贝阿特莉丝这样的年轻妇女身上，大概只有不到一百个病例。他们抓到了他们的小白鼠。来自各家医院的医生始终怀着同样的关注为她会诊。老年人会因此而死。不过，可以做到使他们延长十来年的寿命。——“唉，既然事已至此。”
这是一种红细胞癌症。血红蛋白的数量和浓度不断增高，造成凝血异常。最常见的是，患者死于肺部或者脑部的栓塞。需要进行化疗来消灭红细胞。
我震惊无比。他们对我说是癌症。
她被最后一次小产弄垮了。
当他们告诉我她的癌症时，我失神落魄。一切变得如此黑暗，黑得就像那些夜晚，在这些夜晚，我逃避在一些女人当中，所有的女人，不管什么样的女人。
小天使降临!
在这种疯狂和这种痛苦中，一个电话打来，向我们宣布有个婴儿—一个小女孩——在波哥大等着我们。贝阿特莉丝在芝加哥一家拥挤的法国餐厅的餐桌上哭成了泪人。她必须离开一会儿，将脸上重新拾掇干净。
这几个星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除了我对自己逃离的羞耻感。然后，就突然跳出这么一天，在波哥大，贝阿特莉丝将拉蒂茜娅放入我的臂弯。这是个非常漂亮的三个月大的婴儿，她的大眼睛带着惊奇抑或不安的目光看着我。我重新找到了，我们重新找到了我们共同的呼吸。越过孩子的身体，贝阿特莉丝俯身靠到我的肩膀上，又重新上路了。必须重新上路。拉蒂茜娅是一个奇迹。贝阿特莉丝对我们的爱情重燃了兴趣。我在她伤痕累累的身体上重新找到了她的热度。
我被任命为一家大型美国制药集团法国分公司的财务总监。这场归程一开始还很羞怯，但因为有了这个带给我们希望的孩子，就变成了凯旋般的荣归故里。此时我们已经离开法国五年了。我把家人安顿在我们家族的寓所里。贝阿特莉丝重新回归生活；拉蒂茜娅则让这一切更为美好。我马不停蹄地和我年轻的老板安德烈一起工作，他也从此成为我们的朋友。我挣的薪水比在美国时少一半，但这是多么美好的惊喜！当我们周末在家里工作时，安德烈总是会带些礼物给拉蒂茜娅。
*
贝阿特莉丝三十三岁。她光彩照人。
心脏手术
我们驾车从圣泉薇［3］归来。贝阿特莉丝累了。她在座椅上躺了下来。她的眼睛深陷。她喘息着，直到进入梦乡才平息下来。公路变向，她的头也随着晃动。
我一直开到了巴黎，没有停下来过。我们到家了；我叫醒了贝阿特莉丝。她的眼睛始终凹陷，眼神空洞。她吃力地爬上楼，接着就躺在床上。漫漫长夜。我看着她并不安稳地睡着。第二天早上，我们决定去看她的心脏医生。他诊断出肺部有处栓塞，并紧急安排她住院治疗。
心脏重症监护室为她预留了一个位置。医生的一个侄儿是临床主任。算是个好运！
我们没时间回家去抱拉蒂茜娅。圣安托万医院，我们以前从没来过这儿！
像往常一样，我们试着开玩笑。各人扮演各人的角色。不哭出来，不马上哭出来；我们良好的教育占据了上风——我们感谢护士，她非常体贴；对我们来说，这些都属于经历过的事了。
医生的侄儿来了。他安顿了贝阿特莉丝；她成了双重的囚犯——既受制于她的身体，又受制于医院的规章。有人给她穿上病号服，这是一种直接套在身上的白色短上衣。一切都准备好了——各种管线，窗户上的挂锁（为了防止自杀），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没有色彩，接受探视的时间很短。
我什么也不遵守。治疗小组学着配合我的固执；不再有人反对我执拗的出现。第一天晚上，在我必须离开她的时候，我带了张这儿可以接受的物品清单回家。我让贝阿特莉丝安静下来——是的，我会向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打招呼的；是的，我会去吻我们两岁半的小女儿的。
医生进行了一些检测，确定了是肺栓塞。他们将贝阿特莉丝安置在一间配有窗户始终亮着光的房间，连接上了一个心脏监视器，它闪着红色的光，监视器上是她心脏跳动的波形线。他们为她打了点滴，以保证她的营养，并输入一些药物。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她的肤色苍白，身体一动不动；泪水沿着脸庞滑落。
贝阿特莉丝肺部有六处栓塞，在这家医院里住了一年。我每天去看她，但是从无快乐。我不理解她的孤独。我不知道说什么。焦虑充满了我的眼神。我早上大约十一点钟到。她很高兴看到我，尽管我一言不发。十二点的时候，我必须离开，逃离。我到圣安托万大街去。
我瞄上了一家不知道年代的小餐馆。大块头的女老板掌锅。她的丈夫因为酗酒而消瘦，他只通过肘部和肩部的晃动来表达意思，就像只鸡仔［4］。我总坐在同一张桌子边。女老板给我准备一份特别的餐前菜和一道美味的主菜。热气令我晕沉沉的。我正在慢慢地死去。
下午，我在贝阿特莉丝的紫外线灯下与她重逢。我向她描述大街、餐馆、气味和菜单。一年里我一直重复着这套程序。当她的静脉血管爆裂时她哭了，必须将她的双臂包满酒精棉片。她满足于我毫无生气的存在，看着我，始终如是。我有几次就在那里过夜，为了减轻她的恐惧感。卧床几个月后她唯一一次可以出门时，她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但是还是显得面色苍白。她艰难地走着，一直走到我的那家小餐馆。她显得像个小女孩一样，对一切都觉得有趣。当我们离开时，她在人行道上吐了。
我不停地在办公室里工作着。我调整时间，做满十个小时的工作，周末也不例外。
她对我期待得更多，特别是希望能在她的信仰上与她为伴。但我固执地保持沉默。只有我来到她的身边，才能保证我不再焦虑不安。斯拉玛教授认为必须赶紧安一个“下腔静脉夹”［5］。
在权衡了出现致命栓塞的风险并考虑到手术有害副作用的微弱可能性之后，我们选择了外科手术的介入。
他们向贝阿特莉丝承诺，心脏手术只会留下很小的一个创口。她永远不能再穿比基尼游泳了——疤痕从胸骨正中部开始，向下贯穿到右臀部，形成一条宽大的环线。直到生命的最终她都一直带着这条紫色的长线。我是唯一了解她这个秘密的人。
当她终于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时候，她的眼睛是闭着的。我抓住她的手。我们赢了……
几年的痛苦。
拉蒂茜娅四岁了。我们在科西嘉和亲戚们度假，在一艘宽大的帆船上。
只有那每天必服的六粒化疗药剂，才会让我们想起贝阿特莉丝的病。
这一天，她和她的女儿游着蝶泳。两人一边向对方泼水，一边嬉笑。她神采奕奕。她在一块岩石上擦破了脚踝，当时她只轻轻叫了一声，便回到船上清洗擦痕。这块伤口永远不能结痂。这是他们向我们隐瞒了的一种“副作用”。
贝阿特莉丝的癌症使她的血浓度提升，化疗药剂则进行稀释。右脚踝骨上长出了一个溃疡，接着是左脚。癌症本身本该让我们更为操心。然而，是这些可怕的溃疡使贝阿特莉丝在患病过程中痛苦万分。她在巴黎一年平均要住上六个月的医院。她的父母保证了她始终有人看护，我则用尽我的最大能力来补缺。她的脸上一直挂着对我的微笑。我给她带来几盘拉蒂茜娅的录音带、所有我们不得不回复的信件，以及外界的一些新闻。
各色教授为“治愈”溃疡拿出了种种无效的方案，她当医生的母亲极度愤慨。这里真是个屠宰场。
贝阿特莉丝为此痛苦地哭泣。
*
这些画面占据了我那被尼古丁染黄的记忆。缭绕的烟雾腾空扬起，飘进我发红的双眼。我如今还记得，在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我曾悲伤，也曾束手无策。面对着贝阿特莉丝的离去和我已散架的身体，我已回想不起愤怒。
*
范辛格教授终于使贝阿特莉丝的折磨有了个了断。他让她在家里治疗，并建议进行一些传统的疗法。这些疗法是要每天用解剖刀刮伤口，直到溃疡出血，这是人体组织重建所必不可少的阶段。早上和晚上的疗程我就在房间里，但我不能看这些解剖刀。我将我的脸靠近她的脸，擦干她的泪水。在别人像切肉一样地刮她时，她有多少次将我咬到出血啊？几分钟后，这一切就被遗忘了，她是在自己的家，和家人在一起。那位教授使她重返生活。
今后我必须来保护她。
拉比当斯
酩悦集团向我推荐了一个在香槟地区的舒适职位。
我们动身来到美丽的“拉比当斯”。这个庄园背靠一座建于七世纪的奥维耶本笃会修道院，环绕它的是一个广阔的自然风景区。一直在被人修剪的葡萄林里弥漫出层层雾气，透过雾气，庄园前方的视野能一直延伸到马恩河畔。阳光和低矮的葡萄树的树荫交织错落，仿佛是个在被无穷复制的日晷仪。
我代表着家族创立者的第十一代传人。第十二代，是个被我们取名为罗贝尔让的男婴，他在我们到了香槟地区后才进入这个家庭。这一次，拉蒂茜娅也加入了波哥大之旅。同龄孩子的穷困令她动容，他们乞讨，衣裳褴褛，沿着大街流浪。
*
我们在拉比当斯住了十一年。贝阿特莉丝是那里的女王，拉蒂茜娅则是公主，很快，又有了王储罗贝尔让。
尽管贝阿特莉丝有病在身，我的工作令我疲惫不堪，我们四个人还是度过了几年幸福的时光。春去秋来，妆点我们生活的是壁炉、钢琴，花园里种的植物，准备采摘的樱桃，成百只等待剪裁的玫瑰花，用李子、杏子和各类品种的梨做成的果酱，对这些水果，拉蒂茜娅喜欢就着树直接啃。
我被任命为兰斯的伯瑞香槟公司的副总裁。每天早上，我沿着一条蜿蜒湿滑的林间小路，驾车送拉蒂茜娅上学。我开得越快，她的笑容就越发绽放。在我们玩的游戏中，有冲入弯道到最后一刻才踩刹车，有在极短的一条直道上加速到一百六十迈以上，以及将前方所有慢吞吞行动的物体都赶超到身后。我无权用我这部靓车将她直接送到学校门口。在街角我就将她放下来，使她可以不显山露水地去她同学那里。有几个晚上，她到办公室来找我。我把她介绍给工作团队。她就坐在我的对面，开始“工作”。我们亲昵得无法分开。这也肯定让贝阿特莉丝受了委屈。
最后一次节日是我们的女儿十三岁的生日。我组织了一场焰火表演，令拉蒂茜娅和她的朋友们惊喜得目瞪口呆。这天夜里，这群少年都无心睡眠，他们的叫喊声响彻了葡萄园。
在这个时候，拉蒂茜娅已经算得上是个真正的钢琴师了。她要去参加一场考试。我很想也本该出席这场考试。但是我没能做到。在那个诺曼底登陆的纪念日，我因为一些工作上的要务脱不开身，累得像扭断了脖子。
［1］栓塞:血凝块或随血流运行的异物突然咀塞血管的现象(拉鲁斯词典）。
［2］伊本?白图泰(1304—1377),摩洛哥的穆斯林学者，大旅行家。——译注
［3］圣泉薇，法国温泉胜地,位于阿尔卑斯山国家公园心脏地带。——译注
［4］法语俗语中“鸡仔”也代表“警察”。——译注
［5］在下腔静脉上安放的过滤器，用以防止血凝块向上移动。
第三章 天使之跃
折断的双翼
在她那美丽的拉比当斯，贝阿特莉丝安静地在家里接受治疗。每天，我六点半起床晨跑。我从家里出来，沿着修道院的墙碎步小跑，踏上第一条小街，这条街是个上坡，街边的建筑顶部有怪兽状的滴水嘴。我用眼角瞟着它们。我们的腊肠犬“拉多夫斯基”在这条上坡路上尖叫。转到右手，是块大平地，沿着教堂向前，再经过一条上坡路，就来到了森林。我双腿已经像刀割似的酸疼。
路向左边开始下坡。我的步伐又从容了一些。“拉多夫斯基”在我前面两百米处。它在林荫道的尽头等着我。我们踏上了山脊上的路，上了这条路，我们便离开了森林，进入这带着葡萄园的香槟地区的山谷里。在这里，我可以俯瞰马恩河，它在山谷里蜿蜒，常常笼罩着雾霭。我们在世界之巅。开始时，我每跑上一百米就要歇一会儿。每天，这个距离都在不断延长；一个月后，我就可以不停歇地穿过森林和葡萄园，跑完三公里来回。
很快，同样的路程跑上两圈都不再能满足我了。于是，有一天，在葡萄园的尽头，我没有往回走，而是深入了森林，在右手边，有一个陡滑的山坡。几个月内，我日日不断地攀上这个山坡。每天早上，我都一口气跑上十公里。“拉多夫斯基”现在是追在我的后面。
后来，有个朋友陪我一起跑。他爱逗乐，他不知疲倦；我则节省我的体力。周末的时候，我们跑上二十公里，很快就是三十公里。一种新生的感觉。我七岁的儿子虽然只有三尺高，也能不费劲地在我身边碎步小跑。
今天，我看着他完全轻松、耐力十足地出发了。我给了他努力到底的兴趣。
我跑遍了世界上所有的大陆。
现在，每个周末我都跑上五十公里。贝阿特莉丝在床上躺着，两条腿血迹斑斑。我给她送去早饭，再加上在回来的路上买的新鲜面包。她靠着枕头坐起来；我亲吻着她，汗水淋漓。她很高兴——我陪着她度过当天的第一次解剖刀疗程。多年以前，在芝加哥的密歇根湖公园里，她在我的身前奔跑。我故意拖在后边，为了看她身体的左右摇摆。时不时地，我会伸出手掐她的臀部，她轻轻发出一声叫，于是找到借口停了下来。
有一年的二月，我们是在夏蒙尼［1］的一些朋友那里过的，这是一座古老的农舍。在晦暗的光线下，我们发现了无数的物件、照片和干枯的花束。
我的朋友蒂蒂向我们介绍他的连襟，这人从脚趾到肩膀都打上了石膏。他很开心地回忆着他玩滑翔伞时发生的事故——他的一个朋友在出发时吊伞绳上打了个结，贴着崖壁往下坠落；蒂蒂的连襟想去救他，却猛摔到山上；结果他的朋友只带着些轻微的擦伤脱了身。他嘲笑着这件蠢事，又接着笑谈他两个月前的另一次事故，他驾着一架小飞机，同机的还有他老板的女儿。发动机仿佛消失到真空里——因为一个螺栓没有拧紧。他成功地在安纳西湖上降落；于是他们能在游完水后走上陡峭的湖岸。他们将这次死里逃生归功于他的冷血。这是个可爱的疯子。是他将我推下一座悬崖，从而教会了我玩滑翔伞。
我跑着，我飞着。经过几年的时间，再加上几次死里逃生经历的见习，我对飞行的所有步骤都已驾轻就熟。我现在可以在几千米的高空将我的伞收起来，然后耐心地将它打开，并在水面上方几米处控制好局面（我后来通过自身的教训才更深有体会，在水上会减少很多危险！）。我飞行的时间越来越长。在飞了五个小时后我终于着陆，筋疲力尽。在树叶的沙沙声中找到一个热气团，钻到里面慢慢上升，直到它将前胸贴后背的你放开，此时你已在距出发点三四千米的高空，这一切是多么的美好啊！我喜欢，它们同样也能提示出热气柱的方向。有时，当我飞越它们的鸟巢时，它们会俯冲下来向我进攻。有一次，我飞过了勃朗峰。它在我的脚下绚烂夺目。一只巨鹰在我上方盘旋。
我为滑翔伞而痴迷。我背着个背包进了山。当看到某处美景在向我召唤时，我就在那里停下来。起初，我甚至还戴着顶鸭舌帽，打着条领带；我弄丢了太多顶帽子，毁掉了太多条领带。现在，我已经经历了好几百次飞行。在别人手忙脚乱时，我已勇敢地打开了伞。按俗语说，放牧放得好，先得把草观察好——我在测量各个热气团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会不断压缩。我于是先行一步，做了个简单的腰部运动，使伞能向正上方升起。非常完美！当其他爱好者在空气的漩涡里前摇后摆地向前冲时，我稍稍制动了一下，然后就像一架直升机一样，升进了我已预想好的那个热气团里。
我探出我身体的上端，向前飞去。我叫着；我是一只鹰。“翅膀”那笔直的末端抖动着抬起，我摇晃着身体，左腿跨到右腿上，左手微微向前，右手勉强伸直插向后方。我钻进热气团里，继续钻，一直钻，直到热气柱将我从高处弹出来，大多数情况下，会正好抛在一片云下。这样做是种禁忌，但我喜欢让自己迷失在升力［2］的极限中。没有人能跟随我来到这么高的地方。我从我的那片云里出来，选准方向跳到另一个热气柱上。我向后躺下，双腿伸向前方，以便获得最佳的滑行系数，同时点起一根香烟。我甚至还曾卷过一根烟。我调整着耳朵上随身听的耳机。多少次飞行，我是在放声高歌《诺玛》［3］的同时完成的啊！
我没有止境地飞着，俯瞰群山，比其他人的伞高出几千米。两架幻影飞机从我脚下经过。伴着一声令人眩晕的呼啸，一架滑翔机与我擦身而过。我感到了害怕。我在瑞士的上空，没有护照。我嚼着一条巧克力，通过插在头盔一侧的一根小吸管来解渴。我不再想落地。无线电里有人叫着我，我想把他们全打趴下。这是艾蒂安。他只有十六岁；他在地面上，在我下方几千米处；他发现了我的伞的位置。我把制动器上的皮带在我右手上绕了三圈，一边摇晃着身体，一边将这只手紧紧扒牢坐垫的下方，于是伞越来越快地俯冲；伞现在是纵向的，而我的身体在横向打转。伞和我以一种地狱芭蕾的节奏全速下降。一千米，两千米，三千米，令人眩晕的降落，但尽在掌握之中。在降落区轴径上方的几百米处，我将右手重新抬了起来。
于是我在坐垫里立起身体，双手满满地抓住降落伞的所有吊绳，除了当中两根；接着又坐了下来，收拢漂浮在两边的伞翼，只留下伞的中顶部继续鼓着。
我向着陆点冲去。在离地面二十米的地方，我一边猛按着制动器一边放开伞翼；在离地面几厘米的地方，伞又重新膨胀起来，像蝴蝶扑花似的将我放下。
我在三维空间里生活，就像是个天使。
有一天，我在碧草的青青世界和地狱之间摔得骨断筋折。
疯狂的飞行
我靠着山躺着，只是有一点儿晕乎乎的。我应该是失去过知觉。马克斯和伊夫将他们的伞放在我的伞旁边，这是我玩滑翔伞的两位同伴。马克斯博士着手处理这一切——他在我脸前方的地上挖了个坑，保证我能呼吸，接着向无线电台报警。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碰我。我和他们说话，我的呼吸平静，可为什么他们不停地问我是否可以呼吸呢？一根草在我的鼻腔里挠着我，我打了个喷嚏，笑出了声。马克斯突然对着无线电发起火来。他坚决要求从格勒诺布尔派来一架直升机，而不是从尚贝里；可尚贝里离这里更近。伊夫像对孩子般地和我说话，他的样子看上去在发抖。我觉得我再也动不了了！
我又陷入了意识丧失的状态。一阵嘈杂声将我惊醒。这是直升机在迎着风的阻力尽力停稳。一位医生和一个救险人员从飞机上跳下来，而飞机重新升起，保持着悬空的姿势。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他们很熟练地将我转移到一个吊篮担架里，使我仰面躺着；我看到了天空和飞机。他们要把我带走，而朋友和其他人留在后面。我叫来伊夫，我明白这样有问题。我请他马上给贝阿特莉丝打电话，对她说情况不严重，说我爱她，我拥有的从来都只是她，她是我的光。“打电话给我父母，对他们说要体贴她，别让她一个人赶路。”十年里，他们一直都阻止我玩滑翔伞；他们有天甚至说要是出了事，他们是不会照看孩子的。贝阿特莉丝哭了，我本该有所收敛，但我成了个罪人。我在伊夫的身边哭了，我想让他对我的父母复述这句话：“请照看我的妻小。”伊夫让我平静下来，我给了他我秘书的电话号码，以便她能取消掉所有约定的会面，不论是当天晚上在意大利的，还是第二天在瑞士的、第三天在德国的。
直升机放下一条缆绳。在被吊上去之前，我请求伊夫原谅我糟蹋了他一天的时间。我在空气里摇摆，副驾驶俯身抓住我，将我拉上飞机。到了机舱里，再听不到有人说话。他们给我戴上了一个氧气护罩。
到了格勒诺贝尔，我们降落在医院楼顶的平台上。我被跑步送到麻醉室大厅，很多张面孔簇拥到我的面前，我们交谈着。一个男人，应该是位外科医生，将我们的客套话打断，说了句“别光说这些，情况紧急”。这是我长时间不省人事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后来我才知道手术进行得多么艰难。贝阿特莉丝和我父母用了几个小时终于赶到了医院；他们受到了那位外科医生的接待。“他度过危险的机会是五分之一。”
手术后，我的身体拒绝呼吸。他们使我陷入一种人工昏迷的状态达一个月之久，以便呼吸机能强行工作，而不会被机体所排斥。
在这整整一个月里，贝阿特莉丝都守在我的床头，对我说一些故事，这使那些外科医生们非常光火，他们认为这一切毫无意义。贝阿特莉丝毫不松劲地继续着。为了让我好起来，她展开了她的攻势。她联系了我的大老板弗莱德?尚东，和我以前的老板、现在的朋友安德烈?加西亚。他们将我转进巴黎的萨伯特慈善医院。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
又是几天的昏迷，维亚尔教授选择了一种“间歇疗法”。也就是尽快把开的药全部停用，包括那些使我保持昏迷的无数唑比酮胶囊。
症状加剧。一个星期里我一直在高烧四十度到四十一度之间徘徊。肝炎的症状也开始发作，但是慢慢地，我“恢复了意识”。
贝阿特莉丝倾身靠在我的玻璃床上看着我，在她的注视下，我又回到了大地上；我想不起来她说的话，只记得她的眼神。在几个星期内，我都游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
贝阿特莉丝安排了亲友们持续不断的探望。于是，在萦绕着我的各种噩梦之间，穿插着他们的来访。
*
我的这些幻境具有如此强烈的真实感，以至于一切都被混进了一个虚拟的世界。 我在一艘小的马达船上。到我行程结束的时候却用的是桨。船停靠的地方正是我医院病房的另一侧。然后，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我被转移到一架幻影40飞机的座舱里，飞机的驾驶员是个西班牙人。我后来才明白，公共医疗求助机构为了节省开支，雇用了一个西班牙人。驾驶员该是带着我越过了隔音墙，俯冲着飞出了法国国境。每天，我都登上这架飞机。回来的时候筋疲力尽，但是精神焕发。最后，飞机载着我去了埃及，停在亚历山大港的东部。
医院里的推车工带我参观城市的郊区。他带我进了一家咖啡馆，这里完全像是个中世纪的酒肆。这是一间木制的大厅，布置得像个有几层楼的商业中心。人们聚到这里，吃着中餐，洗着土耳其浴。其余的人则像我这样，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躺着。有人给我们递过来水烟。
推车工带我走进铺满白瓷砖的浴室。喷出的蒸汽从我的头上飘过。我试着用双肘支撑着向上爬，却滑向浴室当中的排水口。推车工撇下我不管。我叫喊着，想从闷得透不出气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但无济于事。
幻影，谵语。当我睁开眼时，我的身体却不再有了！
* 我看到我的妹妹亚历山德拉，她正因为什么事惊惶不安。她的谈话中夹着抽噎。她面色惨白地消失而去。就在此时，她的朋友莱奥和一帮吸毒的人将这里围了起来。他们操着白刃杀了女护士，冲向药房的药柜，抢走注射器和其他的物品。在一阵类似指甲刮墙的声音中，所有人都消失了。我应该是做了个梦。但是第二天，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警察包围住一伙危险的流氓分子，这些人围在一个年轻女人身旁，一边大声叫骂一边跳舞；女人的背上插着一把刀。他们还没能接近受害人。这个女人是亚历山德拉。我失声叫了出来。
*
表弟努恩斯来了；在我被隔离的这段日子里，他每天都来。就像他惯常的那样，他对我说些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我笑得都要把身上的那些管子绷断了。我的孪生兄弟阿兰紧接着他过来；鞋跟噔噔作响，他上身朝玻璃床微倾，军人式地打招呼：“保重，我的兄——兄弟！”轻轻地将身体重新挺直后，他又开始沉默无语，保持着立正的姿势。贝阿特莉丝也在旁边。“解散！”通过她温暖的眼神，我知道我还活着。她轻触着我。她是唯一会俯下身体从她够得着的地方亲吻我的人。
* 我们在我们香槟地区的风景区里。我儿子的教父、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高材生埃马纽埃尔，还有他迷人的中国妻子玛丽，也在这里。夜幕降临，寒意袭人。突然，从玛丽的耳朵里跳出来一群小矮人。玛丽将他们重新聚到一起。埃马纽埃尔带着一丝尴尬的微笑。他解释说他在电脑上进行了一个错误的操作。他使我明白一场世界大战已经通过电脑的媒介爆发了。一些贪婪的芯片［4］逸出电脑的显示器，攻击着敌人的机器。埃马纽埃尔通报了前线的最新战事。实际上，是站在高高的山岭、拿着薄酬的藏人发起了战争。我们决定，埃马纽埃尔、玛丽、她的那群人，还有我，我们一起去前线。原来，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他妻子和母亲的帮助下，以革命的方式开了一家芯片公司。军人将他们关起来，这些可怜的人日夜工作，来为他们的看守提供日用品。经历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险阻后，我们逃离了那里，全部在纽约安顿下来。战争似乎进展缓慢，因为缺少芯片。突然，库尔格公司的总裁艾比带着一群猩猩侵占了我们的办公室。他态度极度温和。他对埃马纽埃尔和我们的朋友的工作很感兴趣。在他身后，一个矮小的带着强烈西班牙口音的女人凶神恶煞地冲他吼着。艾比要求控股我们的公司，被礼貌地拒绝。他们割断了老母亲的喉咙。我们的朋友（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在用传统的方式剖腹自杀后，带着同情的微笑升天了。幸存者都被关了起来。战争重新开始。
在艾比的情人伊莎贝尔?迪安奇的卧室里，我被吊在天花板上的一个笼子里。一群年轻的吸毒者围着她；在由艾比庇护的一位音乐家谱写的曼妙乐曲声中，他们玩着些精巧的游戏。时不时地，在一种滑轮系统的带动下，我的笼子径直落到了迪安奇床的正上方，她正夸张地张开四肢等着我。我就在笼子里进入了她的身体。天啊，我怎么能这么干？有时，他们扔给我一些花生米。她爱着他们当中的另一个人，一个无敌的歌手。艾比怒火中烧，尤其他又破了产。
突然，一场巨大的爆炸。接着是一片令人压抑的安静。艾比的破产应该引爆了一颗特殊的原子弹。尸横遍野。它们泛着蓝色，没有明显的伤痕，只是脸部恐怖地变形了。他们死于寒冷，而这寒冷现在正侵袭着幸存者。我与贝阿特莉丝和孩子们重逢；我们乘着火车跑了，去寻找温暖。艾比面对我们坐着，他穿着件厚重的皮大衣，显得没那么蓝。车窗外所有的风景都因为冰冻而荒芜。
人们将死者从窗户抛出去。很快，贝阿特莉丝就再也不能给她的家人带来温暖；她的眼圈和嘴唇都变成了紫色。我拎起警报信号灯，抱着她走入凛冽的雪中；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跟着我。我发现了一个用赤土陶砖砌成的小屋，屋旁烧着一大堆劈开的木头。我们就这样围着火过了几年。尽管寒冷依旧，天气却在转好。一天，在那之后已经开始发育的我们的儿子，透过窗户发现了一朵小白花。一朵雪花莲。我们得再等上三年，大地上才覆盖了黄水仙，黄色是贝阿特莉丝喜爱的颜色。我们回到了巴黎。
什么也没有改变，我又回到了我医院的病床上。一天，我想我看到了雷尼埃哭着走进大厅。他是为我哭，为他自己哭，还是因为这些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从此再不曾回来过。 我对我发生了事故的状况又重新有了意识。
这个在一间木屋里将贝阿特莉丝从我身边抢走的男人是谁？
我的表妹卡特琳娜向我介绍了两位学者。两个人都很瘦，身上似乎都带着一种浓郁的忧愁。
他们调试着一个复杂的电子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重建髓组织［5］。他们只带来了这个奇妙机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能再生脚跟和脚掌。
我想马上试用这个机器。他们将我的左脚跟套入一个白塑料的模具；很多根线从模具里穿出来，我们这两位科学家迅速将线连接到一个接线盒上，盒子的外观让人联想到蓄电池的充电器。当一切就绪时，他们等待我的示意。我再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来吧。”一开始，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接着突然出现了一种轻微的蚁走感。随之又加强为针扎的感觉，然后转换成一种轻微爆裂的噼啪声。当我闻到传来的皮肉焦味时，他们切断了开关。他们把模具放回到盒子里。其中的年轻女人用一只浅绿色的软膏按摩着我的脚跟。一言不发。表妹卡特琳娜目瞪口呆。我的脚趾一阵颤抖；片刻之后，我就可以弯起五个脚趾，带动脚掌绕着脚跟运动。
真是奇迹啊！
“为什么会没人知道你们的技术？”
“我们是在实验阶段，”年轻的女学者说道，“我们还没有结束对四肢瘫痪患者的完全取样，但是六到八个星期后，我们会把成果提交给巴黎医院委员会。”
*
时间过得很快；两位学者的杳无音信给我带来不安，我于是告诉了贝阿特莉丝。贝阿特莉丝凭着耐心，听懂了通过卡特琳娜的介绍我见过两个人。她第二天再来时，对我说卡特琳娜不知道我说的人是谁。
我脸红了，就像小时候被人撞见撒谎一样。我激动得一时语塞。贝阿特莉丝努力地安慰我，对我说她会向卡特琳娜细问这件事。
* 晚上，护士小姐向我解释说，我的治疗方法变更了，增加了抗抑郁的药物百忧解。
第二天，我很艰难地醒过来；我昏昏沉沉。甚至我的左脚也不再有反应。
*
贝阿特莉丝试着唤醒我的兴致，对我说一些家里的故事，读报纸，打开电视调到医院的频道，但是无济于事。
* 一天晚上，当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两位学者在激烈地表达看法时，我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醒了过来。我很快就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话题；我感觉这不是直播，而是一档节目里夹着录播带的内容。
他们更瘦了。他们对拒绝让他们发言的巴黎医院委员会领导层表示抗议。我试着想从女总监那里得到播放带的一份拷贝。她装着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可没有做梦。推车工向我确认了这一点——他本人刚刚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们。
晚上，我的药量又被增加了。我清醒时段的间隔越来越长。
他们可以治愈我们，治愈我们所有这些被切开气管在呼吸机里呻吟的人。所有这些在医院里待上几个月的人都将重获自由。
一天夜里，我呼吸困难；呼吸机的空气不再进入气管；我用头压在按钮上，按着铃叫护士。没有人过来。我坚持着。无济于事。我就要窒息死去。
我应当是失去了意识。当我睁开眼睛，太阳已经升起；一个小时后才会换班。我要坚持下去，直到推车工进来。当他走进房间，他便急奔过来，他看清情况后便重新使空气流通。
我整个白天都在睡觉。夜里，在旁边那张玻璃床里，人们放进了一个黑色长发的年轻女人。她痛苦地嚎叫着。从我所能看得到的角度，她没有了双腿。打了几针后她便闭上了嘴。在公共大厅的深处，一盏灯灭了，然后又是一盏。第一盏灯又被重新打开。
灯光在我的周围忽明忽灭。
等我灯灭的时候，游戏就停了。
我用眼神来确认——呼吸机始终在工作；机器应该是连接在一个独立的插座上。黑头发的年轻女人和另两个病人死了。
所有这一切一点也不会透露到医护室之外的地方。被一个阴谋盯上的感觉从此没有离开过我。医疗团队每次当着我的面保持最大的沉默时，我都有种负罪感。我感觉不由自主地威胁了他们。他们解决了那两位学者，我成为他们大胆妄为的唯一证人。
*
我用电脑向贝阿特莉丝转达了一条信息。花了两个小时，我筋疲力尽，终于完成了我的紧急求救。我进入梦乡。醒来时我惊讶地发现度过了一个如此平静的夜晚。
贝阿特莉丝来了，我向她示意拿上软盘，到了这些围墙之外再看内容——有人会撞见她的。这一天过去了。我开始怀疑我的不安是否合情合理。我昏昏睡去。
* 在晚饭后，我被一种震耳欲聋的喧哗声惊醒。我听到很多脚步声。一些喊声，一些命令声，一些家具被撞翻的声音，我甚至觉得还听出了机关枪的射击声。我的门被猛地撞开，一队人进入我的房间，围着床站好位置。他们穿着共和国保安警队的制服。所有人都足足有六十多岁了。
最后进来了我的岳父。作为前省长，他能很快地做出安排，保护好我，并向领土监护局［6］的同志们求助。
*
贝阿特莉丝在这儿。她向我说着孩子们。
* 我的岳父将他的部队布置在走道里，以及我病房下面。一场战役打响了，他的人表现得不错。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我转移到花园里的栎树顶上。我被挂在一张吊床里。一些候在医院顶台上的狙击手开枪击倒了我的一个护卫，随后他们就被一颗手榴弹给消灭了。媒体记者连串地赶来。他们围住了校兵场。我通过一只麦克风说明情况并要求总理的干预；他来了，好多人簇拥着。他命令战斗结束。我要求那两位学者可以在我身上尝试做次手术。一个国际长途拨打起来。几天后，那位年轻的女学者出现了，墨镜和染过的头发使她变了模样。她和她的装备被拉到栎树上。她弱不禁风。在她确认医院里为她专门预留了一个电插座的同时，一些小的冲突重新开始了。夜色降临，她浑身发抖地完成了接线。一些照明弹将现场照得通明。在她还没有推下控制杆前，我亲吻了我的岳父，感谢他，请他保护贝阿特莉丝和孩子们。
年轻的女人推下了控制杆，我闭上眼睛。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随后突然之间，一团电光般的火球迸出。我昏了过去。
*
我在医院的病床上，不能动弹。贝阿特莉丝在对我说着孩子们。我无语凝噎。贝阿特莉丝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我没回复你的信息，因为操作失误，我把软盘上的东西全删掉了。”
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沉默。最终，一天夜里，既充满着负罪感，又不能接受自己的状态，同时对占据着自己的那种疯狂感到恐惧，我决定自行了断。但一个四肢瘫痪的人自杀得很费工夫。
我成功地将氧气管绕在我的脖子上。我将头向后拉。我失去了意识。一道鲜活的光芒将我唤醒。听到机器警报声后赶来的护士们重新给我接上管子，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从此开始了安静。
凯尔巴普
我已经躺了超过一年。贝阿特莉丝尽其所能也耗尽体能地照看着我；我和她已融为一体。虽然我们的身体伤痕累累，但在布列塔尼海滨的凯尔巴普康复中心里，我们是招人疼的一对。她是如此之美。在这个满眼都是海难后沉船残骸的世界里，我却有过海的神通。我们脚下的大海摇曳着我们的梦。贝阿特莉丝的血常规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一种医生也说不清的“平稳区间”。我不论到哪儿她都陪着我，她在我进行所有的锻炼时都为我鼓劲。我们的日子很充实。
我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学着坐起来；在一间透过大观景窗能看到大西洋的大厅里，我被躺着放在一张直立床上。日复一日，倾斜度每天递增一度，直到绑在床上的你可以胜利地重新立起身体，直到最后你可以正着眼睛看那些理疗师和护工。这种总看别人鼻孔的日子结束了！一旦身体能立起来，你就可以在一张轮椅里坐着了。
我差不多是躺在轮椅里，遥控器放在下巴下面。很快，我成为操控方向盘的能手，能和康复中心里那帮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们比一比了。残酷的痛苦盖不住青春，青春在欢笑，青春是喜悦的。青春的欢笑感染了成年人。无限的希望洋溢在中心里，教人如何不被其征服呢？每个病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症状。“屈膝”在各类瘫痪者金字塔塔基上的，是那些膝关节患者，那些有一天会重新走路的人。他们为四肢瘫痪的人帮忙，这些人是绝对位于塔尖的。其他的人则埋在石膏塔里；一些金属结构的器具越过他们头顶露了出来。他们是如此的脆弱，必须加固得像混凝土一样。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个非洲汉子，他露出一口雪白的大牙笑得如此猛烈，以至于慢慢地向后倒了下去。没办法去扶住他。他整个身体摊开倒在了地上。只听见石膏和铁制材料撞击地面的声音；他幸免于难。
贝阿特莉丝对所有人都能说上句体贴的话；她有时会花时间去陪那些情绪悲观的人。当他们沮丧时我们是有数的——他们会从食堂消失，宁愿在他们的房间里独自哭泣；她于是尽力去了解是否可以探望他们。看护的工作人员都带有一种医护界里难于想象的温柔和体贴。病人会待上很久，平均是一年；克里斯托弗在这里待了五年。很年轻的他染上了一种病毒；现在，他和我一样全瘫；一整天，他都感到冷，离不开墙上的取暖器。夏天，当阳光打到玻璃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一扇窗后，出着汗，却冻得发僵。全瘫的人存在这个问题——冷热失调。尽管表面上神经的灼烧感燃遍了我，但我常常冷得彻骨。我感觉是块刚刚在滚烫煎锅里来回翻炒了一下的冷冻牛排，人们吃我的时候还带着上面的脆冰。很多人为了取暖而抽烟；那些气管切开的人则通过他们脖子上的大洞呼出烟雾。
多少件衬衫，多少条裤子，多少张床单，我都是这样烧掉的啊——每次都要等到我无知无觉地闻到烤肉味时才反应过来！
我们给每一位护工和护士都取了个外号：我心爱的贾贾，叫我玛蒂，克莉-克莉，朵儿，玛丽莲，优优——其他的还有：狂吻中的阿里克，乖乖女碧姬，芳香悠悠，真福使者，棕发索菲，小妹弗朗索瓦兹，古祭司路易，教皇若若，老q若埃尔，大夫让-保尔，大老板布斯奈尔。
都是天使。
全瘫的人不再有胸肌。他们艰难地通过横隔膜呼吸。对于这种呼吸所需要的生理反射，我花了几个月才驾驭；有些人就一直做不到。他们只能永远地连在一台机器上。
游泳池的水是33度，保证我们不会着凉。我感觉是个在失重舱里的航天员。没什么东西能将我挡住，我本可能毫无反抗地倒栽成头朝下的姿势。不过，有两只救生圈在我的胳膊下撑住我，另一只则套在脖子上。我的病痛似乎减轻了；我漂浮着，水摩挲着我的脸。孩子们的声音回荡着；我听凭自己进入一种美妙的恍惚状态。
在食堂里吃饭的时候，强烈的个性就能展现出来；从大厅的这一头到另一头，人们以各自滑稽的故事互致往来。有个病人每天都会走上一条“错路”——他塞满的是肺而不是胃。这样可会死人的。护理人员急忙赶来。其他的人安静地等着。当事态恢复正常后，大家又起劲地笑了起来。他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每个人都尊重他人的痛苦。在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兄弟情谊。有两次，我的轮椅在我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自己走起了道。我把桌子都带着顶到了墙头。响起一声惊恐的叫喊，但是没有人受伤。
我们的孩子们去拉摩尔海滩学校上学。他们属于凯尔巴普大家庭的一部分。
对于这些普遍已经恋爱、订婚甚至刚刚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又重新形单影只，是多么的悲伤啊。男人尤其会抛弃伤病中的女人。但是偶尔也有些女人会承受不住。
田园诗般纯朴的爱情在轮椅之间结成。一个背弓着的高个子年轻女孩被她的未婚夫抛弃。我相信大厅里有一半的人爱上了她。她很忧伤。
我们从来没有在脑损伤的那层楼里停留过。我看到一个女人安静地走过，还有她四个年幼的孩子和她的丈夫。突然，男人开始嚎叫，做着些狂暴的动作；他不再是本来的他了。母亲哭着，孩子们紧紧抓住了她。必须带走丈夫。脑损伤，就是地狱。它几乎不改变外表，只会改变本性。
在医院，我发现了伤痛者的悲惨，残疾人的孤独，老年人和无劳动能力者被社会排斥，如此多的年轻人失去纯真。直到这场事故使我窥见这种苦痛的广阔无边时，我才因此拥有了被保护的感觉！一些年轻人在这些康复中心里度过了一年。他们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人探视。他们躲起来，为他们的惊惶无措、为他们的负罪感、为一种极端不公正的感受而哭泣。
西里尔承受着一种无法确诊却不断发展的病症。他在他可怜的轮椅上慢慢地向死神靠近。一天晚上，他表演了一场剧目。观众没有外人。西里尔登台了。他的一段段滑稽小品让我们笑得眼泪直流。因为做起来极为辛苦，所以动作很不连贯，他开始表演一段脱衣舞。他最后在轮椅里一丝不挂，还把轮椅所有的零件给卸了下来，甚至包括轮子，虽然社会保障部门并不能为他支付这些东西的费用。
我们和西里尔以及其他人在夜里笑到很晚。贝阿特莉丝贴着我的身体睡在我的小床上。她在我的肩上入睡。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宁静过。朋友们照看着孩子。
如果我们长睡不醒的话，我们会少受些苦。
*
贝阿特莉丝筋疲力尽。十六个月来，她没有离开过我。她的病似乎停了下来。这是个陷阱；贝阿特莉丝为我将自身消耗得越多，将来的债就越沉重。
我在凯尔巴普很好。贝阿特莉丝是所有人的朋友，我们的孩子也各有自己谈得来的病人。我继续关注集团的事务。我做些决策；我有种运筹帷幄的感觉。贝阿特莉丝必须休息，必须让她换换环境，让她找回她的方向标。她不愿离开我。我坚持着。她答应去科西嘉三个星期。这对她来说是场灾难，对我来说同样如此。我并非是向我的身体诀别，但只有她在场时我才能撑得住。意气消沉。我缩进了床里。我失去了话语的用途。
我还没有为事故赋予一个意义。在贝阿特莉丝走后，一种晦浊的安静降临。心理治疗师试图宽慰我。我摔断筋骨是为了逃避贝阿特莉丝最后的痛苦吗？我是不是卖命给了这个五十年来第一次要求我们解雇数百员工的集团？对于我这个一直寻求着极致的人来说，这是否仅仅是一次多余的加速？我是不是曾经想过靠近贝阿特莉丝，分担她的痛苦、感受她的焦虑？也许是吧。她不在的时候，我就不存在。
我不再有意愿，我没有任何念想。只有惯性支撑着我悬浮在水床上。我想睡，但是无法入眠。一些想法在我心头纠缠不休。为了安慰她，我常常会抱起她、撑住她；但我也常常逃避她，因为焦虑使我顿生嗔怒。我怎么可以这样懦弱？我宁愿消失。
从她日常的信笺中透出了不安。她害怕支撑不住；孩子们太吵闹，她在科西嘉的山里感到可怕的孤独，在这里柔情不再存在。身体的爱抚，牵手的温存，孩子的头靠在肩膀上，我们永远不能再重历这些了？
我为她提心吊胆，她独自一人心力俱疲。我们能找回信心吗？
当初我们从未预想过灾难。
阿伯代尔加盟
在布列塔尼经过一年康复治疗后，我们舍弃了拉比当斯。贝阿特莉丝将我们安置在巴黎市中心一个底楼连着花园的漂亮房子里。她做了些装修，将一切布置停当。我的岳父向军队的服务机构求助，请来一位在海湾战争中负伤的年轻士兵让-弗朗索瓦，帮助我进行所有的活动。他不太喜欢说话。他和一条狼狗一起生活。一切还算顺利地过了三个月，直到贝阿特莉丝重新住院治疗。我请让-弗朗索瓦晚上八点钟时来医院接我。到了十一点，他还是始终没到。最后他终于冒了出来，一句话不说，将我胡乱地放进那辆改装过的小卡车里。行车的方式是一种“波佐，回邮”的模式。每一次红灯他都不停。我的轮椅在牲口车里滑来滑去。突然，在绿灯时，他拉住手刹，将车横在路当中，他像个作战的单兵一样走下车子，始终一言不发。他痛打了旁边车子里的两个人，他们在他歪歪扭扭开车时试图超他的车。他又重新上了车，坚决地不说一个字，将我“退回”到家里。我被扔在地上不管，我怒火冲天，却无能为力；等他把我重新放到床上，我便向他声明他的服务到此为止。
他不卑不亢地向我解释说他又开始喝酒了。我们以和言善语的方式分开了。
法国国家就业管理局登出启事后，阿伯代尔是第一个自荐的。回应者共有九十位，其中只有一个法国人；我经过筛选，最后只留下阿伯代尔和这个法国人，每个人都有一周的试用期。我在阿伯代尔身上感觉到一种个性，一种随机应变的智慧，还有一种近乎母性的东西。此外，他做菜做得很好，尽管他把一切弄得很乱。
对于那个法国人不幸的是，他对我说，把一个穆斯林带到家里，就像让魔鬼进家门。他不应该这样讲话，因为我当天就正式聘用了阿伯代尔。我们为他布置了一个在顶层的二十平米的单间。他的工资不菲，管吃管住，人也“洗白了”。他有一天向我承认，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受人尊重。他过去做些小工，报酬微薄得如同儿戏。他带有一种无边的傲气(这一点我是后来才发现的），因此他曾经第一天上班就撞开雇主的门，并一直打到教会他们好规矩才罢休。
他只对我说过一次他孩提时受到的伤害。于是我从他的脸庞上看到了挫折的泪水。他的父母有十来个孩子。三岁的时候，他们把他“献”给了他没有子女的叔父。看上去，这是阿尔及利亚的传统。他从来不能接受这一点。他是个难与人交往的孤寂的人，但在我们家里有了被接纳的感觉。
他恨全世界。他身高一米七零，作为弥补，他将自己过人的膂力发扬光大。他教训任何对他“缺少尊敬”的人，不论是男是女。我对他说：“不能打女人。”“只要她不把我说成是脏阿拉伯人。”
当然，他不会提及以下这些事实，要么是她从过街人行道上穿过时他加油门，要么是他超了她的车还贴着她的车猛窜到前方，或者是她对他的献媚置之不理。
有些女人会拒绝他的主动接近。但我还是惊讶于轻浮女子的数量。在她们当中，我甚至还看到过，有些人将她们的电话号码写在自己的手掌心上给他看，而这还当着自己丈夫的面——不过这对阿伯代尔来说无所谓。有个女人是在母亲和女儿陪着的时候接受了他的举动。
必须说，他还是惹人发笑的，他拥有一种童真般的厚脸皮，可以逗弄出她们呵护的本性，尽管他看上去像个小魔鬼。
一个下午，一个女人在电话里哭嚎着。我使她平静下来，然后请她向我陈述她的问题。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这天下午她第一次遇到阿伯代尔。她让他请吃饭。“没问题。”他回答道。这令人惊讶，因为阿伯代尔拒绝供养他征服了的对象。
他“偶然地”在拉雪兹公墓旁边停下来，提出先来杯“开胃酒”。这应该不是这个女人的第一次经历，她详详细细地向我描述了为了满足我们这个家伙急切的需求，她应当是尽心去做了一些身体活动。轻松了之后，他便让她从汽车后备箱里拿点东西出来……他全速启动车子，将她甩掉。我答应这位曾经风情万种的女人，要痛骂阿伯代尔一顿。
阿伯代尔回来了。我带着一种责备的口气，向他讲述了我刚刚听到的证词。他用了十分钟才从狂笑中缓过神来，总结陈词说，他省下了一顿饭，赚了杯开胃酒。他又向我描述了很多其他的事，直到我打断他。实在是太恶心了。
只有一个女人让他害怕，那就是我亲爱的拉蒂茜娅。我不得不亲自打电话到她的房间里，让她不要强迫阿伯代尔进门时敲她的门。他对我说，从来没有一个女孩这样对待他；这对他有莫大的好处。
至于他和男人们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强者法则。
他认为，在这个腐烂的世界里，必须做最恶的人。
一天下午，阿伯代尔将车停在我们房子旁边，正挡在一位邻居的停车场前面。他从车子里出来朝着房子往回走，要用钥匙把房门锁上。我在车子里，拉蒂茜娅坐在乘客位上。这时开来一辆外交车牌的车子——那位邻居来了。他开始猛烈地鸣喇叭。但这根本不会使阿伯代尔行动的速度加快。他甚至还走过来确认我是否还在我的位子上安坐着。另一位面色通红，按住他的喇叭不松手。阿伯代尔缓慢地向车门前进。那位邻居火冒三丈，猛地从他那漂亮的沃尔沃里冲出来，辱骂着他。这是个比我们那位侠盗高出整整一个头、壮出差不多三十公斤的美国人。阿伯代尔抓住他的衣领：“你怎么回事？你？”另一位则操起一种算得上是法语的语言，愤然反抗他的无视和无礼。头被打了第一下。美国人牙龈里渗出了血。他狂怒起来。他要求见侵犯他的人的雇主。阿伯代尔表现得比平常要清白些，指给他看我就在车内后方，接着再加上两个大耳光。我蜷缩在我的轮椅里。拉蒂茜娅躺在长座椅上，因为她感到可耻。美国人很尴尬，一边道歉，一边退回到他的汽车里。他让开了位置让我们通过。阿伯代尔笑了五分钟；这次争斗令他感觉良好。我想他只有把他拳头一天里欠的账分派干净，才会轻松下来。
我对他进行训诲令他意外。当我给大学预备班的学生们上“伦理和管理”的课程时，他一般会在五分钟后睡去；当我在中学或教堂里引证希望的力量时，他站着就打起了呼噜。
他读书时是尽可能地少去学校，除非要去打一些老师，或者去看别人集体侵犯另一些老师，他向我保证，后面的事他没有参加过。
他的青春岁月是在巴黎地区的一个卫星城里度过的，在那里，人们学着以偷盗和贩毒谋生。他想起法国的监狱就笑了，那是真正的旅馆。按照他的说法，为了能很好地取暖，卫星城里的很多人都会在监狱里过冬，到夏天时再出来做坏事谋利。
我觉得他是敬重我的，因为我认为他是个聪明的人，未来完全不必穷困潦倒。他将我们这些权贵阶层的生活看成是个外星人的世界，他了解的唯一现实就是大街上的暴力。但他还是很有爱心地照料我的儿子，罗贝尔-让也待他像自己的兄长。
阿伯代尔向来只睡几分钟，不论是什么样的姿势。他开汽车的方式就像他的生活方式一样荒诞不羁。他会开着车打盹。这令我很焦虑；我不得不使他保持清醒。尽管我一再努力，他还是制造了多起事故，就像这一天，我躺在牲口车后排的防褥疮护垫上。当一阵剧烈的撞击声响起时，我们已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三个小时。我被抛到了前车门和副驾驶位之间。我满脸是血，再也说不出话来。急救人员赶到，倾力照看着别的车的乘客。一个急救人员打开后车门，然后把门又关上了——“这儿有具尸体！”阿伯代尔将我弄妥当，然后用一根金属杆重新支起前车挡泥板。他又出发了，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只是痛骂着那个超了他的车还贴着他的车猛窜到前方的女人。事实上，他当时睡着了。
他从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他是如此骄傲。“我是最棒的。”他总是这样笑着说。他深信这句话，而听不进任何意见。
他让人受不了，虚荣、骄傲、粗鲁、无常，但很有人情味。没有他，我会腐烂而死。阿伯代尔不间断地照顾着我，仿佛我是个待哺的婴儿。他洞察纤毫，在我每一次神不附体时他都会出现，当我在牢篱中他会将我解放，当我怯弱时他给予我保护。当我崩溃的时候他使我欢笑。他是我的护身魔鬼。
［1］夏蒙尼：法国滑雪胜地。——译注
［2］升力：物体在流体中运动时，产生的与速度方向垂直的力量。正是通过机翼旁空气运动产生的升力，保证了飞机在空中的支撑（拉鲁斯词典）。
［3］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的著名歌剧作品。——译注
［4］法语中电脑芯片一词还有“跳蚤”、“矮人”等多重含义。——译注
［5］髓组织：指和骨髓或脊髓相关的组织。
［6］领土监护局：成立于二战中自由法国运动时期，是法国内政部国家警察总局所辖的反间谍机构，也是国家警察的一部分。——译注
第四章 第二次呼吸
证 言
在三个月的重症监护后，当贝阿特莉丝将孩子们带到我的房间时，拉蒂茜娅费了很大的劲，来确认我还认得她，因为气管切开后我不得不保持安静。她投入地玩着一种超现实的游戏。她偷偷地溜到倾身靠在我玻璃床上的家人身后，冲他们摆出驴耳朵的造型，或者向他们做着鬼脸。我惊叹地盯着她的杂技表演。她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笑意的光芒，而我塞满管子的嘴却不能为她绽放笑容。
悔恨渐生。但悔恨于事无补，而且永远使你煎熬。要是我能够避开六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我就不会让贝阿特莉丝如此操劳，不会给孩子们带来这样的震惊，不会令拉蒂茜娅心碎，不会使罗贝尔-让变得脆弱。为了使我保持在生活的正轨上，他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啊！这超出了她的力量，这也不是他们的年纪能承受的。我现在的生命始于这一天。
*
我在一张能带给我一种漂浮感的水床上；随着一股热气流，维持我身体悬浮的那些微小颗粒物被循环推动。热度，风箱的轰鸣声，时间坐标的缺失，这一切使我从现实中脱离。已经有六个星期，我一直心神不宁，我的头脑一直在萎靡。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我屁股上的伤口结疤愈合！
褥疮是我们这种状况的人的痛处所在。只要一个物件、一样家具和我们的身体接触十五分钟（而我们什么也感觉不到），皮肉就会拉开。需要几个月的细心护理才能使其重新愈合。
好几次，我在脚跟、肘部、膝盖和骶骨［1］上长出了褥疮。创口是如此之深，骨头裸露得如此明显，以至于必须进行手术避免彻底的感染。
褥疮甚至在医院里也会染上。在重症监护中心的三个月，虽然每天要进行几次清理、按摩和翻身，但重症护理过上两个星期，也足以使褥疮爆发。需要在凯尔巴普康复中心待上九个月，才能使这第一次侵袭的伤口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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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着注视着天花板，几个小时，几个夜晚，几个月，对我这个曾经是流光溢彩的社会里的精英人物来说，时间带给我一种我不曾感受过的财富——宁静。
在宁静中，是意识在做主宰。它决定着环绕你的氛围。在宁静中，一种“无人感”在统治。起初，某种恐惧侵袭着你。不会有任何声音将你带走，不会有任何感觉使你流连。一块芜蔓而没有生机的巨大荒原。必须让自己变得渺小，才能在这没有活力的一片荒凉中找到生命的元素。然后，你终于看到了微小的生物；一位护士将手指抬起，在你再也感觉不到的这个身体的某处，推进没有痛感的一针；沿着一侧太阳穴，一滴水从一块新鲜的纱布里渗出；它钻入你的耳朵，使你一直发痒，直到睡意来临时才会停止；粘在一个鼻孔上的胶布的压力使氧气管保持弯曲；一只眼皮随着心跳的节律疲惫地一张一合。一张脸庞靠近了你——你感觉到了声音但听不明白在说什么。在紫外线灯光映射下的两只淡紫色的眼睑闭上了。在接近黑暗时眼睛又翻了起来。接着就什么也没有了。迟疑地苏醒过来——因为一个声音或者脸上的一股压力。头脑开始警觉。在这双眼仍然闭合的几个小时里，一种微弱的活动在你的身体里重新开始了。
一天，传来了一种声音。这不是我本人的声音，它来自于内心。而且更像是一种女声，也许是贝阿特莉丝的声音。她向我发问，仿佛她并不依附于我，而且，在我一开始并不积极配合时，她常常会自己回答。我渐渐习惯了这种声音的存在，我开始说一些答语。但我甚至都辨认不出自己的声音；我感觉有两个絮叨的女人寄生在我的头里，不请自来地开着沙龙。她们挺有趣；不论怎么说她们还是我。慢慢地，我表现出自己的权威。我越来越频繁地回应她们，常常是代替那个略男性化一点的声音做答。一开始时，都是些很怪异的无聊话题。
“你那时明白你是什么状况吗?”
“是的，是的，我想是的。”
“贝阿特莉丝来的时候你会对她说什么？”
“看我一眼，大坏蛋！”
这种内心的声音和我本人的声音不间断地讨论着，以至于我再也分辨不出谁是谁。
在好多个月里，我一直看着天花板，从不感到厌倦。我在这令人眼花的白色中，与我的身体永远地告别。我又回到了活人当中。我制服了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可能会让别人把我当成走火入魔、产生幻象的人（可能他们只差把我给关起来了！）。全力学习不靠机器呼吸，学习适应一种一部分是过往残余、一部分靠他人添加的生活，这是一段段恐怖的时刻，而这些时刻都已成被忘却的过往。我不懈的内心活动使我坚强起来，贝阿特莉丝的爱为我提供了保障，我元气恢复。
我把控着我所剩无多的感觉。我通过无休止的闲聊，来迎候贝阿特莉丝的探视。等她来的时候，我便将自己隐没。我记录下她所有的眼神，她所有的词语。无疑，正是这样，她才为我接种了希望的疫苗，我才发现了自己的真心，而随之一切也能迅速地重新连贯成一体。
对未来的信念在宁静中建立起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流逝着。我想的任何事，都是有关我躯体上的继续存在。我不应该颠覆希望。可怕的痛苦穿透了我所剩余的感官。这些痛苦使我气息不畅，眼神无光。但哪怕只舒缓一瞬间，希望就浮现出来。有了希望，就有了新生。
宁静。
身陷于这样的绝境，我还敢存有信念。我当前的生活和我期待的幸福之间的差距，使我的内心产生了希望。
残疾和病痛是一道断层，也引发了种种退化。在人们感到生命大限的那些时刻，希望就是一种不断扩大的维持生命的气息；正确地去呼吸这种气息，就是第二次呼吸。
马拉松运动员熟知第二次呼吸。这是一种仿佛得到特赦的状态。呼吸柔和起来，变得更为深沉，而痛苦感消失殆尽。我在四十二个年头里都一直窒息。让自己冲得过快，力图去成为最优秀的人，成为冠军，这使我们窒息。在几十公里后，呼吸得更好的人，是那些设想着终点的人。目标，是神宴，是复得的爱。这种从终点考虑的角度才是最根本的。
一场马拉松从来不会一个人跑。
哀号，临终的心声，还有这些经过杀菌可供后面病人使用的病床，透过这些，只见人性里充满了阴影和呻吟。我们发现，生有其前，死有之后，古人早有对世界的看法，永恒里已有我们的先人在栖息。而希望，它是这座将我们从“回忆的光明顶带到永恒”［2］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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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响了。一道天籁之音响彻了房间：“我是玛丽-埃莱娜·马修，och（残疾人基督教服务处；毫无疑问我正接近上苍！）的负责人。我在让-玛丽·卡瓦达的节目里［3］听您说过您的故事，我想请您做嘉宾，在我举办的一些讲座里发言。”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能提供给您，亲爱的女士。我基本上不算是个教徒。至于残疾，我在这个领域只有类似新生婴儿的思考。”
但怎么能推辞呢？我并不想做什么斗争。讲座是在三个月以后；带着点运气的成分，那个时候的情况也能帮得上我。
“我想和我的妻子一起发言，她十五年来一直承受着一种疾病的折磨。承蒙她信仰的力量，就凭我们两个人，我们就可以做点儿不错的小生意了！”
“您想为您的发言取什么样的标题？”疲倦侵袭了我，我再也觅不到方向，只吐出一句：
“第二次呼吸。”
“非常好，我们将公告这场讲座，菲利普·波佐·迪·博尔格和贝阿特莉丝·波佐·迪·博尔格夫妇的《第二次呼吸》。” “不，是贝阿特莉丝和菲利普的《第二次呼吸》。”
她很惊讶，但我坚持着。我有种感觉，她在使我表达出这种直觉的同时，已帮助我重回正轨。
为什么是贝阿特莉丝和菲利普？在我极度颓弱时，是贝阿特莉丝的病，使我能以一种超出常规的从容适应了残疾，这一点我深有所感。我迷失了自我，但没有使自己泄气。这既不是一种面对一个忍受并坚持了十五年的女人的犯罪感，也不是一种逼着我比她强的错位的自负感。不，这是种她从她内心深处汲取出来的信任感。只要还有能量，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种自在的美，不去欣赏它是可悲的。在我一个月的昏迷后，正是这个眼神在我的苏醒时迎候着我。如何才能诠释第二次呼吸却不从贝阿特莉丝开始呢？慢慢地，生活，痛苦，真实的喜悦，言语的乐趣，美，这一切都渗入了我的身体。多少个夜晚，我睡在她的身旁，思考着世界，仿佛她是我进入真实的那把钥匙。
贝阿特莉丝光彩照人。我尽可能好地使自己与她相配。
完全看不出她的病情。她一直这样美丽、优雅，带着微笑，乐观而专注。但是她再也不能爬楼梯，而且，每三个月，她都要躺上很久。她使一切都看起来很正常。有时，在极度疲惫的时候，她会通过叫喊，喊出没被当作一个病人看待的失望。她恨全世界。事实上，她恨她自己对生活有如此的渴望。她本可以顺其自然。于是，我向她献出我的肩膀，使她可以忘我地放松，然后她又重显活力。
讲座当晚，她的镇定和她的笑容展现了她所有的哲学。我看到这个大厅里的五百人都倾倒于她的力量。没有人擤鼻涕或者咳嗽。一群人全都聚精会神。她的生命尽现于此，这个生命诞生于第一次呼吸，对永恒的感悟使它永放光芒，不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在这样的现身说法后，还有什么可对他们说的呢，只能说，只要不孤独，残疾的生活也可以非常好；或者说，在你的周围有这样一种能量，能在你无法动弹时为你输入电流。
没有贝阿特莉丝，我可能不会做这次努力。在住院的那一年，我发现了一个我不曾留意的世界，一个我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注视的世界，这就是痛苦的世界。我此前只了解贝阿特莉丝的痛苦。这是一种个体的疑难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现象。在频繁出入哀嚎不断的重症监护服务区后，在经历了病房里的孤独后，看待事情便再不相同。
超越言语，超越宁静，自己的人性会被发现。
面对一个新生的灵魂和一种重获力量的灵性，直到那时还在浮云里飘荡的身体慢慢地显得微不足道；这是一种心灵的翻转。
在自我的心灵深处，在自我的内在性中，在自我的神秘中，发现的是“非我”。
以前我是油头粉面的权贵，现在却在床上受难，我想象着一种行走人性和一种卧床人性的共存。万向十字架就像是重游世界的那个起点。
贝阿特莉丝的柏树
贝阿特莉丝最后一次住院。她仿佛是一位现代的加尔默罗会修女，住在一种透明的塑料暖箱里。要进去看她，我必须经过第一步的消毒步骤，再从脚到头穿上无菌服。她在走道的尽头。还有三扇门。一只经过杀菌的轮椅等着我。我们有两个月一直不能接近，彼此之间只有模糊的、被塑料扭曲的视线。
贝阿特莉丝染上了一种扩散型败血症。她从此既不能喝也不能吃；甚至水都不能再经过她的嘴唇。她于是被迫用纱布不断地擦拭粘满她嘴唇的粘液。在这个非常时期，我只能隔着防菌的拉帘看着她。
她那时对她父亲说：“你知道，爸爸，我看到了基督。他对我说：‘在我的外套上擦拭你的唇吧，这是用可以去掉所有污垢的料子做的。’”她很耐心地拿起又一块纱布。我拭去了所有的污垢。
请将你包进我温柔的外套里吧。
贝阿特莉丝在大地上的最后经历，是在这种坚定的希望之光中，是在这种积极的期待里度过的。
在她临终前三天，他们使她从她的塑料暖箱里脱身。太晚了。她的双眼已经合上。她几乎再无生命迹象。我们的孩子们来了，每个人轮流坐在我的膝盖上。在我向他们讲述她的时候，他们呜咽着；然后，他们带着哭花了的脸又离开了。
“主，愿你心愿成真。”这是她最后的话。
她说出这些话后，又在她的床里缩得更深了些。
他们允许我把她带回我们家。护士给她重新穿上她土黄色的“无穷动”［4］品牌的套装。我们将她放在壁炉旁的安乐躺椅上，她喜欢在这里休息。阿伯代尔哭了。三天里，家人和朋友都聚在她的身边。在我家食宿的互惠生塞琳娜眼睛红了，她不断地在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些吃的东西，使所有人都可以保持体力。我父亲操办葬礼。他流着泪对我说，她教会了他祈祷。阿伯代尔带回了她在医院的东西——有一些笔记和书信。
她写了本《病中记》。
从记叙的所有这些事件中，散发出的是柔情，是她对家人的爱，她对上帝的信心，以及她对康复的信念。她带着固执的许诺，要活到她的小罗贝尔-让长到十八岁的时候。当她感觉自己要走的时候，如常的安详赋予了她力量，在这力量下，她原谅了我，还挑了几句话来诲导拉蒂茜娅并安慰罗贝尔-让。
随后，她转向上帝而去。
*
我选了最美的棺木。我让人在里面放了一个新教的十字架。我们准备在教堂里办仪式，在当古做弥撒。我们的孩子们很了不起；他们诵读着圣奥古斯丁的祈祷文，她曾给他们背过这段文字，虽然他们理解不了那种悲怆，却在她柔和的声音里安静入睡；他们没有看到她的泪水滑落。我把睡着的他们抱上了床。
在当古教堂的葬礼上，我们的朋友尼古拉和索菲唱着贝阿特莉丝喜欢的歌。我深深地缩入了我的轮椅。罗贝尔-让拉着我的手；他哭了。拉蒂茜娅将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贝阿特莉丝的棺木上满是粉红色的蝴蝶花，这是一位朋友送来的。几千支白花铺满地面。“擦去你的泪水别再哭泣，如果你爱我。”［5］
在天国的贝阿特莉丝……
我们从当古的山丘下经过，贝阿特莉丝的墓就在山上。我只能在阿伯代尔的帮助下来到墓前。我总有种在她墓下的感觉，仿佛我只要伸出双臂就能够碰到她。
她已经离开了一年多，自她走后，我回想她时总是很难受。夜里，我并未对她说话，而是自言自语地说着关于她的话题。在我睡不着时她不会再把我搂进她的臂弯。我感觉她就在我的正上方飘荡。她的天国应该就在咫尺之间。她仿佛是一团香烟的烟雾，从我这儿离开，就在离我极近的地方消散。
她还不曾说话。她就像在最后的日子里那样，一动不动、安安静静，只有沙哑的呼吸声带动着她的胸部隐隐起伏。
当我说起她时，我不禁凝噎难语。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惟有眼里产生了一种灼烧感。
可能她太过悲伤，才无法对我说话呢？
有时，阿伯代尔带我上山去公墓。他推着我穿过那块起伏不平的地面。那些坟墓上的姓名正慢慢地变得字迹模糊。几块刻了金的带着闪亮光泽的大理石里，容纳的是新来的故人。贝阿特莉丝是家族里第一个安葬在大陆上的。我想一直让她留在我们身边，直到我去世；我已经预备好，下一步带她跟我一起回科西嘉。在小教堂里，人比往常要少，一些声音让夜晚变得热闹起来，丛林里的气味在空气中飘荡，眼前的风景是如此美丽。
拉蒂茜娅安排家人聚到这个公墓里。所有人都来了；孩子们蹲着围在她的墓边。只有十岁的瓦朗蒂娜没有哭，她执拗地一再把被风刮倒的花瓶扶起来。
当我来的时候，我停到坟前；这里弥漫着贝阿特莉丝的存在感。在柏树轻柔的曳动声中，我感觉到了她。当我从山丘上下来的时候，她消失了。她没有跟着我来到那套新的房间里。
只有一次，我听到了她笑——当一个年轻女人吻我的时候。在我们贴身独处时，她会有一种幸福的小女孩般的笑声。她忘了形，她就像个过于任性的小女孩一样，带着我一起逃离。在最后几个月身心紧张的状态中，我已忘了这个笑。
她的眼神转向天空，我也顺着她的眼神看去。
几个小时里，她一直在祈祷。我试着将自己化入她的眼神中。我又重新经历了这种不可名状的快乐时刻。她在祈祷，仿佛她已从她的痛苦中解放。为众生祈福变成了她的喜乐。她使我升华。主是存在的，既然她和主在一起。
我自己的情感仿佛已成影影绰绰的中国皮影；仅存下来的，只有我感同身受的她的痛苦，以及她隐身在我身边某处给我带来的失落。
我有时会在床上几个星期深陷不起；我将其他人全都抛开；直到我听见罗贝尔-让在我身边发出动静；直到我察觉拉蒂茜娅在努力给我喂水；直到我感到阿伯代尔正坐在我的轮椅里等待。他们将我带回到大地上。
我回过神时的那种轻松令我惊讶。我听到自己在笑。我为我的孩子们感到骄傲。我未来还是会毫无畏惧地与贝阿特莉丝重逢，甚或带着种解脱。曾有过一些可怕的时刻——我想飘到空中，但别人拉住了我。今天，我再也不清楚要朝哪个方向去。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孩子们，我孩子们的孩子们，一个女人……我最后在这张摇椅里一动不动地变僵。
贝阿特莉丝走了。拉蒂茜娅和罗贝尔-让还在。那时我们四个人多好。
在痛苦到顶的时刻，我想我的坝就要塌了，我的头就要炸了——两眼已经翻白，身体勉力支撑；长久以来，我不再说话。我以一种绝望的举动，将一切斩断。我消失在无知无觉中，只带着一个萦绕在心头的想法——为了我们亲爱的孩子们，再撑住这一次。
有一天，贝阿特莉丝的母亲向我说明，再也无可挽回了 （尽管医生们也这样说过），此时，我第一次在我的床上感觉到孤独。无可挽回。贝阿特莉丝那卓越的生命已无可挽回，只留下喉咙深处一种永远的痛苦。那个活生生的男人也一无所存，他不是被残疾所打倒，而是因失落而崩溃。只有对我们孩子的焦虑依然存在。我一直待在床上。家散了；在我家食宿的互惠生塞琳娜什么事都不再做了，我也什么事都不再做了。只有几个人还常常来看我们一家三口。当然有岳父岳母，还有小姨子安娜-玛丽，以及几位多年的女友，她们面对着我的抑郁也只能长吁短叹。
家里的其他人都很谨慎，面对我们的安静，同时顾忌到家里的颜面，他们装聋作哑。每天仅有的声音是孩子们的声音；此外，九点十分，埃里亚娜姑姑会打来充满风趣和同情的电话，阿伯代尔会大声喧哗，护工们早上做事时会发出声响（我依然故我，对她们当中的一些人，我甚至不睁开眼睛去看），当然，还有萨布里娅。
我爱贝阿特莉丝。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又看到了她痛苦的笔记。除了在我长时间独居国外时她寄给我的几封信的手稿外，便只剩这段痛苦的记录。差不多二十五年的共同生活，我们单纯而骄傲地享受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无拘无束的幸福。而留到现在的只有这几页带着灾难、带着孤独、带着疑问的字纸。
在她母亲死时，拉蒂茜娅读了她的笔记；她被深深震动。我发现了这一段段艰难地草书而成的可怕文字，它们散见于一些活页纸和两个小笔记本上，两本小本子一本是绿色的，另一本是红色的。我宁愿从不曾看到过它们。它们将我们的幸福时刻加上了一道黑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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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读她的一篇“告白书”时，我在床上躺了几天。过去我的自负令我盲目，我对这些并不知情。这些文字差不多占据了我的所有思想。白天，我让人在我床上斜搭起一块板，再使我贴在上面看那些文字；夜里，这些文字就在我旁边的小桌上，令我无法承受。我想转身到另一侧，贝阿特莉丝以前睡的那一侧，但是只要我的头向左转了过去，泪水便潸然而下。
这些文字从来没有确切的日期。但是一段一段地，加起来差不多写满了二十多页纸。每个词语都是一声失望的叫喊。有些段落将我带回到一些从我记忆中消失的时段。这些文字展现了一位美丽女性撕心裂肺的一面，她只能流产或者产下死婴；它们披露了一个女人在被一种看不见的癌症吞噬时的不安，她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如此之美，却自知身体正从内部开始腐烂；它们还记录了一个生命的枯竭，这个生命有着如此多的希望，却无能为力。在力不能支时，她却不得不承受最后的凌辱，因为她还爱着的那个人摔断了脖子，摔在了她本希望在她生命最后时分能温柔相待的大地上。从一个病痛中的深情女子，她变成了一幅圣母怜子图，图上充斥的是一个散了架的肢体。她这个受难的人使我复活。莫大的讽刺。在她的笑容下她的自我被深深掩埋。而我，我就像个十足的魔鬼一样展翅高飞，为了逃离她流着血的双腿、她腐烂的血液，以及她令我羞愧的努力。我在生命的浪尖上冲浪。我总是会来到她的大床上将她重拥入怀。苦涩的笑容显露出一种优雅，而这种优雅掩盖了她太多的泪水，她才理应在那几年被人同情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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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再动身去克雷斯特沃朗，重回我摔伤的地点，也仿佛是为这次事故去的，我要在那儿坐着轮椅重新飞起来。真是小孩子气！我真正的朋友是这些飞在空中的疯子们，而贝阿特莉丝并不喜欢他们。他们内心里充满一种犯罪感，我想使他们解脱。我极度想搭上一团上升的气流，让它带我到五六千米的高空。在那里，我可以高声地与我妻子说话，就像夜里我曾经做过的那样。在山峦的辉映中，我将会感觉离她更近。有时，我有一种晦暗的情绪，想与她重逢，就像我在事故发生后也尝试过离她而去。这毫不理性，如同儿戏。
同时有一种念头也让我自得其乐——看着阿伯代尔在一个双人飞行伞里，听他放声嚎叫，说他从来不愿意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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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们弄了个专门的轮椅，当伞加速时它会膨胀起来，也可以缓冲我的降落。伊夫就系在我坐垫的后面，掌控着按键。我们决定，他根据我通过头部运动向他传达的指令进行操作。头朝左边，你就根据所指示的角度转向；头向下，你就制动；头向上，你就松开制动。我们飞了三次。升空时，整个一队人都抓住我们的伞，并给我们带来推动的加速度。随着我的头轻轻往下一低，我向伊夫发出了信号，必须要进行一下制动以便起飞。
我又找到了飞行的感觉，它集中在头部，其他的部分，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们从往常的飞行路线上飞过。有一刻，伊夫大叫着说我在冒险——我们离树林太近了。但是我知道，在贴着树顶而过时，我们将会迎来足够多的小气团，从而维持我们的高度；然后我们可以飞到几百米上方的山脊，俯瞰整个阿尔贝维尔山谷蜿蜒起伏，直至顶峰。伊夫犹豫着，我向他示意必须听我的。突然，仿佛坐升降机一样；几秒钟内我们就一掠而过上升了几百米。我们在山巅的上空，我们盘旋着。一派壮美的景象！我们试着再升往高处，但是条件不允许我们这样。我们又降到森林上方。我们跟着鸟飞，跟着其他的伞前行。我们可以这样久久地待下去，但是伊夫表示必须返回。我们飞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疲劳。一种新生的感觉。我们越过了最后一个岩顶，向着山间小屋飞去。为了善始善终，我引导伊夫飞向小屋上方的山丘，请他做一次超低空飞行。我们离地不到三米，我们晃来晃去。多么愉快的体验！逆着迎面的风，伊夫将伞定位在降落区的轴径内。突然，在接触地面的那一刻，风向颠倒过来。我们以超过每小时四十公里的速度被抛了出去。我无法用腿来帮他一把；我们都摔了下去。我的脸用来当了刹车。费尽辛苦折腾了几十米后，我们终于停了下来；我们爆发出的笑声感染了所有赶来看这一幕的朋友们。
我的脸出血了。这次着陆的痕迹，我保留了几个星期，但这是一次多么好的放松啊！
回到巴黎，我编了个轮椅事故的借口。除了拉蒂茜娅，没有人想得出我是在不负责任地乱说。
科西嘉的灵魂
贝阿特莉丝去世后只过了几个月，我回到了科西嘉，在那个群山环绕的塔楼里，一个她曾那么喜欢的地方。
我房间里的百叶窗被拉了起来；半明半暗的光照进了我的脑袋。
昨天，我开始口述一些词语，但是录音机上什么也没有录下来。我隔着我的太阳镜哭了，因为疲惫，因为伤心，因为无奈。努恩斯表弟来了。他试着让我笑，让我说说坐着轮椅飞行的事，我上个月又飞了一次。我在忧伤中不能自拔，双眼也在发烫。我睡着了。一股冷风顺山而下，将我吹醒。一只铃铛在丁丁当当地响着——这是一位邻居家的牛。我喊着人。女管家弗朗索瓦兹一边高声应着一边走了过来。我甚至无力和她聊贝阿特莉丝，而她在我们将贝阿特莉丝葬在大陆上的时候，已经在这里——在阿拉塔［6］——安排好了一切，等待给她做最后一场弥撒。我对她说我们今后要一起再看看照片，她对我说了些表达慈爱的话；我知道，弗朗索瓦兹，您在您的独生女去世后，在这里安身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您说在科西嘉山区里的这份僻静是您最后的依靠。我觉得这一切很令人痛心。您给我拿瓶您自己做的酒吧，就是用桃核、酒精加上本地葡萄酒酿成的酒。和贝阿特莉丝在一起时，我们对这种酒兴味盎然。这天晚上，我却只喝出它果核的苦涩味。我们一起看着山谷。两只鵟在水平线上盘旋，它们应该找到了一股上升的气流。甚至牛也停止了反刍。这是夜晚的平静。泉水流淌着。一道朦胧的光照了过来。几百米的下方，是那个为我曾经如此骄傲的家族送终的小教堂。我说，知道我们去哪儿安度永恒倒也不错。说起来倒是很轻松。
心跳声在我头旁不断回响。真令人受不了。我的血压超过了二十千帕［7］，我浑身是汗，我再也弄不清我是怎么了，我本希望不要难受，聊聊贝阿特莉丝，在这山的宁静中入睡。症状不断地发作。塞琳娜坐在轮椅的椅脚上，我在轮椅里不停地抖动。她建议给我读我想开始看的小说。我在痉挛中还是听出了几段谈及兰波、魏尔伦和朗费罗的文字［8］。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是有怎样的机缘巧合成分啊！
我闭上眼睛，塞琳娜依然在我身边。她又看起她自己的那本在车站书报亭里销售的小说。我平静了；尽管她离贝阿特莉丝相去甚远，但一个年轻女人的存在，还是对我产生了影响。她可以拉住我的手，我不会怨她。为了使我入睡，阿伯代尔给了我一支麻醉剂；我感觉我渐渐离去。我沉沉入睡。
我的呼噜把我弄醒了。慢慢地，我辨别出房子里的声音，孩子们正弄出动静；我原先把这些都忘了。突然，通过我沙哑而灼热的呼噜声，世界回到了我身边。我不敢喊人，害怕在这个快乐的人群里发出一声不和谐的音。慢慢地，夜幕完全降临的景象又重回到我的面前。阿伯代尔准备把我搬到床上。他做了个错误的操作，我感觉自己带着轮椅一起向后倒去。我害怕从此就这么去了。我剩下的只有头，而我没什么可以保护头。阿伯代尔用力撑了一下，以此缓冲跌落的力量。我听到我的头撞到地面。听到这声撞击声，我知道我这次是走不了的。我的表弟努恩斯带着他通常的好脾气过来帮忙；他看着我仰面躺着，脚还一直挂在我的椅子上，他说道：“这可不是玩腿悬空游戏的时候啊！”我离一切都这么遥远，我甚至再也弄不清这句话在说什么。我边哭边笑。他把我抱起来，将我放在床上，我缩进带防褥疮床垫的被子里。我喜欢浸浴在里面。阿伯代尔又尝试一次新的操作，将我抱了起来。他还不如什么都不做更好。从双肩下抓起来的两只胳膊在空中飞摆，钩到了粗糙不平的石膏墙上；我的两根手指就像熟透的水果一样绽开皮，血流了出来。我哭了，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并不痛，我哭着，我不再属于我自己，这个身体已经分解了。我无能为力。
我本想开始对你说话，贝阿特莉丝，但是焦虑笼罩着我。我感觉在此世已无欲无求，必须抽身而去。我将在这张床上孤独地死去。我的头又在不断地收紧，我不想很快就走。我控制着我变得紧迫的呼吸。我竭尽全力地呼出积压在肺里的这股气。痉挛始终纠缠着我，我身体僵硬、发冷，仿佛我早已命赴黄泉。
阿伯代尔给我穿上衣服。我让他把我带到泉水旁的椴树下。眼前风景的两侧，两株桤木在经历了三年前的火灾后又重新开了花。时不时地，会传来一声锤头的击打声——工人们在翻修城堡。
在一个世纪内，这座城堡在海边空气的作用下慢慢风化；火灾也几度侵蚀过它，直到一九七八年，城堡的顶被完全烧毁。当时还动用了一些灭火飞机；但无济于事。上百名消防队员尽力挽救这幢历史建筑。三个消防员被团团困在火里。最年轻的那个消防员往外跑；另两个更有经验的则钻进了里面。年轻人很快被火烧到。他就离在我现在的位置几百米远的地方死了。沿着路边往下瞧，我看到立着一块纪念他的铭牌。在那以后，每年的八月七日，都要举行一个仪式，仪式上聚集了阿拉塔村里的管乐队、城里的消防队员、市长、几个官员和我们家族的人。可怜的灭火战士悲惨地躺在波佐·迪·博尔戈公爵家的路边；这些叫波佐的人中某个人对你有份感怀，你才不会在意，你肯定宁愿活着。你被夹在塔楼里那些继续活着的波佐和小教堂里那些已经死去的波佐当中。
铃铛的丁当声又传进我的耳朵。这个声音和我的胡言乱语交织在一起，我不知道录音机上会录下来什么。我猜那头牛就在我的身后，但我不能转身。我想，它正看着这个自言自语的残疾人冷笑。老家伙你别担心，有一天你也会被逮到！
我们的山上到处都有死去的生命。一架军用直升机从远处飞过。几年前我在一次滑翔伞远行时，有架直升机搜寻过我，和现在这架是同一个机型。家人当时应该在海滩上野餐。我决定就从拉彭塔城堡的顶上出发，通过滑翔与他们会合。我并不了解周边的地貌；我看到一个山巅，便设想飞过那里然后朝海滩降落。我是在晚上六点钟的时候起飞的，穿着运动短裤、贴身内衣和网球鞋。飞到山巅后面，进入一个三米高的丛林，我筋疲力尽。我收起伞，沿着一条可能是野猪走过的路迹匍匐前进。我想爬过下座山峰再重新起飞，但是，艰难地前行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一座山的山顶，而它显然并不朝向我寻找的那个海滩。再折回去可就太晚了。我只能在丛林里，靠着一块悬岩，裹在我的降落伞里过夜。我后来知道贝阿特莉丝报了警。
“那么您儿子多大了？”
“可我说的是我丈夫！”
“怎么了，您的丈夫他大清早才回家，您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她一再坚持也没有用，他们让她到了早上六点再打电话过来。他们当时派了架直升机救援我。他们把我运到医院，医院的人确定我没有任何地方骨折，纯粹是表皮伤。他们甚至还体贴地把我带回家里。我快速地洗了个澡，重新穿上正装打上领带，准备和集团总裁到巴黎去参加一个会议。我勉强抽出时间看了看贝阿特莉丝，熬夜一晚使她疲惫不堪。当我一边对她说“明天见，亲爱的”一边吻她的时候，她有点喘不过气来。
*
这天晚上，我陷入了自我的世界。我试着通过身体的病痛来感觉它的限度——头，尽管有点挤压感但相对轻松；脸部和颈部因为过敏而发痒；肩膀则一直在痉挛。右肩还承受着一种与摔伤时的撞击有关的脱钙。在半年的时间里，医生一直试着打钙针来对其治疗，这引发我每晚都发烧、恶心，直到后来神志不清。医生说：“你这次摔得应该很严重啊。”这位只看他x光片的专家，说这话是出于幽默还是漫不经心？这个肩膀有时会使我剧烈疼痛。于是没人能碰我。我不再呼吸，我闭上眼睛，我知道这会过去，我需要等上一两分钟。这没有关系，更严重的都经历过。“是的，是的，会过去的，我向您保证；不，不，您别碰我，不，别碰肩膀！”从双肩开始，我所有的神经都紊乱了。有时，我被灼烧得实在厉害，便要求把光全遮起来躺下。我想到了兰波的“疯处女”：“我实在痛苦，主啊，给我点清新，求您。”［9］
在马可·奥勒留［10］的作品里，我读到了这句话：“给我力量，让我与我可以消灭的痛苦斗争；给我耐心，让我来接受我不能改变的痛苦；别忘了再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如何区分。”
*
躺在房间里的夜幕中，我闻到了厨房备菜时的恶心气味。我们明天要接待四十位山里的科西嘉人；波佐家很久没有像老爷那样招待客人了。阿伯代尔负责各道工序；他预备做只烤全羊。这天下午，他来到塔楼下，在附近住着的一位牧羊人家里挑了只羊；他对这群羊的瘦小感到惊讶，只得无奈挑了只三十二公斤的母羊。他回来了，卸下牲口。它的三条腿被绑了起来，第四条可以活动。他去找刀。我不确定是不是还想待在那儿。我想到了贝阿特莉丝；我在这只绵羊身上看到了她；我在这只绵羊身上看到了我。她被判了死刑，而我瘫痪了。这牲口试着用它的第四条腿在地面上滑动，但它只能绕着自己打转。我梦想过多少次从瘫痪中脱身？我梦想过多少次自己身体健全，把贝阿特莉丝从她医院的病床上带走，把她带回到我旁边，在我们的床上，让她在我怀里断气！医院里的屠夫将她一直留到了最后。他们结果了她。她怎么能忍受这么多酷刑却从未抱怨呢？在她整个生命里，她一直和医生斗争，与他们的权力斗争。
在摸到了颈动脉后，阿伯代尔干净利落地一刀切断了母羊的咽喉。血溅了出来，带着一种淡红，就像是草莓汁。突然，我重新感觉到了贝阿特莉丝在最后日子里的呼吸；远在我意识到之前他们已将她杀了。她只剩下这种断断续续的呼吸；眼睛闭合；四肢不再动弹；只有这个透不过气来的胸膛随着短促、猛烈的起伏在顽抗。随后是彻底休息的漫长阶段。
按阿伯代尔的讲法，这牲口会在一分钟之后最后惊跳几下。可以活动的那条腿四处乱摆。阿伯代尔和我看得分明，这便是痉挛——这个词别人也用来指我肢体的一起一伏、无法控制的运动。最后一下痉挛异常猛烈，阿伯代尔非常自信，解开了另三条腿。他用根绳子，将那动物吊到了一张拖网上。他去找弗朗索瓦兹来拍张全家福。我们来到泉水旁的那株椴树下。弗朗索瓦兹给我们拍照，阿伯代尔、羊，还有我。
他沿着一只羊蹄导入一根细杆，穿在皮肉之间。他朝着窟窿里吹气，仿佛在吹一支风笛，牲口膨胀起来，体积是原来的三倍。工序完成，他让弗朗索瓦兹给他拿根短绳，将羊蹄上的开口处扎起来，然后开始击打动物。沉闷的声音回响在塔楼上空，打得多么带劲啊！在将牲口“打累了”之后，阿伯代尔拿起他的刀，开始将它解割；不到十分钟，他就剥好了皮。剩下来要做的只是把羊掏空，将内脏收起来煮蔬菜；于是这天晚上我的房间里弥漫着这种呛人的味道。
黑血岛［11］
仰卧着，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已差不多三天了，我不再感到痛苦，我的眼睛闭上了。我听到远处传来锤子击打的声音。我不敢相信——我不再难受了。七点钟，我唤着阿伯代尔；他就像个木偶一样站起身来——他三天以来再没睡过觉。“阿伯代尔，请给我放点舒伯特的音乐。”我费力地呼吸着；这有什么关系，我不再难受了。阿伯代尔喂我吃了早餐。
“阿伯代尔，请您给我读一段圣经的《诗篇》。”上帝是善的，有一条拯救之路为那些苦痛的人所准备。但我不知道，我倦了。我难于把握这些本意如此清楚的言语的意思了。
星期四晚上，节日开始了。我们吃完晚饭，然后聚在宽敞的休息室里，听阿拉塔的歌手唱歌。这些歌里带着一种深沉的哀婉。阿拉伯式的曲调，有一些高音，也有一些极低音，它们与山的回声、鵟盘旋在山上发出的鸣叫声相应相和。我累了，但我无法下决心离开大厅。他们是为我、为贝阿特莉丝歌唱。我请他们唱《又圣母经》，唱圣母的痛苦。歌声响起，我深深陷入自我的世界。贝阿特莉丝喜欢这首歌。他们一边看着我一边演唱，他们的左手贴在耳朵上，以两声部演唱。兴奋的情绪使我疲惫。他们走了，我差不多什么东西也没有尝，我没有说话，我什么也听不到，除了这首科西嘉的复调歌曲。一个牧羊人俯下身子吻了我的手。夜深了，阿伯代尔将我放到床上躺下，我因为发烧而打着寒战。我几乎没怎么睡着。
两天前，作为我回科西嘉的第一次，我决定陪着孩子们去海滩。我的表姐芭芭拉，她的丈夫菲利普，还有他们的六个孩子已经来到波佐一家习惯待的地方，这里我们家已占用、嬉闹了三十年。芭芭拉在挡雨篷的阴影下绣着十字绣，就像“格莱尼”二十年前所做的那样。她监护着她的这队人，以此度过一下午。我坐在她的旁边。我又看到了我儿时的海滩。
我的朋友弗朗索瓦被一个像现在这样的小浪打倒后便瘫痪了。他和他年幼的孩子们以及他的妻子一起游泳；孩子们相互泼着水。一个稍强了点的海浪将他们打倒。所有人都大笑着重新站起身；所有人，但除了弗朗索瓦，他的脸还是埋在水下。他们以为他是在闹着玩。当他们发觉他不再呼吸的时候，他们把他拉回到海滩边，第一和第二颈椎骨折。多亏了他家人的信念和爱，他卧床不动地坚持了七年。医生对此都无法相信。后来，他去世了。
我抬起眼望着天际。黑血岛在天空中显出了轮廓。在十五到十八世纪四百年的热那亚统治时代里，这些岛收容过鼠疫（“黑血病”）病人，而历史想让这些岛屿能保留这种名称。另一个传统的说法则是，夕阳的光辉将这些岛屿染成了血红的颜色。我想到了你，贝阿特莉丝。在这些小岛上，寒冷女神带走了鼠疫患者。他们被放在柴堆上焚烧。他们的骨灰扬洒在这块滚烫而贫瘠的土地上。
芭芭拉从她的针线活里抬起了头。她保证了薪火相承，生生不息。一切都很好。“别担心，小表弟，你会见到她的。”我向下方望去，只见阿伯代尔正和孩子们在海滩上玩；拉蒂茜娅在专心晒日光浴。她的头发黑得发亮，皮肤雪白。她现在已经长成女人了。芭芭拉的那群人正玩得尽兴。我们要到晚上才能在迪费罗海角的大海滩上与他们重聚。
阿伯代尔将我转移进小汽车里。罗贝尔-让紧贴在我身后坐着，以便在转弯时拉住我。在一块宽广、美丽、险峻的海滩上，我们又来到了那儿的石头小屋。这支机灵的团队将我运过了沙地，并把我安置在桌子的一端。孩子们赤着身体在一个完全属于他们的海里游泳。我则听凭自己在海浪拍岸声中半睡半醒。夜色降临；我缩在轮椅里。几个年轻的女人微笑着向我打招呼。我迷迷糊糊的，直到孩子们围在椰子树下的长桌边坐好。菲利普表姐夫负责操持一切。我们要吃的，是章鱼配意大利通心粉——章鱼是今天下午在这里捕的，以及一小瓶不带标签的内地产的葡萄酒。孩子们欢快地大吃着。小弗朗索瓦一个人被丢在了桌子一端。他撅着嘴。我向他示意坐到他爸爸和我之间；他满面笑容、平翘舌不分地说着话——这是芭芭拉最娇弱的一个孩子。此外，还有十六岁就说些粗口的玛丽；眼睛圆圆的年纪最小的蒂杜；以及约瑟芬娜，罗贝尔-让钟爱着她，就像我们所有人都钟爱他妈妈那样。孩子们站起身，每人拿了一个蛋筒冰淇淋，接着消失在夜色中。多少次我曾和贝阿特莉丝一起来到这儿啊！我们在这里过夜，享受二人世界。她很开心。随着海浪拍岸的声音，我们时不时地醒来，身体还保持着温暖。
临近午夜，我又开始了强烈地颤抖。我示意阿伯代尔走开。我又回到了自我的世界。疼痛降临。这样的疼痛我一年前曾经历过，那时贝阿特莉丝还和我在一起。但是此时此地，我是一个人。一种愚蠢的机械性病痛——“膀胱阻塞”。导管堵上了，尿翻转回流，穿过肾流到血液里。它会一直上升到头部，让你仿佛要爆炸。真是荒唐。贝阿特莉丝就是这样耗了三天就离开了。我反抗了五分钟，随后便听之任之，我像个动物似的嚎叫着。
我的脑袋要炸开了。我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我喘不过气来。阿伯代尔和那根“管道”斗了三个小时。时不时地，导管会通畅起来，血压从三十千帕降到十二千帕，脑袋能喘喘气了。我内心浮现出这一切总算结束的想法，一阵新的抖动却又将我摧毁。
阿伯代尔这一夜都在用灌洗器清洗我膀胱里的污秽。早上，我出着汗，床湿透了，疼痛变本加厉。我想去和贝阿特莉丝重逢，我再也没有反应。阿伯代尔叫了一辆救护车。没有办法，必须等，忍受，不要反抗，在疼痛稍停时恢复镇定，在重新发作时顺其自然。
在医院里，周末只有一位医生。一团乱麻。护士们很高兴有位波佐家的人来医院。过去，她们有过在城堡里做客等等经历。医生提到了手术，阿伯代尔消极地抗拒着。他们把我放进观察室。我不停地大滴大滴出汗。到了八点钟，我们又按了一遍警报铃。医生让人用救护车把我送回山里。阿伯代尔将我放到床上躺下。恐怖的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几次犹豫着要不要再去医院。最后，阿伯代尔打了个电话，让他们给我们一根直径更粗的导管。我一直出汗，但是在大半天的时间里还算可以忍受。
在此期间，我妹妹亚历山德拉带着她的儿子来了。我一直躺着，没办法迎接她。早上两点钟，开始猛烈爆发。我不记得我曾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它毫无意义，就像女人产下一个死婴时的痛苦那样。
为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贝阿特莉丝在疼痛和愤怒中紧绷着下颚。我则狂嚎。亚历山德拉被安顿在塔楼顶层的一个房间里。拉蒂茜娅和她在一起，呜咽着。阿伯代尔禁止别人进入房间。他为了将这局面破解忙来忙去。一个小时后，我解放了。我整个身体发抖，我再也无法闭上嘴巴。阿伯代尔非常不安，我不能说话，我试着避免在这种浑身狂颤的时候咬到自己的舌头。我时停时续地呼吸着。过了几个小时，身体才安静了下来。第二天早上，阿伯代尔任我酣睡。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在巴斯蒂亚［12］的表亲如约而至。我让阿伯代尔抱我坐起来。
整个科西嘉都不知所措，安托万说。这令他伤心。他说很久我才搭点儿话。亚历山德拉听着谈话。这样我可以在这个可恶的轮椅里休息，头上盖着我的帽子和墨镜，身上披着件带风帽的北非长袍。头发晕，帽子下渗出大滴的汗珠。这被安托万的妻子埃莱娜留意到了。但我还是坚持到底，为了向我北方的朋友们表示尊重。埃莱娜是个体贴入微的女人，细长的脖子上有张漂亮的面庞；几年前，她接受了骨髓的自体移植，从而使她的癌症痊愈。她带着鼓励和同情，关注了贝阿特莉丝最后几个月的日子。她用她深邃的双眸看着这个世界。她美丽而安静。她的丈夫一边分析着情况，一边品尝弗朗索瓦兹准备的科西嘉野猪肉。
我等着石匠。我想用一块科西嘉的玫瑰色大理石来代替贝阿特莉丝墓上临时的石板。石匠来了，他的头很小，毛发稀而枯，红棕色的大络腮胡，性格活跃。他在墓碑石这个行当已经工作了二十八年。他的从容和幽默给人一片清新的感觉。我对他说我儿时的记忆，当年我在阿雅克肖海边公墓的出口，看到过他的那些同行。当时共有五十多位石匠各显神通。今天他是科西嘉的最后一位石匠。他为此自豪，但他不会将手艺传给他的儿子：“雕磨石头是没有前途的。”
*
临时的石板后来实际上是被一块带马赛克的组合石材所代替，由我的妹妹亚历山德拉按照我的要求督工完成。墓碑上呈放着黄色的菊花和紫色的鸢尾花，这是贝阿特莉丝钟爱的搭配。
萨布里娅
贝阿特莉丝平卧在安乐躺椅上。过一会儿，装殓师会将她带走。
颓丧顿生。几个月过去了。我放下了武器。
我曾如痴如狂地想解放贝阿特莉丝。
当她舞姿翩跹的时候，她使我晕头转向；后来，尽管她双腿伤痕累累，我却一直拉她站着。我们的旋律是否曾经合拍过？
在这场疯狂的赛跑中，我不懂得让自己配合她力不能支的步调。
*
这天早上，就像每天早上那样，一个年轻的护工来照料我两小时。今天这位，我不认识她。她说她叫萨布里娅——在阿拉伯语中是“耐心”的意思。她的年龄和我初识时的贝阿特莉丝一般大。我把她和她混淆了。不过，她是棕色的头发，一双杏眼，甜美、柔和的眼神放出黑色的光芒。她是黄褐色的皮肤，就像杏仁的颜色，触碰上去像桃子一样。
我每天早上等着她。当我听到她来的时候，我合上眼皮。我任由她打开我因为哀恸和失眠而发红的双眼。她这样做了几个月。
她给我剃须；她的脸贴在我的脸旁边。我闭上眼睛，精神集中在她的一双纤手上，这双手使我从前一夜的抽搐中放松。她的香水味使我沉醉；我喜欢她在我身旁一直待到我入睡。
“哪天你对我说你有点儿爱慕我吧。过来一点，我想对你说点儿事。”
“不，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来吧，萨布里娅，来，萨布里娅。哪天你对我说你有点儿爱上我了。带着你那淡淡的微笑。你要走了？不，萨布里娅，再给我一根烟，再待三分钟，求你了，萨布里娅。”
“不，我要走了，我还有别的病人。”
“萨布里娅，求你，再来个吻吧。我想在你耳朵后面再来一下。”
“不，不要到耳朵后面，这让我太痒了，就在脸上吧。”
她倾下身体靠在我身上。一种美妙的、带着香水气息的享受感。她对我说她有二十种香水。我没觉察出任何区别，始终是同一种味道。
“如果你有点儿爱我，你要对我说啊。”
“好的，我会向你表示的。”
她满面笑容地走开。
“我给你打电话。”
“哦！萨布里娅，请你把所有的灯都关了。”
我驯服了她。常常，在她空闲的时间里，她就陪着我。她盘腿坐在床上，娇小袅娜。我对她说贝阿特莉丝，说她面对着的这个生命。我掩饰住她在我内心激起的不安。当她说话的时候，我只看得到她那多纹的双唇、白亮的牙齿和俏皮的舌头。我想象她在吻我；我做着梦。
一天晚上，我请她在巴黎的一家时尚餐厅吃晚饭。她的母亲陪她来了。两个女人都穿得非常隆重；萨布里娅穿着身黄色套裙，她那闪亮的黑发向后盘起。我第一次看到她双膝的曲线。她的母亲萨阿迪亚，则罩着些镶着金边绝大部分为红色、橙色的华贵衣料。她们带着好奇，看着这个对她们来说陌生的传媒化世界。萨阿迪亚什么话也不说。我与萨布里娅互说着些惯常的柔情蜜语。她将她盛着可乐的杯子放到嘴唇上。我身体向后定在轮椅里，语调不变地问她：“萨布里娅，你愿意嫁给我吗？”她身子扑到餐具上，满脸涨得通红。我觉察到一些泪水。萨阿迪亚询问她；她没有回答。我将永远得不到回答。
萨阿迪亚请我去她们的小公寓里吃晚饭，这是在十五区一个居民区的中心位置。阿伯代尔动员了所有在院子里闲逛的青少年，让他们帮他将我一直带到狭窄的电梯；凭借他双臂的力量，他使我一直竖立在笼子里。走出电梯还要再爬一个半层楼梯，我贴在他身上，就像是个脱了线的木偶。他把我举上了最后一层，在一个堆满坐垫的小房间里松手将我放下，屋子里电视机一直开着。萨布里娅在准备荤杂烩；萨阿迪亚坐到我的身旁。她不停地跟我闲聊；突然，她打断我的话，说了句：“您知道，波佐先生，几个月前，我看到她很幸福地回家。她对我说她恋爱了。”听到这话，我差点试着想挺身站起来。
我保持着沉默。有一天，她对她母亲说了这些，她很开心。能被某个人爱上使她惊喜。也许，在某天的这次小坦白里，还保留着些什么呢？萨阿迪亚讲述着她们国家的传统，母亲是要跟着女儿进新家的。萨布里娅以她惯常的顽皮打断了她：“妈妈，够了！”她戴着金项链的脖子俯到我面前。一晚上气氛活跃。在晚餐后，我建议萨布里娅出去逛逛。在巴黎夜色的无声无息中，我带着她坐在我的电动轮椅里，沿着几无人迹的大街前行。她横坐着，坐在我的膝盖上；她的左手温柔地挽在我的脖子上，她的头发在我的脸上抚挲。我用下巴气宇轩昂地驾着我的战车，车灯都被打开，在马路当中前行。她笑着，并为我歌唱。对于我的梦却只字不提。我轻声地向她说着柔情蜜语：“我是多么喜欢你从游泳池出来后那自然的鬈发，你不喜欢它，因为你觉得自己的外貌太带异国风情了。你意识到没有，你每天要花一个小时把头发盘到后面？当然，这样会显出你的脸来，不过还是就让这些鬈发垂下来吧。是的，我看得很清楚，你有个小得可怜的胸脯，还有个平坦的臀部；但这配你非常好。你的长裤很能显出身材。我看到你圆润的膝盖，你绕在我头上的胳膊，我感觉到那种温柔……”她放声大笑着打断了我，此时一辆汽车正绕过我们向前驶去。
餐桌众生相
夏天的热浪席卷了巴黎。灼烧感变得难以忍受。我体温四十度。甚至之前都还幸免的脸部也烧得滚烫。水疱丛生——我的这个毛皮囊成了块面包皮，只有我的踝关节像是在水上漂着。我的双脚仿佛深悬水中。拉蒂茜娅过来坐到我的床上，对我说着她假期的安排。我倒了下去，请她照看她的小弟弟。必须让人送我去住院治疗，我扛不住了。
她就如同贝阿特莉丝那样进行应对。她向我的朋友们告急。他们把我带到了马耳他圣约翰中心。我关注了这个位于巴黎心脏地带的重症残疾人中心的整个建设过程。我曾作为残疾人代表，与巴黎市及地区议会的大人物们、慈善家们打交道。中心的主任玛丽-奥迪尔为这个机构的最终落成做了后期工作。我三个月前曾重回此地，带萨布里娅参观这里。我们和玛丽-奥迪尔一起吃了午饭，周围是各种形态的残疾人。萨布里娅保持着沉默，这个悲惨世界令她惊恐。
玛丽-奥迪尔把我安置在一个带有小厨房、客厅和浴室的单间里。房间位于底层，朝向一个栽了树的天井。所有的住客都有自己的单间，他们甚至可以和家人一起在里面生活。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明白我这是在哪儿。
我的护工埃玛纽埃拉和法比安娜不知疲倦地照顾着我。我喜欢她们的微笑。眼睛碧绿的法比安娜来自安的列斯群岛。她的祖父是布列塔尼人。我叫她布列塔尼女人。她是带着个六岁女儿的单身母亲。埃玛纽埃拉是个漂亮而年轻的瓜德罗普岛女人。她鲜红的口红让我“重新通电”。还有布里吉特。在这里住的人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布里吉特是最漂亮的，另一派则选中了一位塞内加尔大美人弗雷。我更倾向于弗雷，尽管她们都很美；甚至小尼柯尔也不例外，她可能脾气有些暴躁，但她对我微笑，给我安慰。
病痛持续着。女孩们还是能让我坐起身来。我在公共大厅里看住客们进餐。我没有吃东西，但我和他们待在一起。让-保尔，他四肢瘫痪，和我同年，也有张和我一样过敏浮肿的脸。阿尔芒，我不知道他在这里干嘛——他可以走路。有一天，我看见他像个游泳冠军似的在泳池里游泳。他是肯定有什么问题的；他一顿饭可以吃上五大块肉排，他的双手发抖。我与让-马克之间建立了友谊，这是个年轻的二十八岁马提尼克人，他结了婚，还有两个孩子。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事故，但他的眼神里散发着乐观。他逗我们笑，鼓舞我们。他是唯一在自己房间里招待妻儿的人。
一位苍老得被岁月模糊了年龄的矮小女士拄着根拐杖走着；我想她再也不愿走出这个机构的大楼。柯琳娜，一个四十岁的红棕色头发的女人，她只有眼睛还在表达着些意思，她曾酗酒。波兰人爱娃，她的脸总是垂着，她承受着与我相同的痛苦。她万念俱灰。
年轻的埃里克正起草着自己的生活计划，准备给中心主任看——他想见证学校里的生活。他以脑瘫患者那种费力的吐字，冗长地向我说着他的焦虑。他常常想了断生命，但又不敢，因为他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说他没有这个权利。
米歇尔，这是个患脑衰竭的彪形大汉，他总是向右边歪着身体，而他的右眼往下搭着，流着泪。他以一种缓慢的气息说着话；护工会催促他，因为这样他可以摆脱，而他自己没有勇气停下来。埃里克和他两人相互厌烦。我想他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尽管埃里克双臂蜷缩，却威胁要给他一记耳光；另一个则很安静，以一种慢得没边儿的动作伸开他的巨臂。
巴依埃先生被系在他电轮椅上方的一块板上。他用他的右食指，每分钟都变化着倾斜的角度。他的身体持续不断地从水平方向变化到垂直方向。他开着玩笑地解释说，他是个被钙侵蚀、正在变成化石的生物；于是，为了推迟他完全钙化时刻的来临，他就像个法奇那的瓶子［13］一样摇晃不停。他从来都不抱怨。护士们对我说他应该受尽了折磨。
另一个住客是个超过一百五十公斤的大块头，他展现出一种我们没见识过的暴力。他一边将自己的身体前后摆动，一边用他那两只硬邦邦的胳膊撞击着桌面。女孩们都怕他。他一句话不说，但他巨大的红色头颅和他球一般的双眼始终在索要更多的食物。他的周围是被我称作“兄弟们”的人，这是两个头部靠塑料套圈撑住的垂死的人；他们几乎不再有身体，只剩下了萎缩的骨骼。他们的脖子细得只有一根手指粗。两个人都接受了气管切开术，这在他们的脖子上绘出了一个巨大的蝴蝶结。他们的眼神柔和。上个星期，这里有三个这样的人。
卡隆先生，他像我一样四肢瘫痪，他抱怨着病痛；他很害怕，要求转到加尔什医院。他去了那儿，他又从那儿回来了。他在大清早过世了。有人看到一副担架抬着他经过，床单翻下来盖住了他的脸。爱吃肉的那一位说他死了，否则床单不会这样放。有人回答道，这样对他更好，因为他不会再受苦了。
此外，这里到处都是我的其他兄弟。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的感觉更好。
他们所有人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看着我这个准备离开的过路游客，他们甚感惊奇。我承诺还会再回来。
*
我在大堂里等着萨布里娅。我休息了整整一个早上。在入口处，另三只轮椅正围着前台小姐，一个金黄色头发的葡萄牙女人。萨布里娅到了，她穿着条菘蓝花图案的裙子，这条薄透的裙子下摆直到她圆润的膝盖上方。她穿着一双带点儿跟的浅褐色鞋子。她白色胸衣上的一根吊带绕在她古铜色的肩膀上。
她的头发向后盘着。她很快看到了我，她对其他人保持着微笑，用她那孩子般快乐的嗓音，向所有的人打招呼。我们向布特-肖蒙公园的方向动身。我借助一个放在下巴下面、直接连到发动机和后轮上的网球，操控着我的电动轮椅。萨布里娅走在我的右边。我小心地调整着球的角度，使她可以一直在我旁边。她带着一种能感染别人的快乐，她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对于我向她说的所有轻浮的言语，她都以笑声回应。当我说得太过分的时候，她向我轻轻眨一下眼睛，仿佛她在一只再也不能乱动的手的手背上友善地打了一下。我们从低处的入口进入了公园。我将头向后仰起，看着她，冲她说了句恋爱中人的蠢话。时不时地，她会跺起脚，边笑边说：“停下来，停下来”，或者是“菲利普，够了！”
停下来后，我就不再难受了。我向她索要前几天的吻。她很算计地在眼角上吻了几下。我们最后到了公园的高处，这里是个餐厅的露天平台。她把我轮椅旁的椅子拖过来，和我面对面坐着。我们的脸靠得很近。我们一直没有抬起鼻子。一个鬈发的小男孩走了过来，但没有看我们。
“萨布里娅，我有些事要对你说，我们去一棵树下说吧，在那儿单独待着，等一会儿过去，你要帮我一下。”
她眼里的光暗淡下来。
“告诉我吧，菲利普。”
“不，过一会儿，我现在过于不安。”
一个服务生帮我们点了单；他将餐盘放在我们身后的那张桌子上，我们并没有去碰。我们继续着我们的柔情蜜语，继续着我们的笑声。萨布里娅将她的一只胳膊放在我的胳膊上。接着，她想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们去了较远处的一棵树下。一些孩子在低处的草坪上玩耍，从我们这儿，隔着只花坛连着一个池塘，一些天鹅慵懒地在池塘里游着。我挪开了下巴下的球。萨布里娅坐在我的膝盖上，双臂环绕着我的脖子。她带着温情对我说，想和我说说她自己。她猜到了困扰着我的主题。
她对我说她在北非乡村里的童年，说她对她父亲的种种恶劣行为感到怨恨，说她父亲对她母亲施加的暴行。为了保护弟弟，她常常带着他逃出家门，不过她知道，等她回来，就会又看到她母亲流着眼泪，身上带着被打过的痕迹。
她五岁。她的母亲等着生双胞胎；她已经怀胎七个月了。一天晚上，父亲的发作比往常更为猛烈。萨阿迪亚开始为她的孩子们感到害怕，她在夜色中拿着箱行李，将他们带走。她想跑，跑到法国找她姐姐。一大早，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他们等着去卡萨布兰卡的火车。父亲在暗淡的晨光中发现了他们，他冲到妻子面前，将她按倒在地，痛打了她一顿。萨布里娅和弟弟跑远了。他怒吼着。萨阿迪亚则嚎叫着求人来救她肚子里的孩子。后来她失去了这两个孩子。
直到今天，萨布里娅想起这段往事依然还会流泪。她永远不会再见她的父亲；她对男人感到害怕。
她对我说，我是第一个带着体贴和尊重对她说话的男人；她说她不想使我伤心，而且，她尤其不想失去我。她说得越多，我越是不敢涉及一天晚上在餐厅里暗中提起的话题。她寻找着一个父亲，而我梦想着一个伴侣。
我试着羞涩地说了句：“萨布里娅，愿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她从我的脖子上抽出她的胳膊，向前微微倾了倾身，眼神凝固，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当我和她在一起时，当我的心兴奋地跳动时，我忘记了我的年纪是她的两倍，我忘记了她从来没把我当成一个情人。
我于是想到了我将死去。“我会一直活到七十五岁；在我们这个一般人寿命有九十岁的家族里算是少的了。你会看到我们的孙子们在我有生之年里出生。”我带着忧伤对她说，如果能只凭我内心做主的话，我会等下去的。但是我不能保证我的身体。病痛就像个沉重的罩子罩在我的身上。我将头靠在椅背上，我累了。她站起身擦拭我的眼睛，将她的双手放在我的太阳穴上。
现在天色已晚。刚才在玩的孩子们已经回家了，天鹅藏了起来，花变成了灰色。我们从公园的高处又往下走，回到马耳他圣约翰中心。萨布里娅一直抓着我的右手，直到走进我的房间。她帮着别人将我抱上床躺下。接着她在床沿上坐着待了几分钟，手放在我的脸颊上。我感谢她给予我的一切。她会给我打电话，我们周一一起吃中饭。她亲吻了我的前额，为我把眼睛合上。我几乎没听到她离开的动静。整个夜里，我的眼睛一直合着，却不能入睡。倍受煎熬的一夜。
在黑暗中，我保持着希望。我等待阳光重现，然后请人将我带到窗边，使阳光温暖我疲惫的身体。我做着梦。萨布里娅躺着，赤裸地依在我的身边。我们两人的身体朝向同一个方向。她像胎儿在母亲腹中那样折起身体。我想象着她双腿的柔滑，我想象着将头放在她挽起的头发里，头发挽起后，她露出了娇嫩的颈部。我在她的香水味里入睡，在这场梦中。
她会和我在我们剩下的年头里一起生活，我们会有很多孩子。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时间的尽头。她会对我的孩子们说话，和拉蒂茜娅一起笑。罗贝尔-让会有点儿爱上她。
我梦想着她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这个奇怪的人能一起幸福生活。
我对着阳光闭上眼睛。在我眼皮缝里的橙黄色光圈中，我看到她陪伴着我。不是我的伴侣，而是我的女伴，我或许有权利在耳朵背后亲吻她，同时轻声向她描述我温暖的梦。
显然，需要她爱我。但是这一点，旁人无能为力；爱或者会来，或者不会来。也许永不会来。
天之尽头
三天以来，我一直躺着，我浑身发烫。巴黎三天暴雨，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减轻我的痛苦。阿伯代尔用一只毛巾布手套，擦清我的前额和眼睛；我等待着。时不时地，他折起一只浸满凉水的海绵手套，贴在我的颈部，在颈动脉跳动的地方。我在这跳动的节拍中耐心守候。
星期六的夜里，我一夜没睡；车灯的灯光不时映照在天花板上，变换着时间的节奏。
一只大苍蝇飞来做我的消遣；就像是种环境的变换——苍蝇前和苍蝇后两个时段。我挺想其他的苍蝇也来为我消遣，但是只有苍蝇前和这一只苍蝇后。在我们当下的日子里，再没有苍蝇会贴在玻璃窗上，接着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休息几秒钟，然后重新发出它们的声音。这只苍蝇只不过飞了一圈；我绝望地等着它飞回来。
黑暗降临；周围的轮廓变得朦胧，身体在床微微波动时的嗡嗡声中漂浮。灼烧感无止境地侵袭着这张床。我回想起她身体的柔滑和床单的绵柔。我闭上发红的双眼，喉咙堵着，我的痉挛打乱了床的律动，也干扰了猫。再也没有能让我昏昏欲睡的泪水。我想象着我脖子里的那根金属管，它将这个经过大难、让人无法承受的身体连在这再也没有睡意的头上。不去回溯往昔；找一个印刻在我眼皮下的新鲜形象。始终是贝阿特莉丝。我将头转到她本该在的那一边。耳朵在宁静中嗡嗡作响；心跳声清晰可辨。没有睡意，就找不到睡姿。我回想起我摔落时的那最后几秒，我本该……集中精力到孩子们身上吧。所剩的是一种痛苦的希望；坚持。彻底没有入睡。等着早上护士过来。
星期天，阿伯代尔在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把我叫醒。他还以为我没呼吸了。
一个我二十年没见的朋友被邀请来吃中饭。认识二十年，或是昨天刚认识，都是一回事。
必须等。
我的舅舅弗朗索瓦入伍到越南打仗，越共将他活埋。他们只埋到刚过颈部的地方，将他一直折磨到慢慢断气。就像我一样，他也四肢无法动弹，但是土块使他保持着凉意。灼烧的是他的头。他通过祷告得以解脱。我呢，我等着天塌到我头上来。
朋友来了，就像前三天里来过的那些人一样，就像那些我没有应答的电话铃声一样。
在向我回溯了他这二十年来的经历后，他又走了，我一句话也没有插。他不是太清楚要说什么；有时他会用喋喋不休的几分钟来讲述他生命里的几天，却轻描淡写地将一年的事用几秒钟带过去。
我一直神情严肃地躺在我的床里。
尽职的理疗师马克今天过来了；他给这个毫无活力的身体做被动运动时，我甚至心不在焉。他想让我笑。
阿兰·德·波利尼亚克，这位亲王朋友［14］向我讲述着香槟地区的事。我再也想不起来了。
阿伯代尔给我点了支烟。烟在我肺里的灼烧感非常美妙。
在阿雅克肖北部的维扎沃纳镇，湍急的河水清凉无比，它浸透了我的身体，就像我们小时候或者后来我和贝阿特莉丝一起在这里裸身游泳时那样。在我的身体上，交织着灼烧感和寒冷的侵蚀。
我等待着黑暗。
随着日子一天天一周周地过去，我失去了记忆的线索，往事已被尘封抹平。它再无活力，和我一样。
曾经的那个活泼开朗的人，躁动不安的人，雄心勃勃的人，饕餮美食的人，再也没有了念想。是我的错。我杀了她。我毁了我的孩子们。未来只能更糟糕。再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把我搂进她的臂弯。我丑陋不堪，她离我而去。把我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吧！什么也别问我，我再也没有力气。
身体不再有反应。体温三十四度，血压六千帕。我抬起头，转着眼睛。偶尔，护士们试着给我淋浴。我于是陷入了黑暗。我再也不想从中走出来。
我躺着。我的脸因为过敏又痒了起来。我听着频道里放的《哥德堡变奏曲》［15］，强劲有力。
我或许会因为一个女人来到我的身边、我找回了我的第二次呼吸而结束这段故事的叙述。她的存在会将我带回人类的世界。
我必须住院治疗。醒来时，我已经冷了下来。
福临颂歌
猫死于艾滋。
这是在开玩笑——它的名字叫“升f调”(其实离g调更近），但它的调子降了下来。几天以来，它不再吃东西，就像我一样。它不再有力气爬到我的床上来。我透过房门上的玻璃看着它，它蜷缩在走道里。它奇怪地叫着，甚至没有抬起头。只有一次，它接受了一块嫩的金枪鱼。拉蒂茜娅对我说带它看兽医，我却犯傻迟疑。阿伯代尔提议他来开车送它去。兽医给我打电话说：“可能是种病毒，但它有些淋巴结的情况需要再确诊。”阿伯代尔将它带了回来，它的最后一夜是和我一起过的。第二天，它就死了。
“升f调”是只没话说的猫，它在我习惯性的失眠中一直陪伴着我。
孤独，我对您又恨又爱。我将在黑暗中快乐地离开，一身轻松。我去分享她坟墓的清凉。请您触碰我的前额，今天晚上请您留在我的身边，我想听到您的呼吸。昨天，一个婴儿贴着我睡了午觉。我对他说了话。身体孤单，头也孤单。请您熄灭我的烟。我渴。再往后，将更加糟糕。要有魅力吸引别人，要去微笑；一道泪墙。白色的宁静，如白炽一般。
孤独萦绕着我。是它给我的未来带来了最大的黑暗。我封闭在瘫痪的状态里，封闭在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中，他人的眼神将我疏远，当我的孩子们长大离家时，即使我能如梦中那样，成为他们家里装饰的一部分，可我又如何能继续活下去？今天，我已常常渴望在一个专门的机构里离群索居，接受一种抗病痛的治疗，哪怕损害我现在还清醒的头脑。
几年之后，当一种新的孤独添加到今天的孤独上，当我的身体条件只能变得越来越差时，又会如何？应该给我一个未来，萨布里娅不能是个梦。
*
请设想主是诚言不谬的。盛宴的那个晚上，在死人当中出现了复活。这不是普通的灵魂转世。这是一种真正的身体复活；复活的基督不但有人的身体，还有他那被多马的手指触碰过的伤口。请注意，这不是说笑，主你不能让我带着这瘫痪的身体复活。不，要完全变样，就像你那样。甚至玛利亚·玛达肋纳都要费些时间才能认出你。
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就像在拉蒂茜娅房间里那张照片上一样英俊，天蓝色敞开的无领衬衫，衣服的背景是印第安纳州的日内瓦湖，以及湖畔的含羞草。我们在那里曾拥有一个小木屋。
他们将我在贝阿特莉丝躺的那把安乐躺椅上放了三天，我穿着无烟煤色的灰西装，里面是件英式领的白衬衫，系着祖父的灰白色方格领带，西装的黑色翻袋上有“克里斯特·拉克鲁瓦”［16］的品牌签名，留着往常一样的短发。他们给我披上一条与西装不搭的花格围巾，令我很恼火；而且这会凸显出瘫痪的样子，再说我也不冷。当基督出现在使徒面前时，他们都惊呆了，因为他既没有从门也没有从窗那儿经过。这是我们身体化成人形的好处。舒服地躺着，既不瘫痪也没痛苦，我可以动来动去，但他们看不到。当雷蒙将他的拐杖卡进了客厅的地毯，只得一把抓住安乐躺椅时，我甚至笑得倒了下来，他们也没觉察到什么。看到伯爵从他的安乐椅上摔倒下来，引起了一片混乱。有人惊恐地尖叫了一声。只有贝阿特莉丝和孩子们听到了我的笑声。
在某个时刻，但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拉蒂茜娅和罗贝尔-让想单独留下来陪我；他们于是看到了我在微笑，但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他们现在明白，我和贝阿特莉丝在一起，不再有痛苦；他们明白，我们带着一种无尽的爱，守护着他们。我的孩子们，就像我们曾爱过你们那样，就像我们正爱着你们那样。
我看着所有人列队而过，有些人带着痛心的神情。仿佛是个幻影的萨布里娅，尽心尽责的父亲，温柔慈爱的母亲，令人尊敬的“格莱尼”。埃里亚娜姑姑穿着她漂亮的天蓝色套裙，这衣服与她今天因悲伤而发红的双眼配得如此之好。
在弥撒的过程中，尼古拉和索菲唱着曾为贝阿特莉丝唱过的乐章。在我的棺木上，同样有朋友送的嫩蓝色蝴蝶花，以及巨大的一坛白花。
我羸弱的岳母在安娜-玛丽和让-弗朗索瓦的左右搀扶下，登到了当古的公墓上。看到围在我身边的所有这些孩子们，我深感欣然。装殓师从我身后将镶嵌着黄色菊花和紫色鸢尾的棺盖板重新合上。棺盖板盖在四个突出的尖角上，为了让贝阿特莉丝和我不被彻底地封在里面。这并不必要，但很贴心。
“嗨，疯婆子！”
“你在这儿吗，波佐女士？可爱的小波佐女士，是我啊！贝阿特莉丝，我的宝贝，贝阿特莉丝，我的亲爱的，是我啊！”无人应答。活人们的声音渐渐模糊远去。
“回答我啊，我不想在这黑暗里独身一人。”
黑暗被光点亮，贝阿特莉丝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美丽。与你重逢令我泪下。你让我想得好苦；你不该留给我那些黑色的纸页。萨布里娅，你在对我说她？是的，她漂亮、温存、柔顺；在这段永远闭合的人间经历中，她是我们爱的涅磐。既然我现在已经成灰，你该来分享我重生的热情。你想马上开始？不，我有如此多的事要向你讲述。你都已经知道了？啊，对啊，的确如此。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散步吧，让我们彼此融为一体地前行吧。让我们停下来，我想补上那些我漏掉的吻。你知道，孩子们都很好。
……相拥永恒……永恒相拥……
［1］骶骨：五块骶椎粘连合成的一块骨，通过骶髂关节与髋骨形成骨盆（拉鲁斯词典）。
［2］哈里利·纪伯伦，《先知》，卡斯特曼出版社1970年出版。
［3］我在“世纪之行”这个节目里回顾了事故刚刚发生后所经历的阶段。
［4］法国并没有“无穷动（infini）”品牌的女装，但有类似名称的品牌和系列款型。此处代表作者对妻子的哀思和怀念。——译注
［5］圣奥古斯丁祈祷文的最后一句。——译注
［6］科西嘉岛首府阿雅克肖北部的一座小城。——译注
［7］二十千帕相当于通常血压单位的一百五十毫米汞柱。——译注
［8］让-马里·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隔离》，伽利玛出版社1995年出版。
［9］见兰波《地狱一季》中《谵妄》。——译注
［10］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帝国五贤帝时代最后一个皇帝，著名的“帝王哲学家”，于161年至180年在位。有以希腊文写成的著作《沉思录》传世。——译注
［11］又译赤血岛，该群岛位于阿雅克肖北侧，为著名风景点。夕阳西下时，黑血岛火红的颜色非常壮美。——译注
［12］科西嘉岛东北部城市。——译注
［13］法奇那是法国第二大饮品，欧美知名的气泡橘汁饮料，瓶子多为梨形。——译注
［14］阿兰·德·波利尼亚克亲王（1940— ），德·波利尼亚克公爵第八代继承人。——译注
［15］《哥德堡变奏曲》是巴赫的名作，创作期问巴赫视力巳开始减退。——译注
［16］“克里斯特·拉克鲁瓦”在法语中意指“十字架上的基督”，取著名时装品牌“克里斯汀·拉克鲁瓦”的谐音。——译注
我们的天父
我们的天父您在天国
请您就留在那里
而我们，我们将留在大地
这里有时也很美丽……
雅克·普雷维尔，《我们的天父》
一次糟糕的肺部感染妨碍了我的脑部供氧。我的神志颠来倒去。和一直以来一样，在经历这样的意识丧失后醒过来时，我的头在胡言乱语中重新开始走上正轨。我从天堂绕回了头。
我在一张医院的病床上恢复了知觉——这是加尔什医院，我觉得。“啊！总算您还是回到地球上来了！”阿伯代尔惊呼道，“胡言乱语了五天；真不是开玩笑啊！您这不知道是上哪儿去了。您跟两个女邻居之间，扯得真是严重离谱！”
她们很快互相揪着头发现了身。一个钉牢在床上不动，这个要更凶一些，另一个装出副小女孩的模样，不停地来寻求我的救援。她的意识不是完全清楚，搞不明白我不能动。她们两个人加起来差不多活了两个世纪了。“您觉得她会让我长期都这样走路吗？”我只得低声抱怨。
她对我说她走路有些问题——“我听够了！”
“各人有各人的问题！”
今天，我可以坐进我的轮椅里，于是可以看到另一个女人。我很难通过这么一张床看清楚她，床的四周环绕着栏杆，以阻止她带着些谋杀的念头抓住她的女同屋。她没有面孔，只有一个其中一部分坑坑洼洼陷进去的头颅，头发还是挺密的。她侧着身体躺着，眼睛盯着进屋的门，她用一种无人能懂的语言说着话。我旁边的那个女人说这是魔鬼的语言。声音沙哑而紧绷，仿佛一种非人类的声音，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在床上一丝不挂，在房间里发着疯。
我试着向我旁边的女人解释，不应该把她妖魔化；在所有这些无法理解的侵犯性行为背后，应该有一个正承受着痛苦的人。但这是白费力气。事儿全落她身上了。她具有兽性——她在完成自然需要时(其中包括那些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都是带着一种狂怒，一边嚎叫一边进行，以至于必须要用一个小时，才能使她的房间重回原样。是的，她疯了，但无论如何她非常孤独。而另一位，至少有九十岁的她一直重复着说：“我受够了，我走路有问题，我太累了，我现在该做什么啊，先生，来看看啊，先生，来看看，过来两分钟，两分钟，来啊，来啊……”
她总不明白我是瘫痪的；我叫来阿伯代尔，他把她打发走。有时候，她会将她的手在脸上滑动，仿佛在哭泣，然后她回到房间里面： “我会变成什么样啊？”
于是她重新成为一个无力防卫的孤独的小女孩；人们怎么可以放任这些老人不管？
阿伯代尔，把我从这里带出去！
*
这次他们再也哄不住我了！我差不多抗争了二十年。我将有权进入全瘫者的万神殿里。但我本人却毫无功劳可言：
——我有足够的家产，可以不必进专门的机构。身边昼夜充斥着其他重症残疾人的绝望情绪，听着他们呜咽、叫喊，木然地经过一个正在消毒杀菌的房间，这叫人怎么能继续活下去？
——病痛使我一直处于愤怒的状态；我不能在这种不适的环境里入睡。
——始终，我身边都有一位令人钦佩的女人存在。贝阿特莉丝——我将她弃于溯流而上的永恒之舟，一些女伴，一位克拉拉，以及在近东海滨的卡迪娅。
——孩子们——长女拉蒂茜娅和长子罗贝尔-让，萨巴(意为“曙光”)，以及我们最小的女儿维贾娜(意为“深邃的灵魂”)。
——阿伯代尔，河滨和大洋海岸之间的摆渡人。
此外我喜欢早上吃饭时的那股咖啡味。
在我六十岁那天，卡迪娅在我们埃萨维拉的住所安排了一个生日惊喜。她将一切料理妥当，保证我能在百余位宾客来后从马拉喀什赶到。他们包括我的孩子们，我的母亲，埃里亚娜姑姑，我的岳母拉腊·法蒂玛和她的家人，安娜-玛丽，科西嘉的家人，法国和摩洛哥的朋友，滑翔伞的战友伊夫和马克斯，阿伯代尔，以及电影《碰不得的人》的导演埃里克和奥利维埃。
在旅行和激动带来的疲惫中，我即兴说了几句，以此感谢在场的人，同时感谢我们的钢琴家朋友们，他们以一个美妙的音乐之夜使我们尽兴。
“爱妻，
首先追思一下那些离开我们的人吧——我亲爱的岳母，她带着那么多的勇气，随她的女儿贝阿特莉丝而去；“格莱尼”；还有我的公爵父亲，他在见过他最小的孙女维贾娜后告别了我们。
六十岁了！我本来都忘了。我们不把荤的素的加到一起算(这是阿伯代尔的一个玩笑)，做了四十二年的健康人，十八年的残疾人，这十八年一年能抵七年，就像狗一样。你们算算看吧！
我感谢二十年前在我一出院时就帮助了我的阿伯代尔。在贝阿特莉丝去世时，他不曾离开过半刻，在这些困难的年头里，他和我的孩子们一直陪伴着我，他几次挽救了我的生命，直到将我带到摩洛哥，在这里，我可以开眼看到卡迪娅。
我重新找到了幸福的滋味。”
阿伯代尔在积劣成习后，变成了现在这个难能可贵的生活助手，他便是这样的一位护身魔鬼。这个“亡命之徒”，对所有人都怀有敌意，对所有事都心存反叛，他现在结了婚，做了三个孩子的爸爸。他创办了一家企业，通过这家企业，他幸灾乐祸地将那些让他疲于奔命了太久的鸡仔关进了笼子。［1］
烂仔
他身高一米七零，天生孔武有力；就像是卡修斯·克莱［2］……的小号版。“穆罕默德·阿里！”阿伯代尔更正道。他的双手如同铁锤，一拳下去，可以敲碎你的一块颅骨。这还不提颌部和其他部位的多处骨折。旁人还没看到拳打出来，他的对手就已经倒下了。阿伯代尔也就是比阿里白一些。不过他不会总这样，他很快又找回了他的微笑。
一张四四方方的脸，一个饱满的下颌——他的牙一口便能将肉全撕开，一气能海吃下三公斤羊肉；一台真正的搅拌机。一个隆起的下巴，两只活跃的带着笑意的小眼睛，始终动个不停。大光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仪表讲究，总是衣冠楚楚地穿着名牌。
阿伯代尔对他过去烂仔的经历言之甚少。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我发现了他那骚动的青春里的一部分故事。
我注意到他能以一种闪电般的速度飞奔一百米。
“您应该继续从事体育这一行的。”
“我不再需要了！”
“那是为什么呢？”
“当您屁股后面有条子在追的时候，一百米是很有用的！”
“……”
“真的啊！一百米内总会有个地铁口，然后您就安静了！”
“可这也不能保证您不被逮到啊！”
在雇了他几年后，他向我承认他曾经坐过牢。
“只有几个月。”他精确地说道。
“那您干了什么蠢事？”
“哦！就是家小珠宝店！全被紧紧堵住了，我们整个一帮人。”
当阿伯代尔聘用这“一帮人”到我们的租车公司时，我不得不认识认识他们。至少可以放心的是，他们对警察都非常熟！
因为他喜欢挑事，他会毫不犹豫地向我上流社会的朋友们讲述他的故事：“您懂的，监狱，冬天，有暖气，很舒服还有电视！”当着我朋友们的面，他爱说的话题是法国的社会体制——“为什么你们要我工作，我有最低生活保障金，住房补贴，免费医疗……不，法国挺好，”他说，“这不能变。”
在我的宾客们的领头处，我能看到他为国民阵线［3］的阵营进行着广泛的招募。他那弄虚作假、流氓无赖的一面更为彰显。有些朋友暗地里对我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物表达了不安——“我的最大专长，就是从卡车上跳下来，”他强调着说，“我这说的是，把一辆被人偷走的卡车再弄回来，然后在团队成员之间分货，接着将货很快出手。我们不接受支票！”
我怀疑他还继续干这种行当。我曾被推荐过好多种品牌香水、电话、手提电脑、高保真音响和电视机，我都拒绝了。
“阿伯代尔，您很清楚我不能接受这类东西。”
“不，我向您保证，质量都很好！”
在我生日时，他送给我一个用fnac店［4］礼品盒包装的精美的jukebox音乐播放器，里面存储着相当于两百张cd的音乐。于是我可以连续听四天我喜欢的古典音乐。他递给我收款票据，狡黠地说：“有问题的时候能保修。”一份正经八百的礼物！
“阿伯代尔，您总是不知疲倦地干着些违法的事；您常打交道的人，都是些靠妓女养活的男人、赃物的窝主和毒品贩子……”
他打断了我：“注意，我从不干女孩的生意，也不搞毒品。这与我的宗教信条相违背。”
他不喝酒，不抽烟，其他方面呢，他具有某种宽容。
他向电影《碰不得的人》的艺术总监马修·瓦德皮耶——这位艺术总监拍摄了一部关于影片主角(主演和原型)的纪录片——忏悔说，他曾经因为抢劫坐了十八个月的牢；而且比抢劫珠宝店要更严重些！
几天来我一直卧在床上；我的女助手洛朗丝在我的口述下起草一封信。两个警察来到了我的房间：“我们想就一个昨天夜里被摄像头拍下的人向您提几个问题；在我们的档案文件里汽车是在您名下登记的。”
“当然可以，我的长官。”
他递给我一张阿伯代尔在一辆我的靓车里的照片。
“对啊，我认得这辆车。洛朗丝，您可以看看院子里那辆蓝色捷豹还在吗？”
洛朗丝明白我耍什么把戏：
“不，先生，您的汽车不在了。”
“但这不可能啊，被偷了？”
“我不知道怎么对您说。”
“您认识这个人吗？”
“不，您对他的名字有什么概念吗？您呢，洛朗丝？”
洛朗丝倾着身子，无辜地说：
“不知道，先生，我向您保证。”
宪兵队没有上当，但面对这个发出痛苦气息的全瘫病人的状况，再加上一位穿着笔挺迷你裙的女秘书，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离开了：“请听我们说，一旦您有关于您汽车或者这个人的消息，请马上给我们打电话。”
“非常好，先生们；感谢你们的来访。”
当阿伯代尔听到我对他讲这个故事时笑出了眼泪。
“我被摄像头拍到的时候，正以超过一百五十迈的速度在路边耸起的陡坡上开呢！”
“太棒了，阿伯代尔……车子呢？”
“就剩下这个了，车子撞上了一堵墙。”他一边把车钥匙递给我一边说。
他也疼痛得龇牙咧嘴；他的骨盆骨折，后来装上了两个髋骨假体，但他能站得起来。
在米莱伊·杜马主持的“私人生活、公共生活”电视节目里［5］，阿伯代尔讲述了车的故事。杜马女士惊讶地［6］说：“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我极度羞愧地对此确认。阿伯代尔又加了一码：“这样的事还多得很呢！”
面对残疾患者们每天的苦难生活，卖弄这些显得有点欠妥。但现在主角是阿伯代尔，调子也该稍稍变换一下！
阿伯代尔和汽车，可以自成一部小说——始终超速行驶，走禁行的道，撞前面的车子，看到红灯不停车，闭着眼睛开，还有其他我想不起来的事。他把自己称作“埃尔顿·阿伯代尔”。［7］
有一天我们出发去当古，跟进我的一个十八世纪建筑的墙体翻新工程。阿伯代尔“监管”工程现场。劳斯莱斯以差不多二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
“它还可以表现得更好，油门踏板下我还留着富余。”
“阿伯代尔，别贴上您前面的车，请您把眼睛一直睁着开！”
“他妈的，在收费站里有些条子啊(他认了出来)，有人给他们打了急救电话吗？”他一边放低我的电动座椅一边说。
路警让阿伯代尔停到道边。我闭上双眼，扮我的戏。“您刚刚时速是二百零五公里。”
“有紧急情况，先生高血压发作。”
我在我的角落里呻吟。阿伯代尔抬起我的手又松开，以强调瘫痪。
“要是一分钟后不疏通管道，他的头会爆掉。”他一边指着我的残疾人证一边说。路警犹豫了一下。他要去商量。他们驾着摩托车回来，车灯齐明，他们以敏捷的身手为我们开道，驶向韦尔农医院。“我们这个玩笑开的。”阿伯代尔兴致勃勃地说。
到了医院，一位摩托车手通告了急诊医生。在宪兵队狼狈的眼神里，阿伯代尔往担架上铺好防褥疮护垫，将我从汽车里抬出。
“你们没个枕头能垫他的头吗？”他问抬担架的人。他又向穿着白上衣的人说：“他要在趾骨联合上放根导尿管，这是膀胱堵塞。”
他冲我脸上打了好多下巴掌，让血回流过来。路警们边走边告别。忙得热乎的阿伯代尔没有回答——我嘀咕道：“阿伯代尔，别趁火打劫，”然后提起嗓门说，“怎么回事，阿伯代尔，我头有毛病？”
“啊！您醒过来了，波佐先生？没什么，应该是把您搬来搬去，您就不堵了。”
他头又转向那位男护士：“您可以给我开车门吗？”
他又将我放进车里。
因为这个小故事，我们只得接下来再去探访由阿伯代尔“团队”经营的工地，工地就在属于我们家业的这个十八世纪的华丽牲口棚里。当年的木构件已经被劈了下来，作为燃料供人在大壁炉(这也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里烤全羊。新安的玻璃窗挡不住风雨，已经变了形；一个健全人上二楼时，他的头免不了在楼梯里狠狠地撞一下。“对于您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对其他人来说，将来总是能找到一把多余的轮椅的。”
到厨房去没法从餐厅走，必须要从外面绕一下，至于我的浴室，门都装反了，坐着轮椅无法进入。我放弃了！我马上叫停了工程。
回来的时候，为了换个话题，我说：“阿伯代尔，您睡着了，您离您前面的车太近了。”
“您别担心！”
接着，在这同一条公路上的第n次，阿伯代尔猛撞到前方已经减了速的汽车上。
我理解了米莱伊·杜马那难以置信的神情。
狼河的嘉布遣会修女［8］
诸事不顺。巴黎的冬天漫长不休，令人痛苦。我的脸因为过敏而浮肿，情绪跌入了低谷；我不再离开床，窗帘拉了起来。只有音乐占据着一个毫无生气的灵魂，没有日程安排，没有人来访。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遗嘱——《四首最后的歌》——在循环播放着，犹如天籁。阿伯代尔约了安托万表弟，在最困难的时刻他总是会出现。我可能哭了；只是不舒服。我忘了。阿伯代尔在我头上搭上一条湿毛巾，再放上一个冰袋。我渐渐失去知觉。
安托万向朋友圈子做了咨询，他建议我去圣劳伦斯河的河口静休，在一个离狼河很近的由嘉布遣会修女操持的小教堂里。
“在十五天的’爱心治疗，中，”我的表弟精确地说着(阿伯代尔已经开始搓动双手)，“一个人，不论他过去有什么样的伤痛和谬误，都可以在一种平和、谨慎和共享的气氛中得到解放。”
“阿伯代尔，在那里只能做上半身的事，请您切记。”
“向嘉布遣会的修女们出发！”他兴奋地说道。
我向嘉布遣会的修女们告知，会有一位非基督教徒一起来，但他对我的起居是必不可缺的。
加拿大的一家福音电视台之前邀请我参加它的十周年庆典。电视台在巴黎采访过我。那次访谈节目并没有浓郁的天主教色彩，在加拿大被重播过好几次——在漂亮私邸里的全瘫贵族以及他坦诚的言语，赢得了不错的收视率。我确认出席他们的庆典，日期正好与我们在修道院里静休结束的时间相吻合。
飞行过程中，阿伯代尔要了三份餐。
在我们到达蒙特利尔时，他负责去租借一辆车；他带着辆他找得到的最大号轿车回来了，这是辆林肯大陆，一辆带染色玻璃车窗的加长轿车。蒙特利尔下雪了，我们必须在这里过一夜。他提议到城里带点热度的大街上吃晚饭；他找了一家肯德基，他一边大嚼着鸡肉，一边贪婪地盯着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妓女。我禁止他带人回宾馆；他生气地回答我说，他出场是从来不需要贴钱的。
第二天，我们在晨曦中出发，以蜗牛的速度来穿越一千公里。他接通了调速器，在这条没有尽头的高速公路上打着瞌睡。我们现在是在圣劳伦斯河边一条被雪覆盖的小路上；夜色降临，阿伯代尔迷失了方向，他无法看懂当地的指示路牌。最后，在一处俯瞰着河水的无名之地当中，我们发现了一座长长的木制建筑。我们停好了车子，一位年迈的嘉布遣会修女(阿伯代尔的头在干什么！)——她们的教规里许下了清贫和贞洁(贞洁，阿伯代尔！)的誓愿——穿着棕色粗呢的修女袍和一双单鞋，在雪地里迎候我们。有几辆比我们简陋些的车已经停在了那里；修女看到我们的车和车内的乘客显得有些惊讶。他打开轮椅，将我从座位上抱了下来；当我身体痉挛时，圣女显得很慌乱。修女院院长从来没有和我们这种兄弟会的朝圣者打过交道；她宣布了要遵守的那些严格规章——保持安静，二楼及以上仅供女士使用(阿伯代尔瞥了一眼)，遵守时间表。阿伯代尔房间的门框上方挂了一块板，上写“上帝居于此处”。“正常。”阿伯代尔评论道。这不言而喻是大吉大利的！
一天的安排非常严苛——早上七点钟起床(我们是五点半)，晚上十点半熄灯。
阿伯代尔很无聊；他不知做什么才好，就像不知道该去求拜哪个圣徒——他会说成，不知道该去拜会哪个“深臀”！因为这个地方甚为偏僻，加上积雪很厚，我们住在那儿的日子里，一直弥漫的浓雾使能见度也非常有限。他不敢走得太远，因为我常会昏厥，后来我在这儿曾经发作好几次。白天里他游手好闲，夜里他就过着堕落的生活。这不是那些禁规和一间间关闭的房门能挡得住他的。
这里有五十来位“患者”。从第一次聚会起，我就意识到，这些男女老少都在生活中受过重大的挫伤。在他们“正常”的外表背后，隐藏着使他们受尽煎熬的悲剧，大部分人是从幼年时代就开始承受——乱伦，娈童(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教区里的神父)，强奸，还有些我不想说出来的事。我看到有老年人痛哭倒地——他们要用超过五十年的时间才能道出他们的痛苦。我被这里洋溢着的同情之心所打动。他们身体上并不痛苦，他们痛苦是因为要带着他们的秘密生存下来。这是些被虐害过的人之间的交流；只要有一个人坦白，所有其他的人都会直言不讳。我明白了大厅里散开摆放的十几盒舒洁面巾纸的用途；这是心理障碍人士的圣餐面包。
我躺在我并不舒适的椅子上，身上盖着一条白色的床单，是阿伯代尔决定给我打扮得这样怪异的(他向我承认，他被他房间里一副将包着裹尸布的基督安放进墓里的画像所震动)，我是唯一一个不为自己而哭的人。与所有这些最终表达出来的恐怖事件相比，承受失落和病痛纯属小儿科。瘫痪的模样、白色的床单以及我的安静无语，使其他人颇为震惊，他们吓得不敢接近我。慢慢地，他们走了过来，与我谈着知己的话，尤其是女性——我随时随地可以效劳，我在哪儿他们都知道(！)，我一直有时间，而且我能听他们说。偶尔，我刚说出一个词，就会使对话者千言万语喷涌而出。我是躺着的心理分析专家，身体健全的病人则倾着身子倾诉着。
吃饭的时候，在这本该安静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这张广受欢迎的餐桌变成了这些女士们聚会的场所，她们是阿伯代尔在夜里常常光顾的对象，她们也是我倾听诉说的对象。修女院院长召集我们面谈，请我们遵守默思的规章。但这只是徒劳！在休息的那几个钟头，我们十来个人在我的房间里重聚，爆发出来的笑声取代了祷告声。修女们最终选择了放弃，在考虑得失后取消了这一期课程。阿伯代尔似乎使那些漂亮的抑郁症女患者们又恢复了生气；时至今日，我与这些女士中的很多人还保持着联系。一位生活在北方森林里希布加莫城的年轻母亲使我动过体恤之情，这是她第五次上这样的课程。她那怪腔异调的伊努伊特口音增添了她的魅力。
这十五天使我又通上了电。
返程途中我们在一个巨大的冰球场里停了下来，与福音电视台的人会合。这里聚集了五千多名“信众”。他们时而向嘉宾报以高声喧闹的赞同，时而对那些令他们厌倦的嘉宾毫不掩饰地吹起口哨。我参与见证了一位前冰球冠军的演讲，他饱含着一种新鲜的神启情怀，接着是一位很有人气的女歌手，她因癌症正濒临死亡，她的演讲获得极大成功。球场正中安放了一个像拳击台一样的讲台。我向阿伯代尔指出要每五分钟将我转一下——尽管有许多摄像机和巨型屏幕，但我想能面对着他们每一个人说话。
我们在巴黎接待过的福音电视台女老板和她的男友介绍我们出场，他们加上了很多头衔、称谓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阿伯代尔请那位帅小伙负责将轮椅搬进拳击台里。他则把我托入他的双臂举了起来，费的力气比那位好心男生搬我的轮椅要轻松很多。阿伯代尔戏剧式的入场使这几千名正在喧哗的观众一下子安静下来。我什么也没有准备。
“我首先要特别向坐在轮椅上的我的兄弟们致意，向所有的残障人士致意，也就是说，向你们所有人致意，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属于生活的残障者。”
爆发出持续不断的热烈掌声，会场里一部分人站了起来(当然除了那些坐在轮椅上的我的兄弟们！)。我向他们说享尽宠溺的儿时的我，说贝阿特莉丝，说生活的教训。我宁愿选择瘫痪带给我的富足，而不是我的阶级给予我的富有——我感觉我的生活更为充实，我最终成为了人。
阿伯代尔时间精准地为我在台上调整舞姿；我们从拳击台退场的那五分钟里，赢得了全场的起立鼓掌；很多只轮椅移动到出口通道，为了能向我致意。我花了漫长的几分钟试着去亲吻一位漂亮的全瘫女观众；她流着泪的双眼道尽了一切。在搭乘返程航班之前，我们向主办方表示了谢意，然后筋疲力尽地悄然离去。
望德童女［9］
我从加拿大回来，并没有比去的时候增一分信仰，却带回一种信念，就是我们每个人——不论是否是信徒——都向往着“望”。
“上帝？”——这便是那个并未使我困惑不安的问题。我对此既无兴趣，也不曾有心与灵的感应。我们这种处境的人相互团结友爱，我可能会因此参与一些仪式，归附一个团体，在残疾人当中，在信徒当中——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贝阿特莉丝的信仰在永恒里；而残疾的我发现了希望，它在我们的苦难里，它在每一刻的点滴小事中，而这些点滴小事，自身都包含着可以实现的完善。
残疾人，感到高兴吧，因为希望对你们来说是那么的自然。
“竟是’望’，”上帝说，“这令我惊讶。”
“我本人也惊讶。”
“这，这是令人惊讶的。”
“让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如同一切都过去了那样看世界，让他们相信明天会更好……”
“但是，产生希望正是困难的事。”(声音低沉并带着惭愧）
“容易再加上贪易怕难的倾向，就是绝望，这便是那大‘试探’。” ［10］
我失去了多少因绝望而去的轮椅上的朋友？
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是地狱。
“啊，我的上帝，这个人也会‘而今一冢湮没了’！还有他的墓志铭！瞧啊！睡在这里的死者是什么人？地狱的铭文！‘望德安息于此。’安静，安静！”［11］
在“无用的激情”［12］和坚韧不屈——这是“望”的果实——之间，轮到我们靠拢队伍排排紧了。
*
一群朋友聚在贝阿特莉丝周围，诵读圣经并进行祈祷。她死后我们继续。
圣经不是蛋糕。不幸和痛苦在每一页都呈现出来。残疾，亲生子女的故去，贫瘠，敌人的迫害，各种形式的凌辱，孤独，朋友的抛弃和背信弃义，爱人的不忠，恶人的丑闻和旺运，谋杀，战争，这就是生存的土壤本有的面貌。在《启示录》［13］里的文字，与其说是自然，不如说是真实。
我的一位刚刚继承了一笔惊人遗产的朋友，向我询问是否财富与基督教道德并不悖立。阿伯代尔插了进来：
“听着，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别犹豫，我知道！”
“您，阿伯代尔？您信主吗？”
“我信，但我不再有时间去参加宗教仪式来履行教规，我是用实际行为遵守教规的人。我恪守信仰，保持着我的习俗和我的传统。宗教，这是我们道德价值的基础，”他说道(可他走的是什么道呢！)，“我不喜欢那些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想到主的人。现在，愿宗教不要来阻止我做任何事情，宗教从来不曾禁止过做什么事情，而常常人们会躲在它背后，为了不去做他们该做的事。”
阿门！
安抚剂
“安抚”这个词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维持完整”；我的完整是我和女人们的情债。
从肉体上来说，阿伯代尔很爱女人；一经使用，他便会向我推荐，并附上评语和评分。“这不是我的那杯茶，阿伯代尔。”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极为身不由己地消费了一件阿伯代尔的“礼品”。
音乐占据着昏暗的房间，神经的抽痛则占据着我的身体。阿伯代尔的头探了进来：“我有个阿斯匹林要给您，”他闪身让“两只气囊”进了房间，“晚安……”
她叫阿伊查，她并未动怒，一身夏娃的装束来到我的身边。她盘绕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彼此连三言两语也没有搭上。她聚精会神，似乎并未被我的状况难倒。她的存在令我安静下来。最后我渐渐睡去。
几个月后，一位美艳的女骑手骑着我，将我带进马厩，令我筋疲力尽。一位弃妇则给了我过度而过久的母爱。
一个无所事事的邻居在读了《第二次呼吸》后，给我派来一位高级女陪侍；其间，当“按摩女郎”在我的耳朵上精工细琢时，阿伯代尔在门背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还有一位黑白混血的女郎，她是马里部族公主和瑞典水手的女儿，与她的相会陪伴我度过了一些不眠之夜。她本人对我的苛求甚表惊讶。
一位战神般彪悍的躁动的女人将我带走；她让我给她扑粉补妆。她不知休止地伸着胳膊松着腿，摇摆着跳舞，醉得不成样子。她睡着了，蜷成一团。
最后则是克拉拉。当我在布列塔尼住院疗养时，她在拉摩尔海滩认识了贝阿特莉丝。在充满绝望的一天，她在巴黎给我打电话。她来过夜，间隔两周，后来是间隔两年。在她的纯洁中，我找回了我迷途的灵魂拥有过的所有真诚。她使我忘却了冒犯别人的欲念。我对她说了很多很多；她全神贯注地听着那些沁人心脾的话语，随后用一个吻来将我打断。我被她那关注的神情所陶醉。
我的坦诚心迹吸引了她的孤独。她找回了她少女时的梦想；那些带着不忠爱情印迹的年月化为了乌有，她又重新开始了希望。她通过我身体上那些机械性的附属物翩然而入，从我体表上那些破碎的皮囊中得到满足。她的纯真使我兴奋，她将她的情与欲倾注在我颓败的身体上，在我的内心灌溉出一种悲伤而平和的感激之情。不久，她的气息平静下来，这气息仿佛为我松弛的夜晚打着节拍。
她穿着如法国国王纹章色调的蓝色套裙，我看着裙中的她，在疲惫中，爱的梦境轻轻拂过。她陪我去公园的小径。她不知道站在这个身体的哪一边才合适。我抬起头凝视着她。她吻着我，合着双眼。
昨夜，在我的脖子上，她心跳的节奏印证了她的表情；我感到我们的欢愉正在减退。这种怠倦感的出现将我们身体的速度放慢。她像一片云似的摊开身体。她的手缓缓地抚摸着变得沉重的胸。在我竭力的专心参与下，我们又在她得以持续的激情中重逢。她控制着自己，直到与我一样瘫软；波峰的时刻难于觉察，甚至她的双眼也在怨叹。她蜷缩着身体，最后平静了下来，为了让我不要哭泣，她半张着双唇向我微笑，轻轻地诉说着柔情蜜语。她将我身体的痉挛当作我强烈欲望的证明。从这个根断源竭的身体里，一个新的暗码为我们的爱而产生。
我毫无反应地迎来她的缺席。我忏悔我的无能为力，我重新等待。我再不能播撒生命的种子。我对我的无用感到厌倦。
我要给她写信。
*
“克拉拉：
我躺下了。我担心您会彻底地沉默。您的美丽也许有了一层新的意义，它并非欲念所在，而会温情地使我联想起我们迷途的日子。我憧憬着能这样平静地延续。
让我们设想一种可信的未来吧。您躺在我的身边，我们的身体保持着距离，彼此相伴却没有激情漫溢，明明存在却全无感应。当这微不足道的距离令您难于承受时，您也许会走近我，将您的头靠在我的脖子上；您的身体或许也靠在我的身上，我却不能感觉。对这冰冷的相拥，您闭上了您的双眼，您又在慰藉您那带着遗憾的情与欲。
怎能苛求这样的踟蹰之旅呢？一想到这里便令我忧伤。
将我带回生活的重心吧。我会变得温驯。”
涵化战线［14］
阿伯代尔不愿意对任何人亏欠任何东西，我则是情不得已才变得随和，我是依赖别人的。“别总是不容置辩；并不是什么事都非黑即白。阿伯代尔，稍稍换个角度想，才能理解事实。”
他喜欢惹事。他对我做电脑工程师的兄弟说他的程序里有个错误；但阿伯代尔连电脑都不知道怎么开！他满足于捉弄人之后的快感。
面对着大厅里一群残疾人，他对他们当中一位身上挂着些“暗道”的人断言道：“一个残疾人比一个阿拉伯人找工作要容易。”令人瞠目结舌！“当然，我是开玩笑的！”
整个大厅的人都放声大笑。
“阿氏”哲学——全都是完蛋的。死亡是一种宿命，其余的，则属于喜剧。尤其不要政治介入——“这毫无用处；所有人都腐败透顶！”
“那么那些为了自由和公正而赴死的穆斯林青年呢？”
“是的，但这不是你们国家的自由和公正，在你们的国家里，所有人都在骗别人的钱财，城市的郊区有人放火，老年人被遗弃后孤单死去，到处都是蠢货，人人都在为己。因此我呢，我就力求从中最大程度得益，我占好我的位置，其他人是死是活那就该他倒霉。”
此言确有不谬之处。我又进一步说：
“但是阿伯代尔，您是西方世界里的一个完美范例！所谓的人人为己，这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您越是只想着自己，不顾别人，您就越容易受到伤害。”
阿伯代尔茫然不解！
面对我收藏的抽象艺术作品，阿伯代尔不快地说：“这是‘小大亨’们的一种奢侈品。要是得找个翻译来向我解释的话，那就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一天，我去看赵无极的画展，面对着艺术家这将会传世的印迹，我沉醉了。
“您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给您留些其他的印迹！”
“阿伯代尔，您说得对，为艺术而艺术，不掺杂什么介入，这差不多就是当代艺术的全部。但是在这样的总貌中，还是有些艺术家能带给人震动和领悟，能吸引聚焦，能被接受；甚至您也可以接受，阿伯代尔。”
“花这样的价钱来接受？他们要挣多少领多少啊！我们没有同样的价值观！”
一天我在沙龙里组织了一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展，他是个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他该是把数学的计算规则和艺术规律混淆了。
“我可以为您画出同样的，价钱少掉一个零。”
“阿伯代尔，这点我同意您，但他女朋友很漂亮，这样就拉平了。”
“亲爱的拉平小姐！”
阿伯代尔不听音乐；但他最后还是对莫扎特和巴赫产生了兴趣。
我在家里请来由四位迷人女琴手组成的“声音（psophos)”乐队，为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办了场交响音乐会，在音乐会结束时，他醒过来说道：“这玩意倒不赖，挺有十六世纪的感觉。”
论战的主题之一是我们对阿伯代尔长期贬低的那个女人的评价。
“她吞噬了我的自由，太没法忍受了！她一出现就要把自由的门给关上。”
“阿伯代尔，一个女人，就该享有尊重。”
“尊重？不如说并不是要我们来尊重她们，而是要她们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艺术和物质，我选择物质。您是浪—漫—主—义，我看中的就是身段！”
“阿伯代尔，女人在人类当中建立起了联系。”
他犹豫了一会儿后说：“对一个男童这么做是犯罪的行为。”
他又做了个终极的补充：“主可不能是个女人，您想象一下主每个月都来例假吧！这可不严肃啊！必须是个男人！”
阿伯代尔尤其不愿留恋钟情：“同一个人绝对不来两次！”
“阿伯代尔，未来总要建个家庭，归属于一段情事。”
一旦阿伯代尔在社会上的位置能使他平静安心，他才可以建立起一个家庭。
*
“克拉拉：
感谢这封写在点彩画信纸上的美丽的信。您可以梦到光和彩，您拥有多么好的运气啊。我不再做梦，我只有一些希望。常常千言万语会凝聚缩合，只化成一个声音。我让眼睛睁着，贝阿特莉丝就在我的上方。
一声尖鸣。
为何偏要有这些极端的时刻，来强调我们还幸存于世？
时间的节奏松弛下来，身体渐渐迷离，说出的话在光线折射的尘埃里飘散开来。
钢琴师的手指掠过琴键。我身心分离地存在着；必须回过神来，必须将我的头保持向上，而一切都使我只能蜷缩起来。终于到了令人平静的水平位置，黑暗降临，灯火尽熄。
要一直到何时？
又看到几个与您相似的人，亲爱的克拉拉。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陪伴着我的失落。”
诸事不顺!
“波佐先生，为什么不筹划做点生意？”
“就我现在这样？我不在圈子里了，我也不确定有做生意的愿望。”
“我有个修汽车的朋友弄了些’有大赚头的货’。这些可全都是新货啊！”
“这个，阿伯代尔，这个不是做生意，这是非法的勾当。要想成功，就得有创新，可咱们俩人都不是工程师，必须找人帮忙。”
阿伯代尔笑了：“您看您还是有本能的反应啊。”
最后我以一个不眠之夜来穷耗着想具体做些什么。提供的这种东西要独家、恰当，有可持续性，在我身体条件许可范围内，又是阿伯代尔力所能及的，那该怎么去做呢？他机械方面的知识在他多次的交通事故中得以体现。他曾送过一年的比萨。为什么不提供送车上门的租车服务呢？
阿伯代尔兴奋地说：“派送，这不是个问题。要涵盖整个巴黎地区，提供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服务。我有帮小伙子正好合用。”
“不过阿伯代尔，应该实行三班倒！”
“我的那帮小伙子可不像这样工作！”
我要求见一见整个团队——雅辛，二十岁，一个温厚的大块头；尤瑟夫，同样二十岁，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沙漠的瘦高的黑小伙；杰巴尔，年龄最大，安静不语；最后是阿尔贝托，二十五岁的意大利和摩洛哥混血儿；此外还有他们的三条斗牛犬。
他们走了以后，我很担心地问：“您是从哪儿找到这些危险分子的？”
“大家一起做过一小段时间牢友。”
这支队伍分发了一万张广告单。晋升为运营总监的阿伯代尔吼着发出指令。对于我的保留意见，他反驳说在他的国家就是这样管理员工的。此外，员工们并没有抱怨；可能是慑于他们老板的蛮力，而且他倾向于甚至还没开始讲理就先用上了蛮力。
我们在《巴黎人报》上得到了极佳的半个版面，随后我们便被电话铃所淹没。车轮全速转，生意喜开张；但很快事情就变得糟糕。四个打手蓬头垢面，阿伯代尔几乎不给他们留时间休息。他本人也不再刮胡子了。
洛朗丝向阿伯代尔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在我明早到办公室前，让您那些印度水手把这个乱摊子收拾干净，让他们那三条斗牛犬到大街上去拉，别拉在我的地毯上；要么您找个别的人来干！”
我头一回被带去办公室。突然，我们的车被一辆从右边开过来的车给堵上了。阿伯代尔从车里拖拖沓沓地走了出来，痛骂搞出这种情况的“肇事者”。这人拉下车窗，指着说他是从右边过来的。这是第一个错，一个大耳光搧了过去。那人俯身从工具箱里掏出一把大刀。这是个致命的错，雅辛揪起那个家伙的衣领，将他一把扔到阿伯代尔身边，阿伯代尔狠狠地给了他一记猛拳。可怜的家伙被扔回车里，流着血，倒在方向盘上。
“您确定这一切都是必要的？”
“跟蠢货没别的办法好解决。”
“您气色不好，波佐先生，”洛朗丝一边迎接我一边说道，“我不确定您是否能在办公室里待得下。”刚到入口，气味就令人吃不消，看门的三条没系上狗链的大狗一齐狂吠。阿伯代尔狂吼着发出一声指令，三只猛兽趴了下去。进门右手的一个小房间被用来当厨房；脏的盘子堆积如山，炉子上正烧着薄荷茶。接线小姐用条围巾捂着鼻子接听电话。搬家时用的纸箱一直都没有清空，文件遍地都是。“办公家具明天会到。”阿伯代尔解释道。
“都说了两个星期明天会到了。”洛朗丝反驳道。
这个该算是我办公室的地方就是这支团队的宿舍。床单就铺在地板上，夹在各种污秽当中。我紧急召开会议，然后为这些先生们送上肥皂。
洛朗丝介绍了运营绩效——使用率和订单量都非常高。她也借此机会指出有几辆车已报废。
我累了，实在是无计可施。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我认出一辆我们的标致605，发动机罩深深陷了进去。“这不是个问题，”阿伯代尔说，“修汽车的人是个奸滑的老手，他会给我们把这弄好的。”
一位女性朋友给我打电话，向我描述了她的经历。差不多迟到了一个小时后，一个穿着牛仔裤和篮球鞋的大小伙子才冒了出来；车子龌龊，还没有油，他却有胆请她载着他在巴黎城里转！
另有一天，洛朗丝向我转达了里昂警察局的来电。阿伯代尔和他的那帮同伙被抓——警察在后备箱里发现了一位被打伤了的乘客。“客户拖了三天没还车，”阿伯代尔说，“我的朋友们在里昂发现了他，我们就来收我们的车。”
很显然，这是阿伯代尔一个相识的人滥用了他的信任。为了避免秋后算账，脸上青肿的这位在警察面前替阿伯代尔开脱。当天晚上，我看到凯旋的阿伯代尔时对他说：“阿伯代尔，您这乱七八糟地搞什么呢？我们不向无赖提供服务，相反，请您多照顾那些中产阶层。”
“您都不信您说得有这么巧。前天，为了满足一位肥得有点流油的女顾客，我只得将我本人都贡献出来！”
我又惊又忧。
在和洛朗丝一起清了账之后，我发现汽车总量中有30%处于“维修”状态，而且遭到无数投诉，我宣布公司关门歇业。这个玩笑持续了半年，代价相当不菲。
我下意识地向阿伯代尔建议，去考虑一个他更力所能及的项目规划。他没用多久就带着个这样的提案回来了：“通过蜡烛拍卖［15］，竞买下一些被房客占着的公寓，有些很漂亮的二手房。”
“很正常因为租金账户被冻结了。”
“这不是个问题。”
阿伯代尔将我一直抬进了拍卖大厅。看到我们进来，拍卖专员和与会者都鸦雀无声。看到第一个让我们感兴趣的公寓时，我就像在拍购艺术作品时向德鲁奥所做的那样，点了下头表示竞拍。看到拍卖专员毫无反应，阿伯代尔高声斥责着从他的位子上跳起，同时抬起我的胳膊，引起我浑身一阵痉挛——“看呐，他出价了！”这在大厅里获得巨大的成功。
我们随后几天又来了，买下了在时尚街区里的五间公寓。阿伯代尔进行“管理”——他派他的打手们赶走房客，将房间收整干净，然后配上东西将房间“填满”。
通过财务控制收支的事是不存在的，毫无收益，我又将房子卖了。
*
“克拉拉：
请您逃避这些慌乱，将我们的回忆去伪存真，塑造出一个简单、节制的我吧。在我涣散时将我拉回到您的范围中，用您的手势为我划出边界，以您的意愿给我勾勒轮廓，让我在断壁残垣上被您重建。失去了完整，没有了厚度，我能为您献出什么呢？
我是多么喜欢您的手搭在我的额头上，您的唇为我带来了局部的重生，虽然有限却很浓烈。
每一天，您的来信都使我重归自由，我喜欢在您的词语里重新找到感觉。这个失去活力的身体拒绝我重温过往的时分，那让我们来编写当下的时刻吧。
让我们给明天加些色彩，来为我们谱写过去；我们将会有共同的记忆，一个新的前景。”
繁殖的世界［16］
基督教世界的价值观——为他人负责、默思和节制——长期以来也是西方的价值观。人道主义则承其衣钵。商贸和金融的西方世界已将这些遗忘。这些价值观于是到最苦难的人那里避难栖身。
全瘫人士的“六诫”：
——残疾，不是失去身体而是失去他人。去发现这一点。
——安静使人自由。别说话。
——痛苦除外，剩下的只是最基本的时间。别把精力分散在无聊琐事上。
——你不是一个人。去发现“慰藉”。
——瘫痪激发耐心。等待！
——我们是多么的脆弱！请你具有友爱、团结、简单之心。
商业化的西方世界的“唯一训诫”：
——多感官主义［17］不断加剧。始终强化“自我”意识。
过度的狂欢，过分的天堂生活，过多的狂热、喧嚣和遗忘。
我的事故使我发现了幸福的蛮荒世界——景况悲惨的孤独人群，身心变得不健全的失业者，年轻人前景黯淡，有钱人不断积聚财富……我感受到一种正变成受金融操控的体制是如何的冷酷无情，被压缩的时间正在全球化蔓延，摧毁着社会和家庭对人的保障。
在我为商校预备班讲授的课程中(阿伯代尔在课上睡着了)，我传递的这些信息受到了欢迎：
“你们如果能尊重残疾人自然形成的价值观，就可以更好地创造财富。好好地去寻找吧，这些价值观也属于你们。”
“他们不能不断地将财富占为己有(始终增长利润却不进行分配，会扼杀需求——这是自取灭亡之道)。只有协议双方达成双赢，协议才会有效；企业的成果是用来分享的，国家的财富应该为贫苦人群进行再分配。”
“面对金钱的强大力量，不要被它迷障了眼；你们去组建党派、工会和协会……请尊重数字的严谨。”
“通过反对不透明的权力和目无法纪的行为，来赢取公正，从而高呼现实，重建法律秩序。”
“使用信息新技术来进行呼吁。”
“全球化不是资本的全球化，而是公民诉求的全球化。”
残疾人站起来！
*
“克拉拉：
我不再将我的灵魂交付给世间的美景。我的肉体已经残缺不整。从我最初的热情到今天的放弃，在这条路上我陷入了迷惘。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在您身边我感受到一种清新的源泉，让我们重新拥有它吧。
我想向您索取这些梦想。将它们借给我吧；我会向您献上无法连贯的本我。我渴望着重新开始，将那些被痛苦和放弃层层笼罩的时间一笔抹去。
如果您能为我弹出序曲，我们就能在坦诚中继续下去。”
角色游戏
让我们想象一个颠倒的世界——平静不动才是正常，忙碌乱动属于异类。
星期天，几支轮椅队来到驯化园里闲逛；兴奋的健全人在栏杆的后面。孩子们特别喜欢看一个身材高大的须发蓬乱的人，他正疯狂地绕着自己转圈，手上紧捏着一部放在通红的耳朵上的玫瑰色手机。他冲他身边一个穿着高跟鞋的矮个子男人翻来覆去地吼着。他们两个人每只手腕上都戴着好几只表，在运动外套上搭着条解开来的领带。他们一边继续比划着一边撒尿；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时刻，他们用头来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月盈时分，当这些疯子们终于服药入睡不再动弹的时候，残疾人民站了起来，“应许之地”属于他们。这是个纵情相拥的夜晚。女人找回了髋部的柔韧感，男人则恢复了他的刚强。天堂就是这样一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所在；天堂不会常有，以防失去乐趣，天堂也不罕见，为了避免失望。
请您设想几个小时里不再说话；您将会感知到语句美妙的旋律，未来的每一个词都会经过斟酌。您陷入昏迷不省人事；醒来时，美神会出现在您眼前！尝试一次短暂的死亡，之后的一段精品人生，将使您欣然接受真正的死亡。
荒诞使我放松。明天，将是我的遗忘日。也许上帝会来轻轻告诉我他的存在；愿主给我一种尽管没有起初那样的身体条件但仍丰富充实的生活，贝阿特莉丝，你可以代为说情吗？终其一生想摆脱自身的重负，这是多么没有意义啊！愿主能吹送春风，让所有的守护神降临吧。多么愚蠢的烙印！往事，总要放开我们吧！
*
“克拉拉：
昨夜我做了个滑稽可笑的梦。
一个体格庞大的女人，她有几缕黑色的螺旋鬈发和一张放荡的嘴唇，她仰面躺在浓密的草地上。她生下来一个小魔鬼。她的这个小精灵已经可以跑了。他那婴儿的脸庞突然掠过一阵微笑。他在玩耍。她的母亲在分娩后又站了起来，身体摇摆着开始前进。地面在她沉重的步履下颤抖。她兴味盎然地看着她的后人，向前伸出双臂，在小孩的身后高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而这个小孩正紧追着一个小姑娘，小尾巴已经硬了起来。
视野拉宽，出现了一些正在忙碌乱动的生物，其中一些停了下来，将两腿劈开候产，另一些在游戏，剩下来的则拥抱在一起。月亮绕着地球的腰转个不停，地球带着伤感的眼神围着太阳打转；而那美丽的星辰却因另一颗星而泛红。我最终发现了欲望的宇宙法则。男人的尾根为母亲的乳汁提供了养分。
可以这样放浪形骸我感到多么高兴啊。您不要怨我；和您在一起，我重新发现了’喜剧’。”
慷慨的教父
巴黎下了几周的雨；我一直躺着，身体发烫，意志消磨，安静使我勇气渐失。
“您知道，后天是您教子的生日，那个小美国佬。他要到十八岁了，”阿伯代尔精确地说着，“要做点什么。”
“阿伯代尔，请您来负责吧。”
约翰是我和贝阿特莉丝在芝加哥认识的两位密友的儿子。他来巴黎休假一年，我让他寄宿我家。
阿伯代尔第二天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我筹划了一场肚皮舞表演。”
我有点不安地说：“别太低级趣味了，阿伯代尔。”
“您不用担心。”
节日的当晚，他给我穿上我的燕尾服，打上领结，翻袋里插上白色手绢。为了不必将眼睛转来转去，我躺在了电动轮椅里。家里的孩子们召集来一帮年轻人，他们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满眼只见上流人士，就像是法兰西和纳瓦拉［18］的最优秀家族。人们倾洒香槟美酒，传递着奶油点心，一部音响在放声高歌。我流着汗，几近晕厥。阿伯代尔将我的双腿抬起来平放。年轻人感到拘束，全都离我远远的。
我重新打起精神，向百余位来宾致辞。阿伯代尔献上礼物，一部数码相机。掌声响起。“我现在请你们都靠墙坐下来；阿伯代尔很热心地为我们准备了一场表演。”
阿伯代尔放起了一首东方音乐。他就像位大牧师一样，将侧厅的双扉门拉开。什么也没有发生；他调高了音量。她如一阵风刮过似的翩然而至，可她不是位肚皮舞女郎，而是个美艳的尤物，的确来自东方，但完全裸体。人们惊得目瞪口呆，恐怖的叫声在大厅里响起；他们动弹不得；出浴的女人绕着场，面对一张张通红的脸庞摇摆着身体。坐在我身边的约翰愤怒地看着我：“叔叔，这不是你干的吧？”
那个尤物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冷不热；甚至不想笑出来。她明白我是老板，于是翻来覆去地扭动着腰。我向她强调说是我旁边这位今天过生日。她便坐到了他的膝盖上；他反抗了半分钟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将她一把推出去，带上一串美式英语的咒骂。这是带了点伪饰的其他人正等着的信号，他们随之狂叫起来。男孩子们躲到寒冷的花园里，而女孩子们则更会避寒，她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叔叔，您的节日非常贴心。幸好我的父母不在。就不必给他们寄晚会的照片了。”他深情地拥抱了我，和人群会合。阿伯代尔将我带回到我的房间里。我与那位“美人”擦身而过，她穿上了她的裘皮大衣，她的“经纪人”正护送着她，这是个真正靠妓女养活的男人。
阿伯代尔将他们送走。
“他们有辆漂亮的奔驰车。您怎么看那身段？”
“阿伯代尔，似乎我向您要求过趣味要高一点。”
“可这不是个妓女。”
“您向约翰解释这个吧；在此之前，感谢您的帮助，请您让我躺下吧。”
我要求放一首巴赫的大提琴组曲。
第二天，仅有一位朋友（他有亲王的身份）做出了这样的表示：“真可惜我们没有被邀请！”
我的连珠炮
昨夜更为难熬。阿伯代尔的“礼物”冒犯了大厅里的观众，也让我挺不起腰杆。我呻吟着，阿伯代尔从内线电话里传来的反应是：“不舒服吗？”
丧气的我不满地发出嘶哑的叹息声。他给我穿上衣服，将我放在“过夜包”上［19］，在子夜时分，一直推到了圣日耳曼德普雷区。他在“卡斯代尔家”俱乐部餐厅门前停下——“啊不，阿伯代尔，别到这些蠢人家里去。”
“没关系，我有个东西要买。”
在进门处，是一些站立不稳的醉鬼。阿伯代尔走上前，用下巴指着我，跟他们说着什么。一个胡子拉碴的人掏出一盒香烟，点燃一支递给了他。阿伯代尔满脸微笑地走回来说：“接着，一口气抽掉它！”
“真恶心，他甚至不能去买根正常的香烟。”我嘀咕着说。
阿伯代尔将我推到“双叟咖啡馆”前停下，头转向我。
“刚才那是什么脏东西？”
“一点狗屎，但不会伤害到人。”
“够了阿伯代尔，这种屎我是从来不碰的。你该先问问我的。”
“啊，开始起效果了！”
“阿伯代尔，你对约翰一点担当都没有。一个年轻人应该受到尊重，女人也是。”
“但这只是开个玩笑。”
“十八岁这就不是玩笑。一个小男孩的感情是细腻敏感的。要是你的孩子你不会这么做的。”
我借势一口气说了下去。阿伯代尔听之任之。
“是的，在这个社会里，都是些男欢女爱之事。但这些年轻人，他们反对不了这种现象，他们是在谈恋爱的人。女人该有隐私权，这不是展示的商品。女人要被人爱慕，女人要经受……”
“是够受的。这一点我同意，您不同意吗？”
“等你有了个家庭，你会为了他们打拼，你会让他们经历你认为好的事，尤其，尤其，让他们感受美。阿伯代尔，不是气囊的那种美，是家庭的美，血脉相亲，要成熟变大……”
“您说的是长吧？”
“……对待弱者宽厚，有一些可以靠得住的朋友，总之，不能都是些蠢事，别招惹像你那个娼妓一样的人。要不，几年后你会看到，你要教训那帮男孩，因为他们看上了你的女人。”
“打赌？就这么说定了。”
“太滑稽了，阿伯代尔。啊，的确您的东西有好的作用。您得给我再弄点儿来。”
“没问题。”
我于是目睹了一块高纯度树脂砖发货的过程——阿伯代尔从他的车里吹起口哨，一个盒子就从四楼的窗户里扔了出来。在暴风雨的日子里，我会使用这种“药”，直到在摩洛哥这个生机盎然的国家里享受晴空。
*
“克拉拉：
我希望您能回应我散乱的零言碎语，使我的迷失能与您的现实相对应。请给我带来您的呼吸，使这个被毒品麻醉的记忆可以勾勒出一条道路。也许您将会帮我找到那条线索。愿我至少还可以像奥德修斯那样历经艰险、苦尽甘来。
给我一个憧憬吧！请在您的回应中面对我，请来帮助我。自她去世以来，我一直在放弃。愿我可以穿过只能承受痛苦和故作轻松的黑暗迷宫，感受到新生活的星星之火。
在长夜残留的厚炉灰下，我们会发现同一个不安的灵魂吗？或者炉火会在别处重燃，用灼热的火光照亮余下的日子？”
摩洛哥的炽热风情
拉蒂茜娅建议，在巴黎天气不好的半年里，我可以去温暖一些的天空下度过。阿伯代尔提议马拉喀什，这里的冬天气候干燥。
他将一切“安排妥当”。刚一到达，我们就可以用上一部三菱靓车，这部车是他在摩洛哥的一位鸡业大亨朋友的。然而说好了的房子却不翼而飞。“没问题，我有个地址。”
我们从吉马埃尔弗纳广场走进一条街。他推着我在令人不适的石子路上前行，接着我们来到一个死胡同里，他敲着一幢无名建筑的大门。一位“金发女郎”将我们迎进她那摩洛哥传统的合院式房子；我们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她前一天在电视里看到了我们［20］。阿伯代尔摆出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我则要求躺下，旅行使我筋疲力尽。我被安置在底层的那间大房里；窗子上装的是阿拉伯式的遮窗格栅，寒气渗入房间。阿伯代尔要求安放取暖的设备。
他出门去卸车里的东西。过了一个小时，他始终没有回来过。
“阿伯代尔，您去哪儿了？”我在电话里问他，“没事儿，只是个小问题要解决，我就来了。”
当阿伯代尔有麻烦时这是他的标准回答。半个小时后他说：
“我在条子这里；我再有一分钟就好了。”
我觉得事情不妙。
“您需要我插手吗？”
“不，不，没有问题。”
我的病痛又开始了。在过了漫长的时间后，这个小魔鬼突然欢快地冒了出来，右手缠着绷带。
“阿伯代尔，您又发生了什么事了？”
“没什么，我碰到个停车场里的笨蛋，他把我说成是脏阿尔及利亚人。他不愿帮我，那他就没钱可收了！”
在同伴的怂恿下，停车场里的守卫对阿伯代尔动了手。猛烈的上钩拳回敬了他。血流满面，几颗牙飞了出来。
阿伯代尔打趣道：“有颗牙还扎到了我的拳头里。” “但是您怎么拖了这么久？”
“这些无赖把我带到了局子里。我付给警长五百迪拉姆，待大牢的是对方！我起诉了他；他要被关上两个星期。”
第二天，可怜人的一家老小都来了，向有生杀大权的人哀求原谅；尽管我一再希望他能宽容，但他还是拒绝了。
作为向我道晚安的话，他边关灯边说了句：
“几个小时后该会热起来，我呢，我要去跟金发女郎暖暖身子。”
“阿伯代尔，别做蠢事，她那儿有个人呢。”
一种在叫喊声中时断时续的剧烈喘息声将我惊醒。这声音再次传来，接着没了声息。然后又从头再来！支离破碎的一夜。
“昨晚睡得怎么样？”早上阿伯代尔问道。
“支离破碎，”我回答道，“或者说睡得糟透了，随您便吧！”
他呢，他带着享受好日子的微笑。
“我一夜过得很热乎！”
“可说到底，阿伯代尔，她不是一个人啊！”
“他不过是没法入睡了，那个蠢家伙。”
“您意识到您弄出多大的动静吗？”
我又看到了那位犯下过失的女人；她有点慌乱，但保持着庄重。阿伯代尔显出无辜的样子问道：“波佐先生，您知道这位夫人她下个星期要结婚了吗？”
我很难再保持一本正经的神情。
在找到一个全布置好的房子之前，我们决定游览摩洛哥。穿越积雪的阿特拉斯山是段惊心动魄的回忆。“阿伯代尔，路滑的时候，你在转弯前要减速，车轮打滑的时候，你要回正前轮。”他恰恰全搞反了，我们撞到了积雪成冰的墙上；陷进去的保险杠挡住了车轮。他用汽车千斤顶的手柄重新弄直了保险杠，然后一言不发地再次上路，一副很恼火的样子。
经过瓦尔扎扎特后，我们沿着宁静的德拉阿绿洲前行。阿伯代尔在沙漠的沙丘里自得其乐。当然，他陷进了沙丘。三个人牵着骆驼来帮忙，靠他们和他们的牲口，我们才被带了出去。“挺开心吧，不是嘛？”阿伯代尔评论道。
我们又重登美丽的古城非斯，接着一直前行到靠阿尔及利亚边境的地中海，这里是萨依迪耶和它的大海滩。阿伯代尔将我们安置在仅有的一家房间里带暖气的酒店。酒店的外侧是一个酒吧台——整整一夜肯定都会有人吵闹滋事。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有阿伯代尔。
他对着前台小姐满面微笑。“阿伯代尔，我看您还没到休息时间嘛。”
“当然没有！但这和在家里不是一回事。”他不高兴地反驳道。
我们在海滩上的一个草屋里吃中饭。“夏天，差不多有二十万侨居海外的摩洛哥人，”他精确地说道，“他们会满载着现钞、驾着漂亮的宝马或奔驰光顾这里，所有这些破饭店都会发笔不可思议的财！”
我感到这个家伙正在数着他的钞票。
后来我们有机会又四次重回萨依迪耶，拜会大“瓦利”［21］、部族首领和银行家，尤其还有那位漂亮的前台小姐！阿玛尔后来成为阿伯代尔的妻子。到今天为止，他们有了三个孩子。
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冬季宿营地马拉喀什。
*
“克拉拉：
在这个美丽的城市里痛苦遁形了。我通过自我麻醉苟活下来。我飘浮着，精神与这个松散的身体保持着协调。大麻缭绕的烟雾将我所有的缺失感全部熄灭。
在花园里，迎着暖冬的微风，棕榈树的叶子无力地斜垂着。空气清澈；我喜欢将这种清新吸入我那坑洼不平的肺里。在我灼烧的记忆里，出现了一道光芒。我长时期地凝视着一个由滚烫沙丘连绵而成的沙漠。我的眼前有东西在闪烁，犹如沙漠里的沙子在轻轻晃动。我沉浸在这种带着新体验的恍惚状态中。
我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一切都朦胧起来。有时双眼会变得模糊，我会短暂地失去意识。一张面庞使我清醒过来。那些漂亮的少妇们从我面前经过，带着惊讶还有几分不安。我努力地想通过微笑使她们停下来。我在她们当中看到了您，我也向您微笑。我听凭自己神昏意乱。我现实世界的不稳定令我陶醉。在这些暧昧的时分，时间那每时每刻的感觉在消失。遥远的距离在变短，当下的瞬间在拉长；各种节奏交织在一起，无论它是庞大无边还是转瞬即逝。一种令人迷醉的纷繁芜杂。我们在云端里擦身而过。我在太阳下昏昏欲睡。我不再分辨得清同时和先后。我失去了精确的维度。这不是一种疯狂，至多是一种松弛。低血压抹去了我意识中过往的痕迹；也许这最终就是自由。我自由故我不再存在。灵薄狱里应该就是这种超然无力。所谓的‘完人’。”
玫瑰之城
一个马拉喀什女人心不在焉地抚摸着一个外国人的大腿。迷失在远方匆匆过客中的可悲尤物。这个美丽的民族将会毁于我们迷途的社会吗？这一幢幢房子全都有尔虞我诈的寓言故事。
您知道在这里时间几乎不再存在；一次偶遇便决定了此刻的故事。棕榈树的树荫伴着漫长的遐想。上帝将为下一刻做出决定。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匆匆忙忙的每分每秒？点滴的小事使起伏不匀的时间每一刻都变得清晰。
一只慢吞吞的鹳更是拉长了慵懒的空—气。
在神灵无声的谴责中，是否所有人一起罹受痛苦就足以保持纯洁？是否存在某个年龄，可以使百痛不侵？若世间全然感觉不到痛楚，也就不再有人受难。
*
我让一些女人在我身边停留，彼此无语，只为了她们的香水味能使我保持清醒。
在一个孩子毫无怜悯的眼神中，我感觉到一种微弱的希望。他的询问确证了我的存在。我们相互微微笑了一下，我希望这能使他放松。人们怎么敢让他把满足需求——这是贫苦者梦想的天堂——当成唯一的前景呢？节制，是你的财富。
*
爱上一个无名的人，让烦恼不再重现，在这毫无活力的沙漠中苟活在游牧者的坟墓上？在这里，历经一生穷困，没人能像自己坟墓上那抹褪色的淡蓝活得那么有生命力；面罩下皱纹渐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沙丘轰然倒下。我在阳光的灼烧下瑟瑟发抖；一些离群的鹳正在闲逛；天色还不是很晚。
*
饱满的三角梅的总状花序，攀援蔷薇的鲜红花串，赭石色传统瓷砖上的泉水丁咚声，微微抖动的橄榄树的树荫，或许会成为我日常生活的迷恋。
或许最终不再有反抗。
在这种自得中我已经开始厌恶自己。这样不会使痛苦减轻；必须继续去听不和谐的声音，听病痛中的孩子干瘪无力的叫声，听心痛欲裂的母亲嘶哑的哀怨，听摘去眼球的男人放声狂吼。我要给世界包扎伤口。我将带着同情之心到社会的底层去，去拯救濒死者，迎纳孤儿，安慰反抗者。我会在那些渐渐消失的声音中进入梦乡。一大早，陌生人窸窸窣窣的声音使我产生警戒。面对这纷呈多样的不公，我将选择做些无谓的努力，它能使我一天平静。
*
我一直感觉自己在恋爱。对陌生女人的冲动将我带出了忧愁。每天早上，一位胸部坚挺的美女从我的棕榈树前经过，却不看我一眼。挺起您的身体，年轻的女士。另有一次，我直勾勾地搭上了一个柏柏尔女人玉石般的眼神，直到惯性的脚步中断了这次接触。此外我向一个深红棕色头发的女人说过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她微笑着远去。女人的魔力使我放松。
*
这个早上，我心境轻松。我想动身。我焕然一新。美丽的库图比亚清真寺高耸在我眼前。滚滚尘土飞扬。紧紧束缚着我的悲伤倏然如释。我加入了伊玛目［22］的祷告。为数众多的信徒们跪在马路上。蹲着的女乞丐伸出她们的手，各人都在念着自己的经。我眼睛盯着一个擦鞋的人，他敲打着箱子吆喝着。一位白胡子满脸皱纹的说书者身边聚了一群人。时不时地，一位听众会发声喊，抬手给几个零钱；他用不断翻新许诺的这套模式，使人们一直围聚不散。十来个失明的老人合唱乞捐，眼睛向天上翻着。唱着神秘的玄幻音乐的“格纳瓦”们激昂地否认着他们古时候受奴役的身份，他们“塔吉亚”［23］上的绒球随着奇特的音乐节奏上下翻飞。蟒蛇的驯蛇师以同样的节奏进行着表演。
麻雀带上鸽子在尘土和烧烤店的熏烟中盘旋。卖水的人松开网袋，他们宽大的红帽上晃动的小铃铛在空气里拍出清脆的响声。在这群不知姓名的人中，我感觉很好。我身处在忘怀解忧的舞蹈中。置身于刹那之中来感受这纷杂无序，加入没有故事的眼神交换，听任自己随人潮偏航迷向，失去了任何引力；与这种种超然物外的景象保持协调。应当毫无层次地将时间分割，抛却转瞬的那一秒，既无遗憾也无期待地投入到新的一秒，对周而复始赞叹称奇。我最终一动不动地存在着，凝固在一种异域的节拍中；我抹去了所有的记忆，我不曾在过，我也永不会将在，我只有现在，浓缩在当下的瞬间。
一个如同娜芙蒂蒂［24］的女人飘逸在广场上，仿佛是超凡脱俗的仙女；女人们用面纱遮住自己，男人们落泪。
*
作为我全新记忆里的头一回，我的眼皮下闪现出一道光芒。我长时间凝视着一个由热沙丘组成的沙漠。我陷入了这种新的恍惚感觉中。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她。不是您。
*
“克拉拉：
一个印着你美丽笔迹的信封寄来了。请您不必再恨我了。”
拉腊·卡迪娅
我看到了她，当人群在刮起龙卷风的天空下走散时。她飘逸在广场上，穿行于被人遗弃的马车之间。牲口慌乱的嘶鸣时而会直上云霄。棕榈树的林荫道上，棕榈叶冲着无精打采的路人低垂。她似乎在滑行，娇小的她对风暴并不在意。王宫上的小旗迎风劈啪作响。一道阳光为她沐浴。一个小女孩伸出手，她们随之消失。
几个人还不顾风险地留在广场上；一位盲人重新开始了他的一串祷告。一个卖水的商贩咒骂着这场骤雨。我该去梦想那个不可能的时刻。上天的恩典进入了现时现刻。从此，我等待着她的归来。
*
发烧和灼热都离我远去。一个朋友为我那遁世般的安静感到不安，他请我到他带着合院的家里去。我躺在合院的喷泉旁消磨着时光。几只长长的手指带着清凉抚摸着我的脸庞；一首曲调简单的歌让我听得出神。那个带着小孩的美女又走上了那条群马嘶鸣过的林荫道。终于看到了她揭去面纱后的笑容，她叫卡迪娅，一对黑眸。她女儿萨巴的小手搭在我的手指上。我向她微笑。你好，我是教父。
她是埃及和苏丹的混血儿，她继承了一种古代浅浮雕式的身形曲线。她在大河的河岸收养了萨巴。当她被一个死在马拉喀什城墙上的阿尔摩拉维德［25］国王附体时，她正用修长的双手编织着沙漠里的植物丝。
来自沙漠的美女和来自大河的女孩每天都来到我的床头。迎着那对惊奇地睁着的黑眼睛，我讲述着一个个故事。她并不懂我在说什么，但一直在微笑；卡迪娅常常会说个词来指点她。我请萨巴唱几句歌。有时我会辨出一首法国的儿歌，于是我哼起我还能记得的歌词，跟她一起唱。萨巴笑出声来。放学回来后，她给我看她的习字本，上面是阿拉伯书法和拉丁字母。我向她的用功表示祝贺。一天，她问我什么时候能痊愈。“得花时间，你可以来帮我。”卡迪娅把她放在桌子边画画。她拉着我的手，开始时她什么话也不说。
身材袅娜的卡迪娅将头放进我疼痛的肩胛里。她轻柔的手抚挲着我的面颊。我亲吻着她的前额，在她的柠檬体香中闭上了眼睛。她进入了梦乡。我看着梦中的她，感怀于如此的衷情。一道阳光使她睁开双眼；她朝我微笑，接着又紧紧地贴在我的身边。我们就这样相守着，脆弱地沉浸于我们的希望中。她温柔地亲吻了我。
我们出发来到拉腊·塔克尔库斯特湖边。常年的积雪环绕在湖畔。萨巴在游泳；我们走远了；几条小渔舟在远处悠闲地划着。几只海鸥还在空中飞翔。上帝停滞不动。我忘却了克拉拉；贝阿特莉丝光彩绚烂。卡迪娅以一只坚定有力的手将我带入了清新的水域。
我在阿特拉斯山脚下发现了一个长着些百年橄榄树的绿洲。我后来在这里建了一幢土屋，用来迎候你们。我们为附近村庄里衣衫褴褛的孩子们授课。
她们从此与我相伴相依。
奥 德 赛
维贾娜挂在我的滑翔伞的背带上。在拉彭塔城堡前的小广场上，二十年前我用的那只天蓝加日光黄颜色的伞在我身后铺开。暖暖的微风从阿雅克肖的海湾上升起。
“女儿，我们走吗？”
卡迪娅在旁边说：“当心点！”
“没问题。”我以很地道的阿伯代尔的口气回答道。
我向前疾奔，伞在我们的头上膨胀，轻轻按了下制动，我们便径上云霄。“维贾娜！看左边的那只鵟，它升得多高啊！跟它赛一赛？”
我将伞的方向往下调整。在我们下方，贝阿特莉丝站在台阶上，她穿着白色的薄纱裙，戴着顶配有紫红色饰带的草帽。在她离开的所有这些岁月里，她就是这样陪伴着我。在她的胳膊上，挎着只装满花园里玫瑰花的花篮。拉蒂茜娅正推着一辆用小阳伞遮挡的童车，童车里是她刚出生的孩子。萨巴在埋头看书。在栗子花盛开的树下，罗贝尔-让俯身贴着他的未婚妻。在下方，还有塔楼和容纳亡灵的小教堂。
我们盘旋上升。维贾娜笑开了花。
“我的女儿，生活是疯狂的！”
……
“生活是如此美好！”
二o一一年八月，艾萨维拉
［1］阿伯代尔创办的是一家工业化养鸡厂，“鸡仔”在法语俗语中意为“警察”，“关进笼子”也指“关进牢里”。——译注
［2］拳王阿里的原名。——译注
［3］法国极右翼政党。——译注
［4］fnac是法国一家大型综合性书店，但不限于售书，也出售唱片、影碟和影音类的电器。——译注
［5］米莱伊·杜马的“私人生活、公共生活”节目，2002年1月。
［6］“惊讶地”原文为ébaudi(高兴)，似为ébaubi(惊讶)之误。——译注
［7］埃尔顿·塞纳，前著名f1车手。——译注
［8］嘉布修会修女：遵守圣克莱尔修女会规章的方济各会修女。
［9］望德，也称“望”，基督教推崇的三德（信德、望德、爱德）之一。——译注
［10］夏尔·佩吉《望德的神秘门》（1912）。
［11］马里亚诺·何塞·德·拉腊的《公墓里的费加罗》（他在写成此书后次年自杀，时年二十六岁。
［12］让保尔·萨特语。
［13］圣约翰认为，《启示录》就是《末日书》。
［14］“涵化”在人种学上的定义：原文化通过和另一种文化的接触而消失的过程。
［15］蜡烛拍卖是一种特殊的拍卖形式，竞拍过程限于在两根蜡烛从点燃到熄灭的时间内完成。
［16］繁殖，指动物产崽。
［17］崇尚身体，寻求舒适，感官享受的繁殖。
［18］纳瓦拉为现西班牙北部一自治区，前身为一独立王国，直至一五一五年才与西班牙合并。波旁王朝开国君主亨利四世曾为纳瓦拉国王。——译注
［19］过夜包：可以放下离家过夜必需品的小旅行包；我的手动轮椅可以很容易地折叠收放于汽车的后备箱里，因此我对其有这样的称呼。
［20］这是由米莱依·杜马制作的《向生向死》的重播。
［21］瓦利，大区区长。
［22］伊玛目指带领穆斯林大众做礼拜的领拜人。——译注
［23］格纳瓦是南马格里布地区一宗教兄弟会成员的称谓，为非洲黑奴的后裔。他们从事一种融合各种教派的降灵仪式。塔吉亚是格纳瓦的头饰。
［24］娜芙蒂蒂（公元前1370年—公元前1330），埃及法老阿肯那顿的王后。——译注
［25］阿尔摩拉维德王朝：柏柏尔人建立的王朝（1056—1147年）。——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