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国民性》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1章皇帝的家事 历史学家钱穆注意到，秦汉创制，中央官员的设置，很像是皇帝的家臣，三公之外，九卿基本上是围绕皇帝家事安排的。此前的封建制，天子跟诸侯一样，设置官员，无非是自己的家臣。因为在封建制度里是“家天下”，天子跟诸侯的关系，就等于一个大家长面对诸多分了家的子弟，诸侯跟大夫也是如此。天子也罢，诸侯也罢，甚至大夫也罢，真正管理的就是自己直辖的那么一点地方，自己的采邑。所谓的国事，略等于家事。到了春秋时期，那些到私学学了本事，准备施展才能的人，也得从某个公子或者大夫的家臣做起，这个大夫如果像齐桓公小白或者晋文公重耳那样混成了诸侯，他们也就出头了。 在封建制下，天子管的那点地方，所谓的王畿之地，就是自家的私产，而王畿之外的天下，天子只有名义上的管辖权，即便在西周的盛期也是如此，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诸侯打打杀杀，你并我吞，造成那么多诸侯失踪。家天下，当然没什么问题，管得到的地方，都是家产，管不到的地方，就随他去好了。 秦统一之后，彻底废了封建，改郡县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政治实体不见了踪影，皇帝一统天下，所有的地方都成了天子的直辖领地，地方官不过是替皇帝管事的雇员。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是家天下吗？这么大的家，皇帝顾得过来吗？设官分治，官员其实就是雇员，不是家臣，家臣的结局是要讨个采邑，最后有块自己的封地。一直到战国，各国官员都挺像雇员了，但还是要有块封地。冯谖为孟尝君所营的三窟，第一个就是他的封地。但是，到了秦统一之后，这种事似乎就成问题了，官员更像是雇员，想用就用，不用就扔，甚至可能杀掉雇员。统一之后，天下只剩下一个市场。想做官的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只有一个买主，一个特别霸道的买主，买卖不成，连命都可能丢掉。 事实上，帝制时代的官员，不可能仅仅是皇帝的家臣，而且带有某种公共性质，管理地方，不仅要顾及皇帝，还要考虑地方的利益。皇帝也是一样，皇帝的天下，一半是自己家的私产，一半是公共性的公司。这个公司，要靠官员一起来维持。汉朝的皇帝，总是强调自己是和两千石（郡太守）共天下，的确是明智的说法。皇帝也是人，有自己的妻妾，有自己的子女，还有宗族和亲戚。但自己的小家是家，国家这个大家也是家。从理论上讲，皇帝是天下之大父，皇后是天下之大母，他们夫妻两个，是国家这个大家的家长。在现实中，皇帝过日子还是跟自己的小家一起。虽说比常人多好些老婆，但日子大抵也就这么过，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做爱，当然也做爱。 但是，皇帝毕竟是大家的家长，大家的事，臣子也有发言权。皇帝的日常生活，有时却不得不受到某些多事的臣子的干预，多宠幸某个妃子，人家要说话，皇室多花了钱，人家也要说话，皇宫里的下人（宦官）如果多管了事，人家更要说话。如果要选皇后、立太子，更是得臣子们同意，臣子不奉诏，事情就难办。唐高宗李治，死活想废掉原来的皇后，立武昭仪也就是后来的武则天为后，臣子们死活都不肯。后来李绩偷偷告诉唐高宗，说乡巴佬找老婆都可以自己说了算，这本是皇帝的家事，何必问臣子？这么一说，李治开了窍，于是武昭仪就成了皇后。唐玄宗时，武惠妃进谗言，玄宗要废太子，群臣不同意，但李林甫也说，这是天子的家事，结果太子被废。然而到了德宗时，皇帝又想废太子了，也说这是自己的家事，臣子管不着，但李泌却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宰相于四海之内的事都可以管。最后，太子居然保住了。 从国家角度来看，李泌的话是对的。既然天下都是皇帝家的，那么皇帝的小家之事，就不再是皇帝自己的私事。皇后的废立，太子的废立，都事关整个国家，做臣子的，尤其是宰相，不能坐视不管。也就是说，既然做了皇帝，就没有隐私可言。就算是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儿子，处理起来也不能尽由着自己的性子。当然，反过来，如果皇帝就是要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就怎么，臣子即使拼了命也是拦不住的。像明朝的“大礼议”故事，群臣哭声震天，也挡不住嘉靖皇帝追封自己的父亲，人家的家事就是不让你管，你也没辙。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2章玩马球和赌江山 据说，国际足联已经认定，足球的发祥地就是中国，认定了中国古时的蹴踘就是原始的足球。虽然祖宗阔不等于现在也阔，但毕竟咱们阔过，说起来还是让人有点得意的。不过，古代中国不仅有蹴踘，用脚踢的球，还有马球，一种骑在马上用球杆打的球。在唐朝，由于这个王朝的统治者流着游牧人的血液，这样的马上运动十分流行。马球应该在唐朝以前就已经有了，只有那些南方来的儒臣，才会觉得这玩意惊心动魄，既损人（有危险），又损马，还浪费，于国计民生毫无益处，一有机会，就出来唠唠叨叨力主禁止。不过，这玩意一旦流行起来，就成了时髦。那时虽然没有体育运动的概念，但是玩，是有闲有钱人挡不住的爱好，几个儒者的嘀咕，当然挡不住马球的风行。长安少年，走马击球，蔚为风尚。当年的大唐，就是今天的美国，世界各地的人们，能来的都会来，大唐风靡什么，他们也风靡什么。所以，世界好些地方都兴玩马球，老是跟大唐动刀兵的吐蕃人也会玩，玩得还挺好。 吐蕃当年是唐朝的劲敌，两边战战和和，纠葛不已，有文成公主的佳话，也有刀兵相见的故事。无论好也罢，歹也罢，两边经常较劲儿是常事儿，即使是和平往来，也每每暗藏杀机。从唐太宗到武则天这四五十年，唐朝国力强盛，吐蕃也就消停一点。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李显复国做了皇帝，吐蕃要求和亲，遣使来迎娶金城公主，也暗含着刺探虚实的意思。劲敌来使，唐人不敢怠慢，中宗李显招待吐蕃使臣观看马球比赛。原本就是观赏性的，招待客人看个热闹，哪知道看着看着，吐蕃使臣说话了，说他带的随从中，也有好此道的，能不能下场一试？中宗哪有不答应的道理，于是吐蕃人整装下场。哪里知道吐蕃使臣原是有备而来，一群高原上玩马的人，到了平川，身手大好。下场之后，立马把唐人打得人仰马翻，赛一场胜一场。这下皇帝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这时候，救驾的人来了，当时做临淄王的李隆基，也就是中宗兄弟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主动请战，要求跟吐蕃人比试比试。李隆基找了三个平时的玩伴，都是王公贵族，大剌剌地非要以四人敌对方十人。吐蕃人连胜之后，见对方只有四人，未免轻敌。可是李隆基他们上场之后，形势骤转，只见李隆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一场下来，把吐蕃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大败亏输，让中宗皇帝大乐，赏赐千百强，众文人出来，作诗祝贺，马屁拍了又拍。 几年之后，唐中宗死了，野心勃勃的中宗的皇后韦氏可就乐不起来了。眼馋武则天的威武，眼热武则天的权势，同样可以管得住老公的韦后想要重演武则天的风光，临朝称制，进而做女皇。没想到，美梦还没醒，正是这个李三少爷，带了一些死党，联络了宫内的太平公主，突袭皇宫。当先者不过几十人，其中就有宦官高力士，这个缺了关键零件的家伙，居然武艺高强，后面跟着百十个工匠的敢死队，居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了韦后和韦家的党羽，扭转乾坤于既倒。这样的冒险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李隆基玩得实在是过于有想象力了。京城所有的兵马都没有动的迹象，韦后和她的党羽自然也就没有准备，有谁能想到有疯子敢这样冒险呢？皇宫里的卫士，少说也有几千，哪知道人家几十人就敢硬闯？行动之前，除了几个死党，他连自己的父亲都没告诉。当然，真要是失败，他们爷俩都得死。这种你死我活的游戏，也就是马球高手才敢玩，当初敢以四人敌十人，眼下就敢以百人敌千人。冒险赌博，成者为王，败者就是死尸。但不管怎样，李隆基玩命玩成了，把他爹爹拱到了皇帝的宝座上。当然，他的爹爹——唐睿宗李旦，心里也明白，在做做样子过渡一下之后，就得让李隆基做皇帝。如此做法，像是在复制当年的玄武门之变，只是这回李隆基干的，比他的先祖李世民更加风光，从李唐江山的角度来看，也更有道义感，因为杀的不是自家人，而是图谋篡位的两姓旁人。李三少爷这样干，说白了就是一场玩命的豪赌，赌赢了就坐江山，赌输了则自己掉脑袋。马球打得那么好的人，有几个不敢玩命豪赌的呢？ 李隆基做了皇帝，后来的庙号是玄宗，当时人称明皇。做了皇帝的李隆基，堪称唐朝第一号的风流皇帝。这里，风流不仅仅指男女之事。在这方面，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也可以跟他有一比，好色不避人，一个占了兄弟的老婆，一个上了父亲的妾，李隆基也不过就是夺走了儿子的妻而已。说起来，这样的事情在春秋时帝王之家就常见。国君给自家儿子娶妻，娶来之后看着漂亮，就自家留用了。其实，如果允许自由恋爱，让杨玉环在唐明皇和他儿子之间作抉择，我看即使不是“大叔控”，多半杨玉环也是会选老子的。李隆基马上功夫好，球技高明，绝对属于国内顶尖高手，敢四人对敌吐蕃高手十人。这样的明星级球员，什么时候都是女人的梦中情人（当年的马球比赛，从来不乏女性观众）。当年能玩马球的，不是富人就是贵人，否则马就买不起。但能玩得如此精熟，在马上如履平地，也非胆大心细有超高天赋者不办。当然，跟多数的纨绔贵胄一样，李隆基还喜欢音律，懂书法，两者皆是专业水平。历史上“梨园”的典故，就跟他有关。据说做了皇帝之后，他常和戏子们在梨园演戏，戏子们表演，他是要下场打鼓的，后来“梨园”就成了戏曲界的代称。至今，梨园行的祖宗还是唐明皇。旧时戏班，打鼓佬的位置十分尊贵，还备有一个玩偶娃娃供在上面，这个娃娃就代表唐明皇。 一个玩什么像什么，极富文体天赋的人，一般来说，做皇帝、玩政治是玩不好的。前面的隋炀帝，后面的南唐李后主和宋徽宗，都是现成的例子。但是，李隆基不一样，他会玩，爱玩，胆子也大，勇于弄险，刚毅果决。带几十个人就敢突袭皇宫，这种事儿，大概历史上也就他敢干。做了皇帝之后，国内治理沿袭唐太宗李世民和武则天的成法，交给宰相办就是，以他的性格，也不大可能不放心。不仅对文臣放心，对武将也放心。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放手任用那么多的番将，其中有名将哥舒翰、李光弼、高仙芝，也有野心家安禄山和史思明。因为他要开边，要对外扩张，只有番兵番将才能替他干这样的事。宠信安禄山，宠信到了可以放心地让他跟自己心爱的女人私下见面的地步，难怪人家要说三道四，盛传杨贵妃和安禄山的绯闻，传多了，连正史上都言之凿凿。古往今来的皇帝，也只有他李隆基可以做到这一点，居然不怕戴绿帽子，而且是臣子给他戴绿帽子。当然，到底戴了没戴，我是不大信的。可是，这样的气度，化为制度的安排，就有些问题了。行政权、财权和军权必须分开，这是古来制度设计所必须遵循的禁忌。可他不管，放心地将边疆的所有权力都交给这些番将，让他们不仅可以自己统兵招兵，还掌握地方的行政权甚至财权，以至于让节度使这个原来的虚衔，膨胀成了实际上的军阀。从制度上看，这样的做法，发生安史之乱，是早晚的事儿。他成就了开元之治，让唐朝的文治武功臻于顶点，然而也酿成了天宝之乱，使唐朝从顶峰迅速跌落，走向衰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失败的因子就蕴藏在成功里。在挥别两京之际，如此强悍的他，居然被逼无奈，接受麾下军士的要挟，悲剧性地上演了一场马嵬坡上的生离死别，杀掉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用充满戏剧性的情节谢了幕，令后世的文人墨客，怎么演绎都难以尽兴。 一个皇帝，打鼓打得比鼓手还好，玩球玩得比专业高手还强，还是一个千年不遇的情种，可是，做皇帝却只做了半个好。自己做到了辉煌，也自己经历了谢幕，以武戏开始，悲剧告终。性格决定命运，信夫！这样的皇帝，千年不遇，给后世留下了说不尽、唱不完的故事。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3章喜好思想批判的皇帝 清朝的雍正皇帝名声不大好，在位时间不算长的他，正好夹在两个名声过大，在位时间又过长的皇帝之间，一个是爹，一个是儿子，想要讨好也难，几乎是一上位就谣诼不断，朝野议论纷纷。其实，这个皇帝别的不讲，跟清朝别的皇帝比起来，算是有点个性的，经常有些非常之举。清朝的康雍乾三朝，号称盛世，但清朝的盛世，是万马齐喑的盛世，对士大夫讲个性，绝对不提倡，如果有哪个真的要玩个性，让人举报了，吃饭的家伙也就悬了。文字狱的特点是，不一定你真的写出过什么关碍文字，人家觉得你有事，让你有事，你就肯定有事。完全不相干的诗句，就算风花雪月，也一样可以解释成有心造反。 但是，皇帝自己却可以玩个性。放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待在边上的养心殿里，害得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宫里宫外大家找不到北。湖南秀才曾静传播有关他继位的流言，还派人去运动封疆大吏造反，他偏不杀人，还封曾静一个特别的官衔，让他满世界宣讲皇帝的恩德。结果是，越讲，有关他的流言蜚语传得越广。皇帝当得好好的，没事却请人画自己的行乐图，把个一本正经的皇帝，时而画成波斯王子，时而画成蒙古王公，时而又是白衣秀士，或者干脆做渔耕樵农，散淡江湖，在画里玩七十二变。当然，最离谱的玩个性，还是搞思想大批判，发动群臣一起搞，自己亲自领导，还出版批判诗文集，这样的御制诗集，在晚清的时候还有存货。 年羹尧年大将军曾经是雍正最信任、最倚重的宠臣。这个出身翰林的大将军也的确有两下子，能文能武，诗文都有功底，行军打仗，不仅有韬略，还有武功，可以亲自披挂上阵，曾经为两代皇帝立下过赫赫战功。在雍正和年大将军的蜜月期，两人好得不得了，君臣之间的对答腻腻乎乎，雍正甚至称年羹尧为“恩人”，要后代世世代代记住年羹尧的恩情。可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当皇帝和年大将军的蜜月结束了，两人关系迅速降温，年大将军种种骄横不法的罪行就冒出来了，当日权倾朝野的年羹尧，就只好死了。连累着一个儿子也跟着死了，剩下的儿子都被发配到极边之地。赐年羹尧死的时候，雍正还写了一篇上谕，传给狱中的年羹尧，告诉他如何如何罪该万死，自家又怎样怎样宽大为怀，说年羹尧如果身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年羹尧也就只好“感涕”，否则剩下的儿子怎么活呢。 其实，年羹尧跋扈不臣的事情，虽说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但我真的怀疑，当年的年羹尧是不是真的犯了那么些不法甚至意欲谋反的罪。得宠大发了，骄横一点肯定是有的，大家羡慕嫉妒恨久矣，皇帝恩宠一衰，墙倒众人推，什么罪过也就都有了。一代一代，都这么过来的，清朝也不会例外。伴君如伴虎，跟皇帝老儿论交情，是最不靠谱的事儿。一旦皇帝感情变了，别说翻脸，就是稍微有点不高兴，那么旁边等着使坏的主儿，不知道会有多少，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也扛不住。 只是，年大将军小命归西，事情还没完。在抄查年羹尧物件的时候，查出来好些当日一些文人写给年羹尧的诗。其中江南才子钱名世的一首有云：“分陕旌旗周召伯，纵天鼓角汉将军。”是说年羹尧堪比西周的召公，汉朝的卫青霍去病。马屁拍得是有点过，但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写诗嘛，怎么能不往大了忽悠？可是，这首诗却惹得雍正皇帝龙颜大怒，马上下令撤了钱才子的职，赶回老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更奇的是，这还没完，皇帝还下令让群臣一起写诗批判钱名世，所有的大批判诗，归拢到一起，由皇帝亲自判定高下等级，分出一、二、三等，出了一本御制诗集，名日“御制钱名世”，印得特别精美，发给群臣，令他们传诵。其中第一名的诗有句：“名世竞同名世罪，亮工不减亮工奸。”是说钱名世的罪，跟当年犯了著名文字狱的戴名世一样，同时也跟年羹尧一样的奸恶（两人都字亮工），扯淡扯得好生工整。当年参加大批判的朝臣都是八股高手，作律诗没有问题，但这样的批判文字，怎么好得了？有这样一首用名字对仗对得很工整的，也真该得第一名。从这一点上论，雍正搞思想大批判，还真是别出心裁。“文革”的时候，大批判的大字报漫天都是，但从中央文革到各地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谁也没想起这种招数，评一评大字报的高下，排个等级。单论大批判这事，也有个雅俗之分。 只是，年大将军声名赫赫之时，跟文人们诗酒唱和，诗人们吟诗拍拍大将军的马屁，属于情理之中的事。吃了大将军的，难不成让人当场开骂吗？诗人们怎么会知道你皇帝这么喜欢的人，日后居然成了你的怨敌？许你皇帝感年羹尧的恩，怎么可以不让文人拍年大将军的马屁？可是，跟皇帝哪儿说理去？雍正不仅发动和领导了对钱名世的大批判，而且还亲笔写了“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制成匾，赐给钱才子，让他挂在自家门上。 就这样，江南的钱大才子，成了御制大批判受害的第一人。摊上这样有个性的皇帝，真够倒霉的。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4章羞涩的帝王 中国这块土地上，盛产皇帝。皇帝虽然多，但出色的人物却少。一个朝代排班下来，没几个像样的，稍微有点亮色，马上就会被记录下来，放大开去。比如，那个被吹得了不得的康熙皇帝，被说成是文武全才，精通天文地理，还懂音乐，会弹钢琴。其实，他的全部音乐才能，仅仅是一次用手指在琴上比划了一下而已。 更多的皇帝，基本上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确切地说，是长于妇人和宦官之手。即使早早安排了老师，皇子面前，也不敢施展，能教点什么？教成什么样子？天才知道。从小到大，不仅高墙深院，而且见的人不是女人，就是缺关键零件的男人，如此成长环境，能长成何等人物，不问可知。所以，好些帝王，都有一个通病，一方面自负，一方面自闭，对人世间的事儿，不甚了了，也不大乐意见人。 明朝的皇帝这方面的毛病最明显，明成祖朱棣以下，多半的皇帝，都喜欢把自己关在深宫里，日日和太监宫女厮混。即便是内阁阁老们，想见皇帝一面，也难于上青天。好不容易出来一次，跪倒在下面的臣子还没等看清楚皇帝长什么模样，人家就喊声退朝，让你下了。皇权政治，皇帝不用出面讲话、发表演说，所有该说的都用书面形式。按道理，皇帝会不会讲话，问题不大，只要会坐那张椅子，会点头、摇头，就可以做皇帝的。但是，连自己的臣子都不乐意见，或者不敢见，还是有点过分。 当然，清朝的皇帝没这么过分。不管贤与不贤，都敢见臣子，不仅敢成群地见，还敢单个地见。见面时，也能说几句整个的话，尽管如此，能够大大方方地见外国人的皇帝也不多，也就康熙和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都足够羞涩，不管外国人怎么要求接见，都缘铿一面。要见，也只能随班按进贡外使之礼，在大殿之下，遥遥地看上一眼。咸丰时英法联军之所以打上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咸丰皇帝不肯跟洋人建立“外交关系”，让外国公使驻在北京。最后虽然屈服了，却一直躲在热河养病，直到把自己养死。 接茬当家的西太后，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毕竟跟过她爹外出做官，见过世面。所以，清朝第一次外国公使觐见皇帝，是在同治朝，她垂帘的时候。不过，这样的觐见，只是礼仪性的，真正的中外交涉，还是由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跟外国公使折腾开始的。当年总理衙门的人个个好脾气，不管洋人是和颜悦色还是咆哮大怒，他们都一样按部就班，以礼相待，果酒相迎。一直到庚子拳乱结束，西太后跑了又回来，总理衙门改了外务部，都是如此。顶多西太后拉几个外国公使夫人去颐和园玩玩，搞点夫人外交。真正的交涉，还是衙门里，不是在皇宫。毕竟，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还没有自己办外交的本事，更没这个习惯。不知道出访，也不知道接见来访的外国政要（干脆就不让人来）。 1908年底，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不到二十小时内先后死去，接班人是三岁的小皇帝溥仪，小皇帝的父亲二十五岁的醇亲王载沣做摄政王，成为实际上的当家人。这个时候，已经去美国访问的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发来消息，说是跟美国人已经谈好，准备两国互相升格，双方使馆从公使级升为大使级。当年西方列强虽然刻意要跟清朝“建交”，但骨子里还是看不起中国，所以后来的使节都是公使级的。现在的国与国的外交使节，已经没有公使级的了，除非大使因事不在，由公使级人员暂时代理。但是，在那个时代，西方列强对于中国、日本这样的弱国，都只派公使。显然，此时美国肯平等待我，不管其动机如何，都是件好事，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但是，由于此事是由袁世凯主持的，而摄政王载沣，对于袁世凯这样的汉臣“把持”朝政，早就有看法，进而对于同光中兴以来，朝野汉重满轻的局面，大为忧虑。早就暗下决心，一朝大权在手，就要收权的。所以，即使是好事，他也疑虑重重，闻报后，要外务部和陆军部解释一下，一旦两国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会有什么后果，有哪些好处和坏处。很快，在查阅了国际法和相关资料之后，在两个部门的汇报中，有这样一条，说是升格之后，如果大使跟外交部门交涉感到不满时，可以直接要求见一国的元首直接交涉。 其实，就当时的中美关系而言，这样的情况，只能是例外，很少发生的。所以，此事经过有关部门加注之后，当时主管外交的军机大臣袁世凯仍然极力主张要办。加上摄政王刚刚当家，此前不过是军机处一个学习上行走，而就军机处而言，袁世凯已经是前辈了。所以，说话也不太客气，断然没有往日见西太后那么恭顺。况且，他也实在不明白，为何这样的好事，摄政王就是不肯，而且说不出理由来。争执之下，看上去一向脾气不错的摄政王发了雷霆之怒，居然将桌案推翻。此时的袁世凯方才明白，人家这个时候已经是代理君主，跟他有君臣之分。君主掀了桌子，非同小可。震惊之下，袁世凯居然手足无措，腿都软了，一瘸一拐地退了下去。摄政王载沣余怒未消，尽管同为军机大臣的庆亲王奕劻和张之洞拼命地为袁世凯缓颊，还是不行。随即，一瘸一拐下去的袁世凯，被以足疾为由，开缺回家调理养病去也。其实，袁世凯的脚并没有毛病。 后来，朝中有传说，载沣此举，是为了给他哥哥报仇才这样拿袁世凯开刀的。还有的说是原来是要杀袁世凯的头的，经过庆亲王奕劻的力争，才改了开缺免职。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据。其实光绪是否真的记恨袁世凯，就不好说。当年戊戌的事，要怪也得怪谭嗣同的鲁莽，不能怪袁世凯的所谓告密。这种传说，其实不过是一种事后的解释，在当时如果就有这样的传说，袁世凯无论如何都会事先防范的。载沣的确不喜欢袁世凯，但主要是因为袁世凯手中的权势，他要的只是权势的转移，从汉人手里把权拿过来。袁世凯被赶走，但跟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奕劻却纹丝不动，依旧做他的首席军机，只因为他是满人亲贵。但尽管如此，驱赶袁世凯之事做得这样的快，这样的突然，还是跟此项外交事宜有关。摄政王载沣，虽然此前出过一次国，1903年去德国做过赔罪使臣，见过德国皇帝的，让德国人折腾得不轻。此番屈辱的经历，看来没有增加他跟洋人打交道的胆识，反而让他更羞于见洋人。跟美国外交关系升格，人家的大使可以直接见国家元首，也就是见他，这件事让他浑身不自在。可以理解，一个从没有过这样经历的代理元首，心情是如何的忐忑。虽然仅仅是王爷，但跟皇子一样，从小也是长在深宫里，见的都是太监和女人，虽然自负，但却羞涩。当场议论时，自己不满，面对袁世凯的侃侃而谈，却讲不出道理，于是只好掀桌子了。 满人好面子，王公贵族就更好面子。跟外国人打交道，在人们传说中，对方恰恰不讲面子，有话直说。一场场的外交交涉，总是外国人让中国人面子上下不来台。一来二去，形成了刻板印象，满人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个个不乐意见洋人，跟洋人打交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摄政王载沣怎么可能把自己放到直接和洋人交涉的情景中去？尽管在外国人，甚至袁世凯和唐绍仪看来，这不过是外交惯例，国与国之间的寻常事，但是，对于载沣，却是一种难堪到极点的尴尬事。 虽然一直以来就安心想去掉袁世凯，但却办得如此仓促，而且选择了这样一个不是借口的借口，说不出道理的借口，实际上也没法明讲的借口。这样赶走袁世凯，实在是难以服人。诏令一下，除了袁世凯的政敌，没有什么人感到满意，连一向对袁世凯不太感冒的张之洞都觉得不妥。当时的学部侍郎严修，还公开表示抗议。各地立宪派和实力派，对此更是忧心忡忡，发起立宪请愿，其实就是这种忧心的一种表现。毕竟，想要开掉袁世凯这样的重臣，即使在西太后在世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的，没有这样的借口，只能说明朝廷自己乱了章法。 袁世凯被赶走了，但他的势力其实还在。做事如此鲁莽灭裂的满人亲贵，一时半会儿，没法收拾人心，彻底消除袁世凯的潜势力。换上的满人不中用，换上的汉人也不卖力，掺沙子掺到北洋六镇里的士官生还有叛逆危险。不用说，正是这种蛮不讲理的罢黜，埋下了日后袁世凯再出山最终出卖朝廷的隐患。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5章皇帝的膝盖 有人说，人有膝盖，就是为了下跪用的。这话让鲁迅先生很是愤愤，曾经大加讥讽。不过，在中国的古代，人活在世上，就是得经常性地下跪，跪父母、跪长辈、跪老师、跪官长、跪皇帝，反正碰上地位比你高的人，差不多都得跪。有点大事儿，比如祭祀、丧礼、朝廷典礼，就更得跪。丧礼上的孝子，要对每个前来祭奠的人下跪磕头，如果来的人多，膝盖和额头都要经受严重考验，考验不过去的，顺便跟已逝的亲人走了，也不是没有可能。每年春节，臣子们参加皇帝的大朝会，会上赐宴，那顿饭实际上是没法子吃的，一会儿磕头，两会儿磕头，还要时刻注意不能失仪，头磕完了，仪式也结束了，如果自己不垫补点，专等着皇帝的饭，早饿得发昏了。 由此看来，彼时人生在世，无论地位多高、出身多高贵，都得经常下跪。但是皇帝呢？皇帝贵为天子，按理说人世间没有比他地位高的人了，他的膝盖也是用来下跪的吗？天下至尊的人，当然也有要跪的地方，祭天、祭祖都要跪，像清朝的皇帝，祭孔的时候居然也跪了，但这种时候能有多少呢？不消说，皇帝如果父母在世，当然也需要跪，不过，昏定晨省都是三礼上的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没多少人真的这样操练，皇帝自然也不例外。孝道都是拿来说别人的，弄到自己头上，就得两说。一般来讲，做了皇帝，老子多半已经翘了，老子没翘，做太上皇的情形，非常之少。没了老子，剩下一个娘，问题要简单得多。唐代武则天之前，论孝道，孝顺爹娘还是有分别的，对娘理论上可以马虎一点。虽然说太后专权的事时有所闻，但细论起来，其实还是太后不专权的时候多。因为凡是女主当家之时，史书上就格外留心，浓墨重彩，所以人们印象里，好像只要是太后，都要在政治上插一手。其实不是，多数的太后都不问政事。所以，皇帝的确不需要跪什么人。人生五达尊——天、地、君、亲、师，皇帝需要跪的，也就是天和地，加上祖宗牌位，老师不用跪，老子多半已经翘了，合并到祖宗一起跪就好，娘老子如果在，下跪也是偶尔的事儿。做皇帝虽然也是一个肩膀扛脑袋，也有两个膝盖，但硬是跟常人不一样。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些皇帝不但需要经常下跪，而且可能比一般人跪得还多，晚清的光绪皇帝载湉就是一个。载湉是咸丰皇帝的同父异母弟醇亲王奕譞第二个儿子，由于长子夭折，载湉就是长子。载湉的母亲，是西太后的亲妹妹，醇亲王的福晋。由于载湉跟同治皇帝载淳是堂兄弟，按道理，同治死后，即使没有后代，也应该在溥字辈的皇室近支中找一个继承帝位，过继给同治做儿子即可。但是这样一来，当家的太后叶赫那拉氏就成了太皇太后，伸手干政，离得未免太远。所以，西太后力主找载湉，让载湉当她的继子，接茬做皇帝，自己接着过太后的瘾。满朝文武慑于老太婆的淫威，没有敢说话的，只有一个死心眼的御史吴可读，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尸谏了一下，也无济于事，大局遂定。 其实，西太后找载湉继承皇位，还有一份小小的私心，那就是说，载湉从咸丰那儿讲是侄子，从她娘家论则是亲外甥。也就是说，这个当时仅仅四岁的小男孩，是整个爱新觉罗家族中，跟她个人血缘关系最近的人。所以，当年光绪入宫之时，西太后的确是真心待他，把他当亲儿子养的。只是，这个叶赫那拉氏，不到三十岁就守寡，年纪轻轻完全没了性生活。这样年轻的寡妇，固然疼儿子，但心理多少有些变态。这个儿子不是亲的，变态多少会加重。她会有意无意对外强化他们的母子关系，强化的方式，就是母子间的仪式。这样，小小年纪，光绪的膝盖就要吃苦了，总是要对西太后跪来跪去。通过这些跪拜，一面炫耀光绪的孝，一面炫耀自己的慈，还有自家作为帝母的那份得意。光绪十六岁亲政（假的）之后，操练这份孝道，就得更加勤勉，一会儿到太后的寝殿请安、跪送，一会儿又得提前跑到太后办公的地方跪迎。无论是跪送还是跪迎，都得等太后踏实了，才能起来。太后最爱看戏，但每次演戏，都得光绪这个儿子陪着，少不了跪迎跪送不说，好戏开锣，得先让光绪打扮停当，从戏台的上场门出，下场门下，假装演戏，展示一下老菜子娱亲的孝意。 如果说，戊戌政变之前，娘儿俩没闹翻，老太婆还有怜惜光绪的可能，这些个母子仪式，有时候还不过分。但是，政变之后，光绪成了西太后的政敌和囚徒，这样的仪式，就成了折腾人的把戏。无论在宫里宫外，在紫禁城还是颐和园，光绪的跪和拜，真的就变成了折磨人的体罚。在庚子闹义和团的时候，这种体罚最为严酷。在西太后自己，是惩罚不孝子；在那些顽固派大臣，则是惩罚二毛子皇帝。 要说起来，光绪还真是个抗折腾的人，就这么折腾，还就是没死。在最后关头，还得有劳西太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毒死了光绪，才保证了江山没落到政敌手中。死后的光绪，在孙殿英的掘墓行动中，也跟西太后一样，被掘坟翻了出来，曝尸在外。 抗折腾是抗折腾，但命苦。苦命的皇帝，更苦的膝盖。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6章皇帝的衣服不好补 一般来讲，皇帝的衣服是不用补的，每天都换新的，就算偶尔穿了两次，无论如何是等不到穿破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例外，满人皇帝就穿过补丁衣服。 跟明朝的皇帝相比，清朝满人的皇帝相当敬业，也相当奢侈。明朝的皇帝建了皇宫，但皇帝住着却不舒服，大部分的地方都是用来讲仪式摆排场的。但是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想过另建个园子，进里面去享福。最胡闹的明武宗，也不过建了个豹房，比起圆明园来，小小巫而已。康熙和乾隆多次下江南这样的美事，明朝皇帝也不怎么做，他们最喜欢的，无非是躲在宫里跟女人胡闹，连大臣都懒得见。宫里的宫女多、太监多，但讲到享受和排场，还真就赶不上清朝的皇帝。 但是，清朝的皇帝由于敬业的缘故，有时候也会变得相当的节俭。乾隆是清朝盛期最后一位皇帝，在他的晚年，这个朝廷其实已经由盛转衰，只是没有人敢把实情告诉这位年事已高的十全老人，还是任由他拼命地乱花钱。没等到他翘辫子，已经做了多日傀儡皇帝的嘉庆看到国库空虚的窘境，已经心急若焚了。待到老子一死，马上厉行节约，漫说不下江南了，连例行的承德避暑都不想去了，为的就是省钱。 这场厉行节约运动，一直延续到了他孙子咸丰时代。因为日子更紧巴了，遍地都是闹事的，洋人还来凑热闹，银子一个劲儿地往外掏，进项却少。如果清朝的皇帝跟明朝皇帝一样，天下万事不理，倒也罢了，他们可是天天天不亮就起来上朝的，所有的烂事都得操心，跟居家过日子一样，缺钱的事最糟心。道光皇帝穿补丁衣服的事，地球人都知道了，但他的儿子其实比老子还节省。道光的补丁打在朝服上，明晃晃的，朝臣们争相效法，其实就是作秀。儿子对老子一朝的弊端冷眼看多了，都比较清楚，所以轮到他当家了，不再把补丁打在外面，而在内衣上讲究起来。咸丰有件杭纱的套裤，刚上身就被蜡烛灯花不慎烧破了一个小洞，按惯例扔掉就是，但咸丰不肯，要补补再穿。于是，皇上的俭德被左右盛赞了好久，皇上也得意了好久。皇帝的旨意被执行了，过了好些日子，裤子补好了，送来一看，跟新的一样，仔细一瞧，的确有补过的痕迹，但非认真看是看不出来的。一细问才知，这样高明的补丁，是内务府交由江宁织造找高明的工匠的杰作。区区一个小窟窿，花了几百两银子。这样的工匠，所花费的工夫，内中的手艺，比《红楼梦》里连夜勇补孔雀裘的晴雯，还要多了和高了不知多少倍。有这个银子，民间可以买一打纱裤了。 皇上的节约，也有真能省下钱来的地方。上书房门轴坏了，按照惯例，内务府是要换新的，这可是皇帝读书的地方，不比别处。但是咸丰不肯，亲自查看之后，说是修修就可以了。于是乎报修，由内务府转到工部，招商承办。有了纱裤的教训，咸丰要先报预算。预算下来，工部也真敢狮子大开口，居然要花五千两银子。咸丰听了大怒，他可没有他老子那样好说话，对于撤职查办从不吝惜。于是工部马上改口，说是五十两就够了，刚才的五千两是笔误。雷霆一怒，省了四千九百五十两白花花的银子，皇帝很高兴。其实，一个门轴而已，就算材料好点，在民间也就一两银子，一个工匠半天的活儿。 做皇帝，原则上是不能节省的，因为有一大堆的人就指着皇帝的奢费吃饭呢。明朝有十三监的太监管事，说是有弊端，清朝改了，成立了内务府，全国上下搞特供，全国上下有机构，钱花得更多。皇帝真的要厉行节约，围绕皇帝服务的机构首先就不乐意，千方百计让你皇帝干不了，因为真的节约了，他们就没地方弄钱了。所以，皇帝但凡要省钱的地方，弄下来比不省花费还要高。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机构弄钱的大局。所以，作为帝王的俭德，补丁衣服是可以宣传用的，但真的能不能省钱，肯定要两说了。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7章清代的特供 无论什么时代，有特权，就肯定会有特供。王朝时代的特供，属于贡品，专门供给皇帝和其家人享用的。当然，外国人来华，所要奉献给皇帝的东西也叫贡品。但这种贡品皇帝一般没法指望，除了几个固定的藩属国，其他国家的贡品往往是时断时续，贡来的东西又不大好。其实说白了，就是人家看准了中国古代皇帝的虚荣，贡一还二甚至三，安着心跟中国人搞不平等贸易。这种买卖，明代的日本大名最喜欢做，在家里都个个称天朝上国，但却都喜欢到明朝来进贡，不让进贡，就勾结海盗抢，于是就有了倭寇之害。 我在这里说的贡品，主要是供应皇帝的特供。玩赏的东西，有来自西洋的，属于奇技淫巧的玩意，比如各种花样翻新的钟表。用的东西更多，打簧表、鼻烟、皮毛大氅之类的都是。《红楼梦》里贾宝玉穿的那件俄罗斯来的孔雀金丝线的大氅，就属于贡品，专人采购送给皇帝，但被权臣们捞去的。其他产自国内的，如上等的或者专门制作的瓷器、丝织品也属于特供。吃的东西，属于贡品的更多，以至于中国国内各地哪个地方也逃不掉。这些吃食，主要是些土特产，比如福建的荔枝、龙眼、佛手还有燕窝，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的飞龙、鳇鱼、响水大米、人参，等等。 贡品的采办，由内务府负责。清代鉴于明朝太监之祸，将供应内廷的机构，由明代太监们管的十三衙门，变成了满人管的内务府。太监专权的可能性的确降低了，但内务府人员的贪腐却一发不可收拾。不管有什么才能的人，只要干上内务府的差事，就一辈子两辈子都吃不完。内务府好些机构，就是专门负责采买皇帝特供品的。比如粤海关的监督衙门，专门负责采买西洋物件。江宁、苏州、杭州等处的织造处，专门生产供给皇家的各种丝织品。当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就做过江宁织造。织染局、绮华馆，还有都虞司，都虞司里含东北专门负责弄野物的打牲乌拉处等，还要加上各种专门生产贡品的田庄，专门养鹰鹞的鹰鹞处。在清朝中叶，内务府不算壮丁，不计太监，光职员就达到三千多人。 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就是为了皇帝和他的家人消费之用，具体地说，就是供皇帝和家人吃喝玩乐的。特别要命的是，这样的供给，严格来说是不计成本的。同样的东西，在平民那里也许只值几文钱，但是成了贡品，就得耗费几两甚至十几两银子。响水的大米，得有专门的庄户种植，福建的佛手，也一样有专门的农户负责。反正有一种贡品，就得搭上一个机构，一连串的人手。连龙井茶，都是龙井村里有专人负责那几棵老茶树。那个时代，没有火车，也没有专门的保鲜设备，大米之类的还好，时鲜果品，尽管采用了当时能做到的保鲜措施，待千里迢迢运到北京，也是十不存一。况且，无论什么贡品，皇帝能吃几口？内务府的人近水楼台，其他有权势的人也要沾光分润。《红楼梦》里的贾家，就是一个有资格分润贡品的豪门大户，小说里说的事儿，现实肯定有。这样一来，特供的消耗就相当大了。所有的耗费，都无一例外算到皇帝身上。反正无非是把皇帝的银子，花在皇帝身上，没花在皇帝身上，也算皇帝的。 按道理，所有贡品的采买都是要钱的。但是，皇帝的贡品，地方官谁敢说半个不字？别说给钱，还得倒找钱。也就是说，上级拨款都落到采买的胥吏口袋里不说，地方官还得给采买的胥吏塞贿赂，否则就找茬不收你的东西，过了季节，耽误了皇帝的事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反正地方官也有办法，羊毛出在羊身上，堤内损失堤外补，最后讹到小百姓身上也就是了。其间，内务府的人打着皇帝的名义到处捞钱，成本一文不名，但该办的事都办了。办来了贡品，孝敬了皇帝，顺带打点了所有的权贵，再有什么事也没人参他们。即使有不识相的御史说话，也会有人替他们说话。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8章皇宫的安全与太后的脸面 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十二日，皇宫里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儿。在病中的西太后，派太监李三顺带一个小太监，给她的妹子、醇亲王的福晋送了八盒点心。因未报敬事房通知护军放行，所以出午门旁的东左门时，就给护军拦住了。其实，这种进进出出的事儿，估计太监们多半都懒得按制度申报，他们跟护军彼此也都脸熟，打个招呼也就放了。但是，这回太监李三顺碰上了死心眼，也或许是因为李三顺过于骄横——给太后送东西嘛，对护军缺乏必要的礼貌，反正是两下僵上了。一边是太后跟前的太监，一边是八旗贵胄，谁服谁呢？争吵之下，未免会有些推搡，太监李三顺乘机把食盒摔了，回去奏报西太后，说是被护军打了，连食盒都给砸了。这下事可就大了，病中的西太后雷霆大怒，告知当时还在世的慈安太后，也就是东太后，说是被人欺负了。经过立光绪为帝，二次训政，西太后气焰熏天，慈安名义上虽是正宫太后，但不过就是个摆设，断没有不给“妹子”出气的道理，两宫一心，不消说，几个护军的脑袋悬了。 还好，太后不是军阀，没有当场下令砍人，而是将几个护军交内务府和刑部处理。但是，意思已经到了，非杀不可。 凡是涉及太监的事儿，朝臣没有不议论的，一议论，多半对太监不利。况且，此次事件摆到台面上，分明是太监的不是，而护军不过是恪守职责，按规矩行事而已，如果换了个明白事理并且喜欢作秀的主子，可能不仅没罪，还要打赏的。但是太后是女人，女人多半有点小性子，好面子，于是，哥几个就有了性命之忧。 如果说，当时太后一怒之下马上把人杀了，也就罢了，但是现在交刑部治罪，朝议纷纷，是非曲直如此明白的事儿，又跟太监专横不法有关，刑部要是真的按太后的意思把这几个人给斩了，不仅刑部四位堂官有麻烦，主事的军机大臣，尤其是当家的首席军机大臣奕䜣日后自己的那张脸就没地方搁了。别的不说，回旗里都会被唾沫淹死，人家不敢骂太后，王爷是敢骂的。要知道，所谓护军就是皇家禁军，非上三旗家子弟，政治上绝对可靠，是没份的。至此，不大不小的事儿变成了大事，不止御史们纷纷上奏来争，朝中的大臣也有奏章来争。 所以，案子审来审去，就是定不了谳，没人敢把这几个护军（其中还有一个皇家宗室）往鬼门关上送。军机大臣们也苦争不肯奉诏，每次召见都说个没完。几上几下之后，拖到十一月底，最后总算死罪免了活罪不饶，两个销去旗籍，发往黑龙江做苦差，遇赦不赦，一个宗室圈禁五年，而护军统领岳林则交部议处，最轻，官职也是保不住了。 这样一个处罚结果，尽管护军的脑袋保住了，但是仍然让人感到愤愤。明明是太监的无理，却把板子都打在护军头上，对于太监漫说处罚，连一个字的责怪都没有，舆论没法不大哗。从来如此，凡是皇帝太后的错，如果借着宦官说事，就容易引起共鸣。但是，此时西太后决心已下，不杀护军算是让步让到家了，明诏已下，一时间没有人敢再出面谏诤。这时候，两位清流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了，一个张之洞，一个陈宝琛。此前御史和朝臣对于此事，抗争的奏章不少，但西太后见一个气一个，因为大家说来说去，都是说护军怎么冤枉，太监如何可恶。但是，张之洞和陈宝琛的奏折，则专从皇宫和太后的安全出发，把本年度刚刚发生的外人混入宫禁事件，以及嘉庆朝林清起义因太监做内应打入皇宫之事，旧事重提。强调这两个事件，都是太监干的。如果像现在这样处理，恐怕今后不仅皇宫安全难保，而且易于滋生宦官之祸。 这样的奏折上去，恭亲王奕䜣钦佩得不得了，连声说道，这才叫大臣的奏折。而西太后的气居然意外地平息了不少，毕竟她也是个明白人，知道张之洞和陈宝琛说得有道理，如果板子只打护军，而且重打护军，却不打太监，那么在骄纵的太监的淫威之下，还真有可能让皇宫的禁卫变成一纸空文。自家的面子固然重要，但比面子更重要的是自家的安全。性命比面子要紧，这个道理西太后还是懂的。于是，一个似乎已经定案的案子，在几天之后居然再次重议。最后的定谳是护军统领免于议处，三个当事的护军各打了一百杖，流放，旗籍保住了，宗室的圈禁也改成了两年，而且不扣钱粮。更重要的是，当事的太监李三顺也被打了三十板子，分管的总管太监被罚俸六个月。此前因熟人关系放进外人的太监，也分别被加以责罚。而在此案的最初处理中，是只罚护军，不罚太监。 这样板子两边打，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说是不担心貂珰（宦官）之祸了。其实，这样的处罚依然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板子两边都要打，也应该是太监重、护军轻，现在居然倒过来。看来不管怎么说，西太后的面子还是需要第一位考虑的。只是，这样的结果是从护军的砍头之罪一点点争过来的，所以大家也就满意了。 在一个王朝的天下里，最高统治者是无论如何不能得罪的。即使人家允许你提意见，也得周全地顾及人家的面子。龙颜大怒之下，没有道理好讲。一般来讲，不给有权者的身边人面子，就是不给有权者面子，不管不给面子的行为是否涉及国法，甚至涉及有权者长远的利益。幸亏西太后千不好万不好，但至少人话还能听进去一点，只要设身处地替她着想，还不是油盐不进。如果换一个混人，不仅护军的脑袋不保，恐怕一连串进谏之人，包括两位清流领袖，脑袋也得搬家。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9章太后逃难图 1900年8月14日，即庚子年的七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当天，没有重炮轰，也没用炸药炸，这座有着高大城墙的大清国都即被攻破。也就是在这一天，西太后拉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临行前还没忘了把光绪心爱的妃子、她眼里的小妖精珍妃给推到井里淹死。此前十余日，西太后和执掌兵权的荣禄已经知道大事不好，事先让当时还留任京兆尹（北京市长）的陈夔龙准备两百辆骡车。但是，当时的北京已经兵荒马乱了好几个月，大多数的商户被吓走了，正常的贸易乃至市民生活已经不复存在。漫说两百辆骡车，就是二十辆一时也凑不齐。城破之时，子弹飞进宫里，西太后拉着光绪仓皇出逃。光绪一边逃，一边甩掉自己的朝珠缨帽，匆忙换上了平民的布衣，西太后穿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像个乡下的老婆子。跑出宫来，才挤上一辆骡车，跟着逃难的人则大多数是步行。随护的兵丁不足千人，毫无纪律，跟土匪溃兵没有什么区别，走到哪里抢到哪里，就差没抢太后和皇帝了（他们也没什么可抢的）。 逃到哪里，其实西太后自己也没有数，反正联军攻城是从东南两个方向，他们就向北跑，出了德胜门，一直奔北。一路上虽然有人通报安排接驾，说是两宫要来，但是地方官却都跑得连影都没有。以往号称忠勇的义和团也忠义不再，没了踪迹，反正两宫碰到的不是溃兵就是游勇，连正经百姓都没有一个。别说管饭，连口水都喝不上，好容易碰上口水井，里面还都有死人或者人头。没办法，只能弄点玉米秸嚼一嚼，权当止渴。需要上厕所，也只能找那种乡村里生满蛆的蹲坑，用惯了宫里香喷喷的马桶的太后，此刻也只能屏住呼吸，在宫女的搀扶下，忍着恶心方便。有的时候大路不敢走，只能穿行玉米地，当时还处在夏末，天气很热，大热天在青纱帐里穿行，热得养尊处优的太后和皇帝一身的痱子，胳膊上被划得一道一道的血印子。晚上歇息也只能露宿，床肯定是没有的，太后和皇帝只有一条板凳，两人背靠背依偎着熬到天亮。虽然还在夏末，但北方山区的夜里还是很冷，又没带衣物，冻得两人直打哆嗦。一路从北京跑到怀来，牙未沾米，连口水都没的喝。两宫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幸好到了怀来，怀来的知县吴永没有跑，为两宫和随行人员准备了点吃的，结果还被溃兵抢了。唯一剩下一大锅的小米绿豆粥，还是吴永用身体护下来的。总算太后和皇帝有了口粥喝，两人喝得那个香，就像赶上了玉液琼浆。吴永还找到了五个鸡蛋，烧开水煮熟，进呈上去，西太后这个每日饮食要几百道菜的人，居然一口气吃了三个，剩下两个给了皇帝。在李莲英的帮助下，吴永还给太后的水烟袋里装了烟，用纸媒子点燃，让太后在出逃后第一次过了回烟瘾。尽管外面还是兵荒马乱，乱兵闹纷纷，总算到了怀来，太后和皇帝能换上吴永拿来的干净衣服，在炕上睡上一觉，大小便也有马桶可用了。 怀来往后，西太后一直在逃，进入山西，然后转到陕西，最后在西安安定下来。但从怀来往后，勤王的兵马渐渐来了，供应也逐渐有了保障。其中，怀来县知县吴永的那一锅小米绿豆粥加五个鸡蛋，简直就像救命丹一般，是一个转折。所以，吴永的知县也不做了，西太后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护驾伺候，直升为知府。如果不是后来吴永跟第一个前来救驾的甘肃藩司岑春煊死活都不对付，而岑春煊的位置在西太后眼里又相当重要，他后来的仕途会相当的顺利。 在清朝所有的后妃中，西太后是最会享受的一位。每日的享受，绝对超过此前任何一位皇帝。无论在宫里还是在三海或者颐和园，住的地方都是冬暖夏凉，冬天屋子下有炭火，夏天里面放着冰。无论多么贵重的衣服，从来没有穿第二次的时候，吃的则是山珍海味，很多时候，一盘价值几百两银子的菜，看一眼就扔掉了。晚清说起来好像国力不强，但物质财富却因为开放的缘故，比从前丰富了许多。国家包括宫里的收益，也比此前丰裕了不少。从前看都没看过的海外珍奇，吃的、用的都可以搞到。所以，国家虽弱，但太后的日子却过得滋润。至少比起她的夫君咸丰，和他那位需要穿补丁衣服的公公道光皇帝，实在是有天上地下的分别。 这样滋润的日子，因为洋人破城，突然之间从天上跌落到地上，个中的滋味，谁品尝谁知道。会享受的西太后是明白人，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把改革废掉，拉着国家向后退的缘故。具体地说，就是轻信了顽固派大臣的说法，迷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贸然跟洋人开战。这样的教训，有一次就足够了，年事已高的太后，已经不可能，也没有这个本事经历第二次了。 在当时的中国，逃难的事百姓们常有，兵灾来了要逃，水旱蝗灾也要逃。逃难，逃难，本身就是难。逃难的日子，人不如狗。位于最高层的统治者，如果自己把祸惹大了，也免不了要逃一逃。这样的教训有一次，比上多少堂居安思危的课程要强百倍。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清朝改革才会如此坚定。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10章哦，空军也来了 近代的中国虽说是落后国家，海军的发展比西方晚了好几个世纪，但空军起步却不算晚。在海外华侨的资助下，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就有了自己的飞行员冯如和几架飞机。到1916年中华革命党在山东起兵讨袁，居然也谋划用飞机参战，只是因为地面的仗都没打起来，所以空中助战也免谈了。而国民政府则在1913年春就在法国的帮助下，建立了南苑航空学校。派留学法国学军事而且会开飞机的秦国镛为航校的校长，从法国购买了十二架双翼的教练机和一些器材，聘了几个法国教练，利用原来南苑的军营加以扩建，把操场修整成为机场，加建了一些房舍、停机棚和修理厂。“随即招考学员”，于当年的秋末就开学了。 虽然说自清末以来，在军事现代化过程中，新式军队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但相对于陆军，海军和空军这样的军种，成员的知识含量会更高，“新”的程度也非陆军所能望其项背，即使一般的官佐，也得是专门学校毕业的。空军比海军还要洋一点，能上天飞的都是不折不扣的“军官学生”，当初选的时候就都找的有文化的。学成之后，不仅需要航空和机械方面的知识，因为法国人直接授课，外语还得过关。不像陆军，即使大老粗，只消跟长官关系好，也能混个一官半职，只要机缘凑巧，变成高级将领似乎也没问题。但是，从来都是这样，知识和学历水准高的军人，思想也比较活泛。所以，辛亥革命发生，海军被派往武汉江面镇压起义，不久就倒戈相向，给了清朝当家的权贵心理上沉重的打击。同样，航校的师生在张勋复辟发生之际，除了少数满人学员之外，绝大多数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为此，满汉学生之间还发生了冲突，满人学员被迫离开学校。整个航校在校长秦国镛的带领下加入讨逆军，成立了“临时空军司令部”。 在当时，即使西方的所谓空军参战的话，也只是执行侦察和通讯联络的职能。真的要参与战斗，顶多能扔几颗炸弹，吓唬吓唬地面的人，或者敌对双方驾机升空碰上了，互相用手枪放几枪过过瘾。当然，讨逆军所属的空军，当时也就只能做这点事儿。不过，由于中国落后，绝大多数人没见过飞机，徐州来的辫子军就更是不知道飞机是什么东西，所以飞机升空之后，还真是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据台湾出版的《民国初的复辟派》一书的作者胡平生考证，当时南苑空军在讨逆行动中一共出动了七次。7月5日一次，飞到永定门、丰台一带，侦查敌情。7月6日凌晨五时一次，飞到北京城里撒传单——以空军司令秦国镛名义写的警告书，吓唬人，说是城内诸军“倘执迷不悟，即以炸弹从事，玉石俱焚，后悔何及。”同日六时又一次，飞往黄村、卢沟桥和永定门一带侦查敌情。午后，连派飞机两架，先后飞往廊坊通讯联系。7日上午六时，派飞机一架飞往马厂，向段祺瑞汇报情况。七时，复派飞机一架往丰台投掷炸弹，炸散了当地的辫子军。十时，派飞机一架直接飞到皇宫上空，投掷炸弹数枚。 当时作战双方的战况并不激烈，双方打仗近乎做游戏。飞机来了，辫子军个个抬头呆看。只听轰的一声，炸弹落下来了，炸死好几个，大家一哄而散，四散逃开。但辫子军的节节败退，跟轰炸关系也不太大。轰炸皇宫，更具有戏剧性。当日的《顺天时报》报道说：“该飞机在皇宫内投掷炸弹三枚，一弹落在乾清门外，爆裂时炸伤侍卫一员，并将伊克坦之轿夫一名炸伤，旁有一狗，亦被炸毙。”（笔者注：伊克坦者，系清废帝溥仪的满文师傅。）而溥仪的回忆，则相当有趣： “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是面无人色。在一片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是安全的。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嘈杂，乱成几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第一次的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的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即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最聪明的措施了。幸亏那次讨逆军的飞机并不真干，不过是恐吓了一下，只扔下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其实，即使讨逆军想真干也干不了。据当事人回忆说，当时轰炸皇宫的飞机是南苑航校马力最大的飞机，八十马力，仅仅相当于现在的一台小型拖拉机。为了保险起见，飞机由航校的教练潘世忠驾驶。这样的飞机，根本就不能用于作战（其实在1917年，即使在如火如荼的欧洲战场上，飞机也不是用于作战的），既无投弹仪器，也无瞄准机，仅仅带了几枚十二磅的小炸弹，相当于后来的手榴弹。投弹者两只手各拿一个，两个衣服口袋里各装一个。“在投弹前，先以牙齿将弹上之保险针拔去，然后以两眼注视地上应轰炸之目标是否合适，方可投下，其简单拙笨，可想而知。飞行高度约在三百米以上，在此高度飞行最为危险，倘敌人稍有航空常识，集中火力对我猛烈射击。莫说我是一架两架，即使十架二十架，也早被敌人打下。只禁卫军和辫子军无此常识，任凭我低空飞行，随意轰炸，实属侥幸之事。”这样的所谓轰炸，根本谈不上是空袭。十二磅的小炸弹，对于当年的皇宫里的建筑，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伤害。太监们的防范措施，其实是有效的。只要躲到房子里，就伤不到，躲到床下面，就更保险了。当年的空军，无论哪个国家的，都没有这个本事空袭。而且，南苑航校的飞机，即使按当时的水准也是落后的，很多部位都是木制的。那时辫子军和皇宫护军手里的步枪，有效射程都可以达到五百至八百米，不用说还有机枪，就是步枪对天排射，飞机连驾驶员也一并报销了。 然而，这样纸老虎式的轰炸由于炸到了皇宫，吓坏了小皇帝和他的师傅们，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寻常。航校的人回忆说，轰炸完了，皇宫内务府的主管世续马上就跟航校临时司令部通电话，说“请贵校飞机不要进城，我们皇帝是不愿做了”。而另一个说法是，溥仪的师傅梁鼎芬“通过一个名叫含泽的日本人（可能是日使馆的书记官），请求日本驻北京的公使林权助，致函段祺瑞的陆军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停止轰炸”，有梁鼎芬的信函为证。而当时的报纸则称，是王士珍电告，清室已经恐慌，要求不要再炸，已派代表前去接洽谈判了。事实上，此时的废帝已经完全没有心情坐龙庭了。两天后，连张勋都逃到了荷兰使馆，一场复辟好戏彻底落幕。 在北洋时期的内战史上，连颇具规模的海军起的作用都不大，顶多也就是敲敲边鼓，起个擂鼓助威的作用，空军就更谈不上了，但唯独此次例外。轰炸辫子军，对其造成的伤害有限，但轰炸皇宫，却对遗老遗少的威慑作用相当大。虽然说，没有空军参战，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复辟方面早晚得失败，但飞机一来，几颗威力不大的小炸弹，的确加速了复辟的结束。从清末人们就说，满人怕炸弹，此番炸弹从天上飞下来，动静实在太吓人了。此后，比较大规模的战事，比如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与国民军的战争，飞机都曾升空助战，但是所起的作用都微乎其微。对于久经战阵的老兵来说，只要扔下来的炸弹所造成的伤亡不那么厉害，头一两次害怕，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他们依然不知道如何用步枪或者机枪打飞机，但飞机也对他们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直到1930年以后，世界上飞机有了很大的改进，空军有了长足的进步，再传到中国，空军参战才成气候。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11章皇家宫苑里的艺人 京剧的历史，一般都以乾隆年间徽班进京作为始点，但京剧真正成气候，其实是在慈禧太后当政的时期，慈禧实际上是京剧的第一功臣。在慈禧之前，京剧不过属于花部的乱弹，登不了大雅之堂。而宫里上流社会，兴的是昆曲。这种雅部的玩意儿，曲调悠扬、唱词典雅，很适合士大夫浅斟低唱的口味。而花部的诸曲，虽然高亢悠远，但唱词却鄙俚不堪，为了找辙押韵，甚至话都说不通，只有在民间才有市场。 然而，慈禧太后是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女人，出身也不是诗礼之家，大权在握之后，闲暇依然不少。没什么文化的她，不大可能欣赏雅部的昆曲，只能把心思花在花部的乱弹上，所以正在形成中的京剧就有了自己的恩主。按规矩，宫里观戏，多半是宫里的太监演。只有乾隆破例，招外面的艺人进宫演戏。乾隆之后，几位皇帝都相当拘谨，这个例子也没怎么延下去。太监演戏，虽是专门的御用班子，但水平有限，哪满足得了慈禧的胃口？于是招外班演戏，就成为同光之间的家常便饭，时间一长，宫里的内班反倒成了点缀。清室家法，男女授受不亲，虽然是太后，但年纪并不大，招些外来的男性艺人进来，面对面演戏，似乎有碍礼法。但是，太后说了算的时代，有谁敢计较这个？ 那个时代有名的京剧艺人，几乎没有不进宫演戏的。谭鑫培、王瑶卿、侯俊山、杨月楼、杨小楼、孙菊仙等等，都是宫里的常客。其中谭鑫培最红，而杨月楼、杨小楼父子两代供奉。进宫演戏当然有好处，每月有四两银子的俸禄，十口人吃的白米，制钱一串。每次演戏，还有十两八两的赏钱，如果太后或者皇帝高兴，赏得就更多。但是，更大的好处，却还是宫外的市场。有进宫演戏的经历，在外面就会得到更多王公贵族和大权显贵的青睐，名声大，包银多，机会多。 不消说，慈禧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迷戏，也懂戏。王瑶卿曾说，西太后听戏很善于挑眼，但挑得令人心服。她经常“降旨”，批评艺人的表演，如果艺人唱腔发声不准，尖团字不清，平仄声有了差池，该唱三十分钟的唱了四十分钟，某个动作做得不到位，眼神错了，着装有问题，等等，都会遭到批评。但是，批评归批评，断不会因此挨板子或者杀头。不像雍正处罚戏子那样，一句话说错，脑袋就没了。孙怡云演《玉堂春》，因没有人事先告诉他慈禧属羊，唱到“羊入虎口有去无回”一句没有改口，结果西太后老佛爷大怒，也就是被赶出宫去而已。而比较得宠的孙菊仙，在外面唱戏经常偷工减料，有外号叫“孙一捋儿”，到了宫里也犯老毛病。老佛爷假托皇帝降旨：“凡孙菊仙承戏，词调不允稍减。莫违。钦此。”不过是要他下次注意。唱得不好挨批，但改好了却受表扬。王瑶卿当年属于改革派，经常换点花样，过去老旦唱戏没有身段，就是捧着肚子唱，王瑶卿改了，加了身段，别人替他捏把汗，但是慈禧说好。至于像谭鑫培这样的乖巧人，在宫里演庆典戏，《战太平》一出，有句唱词是“大将难免阵头亡”，临到他唱出来，就现改了“大将临阵也风光”，后面对得上对不上不管，但老佛爷听了高兴，得了重赏。 艺人们进宫次数多了，老佛爷又净给好脸，未免就有点放肆。据王瑶卿回忆，说他们有次在颐和园演戏，歇着的时候在乐农轩聊天，有的仰着身，有的架起腿，放肆地说笑。这时候，偏偏慈禧冲这边走过来，由于这几个人说笑声太大，根本没听见太监们例行的回避口令。如果这个时候慈禧进来，几个艺人这个样子属于不敬，按规矩至少得挨四十板子。据说一次一个名角儿到肃王府演戏，大热天在后台光着膀子乘凉，被肃王善耆发现，还打了四十板子。但是，这回明明慈禧已经听见这些人的说笑，临到乐农轩门口，突然拐了个弯，走到别处去了。显然，老佛爷故意放了他们一马。 位于最高位的帝王和太后，对社会身份低贱的艺人特别高看一眼，甚至特别宠爱，这是有传统的。传说中的梨园之祖唐明皇，不仅创造了梨园这个概念，而且确实对供奉的艺人青眼有加。后唐庄宗李存勖（李亚子）自己下场演戏，还容忍戏子当众批他耳光。而专横跋扈的明武宗朱厚照，优人也可以在他面前讽刺当朝的权宦，没有任何风险。帝王们对诤谏的大臣可以怒目而视、大加摧折，但对于优伶，却总是笑脸相迎、优待多多。甭管儒臣们如何抱怨，只要优伶能给帝王带来欢乐，他们就一直会享受别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权。喜欢谁，宠谁，就得惯着谁。 只是，这样的宠爱，并不等于他们之间真的有交情。对于帝王或者太后来说，这样的宠爱，跟喜欢小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太后待他们再好，他们自己知道，自己也不过是玩意。当年谭鑫培初入宫供奉时，西太后看见他的名字，说道，一个金还不够他花的，要那么多金干嘛？于是，在管艺人的升平署的名单里，谭鑫培就变成了谭金培。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12章光绪的京剧大批判 京剧成为战斗的武器，在人们的记忆中，好像应该是革命年代的事情。从延安平剧院的《打渔杀家》到八个样板戏，京剧一直在战斗。“文革”是京剧战斗的高峰，其间，关在牛棚里的人挨打，据说经常伴随着样板戏的乐曲。打手一边抽人，一边哼着“誓把反动派消灭光”的唱段。当然，除了这样的革命时期，按正常人的思维，戏剧原本就是一种娱乐形式。听戏的人无论开怀大笑，还是涕泪交流，过后都是放松。听戏嘛，没有人想的是添堵。 不过，所谓革命，也不过就是人的一种非常时期。人这种动物，每每过一阵子正常日子，就会转到非常时期去，没有革命的年月也是这样。到了非常时期，则必有非常之事，京剧这种原本找乐的玩意，还是可能被当成武器来整人的。晚清从戊戌变法到庚子闹义和团这段时期，举国上下，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有点不正常。戊戌变法，原本是为了求富强，缓解亡国危机。但是还没怎么变呢，担心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冲锋在先，不乐意变化的顽固派起哄在后，以杀掉六君子、帝后母子翻脸为标志，一个变法改革的中国，突然间翻作倒退保守封闭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从颐和园冲出来发动政变的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当然不肯承认自己从后台跳到前台，仅仅是为了自家的权力，反而固执地相信她之所为，就是因为光绪皇帝的忤逆不孝。不由分说，将维新派兵围颐和园的图谋，安到并不知情的光绪头上。按照这个道理，她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光绪撵到中南海的瀛台，让他日日以泪洗面，对着湖面发呆。 其实，当日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根本没有告知光绪。而光绪此前所谓的密诏，只是让臣子们想个办法，能不能既安抚了太后，又能让变法继续下去。而光绪此举，原本就是西太后给逼的，变法变到后来，怎么做都挨骂，骂得光绪已经没办法再干什么了，这才急的。而这样的骂，固然有顽固派背后拱火的原因，也无非是西太后这个老太婆在后台坐久了，对失去权势的一种担心和焦虑的折射。政变之后，如果西太后想要查清事情真相，一点都不难，查一下档案，问一下自己布置在宫里的耳目即可。可是，这个老太婆就宁愿这样糊涂着，不由分说，屎盆子就咣当扣在光绪脑袋上，而光绪按礼数又不可能辩解，也不敢辩解。其他的人，也不便或者不敢多嘴。西太后是个明白人，如果抛开个人权势的缘故，让她扪心自问，她其实明白个中的道理究竟是怎样的。但是，当时的她就不乐意这样想，一定要把光绪忤逆不孝的罪名钉死在自己的心里才舒坦。这样，她出来政变，再度训政，才有道理，也就是说，她才能心安理得。她的愤怒，其实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必须不断加强，不断愤怒，安慰剂才能很好地起作用。 政变发生不久，就赶上光绪的生日，万岁爷的千秋节，按道理该大肆庆贺一番，但是偏偏赶上这个点，光绪的好日子就变成了他的磨难。当然，光绪虽然成了事实上的囚徒，但规矩还不能不遵守，生日还得庆贺，该吃饭得吃饭，该唱戏得唱戏。只是，进宫供奉的艺人们突然发现，千秋节演戏的戏码有点怪，不演惯常的喜庆剧目，重头戏居然是《白帝城》。《白帝城》演的是刘备被火烧连营兵败夷陵，客死在白帝城的事儿，满台的白盔白甲白幔帐，丧气极了。一个皇帝的生日，去演另一个皇帝的死日，明摆着是要恶心现在的这个皇帝。但是，西太后老佛爷定的戏码，谁敢不演？演完之后，领赏的主角谭鑫培下来，感觉到了有点不对，拼命地给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磕头，磕得头皮都出了血。后来他说，他这样做，意思就是让太后放过万岁爷。西太后没有怪罪这个小叫天，但也没有放过光绪。这段时间，宫里最爱的另一出戏是《打龙袍》，这是一出公案戏，前提是荒诞不经的宋朝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说的是包公陈州放粮归来，发现了当今皇上的亲娘，后来几经周折，皇帝和真太后母子相认，皇帝的真娘为了惩罚如此长时间不识亲娘的儿子，要包公对皇帝施刑，最后是以龙袍代替。这个戏也是演给光绪看的，一边看，西太后还一边大声嘀咕，这样不孝的儿子，漫说打龙袍，就是打皇帝本人也是对的。看完，还要求光绪表态：这戏怎么样？当今之世，有谁可以做包公啊？云云。光绪只能面红耳赤，支支吾吾说道：戏演得好。西太后冷笑一声：好，我看未必好吧？ 被关到瀛台的光绪，实际上成了囚徒。衣食不周也许不至于，但孤独绝望肯定是免不了的。但是做了高级囚徒，自杀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日子只好这样挨下来。但是，余怒未消的西太后却还不解气，尤其是她要废掉光绪的图谋，既受阻于封疆大吏，也不容于西方公使之后，这个气就更大了。 庚子年是闹义和团的年份，义和团能有这么大气候，绕着弯说，与西太后跟光绪怄气也有关系。无非就是因为西太后和顽固派大臣，想借助义和团传说中的刀枪不入的法术，来抗衡西方列强。此时的光绪虽然已经成了朝堂上的摆设和瀛台的囚徒，但面对群魔乱舞的政局，还是尽可能表现出应该表达的抗议，不同意攻打使馆，不同意对西方十一国宣战。这样一来，儿子已经成为大阿哥（皇储）的端郡王载漪跳得更高，打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即光绪皇帝、李鸿章和奕劻，还有众多他看不上眼的大臣）的口号，还带着义和团闯宫。要不是西太后不想这样公然把光绪杀掉，光绪的脑袋还真就悬了。此时，西太后对光绪的迫害也公然升级。演戏就不演《白帝城》，也不演《打龙袍》了，因为这样的戏对皇帝还是太客气了。现在直接演《天雷报》，一个不孝之子，不孝敬爹娘，只奉承老婆，最后雷公把不孝之子劈死的故事。不消说，指桑骂槐已经不解气了，现在几乎就等于撕破脸皮公开诅咒了。就这样，每次演戏，光绪都得乖乖地陪着，演完了，还要被逼着发表观后感言。就这样，西太后还嫌不过瘾。升平署留下的档案中，关于庚子年的《天雷报》演出，老佛爷特意传旨，要演员们演的时候加五个雷公、五个闪电（都是人扮演的），狠狠地劈。此外还改剧情，不孝子张继保死后，魂见雷祖，要打八十杖，然后变成小花脸（丑角）。为了使雷祖看起来像青天大老爷，给他添开道锣、旗牌各四个，中军一名。这样的改法，意思不仅要光绪这个“不孝子”生时挨雷劈，死后还得接受审判，一顿饱打。第二个月之后，再演《天雷报》，又降旨添风伯、雨师。总之，这出戏变成了一场更为声势浩大的批判会，天雷滚滚，风雨大作。 天上的天雷没有真的滚滚而来，人间的雷声可是来了。在这样步步升级的京剧大批判中，义和团闹得越来越凶，围攻使馆，围攻西什库教堂，全城到处是枪炮声、喊杀声。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北京城四面炮声大作，西太后连忙让地方官准备车马，还没来得及准备周全，就换上便衣仓皇北顾。临走，还没忘了把那个她眼里教唆丈夫不孝敬婆婆的妖精媳妇珍妃，给推到井里淹死。此番逃难，西太后母子一路忍饥挨饿，惊恐万状。京剧大批判，到此结束。等西太后后来回北京，这样讥讽嘲弄诅咒光绪的戏就不演了。八国联军用枪炮教育了叶赫那拉氏，是她自己错了，错得离谱，而光绪皇帝是对的。 人世间的生活，无非就是饮食男女，吃喝玩乐，人们本质上都是要过日子的。演戏也好，听戏也罢，都是过日子的一部分。过日子难免牙齿碰舌头，人与人之间蹭出点火星也难免。但是，把过日子变成人与人的战争，把原本过日子的玩意变成战争的利器，说到底是违反人性的。试图这样操练的人，尽管是一位特别有权势的女人，但结果依然非常糟，祸害了别个，也祸害了自己。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13章民国元年的第一天 1912年1月1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其实，这一天在这个国家的多数人眼里，还是宣统三年的十一月十三日。而对于一些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而言，则是黄帝四千零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只有在少数在华的西方人和在租界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人眼里，才是公历1912年的元旦，一年的开始。然而，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民国的起点，民国元年的第一天。直到今天，台湾地区还是沿用民国纪年。 民国纪年，基础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公历，但是却把1912年作为起点，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采用公历，表示了新政权追求西方文明的意向，跟临时政府体制一样，全新的美国架构，一套当时公认最先进的体制。而建元的做法，又带有传统的痕迹，有点类似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换纪年，表示万象更始。用诗人胡风的一句诗来表示就是，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的那一刻，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个全新的共和政府问世。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新的总统府，在各省代表面前，宣誓。词曰：“倾覆清廷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然后，身穿西式大礼服的孙中山从各省代表手中接过大总统印，启印，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显然，共和国的创立者们选择元旦这一天开国是刻意而为的，为的就是开始一个跟公历元旦重叠的起始点。为了这刻意，政府组织相当仓促，元旦那天仅仅选出来一个临时大总统，连副总统和内阁阁员，都是第三天才问世的。显然，他们没来得及。 就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这天，他给当时为清朝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打了一封电报，表示他不过是“暂时承乏”，意思只要袁世凯肯反正，这个总统的位置就让给他。但是，被让的对象袁世凯却并不高兴，相当不高兴。虽然说他并不想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热衷于做曹操或者王莽，取爱新觉罗氏天下以代之，也有点怕背这个罪名，并且对于清朝也没有多少的眷恋，毕竟这个王朝不久前曾经很无理地得罪过他。可是，他对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也毫无信心。作为混迹宦海多年的老官僚，他深知当年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德行。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民族，骤然之间没了皇帝，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对他来说，最佳的方案就是他此前热衷的君主立宪，保留清室的帝位，把老对头摄政王载沣赶走，责任内阁对国会负责，而责任内阁则由他负责。这样，他虽然没有君主或者总统的头衔，但却实际控制一切。当时的清政府其实已经大体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工夫，原本气壮如牛包揽一切的清廷少年权贵们，已经满口答应将政体从原来设计的德日二元君主制，迅速进步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在几个月前还豪气冲天，强行驱散立宪请愿代表，推出皇族内阁的摄政王载沣，面对武昌起义遍地烽烟的局面，居然马上变得像绵羊一样乖，绵羊一样的百无一能。在内阁会议上，他听任庆亲王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摆布，老老实实同意请袁世凯出山，全然忘却了他在三年前怎么把人赶走的。即使跟他同为少年权贵的现任恭亲王溥伟提醒，这样做对他不利，他也无可奈何。而那桐这个号称当年最聪明的满人，不管当时算盘如何，他后来说起用袁世凯不过是赌博。赌一把，还有希望，不赌，就只有等死了。在1911年5月还踌躇满志的满人亲贵，终于发现其实他们一点用都没有，一点本事没有，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也就只能抓了。 大权在握的袁世凯，虽然还有些牵制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控制北方。理论上南北方正在交战，但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先是袁世凯的代表跟武昌的黎元洪的代表谈，然后是南北方的代表在上海谈，同时，段祺瑞也派了人，在跟南方一些军政实力派谈。袁世凯的意图很清楚，坚持君主立宪，让清帝虚位。这个主张，也得到了列强中的日本和英国的支持。在南方阵营，最接近袁世凯主张的是黎元洪。这个原本被革命党人拿枪逼出来的都督，真的行使起权力来，还真的非等闲之辈，在立宪派的支持下，很快从黎菩萨变成黎都督，掌控了湖北的局面。黎元洪这个首义都督，一时间俨然成为革命领袖，武汉成为起义各省的核心。但是，很快到来的北洋军的进攻，汉口和汉阳的失陷，让黎元洪气势大减，谈判代表不得不移师上海。南京的光复，则让革命党势力大增。此消彼长，南方也就没有了同意袁世凯主张的市场。等袁世凯悟到这一点，急令前线的冯国璋罢兵时，已是木已成舟的时候。 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如果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袁世凯就得以武力扫平起义各省。尽管北洋军能战，但毕竟兵力不足，更关键的是，军饷军费都不继。一个武汉战斗，已经耗尽了皇宫的内帑，清政府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应急了。财赋之地的南方，已经叛乱，而列强又不肯给清政府资助。当然，如果袁世凯坚持要打，也不是不可以。当年的战事，装备水准低，只要弹药和粮食供给得上，士兵乐意效命，仗就可以打。但是，这样打下去，即使是袁世凯也完全没有胜算。那么多起义省份，武汉的革命军不中用，谁知道哪个地方会冒出一支能打的军队来呢？如果有幸战而胜之，当然万事皆遂，万一战败了，他的本钱也就没了。要知道，北洋不过六镇（六个师），能战的老兵只能越打越少，袁世凯本钱有限，真的要是丢了，他可就输到家了。 再看起义各省，说起来每个地方都当家作主，大肆招兵扩军。革命阵营骤然之间就有了几十万大军，而且规模还在继续扩张中。此前一个省不过一旅正规军，现在则可以有四到五个师，遍地的师长、旅长。但是，这些军队大多为刚招的新兵，从前经过点训练的老兵都成了军官，而且还有大量的会党、土匪、流氓混入其间。南京光复之后，长江下游成为南北对峙的主战场，光集聚在南京附加的北伐军就有二十几万，各个系统、各地的军队都有。甚至还有来自广东、上海、浙江的女子北伐队。这样的军队不仅纪律不佳，战斗力极弱，而且自由散漫，极端民主化。士兵变成的军官，很多人急于享乐，有钱就找小老婆、逛窑子、找情人。干别的都行，就是打仗不行。 虽然说各省革命军开初组建的时候，由于有各省藩库里的结余，军费还可以支撑，但是这些结余很快就被耗光，军队扩张无节制，加上又开到新的地方，所以，北伐军最大的问题也是经费无着。当然，这些杂乱的军队，训练和整顿都谈不上，基本上战斗力等于零。好在所谓前线根本就没有战事，所有的北伐军都在当地吃喝玩乐，军费花光了，就哗变抢劫。各军中比较好的广东部队，最后遣返回乡之际，很多军官都带了当地的女人，别的军队就不用说了。所以，尽管革命党内部不乏反对孙中山让位的意见，但实际上孙中山却硬气不起来。 北洋军人少，无力也无心扫荡革命，而革命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多半是虚张声势，也没有能力北伐，扫荡北庭。关键是，袁世凯也不了解起义各省的实情，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各省，他的确不敢想能再做一次曾国藩，挽救这个朝廷。反过来，革命党要想革命成功，似乎最便捷也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劝说袁世凯反正。同时我们知道，其实起义各省内，革命党的力量还不若立宪派，即使临时政府的组成也是如此。各个部门，如果是革命党的主官，那么肯定要有一个立宪党人的副手，反之亦然。连临时政府的开办费用，都是立宪党人领袖张謇出面张罗来的。而立宪党人，更喜欢袁世凯，也更喜欢让革命变得更平和一些，不流血的反正能达到目的，当然最好。只是，即使是立宪党人，面对一个已经丧失威信、令他们伤心的皇室，显然没有心情维护之。对他们来说，如果有机会选择一个更先进的制度，何尝不可以试试。当初拥护立宪，是因为担心清廷的阻抗，革命的破坏，现在已经革命了，这样担忧也就没必要了。 所以，当时的情形，尽管袁世凯不无遗憾，但实际上他已经被逼到墙角，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共和，同意接受孙中山这个临时大总统。无疑，对他和他的北洋系来说，这都是唯一的选择，也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于是，南北和谈顺利达成协议，刚刚还率领众将官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只能摇身一变，通电拥护共和。尽管很多北洋军的将领未必喜欢清朝的倒台，对共和更是没有感觉，但三年没有主公袁世凯的日子，让他们深痛地感觉到了主公的重要性。在满人和袁世凯之间，选择袁世凯是当然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袁世凯的选择就是他们的选择，共和也好，立宪也罢，一切以袁世凯为归依。1912年1月1日这天，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的宣告，实际上等于按下了一个新中国模式的按钮。这个按钮一旦被按下，中国就只能选择共和了。 当然，满人还没有完全甘心，袁世凯也不便武力逼宫。易代之际，戏总是要做足的。不甘就这样缴械投降的满人亲贵，铁良、溥伟和良弼等人，组织了宗社党，妄图做最后一搏。有人甚至准备组织满人军队和警察，在最后时刻出来拼力一搏，有人还张罗给所有的满人发枪，摆出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只是，经过两百六十多年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早就没有了昔日的雄风。不仅没有人做敢死队，即便听到传说汉人要杀光他们，他们也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即便是由满人组成的禁卫军，也没有这个胆儿。在御前会议上，带兵的亲贵都说不知兵，不能带兵打仗，而一个从来没带过兵的花花公子溥伟要请缨上阵，却又没人相信他。满人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那个带兵攻下汉口和汉阳的冯国璋。说是只要有钱给他，就可以上阵。可是可怜的隆裕皇太后却又拿不出钱来，当年西太后攒那点金子，都已经给了袁世凯。让王公大臣们捐献，又没有人肯出血。其实，即使能拿出钱来，冯国璋没有袁世凯的旨意，是绝不会出面的。北洋团体的利益高于朝廷利益，这在北洋系是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恰是满人三年前无理剥夺袁世凯权力激成的。 最令满人雪上加霜的是，民国成立不久，京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袁世凯遇刺，虽然没有伤到他，但他从此再也不上朝了，可以放任让他的部下赵秉钧和胡惟德去逼宫，免得自己抹不开脸。同时，前禁卫军的统领良弼被一个革命党人刺杀，炸断了一条腿，居然不久就不治身亡。良弼是满人中最知兵的一个将才，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也是满人中最有勇气和胆略的一人。他的被刺，吓走了所有有心抵抗的满人亲贵。至此以后，隆裕皇太后要想召集满人议事，已经找不到人了。满人亲贵，不是去了天津租界，就是逃到了日本人治下的大连。而皇城的禁卫军，只消统领冯国璋答应他们保障待遇，就立马连鼓噪的勇气都没有了。同时，善于玩权术的袁大公子袁克定，还找一些流氓到皇宫周围扔炸弹，吓唬宫里的人。 刺杀袁世凯，是北方革命党人不满南方革命党的“妥协”而做出的抗争，但是这个抗争没有伤到袁世凯，反倒便宜了他。而刺杀良弼如果也是北方革命党所为，则更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当然，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其实就是袁世凯指使的，连给良弼看伤的医生，都受到了袁大公子的收买。至于在皇宫外面扔炸弹，更是一种恐吓式的逼宫。 一向软弱无能，从来没有当家主事的隆裕皇太后，哪里能抗得住这样的威吓和压力。很快，这位孤立无援的中年妇人就缴械投降，同意签署退位诏书。在同意之后，可怜她居然连哭诉都见不到袁世凯的面，只能哀求赵秉钧和胡惟德拿出良心，一定要保证袁世凯答应的优待条件，可别坑了她们孤儿寡母。就这样在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二个月，1912年的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昭告天下。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至此宣告正式终结。当然，最后在帝制完结过程中办手续的隆裕皇太后，成了满人的众矢之的，原本就没有多少人缘的她，很快就在众人背后的嘁嘁喳喳中死去。 然而，帝制告终，民国成立，真正感到兴奋的，只是都市里的少数人。上海的报纸对此进行了大肆的渲染，好像中国从此就会一帆风顺，步入坦途，甚至很快就会强大起来，跻身世界列强之林。上海的街头，人们开始换洋装，穿西服，戴西式礼帽，称为文明帽，手拿西式手杖，称为文明棍，演西方来的话剧，称为文明戏。西式的洋乐队一时间特别走红，官方和民间，无论大事小事，婚丧嫁娶，都请他们出来吹奏。但是，大都市以外的地方变化却不大，除了革命党人到处剪辫子，城乡的面貌依旧。在绍兴做中学校长的鲁迅，发现绍兴的真正变化，是天还没冷，当家的革命党人已经换上了皮袍子。作为首都的南京（后来袁世凯做总统，首都又改回了北京），居民对剪辫子认账，但却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非要让他们说，他们只当那是新皇帝。而北京的居民连剪辫子都不认账，还编出了歌谣，讽刺剪辫子的人。北洋军的士兵，即使剪辫令是袁世凯下的，还是令几乎所有的人痛苦不堪。很多人辫子被剪掉之后，会郑重其事地包起来，留好，说是死后要一块埋进棺材里。南方的革命军士兵感觉好得多，脑后的辫子没有了，半短的头发，像今天的流行歌星一样，散乱地垂在脑后。而在更广大的内地，很多农民至少在1912年这个民国元年，其实不知道天已经变了。那里的县官，还是穿着清朝的补服在升堂议事，照样让人下跪、打板子，无论小脚还是辫子，都依旧保留。 中国变民国了，但民国的新气象却不多。政府还是那个政府，商铺还是那些商铺，学校也还是那些学校。整体上社会的秩序，却有点乱。很多百姓都说，没了皇帝，就没有王法了，那么做点出格的事儿，也就没有人管了。那些原来对清朝的覆灭无动于衷的官僚，在清朝灭亡之后突然发现了前朝的好处，迫不及待开始怀旧，平地里冒出来一堆遗老遗少。但是，清朝回不来了，帝制也回不来了。中国，只能挂着共和国的招牌，沿着共和国的道路往前走，再艰难也得走。在这条路上跋涉，从一百年前的那一天，1912年的1月1日，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宿命。 第一篇 皇帝的家事 第14章有一种抉择叫退位 末代皇帝的命运都很惨，但在清末帝溥仪看来，他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这样的命运，从1912年2月12日他退位那日起，就已经命中注定了。那年的溥仪年方六岁，除了吃喝拉撒和玩耍，什么都不知道。决定清朝命运的对话，在他的记忆中，只是隆裕太后跟一个矮胖的老头之间的哭哭啼啼。 皇帝退位的决定，是隆裕皇太后做的。而退位诏书，是晚清最有名的状元张謇的手笔。几百字的退位诏书，只说了三件事：第一，为顺应民意、避免战乱，宣布退位；第二，结束帝制，建立共和立宪政体；第三，由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最后一条后来有好些人不满，认为一个垮了台的太后还要指定人组织政府，带有授权的意味。但是，尽管袁世凯也承认自己做总统不是清帝的授权，而是民意的归向，但加上这一条，对于当时的他而言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里，这对自己的合法性大有裨益。 包子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清帝的退位，实际上是独立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党人与袁世凯联手促成的。甚至连不买南北和谈的账，执意要单打独斗，到处扔炸弹的北方革命党人，也有份儿。如果不是他们炸死了最有用的满人宗社党干将良弼，满人亲贵怎么可能远的跑到大连、青岛，近的躲进天津租界，上朝时，让个隆裕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如果不是他们袭击了袁世凯，袁世凯怎么会有借口躲起来不见，让自己的亲信赵秉钧和胡惟德两个出面成天逼宫。 其实，武昌起义之后，接手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倒真的没像人们说的那样，成心要做王莽和曹操。他的如意算盘，无非是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皇帝虚位，自己当家。为此，他逼走了当年逼他走的摄政王，让隆裕临朝称制，领着一个六岁的小皇帝做君主，虚位的君主。可惜，这样的算盘，独立各省无论如何都不肯同意。即便是很有实力的立宪党人，已然革命了，也没觉得没有皇帝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此前倒行逆施的满人亲贵，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信任，顺势过一把“最先进制度”的瘾，也不是什么坏事。面对如此多的独立省份，袁世凯自然也没有信心荡平叛乱。况且，人家已经给足了他面子——只要他反正，就是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 亲手在退位诏书上盖上玉玺，办完王朝火化手续的隆裕太后，其实是一个可怜人。长得太丑，跟西太后关系又太近，一生都不招光绪皇帝待见。做了清朝最后一个临朝的太后，却似乎只是为了替小皇帝办退位手续。而她自己，也不像后来某些史家说的那样识大体。当时最强硬的满人亲贵，所指望的无非是一个冯国璋。而冯国璋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听袁世凯的。隆裕的妥协是无可奈何，她担心如果再不妥协，恐怕退位的优待条件都没了。毕竟人家答应了保留皇家财产，还可以躲在宫苑里做小皇帝，每年还有四百万两的岁费（后来其实一个子都没给）。输光了的时候，剩条短裤也是好的。隆裕最后用玉玺的时候，哭天抢地对赵秉钧和胡惟德说的，就是让他们拿出良心来，千万保证他们娘儿俩的安全，保证优待条件的不落空。当然，背后操盘的袁世凯，是乐意给他的前主子一点优待的，毕竟他要面对他过去的同僚，面对北方保守气氛浓烈的民意。即使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真的革命了，也没有像过去在宣传品上说的那样对满人赶尽杀绝，能放手也乐意放手。后来孙中山进北京，还见了隆裕和摄政王载沣，彼此握手言欢。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终结，从本质上讲是被赶下台的，但下台的过程，却是一场谈判后的妥协。对于某些特别激进的革命党人来说，这样的妥协多少有点难以令人满意，留了一个帝制的小小的尾巴——共和政府总统以外国君主之礼对待下台的皇帝。但是，对于相当多清廷的旧臣，很多保守的北方士大夫，却是一个能接受的结局。儒家思想具有中庸和妥协精神，但号称信奉儒家的国人，在政治操作中偏少妥协，即使妥协，也是假妥协。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不到鱼死网破，不肯善罢甘休。中国共和制的建立以这样一种妥协开始，不仅减少了杀戮和破坏，而且营造了一种相对平和的气氛。此后北洋时期固然办共和办得并不好，但政争和战争，烈度都不大。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章找个阔祖宗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高于一切，每个村的宗庙都建在中轴线上，其他的庙，即使人人敬仰而且有相求的观音庙、关公庙，也得旁边靠靠。但凡中国人，有事没事都希望祖宗保佑，因为是自家人嘛。但奇怪的是，几乎多数宗族的一世祖、二世祖都不怎么靠谱，就是说，是不是一家人很可疑。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自己家的一世祖是范仲淹，他就不大相信，因为姓范的祖先都是范仲淹。他说了，怎么可能北宋那会儿，别的姓范的都闲着，生孩子的事儿全让范仲淹家包办了？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说，阿q其实也吹过，说自己的祖宗阔，但被赵老太爷给打击了，从此不敢说。其实，希望祖宗阔或者有名的人，满世界都是，谁也不能免俗。所以，一修家谱，就得找个阔过的名人当祖宗。只要是同姓的名人阔人，就可能被无端拉来做不知什么人的祖宗。有的是自己找，这个比较常见。有的花钱请人找，像杜月笙，原本就是个卖水果的小贩，阔了以后，请当代大儒章太炎给他找祖宗，居然找到了西晋的杜预，一个儒将兼学者。还有一种是文人们主动给你找。这种好事，一般得等到你发大发了才行。比如朱元璋原本就是放牛的穷小子，还做过和尚，天知道自家的祖先是哪个，但当了皇帝，人家就是南宋大儒朱熹之后了。 袁世凯是个世家子弟，但是河南这个地方是四战之地，即使世家也都年头不长，追上三代就是平头百姓，一脑袋的高粱花子。袁家自己宗庙里认的一世祖，原本是袁术和袁绍，这俩公子哥儿也挺阔的，在东汉四世三公，显赫一时，袁术临死的时候还做过草头皇帝。但是，当年的袁家，按道理经过东汉末年和西晋两次战乱，早就南迁了，即使那时没迁，南北宋之际也迁了。袁世凯家这个一世祖，多半有冒名嫌疑。好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这样乱认祖宗，没有人深究。 可是，袁世凯要做皇帝了，作为皇帝，自己的祖宗可不够阔，或者不够光彩。看过《三国演义》，谁不知道那个袁术最后死的时候实际上一败涂地，想要口蜜水都不得，算不得英雄。而袁绍则官渡惨败，最后死在曹操的围攻之中。这样的祖宗，无论怎么讲，似乎都有点配不上袁皇帝。怎么办？帮闲们有办法。他们想到了明末的袁崇焕。袁崇焕是抗清的大英雄，宁远大捷，努尔哈赤中炮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立下盖世之功的袁崇焕，最后因为崇祯皇帝中了敌人的反间计，冤死在朝堂。这样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人，拉来做袁皇帝的祖先，实在是光彩照人。别的不说，还可以顺便扫一扫遗老们攻击袁世凯对清廷不忠的恶名，人家祖先就是抗清的嘛！但是，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两下差了好远，怎么扯到一起呢？没问题，帮闲有办法，只要他们都姓袁就好办。一个在梁士诒幕中做事的张伯桢手段高超，此人是广东东莞名士，造假门清。他先是伪造了明刻的《袁氏世系》，编好了从东汉袁安，即袁术的高祖，到袁崇焕的谱系。然后再编一本袁崇焕死后，其子孙的一支由东莞迁移到项城的故事。依这样说来，既然袁崇焕是袁安之后，袁术也出自袁安，两家并一家，说得过去。这样的两本新编的书都做旧了，看上去像古代的旧书一样，然后经梁士诒之手，进呈袁世凯。袁世凯拿了，也没有找人鉴定一下，读罢，龙心大悦。 满朝文武突然之间如梦方醒，原来皇帝的祖先是袁崇焕！都说，难怪袁世凯要逼清廷退位，分明是报祖先的仇嘛。一时间，北京兴起了袁崇焕热，各个部会纷纷上书，要求尊崇祭奠袁崇焕，有说该尊为始祖皇帝的，有说该尊为民族巨人的，有说该配祀关岳的。最后，袁世凯选择了配祀关岳，并派专使去广东东莞袁崇焕庙祭祀这个新找的祖先，祭文后署名“十九世孙袁某”。而广东督军龙济光和巡按使张鸣歧联合上奏，说是经过风水先生看验，袁氏祖坟的确有王者之气。当年清朝以杀袁氏始，以立袁氏亡，其间正好三百年。三百年必有王者兴，当年袁崇焕是虎运，故杀身以报汉家，今天的袁世凯是龙运，正好做皇帝。 就这样，当年的抗清英雄，稀里糊涂地就被拉来做了袁世凯当皇帝的垫脚石。可是，这样拉来的祖先，真就没法保佑他的冒名子孙。袁皇帝声势浩大，却忽起忽灭，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然后在众叛亲离中急火攻心，一命呜呼。当年的袁家有个说法，说是任谁都活不过六十岁，称帝那年，袁世凯正好五十九岁，袁崇焕也没有保佑他多活哪怕一年。 一般人家找个阔祖先，仅仅是为了好看，吹起牛来光彩，但不见得都有什么政治目的。有了政治目的，拉来的祖先基本上都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这种把戏大家都在玩，谁能当真呢？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2章买来的万岁 喊人万岁，开始是一种下面的人对上面的恭维。西汉的时候，郡太守的属官，在太守过生日之际，也喊太守万岁。皇帝知道了，也没见生气。那个时候太守很牛，食禄两千石，替皇帝管理天下。连皇帝都说，我与两千石共天下。万岁在那个时候，还不是皇帝专有的恭维。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变了，人们逐渐地只能喊皇帝万岁了。到了明清两代，老百姓甚至干脆管皇帝叫万岁爷了。 尽管那时人们还不知什么科学，但人活不了一万岁，大家都明白。传说中的长寿佬彭祖，也不过就是八百岁而已，离一万还差得远。远古人的想象力，还真是有限。特别牛的皇帝，像秦始皇、汉武帝还有唐太宗，都拼了命想成仙，找仙人，吃仙丹，实现万岁梦，最后发现还是没戏。做了皇帝，权力大，女人多，身体的戕害非比常人，多吃点补品，能争取多活几天也就算阿弥陀佛了，哪里来的万岁？但是，人们就是喜欢这样恭维，皇帝也喜欢接受这种恭维。只有当年刚从白山黑水下来的女真人不这样。他们比较实诚，拍人马屁也顶多说一百二十岁，对他们的最高首领也就这样了。所以，进入汉地后，发现这里的人们拍马屁拍得如此无耻，他们还真有点不习惯。但是，很快他们也习惯了。再次入主中原的女真后裔，连祖先的那点实诚也没了，没入关的时候，就已经万岁喊成一片了。 对皇帝三呼万岁，从恭维变成了仪式，这仪式不来自于《周礼》，《礼记》上也没有记载。但后来讲究礼仪的儒家，个个都很在意。如果不是成心反叛，没有人会在这上面失礼。士大夫们喊万岁，老百姓们也跟着，只是老百姓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喊出这一嗓子来，哪那么容易见着皇帝呢？ 这时候的万岁，当然也有威胁的成分，上朝的时候，有哪个臣子敢不喊呢？真的不喊，那就真的是活腻了。但是，习惯成自然，多数情况下，人们对喊皇帝万岁都视为当然，天经地义。用不着强迫，见了皇帝双膝跪倒，口称万岁。顺当极了，也舒服极了。辛亥革命，革掉了皇帝，来了总统。虽然还是有人对总统喊万岁，一来是习惯，二来是恭维，但按道理是不能这么喊的。因为总统是公仆，民众才是主人，哪里有主人喊仆人万岁的道理？ 可是，总统做了不到四年的袁世凯，忽然想起要做皇帝了。现在想起来，袁大总统这样的忽发奇想，系一些一脑门子馊主意的人撺掇的结果，但毕竟他是总统，大主意得他拿。自古以来，想做皇帝的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骨子里就是抢。临到登基之时，可以假惺惺地三揖三让，但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民意，所谓的让，也不过是对老天爷做点姿态。可是，袁世凯做皇帝，可是从共和国这儿过渡来的。现代政治跟古代不一样，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民意是一定要考虑的。当年的大名士王闿运曾经嘲笑过袁世凯，你想当皇帝就当好了，成天喊民意干嘛？即使是篡逆的皇帝，做好了还不是一样。可是，袁世凯却一定要这个民意，假的也要。 所以，洪宪帝制的鼓噪期，民意的呼声震天动地。什么商人请愿团、工人请愿团、农民请愿团、学生请愿团，甚至妓女请愿团，都粉墨登场，乌泱乌泱地到北京来要求袁大总统高升一步，做皇帝。鼓噪到了最后，连操纵鼓噪的人都忘记了到底人们是真心的呢，还是假意。可是，到了帝制的最后环节，这个西洋景还是穿了。 这事，要说也怪袁世凯，眼看要黄袍加身了，各省包括满蒙和西藏的拥戴书都已经到了，他还不放心，好一阵的忸怩。于是，各省就派来了大批的拥戴代表。连续三次递交拥戴书，诚心诚意要求袁大总统做皇帝。拥戴书三上之后，袁世凯终于扭扭捏捏地答应要做皇帝了。然后，各省代表们在筹安会的组织下，召开全体代表大会，一致决定要在第二天齐集新华门，跪求皇帝即刻正位，然后三呼万岁而后散会。结果，在本次会议结束前，大家齐呼中华帝国万岁之际，有一个人误呼中国共和万岁。大家非常愤怒，纷纷要求加以惩罚。此人答应，明天早上齐集新华门三呼万岁完了，他一个人长跪门前，再三呼万岁一次。结果第二天，大家都跪完了，也喊完了，这老先生一个人长跪不起，三呼中华帝国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该交的拥戴书交了，该跪的跪了，该喊的也喊了，各省代表也该回家了。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的孙毓筠负责招待代表起居，这时候出来表示，每个代表发一百元补助，地方远的发两百元。按说，依当年的物价，这些钱回家做路费是绰绰有余。但是代表们不干，说是我们这么大老远来捧场，辛辛苦苦的，光给路费不发劳务费怎么能行？我们来耍龙灯，别把我们当虾子灯、螃蟹灯、脚鱼灯。大家拼命鼓噪，就是不依。孙毓筠躲到里屋，不行，打电话叫警察，也不行。最后还是内政总长朱启钤出面，每人多加了一百元，才算了事。代表们还特别表示，钱，只要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人称袁大头。因为当时的银元有多种，以袁大头质量最好。袁世凯所要的民意，需要用袁大头来买，喜欢袁大头，才是真民意。 袁世凯要民意，又不肯真的投票，所以只能买。买来的民意，无非给外国人看，给另一部分精英看。其实人家一看，也就看穿了。买来的民意，即使喊了万岁，到头来也不过是人家的劳动所得，一场交易。连声万岁都得花钱买，无怪乎这个皇帝做不长。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3章洪宪帝制的祥瑞 有皇帝，就有祥瑞。如果赶上皇帝不自信，又急于证明点什么，祥瑞就更多。据说有了祥瑞，就证明当下是盛世，既然是盛世，君主也就是明君了。所谓的祥瑞，说白了就是一些非常之物，像龙啊、凤啊、麒麟啊什么的，长得奇怪的龟和白老虎凑合着也算，所谓五灵是也。龙凤和麒麟，世上本没有这种物种，而龟和老虎却是真有其物，即使长得怪点，浑身白毛，也还是能找到的，古代有，今天也有。如果皇帝喜欢，地方上费心找上一些送到京城，自然没有问题。龙凤之类抓不到活的，但可以捕风捉影，就非说看见了，找一堆证人，绘声绘影，众口一词，皇帝听了也会高兴。除了五灵这种上瑞之外，还有中瑞、下瑞，反正稍微稀罕的东西，都可以当祥瑞呈上。白色的狼、狐狸，甚至狗，长了双棒的稻穗，甚至从坟里挖出来的古鼎，长得稀罕的石头，都可以凑数。 祥瑞这东西，原本就是拍马屁用的。只消皇帝喜欢这口，祥瑞就多，不喜欢，就多少年一个都没有。祥瑞出，皇帝高兴，出的地方的地方官受赏。所以，祥瑞就成了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但凡地方官觉得有拍马屁的必要的时候，就会折腾一回。 时间到了1916年，已经民国了，中国没有了皇帝，按道理祥瑞也该没了。可是，不知怎么一来，袁大总统想当皇帝了。经过筹安会几个文人筹划，众多袁门干将加上“太子”袁克定的折腾，洪宪帝制粉墨登场。当然，在袁世凯看来，这是全民一致拥戴的结果，不仅北京有各式各样的公民请愿团，各省的拥戴书也都一个不落，连后来揭旗造反的云南也来了拥戴书。可是，袁世凯做皇帝，明白人一般都不看好，连他的一些好朋友都觉得不妥，好些地方实力派人物，其实都在存心观望。尽管如此，热心此事的人还是有的，北京有，地方上也有。跟民国不一样，一个新朝代、一个新皇帝出世，总会给人以某些幻想，或者说一个投机的机会。 宜昌是个好地方，风景秀丽，又是四川与外地最大的商道，可以玩的地方很多。来中国的外国人，很早就看上了这个地方。1915年10月，来此游历的英国人在江岸上发现了一个岩洞，洞里有大型爬行动物化石，从他们的描述来看，应该是恐龙化石。其实，当地人早就知道有这么个岩洞，里面有条石龙，因此名之为神龙洞。只是，当地人基本上没有旅游的习惯，这玩意就算有，也没有人传颂，所以知道的人不多。陪着外国人发现岩洞的中国人的游记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后，惊动了官府，因为正好赶上洪宪帝制。别人犹可，当地的荆南道尹和海关监督都兴奋异常，觉得奇货可居，马上电告北京，说是有了祥瑞，石龙现身。湖北巡按使闻之，下令地方官妥加保护。当时的宜昌县知事奉命前去查看，发现里面的确有条石龙，但没有脑袋，也没有尾巴，好像不怎么好看。石龙上达天听，筹办帝制的大总统统帅办事处闻知以后也很感兴趣，特意派人前来看验，宜昌官民上下都说是钦差来了。道尹大人特地命县知事造一个龙头安上，县知事一时做不出来，钦差就已经到了。好在钦差大人看了之后，也没有太挑剔，随即上报说，真有这么一条石龙，有头有尾。于是湖北上下一起庆祝，张灯结彩，宜昌全县大演其戏，官员宴请钦差，人人临席赋诗，都说这是国之祥瑞，上等的祥瑞。湖北督军王占元和巡按使段书云从省库里拨了万元在宜昌修龙庙，还上奏报告祥瑞的好消息，说是天眷民悦，感应昭然，要求宣付史馆，垂世将来。 幸好，已经做了皇帝的袁世凯头脑还清醒，在洪宪元年正月下了一道申令，说是现在科学昌明，不宜再说祥瑞，而古代的祥瑞，也未必有益于治化。此地的石龙，要求地方官妥加保护，以供学者研究，什么宣付史馆云云，就免谈了。一个好大的马屁，似乎拍在了马腿上。但袁世凯是不是嘴上这样说说，心里没准也挺高兴的，还真不好说。不过幸好袁世凯这样表了态，否则举国上下就都是祥瑞了。北京城周边闹了蝗虫，官员都说捕来的蝗虫头上面都有“王”字，是祥瑞。某地天空出现月晕，有五彩之色，也是祥瑞。其实，宜昌的祥瑞闹剧，也并没有因总统的申令而中止。“钦差”走了之后，大家还在谈祥瑞。保护根本谈不上，去看的人反而更多了，人人手摸脚踏的。大家都在传说，石龙被册封为瑞龙大王，而宜昌县也要改名龙瑞县了。只是，洪宪帝制命太短了，八十三天就宣告结束，随着袁世凯翘了，当日的祥瑞反而成了噩兆。这时，明白人又说了，原本就是一个没头没尾的龙，不祥之兆而已，所以袁家王朝也就命里该着长不了。宋人周密说过，考察祥瑞之所生，发现多在危乱之世。即使这龙有头有尾，也未必是好兆头。 看来，拍马屁这种事，基本上对于被拍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事。如今，祥瑞这个词没有人提了，但祥瑞的心思却还在。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4章戏里戏外的门包 晚清的当家人是个妇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就喜欢看戏。看戏还不喜欢看雅部的昆曲，只好花部的高腔。所谓的京剧，就是在这个妇人的喜好中成长起来的。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妇人就是西太后叶赫那拉氏。 喜欢听戏是个乐子，但与民同乐却谈不上，顶多与官同乐。西太后越是到了晚年，就越是喜欢热闹，看戏也喜欢拉一帮子人一起看。进戏园子，碍于体制不大可能，于是招戏班进宫，晚清几个好角儿，什么余三胜、程长庚、谭鑫培、王瑶卿、孙菊仙、杨月楼、刘赶三之辈，都受过老佛爷的栽培。有点好戏，都喜欢跟王公大臣一起分享。如果唱戏的就时事人戏，现场抓哏，讽刺了哪个权臣，这些人眼睁睁看着大伙笑话，却也没有丝毫办法。因为这些角儿都是老佛爷的供奉，须臾不可或缺的。 颐和园的德和园，是晚清时节老佛爷最喜欢的宫廷戏园子，戏台三层，可以演上天入地之事，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老佛爷经常在这里赏戏，王公大臣一群人叨光。叨光可是叨光，每个人还得掏五六十两银子，打点端茶送水的太监，小费不低。那时候听戏，即使在宫里，也跟在外面戏园子一样，一伙一伙的人各自围着桌子，边用茶点，边扯淡闲谈边看边听。一次台上正在演《吴越春秋》，范蠡献西施的故事。里面有个情节是这样编排的：范蠡拜访吴国的太宰伯噽，两次三番，不给门丁门包，门丁就不给传达，最后弄了两千两银子塞进去，总算拜见了太宰大人。看到此处，台下叨光看戏的张之洞不禁失声狂笑，大声说道：太恶作剧了！这简直是今日京师官场的现形记。当时已经是20世纪初，张老爷子年岁已高，耳朵聋，说话声音特大。旁边的人怕听戏的太后、皇帝听见，忙用别的话岔开，其实，太后和皇帝多半已经听见了。 不用说，张老爷子说的官场现形，就是指的庆亲王奕劻。奕劻的贪渎，晚清第一，进他家的门，门子要收门包，是举国官员共知的常识。所谓的门包，就是给门子或者门丁的小意思，略等于小费。有权势的官宦人家，前去拜访，给了门包，门子才会给你通禀主人，否则来了也等于白来。由于晚清最后几年，奕劻深得老佛爷的信任，权倾朝野，拜见的人忒多，门包水涨船高，数目不小，清寒之辈，还真就有备不起的，因此，还就有进不了王爷家门的。不求官做，不进王爷的门，也就算了，但要官做，或者从别的渠道已经得官的人，见不到王爷，可非同小可——官就别做了。即使有了名额，比如已经捐好，拿不到。再不就是得了官，也上不了任。在王爷的示意下，吏部不给“照身”（派遣证）。 当然，奕劻也没那么傻，不会轻易给人抓到把柄。自己亲自书写了严禁收门包的条子贴在门房，告诉人们，他奉公守法。可是来人依旧被索要门包，如果你指这张条子说事，人家门子会告诉你，这事，王爷不能不这样说，大人您这钱还是不能省。不出钱，对不起，走人吧您。 这样的事，西太后不是不知道。也有过她钦点的学政，没有出门包上不了任的事。岑春煊见老佛爷，老佛爷问他见没见过奕劻，岑春煊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家要门包，我没钱给，就是有钱也不给。知道归知道，但是对奕劻的宠信却一丁点也没有减。在西太后看来，奕劻固然贪渎，但人老实、听话，效忠于她。自打祺祥政变她出来当家，一直的策略就是拉皇族亲贵一起做。恭亲王奕䜣不用，就用醇亲王奕譞，再就是端郡王载漪，最后就是这个庆亲王奕劻了。清朝的祖制是不许太后秉政的，但拉上皇族亲贵，就可以掩饰这种违制的行为。到了晚清最后几年，西太后自己犯了重大的错误，废了戊戌维新，迫害光绪，招来了义和团，差点没把江山给丢了。这样，在后来的政局中，她这个当家太后，就做得没那么理直气壮，皇族亲贵对她和光绪也各有怀抱。他们中间，明白事、有用的不多，明白点事，又死心塌地拥护她的人，大概只有庆亲王奕劻一个。所以，她在岑春煊坚持要去掉奕劻时就说，如果去掉奕劻，皇族懿亲之中还可以用谁？当然，岑春煊也提不出人选。 历朝历代，即使最高统治者，真正出于公心者也不多。忠于朝廷，总不如忠于自己。贪腐事小，效忠事大，效不效忠自己，事情最大。西太后死后，当革命到来，满人在要不要启用袁世凯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之际，是奕劻推波助澜，起用了袁世凯。当袁世凯已经决心抛弃清室，实行共和之际，又是奕劻从旁加上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隆裕皇太后痛下决心退位。显然，效忠一个人的奴才，对于身处的整个集团，其实并不在乎。真正的奴才，是没有道德可言的。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5章清人的撒钱与送礼 明清两朝实行官员低俸制，官员的俸禄很低，一品官每年俸银一百八十两、俸米一百八十斛（每斛五斗），依次降下来，九品官每年俸银三十一两多点、俸米三十一斛多点。其中七品知县每年俸银四十五两、俸米四十五斛。当年的俸米是漕运过来的南方糙米，如果难以下咽，就得去市场换成钱。纵使当年的物价低，这样的俸禄，如果家庭人口多一点，吃饭都勉强，想精米白面加鱼肉，基本没戏。所以，明朝的清官海瑞做县令的时候，母亲过生日，割两斤肉都难。清初也有几个清廉到“死心眼”的老儒，一任县太爷做下来，家产都赔光，卸任只能骑个毛驴回家。 当然，多数的官员没有这么“傻”，俗话说“千里做官，图的是财”。老百姓的话，很符合当时官员的心理。当时社会人们认为只消做官有了权，就自然有办法给自己弄钱花。地方官，亲民之官，亲自治理民众，哪有没油水的道理。征粮征税，流水的钱经手，哪有不漏点下来的理儿？打理诉讼，且不说是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但凡打官司，总是要花钱的。原被两造钱花下来，肯定没丢到水里去。征粮要多征点，鼠耗、雀耗、水分耗，征税征来的散碎银两要融成元宝，得有火耗，还要多征。两下加起来，就叫耗羡。单这两项，每年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就几万两。再加上其他的陋规，一任县太爷下来，宦囊就鼓鼓的了。后来皇帝老儿看着眼热，要求耗羡归公，然后另发养廉银，即使知县，也每年四百到两千两，比正俸高出十到四十倍。如果做到巡抚总督，养廉银就可以过万。只不过，有养廉银之后，官员们陋规该拿还是拿，再后来，耗羡之外还有耗羡，养廉银来了，廉也没真的养出来。 只是这样一来，即使是账面上的收入，京官和地方官也差了太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京官羡慕嫉妒恨大爆发，皇帝也得让步，发双俸，不行，只好酌情发养廉银。由于地方官养廉银千差万别，京官就是发，也只能是平均数，地方官那种规模的灰色收入是别想了。有的衙门经手的钱粮和公务较多，有陋规可捞，但中央的衙门跟地方不同，即使有陋规，也是书吏拿大头，官员还是穷。更何况，有的根本就是清水衙门，比如礼部、鸿胪寺、翰林院什么的，无事可干，无公可办，也基本上没什么油水，自然穷得一塌糊涂。所以，无论怎么弄，除了不知管了多少田庄、多少税关、多少钱粮的内务府，在北京做官，总不如地方官肥。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京官总是哭穷、念苦经，好像每天都吃不上饭似的。 其实，绝大多数京官，即使看起来毫无希望的小京官们，比如内阁中书，哭穷归哭穷，但老妈子要找，仆人要用，皮袍子要穿，小妾要纳。平时的吃用可以赊账，但酒食征逐、听戏唱曲，一样都不会少。他们有另外的找钱的路子，路子就是地方官。 地方官捞钱容易，但在中央集权体制的王朝，他们总是要进京办事的。升了官或者左迁的官员，赴任之前也要进京晋见皇帝。只要这些人来了，就成了唐僧肉，人见人爱，人见咬一口。在进京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无日没有酒席，每次都是地方官做东，人一拨一拨地来，一拨一拨地走。当然，有些银子是地方官心甘情愿拿出来的，不拿也不行。比如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各部的尚书侍郎，各部的郎中、员外郎，这些“司局级”的干部都得打点，挨个儿拜到。如果是所办之事需要劳动的衙门，连书吏的红包都不能免。比如公事报销，如果不打点户部的书吏，纵使你是皇帝的宠臣，也照样不灵。夏天冰敬，冬天炭敬，其他的叫别敬，该敬的都得敬上。道光年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一个肥差。上任之际，打点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两班章京，每人十六两，如果特别有交情的，则增为八十到一百两，六部尚书，每人一百两，侍郎和九卿，每人五十两，侍郎以下递减。不消说，这些银子都是必须给的。其他的同乡、同年，以及不知是什么关系攀上来的，也都得打点到。只那一次，张集馨就花了一万五千多两，这还是道光年间的价儿，以后还要水涨船高。据晚清名士李慈铭讲，穷京官们只要听说有地方官进京，有关系的自然责无旁贷，一拥而上，打秋风，要钱，请饭，请看戏，恨不得把人家袍子都扒下来。没关系的，关系套关系，沾边儿就赖。张集馨抱怨说，京官“专以咀嚼外官为事”，只要进了北京，相识的自不必说，但很多漠不相识、绝无关系之人也会拥上来，还不能不加以点染。这年头，谁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呢？据他讲，每次外放，都要花费上万两的银子。注意，这样的银子都出自地方官的私囊，不能公费报销的。 地方官花银子，一方面是为了办事方便，一方面则是为了一旦有难，被人参了，好有个奥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得坏了官。但是，钱散出去了，真要办事，还得再掏银子。如果摊上事了，如果平日里仅仅是一般性地撒钱，还真就没有人帮忙。张集馨抱怨，他两次被参，京里得了他好处的人没一个帮忙的，漫说帮忙，连说句公道话都没有。害得他在按察使、布政使的位置上，上上下下多次，始终爬不到督抚上去，做不了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 其实，张集馨忘记了，像他这样的打点，早就已经成了惯例，每个进京的地方官都这样做。做多大的官儿，给什么级别的官员，送什么规格的礼，该送给谁，送多少，这样的礼，无论送多少次，在收礼者这边，无非就是例行公事。你不送，人家会怪罪，但你送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你做的只是大家都做的。如果要想结下交情，就得对特别的人给予特别的爱，单个打点，花大笔银子打点。这样，才能做到有难之时，人家特别援手。当然，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么地方官也得有特别的本事，捞钱捞得足够多，而且还不显山不露水，不特别招人嫉恨才行。 只是，一个朝廷，关键时刻在皇帝面前能说上话的人并不多。你想打点结交，别人也不是想不到。这样的结交，单凭送礼估计也办不明白。这样的人，一般的礼也不会轻易收。王朝政治，讲究跟对人，但跟对人很难，很有技巧。跟对了人，即使才具平平，也一样无灾无害到公卿；跟不对人，即使一身的本事，照样一辈子沉沦下僚。跟人，关键在于怎么跟上。不送礼不行，傻傻地送更不行，送礼谁都会，但不是说礼送到了，官就做好了。这里面的学问，从来都比当官做事要大。 但是，王朝政治，凡事要看皇帝的脸色。皇帝宠信的人，自然下面的官员要结交。清朝凡是能进南书房的翰林，薪俸不高，但收入都不低。因为陪皇帝读书，能说上话。可是，伴君如伴虎，说不准哪天，原来的宠臣就失了宠。即使进了军机处，做了首席军机大臣，也没准哪天就丢了乌纱帽。不用说，下面跟的人，马上就得换个对象。所以，即使能跟上，也跟对了人，还是不保险。加上皇帝也会换人，老的死了，新的上来，在前一个皇帝那里吃香的，到了后一个皇帝那里，多半就不吃香。有清一朝，大臣们无论满汉，细究起来，似乎没有人没有被贬过，总是起起伏伏。皇帝喜欢折腾臣子，臣子们难免被折腾，能做到曹振镛那样，三朝元老，不倒翁，真的不容易。可惜，此老做官的秘籍，只传下来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送礼方面的心得，秘而不宣。否则，印出来，即使在今天，也依然会畅销大卖的。 在古代，送礼是官员的功课。儒家经典有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有送礼的内容，但哪个也没告诉人们该怎样送礼。熟读经典，也是白费。可是不学会送礼，官是注定做不好的。不仅做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但是，这样的功课，做起来又真难。哪个学校也没有人教，老前辈也只是告诉你心得，全凭人们自己悟。什么时候做官不需要送礼了，谁送谁犯规，官场才会真正好起来，做官的人们，才能踏实地做点事，为别人，也为自己。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6章形势比人强 做主子的，要给下面的人赏赐，上下关系才维持得牢。西周末年，天子穷了，原本该给的赏赐，比如青铜祭器，都是臣子自己花钱买的铜，自己出工钱，让天子的工匠铸造了，假装赏下来。这样，诸侯就不会那么卖力拱卫京师。不管烽火戏诸侯的事是不是真的，诸侯眼睁睁看着狄人打过来，不救天子，肯定是载入史册的真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充其量也就是给诸侯找了一个借口。所以，春秋时期的君主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用得着臣子了，赏赐就很大方，多少双白璧，多少黄金，外加采邑。做臣子的，收入一方面固然可以靠官俸，但相当部分的收入，还是来自上面的赏赐。但是，到了帝制时代，这种情形有点变化。总的来说，赏赐部分越来越少，成为象征性的，而作为臣子的主要收入则来自于职务。除俸银、俸米外，捞多捞少跟职务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给了官职，就等于给了一个弄钱的机会，所以赏赐就可以免了，如果有的话，那是额外的恩典。 得了这样额外的恩典，做臣子的当然没有不高兴的道理。即使只是象征性的，也代表着某种难得的荣耀。皇帝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赏赐除了物品外，还有皇帝亲笔的字画。如果能得到皇帝赐的匾，挂在家里的大堂之上，出来进去让人看着，那可有多牛。正因为如此，连西太后这样不怎么识字的人，也经常要给人赐“福”字，自己写不过来，就找代笔的代劳。但是，即便在晚清君权已经衰落的时节，有心笼络人的西太后，也从来没有想过赐人之所欲，臣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无论赏什么，都是按规矩来，接受的人大抵也只能感激涕零，在日记里怎么的也会记上一笔。 一个王朝在盛期的时候，皇帝是绝对不喜欢臣子们结成朋党的，更不喜欢某个权臣拥有一大堆党羽。但是，这样的事从来都免不了。中国人但凡出了家乡，没有朋党，就没法子活了。如果说，在王朝的盛期，皇帝的禁令还有人理会，那么到了王朝的末期，人人都在找出路，朝廷里的“党”或者说集团，就愈发兴盛了。 袁世凯就是晚清最大的一个“党”，北洋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北洋团体。这个集团有文有武，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每个成员都跟袁世凯关系密切。袁世凯慧眼识人，当年曾国藩派遣幼童留美半途而废.那么稀缺的人才，回国之后让人家从水兵干起。朝廷不用，袁世凯用，好些人都归到了他的帐下。新政之初，开经济特科，有人进了谗言，特科取了士，朝廷居然不用。朝廷不用，袁世凯用，特科的前三甲——梁士诒、杨度和张一麐，都成了袁世凯的人。 西太后死后，上台的满人亲贵曾经刻意铲平北洋集团。可是，即使赶走了袁世凯，也没法弄散北洋。袁世凯的影响力，不是像人说的那样，是因为对北洋六镇的精神教育，供袁世凯的长生牌位，教育北洋军人只知有袁官保，不知有皇帝。这种授人以柄的事，袁世凯其实根本就没干过。士兵念袁宫保的好，是他从不克扣军饷；而军官和其他人念他的好，则是他出手大方，肯赏人，而且赏到点子上。只要袁世凯有心笼络谁，谁都会动心的。 阮忠枢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文案，笔头功夫了得。一次，他跟袁世凯说，他看上了天津一家妓院的妓女小玉，想要纳她为妾。袁世凯没有说什么，阮忠枢觉得他的这个东家看来是不会帮他了，也就死了心。过了几天，袁世凯拉阮到天津办事，将他引到一个小院。一进门，只见红烛高照，分明是座新房，一个丽人端坐在里面，定睛一看，原来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小玉姑娘。原来，袁世凯听了阮忠枢的话，马上暗中派人给小玉赎身，并买了这个小院送给阮忠枢做新房。 袁世凯做了总统后，一次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前来见他。这个张作霖，手下的队伍挺能打，东北的新军都怕他。袁世凯破例把张作霖迎入里间的办公室，两人聊的时候，他发现张作霖的眼睛一直盯着多宝阁上的四块大黄金表，待到张作霖告辞，回到住所的时候，这四块金表就已经在房间里了。从此之后，张作霖在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从未有心反叛过。张伯驹是袁世凯至亲，也是亲信张镇芳的儿子，才情很高，眼高于顶，谁都看不上。但第一次见了袁世凯之后，回家看到袁世凯的赏赐，居然有他想了多年没得到的白狐皮坎肩，不禁心里大受感动。 晚清能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袁世凯这样，对部下或者他想笼络的人能如此体贴入微，挠到人的痒处。北洋集团能够做大，一统天下，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即便如此，袁世凯称帝之后，昔日服服帖帖的部下，却一个个都不玩活了，眼睁睁看着讨袁军的势力一天天壮大，一个省份接一个省份独立，“二陈汤”（指相继独立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活活“毒”死了袁世凯。 个人关系再好，也抵不过天下大势，抵不过个人小圈子的利害。一个个当日的忠诚部下，在袁世凯做了总统，尤其是打败国民党后，都成了一个个的地方诸侯，都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小集团。如果袁世凯皇帝做得好，当然他们会跟着，如果做得不好，天下大乱，自然没人乐意跟着一起殉葬。到什么时候，都是形势比人强，形势比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强。辛亥革命后，皇帝没有了，基于皇帝的纲常伦理也跟着摇晃，单凭赏赐收买建立的忠诚，没有大道理作为基础，怎么说也是不稳的。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7章依权卖书的光景 写了书的人，大抵都想让人看，即便是学术著作，能卖得好，作者断无不高兴的道理。不打算让人看的也有，某些领导，弄两本自家署名的著作，装点一下门面，好像也是个“学者型”的领导了。还有些学者，凑些文字拼成若干著作，只印两本，一本上报，一本自家留着，专为评职称用。说实在的，这样的人其实多少有几分羞耻感，自家有病自家知，知道自己弄出来的是什么货色，不好意思去丢人现眼。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装门面的书、评职称的书，也有人能设法卖出去——谁不知道钱好花呢？ 比较笨的是某些学者，明明就是评职称的所谓著作，书出版后，出版社连上市都懒得费事，职称评上了，学者居然想把书卖出去。于是就着书来开课，上课的学生不买这本书（专项指定参考书），考试就无论如何不能及格，从老师手里买书还不能打折，也不许买老生的旧书。一学期一学期地这样卖下来，时间虽说长点，但总可以把成本收回来。当然，如果该学者有点来头，能到处“走穴”办班讲课，卖书就无需这样劳神，找个大点的国企，老总一句话，成百上千册的书就销掉了。至于领导的书，如果他真的想卖的话，当然更容易，有那么点意思，下面的人就给你办了，想卖多少都没有问题，本系统内就可以消化。生平所见最好卖的书，是税务类的读物，只要是专门出版社出的，摊下去，有一本卖一本。依权卖书，书肯定能卖出去，权大大卖，权小小卖。 这样的书卖出去了，但没法保证人会看。除非强逼着人家考试，而且专考你书上的内容。这样就太过分，即使开课的学者，一般也不会如此霸道，只要学生买了他的书，参考不参考的，他也就不在意了，到时候闭着眼睛给分就是。 太阳底下没新鲜事，依权卖书，古人也干过。据清人记载，至少有两个清朝的官员，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强销自己的著作，一个是祁寯藻，一个是徐松。后者名头不大，但前者可是大大的有名，官拜一品，位极人臣。当日太平军起义，清朝上下束手无策，到处传败绩，只有湘军还能打几个胜仗。咸丰皇帝一高兴，就要赏给曾国藩湖北巡抚的实职。祁寯藻在旁阴阴地说，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一匹夫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恐非朝廷之福。结果活生生把咸丰说得转意了，使得湘军的发展受限制了好些年，当然，太平军被打平也就晚了好些年。此公在北方，由于官做得足够大，即使在民间也很有名声，闹义和团的时候，有的地方的坛口还有供他神像的。 不过，像祁寯藻这样出馊主意的人，为自己弄钱可一点不含糊。在江苏学政任上，让诸生，也就是众秀才买自己的书。秀才买，渴望做秀才的童生们就更踊跃地买。一省的学政不仅管着秀才，而且还负责主持童生的进学考试（院试），通过了学政这一关，才能进学回家做秀才。无独有偶，徐松做湖南学政也比着来，让秀才们买自己的著作。只是，江苏地方富裕，人乖巧，买几本学政大人的书没什么大不了，买就是。可是湖南人倔人多，学政卖书的事被反映上去，都老爷（御史）一纸弹章，徐松的乌纱帽就丢了。其实，徐松还真是个不错的学者，所著边疆史地的著作是有分量的，尽管卖得有点强人所难，但买来之后还是可以看看。而祁寯藻的书，无非高头讲章，读不读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写书是个雅事，但写了之后强人去买，就变成恶事丑事了。说起来，这样卖书挣的钱，比起从其他名目弄钱还是小数目，但无论古今，只要有人这样做，还是觉得恶心。为什么呢？有辱斯文。其实，清朝两个依仗权力卖自己书的人，似乎都不是贪官。祁寯藻的家我去看过，不过是一片比寻常百姓家稍好一点的平房。祁寯藻自己说过，他们家乡山西寿阳就是有经商的习惯，新妇入门，给十斤棉花，让你自己织布去卖，辗转生利，以后就不再给你买衣服了，全凭自己。妇人织布卖，作为爷们，写书当然也得卖，不卖，不是白写了吗？不过在那个时代，做依权卖书的买卖，风险还是挺大的。祁寯藻命好，如果当初被人揭发，也许后来就做不了那么大的官了。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8章特权的庄稼 在清朝，满人基本上是吃穿不用愁的，因为他们有铁杆庄稼，男的生下来有粮饷，女的也有脂粉钱。武力不是特别强悍的满人，入关之后陷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多少心有点虚，刻意保持满人作为武装集团的特质，不让他们生产，只许当兵，多少也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来，就必须养着满人，也包括蒙军和汉军八旗。 八旗的供给，是按级别给钱粮。按说，即使按最低等级的步兵，每月一两五钱银子，两斗半粮食，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和给家属的钱粮，依当时的物价，生活肯定没问题。同样吃粮当兵，绿营的士兵比八旗兵的粮饷差不多要少一半，人家不也活了嘛。如果官做得大一点，不仅薪饷多，而且额外的好处也多。当初八旗兵进关，大量圈地，每个兵丁都有六垧地，只是后来经营不善，先后卖掉了。但大头目由于庄田较多，还有剩余，雇汉人租种，可以按年收租。有的还有另外的差事，比如漕运总督衙门的各种差事，各地海关和常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城里疏浚沟渠这样的美差，都是铁定的旗差，非旗人不能担任。其中，广州的粤海关的监督，以及北京的崇文门税监，是两个最大、最肥的美差。 崇文门税监是北京城税务的总机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每年更换一次，由各部满人尚书侍郎以及各旗的正副都统兼任，几乎是人人有份，但绝不能连任。这种职位原本就是给满人大员好处的，自然得利益均沾。当年的崇文门税监管十几个税局，油水最大的是卢沟桥、东坝和海淀三关。后来通铁路之后，作为火车站的正阳门关变得重要起来，成为仅次于总部的大关。每个兼任正副监督的人到任时，仅仅第一天去机关点个卯，然后所有的事务都委派给两个总办和两个帮办，这都是正副监督的私人关系，各举两个。其他所辖税关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些满人大员的亲朋好友。在总税务司成立，洋人接办所有海关之前，粤海关的监督跟崇文门税监类似，都是满人大员和家人的禁脔。 但是，钱来得太容易了，没人会把钱看得很重。一般的八旗兵和他们的家人，花钱大手大脚，寅吃卯粮，吃穿用度全赊账。赊账买东西贵，他们不在乎，反正一开支就把钱送到铺子里去。实在没辙了就当当，当完了，就借钱。所以，八旗兵将的债务就永远都没个完。实在背不动了，皇帝老子就替他们还，还了人家还借。因此而穷困潦倒者，比比皆是，但人家就这么过，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田庄和肥差的满人大员，也照样不拿钱当钱。田庄交给管家，最后没有什么收益，也就不了了之。像崇文门税监这样的肥差，上上下下都交给别人打理，自己收点固定的银子就拉倒。总办、帮办这样的位置，也是旗人坐，他们把事都交给包税人，所有的税收都任由包税的中饱。一任干下来，包税人最肥，分局的比总办、帮办收入多，总办、帮办比税监收入多。至于粤海关，由于是洋人收税，海关监督都是摆设，但旗人老爷连摆设都不乐意去摆一下，找人替他们干，自己拿点银子就算拉倒。那个时候，凡是围着旗人的汉人都挣了钱，就像某些专门挣公款吃喝钱的商家一样，这样的钱好挣。 人关两百六十年，旗人不事生产、不管经营，已经成了风气。无论穷富，官大官小，是否皇族贵胄，谁要是买东西讨价还价，就让人看不起，谁要是琢磨挣钱，操心经营，也让人看不起。以至于民国了，某些旗人也开了铺子，跟人说起来，必定一副不屑的样子：我那是玩呢，谁拿它当买卖了。清末新政，崇文门税监由主掌民政部的肃亲王善耆接任。善耆锐意改革，引进留学生管理税务，不肯中饱，清除掉了包税人，也不许税务人员贪污。结果税收成倍增加，国家因此增收，商民的负担还轻了。但是，肃亲王在旗人中的口碑却差了。不管为了哪个，总之旗人就是不能算计，一算计，就让人看不起。其实到了清末时节，大多数的旗人过得并不好，吃不上穿不上的旗人比比皆是。但是，不肯算计、不事生产的毛病就是改不了。 所谓铁杆庄稼，就是特权庄稼。特权是个好东西，谁有了它就可以不劳而获，甚至发大财。但是这样的好东西，对人来说却是腐蚀剂和鸦片烟，沾上了成瘾，人也就完了。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9章制度的内盗 明清时节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俗称与“贵、富、贫、武、威、贱”字相配。其中，户部是管财政的，油水最大。清中期以前，地方权力很小，即使督抚大员办事花钱，一文也需到户部报销。给报不给报，报多报少，户部的权力很大，但是，各部正经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对业务不熟，即使有心作弊也力有未逮，真正说了算的，其实是胥吏。所以，户部的胥吏，在六部胥吏中最为神气。据说乾隆年间，号称是乾隆私生子的福安康，在皇帝面前被宠得一塌糊涂，到了报销的时候，也得贿赂户部的胥吏，不贿赂，就是不给你办事。 不过，部员也好，胥吏也罢，想要弄钱，都是从账上想办法。各地的银两真的解到部里，尽管看着白花花的元宝眼热，一般来说都没法打主意。户部的银库设管库大臣一员，由四个侍郎中的一个兼任，另设郎中（类似今天的厅长）一名做司员，具体负责，下面有若干胥吏做库书，最后是十二名库兵。库书不能进库，进库运送银两的只是库兵。库兵出入，另有兵丁严加监视。进库工作，即使是寒冬腊月，也必须脱光衣服，全身赤裸。出库时，要跨过一条板凳，以示两腿之间没有藏银子，而且两手向上一拍，叫声“出来了！”，表明嘴里和手间都没有藏银子。 但是，尽管如此，清代的库兵还是可以偷银子，而且非偷不可。他们的偷盗，也是管库的胥吏操作出来的。其实，这些库兵都是胥吏们找来的。找来之后，不但要经过严格的思想教育，让他们以偷银子为业，于得踏实、干得放心，而且要练习如何用谷道夹带元宝。所谓的谷道，就是肛门加直肠。找来合适的人选，让他们服用一种特别的药，据说服用之后肛门两边的骨头会比较软。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练习，不断地用东西往肛门里塞，把肛门和直肠逐渐撑大，直到可以自由塞进拿出，才算大功告成。练成之后，再利用关系把他们找来的人选补为库兵，然后就可以偷银子了。据说，每名库兵每天出库，可以带出八十两左右的银子。应该说，每名库兵在工作结束后，都会在库里往屁眼里塞银子，大家彼此都不回避。然后带出来，跟这些胥吏分赃。后来，据说某些管库大臣也参与此事，大家都分一份，具体偷的人，就是库兵。 这样日积月累，偷出的银子其实也不少。清代制度虽严，但依旧是个无法在数目上管理的王朝。点验是很麻烦的，而且点验的结果是很可能丢得更多。所以多少年来，从皇帝到户部尚书，大家虽然都有耳闻，但只能睁眼闭眼。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的确相当超群。但恰恰在这方面，也显示得特别突出。《水浒传》中十字坡的孙二娘说过，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在那个时代，皇帝和大臣基本上都要喝胥吏的洗脚水。不管你怎样防范，总会有人想出办法来，破解你的防范，瓦解你的制度。对于库兵的防范，连跨板凳、拍手说话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还是被人用肛门给钻了狗洞。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制度限制特别在意，不仅规定详细，还屡下禁令，防范唯恐不严。但是另一方面，似乎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破解的招法总是略高一筹。再好的制度，设置之初都可以实行一段，效果还好，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直至制度完全虚设，土崩瓦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仅仅是王朝本身，更重要的是王朝的制度。每项制度都会经历一个从有效到流弊，再到瓦解的过程。相当多的人，似乎都是在如何破解制度限制上下功夫。 因为在每个王朝，官员不消说是吃权力饭的，其他的胥吏和衙役，以及跟在胥吏和衙役后面的人，都属于附生在权力之上的人。明清两代实行官员低俸制，仅仅靠薪水，官员生活得半死不活，胥吏及以下当差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们必须靠制度的弊端才能吃饭，吃好饭。把制度弄得弊端丛生，他们才好上下其手。他们上下其手，主持的官员也跟着有好处。这么多攀在体制内的人惦记着把制度弄坏，制度当然不可能不坏，是吧？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0章闲衙门的闲话 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衙门，有个演变的过程，按道理，制度的转换是新的淘汰旧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比如秦汉之制，三公九卿，后来三公逐渐废了，变成三省六部，但作为九卿遗迹的各个监、寺却依旧存在。直到清朝，还保留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和太子詹事府，基本上都无事可做。清朝不预立太子，太子詹事府根本没有意义，但也保留，说是要留着一些四、五品的官职，作为翰林升迁之用。 按道理说，六部都是有事可干的，明清由于没有宰相，六部的权力比前朝还要大些。但是，自打1860年朝廷被洋人逼着设置了一个总理衙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洋人只是要清廷设一个外交部，因为他们不愿意按清朝的规矩跟礼部打交道，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就成了清朝的藩属。但总理衙门设置之后，把所有跟洋人洋务沾边的事都管了。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这样的事越来越多，都给总理衙门管，等于是侵越了六部的职权。开始的时候，六部不知道怎样跟洋人打交道，乐于放手，但放着放着就发现事情糟了，好多自己固有的职权领域都被人家践踏了，自己又无可奈何。其中，工部的职权被侵越得最为严重。这是自然，因为工部管的就是各项工程，而洋务的大头就是工程。按道理，无论是开办国营厂矿还是修建舰船，都该是工部的传统职权，现在由于洋务的关系，基本上跟工部没关系了。 在六部中，工部原本排名最后，由于操持贱业（工程，粗活）的缘故，在官场的俗称上占了一个“贱”字。被挤对得无事可做，也不做抗争，抗争也抗争不了。随着国势日衰，原来可以做的皇家园林工程，也渐渐可有可无，到了戊戌变法的时候，这个部也已经是可有可无了。变法裁撤了一些监、寺，没有动工部，那是因为不想一步到位，有太大的动作。因为如果动了工部，就等于彻底动摇旧的科层官僚制，以西方的新式科层制取而代之了。但是即便如此，戊戌变法失败后，所裁撤的衙门都恢复了。 不消说，古代官僚制的本意，当然是要干事的。但是，由于官本位的缘故，官员本身还意味着荣华富贵，因此官僚制还得有一个养人的功能。不干事的闲人，也得养着。宋朝的闲衙门最多，因为宋朝的国策就是养士，把士大夫用官职养起来，不让他们到外头捣乱。其他的王朝没这样大张旗鼓，但也得养。于是，无事可做的闲衙门，就只能让它们存在着。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戊戌变法裁撤了几个闲衙门，会引起舆论那么大的反弹的缘故。西太后发动政变，违背祖制，公然在皇帝成年期就临朝称制，但恢复了裁掉的衙门，多了几个官职，就马上官心、士心大悦了。 不过，没事干的衙门里面的人，可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闲官，即使到了皇帝那里，也是如此。大家心照不宣，假装都很忙，勤于公务。皇帝也假装不知情，当他们很忙。当然，凡事总有例外，还真有这样的老实人，实话实说。这个人名叫秦树声，进士出身，官做到工部郎中。郎中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官员，正四品。在光绪末年，此人被外放做知府。按规矩，外放官员依照惯例，皇帝得召见，于是秦树声就见到了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所谓的召见，也就是问几句闲话，什么时候中的举，进士哪科，家乡何方，等等。那日，西太后随便问了一句，你经常到署（衙门）吗？按规矩，只消回答“是”或者“常到”也就是了。可是秦树声偏偏回答：“不常到。”西太后很诧异，忙问为何。秦回答，因为无事可做。西太后接着问，你们的堂官（即部领导，尚书和侍郎）常去署吗？秦答道，也不常去，因为无事可办。 接下来，军机处连忙把秦树声发到了地方，远远地派到云南曲靖做知府。这个家伙实话实说，捅破了窗户纸，如果太后较起真来，把个衙门撤了，多少人的饭碗都砸了。好在西太后是个明白人，知道闲衙门养闲官也是朝廷的义务，并没有深究。无事可做的工部，一直到新政中期才合并到了商部，变成农工商部。这个工字，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工程，而是工业了。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1章牙兵牙将的故事 牙兵牙将，多见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那时军将均有自己的旗帜，这样的旗多半是三角形的，边缘呈犬牙锯齿状，人称大牙，将在旗在。军将的亲卫，多在大牙之旗左右，人呼之为牙兵；而亲卫之将，则称牙将；军帐之门前，必树牙旗，人称牙门。后来有人把牙与衙混淆，牙门变成衙门，把牙将称为衙将，唐五代时还真就有衙内指挥使的官衔，主掌牙兵。而对于做节度使的军阀而言，这样的牙将大多数是他们的义子，所以后来骄横跋扈的纨绔子弟也被称为衙内。 晚唐五代，是个军阀时代。晚唐的藩镇，各个节度使都是武夫，当年安史之乱中安史的余党。他们之所以能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割据地位，就在于他们手中的军队。当年的唐朝皇帝急于还京享福，不肯下功夫剿灭安史余党，让这些余党名义上承认朝廷领导就凑合了，大家各行其是，地位父死子继，如果朝廷敢说半个不字，就刀兵相见。 藩镇的模式，在晚唐五代得以大规模复制。大小的军阀横行天下，大到称王称帝，小到割据州县，靠的就是一支军队，而控制军队的唯一法宝，就是有一支核心的亲卫军牙兵。当年的牙兵牙将，都是胳膊粗力气大、能征善战的壮士，其中的佼佼者往往被藩镇统帅收为义子，或者直接用自家的子侄统帅牙兵。他们就是军人政权的支柱，打仗的时候靠他们冲锋陷阵，平时靠他们弹压其他的军人。牙兵待遇好，权力大，做了不法之事没人敢追究。牙兵和他们的家属，在那时都是军人政权的特权阶层。 当然，牙兵不是傻瓜，知道自己地位的重要，脾气也就日见其大。主仆的位置，慢慢就掉过来了。早在藩镇时期，镇帅们就得小心伺候着牙兵，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喝酒的时候，每每亲自打牙板唱小曲，讨牙兵们的好。人的欲望是没边儿的，而镇帅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到了欲壑难填之时，牙兵们就要琢磨着换上面的人了。这样一来，原本的支柱就变成了祸害。所以，这样两种事在这个军阀时代频繁发生，不是镇帅引入外来的武力突袭牙兵，将他们连男带女一并杀光，就是牙兵们杀了镇帅，另立他人。但是，镇帅杀了牙兵，还得重招新的牙兵，然后牙兵再度骄横，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的结果，是骄兵悍将愈加骄横。到后来，某些镇帅做了皇帝，牙兵们也跟着升级，不满意了就换皇帝。整个五代，总共加起来不过五十三年，居然经历了五个朝代，平均每个朝代不过十年多一点点，军将们换皇帝跟换尿布一样，换朝廷如换老妈子一样。像后周殿前大将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的故事，在五代上演了好几回。出现叛乱，皇帝遣将出征，将士们嫌赏赐品少，那么到了前线就临阵倒戈，在敌人那里再领一份厚赏，当然，接下来就是反叛者做皇帝了。 都说晚唐五代是骄兵悍将的天下，但所谓的骄兵悍将，就是牙兵牙将，统治者最依赖也最信赖的那么一群武人。军人的统治，没有文治，没有道义，文官虽然还有，但也就是征税和歌功颂德、拍马屁的工具。在统治者看来，安邦定国只能靠长枪大剑，毛锥（毛笔）是没有用的，文人为自己争地位，也只是说，毛锥可以在征税的时候记记账。晚唐五代，天下精壮尽入军中，军人统治，兵强马壮，看起来强大无比，被统治者根本无法反抗。但这样的统治，实际上内里脆弱极了，因为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合法性可言。如果统治的基础只剩下一些强横的武人，无论统治者对他们怎么好，待遇如何优越，最终都是欲壑难填，反噬是早晚的事儿。无需外部力量来攻，就是自己依赖的亲信武力就会颠覆他们自己。一旦这些牙兵牙将明白了维系这个天下唯一的指望就是他们的时候，你想不让他们骄横都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加码，用越来越多的物质赏赐来维系他们的忠诚。可是，当这个世界唯一通行的语言就是强力之时，就没有人挡得住这些胳膊粗力气大、武艺高强之辈用强力来说话。所谓的忠诚，就是物质交换，一旦主子填不满自己的欲壑之时，忠诚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也正因为如此，五代的王朝才如此的短命，也没法不短命。不止中国，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古罗马末期，皇帝靠禁卫军治天下，自己也就成了禁卫军的掌上玩物，换来换去，玩来玩去，罗马也就玩完了。 孙子云，兵者，凶器也。刘邦说，以马上打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他们说得都对，都是常识，可惜这样的常识不是所有人都明白。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2章兵以食为天 中国古代的士兵，大多是职业兵。兵农合一的尝试，最后一次是朱元璋在明初搞的，他建立了卫所制度，有地，可以屯田。幻想着他们的士兵平时种地，战时杀敌，不费国家的饷，不吃百姓的粮。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军队一旦种地，就成了奴隶制的农场，军官成了奴隶主，士兵成了农奴。而种地的农奴放下锄头再拿起刀枪，基本上就没法杀敌效命了，因为精壮的劳力都逃光了，同样是种地，谁乐意做农奴呢？嘉靖年间，沿海这么多卫所，连几个倭寇都奈何不了。想要对付外敌，哪怕是倭寇这样层次的外敌，只能重新招募士兵，所谓的戚家军，就是这样出来的。就这样，废弛的卫所还像阑尾一样在那里，但真正的军队却是招募来的镇兵。 这样的镇兵，进入清朝之后变成了绿营。满人八旗很厉害，但中国太大，十几万的八旗兵不能包打天下。真正有效的战略，还是以汉制汉，成建制地把镇兵弄过来，掉转枪头对准另外一些镇兵。汉人的士兵帮助满人逐鹿中原，真就把鹿给逮住了。此后多少年，这些打着绿色旗帜的汉人士兵，似乎都比在汉人皇帝手底下更有用。只是，这些士兵都是职业军人，当兵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必须定期发给粮饷。 可是，兵是要由官来带的。千里做官只为财。地方上的文官管着人、管着事、管着地方，弄钱容易；带兵的官，只能管几个兵，哪儿弄钱去？想来想去，只能在兵身上打主意。一个办法是克扣，饷也克扣，粮也克扣，反正发饷放粮，都得经过军官的手。另一种办法是吃空额，也叫吃空饷。比如一个营有五百人的兵额，我只招两百五十个人，剩下的两百五十人的粮饷领下来，就都我吞了。当然，操作起来没这么简单，小官需要跟上级分成。总的说来，官小小吃，官大大吃。军人是有兵器的，清朝的时候已经有了火器——鸟铳和抬枪。克扣虽然可以捞钱，但属于赤裸裸地喝兵血，容易招人恨。士兵们平时惹不起，打起仗来，一个不留神，军官挨黑枪或者黑箭也是没准的事儿。所以说，这个法子虽然军官们也用，但一般不会太过分，比较方便的招数还是吃空额。 吃空额唯一担心的是上级点验。但也不要紧，凡是上面下来检查，在来之前都会打招呼，明里不敢，暗里也得招呼一下，从古至今，都是惯例。不先打招呼，等于就是铁面无私、公事公办了，这样做，对检查者有什么好处？所以，凡是上级来人点验的时候，带兵官就临时从社会上雇些人，穿上号衣，拿刀枪站在那里，顶多再学几个简单的动作，能变换一下队形。那时候的军队不兴走正步、行列式，一般露不了馅。加上点验的大员自己心里也有数，只要包袱递上，一般没有人真的较真。那时候，每支部队都会养几个武艺高强，甚至会点杂技的人，点验大员来了，就请这些人去表演，骑马射箭，拳脚刀枪对打，还有爬几丈高的旗杆。演得精彩，看得高兴，就可以交差了。所以，那时打仗，兵力多寡往往有水分，说是十万大军，其实可能五万都不到。 然而，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战斗力肯定要打折扣。且不说兵额不足本身就是个事儿，一般剩下的人也不会好好卖命。士兵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一点军饷七扣八扣，为那么几个钱去卖命流血，不值。虽说仗打赢了上头有赏，但这种赏钱得来不易，而且赏的时候也有克扣。真正能捞外快的机会，就是趁机抢劫老百姓，每到一地，仗还没打，先抢自己的百姓。机会好，风险小。所以，不管是对付外敌还是土匪，只消大兵出动，百姓对国家的军队都避之唯恐不及。所谓“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大兵比土匪，或者农民起义军还可怕。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凡是战场，百姓不是逃之一空，就是帮英军带路，害得带兵的将领直喊“遍地汉奸”，仗没法打了。要百姓拿出爱国主义的精神，先得国家的军队有爱民之心。 太平天国起义，曾、左、李练湘淮军，开始还可以，军官和士兵都是乡里乡亲，克扣不好意思，吃空额，上级也不干。到了打平长毛之后，慢慢湘淮军也沾染了旧式军队的积习，军官们照样喝兵血、吃空额，慢慢也就腐败了。所以，到了几十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淮军战绩一塌糊涂，从朝鲜的大同江一直溃退到山海关，一个小胜仗都没有，输掉了底裤。调上去湘军，气壮如牛，也照样没戏。 鉴于前车之鉴，两位有识之士重起炉灶建新军，不仅重新招兵，找最老实的农民，更新武器装备，请外国人练洋操，还要一改旧军积习，杜绝喝兵血、吃空额。在这方面，这两位倾注了好大的心血。两位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袁世凯。张之洞练的是自强军，袁世凯接手练的是新建陆军。新军军饷高，新兵每月四两银子，平时穿衣吃饭不要钱。为了杜绝克扣，发饷之时均有严格的监督，决不让军官包办。自强军是由德国教练监督，点名发饷，而新建陆军则由袁世凯亲自点验，点一人，发一份，然后再收起来，直接寄给士兵的家人。让军官即使再想打士兵的主意，都没有办法。同时，新军的军官也待遇优厚，无论哪一级军官，除了比士兵高得多的薪饷，还有一笔可观的公费可供自己支配，而且不许上级找借口克扣，军官们也犯不着冒着风险去克扣士兵的军饷。当年新建陆军七千人，如此庞大的队伍，一队一队地监督发饷，袁世凯也真是辛苦。 张之洞一直到死都是一个标准的文官，虽然想到了编练新军，但练兵的确不如从军队里滚出来的袁世凯。别的不讲，检阅部队，连马都不会骑，得用四个人扶着。在两江总督任上练的自强军，离任后给了接任的刘坤一，从此不了了之。自己到湖北之后，重打鼓另开张，直到升到中央做军机大臣，也只是编练出了一镇（师）一协（旅），实际操办者，是由他的马弁升上去的张彪。而袁世凯则练出来北洋六镇，六镇的人，除了第一镇的禁卫军（主体是满人），剩下从官到兵，都对袁宫保特有好感。说他们效忠皇上的劲头没效忠袁世凯的大，或者说，眼里只有袁宫保没有皇上，也不算太过分。但是，这个效果，却不是人们常说的，是袁世凯成天搞精神教育，在军营里挂自己的画像造成的。其实，当年北洋军还谈不上有精神教育，即使有一点，也主要是教育士兵忠于皇帝、忠于国家，至于军营挂袁世凯的像，则基本上出于反对者的想象。那年月，对于当兵的人而言，精神跟现大洋相比还不值什么。北洋军喜欢袁世凯，对于军官而言，则是因为袁世凯舍得下本钱，看上的人，赏赐从官爵到金钱，从不吝啬。对于士兵，则是直接发饷，不仅实惠，而且跟别的军队比优越感强。可以说，只此一招，就征服了北洋人心。后来兵多了，袁世凯自己盯不了，就由别的将领，比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他们来盯着。这个传统，就这样传了下来。军官做别的出格的事可以原谅，唯独吃空额、喝兵血不行，肯定一撸到底。所以，北洋军从上到下，一直传诵着袁宫保的好，就算袁世凯被免职，大家还都惦记着他，为他抱屈。袁世凯走后，清廷把几个留洋的留学生派到北洋军做首领，结果，这样的洋学生却无论如何都渗透不到军队里去，大家阴奉阳违，就是不买账。到了清朝最后几年，别的新军吃空额的毛病多少有点重犯了，但北洋军却一直都没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倾向革命的北洋第六镇和第二十镇统制吴禄贞和张绍曾，先后发难打算造反。但这两位却都没法真正控制手下的军队，只要袁世凯不想反，这些军队也就难以跟着别人走。所以，两个发难者最后一死一逃，北洋军人还是听袁世凯的。 民以食为天，兵也一样，能对兵好，兵才会跟你走。当然，太好了也不行，容易养成五代时的骄兵悍将。北洋军成为袁世凯的本钱，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3章班房刑罚的另一副面孔 在我小的时候，人们还习惯把进监狱说成是蹲班房。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班房，早就不存在了。班房其实不是监狱，仅仅是古代衙役们休息的地方。在四川，把班房称为卡房。后来，这个地方被用来临时关押那些知县老爷或者书吏和衙役需要关押的人，被关押就被称为蹲班房。 蹲班房的人，其实都是没罪之人，最常见的是欠钱粮不交或者欠租不交的。拖欠钱粮不交还算是公事，把当事人押起来，在那个时代还算有道理；但拖欠租米本是私事，豪绅在县太爷那里有面子，一张片子把人送来，也照样关押。除此以外，来衙门打官司，婚户田土这样的“细事”，即现在所谓的婚姻和经济纠纷，当事人不服判决，甚至证人不肯作证，都可能被关进去。这样的班房押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法拘禁。所有关进班房的人，都没有定罪，有的甚至连嫌犯都不是，但照关不误。当年每个县衙都有正式的监狱，用以关押进入司法程序定罪的人犯。只有那些没法定罪但衙门的人又需要把他们关起来的人，才进班房。当然，自打有了班房之后，也不乏衙门的人挟私报复，平白将人关押的事情。 把人关进班房，就是令他们就范的，所以关进去的人没好日子过。每天一顿稀粥，饿得半死。暗无天日，挨打是家常便饭，不仅衙役打、牢头打，还有变着花样的刑罚，百般的折磨。折磨人，还就是要让被关的人的家属知道，这样才能更好地促使里面的人听话就范。因此，班房的死亡率非常之高。清朝道光末年，张集馨做四川的按察使，据他讲，当时每年四川一省，瘐死卡房里的人不下一两千人，远远高于每年的死刑犯数量。而死在班房里的人，即使按当年的尺度，连罪犯都谈不上。 班房，就是一个地方官可以公开地草菅人命的所在。县太爷想把人弄死，无需把你锻炼成狱，诬人死罪，只需要找个茬子，把你关进班房就行。无需太多的小动作，连续关多少天，饿也饿死你（衙门里有势力的书吏和衙役，也照样可以这样把人弄死）。同样是张集馨说的，四川有位县太爷诬良为盗，抓了十五个人，送到省里一审，都是错的，发回重审，县太爷一生气，班房里这十五人就全死了。另一个清末的酷吏，后来做过山东巡抚和山西巡抚的毓贤，在做曹州知府的时候，只要把人当盗贼抓了，不管有没有证据，就往站笼里一放，站笼在衙门前排了一排。只要进了站笼，站也不是立也不是，少则一天，多则数日，必定丧命。站笼，其实也是班房的一种特别形式。 清朝皇帝一向号称治民宽厚，对刑罚讲究慎重。死刑的复核，是皇帝的专利。每年秋审，全国的死刑判决，都要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抽调专业人士组成的秋审司来把关。对每个死刑案件都要进行详尽的复查审理，最后形成一个文件（说帖），交由皇帝定夺。而皇帝的复核也不是走过场，凡是说帖不清楚的案件，都要调来案件的卷宗，仔细研究。一般来讲，死刑案到了皇帝那里，多少都会有所宽大，放一码。比如斩刑改绞刑，绞刑改斩监候。但这样慎刑的王朝，在具体的司法审理和地方治理中，却往往是严刑峻法，一味滥杀，两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这个王朝治理的两副面孔。 尽管在王朝时代，对于地方官来说，他们法定的职责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征粮征税，也不是审理诉讼，而是教化，导民为善。但是，这样的儒教说法，其实没有多少地方官真的当回事。尤其是在所谓民风强悍、刁民比较多的地方，地方官一般都是法家面孔，能杀就杀，尽量多杀。班房关押这样恶劣而非法的手段，谁做了县太爷都会用的，所差的就是用多用少的区别。最关键的是，用这样的手段，即使把人整死，只要没有碰到当地的巨室大户，没人把事捅到上面去，死多少基本上都没有事。官员审讯人犯，用刑用大了，人死在当堂，官员要背罪过，关在监狱里的人瘐死数目多了，于官员的考核也大有碍。但是在班房里死了，上司大抵睁眼闭眼，皇帝也装作不知。只消不进入司法程序，一切都可以视为没有发生，哪怕里面的事情超级令人发指，地方官好官照做。 儒表法里的统治，班房就是一个最鲜活的说明书。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4章密匦这东西 密匦就是今天的检举箱。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检举箱可是个熟悉的东西，以前只要有运动，每个单位都立马设置这么一个东西，鼓励人们检举揭发。检举箱神秘莫测，没见过有人往里投信检举，但里面多半会有东西。什么时候投进去的？夜半无人之际。明明是公开鼓励人们做的事情，偏偏要偷偷摸摸地做，即使在运动中也是如此，人性真是有点奇妙。 密匦这东西，据说开始是武则天设置的。作为一种制度，当初被很认真地看待。每个密匦都有专人负责，定期取出里面的东西，交给专门负责的御史。但有意思的是，密匦本身并没有要人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的意思。当初的密匦是一个方形的盒子，四面颜色不同，各有名称。东面叫延恩匦，“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意思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才干，但现在被埋没了，可以投匦自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投上一份自我吹捧的简历，期待得到一份聘用书。南面叫招谏匦，“匡政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意思是人们对时政和政策有所建言、匡救，投进去。西面叫伸冤匦，“怀冤受屈，无辜受刑者投之”。北面的叫通玄匦，“进献赋颂，涉于玄象者投之”。意思是有想表达对女皇爱戴之情，进赋献颂者，但又写得比较玄妙，跟李唐家自称的祖宗老子有点关系的，玩点三玄，老、庄、易者，就投到这里。当时武则天虽然称帝，但还没改李唐名号，传统还是要顾及。 如果照密匦上的这些字样解释，这个神秘莫测的玩意，似乎跟告密检举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领导人密切联系民众的一种措施，同时也接受一点人民群众的正面歌颂。可是，密匦设置之后，真正的用途就是接受人们的告密检举，从来没有什么傻帽往里投简历或者献赋颂。倒是负屈含冤之辈有可能往里投点什么，但也不多，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到底是干吗的。当然不乏有真正为国分忧、为女皇分忧的积极分子，但也有浑水摸鱼之徒，谁看谁不顺眼，写个黑状子一投。 武则天做皇帝，天下不服气的人多，异己势力蠢蠢欲动。从来只听说过太后临朝，没听说过女皇帝，尽管因为此前北朝鲜卑人统治多年，唐初女人比较嚣张，但中国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做女皇，无论如何都是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儿。在武则天看来，自家的屁股能不能坐稳，关键看能否及时剪灭异己，镇住这些不服的人。自古以来，聪明的统治者都谙熟人性的阴暗，用不着奖励，只要放手让人告密，就会有人跃跃欲试，试的人多了，自然人人自危，大家互相怀疑，谁也不能信任，原来密切的社会关系，就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再整治也就容易了。跟密匦制度配套的，是酷吏的严刑逼供，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古代问案，尤其是这种从密匦出来的政治性案件，谈什么证据？只要有人告下了你，基本上就死定了。密匦横行多年之后，真正的反叛，或者曾经参与反叛、同情反叛的人也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但更多的则是被冤枉之人。冤狱遍地的结果，是人人钳口、个个服气，不只反叛的危险消除，连不服气的念头都没人敢动了。也可以说，当年武则天设置密匦制度，要的就是营造这种人怀疑人、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等到大局已定，再杀几个当日过于专横的酷吏，安抚一下人心，她就可以放心改朝换代了。 不过，古代的中国毕竟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尽管是皇帝，如果刻意摧垮这样的信任，也一样会遭到强烈的抵制。武则天的密匦制度基本上只实行于社会的上层，用于消弭上层的反抗，如果她把这一套强力推到下层，肯定会引起天下的纷扰。因为无论哪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政权体系立体化，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管到每个家庭。当年统一六国的秦始皇都做不到，张良刺杀他，博浪一椎，然后大索天下也没找到行刺者。即便如此，在武则天实行密匦制度的那些年，仍然让官僚阶层很不舒服。在达到既定目标之后，密匦制度就慢慢废弛了。如果武则天一直这样做下去，恐怕她的统治反而会不稳了。告密固然可以整人，但却难以避免请君入瓮，被人如法炮制。人性固然有阴暗的一面，但人性更不喜欢紧张，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紧张。人与人持续而强固的紧张，是会把人逼疯的。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5章作为替罪羊的奸商 世界上有没有奸商？当然有。三百六十行，哪行都有坏人，商人自不例外。在商言商，商人做买卖就是要挣钱，商人言利，理所当然。在一个儒家学说盛行多年的国度，言利之人被人看不起，在情理之中。况且，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一度甚至被打入贱民行列。所以，用“奸商”二字鄙夷一下商人，就成了时髦。 每到物价飞涨时，人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奸商作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其实在这种时候，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心术坏了的商人在中间捣蛋，但物价飞涨的关键，还是因为短缺。一旦供应充足，没有商人有这个力量可以垄断商品，抬高物价，就算有商人联盟这样做，总会有不乐意加入的人破坏之。市场太大，没有几个人或者一群人可以操控得了，囤积多了，不仅货物本身积压资金，储存也是需要成本的，万一到最后还卖不出价来，就会赔得底掉。这样的教训很深刻，没有多少商人乐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是，在消费者眼里，物价飞涨给他们的直接刺激，就是商人作怪。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同样的东西频繁地在商人手里涨价，罪魁祸首不是他们，还能是哪个？不用说，凡是在这种时候，社会必定出现动荡，而统治者稳定秩序的法宝，就是找替罪羊。现成的替罪羊，就是商人。拿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咔嚓掉了，马上就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神效，老百姓立马人心大快。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经济一团糟。糟的原因，是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不乘抗战胜利的东风搞建设，而是大肆接收所谓的敌产。敌产的确定，就大有问题。按中国人的经商习惯，当年留在沦陷区的企业家，或多或少都得跟敌伪政权打点交道，不能说人家打了交道就是敌产。但是，在抗战胜利后，在唯道德主义的旗帜下，大多数沦陷区的产业都成了敌产。而接收者，实际上是经过抗战八年，已经变得相当腐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所以，接收变成了劫收，不仅加剧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而且接收来的产业都变成了国家资产，国民党政府因此成立了诸多国字号的大公司，什么中棉、中糖、中蚕之类。这些公司跟所有国有企业一样，都经营不良，在那个特别的岁月，干脆就无法运作。所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经此一劫，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停工，经济实际上陷于瘫痪。 瘫痪的经济，却要支撑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由于战后英美的剩余武器大量涌入中国，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在短时间内翻了几番，一场突然到来的现代化战争，使得国共内战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内战，其耗费也是空前的。显然，残破的中国经济根本支撑不了这样的战争，所以战争一开始，国统区立马物价飞涨。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百姓连米都买不起了，民怨沸腾，工潮和学潮，都闹起来了。 当然，买不起米的市民，愤怒的目标首先是米商，这些人被骂为“米蛀虫”。而国民党政府安抚民心的招法，也是打击米商。当时，上海米业公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杜老板在上海威名赫赫，无事摆不平，米业找万墨林做理事长，其实不是因为他米业做得大，仅仅是想借杜老板的名头，拉不来杜老板，拉一个管家也好。没想到这么一来，却给万墨林招来了无妄之灾。当时上海负责治安的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背后的靠山是蒋经国，对于采用“列宁主义铁腕”治理国家情有独钟。整顿秩序，平息民怨，他要拿万墨林开刀。事实上，选择一个具有黑社会背景的所谓的米业老大，拿来杀鸡儆猴，制造舆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结果，万墨林被抓，关进了警备司令部。宣铁吾公开宣布，万墨林具有黑恶势力的背景，囤积居奇，操纵米价，要以军法严惩。好在杜月笙毕竟在上海树大根深，基础雄厚，任凭这样，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万墨林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捞了出来。在万墨林锒铛入狱期间，上海的米价依旧狂涨，如果政府限价，那么米店就空空如也。为了应付局面，政府只能加速通货膨胀。结果，一个政府雇的清洁工的工资要用麻袋装，领了工资，马上跑步进米店，晚了一步，米价就又是一个样了。 到了1948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的规模，经济已经崩溃。原因大家都知道，就因为内战。内战耗尽了国内的真金白银，拉得通货膨胀直线上升，物价不过是通货膨胀的体现，这个大格局，绝非什么奸商可以操控得了的。但是，国民党政府此时即使有心停战，也力有未逮，想要稳定局势，遏制经济崩溃，还是乞灵于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组合拳，于是开始了金圆券的货币改革。 在内战不能停止的情况下，实现把法币换成金圆券的改革，原本就是一场必输的赌博。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必须有足够的准备金，即黄金储备和硬通货。但是，显然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准备金，原来的家底都耗于内战了。但是，金圆券却气魄很大，可以直接兑换黄金和硬通货，政府也就真的强行用金圆券来购买民众手里的黄金白银和硬通货。幻想通过这样的掠夺，让自己的新货币坚挺起来。然而，这样牛气的新货币，一出笼实际上就是膨胀的，此后更是一路翻着跟头地膨胀。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靠掠夺使货币站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包括商家，当然不买金圆券的账。而一些大人物，包括杜月笙，自然要想办法把手里的黄白之物和硬通货转移到香港或者国外。眼看着金圆券就要变成第二个法币，这时候，蒋经国亲自出马，亲到上海作为经济督导员，以铁腕整顿经济和金融。 小蒋出马，再次拿杜月笙开刀，以套汇外流的罪名，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同时强令冻结上海物价。拿杜月笙开刀，震慑所有的上海有钱人。结果，杜月笙拉出来同样套汇的孔令侃，让孔家人告到老蒋门上，致使小蒋查不下去。而冻结物价的结果，是上海商家货架空空，所有的商品，连抽水马桶都算上，均有价无货。新一轮的打击奸商行动，又告破产。整个国统区秩序紊乱、人心不宁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小蒋一轮又一轮地收买人心、打击奸商的铁腕行动，不仅没有安定下民心，连上海的中产阶级，甚至连杜月笙这些老牌的国民党支持者的心都寒了。这也是为何上海解放之后，杜月笙只去香港，不肯去台湾的原因。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6章《新安天会》 《安天会》是京剧的一出传统戏，演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事儿。跟《西游记》原著一样，故事突出的是闹天宫，孙猴子出尽了风头，威风八面。但最终却要以他被压在五指山下，天宫恢复秩序作为结束，所以戏名叫《安天会》。 过去的中国人，无论上层还是下层，都有极强的两面性，一方面喜欢捣乱，一方面又向往秩序。对于闹天官这种事儿，既喜欢做孙猴子，又想做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一边乐见孙猴子把富丽堂皇的天官搅了个稀巴烂，一边津津乐道孙猴子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却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然，位于上层的人，“佛性”或者“帝性”足一点，而位子下层的人，猴性多些。正因为如此，这个戏才必须叫《安天会》，或者叫《安天大会》。只有这样，有钱有势的大爷们才看得安心。编本子和唱戏的人，知道自己是吃谁家的饭，不会跟自己的衣食父母过不去的。 民国了，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像袁世凯这样的人，即使在清朝，也属于“佛性”和“帝性”比较多的那一类。袁世凯不大喜欢皮簧，对于唱戏、听戏，不过应景而已。不过，如果他听《安天会》这种戏，固然也可能欣赏孙猴子的花招，但屁股肯定是要坐在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一边的。这样一来，如果人戏的话，他的对头就只能做孙猴子了。民国开张，袁世凯跟革命党人有过一阵虚假的蜜月，但蜜月很快结束。宋教仁被刺后，两边都不可能再相安无事，或者装着相安无事。据说，袁世凯也终于看清楚了，孙（中山）、黄（兴）无非就是捣乱，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对于这样捣乱的孙猴子，他就只好下手安天了。 二次革命，国民党的反抗雷声大雨点小，被免职的国民党三都督，只有江西的李烈钧做了比较激烈的抵抗，广东和湖南一枪都没放，而革命党的老巢南京，仅仅是很戏剧性地闹了一下。如此声势显赫的国民党，几乎是不旋踵就被打垮，孙黄之辈，只好在自己建立的民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就流亡国外，袁世凯完胜。如此顺当地打败一个声势浩大的对手，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是，公开开大会、唱大戏庆祝，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再怎么辉煌，也是一场内战。但是又不能不声不响，所以，袁氏的左右就想起来编戏这回事，编一个紧扣时事的新戏演出来，让袁大总统高兴高兴。孙猴子姓孙，孙中山也姓孙，而且，孙猴子捣乱，孙中山也“捣乱”，自然，新戏最靠谱的就是《安天会》了。就这样，不知哪个无聊的文人得钱动了动笔，新编的《安天会》出笼了。 《新安天会》里，孙猴子是时装打扮，脸上八字胡，俨然就是孙中山模样。而孙手下大将，是黄风大王，体态肥硕，明白的就是黄兴。先锋官曰独木将军，一个俊俏的白面少年，说的是抵抗最力的李烈钧。而李手下的左右二将，一个是刁钻古怪、虎头豹眼，一个是古怪刁钻、白鼻黑头，暗指李烈钧手下林虎和方声涛二将。后来又说其中一个投降了，那么也可能是指湖口炮台的守将刘镜福。而安天的这边，没了如来佛，只有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手下几员大将，不再是托塔天王和哪吒，变成了大将军冯异、桓侯张飞、通臂猿李广、忠武王曹彬。几个朝代的人，胡乱凑在了一起，分别指的是进攻国民党的前线将领，冯国璋、张勋、李纯和段芝贵（从古代名将里实在找不到姓段的，没办法，只好让姓曹的顶替）。剧情很简单，孙猴子出来捣乱，玉皇大帝遣将镇压，当然是孙猴子这边一败再败，最后现出原形，孙当然是猴子，黄是猪，而李烈钧则是一条狼狗，两个先锋偏将，一个是白额虎，另一个没交代清楚。就这样，戏到末尾，还生怕看的人不明白，蛇足地加了一段一个人的道白。出来一个小生，连唱带说把孙中山的身份道了个清楚，让他无限凄凉、无限怀乡、无限惨然。 原来的《安天会》，尽管捣乱的最终被镇压，但整个过程却是捣乱的猴子出尽风头。像这样一边倒的安天，没故事、没噱头，真的是不好看。编的人拍马心切，笔头着粪，演的人当然也出不了彩。所以，据说当时的名角谭鑫培和孙菊仙都不肯接，只能由次一等的角儿来担纲。好戏在袁世凯生日那天开场，袁大总统连同一大帮戏里演的文武干将，也都坐在底下过瘾，看着演员活生生地拍自己的马屁。但是，这样的戏拿出去，却没有人喜欢看，所以《新安天会》就成了一出纯粹的官场拍马戏。 从晚清到民国，由于西太后的提倡，戏剧舞台是京剧的天下。几乎每个历史的关头，都会有相应的时事戏被编出来，每出时事戏，立场都毫无例外地站在当家人的一边。但是，除了太平天国时的《铁公鸡》外，几乎都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一个也站不住。只有《铁公鸡》到了民国还在演，我还从旧货摊上淘到过剧照，但这剧也不大红，跟老的《安天会》没法比。至于这出《新安天会》，即使在当时也没有火起来。参加演出的人看在大笔的包银份上，就当是唱出特别的堂会，来一场关公战秦琼，陪老爷子（袁世凯）一乐。 第二篇 官场戏与梦 第17章天庭里的宫廷政变 中国姓张的人很多，俗话说，张王李赵遍地刘，张姓人口即使不是第一，也在前几位。李赵刘都有王朝，王姓再不济，还是出了一个王莽，建过一个新朝，虽然短命点，也算一统天下。但是，姓张的没有做过皇帝。满打满算，只有两个草头王，宋代的张宗昌，明末的张献忠，名声还都挺差，没法让姓张的人们以他们为豪，虚荣一下。但是，在老百姓的传说里，天上的玉皇大帝是姓张的。还有几个很重要的神也姓张。一个是灶王爷，每户人家的一家之主，姓张；一个是文昌帝君，管士子文运的，也姓张。当年张献忠入川，还跟文昌帝君叙过谱联了宗。有祭文为证：咱老子姓张，你老子也姓张，你和咱老子联了宗吧！尚飨。 这么多神仙姓张，有人研究，估计跟张天师有关。道教始祖是张姓人，最早的道士姓张的自然多。道教盛产神仙，轮不到咱们做皇帝，编几个姓张的神仙还不容易？地上做不了皇帝，就在天上做玉帝，过过干瘾。其实，按中国的国情，神仙是抵不了人间的帝王的。有个传说，说是唐朝的宰相张说，当初命运之神是给他两个选项让他选的，一个是天上的神仙，一个是人间的太平宰相。一番踌躇之后，张说还是选择了后者。宰相都比神仙值钱，更别说皇帝了。想想也对，神仙谱上那么多神仙，还不都是经过皇帝封的。皇帝不封，就只能做民间的草头神，碰上厉害的官吏，连神像带庙祠都会给平了。王权高于神权，这是中国的现实，神仙也一肚皮无奈。 不过在传说里，张姓做玉皇大帝，是经过一番曲折的。此事见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说是玉帝原来姓张名坚，字刺渴，渔阳人也。在人间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混混，走马遛狗，谁也管不了。有一天张网捕雀，抓到了一只白雀，喜欢得不得了，于是养了起来。可能这白雀是有些来历的，跟当时的玉帝有点不知算什么的关系。玉帝姓刘，知道了白雀在张坚手里，托梦给他责怪之，还屡屡要杀白雀。张坚看来也不是凡人，屡屡护持白雀，让当时的刘姓玉帝得不了手。没办法，玉帝只好下界来找。张坚盛情款待，好酒好菜，在酒酣耳热之际，张坚偷偷溜出去，偷了玉帝的天车，乘白龙上天去也。等到玉帝酒醒，追之不及。这边张坚到了天庭，马上改易百官（活儿干得也忒麻利），也就是说把原来的天庭的人马都换了，又堵塞进入的北门，封白雀为上卿.让她产的蛋从此不在下界了（不知是否变成人形）。经此政变，天庭就由姓刘改成姓张了。但姓刘的前玉帝不服，总是在下界为灾，张玉帝没办法，只好封前任为泰山太守，即后来的东岳大帝，主管人的生死，总算安抚住了。 鬼的形象是可以瞎画的，神仙的事是可以乱编的。但画也好，编也罢，都是人的杰作，总得有点影子，没有影子，编出来人也不乐意信。不消说，玉帝换人的故事，实际上就是人间故事的变种。东周已降，贵族社会结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矣！人间的帝王需要争夺，打打杀杀是争夺，尔虞我诈也是争夺，争来了就是皇帝，争不来就是草寇。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史家涂来涂去，怎么涂都涂不干净。其实就是宫廷政变，不合法的干掉了合法的继承人，进而逼着老爸让位。当时没有人敢公开出来质疑，但回家自己嘀咕肯定免不了。结果害得潜意识里，编神仙故事都编出了宫廷政变。看起来是凡人和天神之争，实际上也是人和人的战斗。原来的玉帝既然姓刘，多半先前也是凡人。只是天神的故事，尽管卑鄙也够卑鄙，阴谋也够阴谋，但多少有点人情味，毕竟给了前玉帝一个位置，让他接茬称王称帝。而在人间，就断然不会这样客气，被夺权的人，即使当时脑袋不搬家，过后也得搬，亲兄弟也没有例外。 神鬼之事，都说不好说，其实都是人间的事。人模仿自己编出了鬼神，转过头来再用来吓自己。被吓住了的磕头礼拜，没吓住的拆庙毁像。多少辈子，就这么点事儿。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1章肃亲王的心思 晚清满人也有几个有志气的，肃亲王善耆要算一个。肃亲王善耆，是皇太极长子豪格之后第十代肃王。肃亲王是清代八大铁帽子王，所谓世袭罔替的八大豪门之一，别的贵族隔一代降爵一次，而这八大王不降。善耆出身豪门，自己也有点本事，因而在当时大大地有名。晚清有两个亲王级的满人亲贵最明白事理，一个是庆亲王奕劻，一个就是肃亲王善耆。奕劻跟善耆比起来，根子不粗，原本不过一般宗室，靠着巴结和能干，才一点点爬上去，最后也混了个世袭罔替的亲王帽子。而人家善耆，则压根就是天生的铁帽子王府里的嫡派子孙，根正苗黄（清人皇族尚黄）。而且论为人，善耆清廉，奕劻贪鄙。奕劻的贪满朝知名，他的王府，如果没有大笔的门包，连想进门都没戏，不进门，事当然办不成。而善耆做北京崇文门税监，整顿税务，给税务人员提高薪水，但不许潜规则受贿，自己则一介不取。明白的满人都跟汉人混得不错，这两人自不例外，都有一群汉人朋友。但一些以清廉自命的汉臣，却很讨厌奕劻，相反对善耆有好感。但是，这样两个明白人，在晚清当家太后慈禧眼里，分量却是一轻一重，重的是庆亲王奕劻，轻的是肃亲王善耆。不是西太后不明白两人的优劣，关键在于帝后隔阂的微妙格局。 自戊戌政变之后，西太后跟光绪皇帝实际上已经成了政敌。政变之后，西太后费尽了心思，也没能废了光绪，反而惹出了庚子拳乱之祸，差点把祖宗江山给丢了。但是即便如此，废不掉的光绪依然只能做西太后的囚徒。囚徒可是囚徒，一旦年迈的西太后死了，年轻的囚徒就会鱼跃翻身，成为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由于这样的微妙政局，清廷新政时期，满人亲贵的心理相当微妙。尽管当时的帝后都咸与维新，但守旧的满人心里还是向着太后，感觉太后更稳当，更倾向于维护满人利益。但是，对于皇帝成年后仍由女人当家这样一种明显有违祖制的做法，多少还是有些嘀咕，暗地里担心这种牝鸡司晨的状态，会给祖宗江山带来不祥。传说是恭亲王奕䜣说的，大清早晚得亡于方家园（慈禧的娘家所在）。其实有这样想法的旗人，绝不是一两个。而趋新一点的人，则更倾向于皇帝，由于太后年事已高，这种倾向就越来越明显。其实，就是守旧的人，也得盘算在西太后之后的日子怎么过。奕劻和善耆都是明白人，但善耆是真正的趋新，奕劻只是懂得利害而已。相比之下，奕劻跟西太后更亲近一些，而善耆则跟皇帝有更多的感情。庚子年逃难，据善耆自己讲，颠沛流离之间，他更多的是在照顾光绪。所以，后来议和的时候，两人都被西太后派去协助李鸿章跟西方各国谈判。但是后来的新政，两个人权位份额却大不一样。奕劻被委以重任，首当大局；而善耆则只是主管民政，接袁世凯的茬儿，编练警察。即便如此，在这个领域，他也不能握有全权，袁世凯的人还是在里头起作用，而袁世凯则跟奕劻走得很近。西太后不是不知道奕劻贪，但贪而忠诚，还是得大用。 在晚清的最后几年，虽然新政红红火火的，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西太后跟光绪的政敌关系并没有缓解。心胸狭隘的西太后，绝不可能容忍光绪自然接班，从囚徒变成真皇帝。换言之，她一定要弄一个自己的人继承大业。要实现这个目的，已经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就一定要死在三十多岁的光绪后面。这么一来，光绪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宫里不仅有这样一个手握大权、居心叵测的太后，也有乐于将此居心付诸实践的太监，比如亲手把光绪的爱妃珍妃推到井里的崔玉贵和他的徒儿们。 跟宫廷有天然联系的满人亲贵们当然不是瞎子，他们也看到了皇帝的这种危险。感情上更接近光绪的肃亲王甚至说，他编练京师的消防队完全按照军队形式训练，目的就是一旦皇上有不测，就以救火的名义冲进去，把皇帝救出来。但是，直到1908年11月14日，西太后病危，却突然传来光绪皇帝暴毙的消息（后来证明光绪的确是被毒死的），什么救助动作都没有使出来。以奕劻为首的多数满人亲贵，还是倾向于让西太后的意志继续下去，不管这个意志是否会葬送他们的祖宗江山。而善耆这样的人又缺乏做大事的决断，只能眼睁睁地等待机会，再看着机会溜走，无所作为。等到革命到来，大势已去，才如梦方醒。跟守着赃款踏实过悠闲日子的奕劻不同，跟所有满人亲贵都不同，肃亲王善耆一直在奔走复辟，撇家舍业地搞复辟，全家动员投身复辟。为了复辟，他不惜跟日本人打连连，家里还因此而出了一个闻名遐迩的川岛芳子，加倍败坏了这位清末贤王的名声。但是有什么用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大清江山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2章庚子年，有个端王爷 1900年，也就是庚子年，是清朝皇室的蒙难年。四十年之内，皇室第二次逃难，用他们自己的话叫“西狩”，即到西边打猎去了。但他们自己知道，这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逃难，逃得比第一次的北狩更远，也更狼狈，不是去打猎，而是自己被洋人当猎物追了很远。 洋人这次攻破北京，是因为朝廷由着义和团杀洋灭教。洋人被杀的不多，几百人，但却有几十万中国的基督徒殒命，而且排外的狂潮直接威胁到了所有在北方的洋人，包括外国使馆。朝廷这样纵容义和团，是因为西太后老佛爷跟洋人闹翻了。这次翻脸，说起来纯粹是由于中国的内政。朝廷变法，搞戊戌维新，但是刚开了头，一线领导光绪皇帝跟二线领导西太后就闹起了矛盾。这样的矛盾其实跟新旧无关，而跟权力之争有关。双方闹到不可开交之际，维新派谭嗣同的一次冒险行为，给了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口实。虽然说这次冒险光绪并不知情，而神通广大的西太后要想查清情况也不难，但是她就是不肯这样做，一门心思认定策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就是光绪的主意。光绪从西太后婆家那儿论，是亲侄子，从她娘家那儿讲，是亲外甥，立为皇帝，就成了她的儿子。现在儿子要害老娘，这还了得？所以，眼前的这个皇帝，就是不孝的枭獍（古人传说中的恶禽兽，枭生而食母，獍生而食父）。发动政变，将之囚禁中南海瀛台，还不解恨，非废了他不可。 但是，废光绪不仅遭到部分朝臣的反对，很多有实力的地方大员，如刘坤一，也明确表示不同意，说什么“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更可气的是，在京的西方各国公使，也表示不能接受。你说光绪生病，因病不能视事，人家就要推荐医生进宫看病。对于洋人如此赤裸裸地干涉内政，西太后当然会很生气，不止生气，而且火大。西太后当了近四十年的家，很多政治上的大事看得很明白，但毕竟还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妇人。对于她施加了养育之恩却遭反噬这件事，无论如何都搁不过去。光绪的不孝，开始也许只是一个出来训政的口实，但说多了，连自己都相信了。别的都可以妥协，唯独这事妥协不了。但硬抗似乎也不行，于是就来了一个缓兵之计，以给光绪立嗣为名，先找个接班人，时刻准备着，一有机会，就用接班人取而代之。这个接班人，按满人的规矩，叫大阿哥。就这样，中国的政坛一下子冒出两个人来，一个是大阿哥溥儁，一个是大阿哥的父亲端郡王载漪。如果没这两个人，义和团的祸也许不会惹得这么大。在庚子年，支持义和团最卖力，对抗洋人最激烈的，就数这个端王爷。又偏是他，最受西太后的信任。 说实在的，载漪和溥儁这爷儿俩，真是没什么特别之处。溥儁成为大阿哥，既不是他才华出众，也不是因为他跟同治或者光绪血缘最近。端王不过是道光皇帝第五子奕誴的儿子，同样近的，有恭亲王奕䜣家的人，还有醇亲王奕譞家的后代也可以选。选了溥儁，无非是因为端王的福晋，是西太后亲弟弟桂祥的女儿，西太后的内侄女。而溥儁，就是又一个既跟西太后婆家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同时又跟她自己关系最近的人，唯有选这样的人，她才踏实。 溥儁还是个孩子，虽然是个比较顽劣的孩子，进了宫，对政局也没有什么影响。但端王就不一样，在溥儁进宫之后，他也摇身一变，成了西太后的宠臣和朝廷的重臣，说话一言九鼎。西太后就是这样，知道清朝的祖制没有太后临朝的一说，所以当年祺祥政变，自己出山，打的就是亲贵当政的牌。此后每个阶段，总要拉一个王爷一起当家管事，共事时间最长的是恭亲王奕䜣，其次是醇亲王奕譞，现在又轮到了端王载漪，此后就是庆亲王奕劻了。 几个王爷比较起来，端王是最低能的一位。他跟众多纨绔一样，喜欢玩，喜欢票戏，所有的精力和财力都耗在了上面。家里长年请当年的名角谭鑫培和孙菊仙教戏，一度还喜欢捏泥人，请来泥人张来府上教他。除此而外，这位王爷还有一个挺费钱的爱好，就是养马。雇了好些养马的把式，府上好马十几匹，有跑马、颠马和走马之分。光马的装扮，在鞍鞯、嚼子上就花费不小，不是镶金就是嵌玉。端王跟一般满人公子哥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好武，喜欢射箭，家里养着好些武林高手，教他打拳，舞枪弄棒。只是他的身手怎样，却没法知道，因为从来没有机会施展过。即使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最危急的时刻，也没见他披挂上阵。指挥攻打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也是让别人冲锋，他躲在后面。最后城破逃难之际，他的那些好马也没派上用场。大约走得太急，来不及调遣了。 但是，这样一位好似玩闹的王爷，在庚子年那个特别的场合，却起了翻天覆地的作用。利用义和团灭洋，是他力主的。在义和团眼里，他是他们最大的大首领。进攻使馆，也是他的主意，而且是他亲自主持。甚至在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已经破灭，八国联军眼看就要打进北京的时候，他居然矫诏调来新建陆军的重炮，想要轰平使馆。幸亏荣禄没有听他的，否则真要是轰平了使馆，这个祸就闯得更大了。仅有的几位表示不同意见的大臣，袁昶、许景澄、联元，也是他奏请杀掉的。连同为满人纨绔的立山，仅仅因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也被他干掉。当日，在他的淫威之下，几乎人人自危。好几位大臣后来回忆说，如果八国联军再晚来几天，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朝臣被杀。一度，他还领着义和团进宫，要搜查宫里的汉奸，明摆着是要给光绪好看。幸好西太后虽然讨厌光绪，但却不喜欢这样胡来破坏了规矩，才制止了他。十几万义和团涌进北京城，闹得北京秩序大乱，各个衙门都驻扎着骄横的团民，还必须管他们的饭。官员稍有异议，轻则挨揍，重则脑袋搬家。由于有端王罩着，谁也拿这些人没辙。这些团民天天打打杀杀，嚷着要杀朝中的“一龙二虎三百羊”，连李莲英这样的人都感觉到了混乱和不便。就连西太后自己，也未必能完全控制得住局面。 这样的玩命而且拼命，仅仅是因为端王的儿子做了大阿哥，距离皇帝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为了早一点把光绪赶下去，在当时的情形，只有灭洋一条路。认准了这条路，他就一根筋地走到黑，甚至连一点后路都不留，也把这个朝廷推向了悬崖边上。 这样做的结果，西太后也就只能逃了。还好八国联军兵力不足，没有四面围困，给逃难的人们留了一个德胜门。从德胜门逃出来的西太后，不仅带走了光绪，还拉上了端王和他的儿子溥儁。惹了大祸的端王，也没有坚持留在北京，与京城共存亡，而是跟着一直逃到了西安。议和之后，西方列强方面开出的“祸首”名单，头一个就是端王载漪。西太后还真是顾念亲戚的情分，别的祸首，该杀都可以杀，唯独端王的命却要留着，最多只能发配。列强最后还是给了西太后这个面子，端王的命，算是留下来了。也许，这个端王原本就是庚子年西太后作恶的替身，坏事恶事，都是他的事。事后，让人恨得牙根痒痒。端王被流放之后，大阿哥溥儁自然成了鸡肋，加上他顽劣成性，宫中谁都不喜欢，据传还揪过光绪皇帝的辫子，上上下下，一点人缘都没有。西太后西狩之后，两个最信任的近臣，吴永和岑春煊，都力主废掉大阿哥，不久，他也就真的被废了。 此后，虽然流放中的端王一直受到朝廷的供养，甚至到了民国还享受政府的补助，并且还免不了有些不喜欢洋人的人，时不时去崇拜一下这位敢跟洋人开仗的王爷，但从此以后，这一家子在历史上基本上就没动静了。曾经剑拔弩张、气势汹汹的王爷，再也没见有什么肝火，一点脾气都没有。现在看来，在当年的清廷王爷中，端王肯定不是最混的一个，也未必真的很保守。但是，一个废立机缘，把他推到了政坛的漩涡中去，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不幸的是，由于利害的原因，他起的恰是一个特别糟的作用，差点把国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3章左宗棠的自恋事业 1881年春，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这年，此老已经虚岁七十了。古人的平均寿命不长，四十岁的人就可以称老了，七十岁，古稀之年，即使精力还旺盛，自我感觉也老得不行。其实，晚清的这个年景，是李鸿章的时代。当家的西太后也知道，她的天下，还真离不开这个人人骂的李鸿章。眼看着洋务事业一天天发达，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李鸿章还真就是不行。但是，一家独大无论如何都不是好事，擅长平衡术的西太后，无论如何都要找个能平衡李鸿章的人，于是，一向跟李鸿章不和的左宗棠就被挑中。 不过，别的高官熬到这个岁数，进军机都没有问题，唯独左宗棠不合适。此公是举人出身，因战争的机缘进入官场，一出手就做得没边，一个师爷，居然要巡抚帐下的二品总兵都要对他参拜。在大帅府中说一不二，让大帅今天做的事，今天就得做，拖到明天，爷就不伺候了。战况紧急，大帅用人之际，人才难得，对他只能迁就。等师爷做够了，就独当一面，率领他的楚勇，出征太平军了，直到打出了他的一片天。可以说，他左宗棠不是像别人那样一步步爬上来的，每一步都要看上司的脸色，防范左右的倾轧，时时小心，处处留意，讲礼仪，顾面子。实际上，这个人等于就没在正经的官场上混过。这样的人，对于官场礼数、宫廷礼仪基本上是个棒槌，什么都不懂。当年的军机处是设在宫里的，雍正皇帝设置这个机构的时候，就是个皇帝的小型秘书处，候在皇帝的寝处，时刻准备着。晚清的太后和皇帝没有雍正那么牛了，但军机处的性质却还一样。这样的棒槌进了宫，伺候皇帝太后办公，处处都显着不方便。尽管西太后看在他功劳的面上，不去责备他的失仪，但他自己却好受不了。 不好受的还不仅仅是他自己，军机处的同事更是难受。当日军机处的领班是恭亲王奕䜣，左宗棠进了军机，奕䜣也不敢托大，有重要折子，要请左侯（左宗棠封了侯）先拜读。左侯也当仁不让，拿过来就先看。可看了没几行，就放下折子，跟同僚们大谈他当年在新疆的战绩，如何如何料敌如神，如何如何先发制胜，何处埋伏，何处伏击，何处穷追猛打，即使诸葛再世，也不过如此。入疆打败浩罕国的阿古柏，是左宗棠一生事业中最得意的杰作，战事绵长，战绩辉煌，有的是可说的。可一说就没完没了，今天说了，明天还说。每个让他看的奏折都看不完，说却说个没完。众军机大臣，有哪个敢打断他的呢？奕䜣带头忍着，大家都得忍着。但是，军机处的职责，是要看了奏折提出处理意见的，把意见写出来夹到奏折上，叫做票拟。一个重要的奏折，压在左宗棠手里迟迟看不完，票拟上不去，太后怪罪下来，怎生了得？于是，大家只好等左宗棠吹牛吹累了，下去歇息之时，偷偷给它处理掉。可是，偏偏这个左大爷记性还不错，歇够了，还记得这么回事，发现奏折没有了，不依不饶。旁边的人只好说，王爷已经给它搁起来了。左大爷还是不肯罢休，说，王爷为何给它搁起来？答曰，人家是领班，他怎么做我们都跟着。这下可好，以后连着几天，奕䜣做什么，左宗棠就做什么，连奕䜣上厕所，左宗棠也跟着。奕䜣奇怪，问左宗棠为何这样。左答道，他们说要跟着你。说实在的，此时的左宗棠，最合适做的，是一个给少年儿童宣讲传统的业余解说员，放在军机处，实在是屈才了。 自己受罪，别人也跟着受罪的左宗棠，干了几个月的军机大臣之后，终于干不下去了，外放做了两江总督。到了南京，依旧述说他的功业，再加上骂曾国藩或者李鸿章。四年后再入军机，没几天，中法开战，七十多岁他又被派往福建，做了督战的钦差大臣，其实没起多少作用，就去世了。 左宗棠是个怪杰，的确有经世之才，时代也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既生瑜，偏生亮，即使左宗棠自比诸葛亮也没办法。他要做天下第一，非第一不可，但第一偏不是他，即使第二，也要跟李鸿章争一争。到了晚年，机会不再，精力也不再，能做的也就是自己夸自己，再就是骂别人了。曾经辉煌的左宗棠，晚岁再无业绩，有的只是自恋的事业。说起来，左宗棠在历史上屈尊于曾、李之下，没能超越自己，总是陷在自己已有的功业里难以自拔，是一个主因。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4章严修与袁世凯 当今之世，知道严修的人不多，但提起南开，大概无人不知。而南开的起点，就是严修家的一个家塾，后来的南开中学和大学，多少都跟严修有点关系。让南开很得意的校友周恩来，当年也深受严修的赏识。 严修跟袁世凯的关系很深，如果说袁世凯这一生有什么知交的话，严修绝对要算一个。1908年，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了，当家的摄政王载沣立即罢免了袁世凯，让他回老家养莫须有的足疾。袁世凯离开北京，只有两个朝臣前来送他，一个是杨度，一个就是严修。而且，严修还上了一道奏折，严词抗议朝廷无理罢免大臣，摄政王留中不发，随后严修挂冠而去。放下是非勿论，就朋友道义而言，在一个王朝时代，敢于冒朝廷震怒之威，公开吊抚朝廷的弃臣，严修的为人没得可说。 严修和袁世凯订交之时，正好是在戊戌维新进行时期，两人严格地说都是维新派，主张变法，也多少都跟康梁打过些许的交道。袁世凯小站练兵，开深化军事变革的先河。而严修则在贵州学政任上，上了一道请开经济特科的奏折，名震天下。但是，随后戊戌政变，严修从此被打入冷宫，差点丢了官帽子，而袁世凯则原封不动，官运看好。只是，啧有烦言的袁世凯戊戌告密，却没有影响两人的交情。显然，在朋友交往中似有洁癖的严修，并没有认为袁世凯做错了什么。袁世凯不是康党中人，跟谭嗣同也没有深交，谭嗣同冷不丁要袁世凯用他那七千新建陆军，兵围颐和园，抓了西太后。漫说这就是一个杀头造反的事，就事件本身而论，也超级不靠谱，就算袁世凯乐意，也没有成功的可能。袁世凯要想活命，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事情向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汇报。这件事，对于两个没有深交的人而言，谭嗣同莽撞在先，无理在先，既然两个并非同党，也谈不上什么告密。严格地讲，袁世凯此事，做得于君臣大义无亏，于朋友道义也无亏。亏理的，其实是孤注一掷的谭嗣同。当然，此事一出，西太后抓住大做文章，发动政变，毁了变法大业，的确是可惜。但在当时，你让袁世凯怎么选择呢？他虽然同情变法，但毕竟还是一个半新不旧的官僚。 朝廷的政变，以及朝政的急剧倒退，并没有让袁世凯和严修从此转向保守。在庚子拳乱中，两人都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补救工作。接下来的清廷新政，两人合作愉快。袁世凯总揽全局，而严修则在教育改革，尤其是废科举的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当袁世凯再度出山，大权在握之际，挂冠而去的严修，却不肯出来帮忙了。鼎革前的度支大臣不肯做，鼎革后的财政部长、教育部长都不做。无论袁世凯怎么劝，他就是不出来。严修是盐商家庭出身，钱不愁，一旦厌倦了官场，就冯妇不再，在民间办教育了。在袁世凯做总统期间，他帮袁世凯办的事，就是部分地承担了袁家子弟的教育，包括带袁世凯几个年幼的儿子出国留学。 但是，在袁世凯称帝期间，他却是少数几个唱反调的人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他看得很清楚。虽然他不赞成共和，但已经共和的中国退回去，将有大麻烦。而且，袁世凯本人如果不称帝，还不失为一个英雄，称帝之后，很可能遗臭万年。一度，有传说袁世凯曾经被他说服了，害得热衷帝制的袁大公子袁克定很紧张，千方百计不让严修跟他父亲见面。但是，从严修的日记和另外一个袁家的朋友的日记来看，其实是袁世凯没有听进去严修的忠言，而且也不大想听。 后来，果不出严修所料，帝制一出台，蔡锷义旗一举，不旋踵，袁氏帝国即呈现土崩瓦解之势。在众叛亲离中，袁世凯一病不起。临死前，他对曾经担任过他的机要局局长的张一麐说，帝制一事，他的周围人人赞成，只有严修和张一麔反对。而这两个人，从来不要官、不要权，属于真正的国士。有国士在前，他却没有听他们的话，深感羞愧。 袁世凯死后，严修赶到北京，见了尚未殓葬的袁世凯，看到环跪于尸体前的袁家子弟，感到万分的凄凉。随后严修留在了北京为袁世凯送葬，并一直把袁的灵柩送到河南的彰德，是袁世凯灵位的题主者之一。此后，严修对袁世凯无半字的褒贬。 严修和袁世凯之交，有始有终，别的不讲，就朋友之道而言，他们的确堪称一对真的朋友。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5章青帮大佬皇二子 要论历史，青帮的资格似乎比洪帮还要老。自打清朝定都北京，确定了用大运河漕运的方式，这样的帮会就自然会产生。而洪帮自己说起来是明末清初的产物，但实际上顶多是康熙末年出产。青帮本是脱离了土地的水手运夫们自助的组织，跟洪帮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属于流民团体。他们还有一点也是相同的，基本上没有反清的意思。如果偶尔跟政府过不去，也是政府逼的。由于相对洪帮或者天地会，清政府对青帮的压迫轻一些，青帮的反叛性就更弱，无怪乎后来洪帮中人会说他们是“安清帮”。 清朝政府对于流民原本就有歧视，至于流民组织，就更是视为非法，非要去之而后快（当然真的消灭也难）。反过来，凡是这样的组织，也多少有点邪，包娼包赌、走私贩毒什么都做，偶尔也会受人收买，干几票杀人越货的买卖，甚至拉起队伍起哄造反。在晚清历史上，维新派和革命党都利用过帮会起兵造反，革命党尤甚，多次起义实际上都是雇帮会做买卖。当然，至于帮会自己人犯了规，那三刀六洞是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帮会都近似今天所谓的黑社会。 晚清太平天国叛乱，由于战乱的缘故，大运河走不通了，漕运改海路，水手运夫都失了业，成伙地涌向了上海，从此以后，上海这个像气吹起来的口岸都市，就成了青帮的大本营。地痞、流氓、小混混、白相人，都进了帮。革命党人闹革命的时候，也来混青帮，一边依托帮会，一边依托租界，两手抓，两手都硬，左右逢源。革命党中江浙一带的人士，比如陶成章和陈其美，都是青帮中人。后来革命成功，天下所有的帮会，不管帮没帮革命起过哄，都成了革命功臣，气焰陡然嚣张，他们在有的地方还当家做了主人，开堂审案子了。 身为青帮大佬的陈其美，虽说做了上海都督之后，并没有像四川那样建立一个帮会政府，把所有的位置都塞给帮中弟兄，但昔日的小兄弟也跟着神气是自然的。不唯火并了另一个帮中弟兄陶成章，而且在筹款的时候，也没少做近似绑票勒索的事儿，害得商家拼命地往租界里躲。幸好陈都督当家的日子不长，随后的北洋政府，对青帮还是有所抑制。但不管怎么说，革命之后的民国，青帮终于可以公开露面了。庞大的贩毒事业，也给了他们巨大的财力支撑，使得这个帮会跟法租界当局结成了同盟关系，青帮给租界弄钱，租界给他们庇护。有洋大人撑腰，中国政府就是想对他们怎么样都没太好的办法。 在这个时候，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加入了青帮。 袁二公子是可人，洪宪帝制时期，原本他是持反对态度的，那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广为传诵。为了摆脱哥哥袁克定对他的猜忌，不想做曹植，弄了个闲章“皇二子”，以示没有跟袁克定争太子的意思。他也是一个大才子，琴棋书画样样精，一笔梅花，一手好字，通音律，会乐器，长得也清秀可人，活脱脱一个度曲周郎。老子死了之后，钱紧了，什么都不干，卖字就可以为生。京剧也唱得好，与满人贵公子溥侗齐名，俱为京津一带的名票，当初看他的戏，一票难求。袁二公子多情，而且滥情，一生之中跟名伶、名妓、名媛有说不尽的缘分，道不完的桃花运。今天从老照片上看，他的相好情人个个都是超级大美女，但美女几乎都爱袁二公子。很多人不是图他的地位，也不是图他的钱，就是看在他的才情分上。一句话，当日的袁二公子，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名士。这个名士革命后去了一趟上海，不往文人堆里混，却进了青帮。 事情的缘起据说有点戏剧性。说是刚到上海，他参加一个酒会，把貂皮大氅放在衣帽间，完事一看没了。当即青帮大佬黄金荣说不慌，低声吩咐马仔几句，不一会儿，等袁克文回到宾馆，貂皮大氅完璧归赵。后来，某著名文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带了好多行李初到上海，一下船，行李就被搬运工东一件西一件拿乱了，眼看就要丢了。这时接他的人来了，还带了一个白白净净的像是书生的人，只见那人低声吩咐几句，不一会儿，所有的行李都出来了，排得整整齐齐，一声号令，都给乖乖地搬到车上去了，那人就是青帮的一个小头目。只是那文人后来没有加入帮会，袁克文却进帮了。不仅进了帮，辈分还特高。据传，当日青帮创帮三老给青帮定的辈分，是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学”排列的，也有说是“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兴、礼、大、通、悟、学”这二十四个字的。帮会都是类宗法结构，这二十四个字，就是青帮的家谱脉络。传到民国，理，或者礼字辈已经基本绝迹了。当时的青帮老大黄金荣和张啸林，才是通字辈的，而名头更响的杜月笙，仅仅是悟字辈的。但是，当日的袁克文，却硬是找到了一个原本已经封山的理字辈老大做了师傅，于是，他就成了已经相当稀罕的青帮大字辈的大佬。 有人说，袁克文能攀上高辈，是花了大钱的，我看未必。袁世凯跟革命党不一样，他出身前清官僚，又是练新军起家，对于帮会向无好感。上台之后整顿秩序，帮会也在整顿之列。就算力有未逮，暂时整不到以租界为依托的青帮，但是就青帮而言，跟权力闹僵，总不是好事。民国之后，公然露面的帮会，无论怎样野，从来没有跟印把子和枪杆子过不去的。事实上，所有的黑社会都跟专制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极权政府，才会对黑社会下手，而专制体制，本身就是黑社会滋生的土壤。民国以来，帮会对军阀，能傍就傍。像四川的刘从云练一贯道的分支孔孟道，不仅傍上了大军阀刘湘，还加入进去编练出一支神军，直接帮刘湘打仗。反过来，有洋大人做靠山的黄金荣，无意中得罪了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还不是照样吃瘪挨揍，花了好多银子才说和摆平的。所以在当时，有当今大总统的二公子能人帮，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换句话说，不是袁克文攀青帮，而是青帮攀袁二公子做护符。不过，青帮不知道的是，如果不是袁大总统寿数不长，就算袁二公子在帮，帮会也一样会被清理。一个成日浅斟低唱、寻花问柳的名士儿子，根本做不了护符。袁克文入帮的时候，袁世凯不知情，如果知情，袁克文多半在里面待不住。到了真要剿灭帮会的时候，如果发现袁克文也是个中人，大不了袁世凯把袁克文关起来就是。一个当世枭雄，对于妨碍秩序的任何势力是都不会假惜的。 不过，袁世凯死后，强人政权没有了，袁克文这个青帮大佬的名声反而响了。按道理，一个名声很臭的袁皇帝的儿子，又没有什么势力，会有多少人乐意搭理呢？但是袁克文却得了青帮的济。确切说，是那些想要加入帮会，同时又想辈分高一点的人的济。这些人上至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流氓地痞，什么人都有，纷纷托关系挖门子，想要投奔袁克文。进了袁克文的门墙，就是青帮高辈分的兄弟，行走江湖，多有方便。自然，到时候该孝敬老师，三节两寿，也差不了。老师有事，尽管招呼，文的武的都行。所以，尽管袁世凯死后留给子孙的财产无多，袁大公子袁克定后来穷困潦倒，得靠表弟张伯驹接济度日，但袁克文却一直活得有滋有味、风生水起。这不仅是因为有才，而且还依仗有人，门徒众多。据当时人讲，袁克文在天津，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的。死的时候，徒子徒孙来做孝子的也多得不得了。 在民国文化史上，袁克文是有地位的，没有人会否认这个能写会画的大名士的身价。但是，他这个大名士，却有这么一帮多数是没有文化的青帮徒子徒孙跟在屁股后面，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特别的风景。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6章在官场，能挺也得有本钱 都说曾国藩著有《挺经》一书，书分十二章，讲的是为官之道。坊间还真的出了《挺经》，据说还挺好卖的。反正这些年曾国藩就是为官的楷模，凡是讲官场怎么混的人，翻来覆去都讲他，凡是带曾国藩字样的书，都好卖。其实，官场中人真正能看懂《曾文正公家书》的，都没有几人，坊间演绎的白话本，基本上都不靠谱，大抵是书商攒出来的，包括《挺经》。所谓“挺经”的名目，不过是李鸿章晚年顺嘴一说，其实并无此书。 当然，作为晚清的名臣，干了大事、救下来大清的大功臣，曾国藩也的确有“挺”的功夫。在湘军大营，每天天一亮就起身，跟幕僚一起吃饭，尽管有些很有用也很有资历的幕僚，如李鸿章，老大的不乐意，但也该坚持就坚持。打了败仗，一般也不自杀，自杀也肯定有人相救。制定战略，定下来对付从武汉到南京摆开一字长蛇阵的太平天国，就是从上游向下游打，先打武汉，然后九江，再安庆，最后南京。太平军的李秀成和谭绍光部，却于战略进行当口，进军苏南和浙江，把清朝的财赋之地一窝端了。朝廷只有湘军可用，接二连三下令要曾国藩去救，但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在被逼急了，就派李鸿章带上他的人马去应付一下。最后，这个牛角尖还真就是让他给钻通了。安庆失守之后，太平军全面被动，尽管有苏南浙江，钱粮不少，还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眼睁睁看着最后南京被围，大势已去。 只是曾国藩晚年办理天津教案之后，有点没挺住。虽说今天看来，他并无过错，而且替朝廷分忧，解决了大难题，但在当时，却朝野人人唾骂，声望从天上直落地下。一向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竟有嚷嚷开除他省籍的。虽说他的确是因病而死的，但铺天盖地的嘲骂，也是一个致死的缘由。人到老年，百病缠身，挺的功夫不够了。 这一点，他的弟子李鸿章比他要强些。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一败涂地，作为战区的指挥官，李鸿章当然要受处分，拔去双眼花翎，剥掉黄马褂，实职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都让给了别人。虽说因马关谈判的缘故，花翎和马褂都还了，但实缺却都没了。当时，朝中好些人特盼着李鸿章就此告老还乡，连头上的大学士帽子也一并摘了。可是，李鸿章就是不走，偏要在北京待着。北京没有房产，就住在贤良寺。没有公务，不走；没人搭理，不走；没人送钱，也不走。有人奉命前来劝退，不理。糯米团子吃得，猪肉肘子啃得。清朝的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是有定额的，六个大学士，六个协办大学士，空缺出来，后面的人才能补上。大学士在明代属于内阁成员，近似于宰相，人称阁老，位高权重。但到了清朝，内阁已经没有用了，所谓大学士，只是朝廷给特别有名望的大臣的一种名誉，实权则在军机处那儿。但是，在朝臣的习惯里，还是把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称为“相”。这样的荣誉，人人想要。看见李鸿章失势，有人就打他那顶帽子的主意。可是，李鸿章老是老了，挺劲儿十足，硬是不让，偏不叫他不喜欢的人得意。能挺的李鸿章，最后在庚子惹祸之后，朝廷需要跟洋人谈判议和之际，再次有了机会挺朝廷。最后挺完，自己也翘了辫子。但是一直到死，他都是一根硬棍。医生让他节食，硬是不肯，到死都要吃硬菜。 当然，曾国藩和李鸿章能挺，也得有资本和条件。太平天国兴起，漫天烽火，大清朝眼看就完了，八旗兵不行，绿营兵不行，连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也不行了。是曾、左、李他们练民团，把个朝廷救了。这样的救命之恩，别人不清楚，西太后清楚。恰好这个西太后没受过正规教育，只喜欢看戏，中了一脑门子知恩报恩的毒，凡是她觉得有恩于她的人，一律高看一眼。中兴之后，对别的臣子，西太后可以耍性子、摆威风，说撤差就撤差，说发配就发配，说砍头也就砍头了。但唯独对于这些中兴名臣，却从来都不使性子，无论怎样，都得给人留面子。所以，不管有多少人挤对，多少奏章弹劾，李鸿章的大学士帽子都岿然不动。后来闹义和团，多少顽固派大臣要杀李鸿章，说他是大汉奸，儿子做了东洋人的驸马，西太后却放他去了广东做两广总督，给了他一条生路。这一番君臣机遇，还真的不一般。当然，反过来，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好，甚至左宗棠也罢，所有的中兴名臣，对于这个当家的女人，也就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如果真有挺经的话，他们也无非是先自己挺着，然后挺太后、挺朝廷。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7章窝囊的礼部首长们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罢免礼部六堂官，即将礼部两个尚书外加四个侍郎统统免职。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是新政的重头举措，一般老百姓由都察院代递，而官员由所属衙门长官代递。等于是在旧制度的模糊地带，开了一个言路的口子。因此光绪十分重视，来自民间的那些不讲格式、荒诞不经的奏章，他都亲自读阅，生怕漏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来自官员和士大夫的奏章，他就更重视了。可是就在这时，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所言三事：一、要求皇帝明确宣示，中国已经面临瓜分危机；二、请皇帝奉皇太后之命巡幸中外；三、建议设立教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孔子之教，以西人兴学之法，兴中国之学。结果礼部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骥拒绝代递，然而这个王照足够强项，不肯就范，马上上书弹劾堂官阻遏上书，同时声言，如果不代递，他就直接到都察院亲递。无奈，礼部两位尚书只好答应代递，却同时递上弹章，弹劾王照“咆哮堂署，藉端挟制”，要皇帝出国巡幸，是陷皇帝于险境云云。 晚清的尚书，虽然按体制只是从一品，但实际上都已经是头品顶戴，一品大员跟七品主事之间等级悬殊，而且现官现管，如果在平时，王照等于找死。但是，礼部堂官的这一举动却犯了光绪的大忌，锐意变法的他，愁的怒的，就是当道大臣阻扰变法，怀塔布和许应骥自己跳出来，焉有不办之理？所以，光绪龙颜大怒，一下子把礼部六堂官全部免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连升三级。其实，罪魁不过是作为尚书的怀塔布和许应骙，四位侍郎只是跟着吃挂捞。虽然说当时的体制，尚书侍郎跟现在的部长副部长不一样，侍郎并非尚书的副手，尚书不代递，他们可以单独代递，但一般来说，很少有侍郎吃饱了撑的，会为一个小小的主事得罪尚书的。 为一个主事而丢了官，又不是什么贪赃之类的大事，礼部六堂官多少有点冤。但是在变法之前，怀塔布和许应骙这两个宝贝，就已经吃过一回下属的瘪。清朝的惯例，凡是在内务府当差的人，只要中了进士，就得分发六部。当年有一位文延照先生，就原本在内务府干得不错，中了进士，改到礼部做郎中，按资格排在前面，为领办司员。可是，此公在内务府当大爷当惯了，加上一口很重的鸦片烟瘾，根本起不了早。而领办司员又得经常与堂官打交道，堂官们往往坐着等到天黑也不见他的踪影，很生气，要开他的缺儿。丢饭碗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不过，文延照没有托人求情，而是找了一天，天不亮就跑到怀塔布的家里，要求晋见。门子说，大人还没起呢。文延照大怒，在门庭咆哮，你说我迟到，今天我来了，你还没起，到底谁迟到！如此不公的堂官，早晚有人参你。如此这般，大骂而去。 骂完之后，你还别说，怀塔布和许应骥还真就没敢上奏开了此人的缺儿，经人说和，仅仅去掉了他的领办司员，依旧做他的郎中，还在某司掌印。当年六部的规矩，掌印者权重，但无需干活。这样的安排，正中文延照的下怀。当时的官场就是这样，有来头的下属，即使上司也惹不大起。碰上怕事的，也只好息事宁人。 以往的史家，论及礼部六堂官事件，都以为怀塔布和许应骥是顽固派。其实，他们只是因循保守而已，说白了，无非是俩混日子的高官，多少还有点怕事。这样的官员，在当时满朝皆是。不肯代递王照的奏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真的视王照要求皇帝出国考察的言论过于“狂妄”，那个年代，皇帝怎么能出国访问呢？出了国，尤其是到“敌国”日本，不就是陷君父于险境吗？这样狂妄的言论从他们部里出来，万一皇上不高兴了，他们不也连带着麻烦？对他们来说，跟违抗皇帝旨意比起来，效忠更重要，或者说不犯原则性的错误、不冒风险更重要。不错，他们这样的官僚，对于变法的确充满了疑虑。但这种疑虑与其说是出于顽固，倒不如说是出于本能。在他们看来，宦海沉浮年头多了，怕的就是变化，不变，自己后面的路很清楚，该怎样做也很清楚，但变了之后，就一定有许多不定因素，说不定会危及自己的仕途。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下属咆哮，完全可以忍，可以妥协，但是这样的咆哮如果是为了变法，而且是充满风险的变法建议，就难免要阻扰一下。他们这官做到一定份上，大体就是混日子，任何一点风险都经受不起。没想到的是，前一个郎中的事儿平息了，后一个主事的事儿却栽了。 好在戊戌变法很快就结束了，礼部六堂官也官复原职，整个朝廷又继续因循下去，直到混到八国联军入侵，他们才混不下去了。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8章刺马案的人工迷雾 张文祥刺马，是清末四大案之一，也是四案中最为扑朔迷离的一桩疑案。张文祥就是张文祥，一个干过捻军，也干过太平军的刺客。而所刺杀的马，是当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在校场阅操完毕，在返回衙署途中，为埋伏在路旁的张文祥所刺杀。此案震动朝野，朝廷调动了曾国藩在内的多名大员审讯勘察，折腾了半年，才算结案。然而，朝野不服，文人笔记，言人人殊，民间则编出了京剧、弹词、评话、文明戏来演绎，越说离结案的结论越远。死后被朝廷立了专祠祭奠的马新贻，在民间的口碑，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卑劣的白鼻子小丑，忘恩负义，贪生怕死，还因好色而谋害结拜兄弟，霸占了结拜兄弟的妻子。 有清一朝，地方大员自太平天国造反以来，折损的倒是不少，但在革命党人没有崛起之前，和平年景遇刺身亡者，还真是少见。两江总督又是跟直隶总督一般分量的最为重要的地方大员，大员突然遇刺，引人关注倒不奇怪。但是，此案从晚清哄传到民国，长盛不衰，跟这个案件自身的特点不无关系。一方面，刺客手法高超，一把锋利的匕首用毒药喂过，行刺过程干净利落，在重兵护卫之中，如天而降，一刀毙命。完事又不逃走，束手就擒。在审理过程中倔强不屈，无论怎么动刑都面不改色，直至最后凌迟处死，一声不吭，绝对是一条汉子。这样的汉子，按情理，不是职业杀手，就是英雄好汉。在人们的期待中，无论如何，此案必有蹊跷，即使没有主使之人，也必有重大冤情。即使如曾国藩这样的老江湖、老宦场，在接到重返两江总督任上审理此案的任命，在跟西太后说起此案时，也认为此案“甚奇”。然而，审理结案的结论却跟人们的期待大相径庭，没有找到主使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曲折案情，不过是一点私人恩怨。那个时候，朝廷的政治又是黑箱，审讯不公开，结论也无从讨论。所以结案之后，人们更是议论纷纷，传言四起，相关的演义事业自然就更发达了。当时又已经有了租界，在别的地方演恶心马新贻的戏可能被禁，但在租界里演，谁也没办法。 此案的结论，从最初江宁将军魁玉和漕运总督张之万，到后来的曾国藩，基本上是一致的。据《清实录》和曾国藩的奏稿，结论就是，张文祥刺杀马新贻，动机很平常，无非是那么点私人恩怨。曾为发逆（太平军）后通海盗的张文祥，因马新贻剿海盗，杀戮同伙甚多，没了落脚之处，老婆又被人拐走，拦驾告状，马又不理，开小押（赌场），又被马新贻禁止，于是走投无路，遂起念杀马，马新贻也就真的让他给杀了。 显然，这样平淡无奇的结论，实在是太不过瘾，也太像是有意隐瞒了。别说民间，就是对于此案发生即疑诼纷起的官场，也难以服人。于是，一时间传言四起。有传是丁日昌因马新贻查办他的儿子，托请不入，因而雇人报复的。也有传其实跟曾国藩被遣散的旧部有关，他们没看上跟湘军没关系的马新贻做两江总督，涉及朝廷的权力之争。也有人传是因为马新贻是回民，他的死，跟回汉争斗大有关联。 日前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看到一篇文字，写的人名叫陈功懋，祖父当年在给马新贻做刑名师爷，马新贻被刺之后，一直参与审理。陈功懋根据祖父留下的笔记，整理出刺马案全貌。据他讲，其实刺马案的结论，在魁玉和张之万的审理中就已经做出了。朝廷加派曾国藩来重审，审了好长时间，却并没推翻原议，不是曾国藩有意徇私，不想让同僚难堪，而是在当时，就算曾国藩清廉公正，也大概只能这样结案。这样结案，跟主要事实并无太大的出入。 但是，结案的结论的确跟审出来的事实有所不同，几位朝廷重臣，或多或少有意隐瞒了一些事情。比如，马新贻在太平天国乱时担任庐州知府，出城追击叛军中伏被俘，俘虏马的，就是时为捻军头目的张文祥。只是当时马新贻化装了，张文祥并没有认出来这家伙原来是个朝廷命官，反而因马新贻的亲兵时金彪是同乡，用乡音聊起来，动了怜悯之心，连他们两人一并放了。这个事实，结案时根本就没提。另外，结案结论提到了张文祥的妻子，被原来海盗的同伙拐走，但却没有明说张的妻子其实已经归了马新贻做三姨太。而这个三姨太，就是传说中张文祥的把兄弟曹二虎美貌的妻子。传说的故事里，张文祥和曹二虎还有马新贻，都是结拜兄弟。后来张文祥看出马新贻不是个东西，先行离开了，但曹二虎不肯，要留下来共享富贵。曹二虎的妻子因十分美丽，被马看上，从而马借故害死了曹二虎，霸占了他的妻子。而张文祥刺马，就是为了给兄弟报仇。其实，张文祥在妻子被拐后，曾经打探到了妻子的下落，说是在马新贻家做佣人。当时身为马新贻亲随的时金彪，也设法把张的意愿告诉了他原来的妻子，但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他走，拒绝相见。这挺正常，有哪个女人放着大官的姨太太不做，乐意跟一个四处漂泊的人漂泊呢？一直到张文祥刺死了马新贻，他都不知道妻子已经是人家的三姨太了（马新贻的三姨太，在马死之后自尽）。张马之间的仇怨，其实还是此前马新贻剿匪以及毁了他生意造成的。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这点事情也许不至于让人跟一个这么大的官同归于尽，但张文祥就能做到。我们不得不说，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一些具有特别性格的人，就是可以做出出乎人意料的非常之事。 当然，这样两处的隐瞒，对审案者来说，其实只是出于对死者的善意。毕竟这两件事都是马新贻的某种污点，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对于后者，马新贻虽未必知情，但毕竟是纳匪人之妻为妾，于官声有碍，好说不好听。都老爷（御史）如果知道了，参上一本，也可能会丢官。前者问题就更大，做地方官的被“贼人”俘虏，丢了城池，却没有死节，细究起来，按清朝的法律是要杀头的。马新贻蒙混过关，此时已经混到两江总督了，就算不死，同僚只要没有深仇大恨，该瞒也得替他瞒，何况人已经死了，何必再揭人短？为尊者隐，是当时官场审案的惯例，更何况这么大的官儿，大家彼此平时还多少有些交情。 然而，这样的有意隐瞒，却平白加浓了案件上面的迷雾，弄得整个案子扑朔迷离的。案子结了之后，好些官场中人出于官场经验的敏感，看出里面肯定有隐瞒，但并不知道其实瞒得并不多，加上结论离他们的推测反差也忒大了点，于是他们就首先开始把疑诼化为故事。首先传出消息的，就是官场的人。官家的人都这样，民间的传说自然，没法不丰富。一个如此刚烈的汉子，一个手法纯熟的行刺，最后的原因居然是这样的平淡无奇，有谁能甘心呢？其实，审案的人也跟官场其他人一样，感觉张文祥刺马没那么简单，无论是第一拨的魁玉和张之万，还是第二拨的曾国藩，都拼命地问张文祥有无主使，但都没有问出来。找来时金彪调查，也没问出什么名堂。没问出来，结果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张文祥打死不肯说，一种是的确就真的没什么事，两种可能性都有。但如果参照其他的证人证物，第二种的可能性其实更大些，只是人们却更喜欢相信前者。 多少年来的黑箱政治，使得人们对于朝廷出的事情，压抑不住地喜欢往复杂了想，往阴谋上想。即使没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阴谋，也得把它弄复杂了，弄阴谋了。朝廷也好，官场也罢，在人们眼里就是那么个地方，用《红楼梦》里贾元春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去处”。这样的去处，就是一个供人演绎故事的地方。都说某些国人喜欢阴谋，喜欢权谋，但这样的性格喜好，其实跟中国长期的黑箱政治不无关系。在黑箱旁边生活久了，也就喜欢瞎猜了。瞎猜，才有乐趣，猜离奇了，添加的情节就自然成戏剧了。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9章杨士骧骂贿 贿赂，在古代又叫苞苴，原意是包鱼肉的蒲包。较早的贿赂，无非送鱼送肉，但是发展下来，送的可就多了。对方喜欢什么，就送什么，不限于金银财宝，有时也包括大活人，比如美女若干。一般来说，贿赂这种事，有的时候是有人要办点特别的事儿，主动递上包袱，甚至挖门子找机会递上包袱，经办人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于是事由贿成，属于行贿者主动。但更多的时候，是下面的人或者被管的人不得不贿赂，不贿赂，人家就给你小鞋穿。这种情形也有不同。有的是什么也不说，甚至面上冠冕堂皇、一身正气，但是不给是肯定不行的；另一种则比较直截了当，就是明目张胆地索贿，不给当然更不行。据说，当日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这样率直的人比较多，上司动不动就说，我们关系这么好，你怎么不给我送礼？ 当然，这样明目张胆的买卖，古来官场上并不多见。中国文化讲究含蓄，而且儒家兴的是不言利，每个当官的都希望人家说自己是儒官，就像眼下所谓学者型官员一样。所以，即便索贿，也不过是一个暗示、一点隐喻。好在那年头，当官的、办事的都是心眼活泛之辈，该怎么送，就会怎么送。 杨士骧是晚清最后几年光景里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是个科门高第，点翰林、外放，一路爬上去的正途官儿，基本上算是一帆风顺。在仕途的最后几年，杨士骧跟袁世凯走得相当近，两家还攀了亲。他在清朝的新政时期，继袁世凯之后做了直隶总督，一直极力襄助袁世凯办新政，被外人视为北洋系的文官魁首。另一个魁首，是特别会做官的徐世昌。人们传说，袁世凯说过，他看得上的翰林只有三个半，张佩纶、徐世昌和杨士骧是三个全的，而张謇算半个。当然，这话更像是后人给袁世凯编派的，以袁氏的精明，断然不会如此得罪人。那时候，翰林出身的都是天之骄子，仕途多半顺利，他一个杂途上来的家伙，怎么敢如此放肆？况且，张謇好歹也曾经做过袁世凯的老师，给人算半个，也太不恭敬了。但不管怎么说，杨士骧跟袁世凯关系铁，那是没得可说。接袁世凯的茬儿做直隶总督，就是袁世凯的推荐。 杨士骧一生，做官还算规矩，没有大的功业，也没大的劣迹。唯一特别的地方是季常之癖，超级惧内，所以一直不敢纳妾，也有的说是从来不敢逛胡同，做平康之游。据说曾经自署一联云：平生爱读货殖传，到死不闻绮罗香。但是，桃花运不敢有，钱却是要的。北洋系的人大都有这个毛病：事能干，但钱也不少捞。晚清新政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快，对外贸易已经成为相当重要的事业。清朝有两个地方大员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就是直隶总督。两个总督都兼着一个通商大臣，直接插手经济，所以不仅位置重要，而且缺儿肥。两江不用说了，身处江南财赋之地，经济发达，贸易繁盛。直隶则处在政治中心，在资源半由权力分配的时代，当然好处也是大大的。总督府所在地的保定，平淡无奇，但开埠的天津，作为北洋大臣的驻地，在开埠之后，从晚清到民国，都相当的繁荣。所以，虽说上海开埠早些，但天津后来势头也相当不错。不论什么时候，管经济的官儿都很肥。当年北洋大臣治下，天津海关道是直隶境内最肥的官缺。 杨士骧在任上有一个爱好，最喜欢骂天津海关道，经常当着别人，不留情面，骂得那位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有人看不过了，说人家好歹也是个道台，正三品的官儿，你怎么老骂呀？杨士骧说，你不知道，这人得骂，小骂则地毯皮货衣料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所以不可不骂。原来，杨士骧骂下属，是一种索贿的方式，半是威胁，半是亲近。一边厢骂，一边厢送，两下越来越亲近，关系越来越好。在上面的，则要什么有什么，部下想得周到，办得周到。而在下面的，则官越做越大，平步青云。 西太后死后，袁世凯被罢官，袁连夜赶到天津，住在英租界。杨士骧没敢去看他，派了儿子前往，送了袁世凯六万大洋。但是，这样藏头缩尾的杨士骧虽然没有被罢官，但却死了，才五十岁。有人说是被革命党暗杀的，也有人说是被摄政王干掉的。总之，随着袁世凯的下野，又一个北洋的人让出了一个重要位置。凡是翰林出身的大员，依照惯例，谥号肯定有个“文”字，所以，杨士骧的谥号为文敬。时人嘲之日：“曲文戏文，所以为文；冰敬炭敬，是之为敬。”当年，杨士骧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听戏唱曲。比起冰敬炭敬来，听戏唱曲还真是雅多了，但也不是不费钱。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10章倭仁的阻击战 同文馆跟总理衙门一样，都是清朝同光新政的组成部分。后世一提起洋务运动，中央政府的改革似乎也就是这两项内容。但是，跟总理衙门不一样的地方是，总理衙门被逼的成分多一点，办这个衙门，清朝政府方面积极性有限。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糊弄鬼子的意思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洋人讲，这就等于你们要的外交部，对国内人讲，看，我们总理各国的事务，还等于天下的老大。而且衙门里的人，从一溜儿总理衙门大臣到办事的章京，都是从别的衙门临时凑来的，等于偌大的一个机构，没有人员编制。安着心，等形势转好，不怕洋人的时候，就将这个衙门给撤了。 但是，同文馆稍有不同，这是所学校，要入学习西方学问的学校，聘请的教师都是洋人。当初办的时候，指定从翰林院和其他衙门里正途出身的人员挑选，也就是说，打算让中国当时科举制下的精英人士，一群年轻的科门高第、进士翰林来学的。主事的恭亲王奕䜣，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和英法联军的入侵，所得教训深刻，明白西方来的洋人非同小可，怎么也得跟人家学点什么，才能应付未来的变局。虽然打的是学习天文历算的招牌，实际上就是学西学。对奕䜣来说，给洋人刀架脖子上建一个专门跟洋人打交道的机构，多少还是一种耻辱，但学人家东西，算是知己知彼，绝对有必要。让中央政府里的年轻精英来学，起点高，学生素质也高，可以立竿见影，速见功效。 然而，这样的如意算盘，却遭到一个人的强烈阻击，这个人就是倭仁。倭仁，蒙军旗人，科举出身，是当年旗人中少有的饱学之士，跟曾国藩一样，一路从翰林庶吉士、编修、侍讲、侍读、学士这样走过来，属于标准的词臣。也同曾国藩一样，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讲究修身明性，以人品好、学问优长，领袖士林。只是，在时代的大变局面前，曾国藩的选择是与时俱进，面对西方，而倭仁则抱残守缺，固守中国本位，对洋人深恶痛绝，把屁股对着西方。在同文馆酝酿期间，他同时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深受东西两宫太后的信任。无疑，来自他的阻击，是来头挺大的，但阻击的子弹，却只是土枪里的铅沙。他说，中国人不需要学西洋的东西，我们的忠信仁义即可以为干戈舟楫。如果实在要学，也无需聘请洋人，因为中国地方大、人才多，找国产货即可。然而，奏章一上，马上有诏书说让他推荐这样的人才。当然，倭仁就是那么一说，自己夹袋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才。没法子，只好不再做声。这时，上面又有旨意，说要倭仁随时留意，发现这样的人才即刻推荐。接着，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讨厌跟洋人打交道的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作为众大臣之一，跟着奕䜣和文祥一起办洋务。有近代史论者说他接到这个任命之后，故意从马上跌下，以足疾为由辞掉了差事，其实并不确切。当年的倭仁的确差点从马上栽了下来，但绝非故意为之，而是真的郁闷生了病，所谓的痰厥之症，小中风了。这病的确跟让他做总理衙门大臣有关，但并非装的。过了没几年，倭仁还真的因为这个病，一病不起。 倭仁没有斗过奕䜣，不止是两人地位上有差距，也是他的道理讲不过奕䜣的道理。西太后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却是个明白人，忠信仁义可以做干戈舟楫的鬼话，无论如何没法让她相信。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有人说是奕䜣戏弄倭仁，其实未必，要是倭仁真的上任，有这样一个同事，奕䜣还真的很难受。况且，这种大事，尽管当时奕䜣是首席军机又兼议政王大臣，按清朝的规矩，他也说了不算。更大的可能，是西太后想要借倭仁牵制一下日渐“跋扈”的奕䜣。 可惜，倭仁是个真性情的汉子，讨厌洋人，还真就身体力行，实践到底，顺便把自己气病了。只是，倭仁阻击失败了，但同文馆却也没有办好。当日倭仁的阻击，背后有强大的舆论支撑，京师上下，同文馆非议纷纷。翰林院加上各个衙门的精英，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做“鬼谷先生”弟子的。一时间，跟洋人学习成了大逆不道的事儿。一个个进士出身的“孔门弟子”，集体抵制同文馆。即使有个别想进的，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也只能缩了。 无奈，奕䜣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又因为舆论压力，强调“政治正确”、出身可靠，只能在贫苦旗人中选人。即使这些人，也是看在同文馆优厚的待遇才来的——管吃管住，山珍海味，每月还有八两银子津贴。就这样，第一批也仅仅只有七十人报考。这些人人学之后，毫不客气地将旗人懒散的习气带了进来，吃喝玩乐都行，就是学习糊糊涂涂。据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说，他们同学学了九年俄语的，连俄文字母都背不下来。而学英文学得最好的张德彝，后来派到中国驻英国使馆做翻译，据严复讲，连日常用语都翻错。张德彝在西方转了好些年，写的游记居然记录了大量西方的儿童游戏，没多少正经事。 国家用重金请来外教，花大笔的银子办学，最后办成了这个样子，连所外文学校都资格不够，离奕䜣当初的意图，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同文馆兴办之初的一场风波，还真的吹掉了这个中国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让它有名无实，直到最后并入京师大学堂。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11章挂在总统脖子上的军队 契诃夫的小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写了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女人。从此以后，人们将全然赖在男人身上的女人称为挂在男人脖子上的女人。然而，也许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支军队，也是挂在某个男人的脖子上的，寸步不离。 这支军队来头很大，是清末朝廷的禁卫军。作为一个传统王朝，清代没有明确的御林军名目，护军营、圆明园护军营和相继建立的骁骑营、火器营、神机营等，都可以算作御林军。但是，打仗的时候，这些军队也用于前线的冲锋陷阵，并不仅仅待在京城摆谱装样子。然而，随着八旗子弟的腐化，这些军队慢慢真的成了摆设。在晚清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跟各地驻防八旗一样，京城的护军也在装备上洋化了。但是，背了洋枪的护军，在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还是显示出自己的超级无能，漫说守城，就是护卫西太后和光绪逃跑都力不从心。若是当日联军派出哪怕一个连来追一下，中国的两位最高首领肯定会成为俘虏的。这一点，西太后心里明镜似的。最后还是做甘肃藩司的岑春煊带了千把人赶来，西太后的心里才踏实了一点。 所以，新政开始，建立一支新式的禁卫军就成了皇室的一个心病。不过据后来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说，这个念头还是德国皇室灌输的。1903年，载沣作为赔罪使臣出使德国，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死的德国公使赔罪。此番德国之行，给载沣印象最深的是，德皇近卫军雄壮的军势。他被告知，德国的皇室成员都要服兵役，而皇家亲自掌控军队，是保障皇室永固的要义。这个印象，后来又被来访的德国皇室的亨利亲王所强化。编练禁卫军的动议，1905年就已经提出，但到了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死后，载沣亲掌大权，雄心满满的他才真正开始了建立禁卫军的工作。 禁卫军的基干兵目，从原来以京城八旗精锐编成第一镇的骨干中挑选，然后从京城八旗各营中挑选精锐充任士兵，而马队则由蒙军八旗中选人。到了革命前夕，他们才学北洋军的做法，吸收了部分北方朴实精壮的农民当兵。禁卫军的薪饷、待遇甚至服装和徽章都跟一般新军，甚至北洋军不一样。不仅仅是服装和徽章的样式不同，而且质地、价码也不一样，薪饷也远比一般新军为优。装备自然不消说，也是当时清朝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一色的德式枪械。不仅像一般新军一样，每协（旅）有山炮一营，而且有重炮一营、机关枪一营。在多数省份的新军连机关枪都没见过的情况下，武器上的优势显而易见。 禁卫军原本的规划是两镇（师），到辛亥革命前仅仅建成一镇，但两镇的架势已经拉起来了。总部机关，是一个军的框架，所以当冯国璋接手禁卫军的时候，他的官职是军统制。 虽然说禁卫军的部分士兵和低级军官有汉人的成分，但整个禁卫军其实是满人贵族，尤其是皇族的禁脔。禁卫军由载沣的七弟载涛亲自统带，满人中号称最为知兵的良弼，担任其中一个协的协统（旅长）。但是，随后武昌起义，遍地烽火，当家的满人少年亲贵一时束手无策，只能请出袁世凯来应付危机。袁世凯出山之后，当日莫名其妙把袁世凯赶回老家的摄政王载沣，在袁世凯和资政院的立宪派议员的夹击下只能退位，同时答应亲贵不再掌握军权。就这样，冯国璋才接任了禁卫军的军统，良弼也被北洋旧人王廷祯给换掉了。 然而，满人亲贵的让步，并没有止住清廷倾覆的危险。以铁良、良弼、溥伟等为代表的满人贵族，打算要拼死一搏，不仅跟革命党，而且跟袁世凯。他们甚至打算给京城的满人发枪，把满人警察学校的学员武装起来，杀光京城的汉人。这样玩命的宏图，不知怎么，最该参与的禁卫军却没有与闻。要说武力，禁卫军的两个旅装备精良，才算是正经的武力，禁卫军不动，几个满人警察能顶什么事呢？ 当然，眼看着满人的江山要倒了，禁卫军的满人大爷们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江山倒了之后，他们的待遇怎么样？这一点，他们的军统冯国璋已经给了他们答案。冯国璋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不管时局如何变换，他都保证禁卫军待遇不变。如果满人士兵们不信，可以找两个人来作为警卫时刻跟着他，他要是食言，就一枪打死他。于是，这支当初为了拱卫皇室而建立的军队，就把心放到了肚子里，眼睁睁地看着隆裕皇太后颁布了退位诏书，大清国从此休矣。 进入民国，禁卫军的两个满人旅变成民国陆军第十六师，除了有一个团担任皇宫的守卫之外，都跟着冯国璋。冯国璋当直隶都督，跟着；冯国璋当江苏督军，跟着；冯国璋转过来当了代理大总统，第十六师就成了总统府卫队。冯国璋退休了，接任的大总统徐世昌宣布，第十六师还是归前总统冯国璋统带，成为令记者们嘲笑的民国史上的奇谈。其实，冯国璋并不是真的喜欢带这个兵，他又没打算在他的老家直隶河间府割据称雄。这个师打仗不行，保卫冯国璋也不行。1918年间，冯国璋觉得在北京做总统完全是段祺瑞和他的谋士徐树铮的傀儡，想要逃到南京去。刚走到蚌埠，就被安徽督军倪嗣冲奉段祺瑞的命截住。要说当时冯国璋还是总统，火车上有一个旅的卫队，打一下，硬冲，也不是不可以，对面还有江苏督军李纯的接应，倪嗣冲也未必敢硬拦。可是，冯国璋就硬是没敢打，乖乖地退了回去。他心里清楚，他的这帮满人老爷兵打不起仗的。 退休之后，为了给这个师筹饷，偌大年纪的他辛辛苦苦地跑出来奔波，结果受了风寒，一病不起。宝贝的陆军第十六师，也就没人管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待在奉军阵营里的第十六师临阵倒戈，为直系战胜作了贡献，这要算是这个师在战争中最抢眼的表现了。此后，这个师就无疾而终了。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12章马屁的尺度 明朝的倒数第二个皇帝天启，史称明熹宗的朱由校，是一个始终长不大的孩子。在他二十几岁的生涯中，有两个特征特别明显：一是一辈子心理上都断不了奶，因此对奶妈客氏极其依恋，无论礼法如何规定，客氏始终不能走；第二就是喜欢玩，别的都无所谓，只要能玩，玩得精巧，玩出花样，天塌了都没有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做皇帝，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做皇帝这种天大的事，有时选择面相当的窄，可以说没的选择，赶上谁就是谁，哪怕他是个傻子、疯子，天下人也得忍。朱由校的爹，明光宗朱常洛命薄，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一命呜呼，而他的长子就是朱由校，按皇朝继承的规矩，朱由校是当然的继承人。 既然朱由校做了皇帝，由于他依恋着奶妈客氏和客氏那对硕大的乳房，而客氏的相好，却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魏忠贤，那么魏忠贤的专权也就顺理成章了。客氏不是宫女，哺乳完了就该出宫的，但由于皇帝离不开，所以只能在宫里待着。住在宫里，正当盛年的客氏，当然也得跟其他有身份的宫女一样，找个顺眼的太监做相好。这样的关系，叫它菜户也罢，对食也好，反正没法有男女之事，无“荤”，只能是菜，没有床上之事，也只好相伴吃饭了。但是，由于宫里生活过于单调无聊，有伴儿聊胜于无，据说这样的关系还相当的铁，彼此感情很深。 当初，客氏原来的相好是魏朝，魏忠贤的哥儿们。讲身材，说年龄，论地位，魏朝都比魏忠贤要优越（当时魏忠贤已经年过半百）。但大概魏朝是年幼入宫，而魏忠贤是结婚生子之后自阉入宫，对于男女之事有过体验，因此对女人更有办法。后来野史因此而传说，魏忠贤其实没割干净，所以还能人事，因此对客氏格外有吸引力，这当然是想象，没有证据的。有人感慨道，如果当初客氏没有喜新厌旧，抛弃魏朝选择魏忠贤，那么明朝也许就不会有魏忠贤这样一个危害极大的权宦。其实，如果客氏选择了魏朝，魏朝就是魏忠贤，本质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明朝的宦官专权，是空前绝后的。历代都有宦官专权，宦官混到封王的有，甚至操纵换皇帝的也有，但像魏忠贤这样做代理皇帝，圣旨就是他的旨意，他走到哪儿，奏章和内阁的票拟就跟到哪儿，人称九千岁，遍地给他建生祠的宦官，还真的就没有过。不过，魏忠贤并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韬略深机，甚至智商不过平平。能做到这个份上，除了那个顽童皇帝的无限信任，关键是有人捧臭脚。魏忠贤的党羽，人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后来挨整的，差不多将近两百人。这些甘愿给一个阉人做于儿干孙子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士出身，几乎都是标准的读书人。 跟多数自幼被阉入宫的太监不同，魏忠贤虽然出身贫苦，但入宫之前已经接受了乡间的传统教育。所以，一旦大权在握，他其实很想做戏里演的姜子牙诸葛亮一类人物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做不到，就一门心思希望人们说他做到了。明朝的体制，没有宰相，皇帝自己做宰相，但需要内阁来帮忙。所以，公文的批阅，得内阁先出意见，夹在奏章里呈给皇帝，叫做票拟。然后由皇帝看过，修改定夺，用朱笔抄出来，这叫做批朱。而后来的批朱，都是秉笔太监代劳，在魏忠贤时代，就是魏忠贤说了算。既然魏忠贤有喜欢人家夸他的爱好，内阁的阁老们，尽管在明代有宰相之誉，地位很高，但也不能不顺着这个爱好来表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止是宫里的美女，男人也一样。话又说回来，凡是不顺着魏忠贤的阁老，都在内阁待不住的。所以，内阁的票拟凡是涉及魏忠贤，都是一片的马屁之声，什么词儿好说什么，什么词儿大说什么。把过去拍皇帝马屁的那些话，都一股脑儿用在了这个目不识丁的太监头上。这样的话，等发下来，就等于是皇帝的话。从来没有一个朝代，皇帝会对伺候自己的一个阉人，几乎每天都这样的恭维。这样的奇迹，只能在魏忠贤时代才有，也就真的有了。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各地为他建的生祠一共九十二座，如果明熹宗再晚死几年，估计生祠得遍及全国。各地生祠建成，文武大员率众官员跪迎魏忠贤偶像，五拜三叩首，仅仅次于拜皇帝。跪拜时，口中喃喃，称能够执掌某事，全凭九千岁扶植。 有的时候，拍马屁光用形容词已经不够了，还得动点高规格的。这个对于文人一点都不难，有人说魏忠贤“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见识比古之贤相伊尹和吕尚（即姜子牙）还要高一头，比春秋战国的两个大能人管仲和商鞅还有才。这样夸人，在古代已经是顶天了，没有什么人能承受得起，诸葛亮也无非自比管乐而已。可这样肉麻的马屁，魏忠贤居然欣然接受。还有国子监的监生，上疏请以魏忠贤配祀孔子，因为说魏忠贤重光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之下。他听了之后，也非常高兴。如果假以时日，他掌权的时间再长一点，还真的有这个可能，那些马屁精会把各地孔庙里孟子换成魏忠贤的。孔夫子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自打有了阉人，尤其是有了宦官专权这回事以来，士大夫对于这些缺少男人关键零件的人一向充满了鄙夷。别人干坏事也就罢了，没了那话儿的阉人也干，尤其是凭借皇帝的信任，干得一样热火朝天，真让人受不了。所以，历朝历代，虽然宦官经常得势，但作为士大夫公然拍宦官的马屁，多少还是有心理障碍，别的不说，自己圈里的说长道短就让人受不了。说起来，明代是个特别讲究气节的朝代，程朱理学已经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偏是这个朝代，士大夫之无耻也创了纪录。 其实，人之为人，什么都有尺度，马屁没有，什么都有底线，无耻没有。但是，高级的马屁，非读书人办不来的，高级的无耻，也是读书人的专利。只要权力能福人祸人，围绕着掌权者就肯定会有马屁。如果掌权者偏好这口，那马屁就会升级。有些人读的书，学到的文才，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尽管让人肉麻，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拍的人脸不变色、心不跳，功夫了得。显然，在无限的权力面前，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讲礼义廉耻的。如果拍马屁成了升官发财的必备前提，拍马屁就成了官员的义务。好在明末的读书人中，有依附魏忠贤阉党，也有就不买账的东林党人。东林党人固然有点矫情，有点唯道德主义，但毕竟在大是大非面前骨气还有，庶几没让读书人把脸丢尽。如果一个时代只有阉党而没有东林党，那才叫尴尬呢。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13章有个性的辫子 清社为屋，换了天地，男人对自己头上的辫子大起恐慌。一般来说，真正恐慌的往往是平头百姓，一些不乐意剪辫子的农民。任凭革命党下乡怎样宣传，都无法让他们相信应该剪去脑后的辫子。因为回到家里，媳妇都看着不顺眼，激烈的还要跳河。他们如果丢了辫子，百分之百都是被革命党强逼着给咔嚓的。城里住的人相对要开通些，不管是自愿还是半强迫，反正陆续没辫子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如果头上还有辫子，出门都感到丢人。人家都有的，你没有，不好意思；人家都没有的，你有，也不好意思。死活不肯剪辫子的，多半是老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偏远地方的老人。直到1949年之后，在穷乡僻壤还能依稀看到这样的古董。当然，在大都市居住也留辫子的人，也是有的，这些人多半是眷恋前朝的遗老。 在诸遗老中，王国维在前清其实没有什么官职，不过一介诸生（秀才），也就是说，前朝皇帝基本上没有什么深恩厚泽惠及他的头上。但是，偏他对清朝的感情最深，真挚得可怕，对头上的辫子也最为留恋。在上海居住的时候，平时最担心的事，就是出门不留神碰上革命党，把他的辫子给剪了，来一场羞辱，所以轻易不出门。其实，鼎革之后，革命党疯狂剪辫子的时候，王国维和罗振玉正在日本，等他们回国，革命党人早就没了当年的精气神。上海滩虽然洋气，但怎样拖辫子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了，遑论去剪？但他就是怕。怕，意味着他在乎这个劳什子。 其实，王国维当时在海内外是以学问著称的，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不问政治的。所以，好些慕名而来问学的外国人，都很奇怪他为何要拖一根辫子。一个日本的文学博士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何不把这碍事的“障碍物”弄掉？问得王国维好生不高兴，在给别人的信里直发牢骚。到后来，连王国维的家人，他的夫人和女儿，都觉得老先生的辫子有点别扭了。每日给他梳理，也嫌麻烦，劝他剪，就是不剪。再问为何要留？答曰，留就是留了，没有道理。 跟王国维同样顽固的学者，是辜鸿铭。此老在北大任教，天天拖着一根又黄又小的辫子，别的不说，单论辫子的质量，的确比不上王国维。因为此老的辫子是后留的，在清朝的时候，他倒不在乎辫子，已经把辫子剪了，送给一个单相思的外国女人做了假发。然而到了民国，却偏要留起来。辜鸿铭不是个多头发的汉子，剪了再留，也留不长。没办法，只好雇一个留辫子的黄包车车夫，人家是原生态的辫子，又粗又长又黑。堤内损失堤外补，车夫拉起他来，后面一根小黄辫子在摆，前面一根黑粗辫子也在摆动。 其实，清朝逊位的皇帝溥仪早已把辫子剪了，这是受他的英国师傅庄士敦的影响。溥仪他亲爹，做过摄政王的载沣，剪辫子剪得更早。主子都不要辫子了，为何做遗臣的人还非要死巴巴在乎那根辫子呢？胡适说，辜鸿铭是个喜欢立异的人，处处反潮流，潮流往东，他非往西不可：你们说西化好，我偏说东方好；你们说纳妾是陋习，我偏纳给你们看看；你们都剪辫子，我就是要留。王国维没这么大精神头较劲，但头上的辫子也是他表达个性的一种方式。他在最后几年，入宫给溥仪做过南书房上行走。他不是不知道这个没了江山的万岁爷已经没了辫子，而且也根本就没有对此表示过异议，但他就是要留住自己的这根辫子。 王国维很少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政治性意见，但他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意见。他赞成复辟，但却不肯参与，或者参与复辟的诸公，也不想让他参与。他外语不错，对西方文化也有相当的了解，但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却一直不感兴趣。不感兴趣的原因，倒不是他对这些制度有多了解，而是因为这些制度是“党人”弄进来的。终其一生，王国维对党人都深恶痛绝。不仅对发动辛亥革命的党人没有好印象，对后来发动国民革命的党人更是又恨又怕。觉得他们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扫荡传统，扫荡文化，如洪水猛兽一般。他的自沉昆明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被党人发动的大革命吓的。有资料证明，湖南劣绅叶德辉被农民协会处死，给了王国维很大的刺激，毕竟叶德辉不管有多劣，还是一个著名的读书种子。 辫子无言，却能表达出意思来，在某些人身上，表达的是个性，也是立场。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14章遗老梁鼎芬 进入民国以后，社会上突然出现了好些清廷的遗老遗少。这些遗老遗少，在鼎革之际不知怎么都没来得及自杀殉清，却后返劲儿地把一腔对前朝的感情表现在当下：不肯剪辫子，不做民国的官，尽量写诗作文，表达对前清皇帝的尊敬。好在这些遗老遗少都比较平和，做出特别举动的人倒也不多。其中有一个人，名叫梁鼎芬的，倒是有点特别之举，一时间至少在对清朝有好感的人中间，很是轰动。 梁鼎芬是前清的翰林，在李鸿章权倾朝野的时候，上书弹劾李鸿章，为此丢了官，但却赢得了好名声。那个时候，反李者往往尊张（之洞），所以他此后就长期在张之洞幕下，帮忙办教育。清亡之前再度入仕，老毛病重犯，跟权臣过不去，接二连三弹劾奕劻，弹劾袁世凯，骂得入木三分。权臣的别名，是有用之臣，所以骂是骂不倒的，结果是他老先生再次招致两宫呵责，只好自己隐退。就这样，碰了两鼻子朝廷的灰。然而清亡之后，他却跑到安葬光绪的所在地，清西陵的梁各庄去结庐守松，实际上是去守陵，就像古礼中的孝子结庐守孝一样。在守陵期间，他在陵区种树。没有钱，就弄了几百个陶罐子，里面装上据说是崇陵（光绪陵）松树上的积雪化的水，贴上标签：崇陵雪泉。然后分送前清的高官，让他们捐款，捐多了，就夸几句，捐少了，就讽刺几句。弄来钱，再接着栽树。梁鼎芬的这个壮举，后来留下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上面梁顶戴袍褂巍峨，在一棵松树前，一手拿锹，一手拿镐，分明植树先进模范典型模样。只是摆拍的痕迹过于明显，既然是种树，怎么也得是短打便装，顶戴花翎何为？不过，当年清西陵那么个荒凉之地，照相也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把照相人和设备拉到那里，不摆拍怎么能行？据清废帝溥仪说，他的另一位师傅陈宝琛还在照片上题诗一首：“补天回日手如何，冠带临风自把锄。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这个梁鼎芬，后来进了宫做上行走，算是师傅了。他给溥仪做师傅的时候，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他结庐种松之时，有袁世凯派来的刺客来杀他，却被他感动得放下屠刀。此事是真的还是此老的幻觉，已经不大清楚了。这种事，黑夜里，一个刺客，一个他，死无对证。刺客也不出来佐证一下，真就成了谜案了。 梁鼎芬的一生中，仕途不顺，两次遭到两宫的呵责，两次丢了官，但两宫死后，偏他这样多情，一个人跑到那荒郊野岭去守陵。大冬天的，住在梁各庄那个偏僻地方，也难为他了。但说是结庐，搭个草棚子已经有点夸张，北方苦寒之地，住这样的草棚子要冻死的。有的赞美者说他因此而“鹑衣蔬食，履穿踵决”，则更夸张了（从照片上看，梁的衣服其实很鲜亮的）。当然，说他对清室没感情，只是好名，倒也未必。当初犯颜直谏，表现的就是感情，只是这股子忠贞，当时没有得到接纳，后来借守陵发泄一下，也倒在情理之中。只是，当初的犯颜和后来的守陵，也难说没有好名的成分在内。犯颜直谏以博名，自古皆然，至于守陵，更是这么回事，否则，干吗非要大老远地请人到梁各庄去拍下照片呢？做好事不留名，还真挺难。 但是，博了好名声的梁鼎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跟张之洞一样，端方也对梁鼎芬有知遇之恩。端方在革命中丢了脑袋，身子在四川，脑袋到了武汉。后来他的家人千方百计给他合在一起，运到武昌准备安葬，梁鼎芬被端方家属请来武昌，给端方办丧事。这时已经是民国了，城里的革命党到处给人剪辫子，武昌作为首义之区，剪辫党们格外活跃。梁鼎芬作为前清遗老，好名，也好辫子。所以，冒险来到武昌，于辫子格外小心，终日头戴长尾大风帽，把个小辫子遮得严严的。当时的武昌都督，是已经做了副总统的黎元洪。众所周知，黎元洪的辫子，当初是被革命军士兵强逼着剪的。大凡不情愿被剪了辫子的，对于仍然保留辫子的人，多少都会有点嫉妒。大家都对辫子有所爱，偏你可以保留，我却不能，于汝岂能甘乎？加上过去都是在湖北混的，大家是同事，黎元洪做了都督之后，梁鼎芬还来信劝其反正。现在老同事来了，怎么也得表示一下。于是，黎元洪就张罗请梁鼎芬来督府吃饭。也有人说，是安了心图谋在席间把梁的辫子给剪了。没想到梁鼎芬不上当，坚持不肯赴会。于是，黎元洪麾下好事的革命士兵就带人前去来硬的。也没有人通风报信，一队人马呼啸而至，到了旅店二话不说，按住梁的头就下剪子，一剪再剪，害得梁遗老不仅辫子没了，连头发也剩不下多少了，简直是牛山濯濯，残草只树。就这样，梁遗老钟爱的辫子，就离开了他老人家的脑袋。梁鼎芬有一脸的大胡子，人称髯公，死后王国维写诗纪念他，开首便是：“海内论忠孝，无如髯绝伦。”这下，胡子尚在，辫子没了。对于一个遗老，确为奇耻大辱。 按说，以梁的性格，遭遇这样的羞辱，肯定会有激烈的反应。然而，据旁观者言，他老先生只是哭了一场，虽说哭得稀里哗啦，哀痛不已，但没上吊，也没抹脖，更没有跳江（这在武昌很方便），然后就买舟东下，去上海了，在那里的租界，革命党人没法这样猖狂。革命后，好些人的辫子，都托庇洋人的保护才保下来的。再后来，梁鼎芬做了清废帝溥仪的师傅，毓庆宫行走，成为跟溥仪来往最亲密的老师之一。在民国的遗老遗少中，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位置。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梁师傅的小辫子，在宫里的时候是怎样的状况，岁数大了，估计再留也不会太长了，也就是一根小辫子而已。 其实，辫子对于遗老遗少，只是一种象征。革命党对剪辫子很热心，但革命爆发后，剪辫令是清廷自己下的。再后来，连溥仪自己都把辫子给剪了，多位汉人的遗老遗少，还硬挺个什么劲儿呢？但是，既然做了遗老遗少，总得有个念想、有点固执，辫子，就是这么个东西。遗老们中间好些人，真正喜好的，其实不是辫子，而是名。好名算是个毛病，但是，自古以来，好名总比好货让民众更能接受一点。 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15章广学会的精英战略 对于西学，国门未开前的日本，比中国要幸运一点，因为他们有兰学，虽然式微，但一直都没有中断。中国明末由耶稣会带来的西学热潮，随着明朝的覆灭已经消逝，到了西方人再次叩门的时候，中国的西学已经连影子都没有了。不仅万国舆图不见了，连已经翻译过来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也没有了。挨了一次打的中国人，出了几本有关西方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无非是介绍了一点西方的地理和政治状况，跟西学连边都还没沾。中国人真正介绍西学，还是在1860年代，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编译所开始的。只是，这样的所谓西学，也无非是最粗浅的数学和声光化电，西方中学课本的内容。为了把那点粗浅的西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人，编译者真是煞费苦心，我们不仅因此有了汉字的元素周期表，也有了稀奇古怪的汉字表达的数学物理公式。在那个时代真正输入一点货真价实的西学的人，还是传教士。 在国门还没被打开之前，新教的传教士们就已经来了。来广州禁烟的林则徐，就跟这些传教士有了一些接触。而这些传教士教出来的中国教士梁亚发，就已经写出了《劝世良言》这样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后来刺激了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在中国惹出了一场大乱子。在中国人自己启动变革，发动洋务运动之后，新教的传教士们更加活跃。这些主要来自英美的新教人士，虽然跟天主教的同行一样，在意“中华归主”，在中国传播福音，但却更乐意让中国人接受西学，暗中促进中国的改变，向西方学习，发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改变。新教传教士们做这种事，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叫做广学会。 广学会的核心人物是李提摩太，这个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担任广学会的总干事长达二十五年之久。李提摩太对于中国的文化很有兴趣，跟利玛窦一样，喜欢跟士大夫谈儒学，对于佛道两教也持宽容态度。但他更有兴趣的，却是促使中国的改变，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千方百计促进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是向西方的方向在变。在他看来，在当时的中国，最快的促进改变的方式，是通过出版物介绍西方、介绍西学的。而介绍的对象，不是平民百姓，而是中国的精英。首先是有功名的士绅，按李提摩太的估计，当时中国的进士、举人和秀才加起来有五十到一百万，而各省县令以上的文官有两千二百八十九人，武官营官以上有一千九百八十七人，各种学官有一千七百六十人，驻在各省省会的高级候补官员有两千人。这些人，都是广学会做工作的对象。在他们的如意算盘里，只要这些人中的百分之五能受影响，就会有相当的成效。当时广学会最有名的杂志《万国公报》（英文名字原来是chinese globe magazine，意为“中文全球杂志”，后来改为a review of the times，直译应为“时代观察”），杂志题头下面的一行小字说明是：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这本杂志跟当时的其他传教读本一样，都是赠送的，每每派专人送到各个衙门之中。在京则随京报一同，分送王公大臣。同时，也在每年的科举考试期间，向各个层次的举子分发。 但是，从1875年到甲午战前（1894年）将近二十年间，这样的煞费苦心的促进改变，却收效甚微。多数举子和官员，拿到刊物往往随手一丢，只有江浙和广东的极少数人，比如像张元济、孙诒让、沈曾植以及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的弟子们，才会把这刊物当回事。而其他人，只是到了甲午之后才如梦方醒，知道了学习西学的必要，到处找寻当日被他们丢弃的《万国公报》。在甲午战后的中国维新变法期间，广学会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人成了维新派的老师，往来密切。那时，不仅《万国公报》成了宝贝，连李提摩太和助手蔡尔康翻译的马肯西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在1895年之后也成为最风行的读物。康梁讲西方历史，尤其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谈的有关西方历史的内容，几乎都出自这本西方历史著作。在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万国公报》陆续发表的有关战争的消息、言论、文件和密电，也被编辑成书，取名《中东战纪本末》，多次重印。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和蔡元培编的《东西学书录》，都把这本书介绍为应读之书。维新派在1898年初编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收录论文五百八十篇，其中最多的是梁启超，其次是康有为，第三名就是李提摩太。维新派在北京最初办的刊物，居然也叫《万国公报》。在变法期间，《万国公报》还上达最高层，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有心的传教士在皇宫里发现了光绪所存放的全套的《万国公报》。维新人士还计划让皇帝请李提摩太做政治顾问，但因为政变发生，没有了下文。 显然，如果没有甲午战败后的政治形势，广学会传教士们的精英战略无论怎样卖力，基本上只能激起一点点的小波澜，几个水泡而已。当时的中国是一潭死水，精英也是死水一潭，无论怎样灌输，也顶多是死水起了一点微澜。形势比人强，千真万确。近代的中国人如果不挨打，基本上没有学习西方的可能。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1章大炮那点事儿 火炮这东西，说起来原本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到了明朝中叶，中国人的发明，已经被西洋人运用得更好了。中国人最早引进的火炮叫佛郎机，是通过赖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得到的。佛郎机，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对葡萄牙人的称谓。佛郎机这种火炮的特点是射速快，那时的火炮都是从前面填装火药，然后放上炮弹，在后膛用引线点燃，发射出去。不仅每次填装需要时间，而且发射多了炮膛会灼热，必须冷却一段时间。但佛郎机火炮就不用这样，它有好几个活动的子炮膛，可以事先填装好火药，连续发射，而且母膛也没有发热的可能，所以射速比一般的火炮快得多。但是，佛郎机的填药量太小，属于轻型火炮，威力不够。后来，中国又引进了红夷大炮，威力巨大，不仅可以攻城拔寨，还可以轰击进攻的散兵。这种炮显然跟荷兰人有关，当时正是荷兰人称霸的时代，而荷兰人在中国是被称为红毛夷的。当然也不绝对如此，因为当年的中国人对西方人认识比较模糊，往往分不大清楚这国还是那国，有的红夷大炮，其实也是从葡萄牙人手里弄来的。后来，红夷大炮虽然在名称上被中国讹为红衣大炮，但即使是中国仿制的，名称中国化了，技术仍旧是人家的。 晚明是一个国家在制度和治理方面接近崩溃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欧风东渐的时期。明朝的海禁松弛，乘着殖民扩张的东风，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来了。一些开明的士大夫不仅从利玛窦等传教士那里得到了三棱镜，了解了《坤舆万国全图》，还引进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引进了西洋火药和火炮的使用和制造技术。当时引进西洋火炮的时候，往往是连同葡萄牙人的炮手一并输入的。正由于这种火炮技术上的优势，才使得晚明在满人的军事压力下勉强维持下来。可惜，技术上的补偿，永远阻止不了制度的崩溃。逐渐地，掌握有优良火炮的明军成了运输大队，好多炮队连人带炮都被清兵俘虏，明军的优势从此不复存在。 后来入主中原的清王朝，虽说从此有了火器，但在研究仿制和使用上，却始终没有赶上被它打败的明朝。首先的原因是由于礼仪问题，清朝跟罗马教廷闹翻，中西交流从此中断，刚刚有点苗头的西学断了根。其次，也由于清廷的对手大多为比他们还要落后的游牧人，有点火炮就占了大便宜。只有一个俄罗斯还算是平等的对手，也还在蒙昧时代，火器水平不高，打了一仗，后来就不打了。所以，火器也没有外部改进的压力。所以，到了鸦片战争之前，出现在有意给自己国家做间谍的某些传教士面前的中国大炮，基本就是摆设，好些还是前明时代的旧物，不能升降，不能调整射击角度，也没有瞄准器，有些火炮已经多年没有燃放过了，一放就有爆炸的危险，对自己人威胁更大些。当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时，麾下的海防炮台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水准。跟英国人的小型舰队接触几次，在英国人眼里，中国人的炮弹不是飞过军舰，就是打不到军舰，一点威胁都没有，每次都是英国人把中国人的炮台轰平了拉倒（但在上报朝廷的奏章中，都是国人大胜）。后来，总算睁开眼睛的林则徐，从澳门弄来了一些合格的红夷大炮，可以升降，可以瞄准了。后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守卫的虎门炮台，就装备了这样的大炮。可惜，这样的炮台却没有顶盖，而且由于增兵的缘故，上面挤满了士兵。英国人只消用排炮劈头砸过去，炮台上的炮和士兵就都报销了。守卫厦门的闽浙总督颜伯焘，一直就没睁开眼睛，战前铸造了好些巨型大炮，用人拖到炮台上，既不能升降，又不能调节射击角度，也没有瞄准器，生生固定在炮台上，说是等英国人来了，一炮拍过去，就解决问题。英国人来了，大炮是响了，但连人家的边都没沾，人家几排炮就把炮台轰塌，士兵大溃，颜伯焘也跟着跑，奔出厦门才发现，英国人其实还没有登陆。于是，总督大人把官儿给丢了。 鸦片战争中，跟英国人对阵的中国人不是不勇敢，也不是用刀矛对付西方的先进火器。要论数量，我们的大炮和火铳并不比对手少，但我们的火器基本上都没什么用。真正给英国人造成伤害的，第一是水土不服造成的疾病，第二是弓箭和刀枪。战后的林则徐感慨道，天朝虽有百万貔貅，不够临敌之一哄。封闭状态下思想缺失、制度缺失和技术的落后，使得中国大炮成了摆设，军队也就成了摆设。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2章照相这点事儿 照相术发明不久，中国人就有福享用了。被照相的人叫耆英，鸦片战争过后任两广总督。吃了败仗，满人中的开明人士打算用怀柔政策对付洋人，耆英就是其中的一个。两广总督当时负责跟洋人打交道，他的办法是跟洋人套关系，争取建立私人联系，恨不得攀上亲戚。于是老跟洋人混的耆英，有了一张流传至今的小照，相片质量不高，但却是第一张中国人的老照片。 对于西洋的新鲜玩意，民间和上流社会总是看法不一。民间对轮船、火车和洋枪洋炮都感兴趣，甚至可以说喜欢，但对有线电报和照相却心怀疑虑。不仅担心照相会把人的魂给摄走，甚至觉得那一排排的电线杆子以及上面的电线有蹊跷。传教士李提摩太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甲午前，洋人工程师在山东安装有线电报线的时候，德州有家人的孩子丢了，民间哄传是被电线摄走了魂魄然后被洋人拐走了。所以，直到辛亥革命发生，各地一有点什么事儿，就有人砍电线杆。但是，中国的上流社会，对有线电报和照相都十分感兴趣。北京算是很保守的地方，1892年第一个照相馆开张，很快就门庭若市，来的顾客尽是王公贵族。 当年的王公贵族，都是旗人。当年的旗人政治态度保守，思想也不开放，对洋务运动很多人持否定态度，至于戊戌维新，就反得更激烈了。旗兵不喜欢玩洋枪洋炮，而旗人对火车、轮船也不感冒。但是，他们对西方来的小玩意儿却一点不排斥，各式钟表、打簧表、鼻烟、洋烟、光学仪器，兼收并蓄，对电报和照相也充满了好奇。庚子之前，北京照相事业有两家店最为有名，一家叫丰泰，开办者叫任景丰，一家叫鸿记，开办者叫杨远山。这个杨远山在当年也是一个公子哥，风流倜傥，好玩，好交朋友。当年北京城里，上至公卿贵胄，下至书吏走卒，没有不认识他的。来往的朋友，都是好玩的贵公子。当时人称京城二杨，一个是内务府大臣杨立山，一个就是杨远山。 那个时候，旗人公子哥喜欢照相，跟这些公子哥打得火热的伶人们也喜欢照相。现在留下的老照片，就有好些是伶人装扮好了的“剧照”。伶人穿戏装照相，喜欢票戏的公子哥当然也喜欢。一次，汉军旗的赵家三公子赵尔震、赵尔巽、赵尔丰和满人贵族三公子宝杰、宝梁、宝棻外出游冶，吃花酒。酒酣耳热，被怂恿着照了好些戏装和道装、僧装的像。大家看着好玩，见者哈哈一笑，不知怎么就流传到社会上去了，人称“狎客群居像”。但是，有一张居然落到了宫里太监手里。知道这个消息之后，这些公子很紧张。虽然当时官员不许嫖妓、不许登台演戏的禁令早已松弛，但这副尊容如果进了宫，被老佛爷看到，还是大有不便。于是马上花了大价钱把相片买了回来。其实，这几位仕途不错的公子有点过于神经过敏了。那个时候，宫里已经有人照相了。西太后照没照不清楚，但至少珍妃有张玉照。况且，即使是皇帝，也喜欢装扮成渔夫、樵夫、老道的模样，现在留下来的雍正的行乐图，都是这个样子，只是唯独没有装成戏子的，也许是因为雍正不喜欢戏子。但当时的西太后老佛爷比谁都喜欢戏子，恨不得让皇帝换上戏装给她演戏，奴才们戏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庚子以后，想通了的西太后，突然之间对照相特别热衷了。这个老太婆不仅喜欢换上各式各样的衣服拍照，各种摆拍，而且还拍了好些戏装照。自己扮成观音，让李莲英扮成韦陀，公主们扮成龙女，这样的观音、韦陀和龙女，毫无疑问都是戏里的扮相，所以只能说是戏装照。到了这步田地，宫外的照相就无法无天了，连公子哥在戏园子里票戏的照片也都有了。 有意思的是，庚子年义和团进北京，痛恨一切洋物，连用根铅笔都被义和团视为二毛子，却没听说他们砸照相馆。跟杨远山齐名的杨立山，在此期间丢了脑袋，跟照相无关，只是因为他跟载漪拌嘴，不买义和团的账。大概当年最欢迎义和团的是旗人，旗人喜欢的东西，义和团也就刀下留情了。 照相是个好玩的事儿，在晚清，凡是好玩的事儿，旗人都有份儿，不管它来自哪里。当年旗人中英语最好的张德彝出使多国，对别的东西都没兴趣，单单把人家的游戏一项一项介绍回来。旗人之好玩，可见一斑。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3章麻将这玩意 中国人其实是有创造力的，这种创造力，在国将不国的晚清时候，表现得相当充分。麻将这玩意，就是晚清国势最微之际发明出来的，属于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一旦发明出来，就像有魔力似的，风靡全国上下。从皇宫到陋巷，一片搓麻之声。 据说，麻将的前身叫马吊，是一种叶子牌，有点类似于扑克的东西，最早出现在明朝中叶。就像扑克在西方是赌局一样，马吊在中国也是赌局，不沾钱没有人玩。然而，南方人有口音，把马吊叫成了麻雀，打牌叫叉麻雀。转回北方，麻雀就成了麻将。不过，麻雀也好，麻将也罢，开始还都是叶子牌，长长的一种纸牌，打的时候抓在手里，都要摆成叉字形，也许这就是为何南方人管打麻将叫叉麻将的原因了。 但凡叫个赌具，就需要加强保密性。抓在手里容易被人偷看，所以，人们就将之改良成竹牌和骨牌，扣在桌子上，随打随抓，又方便，又省力，还保险。到了这个阶段，叉麻将就变成了打麻将，一片噼啪之声，无论碰还是和，都要用力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这玩意不发明则已，一旦发明，迅速风靡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其中又以官场最盛。时人咏京官生活有云：“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京官们个个麻将玩得精熟，外地官员进京，第一项任务就是陪京官老乡打麻将，在桌上输些银两给他们。自然，大家平时谈天，还不就是牌桌上那点事儿，中、发、白而已。即使进了胡同——八大胡同，吃花酒，逛窑子，大部分时间也是打打麻将，只不过此时的麻将有美人陪着。晚清和民国还有一个传说，说是牌桌上运气不好，嫖个雏妓就可以转运。进入民国之后，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麻将之痴迷，已经几近疯狂。袁世凯做大总统，开最高国务会议，几乎每次参加的人都迟到——因为他们通宵聚赌打麻将。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话说在皇帝还在的时候，满朝文武就已经这样了，只不过大臣们在见皇帝之前，还不敢放肆。但是，麻将肯定是要打的，大小官员，哪个都好这口。一个听戏，一个麻将，当年是官员的两大爱好，有些人还要加上吸一口（鸦片）。晚清推行新政，财政状况好转，京官经手的事情多，能捞的好处也多，腰包渐次鼓了起来，所以，打打麻将，也输得起了。朝中的王公亲贵，像肃亲王善耆，以及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载振，振贝子，在新政时期都身居高位，都是麻坛高手，而且赌风甚佳，一夜输上万两银子，眉头都不皱的。大官带头，小官中官自然要跟上。那时候，借打麻将拍马屁已经流行。大官跟小官一桌麻将，小官多半是像红楼梦里的凤姐跟贾母玩一样，要给人喂牌的，好歹也得让领导赢个痛快。只有碰上平级官员打麻将，才会真的不讲情面，厮杀起来。 麻将里头有政治，明白人打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道理。晚清最后几年，向以贪渎闻名的庆亲王奕劻一直受到政敌的猛烈攻击，但他却大旗不倒，始终是一人之下的第一号人物——首席军机大臣。善于知人的西太后当然知道奕劻很贪，但跟人一谈起来，借口总是在宗室亲贵之中，还就是这个老庆比较明白事理，办事放心。满人亲贵无可用之人，倒也不假，但另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她老人家不说，其实是老庆会做人。跟王公们一样，西太后也喜欢打麻将，瘾大得很。老庆派他两个女儿，有事没事就进宫跟西太后打麻将，当然，这俩宝贝闺女，都是凤姐一样的水晶人，玲珑剔透，一天玩下来，把老佛爷哄得高兴，连伺候牌局的宫女太监，也给赏赐得高兴。上上下下都高兴，老庆的地位也就任谁也参不倒了。任凭御史弹劾，长得像同治深得老佛爷喜爱的瞿鸿禨说坏话，都无济于事。一个恨奕劻恨之入骨的官场恶少岑春煊，仗着庚子逃难护驾有功，几次当面跟老佛爷挤兑奕劻，老庆岿然不动，岑春煊却着了老庆的道，给排挤出了京师。这种事，后来的岑春煊回忆起来，都恨恨连声，但一直到大清倒台，老庆都没倒。这里面的奥秘，跟太后的麻将，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围棋是中国人发明的玩具，麻将也是一种玩具，可以做赌具的玩具。但是，麻将这种玩具却集中了中国文化最恶心的成分：勾心斗角，李代桃僵，互相拆台，见风使舵。玩精了，就不像是在玩游戏，而是在玩阴谋、玩诡计，难怪它伴随阴谋文化盛行这么久。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4章冷清的孔庙和送子的孔子 鲁迅先生曾经谈到，中国的孔庙虽然很多，但很冷清，老百姓是不去孔庙的，似乎说明，孔子跟民众离得很远。鲁迅先生是从晚清走到民国的，清朝的孔庙的确很冷清。每个庙门口没有戏台，倒是有一块刻着“文武百官下马轿”字样的石头，庙的外墙多半高大，上面写着“宫墙万仞”，森严、威武。这样的地方，当年根本就不让平头百姓进来，想来都来不了。能进来的，都是有功名的读书人，或者现任的官员和过去的官员。孔夫子其实未必跟百姓离得有多远，再愚蠢的乡下人想必也知道孔夫子是干吗的。只是，当年的体制根本不让百姓跟孔子亲近。 曾经有一度，孔庙其实很受百姓的青睐，尤其受女人的欢迎。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里提到，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也有孔庙。那时候，经常有妇人去孔庙求子。不知怎么回事，当时的孔庙居然还设有孔子之榻，前来求子的妇人还要露形，也就是脱了衣服登榻躺一躺，大概觉得这样才会应验。在孔子的床上裸身睡过，受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后魏孝文帝是个追求汉化的鲜卑皇帝，对孔子很尊敬，感觉这样轻慢了圣人，于是下诏禁止妇人进孔庙。后来，随着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孔庙也就越来越神圣。到了清朝，在特别尊孔的满人皇帝手里，孔庙就变成了鲁迅看到的样子——神圣、肃穆但冷清。明朝的时候，至少书生们还可以聚集到孔庙闹闹事儿，可是自打金圣叹哭庙案之后，书生的这个特权也没了。孔庙成了有专人（各地的教官）管理，只准春秋两祭，士人参与的官办仪式场所。平日大门紧闭，连鬼都不见一个。可怜赫赫威名的孔夫子，只有到了祭祀的时候才能享用一下冷猪头，祭拜过后，就便宜了教官。虽说按理士绅们平时也应该在里面的明伦堂讲讲经，但这么正经的地方有谁乐意去呢？ 我们实在不知，当年北朝的妇人为何喜欢到孔庙里去求子，过程还多少带点色情色彩。类似的情形，后世只有在淫祠，如五通神庙这样的地方才会发生。孔夫子一个大男人，虽然当年活着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也见过名声不佳的美妇人南子的，但他怎么就在老百姓眼里变成送子观音或者娘娘了呢？莫非因为他是野合而生，特别具有性方面的暗示？民间的事情好些没理可讲，我们实在不知道当年百姓的想象力是从哪个方向展开的。但是，既然百姓能把伍子胥庙演绎成五撮须相公庙，把杜拾遗（杜甫）庙演绎成杜十姨庙，并塑了十个美娇娘，大姨、二姨……一直排到十姨，认定孔子可以送子，也不奇怪。 中国老百姓造神拜神，是有强烈功利意义的。他们一方面在不断制造一些无厘头的神怪出来，无端地供奉；一方面也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努力将他们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赋予自己需要的功能。观世音菩萨由男变女，然后再变千手千眼，无所不能。关云长一个从自身事迹无论如何都看不出跟钱财有半点瓜葛的家伙，最后居然变成武财神，饱受商家的香火。林夫人，一个官家太太，变成妈祖，海上的第一女神。当年的孔子，自然是不会被轻易放过的，大概也就是按这样的思路被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文人墨客的鼻祖，浑身洋溢着文采的家伙，如果再能有助于女人生子，那么生出来的娃娃将会多么有出息？要知道，古代的中国一向是个官僚帝国，成为文人，为官为宦，一直都是百姓的梦想。而这种梦想，自打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又跟孔子搭上了不解之缘。有什么理由、什么借口，可以挡住百姓对孔老夫子的这种期待呢？ 然而，这样的期待，这样一种基于生活的神灵再造实践，居然活生生被皇帝，也许还有打小报告的士大夫给扼杀了。此后，百姓的这种愿望，就只好寄托给一个不知什么来路的文昌帝君，还有三十六星宿中的魁星，让魁星阁和文昌庙白赚了好些香火，而孔子却被束之高阁，干干地看着眼馋。 当然，把孔夫子高高挂起，是符合统治需要的。孔子在后来已经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志，必须有一定的神秘性、严肃性。把孔子跟凡夫俗子，尤其是跟妇人搅和在一起，即使不脱衣服，也无论如何都正经不起来了。不仅道学家没法装正经，皇帝也不好端着了。不端着，政治的假面就挂不住，好些冠冕堂皇的话都说不了。不用说，儒生要生气，皇帝也好生气，后果很严重。 这个样的孔庙，非冷清不可。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5章绿帽子那点事儿 女子的贞操，按编过女四书的班大姑的说法，是关系到社稷兴衰的。但在实际的事例中，好像只有些特别美艳的女子迷惑了君主导致亡国的事儿，似乎没听说过哪个朝代的灭亡是因为女子的红杏出墙。所以，班昭的说法虽然男子很喜欢，总是借此来设法限制女子的行动，最终想出了缠足的恶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关女子贞操的话题，其实无非是男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绿帽子，就是其中之一。 戴绿帽子，古今意思差不多，都是指妻子跟人偷情。偷着了，丈夫就被戴上一顶绿帽子，没偷上，帽子就暂时寄存。古代，由于帽子没有头巾普遍，因此又被称为戴绿头巾。这种说法来源于古人对乌龟的误会。人们一直认为，雄性乌龟是没有生育能力的，生育得蛇来代劳。龟蛇在一起的形象非常古老，大概得推到远古时代，这种形象，后人称之为玄武大帝，在中国的神界地位相当高。但不知怎么传来传去，这形象就传成了蛇在跟雌龟偷情，很黄、很暴力。乌龟浑身都是绿的，所以绿色就这样暧昧起来了。不过，古代戴绿头巾这回事，比现在泛义一点，不仅仅丈夫可以戴，偷了情的女子的兄弟也不大光彩，也可以被视为戴绿头巾。这种说法什么时候兴起的？不好说，但至少在元代就已经很流行了。 戴绿头巾见于制度规定，是朱元璋干的伟业。他规定妓院（官妓教坊）里服役的男子，必须戴绿头巾才能出门。因为妓院里的男女是以兄弟姐妹相称的，妓女出来卖，那么里面服役的男子既然被认为是妓女的兄弟，自然就得绿。如果这些男人跟妓女有一腿，是不被允许的，里面的人视之为乱伦。再后来，人们干脆叫他们为“龟奴”。晚清妓女出台，都是龟奴背着，或者由龟奴扛在肩上。男人吃这碗饭，还真的不容易。 自古以来，凡是红杏出墙的女子，多半有几分姿色，如果再媚一点，那么概率就更高。大户人家的女子，出墙的概率低一点，倒不是因为她们受的教育好，关键是门禁太严，管的人太多，机会倒不多。小家碧玉和小户人家的媳妇，跟男人见面的机会要多很多，所以出墙的概率自然高一些。江南地区的女人能干，出来做事的机会多，自家的男人相对也没有那么神气，所以风气在道学家看来也就淫一点，这样的事也就更多。 不过，在那个时代，女子出墙，由于女子主动的倒也不是没有，但主要还是出于男子的勾引。几乎没有男子希望自家妇人不安于室的，但却个个希望能有机会勾到人家的漂亮媳妇。即使好朋友之间，看到对方媳妇漂亮，有机会奉送一顶绿帽子，好些人也是会做的。只是，事情败露之后，那些有点头脸的人物吃了亏之后，往往有两个选择：一是自己杀了奸夫；二是逼自己的媳妇自杀，借以保全自己的面子。只是在现实中，基于现实的考虑，人们的两种选择往往做做样子就了账了，未必能真的操练到底。有篇清人的笔记告诉我们，清代的一个衙役，漂亮的妻子跟自己的同僚偷情，被他发现，迫于外界的压力，他逼妻子自杀。妻子说，那让我打扮一下再死好吗？他答应了，妻子进里屋打扮了良久，出来后极其艳丽，对他秋波那么一转说：“你真的要我死呀？”衙役看了半晌，说道：“算了，一顶绿帽子，也压不死人。”类似的故事，还有说是妻子进里屋半晌不出来，丈夫进去一看，原来人家已经裸了，于是丈夫尽弃前嫌，两人和好如初。 衙役是法律上的贱民，但在民间，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实一点不贱，如果是正经制役，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他们尚且如此，那么一般的平头百姓，就更不一定在意妻子的出墙，当然更不可能让出墙的妻子去死。娶个媳妇，尤其是漂亮媳妇不容易，经济上的考虑能压死人的，一旦没了再娶得把人累死。所以，无论妻子怎样出墙，丈夫知道了，顶多就是打一顿，该回收还是得回收。有的地方，丈夫连打都不敢打，真的打了，妻子就真的可能跟人跑了。好在那个时代，女人还是相当厚道，无论出墙多少次，离婚基本上不在她们的思维范围之内。可以跟人偷情，但过日子还是得跟丈夫。淫风更炽的地方，还有跟着丈夫一起外出卖淫或者放鸽子的（即借结婚以诈财的）。性，不是可以拿到台面上说的事，但性事却可以放不止一马。 当初，圣人传道坐的是牛车，路又不大好，所以好些地方没有去。后来的班大姑，一个妇人家，也不好意思到处走。所以，留下这么些妇道的死角，到处都说不清楚。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6章说等待 人生在世，总免不了要等待。候车，候船，候机，考试后等待发榜，约会等待情人，在路上赶上塞车也得等。最不耐烦的，是到权力机关办事，等待人传唤。轮到你了，人家才告诉你，又有什么手续不全，回家备齐了再来。再来，还是差点什么，一件小事没几个来回，没戏。 再性急的人，该等待也得耐心等待。别的不说，找对象如果没有几十次耐心的等待，无论如何都没法抱得美人归，除非你是超级的高富帅，有人肯排着长队找你。到权力机关办事，即使在西方，该等也得等，排长队也没办法。官僚主义哪儿都有，有些国家仅仅是不折腾你而已，动作也快不了。都说俄国人性子最急，但苏联时代，那里的人们对于等待最有耐心，短缺经济，到处都在排长队，大家见着队就排，不管买什么，买到了就好。直到苏联解体，去那里的中国人，还一直赞叹俄国人有素质，这个素质，就是人家排队的耐心，也就是等待的耐心。 说中国人没有耐心，显然不够精确。但部分国人对于排队等待，的确不大能遵守秩序。比较牛一点的人，是走后门，利用特权或者熟人关系，不用等待或者减少等待时间，抄到前面去。比较差一点的，是直接插队。在中国，无论是人的队还是车的队，都有人插。这样的插队，如果排队的人要干涉制止还不行，弄不好就会打起来。插队的人往往理直气壮，面对你的抗议，面不改色心不跳，该骂就骂，该打也绝不手软。哪怕直接插到你的面前，你都不能说什么。在他们看来，只有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资格管他们，别的人，还是请你闭嘴。如果是汽车插队，那就更是无法无天，只要没有警察，每次都是横着往里挤，别的车只能让他们，不让，就会碰车，碰了车，反正大家都麻烦。想要打架，人家也不怕。在我的经历中，凡是碰上这样插队加塞的车，后面的车一般都是让。一次我问开车的师傅，即使碰了车，明明是你有理，他负全责，你为何要让他？师傅长叹一口气说，这年头，不都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吗？ 如果中国的等待逻辑总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一些不想等待的人利用特权或者霸王硬上弓，侵占别人的时间，让别人多等待，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起码的公平和公正可言。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机会，这样的逻辑，就是公然地抢夺别人的金钱和机会。抢夺了，还不知羞愧，理直气壮。 当然，这样的逻辑还易于引发社会秩序的紊乱。如果等待时人人都能自觉排队，排在后面的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轮到自己，是可以预期的。但插队的多了，尤其是从里面走后门的多了，这个预期也就没有了。没有预期的等待最易引发焦虑，焦虑多了，愤怒和恐慌随之而来，如果愤怒恐慌变成了某种可以传染的集体行为，那么排队的秩序也就彻底瓦解了。世界上好些地方的踩踏事件和群体性骚乱，都是由于秩序失控引起的。 等待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缺乏等待的秩序，而秩序的建立，要有起码的公平和公正。执法者要公正，维持公正；公众也要公正，维持公正。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7章假辫子和官话 清朝最后十年，清国留学生去日本的最多，因为一来成本低、手续简便，连签证都不要，买张船票就去了，船票又不贵。二来，中国人认为，留学是为了学习西方，日本人学西方学得最好，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只需要把这经验学过来，就万事大吉，省事省力。去日本留学，变服饰没有问题，日本的和服多少有些唐人的余韵，让穿惯了满人“胡服”的汉人留学生，还感到有些亲切。学日本学生穿日本校服，或者学日本官员穿西装，都没有问题。因为清朝的体制对人们穿什么没有明确规定，有这个空子可以让留学生们钻。但是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就不一样了。对于汉人来说，那是归顺的象征；对于满人来说，则是国族的标志。所以，刚去日本的留学生们，虽然一下船就感觉到了辫子的尴尬，但多数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把辫子盘在头上，扣上帽子，隆起一座富士山。 隆起一座富士山，依然掩不住辫子的存在。进澡堂洗澡，要遭日本下女的嘲笑；走在街上，也会被一群小孩子追在后面骂“强强”（日语，猪尾巴的意思）。当然，进了学校，也挡不住日本同学异样的目光。到了日本，尽管有官方的留学监督管着，但毕竟难免遭遇革命党人。革命党的宣传，关于民主共和的思想，倒未必能听进去，反满的主张肯定是易于入耳的。甚至那些官派留学日本学军事的，也照样听得进去。好多日本士官生回国之后倒不见得还想革命，但在日本期间，好多人都接近革命党。个中的奥妙，很大程度上在脑袋后面那根辫子。已经实行西式改革的清政府，迟迟不肯放弃辫子，依旧把有无辫子作为政治正确与否的象征，实在是大失策。要知道，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辫子就是一种落后、愚昧而且丑陋的象征。把辫子说成猪尾巴(pig tail)，其实是西方人的发明，日本人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不过，清国留学生回国之后，脑后就不好这样空着，无论做官、为军还是做公办学校的教师，都得买条假辫子。回国没了让人嘲骂的环境，而且饭碗要紧，所以上班公干或者参加典礼的时候，不管真假，脑后都得垂条辫子。当然，各级长官也都知道这些人的辫子是假的，但没人说破，更没有人揭开帽子看看。只有少数有真辫子的同事，总是在背后嘀嘀咕咕。也有一班儿街上的闲人，就像现在喜欢追究女星胸的真假的人一样，指指戳戳。现在是发现一个隆胸的兴奋半日，当初则热衷在男人脑后找蹊跷。其实，找了、说了也白搭，因为即使个别人告到衙门，衙门也从不纠治。 其实，既然学习西方，西方的价值观、审美观就必然要进来。在乡下，已经习惯了留辫子的农夫农妇，也许依旧以一根油黑粗亮的辫子为美，但城里人，尤其是能接触到西方文明的人，早就变了。自古以来，政治的道理总是抵不过生活的道理，除非有强权压着。强权压不住，就只能变通，明明知道这些人辫子已经剪了，硬是假装不知道。只要你肯装上一根假的，我就权当你是真的。这情形，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官话和套话，没人信，即使再高的官儿，私下里也说他也不信。一个报告，一个文件，甚至一个课题，具体内容另当别论，只要安上一个官话、套话的帽子，就算政治上没问题了。就像东汉时期，孝道是人人都讲究的大帽子，有儒生跟老婆做爱，也要先讲一番道理，说这是为了履行孔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论。 从本质上讲，辫子也好，官话也好，都不应该是政治正确或者政治忠诚的象征。或者说，政治正确，没有什么象征。现代社会，民众的根本利益，才是政治上的正确所在。如果总是追求象征，把根本忘了，象征就成了假大空。老捧着假大空谈政事，政事就也成了假大空。这样的假大空到处走，走在堂皇的庙堂之上，让百姓讲诚信，岂可得乎？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8章避讳是个什么东西 古代中国是个礼仪社会，社会上层交往，彼此的称谓大有讲究。虽然有名有姓，但平辈之间直呼其名还是不行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有字，称字不称名，是谓有礼。而名字，是给长辈叫的。民国时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之所以跟蒋介石闹翻脸，就是因为蒋见面直呼其名。平辈尚且不能直呼其名，长辈的名讳就更不能呼来道去，于是，就有了避讳这回事。 所谓的避讳，当然是上流社会的事儿，平头百姓，阿猫阿狗地叫着，基本上没什么讲究。即使自己本家，也大抵如此，年纪大了，顶多在阿猫后面加个爹爹或者爷什么的，就算尊称了。但是，这样的平头百姓，一旦读了书，有了功名，进入缙绅行列，就必须讲究，不讲究，就是自绝于士大夫。讲究之一，就是避讳。无论什么场合，自家祖父和父亲的名讳是必须回避的。当然，在公共场合不提父祖的名字，以示尊重，可以理解。但是，讲究厉害的人，凡是碰到跟自家父祖名讳相同的字，甚至谐音，都绕着走。如果赶巧聊天的同伴不留神提到了，赶巧父祖又过世了，矫情的，就是可以放声大哭，弄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欢而散。 这种讲究，唐朝中叶之后最为过分，过分到了影响了士大夫们的仕途和政务。裴德融的父亲名皋，他参加进士考试，主考恰好姓高，“高”与“皋”谐音，结果害得裴及第之后，一直就不敢提自己座师的名字。唐朝科举，以诗为胜，诗人李贺的诗天下独步，但只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进士的“进”和“晋”谐音，他就一直不敢考进士。韩愈看着可惜，还写了文章替他说话，也没有用。士大夫不能考科举，或者考上了不敢提座师的大名，对自己都属于自毁前程的事儿，但还仅仅是因为讲究而害了自己。最过分的事发生在卢文纪身上，他做了工部尚书，下属有个名叫于邺的前来参见。卢居然以自己父亲名字为嗣业，拒而不见。于邺一时想不开，竟然一根绳子吊死了，活活害死一条人命。 讲究避讳，都是为了孝道。真的对娘老子好是不好，都是关上门的事儿，但在外面，孝与不孝都得讲究形式。不讲究，人家就会说你不好。弄大发了，不仅仕途有麻烦，连脑袋都可能搬家。所以，像避讳这种面上的事，大家只能比着讲究，谁讲究得厉害，好像就意味自己德行好。即使有才如李贺，也不能免俗。 从孝道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忠君。所以，皇帝的名讳必须得避开。汉高祖叫刘邦，所以《史记》《汉书》上的“邦”，都变成了“国”。汉文帝叫刘恒，所以恒山就变成了常山。汉景帝刘启，连殷朝人微子启都要改名作微子开。唐太宗李世民，唐朝史书，凡是提到“世”的时候，都改成“代”，提到“民”的地方，都变成了“人”。如“治民”变成“治人”，“生民”变成“生人”。古籍里的“天生烝民”，活生生变成“天生烝人”。当然，在唐以前，这种帝王的避讳还主要见于史籍，官员们在平时的政务公务中，还没那么多讲究，因为一讲究，就难免因词意不准而误事。只是有些衙门或者官衔要跟着改，比如六部中的民部因李世民的缘故，改成户部。五代时吴国杨行密父亲叫杨怤，音与“夫”同，结果吴国的大夫都改成了大卿，连御史大夫也不能幸免，变成御史大卿。但是，凡是讲究，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越来越讲究，越讲究越精致。现实的奏章，也要避皇帝的讳。所以，为了避免误事，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凡是碰到皇帝的名讳字样，又不能不写的时候，就“敬缺末笔”，害得后人读古书，老是看见错别字。 避讳从孝走到忠，已经有点马屁的意思了。忠是忠君，但把忠移到官场，效忠上司，更加实惠。长官的名讳自然大家都知道，但聪明的下属，在新上司上任之前，连长官父亲的名讳，甚至连长官太太的名讳和生日都一并打探清楚，不止及时送礼孝敬，同时在往来中刻意避开这些该避开的字眼。不用说，这样做好处大大的。反过来，如果做下属的不讲究这个，即使再恪尽职守，恐怕也难讨上司的喜欢，因此把乌纱帽丢了，也不是不可能。宋朝的权相蔡京气焰熏天之时，下属公文中连“京”字字样都不敢提，地名京西，京东，也一律改成畿西、畿东。 避讳从礼貌变成马屁，也就走到头了。现代人不讲究这个，马屁少了一种形式，但马屁还是在的，而且愈出愈奇。跟冯骥才说辫子一样，辫子没有了，但辫子的神还在。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9章近代史上的失语症考察 失语症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病，但是类似这样的病症，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也可能有，一旦有了这样的病，其实非常可怕。 近代中国，失语症是不愿意变革者患的。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发变革之意，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帮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国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战过程中领教了太平天国洋枪洋炮的厉害，也尝到了洋枪洋炮的甜头，开始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设想落到实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家人之一的奕䜣和文祥，在跟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多少开了点窍。1860年之后，一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开始洋务运动，而北京，不仅有了一个被洋人逼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了承包给洋人的总税务司，奕䜣甚至想设立一个专门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不消说，是请洋人来教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想变革、不正视西方存在的士大夫还是相当多。尽管接二连三打了败仗，但是他们总觉得中国在文化上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来了吗？就算不吐出来，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来，早晚也得跟满人一样，学习汉人，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每次洋人进来的时候，总有传说出来，说洋人在占领地开科取士，考的居然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所以，当变革到来之际，顽固守旧的人没有失语，他们发声抗议了。抗议声一边是流言蜚语、街头巷议、讽刺嘲骂，一边是一个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军八旗的底子，科举高第，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也是朝中有名的理学家，跟曾国藩齐名。为人清正，学问也不错，弟子门生满天下。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来抗议，所依仗的武器，却是理学的陈年旧货，连词句都没更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文化，中国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仁义忠信可以为干戈舟楫。而中国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学天文历算，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本土人才，何必从外面聘请？ 当年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虽然没有上过学，更不知道西学是什么东西，但却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在洋人面前的惨败，伴随自己的夫君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过了好一阵衣食不周，连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义忠信为干戈舟楫的大话，说说可以，当真则成了笑话。不过，倭仁说中国自己有西学人才的说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费要少些。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赶紧推荐这方面的人才。没想到反倒将了倭仁一军，他老先生不过随口一说，哪里找人去，理学家的帽子戴着，又不好撒谎，于是只好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师的份上，也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让他随时留心，如果发现了，赶紧推荐上来。但是，不知是奕䜣有心恶作剧，还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牵制奕䜣，突然之间，倭仁发现自己得了一项新的官衔——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有这样头衔的人，在朝中还有几个，都是热心洋务之人。此时，把一个反对洋务，极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为这样一个专门办洋务，跟洋人办交涉的衙门的大臣，看起来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认真的倭仁，却受不了这样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来牵制奕䜣的话，她找错人了。因为一想到要和洋人办交涉，倭仁就要变大头娃娃了。结果任命下来不久，倭仁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从此得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风。后来虽然经过治疗，好了一点，但两年之后，还是因此而翘了辫子。现在史家流行的说法是，倭仁故意从马上摔下来，好借此推掉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是不对的，倭仁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理学家，不会玩这样的诈术。 倭仁之死，标志着中国相当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士大夫，开始患上了失语症。 初患失语症的人还是能发声的，声音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刘锡鸿的人。不过，此人仅仅是位做过留洋副使的光禄寺少卿，人品和学问都比倭仁低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做过郭嵩焘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却跟郭嵩焘反目成仇，非常无聊地拼命攻击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对洋务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风水迷信。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是败坏中国的风水，会惹怒山神水怪。这样的说法，显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义忠信低了一个档次，不过是民间底层文化怪力乱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到此为止，顽固保守的声音，已经因病而嘶哑了。 只是，在当时，不管什么样的陈词滥调，都有市场，也都能给改革制造麻烦。由于中国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八股取士还在吸引着全国士子的注意力，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势众，李鸿章和郭嵩焘所谓的不明事理之人，仗着人多的优势，在话语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依然充分地活跃。而顽固派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语，因为政府也并没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处于三心二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改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得好的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六十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则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的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因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一百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能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而义和团恰好被顽固势力所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的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在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这些少年权贵，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感到了自身特权丧失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加快改革进程，放弃自身的中世纪特权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用正面回应改革的方式给自己积累福荫，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权力和资源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权、兵权和财权，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满人，也就是收归满人权贵，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中央政府，力图用蛮力，一举打破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权力结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的格局。这样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内阁出台，达到了顶点。这样的举措，不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绅商和士绅，让自己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沦为当时最有实力的绅商和士绅的敌人。这个时候，原本并不彰显的革命话语，就发出了强音，当立宪派也倒向革命的时候，清朝就寿终正寝了。 其实，近代中国的命运，自从西方列强开始叩门之际，就已经确定了。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亚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也已经定了——或迟或早都会被拖入它们的体系，或者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者变成它们的小伙计。由于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对发达的政府，对于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而言，将中国拉入自己的体系，比征服之使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战争，看起来就是让中国进一步对它们开放，并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国的天下敌不过人家的世界，我们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们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东方国家，自强的唯一途径，就是面对现实，学习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寻求自新自强之路。中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自身的变法维新，让改革话语最终成为政府的主流话语，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西方的改革，一跃成为东方强国。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话语权，一会儿失语，一会儿说话，始终在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因循之间徘徊，最终导致旧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迟迟不能完成自身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在今天看来，是迟早都要完成的，甲统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对，乙不行，丙还得接着面对。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管谁来统治，只要意图保守、意图向后转，就注定失语。一旦失语，统治行为就必然变形，处处被动挨打，在国际上如是，在国内也如是。最终，会连自己本来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丧失殆尽，败得非常难看。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10章镖局的时代之困 好些行业，随着时代的变化后，会逐步消失，但由于本身的色彩，却留在了传说和小说里，让人说个没完。镖局行，就是其中的一个。 干镖局，人们很容易想起走镖押运这回事，武侠小说里每每提到，几个镖师，押着一行手推的独轮镖车，一路上喊着“和吾”的号子，碰上劫镖的强人，说茬了，两下一通乱打。一般都是镖师败绩，然后冒出来一个抱打不平的，救了镖师，保住了镖，然后展开后面的故事。其实，当年的镖局行，不仅仅是押运金钱和贵重物品，看家护院，给当官的和有钱人当保镖也是他们的业务之一。有的官员上任或者卸任回家，都得到镖局雇人保护。有的地方，连赌场和妓院，也会请镖局的人看场子。 当然，镖局给人印象最深的买卖，还是走镖。走镖最怕的是失镖，被人劫了。所以，所雇的镖师固然有两把刷子，但关键还是要跟黑道搞好关系。镖局跟盗贼一样，是吃江湖饭的，用他们的行话，是吃朋友饭的。朋友是哪个？盗贼，或者说绿林好汉。没有了盗贼，谁还雇保镖呢？话这样说，也有道理。从表面上看，护镖的跟拦路抢劫或者偷盗的是对头，镖师的功夫就是用来对付盗贼的。但走镖的人，如果次次都需要跟人硬拼死打，不惟死伤惨重，而且镖也未必能护得住，这碗饭就甭吃了。所以，干镖局的老板，必须得跟黑道拉上关系。无论是偷的，还是劫道抢人的，都得有联系。好在，那个年月，黑道也有道，东南西北，不管来头如何，未必有当家的大瓢把子，但大股小股的，彼此都有组织联系。找对了人，拉上关系，背熟了黑话，就算找到组织了。走镖的时候，如果碰上劫道的绿林中人，一般都会在道上放一个标志，镖师们一见就明白了。然后两下搭话，黑话一通，互相称兄道弟，走镖的人，有一个意思必须表达清楚，就是他们是吃道上弟兄赏的饭。一般来说，只要黑话系统一致，对答又没有什么大问题，都会和平通过的。真要开打，那是碰上了不在“组织”不讲规矩的空子。据走过镖的镖师讲，这样的事，一百回都未必碰上一次。 反过来，如果江湖上的盗贼想进城耍耍，城里的镖局也得照顾，管吃管住，还得防着别让官府把贼给拿了。住在镖局的贼头真要是让官府拿了，那么以后这镖局就不要走镖了。当然，贼进城，是耍耍的，不是来作案的，所以官府里做公的也乐得放一马。即使不放，也不行，因为镖局一般都有靠山，朝里有人。即使北京城里的五城公所、九门提督，也不能随便坏了规矩，拿镖局里的“客人”。 干镖局行，就是吃黑白两道，两道都得有人，有人就畅通无阻。但是，这行在晚清却遭遇了另外的难题。首先是洋枪，尤其是后膛的快枪出现之后，让镖局遇到了新问题。以前，讲不通可以打，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没话说，但对方如果有快枪，一声枪响，这边就不行了，再好的身手，都是白给。绿林好汉还好说，都是道上的弟兄，碰上专门跟镖局作对的杂嘎子，就麻烦。所以，镖局很快适应时代，也开始练枪，镖师们人手一支短家伙。好的镖师，不再单单武艺高强，枪法还得好。但是到了闹义和团的时候，洋枪却成了麻烦。当时，北方的城市满大街都是义和团，人家人多势众，说了算。人人都知道，义和团不喜欢洋玩意，洋枪除外，但可有一条，只许他们用，不许别人有。镖师们走镖，又不能不带，带上了，不碰上义和团还好，碰上了，弄不好就要检查，查出来洋枪，轻则搜走没收，重则给你上黄表，判定你是好人坏人，黄表烧了，如果灰不往上飘，你的麻烦就大了。就算不杀你，单单搜走枪支，这个镖也没法走了。 现代化对镖局的另一种冲击，是轮船和火车。随着这两种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银行、钱庄和商家的银两，不再用笨办法——劳驾镖局的独轮车了，而是走轮船和火车，又快又保险，运的量还大。劫火车的匪徒，在晚清还没问世。再到了后来，连官府和官员的银子，也走了现代化的捷径。不仅镖局没有了传统的用武之地，连票号也没了生意。于是，进入民国之后，镖局就基本上歇了。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11章当年的西医之困 近代基督教四下传教，西医是最好的敲门砖，只有在中国例外，因为中国自己有医生。而且中国的医生，不是下九流，而是正当职业。好些儒者也深通医术，读圣贤之书，做朝廷的命官，顺便给人抓方看病，也是常有的事。当然，只读了汤头歌就敢给人看病的庸医，也从来都有。不管怎么说，古代的中国不缺医生。所以，当年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们进入中国，选择的是做西儒，以读书人的身份进来，用儒学的语言，借西方的科技用品，比如三棱镜，来打动中国的士大夫。不用说，这种做法，一时间很是奏效。 不过，到了清代，由于罗马教廷的顽固态度，中西之间的礼仪之争，使得这种“西儒”传教法风光不再。再次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还只能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法子，以医行教。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是医生。不管有多少人只信中医而不信西医，但是，传教士们却只能固执自己的医术，像姜太公一样，等着患者上门。 好在，再次来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已经由他们的政府打开了中国的政治大门，不用过分担心被中国人以武力驱逐。西医的敲门砖不够合适，但一时半会儿，也只有这个能用。等到传教士们再度想起利玛窦的高招，已经是19世纪末的事了，即便如此，天主教的神父们也坚决不肯，肯的都是新教中人，像李提摩太、林乐知这些人，再度跟中国的士大夫交朋友，成了维新志士的启蒙老师。 不管怎么说，传教士医生的出现，都意味着中国冒出来一些不一样的医生。只要有这样的医生存在，无论敌意有多深，不管门庭多么的冷落，总难免会有一些中医或者巫医都医不好的病人家属，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把病人送上门来。医治这样的病人，风险很大，获得名声的机会也大。19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医药界好些药物还没有问世，风靡20世纪的抗生素当时连影儿都还没有，西医的看家本事不过是外科手术。尽管条件有限，当年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做的无非是些小手术，这样的手术依然使得他们赢得了两方面截然相反的名声。道理很简单，虽然当年送到传教士医生面前的病人，未必真的是不治之症，但手术的结果，依然只能是两个结果，治好，或者治不好。治好了，他们就成了可以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神医，被治愈之人很快就入了教，如果他碰巧是个士绅，那么整个一个宗族或者村庄都可能成了基督徒。一个双脚畸形的男童，被西医用石膏固定得以矫正，一个身患白内障的士绅被当众拨开白翳，睁开眼睛看见东西之后，传教士医生的声名马上就会传遍附近的城乡，为教会带来众多的信徒。由于中医在外科手术方面，实际上是缺门，有的中医治疗枪伤，非但不会把子弹开刀取出来，而且还浇上水银，希望水银把子弹自动化掉。所以，西医这方面的优势，就显得格外突出。当年中国人的体质，也很令这些洋医生震惊，如此简陋的设备、简单的消毒，手术完了之后，居然恢复得相当快。为凸显手术的效果，一个来自英格兰的传教士医生回忆说，他们在奉天行医的时候，碰到比较有把握的手术，甚至公开在大庭广众中做，以扩大宣传。但是，再好的医生，做手术总难免有失败的，更何况当年的手术条件那么恶劣。一旦这种动刀子割肉的手术失败，由此带来的恶果也是相当可怕的。当年遍布中国城乡的种种关于传教士的传闻，什么挖心取肝、挖眼睛做药之类，都跟传教士医生的失败的手术不无关系。当年的好些打教案件，都跟这种谣传有关，好些传教士医生也因此而丧了性命。在中国，凡是摊上动荡岁月，乱民打砸西医的医院，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西医救治的人中间有能人，这种事情就会被避免。1910年长沙抢米事件中，一个美国医生的医院，就因为曾经救治过一个著名的帮会老大（帮他取出了腿上的子弹），而得以幸免。 当年的西医，就是在起死回生和挖心剖肝的两面传闻中在中国生存着。在不同的中国人眼里，他们或者是天神（不是天使），或者是恶魔。相对而言，恶事的传播效果要更大些，所以，只有在政府在开明的知识分子带动下，逐渐接受西化，对西方采取完全开放态度之后，他们的命运才得到了根本性的转机，否则，好些西医就只能以传教士的身份生活，靠教会的资助，像孙中山这种接受西医教育的中国人西医，在中国的土地上，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是，没有过多久，随着晚清到民国的政府持续西化，到了民国的国民党统治初期，一些中国人的西医，居然可以策动起一场废止中医的运动，由政府出面，全面打压中医。到了今天，人们开始把西医治不好的病人，送给中医来治了。风水轮流转，当年西医的困境，落到了中医头上。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12章教案的赔偿 自打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允许西方的教会大规模进入中国（严格地说，应该是重返中国），中西之间有关传教的纠纷就没有断过。1864年，随着被视为洋教产物的太平天国的失败，这样的纠纷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这样的纠纷当时被称为“教案”，大的教案往往伴随着房屋的焚毁和人命的损失。有的教案，往往会牵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弄不好就刀兵相见。 体现在教案上的冲突，当然有文化意义上的。理念的差异和习俗的冲突，落实在一些具体的事务上，体现为权力和权益的争夺，没准就会酿成事端。但更多的往往是两种群体的纷争，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两下互相看不上。加上清政府不乐意西方教会进来，在面上又挡不住，每每希望士绅和民众自己起来替他们抵挡，用民间的力量拒西方势力于国门之外，在教案处理上胡乱断案，有意挑唆士绅民众和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增加他们之间的敌意。结果使得教案冲突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直到酿成义和团运动这样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事件。当然，有些教案，原本就是社会上的匪类，借着民众对教会的敌意，趁机打劫作乱，属于普通的刑事案件。 不管哪种教案，只要出了事，就得解决。当地的官府倒是喜欢葫芦僧乱断葫芦案，但教会背后有西方国家的支持，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尤其是法国，当年是天主教的护教国，凡是天主教出事他们都管，也乐意管。看那段的教务教案档案，总能见到法国人的身影。各地的领事跟中国地方官咆哮，法国公使跟中国总理衙门的大臣咆哮。伴随着咆哮，法国的炮舰随机出动，到了案发地点，只要卸下炮衣，摆好开炮的架势，中国方面一般都会屈服的。 对于教案，以往中国这边的研究，似乎都是教会方面无理，一边倒地相信当时的民间说法，不管这种说法多么荒唐。反过来，现在的研究又一边倒地倒了过来，似乎所有的教案都是打教闹教者的无理取闹。其实，至少有关经济纠纷和文化冲突的案件，民方未必完全没有道理，双方即使因为误会发生冲突，教会方面也要负些责任。但是，毕竟打和闹的是反教会的民众一方，所以，但凡发生了教案，最终的处理民方必定损失惨重，出了人命还得偿命，至于赔款几乎是必然的。虽然当时都由官府支付，最终出事的村庄肯定得加倍地赔出来。这样的赔偿，教会事业肯定是会因此获益，烧了的教堂，新盖的更宏丽，打教之后，官司赢了，新入教的人会更多。但是，这种炮舰支撑的传教事业，也有教会人士不喜欢，新教有，天主教也有。在他们看来，这样推进的传教事业，有违这个事业的初衷。所以，还真的就有传教士即使被打被烧了，也一声不响，不得已教案闹出来了，也不希望索要更多的赔偿。甚至义和团运动之后，很多地方赔款都是在传教士的斡旋下，得以大幅度地减免。在这些传教士看来，这样的善意才能最终赢得中国人的人心，实现中华归主的理想。 可是，不这样想的传教士也有不少。好些似乎很富有牺牲精神的西方传教士，多少有点希望教案的发生闹大了更好，最好是有教会人士因此而殉教。这样，影响大，赔偿多，对教会事业推进也大。即使因此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他们也在所不惜。没有这样牺牲精神的传教士，则喜欢借机制造出一点小事端，然后就到领事那里要求干预，从而得到赔偿。有的甚至自己养的鸡丢了，手杖没了，也会夸张成为一场抢劫，然后由领事转达他们赔偿的要求。在很多时候，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地方政府很是怕事，只要传教士有要求，他们宁可息事宁人，所以这样的要求多半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要知道，那个时候传教士也良莠不齐，什么人都有，好些人干这行无非稻粱谋。天主教的传教经费，有时来得又不及时，远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们，每每得自己想办法。借莫须有的教案申请赔偿，就是一招。有的地方，甚至连外国领事都看出了猫腻，对于传教士们不断地索取感到厌烦，但是他们还只能替他们跑腿，无论如何，胳膊肘不能向外拐。 当年发生在中国的教案，情况复杂，千奇百怪。中国人什么样的都有，教会方面其实也什么人都有，好的，让你感动，差的，也有无赖。 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13章关于两脚羊的一个长长的故事 高级一点的动物，一般都不吃同类，但危机时刻例外。人还是猿的时候，估计也是这样，变成人之后，有了更为复杂的情感，尤其是有了文化，从道理上讲，就更不能同类相食了，除非是为了跟征服有关的宗教祭祀的需要。所谓原始部落中的食人族，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自认文化最优。周边的民族，如果不被征服的话，只有向慕教化的资格。但是，国人相食的历史，却跟文明史差不多长久。春秋以前的历史记录过于简单，不曾提到这样的事情，春秋以来稍微复杂一点的历史，就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攻战，围城时间长一点，里面的人断粮了，就会“易子而食”，即互相交换孩子吃。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没有道理。 把人说成是两脚羊，是为了吃的方便。这个说法，据说最早起于五代。五代时战乱不已，杀人盈野，跋扈的军人一旦没有了粮食，就吃人。为了解决军粮储存问题，杀人做粮，晒成干肉，把人呼为两脚羊。其中，老瘦的呼为“饶把火”，少年妇人呼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其实，杀人做军粮，西晋末年匈奴人和鲜卑人就干过，掠来大批年少的妇人，一路奸淫一路杀掉吃了，但却没有想出两脚羊的名目。五代时的战乱，主要是汉人之间的内战，汉人比匈奴人和鲜卑人有文化，吃人吃得有讲究。到了北宋靖康之后，金人南侵，天下大乱，北方再度人相食，五代时的说法再度流行。人们一边吃着人，一边谈论着羊。再到后来，明末张献忠屠川，人相食，还是把人说成两脚羊。 人毕竟是人，人吃人，感觉怎么说也不舒服。把人说成两脚羊，这个心理障碍就小多了。但仔细想想，这样的掩饰比起赤裸裸地吃人更加惨无人道，在无人道之中，还多了一点虚伪。说起来，人类历史是文明史，但每逢战乱，这样反文明、不人道的故事，却总是由人自己制造出来。过去的历史，无论中外，这样的惨剧其实都难以避免。只是历史的书写者每每一笔带过，更多地喜欢说那些光辉灿烂的事儿。结果流传下来，再忠实的历史，也只是记录了该记录的一半内容。人性的弱点，不止是喜欢做坏事，而且喜欢掩饰人所做过的最坏、最恶的事。人能做出来的罪恶，有的时候人往往难以面对，因为自己的神经难以负荷。面对不了，就只好忽略，即使神经最坚强的史学家，在直面人类自己做的恶的时候，有时也难免精神崩溃。 人类社会的存在，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和工具。但这样人文主义的命题，直到人类社会晚近的历史才被提出来。此前的人，不是实现神的目的的工具，就是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具有文明素养、从小接受教育的人们，一直被教育着，人的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或者忠君爱国的需要。人牺牲自己，如果是为了人以外的目的，往往是要被无限推崇的。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忠臣义士，无数的义夫节妇，没有一个人的死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某种理念，而这理念跟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无关。即使孟子所谓的民为邦本，也无非是说，民是国家赖以存在的资本和资源，跟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战争来了，少杀的人，是出于对资源珍视的聪明人，而滥杀的人，则是缺乏头脑的莽夫。被驱使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都是工具，实现野心家野心的工具。唐朝安史之乱中，张巡守睢阳，杀了自己的小妾做军粮，对于唐朝天下，固然是忠臣义士，但对于被杀的女子，不过是屠夫禽兽而已。 既然人无非是工具，国家的工具，大人物的工具，那么在极端情况下，被人杀掉做了粮食，也不过是工具的最后实现。也可以说，在我们不好意思书写的那一半隐秘的历史中，人其实一直是被视为两脚羊的，所分别的，只是有些被吃了，有些没有被吃，有些则暂时在吃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