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


 《清华国学丛书》总序

    在现代中国，“国学研究”就其内容而言即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之研究。中国文化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中国文化的体系博大精深。经过百年来与外来文明的融汇，中国文化不断实现着新的发展与更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全球化浪潮冲击世界的今天，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及其历史发展，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使命。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恢复建立，就是要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国学术的卓越发展，为重振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雄风而尽其努力。


    在清华的历史上，1925年曾成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当时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因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在短短的四年当中，毕业学生近七十名，其中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著名学者的近五十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指导学生的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先生，后被称为四大导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教育人才的成就也成为我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段佳话。


    关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和精神，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明确地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研实践也显示出，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明确国学研究的对象即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这表明，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不是守旧的，而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


    所以，这种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里成立国学研究的院所，清华并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人员多，在当时影响广泛，但最终还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声望和成就超出于其他国学院所，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究其原因，除了王国维等人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冠绝一世的大师外，主要有二：一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潜坚定，不受激进主义的文化观念所影响；二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东方学的研究连成一体，以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在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


    老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不可复制的，但它的精神和宗旨在今天仍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我们也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但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力图秉承老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精神，接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人文研究的传统，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力求把“清华国学研究院”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平台。研究院将依托清华大学现有人文学的多学科条件，关注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的进展，内外沟通、交叉并进，既关注传统学术的总体与特色，又着重围绕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美学与文学、世界汉学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以高端成果、高端讲座、高端刊物、高端丛书为特色，为发展国际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清华国学丛书》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几种高端丛书之一，丛书主要收入本院教授、访问学人的研究成果，及本院策划立项的研究项目成果。这些成果在完成之后，经过遴选而收入本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1年1月

 东洋与西洋的由来

    “东洋”与“西洋”是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近代以来，在汉语中“东洋”基本指日本，而在日本则多指亚洲。而“西洋”，清末以后多指泰西，即欧美。在当代随着郑和下西洋历史的普及，“西洋”在汉语中几乎成为明代北印度洋海域的代称。人们不禁会问，在历史上“东洋”与“西洋”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要回答这个提问，就不能不涉及古代中国对海域的命名。


    中国人虽然很早就熟悉了西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海区，但史籍文献中有关这片地区内海洋的名称却很不一致，有时同一海区在不同的文献中以不同的名称出现，例如今阿拉伯海，在不同的文献中分别被称为“西海”或“东大食海”；有时同一名称指不同的海洋，例如“南海”，时而指中国以南诸海，时而指印度以南今斯里兰卡周围的海区，名称使用相当混乱。直至唐末以后，才产生了“东洋”与“西洋”这两个大概念，文献中对东南亚—印度洋海区的命名渐渐统一，并在民间一直沿用到清代。当然，在不同的时代，“东洋”和“西洋”的含义也不一样。后来在“东洋”、“西洋”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南洋”的名称。明末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地理知识的传入，中国人渐知世界是球形的，也慢慢了解了西方人对世界大洲大洋的划分和命名，并用以取代了中国的传统名称。

 一、海外地名的外国坐标系统

    古代中国虽未像希腊人一样产生大地球形说与统一的世界地理理论，但描述海外地理的图籍却并不回避异域的地理方位问题。同样，中国古籍中所提及遥远海域的名称，往往包含其方位的概念。而言及地理方位则必然涉及地理坐标中心，即观察原点，因此中国古籍中的异域海区名称中潜含着坐标的概念，是值得分析的。


    笔者以为，前述中国古代历史上对西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海区命名的混乱，其原因在于地理坐标系的不一致，换而言之，古代汉籍中的域外海区名称中内含的地理方位的坐标原点，即中心很可能不一致。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坐标原点不一致的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与古代中国海外地理知识的来源有关。


    俗话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人们许多知识并非来自亲历亲见，而是通过某种中介了解。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以此观之，我们不能以为，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域外海区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中国舟师，即航海家的独立观察与调研。其实古代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来源不一。有的来自中国旅行家、航海家的独立观察，其地理坐标中心，即观察视角在中国本土，在这种坐标系下产生的海区名称，我们可称为中国土生海域名称；而有的则受之于外人，其内含地理坐标中心点原本在异域。


    从史料上看，在秦汉时代，中国土生的海域名称一般指中国周边近海，这与当时中国舟师驾船航行的范围大致在中国近海有关。中国人的东南亚—印度洋—西亚地区的地理知识中有许多源于外国。受之于外人的，并非单源，也是多源的。笔者大致将其分为受之于印度人和受之于西亚人两大类。


    因此，古代中国对东南亚—印度洋—地中海地区地理名称，也明显地可以区分为中国土生的名称和外国坐标系统两大类，而外国坐标系又可大致地分为南亚系统和西亚—东地中海系统两大类。


    （一）南亚坐标系统


    先说汉文史籍中以南亚为地理观察中心点而产生的海名。南亚次大陆如一个巨大的半岛伸入印度洋中，地处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之间。以印度为中心，孟加拉湾在东边，故称为东海或东南海；阿拉伯海在西面，故称为西海或西南海。这种以印度为观察原点命名海区的坐标系，笔者称为南亚坐标系。印度的佛经中经常提到，恒河注入东海（或东南海），印度河流入西海（或西南海）。（注：参见拙文《徙多河考》，载《禅学研究》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6—189页。）而印度以南的印度洋海域则为南海。古代南亚人的这种地理观念也随着佛教输入东亚。《敦煌石室遗书》所收之高丽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提到大实（按即大食）“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宝物”。慧超所言为印度事，“西海”即指今之阿拉伯海，而“南海”乃指今斯里兰卡周围海域。这种以印度为中心的地理坐标可以在许多汉文史籍中找到，例如：


    “东海”：北魏时郦道元的地理名著提到“恒水东流入东海”。（注：郦道元著、王先谦校：《水经注》卷1（水一），巴蜀出版社，1985年，第55页（叶十六）。）


    “西海”：《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关印度的文字称：“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于西海……皆身毒（按即今之印度）之地。”《佛祖统纪》卷32《世界名体志》15之2所刊“西土五印之图”中印度以西海域注明“西海”。


    “南海”：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序中提到的“北天南海之郡，纯是小乘”。“北天”指北天竺，“南海”指今之斯里兰卡。《佛祖统纪》卷44《法运通塞志》第17和卷45第17之12所提到的“南海注辇国遣使来贡”等。“注辇国”即明代之“西洋锁里”，今印度东南海岸。“南海”指印度南部周围海域。


    不过古代中国人并不滥用印度系统的海名。一般只是中国人在叙述印度地理时，才常常套用印度人的地理观念。


    （二）西亚—东地中海坐标系统


    早期汉文史籍中以西亚为观察中心而命名的海名，集中在记述西亚、大秦国（佛林）等地的文字之中，其中主要是“西海”。以西亚为观察中心点的“西海”的名称产生得很早，在西汉时代已经见于史乘，司马迁在记载大宛时，提到在“安息西数千里”的条支国“临西海”。（注：《史记》卷123《大宛传》。）后来“西海”这个地理名称在汉文史籍中固定下来，为历代史家所沿用。班固也说条支国“临西海”，由此“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注：《汉书》卷96《西域传》。）


    至于西亚的“西海”的地望，班固在记载大秦国时说：“大秦国一名犁靬，在西海之西。”（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犁靬”即今埃及亚历山大城。单从字面上看，这里的“西海”似指地中海。地中海位于西亚之西，可称西海；而亚历山大城因与西亚隔地中海相望，称为“海西国”顺理成章。但仔细查检《后汉书·西域传》发现，班固在叙述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时提到，“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矣。由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这里的“斯宾”即波斯故都泰西封（ktesiphon），于罗即希罗（hira）古城，位于今伊拉克底格里斯河畔。而通往大秦国的海，即“西海”，应当就是波斯湾。“海西珍奇异物”乃指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以西地区的物产。《魏略·西戎传》在介绍大秦时说：“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这里的“河”指今尼罗河，大秦以西的海，才是地中海。


    由此可知，以西亚为地理坐标中心的“西海”，最初是指波斯湾、阿拉伯海北部和红海这一片海域，不同于以印度为坐标中心的“西海”。换句话说，在古代汉籍中，两个“西海”同名而不同地。它们同名，即均称为“西海”的原因，不过是直接将域外文化体系借入的缘故。


    “海西”的名称在东汉时作为大秦的代名已经广为人知。《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在描述永宁元年（120）大秦幻人自掸国来朝时提到，这些大秦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除了“海西”之外，《魏略》还提到了“海北”和“海东”的概念。所有这些“西海”、“海西”、“海东”和“海北”，都是以西亚为观察中心而产生的地名。


    当然，后来“西海”的概念渐渐发生一些变化，不再限于北印度洋水域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有时也指地中海。例如《隋书·裴矩传》中描述敦煌通西域的三条道路中的后两条道时说，从敦煌经葱岭、苏对沙那、波斯达于“西海”；又说，从敦煌经葱岭、吐火罗、北婆罗门亦达于“西海”。这两个“西海”分别是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同于东汉时代的“西海”。而裴矩所述的第一条道却说，从伊吾（今哈密）经南西伯利亚、欧亚草原至拂林国，达于西海。这里的“拂林”乃指拜占廷帝国，而“西海”显然是黑海或地中海。公元751年唐军在怛罗斯为大食战败，大批唐军被俘后被押往大食，《通典》的作者之侄杜环在行。他在大食留居达12年之久，返回中国后著《经行记》，提到弗林“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这里的“西海”也是指今地中海，而“南海”则显然是指今“红海”。


    大食帝国兴起以后，汉文史籍中的外来的西印度洋—地中海海区名称也随之变化，但以西亚—东地中海地区为地理坐标中心来命名的原则仍然存在。


    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便是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所提到的“东大食海”和“西大食海”。关于所谓“东大食海”，周去非说，天竺以西有海“曰东大食海，渡之而西则大食诸国也”。唐代航海家们就已经知道，阿拉伯海之西岸皆属大食。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提到“自婆罗门南境”，至波斯湾的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以贾耽之语与周去非所记相较，可见两者甚为接近。稍知现代地理的人一望可知，周去非所谓“东大食海”，与贾耽所称之位于婆罗门南境与大食之间的海为同一海域。此海乃指今之阿拉伯海、波斯湾与红海。就是说，唐代舟师已知从印度南部向波斯湾航行，须循阿拉伯海东岸行，而此海以西则属大食。


    至于所谓“西大食海”，周去非说：“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凡千余。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很显然，这里的“西大食海”就是地中海及与之毗连的北大西洋。“木兰皮”即阿拉伯语maghrib的音译，意为“西方”。“木兰皮诸国”即今北非阿拉伯马革里布诸国。地中海是当时中国人地理知识的极限，“更西则日之所入。不得而闻也”。周去非所记当来自大食海商，可见地中海与大西洋的交接处，也是大食人的地理知识极限。


    从地理学的角度观察，所谓“东大食海”与“西大食海”的命名原则，乃是以阿拉伯帝国的重心今西亚地区的南部地区为观察中心，即坐标中心点。周去非在提到“西大食海”这个名称之后，接着提到“渡之而西则木兰皮诸国”这一点提示我们，不仅“东大食海”、“西大食海”这一对海外的地理坐标是以西亚为中心，而且其名称本身可能也是外来的。


    公元12世纪斯加里野国（今意大利西西里岛）地理学家爱德利奚（edrisi）于1153—1154年间著《地理书》，其中地图注有海名bahr al-muslim al-gharbi，意即“西穆斯林海”（注：乌马里：《眼历诸国行纪》，克劳斯·来西阿拉伯语原文摘录与德译合璧本《蒙古世界帝国——乌马里在其著作〈眼历诸国行纪〉中对蒙古帝国的描述》，威斯巴登，1968年（masalik al-absar fi mamalik al-amsar，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al-‘umari’s darstellung der mongolischen reiche in seinem werk masalik al-absar fi mamlik al-amsar，ubersetzt von us lech，wiesbaden，1968），第31l页，注106；来西认为此即北大西洋，此图现在从网上可以下载。），此海在元代阿拉伯史家乌马里的《眼历诸国行纪》中写作bahr al-gharbi（注：乌马里：《眼历诸国行纪》，克劳斯·来西阿拉伯语原文摘录与德译合璧本《蒙古世界帝国——乌马里在其著作〈眼历诸国行纪〉中对蒙古帝国的描述》，阿拉伯文原文，第77页，第7行；德译，第143页。），意为“西海”。公元10世纪后半叶成书的波斯无名氏著作《世界境域志》中描述了“西海”的范围，说它从苏丹和木兰皮（maghrib）诸国的极边开始，直至芦眉（rum，今小亚）海峡。（注：波斯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米诺尔斯基英译本，伦敦，1970年（hudud al-‘alā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tr.by w.minorsky，london，1970），第52页。）


    若将穆斯林地理图志中爱德利奚的bahr al-muslim al-gharbi即“西穆斯林海”、《世界境域志》及乌马里书中的bahr al-gharbi即“西海”，与周去非的记载相对照，可推知周去非从大食海商口中听说的，很可能是bahr al-muslim al-gharbi即“西穆斯林海”这个名字。换而言之，“西大食海”当系bahr al-muslim al-gharbi即“西穆斯林海”的汉译。阿拉伯地理文献中还有“木兰皮海”（bahr al-maghrib）或“芦眉海”（“拜占廷海”，bahr al-rum）（注：《伊斯兰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lm，e.j.brill，new edition），第1册，第933—936页。），均指地中海。


    周去非的“东大食海”亦可能有西域图籍的背景。若查检穆斯林地志中有关印度洋的记载，可发现《世界境域志》描述过一个名曰“大海”（bahr al-’azam）的大洋，说它与中国相通，有五个海湾：


    第一个海湾起始于阿比西尼亚，面对苏丹，向西伸延，称为“拨拔力”（barbari）湾。按，此即今之红海南端与阿拉伯海相接处之亚丁湾。


    第二个海湾与第一个海湾相连，向北方伸延，直至埃及之境，越来越窄，北头最窄处仅一海里宽，称为“阿拉伯湾”。按，此海即今之红海。


    第三个海湾起始于法尔斯（fars）海岸，向西北延伸。阿拉伯之地均位于此海与上述之“阿拉伯湾”之间。按，此海即今之波斯湾。


    第四个海湾称为“波斯”（pars）海，起始于波斯之边界，彼处很窄，延伸到忻都边界。按，此海应即今之阿曼湾。


    第五个海湾称始于印度斯坦国边界，向北方伸延，成为一个海湾，称为“忻都”湾。按，此海似应为今之孟加拉湾。（注：《世界境域志》米诺尔斯基英译本，译文第52—53，179—180页注3。）


    波斯无名氏作者所提到的这个“大海”，除了其中第四个海湾以外，其整个地理范围应当大致与周去非的“东大食海”相当。

 二、中国土生海外地名

    前面谈的都是地理坐标中心在外国的北印度洋—地中海海域名称。先秦时代，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尚很有限，但已经认识到九州（即中国）虽大，但也不过是天下的一部分。天下虽大，却不如海洋广大。战国时齐人邹衍的赤县神州外有裨海环之，天下各州亦同样有小海环抱，而世界陆地又有大瀛海环抱的学说，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一）南海、西南海及其他


    秦汉以后，中国舟师和商贾在世世代代的航海活动中，越来越多地认识了海洋，也因之建立了坐标中心在中国本土的海洋命名体系，而其中与东南亚—印度洋贸易关系最重为密切的莫过于“南海”。中国海岸的大致轮廓线为南北向，要出洋航向东南亚—印度洋海域，必须向南航行。先秦时代中国人已经有“南海”的概念，泛指中国南方及其附近洋面，并兼指今之东海。汉以后，渐专指中国以南海面。故中国人的“南海”与印度人、西亚人的“南海”是不同的海。


    在航海和域外地理知识不够发达的时代，“南海”这个地理概念所覆盖的范围相当广，除了指中国以南海域以外，也指东南亚和东印度洋诸地。唐代有“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注：《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新唐书》卷116《王綝传》云：“南海岁有昆仑舶。”）的记载。这里的“昆仑”即指东南亚、东印度洋诸地。龙朔三年（663），“南海真腊国”延请唐朝僧人那提三藏，那提以赴南海采药为名请求出洋，受敕命赴南海后长留不返。（注：释道宣：《续高僧传》第2集，卷5《那提三藏传》。）《新唐书》卷222记载，有“盘盘国”位于“南海曲”，即今暹逻湾西岸之马来半岛。唐代人习惯上把海外贸易蕃舶称为“南海舶”，意从南海来也。


    值得注意的是，唐及唐以前，中国水手在航海中特别注意辨识江河入海处，以此为目的港和中转港的标志。例如《梁书》在描述从扶南（今柬埔寨）至印度的航路时说：“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注：《梁书》卷54《中天竺国》。）在这短短数十个字中，无一提到沿途所经的海名，但却提到了两个河口，即“拘利口”（或“投拘利口”）和“天竺江口”。这里的“天竺江口”，即今之恒河河口。唐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在叙述印度西海岸的航线时，提到西天竺“有弥兰大河，一曰新头河”，由此入海。这里的“弥兰”河（新头河）河口，即今之巴基斯坦的第一大城卡拉奇以西的印度河河口。在描写今波斯湾内伊拉克、伊朗两国交界处航线时，贾耽又说“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这里的“弗利剌河”口，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汇流后形成的夏吐·阿拉伯河的入海处。这些都说明，除了今南中国海南部被称为“涨海”以外，当时的中国水手似乎仅满足于“南海”这个泛指名称，并不留意域外海洋的具体名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航海家积累的海外地理知识日见丰富，方位概念也愈加准确。唐代中国航海家在“南海”的概念（即今之东南亚）以外，又区分出一个新的概念“西南海”，专指北印度洋。《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说“师子”国（今之斯里兰卡）“居西南海中”（注：《通典》卷193则云：“师子国……在西海之中。”），这里的“西南海”指今印巴次大陆南部周围海域。


    唐末段成式在记述拨拔力国（今非洲东岸之索马里沿海地区）的地望时，说此国“在西南海中”（注：《酉阳杂俎》卷4；《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说“大食西南属海，海中有拨拔力种”。），这里的“西南海”又指今之阿拉伯海。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南海”与“西南海”的异同，则会发现“南海”与“西南海”的概念的观察中心点都在中国本土，而后产生的“西南海”比原先模糊的“南海”更具方位感。


    唐人的“西南海”概念在宋代继续沿用。周去非提到过“西南海上波斯国”。（注：《岭外代答》卷3；《诸蕃志》卷上录此段。）赵汝适在谈及“昆仑层期国”（即今东非坦桑尼亚之桑给巴尔岛）时说，此国“在西南海上”。（注：《诸蕃志》卷上“海上杂国”。）蒙古国时宪宗蒙哥遣使西域宗王旭烈兀，汉人刘郁在行。他曾记载到波斯的“失罗子国”（即今之伊朗设拉子城），说“其西南海”中出珠。（注：刘郁：《西使记》，中华书局标点本。）所有这些“西南海”均与唐时一样，指北印度洋诸海。显然史籍中的这些“南海”、“西南海”的概念都是在中国产生的，是中国舟师独立命名的，其地理坐标中心均在中国。


    五代、宋是中国海外地理学飞跃发展的时代。周去非除了借用穆斯林科学中的以西亚为中心地理命名体系，使用“东大食海”和“西大食海”以表示西北印度洋和地中海，并沿用唐代产生的“西南海”以重复表示北印度洋以外，还提到了一系列新地理名称，指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不同的水域。例如用“东大洋海”的名称指今印尼爪哇以东的大洋，即西太平洋；用“南大洋海”的概念表示三佛齐以南的大洋，即今之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水域。今孟加拉湾，在宋代则被称为“细兰海”，得名于“细兰国”，即今之斯里兰卡。而元代以后，又进一步把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南孟加拉湾称为“喃巫哩洋”。这些都是前代未闻之事。


    （二）东洋与西洋


    五代、宋时航海地理学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产生了“东洋”和“西洋”的观念。明代张燮所著《东西洋考》“文莱”条中提到，文莱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这一记载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东洋”与“西洋”的地理划分的依据。“东洋”与“西洋”的地理范围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给研究者们增加了许多困难，但单从地名考订上下功夫，很难解释清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先从理清明以前史料中有关东洋与西洋的记载着手。


    “西洋”的名称初见于五代。据《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氏家族成员蒲有良五代时“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注：蔡永蒹：《西山杂志》卷一，蒲厝条，抄本，福建晋江县图书馆藏；此据庄为矶：《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见第347页。）足见“西洋”的地理概念在宋代一直为人所沿用。


    古代中国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是开封。开封犹太寺院中曾有四通碑文，其中最早的镌刻于明弘治二年。碑文中说，开封的犹太人因“进贡西洋布于宋”，宋帝下旨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他们于是在开封定居下来。犹太人因进贡“西洋布”来到宋朝，说明宋代“西洋”的概念已使用很广。


    除了“西洋”之外，宋元时代还有“小西洋”的地理概念。这个名称见于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志》文说，“单马令国管小西洋：日啰亭、达剌希、崧古啰、凌牙苏家、沙里、佛啰安、吉兰丹、晏头、丁伽芦、迫嘉、朋亨、口兰丹”；“三佛齐国管小西洋：龙牙山、龙牙门、便塾、榄邦、棚加、不理东、监篦、哑鲁、亭停、不剌、无思忻、深没陀罗、南无里、不斯麻、细兰、没里琶都、宾撮”诸地。所谓“小西洋”很近于《西山杂志》所提到的五代、宋时泉州蒲氏家族所经营的“占城西洋转运使”中所提到的“西洋”，大体上指今马来半岛和印尼苏门答腊周围海域，略小于明代《东西洋考》中的“西洋”。提到“小西洋”的《大德南海志》成书上距宋亡不过20余年光景，所以“小西洋”很可能也是宋时遗留下来的旧名。


    宋元时代“西洋”的概念已经广为使用。从现在文献资料看，宋元时代的“西洋”与五代时的“西洋”名称虽同，但地理范围有很大变化。元刘敏中所著《中庵集》之《不阿里神道碑铭》提到不阿里的远祖从西域的“哈剌哈底”徙居“西洋”，后来在那里定居下来。比较《元史·马八儿传》可知，所谓“西洋”国就是位于今印度东南岸海的马八儿国（ma‘abar）。（注：参见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载《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不阿里在元世祖时曾任马八儿国宰相，多次接待过元朝过往使臣。由此可见其祖先移居“西洋”事在宋代。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多处提到“西洋”，如：“苏禄”条中提到“西洋之第三港”（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178页，并见287页。）；“旧港”条提到“西洋人”（注：同上书，第187页。）；“龙牙门”条和“北溜”条提到“舶往西洋”（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第214、264页。）；“昆仑”条提到“舶泛西洋”（注：同上书，第218页。）；“大八丹”条称其“国居西洋之后”（注：同上书，第280页。）；“万里石塘”条两次提到“至西洋”（注：同上书，第318页。）；“大乌爹”条分别提到“界西洋之中峰”和“西洋诸番国”（注：同上书，第339页。）；“天堂”条说“西洋亦有路通”（注：同上书，第352页。）；“甘埋里”条说“商贩于西洋互易”等。（注：同上书，第364页。）所有这些“西洋”应当都是指马八儿及其周围地区。《岛夷志略》中还多处提到“西洋布”或“西洋丝布”（注：同上书，“无枝拔”条，第38页；“淡邈”条，第133页；“古里地闷”条，第209页；“须文答剌”条，第240页。），这种“西洋布”与《真腊风土记》中所记“来自西洋”的布（注：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夏鼐校注本《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76页。），应当都是马八儿一带出产的纺织品。


    元人周致中所撰《异域志》两次提到“西洋国”。其一是“虎六母思”（今波斯湾口伊朗忽鲁谟斯）条。条中说，此国风土物产“与西洋国颇同”。其二是“西洋国”条。条中说，此国“在西南海中，地产珊瑚、宝石等物，所织绵布绝细，莹洁如纸”。校注者陆峻岭认为，这里提到的“西洋国”就是古里（即元代之俱蓝）。此说误，“西洋国”应当是马八儿，而当地出产的“莹洁如纸”的棉布，应当就是开封犹太人寺院中弘治二年碑和汪大渊提到的“西洋布”和或“西洋丝布”。


    “东洋”的名称可能与宋代的“东大洋海”有关。“东洋”的概念初见于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分为“大东洋”与“小东洋”。《志》文说：


    东洋：


    佛坭国管小东洋：麻里芦、麻叶、美昆、蒲端、苏录、沙胡重、哑陈、麻拏罗奴、文杜陵。


    单重布罗国管大东洋：论杜、三哑思、沙啰沟、塔不辛地、沙棚沟、涂离、遍奴忻、勿里心、王琶华、都芦辛、啰愇、西夷涂、质黎、故梅、讫丁银、呼芦漫头、琶设、故提、频底贤、孟嘉失、乌谭麻、苏华公、文鲁古、盟崖、盘檀。


    阇婆国管大东洋：孙条、陀杂、白花湾、淡墨、熙宁、啰心、重伽芦、不直干、陀达、蒲盘、布提、不者啰干、打工、琶离、故鸾、火山、地漫。（注：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卷，北京图书馆藏本。）


    从陈大震所提到的上述地名来看，元初和元中期时代的“东洋”主要指今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和爪哇岛以东之西太平洋海域。其中之“小东洋”主要指今菲律宾诸岛和加里曼丹岛，由佛坭国（今文莱）管领。而“大东洋”主要指加里曼丹岛以南直至今澳洲之海域。“大东洋”又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包括今印尼马鲁古群岛以东诸地，西部主要是今印尼爪哇、巴厘诸岛。（注：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载《文史》第27辑，1986年，第145—164页。）


    汪大渊也提到了“东洋”。他在“爪哇”条中提到爪哇岛“实甲东洋诸蕃”（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159页。）；在记述位于“海东一隅”的“毗舍耶”时，他又说，“东洋闻毗舍耶之名，皆畏避之也”。在“尖山”条中，他说“兹山盘据于‘小东洋’”。（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193页。）汪大渊虽然没有提到“大东洋”，但想必他也是知道这个名称的。


    《南海志》主要记叙广东与外蕃的往来，而《岛夷志略》则叙述福建与海外的联系。“东洋”的名称虽初见于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如果此名称在入元后才产生，则不可能在短短数十年内为广东、福建等广大地区的海商所熟知。足见元代的“东洋”、“大东洋”、“小东洋”等地理概念，只不过是沿用了宋代的旧称而已。


    元以后“东洋”与“西洋”的概念继续为人们所袭用。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中只有“东洋”的总名称，不再有“大东洋”与“小东洋”之分。但张燮的“东洋”，大体上相当于宋、元时代的“小东洋”，也即今菲律宾列岛与加里曼丹岛附近海域。而宋元时代属于大东洋的“文鲁居”（单重布罗国管下），在《东西洋考》中译称为“美洛居”或“米六合”，被划入“东洋”的范围。同样，《东西洋考》中只有“西洋”这个名称，相当于宋元时代的“小西洋”的概念。而宋元时代的“西洋”，即今印度东南沿海的马八儿等地，在郑和时代被称为“西洋锁里”，但不见于张燮的著作。


    （三）下番航线与东西洋的划分


    前已提及，唐和唐以前，中国舟师在异域远洋航行时，特别注意航线所经的河川入海处，以为目的港和中转港的标志。此前已提及，《梁书》在描述从扶南（今柬埔寨）至印度的航路时说，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行，可至天竺江口。（注：《梁书》卷54《中天竺国》。）这段文字无一处提到沿途所经的海名，但却提到了两个河口，即“拘利口”（或“投拘利口”）和“天竺江口”。可见中国舟师泛舟远航时，身处流动的船舶，在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中，非常注意目力所能及的陆地的地貌特征，依靠河口这样一类的重要地理方位标志物来控制航线。因此可以说，依据航线判断海外地理，是中国舟师的古老的传统。


    前面所引述的《东西洋考》“文莱”条中提到，文莱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但许多依此研究“东洋”与“西洋”的地理划分的学者，却往往不得要领。所幸张燮在《舟师考》中叙述了“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航线的根本不同。


    笔者据张燮在《舟师考》中分别述及“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推断，“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从中国大陆出海下番的航线的不同。1989—1990年笔者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途中，在航经南海时，形成了东洋、西洋的概念与南海有关的想法，认为东洋与西洋最初并非地理概念，而是航线概念，沿南海以东航行所经诸地为东洋，沿南海以西航线航行所历各处为西洋，东、西两洋隔南海相望；并在1990年春节期间在泉州举行的海上丝绸之路讨论会上与学者们，包括香港学者陈佳荣进行交流。后来，陈佳荣先生在出席南京郑和研究会议时，在其提交的论文《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中，对东西洋概念的有了进一步论述，南海的珊瑚礁“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是古代航海的高风险区，舟师皆知回避，故南海成为东西洋的天然分界。（注：载《走向海洋的中国人》，北京，1996年，第136—143页。）


    由此可见，大致从宋代起，中国海船出洋前往今东南亚和北印度洋海区大体有两条航线：


    一是从福建、广东大体沿东亚大陆海岸线南下，以大陆沿海的地形为标志物导航，过印支半岛，进入暹逻湾，继续向西，所经海外诸地皆称为“西洋”。前引《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氏家族成员蒲有良五代时“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注：蔡永蒹：《西山杂志》卷一，蒲厝条，抄本；此据庄为矶：《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347页。）泉州蒲氏任“占城西洋转运使”时，所经营的就是西洋航线的贸易。宋元时代，此航线所经诸地又称为“小西洋”。我们可将此航线形象地称为“大陆航线”。过“小西洋”后，再向西便是印度，这里在宋元时代被称为“西洋”。


    另一条航线是从大陆出发向东航行，先横渡今台湾海峡（对福建海舶而言）至流求（今台湾），或先横渡南海北部（对广东海舶而言），至吕宋诸岛；然后再沿今菲律宾列岛南下，以西太平洋岛弧的南部诸岛为导航的标志物，所经诸地皆称为“东洋”。我们可称此航线为“岛屿航线”。“东洋”中的菲律宾诸岛与加里曼丹岛附近的南海海域被称为“小东洋”。加里曼丹岛以南海域称为“大东洋”。从“小东洋”进入“大东洋”有两条航线，一是从加里曼丹岛西部沿海进入“大东洋”，此即“大东洋”的西部，指今爪哇海和巴厘海。一是从加里曼丹岛与今菲律宾的巴拉望群岛之间的海峡穿过，进入苏禄海，再沿加里曼丹岛东部沿海南下，此即“大东洋”的东部，即今之苏拉威西海、马鲁古海、班达海和佛罗勒斯海诸地。


    总之，“东洋”与“西洋”的概念起源于航线的不同。若要论其地理范围，则“东洋”大体上指今南海以东，而“西洋”则大体指今南海以西地区。“东洋”与“西洋”隔南海相望，他们之间的基本地理分界便是南海。


    ［原文发表于《走向海洋的中国人：郑和下西洋5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郑和研究会编，海潮出版社，1996年，第120—135页。收入本书时有修改。］

 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

    元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简称《中庵集》）中有《敕赐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省事赠荣禄大夫司空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简称《不阿里神道碑铭》）。碑文中有今南印度东海岸马八儿国的资料。笔者在《元代摄思廉、益绵、没塔完里及谟阿津等四回回教职考》（注：载《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辑。）一文的注释中（56），对碑文进行了初步讨论，但离问题解决尚有距离，后见陈高华1980年文《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注：《南开大学学报》1980第4期。），心中存疑半为冰释，但似稍嫌不足。


    最早提出元代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问题的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一书（注：陈裕菁汉译本，中华书局，1954年，第88—89页。），其主要根据是成书于1485年的朝鲜史籍《东国通鉴》卷40《忠宣王一》的记载，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六月：


    马八国王子孛哈里遣使来献银丝帽、金绣手帕、沉香、土布。先是，王以蔡仁揆女归丞相桑哥。桑哥诛，帝以蔡氏赐孛哈里。孛哈里与其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至是，以蔡氏故，遣使通之。


    桑原氏还进一步推论：波斯湾怯失（kish）岛国有王子法哈耳乌丁·阿合马（fakhr al-din ahmad），受波斯伊利汗合赞之命使元，居数年后踏上归程，于1305年，在赴马八儿的旅途中病逝。此人即孛哈里。桑原氏对上述朝鲜史料解释的前半部饶有趣味，惟他把孛哈里比附为伊利汗合赞使臣法哈耳乌丁则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


    陈文多有发明，他首先指出《东国史鉴》所记，乃本于1451年成书的郑麟趾《高丽史》卷33《忠宣王世家一》（第514—515页）。其次，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陈高华把《不阿里神道碑铭》中提到的“西洋国”考定为马八儿，并认定《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中提到的马八儿国丞相不阿里，与《不阿里神道碑铭》中的不阿里，以及朝鲜史料中提到的孛哈里是同一人。陈高华还正确地把《不阿里神道碑铭》中出现的海外“亲王阿八合、哈散二邸”，解释为先后得立为伊利汗的阿八哈和合赞。陈文把朝鲜史料中提到的孛哈里“与其国主有隙，奔于元，居泉州”，并得赐蔡氏，与《马八儿等国传》中提到的不阿里同其国主的矛盾，以及《不阿里神道碑铭》所记不阿里入元后得赐蔡氏，居泉州的记载联系起来。总之可以说，由于陈文的发表，有关孛哈里与不阿里勘同的问题，以及有关《不阿里神道碑铭》中印度与元朝往来的记载问题，均已获得较为满意的解决，比起桑原骘藏来，确实前进了一大步。


    《不阿里神道碑铭》记曰：“按礼部事状”，不阿里“本名撒亦的，西域人”。撒亦的，陈高华已把它复原为sayyid。这个字在《元史》中又音译作“赛夷”，今译音为赛义德，乃阿拉伯语，指亲王、领主或以个人资质、出身而著称的人。在这后一层意义上，sayyid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几乎都是指穆罕默德的后裔。


    碑文继之又记曰：撒亦的“远祖徙西洋”。西洋，如前所述，是宋元时代中国对马八儿的别称。马八儿乃阿拉伯语ma’bar的音译，意为滩头、渡口、摆渡，其复数为ma’abar。以名观之，这里是印度南部的伊斯兰化地区。印度北部的伊斯兰化，几乎完全是历史上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国家武力入侵造成的。但是马八儿这样位于印度南部地区的伊斯兰化，却是由回回商业势力造成的。至少，这种伊斯兰化在社会上层已很普遍，因为除不阿里父子外，《马八儿等国传》提到其国的另一位宰相马因的，不阿里遣往元朝的使臣札马里丁，其国王称呼算弹，皆为阿拉伯文。又《元史》所载延祐元年（1314）闰三月，有马八儿国主昔剌木丁和其臣爱思丁（注：《元史》卷25《仁宗纪》。），他们的名字也都是阿拉伯文。至于社会下层，《马可波罗游记》说马八儿的国民是偶像教徒（注：《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tr.by a.c.moule&p.pelliot），伦敦，1938年，第387—388页。），《元史》中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世祖派畏兀儿人亦黑迷失使“马八儿国，取佛钵舍利”。（注：《元史》卷131《亦黑迷失传》。）马八儿之名何时出现，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国家在宋明的汉文史料中先后被称为注辇（c）和锁里。从现有材料判断，“注辇”是这个地方的本名；“马八儿”（ma’bar）则是回回商人所起的阿拉伯文名字，或是当地伊斯兰化后出现的名称，而“西洋国”，则是中国人对它的称呼，这个名字大约出现在宋元之交。


    不阿里的故乡曰哈剌哈底，这个地方，陈文说：“不见于我国其他记载，其地方不可考。”波斯湾口古忽鲁谟思国对岸（今阿曼）有古城，名qalhāt，今为废墟，应该就是不阿里的故乡哈剌哈底的遗址。实际上，qalhāt这个词经突厥人或蒙古人之口唸出，由于突厥蒙古语的元音和谐律的作用，词中的无摩擦送气辅音h，在与后元音相遇时，自然地发作kh，于是这个词读作qalkhāt，由此再经汉人重译音写，就成了哈剌哈底。而如果不经过突厥人或蒙古人的中介，汉人直接从回回人口中听得读音，转写出来，哈剌哈底这个名字中的第二个“哈”字，很可能不译写出来。伯希和已注意到qalhāt（哈剌哈底）就是赵汝适《诸蕃志》中的伽力吉（注：伯希和：《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巴黎，1959年，第138页。），此乃阿曼最古之城市，东距今佐法尔约九百公里，位于海边。


    这样，哈剌哈底又可勘同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ctu（注：《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444页。）之地，冯承钧把这个地名译为哈剌图。（注：《马可波罗游记》冯承钧汉泽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69页。）其实ctu的读法在当时汉籍中出现过。《大德南海志》中，阔里抹思（忽鲁谟思）条下，紧接着就写着一个地名：加剌都（注：《大德南海志》残本，北京图书馆藏本，卷7，诸蕃国，第21页。《大德南海志》原书20卷，今存元刻本6—7卷。阔里抹思（忽鲁谟思）几个字在元刻本中较淡，但仍可辨认。），它显然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ctu。qalhāt这个词中的无磨擦喉音h，在用缺乏这种音位的语言读时，极易失落，马可波罗的ctu（注：16世纪时，葡萄牙人称之为clyate，也是一个证据。），《诸蕃志》中的伽里吉和《大德南海志》中的加剌都就是这种情况。


    当然只从对音上来推定哈剌哈底就是加剌都，难免有证据不足之嫌。除了《大德南海志》把加剌都书于阔里抹思之下，是我们把它比定为qalhāt的一个很好旁证之外，明茅元仪编辑的《武备志》卷240中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即所谓《郑和航海图》，其中图二十，在印度西海岸西北行至波斯湾的航道上，自下而上刻有数道航线，并标有文字说明。其中四条航线通达一个称为加剌哈的地方，这四条航线分别是（自下而上）：


    一、自印度西海岸莽葛奴儿（mangalore，今芒格洛尔）西北行，“用丹戍针八十五更，又用辛戍针四十更，船收加剌哈”。


    二、自阿者刁（今地不详，当在印度西海岸，莽葛奴儿之北）西北行，“用辛戌针一百更，船收加剌哈”。


    三、自阿者刁西北行“用丹戌针一百二更，船收加剌哈”。


    四、自缠打兀儿（今地不详，当在印度西海岸，莽葛奴儿之北）西北行，“用辛酉针八十七更，船收加剌哈”。


    已故向达先生在《整理郑和航海图序言》中已确定，这个加剌哈，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ctu。从《郑和航海图》所记文字看来，15世纪初叶郑和出使时，曾几次到过这里。


    不阿里的祖先从哈剌哈底移居马八儿，郑和从印度西海岸航达加剌哈。马八儿与哈剌哈底之间的传统贸易关系则是这种往来的基础。《马八儿等国传》记马八儿宰相马因的、不阿里，对元使臣哈撒儿海牙和杨庭璧说：“[马八儿国王]闻天使（按指元使臣）来，对众称本国贫陋。此是妄言。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其余回回尽来商贾。”（注：《元史》卷210。）所谓“其余回回”，无疑包括不阿里的故乡哈剌哈底。《不阿里神道碑铭》提到，不阿里的“远祖徙西洋（马八儿国）。西洋地负海，饶货，因世为贾贩以居”。不阿里的远祖自哈剌哈底迁居马八儿，犹如唐中叶以后来华的大食人逐渐定居于泉州和广州等地一样。不阿里的远祖虽居于马八儿，想必仍同于许多回回贾贩，经常乘海舶往来于印度与哈剌哈底或其他回回之地贸易。这些回回贾贩与马八儿国上层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以海外珍奇取悦于他们。不阿里之父老不阿里“得幸西洋主”（马八儿国王）。马八儿国王“弟有五人”（注：《不阿里神道碑铭》。），老不阿里竟能与其“诸弟齿”，因称六弟，不久又受命“总领诸部”。回回富商与当地统治集团相结合后，势力大增，以致老不阿里“益富贵，侍妾至三百人，象床黄金称是”。回回富商在马八儿的强大势力，还可以从老不阿里死后，其子撒亦的（即本文中的不阿里）袭其职得到证明。《不阿里神道碑铭》记曰：“不阿里殁，公（按指撒亦的）克绍其业，主益宠，凡召命惟以父名，故其名不行而但以父名称焉。”回回贾贩在马八儿立足，虽然其中部分人加入当地统治集团，但他们并未放弃贾贩专长，也不认为自己已归化为马八儿人。不阿里家族居马八儿数世，仍能清楚地说出其祖居地为哈剌哈底，这说明当时马八儿的回回人中，有相当部分可能属于侨民性质。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加剌都（ctu）与马八儿之间的繁盛的贸易，亦可作为加剌都与哈剌哈底为同名异译的一个旁证：


    加剌都也是一个国家，其实是一座大城，位于海湾之内，海湾亦称为加剌都湾。


    此外，我很确切地告诉您，许多商人驶着船只，从印度带来大量货物，它们在此销路极好，因为货物和香料从此城运往内陆许多城市和村庄。我还告诉您，许多优良的阿拉伯战马由此城运入印度，因此贾贩们赚取大利。因为您可能知道，从此地以及我前面已经告诉您的其他地方，每年有大量优良的阿拉伯战马被运入印度，其数量如此之大，以致无法讲出。（注：《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386页。）


    印度南部的大量财富，就是通过诸如此类的途径流入阿拉伯之地。无怪乎马八儿国宰相马因的和不阿里对元使臣说：“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而加剌都正是这种经济往来的孔道之一。


    哈剌哈底（或加剌都）不仅是阿拉伯通往印度的要道，也是阿拉伯同中国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诸蕃志》中出现了伽力吉的名称，《大德南海志》在诸蕃国项下著录了加剌都，就是不阿里的故乡与中国往来的记录。


    元世祖忽必烈灭宋后，有意布威信于海外。至元十五年（1287）八月，任命唆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左丞，并下诏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船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注：《元史》卷10《世祖纪》。）在此之前，元廷曾有过一番讨论。世祖最初曾有意以武力征服马八儿，因畏吾儿人迦鲁纳答思劝阻，乃放弃武力，改用招谕的办法。《元史》记：“朝议兴兵讨暹国、罗斛、马八儿、俱蓝、苏木都剌诸国，迦鲁纳答思奏：‘此皆蕞尔之国，纵得之，何益？兴兵徒残民命，莫若遣使谕以祸福，不服而攻，未晚也。’帝纳其言，命岳剌也奴、帖灭等往使，降者二十余国。”（注：《元史》卷134《迦鲁纳答思传》。关于迦鲁纳答思，参见拙文《元代西北地区的佛教》，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期，1982年。）马八儿向元朝表示“归顺”的时间目前尚不能确定。据《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1279）六月，“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来献”，次年八月，“占城、马八儿国皆遣使奉表称臣，贡宝物犀象”。这样看来，元灭宋后，与马八儿的交往大约开始于1279年。


    马八儿“归附”元朝，显然系南印度回回富商势力推动所致。其国王五兄弟并非自愿如此。《马八儿等国传》提到：至元十八年（1281），元使臣哈撒儿海牙、杨庭璧往俱蓝国招谕，至锡兰因阻风乏粮，乃至马八儿，打算假陆路前往。其国宰相马因的，“乃托以不通为辞”。又与宰相不阿里相见，要求假道，亦以他事辞。此事或可以当时马八儿正欲与俱蓝交兵来解释。而后来马因的和不阿里两人私下对元使臣所言：“乞为达朝廷，我一心愿为皇帝奴。我使札马里丁入朝，我大必阇赤赴算弹（华言国主也）告变，算弹籍我金银田产妻孥，又欲杀我，我诡辞得免”，这些话披露了马八儿国当地贵族，与回回商贾势力集团，在对待蒙古朝廷的态度上的差别，反映出马八儿国内回回富商，为与元交往，甚至甘冒杀身之祸。而与之相反，国王五兄弟“及闻天使来，对众称本国贫陋”，才是马八儿土著统治集团回避与元朝交往的真实立场。


    中唐以降，回回商贾活跃于西亚至远东的航海交通线上。大食、中国发生的事，通过贾贩的媒介，得以互相闻知。忽必烈招降东南海外，首先不是派出使臣，而是请浮海入华的蕃商在归返时，带上元政府的招谕口讯，即所谓“可因蕃船诸人宣布朕意”（注：《元史》卷10《世祖纪》。），就是一个明证。蒙古武力西及大食，占据了回回人大半故土。宋朝是当时世界东方经济最发达的大国，也无法抵御蒙古铁蹄。《不阿里神道碑铭》明确地描述了元灭宋在海外引起的震动，“圣朝之平宋也，公（按指不阿里）闻之喜曰：‘中国大，圣人混一区宇，天下太平矣。盍往归之’。”蒙古国土纵横万里，往来于印度洋、太平洋东西的回回贾客皆闻其武力之盛。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纷纷结悦于蒙古贵族。这应当是散居在印度南部的回回富商，比当地土著贵族更积极地与蒙古贵族结交的原因。《马八儿等国传》所记，不阿里和马因的等人背着国王五兄弟向元朝遣使一事，在《不阿里神道碑铭》中有记载：不阿里“独遣使以方物入贡，极诸瓖异，自是踵岁不绝”。除此而外，不阿里等侨居马八儿的回回人，还与伊利汗国保持联系，凡元廷、伊利汗国使臣涉海往来，“恒预为具舟栰，必济乃己”。（注：刘敏中：《中庵集》元刊本，卷4。）用心可谓良苦。


    不阿里等进入马八儿统治上层的回回人，为自身计背着当地贵族集团，私下与蒙古人拉关系，甚至不经国王同意，擅自派人入元表示“归附”的作法，必然激化他们与当地贵族之间的矛盾。看来，马八儿国王对不阿里等人早有戒心，在他们身边派有起耳目作用的“必阇赤”，即书记官。以致不阿里、马因的私自遣使入元事发，几乎招致杀身大祸。（注：《元史》卷14《世祖纪》。）


    不阿里、马因的当政期间，马八儿与元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元史》中留下了许多有关于此的记录。例如，至元十七年（1280）十—月，“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等言：‘俱蓝、马八、阇婆，交趾等国俱遣使进表，乞答诏。’从之”。次年（1281），朝廷赐出使马八国俺都剌（‘abd al-allāh）等。至元十九年十一月，“马八儿国遣使以金叶书及土物来贡”。自是累年不绝，所进奉者有珍珠、异宝、缣段、铜盾等。（注：参见《元史》卷11，卷12，卷13，卷14，卷15，卷16。）至元二十四年（1287），马八儿又遣使“进奇兽一，类骡而巨，毛黑白间错，名阿塔必即”。当系斑马。这种奇兽又被称为“斑驴”。不阿里逃奔元朝后，元与马八儿仍维持着友好关系。这说明不阿里等回回商人所主张的对元友好的政策，在客观上对马八儿和元都是有益的。成宗即位后，元贞二年（1296）秋七月，元廷又“遣岳乐也奴等使马八儿国”。（注：《元史》卷19《成宗纪》。这个岳乐也奴，可能就是《迦鲁纳答思传》中提到的，受命忽必烈出使海外的岳剌也奴。）大德元年秋七月，“赐马八儿塔喜二珠虎符”。（注：《元史》卷19《成宗纪》。）仁宗延祐元年闰三月，马八儿国王“昔剌木丁遣其臣爱思丁贡方物”，诸如此类的记载《元史》中还有许多。双方的这种频繁往来，不仅是友好关系的象征，也是航海科学发达的标志。


    13世纪中至末叶，马八儿国由兄弟五人统治的史实，还见于《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今算弹兄弟五人皆聚加一之地，议与俱蓝交兵。”（注：《元史》25《仁宗纪》。）又见于马可波罗的记载：“您应知，此国有五位国王，他们都是亲兄弟，我将告诉您他们每人自身的情况。”（注：《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381页。）


    马八儿国议与俱蓝交兵，事在至元十八年（1381），但不见其他史籍记载。《马八儿等国传》说：“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南印度的这两个大国此次冲突的原因及具体经过，笔者限于见闻，目前尚不清楚，有待于向研究印度中世纪史的专家学者求教。


    加一之地，亦见于《大德南海志》马八儿项下，写作伽一。一般认为，加一乃马可波罗提到的cail城：“cail是一座大而华贵的城市，从属于前面提到的马八儿国的五兄弟国王的阿私阿梨（asciar）第一位兄弟。”（注：同上书，第412页。）今地在多摩罗波你（tāmraparni）河畔的pyakāyal，是一个小村镇，距其河口约一英里半。在泰米尔语中，其名称意为咸水湖，或泻湖。（注：《马可波罗注》，第140页。）明代郑和航海，曾三度到过此城，在《明史》中称为加异勒，其文曰：“加异勒，西洋小国也。永乐六年遣郑和齐诏招谕，赐以锦绮、纱罗。九年，其酋长葛卜者麻遣使奉表，贡方物。命赐宴及冠带、彩幣、宝钞。十年，和再使其国，后凡三入贡。宣德五年，和复使其国。八年又偕阿丹等十一国来贡。”（注：《明史》卷326《外国传》，标点本，第8454页。）《郑和航海图》图十九，在锡兰岛对岸有地名曰翼城，向达认为，此即加异勒城。（注：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地名索引，第42页；图幅，第57页。）


    最后，关于不阿里或孛哈里名称的复原问题，似应简单说几句。在陈文的英文标题中，孛哈里被复原为bkhali。按笔者管见，不阿里的译名较准确，既见于《马八儿等国传》，又见于《不阿里神道碑铭》。不阿里和孛哈里这两词的相异处，可能是由蒙古语的词首磨擦音h引起的。词首磨擦音一般出现在某些词的词首，如：


    《元朝秘史》§163的亦赫额勒（护助），磨擦音h位于第二音节上，被蒙古语专家看作是一个例外现象。（注：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等著：《〈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18页。）不阿里的名字，很可能在蒙古人口中读成了孛哈里，也是同一道理的猜测。


    不阿里的“不”字应是阿拉伯语abu的译音，意为父亲，有《元史》中所记伊利汗不赛因（abusayyid）为证。阿里（‘ali）也是阿拉伯语，译言高贵的。


    ［原文载《历史地理》，第7辑，上海，1990年。］

 宋元时代的马八儿、西洋、南毗与印度

    马八儿为中古时代印度东南海岸的一个重要王国，据中西海上交通必经之地，与葡属果阿的地位有几分相似。马八儿（ma’abar）这个国名是阿拉伯语，意为“渡口”。回回商人11、12世纪起便在这里定居。13世纪，其名称开始出现于巴格达学者阿卜杜·拉替夫（’abd altif al-baghdadi）的编年史。（注：kitab al-ifada wa al i’tibar，大马士革，1983年，第30页。）他在描述阿拉伯与南印度的贸易联系时提到了马八儿。马八儿这个由回回人商业势力造成的南印度王国，后来被统治印度北方的德里算端国所灭。


    最早注意马八儿的现代学者是英国人亨利·玉尔，他在把元代汉文史料翻译成英语时，介绍了马八儿。最早仔细研究马八儿与东亚关系的是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他研究了成书于1485年的朝鲜史籍《东国通鉴》卷40《忠宣王一》中的记载，在其书《蒲寿庚考》中，他提出：波斯湾怯失（kish）岛国有王子法合鲁丁·阿合马（fakhr al-din ahmad），受波斯伊利汗合赞之命使元，居数年后踏上归程，于1305年在赴马八儿的旅途中病逝。此人即孛哈里。（注：陈裕菁译本，中华书局，1954年，第88—89页。）


    在桑原氏的基础上，陈高华先生对蒙元帝国与马八儿的交往作了进一步研究。他指出桑原所引《东国通鉴》所记有关马八儿的记载，乃本于1451年成书之郑麟趾的《高丽史》卷33《忠宣王世家一》。陈高华注意到元代文人刘敏中的《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以下简称《中庵集》）中有《不阿里神道碑铭》。他把此碑文中提到的“西洋国”考为马八儿，并认定《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中提到的马八儿国丞相不阿里，与《不阿里神道碑铭》中的不阿里，以及朝鲜史料中提到的孛哈里为同一人；把不阿里的“本名撤亦的”，复原为阿拉伯文sayyid；把《不阿里神道碑铭》中提到海外“亲王阿八合、哈散二邸”，解释为先后得立为波斯伊利汗的阿八哈和合赞；并把朝鲜史料中提到的孛哈里“与其国主有隙，奔于元，居泉州”，并得赐蔡氏，与《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中提到的不阿里同其国主的矛盾，及《不阿里神道碑铭》所记不阿里入元后得赐蔡氏，居泉州的记载联系起来（注：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比桑原骘藏确实前进了一大步。


    笔者也曾注意到《不阿里神道碑》，对“西洋国”与马八儿的勘同及元与马八儿的交往作了初步讨论（注：《元代摄思廉、益绵、没塔完里及谟阿津等四回回教职考》，载《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2辑，见注56。），见陈文后，又作了进一步研究，论证了《不阿里神道碑》所述不阿里的故乡“哈剌哈底”，应为波斯湾口古忽鲁谟思国对岸古城废墟qalhat，此乃今阿曼国最古之城市，东距今佐法尔约900公里，位于海边。qalhat这个词经突厥人或蒙古人之口说出，由于突厥、蒙古语元音和谐律的作用，阿拉伯语中的无磨擦送气辅音h，在与后元音相遇时，自然地发作kh，读作qalkhat，由此再经汉人重译音写，就成了“哈剌哈底”，将哈剌哈底与赵汝适《诸蕃志》中的伽力吉、《大德南海志》中的加剌都、《马可波罗游记》中的ctu、明茅元议《武备志》卷240之《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即所谓《郑和航海图》中之加剌哈及16世纪时葡萄牙人所记之cyate作对比研究，探讨马八儿国与哈剌哈底之间的传统海上贸易关系；研究元与马八儿交往史。（注：《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载《历史地理》，第7辑，1990年。）


    本文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有关宋元时代的“西洋”，南毗国、波斯文史史料中的马八儿和近年来国外考古学界对马八儿国的发掘等诸方面，对宋元时代有关南印度的课题作进一步研究。

 一、西洋

    马八儿，在伊斯兰化以前称为“注辇”（c）。注辇是10—14世纪北印洋印度洋的海上强国。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注辇王遣使娑里三文、副使蒲加心（abu qasim）历四年航行抵达中国，向宋廷进贡珍珠、碧颇黎等物，宋廷给以大量回赐。（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49页；此次出使亦见于《宋史》卷489《注辇传》。）据《宋会要辑稿》页7849夹引《山堂考索》记载，注辇王此次之所以遣使入宋，是因为有商舶自宋抵其国，告以宋帝向上天祈福的活动。注辇王表示，近十年来海上波澜不兴，其国故老传说此必因中国圣人之故，所以遣使。次年注辇再遣使入贡，宋鸿胪寺臣绘其风俗衣冠为图以献。同时规定，注辇、大食和三佛齐等国贡使随员只限20员。（注：《宋会要辑稿》，第7849页。）明道二年（1033）注辇使臣抵宋进贡。（注：同上书，第7851—7852页。）熙宁十年（1077），注辇王再遣向宋进献，宋廷也给以回赐。（注：《宋会要辑稿》，第7856页，此次使亦见于《宋史》卷489《注辇传》。）有关注辇的汉文史料散见于诸书，限于篇幅，这里从略。


    辨明宋元时代的“西洋国”与马八儿的关系后，继续寻找有关这一时代“西洋”的史料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切入点。“西洋”这个地理的名称因明代郑和的远航而广为人知，学者们在探究中国航海史时，多将“西洋”这个概念上推至元代。


    我们在追寻“西洋”这个名称的起源时，发现《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氏家族成员蒲有良五代时“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注：蔡永蒹：《西山杂志》卷一，蒲厝条，抄本；此据庄为矶：《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347页。）故而“西洋”的地理概念似应起源于五代。


    古代中国犹太人最集中的居住地在开封。那里的犹太社团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久完全消亡。幸而有四通碑文留传下来，先后镌刻于明弘治二年（1489）、明正德七年（1512）和清康熙初年（1663、1697）。这四通碑文是研究犹太教入华史的宝贵原始资料，也是中外学术著作论述这个课题的主要凭借之一。


    明弘治二年（1489）碑碑文在提到开封的犹太人的来历时说，他们“出自天竺”，因“进贡西洋布于宋”，宋帝下诣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宋代既有“西洋布”，则当然有“西洋”的概念。足见“西洋”的概念为宋人所沿用。


    明正德七年（1512）碑文说，“一赐乐业（注：即以色列（israel）的宋代音译。）教始祖阿耽（注：即《圣经》所载人类始祖“亚当”（adam）的宋代音译。），本出天竺西域”。康熙二年（1663）碑文也说，他的宗教“起于天竺”。（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见第五章、第六章。）陈垣先生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中说，弘治、正德两碑的拓本中都缺“天竺”字样，像是访碑者以为错误而把它凿去了的。今查意大利传教士骆保禄（gozano gianpaolo）在18世纪最初20年在开封抄禄明正德七年碑文影印件，当时“天竺”两字尚存。可见这些犹太人所进贡的“西洋布”应出自“天竺”，即印度，而“西洋”亦应在印度求之。潘光旦先生曾论证了开封犹太人的主体的祖先离开中东本土之后，约在印度的孟买一带定居约一千一百年，然后循海道东来中国。（注：同上书，第318页。）换而言之，他将“西洋”置于印度今孟买。


    除了“西洋”之外，宋元时代还有“小西洋”的地理概念。这一点笔者已在《“东洋”与“西洋”的由来》中详论，兹不重复。


    从现在文献资料看，宋元时代的“西洋”与五代时的“西洋”名称虽同，但地理含义有很大变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万里石塘”条提到，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有三脉，其中一脉“至西洋遐昆仑”。（注：见拙文《“东洋”与“西洋”的由来》，本书第1—19页。）“东洋”与“西洋”起初并非地理概念。南海从北向南分布南海诸岛，包括许多潜伏于水下的暗沙，对海舶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中国舟师出海时，为避开南海诸岛，并便于导航，往往先渡东海至流求（今台湾），由此向南经吕宋列岛，再向南，此为东洋航线；或沿东亚大陆南行，此为“西洋航线”。蒲氏祖先“占城西洋转运使”和汪大渊所云“至西洋遐昆仑”中的“西洋”应首先从这一层意义上去理解。


    元代明确提到西洋的地望的有两种资料。一种是上述刘敏中所写之《不阿里神道碑铭》，此神道碑中的“西洋”国，是位于今印度东南岸海的马八儿国（ma’abar）的汉名。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在“古里佛”条中说，古里佛是“西洋诸番之马头也”。这里的“西洋”指的是印度南部地区。因此元代的“西洋”究竟指何处，须视具体情况而论。


    《岛夷志略》多处提到“西洋”。此名亦见于周致中的《异域志》。今录之如下，以资比较：


    （一）“西洋”


    《岛夷志略》“昆仑”条提到“舶泛西洋者，必掠之，顺风七书夜可渡”。（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218页。）这里是说从中国前往南印度，必经昆仑（今越南南方之昆仑岛）。同书“龙牙门”条在描述龙牙门（今新加坡）时提到，“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时，舶人须严加防备当地海盗。（注：同上书，第214页。“吉利门”此处指今新加坡附近之卡里蒙群岛（puan kerimun）。）此处之西洋亦应指印度南部。这段史料说是经由新加坡海峡航向印度南部的商舶在回程时必须提防海盗。


    “北溜”条提到“舶往西洋，过僧伽剌傍，潮流迅急，更值风逆，辄漂此国”。（注：同上书，第264页。“北溜”为今马尔代夫群岛之主岛马累（male）之元代译音。）这里的西洋很可能是指马八儿的俱蓝地区。从《元史·马八儿传》看，至元十八年（1281）杨庭璧出使俱蓝时，就取道锡兰，因风阻而北行至马八儿。根据汪大渊此处的记载，过锡兰后，如潮流迅急，加之信风不顺，海舶可能一直漂到马尔代夫群岛。


    汪大渊《岛夷志略》“万里石塘”条提到自泉州海外之岱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318页。）这里的西洋当指印度南部。从元代杨庭璧出使马八儿的经历看，从泉州启航，若逢顺风，的确三月以内可达马八儿。


    “大八丹”条称其“国居中西洋之后”，“田平丰稔”、“地产绵布”。（注：同上书，第280页。）关于大八丹的地望，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不清楚，美国学者柔克义（w.w.rockhill）认为大八丹为印度西南马拉巴尔（mbar）的dudhattan的译音。苏继庼则认为14世纪中叶摩洛哥航海家至马拉巴尔，提到两个地名，一个是dahfattan，另一个是budhattan。他认为大八丹是dahfattan的译音。至于大八丹“国居西洋之后”一句，苏氏认为“本书‘西洋’一名，其义广狭不一。广义之‘西洋’殆指西南海域；狭义之‘西洋’则指大食海区域”。苏氏限于时代，不明白“西洋”与马八儿及与南印度的关系。五代至宋时，逐渐出现以中国地理坐标中心的海外地名，“西洋”的出现的便是一例。理解这一点，就可明白“国居西洋之后”，是说从中国出发航海，先至“西洋”，再至大八丹。如是，则大八丹应位于“西洋”以西不远处海滨。上文已经提到，元代有时“西洋”是马八儿的汉名，其地位于今印度的泰米尔那度州。大八丹亦应位于该州某地。


    20世纪80年代，印度泰米尔那度大学考古学教授苏拔拉雅鲁（y.subbarayalu）于斯里兰卡满泰半岛相对的印度南端海滨的一个名曰帕里雅八丹（pariyapattinam）的小村中发现了一些13—14世纪的中国龙泉青瓷碎片和一些14世纪景德镇的青花瓷片。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辛岛昇认为，这个名曰帕里雅八丹的小村就是大八丹。因为pariya在泰米尔语中意为“大”，而pattinnam则意为“港市”。


    “大乌爹”条说其“界西洋之中峰”，并说其国“煮海为盐”，“地产布匹、猫儿眼睛、鸦鹘石、翠羽”。货币如“西洋诸番国，铸为大小金钱使用，与中国铜钱异”。（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339页。）此大乌爹国，柔克义认为在非洲，沈增植与藤田丰八皆认为在印度。苏继庼认为在孟加拉湾西北印度之奥里萨（orissa），此说恐不确。大乌爹地界“西洋之中峰”，当与马八儿和俱蓝相去不远。从其地出产猫睛石、鸦鹘石看，亦应在南印度。至于所谓“西洋诸番国”，当指马八儿、俱蓝附近各国。


    “天堂”条（即今麦加）说，“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注：同上书，第352页。）云南自元初世祖命赛典赤为行省平章以来，许多穆斯林移居其地。穆斯林五大功课规定一生中在条件许可时，应赴麦加朝圣，故元代云南穆斯林赴“天堂”者不乏其人。曾朝过圣之穆斯林称“哈吉”。郑和之父名马哈吉，当去过麦加。从云南赴麦加应取道缅甸。所谓“西洋亦有路通”意为从马八儿、俱监亦可赴天方。


    “甘埋里”条称其国“与佛朗相近，乘风张帆二月可至小俱喃”，又说“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均产自佛朗国来，商贩于西洋互易”。（注：同上书，第364页。）甘埋里的地望，诸家所说不一。大体上指南印度洋科摩罗群岛与忽鲁谟斯两说。佛朗为阿拉伯语franak，乃对欧洲和十字军的称呼，源于“法兰克”。其地既与佛朗相近，则上述两说皆有可疑处。此问题因与本课题偏离较远，留待以后讨论。“商贩于西洋互易”是说甘埋里商贩从欧洲或东地中海地区所贩商品，都运至马八儿、俱监一带交易。


    （二）“西洋第三港”


    《岛夷志略》“苏禄”条在介绍各种珍珠时说，有“出于西洋之第三港”，同段另一处又径称“第三港”。“第三港”条中，汪大渊又提到：“第三港古号马渊，今名新港，口岸分南北，民结屋而居。田土、气候、风俗、男女与八丹同。去此港八十余里，洋名大朗，蚌珠海内最富。”作者还详述了当地采取珍珠的过程。（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178、287页。）第三港的珍珠不但运销海外，也贩至印度南部其他港转口。在同书“沙里八丹”条中，汪大渊即提到，“地产八丹布”，“珍珠由第三港来”。


    此“第三港”名称的来历，苏继庼认为“乃以其位于蒂鲁钦杜尔（tiruchendur）与卡亚帕塔纳姆（kayalpatanam）二港之北，顺次为第三，故有第三港之名”。清末民初沈曾植曾认为它的古名“马渊”与《海录》之“马英”有关，当位于印度西南之地。苏继庼认为当为铜叶河下游加一港外淤岸之新港“奔颜加一”（punnei-kayal）。苏氏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岛夷志略》“西洋第三港”条中有关采珠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所述在马八儿附近采珠恰恰相吻，并认为自古锡兰以海珠为名产，当出于此附近。苏继庼进而考定，“印度半岛南端有铜叶河（tamraparni）注入马纳尔湾中”，希腊人已称为“真珠大市场”。其下游有“加一”港口，为泰米尔语“水道”之义。此“第三港”与“新港”及《元史·马八儿传》中之“新村马头”皆为其地。至于距“第三港”八十里之“大朗洋”，苏氏认为当为铜叶河梵名tambraparni的音译，其地即马纳尔湾之珠池。（注：同上书，第288—290页，见注释。）由此观之，“第三港”为马八儿重要港中，盛产珍珠。


    （三）西洋人


    《岛夷志略》“旧港”条提到当地土地肥美，或云“一季种榖，三年生金，言其榖变为金也”。后来“西洋人闻其田美，每乘舟取田内之骨，发归彼田为之脉而种榖”，因此“旧港之田不复生金”。（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187页。）泛舟至旧港取土的当为马八儿人或俱蓝人。


    （四）西洋国


    元末明初周致中曾著有《异域志》，书中提到一个“西洋国”，说“在西南海中，地产珊瑚、宝石等物”。同书在“虎六母思”（忽鲁谟斯）条中又说，“其国地西南海中。回纥之国。其地至热，出番布珍宝，与西洋国颇同。”（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第23页。）同书“黑暗国”条述曰“地产犀牛，与回鹘同，即南海中回回也，未尝入中国，其俗皆与西洋同”。（注：同上书，第30页。）这里所提到的“西洋国”，校注者陆峻岭认为就是“古里”，即元代之俱蓝。此说乃本于《岛夷志略》。如前所述，元代的“西洋国”应当指不阿里的祖国马八儿（注：参见拙文《“东洋”与“西洋”的由来》，见本书第13页。）、俱蓝（古里）和南印度。


    元以后“西洋”的概念继续为中国人袭用，但其意义与元代相较有了一些区别，其地理范围各书记载也不一致。《东西洋考》中的“西洋”，约相当于宋元时代的“小西洋”的概念。而宋元时代南印度的汉名“西洋”在郑和时代被称为“西洋锁里”。元代“西洋”兼指古里或印度南部其他地方的意义在明清两代继续使用。如巩珍《西洋番国志》在“古里国”条中说：“古里国，此西洋之大国也”。（注：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页。）此外“西洋”在明代又兼指印度和印度以西地域，这一点广为人知，此处不赘。


    “西洋”的称呼一直沿用到清代。清康熙时水师将领陈伦炯把印度称为“小西洋”。（注：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1—62页。）


    《大清会典》多次提到康熙年中“西洋国”的入贡，并说“西洋国在西洋海中”。这里的“西洋国”仍然是指印度南部。

 二、西洋布和西洋丝布

    上文提到，明弘治二年（1489）碑碑文在提到开封的犹太人的来历时说他们“出自天竺”，因“进贡西洋布于宋”，而“留遗汴梁”。这种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东南亚和北印度洋地区广为流行，曾有数种元明文献提及。


    周达观于元成宗元贞元年奉使真腊（柬埔寨），曾在其国居住一个年余，他在其游记的“服饰”一节中提到“其国中虽自织布，暹逻及占城皆有来者，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以其精巧而细美故也”。（注：《真腊风土记》，夏鼎校注本《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37页。）就是说“西洋布”较真腊土产布和暹逻、占城之布质量为上。陈正祥在论及真腊流行的“西洋布”时已经指出：“此处所谓西洋，可能指印度一带，并非今天所指西洋。”（注：《中国游记选注》第一集，第四篇《真腊风土记》，香港商务印书馆，第137页。）


    《岛夷志略》“无枝拔”条记述说，当地“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瓷器、瓦坛、铁鼎之属”。（注：《岛夷志略》，第38页。）在同书“淡邈”条汪大渊又说，贸易“货用黄硝珠、麒麟、西洋丝布、粗碗、青器、铜鼎之属”。（注：同上书，第133页。）同书“古里地闷”条，作者述曰“以银、铁、碗、西洋丝布、色绢之属为之贸易”。（注：同上书，第209页。）在同书“须文答剌”条中，作者说：“贸易之货，用西洋丝布，樟脑、蔷薇水、黄油伞、青布、五色缎之属”。（注：同上书，第240页。）这里所述“贸易之货”，应当是指华商与当地商人交易时所提供的商品。可见中国商人下番并非只从事中外贸易，而有不少商人往返于北印度洋各地从事买贩谋生，“西洋布”是他们发现的在海外畅销的商品之一。


    “西洋布”或“西洋丝布”应当都是印度南部出产的纺织品。至于其质地究竟如何，周达观说西洋国“所织绵布绝细，莹洁如纸”。这里的“所织绵布”，应当就是西洋布，系一种棉纺织品。明张燮的《东西洋考》“哑齐”条“物产”部分在描述西洋布时引述《明一统志》说，西洋布又名“阔布”。他又引《华夷考》说：“西洋布幅广四、五尺，精者价乃胜缎。”（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755页。）明曹昭在其所著《新增格古要论》中说，他的一位亲戚得到过西洋布，“其白如雪，阔七、八尺。”（注：卷8，叶五，北京中国书店刊本。）因其“绝细”和“莹洁如纸”的质地，价格居然超过锦缎，难怪会受到海外诸国人欢迎。


    至于“西洋布”的产地，《西域番国志》“古里国”条说：“西洋布，本国名‘奢黎布’，出于邻境坎巴夷（今印度西海岸坎贝）等处。每匹阔四尺五寸，长二丈五尺。彼处卖金钱八个或十个”。（注：向达校注本，第30页；又见于《瀛涯胜览》“古里国条”。）据《环宇通志》卷118记载，忽鲁谟斯亦出产“西洋布”。


    开封犹太人祖先向北宋朝廷“进贡”的“西洋布”，与元代《岛夷志略》等书中提到的“西洋布”应当是同一类产品。看来不但东南亚、北印度洋地区的居民喜欢这种纺织品，宋元时的中国人也不例外，所以宋朝皇帝才会允许这些贾贩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犹太人定居中原。


    明代东南亚诸地“西洋布”仍然流行不衰。《明会典》卷105《暹罗》所列进贡物品有“西布”。（注：此记载亦见于《明史》卷324《暹罗传》；及《殊域周咨录》卷8《暹逻》。）据张燮记载，西洋布输入过去从未征税，至明代方开征入关税，每疋税银一分七厘。（注：《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第146页。）


    明永乐初年成立了一个“四夷馆”，相当于一所“亚洲研究院”。其中有一个“回回馆”，相当于“波斯语系”。回回馆为教学曾编写过一部《回回馆杂字》。当时人尚不知按字母排列的方法，故所有词汇均按其意义分类，所以是一部波斯语—汉语分类词典。在《杂字补》“衣服门”，收有一个词“西洋布，拍蓝，bairam”。（注：见本田实信：《〈回回馆译语〉に就いて》，第11辑，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92页，第881词。）“拍蓝，bairam”在波斯语中，指一种质地优良的丝料。它应当就是所谓的“西洋丝布”。


    此外在明会同馆所编《回回馆译语》“衣服门”中也收有一个词“西洋巾，克儿把思·微剌叶剔”。会同馆本《译语》是一种纯汉字的波斯语—汉语分类词典，其中多数词可以按其汉字释义和注音在波斯语中找到。这个所谓的“西洋巾，克儿把思·微剌叶剔”可还原为波斯语karbas-i vyat。“克儿把思”（karbas）意为帆布，粗布；“微剌叶剔”（vyat）意为国家，并无西域或西洋的意思。回回人说karbas-i vyat犹言家乡之粗布巾。《西洋番国志》提到，坎巴夷当地人“亦以蚕丝练织各色间道花手巾，阔四五尺，长一丈二、三尺有余，每手巾卖金钱一百个”。（注：向达校注本，第30页。）坎巴夷出产的细布既称为“西洋布”，其他出产的丝巾亦可称为“西洋丝巾”。明黄省曾就径称为“西洋手巾”。（注：《西洋朝贡典录》，谢方校注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0页。）它与《回回馆杂字》提到的“西洋巾，克儿把思·微剌叶剔”（karbas-i vyat）是不是同一种纺织品，尚有待于研究。


    明曹昭还提到过一种“西洋剪绒单”。他说这种纺织品“出西番，绒布织者。其红绿色年远日晒，永不褪色，紧而且细，织大小蕃犬，方而不长，又谓之‘同盆单’，亦难得”。（注：《新增格古要论》卷8，叶五，北京中国书店刊本。）所谓剪绒即地毯。这种纺织品早在元代即输入中国。元《大德南海志》卷7在“舶货”条中提到了“剪绒单”。（注：《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既名之为“西洋剪绒单”，可能来自马八儿或印度南部。


    “西洋布”的称呼一直沿用到清代。清陈伦炯在述“小西洋”（即印度）时说，当地“人即西域状，鬈须环耳，衣西洋布”。（注：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第61—62页。）

 三、南毗国

    与马八儿有关的宋元明时代南印度地名中还有一个“南毗国”。探寻汉文史料中有关“南毗”的记载，也成为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南毗国最早见于宋末赵汝适的《诸蕃志》。在明代“南毗”常写作“南毘”、“毘”为“毗”之异体字。某些明代史籍中，“毘”写作“昆”。多数学者认识到“南昆”只不过是抄写笔误所致。但仍有少数学者不作考订。如余思黎校注之罗日炯的《咸宾录》（注：中华书局点校本，见第150页。）、郑鹤声、郑一钧之《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注：齐鲁书社，1983年，卷2（1），第797—811页。）等均沿用误写之“南昆”。


    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在其《〈诸蕃志〉译注》中认为南毗国应为印度之马拉巴尔（mbar）。（注：friedrich hirth and w.w.rockhill，zhao rugua，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rab trade in the 12th-13thcenturies，entitled zhu fan zhi，st.petersburg，1911.）有些学者以为，南毗应为汉语对婆罗门的nair或namburi的译音。伯希和认为此说较可接受。冯承钧在注释《诸蕃志》时，介绍了其说。（注：《〈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第30—31页注1。）多数学者接受了柔克义、夏德和伯希和之说，只要史籍中出现“南毗”的名称，便总是以上述国外名家的意见注释之。（注：例如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谢方校注本，中华书局，见第95页注2，第99页注4；冯承钧、陆峻岭：《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见第62页；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见第990、1004页；马欢：《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本，中华书局，1955年。）


    南毗国的名称在《诸蕃志》中出现过多次。


    在“蓝无里国、细兰国”条中，作者说“蓝无里国（今苏门答腊西北角）……北风二十余日到南毗管下细兰国”。（注：冯承钧校注本。）可见宋末时，南毗在南印度的势力渡海可达今斯里兰卡之地。


    在“南毗国、故临国”条中，作者写道：“南毗国在西南之极，自三佛齐便风月余可到。国都号‘蔑阿抹’，唐语曰‘礼司’。”作者说，南毗国最远，少有番舶前往。其国之商贾常与三佛齐的商贩于吉罗达弄之地换货。赵汝适接着描述“故临国，自南毗舟行，顺风五日可到。泉舶四十余日到蓝无里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土俗大率与南毗无异……每岁自三佛齐、监篾、吉陀等国发船，博易用货亦与南毗同”。


    《诸蕃志》所载南毗国的属国有：故临（quilon）（注：元代称俱蓝（kom）。）、胡辣茶（gujarat）（注：今印度西海岸，近今巴基斯坦边界。）、甘琶逸（cambay）（注：《郑和航海图》中有坎八叶，即此。其今地位于今印度西海岸坎贝湾（cambay）之坎八特（khambat）。）、弼离沙（注：即今印度古吉拉特邦之bharuch。）、麻罗华（mwa）（注：即今印度古吉拉特邦纳马丹（namadan）河北之马勒华高地（malwa tau）。）、冯牙罗（manglore）（注：在《郑和航海图》中称为莽葛奴儿。）、麻哩抹（mbar）（注：唐贡耽之《皇华四达记》中称为“没来国”。）等。


    在同书卷下“胡椒”条，作者说：“或曰［胡椒］南毗无离拔国至多。番商贩之于者婆，来自无离拔也。”（注：冯承钧校注本，第123页。）无离拔即南毗属国麻哩抹（mbar）。前面提到的南毗属国皆位于今印度西海岸，马八儿亦应如此。由此观之，夏德的意见有一定道理。


    但赵汝适的另一些记载却显示南毗应位于印度东南海岸。在“海上杂国”条中，作者叙述“宴陀蛮”之地时说，当地“有井，每岁两次水溢，流入于海。所过沙石经此水浸皆成金。阖山人常祭此井。如铜、铅、铁、锡，用火烧红，取此水沃之，辄变成金。旧传曾有商舶坏，船人扶竹木随浪漂漾至此山。知有圣水，潜以竹筒盛满，乘木筏随浪漂漾至南毗国。以水献南毗国王，试之果验。南毗王遂兴兵，谋奄有其山。船未至间，遭恶风漂回，船人漂至山，尽为山蛮所食”。（注：冯承钧校注本，第70—71页。）宴陀蛮即今安德曼群岛，从上文“宴陀蛮”与南毗间的漂流的记载看来，南毗国如位于马拉巴尔，则漂流至宴陀蛮须绕过印度南端，似不可行，故南毗应在印度东南海岸，与夏德的意见相左。


    同书“猫儿睛”条记载“猫儿睛状如母指大，即小石也。莹洁明透，如猫儿眼，故名。出南毗国。国有江曰淡水江，诸流迤汇”。（注：同上书，第130页。）上引《岛夷志略》“大乌爹”条说其国“界西洋之中峰”，并说其国“地产猫儿眼睛”。两书所记当是同一地方。


    元代文献对判明元代南毗的地望有重要意义。《大德南海志》有入贡番舶表，其中包括“南毗马八儿国”，即把南毗与马八儿联在一起并提。这使人们联想起上引《诸蕃志》中所提到的南毗国的都城“蔑阿抹”，此名似为ma’abar之译音。（注：此比定参见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载《文史》，第27辑，见第157页。）如果将“蔑阿抹”与马八儿的勘同不误，则这是我们所见的最早将南毗与马八儿挂钩的史料。同时《南海志》还列出了“南毗马八儿国”的属国，计有：


    细蓝。古之师子国，旧译锡兰，即今之斯里兰卡。此国在《诸蕃志》中已列为南毗属国，见上。


    伽一。《元史·马八儿传》记载，当元廷使臣杨庭璧抵达马八儿时，马八儿正聚兵于加一之地，欲与俱蓝交战。加一即此咖一，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作cail，《郑和航海图》中此地标作翼城。其今地位于印度半岛南端之tuticorin。


    忽里法丹。陈连庆认为，很可能是印度半岛东岸之musulipatam。（注：见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南毗马八儿的属国还有差里野括（注：《南海志》所列故临属国中有“差里也”，应即此地。）、拨的侄和古打林，均待研究。


    另一份有关南毗与马八儿关系的重要史料是《闽泉州吴兴分派卿田尤氏族谱》，其中记载道“元镇国将军加九锡，充马八儿国宣抚使尤永贤公（……）”于至元十三年归世祖，授虎符招威将军，管军万户（……）十七年入觐（……）授占城、马八儿国宣抚使（……）奉旨招谕，盖南毗也。航海逾年，始至马八儿国，宣上威德，国人风从而靡”。（注：这段重要的史料见于杨钦章所撰《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见第200页。）《族谱》中明确记载，南毗就是马八儿。这位尤永贤奉使时间恰在元灭宋之后，很可能就在杨庭璧首次出使的前后，甚至可能是杨庭璧使团中的一员。


    明代有关南毗国的资料主要是郑和航海的资料，这些材料被反复抄录。（注：引述南毗资料的明代文献粗略统计有：黄省曾：《西洋番国志》；马欢：《瀛涯胜览》；罗日炯：《咸宾录》；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杨一葵：《裔乘》；茅瑞征：《皇明象胥录》；查继佐：《罪惟录》；郑晓：《皇明四夷考》；《海国广记》；及《明史》卷326等。）在明代史料中，“南毗”皆指柯枝和古里的统治阶级而言。例如在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作者在描述柯枝国时说，其“国人有五等。一等名南毗，与王同类，中有剃头挂线在颈者最为贵族。二等回回人。三等名哲地，乃是国中财主。四等名革令，专为牙保。五等名木瓜，最卑贱。木瓜居住俱在海滨，屋檐不得过三尺。着衣上不过脐，下不过膝。路遇南毗、哲地，皆俯伏，候过乃起”。同书在记载古里国时又说“其国亦有五等，名回回、南毗、哲地、革令、木瓜。王南毗人，其头目皆回回人。云先王尝与回回言：‘誓不食牛则不食猪。’至今尚然。王信佛教，敬象及牛”。（注：《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26页。）


    综上所述，南毗与马八儿的关系似可这样概括：在宋末以前的某一个时候，南毗的势力曾达到相当大的范围，包括今印度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和今斯里兰卡。反映在史料中就是《诸蕃志》中所列出的那些属国。但至宋末元初，南毗的国势大为衰落，其统治地域大致就是马八儿，属国包括今斯里兰卡等地。


    笔者认为，南毗作为族名的译音，其起首鼻唇音n-很可能译写的是齿音d-。例如唐代摩尼教经卷中以汉字“讷”（*nuet）译写中古波斯语和粟特语的名称dol。而摩尼教经dewan（《律藏经》、《药藏经》）被音译为“泥万”或“宁万”。这种译音规律在晚出的文献中亦可见到。例如明代《东西洋考》中提到的南洋的封号“哪督”显系马来语datuk的音译。同书还把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北部的dapitan音写为“呐哔啴”。


    由此笔者设想，“南毗”很可能源于南部印度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dravida）这个名称。其勘同似可按如下思路推想：nanbi（南毗，今普通话读音）＜nambi（元代汉语官话读音）＜dravida（达罗毗荼）。


    20世纪30年代以来，泉州曾多次发现元代湿婆教石雕遗物，总共200余方。近年来屡有新发现。1984年底，学者们在泉州通淮门城墙约两里处发现一方湿婆教石刻。该石呈长方形，体积为47x57x22厘米，石质为辉绿岩。其主体部分刻城屋形方龛，龛顶正中为一钟形纹饰，屋脊顶层饰有狮子头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层相叠的莲花柱，龛内正中雕刻着一塔状磨盘，承托在盛开的莲花之上。其左右各有一神像，头戴宝冠、颈项上饰念珠，腕上套有镯环，以同样姿式坐在莲座上。这里的神像应为印度教破坏之神湿婆（siva）或其追随者，而龛内的塔状磨盘则应为湿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湿婆教认为在破坏之后必然要创造，湿婆虽然是破坏之神，也有创造能力。林加，即男根是其象征。此石刻属于湿婆教建筑外观饰物，常嵌在内殿的层楼顶上。50年代初期吴文良曾收集类似的龛状石。（注：《泉州宗教石刻》，图111—114。）湿婆教的神像在泉州一带发现得不少。


    1985年以后，泉州又征集到多件湿婆教石刻。其中有“花朵式”柱头两方。一方为25x98x98厘米，前后两面各雕有莲瓣及十字形花朵，两侧花朵对称向下垂。另一方为26x86x86厘米，形制与前一块一致。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头很多，都为南天竺式样，具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1985年在泉州南门附近发现了希腊式柱头石，1989年在鹿园灵山附近发现了葫芦状柱顶石。另外还在筑路施工中发现过石横枋，两端雕有花纹，左侧有眼镜蛇相交的变形图案，右侧长方形框内雕有海棠花，边缘雕有斜形莲瓣。此石当为廊柱柱头檐之间的横向梁枋。这类横枋1988年还发现过一件。


    今印度南部及斯里兰卡北部主要居民泰米尔人即为达罗毗荼人后裔。1956年吴文良曾在泉州五堡街豆芽巷发现过域外文字的碑铭。（注：《泉州宗教石刻》，补图1、2。）后经印度学者和日本学者辨认为泰米尔文。（注：〔印〕萨布拉玛尼恩：《中古时代中国的泰米尔人聚居地》，载《南印度研究》，马德拉斯，1978年（t.n.subzamahiam，“a tamil colony in medieavel china，”south indian studies，madras，1978）；辛岛昇：《13世纪末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围绕泉州泰米尔石刻与〈元史·马八儿等国传〉》，汲古书院，昭和63年；并见辛岛昇：《13—14世纪南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载《东西海上交流史研究》，东京，1989年（karashima nooboru，“trade rtions between south india and china duing the 13thand 14th centuries，”east-west maritime rtions，vol.1，study group of east-west maritime rtions，the middle eastern cultural center in japan，todyo，1989），第74页。）泉州的这些印度教石刻证明元代这里曾经存在着湿婆教寺院。（注：杨钦章：《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


    在泉州活动的湿婆教徒主要应是从南印度的马八儿泛海而来的商旅。马八儿又称南毗国，宋元明时代与泉州的海上联系十分密切。据赵汝适记载，宋末有南毗国人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于泉州城南。泉州城南正是大批湿婆教石刻和上述泰米尔文碑文的出土地点。可以设想，时罗巴智力干父子，是当时居于泉州的湿婆教徒社团中的成员。这些泰米尔文碑文和这些婆罗门教石该是马八儿居民与泉州城历史关系的见证。

 四、波斯文中史籍中的马八儿及有关马八儿国的考古发现

    马八儿这个国名见于《元史》、《大德南海志》、《闽泉州吴兴分派卿田尤氏族谱》（详见后）。在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有“马八屿”一节。除汉文史料外，元代波斯文也提到过马八儿。将波斯史家的记载与汉文史料相对照，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马八儿的认识。


    元代波斯伊利汗朝史家拉施都丁在其著作《史集》中提到：“中国人称为舯（junk）的像小山一样的大船从秦和马秦，以及忻都、印度带来各种各样的商口。商人们从马八儿输出丝料、香料树根；人们从海中采获大珠。此国之产品被运销亦剌黑（伊拉克‘iraq）、呼罗珊、苫国、芦眉和佛浪。此国出产宝石、药草，在海上出产大量的珍珠。”在拉施都丁笔下，马八儿是东西贸易的极为重要的中介点。不仅印度本土南北土产在这里汇集，中国商人也经常光顾此地。马八儿当地特产也被商贾带至世界各地。


    《史集》还提到，伊利汗国忽鲁谟斯附近基什岛（kish）之王灭里·札马剌丁·亦卜剌金（melik jamal al-din）与马八儿的君主达成协议，每年由商人们应从基什岛向马八儿运销1400匹马，此外从其他各岛还要运来一万匹。这种马的价格是每匹220底纳。（注：日本学者辛岛昇因未直接查核，把这一段记载误为瓦撒夫的叙述。见辛岛昇：《13—14世纪南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第75页。）这种协议的背后反映出马八儿雄厚的财力。至元十八年（1281）元使杨庭璧至马八儿，马八儿宰相不阿里、马因的对元使说：“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其余回回尽来商贾。”（注：《元史》卷210《马八儿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670页。）本地独特的土产和东西商贾为这里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至于马八儿的疆域，拉施都丁不甚清楚，仅说其国土从俱蓝伸展到nwar，其境土沿海岸延伸300法剌商（约1800公里）。（注：《史集》卡尔扬刊本（karl jahn，rashid al-din’s history of india，the hague，1956）。但在哈沙尼所引《史集》的这段记载时，地名nwar写作swar。见《完者都史》（tarikh-i uijaitu），maryam parvisi-berger校译本，波斯文，页119a；德译本，第157页。）拉施都丁同时代的地理学家阿布尔非达提到，马八儿的领土从俱蓝东面开始，也即从manibar开始，共四日程。他还指出了几座马八儿的城镇名称，如manifatan。而其首都为biyardawal。（注：此书以波斯文写成，有a.ayati波斯文译本：taqwin al-buldan，德黑兰，1970年，见第401—403、410—411页。）


    还在英占时期，就有不少学者对马八儿的钱币作过研究。目前所知最早对此探讨的罗杰斯，他曾写过题为《马八儿国王的钱币》的论文。（注：c.j.rogers，“coins of kings of ma’abar，”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895.）此后，研究马八儿钱币者代有其人。


    1987年印度考古学家对大八丹进行了发掘，共发现了1000多块中国陶瓷残片，其中青瓷占60%（龙泉青瓷占35%，福建青瓷占25%）；白瓷占15%（德化白瓷占10%，景德镇白瓷为5%）；青花瓷为10%；其他陶瓷为5%，其中最早的一片似为9—10世纪的邢州窑产品。（注：辛岛昇：《13—14世纪南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第63页。）


    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往来是双向的，既有湿婆教徒入华，也有中国人旅居于彼。《岛夷志略》“土塔”条记载，南印度八丹之地有“土塔”，“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围绕，有土砖甃塔，高数丈”。上有汉字书云“‘咸淳三年毕工’。传闻中国人其年敀贩彼，为书于石刻之，至今不磨灭焉”。（注：《岛夷志略》，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5页。）藤田丰八指出，此“土塔”应即玉尔氏注《马可·波罗游记》时提到的南印度negapatam西北约一英里处砖塔，俗称为“中国塔”。此塔1847年尚存三层，至1859年颓坏不可复缮。（注：同上书，第286—287页。）此“土塔”所处“八丹之平原”中之“八丹”，应为泰米尔语pattinam的音译，意为“城墙围起来的城镇”。（注：见辛岛昇：《13—14世纪南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第62页。）此塔建于咸淳三年（1267），已在宋末。


    西方学者还在南印度发现许多马八儿时代的伊斯兰式样建筑，多属14世纪后半叶的14世纪末期。（注：mehrdad shokoohy，“architecture of the sultanates of ma’abar in madura，and other muslim monuments in south india，”jras，1991，part 1.）

 五、海上丝路的要冲

    南印度的马八儿、俱蓝在中古时代东西海路交通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元史》卷210《马八儿等国传》记载，“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从俱蓝“阿不合大王城（注：应位于今波斯湾内。），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因为南印度地处远东与西亚之间，成为东西往来的中转站。不阿里在马八儿任宰相时，凡元廷与波斯伊利汗国史臣往来路经其地时，他都“预为具舟筏，必济乃已”。（注：刘敏中：《不阿里神道碑铭》，《中庵集》卷4，第92册，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第302页。）


    从地理上看，印度次大陆把印度洋分为东西两部分。但南印度在东西海路交通上的这种重要地位并非仅仅因为其地理位置位于东西之间。在蒸汽机发明之前，海舶远航的动力主要是风力。从中国东部沿海启程，主要依靠西北季风，而从南海返航则有赖于东南季风。故海舶多择每年仲冬从中国启航，而返航则多在春季。


    上文提到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元使杨庭璧等出使俱蓝，“自泉州入海。三月份，抵僧伽耶山（今斯里兰卡）”，因风阻而转向马八儿登陆，打算沿陆路穿越印度南部赴俱蓝。中国东南沿海每年从12月份起北风劲吹，杨庭璧等出发约晚了一个月，所以未能抵达目的地俱蓝。上文汪大渊《岛夷志略》“万里石塘”条提到自泉州海外之岱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注：《岛夷志略》，第318页。）由此观之，马八儿和南印度诸地恰处于从中国赴西亚的一次季风动力航海的极限。来自于远东的船舶必在此处候风，等待印度洋东南季风，以继续向西航行。


    葡萄牙人发现了绕过非洲从欧洲直航远东的航线后，虽然航海科学有很大进步，但以季风为主要动力这一点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发生变化。葡萄牙人在东方建立了一些殖民据点，其中包括印度的果阿与我国的澳门。果阿与澳门之间长期维持着固定的关系。澳门与果阿的联系与宋元时代中国东部沿海与印度南部的往来有一定的可比性。这种往来除了葡属殖民地的因素之外，从季风航海的角度看，实际上是中国东南沿海与印度南部地区传统联系的继续。虽然季风航海的时代早已结束，果阿也早已不再为葡萄牙所有。但我希望1999年度澳门回归之后，澳门与果阿的联系能够进一步保持下去。中国东南沿海与印度南部的联系传统应当受到珍视。


    ［原文载《文化杂志》，第23期，澳门文化司署编辑出版，1997年冬。］

 汪大渊两次出洋初考

    郑和远航是我国和亚洲航海史上光辉的一页。研究郑和不可不注意明以前我国的海上活动。汪大渊是元代著名航海家，可谓郑和的前驱之一，著有《岛夷志》。《岛夷志》书中所述，系汪大渊出海访问的记录。


    汪大渊在其《〈岛夷志〉薮后序》说，他“至正己丑”（1349）经过泉南时，适逢吴鉴奉命续修《清源郡志》，因汪大渊知外夷事，故应邀著《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后来汪大渊又在南昌刊行是书，“以广其传”。入明后，书名被改为《岛夷志略》。


    汪大渊自述其书中所记“山川、风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元代张翥在为其书所写序言中表示：“非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徵也。”（注：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张翥，元末文人，曾任职翰林院。《元史》卷186有传。）故而吴鉴在另一篇序中说，“以君传者，其言必信”。（注：同上书，第5页。）汪大渊本人的自述和吴鉴、张翥两位元人的赞辞对后人有很深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1《史部地理类四》将《岛夷志略》与各史外国传和古代其他海外志书相比，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自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之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徵者比”。


    西方学者多肯定《岛夷志略》的价值，但柔克义对汪大渊是否真正到过其书中所提到的个别地方，如马鲁涧、麻呵斯离持怀疑态度。（注：《通报》，1913年，第475页及以下。马鲁涧，柔克义比定为麻里兀，即今土库曼斯坦马里（merv），不确，当为蔑刺合（maragha），今伊郎哈马丹；麻呵斯离，柔克义勘定为今伊拉克摩苏尔（mosul）。）查《岛夷志略》“暹”条云：“至正己丑夏五月，降于罗斛。”（注：同上书，第154页。）至正己丑即1349年，此年冬汪大渊已在泉州写书。据其生年推算，此年他并未出洋，故有关暹国降罗斛事，亦得之传闻，而非亲见。


    关于其海外经历，汪大渊在《〈岛夷志〉后序》说，他“少时尝附舶以浮于海”。（注：同上书，第385页。）张翥至正十年（1350）在《岛夷志略序》中对汪大渊的海外经历有重要补充，他说“江西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注：同上书，第1页。）焕章为汪大渊字。古时男子年20而冠，“冠年”指20岁。换言之汪大渊曾两度搭便船出东西洋。


    汪大渊在《岛夷志略》“大佛山”（位于今斯里兰卡）条中提到，他于“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卸帆于山下”。是年应即汪大渊的“冠年”，由此倒推汪大渊当生于1310年或1311年。


    汪大渊并未详述他的两次航海经历。《四库总目提要》卷71《史部地理类四》认为汪大渊出海在“至正中”。《四库简明目录》卷7《史部地理类》因袭此议，清丁丙《善本室藏书志》卷12亦持此说。至正（1341—1368）为顺帝年号，“至正中”当指14世纪50年代中叶。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9章附合此议，区别仅在于把“至正中”改为“至正间”。这些看法与上引《岛夷志略》中“大佛山”条“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的日期显然不符，足见四库馆臣、丁丙和冯承钧均未细读《岛夷志略》。


    柔克义是最早注意到汪大渊的出洋时间问题的西方学者。他根据上引《岛夷志略》中“大佛山”的记载，认为汪大渊二次出海中的一次在1330年。（注：《通报》，1913年，第475页及以下。）此说显然较上引诸说胜出一筹。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柔克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测，汪大渊的第一次出洋事在1329年至1331年间，或1330年至1331年间；第二次航海事在1343年至1345年间。（注：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396—399页，附录13《伯希和记〈岛夷志略〉》，见第399页。）


    苏继庼是我国现代对《岛夷志略》作过详细研究的杰出学者。他对汪大渊两次出海的时间的推测与伯希和大致相近，第一次出洋在“公元1330年（元顺帝至顺元）”，归国在“公元1334年（元顺帝元统二）”夏秋间。（注：至顺为元文宗年号，非顺帝年号，这里苏继庼有误。）其第二次出洋在顺帝至元三年（1337），而归国在顺帝五年（1339）。（注：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10页。）


    综上所述，《岛夷志略》“大佛山”（位于今斯里兰卡）条中“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是一条极为重要资料。此条当出自汪大渊的海外笔记。至顺庚午即至顺元年（1330）。此年五月份以前仍沿用天历年号，称天历三年。足见汪大渊此次出洋必在五月改元之后，故在海外才可能使用刚改元的至顺年号。伯希和有关他首次出海在1329年之议未考虑此点，似嫌不足。对比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元使臣杨庭璧出使南亚，于正月启程，至三月因风阻停于今斯里兰卡，旅途花费三个月。如汪大渊亦以同样方式直航“大佛山”，则自福建启程约在1330年8月底。但8月正值夏秋相交之际，北风尚未起，福建海舶此时不可能出航南海，故并不能以此简单倒推。


    汪人渊自述他“少时尝附舶以浮于海”；张翥则补充说汪大渊“两附舶东西洋”均在“冠年”，足见其两次出洋均在青年时代。由是观之伯希和与苏继庼有关他第二次出海时间的上述推断，似有疑问。


    如上所述，前人对汪大渊出海外活动的研究集中在他出洋的时间上。本文拟集中讨论他出海的航路。

 一、《大德南海志》中的东洋

    五代、宋时航海地理学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产生了“东洋”和“西洋”的观念。“东洋”的名称可能与宋代的“东大洋海”有关。“东洋”的概念初见于元人陈大震所著《大德南海志》，分为“大东洋”与“小东洋”。


    《东西洋考》“文莱”条中提到，文莱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许多学者据此研究“东洋”与“西洋”的地理划分。“东洋”与“西洋”的地理范围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给研究者们增加了许多困难。但单从地名考订上下功夫，很难解释清这个问题。所幸张燮在《舟师考》中分别叙述了“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据此笔者推断，“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航线的根本不同：东洋与西洋的概念起源于从中国大陆出洋的航线。自宋代起，中国海船出洋前往今东南亚和北印度洋海区大体有两条航线，一是从大陆出发向东航行，经澎湖抵台湾，再沿台湾、菲律宾列岛、加里曼丹等西太平洋岛弧南下，是为东洋航线。二是沿大陆近海航行，过印支半岛，进入暹逻湾，是为西洋航线。（注：参见拙文《“东洋”与“西洋”的由来》，本书第1—19页。）香港学者陈佳荣在其论文《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中，对东西洋概念的来源有重要论述，笔者深受其益。他指出：南海的珊瑚礁“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是古代航海的高风险区，舟师皆知回避，故南海成为东西洋的天然分界。（注：载《走向海洋的中国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143页。）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海舶下番出洋只能在东洋与西洋两条航线中择取其一，汪大渊也不例外。以此点出发，可望对汪大渊两次出洋的经历重作探讨。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仍是上述《岛夷志略》“大佛山”条中有关“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卸帆于山下”的记载。前已述及，大佛山位于今斯里兰卡，属于“西洋”，故他第一次出洋是“下西洋”。由此观之，《岛夷志略》中有关“西洋”诸地的记载大多取之于此次出洋的记录。反之，汪大渊第二次出海乃赴“东洋”。


    至于元代“东洋”的范围，《大德南海志》卷7有明确记载：


    东洋：


    佛坭国管小东洋：麻里芦、麻叶、美昆、蒲端、苏录、沙胡重、哑陈、麻拿罗奴、文杜陵。


    单重布罗国管大东洋：论杜、三哑思、沙啰沟、塔不辛地、沙棚沟、涂离、遍奴忻、勿里心、王琶华、都芦辛、罗愇、西夷涂、质黎、故梅、讫丁银、呼芦漫头、琶设、故提、频底贤、孟嘉失、乌谭麻、苏华公、文鲁古、盟崖、盘檀。


    阇婆国管大东洋：孙条、陀杂、白花湾、淡墨、熙宁、啰心、重伽芦、不直干、陀达、蒲盘、布提、不者啰干、打工、琶离、故鸾、火山、地漫。（注：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卷，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于《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8册，第8431—8432页；《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广州史志丛刊，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91年，第47页。）


    从上述陈大震的描述来看，元代“东洋”包括佛坭、单重布罗与阇婆附近三大片海域及其附属岛屿。我国学者陈连庆对《大德南海志》中上述有关记载作过杰出的研究，惟其所引《南海志》原文有个别错字。（注：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载《文史》，第27辑，1986年。）


    先说《南海志》中的“小东洋”。小东洋中最强国为佛坭，即渤泥，指今文莱（brunei）及北加里曼丹岛东马来西亚所属沙巴、沙捞越诸地。麻里芦，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以为即今菲律宾马尼拉（man）的元代音译。麻叶，当为今菲律宾民都洛岛（mindoro）的古称mait的元代音译。美昆，陈连庆以为今地不详。浦端，陈连庆认为今地不详，当即今菲律宾棉兰老岛（mindanao）北部之武端（butuan）。苏录，即今菲律宾苏禄（sulu）群岛。沙胡重、哑陈两地，陈连庆认为今地不详。（注：此哑陈当非苏门答腊岛东北之哑陈。）麻拿罗奴，当位于今沙捞越境内。文杜陵，当指今印尼爪哇岛以东之马都拉岛（madoera）。由此可见，所谓“小东洋”乃指吕宋群岛、加里曼丹岛及其南的马都拉岛附近海域。


    次说“大东洋”。大东洋分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中最强国为单重布罗，即《诸蕃志》中的丹重布罗，陈连庆认为此乃爪哇人对加里曼丹的称呼tanjongpura的元代音译。查马来语tanjung意为岬、角，pura指巴厘教寺院。（注：《印尼语—英语辞典》（kamus indonesia-inggris），雅加达，1990年，第552、441页。）今加里曼丹岛东部仍有不少地名由tanjung构成，如tanjunhulu，tanjung buaya，tanjungredeb，tanjungbatu等。


    在单重布罗所管辖的下列诸地：论杜、三哑思、沙啰沟、塔不辛地、沙棚沟、涂离、遍奴忻、勿里心、王琶华、都芦辛、罗愇、西夷涂、质黎、故梅、讫丁银、呼芦漫头、琶设、故提、频底贤、孟嘉失、乌潭麻、苏华公、文鲁古、盟崖、盘檀中，陈连庆择其可识者勘同如下：罗愇，当系单重布罗西侧之港口；呼芦漫头，即《诸蕃志》中之呼卢曼头，今加里曼丹西南近海中卡里马塔群岛之古译。故提，即今加里曼丹东南部拉乌特岛ut）北部哥打巴鲁（kotabaru）一带。孟嘉失，即今印尼苏拉威西岛南端之望加锡之古译。苏华公，即《诸蕃志》中之沙华公，今加里曼丹岛东南之塞布库岛（sebuku）之古译。文鲁古，即《诸蕃志》之忽努孤，今印尼之马鲁古（maluku）群岛之古译。盘檀，即今印尼马鲁古群岛以南之班达（banda）群岛之元代音译。


    陈连庆的上述地名的考证应基本可信。由此观之，大东洋的第一部分乃指今加里曼丹岛南部、苏拉威西海以南至班达海之间海域。以海路观之，这一带诸番国多从今苏拉威西岛两侧的望加锡海峡、马鲁古海峡北上，进入苏拉威西海，再越苏禄海和巴拉望海峡，进入南海西侧，由此北上，经吕宋列岛抵台湾，再东行越台湾海峡，在我国大陆登岸。总之，“大东洋”的这一部分的居民系经加里曼丹岛东部海路与我国交往。


    再说大东洋的第二部分。此部分最强国为阇婆国，即爪哇。其辖下诸地孙条、陀杂、白花湾、淡墨、熙宁、啰心、重伽芦、不直干、陀达、蒲盘、布提、不者啰干、打工、琶离、故鸾、火山、地漫中，陈连庆择可识者作如下勘同：孙条，《诸蕃志》作孙他或新拖，爪哇岛西部，今译作巽他。熙宁，今译作谏义里（kediri），位于今印尼东爪哇省苏腊巴亚（surabaya，泗水）西南。重伽芦，即《诸蕃志》、《元史》中之戎牙路，位于今泗水。不直干，即《元史》中之八节涧，当为泗水之南之bekechak河口。不者啰干，即今北爪哇之北加浪岸（pekalongan）。琶离，即今爪哇以东之巴厘岛（bali）。地漫，《诸蕃志》译作底门，今帝汶。


    陈连庆的上述考证应亦基本可信。由上观之，大东洋的第二部分以爪哇岛为中心，向东延伸至帝汶。从航线的观点看，这—带诸番国应从爪哇岛北岸、经巽他海峡北上，沿加里曼丹北岸东行，经巴拉望群岛、吕宋诸岛、台湾抵中国大陆。总之，大东洋这一部分地区的居民系经加里曼丹岛西部、北部、沿南海西侧北上与中国联系。


    由上叙述可知，《大德南海志》提到的“东洋”主要指从台湾南下航行所经诸地：菲律宾诸岛、加里曼丹岛，加里曼丹岛以南、爪哇岛以东之西太平洋海域。其中之“小东洋”主要指今菲律宾诸岛和加里曼丹岛，由佛坭国（即孛泥，今文莱）管领。而“大东洋”主要指加里曼丹岛以南直至今澳洲之海域。“大东洋”又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包括今印尼马鲁古群岛、班达群岛以东诸地，西部主要是今印尼爪哇、巴厘诸岛。


    逆而言之，东洋诸番从我国大陆归回的航线（或我国海舶前往“东洋”的航线）是：先横渡今台湾海峡至流求（今台湾），以西太平洋岛弧的南部诸岛为导航的标志物，所以可形象地称此航线为“岛屿航线”。此航线先入“小东洋”：南下经吕宋诸岛、巴拉望群岛抵加里曼丹岛。此岛以南为“大东洋”。从“小东洋”进入“大东洋”有两条航线，一是从加里曼丹岛西部沿海进入“大东洋”的西南部，指今爪哇海和巴厘海。二是从加里曼丹岛与今菲律宾的巴拉望群岛之间的海峡穿过，进入苏禄海，再沿加里曼丹岛东部沿海南下，此即“大东洋”的东北部，即今之苏拉威西海、马鲁古海、班达海和佛罗勒斯海诸地。

 二、汪大渊的东洋之行

    《岛夷志略》描述了99个国家和地区。上述地名可以依照与《大德南海志》“东洋”和“西洋”各处地名的比定，分别划入“东洋”和“西洋”两大组。如我们试将《岛夷志略》中的99个地名顺序编号，并将其中属于“东洋”的地名按先后顺序排列，可得下列结果：


    （1）澎湖——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曾派水军6000征服其地。（注：《元史》卷210，《瑠球传》记载。）


    （2）琉球——今台湾。


    （3）三屿——位于今吕宋岛（luzon）。至元二十八年元军出征琉球（今台湾）时，军中有三屿人陈辉。（注：同上。）可见宋元时吕宋已有汉人。


    （4）麻逸——《大德南海志》作麻叶，今菲律宾民都洛岛（mindoro）。


    （14）麻里鲁——《大德南海志》作麻里芦，今菲律宾马尼拉（man）。


    （27）尖山——今巴拉望群岛（pwan）。


    （28）八节那间——即《大德南海志》中之不者啰干，今北爪哇之北加浪岸（pekalongan）。


    （31）渤泥——今文莱（brunei）及沙捞越（serawak）、沙巴（sabah）。


    （34）爪哇。


    （35）重伽罗——《大德南海志》作重伽芦，今地在东爪哇jang，即今东爪哇首府苏腊巴亚（surabaya，当地华人称泗水）。


    （37）文诞——《大德南海志》作盘檀，今班达（banda）群岛，位于今东经130度，南纬五度左右。


    （38）苏禄——今菲律宾苏禄（sulu）群岛。


    （40）苏门旁——今印尼马都拉（madura）岛南部港市三邦（sampang）。


    （43）毗舍耶——诸家皆认为为吕宋群岛中的美沙鄢（visayan）人的音译。苏继庼置之于今班乃群岛东南岸之哑陈（otan）。


    （45）蒲奔——今加里曼丹岛南部。


    （46）假里马达——即《大德南海志》中之呼芦漫头，《诸蕃志》中之呼卢曼头，今加里曼丹岛西南近海中之卡里马塔（karimata）群岛。


    （47）文老古——即《大德南海志》中之文鲁古，今印尼马鲁古（maluku）群岛。


    （48）古里地闷——即《大德南海志》之地漫，《诸蕃志》译作底门，今帝汶岛（timor）。汪大渊说，过去泉州之吴宅曾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那里贸易。在彼处因染病死亡达十之八九。至元二十八年元军兴师出征琉球（台湾）时，曾有“书生吴志斗上言”，自称“生长福建，熟知海道利病”。（注：《元史》卷210，《瑠球传》记载。）这位熟知航海的吴志斗可能与上述吴氏家族有关。汪大渊称此岛有12个码头，可见他曾乘舟绕行帝汶岛。帝汶南距澳洲大陆不远，故汪大渊可能听说过澳洲的情况。


    （58）勾栏山——此名亦见于《元史·史弼传》，《元史·爪哇传》作拘栏山，今加里曼丹岛西南之格兰岛（gm），位于今卡里马塔群岛东南。


    （88）万年港——即明代所称之毛文蜡、毛花腊，今文莱港。


    我们可将上述《岛夷志略》中的东洋地名分为3组：


    第一组。《岛夷志略》中最先提到的4个地名均属“东洋”：（1）澎湖、（2）琉球、（3）三屿和（4）麻逸。其排列顺序透露出汪大渊此次系从福建沿海（例如泉州）启程，其至“东洋”的基本航线为：横渡台湾海峡经澎湖至台湾，再向南航，经吕宋至民都洛。


    第二组。在（4）麻逸以后，汪大渊在其书中从（14）麻里鲁到（38）苏禄，先后提到了8个属于东洋的地方，其排列先后顺序大致勾勒出汪大渊从吕宋继续赴“东洋”其他地方并返回中国的大致航路：（14）麻里鲁、（27）尖山、（28）八节那间、（31）渤泥、（34）爪哇、（35）重伽罗、（37）文诞和（38）苏禄。即从马尼拉湾向南航行，沿巴拉望群岛而下，沿加里曼岛北岸的沙巴、文莱和沙捞越向西南航，越爪哇海至爪哇，再东行经巴厘海和班达海，至班达群岛（文诞），由此北航经苏禄归回。上述8个地名中，只有“八节那间”与“渤泥”的排列顺序与航向颠倒。此航线吕宋以南部分大致与《南海志》爪哇国所管大东洋相同。而其后一部分大致同于《南海志》中单重布罗国所管大东洋。


    在《东西洋考》的《舟师考》一节中有东洋针路，《顺风相送》中的“福建往琉球”、“泉州往勃泥即文莱”、“吕宋往文莱”及“文莱回吕宋”等的针路。《指南正法》中亦有“福州往琉球针”、“琉球回福州针”等，这些针路均为舟师世代航海的经验积累。汪大渊前往东洋时，应当即循类似针路而行。


    第三组。（40）苏门旁之后至书末，汪大渊又叙述了8个东洋地名，从航线的观点看，其排列顺序较为零乱：即（40）苏门旁、（43）毗舍耶、（45）蒲奔、（46）假里马达、（47）文老古、（48）古里地闷、（58）勾栏山及（88）万年港。这些部分可视为汪大渊对自己上述东洋之行记载的补充。


    其中（88）万年港、（46）假里马达和（58）勾栏山等3个地名补充了汪大渊自文莱赴爪哇的航程细节。而（40）苏门旁、文老古和古里地闷等地名的出现，透露出汪大渊在历经爪哇的八节那间、重伽罗之后，取道今马都拉岛（madura）南部继续东行，驶出《大德南海志》中爪哇国所管的大东洋区域，进入单重布罗国所管大东洋水域。其具体航线大致为：历巴厘（bali）岛、龙目岛（lumbok）、松巴哇岛（sumbawa），经松巴（sumbd）海峡、萨武海（sawu），抵达位于小巽他群岛的帝汶岛（timor，古里地闷），迫近澳洲大陆北岸。由此北经班达海中的班达（banda）岛，经马鲁古海归国。


    近一个世纪后郑和前往爪哇时，并未取上述东洋航路，而是与史弼、高兴所率元军征爪哇时一样，取道占城。


    以上所论多涉及宋元时福建泉州对外交往史事。此次会议所在地太仓浏河港在元代对外贸易亦已繁盛。明人王彝写有《泉州两义士传》，收于《王常宗集》续补遗内。该传提到元末泉州的两位海商孙天富、陈宝生曾下番至高句丽、爪哇、罗斛等国，在海外很有名声。俩人中至少陈宝生为海商世胄。顺帝朝末年，此二人已移居太仓。可见元代泉州海商与太仓有密切联系。王彝还提到过—位泉州海商朱道山，说他在元代“以宝货往来海上，务有信义，故海内外之为商者皆推焉以为师”。后来朱道山“首率群商”降附朱元璋，“入贡于朝”，受到明太祖的优遇。消息传到海外，番商纷纷驱舟“集于龙河，而远人之来得以望都城而瞻宫阙”。（注：《四库珍本三集》。参见陈高华：《元代泉州舶商》，载《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第429—431页。）龙河当即郑和时代南京宝船厂所在之龙江。足见明初海外交通乃承袭元时传统。


    ［统原载《郑和与海洋》，江苏省/南京郑和研究会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

 海图、针路与回回地理学

    <h2>一、中国海图和针路簿的海外地理观</h2>


    明初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跨进了一大步，《郑和航海图》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明以前中国舟师肯定已经使用海图，但未能流传下来。宋代文献中已经有“海外诸番图”的记载，但久已流失，难识其貌。元末已有“海道指南图”，但仅及国内和北洋沿海，未涉及东西洋远程航线。《郑和航海图》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水师海图。此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载明茅元仪的《武备志》卷240，《郑和航海图》为其略称。原图24页，包括序、地图、过洋牵星图等部分。


    明初永乐元年，派郑和等人赴海外为大规模下西洋作准备。郑和等人使用原先收集好的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进行实测校正。（注：《顺风相送·序言》，见向达校注本：《两种海道针经》，并见福建集美航海学校收藏的《宁波海州平阳石矿流水表》。）这些记载都说明，明代郑和大规模远航的基础，是宋元时代已经发展成熟的导航术。


    据学者研究，《郑和航海图》有以下几个特点：


    （1）涉及海区范围广阔，东起我国长江下游及东海、南海，东南至爪哇，西北至波斯湾忽鲁谟斯海峡和沙特阿拉伯红海之滨的吉达港，西南至东非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海地区，最南处达南纬4度左右，包括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域内的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和东非在内的广大地区，记录地名530多个。


    （2）海图不标经纬度，也没有一定的比例尺，以中国传统山水画地图的风格将辽阔的地域内的地名、景物，仿照“万里长江图”的形式自右至左地绘写在一字展开的长卷中。这是一种以移动的船舶为观测基点的绘图法，其上下左右并不表示固定的地理方位，但对航海者却相当实用与方便。


    （3）总体说来，全图是以对景实的图绘为主、文字叙述的航路指南为辅，但因航路地段不同，也有一些变化。在长江航区南京至太仓区段，因航向多变、陆标清楚，故以绘出两岸陆标为主；太仓至东南亚海区和印度沿岸海区，郑和舰队多取沿岸航行法，所以对陆标的描绘也相当详细，但相应的文字性航路指南大为增加，在主要航路上都注明了针位与更数及转向与目的港；在印度洋航区，多为远程跨洋航行，可参照陆标很少，所以只绘出一些典型的陆标，但在文字叙述中除航路针位以外，还记载了各处天文定位的数据。


    （4）航海图的航路指南除了记载了航向、针位以外，还记载了港口的水深、暗礁等资料；在陆标定位上，出现了利用三个陆标来确定航舶进港的方位的方法，这实际上是现代三点定位术的起源。针路不是两点之间直线航行的简单针法，而是航迹导航术，即从某一已知港启程，途中经过已知陆标不断变动针位，最后航达目的港；在一些风向与航向不一致的海域航行用针时，预先将风力影响的修正值计入，以保证航达目的港。这些都表明了我国明代航海技术所达到的水平。


    （5）在印度洋航区，特别是从苏门答剌海区往返横渡孟加拉湾、印度南端到阿拉伯半岛、经马尔代夫群岛往返阿拉伯海东非至印度西海岸两岸的航行，利用观察不同的星座来确定船的纬度，保证航向成为导航的主要参照手段之一。《郑和航海图》明确地记载了上述各航区的牵星数据，在中国航海史籍中为首创。（注：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第515—516页。）


    从地理方位学的角度看，在上述几个特点中，其第二个特点最为明显：海图不标经纬度，也无比例尺，将辽阔的地域内的地名、景物自右至左一字展开。这是一种以移动的船舶为观测基点的绘图法，其上下左右并不表示固定的地理方位。这种绘图法只能同舟师航海时的针路联系起来。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明清时期的一些舟师、海商世代传下来的航海通书。清《台海使槎录上》提到“舟子各洋皆有秘本，名曰洋更”。这类图书是民间航海家的导航图籍，具有极高的价值。现存明代各种文献中提到过不少这类书籍。例如《日本一鉴》提到的《针谱》，《指南正法》提到的《罗经针簿》，《东西洋考》提到的《航海针经》，《西洋朝贡典录》提到的《针位篇》，还有《渡海方程》、《四海指南》、《航海秘诀》、《航海全书》等。


    目前最常见的民间航海指南，是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两部手抄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这两部书都出自普通航海者之手，是劳动人民的自己的记录，毫无夸张之词，虽然书中带有一些迷信色彩，但客观地反映了明初到清代中叶中国与“东西洋”各地间的海上交往。（注：向达校注本，《两种海道针经》，第10页。）


    《顺风相送》的作者在其书的前言中说，他的著作本于周公的《指南之法》。《指南之法》大约是一部假托周公之名的航海针路书，作者说它“通自古今，流行久远”，其书“中有山形水势”，但传抄描绘有误，又迭经增减。可见至明代中叶尚存。《指南之法》是一部航海者必备的针簿，“行路难者有径可寻，有人可问。若行船难者则海水连接于天，虽有山屿，莫能识认。其正路全凭周公之法，罗经针簿为准。”但“古本年深破坏”，地名之“有无难以比对”。我们虽然不知道《指南之法》的具体内容，但作者说他将“南京直隶至太仓并夷邦巫里洋（注：“巫里洋”，即“南巫里洋”，指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至斯里兰卡之间的南孟加拉湾海域。）等处更数、针路、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攒写于后”，又提到“宝舟”、“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等语，可见《顺风相送》乃由汇录《指南之法》和郑海航海资料而成。


    这部书介绍了确定潮流、风向、潮水消长时期、用针法，福建至东西洋各地“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其中最远处为波斯湾的忽鲁谋斯），及福建地区往返东南亚，东南亚各港之间往返，东南亚各港往返南亚各港，南亚各港往返西亚各港，福建往返东洋的彭湖、吕宋、琉球各港，东洋各港之间往返的针路。实为了解西方人东来以前明代中国舟师导航术和当时亚洲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区航线的第一手资料。


    《指南正法》所记航线却与《顺风相送》有着明显的区别。《指南正法》中的中国前往外洋的起始港除了福建以外，还有广东、浙江，东洋航线的内容比较多，还增加了观星法，而西洋的航线范围明显比《顺风相送》少，只到东南亚为止。


    将《郑和航海图》与《顺风相送》、《指南正法》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古代中国舟师并不从正确的地理方位来把握海外地理，而是在航行过程中以游动的船为观察原点来记录自己所见的海外港口和其他地理坐标物。


    我国传统的天地观分“盖天”与“浑天”两说。“盖天”说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注：《晋书·天文志》。），就是说天穹像一口倒扣的锅，而大地如同横平竖直的棋局。《周髀算经》对“盖天”说又作进一步解释说：大地是每边长81万里的正方形，天顶的高度是八万里，向四周下垂，大地静止不动，日月星辰则随天穹旋转，“盖天”说虽详见于《晋书》，屈原在《天问》已对“盖天”说提出许多疑问，可见“盖天”说在中国久已有之。后来“盖天”说经过改进，又修定为“二次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复盘”，大地最高处是北极天垂线的垂足，天和地都是中间凸起的，其相互位置如同两个平行的拱面。（注：同上。）“二次盖天”说最精要之处，即认为大地是一个圆弧面。


    “浑天”说详见于东汉张衡的《浑天仪》。张衡提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弧居于内。天大地小，天表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包黄。”这里把宇宙比喻为鸡蛋，而大地则如同蛋黄。


    中国传统的导航术和丰富的海外地理知识，若能以科学地理学的原理提高，与上述“浑天说”结合起来，引导中国的世界地理进一步发展，并非不可能产生大地球形说。但古代中国地理学并未向这个方向发展，这就限制了中国人发展航海的能力。

 二、回回地圆说及其入华

    古希腊的地理学是建立在大地球形的基础之上的。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对大地球形说作了有力的论证。他认为球形是对称的、完美的，由于压力大地的组成块体将自然地落向中心，因而将大地压成球形。他指出在月食时，地球的阴影是圆形的。此外当观察点向南或向北移动相当距离后，会发现北极星出地高度有所变化。这些都证明大地是球形的。


    希腊学者厄拉多塞内斯（eratosthenes，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至前2世纪初）发现在夏至这一天正午时分，太阳恰好直射进塞恩（即今埃及阿斯旺）的一口井底，而在其之北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这一天正午时分测得太阳在天顶的仰角为圆周的l/50，即7度20分；而塞恩与阿斯旺两城的纬度差也恰为7度20分。于是厄拉多塞内斯断言，地球的周长相当于塞恩与亚历山大之间距离（5千希腊里）的50倍，即25万希腊里，相当于今39600公里。厄拉多塞内斯的天才方法所测得的地球周长，达到了相当高的精确度。


    大食人建立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后，许多学者努力学习并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科学。古希腊的大地球形说也为阿拉伯、波斯学者所接受，成为穆斯林科学的一部分。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领导的西征将蒙古国的疆域推至西亚，大批回回知识分子以一技之长成为蒙古贵族的僚属，随军来到汉地。元代最著名的回回科学家是不花剌（bukhara，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人札马剌丁（jamal al-din），他除了在汉地进行星历科学研究以外，还倡导并参与了编绘包括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以及元政府直辖地在内的整个元帝国地图的工作，是一位对促进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有很大贡献的人物。他的生平在汉籍中零星地保存在《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元史·百官志·回回司天监》、《元秘书监志》和许有壬《至正集》中。


    蒙古人征服西亚诸国后，极大地开阔了中原人的眼界，丰富了中国的地理知识。按元人自己的说法就是“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未闻”。“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注：汪大渊：《岛夷志·后序》，《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385页。）蒙古人建立地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后，绘制元帝国全图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札马剌丁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上奏：“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以为书以明一统。”札马剌丁计划在这部书中包括一幅元朝全图，把汉地的图与回回舆图拼接起来。元秘书监中原先就收有汉人传统的舆图四五十余种，又加上回回地区，即中亚、西亚异域图籍，确有条件绘制一幅从“日出处”（东方）直至“日没处”（西方）的地图。


    汉族传统上是采用方格法画图，回回人使用圆形地图，并接受了古希腊人的大地为球形的概念，双方差异很大，要把它们纳入一个体系，特别是纳入中国传统的方格体系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札马剌丁的地图没有传下来，但从1330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图》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收录了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许多地名可以推测此图的规模。


    《经世大典图》系一种方格图，按中国传统式样计里成方绘成。其方向与今日地图亦不同。现代地图之西北方，为《经世大典图》之南方；而现代地图之东南方，则为《经世大典图》之北方。换句话说，其方向与今日地图相较，逆时针旋转了约135度。其图东起沙州界，沙州之西的塔失八里（按，ta?bal?q，突厥语“石城”，即元代塔失所在地）和柯模里（qamul，哈密立，今之哈密）绘在元朝境内，察合台汗国在此图中称为“笃来帖木儿所封地”，伊利汗国称为“不赛因所封地，即驸马赛马尔罕之祖”，钦察汗国则称为“月祖伯所封地，即太祖长子术赤之后”。（注：从其中成吉思汗称为“太祖”，可知原图必为元代所绘。而“即驸马赛马尔罕之祖”，意即撒麻耳干帖木儿驸马之祖。此句必为明人所加。不赛因为旭烈兀后裔，帖木儿并非成吉思汗后裔，故不赛因不是帖木儿之祖。）


    全图东起河西走廊之沙州，北至锡尔河下游之毡的和伏尔加河中、下游之不里阿耳（bulghar），西北至阿罗思（russ，即俄罗斯的蒙古语读音orus的音译），西至的迷失吉（dimashq，即大马士革）和迷思耳（misr，即埃及），西南至八哈剌因（今波斯湾之巴林），南至天竺。共计包括了今中国西北，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5国，俄罗斯，高加索诸国，伊朗，伊拉克，埃及，波斯湾诸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这幅图覆盖地理范围之广是空前的，在中国古代制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反映了随着元代中、西交通的扩展，中国人地理知识的飞速扩大。


    《元史》卷63《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收有元代西北三藩的地名，少数地名之后有简短的说明，说明文字偏重于元代历史。其中察合台汗国的地名37个，附于笃来帖木儿汗名下；钦察汗国的地名共10个，附于月祖伯汗（即月即别）名下；伊利汗国的地名45个，附于不赛因汗名下。将《西北地附录》与《经世大典图》相核对可以发现，明人编修《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时，所利用的就是《经世大典图》的稿子。


    编修《经世大典图》的汉、回回地理学家们肯定仔细地钻研过以希腊地圆说为基础的回回地理学与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异同。在至元四年（1267），札马剌丁建造了七种“西域仪象”，其中第六种称为“苦来·亦·阿儿子”，《元史·天文志》记曰：“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注：《元史》卷48《天文志·西域仪象》，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99页。）


    “苦来·亦·阿儿子”，为阿拉伯语kurah arz的波斯语读法kura-i arz的元代汉语音译，意为“地球”。其中“苦来”（kura），意为“球、苍穹”，即《元秘书监志》卷7所列之回回图书中之“兀速剌八个窟勒小浑天图”（或为“兀速剌八·窟勒”［ustub kurah］，意为“球形星盘”之讹）中的“窟勒”。“亦”（-i）为波斯语“耶扎菲”结构，表示属格意义。“苦来·亦”（kura-i），此言“……的球”。“阿儿子”（arz），意为“陆地、土地、国家”。


    元代尚无“地球仪”之称呼，故译为“地理志”。这个地球仪以木制成，当时已经知道地球上水与陆地大致为7：3之比。此地球仪上将陆地以绿色标出，将海洋绘为白色，还绘出经纬线和江河湖海。绘制时以一定的比例尺表示“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可见与现代地球仪相去不远。


    元代大量收藏在官府的回回科学书籍普通百姓并无机会接近。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收元廷府藏席卷而至集庆（南京）。明太祖理政之暇，浏览元廷藏书时发现，其中有数百种西域图书，字异言殊，无法阅读。遂召回回属臣马沙亦黑等人次第译之。洪武年间刊行于世，其中有一部即为《回回天文书》，此书第一类第十五门《说三合宫分主星》提到：“但是有人烟、生物之外，亦分作四分。从中道上纬度往北分起，至纬度六十六度处止。经度自东海边至西海边，一百八十度。经、纬度取中处：纬度三十三度，经度九十度。东西南北共分为四分。但是地方纬度三十三度以下、经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属东南；若纬度三十三度以下、经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属西南；若纬度三十三度以上、经度九十度以下者，此一分属东北；若纬度三十三度之上，经度九十度之上者，此一分属西北。”（注：《回回天文书》，明洪武十六年内府刻本，涵芬楼秘籍景印，上册，页22a。）


    “中道”，即赤道。这里就是说，以赤道为南限、北纬66度为北限，自西太平洋的东海之滨至大西洋的西海之滨的欧亚非三大陆分为180经度。取北纬33度和经线90度为坐标原点（其位置当位于今西藏奇林湖一带），分为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四片。这部回回著作的译本向汉地学者介绍了希腊地理学的经纬度学说，及欧、亚、非旧大陆赤道以北区域的地理划分。


    《回回天文书》虽然译成了汉文，但其有关世界地理的观点并未引起当时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与此相反，穆斯林科学在入华的回回人心目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少数勤于钻研的回回学者在研习伊斯兰教的同时，也接受了大地球形说。今能见到的是清康熙年回族学者刘智在其著作《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中对地圆说的阐述。他在《天方性理》中说：“地者……其体浑圆而位于空中之中央，周九万里。”这是说他意识到大地悬在宇宙之中，其形如球。他还知道地球的周长。


    在《天方典礼》中，他又引述《天方舆地经》曰：“地为圆体如球，乃水、土而成。其土之现于水面而为地者，盖球面四分之一也。……又自东至西作一直线，距南北极等，为地经中线。”刘智进一步给出陆地与水分别占据地球表面面积的比例。至于赤道，刘智译为“地经中线”。


    上述《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两书所反映的并不是刘智本人的创见。刘智在《天方典礼》就明言他引述的一部称为《天方舆地经》的记载。查考刘智的两部著作，可发现刘智共列出参考书目80余种，其中属穆斯林地理著作的有如下几种：


    《查米尔·必剌地》，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之第27种，应为阿拉伯文jami’al-bd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诸国全集”。刘智意译为《天下方域》。其中“查米尔”（jami’），意为“集、汇集”；“必剌地”（al-bd），意为“地区、方域”。


    《海亚土·额噶林》，名见《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两书所列参考书目第28、43种，应为阿拉伯文书名hay’at aqalim之清代汉语音译，意为“诸国形象”。其中“海亚土”（hay’at），此言“形象、形状、天文学”；“额噶林”（aqalim）为“国家、地区”（aqlim）之复数。刘智意译作《七洲形胜》。“七洲”，是以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为代表的古代西方学者对当时所了解的世界的区划，指东半球从赤道到北极间的地区，也即今非洲埃塞俄比亚以北地区和欧、亚大陆而言，阿拉伯人接受了这一学说。刘智在《天方性理》卷2中，具体地引述丁阿拉伯人所谓七洲的名称：阿而壁（阿拉伯）、法而西（波斯）、偶日巴（欧罗巴）、赤尼（中国）、细尔洋（叙利亚）、欣都斯唐（印度）和锁当（苏丹）。


    《默拿集理·必剌地》，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8种，应为阿拉伯文书名manazil al-bd“诸国站途”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默拿集理”（manazil），意为“站、停留处”；“必剌地”，意为“地区、方域”。刘智意译为《坤舆考略》。


    《哲罕·打尼识》，名见《天方性理》所列参考书目第22种，应为波斯文书名jahan danish“世界之知识”之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哲罕”（jahan），意为“世界”，明《回回馆杂字·地理门》有“者哈恩”（jahan），旁译“世”，即此字；“打尼识”（danish），波斯语，此言“知识、学识”。刘智意译为《环宇述解》。这应是一部阿拉伯文著作的波斯文译本。


    回回人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对伊斯兰教起源地的地理特别注意。刘智《天方典礼》所列参考书目第38种《克尔白·拿默》，此名应为波斯文书名ka’aba nama“天方志”的清代汉语音译。其中“克尔白”（ka’aba），意为“天方、四方形建筑物”，又特指天房；“拿默”（nama），此言“笔记”、“信”、“志”。刘智意译为《天房志》。此书与刘智在《天方典礼》中引述的《天方舆地经》是否为同一部书尚有待研究。


    刘智生活的时代虽然晚于郑和，他所使用的上述穆斯林地理著作，元、明两代应当已在回回学者中流传。元、明熟读波斯文、阿拉伯文地理的回回学者中的杰出者显然知道大地球形说，刘智不过是他们的继承者而已。


    西亚穆斯林学者虽然接受了大地球形说，但西亚穆斯林诸国当时经济长期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使西亚穆斯林地理学界未能在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的基础上继续向前突破。郑和本人是穆斯林。其船队中亦有回回人充任通事等职，他在远航时理当对穆斯林地理学有所注意。但《郑和航海图》和其他针路一类书籍的发现，证明郑和船队在导航时所依据的主要仍是中国传统的海外地理学。


    中国古代航海虽然发达，但中西海外地理观之间的根本差异，却决定了“地理大发现”这样的划时代的科学贡献却是由欧洲来完成。

 楞严寺本《大唐西域记》有关锡兰山之战记载的史源研究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领导的军事远征创造了疆域空前的蒙元帝国。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蒙哥登极以后，拖雷家族控制了帝国最富庶的土地，即位于东亚大陆的元朝本土与立国于西亚的伊利汗国。由于元朝统治者与伊利汗国血缘相近，双方往来最为密切。两国之间除通过传统的陆路往来外，海路交通因之大兴。在依靠自然动力——主要是季风——航海的时代，海路交通有很强的季节性。换而言之，每年冬初西北风起时，是海舶从中国沿海启程的时间。而初春时节西北风止时，海船必须择地停船候风。


    从地理上看，南亚次大陆插入海中，将印度洋分为东西两部分。其南端与锡兰岛（今斯里兰卡）是季风航海时代东西亚之间天然的中继站。次大陆南端与锡兰山在古代东西海路交通中的地位，在《元史》中有明确的记载。元代居于印度次大陆南端东海岸的是马八儿国（即西洋），西海岸的是俱蓝，即明代之古里。《元史》记载：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其国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日可到，比余国最大。至元十八年，元使杨廷璧奉诏出使俱蓝，“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郑震等以阻风乏粮，劝往马八儿，或可假陆路以达俱蓝国，从之。四月，至马八儿国新村马头，登岸。”（注：《元史》卷208《马八儿等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669页。）杨廷璧使团一行正月从福建泉州启程，至三月西北风尽，抵僧伽耶山，无法继续航行。这里提到的僧伽耶山，即锡兰山。


    锡兰山在东西海路交通上地重要地位在明代依旧，是郑和下西洋时宝船队的主要停靠地之一。明与锡兰山的交往中有两件大事最为引人注目。其一为郑和代表明政府向锡兰佛教寺院布施，其二为郑和率领的舰队与锡兰发生冲突，郑和率水军陆战，攻入锡兰都城，俘其国主而归。有关郑和向锡兰寺院布施之事，详见于锡兰山碑。此碑为汉、回回（波斯）与泰米尔三种文字合璧之碑，其汉文碑文由向达教授刊布。

 一、值得注意的楞严寺刻本

    有关郑和对锡兰用兵之事，明代多数史料记载十分简略，惟嘉兴刊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记载特详。此本郑鹤声、郑一钧父子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时曾经使用，称为“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注：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增编本，中册，海洋出版社，2005年，北京，第931页。）此书的原刊本与增编本的正文之前未有文献介绍，书末亦均未附有文献目录，不便读者查核。经查，郑氏父子《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所用者，即1955年由中国古籍刊行社据“中国佛教协会所藏明嘉兴藏本”影印刊行的版本。此本在季羡林教授组织校注的《大唐西域记》中，称为“径山本”，或“嘉兴藏本”。（注：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44页。）


    该社在出版前言中特别指出：“书中卷十一第七叶后面第九行‘僧伽罗国’起，至同卷第九叶前面第六行‘作无量功德’止，这一段是明藏新加的，疑是注文插入，请读者注意。”郑氏父子正是发现这段“明藏新加”的内容与郑和有关，摘入其书。查该刊本只有在卷12末的附言中说明了刊行时间：“嘉兴府楞严寺经坊余赀刻此《大唐西域记》十一、十二卷，计字二万四百八十，该银十两二钱四分。丙戍年季春般若堂议。”故全书木版并非一次刻成。其卷1至卷10的刻版时间，今已无从查考。可知者为其最后两卷，即卷11与卷12刻于丙戍年。大概正是这个缘故，前人均只称其为“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是一部唐代史料，因为嘉兴楞严寺明刻第11、12两卷混入有关郑和的资料，而成为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史料。本文以“《大唐西域记》明嘉兴府楞严寺刊本”称之，就是因为这一点。


    至于书后述刊刻之“丙戍”年是哪一年的问题，查明代有4个丙戍年，分别为永乐四年（1406）；成化二年（1466）；嘉靖五年（1526）；与万历十四年（1586）。


    其中永乐四年（1406），郑和尚在首次出海途中，不可能叙述明与锡兰山永乐三年（1405）至永乐九年（1411）事件的原委。故可排除。值得注意在是，书末附记提到“计字二万四百八十，该银十两二钱四分”的文字，表明刻工耗资以银计算，这说明刊刻此书时，已经是以白银作为流通手段的时代。


    万明教授对于明代白银流通的问题，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查《大明会典》中只有“钞法”、“钱法”，并无“银法”，可见明朝的法定货币首先是铜钱，继之是宝钞，而白银则禁止流通。朱元璋尚为吴王时，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已开始铸造大中通宝钱，分大小五等。（注：《明太祖实录》卷14，甲辰四月壬戊。）洪武元年（1368）三月，明太祖命户部与行省铸造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注：《明太祖实录》卷31，洪武元年三月辛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年影印本。下引实录均出此本，不另注。）洪武八年（1375）起，明朝开始按元代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作为法定货币。关于改行纸币的原因，《明太祖实录》说实行铜钱有三不便，一是需要大量的铜，且“鼓铸甚劳”；二是民间盗铸铜钱；三是铜钱重，不利于远距离交易。（注：《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大明宝钞通行之初，铜钱仍并行使用。“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的规定，说明金银当是禁止进入流通领域，但“每钞一贯，准铜钱一千，银一两”（注：同上。）的比价，又说明白银的价值仍然是被社会承认的。此时的白银，不能用于交易，只能从国家换取宝钞，且有违法者治罪、告发者给赏的法律规定。（注：《明会典》卷31《钞法》，万有文库本。以上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39页。）


    但是，到了明后期，白银通行于全社会，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对于这样一个价值尺度依据的巨大变化，不少人以《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的记载为根，认为是行用白银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但万明教授通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中427件契约使用通货情况的分析，发现白银的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成（化）、弘（治）以后才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其中，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到了嘉靖年间，这一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注：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载《河北学刊》，第24卷第3期，2004年5月，第145页。）


    这说明，第二个丙戍年，即成化二年（1466）亦可排除。由此可知，“楞严寺”本当载明中期以后，或刻于嘉靖五年（1526），或载万历十四年（1586）。

 二、楞严寺刊本有关锡兰山之战的记载

    为便于研究，兹录写上述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的内容如下：


    僧伽罗国，古之师子国，又曰无忧国，即南印度。其地多奇宝，又名曰宝渚。昔释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罗，诸德兼备，国人推尊为王，故国亦以僧伽罗为号也。以大神通力，破大铁城，灭罗刹女，拯恤危难。于是建都筑邑，化导是方，宣流正教，示寂留牙，在于兹土。金刚坚固，历劫不坏，宝光遥烛，如星粲空，如月炫宵，如太阳丽昼。凡有祷禳，应答如响。国有凶荒灾异，精意恳祈，灵禅随至。今之锡兰山，即古之僧伽罗国也。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饰以众宝，晖光赫奕，累世相承，敬礼不衰。今国王阿烈苦柰儿，锁里人也。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縻恤国人，亵慢佛牙。大明永乐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监郑和奉香药往（注：郑鹤声、郑一钧“药往”二字误读为“华经”，见二氏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增编本，中册，第931页。）诣彼国供养。郑和劝国王阿烈苦奈儿敬崇佛教，远离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郑和知其谋，遂去。后复遣郑和往赐诸番，并赐锡兰山国王，王益慢不恭，欲图害使者。用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会其下预泄其机，郑和等觉。亟回舟，路已阻绝。潜遣人出舟师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间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与其国内番兵，四面来攻，合围数重，攻战六日。和等执其王，凌晨开门，伐木取道，且战且行，凡二十余里，抵暮始达舟。当就礼请佛牙至舟，灵验非常，光彩照耀，如前所云。訇延震惊，远见隐避。历涉巨海，凡数十万里。风涛不惊，如履平地。狞龙恶鱼，纷出乎前，怡不为害。舟中之人，皆安稳快乐。永乐九年七月初九日至京师。皇帝命于皇城内庄严旃檀金刚宝座贮之。式修供养，利益有情，祈福民庶，作无量功德。

 三、明成祖致哈立麻喇嘛敕书及与楞严寺刻本《大唐西域记》相应内容之比较

    上述史料中有关郑和在僧伽罗国用兵的记载，究竟可靠与否，其史源何在，一直未见学者论及。


    明永乐初明成祖邀请吐蕃黄教喇嘛哈立麻在南京灵谷寺为明太祖祈福做佛事。佛事完毕后，哈立麻虽归吐蕃，但仍然与明廷保持联系。双方往来的书信至今保存在西藏布达拉宫中。宋伯胤先生在其论文《明朝中央政权致西藏地方诰敕》一文中，曾著录明成祖致哈立麻喇嘛敕书数则，其中有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初十日明成祖致哈立麻喇嘛敕书。此敕书为纸质，墨书。（注：《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纸本，墨书，原藏布达拉宫）。此研究资料系骆爱丽博士在做博士论文时寻得并见示，谨此志谢。）明成祖在此敕书中，向哈立麻喇嘛通报了郑和在锡兰山发生军事冲突之事。经对比发现，敕书所记郑和之事，与上述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的相应内容基本相同。


    今将明成祖敕书全文照录如下，并将“僧伽罗国”条的内容中与明成祖敕书相同的部分录于敕书相应段落之下（为便于上述两种史料对比，敕书内容为仿宋字，“僧伽罗国”条的史文为黑体，“僧伽罗国”条中不同于敕书相应段落的地方标为楷体）。


    大明皇帝致书


    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慈善普


    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


    自在佛：朕尝静夜端坐宫殿，


    见圆光数枚，如虚空月，如大明镜，朗然洞澈。内一大


    圆光，现菩提宝树，


    种种妙花，枝柯交映，中现释迦牟尼


    佛像，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瞻视逾时，


    愈加显耀心生，欢


    佛法兴隆，阴诩


    皇度，贶兹灵异，亦


    如来摄取受功至，有是嘉徽。乃命工用黄金范为所见之


    像，灌顶大国师


    班月藏卜等公布祝庆赞。朕襄闻僧


    僧


    伽罗国，古之师子国，又曰无忧国，即南印度。


    伽罗国，古之师子国，又曰无忧国，即南印度。


    其地多奇宝，又名曰宝渚，今之锡


    其地多奇宝，又名曰宝渚。昔释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罗，诸德兼备，国人推尊为王，故国亦以僧伽罗为号也。以大神通力，破大铁城，灭罗刹女，拯恤危难。于是建都筑邑，化导是方，宣流正教，示寂留牙，在于兹土。金刚坚固，历劫不坏，宝光遥烛，如如星粲空，如月炫宵，如太阳丽昼。凡有祷禳，应答如响。国有凶荒灾异，精意恳祈，灵禅随至。今之锡


    兰山是也。其地有佛牙，累世敬祀


    兰山，即古之僧伽罗国也。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饰以众宝，晖光赫奕，累世相承，敬礼


    不衰。前遣中使太监郑和奉


    不衰。


    香花往诣彼国供养。（注：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卷11《僧伽罗国》条以下有语“大明永乐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监奉香华药往彼国供养”。）其国王阿烈苦奈儿，锁里人也。崇


    今国王阿烈苦柰儿，锁里人也。崇


    礼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


    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


    悖，靡恤国人，亵谩佛牙。太监郑和劝其敬崇佛教，远


    悖，縻恤国人，亵慢佛牙。大明永乐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监奉香药往诣彼国供养。郑和劝国王阿烈苦奈儿敬崇佛教，远


    离外道。王怒，即欲谋害。使臣郑和知其谋，遂去。后


    离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郑和知其谋，遂去。后


    复遣郑和往次诸番，并赐锡兰山王。王益慢不恭，欲


    复遣郑和往赐诸番，并赐锡兰山国王，王益慢不恭，欲


    图害使者。发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会其


    图害使者。用兵五万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会其


    下泄其机，和等觉。亟日舟路已厄绝，□遣人出舟师


    下泄其机，郑和等觉。亟回舟，路已阻绝。潜遣人出舟师


    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间返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


    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间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


    舟番兵，乃与其国


    舟番兵，乃与其国


    内番兵，四面来攻，合围数重，攻战六日。和等执其


    内番兵，四面来攻，合围数重，攻战六日。和等执其


    王，凌晨开门，伐木取道，且战且行，凡二十余里，抵


    王，凌晨开门，伐木取道，且战且行，凡二十余里，抵


    暮始达舟。当就礼请佛牙至舟，夷异非常，宝光遥烛


    暮始达舟。当就礼请佛牙至舟，灵验非常，光彩照耀


    如星粲空，如月炫宵，如太阳丽昼。訇延震惊，远见隐


    如前所云。訇延震惊，远见隐


    避。历涉巨海，凡数十万里。风涛不惊，如履平地。狩


    避。历涉巨海，凡数十万里。风涛不惊，如履平地。狞


    龙恶鱼，纷出乎前，怡不为害。舟中之人，皆安稳快


    龙恶鱼，纷出乎前，怡不为害。舟中之人，皆安稳快


    乐。永乐九年七月九日至京，考求礼请佛牙之日，正朕所见


    乐。永乐九年七月初九日至京师。


    圆光佛像之日也。遂命工庄严旃檀金刚宝座，以贮佛牙。


    皇帝命于皇城内庄严旃檀金刚宝座贮之。


    于是城内式修供养，□□□□，祈福民庶，作无量功德。


    式修供养，利益有情，祈福民庶，作无量功德。


    今特遣内侯显等致所铸黄金佛像于如来，以此无量之


    因，用作众生之果，吉祥如意，


    如其亮之。


    永乐十一年二月初十日。


    上述对比的结果显示，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有关郑和在锡兰山用兵的资料，当出于明成祖敕书，或两者具有共同的史源。

 四、锡兰山布施碑

    郑和等率船队第二次出洋路过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时，曾对当地佛寺布施，并立有碑记。郑和立碑石之事，虽不见《明实录》提及，但明人严从简记载，“永乐七年（1409），中使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赉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其寺。”（注：《殊域周咨录》卷9，“锡兰山”条，余思黎点校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312页。）虽未明确提及立碑之事，但足见明人知郑和布施之事。


    郑和及其船队在15世纪上半叶横行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域几达三十年，但至今遗留海外直接事关其航行的文物却不多。今东南亚各国所有者无非一些纪念性建筑或与后人传说有关之物。据文献记载，郑和在远航途中曾于海外他处立碑，但今多数不知所终，存者仅有锡兰山碑。故此碑成为研究郑和海外活动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按国外学术界的说法，锡兰山碑乃由工程师托马林（h.f.tomalin）先生于1911年发现于斯里兰卡南部港口伽勒（galle）（注：伽勒位于今斯里兰卡南部之南方省（southern province），距该国最南端城市马塔拉（matara）不远，位于该城以东约45公里处。从伽勒沿斯里兰卡西南海岸向北行约116公里，便达该国首都科伦坡（colombo）。）的一个靠近克里帕路（cripps road）的一条管路（culvert）之中。（注：此碑发现经过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刊》（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a.s）第1914年号。据伯希和《郑和及其旅行补考》（“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tcheng houo et sures voyages”，载《通报》，第3—4期，1935年），此碑文由perera首次刊在spolia zenica上。沙畹（e.chavannes）在1915年的《通报》上著文介绍此碑。见陈得芝：《关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问题》，载《郑和与海洋》，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在今日伽勒尚有一个市政行政区（municipal ward）和一全次级邮政所（sub-post office），在僧伽罗语（sinhal）中被称为cheena koratuwa，其意为“中国码头”。（注：参见索玛斯里·戴文德拉：《有关斯里兰卡阿拉伯字记录的新资料》，收于《斯里兰卡与海上丝路》（somasiri devendra，“new light on some arabic lithic records in srinka，”in srinka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eds.by sendake bandaranyake，lorna dewaraja，k.d.g.wimratne，the srinka nationalmission for uesco and the central cultural fund，colombo，1990），第217—219页。）


    但实际上，在工程师托马林之前，此碑似已有中国人提及。据清王韬《漫游随录》记载，在他游历锡兰时，借当地土人导游，入一小寺，寺中有卧佛，并说“明永乐年间，太临监郑和曾赉法器、宝幡，布施寺中。……华人来此者，当以郑和为能副其职，俾国威远施于域外。嗣后华人亦几绝迹矣”。（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轶；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89年）已引述，见下册第88—89页。）王韬虽未直接提及此碑，但他在描述自己参观当地一所卧佛寺时突然提到郑和布施之事，证明他曾亲见此碑。他还提到，在郑和以后，曾不断有华人来此地参观，瞻仰郑和遗迹。这说明此碑历数百年，一直未为人遗忘，当地人不但知道，且不断引领来访华人参观。清黄遵宪在其《人境庐诗草》中一首《锡兰岛卧佛》诗中亦提及郑和。（注：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页89。）足见直至他出洋至锡兰时，尚知郑和当时就在此寺中或此寺附近立碑。


    20世纪上半叶向达先生在伦敦搜求资料时，见此碑拓片。（注：《文哲季刊》第4卷所收王古鲁译《郑和西征考》录有此碑汉字碑文。兹据金云铭：《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证》，原载《福建文化》，第5卷，第26期，1937年11月；此文收于《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见第153页注17。）冯承钧先生在校注《星槎胜览》时曾提及其文。1959年向达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其校注之《西洋番国志》时，“第一次根据拓本著录”锡兰山碑汉文铭文。向达先生刊布上述铭文后，国内学者首次了解郑和此次在锡兰出使时的活动细节。但向先生未严格按原碑逐行刊布碑文，且未提及此碑乃以汉、波斯与泰米尔（tamil）三种文字刻成，是为憾事。此碑现存斯里兰卡科伦坡国立博物馆。笔者参加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时，曾于1990冬造访该博物馆，并亲见此碑。当时虽然拍照存留，但未能制作拓片，无法直接使用。此后国内多人曾访问该馆，国内各种出版社中亦数度刊出此碑照片，惜均未附有拓片。是故国内学界至今未能见碑文全貌。


    笔者参加海上丝路考察时，曾获帕拉纳维塔纳（s.paranavitana）1933年发表的论文（注：帕拉纳维塔纳：《伽勒三种文字石板上的泰米尔文铭文》，载《锡兰碑铭》（s.paranavitana，“the tamil inscription on the galle trilinugal b，”in epigraphia zenica，vol.3，no.36，1933，pp.331-341）。兹据上引索玛斯里·戴文德拉著《有关斯里兰卡阿拉伯字记录的新资料》。），其中有关于此碑的描述（详后）。有关此碑汉文碑文最新的研究是德国学者依法·纳格勒长篇论文《出自伽勒的三种文字石碑上的汉文铭文之再研究》，载于氏著《古代鲁哈纳——斯里兰卡—德国考古队在南方省的工作》。（注：eva nagel，“the chinese inscription in the trilingual bstone from galle reconsidered，”ancient ruhuna：srinka-german archeological project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vol.i，ed.h.-j.weisshaar，h.roth&w.wijeyap，veg phillp von zabern，mainz am rhein，2001，pp.385-467.此文承德国慕尼黑大学普塔克教授赐知，并由研究生陆烨代为复制，谨志谢意。）文中包括了此碑发现史，形制描述，碑文释读，前人释读，包括拜克毫斯（backhouse）、山本达郎（yama moto）及向达，汉文碑文的校正文本，背景研究，包括中古时斯里兰卡的碑铭、明初中国的碑铭及各种附录材料。


    依法·纳格勒在其论文的碑文释读一章中，公布了该碑的汉文部分的照片，但其清晰度欠佳。其文中的附录一，逐行比对了拜克毫斯、山本达郎与向达的录文，使我们有机会了解此碑文的基本情况。今以据依法·纳格勒公布的资料，逐行全文登录向达教授录文（录文前的阿拉伯数字为原碑行数），在此基础上，凡其他二氏释读有重要差异者，据依法·纳格勒提供的资料在脚注中说明：


    1.大明


    2.皇帝遗太监郑和、王贵通（注：拜克毫斯读为“王清濂”。）等昭告于


    3.佛世尊曰.仰惟（注：拜克毫斯读为“维”。）慈尊，圆明广大，道臻（注：拜克毫斯读为“德”。）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河沙（注：山本达郎倒写为“沙河”。依法·纳格勒疑为“何忍”。），悉（注：拜克毫斯读为“约”。依法·纳格勒疑为“征”。）归弘化（注：依法·纳格勒读为“花”。），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注：拜克毫斯读为“信”。）言梵


    4.刹，灵感（注：拜克毫斯读为“应”。）翕遵彰。比者遗使诏谕诸番，海道之（注：此字拜克毫斯与山本达郎均未读出。依法·纳格勒疑为“遐”。）开，深（注：依法·纳格勒疑为“洽”。）赖（注：拜克毫斯读为“颐”。）慈佑（注：拜克毫斯读为“祐”。），人舟安（注：“舟安”拜克毫斯读为“无灾”。）利（注：拜克毫斯读为“劫”。），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注：向达先生所刊布的标点文本此处金银与织金之间不点断。按下文再次提到“织金紵丝宝旛”，并在此前提及金钱及银钱，可见金银与织金之间应当点断。）织金紵丝（注：“紵丝”拜克毫斯读为“丝綵”。）宝旛、


    5.香炉、花瓶、紵（注：拜克毫斯读为“綵”。）丝、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


    6.世尊鉴之。


    7.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等（注：拜克毫斯读为“立”。）寺（注：拜克毫斯读为“座”。）供养。


    8.金壹仟钱、银伍仟钱，各色紵（注：拜克毫斯读为“绵”。）丝（注：依法·纳格勒疑为“紵”。）伍拾疋、各色绢伍拾疋、织金紵（注：拜克毫斯读为“綵”。）丝宝旛肆对，内（注：拜克毫斯读为“纳”，依法·纳格勒同意。）红贰对、黄壹对、青壹对，


    9.古铜香炉伍对（注：拜克毫斯与山本达郎均读为“个”，依法·纳格勒同意。）、戗金座全（注：拜克毫斯读为“金”。依法·纳格勒未对此读法差异发表意见。）古铜花瓶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烛台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灯盏伍个、戗金座全（注：拜克毫斯读为“金”。）


    10.硃红漆戗金香盒伍个、金莲花陆（注：山本达郎读为“伍”。）对、香油贰仟伍佰觔、腊烛壹拾对、檀香壹拾炷。


    11.时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注：诸家均读为二，但依法·纳格勒读为三。）月甲戍朔日谨施。（注：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50页；上引依法·纳格勒论文，第437—438页。）


    据前述帕拉纳维塔纳1933年发表的论文，此石碑长144.78厘米（4呎9吋），宽76.2厘米（2呎6吋），厚12.7厘米（5吋）。其顶部雕有两龙，互相对视。汉文铭文所占幅面长106.68厘米（3呎8吋），宽25.4厘米（10吋）；泰米尔文幅面为长53.34厘米（1呎9吋），宽39.37厘米（1呎3吋半）；波斯文所占幅面为长48.26厘米（1呎7吋），宽38.4厘米（1呎4吋）。铭文四周饰有花纹。


    上述依法·纳格勒论文附录二，抄录了科伦坡国家博士馆有关此碑的各项数据与资料：


    材质：灰绿色石，微发黑色（风化严重），绿白长石，石英不能确认，颗粒质感不规则，1—3毫米（闪长石或粗面岩）。


    尺寸：高144厘米（不规则，142—145厘米），宽77厘米（不规则，75.3—77.8厘米），厚12厘米（变动范围：左基部至碑顶：13—11.5厘米，右基部至碑顶：13.5—12.5厘米）


    形制：长方型，顶部两角弧形，两加均有饰纹，背面磨光。


    装饰：碑顶区：高23厘米，角园，从两角装饰开始厚度减薄，7厘米（左）—7.5厘米（右）。两龙相向，带角，尾部相绞，戏空中之球（第439页）。

 五、锡兰山布施与锡兰山之战的关系

    按此铭文，此碑于永乐七年（1409）春在中国刻成，两年后立于伽勒。其波斯文铭文虽损坏严重，但在提及所赠礼品的部分仍然依稀可辨，言明布施是“为了伊斯兰之光”（to the light of im）。泰米尔文碑文也遵循同样的格式，而布施的受益人是tenavarai nayanar神。帕拉纳维塔纳认为就是印度教的devundra deviyo。


    此事既明，则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研究记载郑和向锡兰山寺院布施的锡兰山碑。锡兰山的三种文字碑铭并非在当地制成。据上引严从简记载，向锡兰山寺院布施之事乃是出航前已决定之事。而据上引向达教授所录锡兰山碑汉文碑文可知，锡兰山碑是明成祖御制之碑。由于择石，镌刻铭文与纹饰（包括碑顶之双龙相对雕像）需较长时间，不可能在郑和停泊锡兰山期间完成，而只能是郑和出航前已经依照明成祖旨意制碑。故此三种文字合璧碑也是出航之前已经准备好了的，并在出航前装船，然后运至锡兰山立石。制碑与装船的地点应当就在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今南京东郊汤山附近遗有朱棣为明太祖所制巨型石碑的未完成品，可见那里是一处官办采石场。如能有机会检测锡兰山碑的材质，将之与汤山或南京附近其他山石进行对比，或许能使能本案获得满意的结论。


    有些学者根据汉文碑文所提到的永乐七年（1409）二月，认为此时郑和尚在锡兰山，并依此为据来推算郑和第二次与第三次航行的行期，足见确认锡兰山碑乃出航前已经备好一事，有重要意义，亦即此碑之日期并非郑和立碑之时，而是明成祖颁旨的日期。（注：法国伯希和与日本学者山本达郎早已指出这一点（见上引陈得芝：《关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问题》，第210页注1），但有些中国学者并不按受，反而坚持此碑日期乃为郑和在锡兰山的时间之误说，见上引金云铭：《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证》，第140—141页。误解此碑日期的学者还有束世澂，见其著《郑和南征记》（出版于1941年3月）。此书之节录标题为《郑和下西洋记事》，收于《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160页。持此说者为数甚多，兹不再引。）在自然动力航海时代，中国海舶出洋下番只能在每年西北风起的深秋至冬季。据《星槎胜览》郑和于永乐七年九月从太仓启程，十月抵福建长乐，十二月才从五虎门洋出航。按通常从华南至锡兰山或南印度须航行三个月计，船队抵达锡兰山时已为永乐八年（1410）春末。


    与此碑直接相关之重要事项为郑和所统海军的锡兰山之役。锡兰山之役《明实录》、《国榷》等书系于永乐九年（1411），其他史料则记为永乐七年。学者们的解说也各不一。实际与郑和立碑应为同一次出洋。（注：见陈得芝：《关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问题》，第211页。）综合锡兰山碑之汉文碑文、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卷11《僧伽罗国条》（注：兹据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下），第1579页。）及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的记载，可似构锡兰山之役的先后过程为：


    永乐三年（1405），郑和首航，次年初抵锡兰山。当地国王欲加害中国船队，中国船队避去。


    永乐七年（1409），郑和准备第三次远航。预计船队在锡兰山会遭遇困难，时成祖打算以向该国佛寺布施的办法留下“买路钱”。在出航前事先备好御制碑与财物，并装运上船。


    次年初，船队抵锡兰山，郑和船队打算布施立碑，但双方对明政府布施财物谈判破裂。锡兰方面谋袭船队，为郑和识破。明军遂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出奇兵制胜。布施之事也许就此中止。


    永乐九年（1411），携被俘锡兰国王至北京。（注：受篇幅限制，此事留待将来撰文讨论。）


    换而言之，郑和向锡兰山寺院布施与生俘锡兰山国王，乃是同一件事。


    ［原文载《郑和研究》，2008年第4期，原标题为《〈锡兰山碑〉的史源研究》。］

 明清吕宋赴婆罗洲针路研究前近代我国东洋地理交通的传统知识体系

    本文中“前近代”专指清雍正至道光的约一百年时间，即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这是中国海外地理知识大发展与转型的时期。宋元明时期中国传统的海外交通活动在清代虽渐式微，但依然在民间的层面上进行着。而由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和西方殖民者明中期的入华，大地球形说与西洋地理新知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中国记录海外地理的图籍中有关西洋人、西洋人及东南亚当地人与华人交涉的描述也渐增多。因此这一时期不但是中国传统海外地理与近代西洋海路交通知识并存的时代，也是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时代。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谢清高的《海录》与马德新的《朝觐途记》是流传至今体现西洋新知与秉承中国传统的最重要文献。本文拟从《海国闻见录》中有关吕宋与婆罗洲航路的记载入手，通过探求其所反映出的航海技术及与中国航海传统，来分析《海国闻见录》的知识基础与其时代背景。

 一、问题的提出

    《海国闻见录》的作者陈伦炯字资斋，福建泉州同安人。父陈昂，少时孤贫，只得“废书学贾，往来外洋”。当时有些娴于操舟者，“仅知针盘风信”，但在问及地理形势则多数茫然不知，“间有能道一二事实者，而理莫能明”。陈昂在海上“则必察其面势，辩其风潮，触目会心，有非学力所能告者”。康熙壬戍（二十一年，1682）施琅受平台湾命，“旁求习于海道者”。陈昂“进见，聚米为山，指画形势，定计候南风以入澎湖”。为了解郑氏有无隐遁遗孓，陈昂纵横东西洋五年。台湾平定后，陈昂除官授职，皆在滨海地区任职。（注：见陈伦炯雍正八年（1730）所撰《海国闻见录序》，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李长傅校注本，陈代光整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陈伦炯幼时，随父出行“岛沙隩阻盗贼出没之地”。在这些场合，其父对其因地施教。稍长，父亲在浙省为宦，陈伦炯在其地“闻日本风景佳胜”，还打算周咨明季倭寇“扰乱闽浙、江南”的实情。因此可以说，陈伦炯出身海事活动世家。他曾充任康熙帝侍卫，康熙对他亲加教诲，示以沿海外国全图。康熙末、雍正初，他一直在台湾出任军职，后来又迁职东南其他沿海地区。在那里，他“日见西洋诸部估客（注：按，“估客”即“贾客”。），询其国俗，考其图籍”，并对比“先帝所图指画”，发现“毫发不爽”。因此他“按中国沿海形势，外洋诸国疆域相错，人风物产，商贾贸迁之所，备为图志”（注：《海国闻见录序》。），是为《海国闻见录》。此书成于雍正八年（1730），有清乾隆刻本，且收于《昭代丛书·戊集》续编、《艺海珠尘·石集》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丛书。对《海国闻见录》作过深入研究的是已故河南师范大学教授李长傅先生，他在1942年曾发表《〈海国闻见录〉东南记笺释》。（注：载《真知学报》，1942年，一：五。此文未见，兹据李长傅校注《海国闻见录》书后所附目录。）并在1949年以前开始此书的校释工作，至1963年完成。其所据底本为《昭代丛书》本（道光本），参校其他本子。校注成果由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注：应当指出的是，本书注释中外文错误极多。本文在具体引述处将一一指出。）本文所据即李长傅先生校注本，以下简称《海国闻见录》。本文在录《海国闻见录》和其他标点本史料史文时，偶不遵从书中标点。


    《海国闻见录》中有《东南洋记》一节，对当时中国人在吕宋的活动有一段记载：


    “风山（注：应为台湾某处，具体地点待考。）、沙马崎（注：《东南洋记》的开头，在描述台湾地理时说：“北自鸡笼山至南沙马崎。”则沙马崎当在台湾最南部处。向达在《顺风相送》校注中提出，即“今台湾最南端之猫鼻角，一作猫鼻头”。见《两种海道针经》，索引，第229页。）之东南有吕宋，居巽方（注：在罗盘上，巽位为正东南。），厦门水程七十二更……与沙马崎西北东南远拱，中有数岛，惟一岛与台湾稍近者，名红头屿（注：台湾东南一岛，今同名。见《两种海道针经》，索引，第241页。李长傅之注释见《海国闻见录》，第46页注5。）……台湾曾有舟到其处”，“地宜粟米，长者五、六分，漳、泉人耕种营运者甚盛。”“下接利仔发（注：利仔发，李长傅认为乃lecena之音译，位于吕宋岛南部，见《海国闻见录》，第46页注8。陈佳荣、谢芳认为应为吕宋东南部之黎牙实比（legaspi），见陈佳荣、谢芳、陆峻岭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第429页。），水程十二更。至甘马力（注：李长傅认为即《明史》中之“合猫里”（camarines），见《海国闻见录》，第46页注8。），水程二十一更，二处汉人从吕宋舟辑往彼贸易。利仔发之东南隔海对峙有五岛：班爱（注：“班爱”即今之“班乃”（panay）岛。众家说法一致。）、恶党（注：“恶党”在《东西洋考》中有具体描述。是书在述吕宋交易时提到：“屋党，亦名屋同，城郭森峙，夷酋屯聚处所也。其咽喉名汉译。”见《东西洋考》，谢芳校注本，中华书局，第95—96页。这里的“恶堂”、“屋同”即上文中之“恶党”。至于其今地，李长傅先考虑其今地在“尼格罗”（negras）岛，但认为对音不合。于是倾向于认为乃“班乃”（panay）与“内格罗斯”（negras）两岛之间之小岛吉马拉斯（guimaras，中州古籍本误刊为guinaras）之首府霍尔丹（jordan，中州古籍本误为gaidon）之译音。见《海国闻见录》，第46页注8。陈佳荣、谢芳认为“恶党”乃系班乃岛西南部的奥顿（oton）的音译，见《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627页。笔者以为内格罗斯岛之说较合逻辑，此岛位于班乃岛之东南。


    《指南正法》中有“双口往恶党”一节，录之如下使有助于判断恶党地望：“鸡屿南过，用丙午，取文武楼门。用巽巳，五更，取以宁山，用单巽，囗更，取郁司岭大山。用单巽，四更，取汉译大山尾。用单午沿山直落，取恶党内屿，妙哉。”（《两种海道针经》，第140页））、宿务（注：“宿务”（cebu），同书又写作“宿雾”。今译音仍用“宿务”。宿务岛位于内格罗斯岛之东。关于此岛，张燮记曰：“朔雾，俗名宿雾。佛郎机（笔者按，此处之“佛郎机”并非指葡萄牙，而指西班牙）未据吕宋时，先聚彼中，与其国人相亲好。佛郎机之破吕宋，朔雾人有力焉。佛郎机德之，既奄有诸土，率虏使其民，独与朔雾为婚媾。城戍俨然。一大酋擁重兵守之。向岁吕宋王之子求报父冤，自称奉命驻箚朔雾是也。所产苏木、子花、海菜。”（《东西洋考》，第95—96页））、猫务烟（注：“猫务烟”，李长傅注云：“即bahol岛，今译保和”。见《海国闻见录》，第46页，注8。陈佳荣、谢芳认为，应指今菲律宾棉兰老岛西部的南北的三宝颜（zamboanga）二省。并提供另说，即棉兰老岛mangyan族的音译。见《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710页。保和（bahol）岛位于宿务岛之东，地望合。张燮对猫里务有一段记载：“猫里务即合猫里国也。地小土脊。国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饶鱼虫，人亦知耕稼。永乐三年，国王遣使回回道奴马高奉表来朝，并贡方物。国于吕宋邻壤，故与吕宋使者偕来。其后渐成沃土，俗亦近驯。故舶人为之语曰：‘若要富，须往猫里务。’盖小有鼻子有眼之善地也。”（《东西洋考》，第98页）本段中，张燮将“猫里务”勘同为“合猫里”有误。）、网巾礁脑（注：“网巾礁脑”，李长傅注曰：“《东西洋考》作魍根礁老，即magindano，或mindaneo的译音，《瀛环志略》作民答拉峨，即棉兰老。”见《海国闻见录》，第46—47页注8。陈佳荣、谢芳进一步认为，系指棉兰老岛的哥达巴都（catabato）一带，一说指萨兰加尼（sarangani）湾。见《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343页。棉兰老岛位于保和岛之东南，地望合。张燮对“网巾礁脑”岛也有一段记载：“有网巾礁老者，数为盗海上。驾舟用长桡，其末如瓠之裁半，虚中以盛水者，入水荡舟，其行倍疾。望远涛中仅微茫数点，倏忽贼至，趋避不及，无脱者。猫里务既彼一时遭寇害，死亡数多，遂转贫困，贾舶往者，虑为贼所急，稍稍望别岛以行。”（《东西洋考》，第98页）


    《指南正法》中有“往网巾礁荖、万荖膏”针路一段，其前半段即系吕宋往网巾礁脑的海道，今亦录之如下：


    （《两种海道针经》，第162—163页）


    班乃（班爱）、内格罗斯（恶党）、宿务、猫务烟（保和）与魍巾礁脑（棉兰老）五岛呈一字排开，顺序相接，位于吕宋之东南，面积较大，古代中国洋舟来访是合理的。为求对音，舍弃其中的大岛，以较小的岛屿当之不妥。张燮提到，屋党与宿务等地皆为吕宋之属国（《东西洋考》，第96页）。），中国俱有洋艘往通。亦系无来由类。……水程必由吕宋之利仔发海而南。吕宋至班爱十更，至恶党二十三更，至宿务二十四更，至网巾礁脑五十八更。……家无所蓄，需中国布帛以蔽身。”（注：《海国见闻录》，第41—43页。）


    “吕宋至吉里问（注：“吉利问”谢芳认为即今印尼爪哇三宝垅北部海外之卡里摩爪哇（karimunjawa）群岛。见《东西洋考》谢芳校注本，第45、84页。《顺风相送》作“吉里门”，元代征爪哇时已见于史籍。但李长傅认为与此书中所提到的“吉利问”并非上述karimunjawa。见《海国闻见录》，第48页注10。若以爪哇附近之吉里门当之，从吕宋至其地的距离不可能比婆罗洲北部的文莱更近。李长傅的质疑即基于此。），三十九更；至文莱四十二更。（注：吕宋至文莱传统中国航线的描述详见下。）…而朱葛礁喇（注：“朱葛礁喇”，李长傅认为即《明史》中之苏吉丹，其原名为sukatana，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岸。见《海国闻见录》，第46页注8。今译名苏加丹那。陈佳荣、谢芳有更详尽的说明，见《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358页。关于此地，详见下。）、马神（注：李长傅认为“马神”即《明史》中之“文郎马神”。据其原名banjarmasin，可知“文郎马神”当为“文即马神”之讹。今译为马辰，在婆罗洲南岸。见《海国闻见录》，第48页，注11。），非从吕宋水程，应入南洋各国。”（注：《海国闻见录》，第44页。）


    上述记载足证，吕宋虽然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但中国人在当地的商业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欲讨论的是吕宋与婆罗洲之间的海路。吕宋即今菲律宾吕宋岛（luzon），婆罗洲即今之文莱（brunei）。这一海道是中国明清两代海商利用极为频繁的海上通衢。陈伦炯上述有关吕宋至文莱的更路记载虽然只有数语，但其“至文莱四十二更”的记载，透露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舟师仍然按中国传统航海术往来于吕宋与婆罗洲之间。


    更路是中国航海家度量水程远近的单位，直至陈伦炯时代仍然广为使用。《海国闻见录》提到：


    中国洋艘，不比西洋呷板用混天仪、量天尺，较日所出，刻量时辰、离水分度，即知为某处。中国用罗经、刻漏沙。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每更约水程六十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亦知某处。心尚怀疑，又应见某处远山，分别上下山形。用绳驼探水深浅若干。驼底带蜡油以粘探沙泥。各各配合，方为确准。（注：《海国闻见录》，第49—50页。）


    以更数计行船远近为中国航海的传统之一。在已故向达教授从英国抄回的古代中国的航海资料中有《顺风相送》，原抄本藏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系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劳德大主教（archud）于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赠送该馆。据向达教授调查，此书当系明代入华耶稣会士从中国携归欧洲，曾为一所耶稣会大学收藏，后为劳德购得。《顺风相送》中也有“行船更数法”一节，提到：


    凡行船先乍风汛急慢，流水顺逆。可明其法，则将片柴从船头丢下与人齐到船尾，可准更数。每一更二点半约有一站，每站者计六十里。如遇风，船走潮水，去向潮头涨来，此系是逆流。柴片虽丢顺水流向，后来必聚，不可使作船走议论。古云先看风汛急慢，流水顺逆。不可不明其法。（注：《两种海道针经》，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页。）


    比较《海国闻见录》与《顺风相送》中的更数描述，《海国闻见录》的一更约为水程六十里，而《顺风相送》的一又四分之一更为六十里，其一更仅为四十八里。其间差别是如何产生的，尚有待于研究。向达教授早已注意到各类针薄所记更数与实际不符的问题，特别考虑一更为60里这种说法的可靠性问题。（注：《两种海道针经》，第6页。）因此问题超出本文讨论范围，暂不进一步论述。

 二、记载明清吕宋—婆罗洲之间航路的史料

    如果说陈伦炯书中所记吕宋至文莱的航路反映了中国舟师所使用的中国传统航海术，那么这个传统究竟是怎样的。查找陈伦炯以前中国航海图籍对吕宋至婆罗洲航路的记载，据笔者所见明末清初有如下史料：


    一、向达教授所刊布的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抄回的汉文旧籍《顺风相送》中《吕宋往文莱》一节。


    二、同上书中《泉州往勃泥及文莱》一节。


    三、向达教授所刊布的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抄回的汉文旧籍《指南正法》中《往汶来山形水势》一节。


    四、明张燮《东西洋考》中《东洋针路》中所录吕蓬至文莱国针路一节。


    上述四条成书时间相差不大的史料究竟如何描述吕宋至婆罗洲的航路，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众所周知，上述史料向达教授和谢芳分别已作过较详细的注释，但他们均很少注意史文中所记载的罗盘针位。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在航路的研究时考虑罗盘针位的因素，考察针位与洋艘通过某段海域时的关系，冀借此能有一点新发现。《顺风相送》中《吕宋往文莱》针路的记载是：


    鸡屿（注：向达注云：“今犹有鸡屿之名，即corregidor。”见《两种海道针经》，第89页。corregidor岛，位于今马尼拉湾口，中分两侧水道。）开船，用巳丙及乙辰（注：在罗盘方位中，午位为正南，卯位为正东。“巳丙及乙辰”针分别相当于今南偏东15度和东偏南15度。），十更。


    沙塘石（注：今地待考。）开船，到吕蓬（注：“吕蓬”，张燮《东西洋考》在记吕宋土产时提到：“吕蓬，在吕宋之南，产螺蛤”。谢芳认为“吕蓬”即吕宋马尼拉湾外之庐邦岛（lubang）。见《东西洋考》，第273页，索引。庐邦岛确在吕宋之南，地望合。在下述《指南正法》中提到吕宋赴文莱的开船地为“吕帆”，当为同一地。）港口。若是吕蓬山外过，讨麻里吕。（注：“讨麻里吕”，向达校注本中作一个地名，不妥。这里的“讨”字是动词，其意义当为“寻求”。下文还有“讨郁山”、“讨鲤塘屿”，可证此说。“讨郁山”，即寻找“郁山”；“讨鲤塘屿”，即寻求“鲤塘屿”。“麻里吕”应当就是今马尼拉，此地名《大德南海志》已见。《南海志》在卷7“诸蕃国”条中有“佛坭国管小东洋”的几个地名，其中第一个为“麻里芦”，当即此“麻里吕”。从鸡屿开航，麻里吕位于马尼拉湾内，在航线的相反方向。）


    坤未（注：在罗盘中，坤位为正西南。“坤未”为西南偏南7度30分。出马尼拉湾驶向吕蓬（庐邦岛）进入南海，确应取西南航向。），五更，取芒烟山。（注：“芒烟山”是古代中国舟师在东洋航行的一个重要地标。《顺风相送》在记“泉州往勃泥即文莱”航线时，提到，泉州启航先取“单丙”针（即南偏东15度），航行一日，然后取丙午针（即南偏东7度30分），乘好风航行五日，可见“小吕逢山”，当为今庐邦岛东北的卡伯拉（cabra）岛。再取丙针（南偏东7度30秒）航行一昼夜，可见此“芒烟大山”。这时向北望是“吕蓬大山”（即今庐邦岛），而有两岛之间形成的海上通道，即“门”，舟师见“门内从边落去”（《两种海道针经》，第92页）。此门当为庐邦岛与其东南的郭落（golo）岛之间的水道。如此说成立，则“芒烟大山”当为庐邦岛南部濒临南海之manog。）


    丁未及午丁（注：在罗盘中，午位为正南。“丁未”针为南偏西22度30分，而“午丁”为南偏西7度30分。这里说，至芒烟山后，航向转向偏南。其原因应为，南海之中的诸水下暗礁对过往船只的安全造成威胁，如一直取西南航向将进入今南沙群岛北部岛礁海域，故海舶为安全计不能深入南海。过吕蓬（今庐邦岛）后，应及时向偏东方向转向，取正南偏西航向，贴近菲律宾南部诸岛的航线。），十更，取麻干洋（注：对比下文《指南正法》吕宋往文莱针路中提到的地名“麻茶洋”，以及下述《东西洋考》所录吕宋赴文莱针路中提到的“磨叶洋”。或许“麻干洋”、“麻茶洋”与“磨叶洋”为同一地名的不同译名，存疑。向达教授将“麻干洋”比定为吕宋至巴拉望（pwan）岛之间的洋面。如再精确一点，从航路上看，似未到巴拉望，应在民都洛（mindoro）岛以西洋面一带。），了讨郁山（注：“郁山”今地待考。向达教授将“讨郁山”当作一个地名，不妥，详见上。“了讨郁山”的意思应当是取麻干洋之后，再找“郁山”。从航路上看，应位于巴拉望之北海域，约在今民都洛岛、布桑加（busuanga）岛、龟良（culion）岛以西的南海洋面。），无风摇橹二日三夜。


    单午及丁未（注：“单午”为正南向，“丁未”为南偏西22度30分。），取小烟山（注：“小烟山”名见下文《东西洋考》。此“小烟山”当为《指南正法》所述吕宋“往汶来”航线中提到的“小烟可窑山”。据《指南正法》，在“小烟可窑山”之前，经过“小罗房山”，位于船的内侧。船向南行，西面是浩瀚的南海，当为外侧，东南是吕宋列岛，当为内侧。向达教授无法确定“小烟山”、“小烟可窑山”与“小罗房山”的今地，见《两种海道针经》，第212页，注释。笔者认为，“小罗房山”与“小烟可窑山”（即小烟山）均应位于民都洛岛西海岸。）前密。


    丁未（注：同上，“丁未”为南偏西22度30分。布桑加岛、龟良岛诸岛呈西南向排列。），五更，取三牙、七峰山。（注：“三牙山”、“七峰山”，亦见于《指南正法》所述吕宋“往汶来”航线中。向达教授置之于巴拉望。“七峰山”，下述《指南正法》提到“七个大山头，高尖峰”。）


    单丁（注：“单丁”相当于南偏西7度30分。），五更，取芭荖员。（注：“芭荖员”，即今之巴拉望岛。诸家无不同意见。巴拉望岛为东北—西南走向，与此航向合。）


    丁未（注：罗盘“丁未”位，即南偏西22度30分。此航向与巴拉望岛的走向一致。），五更，罗卜山（注：“罗卜山”即下文《指南正法》吕宋赴文莱针路中提到的“罗仆山”；亦即同书泉州赴文莱针路中的“罗模山”。《顺风相送》称“高大有云”，《指南正法》说“此山高大”。此处提到的“文滴”，不解其意，待查。），文滴古幞山头（注：“古幞山头”，即下文《顺风相送》泉州赴文莱针路中所提到的“古幞山”。），高大有云。犀角山。（注：“犀角山”名见下文《指南正法》“往汶来山形水势”；亦见于同书“泉州往勃泥即文莱”针路。）


    单未、单丁（注：罗盘中“单未”为南偏西30度；“单丁”为南偏西15度。），见圣山。（注：“圣山”，名见“往汶来山形水势”；亦见于同书“泉州往勃泥即文莱”针路；以及《东西洋考》卷9《舟师考》中《东洋针路》一节中所录吕宋赴文莱的针路。从巴拉望以西海域驶往文莱，一路沿海岸向西南行驶，上述针路与地望相合。）


    单未、坤未（注：在罗盘中“坤”位为正西南，“坤未”为西南偏南7度30分。此时洋艘应当已经驶入婆罗洲以北南海海域。），取崑崙山外（注：“崑崙山”在下文所录“往汶来山形水势”中称其“近看三个，远看一个”；亦见于同书所收泉州赴文莱针路和张燮《东洋针路》。张燮说：“此以别一崑崙，是舶人强名之耳”。详见下。），有老古石（注：“老古石”，名见下文《指南正法》所录“往汶来山形水势”与张燮《东洋针路》。在《顺风相送》“泉州往勃泥即文莱”针路中作“老古浅”。），过门去。（注：“门”指两岛之间的水道。关于“老古石”水道，下述张燮《东洋针路》中有具体描述：“两傍皆老古石，中只一沟，舟行甚险”。这里的所谓“过门去”即指此。）


    坤未、坤申使（注：“坤申”位在罗盘中为西南偏西7度30分。“使”即“驶”。），见长腰屿。（注：“长腰屿”，名见下文《指南正法》所录“往汶来山形水势”及同书之“泉州往勃泥即文莱”针路；并见于张燮《东洋针路》。）


    丁未（注：罗盘“丁未”位，即南偏西22度30分。），讨鲤塘屿。（注：“鲤塘屿”见于张燮《东洋针路》。在《指南正法》“往汶来山形水势”中作“鲤鱼塘”，在同书“泉州往勃泥即文莱”针路中作“鲤鱼屿”。）


    丁未，便是文莱勃泥港也。（注：《两种海道针经》，第89—90页。在引录时笔者对标点有所改动。）


    据此记载，吕宋至文莱水程累计为40更，与此《海国闻见录》所记载的42更，两者虽然相当接近，但可能并不准确，试对比前面所提到的吕宋至其附近几个岛的更路：至恶党23更，至宿务24更，至网巾礁脑58更。


    《顺风相送》中还收有“泉州往勃泥即文莱”针路，其起始点虽然在泉州，不在吕宋，但泉州至吕宋一段极为简略，其主要部分是吕宋往文莱针路，故可视为记录吕宋与婆罗洲航路的资料。今亦录之如下，以资对照：


    长枝头开船，单丙（注：“单丙”，相当于南偏东15度。），一夜一日。


    丙午针（注：“丙午针”，即南偏东7度30分。），好风五日看见小吕蓬山。


    丙午，一日一夜，见芒烟大山。北边是是吕蓬大山，见门内从边傍落去。


    丁未（注：罗盘“丁未”位，即南偏西22度30分。），见有一门，不可入。沿山边用单丁（注：“单丁”为南偏西15度。），见三牙、七峰。洋中有凌礁，礁行船仔细。


    又使二日一夜，见沙奇头，有浅。船使竹山边。（注：“使”即“驶”。“船驶竹山边”，此言“船在竹山边行驶”。）见一列老古（注：“老古”不一定是“老石”之讹。下文《指南正法》所录“往汶来山形水势”中有“老古石”可证。），船身半奇头。（注：“船身半奇头”，未见前人解说。笔者试理解为“船身平半沙奇头”。）


    单午（注：“单午”为正南航向。），一夜一日，出见大小罗模山，见古幞山，又见圣[山]（注：此“山”字系向达教授补入。），对开来高大有云。犀角山尖。


    坤未（注：“坤”位为正西南向，“坤未”为西南偏南7度30分。航向由此转向西南。），取崑崙山，外有老古浅，平使（注：“使”即“驶”。）船门。


    坤未、单未（注：“单未”在罗盘中为南偏西30度。），沿崑崙峷使（注：“崑崙峷”待考。“使”即“驶”。），取长腰屿，有门。（注：“门”即两山间狭窄海道。）


    丁午（注：“丁午”为南偏西7度30分。），取鲤鱼屿，收毛花蜡（注：今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bandar seri begawan）市所在地为muara district区，其濒临文莱湾之地有小镇名muara。这里的muara当即“毛花蜡”的音译。），是勃泥也，即文莱。（注：《两种海道针经》，第92—93页。）


    《指南正法》之“往来汶来山形水势”所记针路，虽未言明启程地，但从其文中可以看出，出舡地也是吕宋。其史文如下：


    吕帆（注：“吕帆”，《指南正法》恶党回双口针路中也提到“吕帆”，当即《顺风相送》上文中提到的“吕蓬”，即今马尼拉湾外之庐邦岛。）红面山文武楼（注：《东西洋考》记吕宋名胜时提到：“文武楼，远望山容甚伟，故华人蒙以佳号。”（见谢芳点校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94页）据此，“文武楼”并非楼阁名，而是山名。）出舡。


    坤未（注：罗盘的“坤未”位相当于西南偏南7度30分。），十三更，平麻茶洋。（注：“麻茶洋”，当即上述《顺风相送》在描述同一航线时提到的“麻干洋”与下述张燮《东洋针路》中提到的“磨叶洋”。）


    丁未（注：“丁未”为南偏东22度30分。），二十更，此内是小罗房山（注：当位于今民都洛岛西岸。）、小烟可窑山（注：即前述《顺风相送》与下述《东洋针路》中提到的“小烟山”。）、七峰、三牙山。（注：即上述《顺风相送》中提到的“三牙”、“七峰山”。）


    七峰山


    七个大山头，高尖峰。


    三牙山


    丁未（注：“丁未”针即南偏西22度30分。），五更，取巴荖员。


    巴荖员


    丁未，五更，平沙歧头（注：“沙歧头”，即上文之沙奇头，当位于巴拉望岛西海岸，确切位置待考。）尾。


    罗仆山（注：“罗仆山”，即上述《顺风相送》中提到的“罗卜山”。）


    此山高大。


    犀角山


    丁未（注：从麻茶洋起，经三牙山、巴荖员、罗仆山至犀角山，一路均为丁未针，与巴拉望诸岛的东北—西南走向一致。），八更，及单丁（注：“单丁”针即南偏西15度。），取圣山。


    圣山


    充天高大。


    圣山下


    对二个屿是五屿。


    五屿


    丁未（注：航向从麻茶洋起一路不变，始终为“丁未”，即南偏西22度30分。），五更，平三屿叫崑崙。


    崑崙山


    近看三个，远看一个。开洋有老古石。坤申（注：“坤”位为正西南，“坤申”为西南偏西7度30分。），更半，长腰屿门巡身使。（注：“使”即“驶”。）


    长腰屿


    鲤鱼塘


    渤黎


    做毛花腊，即汶来。（注：《两种海道针经》，第164—165页。）


    按上述更数累计，从吕帆至汶来（文莱）共计56更半。与前述更数相去较大。


    明张燮在其著作《东西洋考》卷9《舟师考》有《东洋针路》一节，也记录了许多中国舟师所流传的航线针路，均未有标题。其中有一条经笔者比对确认即系从吕宋赴文莱的针路。今录之如下，以利与上述《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的记载相对照：


    又从吕蓬（用坤未针（注：“坤”位为正西南，“坤未”为西南偏南7度30分。），五更，取芒烟山）。


    芒烟山（用丁未针（注：“丁未”为南偏西22度30分。），十更，取磨叶洋）。


    磨叶洋（用单直，并丁未，取小烟山）。


    小烟山（其上有仙人掌，用丁未针，五更，取七峰山）


    七峰山（用单丁（注：“单丁”为南偏西15度。），五更，取巴荖圆）。


    巴荖圆（用丁未，五更，取罗卜山）。


    圣山（自圣山东去，突出二大尖，两傍皆老古石，中只一沟，舟行甚险。用单未及坤未针（注：“单未”相当于南偏西30度；“坤未”为西南偏南7度30分。），五更，取山）。


    崑崙嵛山（此以别一崑崙，是舶人强名之耳。用坤未针，取长腰屿）。


    长腰屿（舶过屿门，用单午针（注：“单午”为正南向。），五更，取鲤鱼塘）。


    鲤鱼塘（收毛花蜡，文莱港）。


    文莱国（即婆罗国，此东洋最尽头，西洋所自起也，故以婆罗终焉）。（注：《东西洋考》，第184页。）

 三、四则史料对照及结论

    为便于比较对照，兹将上述四段史料中有关吕宋赴婆罗洲航线针路记载列表如下，诸史料中的共同之处，以黑字标出：


    对比上述四则史料中的相应段落，可发现：


    （一）诸书所记航线中有许多共同的地名，可见为同一条航线。


    （二）在上述四书中，《顺风相送·吕宋往文莱》与《东西洋考·东洋针路》的上述记载有更多的共同性，有明显的相关对应性。笔者在相关对应之处标以＊号，以便识对。为进一步说明，兹将上述《顺风相送·吕宋往文莱》与《东西洋考·东洋针路》中有相关对应部分单独摘出如下：


    以上所示两种史料的对应之处绝非偶然，只能说明两者有共同的史源。


    《顺风相送》书前有序（注：今中华书局标点本前有《顺风相送序》，原稿无。向达注明，系“以意补入”。），言及本书的来历：


    昔者周公设造指南之法，通自古经，流行久远。中有山形水势，抄描图写终悮，或更数增减无有之，或筹头差别无有之。其古本年深破坏，有无难以比对。后人若抄写从真本，惟恐悮事。予因暇日，将更筹比对稽考通行较日，于天朝南京直隶至太仓并夷邦巫里洋等处更数、针路、山形水势、澳屿深浅，攒写于后，以此传好游者云尔。（注：《两种海道针经》，第21页。）


    这就是说，《顺风相送》是由两书合编而成，一是所谓“周公之书”，二是有永乐年郑和奉旨下西洋时所积累的资料。


    《东西洋考》的编者张燮在其书《凡例》中提到，所编书时发现有关前代及明初海外诸国事迹的资料相当丰富，但明中期以后的资料很少。当时编成的书只能以“以后朝贡不绝”一语搪塞。张燮对此非常不满，于是从邸报、故老和贾客、舟人那里采集资料，还四处借阅。至于具体航路资料，他见过舶人收藏的旧有《针经》，语言俚俗，不易辨说。他对此类资料加以整理。《针经》中原有的针路记载，各国自为一体，非常繁杂，且参错不相联。张燮将其融为一体，沿航线叙述。遇有航线中途进入某国港口，则分节杂入此国描述之中。此后再接继原航路叙述。（注：《东西洋考》，第19—20页。）


    张燮所参考的舟人《针经》中，大概就有作为上述《顺风相送》史源之一的所谓“周公之书”。这应当可以解释上述《顺风相送·吕宋往文莱》与《东西洋考·东洋针路》之间有这些共同之处的原因。


    ［原文刊《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1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乾隆年间清政府处理朝鲜海难事件案例研究看待宗藩关系的另一种视角

    <h2>一、问题的提起</h2>


    翻检有关明清两代中朝两国往来的史料可以发现，其中有大量有关朝鲜漂海人，即因海难事件漂流至中国的朝鲜人的记载。这些漂海人在现代意义上可以说是因为自然灾害这种不可抗力而流落我国的难民。


    既往有关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中朝宗藩关系的研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集中于双方的官方往来。（注：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人员刘卫，其有关专著有：《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资料集有：《清代中朝关系史料选辑》，与吉林省档案馆合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其有关专题论文有：《朝鲜赴清使团的文化交流活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下的通使往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据报道，刘卫所承担的有关项目还有《明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为该中心重点项目。）这些研究对中朝关系做了有益的探讨。历史是人民的活动，不同国家官方之间的往来是建立在人民往来的基础之上的。以此认识为出发点来看待有关朝鲜漂海人的史料，可以发现上述史料中所反映的中朝双方的民间交往的史实。


    漂海人问题并非仅存于中朝两国之间。在古代东亚，中国、朝鲜、日本与琉球几国隔海相望，海难事件经常发生。因此漂海人是历史上长期存在于上述诸国之间的问题。这一类问题台湾已有学者注意，并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台湾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汤熙勇副研究员（注：（1）汤熙勇：《清代台湾外籍船难的处理方法及其影响》，提交“第一回台湾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日本大阪台湾史研究会举办，1997年9月5—6日。作者的《清代台湾的外籍船难与救助》，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七辑》，中研院社科所出版，当与此报告有关。作者的台湾“行政院”国科会1998年度专题研究计划成果研究报告《清代台湾外籍船难的处理方法及其影响》亦当与此论文有关。（2）汤熙勇：《明清时代环中国海的海难事件研究：以中国、日本、朝鲜、琉球之海难资料整理为中心》，提交“国际海洋经济社会、文化研讨会”论文，厦门社会科学院主办，1998年11月15—18日。此文当系作者受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1998年委托研究计划“近世环中国海的海难数据集成：以中国、日本、朝鲜及琉球为中心”（an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s on shipwrecks off the china coast in premodern times）之结果。（3）汤熙勇：《清初中国救助朝鲜难船之政策及措施》（共23页），提交“第八届中国海洋发展史学术研讨会”，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2000年3月30—31日。作者与此课题有关的还有《清代前期中国之朝鲜国海难船及漂流民救助》，收于《南岛史学》第59号（共26页）。此乃作者提交“第三十一回南岛史学会大会”论文，南岛史学会主办，东京举行，2002年6月。（4）汤熙勇：《明代中国救助外国籍难船及漂流难民的方法（初探）》，提交厦门大学主办“第九届国际明史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年8月24—29日。（5）汤熙勇：《清顺治至乾隆时期中国救助朝鲜海难船及漂流民的方法》，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八辑》，中研院社科所，2002年5月，第105—172页。（6）汤熙勇：《海难事件与海防安全：以清代处理外国籍海难船及人员为中心的探讨》，提交“第二届近代中国海防国际研讨会”论文，香港历史博物馆主办，2002年6月。（7）汤熙勇：《晚清中国救助朝鲜难船方法的调整及其意义》（a4，共50页），台湾“行政院”国科会2002年度专题研究计划成果研究报告。


    以上据http：//.issp.sinica.edu.tw/chinese.index.html。）及台湾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刘序枫副研究员。（注：（1）刘序枫：《明清时代环中国海的海难事件研究：以中国、日本、朝鲜、琉球之海难资料整理为中心》论文，提交“厦门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厦门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1998年11月15—18日。（2）刘序枫：《近世环中国海域之海难资料收集》，提交“第一回海域交流史研讨会”论文，日本海域交流史研究会主办，1998年11月22—23日。（3）刘序枫：《清代档案收录外国关系海难史料目录》，收于《前近代东亚海域交流成立条件有关之基础的研究》，日本丰田财团助成研究报告书，天理大学：海域交流史研究会，2000年4月，第117—178页。（4）刘序枫：《清代档案中与外国有关之海难史料目录稿》，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2000年。（5）刘序枫：《清代中国对外国遭风难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以朝鲜、琉球、日本难民为例》，收于《第八回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冲绳：琉球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2001年3月，第1—37页。作者2002年度中研院东北亚区域研究计划之成果报告书《清代中国对外国海难难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以朝鲜、琉球、日本难民为例》，2002年3月，第1—35页，当与此有关。（5）刘序枫：《清代环中国海域的海难事件研究——以嘉庆年间漂到琉球、吕宋的朝鲜难民返国事例为中心》，提交“第九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福建师范大学主办，2002年11月5至9日。（6）刘序枫：《近世环中国海域的海难救助制度研究——以中国、日本、朝鲜、琉球为中心》。


    以上据http：//.issp.sinica.edu.tw/chinese.index.html，并见上引刘序枫：《清代中国对外国遭风难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以朝鲜、琉球、日本难民为例》，《第八回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冲绳：琉球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2001年3月，第4—5页，第26—27页注1—4。）


    记载历史上朝鲜漂海人的资料极为丰富。其中主要有：


    1.明代朝鲜人崔溥所著《漂海录》。崔溥是朝鲜全罗道罗州（即今韩国务安郡）人，朝鲜国弘文馆副校理、五品官。明弘治元年（1488）正月，崔溥率从吏、护军、奴仆、水手等42人，自济州岛渡海返乡奔父丧，因遇大北风，船只遭破坏失控，漂入茫茫大洋，经14天漂流，历九死一生，终于漂至“大唐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牛头门获救登岸。（注：《漂海录》所记地名历500余年沧桑，发生了很大变化。浙江三门、宁海、临海等县、市外事及地志研究人员根据文中描述进行了多次实地踏勘，并将文中的地名和实际地点一一对应了起来。经过中韩双方的共同考证和认定，最终确认崔溥的“登陆点”就在浙江省三门县沿赤乡的牛头洋。）经桃渚所指挥刘泽对他们验明身份后，受到中国官员和老百姓的礼遇。后地方官府派人专程护送崔溥去北京。崔溥一行自台州走陆路至杭州，沿大运河水路至北京，再取陆道至鸭绿江，返回故国。崔溥在中国达4个半月，行程数千余公里。回国后用汉文以日记体记叙其经历。其全文约5.4万字，涉及明朝弘治初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以及市井风情等方面的情况，为后世研究中韩友谊关系及中国明朝海防、政制、司法、运河、城市、地志、民俗的重要历史文献。崔溥的《漂海录》受到了中外学界的重视。（注：此书在朝鲜李朝时期就曾5次重版再印，并曾译成韩、英、日等多国文字。当前较易得到的有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朝鲜学丛书《朝鲜汉文古籍〈漂海录〉——中国行记》，韩国学中心丛书，崔溥著，葛振家点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此还葛振家还写有：论文《朝鲜汉文古籍〈漂海录〉初探》，收于《朝鲜学论文集》1（1992年），第48—72页；专著《崔溥漂海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论文《〈漂海录〉学术价值再探》，收于《当代韩国》1994年3期，第43—48页；《崔溥〈漂海录〉价值再探析》，载《韩国学论文集》6（1997年10月），第82—90页等。


    北京大学国学时代文化传播公司出版的《地理文献典》中第89种收有《漂海录》。应当关注的还有：〔日〕松浦章：《明代朝鲜船漂到中国之事件》，收于《海交史研究》，第40辑（2001年第2辑）；汪如东：《朝鲜人崔溥〈漂海录〉的语言学价值》，载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所编：《东疆学刊》第一期（2002年），第9—14页。）


    崔溥北上途径健跳时，受到千户李昂隆重接待。健跳举人张辅也把他请至家中款待交谈，并写有《送朝鲜崔校理序》一文，收录于《台州府志》与《宁海县志》（当时健跳属宁海）。


    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吴晗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时，利用周末赴北海图书馆阅览，得赵万里先生之助借朝鲜《李朝实录》，从中抄录了有关中国的史料，至1936年共阅至498本，抄有关史料80册。50年代后，吴晗继续努力，终于完成。吴晗原设想作为国庆十周年（1959）献礼，但最终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3.《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96年影印；《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影印。二种合计收清代145件有关朝鲜漂海人问题的档案。


    4.《朝鲜文献选辑〈清实录〉中朝关系史料摘编》，长白丛书，云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摘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


    5.《同文汇考》。朝鲜史料，为李朝正祖命掌对外文书之承文院编，书成于1787年。其后陆续增补，分为原编、附编、别编、补编、原续编、补续编、附续编、原编续、附编续等，收录文件止于1881年。海难事件均集中于原编，原编续之“漂民”、“漂风”条。


    6.《济州启录》，朝鲜史料，济州牧守呈报朝鲜国王的状启，由朝鲜备边司誊抄成册。现残存1846年至1884年间之誊录五册，年代不完整，藏于汉城大学图书馆奎章阁文库。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之影印本，收于《各司誊录》十九，全罗道编二。收有漂到中国后被送还之济州岛民和漂到济州之中国船记录共23件。


    7.《燕岩集》、《燕辕直指》，均为朝鲜文人文集，其中记录有漂到中国之朝鲜难民口述见闻。（注：上述诸种文献未见，此据《近世环中国海的海难资料集成解说》，《朝鲜史料篇》，见http：//.issp.sinica.edu.tw/chinese/chinasea/aindex2.htm。此外，据报导，台湾所出史料集还有珪庭出版社所编《中韩关系史料辑要》。）


    本文拟集中于乾隆时期处置朝鲜海难人员与海难物资的问题。其资料主要依据的是上述一档馆出版的《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

 二、宗藩框架之下清政府对外国海难人员的政策

    刘序枫先生对清政府对漂海来华的外国难民救助政策作了详细的研究。他指出乾隆二年（1737），乾隆下旨：遇有外国漂海难民时“督抚督率有司加意抚恤，动用存公银两赏给衣粮，修理舟楫，并将货物偿还，遣归本国，以示朕怀柔远人之至意，将此永著为例”。


    此后，清政府不断增订与此有关的法令，至乾隆朝末期大致固定。这些法令的基本内容多为有关对难民安排馆驿、资给衣粮、修理舟楫、遣还本国办法等，其形成多为援引既往成例，使之制度化。上述政策施行时，并不区分难民的国别及是否来自朝贡国，一视同仁。华东沿海地方官府，无论地分南北，凡遇报知发现海难番民，均立即按级上报，由官府派员查明核实，然后动用公币加以抚恤，如安置收养、支给衣粮等。凡舟楫已失或损坏严重的难民，通常被逐级送至省城，再递送至北京或有关港市，使附该国使臣归国。如难民原有舟楫尚勘使用，则动用公币协助修葺，再资以盘缠，设法送归。刘序枫还注意到，因中国各地物价不同，地方政府财力有差，因此对难民抚恤的标准也有差别，如浙江在住馆时，“番民每名日给口粮米一升、盐菜银三分”；广东为“米一升、盐菜银一分”；江苏与福建为“米一升、盐菜银六厘”；奉天与山东则为“田粮银五分”。此外还有随时犒赏、各季衣物、棉被、草席、鞋帽等赐。有病与死去的难民分别由官费医治与安葬。（注：上引刘序枫文：《清代中国对外国遭风难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以朝鲜、琉球、日本难民为例》，第4—5页。）


    中朝两国隔黄海为邻，因海难事件而有人员漂流至对方的事件不时发生。清代由于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在，双方传统上对漂海至其国难民均有优待政策。据《历代宝案》记载，清统治建立之初与朝鲜确定相互优待漂海人政策与康熙帝得知朝鲜优待中国的漂海人之事有关。康熙二十三年（1684）三月二十八日，兵部报告道，朝鲜送还山东登州府蓬莱的漂海人张文学等三人已收到，兵部将动用公币将上述三人送回原籍。时台湾平定，海禁已开，沿海各省下海行船人员日多，海难事件不时发生。当时负责与外番往来的是礼部，而兵部则在礼部接收外国送还中方人员之后负责将他们送归本籍。因此清礼部和兵部在承接朝鲜送还上述山东漂民张文学等人之际，向康熙帝要求以清政府名义，移文周边诸国，请中国滨海邻国国王通知其国有关地方，凡有中方海难船只漂至其地，应当妥加收养照料，并协助送还归回国。


    此次朝鲜国王差人送还山东漂民时，清礼部与兵部认为应向朝鲜国使赏银三十两，随行一位通事赏银八两，随行人员十一名各获赏银四两。上述赏银总计八十二两由户部列支。康熙帝迅速批准此议。同时还向朝鲜国王发出咨文，要求该国继续实行优待中国海难人员的政策。同时清政府还将对朝鲜国王的咨文发至周边各国，要求他们一体依例照办。（注：参见徐恭生：《清代海上漂风难民拯济制度的确立及其演变》，收于《第八回琉中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汇泽股分有限公司，2001年，第60—62页。）这可以说是东亚国家之间协议，确立合作救助海难人员的多边国际协议或行为规范之始。

 三、个案研究一一位朝鲜漂海妇女的在华经历

    一档馆所藏清代中朝关系档案中，包括了大量中方救助朝方海难人员的资料，多半记录了获救朝鲜漂海人的原籍、海难发生的时间与原因、获救时间与地点、中国地方当局的安置措施、中国地方当局为此与中央之间的公文往来及遣返过程等事项。一档馆近年来以《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为题，将有关档案集中影印出版（注：第一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于1996年，第二册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于1998年。），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在葡萄牙东坡塔国家档案馆中收藏的澳门档案资料中还可找到有关朝海难人员漂至澳门，由澳葡当局移交中国广东官府，递送回国的记载。可见优待朝鲜漂海人的政策是广泛实行的，甚至强占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也遵守。


    翻检一档馆刊布的清代中朝交往档案可知，有清一代中朝双方交涉事项中，有关遣返朝鲜难民的事务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漂民到华后，一旦救助措施未能及时至位，自救和自我谋生的能力就非常重要。漂海人中有相当大部分是船民和商贾，年青力壮者居多。在危难中往往可以依靠自己支撑一段时间。因此，考察清政府救助措施是否广泛有效，与选取的案例有很大关系。为此，本节特选取一位处于特别弱势地位的朝鲜难妇，考察其在遇难来华后的经历。


    据一份档案记载，乾隆五年（1740），“岫岩城守尉禅布呈称，本年闰六月二十六日，拠大孤山卡仑正蓝旗章京文多尔呼等报称，本月二十一日拠东歪子打鱼把头彭兰伙计王永和报称，救得海中漂来木板上妇人一口，系朝鲜国人，并不晓伊语言等因”而送官。据此档案，这位朝鲜漂海妇女获救后逐级呈报及与朝方联系的经过是：首先难民为打鱼伙计王永和发现。当时该妇人在一片木板之上，状况悲惨。大孤山正蓝旗章京文多尔呼报告城守，再报副都统，再达奉天将军，最后上达礼部。礼部获报后，向居于凤凰城的朝鲜通事官徐宗正行檄文，要求他与奉天将军衙门会商同议。


    地方官将获救朝鲜妇人暂时安置在盛京“孟家尼庵”，其饮食、衣物由府尹供给。此后，经在华朝鲜通事官徐宗顺探视，问明情况。这位朝鲜难妇自述乃义州（今朝鲜新义州）城西某小岛中乡村人氏，家乡忽遭大水，只得抱木漂行，至中国沿海遇一老人获救，被官府送至盛京。中国官府对此朝鲜妇女十分同情，安她安置于尼庵之中，“令老尼僧作伴，在庙居住，禁止闲人出入”，且供以衣食。见本国通事官后，朝鲜难妇表示，情愿与之归国。


    徐宗顺表示，此“小邦被水妇人蒙天朝人救活”，要求清政府将此朝鲜难妇交给他带回朝鲜。此事又通报朝鲜携带咨文的官员李枢，得以确认。清政府遂将此难妇交付李枢，由兵部备驿车一辆令其带回朝鲜，且向朝鲜国王行文通知此事。朝鲜国王后来向清廷咨文，表示感激之情。（注：《盛京礼部侍郎德福等奏报朝鲜国漂海妇人归国折》影印件，《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第2—3页。）


    查检史料可以得知，历史上众多入华的朝鲜海难人员多数是乘船遭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船只损坏，但与难人员在海上毕竟还有存身之处。海难发生时，舟中乘员往往有数人甚至更多，多系青壮年男性，在危难时可以相互救助。此外，在海难事发时，船中常常还有些存粮与饮水，遇难人员凭此可支持一段时日。本案的事主是一位朝鲜女子，因家乡水灾在慌乱中抱木求生，无任何食物与饮水，孤身一人在茫茫大海之中漂流，几乎必死无疑。与其他朝鲜漂民相较，本案事主显然更为弱势与悲惨。


    所幸的是，她漂流到中国近海，为中国普通百姓发现后获救，得到清地方政府当局的帮助，被安置到尼姑庵中由老尼陪伴，不许闲杂人员打扰，官府供以饮食衣物，并代为与朝鲜官方联系，最终得以归国。这说明清代中国对外邦海难人员的救助体系运转之有效。


    顺便提及，上文中的通事官徐宗顺是朝鲜长驻凤凰城官员。朝鲜国每次入贡均由凤凰城通事官陪同往返京城与边境之间，此外该通事官还负责照管朝鲜在华事务。遇有查获朝鲜越界人员之事，清盛京当局也与凤凰城通事官联系，从中选取能办之人处理遣返事项。徐宗顺是乾隆年间一位办事能力强，兼通汉朝两种语言的通事，很得中国官府的赏识。盛京待郎纳尔泰曾为他升迁事专门写过奏折。


    徐宗顺的职级在乾隆十年（1745）之前为八品，纳尔泰认为他为人稳重，办事审慎，通晓朝鲜语，如同意他长留凤凰城，对公务非常有益。纳尔泰了解到，他曾被选取陪同朝鲜使团赴京往返，不特照管办事卓有才能，且前次引领朝鲜人员迎接圣驾、传宣旨谕等活动，都完成得十分妥帖。而凤凰城虽驻有三名朝鲜通事官，但除徐宗顺以外的其余二名“于朝鲜言语不甚通晓”。其时北京城内六品通事官出缺，例应由七、八品通事官内拣选优秀者补放。但如果徐宗顺这样能干的通事入选补走，凤凰城驻官这样重要的职位将无人顶替，可能会造成朝鲜事务错误不断的后果。但如不让徐宗顺补缺，则对其本人不公。


    为此，纳尔泰向乾隆建议，对徐宗顺先赐以六品虚衔以示鼓励，而徐宗顺则暂仍领八品俸禄，待有其他六品职出缺时，再由礼部依例办理。至于其余二员朝鲜语文不精的通事官，则交予徐宗顺，责其悉心教导，限期务必提高水平。否则这两名通事将被革去职务，另选他人。（注：《盛京待郎纳尔泰奏报八品通事徐宗顺请赐六品衔留凤凰城办事折》影印件，《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第7页。）


    可见，查验这位朝鲜难妇的朝鲜通事官徐宗顺还是一位名闻于乾隆皇帝的人才。

 四、个案研究二照管朝鲜物主不明漂海财物

    一档馆中保存的一份资料非常值得注意。它记载了一则清地方官府处理因自然灾害漂流到我国的朝鲜资财的事情。


    乾隆十年（1745）九月十五日，山东登州府蓬莱县知县宋文锦等官员报告，此年八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突然有人发现大量木材，自东而西漂流入境，其材质分别为松、榆、杨、柳木等，长度从5、6尺至3、4丈不等，直径从5、6寸至尺余不等。蓬莱沿海民众见此，争往捞取。蓬莱当局得知后，当即下令有关百姓将所捞取的木料据实报告。根据直至九月初三、初四日的统计，当地百姓共捞取木料212根。同时该县还派员赴捞取地，对这些木料一根根地核实造册。


    在此期间，山东当局闻知高丽国一地突发洪水，其国一处水利设施被大水冲毁，木料四散漂流。关东宁海县旅顺地方曾有船只赴朝实地观察，此则消息得以核实。山东巡抚喀尔吉善得知其境蓬莱县民所捞木料与朝鲜水灾有关后，即着员查验木料，并加看护。同时他还下令蓬莱以外的有关沿海各县衙，通知各地一一核查，是否有木料漂流入境。如有，即应着员捞取登记，并加看护，不得放任百姓随意捞取隐匿。喀尔吉善要求清政府有关部门查实此批漂海木料究竟是否属于朝鲜。如属实，建议由朝鲜国派员来山东领取，或在捞获地变卖，或运回朝鲜。（注：《山东巡抚喀尔吉善奏报蓬莱获有木植咨部奉天查系高丽国漂来折》影印件，《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第8页。）


    既往的研究在述及东亚国家在近代以前处理海难事件时，所举资料多集中于当时东亚的中国、朝鲜、日本、朝鲜和琉球以及其他各国对海难人员的助救，即这些研究是以海难人员为中心的，其研究焦点也是这样，即便涉及物，从史料上看也多半是局限于与相关的海难人员相联系的物，如安置的屋舍、资给的衣物以及舟楫的修缮等。


    但事实上，在海难事件发生后，受到损失的不仅是人，也包括物资。可以想见，必定有相当一部分海难物资一时难以确定物主而为他人所得。在本档案中，关涉中国山东沿海地区的是漂流过来的朝鲜在水灾中被冲毁的水利设施的木料，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这些海难物资的物权，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认识。上述档案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不仅反映了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而且也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物权的认识。


    我们看到，清山东蓬莱当局在尚未弄清木料来源时，已经下令对沿海人民捞取木料的进行核查登记，并向上级报备。其文外之意是对这批木料的物主的物权预先进行保护。在了解到木料来自朝鲜水毁设施后，山东当局更下令在沿海更大范围内进行核查。同时向清中央政府报告，建议与朝方联系，提出几种处理意见供朝方选择。


    当代世界国际间普遍通行的物权观是西方式的。例如，西方打捞公司有权对公海海域内的古代沉船进行打捞。古船上的物资被认为是无主之财，谁发现便归谁所有。因此我们看到西方国家有专人在亚洲海域寻找古代沉船，其中有许多是中国沉船。打捞上来的大量珍贵瓷器被打捞者据为己有，并到拍卖市场上叫卖。我们也看到，号称中立的瑞士银行长时期无偿占有当年犹太人存在银行里的钱财。这些事例反映出，这种物权观保护的是强权占有。


    本档案中清山东当局处置朝鲜漂海木料的种种举措，反映的却是中国正统的物权观念：即物主的物权并不随海难而丧失，换而言之，当物主在自然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强制力面前，不情愿地失去对所属物资的掌控时，其物权并不因之而丢失，也就是说朝鲜水毁设施的木材虽然漂流到中国，中国百姓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花费劳动捞取其物，但并不能自动取得对这批木材的所有权。在处置暂时无主体物主的物资时，国家可以作为暂时的物主。具体到本案，就是清山东当局在无法确定这批漂海木材的具体物主是谁时，它确定这批木材由朝鲜政府处置。这种物权观的基础是人类的社会正义感。

 五、看待历史上宗藩关系的另一种视角

    既往的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涉及中朝之间曾经存在过的宗藩关系。宗藩关系是现代国际关系为世界普遍接受之前广泛存在过的一种国际关系。不光在历史上中国与其邻国之间存在着宗藩关系，而且亚洲海外诸国之间也有类似关系。陈大震《大德南海志》“诸蕃国”项下提到：


    交趾国管：


    团山、吉寨；


    占城国管：


    坭越、乌里、旧州、新州、古望、民瞳眬、宾瞳眬；


    真腊国管：


    真里福、登流眉、蒲甘、茸里；


    罗斛国


    暹国管：


    上水速孤底；


    单马令国管小西洋：


    日啰亭、达剌希、崧古啰、凌牙苏家、沙里、佛啰安、吉兰丹、晏头、丁伽芦、迫嘉、朋亨、口兰丹；


    三佛齐国管小西洋：


    龙牙山、龙牙门、便塾、榄邦、棚加、不理东、监篦、哑鲁、亭停、不剌、无思忻、深没陀啰、南无里、不斯麻、细兰、没里琶都、宾撮；


    东洋佛坭国管小东洋：


    麻里芦、麻叶、美昆、蒲端、苏录、沙胡重、哑陈、麻拿罗奴、文杜陵；


    单重布啰国管大东洋：


    论杜、三哑思、沙啰沟、塔不辛地、沙棚沟、涂离、遍奴忻、勿里心、王琶华、都芦辛、啰愇、西夷涂、质黎、故梅、讫丁银、呼芦漫头、琶设、故提、频底贤、孟嘉失、乌谭麻、苏华公、文鲁古、盟崖、盘檀；


    阇婆国管大东洋：


    孙条、陀杂、白花湾、淡墨、熙宁、啰心、重伽芦、不直干、陀达、蒲盘、布提、不者啰干、打工、琶离、故鸾、火山、地漫；


    南毗马八儿：


    细蓝、伽一、勿里法丹、差里野括、拨的姪、古打林。（注：陈大震：《大德南海志》残卷，卷7，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8431—8432页；《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47页。）


    这里提到的交趾国、占城国、真腊国、暹国管所管诸国，单马令国所管小西洋诸国、三佛齐国所管小西洋诸国、东洋佛坭国所管小东洋诸国、单重布啰国所管大东洋诸国、阇婆国所管大东洋、南毗马八儿所管诸国之间，就是某种宗藩关系。（注：关于上述地名的考证，参见陈连庆：《〈大德南海志〉所见西域南海诸国考实》，载《文史》，第27辑，中华书局，1986年，第145—164页；笔者对其中几个地名的考订参见：《“东洋”与“西洋”的由来》，本书第9—16页；《汪大渊的东洋之行——东洋与西洋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之探索》，载《南洋学报》，新加坡，2002年，第30—44页。）明初时，孛泥国、苏禄国就是满者伯夷的属国。他们的统治者入贡时，曾向明廷报怨过满者伯夷（manjebahit）对他们的压迫。


    宗藩关系的基本含义为以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为中心，大国与其从属国，即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结成密切关系，形成国家集团。从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看，朝鲜在中国面前自称“小国”、“小邦”，奉中国为正朔；称中国为“大国”、“天朝”、“皇朝”（注：如明天启七年（1627，天聪元年）后金与朝鲜约和谈判时，后金称明为“南朝”，而朝鲜则称“明”为“皇朝”。见《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15，五年二月。）；明清两代朝鲜甚至采用中国年号，朝鲜自认为“臣事”中国，将对华关系称为“事大”。中国视朝鲜为藩属，朝鲜要纳质，依时入贡。朝鲜王室中凡有立诸和新王即位等大事，均需向中国报备。由中国派出使臣对其储君的新君册封。


    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之间宗藩关系，在清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而削弱，继而瓦解。以今日主权国家之间关系平等的国际法观点视之，宗藩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过去曾处于从属国或藩属国地位的一些国家独立后，多半对这种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持批判态度。我国对历史上中朝之间宗藩关系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往往以提及朝鲜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安于臣事中国的地位，时以“小中华”自居等事例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


    从上所讨论的两则个案之一看，在宗藩关系的国际体系之下，即使是如同上面提到的那位处于极为弱势地位的朝鲜难妇，在漂流至中国沿海获救之后，也得到了中国官民的善待，其不幸遭遇受到中国人民及官府的同情，以今天的语言来说，即中国人出于人道主义而伸出了援助之手。宗藩关系的政治框架为这种人道主义提供了国家的保障，朝鲜难妇无偿地得到安置，官费为之支付各项开支，清政府还运转其国家机器为之联系朝鲜方面，以确认其身份，动用官方驿传将她送归本国。也就是说，普通百姓在危难之中也受惠于这种宗藩关系。


    上述另一个案事关涉外物权。宗藩关系尽管是一种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但它除了两国统治者之间在政治上有君臣之分、上下之别之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也是国家之间的一种和平的关系。就中朝之间而言，上述山东当局查验登记当地沿海居民捞取的漂木，向礼部提出主动行文朝方，建议或由该国“差员赴领；或在捞获地方货卖；或运往别处出售；抑或运回该国，均听其便”（注：上引《山东巡抚喀尔吉善奏报蓬莱获有木植咨部奉天查系高丽国漂来折》影印件，第8页。），这说明与朝鲜隔海相望的山东地方当局，意识到妥善保护朝方漂流到境内的无主财物，照顾邻国利益是宗藩关系的重要内容。


    同时，对海难人员的救助不仅仅限于中朝之间。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之前，东亚国家各国之间在救助海难人员之事上有广泛的共识。清政府主导东亚各国达成互相救助漂流其境的他国海难人员的多边国际协议或行为规范这一点，表明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关系，也是一种保护各国公民生命财产的安排。


    总之，过去述及中国维持与邻国之间的宗藩关系时，较多地考虑的中方统治者在主观上推行的是“怀柔远人”的政策与华夷之辨，其潜台词是中国乃天下之中的自大意识的看法；及将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仅仅视为是一种上对下的冷冰冰的政治关系的观点，乃是不完全的。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不仅包括了明清两代中国出兵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内容，上述乾隆时期清政府处置朝鲜海难事件的案例说明，在和平年代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也惠及普通朝鲜百姓，并保护了朝方的财产。


    ［原文载ang schottenhammer ed.，the east asian maritime world 1400-1800：its fabrics of power and dynamics of exchanges，harrasssowitz veg，wiesbaden，2007。］

 乾隆年间澳门的亚美尼亚商人

    迄今为止，有关中国与亚美尼亚关系的研究集中于蒙元时期及其以前时代，特别是相对集中于前苏联高加索地区有关中古时代丝织品和汉文文书的考古发掘（注：在高加索地区出土的中国古代丝织品及汉文文书今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这些文物曾在欧洲展出，见巴伐利亚国立博物馆与国立埃米尔塔什博物馆编：《从中国到拜占庭：圣彼得堡国立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中古时代早期的丝织品》（von china nach byzanz-fruehmittlteriche seiden aus der staatlichen，ermitage，st.petersburg，herausgegeben vom bayerischen nationalmuseum und der staatlichen ermitage），慕尼黑，1996年，第102页，图片102b“一位中国商人的文件”（dokumente eines chinesischen kaufmanns）。）、亨利·玉尔（henry yule）书中有关古代亚美尼亚的中国移民资料、蒙古西征、亚美尼亚贵族三帕德及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穿越内陆亚洲对蒙古的访问（注：〔亚美尼亚〕乞剌可思—刚克赛著，何高济译：《海屯行记》，中华书局，1981年。英文见j.a.boyle，“the journey of hel’um i，king of little armenia，”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64，no.9。此汉文译文不甚完美，英译者的一些注释在汉译时被删去。），及元代泉州亚美尼亚商人捐建天主教堂之事。（注：详见后。）本文拟论述笔者在里斯本国立东坡塔档案馆所藏《汉文档》中发现的两则清乾隆年间澳门的亚美尼亚商人的文献，并兼及古代中国及亚美尼亚的关系。

 一、汉籍中的亚美尼亚

    汉文史料对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军队在高加索地区的活动只有极为简略的记载。元人王恽所撰元代名臣不怜吉歹的家传中提到，其祖先速不台在西征时曾至太和岭和宽定吉思海。（注：王恽：《兀良氏先庙碑铭》，《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卷50，第519页。并见《元史》卷121，中华书局，1976年，第2976页。）太和岭即高加索山脉之打而班（darband）隘道；而宽定吉思海则为里海之突厥语名称kul tengisi的音译。在元代，许多高加索地区的东正教徒随蒙古军来到漠地。他们被称阿速人，被集中编入军队，主要驻扎在蒙古草原与华北。因为他们来自西域，元代汉人常把西域人称为回回人。阿速人种族与汉人不同，故被称为“绿睛回回”。（注：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3页。）但亚美尼亚的名字在元代汉文史料中没有出现。


    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有一部汉—波斯双语抄本，题为《回回药方》。该善本部将此文献断为明代抄本。从残存的部分可知，其原本应有36卷，约3500页至4000页，但今日只有4卷存世。按笔者之研究，此《回回药方》应译自一部波斯语医学著作。（注：刘迎胜：《回回药方与中国穆斯林医药学》，载《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第92—105页。）


    在此书残卷页12记道：“又一方，能治胡思乱想，并马里忽里牙（即是中风，心中不宁，狂言妄语症候也）证候”：需用十九种动植物和矿物产品，其中第十六种为“金精石”，下面小字注“或哈者里，阿而马尼地面水飞过者”。（注：《回回药方》，北图抄本，卷12，页40b。）《回回药方》虽然是波斯—汉双语文献，但并非所有术语均以波、汉两种文献写成。《回回药方》中因含有大量音译非汉文词汇，如不知其波斯语或阿拉伯语原文，通常还原十分困难。上述第十六味药中的“哈者里”和“阿而马尼”两个词之后，既无任何解释，又未注明波斯文原文。所幸的是，我们可以根据音译确定“哈者里”为阿拉伯语hajar“石”、“宝石”的音译，而“阿而马尼”则为armani的首译。armani在波斯语中音为“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人”和“亚美尼亚语”。而“阿而马尼地面”则指亚美尼亚。据笔者所知，这是亚美尼亚这个地名在汉籍中首次出现。


    虽然《回回药方》被认为是明代抄本，但穆斯林医药学传入中国却早于此。随蒙古军来到汉地的回回官员、学者、商贾与宗教人士将许多波斯文、阿拉伯文书籍带入中原。（注：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高荣盛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9—130页。）元政府在各级官衙中置有回回译史等官，负责翻译波斯文。在元中央政府中，还设有回回汤药院与广惠司等，专司西域医药，其创始者为来自拂林的基督徒爱薛，有信奉基督教的医生服务于其中，聂只儿为其中著名者。（注：程钜夫：《拂林忠献王碑》，《程雪楼集》，卷4，清宣统二年陶氏涉园刻本；韩儒林师：《爱薛之再检讨》，《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108页。）元驸马庆王刚合剌曾患奇疾，诸医束手无策。聂只儿以外科手术治愈之。（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9，《奇疾》，中华书局，1980年，第109页。）蒙古皇室成员患病时，亦时召基督徒医生诊治。薛迷思贤（撒马尔罕）的基督徒名医撒必因治愈成吉思汗四太子、元宪宗蒙哥及元世祖忽必烈之父拖雷的疾病而受封为答剌罕。（注：梁相：《大兴国寺记》，《至顺镇江志》卷9，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叶八。）


    元政府在北京设有一所回回国子学，即波斯语文学校。元末时回回国子学中有师生五十余人。（注：刘迎胜：《宋元至清初我国外语教学史研究》，载《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第112—118页。）明初，明政府遵循元代传统，继续以波斯语作为与内陆亚洲、西亚及其以远地区沟通交往的工具。明永乐七年（1405），明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四夷馆，相当于今日之亚洲语言文字研究院，内有八馆，其中包含一个回回馆，即波斯语文学校。从保存至今的回回馆的文献可知，至明代中期回回馆教师的波斯文水平已经大大下降。据此，《回回药方》或译于元代，或译于明初，其中当以元代可能性较高。


    故结论是，中国人很可能在13世纪时已知“阿而马尼地面”（亚美尼亚）的名字。

 二、亚美尼亚商人在澳门

    在泉州主教、小级僧佩里格林写于14世纪初的一封信中，提到泉州的一位亚美尼亚妇人曾协助过这些传教士，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并捐赠了一所教堂。（注：the mongol mission，ed.and intr.by christopher dawson，london，1955，pp.233-234；汉译本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72页。）人们不禁会问，这位妇人是否为古代生活于华南的唯一亚美尼亚人呢？


    葡萄牙里斯本东波塔（torre do tombo）国立档案馆中收藏有大量从澳门移至葡京的汉文档案，在档案馆中被编为“汉文档”（chapas sinicas）。这些汉文档中有多件档案为双语文献，即以汉文写成，澳葡方面的葡文秘书在文献前后加有葡文题注。笔者在这些档案中发现了两份与旅居澳门的亚美尼亚商人有关的文献。这两份文献均为清政府地方当局“广州澳门军民府”为驻澳外商发出的前往广州的关文。其第一篇文献收于“汉文档”缩微胶卷第二卷，其文为：


    特授广州澳门海防军民府兼管顺德香山二县捕务水利，加一级，又随带加一级，纪录五次韦，为禀乞给照事。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据该夷目禀称，现据苏喇国住澳夷商吗哆说称，兹欲携带写字小厮等上省料理贸易事务，恳乞转恳给照前往，理合恳乞，俯准给照，使沿途盘诘有凭等情。


    连开夷商吗哆一名，写字一名，商伙亚巴的一名，小厮一名，喥一名，咉一名，一名，喏一名，咆一名，咹哆呢一名，衣箱行李厨房家伙杂物全等情到府。


    据此，除移行沿途营汛查验放行外，合行填照发给，为此牌。仰该夷目立将发来牌照一纸，转发给该夷商收执，前往省城置货。勒令一月限内齐货回澳。该夷商往回毋得夹带违禁物。一经回澳，将照禀缴察销，毋违须牌。


    右牌仰夷目唩嚟哆准此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廿六日


    军民府行


    限　日缴


    其后有葡文题注：licenca de m casa branca pa mathas vay a cantao 26 de 7 bro de 1792。


    由此我们得知，澳葡当局为苏喇国旅居澳门外商吗哆赴省城广州办商务事，向清广州澳门军民府报告，请求发给凭照。军民府同意请求，同意颁照，以“使沿途盘诘”有据。澳葡当局向清地方当局报告的时间在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军民府在接澳葡当局请照报告后的次日，便发出赴省执照，其办事效率是相当高的。


    这位苏喇国夷商吗哆商团的外国人有：书记员（写字）嗻，当为jose的音译。合伙人一名，名亚巴的（原文待考），伙计中有叫嗻（jose）的两名、喥（原名待考）、咉（原名待考）、喏（其原名应为joachim）、咆（其原名当为paulo，今译为保罗）、咹哆呢（其原名当为antoni，今译为安多尼）。


    军民府颁照，要求沿途对该苏喇国夷商查验放行。此外还要求吗哆在省城广州置货时间以一月为限，回澳时不得夹带违禁物。回澳后，应将执照禀缴察销。


    这份葡文档的后面葡文题注的汉译为：“白房子”（或称“白宫”）大人为mathas所发前住广州执照，1792年7月26日。mathas显然就是这位夷商“吗哆”的名字的原型。“白房子”（casa branca）为澳葡当局对清军民府的传统称呼。“白房子大人”即军民府长官。


    第二份文献收于《汉文档》微缩胶卷第4卷，其内容大致与上一份档案大致相似，也是澳葡当局为苏喇国夷商吗哆赴广州置办货物之事向军民府报告，时间为上一份报告的次年，即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二十九日。在收到澳葡当局报告的当日，军民府随即同意发出执照，其文如下：


    特授广州澳门海防军民兼管顺德香山县捕务水利，加一级，又随带加一级，纪录五次，韦，为乞恩批照事。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据该夷日唩嚟哆禀称，现据苏喇国夷商吗哆等说称，前经遵例来澳居住，兹欲上省料理贸易事务，浼哆代为禀请给照上省。理合禀恳批照，俾沿途盘验有凭等情。


    连开夷商吗哆一名，写字类斯叟沙一名，若瑟一名，若亚敬一名，番孩一名，小厮方济各一名，多玛一名，该大诺一名，保禄一名，安多尼一名，奥斯定一名，雅进多一名，玛诺厄尔一名，保里诺一名，鸟枪三枝，剑刀三口，衣箱行李厨房家伙杂物全。据此合行填照给发，为此牌。仰该夷目立将发来牌照一纸转发该夷商收执，前往省城投行料贸易事务。毋得夹带违禁货物，并饬令该夷商事竣来澳，将照禀缴察销。毋违须牌。


    右牌仰夷目唩嚟哆准此！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府行


    限　日缴


    如上所述，这份档案仍称吗哆为“苏喇国夷商”，并说他“前经遵例来澳居住”，可见他生活在澳门。这次他的商队成员较前次略有变化，人数也有所增加：包括三名书记员（写字），第一名为类斯叟沙，其名称原型待考；第二名为若瑟，其原名当为jose（当即第一份文献中之）；第三名为若亚敬，其原名当为joachim（即上文之喏）。此外还包括外国小孩一名，伙计九名：方济各（原名当为francisco）、多玛（原名待考）、该大诺（原名待考）、保禄（原名当为paulo，当即第一份档案中之咆，今译为保罗）、安多尼（原名当为antoni，当即第一份档案中之咹哆呢）、奥斯定（原名当为austin）、雅进多（原名待考），玛诺厄尔（原名当为manuel）及保里诺（原名待考）。（注：东坡塔《汉文档》微缩胶卷第八卷中收藏数份有关清广东地方当局于嘉庆十年（1805）截获两名企图从澳门潜往山西传教的传教士，并因此告谕澳葡当局的档案。其中一名传教士为大西洋国人，名若亚敬。清地方官府令澳葡当局核查清官府查获的他们随身夹带的教籍，澳门通葡法两国文字的葡人称不识其文字。他们为意大利人。不知这位若亚敬与上述“苏喇”国商团中的若敬是否为同一位。如是，则说明这个“苏喇国”商团中有意大利人。上述商团中有几位成员的名字颇似葡语名称。）


    苏喇国的名称在1730年成书的《海国闻见录》中出现过。其文曰，印度“西之沿海，地名有二：曰苏喇，曰网买，皆英机黎埔头，其地俱系红毛置买所建也”。（注：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2页。）这里的“网买”即今印度之孟买。至于“苏喇”，此书的校注者李长傅注曰：“苏喇（surat），今译苏拉特，在印度西北海岸。1612年英人在此设商馆，为英国侵略印度最早的根据地。”（注：同上书，第65页注2。）这一勘同得到陈佳荣、谢方与、陆峻岭的支持。此外苏喇在谢清高的《海录》中写作“苏辣”。（注：他们将苏喇比定为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邦（gujarat）塔普提河（tapti）河口处的苏拉特（surat），即古之苏喇侘（surastra）。见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第412—413、1051页。）


    论述至今，上述两份文献似与澳门的亚美尼亚商人毫无关系。幸而在上述第二档案之后亦有一简短葡文题记：“licenca de m.casa branca o armenio mathas vay a cantao.1793.”译曰：“‘白房子大人’发出的armenio吗哆前往广州的执照1793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葡文题记中吗哆 （mathas）名字之前的armenio，它恰恰是亚美尼亚！


    这条资料说明，这位吗哆是一位旅居澳门的亚美尼亚商人。至于汉文档案中两次称他为苏喇国商人之事，似可解释为，他可能从印度西岸今古吉拉特邦之地移居澳门。但葡文题记很清楚地表明，澳葡当局了解他是亚美尼亚人。


    ［原文载澳门《文化杂志》，第45期，澳门文化司署编辑出版，2002年冬季刊。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一、谢清高开始租居澳葡人房屋的时间

    明嘉靖进士庞尚鹏在其《区划濠镜保安海隅疏》中曾描述，16世纪中叶葡人初入澳门时，明守澳官司权令搭蓬栖息，殆舶出洋即撤去。后葡人在澳大量建屋，很快达到数百所，进而至千所以上。为控制葡人势力日炽，万历间广东海道副使俞安性与澳葡约法五章，其中第五款规定禁止澳门葡人禀自兴建屋宇。葡人已有房屋朽烂时，可照旧样翻修，但不许添造一石一木。（注：见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赵春晨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66—67页。）此项规定一直延续至鸦片战争以后。


    尽管如此，澳门葡人仍然拥有大量不动产。许多葡人出租房屋谋利。《澳门记略》提到，葡人房产“赁于唐人者，皆临街列肆”。（注：同上书，第147页。）这种临街房屋可用作店铺，故在当时被称为“铺”或“铺房”。东坡塔档案中有不少华葡双方有关租赁房屋纠纷的文件，可见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租房屋仍是在澳葡人谋生的一种重要方式。谢清高本人租居“桔仔围”的房屋即属于葡人咹哆呢·啰吵。上述档案四称其二十年纳夷租银无异，档案五说谢清高连续付租时间为二十余年，可见他在此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


    据此，我们可以对谢清高开始租居桔仔围铺屋的时间作一推测：上述第一份档案中提到，嘉庆十一年（1806）军民府向谢清高追索谢所欠葡方房东两年房租。档案五明确指出，谢清高所欠两年房租的时间为嘉庆九年（1804）和十年（1805）。据此谢清高自述的每年纳租，二十余载无异一句应释为，从嘉庆八年（1803）起上溯的二十年中，双方从未有过租赁纠纷。可见谢清高起租桔仔围的时间当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前。


    前已经提及，谢清高生于乾隆乙酉年（1765）。十八岁（1782，此处以虚岁计）时附番舶出海。杨炳南《序》中提到，谢清高每年出海。换而言之，可理解为他每年归回澳门。谢清高至少从乾隆四十九年以前就在桔仔围租居葡人房屋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并非十余年中一直在海外漂泊，而是自初次，或最初二、三次出海归来后，便开始在澳门租居葡人房屋。在他漂洋过海的十余年间，一直支付着租银，每当出海归来，便居住于桔仔围。

 谢清高与居澳葡人有关《海录》口述者谢清高几则档案资料研究

    明末清初，因西方传教士入华，海外地理知识大量传入，其中最重要者有艾儒略的《职方外记》等。但这一时期尚无中国人撰写有关世界地理新知的书籍。葡萄牙人处据澳门，使一些澳门的中国人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有机会远航到许多过去中国人从未涉足之地。自清中叶起，开始出现中国人撰写的介绍海外地理新知的著作。《海录》就是其中最重要者之一。（注：《海录》又名为《海国纪闻录》。）


    《海录》由寓居澳门的谢清高于19世纪初叶口述，他人笔录而成。是书一出，即广为海内外所知。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留心收集西方各国资料时，曾仔细阅读过此书。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时，亦曾参考它。故清吕调阳在重刻《海录》序中说“中国人著书谈国事，远及大西洋外……自谢清高始”。《海录》很早就引起西方人的兴趣。1840年5月澳门出版的《中国宝藏》已有专文详细介绍《海录》的内容。（注：hae luh.or notices of the seas，by yang pingnan of kaeying in the provice of kuangtung（《海录，或关于海洋的笔记》，广东省嘉应杨炳南撰），in chinese repository，ix.1840.macau.pp.22-25。此文承葡萄牙里斯本金国平先生提供，谨此志谢。）


    有关作者的生平，目前所知者主要依据《海录》现行刻本的序言。其中最详者为李兆洛的《养一斋文集》卷二所载《〈息海国纪闻〉序》。序文中称，谢清高为广东嘉应州之金盘堡人。生于乾隆乙酉年（1765），十八岁时附番舶出海，以操舟为业（即任水手），曾周历诸国，无所不到。所到必目验心稽，为时十四年。三十一岁（1795）时失明。晚年业贾自活。大约是因为他虽然见多识广，但却又双目失明的缘故，“常自言恨不得一人纪其所见，传之于后”。谢清高逝于道光元年（1821）。


    《海录》的记录者杨炳南的《序》对谢清高随番舶出洋的由来及经过补充道：谢清高年轻时曾随贾人出洋，遇风船毁，为过往番舶搭救，遂开始随番远航，每年都出洋。每至一处，均习其语言。对他出海归来后的经历，上序亦有补充：谢清高因失明而不能再出海后，流寓澳门，“为通译以自给”。冯承钧作《海录注》时，曾对上述资料作过概括。“文革”结束后，潘君祥先生撰写的《我国近世介绍世界各国概况的最早著作——〈海录〉》一文，在叙述谢清高生平时，其所言均不出上述冯承钧所述者。（注：《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第344—346页；见第344页。）近年来葡萄牙出版的著述，如本杰明·维戴拉·佩雷斯的《极端的调和（澳门的文化过渡）》亦同此。（注：benjiamim videira pires.s.j.，os extremos conciliam-se（transculturaao em macau），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澳门文化司署），1998年，第158页。）可见迄今所见有关谢清高的资料是十分有限的。


    1999年上半年，笔者利用在里斯本居留之机，在葡萄牙国立东坡塔档案馆（instituto dos arquivos nacionais torre do tombo）寻访资料。该馆收藏有大量来自澳门的中文档案，称为“汉文档”（chapas sinicas）。多数为清代广东香山地方政府、粤海关等机构致澳葡当局的公文，此外也有一些澳葡当局致清地方当局的文献的底本及其他一些文献。其中以汉文档案为主，亦包括一些葡文档案。汉文档案总数达1567件，其中最早者为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最晚者为光绪十二年（1886），时间跨度约二百年。多数集中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约七十年间，是研究中葡关系与澳门历史的宝贵资料。1997年澳门文化司署以葡文出版了伊萨澳·山度士与刘芳女士合作编写的这些汉文档的编目及提要《汉文档·国立东坡塔档案馆中的有关澳门及东方（中文档案）》。（注：isausantosu fong，chapas sinicas.macau e o oriente nos arquivos nacionais torre do tombo（documentos em chines），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97.此编目最近已有汉文版刊出，惜尚未能见。）


    笔者在查阅东坡塔所藏汉文档案时，发现五份与《海录》作者谢清高有关的文件。由此可知，谢清高在乾隆末年至嘉庆十三年（1808）间，卷进了一场与定居澳门葡人的借款纠纷与官司。其葡方当事人是谢清高的房东叔侄。官司先打到澳葡当局，继而又诉之于清地方官府。根据档案可知，当时谢清高又被称为盲清。这个称呼显然与他双目失明有关，可能是他街坊邻居对他的称呼。在档案中有时又写作谢亲高。


    本文拟先按时间顺序，对上述档案略作介绍。所引档案编号均据上述编目提要，以便研究者查核。档案中提到的几位葡人名字的复原，据上述伊萨澳·山度士与刘芳女士之东坡档案编目。在此基础上，将研究谢清高的身世，并进一步探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居澳葡人社会与当地华人官民的关系的一些侧面。文后将此五份档案录出，供参阅。


    第一份档案编号441，为缩微胶卷第9卷75份档，为清广州澳门军民府长官致澳门葡方“理事官”唩嚟哆的公文。


    唩嚟哆乃葡文ouvidor的清代音译，意译为“理事官”，或“西洋理事官”，其意为“法官”。印光任、张汝霖在《澳门记略》中提到，澳门葡萄牙人“其小事则由判事官量予鞭责。判事官掌刑名。有批验所、挂号所。朔望、礼拜日放告。赴告者先于挂号所登记，然后向批验所投入。既受词、集两造听之。曲者予鞭，鞭不过五下。亦自小西洋来”。（注：赵春晨校注本，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152页。小西洋，即葡属印度殖民地果阿。）这里的“判事官”即西洋理事官。谢清高在述葡萄牙时说，“其镇守所属外洋埔头各官，即取移居彼处之富户为之。亦分四等。一等威伊哆，掌理民间杂事”。（注：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受，冯承钧注释《海录注》，中华书局，1955年，第64页。）此威伊哆即上述之唩嚟哆（西洋理事官）。冯承钧在其注释中将“威伊哆”误释为prefeito（州长）。（注：同上书，第68页。）


    此份档案之前有受雇于澳葡当局的通事（注：据《澳门记略》记载，澳葡当局雇有“蕃书”二名，皆唐人。见上引赵春晨校注本，第152页。“蕃书”即通事。）书写的汉文题款：“十一年五月，安多尼·哥沙欠盲清布艮。”（注：按“艮”即银。）档案的内容为：澳葡当局唩嚟哆，向军民府（注：军民府的全称即上述之“广州澳门海防军民府”，驻前山寨。驻澳葡人称此为casa branca（“白房子”）。）报告，称一位在澳的华人“盲清”欠葡人“罢德肋·咹哆呢”（注：此名可还原为葡文pedro antonio，今通常音译为“彼得罗·安东尼奥”。）一处位于“桔仔围”（注：其地位于今新马路（avnida almeida ribeiro）西端。）房子的租金。军民府即命香山县追欠。香山县丞命遣传唤，发现盲清原名为谢清高。盲清答讯时称自己是嘉应州人，在澳门租葡人咹哆呢·啰吵（注：此人名字可还原为葡文antonio rosa，今通常音译为安东尼·罗沙。）一间位于桔仔围的铺面开店，出售水果为生。每年房租为银圆七枚有奇。不幸双目失明。过去房东之侄咹哆呢·（注：此人葡名可还原为葡文antonio fonseca，今通常音译为安东尼奥·方塞卡。）在交易布匹生意中，曾欠盲清银圆一百五十枚，日久屡讨未还。


    嗣后咹哆呢·提出，愿对欠银每年支付利息二分。利息交至嘉庆四年（1799），此后又不复交纳。积欠两年后，嘉庆六年（1801），经双方协商后咹哆呢·同意将自己位于“红窗门”（注：其地位于今市政厅（leal senado）附近。）的一间铺面交出，由谢清高每年收取租银二十四圆充抵利息。此次双方的协议立有“番纸”字据二张，并经“夷目”唩嚟哆画押为据。但咹哆呢·之叔，即盲清的房东咹哆呢·啰吵，欲强行阻止盲清收取“红窗门”铺面的租金。盲清曾邀通事及地保刘关绍向吵论理，官司打到唩嚟哆处。唩嚟哆却要盲清向“总夷官”投告。盲清请一位葡人为之写状，但这位葡人索价银圆十枚，盲清无力筹措此款。当盲清准备向中国官府禀告时，其房东吵婉言表示，愿意免除谢清高所租铺屋租金，以抵欠款。于是盲清两年未缴房租。但未料房东吵却教夷目隐瞒其侄欠款，及其本人强行阻止谢清高收取已经押出的房产租金的实情，要求葡方理事官请清官府协助向谢清高追欠租银。谢清高要求军民府官员对双方一视同仁，协助他向葡人追回血本。


    军民府审核后，认为葡人先欠谢清高银一百五十圆，继而自愿以位于“红窗门”的铺房一间作为借款抵押，以租抵息，而其叔吵不许盲清收租，但允许他免缴所租铺屋租银，逐年抵扣，而事后吵却反过来要求追还“桔仔围”铺租，事实清楚，不容混淆。要求夷目立即转令咹哆呢·啰吵之侄咹哆呢·将欠款照数抵兑，指责澳葡当局“混禀”，即不如实禀报，并要求葡方将履行归还欠款的过程禀报。此份档案署明时间为嘉庆十一年五月十二日（1806年6月28日）。


    第二份档案编号442，为缩微胶卷第9卷第76份档，乃香山县左堂通知澳葡当局领取谢清高所交房租的公文。档案之前有葡方汉文通事写的题署：“十一年七月，安多尼欠盲清艮。”该公文称：军民府发出的追查“民人盲清欠夷人罢德肋·咹哆呢屋租银一案”公文到达后，左堂即派差人传讯调查，了解到“谢清高即盲清”，并追收谢清高所欠租银十五圆半，通知澳葡当局转交给谢清高的房东罢德肋·咹哆呢，并要求出具领状，以便察销”。文后署明日期为嘉庆十一年七月十二日（1806年8月25日）。


    第三份档案编号440，为缩微胶卷第9卷第74份档，亦为香山县左堂致澳门葡方“理事官”唩嚟哆的公文。公文先简述了谢清高向香山县所禀租用葡人铺屋的经过。谢清高接着称，他“曾与吵侄咹哆呢·交易”，对方“前后共欠番银一百五十员，屡取延搪”。从上下文看，谢清高双目失明在此之后。谢清高在禀词中重复介绍了双方屡次协议的经过：先提出愿每年交付二分利息，此后利息又不能交清，继而提出将自己的“红窗门铺屋”每年租银二十四圆的收租权转给谢清高以充抵利息，此议有“夷目番纸可据”。但其叔，即谢清高的房东“吵将铺屋把抗”，不让谢清高收取。谢清高遂“投夷目及通字地保理处”。在这种情况下，吵声称允许谢清高免交自己租用房屋的租银以“扣抵”。谢清高“无奈允从”，于是两年未交租银。不料“吵复串夷目”，报告清地方官府称谢欠租不付。谢清高在禀文中，强调自己欠租已经交清，但“夷人欠蚁血本岜无偿？”


    查档案二原文，其中只字未提第一份公文中要求澳葡商当局协助追回谢清高本银的要求。此次在谢清高的再次请求之下，左堂又一次发文，要求澳葡方面“即便遵照，立即查明咹哆呢·如果与民人谢清高交易，少欠番银一百五十员，刻日照数清还”，不得推搪敷衍，并告诫葡方西洋理事官司“不得偏徇干咎”。此公文署明日期为嘉庆十一年八月初二（1806年9月14日）。


    第四份公文编号313，为微缩胶卷第10卷第54份档案，乃军民府发给澳葡当局的公函。此份档案左下部有部分朽损，但绝大部分内容可以看清。函中通知澳葡方面，谢清高再次禀告，要求追还所借本银。此份公文所记谢清高禀报内容较前有所增加。


    其一，谢清高租用桔仔围“铺屋一间，居住摆卖”，每年纳租，“二十载无异”。


    其二，葡人房东之侄咹哆呢·以自己位于“红窗门”的铺屋为抵押，与谢清高订立协议的时间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所借“本银一百五十元计重一百零八两”。其番字借据系亲笔所书，写明“揭后无银偿还，任蚁收伊红窗门铺租，每年该银二十四元抵息等语”。


    其三，借方欺谢清高失明，自揭之后，“本利毫不偿还”。而“所按红窗门铺租竟被该夷叔咹哆呢·唦恃强骑墙收去”，并且谢清高所租铺屋租银，“迟纳一刻，即被控追”，以致“绝蚁扣收之路”。


    其四，葡商十余年来，累欠本息已逾三百余两。


    其五，谢清高曾“屡同通事投告夷目唩嚟哆押追，奈其徇庇，推却不理，反遭辱骂”。


    其六，谢清高失明，生计窘迫，正赖收还此银以度残年。


    军民府新官上任后，查明旧文在案，再次要求葡方西洋理事官“立将谢清高具控夷人所欠本利银三百余两作速查明，勒限照数追清禀缴”。此公文署明日期为嘉庆十二年正月十日（1807年3月8日）。其后有葡文押签1807 lua 1，即“1807年阴历一月”，与原公文汉文署明日期一致，当为澳葡当局书记人员在收到此公文加署的葡文日期。


    第五份公文编号213，为微缩胶卷第11卷第39份档案，乃香山县左堂发给澳葡当局的公函。署明日期为嘉庆十三年五月廿二日（1808年6月5日）。此公文下部有部分破损，有个别字无法认读，但基本不影响理解全文。在此公函中，香山县官府再次向葡方通报了谢清高所禀与葡商纠纷的经过。透过所引禀文，可进一步了解谢清高的情况：


    其一，谢清高租用葡商“桔仔围”铺屋用以“摆卖杂货生理”。租银每年七圆零五钱。他曾连续交纳二十余年。在葡方房东强行阻止他依合约收取“红窗门”铺屋租金之前，双方从未有过纠纷。


    其二，与上述第四份档案相同，本档案再次指出房东之侄向谢清高借银一百五十圆事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


    其三，葡商写下借据，以自己位于“红窗门”铺屋为贷款抵押事在嘉庆六年（1801）。


    其四，因之叔（即谢清高所租“桔仔围”铺屋的房东）强行阻止他收取“红窗门”铺房的租银，谢清高不得不于嘉庆九年（1804）和十年（1805）两年中停交自己所租“桔仔围”铺屋的租银。


    其五，嘉庆十一年在夷目（即西洋理事官）向军民府提出谢清高欠缴租银后，香山左堂在协助澳葡当局追还谢清高所欠嘉庆九年（1804）和十年（1805）两年租银之时，已经了解到葡商积欠谢清高本银之事（见上述第一、第三份档案）。于是上报军民府要求通知澳葡当局协助追欠。嘉庆十二年正月，清地方官府集讯，谢清高出示番文借约，经“传夷目认明番纸欠银属实”。于是一面令谢清高交纳屋租，一面传知澳葡当局通知葡人 向谢清高交还欠银。谢清高喜出望外，备好嘉庆十一年（1806）和十二年（1807）年两年租银，准备缴纳。但当他了解到，澳葡当局并不积极追还他的银两，遂拒交嘉庆十一年（1806）和十二年（1807）两年租银。之叔再次请西洋理事官向清地方官府提出谢清高欠租之事。清地方官府居然又着差人传谢清高缴清屋租。谢清高不得已再递状诉。香山县左堂按谢清高所求，从军民府调阅全部有关谢清高与葡商之间互控欠银的案卷，认为葡人欠谢清高本利之事已经讯明，中国官府一再追欠查有凭据，据此要求澳葡当局令缴清欠银，扣除谢清高所欠屋租后交给香山县官府。


    上述资料对我们大致勾画谢清高与其澳人房东叔侄的关系，及了解这一时期居澳葡人状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谢清高向葡商贷款纠纷的由来

    从上述档案四、档案五所记可知，谢清高最初贷出本银一百五十圆，计重一百零八两给葡商事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借银是为从事布匹生意。其时应为谢清高最后一次出海之前。双方起初达成的协议的内容今已无从得知。


    谢清高贷出本银后多次讨还，但不能归还。当时谢清高还是一位在番舶上出苦力、年年出海的水手，估计当时只能利用出海归来在澳门稍住、等待下海出航之际向葡商讨还本息。


    谢清高于三十一岁时，即乾隆六十年（1795）双目失明，不能再出海。据上述档案三记载，谢清高双目失明以后，在借方经年不能还本，贷方屡讨无效的情况下，双方重新商定葡商每年纳息二分，即全年收息三十圆。这个新协定对于借方来说，意味着只要每年支付二分利息，就可永久占有使用其原贷资本一百五十圆银元。而对于贷方来，在对方还贷无望的情况之，以对方承认债务为前提，每年坐收二分高利也不失为一种有利的安排。


    从现存资料看，葡商在起初向谢清高借贷时，以及后来许诺每年付息二分时，可能并未提交实质财产作为抵押，而且当时双方很可能未签署书面借约。这种借贷方式常见于民间，用于双方熟知底细的熟人亲朋之间。可见贷方谢清高与欠方葡商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贷方葡商在借款时未提交自己的财产作为抵押并不等于无抵押。在这种情况下，葡商抵押的实际上是自己的信用。


    据上述档案一，嘉庆四年（1799）葡商停止向谢清高纳息。如果我们推定葡商在谢清高失明那年开始纳息二分，至嘉庆三年共纳息四年。借方不复纳息之后，其信用也随之破灭。谢清高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经过两年追讨，于嘉庆六年（1801）贷欠双方协议，欠方亲笔以葡文写下两张借据，将自己位于“红窗门”的铺面作为向谢清高借款的抵押。借据规定如到期不能付还本息，其“红窗门”铺面任由谢清高收租抵息。该铺面每年租银二十四圆，较原议的二分息少了六圆。但铺面出租，租银收入可靠。此次协议的“番纸”契约，即葡文欠单二张，曾经“夷目”画押。


    但这二份番纸契议并未能保障谢清高作为贷方索本取利的权力。协议签订后，欠方葡商之叔，即谢清高的葡人房东咹哆呢·啰吵恃强不许谢清高按协议收租抵息。谢清高曾邀地保和通事向吵论理，吵虽然无言以对，但谢清高收取“红窗门”屋租的事并未解决。


    谢清高遂将此事诸于“夷目”唩嚟哆处。前已提及，《澳门记略》中提到，澳门葡萄牙人“其小事则由判事官量予鞭责”。谢清高口述的《海录》在记葡萄牙海外殖民地时亦提到，“威伊哆，掌理民间杂事”。澳葡执掌刑名诸事的夷目每数年一更。借方亲笔写下借据在嘉庆六年，澳葡理事官司见证“番约”，在约书上签押的时间应相距不远，而 吵阻止谢清高收取“红窗门”铺租亦应在此年，故纠纷发生时在任的理事官应当就是亲自在上述“番纸”协议上“花押”的那位葡官。但他却不受理此事，反要盲清向“总夷官”即“兵头”（今称澳督）投诉。（注：是时在位之“兵头”为caetano de sousa pereira。）


    吵强行阻止谢清高收取已被抵押的铺屋租银的原因，不外抵押签约人其侄不具有该铺屋的全部处置权，或吵不愿其家庭不动产落入中国人手中。但此铺屋抵押合约业经葡方专理司法之官唩嚟哆画押，已具法律效力。唩嚟哆按责须秉公受理，不能推卸责任。铺屋抵押人葡商即便只拥有部分处置权，唩嚟哆亦应保证其履行部分产权的处置权。


    谢清高贷出的是他毕生积蓄。本利无收使他在经济上陷入窘迫，以至于无力支付请人书写向“总夷官”起诉的葡文状纸所需的十枚银元的费用。他在清地方官府公堂自述同唩嚟哆此事的情况时说，“屡同通事投告夷目，奈其徇庇，推却不理，反遭辱骂”。在这种情况下，谢清高考虑向清地方官府起诉。

 三、谢清高欠租始末

    据上述档案一及档案三记载，谢清高自述当其葡人房东，即其借款人之叔吵得知他将向清地方官府起诉时，又提出了一个解决债务的方案，即以自己租出的“桔仔围”铺租扣抵欠银。


    谢清高所租的“桔仔围”铺屋每年租银仅七圆有奇，可见铺子很小。即使免交租金，与原先双方议定的每年二分利息，和嘉庆四年协议中规定的作为抵押的“红窗门”铺屋每年二十四圆的租金均相差很远。其新建议中的“扣抵”，究竟意为房东吵以免除其每年房租七圆零五钱，作为其侄应交付给谢清高的利息，在偿债务前谢清高有权永远无偿使用所租“桔仔围”铺屋；还是谢清高放弃利息，其房东以免收的房租逐年抵还其侄原欠一百五十圆布银，至扣清欠款为止，因资料缺乏，目前尚无法断言。但这种“扣抵”无论是上述两种意义中的哪一种，都意味着谢清高承受巨大经济损失。


    据《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的规定，“遇有华人拖欠夷债”，“该夷即将华人禀官司究治”，“违者按律治罪”（注：见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赵春晨校注，第93页。），可见在澳葡官无权处置谢清高欠租事，只能移交给清地方官。故西洋理事官在吵的要求之下，向军民府提出此事。


    据上述档案四记载，谢清高在清地方官府回答欠租讯问时提到：其“所住桔仔围铺每年铺租迟纳一刻，即被控追，绝蚁扣收之路。致蚁本银一百零八两，十余年来本利计银三百余两不获”，似表明谢清高有意拒交屋租，以其扣还本银。上述档案五亦提到，在房东咹哆呢·啰吵强行阻止谢清高收取“红窗门”铺屋租金后，谢清高陷入“口食无靠”的境地，“不已将蚁与该夷赁铺租□□（注：按，原档案此处朽烂，当为“银柒”两字。）员零五钱，九、十两年扣银十五圆零”。可见谢清高很可能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主动拒交屋租的。


    谢清高原贷出本银一百五十圆，计重一百零八两。则每枚番银兑银七钱二分。其所租铺屋租银为每年七圆零五钱，可折算为7.694元。两年当欠租15.39元。据上述档案二记载，谢清高在清地方官府的追索下，被迫交出嘉庆九、十两年租银十五元半，略高于上述数字。


    上面已经提到，据《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的规定，在澳华人拖欠葡人债务，只能将华人禀官究治，“违者按律治罪”。故西洋理事官司向军民府提出，要求协助葡方追欠。谢清高在被迫付出嘉庆九、十两年租金后，见葡方并不协助追还他贷出的本息，于是拒交嘉庆十二年和十三年的房租。

 四、谢清高与葡人的关系

    谢清高居于澳门，年轻时出海遇难，为番舶所救。此后连续出海十四年，杨炳南在《海录》序言中所言他年轻时每至一国，均习其语言，出海归来定居澳门后，“以通译以自活”。谢云龙《重刻〈海录〉序》亦记谢清高晚年“侨寓澳门，为人通译”。（注：见录于冯承钧《海录注》，中华书局，1955年，第1页。）从上述档案看，谢清高长期租居葡人铺屋，向葡商贷款，且执有番文借贷合约，这些都证明他懂葡语，与居澳葡人往来密切，与杨炳南所记相符。在当时的中国人中，难有人对西方的了解出于其右，这正是《海录》一书的价值所在。


    但从他与澳葡西洋理事官唩嚟哆打交道时要借助通事，且不能书写葡文状纸来看，他的葡语程度并不高，不足以单独处理此次与葡商的债务纠纷。杨炳南所谓谢清高在澳门“以通译自活”，及上述谢云龙称他“为人通译”不过是说他在澳门有时担任沟通华葡两族之间民间交往的角色而已。

 五、清地方官府与澳葡当局对此案的态度

    谢清高租用葡人吵的铺屋虽数十年，虽未签有合约，但一直按年付银，过去从未有误，可见其为人诚信可靠。他之所以拒付嘉庆九、十两年屋租，并非仅因欠方葡商系其房东吵之侄，而是因为吵以强行阻止他收取已经抵押给他的“红窗门”屋租介入此案，成为当事者一方。


    按上述档案记载，谢清高曾指出，为避免他向清地方官府告状，房东吵主动提出免除谢清高所租铺屋的租银以抵扣欠银。即便谢清高所诉不实，他拒付吵铺租也只不过是一种对等行为。从双方利益损失角度看，在这场双方互扣对方铺租的纠纷中，吵家族的损失远小于谢清高。但吵并不这样看问题，也不以此为满足。


    借方葡商拥有不动产，并非无力还贷。谢清高在对方理屈的情况下，不诉之于清地方官府，既表明了中国百姓善良的本性，也显现出其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他的一再忍让使吵有恃无恐，反通过澳葡西洋理事官向清地方当局禀诉谢清高倒欠房租。谢清高与葡人吵叔侄双方对处理这场借贷纠纷的态度，反映出处居澳门的葡萄牙与当地中国百姓关系一个重要侧面。


    从上述档案的记载中可看出，清广东地方当局与澳葡当局在对待澳门华葡民间纠纷的态度有明显差别。澳葡当局司法长官唩嚟哆虽曾亲自在番纸借据上画过押，但当谢清高举告葡商积欠其本银利息时，他不秉公按职受理，托辞要谢清高向“总夷官”禀告。在谢清高反复交涉时，他出口辱骂，其态度明显偏袒理屈一方的葡人。这就不难理解理事官为什么在向清地方官府禀告谢清高欠吵屋租案时，只字不提拖欠谢清高贷款之事的态度。


    军民府在按到澳葡当局禀告后，对此案作了调查，发现了事实真相。在首先应葡方要求，遣差向谢清高追欠的同时，据理向澳葡当局交涉，要求葡方协助追还葡商积欠谢清高的债款本息。由此可见中国官府在处理澳门华葡民间纠纷时，除基本上持公允立场、保护双方的合法利益外，略显迁就葡方利益。


    清地方官府的干预使谢清高的房东吵得到了“桔仔围”铺屋嘉庆九、十两年的租银。但澳葡当局却并不相应着手协助追回葡商积欠谢清高债务。尽管有借方本人亲笔所写番书契约，并经澳葡官方见证，西洋理事官却推托不理；而谢清高与房东咹哆呢·啰吵之间的欠租纠纷并无书约证据，清地方官府却应澳葡西洋理事官司的要求协助向谢清高追欠。谢清高对上述处理非常不满，曾为之痛哭。他在禀文中表示“泣思民欠夷债，并无数约弟据，夷目一禀，本父母宪台即便追给。今夷欠民银，约数确据，夷目推却不理，国法奚存？”（注：见上述档案四。）


    清地方官府与澳葡当局对这个并不复杂的案件的态度差异，究其原因是因为双方所代表的主体完全不同。澳葡当局是居澳葡人的统治机关，而清有关地方当局却是澳门华葡全体居民的“父母官”。


    谢清高与葡商 之间的借贷关系，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谢清高贷出本银，至档案五所记嘉庆十三年（1808）清地方当局要求澳葡当局协助追欠，为时达十五年。除去其中四年支付过二分利息外，葡商欠付本息已达十一年，故谢清高称累欠本利三百余两。因资料限制，目前尚不清楚最终谢清高是否讨回其贷出的本银。清李兆洛在其《〈海国纪闻〉序》中所言谢清高双目失明后，“不复能操舟，业贾自活”（注：见录于冯承钧《海录注》，第1页。），是他晚年租居“桔仔围”铺屋摆卖水果、杂货为生的写照。

 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郑和时代以前中国航海家的足迹与亚洲的海洋活动传统

    <h2>一、从远东到红海</h2>


    从汉末三国至隋统一的三个半世纪中，中国南方对西方诸国的陆路交往因南北分割而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海路与海外诸番联系。这种客观需要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进而提高了海上行船的安全性。中国与罗马帝国一直保持着海上联系。罗马帝国在当时的汉文史料中被称为“大秦”。黄武五年（226）吴国孙权在位时，大秦国商人秦论来到交趾随交趾太守的使者到孙权朝廷，后来返回本国（《梁书·中天竺传》）。大约在同一时候，孙权派朱应、康泰率使团出访海外诸国。（注：杜佑：《海南序略》，《通典》，卷188，边防四：“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他们回国后，将海国外见闻写成《扶南异物志》与《吴时外国传》两书。可惜这两部书已经亡佚，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水经注》（注：《扶南异物志》在《水经注》中分别称为《扶南传》或《扶南记》，如：“康泰《扶南传》曰：‘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径西行极大秦也。’”（《水经注》卷1，恒水条）“康泰《扶南记》曰：‘从林邑至日南卢容浦口，可二百余里。’”（《水经注》卷36））、《艺文类聚》、《通典》和《太平御览》等著作中。


    留存至今的两晋时代与海外诸国交通的资料虽然较少，但当时记载异域外国的书籍已经开始大量出现。据《隋书·经籍志二》记载，唐初可见这类书籍尚有：沙门释智猛的《游行外国传》1卷（注：据慧皎《高僧传》卷3记载：“释智猛雍州京兆新丰人，禀性端明，励行清白，少袭法服，修业专至，讽诵之声，以夜续日。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国土有释迦遗迹及方等众，经常慨然有感，驰心遐外，以为万里咫尺，千载可追也，遂以伪秦弘始六年甲辰之岁（404），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出自阳关，西入流沙，凌危履险，有过前传。遂历鄯鄯、龟兹、于阗诸国，备瞩风化。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九人退还。猛与余伴进行千七百里，至波伦国，同侣竺道嵩又复无常，将欲阇毗忽失尸所在。猛悲叹惊异，于是自力而前。与余四人共度雪山，渡辛头河，至罽宾国。国有五百罗汉，常往返阿耨达池，有大德。罗汉见猛至欢喜。猛谘问方土，为说四天子事，具在猛传。猛于奇沙国，见佛文石唾壶，又于此国见佛钵，光色紫绀，四际尽然，猛香华供养，顶戴发愿，钵若有应，能轻能重，既而转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时复不觉重，其道心所应如此。复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维罗卫国，见佛发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迹炳然具存，又睹泥洹坚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树。猛喜，心内充设供。一日兼以宝盖大衣覆降魔像，其所游践究观灵变天梯龙池之事，不可胜数。后至华氏国阿育王旧都，有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家举族弘法，王所钦重，造纯银塔高三丈。既见猛至，乃问秦地有大乘学不。猛答，悉大乘学。罗阅惊叹曰：‘希有！希有！将非菩萨往化耶？’猛于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余经梵本，誓愿流通，于是便反。以甲子岁（404）发天竺，同行三伴，于路无常，唯猛与昙纂俱还于凉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437）入蜀，十六年（439）七月造传，记所游历。元嘉末卒于成都。”）、释昙景的《外国传》5卷（注：除了译述佛经以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昙景还撰有《京师寺塔记》2卷。）、释法盛的《历国传》2卷（注：据慧皎《高僧传》记载：“時高昌复有沙门法盛，亦经往外国，立传，凡有四卷。”（《高僧传》卷2，《昙無谶》第七）。其传卷数与此不同，慧皎所记法盛与这里提到的《历国传》作者是否为同一人，待考。）、无名氏的《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5卷、无名氏所著《交州以南外国传》1卷、后汉议郎杨孚著《异物志》1卷和同一作者的《交州异物志》1卷、无名氏的《日南传》1卷、无名氏的《林邑国记》1卷、无名氏的《诸蕃风俗记》2卷、无名氏的《诸蕃国记》27卷、朱应的《扶南异物志》1卷等。


    与印度洋交通的发展便利了东西往来，来华外国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他们带来的异域奇货也越来越多。《艺文类聚》卷85记载，西晋太康二年（281）大秦国使臣自广州来贡，“众宝既丽，火布尤奇”。（注：“火布”即以石棉织成的布，火烧不坏。）三国时外国人在东南港市已经不再罕见，据《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记载，当时广州地方官出巡，“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


    由于地理知识的增长，海商、水手们已经注意记载航行所经海区的情况。从东汉时代开始，我国南海水域在历史文献中已经开始称为“涨海”。《尔雅》记“蠃，小者蜬。注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涨海中，可以为酒杯”。（注：卷下，四部丛刊景宋本。）此后不仅许多汉文文献提到“涨海”，域外史料也提及这个海名。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苏莱曼曾记载前往中国的航路，他提到：“从昆仑岛出发，船队进入涨海水面。”（注：g.费琅辑注：《8至18世纪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游记及地理文献辑注》卷1，巴黎，1914年，耿升、穆根来汉译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中华书局，1989年，第41页。）除了苏莱曼，还有其他穆斯林地理学家提到过涨海。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航船离开中国大陆赴东南亚时，已经不再紧靠东亚大陆海岸航行，所以在途经南海时，水手们开始注意到南海诸岛。康泰等人出海时，据《扶南传》，说：“涨海中，列珊瑚洲，洲底在盘石，珊瑚生其上也。”（注：《太平御览》卷69，地部三十四。）这里所提到的涨海即今之南海。南海诸岛如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均是由珊瑚礁构成的。1957年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沙群岛考古时，曾采集到南朝时代的六耳罐、陶环等物。不仅中国水手，来往于中国与印度洋之间的外国航海家也了解到南海的珊瑚礁，阿拉伯人苏莱曼在叙述涨海时描写道：船只进入“涨”（按即“涨海”）后，暗礁浸没在海水之下，船只从暗礁之间的隘道通过，安全航行要靠真主护佑。（注：g.费琅上引书，耿昇、穆根来汉译本：《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第57页。）提到南海诸岛的穆斯林地理学家并不止苏莱曼一人。这说明航海技术的进步是世界性的。


    据文献记载，南朝宋齐时有十余国沿海路入华。梁时许多海外番国奉中国南部政权为宗主国，“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注：《梁书》卷54，《诸夷传》“南海”。）日益增多的交流使中国人对前往西亚的海路和各国地理方位有了更为准确的整体认识，即所谓“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注：《梁书·海南诸国传序》。）刘宋时代，其疆界伸及今越南中部一带，与东南亚和印度洋诸国的关系十分密切。林邑、扶南（今柬埔寨）曾数度遣使入贡，位于今印尼境内的诃罗陀国则请求与刘宋建立互市关系，要求建立关系的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个时期印度洋与西太平洋之间的海路交通变得更为频繁。元嘉五年（428）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致书刘宋朝廷，说两国“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注：《宋书》卷97，《蛮夷传》“师子国”。）这说明中国南方与锡兰岛之间已经保持着经常的官方联系。


    南齐永明二年（484），扶南王侨陈如听说齐朝新立，派天竺道人那伽仙上表入贡，陈述其国叛臣鸠酬罗窃据林邑，聚凶肆掠，请求中国派兵助讨。齐武帝答复，交州的兵力会给以支援。（注：《南齐书》卷58，《蛮·东南夷·扶南国》。）当时中国南疆及于交州，在东南亚影响甚大，所以才有扶南向中国请兵相助之事。


    南朝时，因为海外贸易兴盛，广州的地位日见重要，已经取代两汉时代的徐闻、合浦。梁武帝在国内兴佛，当时与林邑、扶南贸易的物品中有许多是佛事用具，例如扶南曾赠珊瑚佛像、天竺旃檀瑞像、婆罗树叶等。梁武帝听说扶南有长一丈二尺的佛发，特派沙门释云宝往迎之。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如盘盘（今泰国南部万伦湾一带）、丹丹（今马来西亚之吉兰丹）、干陀利（今马来西亚吉打）、狼牙修（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婆利（婆罗洲）与梁朝的海上交通也很密切。


    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水域以今马来半岛为界。马来半岛深入海中，其东面的暹罗湾属太平洋水系，其西面的安达曼海属印度洋水系，半岛最窄处仅数十公里。在信风为主要动力的时代，绕过马来半岛的航程是漫长的，而在半岛边卸货转运却不失为一种节省运力的办法。这条“海—陆—海”联运路线见之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注：韩振华：《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研究——兼论横越泰南、马来半岛的路线》，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5—245页。）自魏晋时代起，许多从中国出洋的海舶便把目的港定在马来半岛以东的暹罗湾。在暹罗湾边的小河湾里，来自中国的商人们把从国内运来的货物过驳到当地的小船上，然后开始采购回头货，装船后等待信风回乡。这些载满过驳货物的小船，沿小河驶抵马来山脊脚下，用人力或畜力运过山岭，在山脊另一侧的小河边再载上小船，运至安达曼海边。在这里有许多来自印度、西亚、东非、大秦的商人，他们也卸下自己运来的货品，等待购买从山岭那一边运来的中国货。他们的番货被当地商人贩运过马来半岛，转售给来自中国的商人。


    西汉时中国海船已能航达南亚次大陆的南端，即今斯里兰卡。东汉时罗马帝国的商人也开始从红海直航远东。《宋书·蛮夷传》说，大秦、天竺地处西溟。两汉的使臣均视前往大秦、天竺的使命为畏途。但在贸易的重利诱惑下，“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异”的各国贾客携“山琛水宝”、“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及其他“干名万品”的货物，“泛海陵波，因风远至”。（注：卷97，《蛮夷传》。）


    对于中国舟人来说，前往印度洋西部航行的关键，在于掌握自今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至阿拉伯海沿岸诸地的航路。东汉以后，中国与南亚之间的交通日益频繁，在中国僧人赴西天求法、印度法师入华传扬佛教的同时，中国人对印度地处中国与泰西之间的地理位置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了解到从印度前往阿拉伯海诸地的海道。刘宋时僧人竺枝在以自己亲历见闻为据写成的《扶南记》中说：“安息去私诃条国二万里，国土临海上……户近百万，最大国也。”（注：《水经注》卷2，河水。）这里的安息即指波斯的帕提亚（parthia）王朝，但其实当时帕提亚王朝已经灭亡，波斯已为新兴的萨珊王朝统治，而中国人仍然以传统的名称安息称呼之。“私诃条”即三国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所提到的“海中州名”——斯调，这是巴利语狮子国（sihdipa）的音译。这时中国人已经了解了从印度前往波斯湾的海路。

 二、法显与南海佛教之路

    从汉末开始，中国分裂，战祸四起。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有关灵魂不灭、因果报应与转世轮回之说，在此时的中国南北迅速得到传播。晋室南迁后，中国南方相对比较安定，各地纷纷动用财力兴建佛寺，传授佛法。来自异域的僧人受到普遍的欢迎。当时因前往西天的陆路为北方割据政权阻隔，海路在中印交通之间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


    据唐代和尚义净记载，在印度那烂陀寺以东40余驿的地方，沿恒河而下，有鹿园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故老相传当室利笈多大王时，有“支那国”即广州僧人20余人至此，室利笈多大王为他们建寺，“以充停息”，并赐给“大村封地二十四所”。直至唐代，还有3个村子的人属于此鹿园寺。唐时当地的东印度王提婆摩跋还有为新到来的中国僧人重建此寺的打算。（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3页。）据义净记载，室利笈多大王上距义净时代已经500余年。据学者研究，印度笈多王朝王统中最早的一位国王就叫srigupta，即“室利笈多”，他曾被称为maharaja，即“大王”。义净提到的室利笈多大王，很可能就是他，其在位时间应是3世纪末。（注：同上书，第105—106页。）这20余位中国僧人可能是从四川先沿水路至广州，然后乘船行至东印度的。（注：杨鹤书：《从公元3—7世纪佛教在广州的传播看中外文化交流》，载《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14页。）


    在这一时期为数众多的前往天竺取经的和尚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法显（337—420？）。法显是中国最早到天竺（今印度）取经求法的佛教大师之一，也是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他是十六国时代山西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人，本姓龚，出身贫寒，有兄三人，但都因灾荒连年，瘟疫流行而夭折。父母害怕“祸以次及”，当他刚刚3岁的时候，就把他度为沙弥（即送他到佛寺当了小和尚）。后秦弘始元年（399）63岁的法显从长安出发，沿陆路去天竺，历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葱岭、中亚到达印度。他的摩揭陀国都城巴连佛邑，即今印度比哈尔（bihar）邦之巴特那（batna）留学三年，学习梵语，抄写经律。然后沿恒河而行，到古印度东北部著名海港多摩梨帝国，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加尔各答西南之坦姆拉克（tak）。对研究亚洲航海史的人来说，法显在历史上最伟大的贡献是他从天竺求学的后半段开始，选择了海路来继续他的旅行，并继而乘海舶踏上归程。


    义熙五年（409），法显“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法显此行时正值初冬北风之时，扬帆顺风，沿印度东海岸南行。从加尔各答到斯里兰卡的当代航线长度约1200海里。法显所乘之“商人大舶”大约是印度船，平均每昼夜可行85海里（约157公里）。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义熙七年（411）秋，他又乘另一条商舶自狮子国启程，计划横穿孟加拉湾东返故国。这是一条巨大的海舶，可载200余人。启程之初，“得好信风”，船顺利东行。但秋季乃印度洋东南季风与西北季风交替的时节，风向不稳定，船启行后两日便遇风暴。（注：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法显一行被迫漂至一岛。（注：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认为可能是今印度洋东部尼科巴群岛（nicoba is.）中的一个岛。见其书《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的研究》，第220页。）待潮退后，修补船只破损处，然后继续前驶。行九十日方至耶婆提。（注：印度史书《罗摩衍那》（ramayana）提到，东方有一个大岛名yava-dvipa（大麦岛）。托勒密的地理书提到过这个岛，他写作iabadiou。《汉书》卷6、卷116也提到“日南徼外叶调国”，当即此耶婆提。章巽先生认为，古爪哇、苏门答腊两岛相连，耶婆提为其共名。见章巽《法显传校注》，第170页注29。）估计法显因为风暴和风向的改变，偏离了正确航道，沿苏门答腊岛的西南海岸而行，到达此岛的东部。法显在耶婆提停留了5个月等候季风。义熙八年（412）春，法显再一次搭乘一般可载200人的商船，携五十日粮朝广州开航。因途中再一次遭遇风暴，海舶误期错过广州，最后到达今山东海岸。法显开始从长安西行时，有宝云、慧应、慧景、道景等多人同行，归国时只剩下他一人。


    法显归国后，回国后，与佛驮跋陀罗合译经、律、论共六部24卷。他还把自己在异域14年的经历写成《法显传》书，此书又有《佛国记》等其他名称。法显在其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南亚、东南亚的风土人情，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印度洋海上交通的诸方面，如船舶、航海术、航线、东南亚及南亚海上贸易等，都有重要价值。法显63岁从长安启程时是十六国中的后秦人。他沿陆路从中国走到印度，由海上乘船返归故土，前后历时14年，游历了31国。义熙八年法显在东晋控制下的山东登陆回到中国。所以后人又称他为晋法显。


    法显取海道归国开辟了南海佛教之路的新纪元。这一时期往来于中国、南亚之间的僧人中取道海路的人越来越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国僧人首次从中国动身时，往往沿传统的陆路西行，但归国则常取海路。西凉僧人智俨曾赴克什米尔，与当地高僧觉贤一同从印度启航回中国，与法显一样在山东青州登陆。后来智俨又一次乘船赴天竺。（注：慧皎：《高僧传》卷2，第15页，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3，第20页。）同一时期还有幽州李勇，他也是沿陆路赴印度求学，后“于南天竺泛海达广州”。（注：慧皎：《高僧传》卷3，见《高僧传合集》，第19页。）高昌僧道普在印度随船舶回国，在青州登岸。（注：慧皎：《高僧传》卷2，见《高僧传合集》，第15页；卷3，第17页。）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僧人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对中国与南亚之间的海上交通尚不够了解。所以当他们启程赴西天时，首选的是传统的陆路。而当这些求法僧人到达印度之后，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中国与南亚之间已经有着相当频繁的海上交通时，往往舍陆路而求海道回国。这也是为什么南北朝时入华的外国僧侣中，有相当部分是泛海而来的原因。


    与之不同的是许多域外僧人首次前往东方便循海路。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先至狮子国，然后由此国“随舶泛海”，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注：同上书，第24页。）甚至一些远居内陆的克什米尔僧人也弃陆路而求海路，前往东方。前面提到的高僧觉贤，就是在克什米尔遇到中国僧人智俨后，决定来华的。他们先行至交趾，再附海舶泛至山东。克什米尔王子求那拔摩先赴狮子国，从那里乘船到达爪哇岛，在那里传授佛法，名扬周邻，为刘宋僧人所知。宋文帝命交趾刺使泛舟至爪哇邀请，求那跋摩因此来华。（注：慧皎：《高僧传》卷3，见《高僧传合集》，第20—21页。）西天竺僧拘那陀罗（真谛），于梁中大同元年（546）取海道经狼牙修、扶南至南海郡（今广州）。后来他曾打算乘舟返回狼牙修国。（注：道宣：《续高僧传》卷1，见《高僧传合集》，第111页。）南天竺人菩提达磨亦从海路入华，后来被尊为禅宗之祖。除了印度佛僧以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东南亚僧人从海路入华，其中著名者有扶南人僧伽婆罗（僧养）、曼陀罗（宏弱）等（注：均见于道宣：《续高僧传》卷1，见《高僧传合集》，第106页。），这说明两汉以后，在中国与东南亚与印度的交通中，海路日见重要。


    除了法显之外，赴西天求法的僧人中还有许多带来了印度文化的新知识。梁人慧皎的《高僧传》是记述东汉至梁初著名僧人事迹的传记集。僧人传记杂录著作在晋梁之际已经出现多部，如宝唱的《名僧录》等。慧皎在前人的基础上，收集群作，比其异同，写成《高僧传》，记载了许多天竺、东南亚各地来华的僧人和中国赴海外求学的和尚的事迹，受到各国研究佛教传播史的学者的重视，被公认为是研究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和文化的最重要史料。

 三、艰险的旅途

    尽管航海技术取得了许多进步，但蹈海远行仍然是一件充满不可知因素的事。古时泛海行船，海难发生的频度相当高。主要的风险是风浪、触礁和海盗。《汉书·地理志》便已经记载：西汉时前往印度的航程中有杀人越货的强盗，使臣畏惧“逢风波溺死”。


    据法显记载，他于411年从狮子国启程东还。当时舟人已知在舟后系一条小船，“以备大船毁坏”时用。他们的船行至第二天遇大风时，船破水漏，情形万分危急，乘客、水手纷纷上小舟逃生。上了救生艇的人恐人多翻船，遂强行砍断缆绳。留在船上的人为求生只得把货物投入海中，当时法显也被迫留在商船上自救，在海中漂流十三日后方到一个荒岛上。至于那些跳到小船上的逃生者的下落，法显没有提到。在这种风暴中，一叶小舟在汪洋大海中漂泊，很可能是凶多吉少。除了风暴之外，法显说，“若遇伏石，则无活路”。所谓“伏石”就是暗礁。另外“海中多有抄贼”，遇则人货全无。（注：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7页。）离开耶婆提以后，法显搭商船趁东南风回国。原计划行五十日，但因风暴，偏离航线，船行百日有余，不见广州，食、水俱尽，日常饮水以淡水、海水掺半，每人每日配给2升，历经种种险情。


    另一位西凉州僧人智俨的经历与法显近似。他在今克什米尔之地延请当地高僧觉贤一道附海舶入华传佛法，途中在中国南海船泊一海岛候风。一日遇顺风，同泊诸船中许多纷纷拔锚启航，唯智俨、觉贤等人的海船暂泊继续辨认风向。结果风暴突起，先出航各船均遇难。待觉贤等人启程后，留下诸船又遇海盗，均遭难。（注：慧皎：《高僧传》卷2，见《高僧传合集》，第15页。）


    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有缘东方”，他“随舶泛海，中途风止”。海上行船的主要动力是信风，失去风力之后，船舶只能在海上漂泊，原先携带的给养再多也只能维持有限的时间，到“淡水复竭”时，“举舶忧惶”。后来“信风暴至，密云降雨”，才安抵广州。（注：同上书，第24页。）


    在海难中丧生的，除了水手、商贾、佛僧以外，有时还有南海诸国的王公贵族。据《南齐书·东南夷传》记载，林邑王诸农仰慕中国文明，亲自乘舟来华，不幸在“海中遇风溺死”。

 四、航海科技的进步

    从2世纪末东汉灭亡，到13世纪70年代元统一以前的约1200年中，中国历史上数次出现分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陆路东西交往受阻，海外诸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而持续地上升，中国与波斯湾和地中海周围地区的交通越来越倚重于海路。航海术正是在这些时期有了巨大的进步。


    （一）船使八面风


    两汉以后，海外交往的发展促进了航海技术的迅速进步。这个时期航海术上最重要的成绩是风帆的改进。三国时，吴国丹阳太守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叙述了南海上船舶的风帆，说：“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注：万震：《南州异物志》，见《太平御览·舟部》。）可以看出，这种由卢头木叶编成的帆已经能用于偏风航行。在航海中遇到正顺风的情况并不很多，如遇左右后侧风、横向风与前侧风，帆面还是正前向布置，就非但不能有效地利用风力，而且会使船偏离预定的航向，甚至造成危险。因此在偏风的情况下，必须相应地调节帆的角度，利用风在帆面上产生的推进分力，并在舵的配合下克服横向漂力，使船按预定航向前进。


    万震还记载道，这种前后设置的双道风帆中的后帆，当遇到横向风时，可以45度角迎置，将风反射到前帆，借以推进船行。如欲船行加速，可置满帆，若欲降速，可落半帆。这种帆做得下大上小，使帆下部受风面积较大，降低了重心，船舶有良好的稳定性。万震虽然记载的是南海上“外徼人”的船，由于风帆技术的改进，行船已能“不避迅风激波”，故航行速度大增。


    风帆的进步与航海家世世代代运用季风来驱动海船是分不开的。舟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信风的掌握有了巨大的进展。印度洋—太平洋海区内的主要港口之间，已有一定的船期。法显从印度的恒河口前往狮子国时，依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西南行而达。而他从耶婆提启程归国时，按正常的航期，携带了五十日粮，前往广州。当时从“迦那调洲”出发；船张7帆，行一月余可达大秦国。


    （二）海外地理知识的扩展


    随着中印两国交往的日益密切，有关印度的地理学也传入中国。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因之而扩大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传统有着巨大的区别。中国人讲究科学和实际，印度人则富于幻想。古代印度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寓言和神话极为发达，但却没有写下有价值的历史著作。而中国人却恰恰相反。中国历朝历代的官私文书、佛家著述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印度和南亚次大陆的记载，2000年来绵绵不绝。


    中国以外的国家也有一些与印度历史有关的文献，例如古罗马阿里安的《印度志》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中，保留了一些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时代有关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的描述。但这些资料无论就丰富程度，还是就其翔实性来说，都无法与中文史籍中的印度资料相比。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讲：印度的历史保存在中国历史著作之中，如果没有这些中文资料，研究印度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


    唐以前汉文史籍中有关印度洋地区的史料范围已经极其广泛。既包括了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记载，也有当地历史、风土民情、物种土产、商业贸易、地理交通、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传播、文化艺术等资料。从分类上说，既有正史中的有关记载，也有稗史和其他著作。


    正史中有关印度的记载首推《汉书·地理志》中的有关从华南前往南亚的航路的记载，这在上一章中已引用，兹不赘述。范晔所著，成书于南朝宋元嘉二十二年（445）的《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贵霜王朝征服印度北部，与大秦国交通，在西域交通受阻后频从日南徼外来华的事迹。沈约在永明六年（488）春成书的《宋书·蛮夷列传》中，保存了两封外交文书的汉文译本，一封是元嘉五年（428）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刹利摩诃南致宋文帝的国书，另一封是同年天竺迦毗黎国（即迦比罗卫，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国王月爱致宋文帝的国书。萧子显的《南齐书·东南夷列传》记载了天竺道人那迦仙从广州乘扶南海舶归国，途遇大风，至林邑遭劫后，引出扶南、林邑与南齐之间一段交往的故事。


    杂史和其他官私著作中有关印度洋地区的记载亦很多。三国时魏国京兆人鱼豢的《魏略》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书中记载了西亚、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例如，书中提到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临儿国”，即今尼泊尔之洛明达和“天竺东南三千余里”的“车离国”、印度东部的“盘越国”，并提到蜀地的贾人与这个“盘越国”有往来。鱼豢还记载了“循海而南”，经过“交趾七郡”可与大秦往来，此外大秦尚有水道通益州、永昌。这显然是指从云南经缅甸出海的商道。鱼豢的著作已经亡佚，如今只有片断保存在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成书的《三国志注》中。


    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中还有一些志怪小说，如张华的《博物志》、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和郦道元的地理名著《水经注》等。《博物志》记载范围极广，包括山川地理、奇花异木、鸟兽虫鱼、神话传说等。《水经注》是三国时成书的《水经》的注疏。《水经注》最可贵之处，就是保存了大批有关印度、东南亚的重要资料。郦道元在叙述域外河流时所用的资料，如吴康泰的《扶南传》、晋郭义恭的《广志》、支僧载的《外国事》、释道安的《释氏西域记》和《佛调传》、宋代竺枝的《扶南记》等，均已经亡佚，只有片断保存在郦道元的注文之中。上个世纪以来，利用汉文史料研究唐以前中外交往历史在世界学术界已经蔚为风气。


    （三）导航术


    唐宋时代的中国导航术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除了过去传统的航海导航术，如海外地理学、地文定位、天文测星、船舶操纵技术等继续发展以外，以量天尺为测星工具的大洋天文定位术和全天候的磁罗盘导航的使用，是这一时期中国导航术发展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国航海得以发展、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通过指南针可以测定航向，观星术则可确定船在海中的纬度，两者配合使用可确定船在海中的位置。


    1.唯望日月星宿而进


    天文导航的产生先于指南针导航。在指南针导航术发明后，天文导航仍然是远洋航行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两者相辅使用。


    东亚大陆的海岸线大致上是南北向的。而海中距大陆不远处，分布着南北走向的西太平洋岛弧：库页岛、千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及吕宋列岛。西太平洋岛弧与东亚大陆之间的几个西太平洋边缘海，如日本海、黄海、东海与南海从北向南排列，形成一条狭长海道。这一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古代东亚地区的航海的天文导航相对较为容易。当中国海船启航时，无论是采用沿海航行法还是近海航行法，都是大体沿南北向航行。天文导航的主要依靠对象是北极星。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外篇》提到：“夫群逆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返。”就是说，在内陆湖泊中航行时，已经应用了指南针；而在沧海中航行时，如果不观测北极星是无法返回的。


    当海船进入东南亚、印度洋后，地理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海岸线变得极为曲折：中南半岛与马来半岛间隔着暹罗湾，马来半岛与印度之间隔着盂加拉湾，印度与东非之间则是阿拉伯海。光靠北极星已经无法导航。从先秦时代起，东南亚—印度洋航海的传统方法是沿东南亚、南亚大陆的曲折海岸线而行。这种航行法虽然较安全，但绕道而行，航期很长。


    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海船脱离陆地的能力越来越强。从事东南亚—印度洋航海的人们开始尝试穿越大洋的航行。在远离海岸的情况下，传统的陆标定位术已经不起作用，需要一种新的从已知船位推算未知船位的航迹推算术。天文导航术的历史就是朝满足这种需求的方向发展。晋代法显曾经陆路赴印度、斯里兰卡，然后取海路返回。他在自己的游记中写道：“大海弥漫无边，不知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准。”这说明他所乘坐的海舶是从斯里兰卡直接向东航往苏门答腊。这就是说，在南朝时期，在印度洋上航行的海船已经脱离了主要依靠地文导航的初级阶段，船舶能够在远寓陆地的大洋中航行。在天气晴朗时，白天依日定向，夜晚则靠星辰指引。唯阴雨时节，只能随风而进。


    据道藏中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记载，中国海舶从日南等地出发沿海南行时，采用的是天文导航法，即逆北辰所指方向，朝箕星即二十八宿之箕宿而行，昼夜不息，十余日可到扶南。这些记载证明，中国航海家在当时已经掌握了西太平洋—印度洋的天文定位的技术，即已经脱离了单纯依靠沿海陆标导航的阶段，在必要时可根据某些星辰的出地高度与观测视角来确定海船在大洋中的位置。这是航海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


    唐代天文定位术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利用仰测两地北极星的高度差，来确定南北距离变化的大地测量术上。唐开元年间，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俗名张遂，673—727）曾率领南宫说等人，对唐朝的疆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一行创造了一种简便的仪器“复矩”，来测量北极星距离地平的高度，即所谓“以复矩斜视北极出地”。最后傅出的结论是，“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相当于129.22公里），而极差一度”。（注：《新唐书·天文志》。）这与现代天文大地测量值111.2公里虽有一定距离，但已经具有航海的实用性。


    1973年在福建泉州市后渚的宋代海船尾仓（第13仓），即舟师所居仓中，发现一把竹尺，残长20.7厘米，宽2.3厘米，尺内一半分五格，每格长2.6厘米。未分格的部分，可能是手持时用。这应当就是一把“量天尺”，即测量“星高”的尺。使用时伸臂竖握此尺，使其下端与水天线相切，以观测天体的视线与此尺相交的寸、分读数为测天之高度。这种尺使用捷便，如用以测量北极星，可依照测高读数，判别海船所在地理纬度。


    2.指南浮针


    天文导航术的关键在于观察日月和测定星高，其目的是确定船的纬度和方向。但天文导航受天气影响大，阴雨天无法观天，无从根据日月方向和星高来判明船所处位置，从而限制了其使用范围。指南针的使用使导航不再受制于气候，是世界航海史上一项重大的发明。


    指南针最初是为确定朝向风水而发明，后用于水上航行。据前引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外篇》提到的“夫群逆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一语，可知至迟在公元4世纪以前，使用指南针来确定船舶在浩瀚水面上的位置的方法，已经为许多人所知。成书于1041年的相墓著作《茔原总录》书中提到，欲定东西南北，必须让磁针指丙午之间的方位，则午向为正南。这说明当时已经发现了磁偏角为南偏东7.5度。从发明磁针指南，到认识到磁针所指方向（即地磁极）与地球自转轴的北极之间方向并不完成吻合（即磁偏角的存在），需要相当长的历史岁月。


    据成书于1088—1095年间的《梦溪笔谈》记载，安置指南针的方法有四种：


    （1）把磁针横穿于灯芯草之上，浮置水面


    （2）置磁针于指甲上


    （3）置磁针于碗唇上


    （4）以丝线系磁针腰部，使平悬于无风处。


    1044年泉州曾公亮（999—1078）在其主编的《武经总要》中还记载了一种指南鱼，是用薄铁片剪成鱼形，将其磁化后成为指南鱼，浮置水面即可指示南北。南宋时陈元舰在《事林广记》卷10中又记载了另一种木刻指南鱼，其制法是以木刻成鱼形，中开一窍，置入磁石，浮置水中。


    约11世纪下半叶，指南针作为航海的导航仪器已见于记载。北宋时朱璃《萍洲可谈》在谈及1098—1102年其父在广州所见航海活动时说，“舟师识地理”（即船老大辨识方向）时，夜以观星，昼以观日，阴晦天则观指南针。1124年，徐兢在《宜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也说，天气晴朗的夜间凭星斗航行，晦冥则全靠“指南浮针”。“指南浮针”这个术语说明当时采用的是《梦溪笔谈》中提到的水浮法。其装置法是在刻有24方向的木制罗经盘中凿一圆坑，中置水，将磁针横贯灯芯草后浮置水面，即成水罗盘，又称针盘。宋代海船中已经有专门舱房放置针盘，称为针房，由经验丰富的火长专职掌管。


    指南针导航术在发明后不久便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海外，为外国航海家所知。在宋代这一先进技术已经传到欧洲。据李约瑟考证，欧洲最早有关指南针导航术的记载，是英国人亚历山大·尼科姆（alexander neckam，1157—1217），他在1190年已经提到航海罗盘。


    阿拉伯人应用指南针早于欧洲人，但文字记录指南针却晚于欧洲人。欧洲人是通过大食人的中介学会指南针导航术的。在成书于1282年的《商人辨识珍宝手鉴》中，大食矿物学家贝拉克·卡巴札吉（bakai-qabajaqi）说，他曾乘船从的里波里（位于今利比亚）到亚历山大城（位于今埃及尼罗河入海处）。在航行中，他看见船员们使用借助木片或苇箔托浮在水面上的磁针来辨别方向。这一记载表明，大食的航海指南针也采用水浮法，与中国的浮针肯定有渊源关系。上引《商人辨识珍宝手鉴》中还说，在印度洋中航行的船舶中，将以中空的磁铁制成的磁鱼浮置水中，其头尾分别表示南北方向。这种磁铁指南鱼与《武经总要》中提到的指南鱼应当也有渊源关系。


    指南针传入欧洲后，其装置方法得到改进，发明了有固定支点的旱罗盘。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到达日本。日本航海家学到旱罗盘。明代李豫亨的《推蓬窹语》提到，中国原先所习用的针盘用水浮法，视其所指，以定南。以后因东南沿海倭寇入侵，中国人发现日本人用旱罗盘，才因之学得。旱罗盘通过日本传到中国时在16世纪下半叶，此后水罗盘逐渐被淘汰。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9章中高度评价了指南针的发明。指南针的应用是航海技术的巨大变革，它象征着原始航海时代的终结和航海新时代的开始。只有在掌握了指南针后，大洋才不再是人类不可逾越的障碍。


    3.《海岛算经》与海图的产生


    唐代具有航路指南性质的资料已经出现。从唐宰相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中可知，当时亚洲海舶在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区内已经有相对固定的航线，航海家对这一海区内某些重要的目的港之间的航程也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和记载。地文导航的关键在于正确地辨识航线沿途所经的地理坐标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数学的进步，航海家已经能在勾股定理与相似比例关系的原理基础上，运用两次观测计算的“重差法”来测量陆际。这一科学进步使海岸测量术迅速发展起来。唐代数学家李淳风在《海岛算经》中曾举出一道应用题云：“今有望海岛，立两表，齐高三丈，前后相去千步，令后表与前表相参直，从前表却行一百二十三步，入目着地取望海岛，亦岛高1255步，而岛与第一表之距离为30750步。”这清楚地证明，唐代我国航海家的地文导航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四）海舶


    1.南海番国船


    当时往返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与东南亚、印度洋诸地之间的船舶既有外国船，又有中国船。外国船也有多种。元开《唐大和尚东征记》提到，唐代广州珠江中停泊有婆罗门船、昆仑船和波斯船。这大致代表了当时番舶的种类：即东南亚船（昆仑舶）、南亚船（婆罗门舶）和西亚船。这些外国船因多从南海而来，又统称为“南海舶”，即《唐国史补》卷下所谓“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


    在婆罗门船中，有一种“狮子国舶”，即斯里兰卡船。《唐国史补》卷下说它在外国船中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串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闻”。


    “昆仑舶”（东南亚船）在东南亚、印度洋航海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代义净赴印度时，从广州启程时乘坐的是波斯船，这可能是指东南亚的“波斯”，即今之缅甸的勃。（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9页注13。）义净到达室利佛逝以后，换乘室利佛逝船前往末罗瑜，即今马来半岛南端，再由此往东印度。他沿途换乘的几乎全是东南亚船。昆仑舶来华数量多，次数频繁，据《旧唐书·王方庆传》记载，当时在广州每年都有“昆仑舶以珍物与中国交易”。


    西亚船中之大者称为“大食巨舰”，其中以“木兰皮”舟为最。“木兰皮”即阿拉伯语maghreb的音译，意为“极西之地”，指今北非利比亚以西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地，今译作“马革里布”。所以“木兰皮”舟意为西大食舟。据《诸蕃志》记载“木兰皮”舟“可容数干人，舟中有酒食肆机杼之属”。“木兰皮”舟，周去非称为“木兰舟”，说这种船比在南海（即东南亚）中航行的船更大，“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注：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第67页。），他又说：“今世所谓木兰舟者，未必不以至大言也。”


    宋代沿海港市人民对异域船除了以地方命名以外，还以载重量分等，分别命名。《宋史·食货志》提到，蛮夷船“最大者为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次曰牛头舶”，载重为前者的1/3，再次曰“三木舶”，又为牛头舶的1/3。这里表示载重量的单位“婆兰”，看来是一种外国重量单位，其确实含义尚有待于研究。周去非说，南海中的“番舶大如广厦”，可行数万里，载千百人。载重万斛的番舶，其舵长三丈。按一斛为一担，重60公斤。所以万斛之舟载重量已达600吨。


    数万斛之舟相当于排水量一两干吨的船。在以木材为基本造船材料的时代，这恐怕已是船舶载重量的极限了。建造这种巨舟单靠一国之力难以完成。仅就其船舵而言，因船体过大，一般木材难以胜任，“卒遇大风于深海，未有不中折于深海者”。唯有使用钦州（今广西钦州）出产的乌婪木，才可制成长达五丈的巨舵，“虽有恶风怒涛，截然不动”。据说这种巨舵在钦州一双不过值钱数百缗，一旦运到番禺，立即升值十倍。（注：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换句话说，这种巨舟是以中外合作的方式建成的。


    印度洋的番舶制造工艺与中国船大相径庭。唐代刘恂的《岭表异录》提到，当时番贾的船不用铁钉，只用桄榔须系缚，泥以橄榄糖。糖干后甚坚，入水如漆也。唐代僧人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也说，“昆仑舶”是用椰子皮为索连接，葛览（橄榄）糖灌塞，使水不入，而不用钉。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也提到过这种船，他在叙述甘埋里国（注：日本学者薛田丰八认为，即今伊朗波斯湾口处之忽尔模斯岛，见《岛夷志略》，中华书局校注本，第365—366页。）时说，“其地船名为马船，大于商舶，不使钉灰，用椰索板成片。每舶二三层，用板横栈，渗漏不胜，梢人日夜戽水不使竭”。这种船就是缝合式木船，马可·波罗也提到，当时这种船在印度洋上比比皆是。这种式样的船船体强度较差，抗风浪能力弱，易渗漏，汪大渊已经指出了它的弱点。


    2.中国海舶


    相较之下，唐代中国造船早已脱离了印度洋船舶的这种原始简陋的工艺，而大量采用钉榫接合技术。我国考古学者曾分别于1960年3月和1973年在江苏扬州施桥镇和江苏如皋县的遗址中发现过唐代木船，其船型虽然不同，但均使用钉榫接合技术。如皋唐船还建有9个水密隔仓，这就大大增强了船舶的横向强度与抗风浪和抗沉能力。还有一种名曰“海鹘”的海船，船舷左右置浮板，形如鹘之翅，以防止侧倾。这种浮板实际上是舷侧防浪板。


    唐代我国已经能建造巨大的远洋海舶。据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常见的一种称为“苍舶”，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许多阿拉伯旅行家曾描述过唐代航行在印度洋水域中的海舶。因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冲积，波斯湾中浅滩很多，中国海舶体积大，吃水深，航行不便。因此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说，波斯湾中诸港之间的航线多由当地小型船舶担任，它们把各地的土产运抵尸罗夫港（siraf，位于今伊朗），再转驳中国船运往东方。印度西南部的故临是各国海船加注淡水的地方，对中国船每次要收费1000迪尔汗，而对其他诸国船仅收10—20迪尔汗。（注：《苏莱曼游记》，见穆根来等汉译本：《中国印度见闻录》，第9—10页。）这种收费上的差别除了对不同地区船征收不同税率的因素以外，显然是因为中国船特别大的缘故。


    在宋代，海船制造的工艺与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结合文献记载与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的宋船残骸及1976年在韩国新安发现的元船可知，宋代中国海船的基本特点如下：


    第一是载重量大。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宋时海船大者载重达5千料（注：据《明会典》称，一斛（料）相当于一石，即60公斤。），可载五六百人。载重五千料相当于3百吨位。那时中型的海舶载重达1千料至3千料，可载二三百人。那时应用得最普遍的是“可载二千斛粟”的中型海船，称为“客舟”，“长十余丈，阔三丈五尺”。而长阔高大皆三倍于“客舟”的海船，叫“神舟”，望之“巍如山岳，浮动波上”。（注：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第116—117页。）按长阔高皆扩大三倍，体积便增至20余倍。据此推算，这种“巍如山岳”的神舟的载重可达五万余斛，相当于三千吨。如果的确如此，真是十分惊人的巨舰。周去非曾描述过宋代在南海中航行的一种巨舟，说其“帆若垂天之云，柁长数丈。一舟敷百人，中积一年粮”，舟人们甚至还在船上养猪、酿酒。这种巨舟应当就是“神舟”。大舟巨舰在航海中“不忧巨浪而忧浅水”，因吃水深，“漂至浅处而遇暗石，则当瓦解矣”。（注：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


    第二是船体坚固，结构良好。船体“以巨木全方，搀叠而成”。（注：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第117页。）考察泉州古船可知，这条船的龙骨由两根松木接合而成，采用体外龙骨的设计和直角榫合的工艺，增大了船的纵向强度。海船的船壳、船底用二重板叠合，舷侧则用三重板叠成。自龙骨至舷有侧板14行，其第1—10行由两层板叠合而成，第11—13行由三层板叠合而成，采用搭接和拼接两种结构工艺，以钉榫为主要构件。里层船壳板的上下板之间都用子母衔榫合。尖底造型使船壳弯曲弧度大，多重板工艺使取材、建造和维修较为容易，二重或三重木板加固的侧板与船壳板使全船的强度大为提高，更耐波浪，利于远航。（注：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


    泉州湾海船使用铁钉，大钉极长，并用桐油、麻丝、石灰等嵌缝，以防渗漏和钉头锈蚀。当时中国的东亚近邻国家虽然学习中国造船工艺，但技术上与中国仍有明显差距。据《玄览堂丛书续集》“日本海船”条记载，当时日本船既不用铁钉联接，“惟联铁片”，也“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制漏而已”。总之，船板采用榫联和铁钉加固，并用桐油灰塞缝是我国唐宋以来发展起来的先进造船工艺，直至今日仍在木船建造中普遍使用。


    宋代中国海船船体一般有十几个水密舱，泉州湾海船用12道隔板把船体分为13个水密舱，水密程度很高，即使在海难中破损一两个船舱也无倾覆之虞。这种13舱的木船直至近代还为福建沿海人民所沿用。据学者调查，这13个舱位各有专门名称和用途。（注：庄为矶、庄景辉：《泉州宋船结构的历史分析》，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


    宋代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提到宋代海舶“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宋会要辑稿》也提到宋时南方海船“面宽三丈，底宽三尺”。上面提到的1974年泉州市东南郊后渚港出土的宋末海船，根据造船学家研究，其船形特点是：底尖，船身扁阔，长宽比小，平面近椭圆形，我国南方海船的这种v型船体结构设计，不但可增强船舶的稳定性与回舯扭矩，而且能减少水下阻力，使海船在遇到横风时横向移动较小，适于在风力强、潮流急的海域航行。在顶风行船时更显优越，“贵其可破浪而行也”。为改善船舶的摇摆性能，宋代水手还在船腹两侧“缚大竹为橐以拒浪”。（注：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第116—117页。）


    元末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描述中印度洋上的中国海船，他说，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等，大者有船员千人，即水手600，卫兵400，有3帆至12帆，皆以篾编成，并有随行船相随。随行船有三分半大、三分之一大、四分之一大3等。像这样的大船仅产自广州和泉州。船底系用3层板以巨钉钉合而成。舱分4层，有公私舱房多间，船员常在木盆中种植蔬菜。橹大如樯，每橹缚有铁链两条，摇橹时有10人至15人，分两排对立。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有翔实的描述。

 五、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广州通海夷道》

    （一）大食航海


    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代之而起的是大食帝国。罗马帝国时代开辟的红海—印度洋航路后来为阿拉伯人所继承。629年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之后，他的继承者创立了大食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航海活动的中心。穆罕默德本人早先曾多次参加过商旅，对中国有所了解。他曾训示自己的信徒说：“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也应去求寻。”据汉文史料记载，自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首次正式遣使入唐起，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大食向中国遣使达39次。阿拉伯帝国的地理学极为发达。正像汉文文献记载了从中国东南沿海前往西方的航路一样，存留至今的大食文献也详细记载了大食航海家从大食前往东方的路线。


    伊本·忽尔答兹贝（ibn khrudadhbah）是大食最早的地理学家，他生于820年或825年，约卒于911年。他的著作《道里与诸国志》写于约846—847年。唐代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描述了从广州通往波斯湾巴士拉的航线，而伊本·忽尔答兹贝则记载了反方向的航线——从波斯湾的巴士拉通往中国的航线，其详细程度可与贾耽的记载相媲美。《道里与诸国志》把前往中国的航路分为3段：


    第一段，从末罗（今伊拉克巴士拉basra）到细兰（今锡兰）：末罗至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海峡中之霍尔木兹岛），法尔斯沿海至提（风日，daibul）共8日程，由此至弥兰河（按即新头河，今印度河）河口为2程。再航行17日至没来（my），行2日至副临（注：bullin，应即贾耽所提到的“南天竺国大岸”。），再行1日至细兰。


    第二段，从副临向东航行10至15日，横渡孟加拉湾到达郎婆露斯ngabalus，今尼科巴群岛）。复东行6日，至箇罗（kh，今泰国所属马来半岛之吉打）。由此行至婆露师（balus，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西海岸大鹿洞附近），再经马六甲海峡（shit）至诃陵（harang）。


    第三段，从苏门答腊岛北部不远处的mayd，航向潮满岛（tiyuma，今马来西亚彭亨州东南）。由此岛至吉蔑（qimar）行5日，复行3日到占婆（sanf）。再航行一段便到中国。伊本·忽尔答兹贝甚至提到位于朝鲜半岛的新罗（s），说那里盛产黄金。（注：华涛：《伊本·忽尔答兹贝关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及其在阿拉伯—伊斯兰地理文献中的地位》，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31—135页。）


    唐末到过中国的阿拉伯人苏莱曼除了叙述从波斯湾到东南亚的航程到外，还介绍了从今阿曼的马斯喀特（muscat）到中国的航路。他说，从马斯喀特到故临—没来，顺风行约1个月，由此到箇罗，再行10余日至潮满岛，复航行10余日至奔陀浪（panduranga，占城南部）。由此行10余日到占婆，经涨海到广州。（注：索瓦杰：《苏莱曼游记》，见穆根来等汉译本：《中国印度见闻录》，第8—9页。）


    751年唐朝与大食在中亚的怛罗斯发生冲突，唐军战败。大食人将俘获的大批唐朝随军文武人员押往后方，杜佑族子杜环也在其中。杜环在大食各地留居12年后，于宝应初年乘商船回到广州。杜佑所搭乘的，也应当是大食海舶。


    （二）广州通海夷道


    1.南海航线网络


    隋统一以后，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业初年（605—606），隋炀帝派兵平定交州，隋水师沿印度支那半岛东岸南下，航达林邑，击破林邑王梵志的象军，使东南亚地区与隋的关系密切起来。据《隋书·南蛮传》记载，大业三年（607年）冬十月，隋使臣常峻等人奉命从南海郡（今广州）乘北风出使赤土国。常峻的船队经两昼夜的航行，过焦山石（今越南占婆岛），暂泊于其东南的陵伽钵拔多洲（今越南归仁以北的燕子岬），复南行至师子石（今越南昆仑岛附近），再西行，接近马来半岛沿岸之狼牙须ngkasuka，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再南航抵赤土国。赤土国王派出30艘小船前来迎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常峻回国时，赤土国国王遣其王子随行入贡。


    唐代前往印度取道海路的人越来越多。据义净记载，他所知道到的赴西天求法的僧人，连他在内共有56名，其中有34名是从海路去的。书中所附之《重归南海传》还提到了另外4位从海道赴西天的僧人。海路赴印度的航线很多，起点也不尽一致。这些中国僧人有的从广州启程，有的从交州开航，更有的从占婆动身。途中停靠的港口各不相同，有的经位于今印尼的佛逝和诃陵，有的经今马来半岛。南亚境内也有为数众多的中转港，或在狮子国、或在南印度、或在东印度、或在西印度。


    以义净为例，他于咸亨二年（671）离开广州光孝寺，随波斯舶出海南行，经约20余日，到达室利佛逝（srivijaya），即今印尼苏门答腊之巨港，在当地停留约半年。次年复乘当地国王的船舶，向西航行15日，到达末罗瑜国（myu），即马来半岛的南端，于此再停留约2个月，换乘其他船北上航行15日，抵羯茶国，即今泰国所属马来半岛之吉打（kedah）。同年十二月，由此经安达曼海，越孟加拉湾，航向东印度。（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本，第152—153页。）


    2.贾耽与《皇华四达记》


    贾耽（729—805），字敦诗，沧州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曾任鸿胪卿（职掌接待外国使臣的官员），检校司空（专管校勘书籍，纠正讹误的宰相）等职。是唐代中后期著名地理学家和地图制图学家。他以裴秀制图六体说撰成《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陇右山南图》、《贞元十道录》、《皇华四达记》及《吐番黄河录》等。他在55岁时组织画工绘制《海内华夷图》，全图幅面约10平方丈，耗时17年，完成了这个巨幅唐代中国全图，是继裴秀之后又一伟大的地图作品，在中国和世界制图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具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外国部分的编绘，二是注重历史地理的考证，古今地名分色绘制。可惜此图已失传，但它的缩印本在南宋刻石为《华夷图》。


    贾耽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当了13年的宰相。因职务关系，负责接待各国来华使者，有机会调查使节下番和来华的路线。《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40卷和《皇华四达记》10卷这两部书的资料即来源于此，可惜现已失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地理志》时，摘录他的《皇华四达记》，其中的“广州通海夷道”的主要内容因之得以保存至今。


    《广州通海夷道》，详述了下番船舶由广州出航后前往西域之途，为《旧唐书·地理志》所无。它是一份有关西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东西交通的详细的说明资料。提到从广州前往大食的航海路线是：


    从广州出航后先东南行驶出珠江口，转向西南方经数日绕过海南岛东岸，再西南行贴近越南沿海，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岘港以东之占婆岛），南行经陵山（今越南归仁以北的燕子岬）、门毒（归仁），然后西南行经奔陀浪（今越南藩朗），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岛），航行5日越暹罗湾至海峡（今马六甲海峡）。沿海峡西北行，出峡后经婆国伽兰洲（今印度之尼科巴群岛），向西驶过孟加拉湾，抵达狮子国。由此往大食有两条道：


    一道沿印度西海岸北上，经至弥兰大河（今印度河）河口，复西北行入波斯湾，至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河口。


    另一道从狮子国沿西北向横渡阿拉伯海至三蓝（今也门之亚丁），由此沿阿拉伯半岛南岸东北行，绕阿拉伯半岛东北角达波斯湾口之没巽（今阿曼东北之苏哈尔），驶入波斯湾，沿波斯湾东岸而行，至弗利剌河河口与第一道相汇合。（注：《新唐书·地理志七》。）


    这一段航程中，从狮子国启航时的目的港“三蓝”最为引人注目。关于其今地，研究中国航海史的专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日本学者前岛信次考出今也门亚丁（adin）的古名为saram，即此“三蓝”。可见贾耽记载的航路中，从狮子国启程时，并非如一般人所设想的沿印度次大陆西海岸北上，再沿阿拉伯海北岸西行，进入波斯湾，而是径直从斯里兰卡直航红海海口，这是特别值得注意之处，这证明在这个时代中国海船的远洋直航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早在魏晋时代法显归国时，所乘海船就有从狮子国横穿孟加拉湾，直航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记录，隋代常峻出使赤土国时，也曾从越南南端的昆仑岛向西横穿暹罗湾直达今马来半岛。贾耽时代中国海船不但在暹罗湾和孟加拉湾继承了前代水手的航海术，而且进一步具备了从狮子国向西横越今阿拉伯海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在唐代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水域中，中国海船可以说已是无远而弗届。


    3.面向海洋的国际大都会广州


    贾耽所记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广州为起点不是偶然的。唐代全国均以布帛、铜线为交换媒介，而广州因为外夷人口多，经济深受国际贸易影响故以贵金属金银为货币。外番人聚集广州日久形成自己的居住区，史称“蕃坊”，其地点在今广州火车站向南数站地之处，今怀圣寺（清真寺）“光塔”所在地附近。外夷人集中的蕃坊的存在不仅见于汉文记载，也见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著述。


    居于此处的侨民多为来自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从事贾贩。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阿拉伯著名学者查希兹（al-jahiz，776—868）撰《商务的观察》（又译为《生财之道》），开列了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麝香、肉桂，动物中的孔雀等等。穆斯林学者撒阿利比（al-thaalibi，961—1038）在《珍闻谐趣之书》说：“阿拉伯人习惯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


    不仅外国商人以广州为出入中国的出入点与登陆点，中国人也是如此。法显从爪哇归国时，原先的目的港就是广州。只是因为风暴，船只偏离了航向，才在山东登岸。

 六、蒙元水师的海外征服

    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是我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这样伟大的航海壮举不是突然产生的，其直接背景便是元代的航海。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军事远征。经过近40年征战，蒙古人已经控制了东起高丽，北达北极圈，西至东欧与地中海，南及印度、吐蕃、四川、淮水的广大地区。


    元灭宋后，金、南宋与高丽的水师均落入蒙古人手中。蒙古人成为亚洲大陆上的超级强权，当时不仅在欧亚大陆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抗元朝铁蹄，而且以降元的南宋水师为主的蒙元水师，是西太平洋、印度洋海域最为强大的武力，成为元朝海外扩张主要依托。因此在郑和航海之前的13—14世纪，西太平洋—印度洋已经进入了中国时代。


    （一）征日本


    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原本不习水战。随着蒙宋战争的进行，蒙古军在与南宋水军的战争中熟悉了水师与水战。元世祖忽必烈灭宋后，蒙古军在东亚大陆的边疆延伸到海上，有了海外邻国。南宋的灭亡使大批宋军水师落入元世祖忽必烈手中，使蒙古统治者掌握了庞大的海上力量，遂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海外征服，即征日本、征占城、安南与征爪哇之役。


    1.“文永之役”


    忽必烈登位之初，曾数度遣使日本，企图使日本通聘朝贡，但屡遭拒绝。至元十一年（1274）元廷在高丽设征东元帅府，命高丽造船。同年冬蒙、汉、高丽军二万余人渡连接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的对马海峡发动征日之役，进入九州的博多湾，但遭失败。当时日本天皇的年号为“文永”，所以日本人又称此次征日之战为“文永之役”。


    2.“弘安之役”


    南宋的灭亡后，元军收编了南宋水师，使元朝的海军力量大为增强。于是元世祖忽必烈再次发动了征日本之战。至元十八年（1281）夏，他命大将忻都等率南宋降将范文虎以下十余万水师分乘数千艘海船分道从高丽与江南出动，向日本进攻，航行7日后到达日本九州岛近海的鹰岛。因元水师诸军将领不和，对进攻策略意见不一，迁延逾月，将战船缚系为一体，形成水寨。至八月，台风突起，兵船相互碰撞，造成大量毁坏，军士大批溺死。忻都、范文虎等高级将领择好船逃回，遗下的元军将士在鹰岛登岸，遭到日本人的进攻，全军覆没。征日本之役遂告失败。此次征日之战日本人称为“弘安之役”。近年来在日本九州的鹰岛近海，学者们发现了元军征日水师的沉船与元军留下的大批文物。


    这场台风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上天在护佑他们，遂将这场突如其来掀没元军水师的台风称为“神风”。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军国主义都还组织所谓“神风”突击队，认为自杀飞机暴风骤雨式的打击会如同当年的“神风”一样拯救日本。


    （二）远征东南亚


    1.征占城、安南


    占城（champa）又称占婆，即今越南南方，地扼经南海连接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太平洋与印度的海上通路。灭宋之后，元廷一再强使占城为元廷过往船舶提供给养，引起占城的强烈不满，不断反抗。至元十九年（1282）冬，元大将唆都率数千元军从广州登船向占城出动，抵占城港（今越南南方归仁）。占城守军拒绝唆都的招降，筑水寨抵抗，元水师经过苦战破城。占城王退入山中据险不降，唆都率领元军占据海岸亦不解去。至元二十一年（1282）占城被迫向元廷上表请降。此年，忽必烈皇子脱欢率军沿陆路进入安南，唆都奉令由占城北上会攻。安南军队坚决抵抗，使元军遭到重大伤亡，水军统帅唆都战死。三年后，脱欢再度进攻安南，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仍未能得手。安南方面因力量对比悬殊，也希望以向元称臣来换取停止战争，双方才恢复和平。


    2.征爪哇


    爪哇是印尼人口最为稠密的一个岛屿，为当时南海强国。在唆都出征占城的同时，元朝廷开始不断向爪哇遣使招谕，要求爪哇国主亲自来朝，但始终未得同意，其中一次爪哇还将元使黥面逐回。元廷以国使受辱为由，决定出动水军远征。至元二十九年（1292）冬，元水师在史弼、高兴与亦黑迷失率领下从泉州启程，航行2个月抵爪哇北岸杜并足（今厨闽），元军随船马步军登陆，水军仍取水路，期于八节涧会师。其时爪哇国内乱，其贵族麻喏巴歇首领土罕必阇耶（即满者伯夷王朝创始者）企图利用元军的力量，遂遣其相呈献户籍与地图请降。元水陆两军在八节涧会合后，协助土罕必阇耶击败对手。战后，土罕必阇耶借口要回麻喏巴歇（满者伯夷）取所藏物献进给元廷，秘密组织抵抗。元军轻信土罕必阇耶，派200士兵送其归回，在途中土罕必阇耶发动突袭，并会集诸军进攻准备班师的元军。元军仓促应战，退回海边登舟撤回。征爪哇之役以失败告终。


    元代的海外征服是13世纪末以前亚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明代郑和航海的先驱。虽然诸役均以失败告终，但却显示了中国水师已经具备大规模远洋行动的能力，包括大规模船队的海上编队、各船之间的联络、海上补给、登陆作战等。

 七、舟师导航法的进步

    以陆标作为导航的主要依据是最原始的导航法，也是中国舟师的主要导航法之一。即便其他更先进的导航法出现之后，这种陆标导航海也为中国舟师沿用了很长时间。


    （一）陆标导航


    在海图出现以前，水手们在海上判断航向的主要方法是地文导航术和天文导航术。所谓地文导航术即航舶不远离大陆或沿海岛屿海岸线。舟师以所见地理标识确定船舶所在方位。南宋人周去非曾描述过当时水手辨识地理的情景：“舟师以海上隐隐有山，辨诸蕃国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国，顺风几日望某山，舟当转行某方。或遇急风，虽未足日，已见某山，亦当改方。”（注：周去非：《岭外代答》、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217页。）


    这就是说，舟师在运用地文导航术时，基本上以沿海岛屿或陆地上高耸的山峰为标志。当海上隐隐有山时，便努力辨认，以图确定是什么地方。当商舶计划前往某国时，舟师对航线所经各地的时刻，对船舶何时应转变航向已经大体有数。顺风行船当风速高时，船行速度快，按预定时辰推算，虽然尚不应转向，但只要已见预定的地理坐标，水手也果断转舵。如错过陆标，丧失转向时机，则称为“舟行太过”，船舶会陷入险境，“无方可返，飘至浅处而遇暗石，则当瓦解矣。”（注：周去非：《岭外代答》，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217页。）


    （二）海图


    现存最形象地表现中国地文导航法的资料是《郑和航海图》。但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应当有海图存在。《新唐书·地理志》载有广州通海夷道里，详述唐时海舶由广州出航前往大食之途，为《旧唐书·地理志》所无，当由贾耽《皇华四达记》中录出。“通海夷道里”虽然逐站述明了从华南到大食的海途，但尚不能算海图。我们虽未发现最初的海图，但南宋人周去非所述中国舟师们在海中辨识地理的情况，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古代水手们在世世代代的航海生涯中，积累了无数的实践经验。


    这种经验最初是在航海的旅程中，在现场以口口相传的办法师徒相授的。在漫长的航线上，沿途各地地理标志物特征各异，转变航向的方向也各异，稍一不慎，辨识有误，或航向有偏，就可能造成舟毁人亡的惨剧。因此稍识文字的舟人都会以纸笔记下航线和沿途标志物及应转的航向，以利下一次航行。航路指南及海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中国的海图至少在宋代已经出现了。海图的出现可谓海外地理学的一大进步。北宋咸平六年（1003），广州地方官曾向朝廷进呈《海外诸蕃图》（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宣和五年（1123），徐兢奉使高丽时，曾在“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诸蕃志》的作者赵汝适在自序中提到：“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注：冯承钧：《〈诸蕃志〉校注》，第5页。）这里的“所谓‘石床’、‘长沙’之险”，即指南海诸岛。可见这种“诸蕃图”应当就是海图。可惜的是这些早期的海图早已亡佚，其原貌已不得而知。


    （三）周公之法


    在西方现代导航海传入之前，中国舟师一直沿用古来的导海法。这种导航法因为历史久远，后来的舟师已经不能言明其来源，只将之归于周公。除了《郑和航海图》一类官藏海图之外，明清时期的舟师海商还有一些世代流传的航海通书。清《台海使槎录上》提到，“舟子各洋皆有秘本，名曰洋更”。现存明代各种文献中提到过不少这类书薄，如《日本一鉴》和《桴海图经》提到的《针谱》、《渡海方程》、《海道经书》、《四海指南》、《航海秘诀》、《航海全书》等，《指南正法》提到的《罗经针薄》，《东西洋考》提到的《航海针经》，《西洋朝贡典录》提到的《针位篇》等。这些多为舟师世代相传的秘本，很少见于著录（注：向达：《两种海道针经序言》，无名氏著、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82年，第3页。），具有极高的价值。正因为有了这些在民间流传的舟子秘籍，中国的航海业才世世有替。


    现存最重要的中国私家舟师往来于东南亚及北印度洋的航海秘籍，是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的两部手抄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这两部书虽然都出自私家舟师之手，是普通航海者自己的记录，毫无夸张之处，但却客观反映了明代至清中期中国海舶的船主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的前往东南亚和北印度洋时使用地文导航法的实际状况，为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顺风相送》应成书于明中期以后。作者在前言中说，他的著作本于周公的《指南之法》。《指南之法》大约是一部假托周公之名的航海针路书，至明中叶尚存。《顺风相送》的作者说它“能自古今，流行久远”，其“中有山形水势”，但传抄描绘有误，又迭经增减，足见这部《指南之法》由来已久，在出洋的海商与舟子中代代流传。他们在航海中或归来后，曾对照过它，所以才会发现“传抄描绘有误”，并在验证时不断有人根据自己的经验与见闻有所增补。《顺风相送》的作者还说，他将“南京直隶至太仓并夷邦巫里洋等处更数、针路、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攒写于后”，还提到“宝舟”、“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等语，足见《顺风相送》在编写时还参照了《郑和航海图》。


    《顺风相送》的作者在评价《指南之法》的作用时说它是一部航海者的必备针薄，“行路难者有径可寻，有人可问。若行船难者，则海水连接于天，虽有山屿，莫能识认。其正路全凭周公之法，罗经针薄为准”。这里“虽有山屿，莫能识认”一句清楚地说明了传统的地文导航海的局限，若不假以“罗经针薄”，远航的风险是很大的。《顺风相送》的作者在“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一节中在描述“外罗山”（注：在越南新州港外，入新州港以此为望山。今地无考。见《两种海道针经》，第219页。）时，提到这里“远看成三个门，近看东高西抵。北有椰子塘，西有老古石。行船近西过，四十五托水。往回可近西，东恐犯石栏”。（注：同上书，第33页。）这说明，即便在磁罗盘广为应用以后，当海舶驶近目的港时，舟人仍努力依靠陆标辨识。


    按向达先生的研究，《指南正法》成书于清康熙末年。此书的序言如同《顺风相送》，提到周公的《指南之法》，并有一节题为“大明唐山并东西二洋山屿水势”，说明书中许多资料至少可以上溯至明代中期。此节在描述“外罗山”时，提到“东高西抵，内有椰子塘，近山有老古。打水四十五托”。对比《顺风相送》的相应记载，可知两者当有共同的资料来源。

 八、地理新知

    郑和远航西洋有赖于中国海外地理知识的增加。元代是中国历史版图空前辽阔的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动的军事远征极大地扩大了当时中国人的视野。


    （一）回回人入华


    从宋代起已有大批回回番商移居中国沿海。南宋时我国东南地区最著名的番商是福建的蒲氏。据元《忏悔史》和明《闽书》记载，蒲氏是回回人，其先世自西域经南洋迁居广州，后又落籍于泉州。蒲氏家族专长于航海贸易，历受统治者重视，负责海外交往。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蒲氏家族的蒲宗闵曾数次出使宗外。理宗端平三年（1236），蒲宗闵又奉使用占城。淳祐七年（1247），再奉命使渤泥（今文莱），卒于其地。其墓志至今尚存于文莱，被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发现。蒲宗闵之子蒲应后来曾出使渤泥，其另一子蒲甲任“占城之转运使”，与“大食、波斯、狮子之邦蛮人嘉谐”。元军攻陷临安后，蒲氏后人蒲寿庚所控制的海军力量向元军倒戈，加速了南宋小朝廷的灭亡。元代蒲氏家族在泉州仍然很有势力。据周密的《癸辛杂识》记载，“泉南有巨贾佛连（burhan），蒲氏之婿也。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死后真珠达一百三十石。”


    成吉思汗在击败金朝占领华北大部之后，于13世纪20年代发动了征西之役，蒙古骑兵的铁蹄横扫中亚、西北印度、波斯北部与高加索山、里海以北的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草原。这些地区降服后，其男丁中许多人被编入军队随蒙军出征，这种军队被称为回回军。其官僚、知识分子、科学家、神职人员、工匠也为蒙古人所用。西征之后，成吉思汗回师，大批回回军与回回人随蒙古军来到汉地，在中原与江南定居下来，形成回族的先民。


    回回人的入华带来了西域的天文、地理、历算、医学与工程技术新知。回回人的海外地理知识也随之入华。


    （二）回回图子与剌那麻


    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创造的蒙元帝国辽阔的疆域，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地理视界。按元人自己的说法就是“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未闻”，“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诞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注：汪大渊：《岛夷志.后序》，《〈岛夷志略〉校释》，第385页。）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建立后，绘制帝国疆域全图的工作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欲完成此项工作的必要条件是收集当时的中外图籍。宋元时代，汉地与穆斯林世界分别是制图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所以汉地舆图与回回图籍是元政府收集的重点。阿拉伯人在8世纪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疆域空前的大帝国。阿巴斯王朝时代，回回地理学得到极大的发展，地理著作层出不穷，所记西尽大西洋东岸，东达日本，南越赤道。回回人所积累的地理资料，是人类宝贵的科学财富。这些知识虽然在宋时已经回回舟师之手万里迢迢传到中国，但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只是到了元代，回回地理图籍的内容才大量被介绍到中华。


    前人图籍汇拢后，还要对各种地图的方位、比例、地名加以鉴别，然后在拼合的基础之上重绘。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政府“乃命大集万方图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这就是说，元政府组织学者，汇集天下“万方”的图册，编成一部元帝国疆域图，以显示元朝旷古未有之版图。


    受命负责绘制元帝国全图的是在秘书监任职是不花剌（bukhara）回回人、当时著名的回回天文、地理学家札马剌丁（jamal al-din）。他的母语是波斯语，不识汉文，所以元政府专门为他配备了翻译人员。（注：王士点：《元秘书监志》，高荣盛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页。）在此之前负责为兵部收集地图的职能部门是中书省。但中书省收集得并不完全。此外，蒙古帝国建立后，行政区划与前朝发生不少变化。秘书监接管此事后，下令各地官府呈上当地的舆图。为此，札马剌丁专门向元世祖忽必烈奏报，要求收集各朝地图的地理论著，还要求各路呈送有关当地行政区划、“野地、山林、里道、立堠”的图籍资料。在元朝本土，征集各地舆图的工作一开始进行得很缓慢。元政府一再通知各地方当局重视此事，迅速呈报。


    札马剌丁计划在《至元大一统志》这部书中，绘制一幅元朝全图，包括元朝皇帝的直辖地（即元朝本土）、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在内的地图。因此，元政府在向各地催要图籍时，还特别强调“边远国土”的主管当局，应尽早将所在地的资料送来。


    在收集了资料之后，札马剌丁向元世祖奏报：“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里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这就是说，札马剌丁和他的同僚们汇集了汉文地图四五十种，此外还有边远地区的回回图子，即西域穆斯林地图。值得注意的是，札马剌丁收集的回回地图中包括了回回海图。当时从事海外贸易的回回多聚居在福建沿海。秘书监专门向福建行省行文，要求福建当局向泛海行船的回回人调查，看是否有人识“海道回回文剌那麻”。“剌那麻”即波斯语rah-nama的音译，意为“行路指南”（注：陈得芝：《元代海外交通与明初郑和下西洋》，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99页。），即地理志一类的图籍。秘书监要求福建当局将调查的情况向中书省呈报。


    他要求把汉地的图与回回舆图拼接起来，绘制出一幅从“日出处”，即太平洋之滨，到“日没处”，即西域的大地图。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汉族传统上相信天圆地方，而回回人则接受了古希腊的大地球形说；汉族人采用方格法画图，而回回人则使用圆形地图。要想把两种地图纳入同一个体系，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


    郑和本人和他的船队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回回人，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的西域。有不少人在入居汉地后，还经常往来于东西之间，或奉使，或经商，或朝圣。在他们的旅途中，回回图子必定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即便是郑和的船队中，想必也携有“海道回回文剌那麻”一类的海图。


    （三）《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宇历代国都之图》


    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藏有一幅明初绘制的绢绘本巨型世界地图（含欧亚非三大陆），题为《大明混一图》，长3.47米，宽4.53米，学者考定其绘制时间为洪武二十二年（1389）。其地理覆盖范围包括全部旧大陆，即亚、欧、非三大陆，具体来说东起日本，北达西伯利亚，西抵大西洋，南至非洲南部的好望角。


    1640年满清入关后，此图落入清政府手中。在清代有人将此图上所有汉文地名转写为满文，写成小纸条，贴在汉文地名之上。从图中域外地名的汉文译音看，遵循的是元代音译的规律。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其原图是一幅元代世界地图，或取材于元代材料。


    此图很早就流传到朝鲜与日本。传入朝鲜的最初称为《明国图》。1404年朝鲜学者权近与李荟以《明国图》为基础，绘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其基本形制同于上述《大明混一图》，只是朝鲜部分更为详细，今藏韩国汉城的奎璋阁。1599年日本侵略朝鲜时，从朝鲜宫中掠取了《明国图》。而权近与李荟模绘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也通过种种渠道传入日本。因为《明国图》（即《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海外地理知识，故而此后在日本迭有人模绘。因此在日本宫内厅、京都龙谷大学、九州水原寺等处，都能找到《明国图》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绘本。


    在《大明混一图》出现之前，世界上从未有过一幅地图正确地画出欧亚非三个旧大陆的整体形状。摩洛哥地图学家亦得里昔（al-idrisi）1154年为西西里（sicily，宋赵汝适在其《诸蕃志》中称为“斯加里野”）国王罗杰（roger）画过一幅当时西方人所了解的世界之图。亦得里昔的地图的地理范围也覆盖欧亚非三大陆，在地理方位中继续古希腊地图的传统，南北与今天的地图相反。其最明显的特点是，非洲的南端向东拐去，印度洋被包围在非洲与东亚大陆之间，如同地中海被包围在欧洲与非洲两大陆之间一样。这种对非洲大陆认识的错误，在欧洲人与伊斯兰世界延续了上千年之久，从古希腊时代直至文艺复兴以后，至15世纪葡萄牙人开始大航海以后才得以纠正。


    《大明混一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绘出了非洲大陆的形状，表明元代世界地理知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也是郑和远航的最重要的地理知识背景。

 九、汪大渊与其他往来东西的海内外旅行家

    （一）海外旅行家


    元代东西交通大开，循海路往来于中国与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些旅行家中，有许多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其中最为著名的外国人有好几位。


    1.不阿里


    元代另一名著名回回海商是马八儿人不阿里（abu‘ali）。不阿里原名撒亦的（sa’id），祖籍西域哈剌哈底。（注：即今阿曼东南角之故城qalhat遗址。哈剌哈底为qalhat之音译。）其祖先是专营波斯湾与南印度贸易的回回海商。他一家于宋末离开故土，移居西洋，即印度南部东南岸之马八儿，以贾贩为生，积累了大量财富。撒亦的之父名不阿里，受到马八儿国王五兄弟的信任，被称为“六弟”。马八儿国王习惯于其父亲名字“不阿里”称呼他，而他的本名撒亦地反而不大为人所知。


    不阿里的家族居于印度南端，亲眼目睹东亚的宋朝与西亚的黑衣大食这两个强大一时的政权竟被蒙古人消灭。印度的回回海商无论赴波斯湾，还是到中国贾贩，都必须与蒙古当局打交道，这让不阿里感到极为震动。为保护自己的海外商业利益，他自作主张派出一名回回人札马剌丁入元朝贡，此外还向远在波斯的蒙古伊利汗阿八合、哈散遣使通好。凡元廷或伊利汗国的使臣航海往来途经马八儿时，不阿里均为之准备舟楫，补充给养。不阿里私下向元朝遣使的做法，引起了马八儿统治者的不满。他们抄没了不阿里的家产，甚至准备处死他。不阿里以诡辞狡辩方得免。


    不阿里在海外为蒙古政权效力的事迹，由航海往来于途的元朝使臣传到元世祖忽必烈那里。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廷命使臣别铁木儿等人携诏书赴马八儿召不阿里入元。不阿里舍弃家产，率百名随从来到中国。因不阿里在马八儿曾被其国王称为“六弟”，故入元后以马八儿王子自居。后来不阿里逝于福建泉州。（注：刘敏中：《不阿里神道碑铭》，《中庵集》卷4，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册92，第302—305页。）


    2.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


    马可·波罗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venice）的一个商人家庭。其父尼科洛和叔父马泰奥都是商人。马可·波罗幼时，其父亲和叔父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并朝见过元世祖忽必烈，还带回了世祖致罗马教皇的信件。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其父亲和叔父带着教皇的复信再次赴中国，马可·波罗随行，途经中东、中亚与新疆，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1292年，因波斯的蒙古宗王妃子去世，1292年元世祖下令选取女子阔阔真送赴波斯成婚，马可·波罗一家随行。同年深秋，他们从泉州乘远朝官船启行，历经南海、印度南部、斯里兰卡、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波斯登陆。马可·波罗归国所行的路线，几乎就是一百余年后郑和和他率领的宝船队的主要航线。


    1295年，马可·波罗一家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闻见录》）。


    《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各种文字的119种版本。《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为闭塞的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后来欧洲人的大航海的动因之一，就是为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东方所吸引。


    3.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1304—1377）


    伊本·拔图塔是摩洛哥丹吉尔城人，伊斯兰教教徒。1325年，离乡赴麦加朝圣，后决意周游世界。数年中，曾三至麦加，并游历了波斯、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各地，曾至伊利汗国。1332年，经西亚、中亚各地旅游后于1333年秋抵印度河，至德里，在那里留居约8年。


    1342年，元顺帝遣使臣至德里通好，德里算端命伊本·拔图塔率领使团随同元朝使臣回访中国。使团启航后，遇风漂没，伊本·拔图塔未及登舟，得免于难。元朝使臣脱难后搭本国商船回国。伊本·拔图塔因失去随员、礼物，不敢回德里复命，在外辗转两三年后，才抵泉州。他在中国南至广州，北上杭州。后来从泉州乘船西还，于1347年到达印度，再途经阿拉伯半岛东岸、波斯湾、报达、叙利亚、麦加后返国。1349年底伊本·拔图塔抵摩洛哥都城非斯。此后他又去西班牙和中非、西非各地旅行。1354年，奉摩洛哥国王之命回到非斯，口述其旅行见闻，由国王所派书记官伊本·术札伊用阿拉伯文笔录，著为旅行记一书。拔图塔行踪几遍元帝国全境，对所到之处都有详细记述，其中国行记部分记载了泉州、广州、杭州及所经沿途各地状况，尤详于这些地区的穆斯林情况；对中国与印度、波斯湾和阿拉伯交通、贸易往来，也有不少极可贵的记载。


    由于卷帙浩繁，此书一直以节本流传，有多种欧洲文字译本。19世纪中，法国人在摩洛哥发现其全文手稿，由德弗列麦里等校勘并译为法文，分四卷出版（巴黎，1853—1858）。吉伯据此本译为英文，作了详细注释（剑桥，1956—1971，未完）。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据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书中的英文摘译本，译出了一部分关于中国的内容。马金鹏将埃及出版的阿拉伯原文本译为汉文（《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为全译本，但名词术语对勘不精。


    4.回回人的朝圣旅行


    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一个穆斯林在条件许可时应当赴圣地麦加（天方、天房）朝一次圣。伊斯兰教传至旧世界各地后，各国的穆斯林均保持了这一风俗，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各民族穆斯林通过各种途径赴麦加朝圣。在蒸汽机没有发明之前，没有铁路与轮船。对于生活在中国这样遥远的东方的穆斯林来说，赴天方朝圣是一件极为不容易的事情。但仍有虔诚的穆斯林不辞千辛万苦，沿陆路或海路往来于天方与汉地之间。完成朝圣壮举的穆斯林是极为荣耀的，被称为hajj，在当时的汉语中译称为“哈只”（今称为哈智）。


    郑和的父亲与祖父都被称为“哈只”，足见其父祖两代人都曾经赴天方朝圣。云南赴天方朝圣通常是从缅甸出境，再登船经孟加拉湾，绕过印巴次大陆，进入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或红海，至天方。回回人往返于海湾与东亚的航行使西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航道变得更为知名。


    （二）遥远的马合答束与刁吉儿


    在元《经世大典·站赤》中，保留了如下记载，大德五年十二月（1301年末至1302年初）：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言：杭州路在城驿近承接使臣答术丁等，钦赍圣旨悬带虎符，前往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等物，往回应付二年分例……；又爱祖丁等使四起，正从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应付三年分例。（注：《永乐大典》卷19419，第7220页。）


    这里提到的“马合答束番国”，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郑和时代的资料称之为“木骨都束”。元使臣答术丁前去的目的是购买狮、豹等名贵动物，由于路途遥远，需要预支二年差旅费用；而前刁吉儿的使臣爱祖丁使团一行为的是取豹子等物，全团计正使随员共37人。他们所需预支的钱比前往马合答束（摩加迪沙）的使团更多，要准备三年花费，可见其路途更为遥远。刁吉儿应当就是摩洛哥航海家伊本·拔图塔的故乡丹吉尔，位于地中海南岸。爱祖丁的使团是从红海西岸登陆至地中海再乘船前往刁吉儿，还是由海路绕过非洲南部经直布罗陀海峡抵其地，尚不得而知。


    （三）汪大渊和他的远航


    汪大渊（1311—？）字焕章，南昌人，是元代民间航海家。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五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便着手编写《岛夷志》，把两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国社会经济、奇风异俗记录成章，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当时泉州路正在修郡志，泉州地方长官（称达鲁花赤）与主修郡志的人见此书大为赞赏，即将《岛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为附录。后来汪大渊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将《岛夷志》节录成《岛夷志略》，在南昌印行。这本书才得以广为流传。


    汪大渊自述其书中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今查《岛夷志略》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1867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研究该书，并将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


    《岛夷志略》可以说是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下接明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搓胜览》等的重要历史地理著作，而其重要性又远远超过这些宋、明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说：“诸史（指二十四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徵者比。”汪大渊两下西洋，游踪的广远，著述的精深，直到清代中叶以前，还是名列前茅的。


    《岛夷志略》对后世航海家有深刻的影响。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在出海时，曾将此书带在身边，随时随处对照，他说：“随其（郑和）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汪大渊曾说：“所过之地，窃常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岛夷志略》中大佛山条载：他们的船到大佛山（今斯里兰卡）附近，采集到珍贵的奇异珊瑚，汪氏很兴奋，“次日作古体诗百韵，以记其实。”这部书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真腊国（今柬埔寨）有唐人；渤泥“尤敬爱唐人”；而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以上所述证明，明初郑和航海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基础是古代中国与东方的海上活动传统。

 蒙古征服前操蒙古语部落的西迁运动

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瓦解后，原先在蒙古高原占据优势的操突厥语诸部逐渐让位于操蒙古语民族。至辽金时代蒙古高原已基本蒙古化。西辽的建立标志着操蒙古语部落的活动范围向欧亚草原延伸。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领导蒙古西征可视为自东向西的蒙古化运动的高潮。本文拟探讨与此历史性运动有关的几个重要环节。

 六、鸦片战争前澳门的司法管辖问题

    葡萄牙人并非历史上最早移居中国的外国人。在依靠自然动力航海的时代，来自南海的蕃舶每年乘春夏的东南季风航达我国，而出航则必须等待秋冬的西北季风。故异域人在华南沿海港口城市居住有悠久的历史。这种外国人的聚居区，唐宋时代被称为“蕃坊”。在历史上，居于“蕃坊”的移民长久保持着他们自己的风俗与文化，甚至有“蕃长”管理蕃坊事务。但在历史上，“蕃坊”一直处于历代中国政府的管理之下。


    自16世纪中叶澳门成为葡人居留地以后，澳门逐渐发展出一种与既往“蕃坊”不同的管理模式，即双重管辖权：中国广东地方官府管理澳门全境，兼理华葡词讼；而葡人首领则管理葡人社会。


    广东地方官府兼理澳门华、葡两族由来已久。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1613—1614），明广东海道副使俞安性与澳葡当局相约五事，勒石永禁。天启元年（1621）明在前山寨（注：前已提及，澳门葡人习惯上称之为casa branca（“白房子”）。）设立官佐。清入广东后，继续在前山寨驻军如故。雍正三年（1725）为制御澳葡，除沿袭前明澳葡房屋不许增盖的规定以外，清政府又下令阖澳所有商船均编列字号，计二十五艘，可减免丈抽。今后只许维修顶补，不许增添。


    清广东当局认为，“外夷内附，虽不必与编氓一例约束，失之繁苛，亦宜明示绳尺，使之遵守”。雍正八年（1730），两广总督郝玉麟提出，澳门民蕃日众，而距县辽远，遂仿明代设置澳官体例，设香山县丞一职，驻于前山寨。次年香山县丞进驻前山寨，乾隆九年（1744）广东当局又认为县丞职位过低，不足以制澳，提出设府佐一员，“事理澳夷事务”，“宣布朝廷之德意，申明国家之典章，凡驻澳民夷，编查有法”。吏部根据乾隆帝的指示，将肇庆府同知移驻前山寨，“兼理民蕃”。但考虑其职责过重，于是令原驻前山寨的香山县丞移驻澳门，“专司稽查”，而民蕃一切词讼则须详据同知处理。（注：见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赵春晨校注本，第73—76页。）


    鸦片战争之前，在澳葡人享受相当程度的自治权，明清政府允许他们与葡萄牙保持政治上的联系。雍正三年（1725），按两广总督所请，清政府规定，澳门“其西洋人头目遇有事故，由该国发来更换者，应听其更换”。（注：同上书，第73页。）乾隆初，两广总督策楞向朝廷奏报云：“澳门地方，系民蕃杂处之地”，“据夷目禀称，蕃人附居澳境，凡有干犯法纪，俱在澳地处置，百年以来，从不交犯收禁”，“一经交出收禁，阖澳夷目均干重辟”。又云“臣等伏查，澳门一区，夷人寄居市易，起自前明中叶，迄今垂二百年，中间聚集蕃男妇女不下三四千人，均系夷王分派夷目管束。番人有罪，夷目俱照夷法处治。重则悬于高竿之上，用大炮打入海中；轻则提入三巴寺内，罚跪神前，忏悔完结。惟民夷交涉事件，罪在蕃人者，地方官每因其系属教门，不肯交人出澳，事难题达”。（注：同上书，第89页。）澳门在这种统治模式之下，其葡人社会的管理当局，即夷目不仅由葡人担任，而且接受葡王委任。


    这种管治实际上是一种双重交叉的模式。广东地方当局虽然兼理澳门华葡两族间的词讼，但案件凡有涉及在澳葡人之处，则须知会澳葡当局处理。因此只要澳葡当局推诿消极，则词讼便不能顺利解决。上述五份档案反映出的谢清高向葡商贷款一案不能公正处理的根子即在于此。


    因此，保护澳门中、外居民双方的合法权利，使居澳葡人遵守中国法律，公正解决双方民间争端的唯一解决办法，应是改变这种双重治权交叉的统治模式。


    【附录】


    档案一：十一年五月安多尼·哥沙欠盲清布艮


    缩微胶卷第9卷/文件75/眉批：1806 lua 5


    军民府王札夷目唩嚟哆知悉。案据该夷目禀称，民人（注：“民人”指处居澳门的华人。）盲清少欠夷人罢德肋·咹哆呢桔仔围租银等情到本分府。据此，当经转饬香山县丞查追去后，兹据申称：案奉发追民人盲清少欠夷人罢德肋·咹哆呢桔仔围屋租银一案，当经饬差唤讯。据谢亲高即盲清诉称：


    切蚁嘉应州人。到澳门与澳夷咹哆呢·啰吵租赁桔仔围铺（注：铺，即店铺，指沿街底层房屋可作商铺用者。）一间，卖果生理，递年纳租银七员零。不幸双目遂瞽。


    前因蚁与咹哆呢·啰吵嫡侄咹哆呢·交易布匹等欠，共欠蚁银一百五十员，甜约日久，屡向无讨。后伊愿递年纳利二分。上年利清至嘉庆四年，以后无息交纳。嘉庆六年，伊愿将红窗门铺一间写与蚁收租作利，每年租银二十四员。现有番纸二张，内有夷目花押为据。岂伊叔 吵将铺把持，不与蚁收。蚁即挽通事、地保刘关绍向吵理论，吵默无一言。后复经投夷目唩嚟哆等，嘱蚁往总夷官处禀告。蚁即挽夷人作纸投禀。夷人索银十大员，蚁无力措办。斯时即欲禀告。吵又以婉语挽留，愿将蚁所居吵之铺租每年七员零扣抵。递至两年之租未交。岂吵复教夷目将欠租等情瞒禀。势得历情匍叩，乞状谕饬夷目转令该夷遵照扣兑。惟忻一视同仁，追回血本……等情，转□□本分府。


    据此查，该夷咹哆呢·啰吵嫡□（注：按，应为“侄”字。）咹哆呢·欠到谢亲高即盲清布银一百五拾员，愿将红窗门铺一间写交盲清收租抵息。而吵又将铺把持，不与盲清收纳。后又情愿将盲清所居铺租递年扣兑。今又禀追租银，殊属含混，合就札饬。札到，该夷目立即转饬该夷咹哆呢·啰吵嫡侄咹哆呢·所欠盲清布银照数兑清楚，毋得混禀，致干未便。仍将抵兑情由禀复，特札。


    嘉庆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札。


    尾批：1806 lua 5


    十一年


    档案二：十一年七月安多尼欠盲清布艮


    缩微胶卷第9卷/文件76/眉批：1806 lua 7


    香山县左堂吴为发给收领事。军民府宪发追民人盲清欠夷人罢德肋·咹哆呢桔仔围屋租一案，当经饬差唤讯追。兹据谢清高即盲清禀缴前项屋租银一十五员半前来，合发给领，为此谕。仰该夷目立即遵照，将发来租银转给夷人罢德勒·咹哆呢收领，取具领状缴本分县，以便申履军民府宪察核销案。毋违，特谕。计发番银一十五员半。


    嘉庆十一年七月十二日谕


    档案三：香山县左堂吴谕澳门夷目唩嚟哆知悉


    缩微胶卷第9卷/文件74/眉批：1806 lua 8


    现据嘉应州民谢清高禀□：


    切蚁来澳租赁澳夷咹哆呢·啰吵铺一间，土名桔仔围，递年纳租银七员余，向纳无异。


    曾与吵侄咹哆呢·交易，前后共欠番银一百五十员，屡取延搪。不幸双止遂瞽。伊愿递年供息二分。殆后息又不清，即将伊自己红窗门铺一间，□蚁收租作息，递年租银二十四员。现有夷目番纸可据，谁料伊叔吵将铺租把抗，不与蚁收。遂投夷目即通字地保理处。吵说将蚁住租伊铺租银扣抵，蚁无奈允从，遂将两载铺租抵扣番银十五元半。讵吵复串夷目，以欠租等事禀，奉差追。蚁经如清，夷人欠蚁血本岜无赏？势得禀叩爷阶，乞饬催还归本。


    等情到厅。据此，合谕查追。谕到，该夷目即便遵照，立即查明咹哆呢·如果与民人谢清高交易，少欠番银一百五十员，该日照数清还，毋得餙词推搪。该夷目亦不得偏徇干咎。毋违，特谕。


    嘉庆十一年八月初二日谕


    档案四：署广州澳门海防军民府兼管顺德、香山二县捕务、水利候补分府加五级纪录五次嵩为奸夷欺跳等事


    缩微胶卷第10卷/文件54/眉批：1807 lua 1


    现据瞽目民人谢清高禀前事称：


    切蚁与澳夷咹哆呢·唦租赁土名桔仔围铺一间，居住摆买杂货□□。每年纳夷租银七员零，二十载无异。乾隆五十八年，该夷咹哆呢·啰吵有嫡侄 ，将自□□□□□□（注：此处似应为“己土名红窗门”数字。）铺一间与蚁，揭去本银一百五十元，计重一百零八两。每月每两行息二分，算有的笔（注：“的笔”即亲笔。）番字揭□□据，写明揭后无银偿还，任蚁收伊红窗门铺租，每年该租银二十四元抵息等语。谁料自揭之后，欺蚁目瞽，本利毫不偿还。所按红窗门铺租，竟被该夷叔咹哆呢·唦恃强骑墙收去。甚致蚁住桔仔围铺，每年铺租迟纳一刻，即被控追，绝蚁扣收之路。致蚁本银一百零八两十余年来本利计银三百余两不获。□□屡同通事投告夷目唩嚟哆押追。奈其徇庇，推却不理，反遭辱骂。泣思民欠夷债，并无数约弟据。（注：“数约”即合约，“弟据”即真实凭据。由此可见谢清高租居桔仔围铺屋时并未签署合约。）夷目一禀，本父母宪台即便追给。今夷欠民债，约数确据（注：即有确切凭据。），夷目推却不理，国法奚容？况蚁目瞽贫穷，正赖收还此项，以苏残命。乃遭欺跳，何以资生？幸际仁宪恩威，廉明新政，立雪盘冤。祇得禀乞严追，给还本利，万代沾恩。


    等情到本分府。


    据此，当批候夷目查明，勒限追楚在案，合行饬追，为此牌。仰该夷即便遵照，立将谢清高具控夷人所欠本利银三百余两，作速查明，勒限照数追清，禀缴本分府，以凭给领。毋得徇延干咎。速速须牌。


    左牌仰夷目唩嚟哆准此


    嘉庆十二年正月十日


    府行　日缴


    档案五：正堂彭谕夷目唩嚟哆□（注：按，此处所缺当为“知”字。）悉


    缩微胶卷第11卷/文件39/眉批：lua 5


    案据该夷目禀，据咹哆呢·啰吵揣称，伊有铺屋租与华人盲清，被伊拖欠租银等情。当经饬差查追去后，嗣据瞽目谢清高禀为奸夷串吞等事，称：


    蚁原籍嘉应州，来治澳门，与夷人咹哆呢·唦租赁桔仔围铺一间，摆卖杂货生理。每蚁□□银七员零五钱，历二十余年，无□□□。该夷的侄（注：“的侄”即嫡侄。）乾隆五十八年向蚁揭银一百五十员，每两行息二分。后蚁目瞽，不能营生，向讨前欠。该夷无银清还。嘉庆六年将红窗门铺一间，每年租银二十四员，写与蚁作按收租抵息，番纸可据。讵奸夷狼蛮，欺蚁瞽目，串叔咹哆呢·唦将铺租踞收，陷蚁□食无靠，不己将蚁与该夷赁铺租□□（注：此处所缺可能为“银柒”两字。）员零五钱九、十两年扣银十五员零。


    不料奸夷无良，于十一年籍蚁所扣徂赴军民府宪禀控。奉委戎台讯追。蒙讯明该夷·欠蚁本银一百五十圆，备文申请府宪谕追。上年正月内，嵩宪集讯，蚁将番纸呈核，蒙传夷目认明番纸欠银属实，着蚁缴租，札夷目□押令缴银给蚁收领，喜瞻天日。遵将租□备缴。


    奈夷目徇庇，并不押追，以致候给无期。蚁情不甘，将十一、二两年租银十五员零扣抵不交。该夷见府宪、戎台均有札谕押追欠项，不能再控，诡计百出，胆耸夷目代向仁宪禀追。蒙差缪泰着缴。泣思瞽目易噬，而府宪、戎台案据难瞒。势着历情匍叩宪天，伏乞府念瞽目颠连无依，迅赐分移提齐各卷察核。谕饬夷目押令追出本利银两给蚁收领，俾得抵还租项，以活残生。


    等情。业经申请军民府将夷人与民人盲清即谢清高互控卷宗饬发到县查核。夷人所欠民人谢清高银一百五十员既经讯明，饬追有案，未便置之无着，合谕饬遵。谕到，该夷目立即转饬该夷，将所欠盲清即谢清高银两勒限照数追出，并令将咹哆呢·唦屋租扣兑清楚。毋任刁狡混禀，致干未便。仍将追还扣抵情由禀复，本分县以凭察夺，均毋迟违。特谕。


    嘉庆十三年五月廿二日谕


    1999年写于葡京里斯本


    1999年7月改于德国巴伐利亚班贝格大学客舍


    ［原文载《文化杂志》，澳门文化司署编辑出版，第39期，1999年夏季刊。］

 一、回鹘汗国时代漠北的蒙古部落札剌亦儿前史

    研究蒙古起源的学者在论及唐代中期操蒙古语民族的历史时，多将自己的注意力置于大致同时在史籍中出现的达旦与蒙兀室韦上。蒙兀室韦已被确认为成吉思汗家族所源出的蒙古部的直系祖先。


    达旦的名称的传播历史与突厥名称的传播有相近之处。突厥（turk）这个名称最初只是阿史那及其近亲家族所出部落的名字，后来随着突厥汗国的强大，而成为操突厥语民族的总称。达旦起初也只是一个部落的名称。辽金时代蒙古部之东有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名塔塔儿（tatar），即达旦。后来它成为蒙古草原上游牧部落的泛称。在不同时代的史料中曾有过被称为三十姓达旦、九姓达旦、白达达、草头达靼、黑鞑、蒙鞑等的部落或部落集团，它们都各有自己的历史。


    骨利干和拔野古也是与蒙古人有密切关系的部族。骨利干，多数学者已认定即10世纪以后生活在黠戛斯以东的昂可剌河（今安加拉河）流域的操蒙古语的豁里部落（qori）。“骨利干”与“豁里”所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名称，但目前尚未能满意的解释“骨利干”这个名称中的尾音“干”，到了“豁里”时代脱落的现象。


    至于拔野古（bay?rqu），学者们相信它就是蒙古巴儿忽惕部的祖先。（注：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paris，1973，pp.77-78。）10世纪时，拔野古部曾至河西一带活动。在伯希和p.2471号和田塞语文书《使臣thyai pada-tsa向于阗朝廷的报告》第11、55、58行曾3次提及“突厥拔野古”（ttrruka bayarkata）。同一个部名亦见于另一批于阗使臣chika gi和dum samgka的书信稿第77行，和“钢和泰卷子”第2部分于阗部分中之第31行。（注：参见拙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14页。）


    回鹘汗国时代还有一些其他操蒙古语部落活动于漠北。札剌亦儿是成吉思汗及其先祖时代最重要的蒙古部落之一。其名称不见于唐代涉及漠北诸部的汉、古突厥、藏、阿拉伯和中古伊朗文史料。札剌亦儿的名称自辽代始在史料中出现，当时它是“阻卜”中的一个大部。“阻卜”又有“术不姑”等异称，王国维、蔡美彪和其他学者曾研究过这个部落，它见于穆斯林史料，此即《突厥语大词典》中提到的yabaqu。源于南部和东部突厥语言的借词，其词首半元音y-，在契丹—蒙古语中变为j-（z-）。换句话说yabaqu就是“术不姑”的原音。札剌亦儿部在《辽史》中称为“阻卜札剌”，可见曾受阻卜统治。


    除了元代汉文资料中札剌亦儿氏的蒙古贵族的碑传资料之外，波斯史家拉施都丁的著作《史集·部族志》是有关此部历史的最重要史料。汉译本《部族志》“札剌亦儿”条中说：“据说，他们的禹儿惕为哈剌和林的合迪马（，qadimā，俄译作knma）[地方]；他们是[如此地]愚忠，以至于他们把奶油给畏兀儿君主古儿汗的公骆驼。由此之故，他们被称作必剌合（，bilāghah）。”（注：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史集》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第149页。）这段史料中“哈剌和林的合迪马[地方]”，正如汉译者所指出的，俄文原译将“合迪马”写作knma。细心的汉译者对照波斯文原文发现了俄译的误写，并据波斯文原文校改为（qadimā），惟因不通波斯语文，全句仍据俄译重译如上。


    其实在波斯文中（qadimā）是来自阿拉伯文的副词，应读为并转写为qadiman，意为“自古以来”，俄译者已故赫塔古洛夫教授未能识出，误为地名。汉译本虽校出误写，但译文仍无法更正。此句据波斯文原文应汉译为：


    人们常说，他们的禹儿惕（营地）自古以来（，qadiman）一直在哈剌和林。对他们来说，那样才是忠顺畏服，即不断向古儿汗——即畏兀儿的君主——的公驼群供奉油脂。由于那个原因，他们的名称称为（qh）。（注：Фa3ллaxpaшnдaд-Дnh：Джamnat-taвapnx，tomi，чactы，kpntnчecknntekct，А.А.pomackeвnчa，А.А.xetaгypoвa，А.А.Алn-3aдe，mockвa，1956，p.131；《史集》德黑兰刊本缺此段。）


    这里提到的札剌亦儿部的名称（qh）这个词，俄译本取音译，汉译本重译为“必剌合”，德国学者德福教授著作《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蒙古语成份》（注：gerhard doerfer，tu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wiesbaden，1963-1968.四卷本。）收罗蒙元及帖木儿帝国两代多种波斯文文献中出现的源于突厥语、蒙古语，甚至源于汉语的借词数千条，经查亦未收入 （qh）这个词。


    笔者认为，拉施都丁在这里是在讲述札剌亦儿部名称的词源。此名称中含有字母-q-，根据突厥语、蒙古语的元音和谐律，其原字应为一个阳性词（后元音词）。此名在合校本中所据各种抄本中，无任何异写形式，无从据以校定。遍查各种字书，均无法找到（qh）这个词，亦未见任何著作对此作出解释。考虑到波斯文所使用的阿拉伯字母（源于阿拉美字母）“底座”很少，多赖在“底座”上下增减音点来表示不问的字母，故《史集》各种抄本中非波斯语、阿拉伯语词汇、借词和专有名称误写率极高，几乎无一页可幸免。笔者设想这个名称（qh）的词首辅音字母（b-）可能系半元音（y-）的误写，因为辅音字母（b）处于音节之首时与（y）的“底座”完全相同，区别只在于“底座”之下是一个音点还是两个并列的音点。


    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推测这个词可能就是古突厥语yalγa，其意为“舔”。（注：В.m.haдeлreв，Д.m.hлoв，Э.p.tehnшeв，А.m.Щep6ak：Дpeвhetюpkcknncлoap6，Лehnhгpaд，1969，ctp.228；gerhard 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ry，oxford，1972，p.926.）此字若加上蒙古语复数后缀-ir应为yalγair，于某种方言的作用（注：参阅韩儒林师：《西北地理札记·乌鹆·huiur及hor》，收于《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1—93页。），词中辅音-γ-软化为-y-，即yalγa+ir>yalγair>yalyir>yir。此名在操突厥语北部方言，即操z（j）方言的黠戛斯（q?rgh?z）人击败回鹘人后，读音转为jir，即札剌亦儿，其意为“奉承”，正与上面所述札剌亦儿人为回鹘人牧驼相应。（注：参阅拙文（署名皮路思）《〈史集·部族志·扎剌亦儿传〉研究》，载《蒙古史研究》，第4辑，中国蒙古史学会辑，呼和浩特，1993年，第4页。）


    故上引《史集》所记乃是漠北回鹘汗国时期的情况。“古儿汗”可能是札剌亦儿人对回纥可汗的称呼。这段记载证明8—9世纪时，一部分札剌亦儿部的居地已在回纥汗廷附近，受制于回纥贵族。王延德出使高昌途经漠北合罗川（哈剌和林平原）唐回鹘公主旧居，即古回鹘城（qara bqasun）时，曾听说“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可见回鹘汗国境内有不少居于被统治地位的操蒙古语部落。札剌亦儿等操蒙古语诸部，也许就包括在这些受回纥役使的达旦部落中。


    拉施都丁接着提到了札剌亦儿人的十个部落，其中第四个在苏联1965年波斯文合校本中为kumsāut。（注：在p本与h本中此部写法有不同。参见上引拙文《〈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儿传〉研究》，第5页。）此名语尾之-ut显系蒙古语复数，其单数形式似可拟构为qumus。《辽史》卷2《太祖纪》记耶律阿保机于天赞二年（923）九月西征时，“破胡母思山诸蕃部”。又辽末耶律大石在漠北大会十八部王众，其中有“忽母思”部，元代钦察大将床兀儿在漠北与叛王作战时，曾至“和林兀卑思之山”。（注：参见周良霄：《关于西辽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第246页。）这里所列举的“胡母思”、“忽母思”、“兀卑思”等应即上述波斯史料所记之kumsāut。此部之名应得之于和林附近的胡母思山（或兀卑思山）。足见自辽初至元代，札剌亦儿的这个分支始终在哈剌和林附近游牧。


    上述研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并非所有操蒙古语的民族都与成吉思汗所源出的蒙古部一样，是在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才从大兴安岭地区西迁至蒙古草原的。无论是在操突厥语民族在蒙古草原占据优势的唐代，还是在契丹兴起的辽初，漠北草原始终有操蒙古语的民族在活动。札剌亦儿即为其中的重要一员。

 二、西迁的达旦人

    历史上中国西北地区曾多次发生过游牧民族从东向西的迁移运动，原因不外乎扩张、战败，或寻找牧场。除了见诸于汉籍的西汉时月氏、乌孙的西迁，东汉时北匈奴远遁，魏晋时高车西行，唐代歌逻禄和回鹘的西迁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西迁移活动外，还有许多为汉籍所漏载的小规模、零星的迁移运动。漠北草原的蒙古化基本上是源出于蒙古高原东部的操蒙古语民族向西迁移的结果。9世纪以后，穆斯林地理科学繁盛一时。在一些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著作中，保留了有关突厥、蒙古诸部的宝贵资料。从这些著作中寻找达旦、蒙古诸部西迁的蛛丝马迹，将它们与散见于各书的汉文记载相比较，无疑会促进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写于1050年前后的著作《报导的装饰》，提到了一部分达旦人向西迁移，进入也儿的石河流域，建立kim?k部落的故事：达旦部落的一个贵族“设”（?ad）率部西行，到达也儿的石河。他们虽然脱离了达旦主体，但是仍然与它保持着联系。以致后来又有7个部落或氏族脱离达旦部落主体，来到也儿的石河，它们与设原先所率领的那个氏族一起，在也儿的石河建立了一个新的部落集团。


    按葛尔迪齐的说法，西迁的达旦人构成了kim?k部落的主体，后来加入“设”的部落的7个来自达旦的氏族中，有一个称为达旦，即塔塔儿。“设”最初带出来的那氏族可能也是塔塔儿人。其他6个氏族，包括钦察（q?f?aq），最初可能是这部分西迁的塔塔儿人的属部。


    葛尔迪齐接着叙述道，这7个来自达旦部落的人在“设”那里放牧至冬。大雪来临，无法返回，也儿的石之地水草丰美，于是留居原地驻冬。次年开春后，派出一人去达旦部的居地后发现，在离开期间敌人来过，杀害了达旦人，原达旦牧地已荒无人烟。于是此7人奉“设”为首领。后来其他部落得到消息，也投向他们，聚集了七百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人口增多了，就在也儿的石山地分布开来，分成了7个部落。（注：参见a.p.martinez，gardizi’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in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ii，otto harrassowitz，wiesbaden，1982，pp.120-121.）


    kim?k部落在《世界境域志》中已经提到：其东为黠戛斯、南为也儿的石河、西为钦察，其王称为可汗，手下有11位异密（部落？）。葛尔迪齐关于kim?k人源于达旦人的传说的背后应该有真实的历史基础。它说明大约在回鹘西迁之前或以后，一小部分达旦人也到也儿的石河流域。他们起初还与达旦本部保持着某种联系，后来大约是由于相距地域遥远，或是由于战争、天灾等其他原因，这种联系断绝了。


    至11世纪时，可失哈里在解释“郁督斤”这个词时写道：它是“回鹘附近的达旦沙漠中的一个地名”。（注：mahmud el-kashgari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divan lughat at-turk），ed.&tr.by robert dankoff，vol.1，harvard，1982，手稿，第81页；英译，第159页。）可见当时达旦、蒙古部落已占据了原突厥、回鹘汗国的中心地带。

 三、蒙古伯岳吾氏

    伯岳吾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氏族。蒙古语谓富为bayan（伯颜），伯岳吾（baya’ut）之名殆出自bayan（伯颜）之蒙古文复数。它是蒙古部落的一个分支，又见于12、13世纪的康里、yemek和钦察人中。伯岳吾在汉文史料中有伯牙兀忒、伯要歹、巴牙兀惕等异写。伯岳吾氏散见于各族，有如今日在哈萨克人和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中都可以发现乃蛮部一样。这是研究文献所失载的蒙古、达旦部落迁移、分化历史的绝好材料。


    按拉施都丁的划分，蒙古伯岳吾氏为迭列列斤蒙古，居地在薛凉哥水（今蒙古色楞格河）两岸，《史集·部族志》中有专节记叙。迭列列斤是以成吉思汗家族为中心的蒙古部对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东部操蒙古语部落的泛称。《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13世祖朵奔篾儿干时代（辽初），伯岳吾人马阿里黑因贫困，以己子向朵奔那颜换取鹿肉。这一支伯岳人从此成了蒙古部贵族的世仆。（注：《元朝秘史》，四部丛刊，第14—16节。）12世纪末，蒙古部内两大贵族集团，乞颜氏和泰赤兀氏为争夺蒙古部汗权而发生十三翼之战时，伯岳吾氏加入成吉思汗之第8翼。后伯岳吾氏得与蒙古颜氏联姻。


    元代汉文史料中记载了元朝大将土土哈所源出的一枝游牧部落西迁钦察的事迹。据史料记载，土土哈乃“钦察人，其先系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后徙西北绝域。有山曰玉理伯里，襟带二河，左曰押亦，右曰也的里，遂定居焉，自号曰钦察”。（注：苏天爵：《句容武毅王》，收于《元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本，中华书局，1996年，卷3之3，第47页。）土土哈及其子床兀儿是元代著名钦察将领。土土哈之孙燕帖木儿为元末权臣，其女立为顺帝皇后，称伯牙兀后，故知土土哈家族乃钦察之伯岳吾氏。伯希和1920年在其论文《库蛮》中，尚未提到土土哈的族属，而在他与韩百诗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时，已提及从顺帝后伯牙兀氏纳答失里推知土土哈氏族族属的问题，明显受屠寄的启发。


    土土哈这一族来自蒙古高原东部的钦察人，引起了中外许多学者的兴趣。1910年，马伽特在其论文《论库蛮的民族性》中，将土土哈的传记摘译出来。他的论文迟至1914年才刊印出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伯希和1920年方读到马伽特的研究，于是作出长篇评论，载法国《亚洲学报》。屠寄作《蒙兀儿史记》时，也充分利用了土土哈的传记资料，并据此讨论这一族钦察人的族源。进入40年代，韩儒林师在研究元代西北地理时，又依据这些碑传资料研究玉理伯里山的方位。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出版后，极大地激发了伯希和的研究热情。他与韩百诗合作，在《圣武亲征录译注》中，评注了屠寄的研究成果，并再次对土土哈先人源出的武平折连川，和他们西迁后的落脚地玉理伯里作了详细研究。80年代，美国学者爱尔森在研究蒙古军对钦察草原的征服时，着重考察了玉理伯里部族对西征蒙古军的抵抗活动。他的论文引起了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突厥学家普里察克的注意，并引起讨论。


    屠寄对“武平北折连川”作了如下解释：


    元武平路，本奚王牙帐地，辽时建城，号中京大定府，金改北京大定府，元初为北京路总管府，至元七年改大宁路，二十二年（注：按，《元史》卷59《地理志》第1397页云二十五年。）改武平路，后复为大宁。古城在直隶朝阳府建昌县西北老哈河左岸地，属内蒙古喀喇沁右翼，土名白塔子，蒙兀呼为察罕苏巴尔罕是也。折连川，蒙兀语石河。斛律金《敕勒川歌》指此。唐置饶乐州都督府于此。敕勒、饶乐与折连为声转字。今图称此水为英金河，源出围场白岔山，东流经赤峰县北，又东与老哈河会。按答罕山，在喀喇沁右翼旗东百五十里。《蒙古游牧记》称为哈特哈，即按答罕异文、义谓妬山，因其山顶不生草木故也。（注：《蒙兀儿史记》卷102，《土土哈传》。）


    依照屠寄的意见，折连，为蒙古语，义为石。如是，则折连当为现代蒙古语?ge（石）的译音。


    屠敬山意见不足据。?ge与“折连”音不同。元代蒙语“石”作?o’un（赤老温）。斛律金之《敕勒川歌》亦与此毫不相干。敕勒，即铁勒。今西喇木伦河，唐以前称饶乐水，唐之饶乐州由此得名。饶乐水，又作弱洛水、如洛水。“乐”、“洛”两字者都是以辅音-k收声的入声字，所以“饶乐”、“弱乐”和“如洛”，在唐和唐以前的魏晋时代的汉语中的读音几乎相同或相近。刘凤翥未考虑到中古汉语的入声问题，误以为饶乐和弱洛都脱落了末尾的音节“个”。（注：《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第255—270页。）《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记西喇木伦河曰：“袅罗个没里，复名女古没里……华言所谓潢河也”。潢即黄。据此可知，饶乐、弱洛、如洛、袅罗个，女古，皆契丹语，意为黄。“没里”，相当于蒙古语“木涟”，译言河。《辽史》卷31《营卫志》，契丹语“金曰‘女古’”。则饶乐、弱洛、女古等又表示“金，金色”，刘凤翥将饶乐的契丹语原音值拟构为rulugu。故而屠寄所认定的来自蒙古语?ge（?o’un，赤老温）的“折连”，与敕勒、饶乐不是“声转字”。


    伯希和在写作评论马伽特的《论库蛮的民族性》的文章《库蛮》时，似乎只读了屠寄《蒙兀儿史记》卷3《成吉思可汗纪》中有关“乞卜察兀惕”（即钦察）的注释，故当时对屠寄“折连”=?ge（石头）=饶乐之说未置一词。（注：《库蛮》，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译丛》二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重印本，第1—45页。）后来，他显然读到了《蒙兀儿史记》中的《土土哈传》，于是在《圣武亲征录注》中，对“折连川”=“石川”之说详加驳斥。按伯氏的意见，“折连川”之“折连”的蒙古语原文应为jeren，译言黄羊。而“川”并非指河（蒙古语“沐涟”），乃表示平川，蒙古语应为ke’er（客额儿）。故“折连川”，汉言“黄羊原”。（注：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cheng-wou ts’in-tcheng lou，traduit et annote par paul pelliot et louis hambis，v.1，leiden，1951，pp.97-100.）元代汉文文献中屡次出现的“折连怯儿”、“者连怯耶儿”和“折连怯呆儿”（注：《元史》卷15《世祖纪》，卷26《仁宗纪》，第582页：“以者连怯耶儿万户府为右卫率府”，此名在卷86《百官志》第2156页和卷99《兵志二》第2528页中误为“速怯儿”，见校勘记。《元史》卷100《兵志三·马政》，第2553—2555页，并见《元文类·经世大典序录》，卷41《马政》及《大元马政记》。），可证伯希和以“折连川”当蒙文jeren ke’er“黄羊川”之设想的正确性。


    土土哈家族虽有其祖先来自东部的传说，但文献中未举出西迁前和西迁过程中的任何事迹，显然其族人在缺乏文字记载的情况下，记忆随时光流逝而逐渐淡漠。值得注意的是，碑传文献一律称土土哈一族的故土为“武平北折连川”。按屠寄的说法，武平的名称在辽代已经出现。他说辽中京府“统州七，次三曰武平”。（注：《蒙兀儿史记》卷3，叶十八。）查《辽史》卷37《地理志》，中京府治辖州中次三曰武安。武安州亦见于《契丹国志》。（注：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9页。）“武平”是金大定七年（1167）以后才出现的名称。《金史》卷24《地理志》虽记载（见标点本第558页）金大定七年方改名为武平，但并不说明土土哈的祖先西迁在此之后。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土土哈这一支钦察人在入居汉地以后，曾追寻过自己先人的事迹和祖居地。也许土土哈本人在参与平定乃颜之乱时，曾路过武平或其附近地域，或找过遗留故土的族人作过调查。《元史》卷100《兵志》（标点本第2555页）在列举折连怯呆儿（折连川）官方牧场的千户名称时，提到了一位伯要，即伯岳吾歹。这个伯要驻扎于折连川可能是出于偶然，但也极可能是土土哈先祖西迁钦察后，留居折连川的族人的后代。（注：并非所有名曰伯岳吾歹的人都是伯岳吾人，蔑儿乞伯颜之弟也叫伯要台。）土土哈家族确定武平北按答罕山是自己氏族的发源地的背景，应大致如此。


    《史集》在记载哲别、速不台攻入钦察草原时记道，蒙古军曾向钦察首领递讯：“我们和你们是同一部落（tayifa）的人，出自同一种族（jins）”。（注：《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册，第314页。）看来，至少哲别、速不台的部属中，有人知道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西迁钦察的历史。


    还有一个引起争议的伯岳吾人是泰不华，《元史》有传，曰：“世居白野山”。钱大昕称他是钦察人；汪继培认为“白野”即玉理伯里。（注：《元史本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107页。）屠寄则视之为奚种，并释“白野”为“伯颜”之异译，蒙古语义为富，盖因山为氏。（注：《蒙兀儿吏记》卷131，叶一。）伯希和、韩百诗不同意汪继培、屠寄的解说，另辟蹊径诠释“白野”，认为它可能是蒙古语?aγan-ke’er（察罕·怯耶儿）的意译。（注：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pp.105-106。）陶宗仪《书史会要》既称泰不华是蒙古人，则他应为蒙古之伯岳吾氏。

 四、yemek、玉理伯里部和康里部中的伯岳吾氏

    yemek就是前面提到的kim?k部，其居地在也儿的石河流域及以西之地。目前能够见到的有关yemek人中的伯岳兀氏族的唯一材料，是13世纪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jalāl al-din）的书记官奈撒微写作的《扎兰丁传》。据他记载，成吉思汗时代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亲忒里蹇（terken）哈屯和摩诃末本人的妃子，都出自yemek部落的一个分支伯岳吾惕（bayawut）。（注：韩儒林师在《西北地理札记·三钦察、唐里、蒙古之三种伯牙吾台氏》一文中，引《札兰丁传》曰，摩诃末沙之皇后与其母turkan哈屯均为康里部人。查《札兰丁传》原文，并未言及康里。参见nasawi，histoire du sultan djl ed-din mankobirti，to.par o.houdas，paris，1891-1895，阿拉伯原文，第25页；乌达法译本，第44页。）


    除了《札兰丁传》以外，就笔者所知，还有志费尼和术扎尼提到过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亲忒里蹇哈屯的部属。在《世界征服者传》中，她被说成出自康里突厥人（注：何高济汉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6页。何氏将志费尼书译为《世界征服者史》，按汉语习惯，个人传记不称为“史”。），阿布勒·哈齐也附和这种意见（注：histoire des mogols et des tatares par aboul-ghāzi bèh?dour khān，publiée，traduite et annotée par le baron desmaisons，st.petersbourg，imprimerie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1874，察合台文原文，第37页，倒数第5行至倒数第3行；戴美桑法译本，第37页。），但《捍卫者阶层》则说她是钦察汗akran（或ikran）的女儿。（注：juzjani，tabakat-i-nasiri，a gn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madan dynasties of asia，tr.by h.g.raverty，london，1881，p.240.）上述3部书的作者中，以《札兰丁传》的作者奈撒微与花剌子模沙王族关系最为密切，他的记载应该比《世界征服者传》和《捍卫者阶层》更为可信。


    按奈撒微的记载，成吉思汗时代花剌子模皇后忒里蹇哈屯之父，乃突厥伯岳吾部的一位王公，名敞失（?ang?i）。忒里蹇哈屯嫁给了1172年至1200年在位的伊利·阿儿思兰（ii arn）之子花剌子模沙铁失（teke?）。（注：杀害元英宗的铁失应与此人同名。）当摩诃末1200年继承父位，登上花剌子模沙宝座时，忒里蹇哈屯曾率领玉龙杰赤周邻的全部yemek突厥部落支持他。花剌子模内部王位更迭发生纠纷时，她的一支七千人的骑兵起了重要作用。这支骑兵绝大多数是伯岳吾忒人，其统帅为tushhi-bawan，别名忽者鲁·沙（qutluq?āh）。yemek部的这一支伯岳吾人，在12世纪已发展为花剌子模北部的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花剌子模铁失、摩诃末父子两代国王相继娶yemek部落伯岳吾氏贵族女子为后，伯岳吾氏成为花剌子模的后族，是毫不奇怪的。


    突厥文《乌古思可汗传》中已见钦察族名，足见它是一个古老的突厥部落，其历史并非始于土土哈的祖先。玉理伯里部是古代钦察部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得名于驻牧地的一座山脉。《纪绩碑》说土土哈先祖定居其地后，“自号钦察”。恰好说明他们并不是钦察，仅自号其名而已。看来这支来自东方的伯岳吾人征服了玉理伯里的钦察部落，成了它的新统治者，亦以玉理伯里人自居。他们很可能与西方钦察部的主体维持着某种联盟或臣属关系。


    土土哈家族的碑传材料皆未言其先人西迁的准确年代。据阎复记载，土土哈之“始祖曲年（按，本传作曲出），高祖唆末纳，曾祖亦纳思，世为钦察（按，指玉理伯里）国主”。1215—1217年之间，当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征讨收容蔑儿乞残部的玉理伯里人时，其国主是土土哈的曾祖亦纳思。可见至13世纪初叶，这支伯岳吾人统治玉理伯里已至少三代。1237年拔都西征时，亦纳思已年衰，其孙班都察率部众投降，这时亦纳思应大约60岁上下。由此上推，伯岳吾人夺取玉理伯里统治权之事，至迟应在亦纳思的祖父曲年时代。以曲年长亦纳思40岁计，曲年的青年时代应大致为12世纪50、60年代。如不误，则玉理伯里部落统治发生更迭的时代，至少应在此之前。带领这支伯岳吾人来到玉理伯里的是不是曲年，目前很难确定。至于他们何时离开折连川按答罕山，迁移持续多久，途经路线，史料无记载。马伽特曾提出，土土哈的祖先长途跋涉西徙，可能缘于金灭辽（注：j.marquart，“über das volkstum der komanen，”in ostturkische dialektstudien，abhandlungen der koeniglich.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 zu g?ttingen，phil-sse，n.s.，band xiii，berlin，1912，s.114-116（马迦特：《论库孪的民族性》，收于《东部突厥方言研究》，哥廷根王家科学协会论文集，哲学类，新系列，卷13，柏林，1912年，第114—116页）；参见th.t.allsen，“prelude to the western campaigns：mongol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volga-ural region，1217-1237，”in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ii，otto harrassowitz，wiesbaden，1983，pp.7-8。），如是，则这支伯岳吾人离开故土的时间在12世纪20年代左右，与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大致同时。


    元初有许多钦察人随土土哈家族进入汉地。《元史》卷134提到一位钦察人名和尚，乃“玉耳别里伯牙吾台氏，祖哈剌察儿，率所部归太祖”。这个玉耳伯里，就是土土哈先人西迁后所落脚的那个玉理伯里。哈剌察儿既出于玉理伯里，又为伯岳吾氏，则他为土土哈的族人无疑。


    另一个比较著名的玉理伯里人是拜降。《元史》卷131称他是北庭人，故钱大昕编《元史氏族志》时，将他列为畏兀氏。《新元史》将拜降改为伯行，并改其族属为玉吕伯里，但未列资料出处。但《新元史》在《氏族表》中，乃照抄钱大昕书，称拜降，不称伯行，并称之为畏兀氏，前后不一致。屠寄也把拜降改为钦察人，并注云：“旧传称北庭人，似别失八里畏兀儿种，殆误。碑称玉吕伯里氏”（注：《蒙兀儿史记》卷119，叶二。），仍未交待资料所出。中华书局标点本《元史》对《拜降传》未作任何校订。伯希和、韩百诗称饱学之士，他们虽注意到拜降的族属问题，但也只征引了屠寄的论述（注：histoire des carnpagnes de gengis khan，pp.104-105.），可见检索不易。今查袁桷之《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玉吕伯里公神道碑铭》，显系柯劭忞、屠寄之所据。碑文曰：“公系出玉吕伯里氏，讳伯行，大父阿鲁，家西北部，世安其俗，精骑射。父忽都，勇冠军伍。天兵定中原，因从征。冒阵略地，以积功领南宿州”。（注：《清容居士集》卷26，四部丛刊初编本，第389页。）伯行即拜降之异译，玉吕伯里亦为玉理伯里同名异译。拜降出自玉理伯里，并不等于他就是土土哈、和尚等的同族。伯岳吾是成吉思汗西征时代玉理伯里部落的统治氏族；拜降之祖父是否为当地土著亦未可知。


    有关康里部中的伯岳吾人的材料，见于元代汉文史料。据笔者所见，元代人居汉地的康里人中有两支伯岳吾氏，一为也速答儿家族，另一为斡罗思家族：这两个家族在《元史》中均有传。


    《元史》卷133《也速儿传》曰：“也速儿，康里人，伯牙兀[氏]，太祖时率众来归。”（注：标点本，第3238页。）《元史》卷123另有《艾貌传》。屠寄已指出，《艾貌传》与《也速儿传》重复。（注：《蒙兀儿史记》卷115，《色目氏族》。）伯希和、韩百诗也同意屠寄的看法。（注：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pp.106-107.）布来特施耐德在《中世纪研究》中简单介绍了《元史》各色目人传，但作者未能发现上述二传重复的问题。（注：e.bretschneider，mediaeval researches，vol.1，london，1910，p.303.）中华书局校点本《元史》亦未在校勘记中提及上述诸家的观点，似不妥。


    《艾貌传》云：“艾貌拔都，康里氏。”屠寄以为，这里的拔都即蒙古语中常见的称号ba’atur（把阿秃儿），义为勇士。伯希和、韩百诗为使上述二传文字一致，却倾向于认为“拔都”为“拔[要]都”（伯岳兀歹）之省略形式，就是说，他们认为原文应为：“艾貌，拔要都康里氏。”伯、韩二氏的假设不可从。伯岳吾歹这个名称在元代汉文文献中从未写作“拔要都”。尽管上述两传确实重复，艾貌确为康里伯岳吾氏，但亦无需牵强附会地把“拔都”硬解释是伯岳吾台的另一种并不存在的转写形式“拔要都”的省略形式。


    《也速儿传》与《艾貌传》之所本，为程钜夫之《伯牙乌公墓碑》（注：《雪楼集》卷17，台湾元代珍本文集。），其文曰：“杭里，幙北旧国也，伯牙乌氏，国中右族也。太祖圣武皇帝初定四方，杭里内附，伯牙乌氏亦内徙。有爱伯者，来居济阴。”屠寄在其书中《色目氏族》一节中称康里之酋为巴牙兀氏。“国中右族”乃指康里部内的世家大姓，并不一定是汗族。


    《元史》卷134《斡罗思传》云：“斡罗思，康里氏。曾祖哈失，伯要。国初款附，为庄圣太后（注：按，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妃唆鲁禾帖尼。）牧官。”（注：标点本，第3263页。）近代以来，史家读此传时，多将注意力放在“哈失伯要”上。布来特施耐德把“哈失伯要”标点为“哈失，伯要”，并训伯要为伯岳吾。（注：e.bretschneider，mediaeval researches，vol.1，p.303，注738。）屠寄的看法相同，认为，哈失伯要乃“缀名于氏，并称之也。伯要，即伯牙兀异译”（注：《蒙兀史记》卷123《斡罗思、阔里吉思传》，叶一；并见同书卷155《色目氏族》，叶二十二。），伯希和、韩百诗亦把此句译为qa?i（ou qa?？）le bayaut（注：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p.106.），即“哈失，伯要氏”。他们将“哈失”转写为qa??或qa?。惟中华书局《元史》校点本在“哈失”与“伯要”之间不点断，亦未在校勘记中注明诸家的观点。


    土土哈家族的碑传资料已经言明玉理伯里伯岳吾氏源出蒙古高原的东部。玉里伯里位于今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地区，yemek部活动于咸海以北草原，康里人的主体占据今额尔齐斯河以西直至花剌子模以北地域。所以从地理上看，这三支居于欧亚草原的伯岳吾人是相互为邻的。


    由于伯岳吾的名称来源于蒙古语“富”（bayan）这个词的蒙古语复数形式，所以上述yemek，康里诸部中的伯岳氏不可能是土生土长的突厥氏族，它们一定与东方的其他蒙古人有某种联系。如果我们排除土土哈家族以外，另外有几支伯岳吾人独立地迁入yemek、康里等部这种历史偶然性的话，那么玉理伯里、yemek和康里部中的伯岳吾人，很可能源于同一枝西迁的伯岳吾人。

 五、契丹势力的西伸

    现代学者多认定，契丹人是操某种蒙古语方言的民族。10世纪初契丹人崛起于北方，在南下压迫唐亡后立国于华北的“五代”小朝廷的同时，辽代的势力迅速向西域发展。据《辽史》卷1《太祖纪》记载，天赞三年（924），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兵西征时，先至斡儿寒河（今鄂尔浑河）中游的古回鹘城，降服附近的札剌亦儿蒙古人祖先的一部分“胡母思山蕃”后，再一路西进，越金山而南。“逾流沙”，于同年攻取北庭附近的“可汗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注：校点本，第19—21页。）辽军所逾之“流沙”当为今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准噶尔沙漠。此次西征使西迁后的高昌回鹘成为辽的属部。


    《辽史》卷94《耶律化哥传》又记，开泰元年（1012）辽将耶律化哥受命西征阻卜，取得胜利。耶律化哥还师后，阻卜复叛，留守漠北西境的辽军败绩。辽廷再命耶律化哥西征。耶律化哥率领的辽军一直推进到“翼只水”，在道经“白拔烈城”的途中与“阿萨兰回鹘”相遇，复败之。事后发现，“阿萨兰回鹘”为辽之属部。耶律化哥因此获罪。（注：校点本，第1381—1382页；并见同书卷15《圣宗纪》，第174页。）查《辽史》卷93《萧图玉传》，开泰元年辽太师阿底里在漠北抚治失政，当地阻卜部落叛变，将辽军围于鄂尔浑河流的镇州、斡鲁朵城等几座孤城中。耶律化哥受命援救，击败阻卜。（注：校点本，第1378页。）平乱之后，耶律化哥回师，但次年（1013）正月“达旦国兵围镇州”，不久辽廷命化哥再次出兵，“至安真河，大破而还”。（注：并见《辽史》卷94《耶律世良传》，第1385—1386页。）据《辽史》卷15《圣宗纪》，此次击破的是阻卜酋长“乌狼”的部众（注：校点本，第172—174页。），此部居于蒙古高原西北部。当时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诸部或许是阻卜的属部。


    耶律化哥第二次西征时，阻卜军队占据的“翼只水”，学者们多把它比为也儿的石河（irdish，今额尔齐斯河）。古代蒙古语中许多词借自突厥语。凡突厥语词中含有辅音-d-的，在蒙古语中往往变为-j-，如突厥语idi“主人”（注：试比较金元时代畏兀儿君主的称号idi-qut“幸福之主”的idi-。）在蒙古语里的相应词是ejen“额真”，译言“主人”。如是观之，“翼只水”应为操蒙古语的契丹人对也儿的石河的称呼。耶律化哥在翼只水之战取胜后，兵锋向南，至“白拔烈”城，劫掠“阿萨兰回鹘”。辽代的“白拔烈”即元代之“白八里”，其突厥语原名应为ber-baliq。ber此言“一”，baliq意为“城”，所以在元代又意译为独山城。辽军在这里击败的“阿萨兰回鹘”中的“阿萨兰”即突厥语arn“狮子”的音译。“狮子王”是高昌回鹘君主的传统称号。耶律化哥所败之“阿萨兰回鹘”即高昌回鹘。从上述地名、部名可以看出耶律化哥西征时所行路线，基本上与一个世纪前辽太祖阿保机西征时相似。


    据大食学者伊本·阿西尔记载，直至辽末金初，耶律大石称王于漠北时，哈剌汗朝东境尚有契丹驻军一万六千余人。（注：参见matepnaлыпonctonnknpгn3oвnknpгn3nn，i，mockвa，1973，ctp.65-66。）


    辽天庆四年（1114），女真族起兵，辽统治迅速土崩瓦解。女真的兴起和东亚大陆北部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迫使契丹残部西迁中亚，建立西辽。


    辽金交替之际，辽宗室耶律大石在漠南率二百亲兵越碛，进入漠北。他在那里会集十八部，征集兵员数万。在十八部中，明确可考的蒙古部落就有王纪剌（成吉思汗家族姻亲东蒙古宏吉剌部）、茶赤剌（成吉思汗家族近亲札只剌）、密儿纪（漠北蔑儿乞，居于今色楞格河下游）、忽母思（札剌亦儿分支之一，居于和林）等。金天会八年（1130），大石率众自漠北西迁，至垂河流域在那里定居下来，建立西辽。大石从垂河流域东征时，其将领中包括茶赤剌（札只剌）部秃鲁耶律燕山，足见其军中有大批来自漠北的操蒙古语各部族众。


    1141年，西辽战胜塞勒柱帝国桑贾儿算端（sultan sanjar）后，派大将额尔不思沿阿姆河而下，攻入花剌子模，迫使花剌子模沙阿即思（‘aziz）称臣，并确定年贡赋为三万金“抵纳”（dinar）。（注：“抵纳”名见明陈诚、李暹《西域番国志》“哈烈”（herat）条：“交易通用银钱，大者重一钱六分，名曰‘等哥’，次者每钱重8分，名曰‘抵纳’”。）12世纪70年代，花剌子模国内贵族为争位发生内讧，王子铁失（teke?）投奔西辽，西辽承天后普速完之驸马萧朵鲁不使用武力支持铁失归国即位。


    花剌子模降附西辽后，不断沿阿姆河南下，与西哈剌汗朝作战；或进入阿姆河以北之地、呼罗珊地区，与塞勒柱帝国发生冲突，甚至进攻伊拉克，威胁报达城，逐渐强盛起来。由于花剌子模与西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西辽官吏的残酷压迫，花剌子模的贵族开始反抗西辽统治。铁失算端曾杀死傲慢无礼的西辽使臣，西辽承天后普速完遣其驸马萧朵鲁不企图以武力废黜铁失沙，立其弟算端沙，但未能得逞，遂支持算端沙立国于呼罗珊的马鲁（merv）。花剌子模铁失沙虽然不断与西辽冲突，但一直避免与西辽决裂，始终向西辽缴纳贡赋。1200年其子摩诃末即位，在他统治初期，仍维持对西辽的臣属关系。可见女真建国间接影响到花剌子模和咸海附近。

 六、西辽时代的其他蒙古部落的西迁运动

    12世纪下半叶，统治东亚北部的金与控制内陆亚洲的西辽互相对峙。在东西陆路联系必经的大漠南北草原与河西地区群雄并立。漠北从东向西排列着塔塔儿、蒙古、蔑儿乞、克烈和乃蛮等强部。克烈人与乃蛮大体以杭海岭（今杭爱山）为界，互相敌视。漠南有汪古、西夏等势力。


    耶律大石在征服西域之前先立足于漠北，继而取吉利吉思、叶密立等地。辽时已经臣服于契丹人的乃蛮人，继续奉西辽为正朔，驻牧于金山、也儿的石河。占有东西陆路交通线中段的是克烈与西夏，它们在耶律大石的军队主力西进之后，处于金、西辽两大势力之间。克烈人居于蒙古高原中部，东面是金的属部塔塔儿，西为西辽属部乃蛮部。西夏以西的畏兀儿是西辽属部，西夏之东的关陇地区为女真所据；其北越大漠（今蒙古戈壁阿尔泰省）与克烈相连。相似的政治地理形势使西夏与克烈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蒙古高原与西域的交通传统上有两条路线：一条可简称为“漠北—金山路”，是从蒙古高原中部越杭海岭（今杭爱山）西行，越按台山（今阿尔泰山）而南，或沿今准噶尔沙漠北沿西行，或向南进入畏兀儿北境。另一条可称为“漠北—河西—西域路”，从蒙古高原中部南下，越戈壁进入西夏境内，再沿河西走廊西行，或从哈密西北行进入天山以北草原，或取道高昌。辽金时代，上述两条路线依政治形势的变化，时通时绝。


    克烈部的驻牧地曾是耶律大石立足图谋复国的根据地。耶律大石率军西行之后，克烈人虽然降附金朝，但仍受到西辽的强大影响。乃蛮因地理上更近于西辽的中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西辽控制。


    辽末金初，乃蛮人中的别帖乞部十分强大，克烈人则与东邻塔塔儿人争雄。克烈汗忽儿札胡思在与塔塔儿部的斗争中与乃蛮联盟，乃蛮汗把自己的女儿脱劣海迷失嫁给忽儿札胡思汗。但这一联盟随着忽儿札胡思汗另一妻亦马勒之子王罕夺得克烈汗位，杀死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乃蛮部脱劣海迷失所生之子台·帖木儿太师等人而结束。乃蛮人转而支持克烈汗室中反对王罕的势力，一再在克烈部里挑起内乱。据拉施都丁记载，在蒙古忽图剌汗时代，约12世纪60年代，忽儿札胡思之弟古儿罕把王罕赶出部落。王罕依靠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的帮助才夺回汗位，古儿罕率30余伴当逃入西夏，不知所终。（注：《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册，第215—216页；第1卷第2册，第146页。）《元朝秘史》第177节记载成吉思汗遣使指责王罕时亦言及此事。


    《元朝秘史》和《史集》的《部族志》均提到，约13世纪90年代，克烈部再度发生内讧，王罕之弟也力克合剌失败后逃入乃蛮，得到乃蛮亦难赤汗的支持。乃蛮出兵帮助也力克合剌击败王罕。王罕从克烈部出逃后，前往西域向居于碎叶川的宗主西辽救援。但西辽国势已衰，无力再控制蒙古高原中部。元人周致中在《异域志》曾记载西辽“风俗”与鞑靼“颇类”。“家室颇富，不与鞑靼往来”。（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陆峻岭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6页。）他所描述的应当就是此时的西辽。王罕在西辽停留一年，未得到支持，只得于1196年回到漠北。后来在成吉思汗的支持下才恢复对克烈的统治。《元朝秘史》没有言及王罕出奔的路线，但提到他回来时路经委兀儿和唐兀惕地面。波斯史籍《史集》说王罕路经“三国”，方抵西辽。虽然《史集》没有具体说明王罕所经的是哪三国，但却接着说，当时西辽也同畏兀儿、西夏诸城一样正发生内乱。（注：《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147页。）这里提到的畏兀儿与西夏两个地名，恰与《元朝秘史》所述王罕返回时所经地名一致，恐非出于偶然。


    克烈部居于漠北中部，前往西辽的捷径是经乃蛮境，在今科布多不远处越按台山。王罕因败于乃蛮，已无可能从杭爱山西行至金山，唯一的出路是从蒙古高原越戈壁南下，进入西夏境内，然后一路西行至垂河（今流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之楚河）流域投奔西辽。换句话说，王罕往返所经路线应当一致。由此推断，拉施都丁所说王罕赴西辽途中所历经的“三国”中的前两个，应当是西夏与畏兀儿，而第三国应为居于今伊犁河流域的哈剌鲁。也就是说，他在进入西夏之后，应当先西行至感木鲁（今哈密），再沿巴里坤草原西北行至别失八里（北庭），沿天山北道一路西行至亦列河（今伊犁河）流域，再转而溯伊犁河南岸支流察林河（charin）而上，越天山支脉而至热海，沿热海北西行至热海西端天山豁口，越天山而北进入碎叶川。然后再沿原路返回。


    克烈人应当很了解这条渡漠南下赴西域的道路。1204年，成吉思汗灭亡克烈部。王罕之子桑昆亦越戈壁南下，到达西夏。《史集》的《部族志》说桑昆经过蒙古边境的一座叫亦撒黑（isaq）的城（注：汉译本，第1卷第1册，第217—218页。），《成吉思汗纪》说此城位于蒙古干旱草原，名曰isiq balqasun，即亦失黑城。（注：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184页。）很显然，isaq城和isiq城是同一个地名的不同拼法。《圣武亲征录》则说桑昆所经之地为“亦即纳”，即后来元亦集乃路治地。（注：今内蒙额济纳旗境。）桑昆继续向南，逃入西夏境内的“波黎吐蕃”，在那里抢掠，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只得再度西逃，越河西走廊到达天山脚下，复越天山而南，西行到达龟兹。


    据《史集·部族志》记载，他来到斡端与可失哈儿境内的龟兹之地的“察哈儿·客赫”（jahar-kahah），为当地国主黑邻赤·合剌（q?l?j?-qara）（注：兹用《圣武亲征录》译名。）所获，并被处死。桑昆之妻、子同时被获，后来龟兹国降附蒙古，桑昆的妻子儿女也被送赴成吉思汗处。（注：汉译本，第1卷第1册，第218页。）据《史集·成吉思汗纪》，桑昆最后被获的地方名为“曲薛秃·彻儿哥思蔑”（kusatu-?arkashma）。《圣武亲征录》贾敬颜先生校本为“曲先城彻儿哥思蛮之地”。这个地名汉文史料与波斯文史料译写各异，校正不易，但总之是在元代曲先城附近某处。（注：参见拙文《元代曲先塔林考》，载《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245页。）


    蒙古建国后，漠北与河西的交通仍长期保持着。亦集乃是西夏的北部边城，据《元史》卷60《地理志》记载，亦集乃“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仍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西夏曾在此立“威福军”。（注：校点本，第1451页。）此城东北的“大泽”即居延海，城西北所接之沙碛即今与蒙古国相连之戈壁。成吉思汗在世时五次进攻西夏均取道大漠而南。其中第五次征夏为成吉思汗西征结束之后，时为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蒙古军从土剌河营地出动，越大漠南下取黑水城，并一路溯黑水而上南进，攻取甘州。再转而向西，连克西凉（永昌）、肃州。成吉思汗大军所取之道，应与王罕父子出奔路线大体一致。


    直鲁古统治末年，西辽国势日衰。1206年，花剌子模拒绝纳贡，背叛西辽。但从表面上看西辽仍是泱泱大国，对周围诸部仍有威慑作用。同年成吉思汗的军队消灭乃蛮不亦鲁黑汗所部以后，塔阳汗之子屈出律与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的残部逃至也儿的石河。1208年，成吉思汗的军队踵其迹而至，屈出律则向东南逃至畏兀儿北境别失八里，再南越天山到达苦叉（新疆库车），于1208年到虎思斡耳朵投奔西辽。直鲁古收容了屈出律，并嫁以公主，屈出律成为西辽驸马。


    屈出律利用西辽统治的危机和末帝直鲁古对他的信任，收集亡散在海押立、叶密立和别失八里的乃蛮、篾儿乞残部，秘密聚集力量，并勾结花剌子模谋篡西辽。双方协议事成后瓜分西辽国土，如花剌子模先手得胜，则花剌子模可拓地直至阿力麻里、可失哈儿和斡端一带，乃蛮只保有畏兀儿北境的别失八里，直至叶密立和海押立地区；而如果屈出律先手取胜，则原西辽直至忽阐河畔的别那客惕（benakat，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西南）的国土均为乃蛮所有。


    1210年，屈出律乘直鲁古出兵征讨河中府（撒麻耳干）之际，率军西进，劫掠了位于忽阐河（今锡尔河）下游的讹迹刊城（üzkent）的西辽国库，得手后向东进碎叶川、突袭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但被西辽守军击败。花剌子模乘直鲁古从河中府撤军回国之际，东渡忽阐河，进攻镇守于塔剌思的西辽大将塔阳古。结果西辽的主力战败，溃军奔回国都虎思斡耳朵，入城大肆杀掠。不久屈出律在直鲁古出猎之时篡夺了帝位。


    1208年成吉思汗击败占据也儿的石河流域的乃蛮残部，畏兀儿为之震动。当时在位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决心降附蒙古，于次年在北庭率众包围西辽监国少监的驻处。在杀少监后，遣使蒙古表示臣服。在也儿的石河之战中，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被杀，残众在脱黑脱阿诸子的率领下，向东南溃入畏兀儿。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遣军击败之，蔑儿乞人只得继续向西逃窜。


    成吉思汗侦知蔑儿乞残部逃脱的消息后，派出速不台和宏吉剌惕部的脱忽察儿越也儿的石河追击。（注：《世界征服者传》，汉译本，第93页；《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260—261页。）蔑儿乞残部溃入西辽中心地区垂河流域。追击的蒙古军前锋尾随而至，故意携带婴儿用具，沿途丢弃，使蔑儿乞侦骑误以为随追者也在逃溃。速不台乘敌不备大败蔑儿乞，蔑儿乞余众向西逃窜，溃入康里地区。花剌子模得知蔑儿乞残部迫近的消息后，调集军队，计划在忽阐河下游的毡的（jand）迎击。花剌子模军未能截住蔑儿乞残部，与追击的蒙古人发生冲突。（注：同上书，第261页。据《扎兰丁传》记载，蒙古追军的统帅为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见《多桑蒙古史》，冯承钧汉译本，第1卷，第6章，第97页。）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之幼子篾儿干被擒，送到术赤处后.术赤为保住他的性命曾向成吉思汗求情。（注：《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245页。）足见追击蔑儿乞残部的蒙古军的受成吉思汗长子术赤节制。蔑儿乞余部在脱黑脱阿之子霍都（qodu）的率领下，经咸海北草原，投奔立国于玉理伯里的钦察人。统治玉理伯里的土土哈家族因收容了这些劫后余生者，引起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出兵征讨。


    由此可知，西辽时代操蒙古语部落的西迁，如上述王罕和克烈残部的西逃、屈出律篡夺西辽和蔑儿乞部投奔钦察玉理伯里等，都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蒙古高原政治形势变化的结果。蒙元统治瓦解后，欧亚草原蒙古化运动仍在继续。其中最重要的是瓦剌的兴起和后来土尔扈特部的西迁。这些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不再赘述。


    ［原文载《欧亚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99年。收入本书时有个别字语修改。］

 至元初年以前的垂河流域

    及其周围地区忽阐河（锡尔河，sir darya）以东草原东与畏兀儿为邻，东北至塔尔巴哈台山，与元岭北行省也儿的石河（irti?）戍军驻牧地接壤，西北至忽阐河下游，与钦察汗国交界，其南限于天山。其主要河流是亦列（伊犁，ili）河、垂（楚，?u）河和塔剌思（ts，塔拉斯）河。其中伊犁河源于我国新疆，流入哈萨克斯坦；楚河流域即古之碎叶川，分属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塔剌思河源于吉尔吉斯斯坦，流入哈萨克斯坦。这片土地水草肥美，人口相对集中，自匈奴时代以来，先后产生过康居、塞种、乌孙、西突厥、突骑施、歌逻禄、哈剌汗王朝和西辽等强国，对西域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蒙古西征以后，这片草原成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研究忽阐河以东草原地区历史最重要的著作是巴托尔德的《突厥斯坦简史》。（注：米诺尔斯基英译本，载《七河史——中亚史研究四种》（v.v.barthold，history of the semirechye，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tr.by v.minorsky，leiden，1956）。）其中元代部分主要依据的是穆斯林史家的文献。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讨论蒙古国到元初约五十年间这块地区的历史发展轮廓，并就一些问题略述己见。

 一、蒙古西征之前的忽阐河以东草原

    蒙古时代以前，居住在垂河流域的主要是唐代三姓歌逻禄的后裔哈剌鲁（qarluq）人。哈剌鲁人的祖先与回鹘人有密切的关系，原居于金山之西，后南徙北庭。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再西迁伊丽水（今伊犁河）、碎叶川和怛罗斯一带。公元10世纪哈剌汗朝建立后，歌逻禄人种类分散，居地东达龟兹以西，西达忽阐河中、上游一带，没有统一的政权。耶律大石建立西辽以后，哈剌鲁诸部成为其藩属。当时的哈剌鲁人主要分为三支，一支居海押立，一支居虎牙思，另一支居斡思坚。


    居于海押立的哈剌鲁人首领称为阿儿思阑汗（arn khan，突厥语，意为“狮子王”），西辽末帝直鲁古在那里设立监领官，实行残酷压迫。时斡端发生动乱，直鲁古征兵于阿儿思阑汗，企图借机除掉他。阿儿思阑汗被迫服毒自尽，直鲁古乃立其子，仍号阿儿思阑汗。成吉思汗于也儿的石河击败乃蛮残部后，新继位的阿儿思阑汗起兵杀西辽监领官，投降蒙古，受到成吉思汗的优待，并将皇室公主下嫁。（注：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泽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6—88页。）


    西辽末期，亦列水中、上游为另一支源出于虎牙思的哈剌鲁人占据。巴托尔德和马迦特对这个部落的族属究竟是否为哈剌鲁有疑虑，因为哈剌鲁（qarluq）和康里（qangl?）的字形在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中相近。（注：参见巴托尔德：《蒙古入侵之前中亚之基督教》（俄文原文oxpnctnahctвeвtypkectaheвдomohгoлъcknnпepnoд，载《巴托尔德文集》卷2册2），r.stube德译本，zur geschichte des christentums in mittel-asian bis zur mongolischen eroberung，tubingen und leipzig，1901，s.64；马迦特：《论邦克—马迦特的东突厥方言研究中的库蛮族》（über das volktum der koman in bang-marquart ostturkische dialekt studien，berlin，1914），第166页。）虎牙思哈剌鲁人的中心在阿力麻里。首领称为斡札儿（ozar）（注：《世界征服者史》，第87页。），根据札马剌·哈儿昔《苏拉赫词典补编》，这位哈剌鲁首领的名字称为“布札儿”。（注：见华涛汉译：《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1987年，第92页。）伯希和在《金帐汗史评注》页158中对斡札儿的名字的两种写法从突厥语的角度作了讨论。斡札儿（ozar）在突厥语中义为“他逃”、“他得救”。死于公元744年的后突厥汗国乌苏米施（ozm??）的名字与这个词是同根词。而布札儿（buzar）在突厥语中义为“他破坏”。其同根词孛祖黑（buzuq）曾在《乌古思可汗传》中被用作与“三箭”（ü? oq）相对的突厥部落集团的名称。因为这两种写法在突厥语中都有意义，所以很难从语义的角度来决定取舍。它们是否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尚不能确定。斡札儿又称脱邻汗（toγr?l khan，突厥语，意为“鹰汗”），与克烈部王罕同名。屈出律篡夺西辽后，斡札儿遣使蒙古，献上自己的女儿兀鲁黑·哈屯（uluγkhatun，突厥语，意为“大皇后”），表示臣服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为褒奖他，下嫁以朮赤之女。此后，斡札儿亲自入朝，受到成吉思汗的尊荣礼遇和优厚赏赐。


    后来斡札儿被屈出律捕获。屈出律驱西辽兵至阿力麻里城下，斡札儿的王妃撒勒必忒俚蹇（salbak terken）闭门坚守。围城战持续了半年之久，屈出律未能夺取阿力麻里。后因听说蒙古军到来的消息，被迫退兵，并杀死斡札儿。（注：《世界征服者史》，第87—88页；札马剌·哈儿昔：《苏拉赫词典补编》（jamāl qar?i，mhaqat al-surah），华涛译，第92页。）斡扎儿死后，其子昔黑纳黑的斤继立，继续效忠蒙古。成吉思汗分封时，斡札儿家族的领地成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虎牙思则是察合台兀鲁思大斡耳朵的驻地，但斡札儿家族在元代长期维持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斡思坚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奥什州乌兹根城，为哈剌汗朝宗王的镇守地。这里的哈剌鲁人与哈剌汗朝王室有密切关系。13世纪初这一支哈剌鲁人的首领为匣答儿密立（qaidar melik），他们降蒙是在哲别西征屈出律、可散城八思哈长官曷思麦里（isma‘il）投降蒙古之后。（注：《元史》卷133《也罕的斤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26页。）


    （一）西辽的衰亡


    哈剌汗朝的统治中心在原西突厥的中心碎叶川。1134年左右，耶律大石利用东哈剌汗朝统治者因受康里、哈剌鲁诸部的袭扰，请求援助的机会，率军占领其都城裴罗将军城（即虎思斡耳朵，今习惯上译为巴拉沙衮）。这里自古以来是忽阐河以东草原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地处东西陆路交通的要道，具备立国条件。


    直鲁古统治末年，西辽国势日衰。1206年，花剌子模拒绝纳贡，背叛西辽。但西辽从表面上看仍是强国，对周围诸部有威慑作用。同年，成吉思汗的军队消灭乃蛮不亦鲁黑汗所部以后，塔阳汗之子屈出律与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的残部逃至也儿的石河。1208年，成吉思汗的军队踵其迹而至，杀脱黑脱阿。蔑儿乞残部在脱黑脱阿诸子的率领下，向东南溃入畏兀儿，被归属成吉思汗的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遣军击败，只得继续向西逃窜，投奔立国于玉里伯里的钦察人。而屈出律则向东南逃至畏兀儿北境别十八里，再南越天山到达苦叉（今新疆库车），于1208年到虎思斡耳朵投奔西辽。直鲁古收容了屈出律，并嫁以公主，屈出律成为西辽附马。


    屈出律利用西辽统治的危机和末帝直鲁古对他的信任，借直鲁古封他为汗，批准他收集亡散在海押立、叶密立和别十八里的乃蛮、篾儿乞残部之机，在西辽境内秘密地聚集力量。花剌子模对屈出律策反，双方密谋东西合攻西辽，事成后瓜分西辽国土，如花剌子模先手得胜，则花剌子模可拓地直至阿力麻里、可失哈儿和斡端一带，乃蛮只保有畏兀儿北境的别十八里和叶密立、海押立地区；而如果屈出律先手取胜，则原西辽直到忽阐河畔的别那客惕（benakat，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西南）的国土均为乃蛮所有。


    1210年，屈出律乘直鲁古出兵征讨河中府（撒麻耳干）之际，率军西进，劫掠了位于忽阐河下游的讹迹刊城的西辽国库，得手后向东进入碎叶川流域，突袭国都虎思斡耳朵，但被西辽守军击败。与屈出律结盟的花剌子模沙趁直鲁古从河中府撤军回国之际，出兵占领此地，并由此东进，渡忽阐河，进攻镇守塔剌思的西辽大将塔阳古，结果西辽的主力为花剌子模的军队所败。溃军奔回国都，虎思斡耳朵军民闭门不纳。西辽溃军强攻达十六日，入城后，大肆杀掠。国君直鲁古下令制止，并命军队归还所掠物品，引起军队叛变。屈出律趁机搜罗叛军。他趁西辽朝廷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利用直鲁古出猎之际，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擒获直鲁古，篡夺了帝位。但表面上仍然尊直鲁古为太上皇，并袭用西辽国号。


    这时，阿力麻里的哈剌鲁人已经归顺成吉思汗。屈出律擒获斡札儿汗，发兵进攻阿力麻里。蒙古汗廷侦知屈出律下落，出兵征讨。1218年成吉思汗派哲别率军抵阿力麻里，发现屈出律的军队已经退去（注：华涛译：《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第92页。），遂继续西进至费尔干那盆地，收降西辽可散城八思哈长官曷思麦里和斡思坚城的哈剌鲁军，驱西辽降军东行至可失哈儿（今新疆喀什）。（注：据《元史》卷120《曷思麦里传》，张士观《驸马昌王世德碑》和札马剌·哈儿昔的记载，哲别的行军路线当为：哈密立→阿力麻里→碎叶川→越阿拉套山、吉尔吉斯阿拉套山和塔剌思阿拉套诸山抵费尔干那盆地北部可散（可伞）→东行至奥什、斡思坚（也罕的斤的父亲匣答儿密立降蒙也应在此时）→可失哈儿。）屈出律闻讯时，可失哈儿东北的畏兀儿已降附蒙古，经浑八升越天山往忽阐河以北草原的退路被阿力麻里的哈剌鲁部切断，沿阿体八升、纳林河谷进入拔汗那的道路被哲别堵死，而可失哈儿以东无立国的条件，屈出律只得从可失哈儿向西出逃，进入巴达哈伤地区，为当地人擒获，交给蒙古军（注：姚大力：《曲出律败亡地点考》，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辑，1981年。），被哲别处死，西辽国亡。这时蒙古的西境已与花剌子模全线相接。蒙古和花剌子模两大势力的崛起，是西辽统治迅速瓦解的决定性因素。


    这两大势力中，花剌子模所依靠的基本上是阿母河、锡尔河两大内陆河沿岸引水灌溉所形成的绿洲农业经济，及其周围草原的游牧民族的武力。中亚引水灌溉的历史虽然久远，但绿洲的规模都不大，绿洲之间为广袤的沙漠阻隔，交通不便。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是难以形成足以威胁东亚大陆的势力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从来没有中亚强国征服东亚之例的根本原因。


    反观蒙古，成吉思汗占据的是曾经形成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诸游牧强国的蒙古草原。这些草原游牧强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南侵汉地，也曾不止一次地侵入西域。蒙古草原的南方是辽阔的汉地农耕区。汉地的农业经济和人口的规模，超过中亚内陆河引水灌溉绿洲许多倍。成吉思汗在西征之前已经攻下了东北、华北的大片地区，得到了蒙古高原以外契丹、女真、畏兀儿、哈剌鲁、西辽诸降附地区的人力物力的支持。这些草原游牧民族的武力与东北、华北被征服区的农耕经济力量之和，比起花剌子模的国力来，占据明显的优势。所以仅从这一点判断，花剌子模与蒙古较量，孰胜孰负已见分晓。


    （二）商使往来的通道


    阿母河以北地区规模狭小的绿洲经济，需要维持与邻近地区的经常的商品交换；而地处东西文明之间的地理位置又使长途贾贩成为当地人谋生的重要手段之一。北朝、隋、唐时代的粟特商胡的后裔到了蒙古时代成了回回商贾，他们像自己的祖先一样深入漠北草原与游牧民族交易牟利。《元朝秘史》第182节曾提到过一支活动在漠南、漠北地区之间的由回回人阿三率领的商队。成吉思汗的随从中也有札八儿火者这样的回回人。蒙古国、花剌子模两大强国的边境相连，大大便利了回回贾客。成吉思汗平定各部后，在东西商路上设置守卫，并颁布札撒，凡进入蒙古国土的商贾一律颁给凭照，携有贵重商品的商贾应直接护送到大汗那里。（注：《世界征服者史》，第90页。）


    成吉思汗攻金之后，派遣花剌子模人马合木（mahmud）、不花剌人阿里火者（‘alikhwāja）以及讹打剌人（otrar）玉速甫（yusuf）至不花剌（bukhārā），与花剌子模贸易。由于往来方便，又有厚利可图，上述三位回回商贾返回后，不少西域的回回商贾前往东方贸易。据志费尼记载，花剌子模的三名回回商贾——其中有忽毡的阿合马、阿米儿忽辛之子和也里城（herat）的阿合马·巴勒只黑（ahmad bal?ikh）——组成一支商队，携带纳失失金锦、棉织品、不花剌城北毡单（zandan）地方出产的一种织物名“毡单你赤”（zandani?）及其他商品也来到蒙古。估计他们是经由察赤（chach，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北行到赤麦干（?imkent，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奇姆肯特，即赛蓝［sairam］），再东行至塔剌思，经碎叶川流域的虎思斡耳朵，到达亦列水流域的阿力麻里而前往蒙古的。


    当他们踏上蒙古国疆土时，守护商路的军士见他们所携皆贵重之物，便把他们送到成吉思汗处。据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为得到更多的回回珍奇，命令诸子、那颜、贵人各从自己的属民中抽出二至三人，携金银随这三位回回人赴花剌子模贸易。于是，来自各支蒙古贵族位下的回回人共450名组成了一支商队。成吉思汗命商队给花剌子模带去口讯表示：花剌子模的商队已经受到蒙古的接待，现蒙古的商队也前往花剌子模，希望两国和平相处。而据《札兰丁传》记载，成吉思汗的商使为四名，他们是讹打剌人乌马儿·火者（‘umar khwāja），蔑剌合人札马剌（al-jamāl），不花剌人法合鲁丁（fakhr al-din）和也里城人阿米努丁（amin al-din）。


    这支商队沿原路到达赛蓝，再沿阿雷思河（arys）向下游行进，来到阿雷思河与忽阐河汇流处的花剌子模边城讹打剌城（otrar）经商。讹打剌是10—13世纪忽阐河中游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从中国内地前往也的里河下游、斡罗思以至欧洲，必经此地。但他们为当地花剌子模守将所杀。


    这位花剌子模守将《元史·太祖纪》称为“哈只儿·只阐秃”，《世界征服者传》称之为“亦难赤”（?nal??q），据称他是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母后忒里蹇哈屯（terken khatun）的族人。（注：我国学者多将摩诃末沙的母后的名字音译作“秃儿罕”。笔者认为，这个名字的正确音译应为“忒里蹇”，即《辽史》中对皇后的称呼。参见拙文《9—12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1989—1990；见此文第10节《忒俚蹇哈屯及与此称号有关之诸问题》，第91—93页。）忒里蹇哈屯是咽面部（yemek）中的伯岳吾族（baya’ut）人。这是一支钦察化的蒙古人。亦难赤曾受封为ghay?r汗。由此判断，《元史·太祖纪》中的“哈只儿”，是他的封号ghay?r的突厥语钦察方言读法ghaj?r的音译，而“只阑秃”，则是“亦难赤”（?nal??q）这个字的钦察方言读法j?nal?uq的汉语西北方言音译，这些都是他的封号和官称。摩诃末的父亲铁失沙在下诏给哈只儿时，曾称他为自己的“法儿簪得”（farzand，波斯语“孩子”）。他的突厥语名称为牙罕·脱黑迪（yaγan tuqd?，此言“象生”），而伊斯兰教教名则为塔只丁。（注：参见《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84页注3。“法儿簪得”，见于：《回回馆杂字·人物门》（第152词），旁注汉译“子”。）

 二、蒙古国时代的垂河流域

    （一）蒙古征服时代


    元太祖十四年（1219）夏成吉思汗率大军西行，次年于也儿的石河驻夏，而后向西南行至海押立。由此向西南越过亦列水，再向西南进入碎叶川地区的西辽故都虎思斡耳朵。（注：《元史》卷149《郭宝玉传》载：成吉思汗西征，“历古徐国讹夷朵等城”（见标点本第3521页）。“古徐国讹夷朵”即虎思斡耳朵。）由此西行过塔剌思，到达阿雷思河上游的赤麦干，沿阿雷思河谷而下，直抵讹打剌城下。


    成吉思汗命诸子诸将分别攻取忽阐河流域中、下游诸地，自将大军与幼子拖雷从讹打剌长途深入，奔袭阿母河以北地区。据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所取行军路线为：自讹打剌先溯忽阐河谷而上，行约五十公里，至忽阐河左岸札儿努黑（zarnuq）（注：扎儿努黑位于忽阐河左岸，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奇姆肯特州速特镇附近。见《世界征服者史》，第125页注4；《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280页注280。），转向西南穿越乞则里沙碛（q?z?l qum），至奴儿城（nur）（注：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州之努拉塔市（hypata），见《世界征服者史》，第116—124、135—140页；《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280—286页。）、不花剌和撒麻耳干。


    据汉文史料记载，成吉思汗攻取阿母河以北地区的路线是：虎思斡耳朵—别失阑—渡忽阐河—撒麻耳干。（注：《元史》卷149，《郭宝玉传》，第3521页。）这里提到的别失阑，张星烺以为无考。（注：见《中西文通史料汇编》第5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39页注3。）其实此城亦见于《西使记》：“三月一日，过赛蓝城，有浮图，诸回纥礼拜之所。三日，过别石阑，诸回纥贸易如上已节。四日，过忽章河（即忽阐河），……八日，过寻思干城。”据此可大致确定别失阑的地理方位：它位于赛蓝城与忽章河渡口之间，距赛蓝二日程，距忽章河一日程，从赛蓝取道别失阑到锡尔河渡口共需行三日。《长春真人西游记》记丘处机于十一月五日从塞蓝动身，西南行三日，至一城，次日又历一城，再行二日，抵霍阐河（即锡尔河）渡口。他所经过的这两个城中大概有一个应为别失阑。从地望看，别失阑似应于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奇姆肯特州之西的阿雷斯一带求之。


    在忽阐河以东草原地区，蒙古人很早就在重要城镇设立达鲁花赤驻守。1220年秋，丘处机经过阿力麻里时，当地“铺速满国王暨蒙古塔剌忽只领诸部人来迎宿于西果园”。（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9，叶二九至三十。）“塔剌忽只”即达鲁花赤之异译。当时驻于阿力麻里的哈剌鲁部长昔格纳黑（s?γnaq）的斤随成吉思汗西征。此铺速满国王当为留驻其地的哈剌鲁亲贵。他们虽然早已降附蒙古，又自有部落，蒙古仍设达鲁花赤监领之。


    （二）察合台的封地


    元代垂河流域的历史与察合台汗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入元以后的察合台汗国与当初察合台从其父成吉思汗处所得分地有很大的区别。


    在西征之前，成吉思汗已划分了诸子的封地。志费尼说：“当王罕被解决，蒙古各部或出于自愿，或出于被迫，都听命于他（按，指成吉思汗），服从他的指挥，这时他便把蒙古、乃蛮各部和各族，连同所有的军队，全分给这四个儿子；对其余诸幼子及他的兄弟族人，他也各赐与一部分军队。”（注：《世界征服者史》，第44页。）在这里志费尼有误。成吉思汗灭乃蛮事在灭克烈之后，不灭乃蛮何来分割乃蛮部众的事？故诸子、诸弟分封的事当在灭乃蛮塔阳汗之后。《元朝秘史》记诸子、诸弟分封的年代虽然也不清楚，惟事在灭乃蛮之后、西征之前则是明确的。


    1220年丘处机奉诏西行，经过金山一带时曾见窝阔台西征时所辟之路：“西南约行三日，复东南过大山，经大峡。中秋日，抵金山东北。少驻，复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长坂，车不可行。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9，叶二四。）当行至今赛里木湖时，又看到察合台西征所筑之桥：“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高逾百尺，自巅及麓何啻万株。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9，叶二九。）丘处机见此景，顿起诗兴。李志常记曰：“师自金山至此，以诗纪其行，云：金山东畔阴山西，千岩万壑攒深溪，溪边乱石当道卧，古今不许通轮蹄。前年军兴二太子（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阴山），修道架桥彻溪水。”（注：同上书，叶三一。）丘处机从阿母河以北地区东归途中，“至阿里马城之东园”，遇察合台之大匠张公。张公请丘处机赴其居处，曰：“弟子所居，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且预接数日，伏愿仙慈渡河，俾坛众得以请教。”（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叶八。）关于这位“大匠张公”，王国维注曰：大匠张公“疑即张荣也。《元史·张荣传》：‘戊寅，领军匠从太祖征西域诸国；庚辰八月，至西城莫阑河，不能涉。太祖召问济河之策。荣请造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济河。’案莫阑河即阿梅沐涟之略，即阿母河。是阿母河航桥本荣所造。此记上言；‘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坏之’。又言‘二太子发兵复整舟梁，工寇已灭。’亦谓阿母河‘航桥’。当二太子复整舟梁时，荣亦必与其役。自是盖常在二太子军中，故此云二太子之大匠张公也”。王国维此议似能言之成理。惟细读史文，知“大匠张公”在张荣修整阿母河航桥时一直待在阿力麻里。


    李志常的记载所反映的西征前窝阔台在金山一带的活动，和察合台在阴山（即今天山）一带的活动，与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封地地望相吻合。特别是察合台留驻阿力麻里的大臣张公，所领道教徒众竟达四百余人，营三坛，晨参暮礼，这说明阿力麻里已是察合台封地的重要的政治中心。王国维认为成吉思汗诸子受分地事在西征之后（注：《黑鞑事略笺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7，叶一。），似不确。


    如果朮赤的始封地在也儿的石河上游，察合台的始封地在阴山一带斡匝儿所属哈剌鲁部居地，窝阔台的始封地在按台山乃蛮旧地及叶迷里，则可大致框出成吉思汗分封诸子的时间。在成吉思汗对金作战期间，北部秃马惕部叛。1218年，长子朮赤率军征服了今叶尼塞河上游、鄂毕河上中游及其以西诸部。只有在这时，朮赤才开始与也儿的石河流域诸部发生了关系。乃蛮部在1204年太阳汗败死后，其弟不欲鲁克汗继续与成吉思汗为敌。1206年蒙古建国后，成吉思汗发兵平定按台山不欲鲁克所部乃蛮余众，蒙古军追至按台山之西的也儿的石河、不黑都儿麻河（今额尔齐斯河支流布赫塔尔马河）。至于叶密里，直到1208年屈出律降西辽后，尚为乃蛮余众所据，归西辽末帝直鲁古管辖。1218年屈出律灭亡后，始入蒙古。


    占据阿力麻里和普剌一带的原先是哈剌鲁首领斡匝儿汗。1211年，屈出律篡夺西辽后，“屡次攻打他，但屡次败北。于是，斡匝儿派一名使者往朝成吉思汗，上报有关屈出律的情况，自称是世界征服者的臣仆。他受到恩宠和抚慰以示奖掖；并奉成吉思汗之命，与朮赤结为姻亲。当他作为藩属的基础巩固后，遵照成吉思汗的诏旨，他亲自赴朝，在那里得到殷勤的接待。在他临行时，获得种种礼遇的殊恩，成吉思汗嘱咐他戒猎，免得突然成为其他猎人的猎物；而且作为猎物的代替，他赠给他一千头羊。然而，他返回阿力麻里，又热衷于狩猎，不能克制自己不作这种游乐；最后，有一天，因为毫无戒备，他在自己的猎场上被屈出律的士兵擒获，屈出律的士兵用链子缚着他，把他带到阿力麻里。阿力麻里人关闭城门，跟他们交战。但这时候他们突然得到蒙古军到来的消息；于是，他们离开阿力麻里回师，把俘虏斩于途中。”“斡匝儿死后，他的儿子昔格纳黑的斤（s?γnaq tegin）获得圣上垂顾；得到他父亲的位置，而且奉诏与朮赤的一女成婚。”（注：《世界征服者史》，第87—88页；并见华涛译：《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


    屈出律率领的西辽军队在围攻阿力麻里时，哲别尚未开始西征，所以札马剌·哈儿昔所提到的他们在阿力麻里城外所闻知到来的蒙古军，不可能是哲别的军队。《永乐大典》所载《雍古公神道碑》记按竺迩征“阿里麻里等国，以功为千户”，当即指此。按竺迩“年十五隶皇子察合台部”。（注：《永乐大典》卷10889，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可见这支深入阴山到达亦列河流域的蒙古军当为察合台所部。这是有关察合台与阴山、阿力麻里一带发生关系的最早记载，其时间为甲戌年，即1214年，早于哲别出兵的1218年。


    由于成吉思汗诸子应同时受封，故分封的时间当在朮赤平定叶尼塞河上游诸地之后不久，即1218年左右。


    宗王镇边为元之国制，元《经世大典序录》记曰：


    国初征伐，驻兵不常其地，视山川险易，事机变化而位置之，前却进退无定制。及天下平，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如和林、云南、回回、畏兀儿、河西、辽东、扬州之类。（注：《国朝文类》卷41，四部丛刊本，第457页。）


    上述诸地中，回回即指中亚信奉伊斯兰教之地。成吉思汗结束西征东返时，察合台仍留在西域。所以蒙古国时代初期将兵镇守回回之地的是察合台。他出镇西域在成吉思汗时。彭大雅记道：


    伪二太子茶合（见出戍回回国）……。其头项分戍，则窝真之兵在辽东，茶合之兵在回回。


    又：


    西北曰克鼻梢（回回国，即回纥之种），初顺鞑，后叛去，阻水相抗。忒没真（成吉思汗）生前常曰：“非十年功夫不可了手，若待了手，则残金种类又繁盛矣。不如留茶合镇守，且把残金绝了，然后理会。”（注：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7，叶二三、二四、二六。）


    随着察合台出镇西域，他控制的地域也比以前扩大了许多。记载成吉思汗诸子封地范围的穆斯林史料很多，根据《瓦撒夫史》的记载可知，蒙古时代的穆斯林史家皆认为志费尼的记载最为重要。志费尼说：“察合台得到的土地，从畏兀儿之边（hudud）伸展到撒麻耳干和不花剌，他的居地在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注：《世界征服者史》，可疾维尼波斯文校勘文本，卷1，第31页。）美国学者爱尔森指出，察合台兀鲁思的东界在志费尼的波斯文原文中为畏兀儿地区之边，但波义耳的英译本《世界征服者史》第42—43页的译文中，未将波斯文hudud（按，意为“边境”）这个词译出来。（注：《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畏兀儿》，载morris rossabi编：《中国及其四邻，10—14世纪》（thomas t.allsen，“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a of turfan in the 13th century”，in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志费尼在另一处还说：“察合台是个勇猛和强大的汗，严厉而凛烈。阿母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诸地被征服后，他和他诸子的军队的营地从别十八里之边（kinār）扩展到撒麻耳干，适于帝王居住的美丽富饶的诸地方。春夏之季，他驻跸于阿力麻里和虎牙思，这些地方在那些季节中好像伊剌木花园。他在该地区筑有聚集水禽的大水塘（他们称之为阔勒［k?l］）。他还兴修了一座叫做忽都鲁（qutluγ）（注：忽都鲁，突厥语，意为“福”。）的城镇。秋冬之季，他在亦列水畔的[？marauzik]（注：关于这段史料中的marauzik这个词，参见波义耳注（汉译本，第326页注3）。）度过，从头到尾的每一栖息地，他都储放了食品和饮料。”（注：《世界征服者史》，可疾维尼校勘本，卷1，第226页；汉译本，第321页。）爱尔森在上述论文中指出，波义耳在其英译中（第271—272页），也未译出波斯文kinār（意为“边界”）。汉译本同此（见第321页）。


    与上述志费尼的叙述相对照的是札马剌·哈儿昔的记载。他说察合台的分地是阿儿浑地区，其中心城市为阿力麻里。（注：华涛译：《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第94页。）据《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可失哈里的解释，阿儿浑地区在11世纪指从塔剌思到白水城之间的地域。从札马剌·哈儿昔的记载可知，至14世纪，阿儿浑的地理范围明显向东扩张。


    中亚的草原与当地的城郭农耕地区之间，数千年来的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形成一种物质文化交流关系。受封于当地草原的蒙古诸王，用以维持豪华生活的资料，除了畜产品得自自己的属民和部分其他物资自汉地运来以外，相当部分就近取之于邻近突厥斯坦草原的中亚城郭农耕之地，而这些地区却受治于远离当地数千里乃至上万里以外的中央政府。这些诸王出身高贵，随着坐镇西北天长日久，势力渐大，他们逐渐变成草原与邻近的城郭农耕之地之间传统物质文化联系的主要受益者。这样，中央政府对这些遥远地区的控制越来越削弱，相反当地诸王的势力却愈益加强。


    总之，西北诸王由于实力的增长，影响越出其原有兀鲁思，逐渐突破蒙古国旧制的限制，开始与朝廷争夺中亚的土地、人口，这应是元代西北诸藩反叛朝廷的原因之一。


    （三）朮赤家族的势力


    太宗死后，脱烈哥那皇后摄国，邀请诸王贵族出席忽里台大会，议立新汗。到会诸王议决，将皇位保持在窝阔台家族内。诸王和大臣们讨论的结果，决定立贵由为帝，是为元定宗。


    这时，朝廷的权威在一些西北诸王心目中已开始动摇。其中最突出的事例就是拔都拒赴议立贵由为帝的忽里台大会和贵由登基大典。拔都拒绝赴会之事见于《元史》卷121《速不台传》：“壬寅（1242）太宗崩。癸卯（1243），诸王大会，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于族属为兄，安得不往？’甲辰（1244）遂会于也只里河。丙午（1246）定宗即位。”这里的也只里河当为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所谓甲辰年也只里河之会，可能是指在拔都驻地的一次会议，或是与脱列哥那皇后使者的会晤。（注：参见陆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元史论丛》，第1辑，第37页。）


    拔都为诸王之长，位高望重，成为贵由的心腹大患。1248年春，元定宗贵由在西征拔都的途中死去，拔都于阿剌脱忽剌兀之地（注：此为《元史》中的名称，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称为阿剌豁马黑。）召集忽里台大会，决定立蒙哥为帝。巴托尔德讨论过志费尼所提到的阿剌豁马黑之地，他认为阿剌豁马黑位于今伊塞克湖和伊犁河之间的阿拉套山地。（注：《伊斯兰百科全书》，“拔都”条。）巴托尔德未考虑拔都东行的目的，他的勘同有商讨余地。


    志费尼两次提及阿剌豁马黑之地。第一次是在叙述贵由去世后，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分别遣使向唆鲁禾帖尼和拔都通报消息，拔都借口马瘦，留驻于阿剌豁马黑。他传话给各地蒙古王公贵族，召集忽里台会议。（注：《世界征服者史》，第309页。）第二次，志费尼说贵由死时，拔都东进至阿剌豁马黑之地，距海押立一周程。他由此遣使四方，邀集族人会聚。（注：同上书，第665页。）


    按照巴托尔德的说法，拔都从钦察草原东行，至咸海后，应向南溯忽阐河而上，经讹打剌、赛蓝，复东行经塔剌思、虎思斡鲁朵，再北上至海押立。这条路线中讹打剌以下部分，虽为成吉思汗西征时所经，但很难解释拔都从咸海进入忽阐河流域以后，为什么不直接东行，而要向南行那么远，再折向北，绕这样一个大弯，才朝海押立去。这显然很不合理，但至今未见有学者提出异议。据志费尼记载，拔都东行是为了朝见贵由，而贵由西行则是为了养病。实际上，贵由西行的目的是消灭拔都的势力，而拔都率部东行则是为了迎击贵由。（注：参见拙文《读〈定宗征拔都〉》，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拔都东行既是有目的的出征，当然应该循通往叶密立的道路而行。1237年拔都西征，以及13世纪中叶欧洲传教士卡尔僻尼和鲁卜鲁克赴蒙古高原朝见蒙哥皇帝，距拔都东征时间最近，其路线亦应与拔都东行的道路最为接近。


    据卡尔僻尼记载，拔都西征时曾经过巴耳赤刊和养吉干两城，均位于忽阐河下游。（注：《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耿升汉译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56—57页。）1245年6月中旬，卡尔僻尼经过养吉干、巴耳赤刊到达叶密立。（注：同上书，第94页。）鲁卜鲁克更为详细地提到了他所经过的地方，他渡过札牙黑水（今乌拉尔河）以后，到了一个称为kinchat的镇子。鲁卜鲁克在途中不断打听塔剌思的情况，但他的路线并不经过塔剌思，他们一行从塔剌思以北约三日程的地方通过，经过一个称为equius的小镇后，到达一个周长约25日程的湖泊，于1253年11月18日抵海押立，在那里待了12天。（注：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第152—154页。）对于kinchat和equius这两个地名学者们讨论多年而无结果。但有两点可以确定：一是鲁卜鲁克是沿塔剌思北面数日程的地方向东去的，二是这个周长达25日程的湖应该就是今巴尔喀什湖。由此可见，卡尔僻尼和鲁卜鲁克离开忽阐河下游后，应沿碎叶水的下游上溯，行至某地时打听得知塔剌思相距不远，再东行朝海押立去。按此推知，距海押立一周程的阿剌豁马黑应位于巴尔喀什湖东岸某处，而不应如巴托尔德那样将它置于热海与塔剌思之间。札马剌·哈儿昔亦指出，拔都与蒙哥会面的地点在海押立附近。（注：华涛译：《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页93。）乌马里则说贵由在忽木升吉儿去世时，拔都已进至相距两周程之地。以地理度之，拔都应在海押立一带。


    伯希和关于阿剌脱忽剌兀与阿剌豁马黑为同一地的假设有合理性。至少这两个地方应相距不远，就是说，都在亦列河下游入巴尔喀什湖三角洲地区。屠寄把阿剌脱忽剌兀改为“阿勒台忽剌兀”（注：《蒙兀儿史记》卷6，叶一。），不得要领。


    蒙哥即位后，失烈门、脑忽和也孙脱等人的阴谋暴露，为防备不测，蒙哥“遣不怜吉率兵备之”。（注：《元史·宪宗纪》，第44页。）志费尼所记不怜吉出兵之事详于《元史》，他说：“他们因之遣不怜吉不怜吉（burilgitei）那颜率一支十土绵（译言万）勇敢的青年和精神抖擞的突厥人组成的军队前往位于别十八里和哈剌和林之间的兀鲁黑塔黑（uluγ-taγ）、杭海和横相乙儿。因此一个捏儿格（nerge）可以从那里延伸到弘吉阑斡兀立（qonγuran oγul）的捏儿格。弘吉阑驻于海押立境内，并已将其捏儿格扩展至讹打剌之地。”（注：《世界征服者史》，第600页。捏儿格，蒙古语，志费尼解释为围猎的路线（第30页）。兀鲁黑塔黑（uluγtaγ），突厥语译言“大山”，波义耳认为在科布多。）弘吉阑，朮赤长子斡耳答（orda）之第三子。斡耳达死后，他是白帐汗。波义耳认为此名为弘吉剌惕的单数形式，事实上，弘吉阑之祖母唆鲁欢（sorγan，朮赤之妃）、其母（《史集》失载其名，原为朮赤之妃，朮赤死后，斡耳答续娶之）均为弘吉剌部人。（注：《史集》英译本，第2卷，第116、123页。）


    这样即便与窝阔台家族结盟的察合台后王也速蒙哥等以武力反抗，也将面临东、西、北三面受敌的境地。蒙哥在派出使臣去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和火者处的同时，派察合台之孙铁失（tek?i）斡兀立去不里处，突厥蛮（turkm?n）斡兀立去也速蒙哥及其妃秃合失（toqa??）和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uluγ-ef）的异密和那颜们处，告之以失烈门等人阴谋败露的消息，并称：“如尔等并未支持上述这人之叛乱阴谋，为何毫无必要地拖延朝见？这种耽搁、拖延和迟缓的原因何在？如果尔等并无叛念，则应立即动身。否则尔等必自择战场，缮尔甲兵，‘勿谓言之不预也。’”（注：《世界征服者史》，第691页。帖失，察合台之子木期哲别（mo??-yebe）之第三子（《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169页）。秃合失，《史集》称之为也孙脱之妃（汉译本，第2卷，第252页），并说乃失（nai??）才是也速蒙哥之妃（汉译本，第2卷，第170页）。uluγ-ef，突厥语，意为“大宫室”，这是对察合台斡鲁朵的称呼。）


    也速蒙哥和不里唯有俯首称臣一条路，他们只得动身了。到达蒙哥斡鲁朵后，他们受到了极为严厉的处罚。按札马剌·哈儿昔的记载，蒙哥共处死了包括贵由诸子在内的四十余位蒙古宗王和两千余名大臣将领，并要合剌旭烈引诱执掌察合台兀鲁思兵权的不里站在他一边。合剌旭烈为争取不里，许诺将立不里为察合台兀鲁思汗。不里因贪图权位，竟轻信了合剌旭烈的许诺，说服也速蒙哥前往蒙哥朝廷。结果一到蒙哥处，即被捉拿。（注：参见华涛：《贾玛尔·喀尔施和他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下），第93页。）到此，蒙哥并没有感到满足，因为察合台汗国里还有许多也速蒙哥的支持者，“现在所有的叛党余孽都[藏匿]在沟壑洞穴中，都退却到穷乡僻壤，把他们一个个都找出来很花时间。于是八剌（b）札鲁忽赤带着一些那可儿到也速蒙哥的军中，去审查和鞫问他们的同党和同伙，凡参与阴谋者都处死。”（注：《世界征服者史》，第683—694页，《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255页。）蒙哥对没有参与反对他即位阴谋的窝阔台诸子孙则取怀柔政策和分而治之的办法，在中亚为他们指定分地。海都被送到海押立。（注：《元史》卷3，《宪宗记》，第45页。）


    蒙哥曾对法国国王圣路易的使臣说：“朕与拔都的势力，如目光无处不及一般，伸到所有地方。”他还说，他与拔都犹如人之双目，“头上虽生双目，但视线却只有一个。一只眼的目光落到何处，另一只也必定一样。”（注：鲁卜鲁克：《鲁卜鲁克之威廉前往世界东方的旅行》（下文简称《鲁卜鲁克游记》），柔克义英译本，伦敦，1990年，第174、237—238页；参见吕浦据道生英译本转译的汉译本《出使蒙古记》，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2、215—219页。）这段话表明蒙哥把拔都视为蒙古国的共同掌管者。蒙哥即位赖拔都之力甚多，他登基后须付出相应的报偿。自宪宗朝始，朝廷就基本上不再干预钦察之地的事务，使得朮赤兀鲁思成为蒙古国中第一块割据地盘。以至于鲁卜鲁克甚至有这样的印象，在钦察之地，大汗蒙哥的威望低于在蒙哥统治地区中拔都的威望。朝廷的势力不但退出了钦察之地，就是在忽阐河以东草原，蒙哥也实际上承认了拔都对他马蹄所及之处的统治权。在中亚，朝廷势力与拔都势力共存：塔剌思河流域和碎叶川之间的草原是双方分界处。（注：《鲁卜鲁克游记》，柔克义英译本，第128页；《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135页。）

 三、动荡的年月

    蒙哥死后，蒙古帝国爆发内战。阿里不哥为忽必烈战败，退居谦州，军队给养发生困难。谦州之地虽有少量农业，但土地高寒，所获有限，不足以维持大量军队的消耗。忽必烈下令禁绝粮道，阿里不哥陷于困境，遂转而求诸于西方。阴山（今天山）之南、粟特旧地的诸城廓农耕之地，物产丰饶，如以此为援，可长期抗拒忽必烈。于是阿里不哥命令自己身边的察合台后裔阿鲁忽归藩即位。阿鲁忽奉命离开谦州，来到阿力麻里，于伊斯兰太阴历658年（1260）底登上汗位，“开始了统治者的生涯，并将幸运之旗插在太阳的金帐上。”（注：《瓦撒夫史》第1卷，波斯文，第28页；德译，第29页。回历阴历658年最后一月，相当于公历1260年11月7日—12月5日之间。扎马剌·哈儿昔说，合剌旭烈去世后，其妃兀鲁忽乃执政九年零数月，而阿鲁忽则即位于659年（见华涛汉译《苏拉赫词典补编》，第94页）。这个时间比瓦撒夫书晚了一年。）


    宏达迷儿记载说：“阿鲁忽在征服了包括从阿力麻里直到只浑河（阿母河）之边的土地后，征集了一支十五万人的可畏的骑兵。”（注：《旅行者之友》，巴黎1853年波斯文节刊及法文节译合璧本，《突厥斯坦和阿母河以北地区的蒙古汗史》（khwandamir，habib al-siyar，histoire des khans mongols du turkistan et de transoxiane，extraite du habib essiier de khondemir，traduite du persan et apagne de notes，par m.c.defremery，paris，1853），德弗雷麦里法文摘译本，第66页。）瓦撒夫说，阿鲁忽征服了从阿力麻里到肯切克（kenjel←kenijek）（注：塔剌思诸镇之一。）、塔剌思、可失哈儿，以及直到阿母河岸之地。征集了察合台的军队，在短短的时间里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和庄严的独立。（注：《瓦撒夫史》第1卷，波斯文，第23页；德译，第24页。）


    阿鲁忽羽翼丰满后，背叛阿里不哥，投靠忽必烈。同时驻牧于霍博、叶迷里一带的窝阔台系诸王，也有意投向忽必烈。中统三年（1262）二月，窝阔台后裔大名王禾忽等经霍博至忽只儿之地，阿鲁忽亦至，杀阿里不哥在当地所置镇守者唆罗海。同年，阿鲁忽等还至叶迷里。（注：危素：《耶律公神道碑》，刘氏嘉业堂刻本，《危太朴续集》卷2，叶七。大名王之称号，当来自其父贵由的封邑。《元史》卷2，《太宗纪》，太宗八年（丙申年，1236）秋七月：诏以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古与（贵由），大名府”（第35页）。）


    阿鲁忽背叛的消息传到时，阿里不哥正在漠北与忽必烈大战。阿里不哥决定出师往攻阿鲁忽，和林之地听忽必烈占据。阿里不哥西去后，忽必烈进至和林近郊，中统三年二月，因山东李璮叛蒙降宋，忽必烈退兵，解阿里不哥后顾之忧。阿里不哥全力西向，驱迫驻牧于叶密立的阿鲁忽、禾忽之军西溃一千五百里，至孛劣撒里之地。（注：《耶律公神道碑》，叶七。）孛劣撒里，今地尚待研究。（注：原文作孛劣里，《元史》卷180《耶律希亮传》作孛劣撒里，今从《耶律希亮传》。）六月，阿里不哥之兵继至。阿鲁忽等“西行三昼夜，至换札孙，僵尸相枕。公（耶律希亮）六昼夜惟食螟蟊一溢”。看来，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阿鲁忽、禾忽之军再次战败。这里提到的换札孙，应该是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忽牙思（quyas）的突厥语钦察方言读法，即qujas的音译。


    《耶律公神道碑》与《史集》均未提及阿鲁忽、禾忽如何进至亦列河，只有《瓦撒夫史》的记载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阿鲁忽的）“残存的军队被[阿里不哥]驱散，寻找再度作战的手段。在这一关头，撒台亦勒赤带着统军将领和一支如同海洋中拍打的汹涛一样的军队前来支援。他（阿鲁忽）把他们的到达当作吉兆的到来，接待和迎接他们，并赐以高贵的衣服”。“他带着[惯于]搏杀的军队，如雄狮和愤怒的虎豹一样返回。”（注：《瓦撒夫史》第1卷，德译本，第27页。）


    耶律希亮从阿鲁忽至不剌城，西行六百里，至彻彻里泽剌之山，“后妃辎重，皆留于此”，耶律希亮之“母及昆仲亦在焉”。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一旦战败，便于西奔。此后希亮“单骑从行二百余里，至出布儿城（按，即《西使记》所提到的阿力麻里之南的‘赤木儿城’），九十里至亦烈河”。九月，阿里不哥之将哈剌不华率兵追至，阿鲁忽、禾忽出兵抵抗，于不剌之西五里处击败阿里不哥军，杀哈剌不华及其族弟脱鲁火察儿，尽歼其众，并函其首至忽必烈处报捷。（注：《耶律公神道碑》，叶七—叶八。）《史集》对这次战斗亦有如下记载：“阿里不哥之前锋哈剌不华至不剌城附近速惕湖（sut kul）之地，与阿鲁忽战，阿鲁忽先败，哈剌不华追击，阿鲁忽乃返战，尽败前军，杀哈剌不华。”（注：《忽必烈汗纪译释》，见《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以下同），第48页。速惕湖，当即《海屯行纪》中之sut k?l，?剌（p’d）经sut k?l，即乳海，至亦剌八里。sut，突厥语，意为“乳”，k?l，突厥语，此言“湖”。sut-k?l，指赛里湖，见波义耳：《小阿儿马尼国王海屯一世的旅行》。）


    《耶律公神道碑》未言阿鲁忽、禾忽复为阿里不哥战败之事，仅言次月（即十月），察合台、窝阔台两汗至亦思宽（?s?k k?l，突厥语，译言“热海”，今伊塞克湖），中统四年（1263），至可失哈儿城。而根据《史集》记载，阿鲁忽击杀哈剌不华后，大喜过望，不复设备，返军亦列河，归居其诸斡鲁朵中，遣散其军。此时党于阿里不哥的蒙哥之子阿速带突以后军至，逾此地名曰铁木儿—合阿勒合（temur qahalqa，铁门，即《西使记》之铁木儿忏察）之群山，直指亦列河和阿力麻里，以攻取阿鲁忽之兀鲁思。阿鲁忽之军散在他处，他本人仓卒携其妃及右翼未败于阿速带之军退至和阗、可失哈儿之地。阿里不哥踵进，遂于亦列沐涟阿力麻里驻冬，宴饮作乐不休，杀戮阿鲁忽之兵民，肆行劫掠。（注：《忽必烈汗纪译释》，第48—49页。）


    从《耶律公神道碑》和《史集》所述这次战争的经过看，阿鲁忽与禾忽之军，似溯亦列河而上到阿力麻里，再东进到不剌迎击哈剌不华之军。阿速带的援军似由东而西迫阿鲁忽至阿力麻里。从当时的交通条件看，他很可能与丘处机、海屯等人西行的路线一样，越金山后经忽木升吉儿，经独山城、别十八里、彰八里而西。如果此点不误，则表明畏兀儿地北部亦为阿里不哥占据。


    1263年阿里不哥将阿鲁忽逐出亦列河流域后，卓帐于此，肆意屠戮阿鲁忽的无辜的兵民，大启衅乱，使其诸将皆感寒心，于是托词叛去者甚多。次年（1264）春，阿力麻里大饥。阿里不哥毫不顾惜人民，其士卒以小麦代大麦饲马，而人民竟以刍秣为食，饿死者甚众。阿力麻里之长老亦多饥饿而死。人民无计，群祷于天，诉兵士残暴横行，求上苍护佑。（注：《忽必烈汗纪译释》，第49页；《史集》英译本第2卷与此相近，而俄译本称阿里不哥屠戮的是忽必烈的士兵（见汉译本，第304页）。）《苏拉赫词典补编》的作者札马剌·哈儿昔提到他于此年秋从阿力麻里出走，赴阿鲁忽所在之可失哈儿（注：札马剌·哈儿昔离阿力麻里出走之事见于《苏拉赫词典补编》，华涛汉译本，第97页。），估计也是因为迫于饥饿。


    阿里不哥在亦列河流域的残暴统治在自己的营垒中播下瓦解的种子。据《史集》记载：“一日，阿里不哥方纵游宴，狂风忽起，其朝会大帐（khaimeh）之钉数千尽拔，帐柱亦折，与会者皆伤。国相（arkani dat）及诸大臣视为不详之兆，皆以为灾祸将降于阿里不哥，于是决定背弃他，相率引去。诸王将帅相继离去使阿里不哥和阿速带势力大衰，无计可施，率残存的土卒留驻阿力麻里，缺粮少食，窘迫万状。”（注：《忽必烈汗纪译释》，第49—50页；《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04页。）


    阿里不哥的失败已不可避免。叛变之风从驻于亦列河的军队蔓延至阿里不哥留驻蒙古本土的宗王大将。是时居于阿勒台沙碛前札卜罕沐涟河畔的蒙哥之子玉龙答失亦有意投降忽必烈，遣使至阿里不哥处索其父玉印。阿里不哥或因失察其情，竟以予之。玉龙答失乃与诸千户率军投归忽必烈。（注：《史集》卡里米波斯文刊本，第628页；《忽必烈汗纪译释》，第50页；《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05页。）阿里不哥在金山一带的防线土崩瓦解。不久，阿里不哥投降。


    （一）海都的扩张


    阿鲁忽在阿里不哥势穷之际，再度向忽阐河下游发展，击败钦察汗别儿哥的军队，迫使钦察汗国与窝阔台汗国联合起来。时窝阔台汗国的在位汗虽然是禾忽，但他的势力受到阿里不哥的重创，而海都则利用支持阿里不哥的机会发展起来。海都对窝阔台家族的失败极为不满，一直怀恨在心。1256年，宪宗遣石天麟出使海都，被海都扣留数十年之久。（注：《元史》卷159，《石天麟传》，第3619页。）海都兴起之初，势力尚弱，所以除了拒不应诏赴诸王大会外，他没有倾全力对付忽必烈，而把扩张的目标放在远离汉地的突厥斯坦。


    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一直是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驻地。中统元年（1260）底，阿鲁忽受阿里不哥之命，即察合台兀鲁思汗位于阿力麻里。阿鲁忽归顺忽必烈后，阿里不哥率大军攻占此地。阿里不哥失败后，此地复归阿鲁忽所有。窝阔台的分地本在叶密立、霍博一带，海都则居于海押立。但《元史·地理志》中却有“诸王海都行营于阿力麻里，盖其分地也”的记载。《元史·地理志》接着又提到“至元五年（1268）海都叛”，自阿力麻里举兵东犯。由此可知海都侵夺阿力麻里以为分地的时间，当在至元五年之前。


    至元五年前后阿里麻里地区的情况在汉文史料中语焉不详，我们所能依据的只有波斯文史籍。宏达迷儿在其著作中描述了阿鲁忽和海都的战争，惜未说明发生的地点：“[阿鲁忽娶兀鲁忽乃妃子以后，]这时海都汗在别儿哥汗的援助下，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双方进行了两次战斗。在第一次战斗中，阿鲁忽战败，然而在第二次[战斗]中，他获得了胜利。”（注：宏达迷儿：《旅行者之友》，德弗雷麦里法文节译本，第68页。）


    迷儿宏德的《洁净园》中保存了一段关于海都是如何得到别儿哥的援助的记载：当别儿哥接到了海都要求提供援助的请求后，要巫师为他卜测此举之凶吉。巫师告以海都将大吉。于是别儿哥允诺以人力和财力援助海都，并在海都战胜阿鲁忽之后，承认他为察合汗国之主。（注：见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英译本，1968年，第491页。）迷儿宏德接着叙述了海都在得到别儿哥的援助后与阿鲁忽作战的过程：阿鲁忽从他的诸将中选一人与海都作战，但兵败被杀。此后，阿鲁忽又派出一位诸王率领大军前去，这一次战胜了海都。（注：见《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英译本，第491页。）宏达迷儿说，此事发生于伊斯兰太阴历662年（1263—1264），即阿鲁忽死去的前一年。（注：宏达迷儿：《旅行者之友》，法文节译本，第68页。）宏达迷儿关于阿鲁忽死期的说法是错误的，但重要的是它披露出阿鲁忽与海都的斗争，发生在他死前一年。


    《木阴历史选》明确提到了阿鲁忽的逝期：“在伊斯兰太阴历664年（1265—1266），他由于生病自然地死去。他的墓地在阿力麻里。”（注：欧班夫人校勘本（extraits du muntakhab al-tavarikh-i mu’ini，anonymed iskandar，publies par jean aubin，teheran，1957），第104页。）据此可知，直至阿鲁忽去世，即1265或1266年初，阿力麻里仍在察合台汗国的控制下。但在一年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兀鲁忽乃妃子在察合台汗国诸王亲贵大臣的支持下，立己子木八剌沙为汗。消息传至汉地后，忽必烈派出察合台后王八剌归国，把木八剌沙赶下台，夺取了察合台汗国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札马剌·哈儿昔说木八剌沙的即位大典不在虎牙思，而在ahankran。而木八剌沙被八剌擒获的地点则在费尔干那盆地的东端忽毡附近，时为回历662年12月（1264年3月31日—1264年4月28日）。（注：《苏拉赫词典补编》，华涛汉译本，第94页。）这个时间我们在前面已作校正，此处不赘。而瓦撒夫则提到八剌击败木八剌沙后，亦不在传统的大斡耳朵所在地阿力麻里附近的虎牙思，而在斡思坚（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奥什州乌兹根市）宣布即汗位，时为1266年。综合上述诸史的记载，可以进一步把海都侵占阿力麻里的时间大致框定在木八剌沙在位之前不久，即1266年，亦即至元三年。


    海都夺取阿力麻里并非孤立的事件。同一时期，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在中亚许多地方发生冲突。拉施都丁说：“由于察合台的兀鲁思与海都之地相接，有些地方为海都所占，八剌曾数度与海都作战。”此段中，“有些地方为海都所占”一句，波斯文原文作ba’ziqāidubidast furugirifta。（注：波斯文原文见《史集》卡里米波斯文刊本，第537页。）《史集》俄译者认为bazi与qāidu之间存在“耶扎菲结构”，译为“海都的一些”，把b‘aziqāidu合在一起看作宾语，而主语则是上句中出现的八剌，全句译作：“[八剌]夺取了海都的一部分领地”。（注：《史集》俄译本，第2卷，第91页；汉译本，第164页。）笔者认为ba‘zi“一些”与qāidu“海都”之间没有“耶扎菲结构”，ba‘zi是宾语，qāidu是主语，故译之如上。（注：波义耳也是这样译的，见《史集》英译本，第2卷，第139—140页。）


    海都所占据的，除了汉文史料提到的阿力麻里之外，尚有其他地方，这在《瓦撒夫史》中记载得最为清楚。作者说海都占据了“从塔剌思、肯切克、讹打剌、可失哈儿和阿母河那边地区的整个地带”。（注：《瓦撒夫史》第1卷，波斯文，第133页；德译本，第127页。）作者接着又说：“当海都利用事端变化（按，据上下文，似指阿鲁忽死后，察合台汗国内乱），抱着寻找合罕军队的目的，从塔剌思的肯切克出动时……”（注：同上书，波斯文，第135页；德译本，第128页。）从上述瓦撒夫提到的一连串地名看，海都占据了从亦列河直至忽阐河的地盘，即亦列水、碎叶水和塔剌思河流域这一片中亚最为肥美的草原，由此发迹起来。


    八剌即位后，短期内即控制了察合台汗国，并开始努力收复被海都夺去的土地，在阿母河以北地区和忽阐河以东草原出现了以元廷为后盾的察合台汗国，与受到朮赤兀鲁思支持的窝阔台汗国两大势力对峙的局面，导致双方诉诸武力。海都在忽阐河畔的会战中受挫，后得新即位的钦察汗蒙哥帖木儿的援助，举兵再战，大败八剌，迫使他向西溃逃，退入阿母河以北地区。（注：参见拙文《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1985年。）海都控制了忽阐河以东草原，八剌则困居阿母河以北地区。


    1269年，八剌东行至海都控制下的塔剌思河流域，与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三方诸王聚会于塔剌思和肯切克（kenjek）草原（注：《史集·阿八哈传》，卡尔扬刊本，第12页；《史集》汉译本，第3卷，第110页。瓦撒夫的记载不同，他说三方会聚于撒麻耳干以北的哈忒旺（katwan）草原，而会议举行于回历665年（1267），同时他把此后发生的八剌入侵伊利汗国之事，也提前了两年，系于1268—1269年。），这是一次没有大汗参加，也没有经过大汗同意的西北诸王瓜分阿母河以北地区的忽里台大会。在谈判中海都成功地迫使八剌让出阿母河以北三分之一地区的权益。


    《木阴历史选》中提到的八剌在离塔剌思不远的忽阑八什（qn-ba??）之地的活动，大约也是这一时期的事。木阴说：“据说在严冬的时候，他（指八剌）乘骑经过一个叫忽阑八什（qn-ba??）的地方，这里是整个图兰（turan）之地最冷的地方。有一次，严冬束缚了他的脚，他情不自禁地从马上跌下来。此后他才恢复了知觉，亲手用棍子打了冻僵的脚。他说：‘这脚为什么因寒冷而对抗扎撒耽搁不前？’”（注：见欧班夫人校勘本，第105页。）“忽阑八什”之地，志费尼书中曾数见，但拼法不固定。一次作者说：“在别纳客惕河，诸王子团聚在父王（成吉思汗）身边，召开一次忽里台大会。然后，他们由此启程，直抵忽阑八什，朮赤从另一方赶到，与其父会师。”另一次，志费尼说：“长子朮赤曾到忽阑八什去见成吉思汗，并从那里归去，这时大限已到。”还有一次，志费尼在叙述镇守呼罗珊的大臣阿儿浑东行朝见蒙哥时，“行人抵达塔剌思，得到蒙哥合罕即位的喜讯。他加快步伐，尽管大雪使行动不便，阻止前进，他却毫不理睬。他抵达忽阑八什境内，大雪填平沟谷山丘，封锁道路。填满大路的雪深逾一马。”（注：《世界征服者史》，第164、314、613页。）阿儿浑所遇的情况与八剌颇为类似。忽阑八什山口位于阿雷思和塔剌思之间。其名在突厥语中义为“野驴头”。


    （二）那木罕北征


    阿里不哥失败后，忽必烈出兵占领亦列河流域是他采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瓦撒夫书记载道：


    当统治之顺序轮到公正的忽必烈合罕之时，当阿里[不哥]的激动与阿鲁忽之违抗达到其转变点之时，忽必烈合罕命一支大军前往阿母河岸，使一切居于这一地区的［那些］企图独立的宗王统统从交通线上撤走，这样合罕的使臣可以毫无困难地往返于旭烈兀大王[与大汗之间]。海都对此十分不安，……并踏上了通向战争[之程]。（注：《瓦撒夫史》第1卷，波斯文，第132页；德译本，第126页。）


    此事在《史集》中亦有反映，拉施都丁记旭烈兀受封为伊利汗时写道：


    不久前，使团自契丹之地到来，忽必烈合罕已登上皇位，阿里不哥已成为他顺服的臣下，而阿鲁忽则已去世。旭烈兀受旨：为自阿母河至遥远的苫国（叙利亚）和密昔儿（埃及）地之王。他们（指忽必烈宫廷）已派出三万名威名卓著的蒙古骑兵来增援他。（注：《史集》第3卷，巴库波斯文刊本，第90页；汉译本，第94页。参见拙文《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蒙古史研究》，第2辑，1986年。）


    对比《史集》与《瓦撒夫史》记载，可知二者所述的是同一件事。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忽必烈刚平定阿里不哥之乱，派三万蒙古人直接增援旭烈兀似不可能，当以瓦撒夫所记为是，即忽必烈的目的是恢复原蒙古国时代大汗对中亚的控制权，保证汉地与波斯之间的往来畅通无阻。


    查元初朝廷向西北派军，只有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出兵规模最大。那木罕受封北平王，出镇漠北事在至元二年（1265）二月。（注：《元史》卷6，《世祖纪》，第111页；卷108，《诸王表》，第2738页。）时间亦相近。如果这支负责保护汉地与波斯交通的军队就是那木罕所部的话，那么它并没有到达阿母河岸，而是止于阿力麻里草原。那木罕进驻阿力麻里引起海都的恐慌，《元史》记载，至元五年（1268），海都叛，自阿力麻里“举兵南来，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遁二千余里，上令勿追”。（注：《元史》卷63，《地理志》。）《史集》亦有如下记载：


    时[海都]与火你赤那颜攻击了依附于蒙哥之子玉龙答失的纳邻（narin），驻军于彼处，杀人越货，叛迹昭然。合罕遣其子那木罕率如下左右翼诸王……前往讨之。（注：《史集》，卡里米刊本，第632—633页；《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12页。邵循正据《元史·玉哇失传》改“纳邻”为“八邻”，见《忽必烈汗纪译释》，第61页。）


    上述《史集》和《瓦撒夫史》在叙述忽必烈向西域出兵的同时，也都提到了那木罕出兵之事，并未将二者等同起来。这可能是因为波斯史家偏居西域，对蒙古本土和汉地所发生的事了解得不够准确。


    至元八年（1271）那木罕建幕庭于阿力麻里。（注：《元史》卷13，第265页。）元朝为控制这一地域，不断增强那木罕的力量。《元史》有至元十年（1273）向那木罕军补给装备的记载。（注：同上书，第147、152页。）至元十年（1273）“诸王孛兀儿出率所部与皇子北平王合军，讨叛臣聂古伯，平之”。（注：同上书，第152页。）从那木罕参加讨叛看来，这场战斗发生于伊犁河流域以西之处，而这个聂古伯可能就是《史集》记载的海都所立的八剌的继位人，撒班（sarban）之子negubei。八剌死于至元七年（1270）。《史集》说negubei统治了三年时间，与《元史》所记合。但根据札马剌·哈儿昔的记载，聂古伯为海都支持下的不合帖木儿所杀。（注：《苏拉赫词典补编》，华涛汉译本，第94页。）


    阿力麻里地近海都控制下的塔剌思河流域。元朝势力深入西北，威胁到西北叛王立国的基础，他们与元政府的矛盾也加剧了。至元十二年（1275）春，忽必烈“敕追海都、八剌金、银符三十四”（注：同上书，第160页。其时八剌已死。）的事件是双方关系恶化的象征。


    为了应付日益增大的海都和察合台汗国的威胁，同年夏忽必烈诏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皇子北平王镇北圉”。（注：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国朝文类》卷24；参见《国朝名臣事略》卷1之2，及《元史》卷126，《安童传》，卷203，《方技》。）根据汉文史料和波斯文史料记载，那木罕所指挥的军队主要是蒙古诸王的部民，除了那木罕本人和其兄弟阔阔出所统辖的忽必烈家族自己的属民组成中军以外，还有大批原阿里不哥的追随者、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子侄辈诸王，例如蒙哥之子河平王失里吉，拖雷之子岁哥都之子脱脱木儿，阿里不哥之子明里帖木儿、药木忽儿，蒙哥之子玉龙答失之子撒里蛮，拖雷子拨绰之子牙忽都，及阔列坚系宗王忽儿霍台等部民组成的右翼集团，和铁木哥·斡赤斤之孙札剌忽等组成的左翼集团。这些北边诸王在阿里不哥失败后，虽然被迫投降忽必烈，但怨恨并未能消除。尤其是阿里不哥诸子保留了他们的封地，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有实力起事。


    至元十二年（1275），忽必烈派昔班出使海都，要求海都罢兵置驿，得到海都的允诺。但辅佐那木罕的丞相安童的军队违约突袭前窝阔台汗国之主、贵由之子大名王禾忽，迫使禾忽起兵叛乱，一度控制了河西走廊，并占有了斡端和可失哈儿。（注：《元史》卷9，《世祖纪》，第177页；卷134，《昔班传》，第3247页；《牙八剌哈和把骚马传记》，布吉英译本《中国皇帝忽必烈的僧人》（the monks of kubi khan emperor of china，tr.by e.a.wallis budge），伦敦，1928年，第138—139页。）同年，都哇的军队兵临火州城下，围攻达六个月之久，元军被河西叛军阻隔，不得增援，畏兀儿亦都护被迫纳女请和，方才换得都哇退兵。（注：虞集：《高昌王世勋碑》，《道园学古录》；《元史·巴而术阿而式的斤传》。）这些动乱严重地动摇了元朝西北镇戍体系。


    至元十三年秋（1276）（注：汉文史料对脱脱木儿、失里吉等人叛乱的时间有至元十二年（1275）、至元十三年、十四年等诸种不同的记载。据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2，《后凯歌词》自序，当以十三年（1276）为是。），那木罕部下的脱脱木儿率部叛逃，尚留在那木罕阵营中的蒙哥之子失里吉往讨。脱脱木儿以阿里不哥失败后所受耻辱煽动失里吉叛元，并许诺事成后帝位归于失里吉。这样造成那木罕之军分成拥元和叛元两大集团，各怀心计。就在拥兵将领八鲁浑、粘闿等率兵叛逃，宗王牙忽都追截的时候，失里吉因丞相安童分配给养不均，亦起兵发动叛乱，械系统帅那木罕，忽必烈子阔阔出和丞相安童，擒获牙忽都（注：《元史》卷117，《牙忽都传》，第2908页；卷118，《忽邻传》，第2922页；《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12—313页。），使元朝在阿力麻里镇戌的这个重兵集团顷刻瓦解。叛乱诸王拥戴失里吉为王。此后阿力麻里以西不再受控于大汗。（注：后来元武宗和元仁宗时代，元朝岭北戍军曾两次深入这块地区。）

 四、宋元时代垂河流域及周围地区的社会状况

    （一）阿力麻里及其附庸诸城


    阿力麻里（almal?q）：此地名见于《元史》卷63《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属察合台的始封地。又译作阿里马、阿里麻、野里麻里等。“土人呼果为‘阿里麻’。盖多果实，以是名其城。”（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又曰：“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麻’。附郭皆林檎园囿，由此名焉。”（注：《西游录》。）这里说这个地名来源突厥语alma“苹果”。almal?q，此言“苹果园”、“有苹果之地”。故址在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霍尔果斯古城。（注：岑仲勉：《阿里马城》，载《中外史地考证》；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年第10期；并见张承志：《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及探讨》，第149—153页。）


    皇庆到至治年间（1312—1323），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再度发生冲突，元朝以脱火赤丞相为首的迤北戍军攻至此地，直至停战。怯别汗即位后，察合台汗国的重心移至阿母河以北地区，但兀鲁思汗每年东巡至此，直至答儿麻失里时代方才改变。1346年以前，阿力麻里一直是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14世纪40年代下半叶察合台汗国分裂后，阿力麻里属东汗。元末在位之东汗脱忽鲁帖木儿死后葬于阿力麻里，其墓至今尚存。


    阿力麻里为13—14世纪中西陆路交通枢纽，这里“市井皆水流交贯，有诸果，惟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耶律楚材则说阿力麻里有附庸城邑八九。当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和聂思脱里教。15世纪下半叶以后逐渐废弃。


    在佐伯好郎收集的七河流域出土的景教墓石铭文中，有十方可知墓主籍贯，其中的七方墓主是阿力麻里人，其去世年代从1287年至1300年不等（只涉及可确定年代者），男女都有，有的生前还担任过教职。（注：《景教之研究》，第792页，第8号墓石；第804页，第11号墓石；第854页，第135号墓石；第855页，第144号墓石；第856页，第149号墓石；第866页，第261号墓石；第883页，第500号墓石。）这证明阿力麻里与虎思窝鲁朵的景教团体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除了迁居七河流域的阿力麻里景教徒外，在阿力麻里本地也有景教徒活动。我国考古学者就在阿力麻里故址找到过几块石刻，上镌叙利亚字，有的还带有十字架纹，新疆博物馆亦获得过数方。（注：黄文弼：《元阿力麻里古城考》，《考古》1963年第10期，第577页。）在1349年之景教主教驻节表中，有汗八里（今北京）及al falik合区。（注：亨利·玉尔：《契丹及前往其地之途》，xlv页。）玉尔怀疑al falik就是阿力麻里。（注：张星烺以为al falik不可考，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1977年，第21页。）


    除了聂思脱里教以外，阿力麻里还流行伊斯兰教。13世纪20年代，丘处机在畏兀儿西境的昌八里了解到，由此“西去无僧道，回纥但礼西方耳”。（注：《长春真人西游记》。）这里提到的“回纥”指西域回回人。进入阿力麻里时，他又受到“铺速蛮国王”和蒙古达鲁花赤的迎接。（注：《长春真人西游记》。）铺速蛮，即波斯语musalmān（木速蛮，意为“伊斯兰教徒”）的一种方言读法的音译，当时阿力麻里的统治者是为屈出律所擒杀的哈剌鲁部首领斡札儿之子昔黑那黑的斤（s?γnaq tegin），他已随成吉思汗西征。丘处机遇到的这位“铺速蛮国王”，当为留镇故土的斡札儿家族成员。阿力麻里的哈剌鲁人中虽有不少聂思脱里教徒，但其王族可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


    阿力麻里人札马剌·哈儿昔（jamāl qar?i）的《苏拉赫词典补编》（mulhaqat al-surah），是流传至今的写于元代察合台汗国境内的史籍。札马剌·哈儿昔在1230年左右生于阿力麻里，自幼在哈剌鲁斡札儿家族的宫中受教育，因此称为“哈儿昔”（qar?i），在突厥语中意为“宫中人”，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可失哈儿度过，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4世纪初，他是13—14世纪察合台汗国历史的目击者。其书记载察合台和海都家族的情况、中亚回回名臣如麻速忽等人的事迹，并描述了中亚各地城镇的种种人物，如阿力麻里哈剌鲁人首领斡札儿家族的历史等。是研究察合台汗国历史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在阿力麻里还有过一些道教徒。在察合台手下汉人工匠张姓，于城之东园“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张氏曾延请丘处机去，让他的“坛众得以请教”。（注：同上。）看来这些信奉道教的多为汉人。后来他们大约融合在当地民族之中。


    天主教在元代也传入阿力麻里一带。14世纪，一些欧洲传教士到达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所在地阿力麻里，在那里长住下来，进行传教活动。西班牙维多利亚城人巴思可里（bascal）幼时入圣方济各会。及壮，被派往东方传教。他和一些西班牙人经过黑海、钦察草原、花剌子模，在那里学会钦察语和畏兀儿文。其同行者皆返回，唯巴思可里一人继续前往东方，最后到达阿力麻里。1338年他曾从该城写信回国，叙述当地占优势的穆斯林对他的种种迫害。其信保存在瓦丁（wadding）《圣方济各教会史》第七册中。写信后两年，他被迫害死于阿力麻里。据意大利皮撒市（pisa）人巴拖罗谋（bartholomew）所著之《圣徒传》记载，1340年在阿力麻里的天主教徒除了巴思可里之外，还有教职人员：阿力麻里城主教李查德（richard）、亚历山大城人弗朗西思（francis）、波罗文思省（provence）人雷蒙德（raymond）。另外还有一些修道士，如亚历山大城人劳伦斯wrence）、波罗文思省人彼得（peter）和其他人。据记载，这些传教士在阿力麻里布道，使印度人朮安（john）皈依了聂思脱里教。


    这些传教士在阿力麻里受到察合台汗国在位汗也孙帖木儿的优待。也孙帖木儿有病时曾招弗朗西思入宫诊治，因此允许天主教在察合台汗国自由传道。也孙帖木儿七岁之子也接受洗礼，被取名为朮安（john）。1340年也孙帖木儿死，察合台汗国内窝阔台后裔宗王阿里算端起兵夺取汗位，杀也孙帖木儿诸子。阿里算端为穆斯林，他强令天主教徒放弃信仰，并处死不肯服从其命令的欧洲传教士多人。天主教在察合台汗国的势力本来很小，经受这次打击后便消声匿迹了。（注：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279—290页。）


    阿力麻里与虎思斡鲁朵两城之间，政治关系密切。据札马剌·哈儿昔记载，阿力麻里的哈剌鲁人首领昔格纳黑的斤之子答失蛮的斤于回历657年（注：1258年12月29日—1259年12月17日。）逝于虎思八里（即虎思窝鲁朵），遗体运回阿力麻里，埋葬在宫中其父的陵墓里。（注：《苏拉赫词典补编》，华涛汉译本，第95页。）看来西辽时代至蒙古时代，阿力麻里与虎思斡耳朵为同一支哈剌鲁人所据，他们很可能就是哈剌汗朝末期不断骚扰哈剌汗朝都城虎思斡鲁朵的那支哈剌鲁人。


    1977年，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州治所在地昌吉新城之北的昌吉古城，工人们在基建施工中，发现了蒙古汗国时代银币一千三百余枚，绝大部分铸于东部草原城镇或邻接草原地区的城镇，其中最早的铸于阿力麻里。从铸币资料来看，这里从1240年起到1250年的十年中，发行了八种银币，此外还有1258—1259以及1271—1272年的铸币。（注：陈戈：《昌吉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十币研究》，《新疆社会科学》，创刊号，1981年，见第56—57页。）前苏联中亚出土的古钱币资料也说明，这里是蒙古时代中亚银币的最早铸造地。（注：达维多维奇：《13世纪蒙古入侵后中亚的货币经济和商业的局部恢复（依据古钱币资料）》，载《亚非诸民族》（e.А.Дaвnдoвnч，ДeheжhoenчactnoeвtahoвлeopгoвлnвcepдhenА3nnпocлemohгoльckoгohaшectвnr13в·［Дohymn3matnчectnmnctohnkвm］，hapoдыА3nnnАфpnkn）1970年第6期。）


    普剌（pd）：又译作卜剌、不剌、孛罗、卜罗等，均为突厥语（波斯语pd的音译，义为钢）。地当交通要冲，距天池（今赛里木湖）不远。耶律楚材、刘郁、小阿儿马尼国王海屯等往来于东西之间时，均路过此地。阿里不哥之乱中，为叛军所据，后为察合台汗国收回。至元十三年（1276）失里吉叛乱后，落入察合台汗国手中。至大三年（1310），汪古部驸马朮安至此，将其父阔里吉思遗体移葬故土，当地围观者达千人以上，可见居民不少。据《完者都史》记载，至大（1308—1311）至至治（1321—1323）年间，察合台汗国驻普剌城沙赫纳忽里出黑（quljuq），叛逃至元朝，向元朝驻守野孙漠连的大将脱火赤报告察合台汗国即将向元军发动进攻的消息。据耶律楚材记载，卜剌城“附庸之邑三五”。而刘郁看见：“所种皆稻麦，山多柏，不能株，络石而长。城居肆囿，间错土屋，窗户皆琉璃。”


    我国考古学者50年代在博尔塔拉河谷中部发现古城遗址。（注：李遇春：《博尔塔拉州石人墓调查简记》，《文物》，1960年（第7—8期）。）据认为即为普剌城址。（注：张承志：《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及探讨》，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新疆昌吉出土的银币，有一部分铸于普剌。钱面上的地名普剌城，昌吉古币的研究者陈戈读为努拉特（nt）。（注：陈戈：《昌吉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十币研究》，第56—57页。）其词首辅音n-很可能是字母p-或b-的误读。除了银币之外，普剌城还铸造金币和铜币。1987年考古学者在博乐东南27公里达勒特古城发现蒙古汗国时代的金银铜币（注：蒋其祥：《博乐发现的察合台汗国金币》，《新疆金融》，1991年增刊（1），第53—57页。），1990年3月，此地发现蒙古汗国时代铜币一千余枚。（注：李有松：《新疆博乐市发现察合台汗国铜币》，《新疆金融》，1991年增刊（1），第58—60页。）


    铁木儿忏察：名见《西使记》。据常德记载，出普剌城“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城”。王国维以为此即《湛然居士集》卷3“过夏国新安县诗”所谓“松关”。列维试图把“铁木儿忏察”还原为temurjam，即蒙语“铁之路”、或temurjam jabsar，意为“铁之路关隘”。（注：布来特施乃德：《中世纪研究》卷1，第126、162页。）均不得要领。岑仲勉接受夏德的观点，认为常德的“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一句应断为“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注：岑仲勉：《阿里马城》。），更是错得离奇。


    《史集·忽必烈合罕纪》载，阿里不哥在阿力麻里和亦列水附近击败阿鲁忽军时，提到了一个地名“铁木儿—合阿勒合”（termur qahalqa），即“铁门关”：“阿里不哥的前锋哈剌不华与阿鲁忽交战于［普剌］城市附近的乳海地方。阿鲁忽获胜，并杀哈剌不华，……阿速歹带着担任阿里不哥后卫的军队，通过了此国称为‘铁木儿—合阿勒合’的山岭，洗劫并夺取了亦列沐涟和阿力麻里。”（注：《史集》汉译本，第2卷，第303—304页。“合阿勒合”，蒙古语qa’alqa，意为“门”、“关”，见于《元朝秘史》，第101、247页。）从《史集》这段文字看，这个称为“铁木儿—合阿勒合”的“铁门关”，无疑就是常德提到的“铁木儿忏察”，帖木儿的儿子乌马儿·夏·米儿咱（’omar shaikh mirza），从裕勒都思河谷返回安集延取道苦叉（kuchar）、乌什·吐鲁番（u? turfan）和可失哈儿，并于途中在合阿勒合（kulugha）关口打算与察合台汗国的一位阿米儿作战。这个kulugha应当就是铁木儿忏察关。（注：《中亚蒙兀儿史》汉译本，第1编，第173—174页注。）


    我认为，铁木儿忏察为temur k?nd?a的音译，意为“铁木儿小城”。


    赤木儿城：名见《西使记》。据常德记载，其地在阿力麻里之南，“居民多并、汾人”。《耶律希亮神道碑铭》提到了亦列河流域的一个“出布儿城”：从“不剌城，西行六百里，至彻彻里泽剌之山，后妃辎重，皆留于此，公（耶律希亮）母及昆仲亦在焉。公单骑从行，二百余里，至出布儿城，九十里至亦烈河，河之南曰也里虔。”我以为，这个“出布儿城”，就是《西使记》中的“赤木儿城”。其确切今地待考。


    换札孙：《耶律希亮神道碑铭》记载，阿鲁忽因阿里不哥驱迫，从叶密立西行一千五百余里，再西行3昼夜，至换札孙，离不剌城已经不远。我认为，换札孙为quyas（忽牙思）这个地名的钦察语读法。


    忽牙思为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所在地。（注：《世界征服者史》，第45页。）此名初见于《突厥语大词典》，可失哈里说，忽牙思“是突骑施（tuγ??）和职乙（??γ?l）之地的名称。它有三座堡，第一座称为撒卜里黑·忽牙思（sapl?q quyas）（注：突厥语，意为“纯洁忽牙思”。），第二座称为玉龙·忽牙思（ürung quyas）（注：突厥语，意为“白忽牙思”。），第三座称为哈剌·忽牙思（qara quaya）”。（注：突厥语，意为“黑忽牙思”。）作者在谈到职乙时，提到了忽牙思的地望：职乙“是一支游牧民，居于忽牙思。［那］是拔塞干那一边的一小块地区”。（注：阿拉伯文原稿，第520、198页；英译本，卷2，第238页；卷1，第301页。）可失哈里在介绍开肯河时，又说：“两条［分别］称为大开肯河（uluγk?yg?n）和小开肯河（ki?ig k?yg?n）的河流，从忽牙思之地，流入亦列河谷。”（注：阿拉伯文原稿，第522页；英译本，卷2，第240页。）其今地待考。


    蒙哥即位以后，察合台汗国发行的银币有的铸于“大斡耳朵”，即此地。


    亦剌八里（ bal?q）：明代又音译作亦力把力，亦见于小阿儿马尼国王海屯的记载，位于亦列河岸，丁谦认为：“阿力麻里、亦剌八里，皆以阿里马图河得名。然则阿里麻、阿力麻、亦剌八，亦力把，实际一音之转，不过两城名同，易于混淆。”（注：《元经世大典图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2集，叶十四。）丁谦此议全误。阿力麻里，来自突厥语almal?q，意为“苹果园”；亦剌八里，原名为 bal?q，意为“伊犁城”，两者相差甚远。


    《耶律希亮神道碑铭》与《元史·耶律希亮传》提到亦烈河之南的“也里虔”城，即此亦剌八里。“也里虔”为 k?nd（伊犁城）之音译。


    也云赤（yaf?n?）：丁谦、屠寄和布来特施乃德皆以刘郁《西使记》所记塔剌思以东、虎思斡耳朵西之“亦云”河当之，均误。也云赤显然是《世界征服者史》中西辽派监领官所至之yaf?n?，亦即《突厥语大词典》之yaw?n?，该书称之为“亦列河附近的一座城市”。（注：阿拉伯文原稿，第608页；英译本，卷2，第341页。）同时，作者谈到双河城时又说，“它是一个边镇，称为‘双河’（eki?guz），这是一个位于两条河之间的镇子：亦列和也云赤。”（注：阿拉伯文原稿，第41页；英译本，卷1，第103页。）按此，则也云赤又是一条河名。


    （二）虎思窝鲁朵（quz ordu）地区


    名见《元史·曷思麦里传》，又音译为虎思斡鲁朵（《西游录》）、骨则讹鲁朵（《金史·粘割韩奴传》）、古续儿国讹夷朵（元好问《刘氏先茔碑》）和古八里等。《辽史·天祚帝纪》云耶律大石建都于此，“号虎思斡鲁朵”。王国维因之认为这是契丹人新起的名字，其旧名为裴罗将军城（注：《西辽都城虎思斡鲁朵考》，《观堂集林》。），不确。志费尼在叙述漠北回鹘汗国西征时，提到回鹘人曾于此建裴罗将军城，该城称为虎思八里。（注：《世界征服者史》，第64—65页。）另据可失哈里记载，裴罗将军城（bsaγun）又称为虎思斡鲁朵（quz ordu）。（注：阿拉伯文原稿，第74页；英译本，卷1，第148页。）可见虎思斡鲁朵的名字早就存在，并不是契丹人起的。屠寄认为《经世大典图》之八里茫即裴罗将军城，王国维附合之。（注：《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此议误。八里茫是另一座城市。


    斡鲁朵，突厥语，意为“君王的居所”，但可失哈里未解释quz ordu这个名称的含义。《辽史》卷116《国语解》云：“虎斯，有力称。《纪》言‘虎思’，义同。”据此，虎思斡耳朵义为“有力之宫帐”。但安部健夫认为，虎思（quz）即乌古思，虎思斡耳朵，指乌古思之宫帐。（注：《西回鹘国史的研究》，第299页。）可备一说。


    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裴罗将军城又称为虎思兀鲁失（quz ulu?）。ulu?在职乙方言中意为“村子”，而在裴将军城附近的阿儿浑（arghu）方言中，ulu?意为“城市”。（注：阿拉伯文原稿，第43页；英译本，卷1，第105页。）所以虎思兀鲁失（ouz ulu?）义为“有力之城”或“乌古思之城”。在《世界征服者传》中，虎思斡耳朵称为虎思八里（quz bal?q），其意义仍然一样。裴罗将军城可能是其原名，大约是后来突骑施人或乌古思部落在此设置营帐，而得名虎思斡鲁朵、虎思兀鲁失和虎思八里。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提到，在西辽占领这里以前，统治虎思斡鲁朵的是“回纥邹括番部”。这里的“回纥”指的是穆斯林，而“邹括番部”就是哈剌汗朝的统治氏族。


    据志费尼记载，13世纪初，西辽军队败于花剌子模，溃军劫掠了虎思斡耳朵，大批居民被杀，元代此城失去往昔的重要地位。14世纪上半叶，这里可能发生了瘟疫，大批人死亡，城市很快衰落下去。至16世纪时已经完全荒废。


    居住在西辽故都虎思窝耳朵至赛蓝之间的民族在宋元时代被称为阿儿浑人，这里是哈剌汗朝和西辽的中心。阿儿浑人的祖先是突厥化的粟特人。在元初这一部分人已经基本上伊斯兰化。（注：见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元史三论》，第226—236页。）在虎思窝耳朵地区，信奉伊斯教的阿儿浑人与聂思脱里教徒混居。


    1883年秋以后，在虎思窝鲁朵故城附近，发现了属于景教徒的大小两个墓地共610方镌有叙利亚文的墓石。其中一个墓地在今托克马克以南不远，另一个距离前者15里的别什佩克（pi?pek）约三里。大墓地由mendina发现，小墓地由porjakoff博士发现。一般称大墓地为托克马克墓地，小墓地为别什佩克墓地。据日本人佐伯好郎称，在这610方墓石中，能读通的约有537方，完全读不通的有37方。能读通的537方中，最早的一方纪年为公元858年，这说明景教传到这里的时间相当早。这些墓石的纪年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希腊历，以公元前310年为其元年，故通常将墓石铭文的年代数减去310，就可知立碑的公元年代。应该注意的是，希腊历以10月1日为年之始，故折算公历时应考虑这一因素，另一种是十二属相纪年。


    可辨认年代的432方墓石中的绝大多数立于1248—1342年，这说明蒙古统治时代，这里生活着大批景教徒。根据墓石纪年统计，从1286—1347年，平均每年死亡约五人，以正常死亡率8.4%估计，当时聚居于此地的景教僧徒达千人以上，墓主的生前身份各不相同，既有位居社会上层的世俗官员和主教、副主教等神职人员，也有一般信徒，女信徒也为数不少。


    虎思窝鲁朵之名不见于13世纪中叶和14世纪中叶的景教主教驻节表（注：亨利·玉尔：《契丹及前往其地之途》，xlv页及第179页；还可参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第1册，1977年，第207—210页。），这里的景教团体当由阿力麻里的主教管理。墓石铭文表明，14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的数年中，这里居民的死亡率突然上升，这个景教徒聚居区也突然衰落了。


    虎思斡耳朵位于碎叶川自古为人口密集区。其今地为距托克马克（toγmaq）18公里的布拉纳（Вypaha）遗址。据唐朝宰相贾耽《皇华四达记》的记载，这里是从碎叶通向中国内地的驿路的第一站。苏联考古学者从70年代开始在故城的市区进行发掘。由此向南1公里就是举世闻名的古代景教徒墓地。整个遗址目前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入口处设在哈喇汗朝时代的伊斯兰教宣礼塔前。该宣礼塔建于11—12世纪，是目前仅存的两座哈剌汗朝时期同类建筑中的一个。另一个在乌兹根。原高44米，15—16世纪时遭地震破坏，现残存部分尚高24米。底基达100平方米。遗址内有一个露天的突厥石人收藏中心，集中了大批在楚河流域发现的公元6—10世纪的突厥石人，保存得十分完好。遗址内还有一个博物馆，收藏品均为当地出土文物，其中有聂思脱里教石刻四方，上有十字纹和叙利亚字铭文。又有方孔铜钱七枚，其中四枚是开元通宝，一枚样子似汉钱，但钱面铭文并非汉文，发现于8—9世纪的地层内，当为突骑施钱。此遗址城墙残迹长不过二三公里，遗址面积不过数平方公里而已。《金史·粘割韩奴传》称西辽“所居屯营，乘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1991年6月4日晨我随考察队一行至布拉纳踏勘。我们看到的城墙较汉文史料所记虎思斡耳朵城的规模小了很多。其地位于碎叶故城附近，按《皇华四达记》的记载，从裴罗将军城到碎叶城共20里，据现代测量，从布拉纳遗址的城墙到碎叶遗址的城墙之间的直线距离为6公里，天气良好时，从布拉纳遗址的哈剌汗朝时代宣礼塔顶部，可遥遥望见碎叶城遗址。《金史》中的虎思斡耳朵城，可能是包括碎叶故城，甚至也包括“新城”在内的草原复合城镇。


    阿克·贝希姆遗址西北20公里有克拉斯那亚·列契卡（kpachrpeчka，俄语，意为“小红溪”）古遗址。据苏联学者研究，这里就是《皇华西达记》中的“新城”。按贾耽的记载，新城西距碎叶40里。这里曾出土唐“大历通宝”一枚及突骑施钱币。整个遗址面积达10—12平方公里，断代为公元5世纪—12世纪下半叶。其衙署面积为100米乘110米，建于7世纪，为唐代遗址。遗址中发现两个佛寺，其中一个发现于1931年，断代为8—9世纪，这里曾发现泥塑佛像，据残存胸部至颈部部分尺寸推断，佛像原总长应为12米。城中还发现了祅寺。在我们看到的碎叶川地区的古遗址（包括碎叶和裴罗将军城在内）中，“小红溪”是最大的一个，也是保存得最好的一个。（注：其考古发掘成果已经在最近出版的《“小红溪”及布拉纳》（伏龙芝，1989年）中发表。）


    据耶律楚材记载，虎思窝鲁朵位于大河“亦列”之西，有附庸城数十。（注：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页。）这条大河“亦列”决不是伊犁河，必为垂河，即唐代之碎叶水之误。附庸城皆为碎叶川一带的小城镇。


    （三）塔剌思及其附庸诸镇


    塔剌思（ts或taras）：是忽阐河以东草原最著名的古城，地处忽阐河流域与碎叶川之间，即唐代之怛逻斯，西突厥的中心。又为流经此地的河名。此河在汉代为康居部牧地，称都赖水，为一条内陆河。西辽时代为军事重镇。从穆斯林文献中我们可以追寻到聂里脱里教9世纪时在忽阐河以北草原流行的踪迹。据narshaki的《布哈拉史》记载，公元893年，萨曼王朝伊斯梅尔远征塔剌思，当地镇将村民归降，他们的主要礼拜堂遂改为清真寺。（注：narshakhi书，schefer本，第84页。）


    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时，塔剌思为察合台分地。成吉思汗攻克撒麻耳干后“徙阿母河以北之豪民子弟四百余人屯田于塔剌思城”。（注：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6页。）1251年拔都支持蒙哥夺取皇位，蒙哥与拔都势力的分界位于此。鲁卜鲁克在他的描述中提到了塔剌思河：


    在万圣节后第八天（the octave of all saints），我们进入一个称为kinchat的萨拉森人的城子，城子的长官拿着蜂蜜和酒杯到城外来迎接我们的向导。因为这是他们的风俗：所有降服于他们的城市，都须以食物和饮料来迎接拔都和蒙哥汗的使者……我询问这个地区的名称，但是由于我现已进入另一个地区，他们除了这个城子的名称之外，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这个城子很小。一条大河从山上流下，他们引水灌溉了整个地区。这条河不流入任何海，而是被土地所吸收，并形成若干沼泽……。第23章……第二天我们来到另一个村落……我也询问塔剌思城的情况。（注：《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152页。）


    这里提到的城，道生（christopher dawson）认为可能是斋桑泊之南的塔城（tarbaγatai）一带的chuguchat，道生还以流经此城之侧的大河当今之楚河。这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周良霄先生注意到道生的错误，指出流经那里的大河应当是塔剌思河。（注：《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第152页。）鲁卜鲁克所述：“……他们的风俗：所有降服于他们的城市，都须以食物和饮料来迎接拔都和蒙哥汗的使者”一事，正同他在后面所提到的拔都和蒙哥统治的分界于塔剌思和垂河之间的草原相对应。（注：《鲁卜鲁克游记》，柔克义英译本，第128页。）


    至元初年，海都从察合台汗国夺取塔剌思。14世纪初海都死后，其子沙驻牧于此，不久并入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即位后，为其斡耳朵驻地。延祐年间（1314—1320），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发生冲突，元岭北戍军脱火出丞相所部军队攻入此地，劫掠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


    蒙古时代，塔剌思与另外三座相距不远的城镇：养夷（y?ngi，突厥语，译言“新”）、养吉干（y?ngi k?nd，突厥—波斯混合语，意为“新城”）和肯切克（k?nj?k/kenjek）共同组成一个复合城镇，称为养夷（y?ngi）。元末察合台汗国分裂，塔剌思属于东察合台汗国，由脱忽鲁帖木儿及其后裔统治。其今地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首府江布尔，该国独立后恢复旧名塔剌思。


    塔剌思是察合台汗国银币的主要铸造地之一。


    肯切克（kenjek）：本文在引述的波斯史家瓦撒夫叙述八剌与海都的矛盾的史文时，曾两次在提到塔剌思城之后，紧接着提到另一个城——肯切克（kenjek）。同情况亦见于《史集》：“［伊斯兰太阴历］667年（1269）春，所有这些诸王都会聚于塔剌思和肯切克草原。”（注：《史集》第3卷，1959年巴库波斯文合校本，第109—110页；汉译本，第110页。）这一点对确定肯切克城的所在地很重要。


    肯切克在波斯文中写作knjk。笔者在写《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汗国的发展》（注：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一文时，曾注意到瓦撒夫的叙述，并根据哈默·普尔格施塔勒（hammer-purgstall）的德文翻译中肯切克城的译写kundschuk，试图将此城比附为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铭》中提到的换札孙。今查瓦撒夫书波斯文原文，方知不然。肯切克（kenjek）这个名称，在《史集》巴库波斯文合校本所据的各抄本中，有种种讹写形式，除德黑兰抄本以外，各抄本的写法的差别只在于此名词中字母-k-的音点有无，或音点位置不同而已，唯德黑兰抄本脱漏字母-n-。（注：《史集》巴库合校本，第3卷，第110页注3。）


    肯切克的名称数见于《突厥语大词典》，该辞典说肯切克是塔剌思附近的一个城市，是一个位于钦察（q?p?aq）之边的地名，又是一个突厥部落的名称。（注：参见丹考夫《突厥语大词典》英译本（mahmud al-kashgharipr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ed.and tr.by robert dankoff），哈佛大学，1982—1985年，阿拉伯原文，第241页；英译本，第357页。）按照可失哈里的说法，肯切克人使用的不是纯粹的突厥语。作者说“最高雅的诸方言，属于那些只懂一种语言，那些未与波斯人相混居，那些通常不居住在其他地方的人。那些使用两种语言的人，那些与城镇民众相混居的人，例如粟特人（sogdaq）（注：对粟特（sogdaq），可失哈里的解释是：“sogdaq是一种定居在裴罗将军城的人，他们来自不花剌和撒麻儿干之间的粟特之地，但他们的装着和行事方式有如突厥人”。见《突厥语大词典》英译本，第352页；阿拉伯原文，第237页。），肯切克人（ken?ek）和阿鲁温人（arγu），在发音中有某种含混［现象］”。（注：《突厥语大词典》阿拉伯原文，第24页；英译本，第83页。）


    在哈剌汗朝，人们认为最纯正的突厥语是一种名为“可汗的语言”（khaqani）的官话，即建立哈剌汗朝的那个突厥部落所操的方言。而在可失哈儿周邻的农村，通行的是肯切克语（ken?eki）。换句话说，肯切克语不仅通行于肯切克，而且通行于这个王朝的东都可失哈儿。《突厥语大词典》这样记载：“可失哈儿有许多村子，那里使用肯切克语（ken?eki），但在主要都市（按指可失哈儿），［人们使用］被称为‘可汗的语言’的突厥语”（注：《突厥语大词典》，阿拉伯原文，第25页；英译本，第84页。），肯切克人之所以使用不纯粹的突厥语，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母语是另一种语言——很可能是东伊朗语的一种，他们大概是一支突厥化了的操东伊朗语部落，当时已被视为突厥部落的一支，但他们语言同化的过程尚未结束。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公元7世纪塔剌思以西之地均称为粟特，由此看来，肯切克人的母语应该是粟特语。


    至于所谓肯切克语，可失哈里说：“于阗和肯切克人把每一个词首元音f都变成ha。由于这一点，我们不把他们划入突厥人，因为他们在突厥语中插入了不属于突厥语的成份。例如，突厥人称父为ata，他们则称为hata；［突厥语］母亲是ana，但他们说hana”。（注：同上书，阿拉伯原文，第27页；英译本，第85页。）因为语音的差异，可失哈儿又把肯切克人划入非突厥人。但是从他列举的父亲和母亲这两个词，和他叙述的肯切克语与其他突厥语之间a→ha的词首元音音变规律看，“肯切克语”并不指他们的母语，而是指他们所操的突厥方言，看来使用“可汗的语言”的哈剌汗朝统治民族是一批外来者，肯切克人则是当地的土著，他们突厥化的过程在哈剌汗朝征服于阗以前已经开始。


    在11世纪，塔剌思附近的肯切克城的全名是肯切克·升吉儿（ken?ek sengir）（注：《突厥语大词典》，阿拉伯原文，第241页；英译本，第357页。），即肯切克岬。


    从《史集》、《瓦撒夫史》和《突厥语大词典》的记载可以推定，肯切克和塔剌思是两个相邻的地方。蒙古时代的其他文献在提到肯切克时，常同时提到塔剌思。例如志费尼在叙述蒙古国镇守阿母河以西呼罗珊之地的大臣阿儿浑在赴蒙古本土的旅程时写道：“一行人不断赶路，来到塔剌思，这时传来了贵由汗的死讯，恰好野里只吉带同时到达该地。异密阿儿浑和一群蒙古人去迎接后者，轻装前进，他命令灭力克和萨都拉（sadr）留在肯切克。野里只吉带极力催他回去组织大军，准备军队的装备……”（注：《世界征服者史》，可疾维尼波斯文校刊本，《吉布纪念文集》卷16（2），第248页；波义耳英译本，第512页；中译本，第608页。）这段史料中的肯切克一名，波斯文校勘者可疾维尼无法识读，只得照字形写作k？？k（词中两个字母只写出“牙”，未写出音点，在此以？？表示），英译者波义耳校作ken?ek，并作了勘同研究。波义耳的勘同无疑是正确的。志费尼书中的这个肯切克，一定是一个离塔剌思不远的地方。


    鲁卜鲁克在他的游记中也提到了一个叫kinchat的城，一般学者都把它附为上面提到的kenjek，前面在讨论阿剌脱忽剌兀忽里台大会时，笔者认为鲁卜鲁克等人并未路过塔剌思。故此处不再重复。


    在提到肯切克城的众多史料中，只有乌马里明确地说出了肯切克的地理方位及其与塔剌思的关系。今择其要者录之如下：


    自撒麻耳干至汗八里的路程应［为］：自撒麻耳干至养夷20日程。养夷由4座城组成，互相距离为一个帕剌伤（parasang），各有自己的名字：养夷、养吉八里、肯切克（kenjek）和塔剌思。自上述城市养夷至阿力麻里为20日程。（注：乌马里：《眼历诸国纪行》，克劳斯·来西阿拉伯文刊本、德文翻译合壁本：《蒙古世界帝国，乌马里在其著作〈眼历诸国记行〉中对蒙古国的描述》，威斯巴登，1968年，阿拉伯文，第29—30页；德译本，第111页。）


    据此，我们得知，肯切克和其他三座包括塔剌思在内的城构成一个大城，名曰养夷。由几个邻近的小镇子合为一座城的现象在古代中亚是很常见的，例如别十八里本身就是五城的意思。帕剌伤为波斯长度单位，约相当于我国市制13里。肯切克离塔剌思的距离是很近的。


    明初塔剌思被称为养夷。陈诚、李暹西使时曾经过这里。据他们描述“养夷城在赛蓝之东三百六十里。城居乱山间。东北有大溪，水西流。一大川长数百里，多荒城遣址，年久湮芜。盖其地界乎别十八里、蒙古部落之间，更相侵犯，故人民无宁，不得安居，惟留戍卒数百人守此孤城而已”。（注：《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图书丛书》第1集，叶十五。）这里提到的城东北的大溪应当就是塔剌思河。塔剌思河在经过塔剌思城畔后向西北流去。长数百里的大川应为塔剌思河冲积平原。陈诚等人只听说养夷，构成塔剌思的其他诸镇如养吉八里、塔剌思、肯切克等可能已经荒芜，大概就是陈诚等人所看到的“荒城遗址”。


    赤麦干：赤麦干名见《句容郡王世绩碑》，即唐之白水城，后为西辽属地，在元、明两代又称为赛蓝。位于忽阐河支流阿雷斯河畔。今称奇姆肯特，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奇姆肯特州首府。从北庭、阿力麻里、虎思斡耳朵、塔剌思至此，向西可前往阿母河以北地区，向北则入钦察草原，是古代东西交通的必经地。成吉思汗西征首战进兵围攻讹打剌城时，曾经过此地。小阿儿马尼国王海屯朝见元宪宗蒙哥、刘郁奉蒙哥旨意出使旭烈兀、明代陈诚奉使西域诸国时均路过此地。延祐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元岭北戍军大将土土哈之子床兀儿率军攻下塔剌思后深入此地。（注：《完者都史》；《句容郡王世绩碑》。）据明初文献记载，赛蓝城“周回二、三里，四面俱平原，略无险要。人烟稠密，树木长茂，流水环绕，五谷蕃殖”。（注：《西域番国志》。）元代，尤其是元末的情景当与此相去不远。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有畏兀儿地昌八剌城以西再无僧，“回纥但礼西方耳”的说法，但刘郁《西使记》中记道：“［己未年（1259）］三月一日，过赛蓝城，有浮图，诸回纥礼拜之所。”（注：王国维：《古行记校录》，《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7。）这里提到的“浮图”如果确是指佛寺的话，则说明蒙古国时代畏兀儿以西直至忽阐河流域仍零星散布着一些佛教据点。


    《经世大典图》在巴耳赤刊（巴儿真）以南标明“赛蓝”，亦见于《西北地附录》，这是另一座城市。


    ［原文载《蒙古史研究》，第4辑，呼和浩特，1993年。］

 白阿儿忻台及其出使陈诚初使西域背景研究

    14世纪40—50年代蒙元王朝日益衰落；蒙古帝国中位于波斯的伊利汗国陷于混乱；盘踞东欧、钦察草原的金帐汗国远镇一隅；控制雪山（今兴都库什山）、阿母河（今阿姆河）以北直至畏兀儿地（今新疆天山东部地区）的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而继承成吉思汗大统，统治汉地、蒙古、吐蕃等处的元王朝在农民起义风潮中土崩瓦解。在故元废墟中出现了两大新兴帝国，其一是位于东亚的明王朝，其二是兼有西域的帖木儿帝国。


    明朝通过陆路与帖木儿帝国往来，与郑和率庞大舰队出使西洋是明初外交史中最重要的篇章。有关明初与帖木儿帝国往来的文献既有汉文史料，又有波斯文和西班牙文资料，堪称丰富，所以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汉文史料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有关陈诚西使的记载，故以汉文史料为研究基础的东亚学者多从此入手研究。张星烺在其《中西文通史料汇编》中汇集了从《明史·西域传》、《明一统志》、《皇明世法录》等文献中收集的陈诚及明代西域资料，并加注释。明史学者谢国桢影印明抄《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记》。（注：《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西域番国志》跋。）3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也涉入研究陈诚西域的领域。满井隆行和神田喜一郎是重要代表人物。（注：满井氏有《明代陈诚的西使》，载《山下先生还历纪念东洋史论文集》（1938）；神田氏有《明的陈诚使西域记》，载《东洋学报》；均见下引王继光文。）“文革”结束后，我国学者迭有新作问世，如鲁深的《关于李暹及其西行》（注：载兰州大学《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薛宗正的《陈诚及其西域记行诗》（注：载《西域史论丛》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和王继光的《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注：载《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


    有关明代中国与帖木儿帝国关系的波斯文史料中最著名的是与明成祖大致同时的帖木儿帝国沙哈鲁（shah rukh）国王之子拜升忽儿派往明成祖处的使臣火者·盖亦速丁（khwaja ghiyas al-din）的《游记》，和萨法维叶王朝时期人阿里·阿克巴尔（‘aliakbar）所写的《中国纪行》（khatay-yi nama）。


    盖亦速丁的《游记》在当时就引起波斯学者的重视，沙哈鲁国王的史官哈非思·阿卜鲁（hafiz abru）将此《游记》收入自己的著作，使存于世。稍晚的帖木儿帝国学者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abdar razzaq samarqandi）将哈非思·阿卜鲁文集中的盖亦速丁的《游记》删节后收于自己的文集中，成为另一种本子。这个本子先后引起一些著名学者的注意，并将它译成各种文字，如法国学者迦特梅尔把它译为法文，英国学者玉尔据法译重译为英文。中国学者研究明代西域史虽然主要依据汉文史料，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渐有学者注意波斯的历史文献。张星烺就曾据玉尔的英译将盖亦速丁的《游记》重译为汉文。


    与阿卜答儿·剌札黑的文本相比，哈非思保留的文本更好。1934年英属西北印度（今巴斯斯坦）拉合尔迪亚勒·辛格学院（dyal singh collegehore）波斯语教授麦特列（k.m.maitra）将此《游记》译为英文，题为《一位波斯使节访问中国》（注：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an extract from zubdatu’t tawarikh of hafiz abru，tr.by k.m.maitra.）；1970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汉学教授卡林顿·古德利奇（l.carrington goodrich）将此波斯文本与英译本合璧重刊，并为之撰写引言；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何高济据此英译本翻译的汉译本，题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明代中国对西域有很大的影响，盖亦速丁的《游记》中对明朝的记载吸引了几代波斯学人。萨法维叶王朝的阿里·阿克巴尔追随盖亦速丁的榜样，编写了《中国纪行》。这部书也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兴趣，曾译成各种文字。张星烺在六十年前就有心将它介绍给中国学界。“文革”结束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88年出版了其子张至善与他人合译的汉译本。


    在传统的欧美的东方学界，波斯、伊斯兰史学界与汉学界原是两家，区别甚巨。西方汉学界有一些研究西域的学者沿袭中国国学的传统，主要依据汉文文献从事研究，美国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对陈诚作过研究，发表有《明代出使内亚的两位使节》，并把陈诚的《西域番国志》译为英文。（注：“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载《通报》，1976年；“a trantion of ch’en ch’eng’s hsi-yu fan-kuo chih”，载《明代研究》（ming studies），1993年秋。）20世纪初以来渐有学者从事边缘学科研究，把汉学与伊朗学结合起来。这种潮流也影响到明代西域的研究，美国学者菲里西娅·海科的文章《一位15世纪的中国使节在哈烈》（注：felicia j.hecker，“a fifteen-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93年。）就是其代表之一。海科论文把《西域番国志》中那些音译专有名词作了成功的复原，扫除了以汉文史料为基础从事研究的学者阅读陈诚游记的难点，颇引人注意。如陈诚介绍帖木儿帝国内“道旁多筑土屋，名‘朗儿歌’，以为憩来往之人”。其中之“朗儿歌”她复原为波斯ngar，意为“客栈”，由此可知北图藏明抄本中之汉字音译“朗儿歌”应为“朗歌儿”之倒误。


    菲里西娅·海科的论文虽有特色，但仍暴露其收录汉文史料不全的缺点，说明即使是经过西方汉学训炼的学者，一般也只能利用一些人所周知的汉文史料，希望他们独立从浩如烟海的汉籍中搜寻有用资料仍然是一种苛求。

 一、从邵循正先生的研究谈起

    在中国研究明与帖木儿帝国交往史的学者中，北京大学已故邵循正教授占有突出的地位。前面我们提到本世纪初以后渐有学者把汉学与伊朗学结合起来，邵循正先生是走在这个潮流前列的杰出学者。他率先把中西史料对比的方法用于明代西域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曾发表《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注：初发表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二卷，第一期，单行本，1936年10月；重载《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将帖木儿帝国史臣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著作的有关明朝之记载与《明史·西域传》比较，多有发现。这样一篇重要的论文，大约是因为明史学界与西域研究交流较少的缘故，很少见有国内外学者提及。


    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为沙哈鲁国王后裔作传记，名曰《两颗福星之升起》（ma‘al-sa‘adin），其中收有明朝与沙哈鲁国王往来的资料，因而此书在上个世纪就已引起欧洲内陆亚洲研究学者们的注意。法国学者迦特梅尔于1843年曾将此书之一部分译为法文，英国的张伯斯（w.chambers）也将此记载译为英文，后来布莱特施耐德（e.bretschneider）将英译收入其《中世纪研究》（medieval researches）。当时虽然欧洲已有学者研究《两颗福星之升起》中有关明与帖木儿往来的史文，但受时代限制，他们均未将阿卜答儿·剌札黑·撒马尔罕地的记载与汉文资料联系起来。本世纪初法国蒙古史学家布洛晒（e.blochet）在其《蒙古史导论》（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中将有关段落的波斯文原文摘要刊出，并将其部分译为法文。布洛晒在诠释撒马尔罕地的记载时，粗略地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记载，比他的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启开了利用汉文与波斯文史料研究明代与西域关系的大门，有开山之功。上述欧洲学者的研究成为邵循正先生进一步研究的基础。邵循正教授阅读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后，感觉尚无满意之作；本世纪初以前的学者均未能融会中西史料，布莱特施耐德虽收入了张伯斯所译《两颗福星之升起》，但未读波斯文原文，不知译文疏误之处及致误之由。布洛晒虽然已经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史料，但搜求汉文文献的能力毕竟有限。


    邵先生翻检《明史》，注意到《哈烈传》中提到沙哈鲁与驻守撒马尔罕的侄子哈里关系不睦，数构兵。明成祖派出一名都指挥白阿儿忻台携国书致沙哈鲁，劝他与哈里修好。收录在《哈烈传》的这份明成祖国书长不过107字，前无抬头，后无署名，显然是一个节录本。他在《两颗福星之升起》之有关明朝的记载中看到，撒马尔罕地也收录了一封明朝皇帝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的波斯文本。两相对照，他发现撒马尔罕地所收录的这份明朝诏敕就是《明史·哈烈传》中保存的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不过波斯文本译本篇幅更长、内容更多，当是明成祖国书的全文译本；而《哈烈传》所保存的只是成祖诏敕的节录。


    据邵先生查证，撒马尔罕地所录之明朝国书波斯文译文中提到，明皇帝派往沙哈鲁国王处出使的是duchihun bai azksan与一位千户和一名百户。duchihun bai azksan这个人名，张伯斯在译此国书时未能译出，而布洛晒刊布撒马尔罕地波斯文原文时，因其音点脱落，不可读，故亦未译出。邵先生发现《明史·哈烈传》中记载的携带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赴哈烈（herat，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是都指挥白阿儿忻台，在与波斯文译本比较后，他指出波斯文译本中这位名称不可读的明朝使臣，就是汉文史料中的“都指挥白阿儿忻台”，至于这个不可读的名称duchihun bai azksan，乃是“都指挥白阿儿忻台”的波斯文音译。他把这个人名复原为baial-hintai。（注：查布洛晒所刊沙哈鲁国王国书之波斯文本（见e.blochet，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london，1910，p.248，波斯文第7行），这位明朝使臣名称的拼法duchichun bay azksan，应校正为duchihuy bay arkintay。而随行的千户也不是一位，而是两位。详见后。）也就是说，白阿儿忻台的这次出使同时见于汉文与波斯文史料。这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有价值的发现。张星烺亦利用张伯斯的译文对比《明史·哈烈传》记载，作过一些研究（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269—270页。），但因不通穆斯林语文，有欠深度。

 二、白阿儿忻台出使西域背景

    邵先生研究白阿儿忻台出使帖木儿帝国史迹时，注意到《两颗福星之升起》提到，沙哈鲁国王于公历1409年1月征昔思田（sistan）（注：今伊朗东部锡斯坦省，此名源出于saka-stan，即“塞人之地”。）归回哈烈时，恰逢明朝皇帝所遣使臣至其地。邵先生指出，此中国使臣即傅安。欲探求白阿儿忻台出使的历史，应对明初陈诚出使西域前明与帖木儿帝国交往简况有所了解。邵先生六十年前研究明初与帖木儿帝国交往史时，所利用的汉文资料虽较法国学者布洛晒为多，但基本不出《明史》，故尚有进一步深究之余地。今将洪武至永乐初年明与帖木儿往来事迹罗列如下，并略作说明。


    洪武二十年（1387）之前，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招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注：《明史》卷332，《西域传》。）由此记载看来，明朝建立后，曾主动向帖木儿遣使。惜使臣事迹今已不存。


    洪武二十年（1387），撒马尔罕驸马帖木儿遣回回满剌·哈非思（mu hafiz）来贡。（注：《明太祖实录》，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本（以下同，兹不赘）册7，第2779—2280页。）按，哈非思是帖木儿派到明朝来的官方使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35提到这次出使时说，帖木儿首遣哈非思使明，“开通道路”，并说明来使为“二人”。（注：中华书局，余思黎点校本，第483页。）另一位入明的从使有可能是两年后随同哈非思再次来使的俺都儿。《皇明世法录》认为来使二人是满剌和哈非思。其实“满剌”为称号，即“毛拉”。


    二十一年（1388），撒马尔罕使臣入贡。（注：《明太祖本纪》，见上引邵先生文。）


    二十二年（1389），帖木儿遣回回满剌·哈非思、从者俺都儿（‘abd al-‘ah？）来贡。（注：《明太祖实录》册7，第2962页。）按，这是哈非思再次入明。


    二十三年（1390），撒马尔罕回回舍怯儿·阿里义来市。（注：同上书，第2983页。）按，这位舍怯儿·阿里义是私商。同年，遣鞑靼亲王67户往居撒马尔罕。（注：同上书，第3071页。）按，《太祖实录》中记洪武二十四年（1391）事时，提到此前明大军出征捕鱼儿海（今贝尔湖）时，“得撒马尔罕贡贾人数百，命鞑靼王子剌剌等送还本国”之事，或与此有关。元亡后，中亚回回人仍频繁往来于漠北、汉地和西域间贸易。据严从简记载，明军远征捕鱼儿海子，抓获这批回回商人时，太祖怀疑他们是奸细，后了解他们是撒马儿罕商贡，使命遣回。撒马尔罕国主（按，即帖木儿）感恩，遣使入贡。太祖命主事宽彻（kuncek）等报之，并谕各番，为别十八里所留。（注：中华书局，余思黎点校本，第484页。）


    二十四年（1391），八月，帖木儿遣回回舍哈厘（sheikh‘ali）来朝。（注：《明太祖实录》册7，第3133页。）同年十一月，故元鞑靼王子伯颜忽者（bayan qudu）等19人自撒马尔罕来朝。（注：同上书，第3057页。）按，这位鞑靼王子来朝或许与前年太祖命鞑靼亲王67户和鞑靼亲王剌剌等人归回撒马尔罕有关。


    二十五年（1392）三月，帖木儿遣万户尼咎卜丁（nizam al-din）（注：入华的回回人中有相当部分操一种波斯方言，把辅音m读为p或b，如波斯语“穆斯林”为musalman，元代有些回回人读作pusalman，故汉文音译为“蒲速蛮”。这里的尼咎卜丁又是一例。）等来朝。（注：《明太祖实录》册7，第3187页。）同年，太祖命“甘肃等处回回军民愿还西域者，悉遣还撒马尔罕之地，凡千二百三十六人”。（注：《明太祖实录》册8，第3266页。）《明史·西域传》所谓“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尔罕者千二百余人”，即指此事。《明史·西域传·哈烈》记，洪武时撒马尔罕及别失八里咸朝贡，哈烈道远不至。二十五年遣官诏谕其王，犹不至。


    二十七年（1394），四月，明政府开列往来密切的西域诸国有七，撒马尔罕为其一。（注：同上书，第3394页。）同年九月，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必失（dervish）（注：入华的回回人中有相当部分所操这一种波斯方言，把辅音v读为p或b。）来朝，并奉表文。（注：《明太祖实录》册8，第3420—3421页。）按，《明史·西域传》中所收表文与《明实录》微异。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也摘录此表文，将表文最后部分标点作：“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怀……永永无极如照世怀者。”（注：第1065页。）此处误点，应为“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怀……永永无极”。以下之“如照世怀者……”是句后释文。（注：《殊域周咨录》点校者余思黎点校此表文明，只用《明史》，未核对《明实录》，错字很多，此不赘举，见第483—484页。）


    二十八年（1395），帖木儿遣回回迭力必失贡马。（注：《明太祖实录》册8，第3438页。）迭力必失一年内已经两访中国。据《明史·撒马尔罕传》记载，此年太祖派给事中傅安等携玺书回访帖木儿。按同书《哈烈传》记载，傅安的副使为郭骥，随行士卒一千五百人。至其地后傅安等人为帖木儿扣留不得归，帖木儿断绝了对明的朝贡。后来帖木儿派人带傅安遍游各地，行程达数万里，以夸其国之广大。傅安所携之明太祖玺书的内容今已不存。


    二十九年（1396）春正月，撒马尔罕遣回回阿剌马丹（ramadan）等二十人入贡马。同年四月，撒马尔罕再遣札鲁剌（jl）等一百九十一人来贡马。（注：《明太祖实录》册8，第3539、3566页。）按，帖木儿三个月内两次向明朝遣使很可疑，从使团规模上来看，正月由阿剌马丹率领地使团仅二十人，很可能是私商冒称帖木儿贡使。《明史·西域传》说傅安被扣留后，帖木儿不再入贡，但此后帖木儿仍数次向明遣使，详见后。


    据《武功记》记载，公历1396年帖木儿在锡尔河畔驻冬，契丹（按明朝）皇帝唐古斯（tanghuz，意为“猪”）汗（khan）使臣数人来朝，受帖木儿接见两次后归国。从时间上推测，帖木儿所见的可能是傅安率领的使团，但傅安被扣留于彼达十余年，并未能立即归国。此事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十年（1397），明朝遣还在捕鱼儿海子所获撒马尔罕回回商人后，撒马尔罕国主（按，即帖木儿）为表示感谢，遣使入明。其使团应即札鲁剌所领。太祖命主事宽彻（kuncek）等报之，并谕各番，为别十八里所留，未至撒马尔罕，仅遣副使二人还。太祖再遣使赴别十八里责让之。（注：同上书，第3611页。）严从简亦记此事，但未记撒马尔来使名。（注：中华书局，余思黎点校本，第484页。）同年，太祖派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再使帖木儿帝国，仍被留。据《哈烈传》记载，陈德文留居帖木儿帝国期间，也“遍历诸境”。他努力“说其酋长入贡，皆以道远无至者”。


    三十五年（建文帝四年，1402），明廷遣使诏谕撒马尔罕、哈烈等地。（注：《明太祖实录》册7，第270页。）《明史·哈烈传》中“成祖践祚，遣官赉玺书采币赐其王，犹不报”的记载，即指此。明成祖诏告西域即位大事的玺书今已不存。


    据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记载，1404年他到达撒马尔罕时，中国使臣亦在那里。据克拉维约说，帖木儿过去曾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但现在改变政策。中国皇帝的使臣因为帖木儿已经七年未纳贡，特来质问。在宴席上，礼宾官员曾把克拉维约的坐次置于中国使臣之下。帖木儿命调整之，并命一王公对中国使臣说，帖木儿现将对中国的恩宠移于西班牙，而中国为帖木儿的敌人。他表示中国今后不必再派人来索贡。后来，帖木儿在另一个场合下又对中国使臣称，七年之贡为数甚巨，难以一时凑集，容以后再议。中国使臣对帖木儿的回复不满，说七年中之所以未索贡，是因为中国发生明成祖取代建文帝的内战，即所谓“靖难之役”。（注：《克拉维约尔使记》，杨兆钧据奥玛·李查土耳其文译本所译之重译本，第127、158页。）


    杨兆钧认为，克拉维约所见到的中国使臣应当就是傅安、郭骥等人。（注：同上书，第166页注6。）其实至克拉维约出使撒马尔罕时，傅安留于彼已经多年，不可能知道建文帝末年的“靖难之役”诸事，所以克拉维约所见使臣不可能为傅安。杨兆钧似未注意到洪武三十年陈文德之使和洪武三十五年之使。如从中国使臣称帖木儿七年未贡之辞推测，把这位使臣比定为洪武三十五年明成祖即位后所遣之使节更为合适。所谓“七年”应指洪武二十八年傅安被扣留，至洪武三十五年。


    杨兆钧还注意到，德国人约翰难·施特伯尔格（johanan schitbargar）曾访问过帖木儿帝国，在其军队中服役多年。他自己的见闻录中提到，因为帖木儿已经五年不曾进贡，契丹国大汗遣使臣携驼马四百匹至帖木儿宫廷，索取贡赋。帖木儿要使臣归国向契丹皇帝传讯，说帖木儿自此不再入贡，不久还要亲征中国，使中国皇帝称臣。杨兆钧认为，帖木儿接见的中国使臣就是傅安。（注：《克拉维约尔使记》，杨兆钧据奥玛·李查土耳其文译本所译之重译本，第166页。）按笔者的看法，施特伯尔格所记帖木儿接见的中国使臣，按时间推算似亦应为洪武三十五年的出使臣。所谓“五年”，应从洪武三十年的陈文德被扣留算起。


    如果此两项勘同比定能够成立，那么成祖于洪武三十五年所颁诏书的内容虽已不存于世，但从西方史籍中有关明朝使节与帖木儿交谈的内容看，推测成祖遣使以诏告以自己即位、并希望帖木儿入贡为目的当无大错。

 三、白阿儿忻台二使西域

    白阿儿忻台的二次出使与傅安归国有密切的关系。


    永乐五年（1407）四月，别失八里王（东察合台汗国）沙迷查干遣使向明廷表示，撒马尔罕本先世故地，要求以武力收复。成祖命把泰、李达等往使，要沙迷查干勿轻举。（注：《明太宗实录》册11，第929页。）同年五月，镇守撒马尔罕的哈里派使臣虎歹达（khudaidad）送傅安、郭骥等人归国。傅安自洪武二十八年奉使，被扣留彼处十三年。傅安归来后向明成祖报告，帖木儿已死，其孙哈里继位。（注：《明太宗实录》册11，第963页。）


    严从简对傅安的归期另有记载，说傅安于永乐元年（1403）“归自撒马尔罕”，并说傅安留居西域达十三年之久。其实严从简的“永乐元年”之说并无参考价值，其中之“元年”不过是“五年”由字形相近而造成的讹误。点校者失察，未作任何说明。（注：《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34页。）


    据严从简记载，明成祖念傅安“久劳于外，赐一品致仕”。陈继懦之《闻见录》卷一提到傅安出使事，说他“字志道，太康人”。当初出使时“方壮龄，比归，须眉尽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监刘惟俱物故。官军千五百人，而生还者十有七人而已”。傅安归回后，“以老病不能任事，恳乞骸骨”，成祖“悯之，赐一品致仕，仍令有司月给米十二石，舆夫八人。宣德四年（1429）卒于家”。（注：此段史料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5册（第199页）中已经引述。）实际上，傅安归国后，还曾两度出使西域。详见下。


    《哈烈传》提到，洪武三十年出使帖木儿帝国的陈文德（又名莹中）也于此年归国。陈文德是保昌人，他归回后“采诸方风俗，作为诗歌以献”，受到成祖的嘉赞，“擢佥都御史”。他遗留至今的一首诗描述了他逗留西域期间，见雁行而怀念故乡之情。（注：《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34页。）


    因为虎歹达入明朝贡时，传达了帖木儿去世的消息，成祖派出指挥白阿儿忻台等出使其国，往祭帖木儿，并赐哈里玺书（注：《明太宗实录》册11，第963页。），白阿儿忻台之使，当系陪同虎歹达归国。这是他第一次出使西域。这次白阿儿忻台所携明成祖赐哈里的玺书原文，今已无存。


    史书上未记载白阿儿忻台此次出使的归期。元明两代，中原与西域官方往来形成一种习惯，即西域使臣抵汉地后，常由中原派出的使臣陪同其归国。而中原使臣抵西域后，也往往也由西域统治者派出的使臣随同东归。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六年（1408）四月撒马尔罕贵族沙黑奴儿丁（?āh nur al-din）入明贡马，白阿儿忻台很可能是同他一起东行归国的。沙黑奴儿丁归国时，成祖遣给事中傅安随行，命他访问过撒马尔罕之后接着去访问哈烈。这是傅安第二次访问西域。同年秋，再命把泰、李达等人前往八答黑商（badakhsan）、葛忒郎（khan）。（注：今塔吉克斯坦南部库里亚布，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虽以国别分录史料，但编纂者仅知一些普通的域外地名。遇见如“葛忒郎”之类罕见于史书地名，便无所适从（第1033页）。）把泰、李达等人年前奉使别失八里时，知别失八里与帖木儿帝国不睦。从他们此次出使西域所经路线上看，是取道天山南路、帕米尔高原，似是希望避开控制天山北路的别失八里。


    次年（1409），傅安自哈烈、撒马尔罕还。哈烈使臣么赉（mu，今译作“毛拉”）随同入明。成祖命傅安再送么赉还国。（注：《明太宗实录》册12，第1241页。）这是傅安第三次出使西域。邵循正先生注意到《殊域周咨录》提到么赉此年入明事，他怀疑么赉是“哈烈旧王”mirza miranshah名称的汉译，但又因沙哈鲁于1397年（洪武三十年）已“继主哈烈”，故怀疑《殊域周咨录》有误。（注：参见《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第89页。）《殊域周咨录》所录么赉的来访的史源为《明实录》，其确凿性不容置疑。其实帖木儿时代的“哈烈旧王”mirza miranshah乃帖木儿在世时所立之太子米儿咱·米阑沙，其子即送还傅安之撒马尔罕统治者哈里（khalil mirza，哈里·米儿咱）。（注：mirza为amir zada之略音，意为“官宦之子”、“公子”。陈诚《西域番国志》记，哈烈国君称“锁鲁檀”（sultan），其子曰“米儿咱者，犹华言‘舍人’也”。）米阑沙在帖木儿死前已去世，不可能再向明遣使，故邵先生应当首先怀疑自己将么赉比附为米阑沙的可靠性。


    史料中未直接提到傅安此次归来的时间。从《明实录》记载永乐八年（1410）“哈烈沙哈鲁把都儿遣头目迷儿即剌入贡方物”（注：《明太祖实录》册12，第1316页。）判断，傅安陪同么赉到哈烈后，沙哈鲁派出迷儿即剌送他归国。


    迷儿即剌归国时，成祖派白阿儿忻台随同西行，再访帖木儿帝国。保存在《明史·哈烈传》中的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就是此次西行时携带的。明成祖国书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调停沙哈鲁与其侄哈里之间的矛盾。邵先生曾作简要讨论。明与帖木儿帝国相距万里，除帖木儿晚年企图远征明朝，引起两国关系紧张之外，基本上无利益冲突。帖木儿在世时，明主要与帖木儿本人打交道，明代文献有时称帖木儿驸马、有时称撒马尔罕，其实一也。帖木儿曾指定其子乌马儿·沙依黑（‘umar shaikh）之子皮儿·马哈麻·汗（pir mahmmad khan）为继位者。帖木儿逝后，其另一孙哈里（米阑沙之子）原居于达失干（tā?-kent，突厥语“石城”，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他利用皮儿·马哈麻·汗远在印度的机会，侵占撒马尔罕，夺取君位。这一时期，恰逢明朝“靖难之乱”初定，两国往来不多。至永乐四年（1406），哈里为改善两国关系，主动派大臣虎歹达送回扣留其境达十三年之久的傅安，使两国恢复往来。


    虎歹达一行离境后不久，其国内又发生内乱，哈里失位，被帖木儿另一子沙哈鲁收系。沙哈鲁利用此机会起兵，攻入撒马尔罕，命其子兀鲁伯（uluq beg，突厥语意为“大官人”）统治其地。明朝尚不知情，利用虎歹达归国的机会，命白阿儿忻台随行出使撒马尔罕。


    白阿儿忻台是两国恢复关系后首位西行的明朝使臣，担负着了解帖木儿去世后国情变化的责任。在撒马尔罕接待他的应是兀鲁伯，他在西域想必听说了居于哈烈的沙哈鲁夺位的消息和哈里与其叔沙哈鲁不睦之事。明朝若欲与帖木儿帝国保持关系，必定不能只与控制撒马尔罕的兀鲁伯往来。所以当白阿儿忻台次年与撒马尔罕使臣沙黑奴儿丁一起入朝后，明成祖即派傅安随同西行。傅安当初在留居西域的十三年中，曾遍访诸地，很可能访问过哈烈，也可能曾见过沙哈鲁。所以虽然他归国时曾表示愿意告老，成祖在用人之际仍再度命他出使，并明确要求他在访问撒马尔罕后再访哈烈。


    傅安归来后，带来了沙哈鲁和哈烈以及帖木儿帝国的确切消息。哈里曾送还傅安，有功于明，落难之后成祖希望他有一个善终。他在致沙哈鲁的国书中以相当篇幅调处其国内争纷，应当既是为了回报哈里，也是为了维护明朝与西域的关系。


    白阿儿忻台这次访问帖木儿帝国前后持续了三年，至永乐十一年（1413）六月才返回。随他东来的有帖木儿帝国各地贵族派来的使臣，如哈烈、撒马尔罕、失剌思（今伊朗设拉子）、俺的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所属费尔干那盆地东部之安集延）、俺都淮（今阿富汗北部与土库曼斯坦交界处之安德胡伊）等地（注：《明太宗实录》册13，第1690页。帖木儿帝国派往明朝的使团的组成方式很奇特，团内常有各支贵族的代表。如永乐二十年（1422）沙哈鲁国王派往明朝的使团就由沙哈鲁的使节沙地·火者率领，其随员由长子兀鲁伯、次子亦不剌金、三子拜升豁儿、四子苏玉儿合惕迷失、五子术乞分别派出的代表组成。撰写《沙哈鲁国王遣使中国记》的盖亦速丁就是拜升豁儿的代表。），足见他访问了许多地方。


    有关白阿儿忻台西使的资料很少。《明实录》记永乐十一年七月白阿儿忻台归来后，明政府“升奉使撒马尔罕等处官，旗指挥佥事马哈目·火者为指挥同知，正千户锁住等为指挥佥事，试百户孙交等实授百户，总旗刘从善等为试百户，亡殁者，子孙如例升袭”。（注：《明太宗实录》册13，第1695页。）这些受封者应当都是白阿儿忻台的随行人员。

 四、有关明成祖与沙哈鲁国书的几个问题

    随白阿儿忻台入明的帖木儿帝国使臣带来了沙哈鲁国王致明廷的国书。这份国书未见于汉文史料记载，但其波斯文原文见于《两颗福星之升起》。因此欲研究白阿儿忻台之第二次出使，除了明代汉文史料外，不可不利用这份外交文书与前面提到的永乐八年明成祖致沙哈鲁国书。明成祖和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本已由邵先生译为汉文，并作解释。此处不再赘译，只讨论一些尚待深入的问题。


    通读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文本，可发现其译文非常流利，显然是母语操波斯语的人翻译的。但引人注意的是，此国书有两个重要特点以区别于波斯本土写成的文献。第一，波斯文文本完全按汉文诏书格式书写，凡遇大明皇帝（daimink pād?āh-i ma‘azim，波斯语，直译“伟大的大明皇帝”）、皇天（khudāwand-i ta’ali，波斯语，直译“上天”，出现四次）、太祖高皇帝（tāy-zu-yi pād?āh-i‘āli）等词语均另起行顶格书写。这一点邵先生已经提到，兹不赘。其二是国书的波斯文译文中使用了一些波斯人难解的汉语词汇。兹开列如下，以资比较：


    1.daimink大明，第1行。“回回馆来文”中收集的西域诸地表文抬头均称明朝皇帝为daimink khan（意为“大明汗”），相应汉文为“大明皇帝”。明代汉字“大”还保留古读，从波斯文从对应音译dai可知。“明”字音译为mink。从元代起，波斯人就习惯于用辅音组合-nk来转写汉语中的带鼻音的阳声字的韵母，如拉施都丁《史集》中之：?inksank“丞相”，tāyānk“大王”，kuyānk“国王”，fink?iānk“平章”与《完者都史》中之link?i“令旨”等。


    2.kimkhā金花，第12行、第26行。邵先生译为“织金文绮”。会同馆本《回回馆杂字》“衣服门”中释“彩段”为“顷花”（注：《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卷6，第611页。），日本学者本田实信不识此字（注：本田实信：《〈回回馆译语〉に就ぃて》，《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1，1963年，第173页。），其实此“顷花”即金花。明政府给周边民族首领的赏赐中，常有“采币”，应当就是这种带金花的纺织品。此字不见于《高昌馆译语》和《河西译语》，应是西域回回人对中原带金花的彩段的专门称呼。


    3.fumā驸马，第19行。原文为pidar-i tu timur fumābioamroi khudāwand-i ta‘aliita‘atāwarda，意为“尔父帖木儿驸马服从皇天之命”。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德福（gerhard doerfer）遍检了大量元明时代写成的波斯语文献后编成的《新波斯语中的蒙古语、突厥语因素》（注：tu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n neupersischen，wiesbaden，4卷本，1963—1968年。）中，未收录fumā（驸马）这个词，可见它在波斯语文献中很少出现，波斯人也不懂这个词。据笔者见闻所及，此词仅在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中，在描述西辽驸马时出现过。很可能它在西辽至蒙古国初期，随辽人势力的西伸曾传至中亚，并在当地使用了近百年，而后便停止使用。至明初，波斯语中已无此词（查检德胡达）。


    因此，从fumā这个词可知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译本应出自有汉文化背景、并通波斯语的人之手。由于蒙古的征服和地跨欧亚的蒙元帝国的建立，元明时代西域人普遍用蒙古语kurgen来称呼娶皇族女的男子（驸马）。kurgen在《元朝秘史》中音译为“古列干”，旁注为“女婿”；《华夷译语》“人物门”释“婿”为“古列根”。正统十年（1445）明英宗诏渝沙哈鲁之子兀鲁伯，称之为“兀鲁伯·曲烈干”（uluq beg gurgan）。张星烺认为“曲烈干”即辽金时代之“菊儿汗”，误。“曲烈干”意为“驸马”、“女婿”。


    4.du?ihuy都指挥，第24行。按原文作du?i?un，其中词中之-?-为词中-h-之误，尾辅音-n为-y之笔误。都指挥即都指挥使，明代高级军职。


    5.bay arkintay白阿儿忻台（人名），第24行，按原文作bay azksan，其词中辅音-z应为-r，其上多一个音点；词中辅音-s-应为三个词中字母-int-音点缺失之讹；尾辅音-n当为-y之讹误。此名邵先生写为bai al-hintai。


    6.su?u人名，第24—25行，随同白阿儿忻台出访的一位千户。邵先生未能读出此名。查《明实录》永乐十一年七月白阿儿忻台归来后，明政府“升奉使撒马尔罕等处官”，其中正千户锁住等人升为指挥佥事。（注：《明太宗实录》册13，第1695页。）这位“锁住”应当就是明成祖国书中提到的su?u。


    7.dānk?ink人名，第25行，随同白阿儿忻台出访的另一位千户。在上引《明实录》永乐十一年七月白阿儿忻台归来后，明政府“升奉使撒马尔罕等处官”的记载中，得到提升的“正千户”是“锁住等”，可见不止一位千户随行。邵先生疑为洪武二十四年（1391）出使别失八里之唐征。dānk?ink与“唐征”读音相合。以曾经出使西域的人员充任白阿儿忻台的随从是合理的，今从之。


    8.sun ghun?i人名，第25行，随同白阿儿忻台出访的一位百户。邵先生未能读出此名。在上引《明实录》永乐十一年七月白阿儿忻台归来后，明政府“升奉使撒马尔罕等处官”的记载中，确有一位“试百户”得到提升，亦姓孙，但名交。（注：《明太宗实录》册13，第1695页。）这位孙交与明成祖国书中的sun ghun?i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随同白阿儿忻台东行入明的沙哈鲁使臣也来了一封国书。这份国书中提到，沙哈鲁的使臣名muhammad bakh?i。邵先生将他音译为“谟罕默德·巴黑失”。bakh?i源于汉语“博士”，元代蒙古、突厥各部称老师为巴哈石，即此字。元末以后，西域各部把掌握畏兀儿文（回鹘文）的人也称为巴哈石。明初在哈烈沙哈鲁的宫庭中，有一些巴哈石执掌畏兀儿文书。这位随同白阿儿忻台出使明朝的muhammad bakh?i想必是这一类人物。邵先生在其论文中未对这位哈烈使臣作进一步说明。其实这位哈烈使臣在《明实录》可以找到其踪迹。


    据《明实录》记载，就在白阿儿忻台第二次出使西域归来的那一年，即永乐十一年（1413）七月，明成祖赐“哈烈使臣马哈麻等宴”。（注：同上书，第1691页。）这位马哈麻就是携沙哈鲁国王国书入明的muhammad bakh?i。马哈麻一行是六月到达明朝境内的，同行的有帖木儿帝国各支王族的代表，分别来自撒马尔罕、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等地。明政府设宴款待事在次月。从上引《明实录》仅提到马哈麻一个人的名字看来，明政府显然把他视为沙哈鲁使团的首领，恰与沙哈鲁国王的国书内容一致。

 五、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译本的来历

    上面我们提到，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文字十分流利，表述地道，显然出自母语为波斯语的人手笔。同时这份国书的波斯文译本严格遵循汉文诏书格式，特别是译文中出现汉文词汇8个，很值得注意。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帖木儿驸马”这个词，理应译为temur kurgen，即“帖木儿·曲烈干”。但波斯文本在翻译“驸马”这个词时，却径直使用汉语词汇，把汉字“驸马”音译为fumā，也就是用了一个波斯人不懂的词。这说明波斯文本的翻译者可能不知道kurgen（驸马、女婿）这个词，只能用汉字音译来表达。要弄清这个现象的原因，就不能不简述一下明代官方波斯语翻译的情况。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收得元廷藏书档案若干万卷，席卷运至南京。洪武十五年（1382）秋，明太祖理政之暇，命儒臣选故元图书讲解时发现，运至南京的元廷藏书中有“西域图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元代和明初有些汉人文士了解“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未备”。但元时回回秘籍束于官府，汉人但闻其名而终不得一见。元亡后明太祖和他的臣子们有幸得见其书，确实很急于了解回回科学的独到之处。明太祖召见仕于明廷的回回人海答儿等，出所藏图书，要求他择其中“言天文、阴阳、历象者、次弟译之”。使这些“远出夷裔，在元世百有余年，晦而弗显”的著作能够“为中国之用，备一家之言”。


    在翻译时，明太祖对海答儿等人明确指示：“尔西域人素习本音，兼通华语，其口以授儒，尔儒译其义，辑成文焉。惟直其述，毋澡绘。”（注：阔识牙耳（ku?yar，11世纪初叶阿拉伯科学家）著，海答儿、阿答兀丁、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译：《回回天文书》，涵芬楼秘籍第3集，洪武十六年刻本影印本。）由此可见，洪武年中为政府翻译西域文献的主要是回回人。自元初至洪武回回人入居汉地虽然已经一百多年，他们中的知识分子仍然沿习西域“本音”，即波斯文，即使兼通汉语，汉文也程度不高，不能执笔写作。所以在翻译时采用回—汉合作方式，由回回译员阅读原文口授其义，与之合作的汉族文人笔录，有如佛经翻译初期的状况。


    就在帖木儿之孙哈里送还傅安的那一年，即永乐五年（1407），明政府为培养与周边各族打交道的人才，设立了四夷馆。《明实录》记其成立云：“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通。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学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馆于长安左门外处之。”（注：《明太宗实录》卷48。）这就是说，永乐五年四夷馆初设时，地点在南京长安左门之外，当时的生员38名均选自国子监。其在学期间的待遇是每人每月一石大米。其考试时间与开科取士时间一致。


    明代《大学衍义补》对此也有记载，曰：


    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非以通华夷之情也。我文皇帝（按明成祖）始为八馆，曰西天、曰鞑靼、回回……。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取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俾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盖重其选也（注：《大学衍义补》卷145。）。


    唐以前虽然已有的研习番文之风，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翻译佛经。为沟通非汉族当权者与普通百姓之间关系而设立学校，教授外族语言文字的事业始于金代而盛于元代。只有在明代，才有以沟通“华夷之情”为目标的官办番语教学机构——四夷馆。所以说，明成祖在永乐五年设立的四夷馆，从现代意义上说就是一所“亚洲研究院”。四夷馆隶属最高学术机关翰林院，其生员当初皆以举人为之。学成后要举行考试。考试的内容是“以番书译其所作经义”。成绩优良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使之继续译书。后来为培养专攻番语的人才，生员改从“俊民”，即聪慧者中选取。学习期满，集六部大臣会考，通过者授以“冠带”，经过三年实习期后，才授以官职。


    四夷馆初设时，这所“亚洲研究院”中有八个馆，即今天意义上的系，它们分别是鞑靼、回回、女真、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缅甸。其中西番、西天两馆分别教授吐蕃、印度文字，百夷、缅甸分别教授云南及其境外缅甸文字，鞑靼、女真两馆教授北亚地区语言文字，而负责培养与内陆亚洲地区交往人才的为回回、高昌两馆。


    明代官方教授波斯语的机构是回回馆。设回回馆教习波斯文的主要目的，是同西域、穆斯林诸部、诸国打交道。至于初设四夷馆时回回馆的教师来源，史无明文。不过我们从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命译波斯文图书的海答儿、阿答兀丁、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均为回回人判断，回回馆的教师有可能是一些当时尚通晓本族语言文字的回回人，甚至可能就是海答儿这些人或与之有关的人员。从习者既从国子监生中选出，则多应为汉人。今天保留下来的《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等以汉字注波斯语等“四夷语”音，也说明这一点。


    回回馆除了负担教授回回语文（即波斯语）、编写教材和字书（即波—汉双语字典）之外，还要为明政府担任通事，翻译与西域诸部、诸国有关的外交公文，包括明政府出使西域的官方团所携带的国书，和西域诸国、诸部入明朝贡和事务往来时所呈交的番文国书、公文的汉译回、回译汉工作。保存在波斯文史籍《两颗福星之升起》中的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应当就是刚成立不久的回回馆译员们的作品。


    在遗留至今的回回馆文献中，有一批称为“回回馆来文”的波斯文—汉文双语对译“外交公文”，多是西域各地统治者向明朝进贡、讨封和求赏的表文。这些公文与上述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使用许多汉语词汇，说明它们的波斯文翻译工作都是在汉地本土完成的。明代汉地为官方承担波斯文教育、翻译工作的只有回回馆。当然这批“回回馆来文”与上引明成祖国书相比，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本语法正确，文笔流畅，表明了翻译者波斯文水平相当高，而“回回馆来文”语病严重，语法不通，多数是按汉语词序把波斯词一个一个往上堆砌，它们应当是明中期以后的回回馆译员的作品。日本学者本田实信在研究回回馆时，收集了二十余篇“回回馆来文”（注：本田实信：《〈回回馆译语〉に就ぃて》，《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1，1963年。），但他未注意这份白阿儿忻台所携往也里的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随同白阿儿忻台回访明朝的沙哈鲁国王的使臣马哈麻所携波斯文国书，肯定也由回回馆译员译成了汉文，惜其汉译今已无存。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十一年（1411），明成祖命“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户部主事李暹、指挥蓝金哈护送哈烈等处使臣还”。（注：《明太宗实录》册13，第1706页。关于与陈诚同行使西域诸人的考订，见王继光：《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李达、陈诚等人所护送归国的哈烈使臣，就是上面提到的与白阿儿忻台一同东行、携沙哈鲁国王国书入明的马哈麻·巴哈石。澄清白阿儿忻台的二次出使的经过，对深入研究陈诚出使西域是有重要意义的。


    ［原文载《中亚学刊》，第六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

 永乐初明与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往来

    14世纪后半叶蒙元帝国瓦解，以元顺帝退往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后来形成北元；原元廷直辖地的大部分为明所有；元朝西北三藩中察合台汗国在14世纪40年代分为东西两部，其西部以阿姆河以北地区为中心，逐渐发展成帖木儿帝国，明代称撒马尔罕或哈烈；其东部仍由察合台的后裔占有，今称为东察合台汗国，明代称为别失八里或亦里八里；波斯伊利国被帖木儿吞并；领有钦察草原的钦察汗国败于帖木儿后势力衰落。因此可以说，在故元帝国的领土范围内，东亚的明王朝和西域的帖木儿帝国是最强大的国家。


    明太祖之子明成祖即位于建文四年（1402），逝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而帖木儿之子沙哈鲁（shah rukh）则于1406年（永乐六年）登基，略晚于明成祖，其在位时间则较明成祖长得多，逝于1447年（正统十二年）。两位国君共同在位时期，中国与波斯住来之密切，可与蒙元帝国时代相比。记载这一时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往来的文献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永乐五年（1407）帖木儿之子哈里（khalil）遣使虎歹达（khudaidad）送傅安、郭骥等归国并向明政府通报其帖木儿去世，到永乐十九年（1421）末鲁安归国，双方的记载基本互可对证，有很高的可比性。故明成祖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


    学者们对洪武年中明与帖木儿帝国的往来的注意力，集中于傅安和陈文德的出使。西班牙派往撒马耳罕会见帖木儿的使臣克拉维约的游记中提到，他在帖木儿帝国居留期间曾经遇见过明太祖的使臣。中外学者多相信这些中国使臣就是傅安。（注：《克拉维约东使记》，杨兆钧据奥玛·李查土耳其文译本所译之重译本，第127、128页。）这一时期两国的往来因超出本文讨论的时间上限，这里暂置不论。永乐中往来于两国的最著名的使臣是明朝的陈诚和沙哈鲁国王之子拜升豁儿（baisunqur）王子派往北京的使节火者·盖耶速丁（khwaja ghiyas al-din），他们都有记录存世。这些出使记和《明史·西域传》、《明一统志》、《皇明世法录》等资料，构成了研究明初与帖木儿帝国关系的重要文献，研究成祖朝明与帖木儿帝国关系的学者，多将讨论的中心置于此二位使节。


    如检核我国和日本研究陈诚的论著，可发现早期的谢国桢的《西域番国志》跋（注：影印明抄《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记》，《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日本学者满井隆行的《明代陈诚的西使》（注：载《山下先生还历纪念东洋史论文集》（1938）。）、神田喜一的《明的陈诚使西域记》（注：载《东洋学报》，参见王继光：《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等，所使用的主要汉文史料。而“文革”结束后我国学者的新作，如鲁深的《关于李暹及其西行》（注：载兰州大学《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薛宗正的《陈诚及其西域记行诗》（注：载《西域史论丛》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和王继光的《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注：载《中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从使用史料看，范围虽有所扩大，但基本不出汉文文献。


    如果跳出中国，审视一下近二十余年来西方学者有关明与帖木儿帝国关系的成果，可发现部分学者以研究波斯文献为主。除了火者·盖亦速丁的出使记以外，尚有其他波斯文史料记述明成祖朝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帖木儿朝学者阿卜都·剌札黑·撒马尔罕地（’abdal-razzaq samarqandi）曾为沙哈鲁国王后裔作传记《两颗福星之升起》（ma’al-sa’adin），其中收有明与沙哈鲁国王往来的资料。法国学者迦特梅尔1843年曾将此书之一部分译为法文，英国的张伯斯（w.chambers）也将其译为英文。但他们均未能融会中西史料。后来布莱特施耐德（e.bretschneider）将张伯斯的英译收入其《中世纪研究》（medieval researches），但他未读波斯文原文，不知译文疏误之处及致误之由。受时代限制，20世纪初以前研究撒马尔罕地的学者，均未将其记载与汉文资料联系起来。1970年美国纽约哥伦大学汉学教授卡林顿·古德利奇（l.carrington goodrich）为前英属西北印度（今巴基斯坦）拉合尔迪亚勒·辛格学院（dyal singh collegehore）波斯语教授麦特列（k.m.maitra）的火者·盖迹速丁的《游记》的英译（注：《一位波斯使节访问中国》（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an extract from zubtu’t tawarikh of hafiz abru，tr.by k.m.maitra in 1934）。）所写的引言（注：见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1981年。）依然是这种研究风格。


    而另一部分西方学者以汉文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如美国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 abi）的《明代出使内亚的两位使节》（注：“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载《通报》，1976年。）和他的陈诚西使记的英译（注：“a trantion of ch’en ch’eng’s hsi-yu fan-kuo chih”，载《明代研究》（ming studies），1983年秋。），美国女学者菲里西娅·海科的文章《一位15世纪的中国使节在哈烈》。（注：felicia j.hecker，“a fifteen-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93年。）


    本世纪初以后，渐有学者把汉学与伊朗学结合起来研究这一课题。法国蒙古史学家布洛晒（e.blochet）在其《蒙古史导论》（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中将撒马尔罕地的有关记载的波斯文摘出，译为法文并加注释。在诠释时，他粗略地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记载，开明代汉—波斯文献比较研究之先河，但他搜求汉文文献的能力毕竟有限。


    张星烺利用张伯斯的译文与《明史·哈烈传》作过对比研究。（注：《中国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269—270页。）但因不通穆斯林语言，其研究有欠深度。北京大学已故邵循正教授阅读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后，感觉尚不满意。他翻检《明史》，注意到《哈烈传》中提到沙哈鲁与驻守撒马尔罕的侄子哈里关系不睦，数构兵。成祖为此派出一名都指挥白阿儿忻台携国书致沙哈鲁，劝他与哈里修好。收录在《哈烈传》的这份明成祖国书长不过107字，前无抬头，后无署名，显然是一个节录本。撒马尔罕地也收录了一封明朝皇帝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的波斯文本。两相对照，他发现这份明朝的波斯文诏敕，就是《明史·哈烈传》所收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不过波斯文本译本篇幅更长，内容更多，当是全译本。邵先生的杰出论文《有明初叶与贴木儿帝国之关系》在汉文史料与波斯文献比较方面极为成功，指示了开拓这方面研究的新途径，有重要的意义。


    大约是因为明史学界与西域研究学界交流较少的缘故，邵先生这样一篇重要的论文很少见有国内外学者提及。例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弗莱彻1968年出版的论文《中国与中亚，1368—1884》（注：joseph f.flecher，“china and central asia”，载费正清主编：《中国人的国际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john king fairbank，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 foreign rtions，cambridge，mass.，1968）。），对明与西域关系研究有重要的贡献，但也未利用邵循正先生的发现。可见即使是兼通多种文字的弗莱彻这样的大学者，仍难以从事有深度的汉—波斯文史料的对比考证工作。


    法籍伊朗学者阿里·玛札海里1983年著《丝绸之路》一书（注：aly mazahere route de soie，paris，1983.），将明成祖致沙哈鲁的两份国书和盖耶速丁的游记译为法文并加注释。作者虽然努力利用译成西方的汉文史料，但因不通汉语，未能借鉴邵循正教授的研究成果。耿昇先生将此书译为汉文时，其亦未参考邵先生论文。（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28—30页。）从研究深度看，玛札海里稍逊于弗莱彻。其研究中有关盖耶速丁部分，因超出本文时间下限，留待今后讨论。


    本文拟利用汉文和波斯文史料，围绕陈诚出使前研究双方往来的事迹，以勾画陈诚出使之背景。

 一、虎歹达报丧与白阿儿忻台出使

    永乐五年（1407）五月，镇守撒马尔罕的帖木儿之子哈里派使臣虎歹达（khudaidad）送被帖木儿扣留于其境的明使臣傅安、郭骥等人归国。傅安向明成祖报告，帖木儿已死，其孙哈里继位。成祖派出都指挥白阿儿忻台等陪同虎歹达出使其国，往祭帖木儿，并赐哈里玺书。（注：《明太宗实录》卷68，册11，第693页；雷礼辑：《皇明大政纪》亦记：“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等自撒马儿罕还，改礼科给事中，赐文绮、袭衣。安等自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留撒马儿罕者十有三年，至是其头目哈里闻上即位，乃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安还，并贡方物。安等言：元帖木儿驸马已卒，哈里嗣之，乃帖木儿之孙。遂命指挥白阿儿忻台等往祭帖木儿，而赐哈里玺书、银、币，并赐其部属有差”（卷6，明万历三十年博古堂刻本，南京大学图书馆）。）


    有关沙哈鲁时代与明交往的波斯文史料中最著名的，是沙哈鲁朝的官吏哈肥子·阿卜鲁的著作《诸史大全》（majmu’al-tawarikh）。是书包括四部分。其第一部分述上古至先知（穆罕默德）的历史，第二部分述先知至阿巴斯朝的历史，第三部分述萨法儿王朝至西辽的历史，其第四部分哈肥子·阿卜鲁自题为《诸史之精华》（zubdat al-tawarikh）。阿肥子·阿卜鲁在这一部分中逐月、甚至逐日记录了沙哈鲁朝的大事，包括与中国的往来的史事，还收录了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的两封国书的波斯文译本和沙哈鲁国王回复明成祖的国书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本，及帖木儿帝国使团成员盖耶速丁出使中国的游记。


    《诸史之精华》记事起于回历807年（1404，永乐二年），止于回历830年（1426，宣德元年）。作者阿肥子·阿卜鲁本人逝于回历833年（1429，宣德四年）。其书有关与明交往的记载，几乎包括了永乐年间明与帖木儿帝国陆路往来的所有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较原先学者所常用的阿卜都·剌札黑·撒马尔罕地所记更为详实。将这些记载与汉籍对照，可发现其所记几乎件件有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当代伊朗学者赛义德·卡玛勒·哈只·赛义德·贾瓦的（sayyid kamal haj sayyid javadi）博士，自80年代起花费数年时间依据三种抄本对此书详加校勘，并参考法籍伊朗学者玛札海里的著作《丝绸之路》作注，又历时五年方在德黑兰分二卷出版了《诸史之精华》之校注本。此书不仅注解详实，而且附有校勘者前言与各种索引，便于研究者使用，为《诸史之精华》目前最优之刊本。笔者过去研究此课题时，所据波斯史料基本仍为阿卜都·剌札黑·撒马尔罕地的记载。去年北京大学滕慧珠老师从德黑兰访问归国，带来德黑兰大学穆札法尔·巴赫蒂亚尔博士向笔者惠赠的《诸史之精华》。巴赫蒂亚尔博士的赠书使笔者有机会依据此书重新审视、修订过去的研究成果，获益匪浅。《诸史之精华》的作者阿肥子·阿卜鲁（hafiz abru）名字的第一部分今音译为“哈菲斯”，本文从明代译例，音译为哈肥子。


    白阿儿忻台护送撒马儿罕使臣虎歹达（khudaidad）前往西域事，在哈肥子·阿卜鲁书回历811年（1408，永乐六年）叙事中有记载：在沙哈鲁进攻锡斯坦归回时，有关帖木儿去世的消息，传至中国，中国皇帝为吊唁派出使臣携诏敕和礼品来到哈烈，传达了本国君主的致辞。沙哈鲁与之交谈，并下令赐以礼品。数日后他们得到返回的许可，动身归国。（注：《诸史之精华》卷1，第275页。）这里提到的向中国通报帖木儿去世的使臣就是虎歹达，而中国方面的吊唁使者则是白阿儿忻台。


    虎歹达一行离境出使中国后不久，国内发生内乱，哈里失位，被帖木儿另一子沙哈鲁收系。沙哈鲁起兵，攻入撒马尔罕，命其子兀鲁伯（uluq beg）统治其地。明朝尚不知情，白阿儿忻台此行的目的地是撒马尔罕。白阿儿忻台是两国恢复关系后首位西行的明朝使臣，担负着了解帖木儿去世后国情变化的责任。在撒马尔罕接待他的应是兀鲁伯，他在西域想必听说了居于哈烈的沙哈鲁夺位的消息，和哈里与其叔沙哈鲁不睦之事。明朝若欲与帖木儿帝国保持关系，必定不能只与控制撒马尔罕的兀鲁伯往来。故白阿儿忻台继续前往哈烈，当是在撒马尔罕临时决定的。


    哈肥子·阿卜鲁在记载回历820年3月（公历1417年4月18日至5月17日之间），明使臣陈诚第二次出使哈烈时，提到dar karrat-avval kail?iyān-ii?ānāmada budand ba vaghtimuraji‘at amir-i sa‘id ahmad tarkhan asp-i buriba jihat-i pād?āh-i khatāy firistāda bud，“他们（按，指明）的使臣们首次来访，当返回时他（按，沙哈鲁）派阿迷儿撒亦地·阿合马·答剌罕（amir-i sa‘id ahmad tarkhan）[带]一匹bur马前往中国皇帝处”。（注：《诸史之精华》卷2，第666页；e.blochet，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london，1910，p.254。）这里所述明使臣首次来访，当即指明与帖木儿帝国解冻后首访帖木儿帝国的白阿儿忻台之出使。对比哈肥子·阿卜鲁的上述记载，我们可初步确定，白阿儿忻台是在这位阿迷儿·撒亦地·阿合马·答剌罕的陪同下离开哈烈归国的。


    《明太宗实录》永乐六年（1408）四月纪事中提到，“撒马儿罕头目沙黑·奴儿·丁”（?āh nur al-din）入明贡马之事（注：《明太宗实录》卷78，册11，第1053页。），白阿儿忻台到达哈烈事在永乐六年（1408，回历811）。自哈烈返回北京路途约需一年，上述沙黑·奴儿·丁入抵达北京时（四月），白阿儿忻台尚在归国途中。明成祖派傅安陪同沙黑·奴儿·丁归国，并明确要求他在访问撒马尔罕后再访哈烈，分别向哈里和哈烈头目（即沙哈鲁）颁赐。（注：同上书，第1053页。）


    此前虎歹达来使时已传来消息，帖木儿死后其位为哈里所据。《明实录》在这里既提到沙哈鲁的居地哈烈，足见有关沙哈鲁取哈里而代之事已为成祖所知；又称哈里为“其王”，似相互矛盾。笔者的解释是，很有可能白阿儿忻台抵撒马尔罕后，得知沙哈鲁已掌握权力，故决定继续西行前往哈烈，同时还派出信使回报明廷。而沙黑·奴儿·丁应系据守撒马尔罕的兀鲁伯则派出的陪同白阿儿忻台信使回访中国的人员。明政府虽然得此消息，但仍承认哈里为王，同时希望调解哈里与沙哈鲁的关系。在后面将讨论的明成祖国书中，我们仍可见到明廷的这种立场。傅安当初在留居西域的十三年中，曾遍访诸地，很可能访问过哈烈，也可能曾见过沙哈鲁。所以虽然他归国时曾希望告老，成祖在闲人之际仍再度命他出使。


    汉、波斯史料中均未提及白阿儿忻台首使西域归国之事。哈肥子·阿卜鲁记载，阿迷儿·撒亦地·阿合马·答剌罕所贡的马受到明成祖的喜爱。明成祖向他慷慨回赐，并命画师将此骏马绘成画。（注：《诸史之精华》卷2，第666页；e.blochet，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p.254。）这些活动均应与白阿儿忻台首次出使归国有关。后来明成祖遣使将此画携至哈烈，赠送给沙哈鲁。此画的一幅摹本现存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撒拉博物馆（topkapisaravi muzesi，巨炮宫），并曾于1981年刊载于《伊斯兰艺术》第一辑（imic art 1，1981）。次年（1409），傅安自哈烈·撒马尔罕还。哈烈使臣么赉（mu，今译作“毛拉”）随同入明，成祖命傅安再送么赉还国。（注：《明太宗实录》册12，第1241页。）这是傅安第三次出使西域。

 二、再使哈烈

    永乐八年（1410）二月丙午“哈烈沙哈鲁把都儿遣头目迷儿即剌入贡方物”（注：《明太祖实录》卷101，册12，第1316页。）迷儿即拉归回时，成祖派白阿儿忻台随同西行，再访帖木儿帝国，并“赉敕往谕之”。《明史·哈烈传》所刊此敕的节录亦见于《明实录》，文字大致相同。哈肥子·阿卜鲁书回历815年（1412，永乐十年）记事中亦提到：darin valāaz vyat-i khitāyi?iyān az pi?-i dāy ming khan pādi?āh-i?in va ma?in rasidandand，“在此时，来自契丹即华北和华南（?in va ma?in）的大明皇帝陛下的使臣到达”。（注：《诸史之精华》卷2，第458—459页。）从使团到达哈烈的时间看，与白阿儿忻台恰相吻合。


    此后，哈肥子·阿卜鲁附录了一份明成祖国书的波斯文本，即邵先生所录之国书。国书波斯文本中提到，明政府派往沙哈鲁处的使臣是du?ihun bai azksan。（注：《诸史之精华》卷2，第460页，倒数第一行；e.blochet，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p.248，波斯文第7行。）此名张伯斯和布洛晒均未对出汉名。邵先生对照《明史·哈烈传》指出，此名乃是“都指挥白阿儿忻台”的波斯文音译。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注：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


    他把这个人名复原为bai al-hintai。按此复原，这位明朝使臣有一个阿拉伯式的名字，但其后缀-tai“台”却提示我们此人是蒙古人。元代伊利汗国史家拉施都丁在其《史集》中提到，蒙古人女子名字以部落名加“真”后缀构成，意为“某部女子”，而男子名则多以部名加“台”（歹）的后缀构成，意为“某部男子”。如蒙古部女子可称为“忙豁勒真”（mongol-cin），札剌亦儿部男子可称为“札剌亦儿歹”（jyir-tai）。查波斯文原文，此名du?ihun bay azksan应校正为du?ihuy bay arkintay“都指挥白阿儿忻台”。bay为南部突厥语，与东部突厥语beg“匐”、“伯克”相当。arkin应为部名。今哈萨克中乃蛮部有arghin氏，可能与此名有关。如此说成立，则白阿儿忻台为乃蛮人。


    白阿儿忻台这次访问帖木儿帝国前后持续了三年，至永乐十一年（1413）六月才返回。随他东来的有帖木儿帝国各地贵族派来的使臣，如哈烈、撒马尔罕、失剌思（今伊朗设拉子）、俺的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所属费尔干那盆地东部之安集延）、俺都淮（今阿富汗北部与土库曼斯坦交界处之安德胡伊）等地，足见他访问了许多地方。


    邵先生的论文所录明成祖国书波斯文本提到一位随同白阿儿忻台第二次出访的千户dank chink。邵先生认为此人系洪武二十四年（1391）出使别失八里之唐征。查哈肥子·阿卜鲁原文及布洛晒所录撒马儿罕地所录明国书波斯文本原文，可发现随行的千户不是一位，而是两位。明国书波斯文本第24—25行提到另一位随同出访的一位千户su chu；同一行还提到一位随行的百户sun ghun chi。这两个名字邵先生均未能读出。


    有关白阿儿忻台西使的汉文资料并不很多。《明实录》记永乐十一年七月白阿儿忻台归来后，明政府“升奉使撒马尔罕等处官，旗指挥金事马哈目·火者为指挥同知，正千户锁住等为指挥佥事，试百户孙交等实授百户，总旗刘从善等为试百户，亡殁者，子孙如例升袭”。（注：《明太宗实录》卷140，册13，第1695页。）这些受封者应当都是白阿儿忻台的随行人员。比对一下明国书波斯文本与上述汉文记载，可发现这位从“正千户”升为“指挥佥事”的锁住，应当就是明成祖国书波斯文本中提到的su chu。而从“试百户”提升为“百户”的孙交是否就是明国书波斯文本中提到的sun ghun chi，笔者存疑。


    随同白阿儿忻台东行入明的沙哈鲁使臣也来了一封国书。这份国书中提到，沙哈鲁的使臣名muhammad bakhshi。邵先生将他音译为“谟罕默德·巴黑失”。这位随同白阿儿忻台出使明朝的muhammad bakhshi，应即《明实录》所载，永乐十一年（1413）七月，白阿儿忻台第二次出使西域归来时，明成祖所赐宴招待的“哈烈使臣马哈麻”。陈诚首使西域就是与此人一同动身的。马哈麻永乐年中曾数次访问中国，限于篇幅，笔者将另外讨论。


    现将永乐初陈诚出使前中国与帖木儿帝国使节往来简要归纳如下：


    ［原文载《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年。］

 开展内陆欧亚学的研究《欧亚研究》发刊词

    所谓内陆欧亚（eurasia），也称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内陆欧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是世界主要初级产品供应地和重要的消费市场。上世纪以来，由于这一地区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性被逐步揭示，内陆欧亚学已成为学术研究热点之一。


    自古以来，内陆欧亚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范畴，就生产、生活方式而言，其北部主要是游牧、狩猎和半游牧区，南部分别是东亚北方旱作农耕区和内陆沙漠绿洲区。其间，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形形色色的游牧部族。有史以来，北方的游牧民和与之为邻的南方的农耕民之间充满着和战相续的故事。北方草原是南方以农立国诸民族战马的主要来源地，定居民生产的谷物则是游牧民度荒过冬的必需品。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互相对立而又依存的关系的基础，是久已存在的草原的畜产品和农耕区的农产品、手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在战争时代表现为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掠夺，在和平时代则为贸易和通商。


    从语言和种族上看，内陆欧亚的北部在古代主要是操满—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萨莫耶语、芬—乌戈尔语和印欧语等的民族，南部从东到西居住着操汉—藏语、茶罗毗陀语、印欧语、闪含语的民族。从史料和文献的角度而言，这一地区分别使用过汉、满、蒙古、突厥（包括畏兀儿文、察合台文等）、藏、梵和佉卢、中古伊朗语的各种文字（粟特、花剌子模、和田塞语等），以及希腊、拉丁、波斯和阿拉伯文等各种文字。


    内陆欧亚长期以来受东部的汉文化圈，西部的东地中海文化圈（包括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和以阿拉伯、波斯为代表的穆斯林文化），南部的印度文化圈，和北部的突厥—蒙古文化圈的强烈的影响。古代史家通常将内陆欧亚游牧部族的活动作为定居文明的边缘附属物加以记录；在汉文、古波斯文铭文、希腊和拉丁文献、亚美尼亚、佛教文献、中古伊朗语文献、穆斯林文献中都保存着有关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记载。


    “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殖民者、冒险家蜂拥而东来，沙俄亦沿陆路东向发展。自19世纪中叶起，进入欧亚内陆“考察”的西方和俄国人日渐增多。所谓“东方学”便在这样的土壤、气候中蓬勃兴起，研究对象也逐步从起初的中、近东扩大到欧亚内陆地区，其诸学术分支中，以汉学、佛学、伊斯兰学、藏学、突厥学、蒙古学、满—通古斯学、阿尔泰学、伊朗学、中亚学和梵学（印度学）等对内陆欧亚研究的价值最大。而长期以来的研究实践使各国的学者们认识到，研究内陆欧亚任何局部都必须胸怀全局，也就是说只有加强内陆欧亚学的建设，重视带有全局性的课题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局部研究才能达到应有的深度。具体而言，中亚、北亚、东北亚乃至东欧、中欧历史的研究必须与整个内陆欧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内陆欧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于是应运而生。


    文化上的多元性使研究内陆欧亚的学者可以而且必须从多种文化的视角来探讨这一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比如研究塞种（sakā）的历史必须同时依据古波斯铭文、希腊文和汉文、梵文的史料；研究嚈哒的历史也必须掌握汉文、亚美尼亚文、希腊文、拉丁文、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的史料；研究哈萨克族古代史，则既可从大食、波斯地理学家的作品和汉文史籍有关欧亚草原游牧民的记载入手，亦可以汉文史料、《元朝秘史》或深入欧亚草原的欧洲传教士的记录等为主；研究蒙古史可以重点利用历代汉文和高丽史料，亦可分别以蒙古文、满文、藏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亚美尼亚文、拉丁文、畏兀儿文、察合台文及俄文史料为主；研究满学除需充分征引满文文献外，还应注意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民族语言资料和世界阿尔泰学的成果，诸如此类。这说明世界各国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均可以自己的专长从事内陆欧亚的研究，而内陆欧亚学也需要世界各国各种学术背景学者的通力合作。


    由此可见，内陆欧亚学是一门介于北方民族史、中亚史、北亚史、东北亚史、伊斯兰文化史、俄国史、亚洲史、欧洲史等诸学科领域之间的学问，其特殊的魅力和多彩的面貌，常常使研究者深感个人在科学面前的渺小——只有时时从邻近学科汲取营养，更新知识结构，永无止境地探求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才有可能不断推动这一学科的进步。知己知彼、兼通中外，则是内陆欧亚学对我国的研究者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


    数千年来，内陆欧亚及其周边地区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欧亚草原东西相距虽然遥远，但其间并无艰险的自然屏障，因而这里所有的游牧民有很大的流动性。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史前时期操欧罗巴语诸部族的东迁，深刻地改变了我国西北地区的种族和文化面貌。此后，匈人、嚈哒人、阿瓦尔人等部族一批又一批地西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亚乃至欧洲的历史进程。而辽金时代源于我国东北辽河上游奚族故地的蒙古伯牙兀氏（bayaut）远徙欧亚草原，定居于押亦水（jayaq，即今乌拉尔河）与亦的里水（etil，今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域，成为钦察突厥的一支，蒙古西征后又随蒙古军回到东方，其主要代表为元代朝中显赫的吐吐哈—床兀儿—燕帖木儿家族；发源于吐蕃的喇嘛教在明代为鞑靼接受之后，迅速散布到北起贝加尔湖的布里雅特蒙古，西及天山南北和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的吐尔扈特（卡尔梅克）蒙古的广大地域；则是内陆欧亚内在联系的典型例证。


    就我国历史而言，汉、唐、元、清时代中原政权在西域与大漠南北的活动，以及先后存在于中原与内陆欧亚邻接地区的边疆民族政权都是我国文化、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我国12亿人民今日拥有的赖以为生的辽阔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我国同内陆欧亚的历史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在我国，内陆欧亚研究可以说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传世的先秦文献中，就保存着有关内陆欧亚最古老的记载。我国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创造性地为当时称雄大漠南北的游牧部族匈奴单独立传，以《大宛列传》介绍西域诸国的情况，还在一些人物传记，如卷119《李将军列传》、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生动地描述了中原与北方草原交往的历史。他按民族、地域描述欧亚内陆的框架体系，被许多史学家继承。后代史书中的《四夷传》、《东夷传》、《北狄传》、《西戎传》、《外国传》，连同浩如烟海的官修典籍和私家著述、杂史、笔记、游记、金石和方志中的有关部分，都是古代中国学者对内陆欧亚进行研究的出色记录。


    满族兴起于内陆欧亚邻接地区——我国东北。随着对准噶尔战争的胜利，漠北、西北和西藏相继进入清帝国版图，又由于中俄之间产生的边界纠纷，当时已有学者开始致力于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以期了解边疆。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之下不断签订割地辱国的条约，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深感民族生存的危机，发展出一个与西方的“东方学”遥相呼应的分支——“西北舆地之学”，不妨认为是今日内陆欧亚学的滥觞。其代表人物有钱大昕、祁韵士、松筠、张穆、徐松、魏源和何秋涛等。他们治学严谨勤奋，眼界开阔，具有详前人之所未述的科学精神，可以说是我国内陆欧亚学的鼻祖。


    值得一提的是，1887—1890年，洪钧受命出任清廷驻俄、德、荷、奥四国公使。他发现西方学者利用的史料多有可以补充中国史书、而不为我国学界所知者，于是著《元史译文证补》，使我国学者眼界大开。洪钧以后，我国学者向西方和日本学习，人才辈出，把我国乾嘉以来西北舆地之学的传统，与西方近现代“东方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内陆欧亚研究的进步，使其面目日新月异。


    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特别是1978年以来，我国对中亚、北亚、东北亚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迭出，有了远较以往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内陆欧亚的游牧文明与其周邻的定居文明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不了解一方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另一方，只有把内陆欧亚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对世界文明有独特贡献的历史、文化区域，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研究，才能真正既了解游牧部族，也了解周边各大帝国的历史。相关学界的这一共识事实上成了我国当代内陆欧亚学诞生的标志。


    但是，也应该看到，与国外相比，尤其是在将内陆欧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方面，尚有一定距离。别的不说，像我国这样一个内陆欧亚的大国，迄今还没有一本以“内陆欧亚”命名的刊物，而国外这一性质的出版物却不断涌现出来，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anthropology&archeology of eurasia，armonk，ny：m.e.sharpe（原名soviet anthropology and archeology，1962年夏季创刊，到1992年春季号，出了30卷。主办单位就是出版社。trantions of articles from russian publications是翻译俄国各种出版物上的文章。1992年夏季号，改现名。因此是从第30卷开始。出到如今是第36卷，第4期。季刊）。


    archivum eurasiae madii aevi，ed.byp.b.golden，t.hsi-kun&th.s.noonan，otto harrassowitz-wiesbaden（1975年创刊，1982年出第2期。其重点在阿提拉匈人时代以后，即5至12世纪的乌戈尔［oghur］、不里阿儿突厥、苏拔［sabir］、也末［avar］、可萨［khazar］、匈牙利人、裴奇内克［pecheneg］和钦察［kuman］及与之有关的斯拉夫、拜占庭和操中古伊朗语民族、高加索、穆斯林文化区和中欧及北欧的历史）。


    eurasia antiqua：zeitschrift fur archologie eurasiens，ed.by deutsches arch?ologisches institut，eurasien-abteilung，mainz：p.von zabern（第一期标注年代为1995年，实际上是1996年出版的）。


    《ュ－ラシュ－ァシァ文化研究》（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north eurasian cultures），ed.by institute of eurasian cultural studies，faculty of literature，hokkaido university，前身为北海道大学北方文化研究室主办《北方文化研究报告》（hoppobunka kenku holoku），1939年创刊。出了十卷，到1965年合并于上述刊物。只出了一期，合并于《北方文化研究》（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north eurasian cultures），ed.b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north eurasian cultures，faculty of letters，hokkaido university，1968。


    其中，与本刊宗旨接近，因而最有借鉴意义的似乎是archivum eurasiae madii aevi。由此亦可见，西方传统的拜占庭、斯拉夫、伊斯兰、伊朗、突厥、高加索、乌拉尔等等学科已出现集合成为内陆欧亚学的明显趋向。


    我国是东亚历史最为悠久、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目前正在从事前无古人的伟大建设事业，既然与内陆欧亚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遵循世界公认的学术规范，潜心研究世界先进国家的治学方法，特别是学习他们基于前人成果之上的创造性，使我国的内陆欧亚学赶上世界的学术主流，作出应有的更大的贡献，我国新一代的内陆欧亚研究者责无旁贷。


    《欧亚学刊》的创办是我国内陆欧亚学发展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衷心祝愿《欧亚学刊》办成一份面向国内外学术界、有国际影响的出版物。


    ［1998年7月写于南京大学］

 《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序

    王东平自1994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选定清代回疆法律制度为研究重点。回疆为清代对今新疆天山以南地区的称谓。包括今新疆全境的广义的西域地区，自远古时代起就是东西各民族与文明的交汇处。西域的古代居民中，既有源自东亚的蒙古人种，也有来自遥远西方的印欧人，甚至还有肤色黝黑的南亚土著人成分。先秦时代的玉石—丝绸贸易是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内容。


    在中古时代，西域地区的政治历史与居民成分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在铁勒阿跌部统治下的回鹘人败于唐努山区的黠戛斯人后，其大部于840年从漠北草原迁居今天山东段南北地区，形成了高昌回鹘，统治区及于天山地区的铁勒、西突厥余部，使突厥语成为西域地区的强势语言。黠戛斯人灭亡回鹘之后，并未在回鹘故地久居。契丹兴起前后，在漠北占据统治地位的大约是阻卜部，即穆斯林史料中提及的yapaqu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不久，便率兵横穿漠北高原西征，辽军越金山而南，高昌回鹘成国辽朝属部。金朝建立后，辽皇室远裔耶律大石率契丹残部经漠北至中亚，建西辽，统治西域近90年，其中包括高昌回鹘。13世纪初叶，西辽末帝直鲁古失国，帝位为乃蛮可汗屈出律所篡。1206年成吉思汗建蒙古国后，占据天山东部的高昌回鹘与海押立的哈剌鲁部先后降附蒙古。此后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及其子孙逐渐控制了整个西域。14世纪中叶蒙古帝国开始瓦解，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西察合台汗国逐渐落入突厥化的蒙古巴鲁剌思氏贵族帖木儿及其子孙手中，东察合台汗国仍为察合台后王所据，而蒙古高原西部及塔尔巴哈台山脉地区则为斡亦剌惕—瓦剌人（即西蒙古人）控制。


    与上述复杂的政治史的变迁相应，西域的文化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天山南麓龟兹—焉耆绿洲原先操吐火罗语的居民，和塔里木盆地西南缘伽师—和田绿洲操中古东部伊朗语的塞种人，均逐渐放弃了自己母语，改操突厥语。而曾经在西域居统治地位的佛教，以及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流行的摩尼教、祆教、聂思脱里教渐次消失，来自西亚的伊斯兰教成为西域的主要宗教。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平定回疆后，政令伸及于此，与当地的传统习惯法共存，回疆的法律呈现出不同文化碰撞的颜色。


    探索任何课题都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研究清代回疆法律制度也不例外。但如欲在此论题上深入研究，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新疆—西域研究、史学研究、法律史研究和伊斯兰学这几个学科的学术传统。王东平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如其本人在其书前言中所述，此“课题属民族法制史的范围，兼跨史学、法学、民族学诸多领域，需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学方法要求尽可能地挖掘文献史料，包括档案、少数民族语文、外文资料中新的内容，追根溯源。法学研究方法要求利用法学理论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典型案例进行法学意义上的分析，透过法律条文本身更深地理解其社会意义。回疆地区自古为东西方文化汇合地，名物制度语源复杂，还应采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揭开掩于其上的面纱，探寻其历史渊源及文化蕴含。民族学研究方法则要求利用民族社会调查资料，研究其法律观念、民族习惯法等问题”。


    王东平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即师从新疆大学魏长洪教授，为新疆—西域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考入南京大学选定回疆法制为研究重点后，即仔细制定了学习研究计划，在中国史、法律史与伊斯兰学诸方面刻苦努力。获博士学位后，又赴北京师范大学在白寿彝先生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吸收各校治学传统的长处的基础上，积近十年不懈努力，他成为具备研究此课题素质的学者。


    从新疆—西域研究的角度切入，研究此课题时界定“回疆”的概念是首先应做的事之一。“回部”或“回疆”的概念至少可以追溯至元末。按明代新疆学者朵豁剌惕氏迷儿咱·祃祃·海答儿（mirzāmuhammad haidar dughlāt，1499—1551）所著《拉希德史》（tārikh-i rashidi）记载，14世纪40年代中期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之后，东察合台汗国的辖境包括“畏兀儿地”（uighuristan）和mangi suyah两部分。两其中之后者mangi suyah，《拉希德史》史释为“向阳地”。《拉希德史》的英文本注释者埃里亚特（n.elias）花费很长篇幅试图解释这个地名的语源。其实mangi suyah为蒙古语，其中之前者mangi在《元朝秘史》中音译为“莽来”等，原意为“额”，转义为“前锋”。而suyah显然为波斯文音译蒙古语sub?（意为“边界”、“边墙”）之笔误。在波斯语中辅音字母词中形-b-若将其底座之下之一个音点误添加一个，则成为-ya。而波斯文词末辅音-h往往表示短元音-a。质言之mangi suyah应订正为mangi subah，其意义并非为“向阳地”，而是“前方之边界”。《拉希德史》的作者海答儿虽然是蒙古人后裔，但因世居中亚，已不知此地名的原意，仅凭世代传说了解，难免以讹传讹。而当代学者若将自己属限于海答儿释义的圈子里，不另辟蹊径，自然很难破解其义。“回部”的地理概念存在了很长时间，在18世纪的俄文、德文文献中，有时沿用中亚穆斯林的术语，称“小布哈拉”（maлonБyxapnn）。此外汉人的传统术语“南路”（hahЛy），也为人广泛使用。近当代有些西方学者有时在喀什噶尔（kashghar）这个地名附加拉丁文表示地点的词尾-ia，成为“喀什噶里亚”（kashgharia），泛指整个“回疆”。


    从史学的角度看，回疆法制史这个课题属史学，其研究必遵循史家规范。尽可能充分地占有原始资料为史学研究之第一要务。而与回疆法制有关的史料从文字上看，既有汉文资料、少数民族语言资料，亦有外文资料；从内容上分，则有官修正史、典志、实录，封疆大吏的奏疏，各种方志，档案文献、契约文书，各种游记、见闻录、考察报告等。王东平在研究中从清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上谕档、理藩部档中收罗出许多资料，其中包括存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档案中的司法案件审理的材料，涉及凶杀、奸盗等类案件，这些材料包括回疆官员呈递的案情报告、判决意见、法医的鉴定材料、罪犯的供状等，展现了回疆地区从报案、司法调查、审案、拘押到执行完整的司法活动的程序，许多细节为清代其他资料中所缺。


    嘉庆二十年（1815），大学士托津等汇集清朝颁行的统治回疆的法律法规撰与《钦定回疆则例》，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朝政府经过增纂改修后，重新颁行。它是清代关于回疆立法和民族立法的最重要的成果，也是王东平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此外他所关注的与回疆有关的法律典章的汇集还有《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则例》等。作者在接触到的文献中发现，回疆各官衙均藏有《大清律例》，有的文献还提到在穆斯林社会中有此律例的察合台文本。这些发现均有重要学术意义。


    除实录之外，进入作者视线的史料还有：嘉庆年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和瑛所撰《回疆通志》，满洲正蓝旗人七十一（字椿园）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著《西域记》（又名《西域闻见录》），永贵、固世衡原撰，苏尔德增撰，乾隆三十七年（1772）成书的《回疆志》，清乾隆时无名氏所著《西域地理图说》写本（藏于四川省南充市西华师范大学）、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定的《钦定西域图志》、祁韵士的《西陲要略》等方志类材料；各种奏牍类公文集，如：正白旗人那彦成所编《那文毅公奏议》、左宗棠、刘锦棠的《左宗棠全集》与《刘襄勤公奏稿》及《松筠新疆奏稿》、《长文襄公（龄）办理善后奏议》、《布彦泰叶尔羌奏稿》、《奕山新疆奏稿》等。


    汉文史料之外，作者在研究中涉猎的民族语文史料中之重要者有：拜城人毛拉木沙·本·毛拉·艾萨（mu musa b.mu aysa）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写成之《安宁史》（tārikh-iamniye）和《伊米德史》（tārikh-ihaymidi）。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使用了新疆学者收集的南疆察合台文契约文书。作者使用的域外史料有哈萨克中玉兹末代汗瓦里之孙瓦里汗诺夫（Ч.Ч.Вaлnxahoв）在1858—1859年于回疆旅行后所写的报告集《阿特沙尔或中国天山南路省（小布哈拉）东方六城的状况》（ococtorhnnАлtыщapanлnшectnвoctoчhыxгopoдoвkntanckonПpoвnцnnhah-лycmaлonБyxpnnв1858—1859гopoд），1879年出版的沙俄军官库罗帕特金（А.h.kypoпatknh）的报告《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俄国人鲍戈亚夫连斯基（h.В.Бoгorвлehcknn）所著《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1875年出版于英属印度加尔各答的英国人福赛斯（t.d.fosyth）的《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英国人包罗杰（d.c.boulger）1878年出版的《阿古柏伯克传》，德国学者马丁·哈特曼（martin hartmann）清末据见闻编写的《伊斯兰东方》（柏林，1905年）和《中国新疆——历史、行政、宗教和经济》（哈勒，1908年）等。王东平特别注意到哈特曼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调查的穆斯林使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宗教经典目录，由此探求回疆穆斯林的教法派别、教法学理论体系。


    从法律史研究的角度看，回疆则地处游牧文化与绿洲农耕文化的结合部，其传统法律文化呈现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特色。回疆地区自公元10世纪伊斯兰教逐渐传入后，伊斯兰教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外来法律文化深深地植根下来。清朝统一回疆后，大清律及于回疆，造成作为世界五大法系（legal family）一员、源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的传统的中华法系与伊斯兰教法的接触的局面。而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则是蕴藏其后的社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王东平敏锐地意识到，在当前加快法制化的进程，法制问题日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的时候，在少数民族地区在贯彻国家政令的同时，如何考虑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维护社会稳定是各级政府所必须考虑的问题。研究清代回疆法律制度，深入探讨清政府统治回疆法制方面的成败得失，对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前已提到，回疆法制史研究涉及伊斯兰学。过去有些著作在注明源自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术语时，所注拉丁字转写形式往往取自不同的二手外文资料，以致同一术语的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转写形式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王东平在其书中确定，他所引述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拉丁字转写形式，基本采取《伊斯兰百科全书》（英文第二版）的体例。为印刷之便，仅在个别地方有所调整。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相信此书的出版是王东平求索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今后定会有新著问世。


    2002年9月4日写于南京大学


    ［《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作为“边疆丛书”之一种2003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序言收入本书时，有个别字句修改。］

 《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序

    案前的书稿，是张文德教授积数年之力写成的关于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的学术专著。


    明与帖木儿帝国几乎同时兴起于故元的废墟之上。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元祚既灭。明西境抵今新疆哈密。雄踞东亚的明帝国在西域所面对的是，故元贵族裂土割据而形成如下几支势力：


    一、在以阿母河（今阿姆河）与忽阐河（今锡尔河）之间为中心的绿洲农耕区，即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后裔建立的察合台汗国西部，为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蒙古巴鲁剌思氏贵族帖木儿所建立的帖木儿王朝，明人称其创建者帖木儿为“故元驸马”。帖木儿西灭伊利汗国，北攻钦察汗国，成为除明帝国之外蒙元王朝政治遗产的最大继承者。二、成吉思汗长子朮赤后裔在今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建立的钦察汗国在帖木儿的沉重打击之下已趋向衰落。三、在中亚东部，存在着两股较大的势力：其一为故元外剌部，即斡亦剌惕，明人称为瓦剌。此部元末脱离成吉思汗家族控制，从蒙古高原西北部迁至天山以北草原，与退入漠北的元帝后裔争雄于蒙古高原。其盛时力量伸及大漠南北，威胁明朝。其二为东察合台汗国。大致在蒙古巴鲁剌思氏贵族帖木儿控制察合台汗国西部的同时，居于今新疆阿克苏地区的蒙古朵豁剌惕氏贵族扶立察合台后裔，控制了察合台汗国的东部，明人称为“别十八里”、“亦里八里”或“养夷”，回回人先后称为“向阳地”、“小不花剌”等，上述几支势力中，最为强大的是帖木儿王朝。


    明朝的对外交往，分海路和陆路两条渠道。海路因成祖、宣德朝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特别是近年世界各国纪念郑和首航600周年的活动而为世人所瞩目。但明代与西域的陆路交通并未因郑和远航而萎缩。其实明初朝廷因与故元势力斗争的需要，对西域邻国更为重视。治明对外关系史者，不能不了解帖木儿王朝。有关帖木儿王朝的史料主要是以波斯文写成的，这是西方学者的传统研究重点。其重要者有：


    匿只木丁·沙米的《胜利之书》。（注：匿只马丁·沙米：《帖木儿驸马武功记》德黑兰波斯文刊本（nizām al-din shāmi，zafarnāma，tārikh-i futuhāt-i temur gurkāni，tehran，1987-1985）。）作者是报达城（今巴格达）人，1401—1402年（804，伊斯兰太阴历纪年，即通常所称之回历阴历。以下不再重复注明），帖木儿召见他，供给他材料，命他用普通人能够看懂的文笔修史。沙米在书中说，成吉思汗的祖先合不勒汗与帖木儿的祖先合出里（qa?uli）是兄弟，他们之间订立了盖有“红塔木花”（红印）的契约——合不勒汗的子孙得世居汗位，合出里的后裔则世居相位。后来成吉思汗与合出里的后裔哈剌察儿之间，都哇与哈剌察儿之孙也连吉儿（iiengir）之间都重新确认了这一契约，但契约文本在阿里算端在位的混乱年代中遗失。这个所谓“契约”，显然是沙米为抬高帖木儿家族的地位而杜撰出来的。但上述缺陷并不影响其著作对研究帖木儿朝历史的重要性。


    除沙米之外，舍剌甫丁·阿里·牙子底也写了一部同名的著作《武功记》。（注：舍剌甫丁·阿里·牙子底：《武功记》，乌隆巴耶夫塔什干，1972年（sharaf al-din’aliyazdi，zafarnāma，ed.by a.urunbaev，tashkent，1972）；牙子底：《武功记》卷1，德黑兰1957年重印加尔各答1885年伊拉赫达德刊本（sharafudddin’ali yazdi，zafar-nama，tome i，ed.m.iiahdad，calcutta 1885/ed muhammad’abasi，teheran 1336s）。）作者为帖木儿之子沙哈鲁（shahrukh，意为“王冠”）的随从。1428—1429年（832），东察合台汗国羽奴思汗被兀鲁伯俘获后，就同舍剌甫丁待在一起。书成于1424—1425年（828），其中许多部分取材于匿只木丁的同名著作，对察合台汗国史记载得较为简略。此书曾于1918年和1957年在德黑兰出版，1972年又有乌隆巴耶夫（a.urunbaev）塔什干勘本。目前尚无汉译本。


    《洁净园》（注：迷里·哈旺忒：《洁净园》，德黑兰1960—1961年波斯文刊本（mirkhwānd［muhammad b.sayyid burhāal-din khwānd shāh］，rawdat al-safā，tehran，1960-1961）。），作者是帖木儿朝贵族迷里·哈旺忒（mir khawand，意为“异密统治者”），原籍不花剌，父辈移居巴里黑，本人长于哈烈城（herat，元代之也里城，今阿富汗赫拉特），逝于1498年（回历903），书成于帖木儿朝末年。《洁净园》分为7卷，最初1848年和1852年分别在印度孟买和德黑兰石印出版，1891—1894年伦敦出版了5卷本，目前使用较广的是德黑兰1960—1961年刊本。《洁净园》有多种摘录本和欧洲文字摘译本，尚无汉译本。


    《贵显世系》（注：《贵显世系》（mu’izz al-ansab fi shajarat stin mughul），1993年笔者利用赴伦敦研究之机，从大英图书馆中复制携回。），作者佚名。抄本藏巴黎国民图书馆和伦敦大英图书馆。作者奉沙哈鲁之命，撰修成吉思汗家族和帖木儿朝世系。书中收录上述两朝君主、嫔妃及重臣姓名。至今尚无任何刊本，也无任何其他文字的译本。此文献国内图书馆缺藏。


    《木阴历史选》（注：木亦努丁·纳坦只：《木阴历史选》，德黑兰1957年欧班夫人波斯文校勘本（mu’in al-din natanzi，muntakhab al-tawarikh-i mu’ini，extraits du muntakhab al-tavarikh-i mu’ini［anonyme d’iskandar］，ed.par j.aubin，tehran，1957）；阿基姆什金俄文摘译，载《吉里吉思人及其地历史资料》，卷1，莫斯科，1937年（ahohnmnckaдapa，cпeдckoгoo.Аknmyшknha，matepnaлыпonctopnnknpгn3oвnknpгn3nn，выпyck1，mockвa，1973）。），此书除了利用木思脱菲和拉施都丁的记载外，作者比其他学者更多地使用了传说资料。欧班夫人（j.aubin）1957年在德黑兰出版该书的节录本，并定名为《史选》（muntakhab）。目前史学界常用的就是这个本子，笔者已从国外复制携回。尚无任何西方文字译本，亦无汉译本。


    《旅行者之友》（habib al-siyar）（注：宏达迷儿：《旅行者之友》，巴黎1853年波斯文节刊及法文节译合璧本，《突厥斯坦和阿母河北地区的蒙古汗史》（khwāndamir，habib al-siyar，histonire des khans mongols du turkistan et de transoxiane，extradite du habib essiier de khondemir，traduite du persan et apabne de notes，par m.c.defremery，paris，1853）。），作者是《洁净园》的作者迷里·哈旺忒之孙宏达迷儿，写于1523年至1534—1535年（929—941）。此书有1954年胡马义（j.huma’i）德黑兰刊本。全书尚无任何欧洲文字译本，亦无汉译本。书中有关中亚的部分，已由德福雷麦里节录出来，并译为法文，于1852年在《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c）上刊出（注：卷19，第58—93、216—288页；卷20，第370—406页。），1853年巴黎又有单行本问世，它是研究察合台汗国后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内蒙古大学有藏，南京大学有复印本。目前尚无汉译本。


    《拉希德史》，作者是明代叶尔羌汗国统治者米儿咱·海答儿，书成于1541—1546年。有察合台文译本。目前最流行的，是英国人罗斯的英译本。（注：米儿咱·海答儿：《拉希德史》，罗斯的英译本：《中亚蒙古人史》（mirza muhammad haidar-i dugt，tarikh-i rashidi，e.denison ross，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dugt，london&new york，1972）。）1985—198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英译本重译的汉译本《中亚蒙兀儿史》（上、下册）。（注：汉译本《中亚蒙兀儿史》，二卷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1986年。蒙兀儿这个译法最初是洪钧开始使用的，他没有考虑古代汉语的读音，极不科学，吾师韩儒林曾详论之，见《蒙古的名称》，载《穹庐集》，第148页。故此名不宜再用。）


    帖木儿王朝史研究近20年在国外来取得了不少新进展。美国学者孟茨的论文《帖木儿兴起前后的察合台兀鲁思——从部落联盟到征服军队的转变》（注：beatrice forbes manz，“the ulus chaghatay before and after temur’s rise to power：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ibal confederation to army of conquest，”central asiatic journal，卷27，第1—2期，1983年，第79—100页。）讨论14世纪中期的察合台汗国史、部落政治的帖木儿的兴起、帖木儿权力的巩固和察合台兀鲁思的转变等3个专题。孟茨还曾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著《帖木儿统治的管理与权威的代表》（注：beatrice forbes manz，“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in temur’s dominions”，central asiatic journal，1976，pp.191-207.）、《跛子帖木儿及统治权的象征》（注：beatrice forbes manz，“mamene and the symbolism of sovereignty”，in iranian studies，21，1-2（1988），pp.105-122.）及《跛子帖木儿的兴起与统治》。（注：beatrice forbes manz，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由于这些成果，孟茨成为当代国际上最知名、最活跃的帖木儿王朝早期历史的研究者。道罗提娅·克拉伍勒斯基的专著《帖木儿王朝的呼罗珊——基于哈肥子·阿卜鲁的编年史》，也是一部研究帖木儿王朝史的重要史学著作，其第二部分专门考证了呼罗珊的地名。（注：dorothea krawulsky，horāsān zur timuridenzeit nach dem tārikh-e hāfez-e abru.）日本学者川口琢司于1988年发表的论文《帖木儿和察合台异密们》（注：川口琢司：《帖木儿和察合台阿米儿们》（《temurとチガタィ·ァミ-ル达》），载《东洋学报》，1988年，卷69。），主要利用帖木儿帝国时代的波斯史籍，着重讨论了除了帖木儿和迷里忽辛之外，9个在中亚形成割据势力的诸侯家族的情况。而另一位日本学者ando shiro以德文发表的博士论文《基于〈贵显世系〉的帖木儿王朝的阿米儿们——有关14—15世纪中亚的贵族世系研究》（注：shiro ando，timudirdische emire nach dem mu’izz al-ansāb-untersuchung zur stammesaristokratie zentrsiens im 14.und 15.jahrhundert，imkundiche untersuchungen，band 153，herausgegeben von gerd winkelhame，freiburg（breisgau）univ.，diss.，1991，berlin，1992.），是一篇研究帖木儿王朝突厥—蒙古游牧贵族世系的力作。西方学者近年来有关陈诚出使的研究主要有美国学者莫里斯·罗沙比，他发表有题为《明代出使内陆亚洲的两位使节》的文章（注：morris rossabi，“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载《通报》（t’oung pao），1976年。），还把《西域番国志》译为英语。（注：“a trantion of ch’en ch’eng’s his-yu fan-kuo chih”，in ming studies，1993 fall.）美国学者菲里西娅·海科有关陈诚的论文（注：filicia j.hecker，“a fifteen-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in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1993.）也是一篇成功之作。作者把《西域番国志》中在描述哈烈（herat，今阿富汗赫拉特）时所记录的音译词汇成功地复原为波斯语，扫除了主要依据汉文史料进行研究的学者在阅读、校订史料时所面临的困难。例如，陈诚所写帖木儿王朝在其国内“道边多筑土屋，名‘朗儿歌’，以为憩往来之人留憩，免祁寒暑雨之患”中的“朗儿歌”，作者将之比附为波斯ngar，译言“客栈”。由此可知北图藏抄本中之汉字音译“朗儿歌”（注：《西域番国志》，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据明抄本景印，叶八。），应为“朗歌儿”之倒误。（注：在中华书局所刊周连宽《西域番国志》校注本（《中外交通史籍丛刊》，2000年）中，此名已校，见第71页，并见第80页注22。）


    虽然西方学者对帖木儿王朝的历史研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并不熟悉有关它与明朝往来的汉文史料。即便是懂汉文、且在研究明与帖木儿王朝史上有建树的学者，一般所能使用的汉文史料，也主要局限于有关陈诚西使的资料几部相对较为集中的文献。对汉文史料进行系统性爬梳和文献学研究，在境外基本尚未开始。而记载明与西域陆路往来的汉文文献勘称丰富。其中相对集中者有：除陈诚《西使记》之外，尚有《明实录》的相应部分、郑晓《皇明四夷考》、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罗曰褧《咸宾录》、茅瑞徵《皇明象胥录》、王宗载《四夷馆考》、陈仁锡《皇明世法录》，杨一葵《裔乘》，查继佐《罪惟录》、程百二《方舆胜略》及清初所修《明史·西域传》。查检过上述资料的学者都发现，各书内容互相重复之处甚多，孰为源，孰为流，从未有学者专门加以讨论。


    张文德1997年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西域史，次年考取博士研究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考虑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自身的条件，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与学术兴趣，张文德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优长之处，以汉文史料为中心，决定以理清明代汉文史料中有关西域记载的源流问题为主要关注方向。张文德在经过大量阅读之后，逐渐将自己的兴趣集中于明与帖木儿王朝交往的汉文史料问题上，深入系统地进行探讨，在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实践证明，他的选择应当说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除案前这部专著外，张文德还著有《中亚苏非主义史》（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及数十篇论文，其中重要者有《论伊斯兰教对中亚帖木儿王朝的影响》、《王宗载及其〈四夷馆考〉》、《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来华使臣》等。其研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学术界也产生影响。德国学者廉亚明（rslph kauz）在撰写学术专著《明与帖木儿王朝的政治与商业往来——中古时代晚期的中国、伊朗与中亚》时（注：ralph kauz，politik und handel zwischen ming und timuriden-china，iran un zentrsien im sp?tmittter，reichert veg，wiesbaden，2005.参见第288页。），就参考了张文德的论文《〈明史·西域传〉黑娄考》（注：载《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第25—33页。）、《〈明史·西域传·撒马儿罕〉辨误》（注：载《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94—96页。）、《〈明史·西传·失剌思〉考》（注：载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6—267页。）及其博士论文《明与帖木儿朝交往史研究——以汉文史料为中心》等。


    当前学风普遍浮躁，有相当—部分人过于追求“短平快”。近见《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刊有复旦大学刘卓所撰《哈烈国与明朝关系述略》。该文无论从史料范围，还是前人研究的搜求上看，都是一篇急就章。其实《西域研究》曾经刊出过张文德几篇同一领域颇有新见的论文。同一份学刊在短短几年出现的这样的差别使人很难理解。相形之下，张文德静心读书，认真思考，使人感受到学术后继有望。


    张文德的短处在于对伊斯兰史料的掌握不足，这也是我国伊斯兰时代内陆亚洲研究与西方发达同家的主要差距。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本专著是我国近年来在伊斯兰时代内陆亚洲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它的出版定会促进国内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我也相信张文德教授今后会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2006年7月10日于南京大学


    ［学张文德：《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

 《唐元四客卿史实考论》序札马剌丁与《大一统志》

    钱健先生《唐元四客卿史实考论》考察唐、元两代四位在华仕宦的外国人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札马剌丁与爱薛。我不懂隋唐史，只能从元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谈一点题外话。


    在世界各文明中心中，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相离较近，自古便有密切的联系。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与西亚相距不远，古人可循海道往来于波斯湾与印度河口之间，考古发现证明古印度河文明与西亚古文明之间亦间有往来。而作为东亚古文明的源起地的中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从大尺度地理看，远离其他各文明中心，处于相对较为封闭的位置。


    东亚大陆的北部是草原、荒漠与森林，因纬度高，严冬漫长，且远离东南季风影响区，气候干旱，不适于发展农业文明。其东濒临西太平洋的几个边缘海：日本海、黄海、东海与南海，隔海不远是大致与东亚大陆海岸平行的西太平洋岛弧：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台湾与吕宋列岛、巴拉望群岛。这些群岛人口与面积有限，互相往来不便，不足以独立发展成有世界影响的文明中心。西太平岛弧以东是浩瀚的太平洋。从华南至东南亚的东亚南部，山岭众多，交通相对不便。东南亚大陆以南的海中散布着数以千计的岛屿——印度尼西亚诸岛，交通相对不便。东亚的西部是沙漠—绿洲与高山（青藏高原），自古被人们视为畏途。因此东亚文明与其他文明相较，有很大的独特性。而以黄河、长江中下游农耕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则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在东亚历史、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千年以来一直起着火车头的作用。


    后来，由于交通条件的发展，东亚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离的状况逐渐改变。先秦时代中国与西方已经有间或的联系。西汉时张骞凿空西域，东西交通进入一个新时代。此后，东西文化交流经历了三个高潮时期，即：


    一、以两汉—隋唐佛教传入为标志的印度与西域文明输入高潮。


    二、以蒙元世界帝国建立为契机而出现的东西文明交流的新高潮。


    三、以大航海时代为起点的西方文明对世界各地的渗透。


    本书所考论的后两位人物札马剌丁与爱薛，便是上述东西交流第二个高潮时代的重要人物。元代是实行种族等级制的社会。札马剌丁与爱薛是均为色目人，其中札马剌丁是回回人，而爱薛是聂思脱里教徒，也属于广义的回回人。中国境内各民族绝大多数是世居民族。但有少数几个民族不是这样，回族为其中之一。明代以后，回回人形成自我意识，开始出现将回回人入华上溯至隋唐的著述。当代多数研究回回人历史的论着，均接受这种构建。


    实际上，唐宋时代泛海而来定居于中国东部沿海港市，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的蕃客人数极为有限，且其中除穆斯林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宗教的信徒。如果没有特殊的历史契机出现，这些落脚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蕃客，很可能会如同隋唐时代入华的景教徒、摩尼教徒一样，逐渐消失。换而言之，在回族的祖先中，源自唐宋时代外来移民的成分很小。当代回族人中，也极少有人可将自己的家系追溯至唐代。


    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武力扩张，造就了东起太平洋、西抵地中海、北逾北极圈、南达印缅的疆域空前蒙元帝国。大批回回人，包括官吏、学者、宗教人士、科学家、工匠、商人等，随蒙古军万里跋涉，来到汉地定居下来。其规模之大，堪称古代东西方之间最大的移民运动。入明以后，继续有域外穆斯林入华，融入已经定居下来的回回人群体。我国的回族人，主要是这些人的后裔。随着回回人的入华的，不仅是人员的流入，也是空前规模的文化的输入。伊斯兰世界的整个文化体系，如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药学、工程学、矿物学、语言文字学、宗教学等，均被回回人带入汉地，在这里落脚生根。


    札马剌丁（jamāl al-din），就是这一时代文化交流的重要代表人物，因此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札马剌丁又作札马鲁丁等，为不少元明史料提及，较为集中者为《元史》（如《天文志·西域仪象》，《百官志·回回司天监》），王士点、商企翁所编《秘书监志》及许有壬的《至正集》等。他是回回人，但汉文史料中仅称其为“西域人”，未确言其来自何处。伊利汗国史家拉施都丁（rashid al-din）在其所撰《史集》（jāmi‘al-tawārikh）中，在言及旭烈兀批准伊利汗国天文学家纳速鲁丁（nasr al-din）于伊利汗国境内的蔑剌合（maragha）建立测天台的背景时，提到元宪宗蒙哥合罕曾打算建立司天台，下旨由不花剌人马哈麻·宰底之子札马剌丁·塔希儿（jamāl al-din muhammad tāhir ibn muhammad al-zaidibukhāri）（注：（《史集》第3卷，巴库1957年阿里·扎德波斯文合校本与阿伦德斯俄译合璧本（paшnд-aд-Дnh，cпophnkЛetoпncen，Бaky，1957，t.3），俄译本，第48页；汉译本，第73—74页。）掌管其事。拉施都丁所提到的这位札马剌丁即本书所论及的回回科学家札马剌丁，足见他是不花剌人。


    札马剌丁不但是著名的回回星历学家，也是杰出的地理学家。他入元后在地理学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大一统志》的编纂。《大一统志》又称《至元大一统志》，钱大昕曾关注过《大一统志》的成书问题。他在《跋元大一统志残本》中说：


    考元时《大一统志》凡有两本。至元二十三年（1286）集贤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札马刺丁言：“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世祖嘉纳，即命札马刺丁与秘书少监虞应龙等搜辑为志，二十八年书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统志》，藏之秘府。此初修之本也。（注：《潜研堂文集》卷29，上海涵芬楼景印潜研堂全书本，四部丛刊。）


    钱大昕所据者为元许有壬所撰之《〈大一统志〉序》，该序原文与钱大昕所引略有区别：


    至元二十三年岁丙戌（1286），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札玛里鼎上言：“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世皇嘉纳，命札玛里鼎洎奉直大夫秘书少监虞应龙等，搜集为志。二十八年辛卯（1291）书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曰《大一统志》，藏之秘府。（注：《至正集》卷35，明崇道堂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除许有壬之外，元代另有其他文献记载了《大一统志》的编纂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元《秘书监志》。此项工作在该书卷1“设吏属”条又称为“纂修《地理图志》”。该工作始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该书卷4记录纂修过程特详。至于其简要过程，该卷记曰：


    至元乙酉（至元二十二年，1285），欲实著作之职，乃命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凡九年而成书。续得云南、辽阳等书，又纂修九年而始就，今秘府所藏《大一统志》是也。因详其原委节目，为将来成盛事之法。（注：高荣盛点校本，元代史料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下简称高荣盛点校本），第72页。标点符号笔者有更动。）


    这是说，秘书监在《大一统志》书成之后，总结编写此书的经过：兹事始于至元二十二年（1282），其基本方法是“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而目的是“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初步工作进行了九年。比较上述两书可知，《秘书监志》所谓经历九年工作所成之初稿，应即许有壬《〈大一统志〉序》中所言“二十八年辛卯（1291）书成”，规模达“七百五十五卷”的《大一统志》。钱大昕上述所谓“初修之本”，即当指此本。但他似未注意到《秘书监志》中的这一点。前已言及，据《秘书监志》所言推算所得之成书年份，为至元三十年（1293），与许有壬所称之至元二十八年相差两年。许有壬既为《大一统志》写序，肯定见过此书全貌，所记应更为可信。（注：笔者遍查《秘书监志》，未见有至元二十八年《大一统志》书成的记载。）如此说成立，则《秘书监志》所记完成初稿费时九年估计有误。


    前已提及，之所以《大一统志》的“初修之本”在完成后又重修，是因秘书监后来得到云南与辽阳的图志资料，遂据以修改原稿，又花费九年时间，方最后成书。钱大昕称此重修本为“再修之本”。《秘书监志》仅言增补原稿花费了九年时间，未言该书修纂第二阶段工作的具体起始与结束时间。至于重修本完成的时间，《元史》有大德七年（1303）“戊申，小兰禧（注：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73页校勘记［三］记：“小兰禧考异云‘小’当作‘卜’。《元秘书监志》作‘孛兰’。按本书同名异译尚有‘卜兰奚’、‘不兰奚’等。此处‘小’字当为‘卜’或‘不’之误。”）、岳铉等进《大一统志》，赐赉有差”（注：《元史》卷21，《成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50页。）的记载。这里的孛兰禧、岳铉等人所进之《大一统志》，应即《秘书监志》所提到的包含云南与辽阳部分在内的《大一统志》的增订稿。据此，则《大一统志》的重修工作应结束于大德七年。如果《秘书监志》所述增补工作花费九年可信的话，则增订工作应重启于成宗元贞元年（1295）。但实际情况却并非这么简单。查《秘书监志》中有下列记载：


    至元三十一年（1294）八月，本监移准中书兵部关，编写《至元大一统志》毎路卷首必用地理小图，若于编写秀才数内就选宗应星，不妨编写彩画，相应关请。如委必用图本，依准施行。（注：高荣盛点校本，第78页。）


    这是说，在至元二十八年《大一统志》书稿初成之后，增配地图的工作依旧在进行之中。绘制彩色地图的工作是一位名曰宗应星的文人承担的。此人在《秘书监志》中二见。人们不禁要问，增配地图的工作究竟是增订的一个内容，还是“初修之本”的继续？《秘书监志》还提到：


    至元三十一年（1294）十月二十六日，本监准中书兵部关，发到《至元大一统志》四百五十册，呈解中书省，札付发下右司收管。（注：高荣盛点校本，第78页。）


    联系到前文所引许有壬所称“二十八年辛卯（1291）书成”的《大一统志》，规模达“七百五十五卷”。这里所提到的三年后“呈解中书省”的四百五十册《至元大一统志》当属增订本的一部分。故而笔者推测，配地图的工作属于重修的范围。因此，重修工作至少在至元三十一年已经开始。且在增补过程中，全书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分批送呈中书省的。至于重修时增补云南地志部分的过程，《秘书监志》中有如下描述：


    元贞二年（1296）三月初五日，本监准中书兵部关，来文照得云南发到地理沿革事迹，除完备外有下项未完事理，早为行移，取勘完备，编类图册等事呈。奉都省判送，照得云南系边远地面，难与腹里一体。奉都堂钧旨：送兵部行移本监，就便计问差来任总管者。


    元贞二年三月十二日准兵部关，奉中书省札付来呈，准秘书监关，著作郎呈，云南行省所委编类图志任中，顺编到地理图册，甚是可取，盖缘秉志勤苦，通晓文学，久任云南，习知风土。据金齿未经供报等处，若令本官一就取勘编类，似望早得完备。都省准拟。（注：同上书，第79—80页，标点笔者间有更动。）


    可见云南与辽阳地志的增补工作并非同时展开，而是有先有后，首先开始的是云南地志部分。在增补过程中，秘书监接到云南地志资料后，发现其中有不完备处，特别是缺少了金齿的部分，为此秘书监上报中书省。秘书监认为云南本地官员“久任云南，习知风土”，他们补齐所缺部分更为方便。此议得到中书省的同意。据《秘书监志》记载，增补云南等地志部分篇幅为58册，其中包括部分甘肃行省的部分。（注：“大德二年（1298）二月初五日，据著作郎呈，奉秘府指挥，编类云南、甘肃地理图册，依上编类到云南等处图志，通计五十八册，合用装禙物料已经开坐，具呈照详……大德二年五月初五日，据著作郎呈，依上编类到云南等处图志，通计五十八册，未曾装禙。就唤到裱禙匠赵德秀等，计料到合用物料，开坐呈乞照详，移准中书兵部关呈，奉都堂钧旨，连送兵部，行移工部，比料实用数目无差，就行合属，依例应付”。第82—83页。）而增补辽阳地志内容的工作，《秘书监志》中亦有如下记载：


    外有辽阳行省地理图册，照得别不见开到本省所辖路府州县建置沿革等事迹，及无彩画到各处图本，难以编类。……候辽阳行省发到完备图志，再行编类，依例呈覆关请。（注：高荣盛点校本，第82—83页，标点笔者间有更动。）


    这是说，秘书监发现，大德二年（1298）收到的辽阳行省资料中缺少“所辖路府州县建置沿革等事迹，及无彩画到各处图本”，因此增订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只得等待辽阳发来更详细资料后，再行增补。辽阳行省方面如何回应，今已不得而知。但据《秘书监志》记载，次年秘书监就完成了辽阳行省地志的增补工作：


    大德三年（1299）七月二十八日，据著作局呈，奉秘府指挥编类辽阳等处图志并《至元大一统志》全部目录，今已编类上浄了毕，共计八册。所据合用裱禙物料，就唤到裱禙匠赵德秀，计料到下项物料，移准中书兵部关呈，奉都省判送，就行工部依上应付。（注：同上书，第84页，标点笔者间有更动。）


    该书还记载：


    大德四年（1300）四月十六日，据秘书郎呈，近蒙秘府指挥，编类到《至元大一统志》书四百八十三册，计七百八十七卷，仰子细校勘，若有差讹，就为改正。仍标出差讹卷目呈监。蒙此，校勘间又奉监官台旨，与著作郎赵从仕一同校勘。奉此，依上校勘了毕。中间差讹字様，已经改正，别无合标出卷目。今将元关出《大一统志书》四百八十三册随呈，缴纳还库交收。（注：高荣盛点校本，第87—88页。）


    可见大德三年重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开始装裱。次年校勘工作完成。重修本书成时，计483卷，787册。钱大昕考证《大一统志》的重修过程时写道：


    成宗大德初，复因集贤待制赵炞之请，作《大一统志》。《元史》载：“大德七年（1301）三月戊申，卜兰禧、岳铉等岳铉字周臣汤阴人徙居燕追封申国公谥文懿进《大一统志》，赐赉有差。”此再修之本也。此本卷首题：集贤大学士、资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孛兰肸，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秘书监岳铉等上进，正大德所修者。《史》以孛兰肸为卜兰禧，译音之转也。（注：《潜研堂文集》卷29，《四部丛刊》。）


    其“成宗大德初，复因集贤待制赵忭之请，作《大一统志》”一句，当出自于苏天爵《〈齐乘〉序》中语：“我国家大德初，始从集贤待制赵忭之请作《大一统志》，盖欲尽述天下都邑之盛。书成藏之秘府，世莫得而见焉。”（注：《滋溪文稿》卷5，清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此事亦见于《秘书监志》卷4：


    大德五年（1301）七月初二日，准兵部关，奉中书省判送本部呈秘书监关，据著作郎赵炞呈，照得编类天下地理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赐名《大一统志》。续有辽阳、云南远方报到沿革，及各处州县多有分拨升改不同去处，除将《至元大一统志》重行校勘，添改沿革外，须拣选通儒能书人员，通行写静进本，以备御览，实为重事。（注：高荣盛点校本，第85—86页，标点笔者间有更动。）


    《秘书监志》中还有如下记载：


    大德五年（1301）七月初九日，本监移中书兵部关，奉中书省判送兵部呈秘书监关，著作郎赵从仕呈，见为编写《大一统志》，除秘监发下《志》书一部在局编校外，照得在先亦有一部，见留中书兵部，中间多有不同。必须发下，互相参考。庶得归一成书。本部参详：《大一统志书》，若依著作所呈，令本部典吏时公泰专一收掌，赴局互相参考捡照，就令编写《志》书，了毕还部，似不点污损坏。具呈照详，覆奉都堂钧旨，送兵部将上项《志》书关发本监照用，事毕还官。（注：卷5，高荣盛点校本，第98—99页。标点符号笔者有更动。）


    对照上面两段史料，集贤待制赵忭并非如苏天爵所言“请作《大一统志》”，而是发现藏于中书省兵部的《大一统志》的本子（注：应即至元二十八年所完成的“初修之本”。）与增补了云南、辽阳、甘肃与各地沿革和地图的重修本之间，有不同之处。故而要求取出兵部所藏初修之本，与修订本进行核对，重行校勘，并抄录全本。按常理，学者通常会舍“初修之本”而取“重修之本”，而不必据两本逐一核对。之所以会这样做，较为合理的推测是，在重修过程中，因“初修之本”的底本藏于兵部，故而未能照顾旧稿与全书。


    钱大昕有关《元史》大德七年（1303）卜兰禧、岳铉进《大一统志》则语出《元史·成宗纪》。（注：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50页。）此事亦见于《秘书监志》：


    大德七年（1303）五月初二日，秘书郎呈，奉秘府指挥，当年三月三十日也可怯薛第一日玉德殿内有时分，集贤大学士卜兰禧、昭文馆大学士秘书监岳铉等奏。秘书监修撰《大一统志》，元钦奉世祖皇帝圣旨编集。始自至元二十三年（1286），至今才方成书。以是缮写总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进呈钦奉御览过。奉圣旨：“于秘府如法收蔵，仍赐赉撰集人等者。”钦此。（注：高荣盛点校本，第86—87页。标点符号笔者有更动。）


    《大一统志》的编纂工作，至此才算完成。至于《大一统志》的刊行过程，许有壬记曰：“至正六年岁又丙戌（1346）十二月二十一日，中书右丞相伯勒齐尔布哈（笔者按，即别儿怯不花）率省臣奏：是书因用尤切，恐久湮失，请刻印以永于世。制可。”（注：《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35，四库本。）因为许有壬序文未提及大德重修之事，故钱大昕认为至正六年刊刻的是初修本。（注：《潜研堂文集》卷29，四部丛刊。）


    此书的刊刻是在江南完成的。危素《送徐时之还勾吴序》提到：3年后，即“至正九年（1349）江浙行省承诏刻《大一统志》成，命松江府儒学教授姑苏徐君时之进之于朝”。（注：《危学士全集》卷5，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芳树园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大一统志》的刊行使其从藏于深府的秘典变为流行较广的文献，越来越多的人得以见之。故而在元末文人孔克齐开列“国朝文典”时，是书列于其中。（注：“文典”中所列官书如下：“大元国朝文典有《和林志》、《至元新格》、《国朝典章》、《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皇朝经世大典》、《大一统志》、《平宋录》、《大元一统纪略》、《元真使交录》、《国朝文类》、《皇元风雅》、《国初国信使交通书》、《后妃名臣录》、《名臣事略》、《钱唐遗事》、《十八史略》、《后至元事》、《风宪宏纲》、《成宪纲要》……”（《至正直记》卷1，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6页）此书作者并非孔齐。参见已故丁国范先生文：《〈静斋至正直记〉三议》，南京大学《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1987年。）


    《秘书监志》卷1提到，札马剌丁是“西域人，华言未通”。为便于工作，元政府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专门为他配备了一名通事。那么，札马剌丁平时究竟操何语言，他的母语是什么？《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条记“世祖至元四年（1267），札马鲁丁造西域仪象”十种。马坚先生曾作过研究。这些仪器的名称是反映札马剌丁语言的重要资料，笔者亦曾撰文研究。（注：《13—18世纪回回世俗文化综考》，收于《中国回族研究》，第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24页。）这里略作解释：


    一、“咱秃哈剌吉，汉言混天仪也。其制以铜为之，平设单环，刻周天度，画十二辰位，以准地面。侧立双环而结于平环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内第二双环，亦刻周天度，而参差相交，以结于侧双环，去地平三十六度以为南北极，可以旋转，以象天运为日行之道。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三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咱秃哈剌吉”乃波斯语zāt halqa的元代汉字音译，是一种测量太阳沿周天赤道运行的仪器。


    二、“咱秃朔八台，汉言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外周圆墙，而东面启门，中有小台，立铜表高七尺五寸，上设机轴，悬铜尺，长五尺五寸，复加窥测之箫二，其长如之，下置横尺，刻度数其上，以准挂尺。下本开图之远近，可以左右转而周窥，可以高低举而遍测。”“咱秃朔八台”乃波斯语zāt samwāt的元代汉字音译，是一种观测天空星座坐标的仪器。


    三、“鲁哈麻亦渺凹只，汉言春秋分晷影堂。为屋二间，脊开东西横罅，以斜通日晷。中有台，随晷影南高北下，上仰置铜半环，刻天度一百八十，以准地上之半天，斜倚锐首铜尺，长六尺，阔一寸六分，上结半环之中，下加半环之上，可以往来窥运，侧望漏屋晷影，验度数，以定春秋二分。”“鲁哈麻亦渺凹只”乃波斯语luhma-yi ma‘wajj，的元代汉字音译，是一种采用360度进位制，观测日影长度，根据其极大与极小值，确定春分日与秋分日的仪器。


    四、“鲁哈麻亦木思塔余，汉言冬夏至晷影堂也。为屋五间，屋下为坎，深二丈二尺，脊开南北一罅，以直通日晷。随罅立壁，附壁悬铜尺，长一丈六寸。壁仰画天度半规，其尺亦可往来规运，直望漏屋晷影，以定冬夏二至。”“鲁哈麻亦木思塔余”乃波斯语luhma-yi mustawi的元代汉字音译，是一种根据日昝极大极小值，确定夏至日与冬至日的仪器。其形制大致应与今撒马尔罕的兀鲁伯天文台遗迹相类似。


    五、“苦来亦撒麻，汉言浑天图也。其制以铜为丸，斜刻日道交环度数于其腹，刻二十八宿形于其上。外平置铜单环，刻周天度数，列于十二辰位以准地。而侧立单环二，一结于平环之子午，以铜丁象南北极，一结于平环之卯酉，皆刻天度。即浑天仪而不可运转窥测者也。”“苦来亦撒麻”乃波斯语kura-yi simā的元代汉字音译，这是一种类似我国古代浑天仪，但能用来运转窥测的仪器。


    六、“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苦来亦阿儿子”乃波斯语kura-yi arz的元代汉字音译，即地球仪。


    七、“兀速都儿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其制以铜如圆镜而可挂，面刻十二辰位、昼夜时刻，上加铜条缀其中，可以圆转。铜条两端，各屈其首为二窍以对望，昼则视日影，夜则窥星辰，以定时刻，以测休咎。背嵌镜片，三面刻其图凡七，以辨东西南北日影长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异，故各异其图，以画天地之变焉。”“兀速都儿剌不”乃波斯语usturlāb的元代汉字音译，是一种根据日光投影和星辰方位确定时刻的仪器。


    上述仪器的回回名的原名，虽然有些是阿拉伯字，但汉字注音所依据的却是波斯语式的发音，甚至反映出波斯语表示修饰关系的语法耶札菲（ezāfa）结构，足见札马剌丁的母语是波斯语。人们不禁会要问，札马剌丁是回回人，母语为波斯语，不通汉语，连日常交往也要依靠通事，而《大一统志》以汉文写成，他怎么能完成这件工作？笔者认为，这件事要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他是科学家。要绘制包括蒙元帝国全部疆域的舆图，就要将穆斯林地理文献与汉文图志拼合在一起，没有回回地理学家的参加是不可能的。且汉地科学传统上认为天圆地方，而伊斯兰科学界继承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传统，认为大地是球形的。编写《大一统志》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科学研究工作，只有汉、回学者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其次，札马剌丁作为秘书监的负责人，他在这项工作还担负学术领导工作。《秘书监志》记载：


    至元二十二（1285）年六月二十五日，中书省先为兵部元掌郡邑图志，俱各不完。近年以来，随路京府州县多有更改，及各处行省所辖地面，在先未曾取会。已经开坐沿革等事，移咨各省，并札付兵部，遍行取勘去。后据兵部令史刘伟呈，亦为此事。施行间据来呈，该准上都秘书监关。札马剌丁奏：“太史院历法做有，《大元本草》做里体例里有底，每一朝里自家地面里图子都收拾来，把那的作文字来。圣旨里可怜见，教秘书监家也做者，但是路分里收拾那图子，但是画的路分、野地、山林、里道、立堠毎一件里希罕底，但是地生出来的，把那的做文字呵，怎生？”奉圣旨：“那般者，钦此。”呈乞照详事。得此。六月十三日与本监焦尚书、彭少监等议得：翰林院、兵部各差正官，与本监一同啇量编类，似为便当。得此，除已札付兵部，摘委兵部郎中赵奉议，及札付翰林院依上差官外，仰照验钦依圣旨事意施行。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八月二十九日，本监照得钦奉圣旨：“编类地里图文字，钦此。”（注：高荣盛点校本，第72页。标点符号笔者有更动。）


    元初各地图志掌于兵部。一统天下之后，各地行政区划与地名皆有变动。为此札马剌丁要求，按以前太史院编修历法，有关部门编修《大元本草》的办法，大集天下资料，将各地所藏图志收拢至秘书监。此议得到世祖的批准。编修《大一统志》是一项工程浩大的工作，能否做好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收集到大量的资料。此后札马剌丁在数年中，一直为汇集资料而努力。至元二十三年（1286）三月初七日，他上奏道：


    一奏：“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理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毎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毎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这是说，元初蒙古军控制部分汉地时，所收集的汉文地理图志约有数十册。但如今从日出至日没之地（注：用今日的言语便是：东起太阳升起的太平洋之滨，西至太阳下落的地中海之地。），均是蒙元领土。除了已有的图志之外，边远的地方也应考虑在内。札马剌丁已经收集了一些伊斯兰世界的图志。为此他提议将汉地图志与伊斯兰图志拼在一起。此议也得到世祖的批准。向各省发出征集图志的通知后，各地并未很快上报。为此札马剌丁在同年八月再次上奏：


    一奏：“省里与文书来，随处城子里头有的地里图子、文字毎收拾将来者道来。至今不曾将来，勾当迟了有。如今疾忙教将来者，么道。省里再与文书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照得：除将已发到路分文字，见行照勘外，有下项未到去处，并边远国土，本监先为不知，各各名号已曾具呈，乞早将边远国土名号，及行下未曽报到图册去处，早为发到，以凭编类。


    他指出，各地上报舆图的工作进展太慢，编《大一统志》的工作因此耽搁。他请求世祖下旨各地催要，特别是以前不曾通知到的边远地区，也要增发通知。由于《大一统志》以汉文编纂，因此抽调有地理学专长的汉族学者参与其事，也是成败的关键。前面提到，在此项工作开始之初，便决定要“聘鸿生、硕士立局”。一些文献在提及此书的编修时，提及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如《经世大典》提到：


    惟我太祖皇帝开创中土而大业既定，世祖皇帝削平江南而大统始一。舆地之广，古所未有。遂分天下为十一省，以山东、西、河北之地为腹里，隶都省。余则行中书省治之。下则以宣慰司，辖路，路辖府、州，若县星罗棋布，粲然有条。至元间尝命秘书少监虞应龙等修《大一统志》。书在官府可考焉。若夫地名沿革之有异，城邑建置之不常，归附之期，设官之所，皆必有征，所以纪疆理之大，彰王化之远也。猗欤大哉。（注：《经世大典·序录》，《元文类》卷41，四部丛刊。）


    这里提到的虞应龙，正是札马剌丁点名向世祖要的人。《秘书监志》中保留有札马剌丁有关奏文：


    一奏：“有一个孔夫子的孩儿每根底教的陈俨小名，又有一个蛮子田地里有的秀才虞应龙，又京兆府根底一个秀才萧维斗，这地理的勾当好理会的有。那的每根底教将来呵，怎生？”么道奏呵。“教来者。再用着的蛮子汉儿秀才毎有呵，阿儿浑撒里理会的有，怎（注：高荣盛注：抄本作“恁”。）一处索者。”么道圣旨了也。（注：高荣盛点校本，第73—74页。标点符号笔者有更动。）


    作为科研工作的主持人，札马剌丁还设法为他们节省时间，免除杂务，以集中精力。一奏：“秘书监里勾当里行的人毎，别个勾当里迁的去了呵，地理的文字悮了的一般有，月日满呵，就监里添与小名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注：同上书，第75页。标点符号笔者有更动。）此外，有关编修工作中的各种费用，编修人员的“堂食”（略相当于今天的工作午餐），札马剌丁也想方设法解决。这些事迹在《秘书监志》中均有所反映。同样，如果关注爱薛与聂思脱里教徒在元代的生存状况，并将他们的活动置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观察，也有许多文章可做。相信钱健先生的著作当帮助于本领域的研究。匆匆书此，以为引玉之言。


    2009年元旦写于南秀村


    ［《唐元四客卿史实考论》为南通大学钱健所著，尚未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