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统一路》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一 传奇的开端 公元546年的冬天异常漫长。这年的年底，在亚平宁半岛上与东罗马人交战了数年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在国王多迪拉(tot)的指挥下重新占领了罗马城。然而，他们却无力守卫这座惨遭战火蹂躏的城市，被迫宣布退兵。与此同时的东方，同样争斗多年的两个政权也在一场攻城战后暂时停息了战火。与西方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损兵折将的东魏并没有攻下这座守备坚实的城池，却只因为一个人的倒下而全军撤退。 十二月，东魏军退往晋阳，上上下下惶遽不安，人心思反，士气低落。有人开始传播一个来自西魏的消息：在攻打西魏重镇玉壁的过程中，东魏的最高统帅高欢被西魏守将韦孝宽的劲弩射中，已经身亡，只不过真相被高欢的左右严密封锁了。 西魏境内的传言则更加传神，嬉戏的孩童都把“劲弩一发，凶身自陨”的儿歌挂在了嘴边，可怕的诅咒弥漫在两魏交界的黄河边上。 面对如此的危机，只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化解，他就是事主本人，东魏丞相、渤海王——高欢。 高欢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杀，但年过五旬的他已经身染重疾、力不从心。他勉力撑起病体，在中军大帐召集众多大将。环视帐内，将军们依然生龙活虎。自信都起兵以来，风风雨雨十六个年头，将士们出身入死，马上马下，几度干戈，几度浮沉，今日无功而返，情何以堪？ 看透高欢心思的老将斛律金肃然起身，道：“卑将今日触景生情，愿在帐中高歌一曲，以振军中士气！” 高欢两眼放光，欣然同意。斛律金遂用鲜卑语引亢歌道：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曲至高潮处，高欢情不自禁老泪纵横，和声共唱，于是整座大帐里都回响起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名曲《敕勒歌》。 高欢这个名字，是如此的掷地有声，他几乎是用一生改变了南北朝历史的走向。他那传奇的故事，以及与他势均力敌的对手，也会像《敕勒歌》一样，不断流传下去。而这一切，都从“传奇”的开端说起。 高欢的先祖出自渤海郡蓨县（今河北景县），高氏在当地是大族。五胡大乱，幽州是几燕的势力中心，高欢的曾祖高湖在后燕慕容垂手下任职，提出的意见未被采纳，还被免官。北魏入侵后燕，高湖就投奔了拓跋珪，官至右将军。高欢的祖父高谧做到侍御史，因为犯了事，被流放到北魏北方六镇之一的怀朔镇。高欢父亲高树那一辈一直就住在这个胡人聚居的地区，从语言到习俗逐渐与鲜卑军人没有什么差别。高欢出生后，高树还给他起了一个鲜卑名字：贺六浑。 与刘寄奴一样，贺六浑出生时也是难产，孩子下来了，老娘就去世了。幸亏他还有一位成年的姐姐，嫁给了镇上的狱队尉景，就把高欢接到家里来养着，小高欢才免却了夭折之灾。 高欢四岁那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北魏朝中发生了大事，孝文帝元宏在最后一次南征的归途中驾崩。太子元恪继位，是为北魏世宗宣武帝。 在《明主昏君》里我们提过，元宏临终之前，本打算将政事一概托付给弟弟彭城王元勰。元勰这个人是元宏兄弟之中汉文化水平最高，也最懂事理的一个，他深知官场复杂，权高盖主，将来必难全身而退，所以硬是不肯接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孝文帝无奈之下，便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加上太尉咸阳王元禧、尚书右仆射任城王元澄，六个人同为顾命大臣。 这六个人的地位各不相同，其中王肃和接替李冲之位的宋弁都是汉人，王肃更是南朝的降将，于皇帝家事自是远了一层。遗诏下来没多久，宋弁就去世了，王肃也倍受排挤，一直被限制在南方边境不得回朝，两年后死在北魏刚刚到手的南朝重镇寿阳。去掉了这两位，剩下的四位就都是北魏的宗室了：元禧、元详是孝文帝的弟弟，元澄是孝文帝的叔叔，元嘉则是孝文帝的叔祖，前两位权力较大，后两位则威望颇高。 新登基的宣武帝只有十七岁，被立为太子的年数也极浅，执政经验明显不足（北魏皇帝的成熟年龄不断延迟，不知道这是否也与汉化程度的加深有关系）。他最为信任的其实还是六叔彭城王元勰，孝文帝虽有遗诏，命他遵从元勰归隐的意志，他却不死心。宣武帝几次召见元勰，要任命他做丞相，元勰呢，则每次都搬出孝文帝的遗诏，执意表明自己不愿辅政的心迹。宣武帝不得已，只好任命他做持节、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想用一大堆官衔压住他，迫他在政事上对自己有所帮助。元勰屡次推辞不过，勉强接受，但也只是上任走走过场，对于权谋毫无兴趣。 元勰打心底十分欣赏南朝文化，在感情上倾向于做一个清流。问题在于，你既然身为宗室，处在权力的高层，想要一尘不染、独善其身地做一个宗室中的隐士，又怎么可能呢？元勰是个有才识也有能力的人，年纪也轻，明智的做法，就应该是在皇帝对他信任的前提下，主动接过重任，调协各方势力，以摆脱孝文帝死后北魏朝中权力争夺的危机。在这个时候，是绝不可以念小我而废大家的，这是元勰本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北魏政权的悲哀。 既然元勰不愿辅佐，宣武帝就只能向身边的亲信们“请教”执政要领了。常侍卫左右的左中郎将于忠（当年北魏猛将于栗磾的曾孙）乘机对宣武帝说：“辅政诸王（指元禧、元详等人），专横放纵，其意难测，陛下应该早日将其罢免，亲揽权纲。” 于忠向皇帝进谗言打压元禧等人，可不是出于什么国家社稷之大义，而完全是为报自己的私愤。于忠的父亲于烈是个领军，骄奢贪淫、喜好排场的元禧对于烈提出要求，请他从羽林虎贲军中退下来的老兵里头选拔一批人，给他做仪仗队，遭到严词拒绝。元禧怒火中烧，派人给于烈传话，说：“我，乃是天子的儿子（指魏献文帝之子），又是当今天子的叔父，身为元辅，向你提点小小要求，与皇帝诏书有什么区别？” 于烈的确也够烈，回答说：“我于烈不是不知道王爷的显贵，但是派人来要天子的羽林军，这是万万行不通的！我于烈的头可以给你，羽林军，对不起，给不了！”一句话给顶了回去。 元禧遭此“大辱”，便与于烈结下了梁子，他命于烈做恒州刺史，想把这个眼中钉贬到外地为官。于烈辞官不得，便称疾不出，私下里让于忠去皇宫里做“思想工作”。 宣武帝也看不惯元禧飞扬跋扈的样子，于忠的建议令他深以为然，暗中表示赞许。这一赞许可开启了朝纲乱事之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于忠的那句话，就不难发现它在逻辑上的问题。元禧的确“专横放纵”，甚至于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但是因此就将打击面扩大到“辅政诸王”，不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北魏朝中暂时能镇得住局面的，也就是这几位王爷，宣武帝久居深宫，若要亲政，一时没有可以倚仗的势力，那就相当危险了。 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春天，北魏皇帝准备举行祭祀宗庙的大典。依照惯例，祭祀前夜诸位王公需在宗庙东面的侧坊内用斋。宣武帝秘密让于忠通知于烈，次日清晨入内侍卫。 天一亮，于烈来了。宣武帝命他带上六十名卫兵，到各位王爷的寝所宣读诏书，将王爷们一个一个带到皇帝接见大臣的光极殿。 不一会儿，元禧、元勰、元详等人齐聚殿内，这架势哪里是请人，分明就是重兵押解哪。宣武帝见几位王爷并无防备，心中有了些底。 他开口说道：“朕愚昧不才，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也快三年，实在是多亏了诸位叔父的尽心辅弼。叔父们做得非常辛苦，朕今天便宣布亲理朝政，请暂回府上，自有职责安排。” 元禧被轻易夺权，心有不甘，可是宣武帝准备充分，实在无法提出异议；元勰是本来就无心为官的，没有任何意见；元详是几个叔叔里年纪最轻的，但也是最狡猾的一个，他预先就与宣武帝通了气，还说了不少元禧、元勰的坏话，皇帝出这一手他早有预感，料想不会给亏待了，当然也表示支持。 王爷们回到府第，就接到了皇帝的诏书：元勰免职，算是遂了他的愿（也是毁了北魏的前程）；元禧进位太保，得了个虚位，失了实权；元详则任命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捡了个最大的便宜。亲政一事于烈功劳最大，宣武帝恢复他领军的职位，另外还加封车骑大将军，得以参预军国之事。 权力在手却用不好的，宣武帝大约就是个典型。他整天接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除去太监宫女，那就是统领禁军的军官，以及宫中的侍卫了。他在这年内一下子提拔了一批亲信，如茹皓、王仲兴、寇猛、赵修、赵邕等人。这些人后来都被列入《魏书?恩幸传》，可见得都是些什么料了。 宣武帝还想起了他的亲舅舅高肇、高显等人，决定把他们召入宫内，封他们做公爵。高肇兄弟虽然早就是皇亲国戚，却都一直在高句丽呆着（有人因此怀疑他们其实是高句丽人），没见过啥世面，在皇帝面前手忙脚乱，闹出了不少笑话。宣武帝靠这一帮子人治理朝政，北魏不出乱子那真是奇迹了。 果不其然，才过了四个月，朝廷里就闹起动静来。丢了大权的元禧心中每每不自安，疑心皇帝要对自己进一步下手（从心理角度而言这是所谓权力失落症，有此顾忌其实也正常）。身边的护卫刘小苟还添油加醋对元禧诉说利害关系，搞得元禧心惊肉跳。他让长子元通潜入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在外接应，然而与亲信们商量对策。有人提议乘皇帝到北邙出猎的时候，占领洛阳，与之对抗，事情再不顺利，好歹也能割据河南，做个天子。 元禧这家伙，贪心很足，魄力却不大。几个亲信有的想造反，有的想观望，相互之间没有统一意见，元禧犹豫不决，最后散会，约定商量的事情，谁也不许泄露出去。 人心隔肚皮，这道理元禧居然忘了。会刚一结束，与会者之一杨集始便快马前往北邙，向宣武帝禀报此事。宣武帝即刻通知城中的于烈，对元禧严加防备，然后从容回城，捉拿元禧。元禧被人告了密，却还蒙在鼓里，闻听风声再想逃跑，哪还来得及。惊慌渡过洛水的他，在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落网，被押回宫中，面见宣武帝。宣武帝将他数落一番后，赐他自裁。他那个想在河内举兵起事的儿子，也被河内太守捕杀。 据说，北魏宫中有人凭吊元禧，为他写了一首诗，并且还一直流传到了南朝： 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 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与露。 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 人生一世贪婪，到头来两手空空、死于非命，这又岂是元禧一个人的写照？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二 北投与南征 公元六世纪的头十年，是高欢的童年时代，也是南北势力拉锯不下的十年。 我们说过，南齐末年，豫州刺史裴叔业向北魏献了寿阳。鲜卑大军不废吹灰之力，便进驻了垂涎多年的淮南地区，占领了寿阳、合肥等地。 当时南朝内部二萧（萧衍、萧宝卷）争斗得不可开交，镇南将军元英及多名边将纷纷上表，要求乘此良机，大举伐齐，统一南北。试想此时若孝文帝元宏仍在世，他或许会誓师洛阳，陈兵江北，以观“天命”吧。可惜宣武帝才刚坐稳位子，他没有发动任何明确的军事行动，只是让豫州刺史田益宗在边境上进行小规模骚扰，白白把千载难逢的战机错过。 到了两年之后，也就是北魏的景明四年（公元503年），萧衍已经取代了南齐，建立了梁朝，坐稳了皇位；北方的宣武皇帝却又改变主意，决定大举讨伐南梁。这里头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偏偏还不是北朝的王侯将相，而是两个刚从南朝投降北魏的人：一个是东昏侯萧宝卷的弟弟萧宝夤，另一个是南梁的江州刺史陈伯之。 萧宝夤是正宗的南齐宗室，齐明帝萧鸾的第六子。当年哥哥萧宝卷在位的时候，底下有人几次谋立他为帝，计划都没有成功。萧宝卷虽是个暴君，对他却格外网开一面，不予追究。萧衍大军攻占建康后，威望尚未确立，也不敢轻易动他，还封他为鄱阳王。 萧衍受封梁王，决定对萧宝卷的几个兄弟下手，他先是安排专人对诸位王爷严加看管，然后秘密杀害了萧宝夤的几个弟弟。萧宝夤的家人预先获取情报，连夜挖开院墙而出，在江边上准备了船只，供他潜逃。当时的情景，保命要紧，也容不得你萧宝夤摆什么王爷架子了。他换了黑布衣裳，腰间系上一千多文钱，穿着草鞋，徒步赶往江边。 一路可谓亡命之旅，天蒙蒙亮时，筋疲力尽的萧宝夤终于爬上了船头，脚底娇嫩的皮肉早已被磨得鲜血淋漓。王府的看守觉察到王爷失踪，火速赶往江边搜寻。萧宝夤急中生智，端坐船上，假装垂钓，在江心漂流。看守们距离甚远，看不真切，只当是个普通的渔夫，并不起疑。萧宝夤捱到卫兵散去，便渡过长江，投奔西岸的大户华文荣。 华文荣见来者竟是落魄的王爷，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便私下里领了几个最为亲信的随从，弃了家室，租了几头驴，与萧宝夤一同北上，昼伏夜行，来到了北魏新占的寿阳城。 驻守寿阳的正是北魏的资深亲王，扬州刺史元澄。他听说南齐宗室来投，心知这是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不敢怠慢，以车马来迎，以礼相待。萧宝夤一路跋涉，面容憔悴，狼狈不堪，风度却依然不减，极受北魏贵族的器重。在寿阳停歇数月后，元澄便派手下护送萧宝夤北上洛阳，面见魏宣武帝。（这场景不禁让人想起了当初投往北魏的刘宋宗室刘昶，造化弄人，三十年又是一循环） 陈伯之的情形则与萧宝夤截然不同，他与梁武帝并无大恨，事实上梁武帝待他不薄。在梁武帝反齐的过程中，他先是被萧宝卷任命为豫州刺史，镇守寻阳（今江西九江）。梁武帝派人劝他投降，他犹豫不决，最后见朝廷军形势有利，才献城投降，可是心中总怀观望之意，首鼠两端。直到建康方面大势已去，他才断了回头之念。梁朝建立，梁武帝对他委以重任，封他做征南将军、江州刺史。 陈伯之本是无赖出身，文化水平很低，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大字认不得几个，更别提那些简洁晦涩的正规文书了。他在府内养了一批旧时的狐朋狗友、乡里乡亲，一一任命为别驾、参军，专门帮他处理这些繁杂公事。 领导没文化，政治能力不强，下面的人自然就会借机作些损人利己的坏事。坏事做多了，就传到梁武帝的耳朵里。陈伯之本非自己的嫡系，梁武帝多少有些担心，正好陈伯之的儿子陈虎牙在建康，他便派陈虎牙去江州劝戒其父，又另外派人去取代陈伯之任命的别驾邓缮。 朝廷方面的这一动作，陈伯之还是能读懂的，他当时就上表指出：“我手底下的人都有能力，也有业绩，朝廷方面派来的别驾，我请求让他做我的治中。”南北朝的时候，别驾和治中都是刺史手下的佐吏。别驾，顾名思义，便是当刺史出巡时，另外乘坐一辆驿车随行；治中，字面上也很明白，就是管理内部事务，换成现在的职位，就是文书档案管理员。同是部下，别驾与刺史的关系要亲近许多，在实权上也大于治中。陈伯之如此处置，是摆明了自作主张，不接受朝廷给他安排的那一套。 邓缮深知夜长梦多，每天在陈伯之耳边吹风：“朝廷现在是国库空虚，兵粮缺失，东面又在闹饥荒，此乃取而代之的时机，不可错过！”不只是邓缮，陈伯之身边的其他心腹褚緭、戴永忠等人也对建康的新朝廷严重不满（好容易找到个糊涂上司服侍，你朝廷想来坏我的好事，怎么可以？），一致赞成邓缮的意见。 陈伯之想了想，对邓缮说：“我再向朝廷上书一封力保你，如若皇上还不听我的，咱们就一起反了。”果不其然，梁武帝很快就发了批复，命令陈伯之在江州找一个郡，安排邓缮去任职。 陈伯之看看没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就召集府内的将领佐吏，说：“我刚刚接到建安王（即萧宝夤，他在南齐时被封为建安王）的密令，他已经率领江北十万大军进驻六合，约我以江州兵力运粮东下。我陈伯之受齐明帝厚恩，自当誓死相报！”他怕大家不信，又拿出褚緭事先伪造的萧宝夤的书信，公之于众。这一招的确奏效，大伙儿一个个热血澎湃，发誓要反梁复齐，拥戴萧宝夤。于是陈伯之在府前筑起祭坛，歃血为盟，并且号令州内各郡，宣布“起兵反对建康的恶政”。 建康方面是早有准备的，梁武帝既然屡次三番地驳回陈伯之的要求，当然是做好了陈伯之窝里反的准备的。陈伯之这边祭坛上的血还没干，那边梁武帝已经发兵了。他命领兵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军讨伐陈伯之。 与此同时，江州所属的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太守郑伯伦不愿跟从陈伯之造反，率本郡士兵拒守。陈伯之决定先摆平南面的豫章，以绝后顾之忧，打通粮道，然后在挥师北上。 以为稳操胜券的陈伯之亲自率部南下，却攻不下一个小小的豫章城，相持之际，后方王茂已经逼近了江州的老巢。陈伯之腹背受敌，无心恋战，只好带着儿子陈虎牙以及褚緭等亲信，抄小道渡过长江，逃奔北魏境内。 （乱世之中，像陈伯之这样毫无政治原则可言的将领十分常见，著名的就有吕布、刘牢之等等，可以说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些人往往有个共同的特征，很会打仗，但却没有政治头脑，对局势的认识几乎为零，这类人若碰上和平治世，在军队里做个将军，还是足以胜任的；但若不幸撞上乱世，就很容易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了。） 到了北魏，萧宝夤和陈伯之南征的积极性无庸质疑，超过了任何一位鲜卑贵族。萧宝夤是国恨家仇、刻骨铭心，陈伯之是甫投新主、立功心切。两人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递上了请求发兵的决心书。 宣武帝很快就答应了这一要求（所以说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景明四年的四月，他先封萧宝夤为都督东扬州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齐王，给他一万兵马，驻扎在寿阳东城；又封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屯兵阳石（今安徽霍丘东南），先期驻于边境之上。 秋季淮水水位下降，是有利于北方军队南下的季节，北魏以任城王元澄与萧宝夤、陈伯之率领大军五万（北方冀、定、瀛、相、并、济六州征募的二万加上萧宝夤、陈伯之部的约三万人），进攻钟离；又以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义阳诸军事，进攻义阳。 南朝的军队自从魏孝文帝死后，除了裴叔业主动投魏的那次，已经好几年没跟北魏打过象样的仗了，偏又碰上改朝换代，战斗力可真是提不起来。东路的钟离方向，元澄分兵外围，一路凯歌，拿下东关（今安徽含山西南）、颍川（今安徽寿县西）、大岘（今安徽含山东北）、焦城（今河南中牟西南）、淮陵（今江苏盱眙西）等八座城池，接着又攻打阜陵城（今安徽全椒东）。西路的元英则攻破司州刺史蔡道恭借助地势布下的三道防线（当时南梁的司州治所即在义阳），将义阳团团围住。 刚刚建立不久的南梁王朝，第一次在战场上陷入了困境。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三 萧衍的难题 南方政权自齐明帝以来的将近四十年中，除却最东面的郁洲等地外，一直与北方以秦岭-淮河为界。孝文帝数次南征，争夺的也一直是淮南的重镇：钟离、寿阳、义阳，以及西头的南郑，这个我们在前头是多次强调过的。这条防线对于南朝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北朝军队轻松占领了寿阳这座防线的桥头堡后，又顺手夺取了合肥，如同一把利刃插入到南方统治的心腹地带，也打破了双方的势力均衡。何况，合肥、寿阳离南梁国都建康已然不远，不是南方重振旗鼓，夺取失地，将这把利刃顶回去，就是北方席卷江北，全面开花，直捣建康的皇帝老巢。这是一场没有选择的争斗。 战争的第一阶段，北魏的军队显示出强大的攻击能力，几路并进，多点开花。唯一的一处挫败是当东路元澄的军队试图攻打边镇阜城时，遭到南梁轻骑兵的突袭，被切断粮道。不过问题并不大，元澄下令撤军后，便转而以主力围攻重镇钟离。 陈伯之和萧宝夤的两支偏师也表现不俗，令南梁的军队无处突破。南梁将军姜庆真倒是想出了一条“围魏救赵”之计，他乘元澄攻打钟离之际，率部偷袭其后方的寿阳，攻下寿阳外城，一部分守军投降。 问题在于，姜庆真的破敌妙法不能得到决策层的充分支持，或者说没有其他友军及时的后续支援。外城被占领后，双方形成攻守之势，寿阳还有不少军队，主要包括裴叔业献城时的南齐将士，以及北魏接受时派出的将士。这些士兵在组织严密性上值得质疑，北魏将士对于南齐将士颇不信任，南齐将士的忠诚度也大打折扣，不愿死心塌地地为北军守城，再加上主帅元澄在外，对于后方战况尚不知情，寿阳城处在一个最为脆弱的节骨眼上。梁国军队若能大举支援姜庆真，在寿阳局部占据攻城的优势兵力，那么可能产生的两种战果无外乎：城防危在旦夕，元澄回援，钟离之围自解，并可觑机转入战略反攻；如若更加顺利的话，寿阳城一举拿下，元澄老巢被端，梁军便可形成包夹之势，吃掉元澄的军队。 两种可能因为南梁的决策失败没有成为现实。姜庆真虽一时迫使寿阳魏军婴城自守，但却不能形成足够的压力。城中的守军缓过劲来之后，由元澄的母亲孟氏出面主持大局。这位老太妃身为女流，却有几分草原民族的英豪气。她临阵并不慌乱，一方面撤掉防守外城不利的官员，一方面指派将领严守内城，并激励全城士兵，不分新旧老幼，都一视同仁，赏罚分明。一切布置完毕，她又亲自登城检视，指挥作战，不避矢石。这些举动果然大大提升了守城官兵的士气，主帅不在城中，却多了一位更令人敬佩的“女指挥官”，众人不再有异心。（花木兰的故事出自北朝传说，绝不是偶然的） 梁军没捞到任何好处，附近萧宝夤的军队得到了寿阳的情报，发兵来救，魏军内外夹击，激战一日，将姜庆真打得落荒而逃，彻底粉碎了南梁主动还击的力量。 让梁武帝感到焦头烂额的还在后头。面对钟离和义阳的两路吃紧，他分别派遣冠军将军张惠绍和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将军王僧炳出兵支援。张惠绍的任务是领兵五千押送粮草前往钟离，然而在邵阳洲（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一带遭到北魏平远将军刘思祖的拦截，一败涂地。张惠绍等十余名将领被擒，粮草也都做了见面礼（梁武帝生后来用俘虏的魏兵，才换回了张惠绍等人）。 曹景宗和王僧炳的一路主援义阳，步骑兵共计三万（可见南梁的兵力还是有不少的），对北魏的攻势应不处下风才对。王僧炳分拨两万军队前往凿岘（今河南信阳南），曹景宗以剩下的一万人为后继，企图扰乱魏军的行进计划。魏军西路统帅元英获知梁军行踪后，派遣冠军将军元逞等人在樊城（今湖北襄樊一带）阻击王僧炳的梁军，双方一交手，王僧炳大败，南梁士兵战死、被俘的就有四千多人，其余人做鸟兽散。（这个时段的南朝军队让人失望，几万的士兵，感情是豆腐做的？）曹景宗听说前师挫败，便裹足不前，不敢再增援义阳。 好容易撑到夏天，东面的钟离才传来一条所谓的好消息，由于降雨量增加，淮水水位暴涨，攻城的魏军无法驻扎，只好撤还寿阳。 西面淮水上游的义阳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司州刺史蔡道恭手中的守城士兵不满五千人，粮草也只够吃半年的，援兵迟迟不到，只好勉力硬扛。魏军攻城日夜不息，蔡道恭也毫不示弱，拿出守城的各种方法，一次又一次地打退魏军的进攻。战斗居然从天监三年的四月一直持续到七月，魏军死伤不计其数，连元英都要快绝望了。谁知城里又发生了变故，蔡道恭病逝了。义阳城转由蔡道恭的堂弟骁骑将军蔡灵恩和侄子尚书郎蔡僧勰代为防御。 正想打退堂鼓的元英可不会放过这个“彼竭我盈”的机会。他下令猛攻义阳，重新展开大战。 义阳的守军虽然众志成城，但毕竟是肉做的人，眼看着弹尽粮绝，回天无力，只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建康方面的援军身上了。（曹景宗那支完全成了观众的军队是指望不上了） 梁武帝真的又给派了一支军队，这次由宁朔将军马仙琕率领，一路转战向西，直接支援义阳。马仙琕乃是梁初名将之一，以作战勇猛闻名，梁武帝是想凭借他的战斗力扭转颓势。 对手元英也不是吃素的，此人是魏文成帝的弟弟南安王元桢之子，自小“性识聪敏，博闻强记”，武艺高强，更难得的是他吹笛子也是一把好手，还懂一点医术，是个高智商的全才。他父亲元桢因为参与了穆泰的那次谋反行动（参见《明主昏君》），被削夺了王爵。数年来元英憋足了劲，就是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一雪前耻。这场南北战争中，他对付南朝援军的手段十分对路，其诀窍就在于：重视情报工作，预做充分准备，截断援军和守军的联系，各个歼灭敌人。张惠绍和王僧炳的失败都是他的杰作。 第三次轮到了马仙琕。元英在义阳城东的士雅山（此山原来叫作大木山，东晋祖逖北伐时，曾送家属去此山避难，后人便以祖逖的字“士雅”来命名，以纪念这位北伐英雄）构筑营垒，先命诸将埋伏在山中，再派小股军队出阵，向马仙琕示弱。 马仙琕是个缺少心计的大将，这一路来也没遇到什么真正的抵抗，心里早就放松了警惕。他还以为魏军就如此不堪一击呢，便直扑元英大营。元英佯败，率部北退，顺势将一心想要生擒自己的马仙琕的追兵引到了山间的平地上。 元英见马仙琕乖乖地钻入了自己的包围圈，忽然掉转马头，发出信号，漫山遍野的魏军同时杀出，向梁军袭来。马仙琕准备不及，拼死抵抗，才逃出一条性命，一个儿子则死于乱军之中。 马仙琕遭此大败，一时半会儿也没法恢复元气。眼看义阳就要被攻下，他又硬着头皮继续进攻魏军，结果又是损兵折将。 当年八月，内外交困的蔡灵恩开城投降。义阳南面有三座关隘：平靖关、黄岘关和武阳关，义阳一失，三关守将都弃关而走。北魏占领义阳后，在此设立郢州。与东面以寿阳为中心的扬州（北魏设立的扬州，不是南朝的那个）呼应，在淮南地区形成一对钳子。 南梁在此窘境下，将防线又南移到南义阳（今湖北安陆），淮水一带的重镇就剩了一个东面的钟离还在控制之下。 倒霉的事并没结束。一年后（公元505年），本是裴叔业旧部、镇守汉中的夏侯道迁向北魏投降。北魏以尚书邢峦为镇西将军、都督征梁汉诸军事，迈过秦岭，攻占了汉中。梁州十四郡，皆入于魏，南面的益州，也岌岌可危了。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前的窘境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 南朝在刘宋初期，曾与北魏划河而治。宋武帝刘裕死后，丢失河南四镇，到宋文帝刘义隆时，尚有实力多次发起北伐，虽然败多胜少，但好歹稳固住了河南防线。宋明帝时由于举措不慎，才丢失了淮北四州，与北魏划淮而治。南齐二十多年间，南北大战四次，没有一次是南方的主动进攻，而全都是北魏孝文帝的南征（与宋文帝的三次北伐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嘿嘿）。南齐灭亡，寿阳又失，防线再移，这时候能保住淮南的一座重镇都成了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我们如果细心比较这些战争的过程的话，就不难发现。北魏每次南征，都是发动北方几个州的兵力，经由精心准备，分几路入侵，几方协调，相互呼应；而齐梁的这几次应对，都是以守城为主，各自为战，偶尔的支援和出击，也是头疼医疼，脚疼医脚，没有完备的全局规划，所以不仅是城池一座座的丢，援军也是一支支的败。因此到目前为止，抛开步骑差异、士兵战斗力以及统帅综合能力不提，南朝的战争动员力，就与北魏相去甚远。如果用现代的词汇说，北魏有能力打赢一场全面战争，而南朝只有能力打赢一场局部战争。这样的差距，焉能不败，防线焉能不一退再退？ 所幸，梁武帝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有能力扭转乾坤么？ 第一部 绝代双骄 四 丘迟书降陈伯之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回过头来仔细审视一下梁武帝萧衍。他二十多岁出道，就有人说他“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三十岁之后）则贵不可言。”好友王融更是评价他：“宰制天下，必在此人。”这些赞誉之词都不算说错。其实，以或褒或贬的态度来评价萧衍，都有失偏颇，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萧衍乃是整个南朝史上承前启后最为关键的人物，并且也是南朝二十七个皇帝中极其独特的一位。 一百七十年的南朝，到梁武帝萧衍即位的时候，已经过了八十年，刚好一半。如果说早期的刘宋还曾因为刘裕的武功威镇河北，因为元嘉的文治引人仰目，一度有过朝气蓬勃的景象，那么此时则只谈得上是消沉和落魄。从萧衍出生到梁朝建立的三十九年，历经十一个皇帝，执政者是三年一小换，五年一大换，即便是政局较为平稳的齐武帝时期，也还有一年之久的唐寓之之乱。朝廷之上礼崩乐坏、人伦丧尽，民间也难得一日安宁，人心思变。如此严重的忧患，体现在天下这个大棋盘上，就成了国土的日渐局促，政权的日益“猥琐”。 摆在萧衍面前的摊子，并不容易收拾。 萧衍很聪明，虽然利用南齐内部的问题夺取了政权，却深谙“得天下易，治天下难”的大道理。受禅当日，他一坐上皇帝的辇车，便对陪乘的重要辅臣、侍中范云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朕之今日，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范云反应极快，当下回道：“亦愿陛下日慎一日。” “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夏王太康失国，他的五个弟弟追述大禹的训导，写下了五首诫诗，这便是其中的一句，意思是说“君临万民，恐惧的心情就好比用坏掉的绳索来驾驭六匹马”，告诫统治者时刻要有危机意识，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对权力的态度应该是敬畏而非放纵。萧衍竟会用亡国贵族的话语作为自己执政生涯的开场白，意外之余，也让人惊叹于他无比清醒的头脑。 深受萧衍器重的范云出身寒族，大他十三岁，南齐时便同朝为官，又都在“竟陵八友”之列，同为萧子良的座上客，甚至还做过邻居，关系十分密切。萧衍消灭了萧宝卷，便让他做自己的大司马咨议参军，运筹帷幄，后来又升为侍中。 萧衍做梁王后，纳了原先萧宝卷的一个姓余的妃子，宠爱有加，渐渐妨碍到处理政事。范云私下进谏说：“当年汉高祖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入关平定秦朝时却不取秋毫，不幸妇女，这也是范增认为他志向远大的原因。如今明公刚平定天下，海内想望声誉之时，岂可拖累于女色呢？” 萧衍被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范云便自作主张，起草了一份命令，将余氏赐给将军王茂。萧衍有些无奈，对于这位老大哥的意图却只有赞赏，最终他默许了范云的作法。 登基大典上范云的警戒坚定了萧衍振兴朝纲的决心。天监元年（公元502年），他便下诏重修礼乐的标准，甚至以他本人丰富的音乐知识，亲自参与制定。这一举措谨遵儒家强调的礼乐教化之道，也是他开始推崇“移风易俗”新气象的第一步。 梁武帝改革内政的第二步，是于同一年下令删定修订，并于次年出台的法律典章《梁律》。在《梁律》之前，刘宋和南齐沿袭的都是西晋贾充制定的晋律，条款大同小异，齐武帝时期曾修定过二十卷的《永明律》，但与前朝旧律在篇目和制度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梁武帝的这次刑律改革，参照以前几朝的得失，又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共修成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光从篇幅上看就比过去完善了不少。新律强调“明慎用刑”，后来逐步将一些严厉的肉刑，比如劓鼻、刺字等等一概废除，又改革各项滥刑和赋税。总体而言，南梁的刑法是比较宽恤的（当然这在后来也产生了各种弊端，尤其对于贵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纵容，但这些问题在王朝的全盛时期尚不明显），再加上梁武帝与萧道成一样，提倡节俭，南梁的世风在几年之间就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又颁布一道诏令，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在建康开馆教授，推行儒学。开办国学馆讲学，前朝最盛的元嘉和永明年间都搞过，但都比不上梁代的规模。五馆的讲学，动辄成百上千，比得上现在名教授的公开讲座。学说分门别派，各有所长，连北魏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如清河崔灵恩、范阳卢广，也纷纷慕名前来，聚徒讲说。作为统治中心的建康城，俨然是一派天下儒学教研中心的气象。 对于士族与寒族之间的矛盾，他采取两手抓的政策：一方面下诏优显士族高门，从而获取士族阶层的拥护支持，并要求核实谱牒、严防冒袭，这就有效限制了士族数量的过度扩张，减轻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也注重从寒门之中选拔人才，像范云、沈约等人，都是寒族，写《宋书》的沈约是刘裕手下大家沈林子之孙，排得上是老牌的寒族了。范云是最受重用的大臣之一，只可惜死得太早，天监二年五十三岁就病故了。为了填补空缺，梁武帝提拔了寒族出身的徐勉和周舍，掌管朝中机要。这两位都是不到四十岁，梁武帝看重的是他们办事得力。可见在用人方面，梁武帝坚持的是惟才是任的方针。这些，还没算上他一直收在身边做亲信随从，后来在战场崭露头角的名将陈庆之。 枯朽的南齐经过一系列政策的“整修”，从内到外翻了新，梁武帝有了足够的底气和本钱，实现他锐意进取、复兴天下的计划。 梁武帝的计划以《北伐诏》的形式保存在《全梁文》中，可谓振奋人心，显然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先拿下重镇寿阳，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出徐州，平定中原，一路出义阳，夺取关中，各路齐进，会兵洛阳，生擒元恪，统一天下。 天监四年十月，梁武帝任命六弟临川王萧宏都督南北兖、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副手，统领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淮南东北），大举北伐，兵力总计数十万。自宋文帝北伐失败以来半个多世纪，南朝从未发动过如此强大的攻势，就连北魏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百数十年所未之有”。 北伐军的启动并不顺利，萧宏的前锋一部、徐州刺史昌义之攻打寿阳东北的边镇梁城（今安徽寿县东），却打不过北魏的平南将军陈伯之，吃了败仗。 陈伯之是南朝的降将，又不像萧宝夤那样与梁武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本没有道理死心塌地地为北魏卖命，阻挠南梁北进的步伐。萧宏对于此人的性情，拿捏得颇准，他让自己的记室（也就是重要秘书）丘迟给陈伯之修书一封，劝他投降。 丘迟以文笔闻名于世，得过梁武帝的亲自认证。他的劝降书是我最为敬佩的南朝文章之一。我们说过，陈伯之是个没啥文化的大老粗，也没什么品行（之前就反复了两次，已是三姓家奴了——虽则齐、梁两朝同姓同宗，多少有些“冤枉”他）。两军阵前，要用书信的方式劝这样一个家伙投降，在我看来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等同于对牛弹琴，而丘迟居然出色完成了任务！ 这篇陈情说理的美文（似乎还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写于天监五年（公元506年）三月： 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开国承家，朱轮华毂，拥旄万里，何其壮也！（先用好话把您老人家捧上天）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耶？（再刺激一下您作为军人的神经）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于此。（这句说的准确，其实陈伯之的降魏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手下人的鼓惑，自己有没一个真正的主张）圣朝赦罪论功，弃瑕录用，收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非假仆一二谈也。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倳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再举前人的例子给，陈伯之作个保证：既往不咎） 夫迷涂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迷途知返的道理谁都懂，关键碰上重恩不重刑的皇帝，更值得一试了）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祖坟、住宅都完好无损，留在南梁的亲戚女人都安好着，这是以亲疏利害劝诱回归）悠悠尔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怀黄佩紫，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传之子孙。（从好的一面展望投梁后的出路）将军独靦颜借命，驱驰异域，宁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姚泓之盛，面缚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离，酋豪猜贰，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从坏的一面警告顽抗到底的可耻下场）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图，自求多福。 全文洋洋洒洒五百来个字。以我猜来，最终打动陈伯之的，正是这最后一段。前面都是说理，而至此煽情，以情动心。出生南方的陈伯之，客居别国，怎能不思乡？即便亡命天涯，永不舍弃的，依然是归葬故里的心愿…… 陈伯之听手下为他念完书信，顾不上自己留在北方的儿子，便带上统领的八千兵众，从梁城投往南梁。他的儿子陈虎牙被北魏所杀，不到两个月，梁军前锋攻陷梁城，直指寿阳。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五 萧宏怯阵 梁军攻取的城池，不只一个梁城。从天监五年的五月到七月间，北伐军两线并进，先后拿下宿预（今江苏宿迁南）、梁城、合肥、羊石、霍丘、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固城（今山东滕县东）等十几城。其中不少都是在齐末梁初被北魏乘虚夺取的，现在失而复得，梁军的士气正是空前旺盛。 最值得一提的，是收复了除寿阳之外中段最重要的边镇合肥，而率军攻克合肥的，就是梁初第一将、豫州刺史韦叡。 大多数南朝名将都是北方人，不过他们的先祖早在永嘉之乱就纷纷南迁，在南方安居乐业已有百年以上。韦叡则不同。 韦氏一族西汉时出过一位大儒韦贤，官至丞相，因此后世在关中三秦地区发展，一直颇为兴旺（西魏名将韦孝宽也出自这里）。后秦末年，韦叡的祖父韦玄为了躲避做官，隐居在终南山中。刘裕入关灭秦，钦慕他的才华，征召他当自己的助手，做太尉掾（掾在汉晋是助手的通称，正的助手叫“掾”、副的助手叫“属”，比如掾史、掾佐、掾吏等等）。他似乎看透了乱世的纷扰无奈，对这份主动上门并且很有前途的美差辞而不就。不过按照《梁书》的说法，韦玄的两个儿子韦祖征和韦祖归（一征一归，也算是有趣）却都被召到了南方，在刘宋一朝为官。 韦叡是韦祖归的儿子。他出生的时候，韦家入宋才二十多年，上头还有两个早有名气的哥哥。韦叡自小好学，年轻的时候为人就很低调。伯父韦祖征到各地做郡守，喜欢把他带在身边，看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韦叡的内兄王憕和姨弟杜恽在乡里享有盛名，韦祖征就问他：“你觉得你自己和王憕、杜恽两个人相比，怎么样呢？”韦叡谦虚地摇摇头，不愿作答。 韦祖征笑道：“你呀，写文章或许比他们差一些，学识上则比他们强。若是说到治理国家、成就功业，我们这一族里，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你！”韦叡后来的确没有辜负这句预言。 韦叡先后在梁州、雍州做小官，依旧保持其低调的作风，在宋、齐两朝一片贪腐的大环境中，他独能做到清廉，拒绝接收别人的各种贿赂。 南齐末年，造反的队伍一支接着一支。他看不上陈显达的才干，也瞧不起崔慧景的懦弱，却偏偏看准了比他小二十多岁的本州刺史萧衍，认定他是“天下真人”，率众投奔萧衍，与其成为忘年之交。韦叡的眼光，丝毫不差于自己的伯父。 这时候的韦叡，已经六十岁，整整一个甲子。 “人生七十古来稀”，在韦叡的年代，能有多少人活过六十？不会太多。古往今来，又能有多少人，活到六十未做成什么大事，这才找到向往已久的奋斗目标，并依然保持一颗炽热的心，去实现“治理国家、成就功业”的伟愿？想来更少。但我能肯定，韦叡是其中的一个。 他不是没有命世之才，却苦于政治昏暗、苍生潦倒。他的心境，或许与祖父韦玄一样，无奈于欲为而不得为。梁初的一批将领，恐怕都有过类似的感慨，作为其中年龄最长的韦叡，感触应是最深的。 北伐大军挥师北进，身为都督的韦叡第一次有了一种报效国家的兴奋。 在攻打合肥东面的小岘时，他率领军队巡视敌军布下的围栅，城中忽然冲出数百人，在门外列阵，对梁军虎视耽耽。韦叡当即下令进攻，手下众将都说：“我们现在是轻装出动，只是巡查而已，不如回去披挂整齐，再来迎敌。” 韦叡答道：“不然，小岘是个小城，城中只有两千多守兵，如果他们闭门坚守，足以自保，如今无缘无故派几百人出城，必然是他们最为骁勇的士兵，想要逼退我军。如果我们能够打败这支军队，小岘自然就攻下来了。” 众人尚在迟疑，韦叡正色说：“朝廷命我都督各军，符节就在我手，绝非摆设，不得违命！大家力战，必能克敌！”在韦叡的指挥下，梁军士兵个个奋勇争先，果然把城外的魏军打得落花流水。梁军乘势猛攻，不到半天工夫就占领了小岘。 合肥城下，韦叡同样强调大胆用兵，并辅以策略。北魏派大将杨灵胤领军五万前来救援。韦叡的部下又认为众寡不敌，希望韦叡能够上表请求增兵。韦叡笑道：“敌军已到城下，现在我们才求增兵，于事无补。何况我们的兵力增加了，敌军更多的后援团也来了，还是得不到优势。古人云：‘师克在和，不在众。’（用兵贵在心齐，不在数量之多）”说罢挥师反击，大破魏兵。 韦叡不言后退、连战连胜的气势不仅让敌人丧胆，也让手下部将兵士心服口服。他在合肥城外的淝水上修建高大的堰坝，疏通河道，孤立城池，准备水灌合肥；然后又在淝水岸边筑城守卫堰坝。 魏军并不示弱，他们乘着梁军防备不稳攻陷了新城，接着带了工具，杀到堰坝前，想要将其凿毁。韦叡再次斥责手下退兵的建议，亲自上阵，带领守堰的士兵击退魏兵，然后点起大型战船，居高临下，从四面围攻合肥，万弩齐发，将督战的北魏守将杜元伦射死。魏军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合肥城重新姓了“梁”，并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南梁豫州的治所。 功臣韦叡声望大增，人们不但传说他“用兵如神”，也夸赞他“待人如己”，远近的民众慕名前来投奔，都愿意在他手下任职，为他效劳。为将之人，能得到如此爱戴，真是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了。 梁武帝能有如此将领，也真是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了。可惜，他在用人上还是出了大问题。 梁军阵中能够独当一面的强将很多，韦叡之外，前面提过的张惠绍、曹景宗、马仙琕、昌义之等人都是有头有脸有本事的人物。可是梁武帝安排的这个头儿，临川王萧宏，却是个“银样蜡枪头”，标准的纨绔子弟。 萧宏是梁武帝最为信任的一个弟弟，此人“长八尺、美须眉，容止可观”，人帅样子好，上场加三分……的确，古时统兵打仗，仪容也很重要，主将的外表对于一支军队的号召力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打仗毕竟是打仗，不是选美，战争的胜利，需要主帅的勇气、策士的谋略、三军的用命，缺了任何一条，即便是选美冠军来也是白搭。 韦叡年老体衰，上阵打仗连马都骑不了，只能坐在平板车上发号施令（不知道后来的小说家让诸葛孔明坐上四轮车，是否受了韦叡的影响），他的一言一行却让人感到勇不可挡的气势。仪表堂堂的萧宏则相反，他的“勇气”，都被用去搜刮钱财了。 《梁书》为萧宏开脱，说这次北伐时日已久，梁武帝颁了一道诏书，命萧宏班师回朝。这条记录，让人无论如何无法相信其真实性：且不说梁武帝锐意进取的决心，只看战场上全面飘红的优势，这事就不可能。 《梁书》是姚思廉及其父姚察撰写的史书，姚家在南朝做官，父子二人出于个人感情的因素，在书中用了许多隐恶的曲笔，关于萧宏的退兵，只是其中小小的一处。 比姚思廉稍晚的李延寿父子，一直在北方为官，就没有义务“为尊者讳”了。王爷萧宏的胆怯嘴脸，被完完全全记录在了《南史?萧宏传》中。 当时的形势，北魏东南边境只剩下一个重镇寿阳位于淮南，东线的淮阳位于淮北，也面临着失守的威胁。鉴于防线连连吃紧，宣武帝不断调兵谴将，先派荆州刺史赵怡和平南将军奚康生救援淮阳，然后任命元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率领十多万军马抵御梁军，继而，又调来前不久攻克汉中的度支尚书邢峦，都督东讨诸军事，与元英一同攻打梁城，最后由安乐王元诠统领后发各军，奔赴淮南以为支援。 这架势，便吓得萧宏寝食难安，特别是元英和邢峦，刚让南梁吃过大亏，他觉得不惹为妙。这个既无胆识，又无见地的家伙，想的只是如何保全自己，尽量见好就收。他在洛口召集众将，讨论撤退的议题。 跟随梁武帝多年的吕僧珍了解萧宏的脾性，附和说：“知难而退，倒也不错！” 萧宏点头赞许：“正是正是，我就是这么想的。”说着准备发撤兵令，下面就吵成一团了。 柳惔和裴邃首先不同意，说：“现在我大军压境，是我们攻，敌人守，魏国谁敢不服？难在何处？” 马仙琕决心更大：“王爷怎么能说‘亡国之言’？天子扫除境内之地，我们大家只有前进一尺、身死沙场，绝无后退一寸、苟且偷生的道理！” 脾气最火爆的是昌义之，他怒发冲冠地跳出来吼道：“应该将吕僧珍斩首！岂有以百万之师，轻言退兵的？我们有何面目回去见皇帝陛下呢！” 朱僧勇、胡辛生等偏将则以死相要挟，坚决不同意退兵。 萧宏害怕军士不听将令，口中的“退兵”二字哆哆嗦嗦咽了下去，军事会议不欢而散。但他还是明令“人马有前行者斩”，不许军队进攻寿阳，统帅不愿打而将领们战气正盛，梁军上下出现了不满情绪。 萧宏的不进不退被北魏大将奚康生看在眼里，他派部将杨大眼到元英营中，指出萧宏明显的怯战心态，建议元英进据洛水，必能让梁军不战而败。元英知道萧宏智商不行，但却顾忌梁军势大，又有韦叡、裴邃等名将指挥，主张坐观其变。 两军对峙了大约半个来月，九月底的一天夜晚，洛口忽然天降暴风雨，水位暴涨。驻扎的梁军发生骚乱，日夜胆战心惊、害怕魏军袭击的萧宏以为魏军真的来攻了，也不跟部下打个招呼，就带着身边的几个随从，骑着马往南逃亡。大营里的将领们梦中惊醒，四处找寻统帅，哪里还有踪迹？原本一起局部骚乱迅速演变成一场混乱，各部士卒四散奔逃，光是自相践踏就死了将近五万人。魏军还根本没有出动！ 隔岸观火的元英得到梁军崩溃的消息，喜出望外——萧宏果然是个草包，他点起兵马，乘胜追击，向梁军发起全面反攻。 怯阵的萧宏成了他们一路上取笑和戏谑的对象，从此北魏军中流传起一句顺口溜：“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 姥，音“母”，与“虎”押韵。萧娘（萧大娘）和吕姥（吕大妈），指的是萧宏和吕僧珍；韦虎，便是魏军唯一忌惮的南梁将领，韦叡。 第一部 绝代双骄 六 韦叡救钟离 洛口溃败，梁军的全面攻势随之化为泡影，之前在淮阳、义阳等地如火如荼进行的攻城战被迫放弃，宿预、梁城这些小城也先后弃守。 邢峦和元英的人马分别占领了宿预和梁城，梁军主力沿着淮水一路向东撤退，已无防线可言，而魏军的后援部队还在不断赶来。元英马不停蹄地追奔到梁军的屯粮要地马头（今安徽怀远南），将城中储备的粮草悉数运往淮北。 几无损失地得了数十万大军的粮草，元英赚大了。消息传到建康，满朝文武反倒松了一口气，他们认为魏军运粮的举动是北撤的信号，应该不会再渡淮南下了。 朝堂之上的梁武帝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说：“不对，此举必然是要进兵，先以运粮北上为幌子，放松我军的警惕。”战争远没有结束！他下命修缮钟离城防，并急令从梁城撤下来的昌义之带领三千兵马，进驻钟离，准备抵御来自北方的又一拨进攻。 梁武帝对于敌军的判断，非常准确，昌义之的守军刚在钟离城中整顿完毕，元英就从淮北卷土重来，几十万大军将南岸的钟离围了个水泄不通。中国历史上一场著名的攻防战拉开了序幕。 钟离城，位于今天安徽凤阳东北，是春秋诸侯国钟离的国都，到梁、魏对峙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复姓中有姓“钟离”的，便是钟离国的后裔，钟姓，也出自钟离氏的一支。春秋诸侯争霸，这里作为南北要冲，曾是诸侯聚会的地点。战乱时又有过霸王城、东鲁城的别名，相传项羽和鲁肃都修筑过此城，但已无迹可考。钟离城紧邻淮水的独特位置，在划淮而治的南北朝中期显得十分重要，钟离的西南是合肥城，东南的江东是建康，三个城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构成品字形。从钟离到建康，再无其他重要的大城，换言之，钟离若失，则魏军可以迅速挥师东南，饮马长江，兵临建康。钟离是南梁防线上的最后一道屏障。 在淮南沿岸几个重镇中，钟离城也是最难攻取的一个。离钟离不远的淮水下游，有两个比较大的小岛：邵阳洲和道人洲。邵阳洲较大，也更重要，连接北方的粮道必须经过这里；谁控制了邵阳洲，谁就控制了攻守战的主动权，而要在水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长期占据一个岛，何其之难？魏孝文帝那次攻钟离（参见《明主昏君》），就因为南齐军夺取了邵阳洲，而功亏一篑。 如何有效控制邵阳洲，保证攻城战的顺利进行，是困扰北魏君臣多时的难题。度支尚书邢峦深知其中窘境，对于攻打钟离很不以为然。宣武帝下诏让他领兵与元英会合，一起攻城，他却上表，认为“南军虽野战非敌，而城守有余；今尽锐攻钟离，得之则所利无几，不得则亏损甚大”，更何况就算直接受降，大军也没有足够的粮食守备，不如暂且收兵，寻找机会再做打算。宣武帝不听，催他进军。邢峦仍以士卒易疲、粮草不济、钟离天险、城无内应四条理由竭力反对，并指出如果真要进军，还不如出其不意，直接攻打江北的广陵，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宣武帝屡催不得，只好尊重邢峦的个人意愿，用镇东将军萧宝夤替换他，与元英同围钟离。加上在北岸支援的平东将军杨大眼，仅集结在钟离附近的魏军不下四五十万。 以马后炮来看，邢峦是对的，不过他提出的观点不足以让战场上过于顺利的魏军打道回府。宣武帝恐怕忘了，这场战争的开端是南梁挑起，魏军并没有周密充分的作战计划，四五十万大军是接连几批援军叠加的产物；南梁的北伐计划虽然失败，但他们的反击能力不可小视，他们的最高决策者梁武帝，比南齐的几位皇帝都要高明不少。 梁武帝明白在城防上梁军处于绝对劣势，他派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曹景宗率领二十万大军，从建康前往救援。这基本上是京城能够出动的全部精锐了。出发前，梁武帝命令曹景宗在道人洲驻营，等待其他各军的跟进。 曹景宗这个人，打仗厉害，但是贪婪成性，人品无法与韦叡相比。他不仅贪财，也贪功，一心想着要独霸救城的功劳，对于梁武帝谨慎再三的叮嘱不予理会。到达下游的道人洲后，他命援军逼近上游的邵阳洲，意图先期占领这个必争之地。 这时忽然天降暴雨，水位上涨，淹死了几个冒进的士兵。曹景宗无法行军，被迫退回到道人洲上，等待后援。（前一次的暴雨造成了洛口大败，这次老天总算帮了梁武帝一回）梁武帝闻讯大喜，心说天意支持我的作战计划，“破贼必矣”。 他又下令，命驻守合肥的韦叡前往增援，并受曹景宗节度。这一安排非常巧妙，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对手下的将领了解透彻。韦叡比曹景宗年长十多岁，但为人谦逊，淡泊名利，性格与好大喜功的曹景宗正好相反，两人又是同乡。以曹为正，以韦为副，既满足了曹景宗的心理，也发挥了韦叡的特长，是最恰当不过的将帅组合。 果然，韦叡收到诏令，立即日夜兼程赶到钟离城下，与曹景宗会师，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副手，而曹景宗也对老大哥礼遇倍加。两人合作亲密无间，进驻邵阳洲，筹划决战。梁武帝在朝中得报，欣慰地赞叹道：“二将和，师必济矣。” 韦、曹会师是在天监六年（北魏正始四年，公元507年）的二月。魏军围攻钟离城，已经有四个多月，城内的昌义之以三千士兵死战百倍于自己的对手，居然没让魏军占得一点便宜，也很不简单。这一方面是因为淮水相隔，魏军主力多在北岸，几个月来一半时间在下雨，攻城的军队无法有效行动，另一方面昌义之确实是个守城的专家，艰苦条件下将守城的艺术发挥到极致，魏军攻城死伤近万。 魏军统帅元英很聪明，他吸取以前攻打钟离城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初春多雨的特点，变以往北方人不擅长的水路运输方式为陆路，在邵阳洲两边用木栅围建两座桥，连接南北，自己在南岸攻城，让杨大眼据守北岸立城，确保粮道畅通。宣武帝一度担心师久兵疲，诏他退兵，他反复上表强调“理在必克”（一定拿下），坚决攻城。 韦叡细致地观察了魏军在邵阳洲上的布置，破敌计划便了然于心，冷笑道：“魏人已经是我的盘中餐了！”曹景宗在邵阳洲尾建了军营，离魏军主力较远，韦叡就向前推进了二十里，挖长沟，搭鹿角，由善于用马步测量计算的专家级部下冯道根负责，连夜施工。第二天一大早，魏军士兵出营一看，邵阳洲上分明是一座武器精良、盔甲锃亮，军容盛大的梁军大营，一下子惊呆了。元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比自己造两座桥费了好些时日，他狠狠地用权杖敲着地，说：“韦虎莫非是天神！” 曹景宗又找了几个水性好的士兵乘夜潜水进入城中，接近绝望边缘的昌义之守军得知援兵来了，意志恢复了大半，有了继续守城的动力。 元英终于感到了可怕的压力，心高气傲的他不愿收回对宣武帝的承诺，临时改变计划，攻击韦叡的援军。韦虎虽然不好对付，但魏军人数和实力仍在梁军之上。他派出最为强悍的猛将杨大眼，要将韦叡一口吃掉。 杨大眼是仇池杨难当的孙子，骁勇无比，所向披靡，还曾亲手擒获山中的猛虎。因为在战场上总是圆睁双目，令敌军士兵胆寒，因此都叫他大眼。南朝人传得更奇，说他“眼如车轮”，人人怕他三分。元英让他率领一万骑兵，冲击韦叡的军营，是要利用他对于梁军的威慑，打破韦叡不可战胜的神话。 韦叡坐在小木车上，将两千辆战车结集在一处，排成车阵。杨大眼的骑兵很快围了上来，将车阵堵在中间。你韦虎纵是插翅虎，也管教无处可逃。 杨大眼正欲缩拢包围圈，才发现大事不好。原来韦叡在每辆战车上都安排了一只强弩，只等杨大眼的骑兵近前，便架起强弩，一时齐发。魏军骑兵的甲胄，抵挡不住强弩的威力，死伤无数，杨大眼的右臂也被射穿，败下阵来。 第二天，主将元英整顿军马，亲自挑战，韦叡指挥若定，从容不迫。魏军又连败两阵。堂堂韦虎，名不虚传。 元英还想有所打算已经来不及了。三月淮水暴涨，决战的一刻到来。韦叡装备与桥等高的大船，安排冯道根、裴邃、李文钊等人各领水军，沿淮而上，进攻邵阳洲。自己则和曹景宗兵分两路，分别进攻北桥和南桥。梁军以大船载人，小船装草浇油，放火烧桥。火攻是梁武帝预先的授意，韦叡和曹景宗两人执行得很出色。 火借风势，红光冲天，再加上梁军士兵一阵狂砍，淮水又不断涌起，桥梁和木栅统统被毁。两岸以及邵阳洲上的魏军一片大乱，烧死、淹死、踩死、砍死的，有二十几万，淮河两岸沿途一百多里都堆满了魏兵的尸体。其余无处可逃，困在岛上、南岸的士兵，集体崩溃，放下武器，跪地投降。元英单骑逃往梁城，北岸的杨大眼也烧营而去。钟离保卫战，是南朝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胜利。 韦叡派人将胜利的消息通报钟离城内的昌义之。昌义之悲喜交加，什么话都不答，反反复复地叫着两个字：“更生！更生！” “更生”意即复活，是绝处逢生的呐喊，仅这两个字，足以让人体会到这场胜利来之不易。 梁军满载战利品，凯旋而归，曹景宗与各位将领争先恐后报捷，惟有韦叡孤零零一个人走在了后面。这位令敌人丧胆的睿智长者无意与同僚们争功，他在生命最辉煌的时刻再一次选择了低调。不过史家还是把他记作这场战役的主角，《梁书?韦叡传》结尾评价他说：“邵阳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七 高肇擅权 钟离是元英一生抹不去的阴影，也是北魏对南朝作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河北精锐，损失大半。梁武帝在建康城大赏群臣，北魏朝中则哀声一片。元英用兵失算，萧宝夤支援不力，死罪赦免，活罪难饶，被双双免官为民；只有杨大眼稍稍幸运，贬到偏远的营州（治所在和龙，今辽宁朝阳），充当兵卒。 元英在家只待了一年，宣武帝元恪就恢复了他的封邑，还了他的官位，代理征东将军之职。这是因为京兆王元愉造反，宣武帝环顾朝野，发现他才是负责讨逆最适合的人选。 宣武帝一朝，困扰最多的是宗室问题。宣武帝靠着兄长的意外被废，才得以坐上皇帝的宝座，他对于与自己同姓的宗室，潜意识里保持着警戒的态度。叔叔元禧的无故造反，对于他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元禧死后，他把政事更多地交给了高肇来处理。 论血缘和感情，宣武帝与高肇之间的确亲。高肇的妹妹是宣武帝的亲生母亲，他的侄女，则是宣武帝后宫宠爱的贵嫔。不久后，高肇又娶了宣武帝的姑姑，也就是孝文帝的妹妹高平公主。与皇帝有这三层关系相连，朝廷上下，谁敢不对国舅爷敬畏三分？ 然而高肇本人，却很缺乏安全感。他在朝中时日短，根基浅，更谈不上功勋和学识，要想在政坛上生存，就得拉帮结派，培养势力。 上面的人有心结交朋党，下面的人有心攀龙附凤，这是典型的供求搭配合理的经营模式。日久天长，投靠高肇的人多了，他的胆子也跟着大起来了。对于异己，尤其是皇帝身边的亲信，散骑常侍赵修、冠军将军茹皓等人，他想方设法要置之于死地。 北魏迁都汉化，全盘搬用汉人的政治体制，文化上大有长进（比如儒学），腐化程度也大有长进。想要挑出几位没毛病的官员，还真不那么容易。高肇四处搜集赵修、茹皓的罪状，成果颇丰。他于景明四年（公元503年）和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向宣武帝亮出手中掌握的证据，将两位不可一世的人物给扳倒。 赵修仗势骄恣，茹皓弄权纳贿，朝野共愤，死得并不冤枉。可告他们的高肇又何尝是什么好东西。为了保证弄死“眼中钉”茹皓，他不惜诬告，说茹皓伙同其他几名皇帝亲信，密谋拥立北海王元详作乱。 把皇叔元详牵扯进来，是高肇扫除异己行动的一部分。六辅失权时，只有元详不降反升，位在高肇之上，又与茹皓等人往来密切，高肇嫉恨已久。这一着，是高肇的杀手锏。 高肇的证据并不充分（本来就是，元详虽和元禧一样，是个贪横无耻的亲王，欺男霸女的事干了不少，但并没有想过自己当皇帝。无中生有，实在有点难为我们的高国舅了），但在宣武帝面前正好对路——叔叔兄弟抢皇位，是他最怕的事。他召中尉崔亮入内朝，弹劾元详“贪淫奢纵”，又以“怙权贪横”的罪名，赐死茹皓等人。 至于元详，宣武帝不想杀他，名义上下诏免他死罪，废为庶民，暗地里把他软禁了起来。半个多月后，他的家奴想救他外逃，事情败露，他终究被秘密杀害了（很可能也有高肇的授意）。 黑吃黑的结果，高肇连胜两局。他的气焰愈加嚣张，将魔爪伸向了后宫，支持侄女高贵嫔抢班夺权。正始四年（公元507年），皇后于氏莫名其妙地去世，人们传说是高氏下的毒手。 于氏生有一个皇子，名叫元昌，当时是宣武帝唯一的儿子，才三岁，高肇和高贵嫔当然不能放过这个将来可能登上太子之位的小孩。乘着元昌突患急病，高肇私下贿赂侍御师王显，让他有意延误治疗措施，不出几天，元昌就夭折了。 宣武帝痛失爱子，却怀疑不到是高肇做的手脚，宫内外的零星传言早被高肇的人严密封锁。正始五年（公元508年）七月，贵嫔高氏被册封为皇后，高家的权势更大了。（高肇专权施政，改动了许多过去有效的制度，以至怨声载道，人心愤怒。立高后之前，素来不问政事的彭城王元勰都出面反对，宣武帝执意不听，可见这时的高肇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 仅过了一个月，京兆王元愉声称得到密报，高肇弑杀了皇帝（“高肇弑逆”），并以此为名，在信都（今河北冀县）城南登坛即位，改元建平，起兵造反。 元愉是宣武帝的异母弟弟，他既讨厌高肇，又讨论兄长宣武帝。孝文帝在位时，他做徐州刺史，爱上了一个姓李的女人，纳她为妾。宣武帝即位后，为他娶了于皇后的妹妹为王妃，他不喜欢，心中独爱李氏（对于感情的专一在亲王之中倒是难得），两兄弟因为这事闹得很僵。有人告元愉贪赃，宣武帝把他召入内宫，杖击五十，外放他到冀州做刺史。 元愉越想越不平，宣武帝对另外两个弟弟、清河王元怿和广平王元怀非常好，却对自己这么糟；而且可恶的高肇也总在宣武帝身边说自己的坏话。他一赌气，便杀了冀州的长史和司马，扯起大旗自称皇帝。 元愉贵为亲王，兵力和号召力却很弱。宣武帝以尚书李平为都督行冀州事，前往讨伐，又重新把元英搬出山，以为后继。然而，根本用不着元英动身，元愉已经被李平以及驻扎在北面定州（治所在中山）的安乐王元诠打得丢了信都，出逃被擒。 宣武帝派人把他带到洛阳，打算当面训斥。高肇深恐夜长梦多，买通了押解的人，在走到野王（今河南沁阳）时将元愉给做了。（元愉次子元宝炬日后被宇文泰立为西魏皇帝，造反不成的元愉，在死后二十七年，阴差阳错地被儿子追尊为文景皇帝） 高肇的黑名单上还有一人——反对立高后的元勰。他知道元愉在徐州时与彭城王元勰关系不错，而元勰推荐的长乐太守（长乐郡的治所也在信都）潘僧固，被元愉胁迫参与了谋反。他便找元勰手下的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以官位做诱饵，一同诬陷元勰里通元愉，借此报复元勰。 这状告得离谱，元勰远离权力中心已有多年，挂的都是虚职，终日里以写文撰记度日，没有任何动机造侄子的反；对于元愉等亲王暴虐不法，他更是十分鄙视，怎么可能去淌这趟浑水？ 宣武帝对叔叔一向敬重，竟然相信了高肇与两名证人的一面之词，设下酒席，召元勰等亲王入宫赴宴。 元勰尚且蒙在鼓里，他的王妃李氏（就是李冲的女儿）刚生了孩子，因此并不愿进宫。宣武帝一次次派使臣召他，他才与李妃诀别，上了牛车进宫。 牛通灵性，似乎预感到宫内的气氛不对，在东掖门内（洛阳城的东南小门）的桥头止步不前，怎么打也不走。宫内又派人来催，随从无奈，挽着元勰才进了殿。 宴席散去，亲王们各自去侧殿休息。元勰刚准备入睡，一名皇帝护卫领着武士从门外进来，手中端着一杯御赐毒酒。 元勰不信皇帝会要杀他，申辩说：“我没有罪，请让我面见至尊（即宣武帝），虽死无恨！” 护卫答道：“至尊怎么可以再见呢！”（言下之意，宴席上已经见了皇帝陛下，现在赐你毒酒，就是要你死） “至尊圣明，不可能无事杀我，是谁诬告我，我愿与他当面对质！” 旁边的武士得了高肇的好处，不耐烦地手举刀环，朝他打去。元勰大声喊道：“冤枉哪，皇天！我乃忠臣，却遭杀害！” 武士又用刀环狠命击打，连推带按地逼元勰喝下了毒酒，怕他不死，上前又补一刀。次日清晨，元勰的尸体由被褥裹着，送到彭城王府。按照官方的说法通报家人：彭城王酒醉而薨。 痛失丈夫的李妃嚎啕大哭，骂道：“高肇枉理杀人，老天有灵，必叫你不得好死！”元勰的死讯传开，皇亲贵族为之哀叹，平民百姓为之流涕。洛阳城内的和尚悲痛得一天不进米食，喝水充作斋饭。（宣武帝和高肇大概都不会想到，元勰的人望有这么高，若真有心谋反，恐怕这对君臣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真是讽刺之极） 元勰死时年仅三十六岁，谥号武宣王（与元恪的谥号一样，只不过次序颠倒。从感觉上说，武宣还略强于宣武）。他的第三个儿子元子攸后来做了皇帝，追谥他为文穆皇帝。谥法上说：“保大定功曰武；善问周达曰宣；经纬天地曰文；布德执义曰穆。”这四个字，元勰都受得起。可惜，他居然死于小人之手。 第一部 绝代双骄 八 宣武帝失政 高肇杀了元愉、元勰后不久，被加封为车骑大将军，继而又升任司徒，位登三司（也就是所谓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小人如此得势，足可看出，北魏的衰亡已经不可避免。 清河王元怿是个明白人，他曾经在一次宴席上，乘着酒劲，挖苦高肇说：“天子的兄弟能有几个，按你的杀法，差不多要翦除干净了！过去王莽凭着国舅的地位，篡了汉室江山；如今看阁下的样子，恐怕最终也会制造祸端吧。” 元怿还劝宣武帝要防微杜渐，不可以放松警惕，并提出北魏是“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祸乱的根源，便在于此。宣武帝听了不以为然，笑笑作罢，依旧袒护高肇。 宣武帝手中掌握的是个处于大变革时期的帝国。孝文帝时代留下来的一项项制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贯彻与执行。孝文帝处理政事，极认真，也极负责。史载他“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的治世哲学是：“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身为执政者，如果不能够平等诚恳地以统一的标准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又岂能让天下人平等诚恳地做事，又岂能将改革措施一如既往地推行？ 宣武帝恰恰不能做到这些。他最擅长的，是佛教的义理。他喜欢在内宫召集天下名僧，亲自讲经论道（北魏中后期的皇帝，佛学的修养都不低，而以宣武帝为最甚）。大道理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堆，他本人并不能领悟多少。对于传承自前朝的政策与制度，他非但不能像父亲那样平等诚恳地执行，还大打折扣，很多东西到他手中就变了味。 比方说“俸禄制”，其本意是杜绝贪腐，改良官吏队伍。孝文帝处理贪官是绝不手软的，尤其对于皇亲贵族贪财恣纵，不是发配就是处死。宣武帝呢，则纯粹随心所欲，感情好了，根本不予处理。被杀身死的元禧、元详、元愉，一个比一个贪，倒台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执法严格，而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打压他们的高肇，一面举着打击贪污的招牌，一面下手比谁都狠：元禧被诛后，他家的所有财物珍宝奴婢田宅，全部被高家霸占。宣武帝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对舅舅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他的贵族，像广平王元怀这样的，也是一个劲地贪，只要皇帝信任，就不用担心任何惩罚。 姑息违法乱纪行为的结果，北魏的社会再也看不见孝文时代严谨的风气，洛阳城奢靡安逸的生活培养了一批不思进取的社会蛀虫，甚至出现了卖官鬻爵的现象。《魏书》认为宣武帝的水准相当于西汉的元帝、成帝和东汉的安帝、顺帝。以我看来，这是给了面子。宣武帝统治的十七年，比无所作为，更加糟糕。 宣武帝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对前来求和的柔然使者说：“你们蠕蠕先祖社仑乃我大魏的叛臣，之所以暂时不来攻打你们，只不过现在江南未平，所以让你们多活几天。想和我国通和，是不可能的。如若你们称藩修礼，那么我国自会优待于你。” 由此可见，宣武帝的目标是天下，他的抱负是要统一南北，廓清宇内。但他既不能像孝文帝那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也缺乏必要的战略眼光，白白浪费了孝文帝留给他的大好局势。 钟离之战前，他两次拒绝邢峦的正确建议，放弃在西线夺取益州，将大兵集结在东线，损兵折将之余，还逼得益州刺史王足投了南梁。钟离之战后，他并没有吸取教训，继续以东线为攻击重点，寻机报仇雪恨。没料想，旧恨未消，又添新仇。 郢州司马彭珍于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叛逃，带领梁兵攻打郢州治所义阳。悬瓠将领白早生也杀了豫州刺史司马悦，向南梁的司州刺史马仙琕求援。宣武帝派元英、邢峦南下征讨，没费什么工夫就夺回了叛降的各城，马仙琕也被元英击退。信誓旦旦的元英一路紧追马仙琕，欲报钟离之耻，听说韦叡的援军就在前方，便不再追赶。 （看起来元英是患上了“恐韦症”，即便有面对面报仇的机会也不敢贸然行动；同时也说明北魏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像过去那么让人放心了。此战结束后过了一年（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元英抱着终身的遗憾病故，“战神”韦虎也从此定格为北魏克星） 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形势反转。南梁的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发生内乱，守将刘晰被民众所杀，首领王万寿向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求援。卢昶派郯城和琅琊的守将张天惠和傅文骥前往救援，打败了南梁的守兵，占领了朐山。这时宣武帝又犯了战略方向的错误，他听从卢昶的上表请求，派出多支军队，累计十万多兵士，力图守住朐山。 朐山地处海滨，与青冀两州的治所郁洲（今江苏连云港）隔海相望（南梁的时候，郁洲是海中的一个小岛，不与大陆相连），是南梁北上进兵的前沿阵地，不容有失。而这个小镇对于北魏的意义则没有那么大，它并不位于北魏南下的主干线上，离南梁其他的战略要地也不近，一时花大力气守住了，也不可能以此为据点，向南推进。守朐山，根本是赔钱的买卖，性价比太低。 这一观点，是御史中尉游肇等人所认同的，宣武帝却想不到。统领大军的卢昶，是北方名门之后，与高允同时代的卢玄之子，读书好，学问大，指挥作战一窍不通。他的大军没有办法进入朐山参加防御，也不能对攻城的马仙琕构成威胁，甚至连粮草都无法运入城。 十二月，守朐山的傅文骥弹尽粮绝，向马仙琕献城投降。之前没有一点表示的卢昶见朐山丢了，骑上马就跑，十万魏军跟着溃散。淮北普降大雪，从朐山到郯城的路上，遍地都是冻死的、冻坏手脚的北魏士兵，加上马仙琕所率梁军乘势砍杀和俘虏的，魏军损失八成以上。 朐山失利是钟离之后北魏军事上最大的惨败，两大失败都发生在宣武帝时期，令他戴上了“外战外行”的帽子，并不是偶然的（如果说高肇专权是北魏衰败的内部标志，那么钟离、朐山的惨败则可以说是北魏衰败的外部标志）。 南方的梁武帝受到胜利的鼓舞，三年后（梁天监十三年，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在降将王足的怂恿下，开始在淮水下游的浮山（今安徽五河一带）修筑拦淮大堰，想要水灌寿阳，除掉这个心头之患。虽说中国古代水利一向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梁武帝还是太异想天开了，完全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条件。浮山堰工程上马后，经过近两年耗人、耗力、耗钱、耗时的“艰苦奋斗”，终于建成，总长九里，高二十丈（相当于三十多米，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坝，可那年头也没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申报呀），一时间令寿阳守军颇为紧张。然而就在建成当年的秋天，洪水泛滥，大堰坍塌，寿阳城没淹没，反倒将下游数百里的村落冲入海中。梁武帝施计不成，险些自费武功，只好暂时放弃北进的计划。 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仿佛如梦初醒的宣武帝终于觉得先攻西线更有把握。他命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率领步骑兵十五万攻打益州。大军出动两个月后，延昌四年的正月，宣武帝病故，享年三十三岁，与其父孝文帝寿命相同，作为却相差甚远。他生前的最后一次用兵，也就作罢。此后，北魏再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征讨南方的战争，直至灭亡。南北两国勉强恢复了短期的和平。 出征在外的高肇接到征召，听说皇帝驾崩，如丧考妣（这也难免，没有宣武帝，又岂能有他高肇的今天？）。 他不敢怠慢，日夜兼程地赶回洛阳，上殿哭丧。朝中的官员们恨不得剔其骨、食其肉。高阳王元雍与宫中的领军于忠早就商量好，在西面侧廊设下埋伏，等高肇声泪俱下地哭完灵，来到侧廊休息，武士们一拥而上，把他乱棒打死。 不得好死的高肇倒台前，宣武帝的太子元诩已经即位，是为北魏肃宗孝明帝。元诩只有六岁，在他的背后，北魏政坛成为争夺权力的角斗场，拓跋珪开创的北魏帝国，只剩苟延残喘的份了。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九 胡太后越礼 孝明帝元诩是北魏第九任皇帝（如若不算得位不正、又短命被弑的南安王拓跋余，则是第八任），他身上有很多个第一。比如，他是北魏迁都后出生在洛阳的第一位皇帝（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是所谓“移民第二代”），也是唯一出生在洛阳皇宫、并存活下来的皇子。 在他之前，宣武帝曾有过两个皇子。头一个是与第一任皇后于氏所生的元昌，遭到高肇算计，三岁就死了。第二任皇后高氏做贵嫔时，给宣武帝生过一个皇子、一个公主，小公主养大了，小皇子却比元昌夭折得更早。高皇后没再生过孩子，但她生性好妒，对于其他嫔妃与皇帝的关系，十分在意，甚至千方百计阻挠她们的行动。直到宣武帝驾崩，后宫中还有不少嫔妃从来就没有侍奉过皇帝。 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监控环境下，却有一名女子幸运地得到宣武帝的惠顾，有了他的孩子；不仅有了孩子，而且还是个男孩；不仅是个男孩，而且还做了太子；不仅做了太子，她本人还逃过了北魏皇室沿袭一百多年的“子贵母死”的规矩，免于一死，并靠着儿子的地位，成为北魏后期极为关键的人物。她，就是元诩的亲生母亲胡氏。 胡氏是汉人，祖上出自陇西安定（今甘肃泾川），曾祖胡略与祖父胡渊两代在后秦和夏国为官。北魏灭夏，胡渊投降北魏大军，有接待之功，拓跋焘赐他侯爵，又让他做河州刺史。 按照北魏的制度，袭爵时自动降一等，因此到胡氏父亲胡国珍的时候，由于无才无功，除了伯爵的爵位外，就没有什么显赫的名声了。当初的关中大国后秦以佛教为国教，现在的北魏也是佛寺香火旺盛。胡家深受影响，一向虔诚信佛。胡国珍的姐姐就出家做了尼姑，而且理论水平还不低，经常有机会到宫中去谈经论道。胡国珍想光宗耀祖，自己又没什么本事，琢磨来琢磨去有了个主意：重点培养女儿，然后由姐姐充当皇宫“内线”，向皇帝“引荐”。 这条路走对了。胡氏容貌气质俱佳，在胡国珍姐弟的熏陶下，多才多艺，又懂了许多佛学大义。旁人一瞧，真有一丝知性女子的味道。她那位做尼姑的姑姑每次进宫，一有机会就跟宫女太监们谈起侄女的好处，时日长了，宣武帝也知道有这么一位“好女孩”，心中不免痒痒，便将胡氏召进宫中，封为承华世妇（世妇是后宫的级别之一，低于嫔）。 长期以来，北魏后宫形成了一套思维定式，嫔妃们常常相互祈祷，只愿生公主，即便是生王子，也千万别是第一个——大家都不想因为生了个太子而丢了性命。胡氏是有备而来的人，对这种思想嗤之以鼻。她说：“天子岂可独无儿子，怎可为了一己之生死而令皇家没了嫡传的血脉呢？” 宣武帝听说胡氏觉悟这么高，越发宠幸她，不久胡氏就有了身孕。她每夜在佛前起誓：“但愿所怀是个男孩，生下来就是长子（宣武帝前面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即便因为当上太子而杀了我，也在所不辞！” 佛还真保佑了她一回，元诩出生。宣武帝喜不自胜，他加封胡氏为充华嫔，亲自安排抚育人员，把小元诩精心保护起来，谁都无法接近他，连皇后高氏也找不到机会下手。 高皇后杀不了元诩，却也有她的如意算盘。她心想反正有“子贵母死”的祖训，等元诩立为太子，胡氏就得赐死，到头来太子还是由她控制。 果然，元诩长到三岁即被立为太子。可谁料想，无论皇后怎么劝说宣武帝除掉胡氏，宣武帝就是不听她的。宣武帝快三十才有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传统上北魏皇帝这个年龄都应该做上爷爷了），不但不能让他受一点伤害，也要让生他的胡氏好好地活下去。宣武帝在事实上废除了“子贵母死”的规矩。（废除这项看似野蛮的制度，本应值得赞扬。可是历史偏偏在这里又开了一个玩笑，侥幸存活的胡氏，最终做了北魏一朝最后一位皇太后。北魏虽说不上亡在她手里，她对于北魏的衰亡，却也逃不脱干系） 直到宣武帝去世，高皇后仍在找机会暗杀胡氏，在诸位亲王的关照之下未能得逞。高肇被诛，整个情势顿时完全颠倒过来。高肇恶贯满盈，取胜的高阳王元雍、领军将军于忠等人也并不是什么正义的化身。这只是一场太子党与外戚党的权力斗争而已。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作为高皇后对立面的胡氏，自然而然被太子党极力拥护。太子党首先让受排挤的任城王元澄（这位孝文帝时代立过大功的老王爷在宣武帝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作为，由于高肇的猜忌，他被迫装疯卖傻，整日饮酒作乐，才得以保全性命）以及宣武帝的弟弟元怿、元怀三位分别担任司空、太尉和司徒（即“三公”），然后把高太后（小皇帝登基，自然“升”了一级）迁到洛阳附近的瑶光寺去做尼姑，不得随便入宫（几年后，机关算尽的高氏还是被胡氏派人秘密毒死，也算是“天道无常、报应不爽”了），改尊胡氏为皇太后。 权力稳固后，诸位亲王联合群臣奏请胡太后临朝。胡太后母仪天下，成为北魏继文明冯太后之后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这级别超额完成了父亲胡国珍的目标，胡老头跟着鸡犬升天，大概也暗自佩服自己的计划吧。不过他只享了三年福，就真的升天了） 太子党自以为聪明，让没什么背景的女流来处理朝事，必不会像外戚那样难以驾驭。他们怎么会想到，眼前的这位弱女子，却有的是手段，而且会变本加厉地搞烂北魏朝廷。 保护胡太后有功的于忠第一个失势。于忠是宣武帝身边的老臣，也是经过高肇一连串恶搞还能活到孝明帝一朝的少数近臣。他仗着资格老、功劳高，一手抓政令发布，一手抓宫中侍卫，有意专断朝政。尚书左仆射郭祚和尚书裴植劝高阳王元雍想办法把于忠派到外州为官。于忠知道了，就假传圣旨，杀了郭、裴二人，免了元雍的官职。胡太后一临朝，马上解除了他侍中和领军的职位，让他去冀州做刺史。 胡太后认为于忠的功劳还是主要的，夺权之后也没理睬元雍等人的弹劾，并不过多为难他。她心里明白，五十多岁的于忠也没几年可以蹦达了，不妨做个顺水人情，对他既往不咎。一年后又让他回京城为官，弄得于忠不但不怨恨，还感激涕零。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于忠不负她望，一命呜呼。 有了于忠的榜样，太子党的其他成员便不敢看轻胡太后，胡太后做事逐渐大胆起来。按照礼法，只有皇帝对下级发布的文书才有权称为诏，其他人发布的文书只能称为令；同理，下级只有对皇帝上书时才能称呼陛下，对皇后、太子等只能称呼殿下。胡太后不满于低一等的称呼，把自己发布的令改称诏，要求群臣上书用陛下的称呼，自己则用“朕”这个皇帝专用字眼。之后，她又以小皇帝年龄太小为由，提出自己代为主持祭祀，这也是越礼的行为，所以负责礼制的官员竭力反对。她就向侍中崔光请教，崔光引经据典地说：“汉朝的邓太后就曾经做过祭祀的事。”胡太后很高兴，便摄行祭祀典礼。以礼法而言，她的所作所为和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了。 崔光历仕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做过宣武帝和孝明帝的老师，在北魏后期算是比较敢说话的大臣。但他崇尚中庸之道，在胡太后面前，总是尽量顺应她的意思。这样的人，是不能指望挽狂澜于既倒的。（顺带一提，崔光的侄子就是《十六国春秋》的作者崔鸿） 任城王元澄也是位比较敢谏的大臣。胡太后信佛，多次为之大兴土木，建佛寺、造佛塔、修石窟、凿佛像，还广开斋会，花费不少开销，人民赋税沉重。他多次上表，希望朝廷能够“蓄力聚财”，减轻劳役。胡太后对老王爷表示尊重，却没有什么改过行为。元澄于神龟二年（公元519年）病故，胡太后更加放肆了。在国家的各种庆典仪式上，她动辄大办宴席、大赏群臣，收买人心的同时，也把官员贵族惯得越发贪婪。 就在元澄去世的那一年，洛阳出了件骇人听闻的案子。 征西将军张彝的次子张仲瑀上了一道秘密的奏章，要求改革选拔制度，认真评定武官的资格，不能够给他们安排清闲的职位。这道奏章不知怎的走漏了风声，迅速传遍了洛阳的大街小巷。洛阳城势力最大的一批武官是羽林与虎贲，他们到处张贴榜文，定期会合，宣言某月某日要杀光张彝全家（简直跟现代的黑社会一个作风）。张彝父子并不害怕，没放在心上。 这天清早，近千名羽林与虎贲跑到尚书省的公门前叫骂，要求交出张彝的长子尚书郎张始均，边骂边朝公门投石块，整个尚书省没有人敢出来主持公道。羽林们见没啥动静，一队人就举着火把、扛着柴蒿，冲到张彝的府第，把行动迟缓的张彝拖到堂前，拳打脚踢，肆意凌辱，然后开始焚烧张彝的宅院。张始均跪在地上为父亲求情，羽林们又把他一顿毒打，扔到火中，当场烧死。 羽林们杀完人，放完火，扬长而去。张彝满身是伤，挺了没多久就去世了，张仲瑀也是重伤，捡了条命。国都洛阳从官到民，眼睁睁看着一起惨剧发生在眼前，却无能为力。事后，胡太后只象征性地抓了八个为首的羽林斩首，要求考察武官资格的奏章，也不了了之。 可巧的是，一名到洛阳送信的邮差旁观了此事的前前后后。回家后，他性情大变，尽散钱财结交四方好友，并说：“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国家法纪已乱，早晚完蛋，他决心要平定天下、澄清宇内。这名邮差，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之一——高欢。 第一部 绝代双骄 十 青年高欢 高欢这样以取天下为抱负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向来就不缺少。 推翻秦朝的刘邦和项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看到了同样一位秦始皇。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矣！”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两句感叹，我们读过一些历史的人都耳熟能详。 有人说，那是史家的附会之谈。当时既没有录音也没有录象，没有所谓的原始证据予以支持，不过是后人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志向，所发挥的合理想象。 我想，他们是否真的发出过感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句话在刘项的心中，一定反复说过千万次。成功的机会，永远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有了志向与目标常常还不够。聪明的人，应该懂得如何根据客观情况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目标。高欢在聪明人当中，绝对排得上号。 他家境贫寒，二十多岁了依然养不起一匹马。没有马，在大漠长风的北方，简直不可想象。地位低微的他，什么苦都得吃，什么活都得干。他子承父业，早早地就到军中服役，因为他是六镇军人的后代。“六镇军人”这个称号，在北魏曾经寄托着众多青壮年男子的光荣与梦想，然而到了高欢的青年时代，却几乎成了卑贱的代名词。这种巨大落差的形成，是最值得北魏后期统治者检讨的问题，包括魏孝文帝，也不例外。 六镇的历史，到孝明帝时已超过了一百年。六镇最初只是指北魏长城上自西向东的六个军镇：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和怀荒（今河北张北）。北魏的领土向东西扩张，更多的边镇被包含在了六镇里头，比如位于怀荒以东的御夷（今河北赤城西北），所以后来也有七镇的说法。一般来说，北魏末年的“六镇”，是泛指包括以上七个镇在内的所有北方边境城镇。 六镇的地位，毋庸多言，相当重要。北魏前期南北两国实力相当时，南边的防务压力，要大于北边。当南朝北伐时，北边的防御力量不足，六镇与北魏长城的作用就尤其突出。有了六镇之间的有效调度、彼此呼应，镇守边防的军队进可攻，退可守，游牧大漠的柔然（以及后来的契丹、奚等）对于北魏国都平城的威胁大大地减低了。北魏统一北方后，柔然便极少南下抢财掠畜，转而向西域等地区发展，便反映了这一防御战略的成功之处。 如此一来，守备六镇的将领和军士，自然得百里挑一：忠诚度得高，战斗力得高，地位也得高。于是，要担任六镇的镇将，就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必须是鲜卑人；二、必须是职业军人；三、必须是贵族。守卫的兵士，则都由高门子弟中推荐选拔，属于一流的战士。六镇军人立功的嘉奖强过其他地方的军人，同时升迁也享受特权（所谓“复除”），拥有相应的优待措施。想去那里建功立业的人绝不在少数。（《木兰辞》中木兰从军的经历，很可能就是六镇军人戍边生活、抵抗柔然的真实写照。木兰凯旋回京，所得的封赏也的确是相当优厚的） 半个世纪后，情况发生了改变。 首先是柔然衰败。柔然自从第五任可汗吴提以后，实力不断下降。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第八任可汗豆仑在位时，隶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的首领阿伏至罗兄弟率部起义，在柔然的西部建立了高车国。柔然无法平息这起叛乱，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它失去了对西域的统治。高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北魏通好，不断进攻柔然，促使柔然内部发生了内乱。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柔然遭到高车与北魏的两面夹击，吃了大败仗，可汗豆仑被杀，部众推豆仑的叔叔那盖为可汗。那盖死后，其子伏图继位。伏图为了缓解形势，避免腹背受敌，几次派遣使者到洛阳与北魏通和（这件事我们在前文曾有提及）。宣武帝虽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兴趣消灭这个奄奄一息的北方邻居。北方边镇处于无敌可战的状态，一晃就是三十年。换句话说，整整一代人荒废在了鸟不拉屎的边疆，六镇不再是少年圆梦的地方，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 这一现象，在迁都洛阳后更加严重了。孝文帝的迁都，是造成六镇地位进一步下降的第二个原因。六镇本身的战略意义，在于防卫毗邻大漠的平城。平城一日为都，则六镇一日不得放松防务。一旦北魏的统治重心转移到了黄河以南的洛阳，戍边将士们的地位也就不复存在。尽管他们也是鲜卑贵族出身，却丝毫得不到远在洛阳朝廷的鲜卑贵族们的关照和重视，并且受到加倍的排斥和打压（孝文帝忽视了六镇军民的利益分配，导致了问题的激化，是在在汉化改制过程中一个不可原谅的大失误）。特权没有了，升迁到内地也一辈子不用指望，甚至吃穿不愁的基本待遇也失去了保障。镇将们得不到任何改制的好处，反而被汉化的洛阳贵族们认为是鄙夷的粗俗军人。失去了权势希望的他们，只好转而聚敛钱财，让精壮的士兵到境外去掳掠财物，老弱病残则砍伐山林、耕种田地，并选择那些有点文化技能的士兵负责经营，由此获得的利益统统收归己有。士兵们的收入微不足道，像高欢那样的家庭并非个例，兵将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这种组织方式，已经接近于监狱式的劳役管理，六镇从天堂跌入了地狱。 其实，在人们的心目中，六镇如同监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北魏后期，作奸犯科、坐事违法的官员的惩罚措施之一，就是罢黜到边镇做镇将或者兵卒。高欢的祖父高谧，便是这样被贬到了怀朔镇。原先光荣的选拔制度，变成了可耻的惩罚，这些镇将还有什么动力去死战为国呢？遭到罢黜的官员什么样的都有，六镇将士的综合素质更是参差不齐了。 言归正传，年轻时代的高欢尽管一无所有，也不是一出世就懂得匡扶宇宙、拯救苍生的大道理，但在驻守怀朔城头的那些士卒当中，他却显得气宇不凡。《北齐书》描写他的样貌，用了精简的十二个字：“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最有意思的是这句“长头高颧”，按照某些相书的说法，“颧”通“权”，颧骨高是极贵之相。相书自不可靠，不过颧骨高的男人，若五官搭配得当，会显得非常性感。 这种性感的信号，在某一天被一名从城下路过的女子捕捉到，那女子不假思索地喊出了一句话： “这真是我的丈夫呀！” 每个年轻男人在潜意识中，都会把自己设定成无所不能的英雄；他们向往的，是有朝一日有一个慧眼识得他英雄气概的女人出现，说出上面的这句话，把他的心带走。（就心理学的角度，这与女性的王子情结是等同的）事实上，并没有多少男人能有如此好的运气。 女人常常会说：“这个男人真帅！”“这个男人很有型！”“这个男人给我安全感！”。这些不过是常眼所看到的外在的平常气质而已。“这真是我的丈夫呀！”这样的话，就不是一般女子所能说出来的了。 高欢得到了一双慧眼的青睐，仅此一点，足以让天下男人羡慕。慧眼的主人与西汉美女同名，姓娄，名昭君（猜来也应属于美女的级别），是居于此地的大户娄内干的千金。娄，是鲜卑汉化后改的单姓，本姓是匹娄。 想娶娄小姐的豪门子弟踏破了她家的门槛，她从来不屑一顾。可自从见了高欢，她就通过身边的丫鬟，向高欢传递消息，听说他经济困难后，几次把自己的私房钱送给他，要高欢去向她父母求婚。娄内干看不起高欢，开始时不同意这门婚事，却执拗不过女儿的坚持，无奈之下才把她嫁给了高欢。 秦腔有部戏，叫作《娄昭君》，也叫《平城解围》，前半部分的戏折讲述了高欢与娄昭君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还把娄内干对高欢的半般刁难表现得生动活现。我不曾听过这出戏，只偶然读到过戏中的唱词，通过那些唱词，我绝对相信这北魏边镇版的《西厢记》，不会逊色于张生和莺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听听，体会一下历史中的浪漫） 高欢娶了娄夫人，才有了转运的契机。他买了平生的第一匹马，并做了军镇的队主，后来又转为邮差，往返于洛阳与怀朔，一干好几年。其间，他结交了一大批各有所长的朋友。 娄夫人了不起的地方，远非慧眼识英雄，她婚后不怕跟随丈夫吃苦，成为高欢的贤内助，从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而且，她还保持着一项生皇帝的记录：她为高欢生育的六个儿子中，三个做了皇帝，一个准皇帝（被追尊为皇帝的高澄），两个女儿则先后做过皇后，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这也让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场争论，说中国古代的王朝，开国时常出贤内助式的皇后，如唐朝的长孙皇后、明朝的马皇后，衰败亡国时总出妲己、杨贵妃这样的“祸水”。那么究竟是不同的历史时代造就了不同的女性呢，还是不同的女性推动了不同的历史？这个问题，也许还会争论下去，我也不想在此做无谓的回答。不过我猜，有的时候女人与时代的关系，跟英雄与时代的关系相仿。或者，女人也是英雄。 高欢结交的朋友，有怀朔镇的省事司马子如、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等在本镇担任小官的，也有段荣、蔡俊这些性情豪爽的义士。他们都认准了高欢的济世之才，与他成为患难之交，后来做了帮助高欢开创霸业的功臣。（当然除了侯景，在高欢死后发动了叛乱。关于侯景的话题，请重点参看《侯景之乱》） 司马子如是晋朝宗室之后，祖上躲避永嘉之乱，逃到凉州。北魏灭北凉后，他家内迁居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司马子如脑子快，口才好，平生素好交结各方豪杰，与高欢的情义极深。 孙腾与司马子如相似，祖父在北凉任职，北凉亡国后，举家迁到北边地区。他精通政事官务，高欢欣赏他的才干，对他也十分信任。 段荣、蔡俊是世居北方的豪族，段荣会观星象，蔡俊能未卜先知。这些本领虽然作不得数，但他们的背景与号召力，就已经帮了高欢不少忙，使得高欢比较容易地组织起自己的小势力。特别是段荣，出自陇西武威的大族，名望很高。段荣与儿子段韶，在东魏-北齐两朝功勋卓著、地位显赫。（据说，在云南建立大理的段思平，就是段氏父子的直系后代。） 一转眼，高欢的邮差生涯到了第四个年头，他家里也多了一儿一女。正光四年（公元523年）的夏天，又有一名朝中的要员被罢黜到六镇之一的怀荒镇做镇将。这一次不经意的黜将事件，竟成为北方大乱的导火线。高欢的机会，终于来了。 第一部 绝代双骄 十一 六镇起事 高欢在怀朔镇寻机待发的同时，北魏朝中的两派势力正斗得你死我活。 胡太后做了北魏事实上的女皇帝，除了努力推动佛教事业（龙门石窟的大部分佛像，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凿），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她相信，爹亲，娘亲，不如佛亲，人生在世，孝敬佛祖是第一要务。因此，佛像要用黄金来造，佛塔要建九层。兴致来了，她又挑选了一队僧人，由使者宋云带领，前往天竺取经。（这次取经活动是继东晋法显之后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前后历时四年，游遍北印度和中印度诸国，带回了一百七十部佛经。从数量上说，要超过法显不少。关于宋云等人的西行见闻，《洛阳伽蓝记》中有非常详尽的描述） 当然，佛祖之外，胡太后还喜欢男人。她寝宫里的男宠数量绝不亚于前辈冯太后。而且，她还动了真感情，爱上了宣武帝的弟弟、清河王元怿。这一爱的结果，令她始料不及，并给北魏带来了灭顶之灾。 孝文帝一共有六个成年的儿子，宣武帝的哥哥元恂被废赐死，弟弟京兆王元愉造反被杀，前文已述。剩下的三个弟弟，广平王元怀平生只爱钱财，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就病故了，汝南王元悦是个同性恋，性情极其乖僻。惟独清河王元怿，不但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而且文才过人，长于政事，品性一流。孝文帝生前最喜爱的就是这个儿子，彭城王元勰对他也是赞不绝口。胡太后临朝后，他担任太傅兼侍中，领太尉之职，与胡太后交往密切。如此优秀的男士摆在面前，天长日久，自然就点燃了太后心中爱情的火焰。 胡太后便找了个借口，把元怿骗入寝宫，软硬兼施，逼他就范。元怿这样在宫里长大的好孩子，哪里是风情万种的胡太后的对手，即便有些心不甘情不愿，最后也只能依从。从此叔嫂时常双双出入内宫，做了有实无名的情人，天下皆知。 胡太后对小叔子兼情郎信任有加，把朝政都托付给元怿，有意让他做小皇帝的周公和霍光。元怿也没有辜负嫂子这一片美意，尽心辅政。由于他执法公正，从不徇情，北魏的法度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大厦将倾，岂是一人之力可以挽回的？朝中那些违法的官员受了他的制裁，日益积累起不满的情绪。 怨气最大的是太后的妹夫、领军将军元叉，其次是当年保护太后有功的太监，时任卫将军的刘腾。元叉既是宗室，又是皇帝的姨夫，一向恃权骄纵，多次被元怿惩处；刘腾则想帮自己的弟弟破格做官，结果遭到元怿的阻挠。两人凑到一起，商量着要拔掉这颗眼中钉。 他们的手段与高肇相仿（官员净整一些下三烂的手段害人，北魏不亡才是没有天理），贿赂了龙骧府长史宋维，让他污蔑说有人要拥立元怿做皇帝。胡太后不信，下令仔细查验，结果完全找不到元怿谋反的证据，元怿没事，宋维反被贬了官。 元叉和刘腾一计不成，意识到有胡太后的护航，玩明的是玩不过元怿了，他们决定利用手中控制的内宫禁卫军，发动政变。 神龟三年（公元520年），元叉和刘腾忽然率领一队禁卫军，把孝明帝迎到后宫的正殿显阳殿，以胡太后的名义假传一道圣旨，声称将权力全部归还孝明帝。他们把胡太后幽闭在北宫，隔绝孝明帝与她的来往，又扣押元怿，罗织了一堆罪名，将他处死。 孝明帝亲政时毕竟只有十一岁，大权毫无疑问落入了元叉之手。元怿之死向朝野发出了信息：北魏的权力中心极度不稳定，各方诸侯纷纷借题发挥，摩拳擦掌。先是元英之子、中山王元熙以清君侧在邺城起兵讨伐，因手下人叛变而失败。接着是左卫将军奚康生为救胡太后出宫，谋杀元叉，尚未成功就被捕斩首。 过了三年，刘腾死了。于忠的弟弟、武卫将军于景认为有机可乘，秘密筹划废掉元叉，事情败露，元叉把他罢黜到怀荒镇去，罚他做镇将。 于景在元叉那里逃过一死，却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他到了怀荒后，心中又气又恨，整日对手下的兵士打骂交加，态度也极差。兵将之间积压多时的矛盾进一步恶化了。 这时北方的柔然又发生了一番内乱，立了新可汗阿那瓌，国势有所回升。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夏天，柔然各部闹饥荒，阿那瓌乘着六镇边防空虚，闯到平城附近疯狂洗劫，掳走数千人口，数十万牛马。六镇地区损失惨重，遍地是饥民。当远在洛阳的朝廷派军队赶到边镇时，柔然早就不见了影踪。 朝廷的军队撤走了，柔然卷土重来，于景组织怀荒镇的军民抵抗。镇上的老百姓几个月没吃过一顿饱饭，哪里有力气打仗？大家请求开仓放粮，于景却很不耐烦，一口拒绝。 饥民们群情激愤，想你这家伙在洛阳捡了条小命，却跑到我们边镇作威作福，全然不顾死活。忍无可忍之下，他们冲入于景家中，把他夫妻二人揪出来宰了，分了仓粮，宣布起兵对抗朝廷。 怀荒镇军民的杀将事件立即引发了多米诺效应，西面沃野镇的边民在一名叫破六韩拔陵的匈奴人（破六韩是姓，出自匈奴单于的后裔）的率领下，杀了沃野的镇将，占领沃野，一路东进，举起了一面更大的起义旗帜。六镇兵将积累已久的矛盾终于火山爆发，叛乱活动如瘟疫一般迅速蔓延开来，愈演愈烈。短短五六年之内，北方大地上几乎无一处不燃烧战火，几乎无一处不生灵涂炭。 诸多反叛力量里，影响最大、实力最强的几支，除了破六韩拔陵，就是燕州上谷的杜洛周与定州左人城（即左城）的鲜于修礼，以及继鲜于修礼而起的葛荣。后面三位的起兵，实际上都是破六韩拔陵的再版。 破六韩拔陵的六镇军席卷河套以北，政府军连战连败，弃城失地。为了抚恤镇民，孝明帝下诏改镇为州，取消对边镇歧视性的政策，提高镇民的地位。然而六镇及其周边地区的军民已经全部叛变，这些迟到的措施根本是隔靴搔痒，于事无补了。 陷入绝境的政府军不惜向一百多年的死对头柔然求助，广阳王元渊率部与柔然可汗阿那瓌联合，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黄河边上用伏兵击溃了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在军溃后不知所终，有人认为他被柔然军队所杀，也有人认为他躲过追杀，从此匿迹。对于这位史书上着墨不多却异常重要的人物，我们不妨留一个谜去发挥想象吧。） 北魏朝廷不吸取教训，把投降的二十万六镇军分别安置在河北的冀、定、瀛三州。不出半年，被迁到河北的士兵就先后在杜洛周与鲜于修礼的率领下，再次扛起武器造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头是北魏朝廷的惊慌失措、四处灭火，一头是声势浩大的反魏浪潮；一头是挣脱压迫的怒吼，一头是尔虞我诈的较量。投身其中的人们，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正义还是邪恶，是忠诚还是背叛，都将在战场上一串接一串的号角下，见证一个伟大时代的诞生。因为主宰后来近半个世纪的英雄人物，无不例外都将经受这场战火的锤炼。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高欢领着一帮弟兄，投奔杜洛周的起义大军，迈出了漫漫征程的第一步；他大概不会想到，在鲜于修礼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队伍里，有他未来的强劲对手，“黑獭”宇文泰。 第一部 绝代双骄 十二 武川宇文氏 “宇文”二字，既表示姓氏，也表示部族，是鲜卑语的音译。《北史》说“宇文”意为“天子”，恐有附会之处。据杨宪益先生考证，鲜卑语的“宇文”与今天满语的niowan（青色）一词同源，专指当时的一条河——青水，也叫濡水（今滦河上游，内蒙古赤峰一带），是宇文部族起源的地方。杨先生甚至还断言，宇文的意思“青色”，也就是“黑色”，其实正对应宇文泰的鲜卑名“黑獭”的前半部分。这个说法未免夸张了些，因为鲜卑人的名姓一般是分得很清楚的，而不像某些民族那样有名无姓，不过亦可看作一家之言。 宇文部驰骋塞外，被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所灭，遗民内迁到昌黎，我们在《纵横十六国》中已有详尽介绍。后燕被北魏打败后，宇文氏的掌门人宇文陵举家投奔了拓跋珪，不久后就迁往六镇之一的武川镇。 从宇文陵到宇文泰，宇文家族在武川镇共经历了五代。武川镇的西面紧邻高欢所处的怀朔镇，破六韩拔陵起事，这两个镇都是重点攻击的对象。（有趣的是，六镇时代，宇文泰在东，高欢在西；将来称霸天下，两者却调了个个儿，高欢在东，宇文泰在西） 宇文泰的父亲宇文肱，并没有逐大流跟着造反，而是与武川军主贺拔度拔组织了一支骑兵队伍进行抵抗。破六韩拔陵攻打武川的部将卫可孤，便是死于宇文肱与贺拔度拔发动的突袭。 宇文肱有四个儿子：长子宇文颢，次子宇文连，三子宇文洛生，宇文泰年纪最小。将门出虎子，宇文肱虽算不上将门，却也是在六镇几代相传的职业军人，四个儿子自小在马背上长大，上了战场个个生龙活虎，不在话下。 与卫可孤一战，敌军人数极多，刺杀卫可孤得手后，宇文肱的战马忽然受惊，不慎翻身落马，面临围攻。宇文颢远远望见，迅速率领几骑人马，冲入重围，所向披靡，杀退了数十名敌军士兵。他亲自断后，掩护父亲上马脱身，敌军骑兵重新集结，蜂拥而至，宇文颢寡不敌众，力竭而死。 宇文肱痛失长子，恨不能回转身去马上报仇，可他也清楚，就靠眼前纠结起的这点兵力，搞突袭或许有胜算，要想彻底打败遍地皆是的反政府武装，形同痴人说梦；兵荒马乱之际，塞上六镇已非久居之地。想到此，他带着三个儿子，跟着贺拔度拔等人，向南逃亡。 当时北魏朝廷的军队主力，由广阳王元渊率领，驻扎在五原（今内蒙包头西北）。贺拔度拔让次子贺拔胜先行一步，赶往五原，通报袭杀卫可孤的消息，以便接洽。风云难测，贺拔胜刚走，贺拔度拔与宇文肱的部众便遇到了反叛北魏的敕勒骑兵的袭击。贺拔度拔战死，其余人马也失散，宇文肱父子向东避往中山，贺拔度拔的另两个儿子贺拔允和贺拔岳则南下五原，投贺拔胜去了。 （贺拔胜才略过人，到了五原后深受元渊器重，被任命为军主，之后因屡立战功又升为将军。宇文泰后来兴起，贺拔兄弟的这股军事力量极为关键。） 宇文肱父子在中山并没有过上几天和平的日子。 破六韩拔陵虽然被镇压了，但他的六镇军投降的仍有数十万。北魏把这些人重新安置到河北各州的军府，意思说，边境上我力所不逮了，那就移到我有能力控制的范围之内吧。 由于朝廷军征剿不力，各地的叛乱客观上迫使地方武装发挥作用，借机强大起来。这跟秦末陈胜起义、汉末黄巾军大起义导致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道理上如出一辙。中国历朝历代，凡定都北方的王朝一到末期，几乎都是因内乱一发而不可收，最终走向分崩离析、社会重组，典型的还有隋、唐、元、明、清；而定都南方的王朝一到末期，则几乎都是因敌国（或敌对势力）入侵而灭亡，典型的如之前的蜀汉、东吴、之后的南陈、南宋、民国等等。 把投降的六镇军民（“降户”）放在边境地区，容易为那些准军阀所利用，确实不合适；但是摆到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在王朝全盛时期或许是高招，现在却只可能是雪上加霜，北魏朝廷过分相信自己的军力和控制力了。 元渊听说朝廷的决定，立即感叹道：“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而作。”他不由联想到了对十六国大乱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民军队——乞活军，也预见到更大的祸乱即将降临，却只能发出无奈的哀鸣。 杜洛周和鲜于修礼以实际行动给了元渊一个肯定的答复。 杜洛周是出自柔玄镇的鲜卑人，杜是孝文帝时期改的单姓，鲜卑姓是“独孤浑”，南朝的史书里写作“吐斤”。鲜于修礼来自怀朔镇，地位更低。“鲜于”这个乍一看很鲜卑的姓，其实与鲜卑无关，他是十六国时期迁入华北的丁零族的后裔，与敕勒人倒攀得上近亲。 鲜于修礼在定州的左人城起兵，宇文肱父子赖以避乱的中山，正是定州的治所。宇文肱的部众虽不是“降户”，却也被鲜于修礼一股脑地编入军中，攻打定州城。（在后期的起义队伍中，像高欢那样一心为折腾而来的是少数，像宇文肱父子这类明显无意造反的人，比例是相当大的。可见北魏朝廷对于由六镇涌入河北的大规模镇民，没能出台一套有效的抚恤和管制方案，以至民众无所适从，唯一的选择就是跟着军头上司混饭吃。反正已经天下大乱，死在战场上，总好过死在逃难中） 元渊镇压破六韩拔陵立了大功，在六镇降户中很有威慑力，本是对付鲜于修礼的最佳人选。北魏朝廷却对他怀有猜忌（从宣武帝到孝明帝内斗了好多年，宗室越是声望高，能力高，越是不敢重用），召他回洛阳，任命左卫将军杨津为北道大都督，前往支援。 杨津是孝文帝手下猛将杨播（参见《明主昏君》）的弟弟，风度颇似其兄。他听说定州告急，防备不力，便挥师入城据守。鲜于修礼的军队猛攻东门，打下了外城，内城中喧嚣一片，军心不安。杨津亲自大开内城城门，出击迎敌。外城的敌军始料不及，被冲得七零八落，死伤数百人。 宇文肱和次子宇文连，都死在了这场战役之中。宇文洛生、宇文泰两兄弟来不及擦去悲痛的泪水，就随大军南撤到了呼沱河畔（今河北正定一带）。 鲜于修礼的士气跌入低潮，北魏朝廷派扬州刺史长孙稚与河间王元琛北上，想来个彻底解决，哪知反倒给鲜于修礼的军队送上大礼。长孙稚和元琛有私人恩怨，不但不能安心合作，还互相掣肘。战场上长孙稚不想进攻，元琛不听，执意要打。两人的军队一支在前，一支在后，失去了呼应。长孙稚的军队在走到呼沱河北面的五鹿时被鲜于修礼拦腰截击，元琛也不回军相救，魏军大败。 鲜于修礼绝处逢生，触底反弹，势头更盛，麾下大军号称十万，超过了北面的杜洛周。这时，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内讧。鲜于修礼手下一名叫作元洪业的部将乘他不备，把他杀死，想挟众投降北魏，军中一时溃乱。另一名部将葛荣收拾部众，攻杀了元洪业，成为起义军新的首领。 葛荣是鲜卑人，本姓贺葛，以前在怀朔镇做过镇将，对于打仗的事儿懂的比只做过镇兵的鲜于修礼要多。（在这种乌合之众的军队里，有本事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真正能打仗的未必有出头之日，不过最后还得靠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从鲜于修礼到葛荣，从葛荣到后来的高欢、宇文泰，无不如此，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他一接手，起义军的战斗力便发生了质的飞跃。 长孙稚、元琛失利后，北魏朝廷撤了两人的职，重新任命广阳王元渊为大都督，章武王元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同时受元渊节度，三军并进。 葛荣避开魏军主力，率军退到北边的瀛州，转战白牛逻（今河北蠡县一带），以轻骑兵与元融的左军周旋，击杀元融。元渊退往定州，定州城中的杨津怀疑他要造反，不但不纳他入城，还派都督毛谥出兵讨伐。元渊从小路逃跑，在博陵地界被葛荣的部下俘虏，随后斩首。 连杀了魏军两位亲王，葛荣春风得意，俨然河北霸主。孝昌二年（公元526年），他自称天子，国号大齐，改元广安；然后再度南下，围攻冀州治所信都城。 在杜洛周军中不遂心愿的高欢，也于此时转投葛荣的帐下。 第一部 绝代双骄 十三 投靠尔朱荣 高欢刚加入杜洛周的起义军时，想的是如何出人头地，在战场上闯出一番名堂。然而很快他就失望了，杜洛周拿手的是煽动大伙儿起来造反，领导能力十分缺乏，对待下属也很糟糕，不值得追随。他私下与几位同志一商量，决定寻找机会干掉杜洛周，自己做起义军的首领。 计划尚未实施便泄了密，杜洛周派人追杀高欢，逼得他拖家带口狼狈逃窜，身边只剩了段荣、蔡俊、尉景等死党。 当时落魄的景象，高欢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骑着家中唯一的一匹马，在前面走，娄昭君抱着女儿，背着儿子，骑着牛缓缓跟在后面。高欢每跑一段路，就得停住脚等一下老婆孩子。最可气的是儿子高澄年纪小，一不小心就从牛背上掉下来，娄昭君还得下牛去捡。高欢又急又怒，就弯弓搭箭，要射杀亲生儿子。娄昭君吓得大喊，幸亏段荣从后面上来，救起高澄。一行人磕磕绊绊，终于逃脱险境，到了葛荣大军的地盘。 （“丢妻弃子”的倒霉事在布衣出身的开国君主身上屡见不鲜，从刘邦到刘备，再到高欢，高欢是武人，处理方式也狠过两位刘皇帝。刘邦有夏侯婴，刘备有赵云，高欢也有一位出身入死的部下段荣，虽则段荣的地位要高过夏侯婴和赵云，他是娄昭君的姐夫。一个人成就大事，最不可或缺的是“与人谋，得人助”，其他方面的能力，倒在其次，这是领导气质的真谛，也是高欢胜过北方起义的众多“草莽英雄”之处） 威震河北的葛荣，在高欢眼里同样不入流，只不过打仗稍强而已。他算是看穿了，这些六镇出来的土包子，嚣张不过一时，没什么前途（高欢显然是把自己列入了牛包子的行列）。高欢的目光，转向了在平定叛乱中初露锋芒的秀容豪酋尔朱荣。 尔朱荣是契胡部的首领，“契胡”这个民族，我们不该陌生，它是“羯胡”的异译（“契”、“羯”古音十分接近）。换言之，尔朱氏与后赵石氏同族。不同的是，尔朱家族在永嘉之乱中没有南下中原，依旧留在北方的秀容（今山西朔州西北），是当地部族的酋长。 北魏初年，尔朱氏追随拓跋珪、拓跋焘等皇帝，四处征讨其他部族，战功卓著，得了大量的封赏。传到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手中，家财丰盈，牲畜数万，是孝文帝时代北方有名的养马大户。尔朱新兴每次去洛阳觐见皇帝，王公贵族们争相送他珍宝古玩，为的是换取尔朱新兴的好马。 和平年代好马被当作宠物看待，一到打仗，那就成发家的重要资本了。尔朱新兴死后，尔朱荣继承了家产。他生得皮肤白皙，容貌俊美（契胡就是白人的一支，关于尔朱荣的相貌，我们可以通过今天东欧、中亚的种族推想个大概），对手下号令严整，是远近闻名的偶像级人物。六镇起事，秀容一带也发生了多起叛乱。尔朱荣卖了家里的牛羊，招募骁勇义士，分发马匹衣物，组军平叛。 在长城南北打仗，马匹的多少与优劣足以决定胜负，在战术含量低的乱战中尤为明显。不出两年，尔朱荣已经是山西最强大的平叛势力。山西一带的大小叛乱，基本都被他轻松解决、，这与北魏正规军在河北的节节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打了胜仗，他上表要求东进支援河北，北魏朝廷对他有所忌惮（毕竟不是自己的子弟兵），虽然任命他为大都督，都督并、肆、汾、唐、恒、云六州诸军事（基本就是整个山西了），却否决了他转战的要求，只让他安心守在山西。 高欢在河北转了一圈，最后结论：还是山西好地方。他第二次“叛逃”，离了葛荣的队伍，去秀容拜见尔朱荣。 有趣的是，尔朱荣对于不见经传的高欢，早已“久仰大名”。 原来，高欢在怀朔结交的一堆好友，基本上分为两类。段荣、尉景这些与高欢沾亲带故，关系特铁的，一直跟着高欢浪迹天涯；另一类是司马子如、孙腾、刘贵、侯景这些担任小官小职的，为了逃难，都跑到了尔朱荣手下做事。这些人在尔朱荣身边，时不时地就夸赞高欢如何如何的气度不凡，如何如何的见识卓群（可见当年的好酒没少喝，也没白喝），说得尔朱荣心中痒痒。像他这样世家出身的子弟，一般都好才（财、才是相通的）。他也的确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网罗了不少人才，比如前文所提的贺拔胜、贺拔岳兄弟，在元渊失败后，也被他收入麾下。听了高欢这么多好处，尔朱荣巴不得能立即见到高欢。 当高欢第一次真正站在他面前时，他却不免有种梦想破灭的感觉。现实中的高欢风尘仆仆、一脸憔悴，好似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哪有一点盖世奇人的样子。 尔朱荣对着身边担任参军的刘贵白了白眼，露出些许不满意。刘贵心领神会，便说：“容我先为高欢更衣，主公再招见他。” 尔朱荣应允。第二次见面时，感觉好了一些。尔朱荣想试试他的才能，便领着他到马厩里，指着一匹马说：“这马性格暴烈，不好对付，你给我修理一下马鬃吧。” 高欢年轻时在怀朔镇军中，少不了跟各种脾气的马打交道，自己虽然没钱养马，却比终日玩马的有钱人更懂马。他不动声色地走到马的身前，抚着马鬃，操着工具，什么笼头缰绳都不用，便动起手来。那匹平日里从不听人使唤的马也是奇了，任凭高欢怎么处置，一声没吭，一蹄没踹，乖乖地让高欢把鬃毛修得清清爽爽。 任务完成，高欢转过身，随口道：“收拾恶人与对待这匹马的道理是一样的。” 尔朱荣已经看呆了，他还从未见过办事这么利索的人，更没想到高欢还能总结出这么深刻的哲理，心想：刘贵那些人果然没有骗我。印象彻底改变。他把高欢迎入内室，屏退左右，毕恭毕敬地问道：“阁下如何看待当今时事呢？” 高欢想了想，说：“听说明公收养天下名马，产地有十二处之多，而每个地方的马颜色完全一样，不知是何用意呢？” 尔朱荣若有所悟，却不正面回答，说：“且说说你的意思。” 当时北魏朝中的权力经历了又一次的易手。领军将军元叉幽禁胡太后五年，防备松懈，不再阻挠孝明帝与胡太后的往来。胡太后便与孝明帝以及高阳王元雍三个人秘密商定计划，于正光六年（公元525年）突然行动，解除了元叉的职务和兵权，削去已故太监刘腾的爵位，由胡太后重新临朝摄政。之后胡太后又声称有人告发元叉谋反，下令赐死元叉，并为情人元怿平反。 胡太后不在乎各地州镇乱得怎么样，二次掌权后，她养了更多的小白脸来满足淫欲。最有名的，一个是她父亲从前的下属郑俨，另一个是元怿的亲信徐纥。胡太后宠幸两人，把他们提拔为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书，又让郑俨做谏议大夫，徐纥做光禄大夫。郑俨和徐纥长得比元怿漂亮，却没有元怿的才能，朝中自然被搅得乌烟瘴气，年龄渐长的孝明帝对他们十分厌恶。 胡太后生怕丢掉好不容易再次到手的权力，对亲生儿子也是格外提防，想尽办法把他架空。只要是与孝明帝过往过密的大臣，就会被她找个理由除掉。有个蜜多道人因为会说多种语言，常随孝明帝左右，胡太后担心他用自己听不懂的话向皇帝通风报信，便派人暗杀了他。母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孝明帝手中没有一兵一卒，连内宫的禁军都被胡太后等人掌控。他急需找到一股力量，助他夺回大权。 没在朝中做过官却对政治极其敏锐的高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他对时局的心得体会向尔朱荣和盘托出。他说： “当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宠信恶人，专擅朝纲，以至政令不行。依贺六浑之见嘛（他以自己的鲜卑名自称），明公英明神武，正该乘势发兵，打起‘清帝侧’的旗号，讨伐郑俨、徐纥，然后霸业可成。” 高欢的一席话，不但很有见地，也让尔朱荣十分受用。尔朱荣此时的惊喜，绝不亚于刘备听到隆中对时茅塞顿开的快感。尔朱荣早有心吞并天下，他得到贺拔兄弟时，就曾说过：“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高欢把他心中的疑问一扫而空，说出了他想说却不知该怎么说的话。于是他坚信，高欢是上天赐给他的超级人才，相见恨晚哪！两人越谈越投机，从正午直谈到半夜才歇息。自此高欢便做了尔朱荣的亲信，参与入洛平乱的谋划。 （高欢的时局分析水准相当高。他的手段，即所谓“奉天子以讨不臣”，永远是政治正确、居于主动的。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由于起家的实力太弱，不得不借助其他势力的话，高欢完全可能在大乱伊始就脱颖而出。乱世中，最为难得的一点，便是透过混乱的表象，看清背后的本质）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一封密令递到了尔朱荣的手中。孝明帝果然也看中了尔朱荣，请他率兵进洛阳，胁迫胡太后还政。尔朱荣正求之不得呢，他即刻点起兵将，以高欢为前锋，直奔洛阳。 大军走到上党（今山西壶关），忽然接到孝明帝的私诏：停止进军。尔朱荣心下生疑，并没有退兵，而是派人到洛阳继续打探。几天后，从洛阳传来了震撼的消息：十九岁的孝明帝暴崩。 第一部 绝代双骄 十四 河阴惨案 孝明帝的神秘死亡，标志着北魏皇权的彻底丧失。之后北魏以及东西魏的所谓皇帝，至多不过是在“比赛”谁做傀儡的时间更长些。 关于孝明帝之死，各家史书都认为是毒杀身亡，但叙述并不完全一致，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郑俨主谋论；二、三人合谋论（三人，指的是郑俨、徐纥与胡太后）。今天的观点似乎更强调胡太后一人的主要责任，则有略失偏颇的嫌疑。 杀掉亲生儿子不是胡太后的最佳选择。她要维持临朝称制的合法性，必须维护孝明帝的皇位。孝明帝没有亲生子嗣，一旦驾崩，皇位的传承上就会出现大麻烦，很可能使局势失控。孝明帝要夺她的权力，她是担心的，但更担心的人显然是郑俨、徐纥这类受孝明帝嫉恨的宠臣。因为夺权若成功，郑俨、徐纥小命难保，而只要孝明帝还活着，她作为亲生母亲，下场还不至于很糟。至少从胡太后的角度，她不该是唯一的主犯。 魏收的《魏书》倾向于郑俨主谋论。《魏书?皇后传》说：“肃宗之崩，事出仓卒，时论咸言郑俨、徐纥之计。”《郑俨传》也持这一观点。《天象志》进一步说：“郑俨等竦惧，遂说太后鸩帝。”一个“说”字就强调了郑俨等人的主导作用，让人感觉胡太后做了枪手。 《魏书》有意衬托高欢高明的见识（魏收是北齐重臣），高欢以前提出“清君侧”时，就指明罪魁祸首是郑俨和徐纥。 但如果是这样，孝明帝驾崩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就很难解释了。孝明帝死前一个月，他宠爱的潘妃生下一个公主，宫中却向外报告说生了皇子，并且大赦改元。这不可能是孝明帝的意思，也不可能是无心的错误。唯一的可能，就是胡太后与她的两位宠臣通过密谋和彼此妥协，以公主诞生为契机，计划了一起大阴谋。所以说，《北史》和《资治通鉴》支持的三人合谋论是比较符合逻辑和事实真相的。 三个人都能接受的方案就是，先弑孝明帝，再立假皇子，掌控朝中大权，最终平稳过渡，既摆脱了孝明帝的威胁，又可以继续执政，号令四方。 他们高估了自身收拾乱局的能力，也低估了孝明帝之死的影响力。躲在洛阳宫中搞的阴谋，与玩弄天下于股掌间的手段相比，档次差太远了。 胡太后立了一个月大的小公主（有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发现朝中的反应比较平静，以为风浪已过，就从孝明帝的堂侄一辈里（孝明帝是独生子，连侄子都没有），挑选三岁的元钊来顶替小公主，然后诏告天下。 驻军上党的尔朱荣得知变故，岂肯罢休？他立即怒火中烧，对并州刺史元天穆说：“主上晏驾，只有十九岁，天下人都还称为幼君；何况现在让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孩即位，想要长治久安，怎么可能呢？我要率铁骑哀悼先帝，剪除奸佞，再立年长的皇帝，你看如何？” 元天穆赞叹道：“那可真是伊尹、霍光再现当世了！” 元天穆是宗室，虽与皇室血缘较疏，却跟尔朱荣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表态极大地鼓舞了尔朱荣。两人接着商议拥立新君的事。元天穆认为彭城王元勰在世时人气很高，他的儿子长乐王元子攸有其父风范，又有声望，不如派人到洛阳城与他秘密联系，请他做皇帝。 尔朱荣深表赞成，他派侄子尔朱天光，带着亲信，潜入洛阳。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在朝中任直阁将军，尔朱天光见了尔朱世隆，又由他引见元子攸。 皇位送上门的事毕竟不是人人都能碰上的，元子攸心中高兴。这位长乐王的想法很单纯，一来他对胡太后的行为深恶痛绝，只恨有心无力，二来他认定要摆平胡太后，只能依靠尔朱荣的力量。尔朱荣到目前为止，表现得中规中矩，是大忠臣。 于是，他表示愿意合作，请尔朱天光先向尔朱荣答复，自己则与尔朱世隆准备停当，带着哥哥彭城王元劭、弟弟霸城公元子正，离开洛阳，北上去见尔朱荣。 尔朱荣在上党并不安心，他怕自己的选择不妥，又搞了个仪式，命人铸造献文帝诸位子孙的小铜像，想确认谁是天命所归。 手铸铜像，以及北魏传统册封典礼前常搞的手铸金人，都是一种占卜的形式，可能源自游牧民族的祭祀活动。北魏惯例，每逢册封皇后，都要先铸造皇后的金像，如果成功，则立，失败，则不立。北魏时期的金属铸造业相当发达（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不少精致优美的北魏时期金铜佛像，便是明证），无论是铜像，还是金人，铸造本身的技术难度并不大，起决定作用的是铸造者，背后是千丝万缕的利害牵扯。看起来是占卜，实际是玩猫腻，专门欺骗尔朱荣这类崇尚迷信的家伙。 不出所料，铜像占卜的结果，惟独元子攸的像铸成。尔朱荣放了心，便上表抗令，兴问罪之师，开动队伍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 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四月，尔朱荣大军在河阳（今河南孟津黄河北岸）与元子攸兄弟会面。元子攸随大军渡过黄河，就地即位，他就是北魏敬宗孝庄帝。 孝庄帝任命尔朱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有了皇帝这面精神大旗，尔朱荣可以无所顾忌了。他挥师南进，兵临洛阳。 城中的胡太后及一干人等慌了神，急匆匆任命几位将军领兵抵抗。还没等军队完全到位，守城的郑季明、郑先护听说元子攸做了皇帝，就向尔朱荣大军大开城门。 尔朱荣传孝庄帝诏书，命令文武百官到河桥（今河南孟津西南）面见新皇帝。可怜的胡太后环顾身边，郑俨、徐纥开溜了，将军们叛逃了，自己做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她无计可出，便剃了光头，率领后宫嫔妃到城内的永宁寺出家。 出家也难逃一死，尔朱荣派骑兵冲进永宁寺，揪出一身尼姑打扮的胡太后，连带着小皇帝元钊，一并送到河阴（今孟津黄河南岸）处置。胡太后还要分辩，搬出她那套对付小白脸的招数。尔朱荣虽然皮肤也白，可不是小白脸，见了胡太后这半老徐娘，心内生烦，二话不说，拂衣而起，命手下将胡太后和元钊沉入黄河。（胡太后当初强势时，杀了被逼做尼姑的高太后，谁想那么快就得了现世报） 出城恭迎圣驾的洛阳官员聚集在河阴附近。尔朱荣的部下费穆想法很变态，他说，现在大军前无敌阵，仗没打就夺权了，群臣是不会服从的。如果不乘机杀人树威，恐怕内乱早晚还会降临。 尔朱荣对这个恶毒的馊主意，竟颇以为然，他问另一名亲信慕容绍宗：“洛阳人士骄侈成俗，不动刀斧，难以控制。我打算乘百官出迎，将他们全部诛杀，你看如何？” 慕容绍宗是前燕慕容恪的后代，与尔朱荣沾亲，很有头脑（慕容虽灭，南北朝后期还是能人辈出的）。他马上表示反对：“太后荒淫失道，祸乱天下，所以明公才兴兵讨伐。无故滥杀无辜，不分忠奸，只怕会大失天下所望，绝非长远之计！” 尔朱荣不听劝告，请孝庄帝在淘渚的行宫外朝见百官。百官一到，尔朱荣的铁骑呼啦啦围了个水泄不通。尔朱荣斥责他们贪恋享乐，不思报国，乃是天下丧乱、皇帝驾崩的罪魁祸首。 说着一声令下，数千名官员上至王公、下至普通大臣，全被军刀砍翻在地。刹那间，黄河边哀嚎漫天，尸首遍野，惨状怖人。这就是著名的河阴惨案，也称河阴之变。 孝庄帝兄弟在行宫听到喊声，便走出帐观看。尔朱荣安排在左右的卫士冲上前，抱住孝庄帝送回帐中。孝庄帝大惊失色，再回身看时，两个兄弟已经身首异处。他自己也被软禁了。 孝庄帝又恨又气，只怪自己错把奸佞当栋梁，他让人给尔朱荣传话，说：“帝王更替，盛衰无常。将军仗义起兵，轻易平乱，此乃天意，并非人力。我来投奔你，只为保全天下苍生，岂为图谋帝位？将军何必逼人太甚，若天命有在，那就挑个日子即位吧。如果将军还想存我大魏社稷，那也请另选贤能，我可以和你一同辅佐。” 尔朱荣的气焰达到顶点，他的确是想称帝了。军帐内外，尔朱荣的士兵反复高呼“元氏既灭，尔朱氏兴！”他一面找人起草禅位诏书，一面征求部下的意见。 军中的意见并不统一，很明显地分成了两派：高欢等人极力劝说尔朱荣早登大宝；而贺拔岳则进言说：“将军举兵，志在扫除奸逆。如今未立大功，却有这番打算，此乃招祸之道。” 此时针锋相对的，正好是最终分裂北魏的两股势力：高欢的怀朔派与宇文泰的武川派（宇文泰虽然还没有投到尔朱荣帐下，但他与贺拔兄弟交往甚厚，利益也是基本一致的）。表面上看，两派人都在为尔朱荣谋利益，高欢推尔朱荣做皇帝，好像很热情，贺拔岳劝尔朱荣不要操之过急，似乎很清醒。实质上大家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谋划最佳路线呢。高欢走的是邪路子，尔朱荣的称帝时机当然不成熟，先把尔朱荣推到火炉上烤，然后以功臣自居，借鸡生蛋，有的好闹；贺拔岳走的是正路子，先不要把局势搞得太混，借着尔朱荣的地位扫除其他势力，再观后效。 尔朱荣被夹在其中，犹豫不决，迷信的他再次决定用铸像占卜来做选择。他为自己铸金像，连铸了四次，都没成功。他又召见会算命的功曹参军刘灵助，询问称帝的吉凶。刘灵助摇头说：“天时人事还不适合。” 尔朱荣说：“如果我不行，那立元天穆怎么样？” 刘灵助又说：“元天穆也不行，只有长乐王（元子攸）有天命。” 绝望的尔朱荣神情恍惚，半天无语。过后他深表懊悔，半夜亲自到孝庄帝帐中赔罪，反复声明愿以死报效朝廷。 贺拔岳请求尔朱荣杀掉高欢以谢天下。高欢的那帮子兄弟说一堆好话，又强调用人之际，不该先杀武将。高欢逃过一劫。（两派的第一场明争暗斗，以武川派的小胜告结） 孝庄帝由尔朱荣护送，入主洛阳，权力自然是别想有了。尔朱荣自为太原王，又大封亲信，在朝中到处安插自己的势力。反正刚杀了一大堆，空缺的位子无数。 由于手下的兵卒杀的朝臣太多，尔朱荣不想长驻洛阳。他打算迁都晋阳，既方便自己坐镇指挥，又相当于把皇宫搬到自己家门口，不用担心意外变故。无奈反对的人太多，都官尚书元谌更是以死相争，尔朱荣方才作罢。 为了巩固入洛的成果，尔朱荣又让孝庄帝把他女儿立为皇后（尔朱皇后以前就在孝明帝宫中做嫔妃，尔朱荣也管不得什么规矩。不过这招却为他将来倒台埋下了伏笔）。他在洛阳停留了半个月，就回师晋阳。 尔朱荣有他的算盘。他要先消灭各路起义军，特别是刚刚在河北火并了杜洛周的葛荣的势力，等到功高震主，时机成熟，再逼孝庄帝退位。 第一部 绝代双骄 十五 白袍将军陈庆之 尔朱荣回到晋阳，便开始张罗讨伐葛荣起义军的行动。葛荣这个时候几乎控制了今天的河北全境，他攻下了冀州的信都（今河北冀县），又对北面占领定州（今河北定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幽州等地的杜洛周的军队发动突袭，击杀了杜洛周，兼并了他的地盘和部众。 河北最南端的州是相州，治所在邺城（今河北临漳附近），也是国都洛阳的最后门户。若相州再失，葛荣大军就可以顺利渡过黄河，威胁洛阳。北魏的相州刺史李神誓死不降，葛荣恼火，率领主力军队，号称百万之众（当然能有十万就相当不错了，而且葛荣的所谓大军“虚胖”很严重，战斗力也得打上大大的折扣），包围了邺城，一些游兵散勇已经逛到了黄河边上的汲郡。 尔朱荣镇压起义军的经验丰富，并不怕外强中干的葛荣。他让侄子尔朱天光代他镇守晋阳，然后从本部精选了七千骑兵，以侯景为前驱，倍道兼行，从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东出太行山，抄到了邺城北面，在葛荣大军的身后摆开阵势。 葛荣对尔朱荣的突然出现略感吃惊，但他打惯了胜仗，又见尔朱荣的人数不多，喜形于色地对手下说：“这些人容易对付，大家每人带条长绳，准备给我抓活的！” 他暂时停止了对邺城的攻击，列阵数十里，张开两翼，向尔朱荣的骑兵队伍包围上来。 尔朱荣把军队引到附近的山谷，将手下督将按三人为单位分为多处，每处率领几百名骑兵，来回奔跃，扬尘鼓噪，让葛荣的军队无法判断究竟有多少人马。然后给每人发一根袖棒，挂在战马侧部，遇到敌人时，就用袖棒击打，无须费功夫斩首。 这招很高明，对付葛荣的准民兵，将其击倒在地，不管是死是活，都等同于消灭其战斗力。据说，这种袖棒，就是唐初秦琼的手中兵器双锏的前身（尔朱荣的战略头脑近乎白痴，但战术素养确实很有一套）。 两军交锋，葛荣的军队人多势不众，完全吃不住尔朱荣装备精良的骑兵猛冲。尔朱荣亲自率领一支人马绕到背后，把葛荣的阵势杀得七零八落，就地生擒葛荣。底下的十几万士兵也被袖棒打得满地乱滚，呼天喊地，乞求饶命。 基于六镇起义的教训，尔朱荣没有处置投降的士兵，而是让他们亲属相随，自寻出路，不再追究罪责。“首恶”葛荣押赴洛阳斩首，一些部将则被尔朱荣收编，跟着他迁往晋阳。河北起义至此基本烟消云散。 委身于葛荣手下多时的宇文洛生、宇文泰兄弟，也在尔朱荣的收编之列。尔朱荣对他俩又爱又惮，心理很矛盾，爱的是才华出众，惮的是名高望重。没过多久，尔朱荣还是找了个罪名，把宇文洛生抓起来杀了，正要再杀宇文泰，宇文泰以理诉冤，陈词慷慨，尔朱荣听了很受感动，不但改变了主意，还任命他为统军。 尔朱荣行事向来考虑不周，极具游牧民族的特色，凭此显然难成大事；而宇文泰能屈能伸，年纪轻轻（当时年仅二十二岁）已露出领袖气质。他在北方大乱中连失父亲和三个哥哥，却从中习得了旁人少有的隐忍，着实可怕。否极泰来的宇文泰终于从尔朱荣手中得到小股部众，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尔朱荣功勋卓著，进位大丞相，封柱国大将军，两个儿子尔朱文殊、尔朱文畅一并进爵为王。 葛荣虽被消灭，北魏境内尚有多处叛乱没有平息，其中以青州的邢杲和关中的万俟丑奴为最强。不过，尔朱荣最该头疼的，应该是南朝的正规军。 北方大乱，自顾不暇，南方的梁武帝也没闲着，他看到了兴复中原的新希望。从普通五年到七年（公元524年—526年），他连续发兵进攻淮水下游的北魏占领区，首要目标是拿下寿阳。 时隔多年，从前对魏作战功勋显赫的韦叡、曹景宗、马仙琕等人都已去世，老一辈的名将惟有豫州刺史裴邃还在独撑，梁武帝在调兵遣将上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普通五年，他请裴邃坐镇，都督征讨诸军事。这次行动比较顺利，寿阳东北的不少城池都被轻松攻拔。裴邃的主力几乎已经攻下寿阳，因后援不继才被迫南撤。 普通六年，裴邃又攻下了寿阳西面的新蔡和郑城（今河南颍上），形势一片大好。然而紧要关头，年事已高的裴邃却在军中病逝了。 梁武帝以中护军夏侯亶接替裴邃，负责攻打寿阳的行动。夏侯亶是南梁开国功臣夏侯详的儿子，才学虽高，打仗非其所长，寿阳攻防战一时转入僵持。 北面的彭城方面则传来了利好消息，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谋反不成，率部叛投梁国。梁武帝喜出望外，他欣然纳降，派兵北上接应，并命次子豫章王萧综率众将进驻彭城。将领名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武威将军陈庆之。 之所以提请注意，不全是因为他后来惊人的表现。仅仅从早年的记录来看，陈庆之在梁国、乃至南朝史上是一个异类。 我们知道，南朝评判一个人的标准，首先是出身门第，其次是品行学问，再次是容貌举止。三者都平常无奇的人，别说做官，即便在社会上，也不会有人瞧得起。陈庆之呢，家族无考，品学未知，貌不惊人，而且武艺很烂，史载他“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连箭都射不来，马都骑不好（比坐小车的韦叡还惨），没有一处可以引人注意的。如果说老一辈名将韦叡的低调有其内敛的因素，那么陈庆之的低姿势，则完全是“事实如此”。 他出身卑微（或者是父母双亡，或者是家境贫贱），自幼追随梁武帝，相当于小仆从。梁武帝好棋，常常与人通宵对弈，别人都吃不消，只有陈庆之可以一夜不睡地陪梁武帝玩。梁武帝对他喜爱有加，登基后，把他放在身边做主书（主管文书）。 普通北伐前，陈庆之除了这个文职，从未在军中做过事，更别提带兵打仗了。梁武帝了解他，信任他的稳重，让他在萧综手下做杂号将军。刚过不惑的陈庆之就这么上了前线。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梁武帝企盼以彭城为据点，扩大北进的规模，谁想行动遭遇了意外，气得他差点没去撞墙。他心爱的儿子萧综不认他这个爹，还视他为仇敌。 梁武帝反齐攻下建康时，将东昏侯萧宝卷的宠妃吴淑媛纳为妃子，七个月后产下了萧综。萧综长大后从母亲那里听说此事，便掘开萧宝卷的坟墓，滴血验亲（这相当于古代版的dna化验，化验过程是，将自己的血液滴到萧宝卷的骨骼上，如若渗入，则两人是血亲。鬼知道是否有科学道理。其实齐梁两萧是只隔了四五代的亲戚，即便采用dna测验，有所相似也该正常），坚信自己是南齐皇室的后代。他抓住梁魏两军在彭城对垒的时机，连夜逃入魏军大营投降。 梁军十分搞笑地丢了主帅，立时溃散，彭城得而复失，还伤亡数万兵力。沮丧之余，陈庆之却让为良将发愁的梁武帝眼前一亮：他的军队号令严整，全师退到了建康。 于是一年后梁国再次攻寿阳时，陈庆之被授予假节、总知军事。夏侯亶和元树分南北两路合攻寿阳。北魏的主力军正在河北清剿，无法有效支援寿阳。寿阳城破，梁武帝终于如愿以偿。陈庆之升为东宫直阁，负责太子东宫的防务，赐爵关中侯。短短一年之内，陈庆之从小主书一跃为大侯爵，虽说梁武帝有意提拔亲信，但陈庆之的战功还是足以让很多久经沙场的宿将大跌眼镜。 夺取寿阳只是开端。梁军乘胜挺进，在淮北连战连捷，攻到北魏南兖州的治所涡阳（今安徽蒙城）城下。梁军主力的领军是曹仲宗，陈庆之持节监军。北魏援军逼近涡阳，他亲自指挥两百名骑兵，突然袭击立足未稳的魏军前锋，杀得魏军措手不及，前军大败，后军震恐。 两军在涡阳城对垒，从春到冬连续作战，师老兵疲。曹仲宗担心腹背受敌，打算退兵。陈庆之坚决反对，他手持杖节，站在军营门口喝道：“大军共至此地，已达一年，所耗粮草甚多。各军毫无斗志，还想退缩，哪里是要立什么功名，明明是借机掳掠财物而已。我听说‘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正是破敌之时！我有陛下密敕，违我令者，一概严惩！”（我军疲惫，难道敌军不疲么？为将之人有不畏劲敌的决心，才能取得所向披靡的战绩） 曹仲宗等人被说得面红耳赤，只好依从。陈庆之也不强攻，他乘着夜色，率军偷袭涡阳城周围的魏军据点，一夜攻下四个。天亮后，陈庆之命魏兵俘虏排开阵势，冲在前面，梁军则紧随在后，攻打北魏余下的九个据点，直杀得涡阳城外尸首成山，涡水断流。梁军攻陷涡阳城，又进据豫州的城父，离北魏的统治中心司州不远了。 涡阳一战，陈庆之军队的勇猛简直成了北魏士兵的噩梦。他本人与麾下的士兵个个都身穿白袍，魏国人称他“白袍将军”，“白袍”成了“韦虎”之后最令魏国人恐惧的名词。（个人以为，白色在战场上是对视觉刺激最强烈的颜色，一旦染了鲜血，能起到相当大的震撼敌人的作用。以白袍作为战袍，正蕴涵着作战者莫大的气概与信念。我甚至猜测，《三国演义》里长坂坡白袍小将赵云的设计，可能也受了“白袍将军”的启发） 梁武帝决定给陈庆之一次单独表现的机会。河阴惨案后，北魏宗室接连投奔南梁，“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大通二年（公元528年），梁武帝封北魏北海王元颢为魏王，命陈庆之为飚勇将军，护送元颢北上称帝，想以此达到控制北朝的目的。耐人寻味的是，他只给了陈庆之不到一万的人马，却险些闹出个天翻地覆。 第一部 绝代双骄 十六 昙花一现 所谓“护王还北”，实际上是梁武帝想要通过培养傀儡的方式，控制和占领北魏的国土。这跟北魏立刘昶为宋王伐齐，立萧宝夤为齐王伐梁，没有本质的差别。后人或惊叹、或推崇、或不屑于陈庆之以少胜多的表现，却往往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梁武帝只给了陈庆之那么少的兵，这次北伐对于梁国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要从梁武帝的角度来考虑和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这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梁武帝屡屡不惜代价地进攻淮水下游各城，根本目的是保障自身的战略安全，即所谓“守江必守淮”。重镇寿阳入手后，梁国就失去了继续进取的利益驱动。黄河下游能否拿下来，拿下来能否守得住，宋文帝的三次失败是前车之鉴，梁武帝既无把握，也不指望。因此，基于“打输了不亏，打赢了稳赚”的心理，发动全面的动员，还不如派少量战斗力强的步骑兵北进，最好能在河、淮之间建立一个在受梁国掌控的缓冲国，最差也能把你北魏搅得更乱些。 其次，陈庆之不具备统领大军团的资格。而论能力，陈庆之是优秀的将领，却未必胜任统帅之职。若真动员了数万甚至十万以上的兵马，在人才严重凋零的国内，梁武帝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托付重任。于是，把人数不多的军队交给自己信任的陈庆之，并让他充分发挥敢打逆仗的优点，乃是最佳搭配。梁武帝的安排看似匪夷所思，其实是有良苦用心的。 此外，梁武帝知道北魏内部的乱象，但囿于传媒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有非常全面的了解。大部分信息来自于投奔他的北海王元颢，以及之前投降的宗室元法僧等人的口述。梁魏两国此前虽有和解的趋势，但仍是敌对国，从敌国获得的信息是要打上问号的。如果交给元颢过多的人马，不仅容易失控，而且可能引火烧身，自取其辱。陈庆之此行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对傀儡元颢进行严密的监视。 陈庆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兢兢业业执行这项胜算无几、玄机重重的任务，把战场变成了创造奇迹的舞台。 陈庆之的白袍护卫队从铚城（今安徽宿州西）出发，于梁大通三年（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首战告捷，攻克荥城（今河南商丘南），进抵梁郡（今河南商丘一带）。梁郡位于北魏徐州的西北，西接司州，北连兖州，地扼交通要道。梁郡的睢阳城及其北部的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共有数万魏兵，分别由都督丘大千和济阴王元晖业把守，其中元晖业率领的是朝廷的羽林兵。 北魏的主力此时在洛阳附近，由尔朱荣的亲信元天穆统领。元天穆丝毫没把人数不足一万的陈庆之放在眼里。由于青州的邢杲正在济南一带作乱，人数众多，他与手下商议后，决定先灭了邢杲，再回来救援梁郡，解决元颢与陈庆之。 元天穆失算了。陈庆之人少，却尽是精锐。他乘虚猛攻丘大千的梁郡，丘大千在绝对人数上占有优势，但他犯了致命错误，数万守兵分散在九座堡垒，被陈庆之集中兵力，一天之内攻破三座。丘大千破了胆，不敢再战，请降献城，陈庆之拥元颢进入睢阳城。元颢就在睢阳城南即位改元，做了梁国扶持下的“魏国皇帝”。陈庆之被元颢“封”为卫将军、徐州刺史。 任务看来已经完成，陈庆之没有就此停息。他立即北上击败考城的羽林兵，生擒了守将元晖业。 梁军挥师西进，所过各城望风而降，很快就来到了荥阳城下。荥阳是洛阳以东最后一座大城，重要性不言而喻。元天穆这时刚刚干掉济南的邢杲，赶在回军的路上，北魏朝廷只好将洛阳附近剩余的七万兵力调到荥阳及其西面的两个关隘——虎牢和轘辕，由东南道大都督杨昱死守荥阳，尔朱荣的两个堂弟尔朱世隆和尔朱世承则把守虎牢和轘辕。 荥阳攻城战异常艰苦，城中军队多过陈庆之数倍，梁军的第一拨攻势被击退了。更为不利的是，元天穆与尔朱荣侄子尔朱兆的援军即将到达，旌旗招展，远远已能望见。梁军士卒上下惊恐，出现了怯敌心态。 惟有陈庆之一点不慌张，他命士兵稍事休整，人马吃饱喝足，然后登高呼道：“我军至此以来，攻城略地，着实不少；诸君杀人掠女的行径，也数不清了（由此看得出梁军战斗力虽强，军纪却很糟，一路胜仗却没有收取魏国民心，最终失败不可避免）。元天穆的援军，都是我们的仇敌。我军才七千，魏军三十多万（这是虚指魏军总数，而不是荥阳一城守兵的数量，也不是城外援军的数量。有人以此质疑战争的可信性，实际上是误解了陈庆之以众多的敌军人数激励将士奋发作战的本意）。今日不是我死，就是敌破！不可与敌军骑兵在平原上交锋，先把城池拿下。诸君切勿迟疑，以免自取灭亡！” 说完，陈庆之下令擂鼓攻城，七千将士个个精神抖擞，如发了疯的蚂蚁一般涌向荥阳的城墙。城内的杨昱正盘算等援兵一到便出城夹攻，哪里想到梁军如此凶狠？仓促之间布置守备，根本来不及了。梁军打头的士兵已经从城墙缺口处翻了进来，气势如虹地杀向城内。荥阳的魏兵死伤惨重，杨昱也做了阶下囚。（战后元颢念他忠义不降，放了他一条生路。但梁军大杀城中俘虏的部将，却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仇恨） 梁军控制了荥阳，元天穆的前锋也兵临城下。陈庆之乘敌军立足不稳，突然率领三千骑兵出城迎战。魏军远道而来，还没摆开阵势就遭到痛击，一下子崩溃了。 荥阳之战是陈庆之名震中原的经典作品，在攻城和野战中他都做到了出其不意，速战速决，把军队的机动性发挥到极致，很有现代“闪击战”的风采。洛阳城的儿童也因此唱起了“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北魏守军望风而逃。元天穆率部退往河北，尔朱世隆放弃虎牢，他的弟弟尔朱世承放弃轘辕，在逃跑途中被杀。 洛阳以东再无一险可守，北魏孝庄帝在洛阳呆不住了，他带着亲信秘密逃往河内（今河南沁阳），继而北上并州，与尔朱荣会合。附近的城池纷纷向元颢投降。元颢与陈庆之进入洛阳，接受北魏百官的朝拜。南朝军队最后一次占领了洛阳城，以前，桓温、谢玄、刘裕等人都曾攻克洛阳，然而只有这一次，洛阳是作为北朝的首都被攻取的。 傀儡元颢在洛阳做的唯一一件好事，是杀了河阴惨案的罪魁之一费穆（恶人自有恶报）。他坐稳了皇位，就不想再受梁国的管束，但毕竟四面都是北魏军队，还得倚仗陈庆之的辅佐。陈庆之也意识到打得过狠了，完全超出了预期的目标。他向元颢提出：“我军人数太少，深处敌人腹地，若让敌人知道了虚实，哪里还挡得住？早向南方请求精兵救援才是正道！” 元颢身边的安丰王元延明说：“陈庆之兵不过数千，已难以驾驭，若再让他增兵，哪里还能听我们的？” 元颢点头称是，他赶紧给梁武帝上表说：“如今河北、河南都已平定，只剩尔朱荣的小股势力，我与陈庆之足以将其擒获。各州郡新近归附，正需安抚，不宜增兵惊扰百姓。”梁武帝听了元颢的话，命其他军队停留在边境观望，断了增援的可能。（关于梁武帝是否应该继续派兵进入魏国，历来争议不小。陈庆之的冒险成功，具有相当的偶然因素，而且危机四伏。增兵并不意味着就能扩大战果，也可能会扩大损失） 元颢与陈庆之的猜忌日益加深之际，尔朱荣的数十万大兵开到了黄河北岸。 洛阳东北的黄河北岸有一座小城，名叫北中城，紧靠黄河上的河桥。元颢派陈庆之带着他的几千白袍军把守北中城，自己则率领北魏的降兵守在南岸。尔朱荣屡攻北中城不下（攻城都那么猛，守城更是梁军的拿手好戏了），又没有足够的船只从别处渡河，几乎打算撤军再作计较。 黄门郎杨侃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岂可以小败而废大谋？元颢已失民望，四方百姓都指望明公早日收复都城。依我之见，不如征召附近的民众捆扎木筏，沿河东西排开几百里，教元颢防不胜防。一旦渡河，大功必成！” 尔朱荣大受启发，他一面派人从附近找到了几艘可以作为向导的小船，一面命尔朱兆与贺拔胜监工，准备了大量木筏。一天深夜，尔朱荣大军从马渚渡口万筏齐发，扑向南岸，大败元延明的守军。元颢弃城南逃，随从失散，在临颍被县卒斩杀。陈庆之见大势已去，收拾几千步骑兵东还，尔朱荣一路穷追，途中梁军又被汛期的颍水冲没，陈庆之剃发扮作僧人，一个人抄小路才逃回了建康。 白袍军的努力付之东流，身为南梁最后的骁将，陈庆之也徒叹奈何。洛阳城的两度易手，只是北魏末年的一段小小插曲，前后仅持续了六十五天。 第一部 绝代双骄 十七 手刃权臣 尔朱荣消灭了元颢，把傀儡皇位交还给了孝庄帝元子攸。孝庄帝加封他为天柱大将军。以前是国之柱（柱国），现在是天之柱，位极人贵。 关东基本安定了，尔朱荣有意收拾关中，彻底平息六镇起事以来的混乱局面。关中路途遥远，他本人不愿轻动，便要选一位最为得力的干将。他手下能独当一面的人才，就数怀朔派的高欢，和武川派的贺拔兄弟。高欢对他的心思猜得最透，适合留在身边；于是，他打算任命贺拔兄弟中的老三、武卫将军贺拔岳为统帅，领兵西讨。 贺拔岳心中不安，尤其担心跟他结下梁子的高欢借机陷害。他私下对哥哥贺拔胜说：“关中的万俟丑奴乃是劲敌。倘若若不能取胜，固然有罪；即便胜了，恐怕也会遭人嫉恨，为谗言所累。” 贺拔胜问他怎么办。贺拔岳说：“你帮我向尔朱荣请示，找个姓尔朱的人担任统帅，我愿做副帅。” 贺拔岳转达贺拔胜的意思，尔朱荣很高兴，便任命尔朱天光为统帅，以贺拔岳为左大都督，征西将军侯莫陈悦为右大都督，共同入关，讨伐万俟丑奴。时任步兵校尉的宇文泰，也被派到贺拔岳军中。（关中的格局自此初见端倪） 万俟丑奴是鲜卑人，靠着一批边镇上的士兵拥护，在高平（今宁夏固原）称帝，后来又收留了造反失败的萧宝夤。萧宝夤这位老兄五十年如一日地不忘复国，乘乱把齐国建到了长安，还杀了朝廷派来监视他的郦道元（堂堂《水经注》作者），怎奈经不住打，战败后只好出逃投奔了万俟丑奴。万俟丑奴席卷关中四州，势力一度很盛。 尔朱天光的大军一入关，万俟丑奴立刻显了原形，一路节节败退，逃往高平。贺拔岳以轻骑兵穷追猛赶，在平凉生擒万俟丑奴，又到高平捉住了萧宝夤。不到两个月，关中初定。又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尔朱天光彻底清剿了万俟丑奴的残部。尔朱天光镇守关中，加封侍中，贺拔岳和侯莫陈悦则分别做了泾州刺史和渭州刺史。 宇文泰在战斗中奋勇杀敌，军功不小，被升为征西将军，代理原州事务，到万俟丑奴的老巢高平一带安抚军民。宇文泰恩信并重，体恤民情，处处照顾到老百姓的利益。百姓们十分感动，都说：“要是早点遇到这么好的领导，我们又怎么会去参与叛乱呢？”宇文泰在关中渐渐积累起名望，而这年，他才二十四岁。 北魏恢复了统一，孝庄帝却高兴不起来。尔朱荣身居晋阳，在洛阳广布党羽，通过他们遥控朝政，孝庄帝的举动尽在掌握。孝庄帝就是想劳心多做管点政事，都会引起尔朱荣的不满和掣肘。尔朱荣每次入朝，就拉上皇帝嫔妃一起在宫中摆起酒宴，歌舞作乐，又表演骑马射箭的把戏，搞得孝庄帝又烦又厌。 尔朱荣要把自己家乡的人派到河南各州做官，拟好名单让孝庄帝过目，孝庄帝不同意，又派元天穆当面要求，孝庄帝还是不同意。元天穆说：“天柱将军大功在身，又是宰相，就算要把天下的官全换了，陛下也不可以违背，现在不过换几个人而已，为何不行？” 孝庄帝气不打一处来，正色道：“天柱将军如果不想为臣，那就把朕也换了吧；如果他还想为臣，那就没有替换天下百官的道理！” 尔朱荣听说后，大怒：“天子是靠谁立的？如今居然不听我的话了！” 孝庄帝在朝上受尔朱荣势力的压制，回到宫中又要被尔朱荣的女儿尔朱皇后斥骂。尔朱皇后有了身孕，整天说孝庄帝不识抬举，还敢宠幸其他嫔妃。孝庄帝让尔朱世隆去给皇后讲道理，皇后却说：“天子是我家立的，居然这么搞；父亲本该自己做皇帝，现在哪有那么多麻烦！” 尔朱世隆也在一旁附和：“是啊，是啊。要是堂兄做了皇帝，我也早封王了！” 各地叛乱不止，孝庄帝不得不倚仗尔朱荣的力量，只好妥协让步；现在叛乱都解决了，他越来越忍不住这口恶气，想方设法要扳倒权臣，做名副其实的皇帝。 孝庄帝虽是傀儡，却很有办法。在尔朱荣重重眼线之下，他还是联系了几位憎恶尔朱荣的大臣，包括城阳王元徽、侍中李彧、侍中杨侃、尚书右仆射元罗等人，共同谋划杀掉尔朱荣。 尔朱世隆觉察到孝庄帝不太对劲，就故意写了封匿名信，说天子与大臣密谋杀太原王（尔朱荣），警告尔朱荣。尔朱荣不屑一顾，说：“尔朱世隆太没胆了，谁敢杀我！”他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反而宣称要进京照顾皇后生产。 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尔朱荣带着五千名骑兵，从并州出发前往洛阳，一路上听到人们传言：“天子图谋尔朱荣。” 尔朱荣到了洛阳，径直冲进皇宫，劈头盖脸地问孝庄帝：“外面的人说你要杀我，是么？” 孝庄帝相当镇静，反问道：“外面的人还说你要杀我，难道可以相信么？”（孝庄帝的反诘实在太妙了。他若是生得早些，至少能做个中上水准的皇帝，可惜生在人人思变的末世，仅靠聪明也无法力挽狂澜） 尔朱荣被皇帝这么一说，反倒没了疑心，每次入朝面君都只带几十个随从，而且也不拿兵器。 孝庄帝有点想放弃，城阳王元徽说：“纵然尔朱荣不造反，又怎能容忍他的行为？更何况我们有什么能力保证他不造反？”考虑到元天穆还在并州，如果轻举妄动，恐怕会遗留后患，孝庄帝就下一道圣旨，召元天穆来洛阳。 他把同谋者聚集到一起，又秘密拉中书舍人温子升入伙。温子升与孝庄帝分析了历史上杀权臣的成败得失，包括王允杀董卓、高贵乡公杀司马昭等案例，孝庄帝感叹道：“杀尔朱荣，即便我死了，也是应该做的，何况未必就死！我宁可像高贵乡公（曹髦）那样死，也不要像常道乡公（曹奂）那样生！” 正巧尔朱荣和元天穆进宫与皇帝一同用餐，孝庄帝赶紧安排杨侃等人在殿东埋伏下来。没想到两人没吃完，就起身离去，伏兵上殿晚了一步，刺杀失败。 过了几天，宫内宫外又开始散播皇帝要杀尔朱荣的消息。孝庄帝怕夜长梦多，决定早作行动。元徽献计，以皇后生太子为由，请尔朱荣入朝。 孝庄帝心中犯嘀咕：“皇后怀孕才九个月，这么说行么？” 元徽说：“妇女不足月产子的事很常见哪，尔朱荣肯定不会怀疑。” 孝庄帝便派元徽到尔朱荣府上传话，同时在大殿东侧再次布置了武士。尔朱荣正在府里与元天穆玩赌戏，听说皇后产子，高兴坏了。元徽摘下他的帽子放在手里耍玩，两旁官员一个劲地道贺，更让他坚信喜事临门。他当即拉上元天穆和长子尔朱菩提，带着三十来个随从进宫。 孝庄帝听报尔朱荣来了，坐立不安，脸色惨白。旁边温子升提醒说：“陛下脸色变了！” 孝庄帝连忙要了酒，咕咚咕咚喝下几大口，脸上才恢复了血色。他命温子升起草赦令（事成之后要大赦天下），带下殿去，然后在大殿东面坐正，膝下藏好防身匕首，面朝西静候尔朱荣。（注意当时的坐姿是跪坐） 尔朱荣把随从留在大殿门口，见温子升迎面走来，便问他手中拿着什么文书。温子升面不改色回了一个字：“敕（即圣旨）。” 尔朱荣合该倒霉，没再细看，就与元天穆走进大殿，坐到了孝庄帝的西北侧，面朝南。元徽从后面跟了进来，刚拜了一下，一队武士从大殿东门冲入。 尔朱荣“啊呀”一声，心说不好。他反应极快，一个箭步向孝庄帝扑了上去。孝庄帝正好酒劲上涌，略一欠身，抽出匕首，一刀捅进尔朱荣前胸…… 血溅大殿，凶神倒地。武士们蜂拥而上，一阵狂砍，尔朱荣和元天穆当场身死。大殿门口的随从们也全部赔上了性命。（傀儡皇帝手刃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少见的一幕，何况过程如此惊心动魄，完全不亚于荆轲刺秦王。真希望将来能有人精心改编，让我们看到一部《刺荣》的大片） 事毕半晌，孝庄帝心脏依然砰砰直跳。他捡起尔朱荣手中的手版，上面有几份奏折，凡非尔朱荣的心腹，都在清理陷害之列。孝庄帝叹道：“这回要不杀他，将来就更难了。” 尔朱荣和元天穆死了，孝庄帝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尔朱氏的势力遍布四方，洛阳城中人心惶惶。事变当晚，尔朱世隆带着部众烧了西阳门，逃出城去。 孝庄帝派人给尔朱世隆送去铁券，向他表示：尔朱荣谋反，但只惩首恶，余者不究；只要投降朝廷，依然可以官复原职。 尔朱世隆不吃他这一套，心说：“太原王功盖天下，还不是想杀就杀了；几行铁字有什么用！我一定要为太原王报仇，决不投降！”他攻了一阵洛阳，双方各有损伤。尔朱世隆毕竟人少，就收兵北上，向汾州（今山西汾阳）刺史尔朱兆搬救兵。 尔朱氏叔侄在长子会合，两人就近推举太原太守、长广王元晔做皇帝，整顿兵马杀向洛阳。徐州刺史尔朱仲远是尔朱世隆的哥哥，得到消息，也出兵奔赴洛阳。 孝庄帝本以为杀了尔朱荣就万事大吉，哪晓得落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他任命元徽总揽朝政，元徽疾贤妒能，又吝惜钱财，根本出不了应敌的好主意。他调兵把守黄河，哪知冬天水少，才没过马肚子，时逢狂风大作，漫天黄土，箭都射不出去。尔朱兆的骑兵没遇到什么抵抗，就进了洛阳。 孝庄帝找不到马匹，急匆匆跑到城门口，被尔朱兆的骑兵追上，做了俘虏，锁在永宁寺的楼上。 残冬腊月，北风呼啸，孝庄帝冻得瑟瑟发抖，向尔朱兆乞求头巾御寒，尔朱兆不予理会。他入宫杀了尔朱皇后刚生下的小皇子，奸淫嫔妃、公主，放纵士兵大肆抢掠，擒杀元徽、元彧等宗室。洛阳城又遭受了一场浩劫。 孝庄帝被尔朱兆押到晋阳，勒死在一座凄冷的小佛寺中，时年也是二十四岁。临终前，他向佛祖发愿，生生世世不做皇帝，并留下千古绝笔： 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 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 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 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 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 第一部 绝代双骄 十八 高欢信都起兵 尔朱氏重掌大权，嫌临时拥立的元晔族缘过疏，又从孝文帝的侄子里挑选广陵王元恭，逼元晔禅位。元恭即位，是为节闵帝。他是继元子攸、元晔之后的三号傀儡皇帝。 北魏境内，尔朱家族兄弟叔侄各霸一方：尔朱兆在北，兼有并州、汾州；尔朱仲远在东南，据守徐、兖二州；尔朱天光在西，专制关中；尔朱世隆则居中，把持朝政。然而，这些人擅长胡作非为，没一个真正成器的，相互之间谁也不服谁。吕思勉先生据此评价：“贪暴如此，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况乎怨雠者之日伺其侧邪？” 贪暴的尔朱氏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所谓的“日伺其侧”者，便是高欢。 尔朱荣生前就看出来姓尔朱的没一个能做高欢的敌手。他问部下：“有朝一日我死了，谁可以统领大军？”大家都说：“尔朱兆。” 尔朱荣摇摇头：“尔朱兆也就率领三千骑兵打场小仗，有能力代我统领大军的，非贺六浑（高欢的鲜卑名）莫属。” 他告诫尔朱兆说：“你斗不过高欢的，终究会被他所制。” 尔朱兆并不把叔叔的警示放在心上，只把高欢当作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而已。尔朱荣被杀，尔朱兆派人请时任晋州刺史的高欢出兵，高欢以附近零星叛乱过多为由，暂时采取了观望的姿态。 尔朱兆对高欢很不满。可是没过多久，河西流民纥豆陵步藩率部南下袭击晋阳，打败了尔朱兆的军队。高欢出兵救援，与尔朱兆合力杀了步藩，尔朱兆就忘了之前的过节，感激高欢之余，与他结拜兄弟，摆酒庆贺。 高欢帮助尔朱兆，只是权宜之计，他明白还没到翻脸的时候。仅靠手头上的兵马，又身处尔朱氏的根据地山西，以卵击石是傻子的做法。要开创功业，一得人和，二需地利，然后才能期盼运气（天时）的降临。而就在宴席之间，尔朱兆主动向高欢咨询起一件棘手的事情。 葛荣的六镇部众被尔朱荣遣散后，十多万人流亡到了并州一带“寓食”。他们衣食无着，又要遭受尔朱氏的契胡凌辱，小规模的造反不断，令人防不胜防，杀不胜杀。尔朱兆很头疼，又想不出主意，就跟高欢商量，说要不把这批人统统杀掉算了，可是斩草难以除根，怕出乱子。 高欢暗喜，这是天赐良机，但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他一脸关切地说：“这个麻烦万万不能惹。于今之计，最好挑一名王爷（尔朱兆这时已进爵为王）心腹之人，让他负责领导这些人。” 尔朱兆深以为然，转念一想：“好是好，谁能胜任呢？”（自己往套里钻） 宴席间在坐的，有贺拔兄弟的老大贺拔允。贺拔三兄弟中，贺拔胜和贺拔岳都嫉恨高欢，贺拔允却跟高欢的私交不错，往来密切。他见尔朱兆问话，便随口应道：“贺六浑就是合适人选。” 高欢一听，伸手一拳挥了过去，把贺拔允打翻在地，掉落一颗牙齿。他气呼呼地说：“天柱大将军在时，我们这些人就是鹰犬。今日之事全凭王爷安排，阿鞠泥（贺拔允的鲜卑名）怎敢欺下罔上？请王爷将他严加处置！” 尔朱兆以为高欢真是实诚人，顺口说道：“我意已决，就交给贺六浑来统领，也算了结我的麻烦！” 好个高欢，尔朱兆话音一落，神情立刻变了。他怕尔朱兆说的是醉话，醒了以后反悔，马上就走出大帐，宣布道：“我高欢受王爷委任，统领镇兵，众人前去汾水以东集合，听我号令。”六镇兵士恨透了尔朱氏，又知道高欢出身也是个镇兵、参加过起义军，都愿意跟随高欢。 贺拔允有意无意的一句话让高欢赚足了起家的本钱，不论那一拳挨得冤不冤枉，那颗牙掉得值不值，他都是高欢集团的一大功臣了。有趣的是，宇文泰在关中创业，靠的也是贺拔氏（贺拔岳的大军）。高欢也因此只能取得北魏半壁江山，可谓“成也贺拔，败也贺拔”。 高欢一下子得了数万镇兵，问题又来了。并州连年闹霜灾、旱灾，将士没吃的，个个面如菜色。高欢派刘贵向尔朱兆请求，带领将士们去河北地界解决温饱。 长史慕容绍宗坚决不同意，他对尔朱兆说：“当今四方纷扰，人怀异望，何况高公雄才大略，握有重兵。放他东行，犹如纵虎归山！” 尔朱兆不信：“我和他磕过头，拜过把子，怕什么？” 慕容绍宗道：“亲兄弟尚难相信，何况拜把的兄弟！” 尔朱兆左右亲信得了高欢的贿赂，都在一旁说慕容绍宗的坏话，尔朱兆以为慕容绍宗挑拨他与高欢的关系，反而把慕容绍宗关起来，催高欢早点出发。 高欢整军离开晋阳，走到半道，碰上尔朱荣妻子北乡长公主带着三百多匹马从洛阳而来。高欢下令夺了马，编制成骑兵，继续东进。 北乡长公主跑到尔朱兆那里诉苦，尔朱兆感觉不对劲，又把慕容绍宗放出来问他怎么办。 慕容绍宗算了下时间，说：“高欢还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尔朱兆亲自领兵追赶，在襄垣郊外追上了刚刚渡过漳水的高欢军队。 高欢见漳水高涨，便隔水向尔朱兆拜谢：“我军马匹不足，所以借马，为的是防备河北的盗贼。王爷亲自来追我，我愿渡水受死，只恐这些部众将来又要叛乱了。” 尔朱兆哪有高欢那么多心眼，赶紧申辩说决无杀他的意思，然后一个人渡过漳水，向高欢表示道歉，还伸出脑袋让高欢砍，以表诚意。（尔朱兆闯江湖倒可以混个义士当，搞政治的话显然幼稚得可笑） 高欢当场大哭说：“贺六浑仰仗的就是王爷，愿为王爷出身入死。如今旁人离间我们的感情，王爷怎么可以让我如此难堪呢！”当下与尔朱兆杀白马为盟，发誓一辈子做兄弟，两人又是一醉方休。 尉景劝高欢乘机杀了尔朱兆，高欢则认为尔朱兆草包，不急一时。次日清晨尔朱兆回到对岸，见了慕容绍宗，心里后悔，又要高欢过来叙谈。高欢哪里肯听，带着人马自顾出太行山而去。尔朱兆隔着漳水骂了一阵，想想高欢毕竟没有造反，也就撤兵回了晋阳。 高欢的治军方略强过尔朱氏太多，而且一路上军纪严明。他要求兵士对百姓秋毫无犯，过麦地下马步行，自己以身作则。他熟悉六镇兵民的习惯，很注意在各方面尊重镇兵。到达河北时，高欢手下都是真心拥戴他的人了。 河北的当地势力多数并不买高欢的账。殷州刺史尔朱羽生、相州刺史刘诞、定州刺史侯渊等人是尔朱氏的亲信。高欢向刘诞求粮，刘诞不给。他打听到附近有个租粮的军营，亲自带兵去抢，才获得了有限的粮食。 据守冀州信都的汉族豪强高乾兄弟、封隆之等人，在高欢陷入困境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高乾与高欢同宗，也是渤海蓚人。他这支的状况比高欢要好，父亲高翼在冀州是大户，结交甚广，远近闻名。高乾兄弟四人，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三弟高敖曹。高敖曹本名高昂，因为胆力过人，姿貌绝伦，武功极佳，当时人们都用字敬称他，还把他比作项羽。 高乾听说高欢到了信都附近，便对几个弟弟说：“我听说高晋州雄才盖世，志向高远。尔朱氏无道，正是英雄效义之时。我意已决，奉迎高晋州入城，诸君无须担忧。” 他带着十几名随从出城迎接，把高欢的大军请到信都。高欢与高乾性情相投，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两个人同榻而眠，结为至交。粮草充足的信都城，也让高欢的镇兵第一次感到了衣食无忧的幸福。 过了几个月，高欢见时机成熟，便假造尔朱兆的文书，说要征召一万人回山西做契胡的部下，去打稽胡。将士们不愿再回去受苦，哀号遍野，哭声震天。 高欢装作一副劝慰的口气说：“我与你们情同一家，不想上有军令。现在去山西是死路，误了军期也是死路，如之奈何？” 将士异口同声道：“只有造反了！”大家一致推举高欢为首领。 高欢又说：“你们没有看到葛荣的失败下场么？即便拥兵百万，如若没有严明的刑法保障，到头来还是灰飞烟灭。若要推举我为首领，得和以前不一样：一不得侵犯汉人；二不得违犯军规，服从我的命令。大家能做到么？” 将士们连呼：“绝对服从！”集体在高欢面前拜倒。高欢下令宰牛造饭，让众人保餐一顿，然后宣布讨伐尔朱兆。 建明二年（公元531年）七月，高乾与另一名豪强李元忠攻灭尔朱羽生，兼并了殷州（今河北隆尧东）。高欢深受鼓舞，他按照孙腾的建议，立勃海太守元朗为帝，自任丞相、大将军，改元中兴，正式在信都起兵。 第一部 绝代双骄 十九 双骄初会 高欢起兵的消息传到晋阳，尔朱兆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调起两万步骑兵，从井陉出太行山，夺回了殷州。兖州的尔朱仲远也陈兵阳平（今河北馆陶），准备会战高欢。 倒霉的尔朱兆仍然避免不了被高欢耍的命运。高欢派人施反间计，一面说“尔朱世隆兄弟要杀尔朱兆”，一面又说“尔朱兆和高欢合谋算计增兵北上的尔朱仲远”，搞得尔朱兆与尔朱仲远相互猜忌，不敢轻易进攻。 高欢乘机以轻骑兵突袭广阿（今河北隆尧东），大败尔朱兆，俘虏五千人，然后引兵南下，用地道焚柱战术（所谓地道焚柱，是从城外往城楼下挖掘地道，同时用柱子作为支撑，完成地道后，放火焚烧柱子，使地层下陷，城楼倒塌。袁绍曾用这种方法攻破公孙瓒的幽州，而高欢也很擅长用此计攻城），攻破了邺城。一年前拒绝借粮给高欢的相州刺史刘诞，做了高欢的阶下囚。 邺城的失守令洛阳的尔朱世隆着了慌。他手下的骠骑大将军斛斯椿看不惯尔朱氏的作为，认为这是把尔朱氏一网打尽的好时机，就向尔朱世隆自告奋勇，去关中请尔朱天光出关。 尔朱天光在关中大权在握，过得很爽，不想去捣关东的浑水。斛斯椿说：“高欢作乱，关东那些人都是废物，王爷不出马可平定不了！” 斛斯椿的话说到了尔朱天光的心坎里，他也不听贺拔岳固守关中的劝告，留下弟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得意洋洋地领军前往邺城。 贺拔岳料知尔朱天光必败，便与宇文泰商量对策。宇文泰建议，说服秦州刺史侯莫陈悦出兵，乘虚袭取长安，并亲自到侯莫陈悦军中做思想工作。侯莫陈悦果然被宇文泰说动，与贺拔岳一同攻下长安，捉了尔朱显寿。贺拔岳兵不血刃得了关中，对宇文泰倍加器重。他自任关西大行台，任命宇文泰为行台左丞，事无巨细都交由宇文泰处理。 尔朱兆与各路尔朱氏军队齐集邺城外，号称大军二十万。四年前尔朱荣在这里灭了葛荣，尔朱兆自然想重温一下叔叔的战绩。可敌兵虽然还是葛荣的六镇兵，敌将却比葛荣高了好几个档次，更何况他自己也不是擅长战术的尔朱荣。 高欢留下封隆之守邺城，亲率步骑兵三万多，出城迎敌。这支军队里除了以镇兵为主的鲜卑骑兵外，最显眼的就数高敖曹的三千汉兵。 这三千汉兵是高敖曹在冀州乡里精挑细选和长期操练出来的，每个人都练就一套好身手，不亚于鲜卑士兵。高欢原本担心汉兵的战斗力，想把鲜卑兵编入高敖曹军中，听了高敖曹的解释后，大为赞叹，便把高敖曹部安排在大军的左翼，又命堂弟高岳率部为右翼，在邺城南面的韩陵山（今河南安阳东北）下，摆开圆形的阵势，并用牛驴等牲畜自绝退路，以示与将士们一起以死相拼的决心。 尔朱兆远远望见高欢，大声斥责道：“我与你誓为兄弟，你却要反我？是何道理？” 高欢冷冷答道：“不错，我本想与你戮力同心，共辅朝政。可如今天子在何处？” 尔朱兆自知理屈：“永安皇帝（即孝庄帝）枉杀天柱将军，我只是想报仇而已。” 高欢哼了一声，说道：“当年天柱将军想做皇帝，我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你当时就在帐下，难道还不算造反么？何况皇帝杀大臣，报的哪门子仇？今日我与你恩断义绝！”（高欢的狡猾之处，在于他既有自己的主见，又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尔朱荣想称帝的事，本有他一份“功劳”，现在反过来变成批判尔朱兆的罪行了。而在尔朱兆理亏的场合，支持高欢的人是很少会去计较高欢以前的所作所为的） 尔朱兆怒不可遏，挥师杀向高欢。两军相持，高欢人少，被迫向后撤退。尔朱兆乘势猛追，两翼高岳和高敖曹的骑兵一个从前方，一个从中间，突然发动冲击。尔朱兆的军队人多，首尾难以呼应，被高敖曹的汉兵拦腰截断，混乱不堪。高欢回军发动反攻，尔朱兆大败，逃往晋阳。贺拔胜等人临阵投降。 观望多时的斛斯椿见尔朱氏战败，便与部下先一步回到洛阳，杀了尔朱世隆、尔朱彦伯兄弟，又抓了狼狈逃到河桥一带的尔朱天光等人，向高欢献城。高欢大军开进洛阳，尽杀城中的尔朱氏及其党羽。只有跑得最快的尔朱仲远投奔了梁国，才幸免一死。 高欢手上有了两个傀儡皇帝，天无二日，按理得废掉一个。以血缘论，节闵帝是皇族近亲，高欢立的元朗是远亲，继续扶持节闵帝是可以的。但高欢顾忌到节闵帝年纪较长，不容易操纵，便派人从孝文帝的后代中物色皇帝人选。看来看去，广平王元怀的三子平阳王元修不错，年龄二十出头，又少言寡语，适合做个好傀儡。（人不可貌相，高欢失算了） 中兴二年（公元532年）四月，高欢立元修为帝，改元太昌，之后又改元永熙，这就是北魏末代皇帝——魏孝武帝。高欢被封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尔朱荣的头衔统统拿到，年仅十二岁的长子高澄被封为侍中、骠骑大将军。之后，高欢便接连毒杀了节闵帝与另外两个废帝元晔和元朗。（尔朱氏虽然废了元晔，却并没有杀他，就这点而言还算厚道。高欢则很像刘裕，从最底层好不容易爬到了一人之下的位置上，对于“皇帝”这个东西是最不能信任的，凡戴过皇冠的，全在可杀之列。这三个皇帝中，节闵帝的死因稍有争议，史载为孝武帝所杀，但我个人认为高欢至少是参与者之一。不管是杀了二帝还是三帝，高欢都拉开了北朝末年杀皇帝比赛的大幕。惨……） 跟随尔朱荣这几年，高欢从尔朱荣身上总结了许多利弊得失。他好比是个改进版的尔朱荣，以尔朱荣为模板，又能有所变通。他处死了背叛尔朱氏、主动来降的乔宁、张子期等将领，给自己的部下敲了一声警钟。他又把大女儿嫁给孝武帝做皇后，牢牢控制了皇帝的耳目。 高欢安定了朝中事务，引兵与大都督厍狄干分别从滏口和井陉进入并州，击溃尔朱兆，攻占晋阳。尔朱兆北逃秀容，高欢命都督窦泰为先锋，率领精骑兵日夜兼行，很快追上了尔朱兆的残兵败将。尔朱兆穷途末路之下，自缢而死。尔朱氏的势力在北魏前后称雄五年多，终于覆灭。 慕容绍宗带着尔朱兆的家室及余部，到高欢军中请降。高欢爱惜他的才干，又钦佩他对尔朱氏的忠诚，赦免了他的罪过。从此，高欢有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越是卑躬屈膝、背信忘义的叛将，他越是要杀；而那些忠心耿耿，最后一刻才被迫来投的人，他反倒格外优待。 高欢对易守难攻的晋阳情有独钟，下令在晋阳建造丞相府，把办公地点搬到那里，像尔朱荣一样遥控朝廷。（他或许没想到这办公地点一直到死再没改变。） 关东到手，高欢却时时惦记着关中这块肥肉。贺拔岳名义上向洛阳称臣，实际上独据一方，难以驾驭。他征召贺拔岳做冀州刺史，想把这枚眼中钉按在眼皮子底下。贺拔岳手下的行台右丞薛孝通认为关中才是保全自身的根本，去了关东必将受制于人。贺拔岳依计回绝了高欢的征召，而高欢究竟是想做霍光还是曹操，他仍然心存疑惑。为难之际，宇文泰提出前往并州，为贺拔岳一探虚实。 于是，宇文泰以贺拔岳使者的名义，到并州去见高欢。将来战场上的对手第一次在晋阳会面了。不过，这是一次下级与上级的会面，宇文泰认识高欢，高欢却不认识宇文泰（至多听过名字而已）。他从未注意到贺拔岳手下还有这么一位年轻有为、品貌不凡的将军。高欢问起关中的军事，宇文泰对答如流。谈着谈着，高欢起了爱才之心，要把宇文泰留在军中。宇文泰婉言拒绝了高欢的“好意”，星夜西归。高欢后悔（该悔到肠子里去了），派人一直追到潼关，终究没能追上。 宇文泰回到关中，对贺拔岳分析道：“高欢绝非人臣，目前还忌惮明公兄弟，不敢擅行篡逆。侯莫陈悦是个庸才，只需防备，不难对付。我们不如移军西进，降伏河西流民，收取氐、羌等部，然后还军长安，与高欢对抗，必能匡扶社稷，成就盖世伟业。” 贺拔岳大喜，开始着手经营关中，又派宇文泰与孝武帝秘密接洽。北魏分裂的苗头隐隐出现了。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二十 魏裂东西 高欢处处学着尔朱荣，却万没想到自己立的孝武帝也跟尔朱荣立的孝庄帝一样，不甘心做傀儡。 孝武帝表面言语不多，内心明白得很，他这皇位是高欢施舍的，就犹如一个工具，用了以后随时可能就地一扔。丢了皇位是轻的，以高欢的手段，有朝一日皇帝的价值榨取干净，下场必然是小命玩完。 说来也是高欢操之过急，杀叛将的“惯例”使他在朝中树敌不少（往往一时顺风难免会造成错觉，让人犯下悔之莫急的错误）。侍中斛斯椿是叛杀尔朱世隆的主谋，对高欢又忌又怕。他与孝武帝的堂弟元宝炬、中军将军王思政等人便劝孝武帝除掉高欢。孝武帝外出游猎，常常带上斛斯椿随行，与他一同商讨密谋。 高欢从怀朔镇交结朋党开始，在尔朱荣手下经营多年，朝廷内外很多将领都已依附于他。只杀高欢是无济于事的，孝庄帝就是前车之鉴。孝武帝的计划，是拉拢非高欢嫡系和反高欢的势力来对抗高欢，把他扳倒。他与贺拔岳秘密联络，又把贺拔胜外派到南部边境做荆州刺史，扶植这两个外部力量，以备将来必要时能有所接应。 接着，他又打算策反司空高乾。高乾是高欢信都起兵的坚定支持者和拥护者，其弟高敖曹又是助高欢击败尔朱兆的功臣，按理是不可能帮着皇帝反高欢的。孝武帝也有他的办法，他在宫中华林园宴请群臣，酒席散后把高乾单独留下，态度殷切地要他表忠心、立盟约。高乾多喝了几杯，并未细想，拍拍胸脯说自己“以身许国”，与皇帝誓为兄弟。可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出皇帝图谋高欢，就提醒高欢早做防备，跑到并州劝高欢干脆受禅称帝。 高乾吃力不讨好。高欢拒绝了高乾的劝进，转过头听说他与皇帝早有盟约，心生厌恶，便把他的言行出卖给了孝武帝。孝武帝找高乾来当场对质，弄得高乾瞠目结舌，大呼冤枉：“臣以身奉国，义尽忠贞；陛下既立异图，而乃云臣反覆。以匹夫加诸罪，尚或难免，况人主推恶，复何逃命。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孝武帝赐死了高乾，又秘密派人谋杀高敖曹兄弟。高敖曹先一步得到消息，抓住了皇帝的杀手，截获了杀他的密诏，带着十几个随从跑到晋阳投奔高欢。高欢装作不知情，见了密诏，与高敖曹抱头痛哭：“天子枉害司空哪！”把自己的干系脱了个一干二净，却让高敖曹兄弟与孝武帝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杀兄之仇。简简单单两出戏，高欢便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借孝武帝之刀杀了首鼠两端的高乾；让猛将高敖曹从此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还卖了个情面给孝武帝，使他形成错觉，放慢了针对高欢的行动。 那厢皇帝猜不透高欢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厢高欢可是紧锣密鼓地扫除异己，君臣之间台面上平平淡淡，脚底下机关算尽，磕磕绊绊。高欢的右丞翟嵩献计，暗中离间侯莫陈悦，让他和贺拔岳在关中内讧，然后坐收渔翁之利。 侯莫陈悦是传统的鲜卑武夫（侯莫陈是三字姓，孝文帝改姓时改为单姓“陈”，但侯莫陈悦世居河西胡人杂居地区，并没有接受汉化改制，从姓氏到籍贯仍然保留了鲜卑传统），不懂什么战略大义，万事利益第一。翟嵩一说投靠高欢有好处，他便不顾与贺拔岳同事多年的情谊，想着法子准备干掉贺拔岳。 贺拔岳这时候屯兵平凉，基本收服了整个关中、陇右的人心。惟独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刺史曹泥依附高欢，不听他调遣，令他不爽。他便邀了侯莫陈悦，会兵高平（今宁夏固原），一同讨伐曹泥。两人的军队走到河曲，侯莫陈悦请贺拔岳进帐议事，乘他大意，命部下将其斩杀。贺拔岳叱咤关中五年，帐下强将如云，竟然就这么稀里糊涂死掉了。（高欢对付异己果然是厉害） 贺拔岳的部将群龙无首，退到平凉。众人议论纷纷，有的说从荆州召贺拔胜来领军，有的说干脆放弃关中、东投朝廷，最后还是都督赵贵提议：“宇文黑獭英才盖世，赏罚严明。若迎而奉之，大事可济。”（赵贵日后在宇文泰的六大柱国中排名第四，乃是西魏响当当的实力派人物）另一名都督杜朔周（他是赫连氏的后代，后来改名赫连达，与鲜卑人杜洛周没有亲缘关系）表示赞同，并亲自飞马去请宇文泰。 宇文泰此时不在陇西，也不在长安，而是镇守在北面的夏州（就是以前大夏的国都统万城），担任夏州刺史。他听说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所杀，当下便意识到身上的担子沉重，说了一句：“难得而易失的东西，乃是时机。若不早赴平凉，众心将会叛离。”他立即带了部下，以轻骑赶往平凉，又命杜朔周先行据守弹筝峡（又名弹筝谷，今宁夏泾源东），安抚逃散的民众。 高欢在晋阳同样收到了贺拔岳被杀的喜讯，大约也有了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成就感。他不怀好意地派长史侯景去关中，名为安抚，实为收编。侯景走到安定，遇到了西奔的宇文泰，便不敢向前。 宇文泰质问他：“贺拔公虽死，我宇文泰还在，你这家伙想来干吗？” 侯景大惊失色地回答道：“我只是别人射的一枝箭而已。”说完便灰溜溜地狂奔回关东复命。二十年后的“混世魔王”在宇文泰面前一个照面都没打上，宇文泰的独特魅力不禁让人更加景仰，也无怪乎高欢会“以为非常人”了。 宇文泰到达平凉，迅速整编了贺拔岳的部众（其中包括李唐先祖、六大柱国之首的李虎），并接受了洛阳方面任命的大都督一职。他向侯莫陈悦发出通牒：识相的话就自行解除武装，两人同去洛阳面君；否则兵戎相见，指日可待。 侯莫陈悦仗着有高欢做后台，没有理会宇文泰。宇文泰马上派都督侯莫陈崇（又是个姓侯莫陈的，但不是侯莫陈悦的亲戚，侯莫陈崇出身武川镇，日后在六大柱国中排名第六）攻取原州，然后全军南下，直扑侯莫陈悦所在的秦州（治所在上邽，即今甘肃天水）。 侯莫陈悦只不过靠了下三烂的招数才杀了贺拔岳，战场上根本不是宇文泰的对手。宇文泰军纪整肃，秋毫不犯，所过之处，民心归顺，侯莫陈悦连战连败。侯莫陈悦的部下李弼知道宇文泰必胜，以秦州向宇文泰请降。侯莫陈悦走投无路，最后步了尔朱兆的后尘，找了颗树上吊自杀。 宇文泰攻灭侯莫陈悦，还有意外收获，他任命李弼为秦州刺史。李弼成为宇文泰手下又一员极重要的将领，日后在六大柱国中排名第二。隋末瓦岗军的首领李密，就是李弼的曾孙。 宇文泰继续横扫关中，剿灭侯莫陈悦的余党。高欢派人赠以厚礼，有意与他结交，他一概不受，原封献给孝武帝。夏州长史于谨向他提出了下一步发展规划，核心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于谨的规划对于宇文氏政权的兴起，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他也因此得到宇文泰的重视，将来在六大柱国中排名第五。其实高欢所采取的策略，原本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高欢、宇文泰的角逐，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妙绝伦、不相上下的智勇决斗） 宇文泰深以为然，积极向洛阳方面投送秋波。北魏境内形成了洛阳、关中、晋阳三角互动的微妙格局。 孝武帝见宇文泰在关中渐成气候，也有了不安分的想法。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五月，孝武帝下诏戒严，声言要讨伐梁国，发动河南诸州兵力，在洛阳阅兵，实际上的矛头正是晋阳的高欢。为了消除高欢的疑心，他给高欢发去密诏，声称：“宇文泰与贺拔胜有异志，朝廷以南伐为名，要讨伐关中和荆州。” 孝武帝的儿科伎俩岂能瞒过高欢，高欢当即上表：“关中、荆州谋反，臣将调集各路大军二十余万，分兵讨逆。” 局势演变到这份上，孝武帝除了向高欢摊牌，别无选择。他命御用书生温子升（孝庄帝杀尔朱荣之前起草赦令的老兄）给高欢回信，指责高欢的过错，公开与高欢决裂。 于是孝武帝剩下三条路可走：投奔荆州的贺拔胜；投奔关中的宇文泰；出兵与高欢决一死战。散骑侍郎柳庆认为荆州离梁国太近，非久居之地。东郡太守裴侠则认为宇文泰实力太强，投奔他无异于出了沸水，又入火坑（即“避汤入火”）。两权相侵，孝武帝决定向西驻军，观望变化。 高欢在晋阳接到皇帝的回信，便上表列数宇文泰、斛斯椿的罪恶，领兵火速南下洛阳。关中的宇文泰也不示弱，下令传檄北魏各州郡，以讨伐逆贼高欢为名，带兵从高平出发，向东接应皇帝。 七月，孝武帝率十万大军驻于河桥，以斛斯椿为前锋，在邙山以北列阵（即洛阳东北一带，是将来东西魏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斛斯椿向孝武帝请求以两千精骑兵渡河突袭高欢的军队，黄门侍郎杨宽进言：“万一斛斯椿渡河立功，是灭了一个高欢，又生出一个高欢来了。”孝武帝觉得有理，就拒绝了这个唯一可能击败高欢的策略。宇文泰听说后，评价道：“高欢日行八九百里，乃兵家之大忌；不乘势进攻，而想凭河据守，必将失策。黄河那么长，如何守得住，大事已去！”他料想孝武帝失败后肯定逃往关中，便派赵贵等人率骑兵出关奉迎。 孝武帝正迟疑之际，高欢大军的前锋到了黄河北岸。尚未开打，河南的军中就出了内奸，秘密向高欢约降。高欢的军队没有遇到什么有效抵抗，就轻松渡过黄河。大都督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利，跑到孝武帝那里，撒谎说：“高欢大军到了！”孝武帝吓得匆匆忙忙召回斛斯椿，带了几个宗室没命地西逃。一路上人数越跑越少，包括清河王元亶、广阳王元湛在内的大部分人都调转马头回洛阳，武卫将军独孤信却丢下妻子家人，单骑跟随孝武帝。孝武帝感动不已，慨叹“世乱识忠臣”，对他刮目相看。（独孤信后来在西魏建功立业，六大柱国中排名第三，倒也不枉他当日一番赤诚） 孝武帝的“皇家逃命队”灰头土面地逃到潼关，终于摆脱了东面娄昭、高敖曹等人的追兵，见到了西面来的赵贵等人。宇文泰在长安城东的东阳驿排下仪仗卫队，恭迎孝武帝入城。孝武帝封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又把妹妹冯翊长公主嫁给他，拜为驸马都尉。 这下关东的高欢可傻眼了，让傀儡皇帝生生从手心里跑掉，真是大大丢了把面子。他向孝武帝连上四十道奏表，请驾东归，没有任何回应。无奈之下，他只好另择他法，再立一个皇帝。为了避免孝武帝的尴尬重演，他立清河王元亶的儿子、十一岁的元善见为新帝，并把都城从洛阳迁往邺城，元善见就是孝静帝。魏国有了两个皇帝，一个在长安，一个在邺城，北魏洛阳时代宣告结束，东西魏对峙时代开始。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二一 战潼关小试锋芒 东魏与西魏之间的争战，从东魏天平元年（公元534年）孝静帝即位开始，一直打到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基本上保持着年年有小仗，三年一大仗的规模。之所以会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视对方为谮伪，不承认对方政权的合法性，恨不得立即将对方置于死地。 就正统性而言，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东魏方面依然据有原北魏的国都，以及统治的中心地区，除了关中、陇西的几个州和贺拔胜的荆州，其他大部分州都向东魏称臣，写《魏书》的魏收是东魏-北齐的大臣，自然也把东魏作为正统；西魏方面握有原北魏最后一个皇帝，以“帝统”来论，它的正统性不该受到质疑，《资治通鉴》就以西魏为正统，仍然称之为魏。 其实，高欢对于孝武帝的帝位，也不敢有半点否定的意思——孝武帝本来就是他拥立的，假若孝武帝以讨逆的名义，发动关中的兵力来对付他，的确会给他带来不少麻烦。问题是，孝武帝在长安待了不到半年就死了，宇文泰成了高欢口诛笔伐的弑君者，他所立的继位者，高欢完全不予承认。 孝武帝之死，是他自身的悲剧，但又很难让人对他产生同情。他从洛阳跑到长安，是为了做手握实权的真皇帝，然而寄人篱下，又怎么可能为所欲为？宇文泰对皇帝的态度毕恭毕敬，是要把他供奉起来，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孝武帝悲哀地发现，自己傀儡的身份没变，变的只是幕后的操纵者，裴侠的预言，不幸应验。心灰意冷之余，他“自甘堕落”，把三个堂妹封为公主，留在宫里享受，乃至乱伦。宇文泰对宫闱丑恶行径，坚决反对，就联合其他几位亲王，把孝武帝宠爱的平原公主元明月抓起来杀了。孝武帝气坏，我就这么点小小的“爱好”（虽然很变态），你宇文泰还来干涉！君臣二人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宇文泰便在酒里下了毒，送孝武帝上了西天。 西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孝武帝的堂兄、平原公主的亲哥哥南阳王元宝炬在长安即位，是为西魏文帝。文帝是个比较听话的皇帝，把大权统统交给了宇文泰。 宇文泰很快收降了灵州的曹泥，将整个关中置于西魏的治下。尽管如此，西魏无论领土还是人口，都比不上东魏，要与东魏抗衡，就得强国富民，从内部进行全面整顿。关中自六镇之乱以来战乱频频，弊政累累，人民得不到休养。宇文泰命有关部门参考各朝的经验，颁行了二十四条新制，利在安民。宇文泰的内兄王超世担任秦州刺史，贪赃枉法被有司查获；为明正典律，他亲自过问此案，要求加重处罚，赐死了王超世。 他最大的妙招，是重用了苏绰这个人才。苏绰是汉人，世居关中的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他的特长，按照史书的说法，叫“尤善算术”，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懂经济。真正懂经济的人才，即便在当今都是抢手货，何况是在一千五百年前的西魏。苏绰不仅懂经济，而且通晓古今，辩才极佳。宇文泰与他交谈，询问天下兴亡之道，他应答如流，令宇文泰啧啧称奇。宇文泰拜他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机要事务。苏绰制定了一套文案程序，在西魏境内推广记账、户籍的标准。这便是中国千年“记账”制度的起源，仅此一点，苏绰就足以名垂青史。 人少地狭的关中经过宇文泰一系列的政策改造，境况有了改善；与此同时的东魏，高欢也在忙着巩固力量，清理门户。 在关东，高欢遇不到对手。他派侯景去荆州攻打贺拔胜，贺拔胜战败，南逃去了梁国（梁武帝待贺拔胜不错，后来放他回到关中，投在宇文泰的帐下）。他派娄昭（娄昭君的弟弟）等人攻打不服管的兖州刺史樊子鹄，也是不费很大气力，破城杀了樊子鹄。高欢又亲自领兵进攻北面的“稽胡”刘蠡升，先在战场上将刘蠡升的主力打败，接着又假意与他约和，突袭他的残部，消灭了这支为患北方边境多年的力量。 高欢在外东征西讨，却没想到自己的相府后院出了事。他休兵回到晋阳，便有一名婢女向他告，十五岁的世子高澄（高欢受封渤海王，长子高澄是王世子）与父亲的爱妾郑氏私通，并有两名婢女作证。 高欢顿时火冒三丈，回想早年颠沛流离，高澄作为长子，是唯一跟自己受过苦难的，现在老爷子享了福，总算可以纳几个美女为妾，在府上放纵一下，高澄竟也想来分一杯羹，成何体统！他当即把高澄叫来痛打一百板，关进了小黑屋，又迁怒于夫人娄昭君，把她也软禁起来，不许母子见面。这还不够，尔朱荣的女儿尔朱氏（即孝庄帝的皇后，高欢进洛阳后把他收入府中）为他生了个儿子高浟，他很喜爱，便想废掉不肖的高澄，封小高浟为世子。高澄和娄昭君都吓坏了，去请司马子如帮助调解。 司马子如的口才，前面介绍过，在高欢手底下是数一数二的（应该拉来跟西面的苏绰辩一辩，呵呵）。他不紧不慢地跑到高欢那里，装作不知情，求见娄昭君。高欢无奈地把家丑告诉他，又说过几天就把高澄换掉。 司马子如叹了口气，说：“各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儿子消难也跟我的小妾私通，这种事可得遮着掩着，不能乱说。娄妃是大王的结发妻，还做姑娘的时候就资助大王。当年在怀朔镇，大王挨上司的打，体无完肤，她日夜守护在您床头，悉心照料；后来大王逃避葛荣，去并州投奔尔朱荣，路上把鞋子都踩破了，她夜里烧着马粪给您修补。昔日点点滴滴的恩情您都忘了吗？如今大王发达了，女儿嫁给皇上，儿子承继大业，领军娄昭又功勋卓著，岂能轻动世子之位？更何况，婢女的话怎能轻易相信？”（司马子如的这段话，我极喜欢，也极佩服，古往今来帮家务事帮到这份上，也算一绝了。他一上来将心比心，瞬间拉近与高欢的距离，然后小处动情，大处讲理，末了还给高欢一个台阶下。再铁石心肠的人，怕是都顶不住这轮软磨硬泡的“攻势”） 高欢听了，就派司马子如重新调查。司马子如逼迫两名作证的婢女翻供，又胁迫告发的婢女自杀，回来对高欢说：“果然是诬告！”高欢召见娄昭君和高澄，夫妻、父子抱头而泣，恩爱如初。司马子如得了厚赏，成为与高欢关系最为密切的辅臣之一。（从此事的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高欢对子女教育的失败。高欢身上浓厚的鲜卑文化，造就他诡谲隐忍的处事风格，利于乱而不利于治，北齐后来盛极而衰，其根源也在于此） 司马子如强于内政，打仗就外行了。天平二年（公元535年），他与大都督窦泰、太州刺史韩轨一同攻打西魏的潼关，宇文泰亲率大军屯于灞上，他便退兵攻打华州，又被华州刺史王罴击败。 高欢决定亲自来会宇文泰。天平三年，天公不作美，关中闹饥荒，死者遍野。这年年底，高欢督统东魏诸军讨伐西魏，高敖曹攻打上洛（今陕西商县），窦泰攻打潼关。高欢的晋阳军则在北面的蒲坂（今山西永济西）黄河渡口架起三座浮桥。东西魏的第一场大战拉开了战幕。 高欢的战略方针是，以晋阳军把西魏主力吸引到黄河边，窦泰乘虚攻入关中，端掉宇文泰的老巢。 宇文泰驻军渭水以北的广阳，一眼便看破了东魏军的阵势，他召集众将说：“敌人三面进攻，造浮桥以张声势，正是要我军上当。高欢自起兵以来，总以窦泰为前锋，兵士屡战屡胜，十分骄狂。我宇文泰偏偏不怕他，要把他摆平。窦泰一败，高欢不战自退！” 众将不解，都说：“高欢近在黄河对岸，窦泰远在潼关，舍近而求远，若有不慎，悔之晚矣！不如分兵抵御。” 宇文泰呵呵一笑，说：“高欢屡攻潼关，我都不出灞上；此次大举来攻，有意小看我军，以为我还是不敢轻易出击。乘机突袭，何愁不胜？敌人虽然造了浮桥，想要渡过黄河尚需时日，我以轻骑兵挺进，不消五天的工夫，必能取到窦泰的项上人头！”苏绰与中兵参军达奚武都赞同宇文泰的策略。 宇文泰回军长安，路上放出风声，说要放弃潼关，退保陇西。见过西魏文帝后，他悄悄引兵向东，两天后出现在潼关东南的小关，包抄窦泰的军队。窦泰大吃一惊，仓促依山摆阵应战。阵势还没成型，宇文泰的轻骑兵已杀到跟前，东魏军死伤殆尽，窦泰无法突围，窘极自杀。 春天气温转暖，黄河上冰层太薄，高欢大军虽有浮桥却不能快速渡过黄河，面对窦泰的失败有心无力，最终撤去浮桥，退兵返回晋阳。 南路高敖曹的汉军骑兵战绩不俗，高敖曹身先士卒，所向无敌。拿下上洛后，他打算从蓝田入关，直取长安，高欢派人传信，告知窦泰失利的消息，让他撤军。高敖曹这才很不情愿地整军而退，上洛随后被西魏夺回。（高敖曹打硬仗的能力让高欢倍加赏识，此后对西魏的战事他都担以重任，与高欢的主力军配合行动） 潼关之战，宇文泰初试锋芒，以极小的代价取得全胜。综观此战，高欢本想以优势兵力调虎离山，奇袭关中，反被宇文泰以声东击西之计回敬，东魏军一无所获，还折损了大将窦泰。两家斗智，宇文泰先拔头筹。稍嫌遗憾的是，两人没能在战场上面对面地展开较量，高欢输得并不服气，一心报仇雪耻。东魏军时刻蓄势待发，准备卷土重来，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二二 沙苑大战 沙苑大战，是东西魏对峙时期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审视，此战也具有极深远的意义。我们若做个不负责任的假设，把当时的胜方与败方对调一下，则不仅南北朝的进程将被完全改变，数十年后开启的隋唐盛世也将不复存在。历史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不知身为当事人的高欢与宇文泰，会作什么感想。 宇文泰虽然在小关击杀了高欢的大将窦泰，却奈何不了天气的异常。前一年的大饥荒非但没有停息，反而更加猛烈地在北方蔓延。西魏的关中地区继续大片干旱，东魏的山西各州也出现了类似的灾情。幸运的是，东魏的损失远比西魏要小，相较于西魏的全国受灾，东魏只是局部受灾。灾区的百姓流入非灾区的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客观上舒缓了饥荒的规模；同时，东魏的粮食储备充足，高欢下令开仓赈灾，终于有效控制住了灾情。 关中就没有如此好事了，老百姓的死亡率达到了可怕的七成以上，换言之，一个五口之家，平均只能存活一到两人。西魏的军粮供应，也开始告急。 宇文泰为此忧心忡忡，苦思对策。尚书直事郎中宇文深提醒他，乘着士兵还有战斗力，出关攻下东魏的弘农（也叫恒农，北魏避献文帝拓跋弘的名讳而改，位于今河南三门峡西），夺取当地的粮仓，既解决军粮的问题，又先发制人，防备高欢落井下石。 宇文深是宇文泰的族子，颇通韬略，常与宇文泰不谋而合。宇文泰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为了殊死一搏，西魏几乎调动了全部精锐。 大统三年（公元537年）八月，宇文泰率领关中的十二位将军，兵力约一万（可见西魏受灾后的惨状），讨伐东魏。这十二位将军，按照《周书》上的排位，依次是：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达奚武。 十二人大致可分为三类：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五人，是大统十六年西魏六大柱国的二到六位；梁御、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五人，地位与六大柱国相当，可惜死得比较早，没能排入柱国的名单；李远和达奚武的地位稍低（前面十位基本上都有车骑大将军以上的职务），日后列位六大柱国督统的十二大将军。 宇文泰的治兵原则，是由诸位将军节制部众士卒，分统各军，战争时彼此独立，又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战斗力。这种看似松散的组织形式，借鉴于鲜卑游牧部落的兵制，又有所改进，是将来西魏府兵制的雏形。 宇文泰在潼关誓师，以于谨为前锋，死中求生，势如破竹，先攻下潼关以东的盘豆（今河南阳平西北），继而拿下弘农，生擒了东魏的陕州刺史（东魏陕州治所在弘农）李徽伯，俘虏八千守兵，附近的东魏郡县纷纷归附。在弘农粮仓，西魏将士得到了久违的军粮。 弘农失守的消息让晋阳的高欢坐不住了，不到一年，旧恨未除，又添新仇。而此时的他，正与行台郎中杜弼纠缠于惩办贪污的问题。 东魏官员大量贪污，是北魏末年遗留下的老问题。高欢认为，天下三分，西有宇文泰，南有萧衍，若严以治官，武官去了关中，文官逃往梁国，东魏就留不住人才了，当务之急，是消灭敌人，而非整治内部（这一见识，就比宇文泰要差不少了）。高欢准备出兵，杜弼执拗地要求先除掉掠夺百姓的“内贼”，高欢不作回应，命令手下军士左右排开，张弓搭箭，高举刀斧，让杜弼从下面经过。杜弼吓得汗流浃背，哆嗦不已。 高欢轻蔑地看一眼杜弼，缓缓说道：“搭箭而不射，刀举而不落，这样你都失魂丧胆。各位将领东征西讨，九死一生，即便有贪污的行为，毕竟贡献更大，岂可随意处治？” 高欢的话镇住了杜弼，却简直是强词夺理。这就相当于说，一个人如果杀了三个坏人，那么他再杀两个好人也是值得赞扬的！高欢的这套理论，一直贯穿于东魏-北齐治国理念之中，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结局。 高欢说服杜弼，便亲点十几万大军，南下蒲津（即蒲坂以西的黄河渡口），摆出渡河架势，又命高敖曹领兵三万出洛阳，围攻弘农。他的策略很明确，宇文泰若守，就把你堵死在弘农，若退，则正好半路截杀，叫你一个都回不到关中。 风声传来，宇文泰心知不可久留。他命将士装备足够的粮草，主力撤出弘农，火速入关。西魏军刚离开，高敖曹的军队就将弘农团团包围。 史书浩如烟海，却时常会有莫名其妙的疏漏，比如宇文泰留下守弘农的这位将领的姓名，从《周书》、《北齐书》到《北史》，都不见记载。此人不会是十二将领之一，但也不该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辈，因为他守弘农守得相当不赖，在人数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没让高敖曹占到任何便宜。高敖曹只好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切断了西魏军的粮道。 形势朝有利于东魏的方向发展，高欢手下有两种意见：一种以右长史薛琡为代表，强调以静制动，认为西魏军的粮草维持不了很久，东魏军无须渡河，只要临河观望，捱到来年，必能困死宇文泰；另一种以侯景为代表，认为东魏军人数占优，没必要全军而进，可以分为两军，前后行动，以便接应。前者明显是文人的观点，意欲坐收其利，但夜长梦多，高欢哪里等得了那么久？后者是武夫的观点，把军队分一部分给侯景这样的人统领，高欢也不放心。 高欢认准了胜利近在眼前，他下令从蒲津急渡黄河，抢在宇文泰之前进入关中。 黄河西岸是老将王罴守卫的华州（治所冯翊，今陕西大荔）。王罴自孝文帝时代就镇守关中，孝武帝西迁后，他对西魏政权忠心耿耿，且勇猛无比，多次击退东魏的进攻。宇文泰派使者给王罴报信，要他小心提防。 王罴回复了一句话：“老罴当道卧，貉子哪得过！”借名发挥，把高欢和他的十万大军比作貉子，这是何等的气魄。 高欢大军来到冯翊城下，阵前喊话：“王老将军，宇文黑獭将败，何不早降？” 王罴站在城头，大吼道：“此城便是王罴的墓冢，我生死不离。想死的请过来！” 华州毕竟不是高欢的目标，攻之无益，这块硬骨头还是放到以后再啃。东魏军绕过冯翊城，又涉过洛水，屯兵许原以西（今陕西大荔西南）。 宇文泰此时才到达渭水南岸，紧急征召各州士兵，一时半会还聚不起来。两军兵力相差悬殊，西魏众将建议按兵不动，宇文泰说：“若让高欢进军长安，则情势大乱；现在他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此乃天要亡他，正可打他个措手不及。”说罢，西魏军造起浮桥，数千名轻骑兵每人带上三天的粮食，北渡渭水，辎重留在南岸，由老弱残兵押送，向西跟进。 十月，宇文泰到达北岸的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探马来报，西北六十里便是东魏军大营。大家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忽见宇文深一个人哈哈大笑，举双手向宇文泰道贺。 宇文泰不解，问他何故发笑。宇文深答道：“高欢在河北，深得人心；他若是老实呆着，消灭他并不容易。如今孤军渡河，深入我们的地盘，他的士兵恐怕也有所不愿吧。究其原因，高欢是要报窦泰被杀之仇，刚愎自用，含愤前来，这叫‘忿兵’，一战可擒。道理再明白不过，为何不道贺呢？” 宇文泰大喜，下令各军整装迎敌。第二天清晨，高欢探知西魏军的位置，大军从许原浩浩荡荡开来。李弼向宇文泰献计：“敌众我寡，不可平地列阵。沙苑以东十里有一处渭水拐弯处，俗称渭曲，三面环水，芦苇丛生，我军可先埋伏在那里，以待高欢。” 宇文泰依计而行，移军渭曲（所以此战也叫渭曲之战），并分出东、西两翼，李弼指挥西翼方阵，赵贵指挥东翼方阵，背水伏下口袋阵，相约以鼓声为号令。 傍晚时分，东魏大军来到渭曲。都督斛律羌举说：“芦苇丛深泥泞，不利于我军作战，不如远远相持，分拨精锐骑兵偷袭长安，端掉宇文黑獭的老巢，叫他不战而败。” 斛律羌举的主意很毒，然而高欢一心报仇，并未发表意见。他望着芦苇丛若有所思：“放把火烧死敌军，怎么样？” 侯景不同意：“应当生擒宇文黑獭以告天下，一把火烧了，无法分辨尸体，谁会相信！”（还没打就想着认尸的事了，东魏军中一片乐观情绪） 镇兵出身的都督彭乐盛气凌人，请缨决战道：“我众敌寡，一百个抓他一个，还怕打不赢？！” 高欢深受鼓动，便以全军猛攻渭曲，孰料一头就撞进了西魏的口袋阵。渭曲的东、西、南三个方向都是伏兵，北面的入口又被东魏军前呼后拥的大队人马阻塞，士兵们有进无退，动弹不得。茂密的芦苇做了西魏士兵最好的掩体，东魏士兵看不清敌人的数量，一个个排队上门送死。 时机成熟，宇文泰亲自擂起战鼓。西魏士兵挥舞兵器，喊声震天，于谨等各军从正面扑了上来。西翼的李弼身先士卒，率领麾下六十多人的铁骑，横向冲入东魏阵中，把高欢大军截为数段。李弼的弟弟李檦身材瘦小，却异常勇猛，骑在马背上犹如隐身人一般，斩杀敌人不费吹灰之力。东魏士兵惊恐万分，远远见了他便大呼“快躲！”乱成一团。 两军杀得天昏地暗，直至深夜还未罢休。东魏阵中的彭乐被刺破肚腹，肠子外流，他把肠子塞入腹内，回身续战。西魏那边的将军耿令贵杀得遍体通红，全是敌兵的鲜血，宇文泰也不禁唏嘘。 东魏士兵越战越少，高欢想要收兵再战，却完全指挥不了混乱的兵势，各营军士死散一空。高欢惆怅半晌，还是不愿退兵（十几万大军就这么毁在沙苑……）。大将斛律金劝道：“如今兵心离散，不能再打了，赶快回河东吧！”连喊了几声，高欢仍在马上发呆不语，斛律金挥鞭打马，才强行拖走了高欢。黄河岸边无船可渡，部将为高欢找了一匹高大的骆驼，涉到河中，才有渡船靠近，狼狈逃往东岸。弘农方面的高敖曹听说高欢大败，也退回了洛阳。 宇文泰追到河边，见高欢远去，便停止追击。他从东魏俘虏中留下两万多士兵，其余全部释放（僧多粥少，困难时期侥幸取胜，宇文泰已经相当满足，多余的士兵只能放回去便宜高欢了）。西魏军回到渭水南岸，几天前所征的各州军队正好赶来集合，宇文泰让士兵到战场上每人种一棵柳树，以纪念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沙苑之战，西魏军以一敌十，歼灭和收编东魏军八万以上，所获粮草器仗不计其数。弱小的西魏政权得以巩固，宇文泰受封柱国大将军，十二员大将加官进爵。高欢在小他十一岁的宇文泰面前，大栽了跟斗，此后再也没能踏足关中。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二三 争夺洛阳 宇文泰与高欢的攻守之势，一时逆转。西魏大统三年（公元537年）的冬天，宇文泰将各州征集的兵士与东魏降卒一同编入大军，分三路向关东发动全面反攻：主力部队约步骑兵两万，由冯翊王元季海与独孤信率领，开往洛阳；南路由洛州刺史李显率领，奔赴荆州；北路由贺拔胜、李弼率领，渡过黄河，进围河东重镇蒲阪。 东魏迁都，不但全面拆卸了宫城砖木运往邺城，还强令洛阳百姓四十多万户随行北上，附近各城只剩少量兵士把守。高欢失利的阴影弥漫着黄河两岸，西魏一来进攻，东魏军的心防顿时瓦解。西起新安，东到梁州（今河南开封）、荥阳，南至颍州（今河南长葛）、豫州（今河南汝南），北抵汾州（今山西吉县）、绛州（今山西新绛），东魏守将非降即败。在攻克各城的过程中，西魏涌现出宇文贵、韦孝宽等多位名将，包括东魏骁将尧雄在内的援兵都吃了败仗（尧雄曾在边境接触战上击退过南梁陈庆之的进攻，是唯一在战场上打败“白袍将军”的大将）。退守洛阳的大将高敖曹也被迫继续撤出城防不备的城池，北渡黄河，避开西魏锋芒。独孤信的军队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长驱直入洛阳金墉城，夺取了这座昔日旧都。 然而，过快的胜利与过顺的进展却给西魏大军埋下了潜在的危机。此次出关，真正来自关中的兵力不足两万，受降的兵力超过了半数，加之军队每攻下一城，都得分拨兵将把守，兵力被迫分散，战斗力也大打了折扣。所谓“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宇文泰的麻烦大了。 更何况，他的对手高欢，绝不是一个会被气势吓倒的人。高欢之所以不立即采取行动，任由西魏军席卷河南，一来自然是因为兵败不久，急需几个月的缓冲时间恢复元气，二来也未尝没有“以退为进，将计就计”的意味。 高欢起兵河北，之后又大量收编了尔朱氏的军队，支持他的势力集中在河北和山西两处，洛阳周围的河南地区向来对他不是很服，这本是驱使他迁都的因素之一。既然宇文泰想要攻打洛阳，过一把复旧都的瘾，那就不妨遂他的愿，顺便借他之手铲除异己，该降的降，该死的死。等宇文泰帮完忙，高欢便要亮出最后一剑，将一个“崭新”的河南，收为己有。 东魏元象元年（西魏大统四年，公元538年）二月，驻守在虎牢的侯景首先发难。西魏守兵不足以抵抗侯景主力，一月之间，将领纷纷弃守，侯景迅速恢复了梁、颍、豫等州，将战线推到洛阳以东。 七月，在晋阳休整完毕的高欢命侯景与高敖曹合兵一处，进入洛阳，高欢亲率大军为后继，准备随时接应。残忍的侯景放火大肆焚烧洛阳内外的官宅、佛寺、民居（一代北魏都城就此化作残垣断瓦。九年后，东魏官员杨衒之受命来到这里，目睹一番萧条景象，感叹世事无常，追忆往昔繁华，才写下了传世千古的风物笔记——《洛阳伽蓝记》），并包围了独孤信等人守卫的金墉城（金墉城位于洛阳城西北）。金墉城岌岌可危，独孤信向关中紧急求救。 长安方面的西魏文帝正打算去洛阳祭奠先帝陵园呢。收到战报的宇文泰不得不改变计划，请文帝改谒陵为亲征，由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佐太子元钦留守长安，命李弼和达奚武率领一千铁骑为前驱，火速增援独孤信。东西魏第三场大规模的接触战开始了。 八月，宇文泰主力到达洛阳西面的谷城，离金墉城约五十里。东魏大将莫多娄贷文与可朱浑道元不听侯景等人的劝阻，率领部众贸然出击，黑夜中与李弼、达奚武相遇，措手不及，莫多娄贷文兵败被杀，可朱浑道元单骑脱身，东魏军先败一阵。 经验丰富的侯景心知西魏军士气正旺，硬碰硬赚不到任何好处。宇文泰进军瀍水以东、近在咫尺的消息传来，他与高敖曹等人连夜解除了金墉城的围，向北撤退。 次日清晨，机警的宇文泰发现侯景营帐已空，马上率领一支轻骑兵追赶。临行前，他命大队人马到金墉城与独孤信会合，然后全军跟进。 宇文泰来到黄河边上，眼前一片令人震慑的场面：东魏的步骑方阵北据河桥，向南绵延至洛阳城北的邙山脚下，尘土飞扬，不计其数。侯景在此已经恭候多时了！ 以宇文泰一贯的作风，他只会打自己有准备的仗，而不会轻易跟从对手的步调，落入对手的圈子里。或许是一路的胜仗令他信心百倍，眼下又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两军很快搅合在一起，战成一团。东魏军以逸待劳，人数也占据绝对优势，不一会儿就把西魏的数百轻骑兵冲得七零八落。 乱战中宇文泰的战马被流矢射中，惊慌奔逃，不知所往。宇文泰不慎坠地，东魏追兵围拢上来，身后的西魏都督李穆情急生智，飞身下马，一面挥鞭抽打宇文泰，一面大骂：“狗奴才，你头头去哪里了，怎么一个人在此处？”宇文泰被打得满地翻滚，东魏士兵见他这副惨样，以为是个普通兵卒，也就不予理睬，把他放过。李穆保护宇文泰上马，逃出了东魏军的包围圈。 这是宇文泰在战场上最为狼狈的一次，若非李穆表演天赋一流，宇文泰早已死无葬身之所。李穆是李远的弟弟，战后以救命之功得到了大量的封赏。宇文泰依旧觉得不够，感叹道：“虽复加之以爵位，赏之以玉帛，未足为报也。”加赐免死铁券。由于李穆是用一匹青骢马将他救起，宇文泰又下令马厩中凡有此种颜色的马匹，全部赏给李穆。 黄河南岸的东魏军正欲乘胜反击，西魏的主力赶到。西魏大军分为左右两部，独孤信、李远在右，赵贵、怡峰在左，并以李虎、念贤为后军接应，猛攻东魏方阵，将其分为数段。高敖曹从没在西魏军面前吃过败仗，心高气傲，故意在阵前竖起旌旗伞盖，军队一乱，就成了活靶子。西魏骑兵以精锐攻击高敖曹的军队，高敖曹全军覆没，单骑渡过河桥，逃往北岸的河阳南城。 高敖曹杀敌勇猛，深得高欢器重。高欢平时发号施令，一般使用鲜卑语，如果高敖曹在场，就为他一人使用汉语。高敖曹一次在战场上几乎伤重不治，感叹说：“我死无恨，只叹此生不能亲见弟弟高季式当刺史！”高欢听说后，立即任命高季式为济州刺史。凡此种种，都可看出高敖曹地位之高。可惜他偏偏搞不好与同僚的关系，多次与鲜卑将领发生冲突，甚至因为遭受阻拦而射杀过高欢相府的门卫，东魏将士敢怒不敢言。高欢的极力偏袒，则更加积累了鲜卑人对高敖曹的怨恨。 此时守在南城城头的，是高欢的堂侄、北豫州刺史高永乐。高永乐厌恶高敖曹已久，眼见高敖曹虎落平阳，心中暗喜，下令紧闭城门。高敖曹呼救不得，又拔刀劈城门，尚未劈开，西魏追兵已到。高敖曹慨然吼道：“取我头去！给你做个开国公。”这位被比作项羽的大将，结局竟也与项羽如此相似……西魏方面斩获高敖曹首级的士兵被宇文泰赏赐布绢万段，每年分期支付，据说，一直到四十多年后宇文氏的北周灭亡，还没付完。东魏方面，高欢听闻高敖曹战死，肝胆欲裂，他将高永乐杖击二百，追赠高敖曹太师、大司马、太尉。 东魏虽然损兵折将，但毕竟人多势众，又占主场之利。从早杀到晚，西魏各军人困马乏，陷入劣势，首尾不能相应。大家都不知道文帝和宇文泰的下落，无力集结再战。独孤信等人各自退兵，烧营西走。王思政、蔡祐等将领身陷敌阵，下马步战，杀伤敌兵无数。王思政受伤昏厥，藏身死尸堆中才被士卒救下。天色渐暗，东魏终于撤退。 西魏各部退到弘农，才稍稍缓上一口气。宇文泰欣赏王思政不怕死的作风，把他留下镇守弘农，其余人马随同入关。高欢主力这时刚刚到达黄河渡口孟津，便派部将追击宇文泰，没追上。高欢亲率大军攻取金墉城，下令将城池全部毁弃，不再多留兵卒把守。半年之后，西魏军乘虚又夺回了洛阳，却无异于占领一座空城。此时洛阳的得失，更多只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罢了。 这场惊心动魄、一波三折的大战，史称河桥邙山之战，又称河阴之战。西魏军先胜后败，退回关中，宇文泰意识到一举消灭高欢并不现实，最终的胜利，需靠关中经济与军事力量的长期积累。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二四 没有硝烟的战场 河桥邙山战役的失败，令关中民心惶惶不安。宇文泰此次出击，几乎是倾巢而出，带走了所有的精锐，留守兵卒非常少。前两次战役俘虏的东魏士兵散落民间，乘机谋反。将军李虎等人率先抵达长安，为防意外，一群大臣护卫太子元钦出城暂避于渭水以北。长安子城与咸阳两地被叛军占据，长安城内外，发生了混战。 宇文泰听从散骑常侍陆通“总大军以临之”的建议，休整完疲惫的军队，才从容西进平叛。叛军本是乌合之众，不足为患，跟宇文泰的正规军一交手就吃了败仗。宇文泰很快夺回两座城池，斩杀了叛军首领，并收捕处治了怀有贰心的大臣。 平息了内乱的宇文泰转而建设内政，“修炼内功”，东面的高欢也同样停止对西魏用兵，两家维持了几年表面和平。在此期间，东、西魏转战于一个貌似没有硝烟的战场——与柔然的外交。 六镇之乱，柔然可汗阿那瓌名义上向北魏称臣，出兵协助镇压，借机发展壮大自身的力量。孝庄帝时代，柔然各部重新繁盛，阿那瓌自称“敕连头兵伐可汗”（鲜卑语“把揽神圣”的意思），雄霸漠北。中原分裂的局面，在客观上助长了柔然的复兴，阿那瓌向西击败了敕勒人建立的高车国，又不断出兵骚扰东、西魏的北边。他去过洛阳，仰慕于中原文化，甚至收留与重用东魏派来的汉人使臣淳于覃，参考汉制设立官员。如果说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是东、西魏、南梁三足鼎立的话，那么在大漠地区就是柔然、东、西魏三国分庭抗礼。 随着六镇防御体系的全面崩溃，昔日魏国面对柔然的军事优势荡然无存。国力强时则用兵、国力弱时则和亲，一贯是古代政权对待北方游牧民族的基本战略方针。东西魏都对柔然采取怀柔政策，竞相与阿那瓌结为婚姻之好。 阿那瓌要左右通吃，他率领大军入侵西魏，向西魏示威。宇文泰对付东魏的进攻已显捉襟见肘，确实吃不消阿那瓌的屡屡侵扰，便同意和亲，将一名皇族宗室的女儿封为化政公主，嫁给阿那瓌的弟弟塔寒。 柔然人没有就此满足，阿那瓌继而提出新的要求：请西魏文帝迎娶他的女儿，并封为皇后。 阿那瓌很嚣张，需知即便在匈奴人全盛的年代，汉朝也只是将公主远嫁给匈奴单于，而没有过汉朝皇帝迎娶匈奴公主的先例。何况，西魏文帝已经封了一位皇后——出自吐谷浑部族的乙弗氏。 乙弗皇后的祖先世居青海，北凉灭亡，她的高祖乙弗莫瑰率部归附了北魏。乙弗家自莫瑰以下，连续三代与北魏皇室关系密切，长子都被招为驸马，女儿则多嫁作王妃。文帝与乙弗氏相处多年，两人感情笃深，阿那瓌的要求让他左右为难。 身为国君，没有情感自由可言，家事即国事，而西魏没有拒绝的本钱。文帝选择屈服，大统四年（公元538年），他诏令乙弗氏退居别宫，出家为尼，改纳柔然公主郁久闾氏为皇后，又派使者赠送柔然大笔的金钱与丝帛。 阿那瓌得了西魏人的好处，就和东魏为敌。他扣押并杀害了东魏派来的使臣元整，然后领兵大肆抢掠幽州范阳、肆州秀容等地，东魏的北方边境不安宁了。 东魏有实力打退柔然的小规模进攻，但也不可能像北魏鼎盛时期那样发动几路大军主动出击，揍得柔然人找不着北。高欢的谋略，自然不在宇文泰和西魏文帝之下。他派遣亲信张徽纂，作为新的使臣前往柔然，一面向阿那瓌申明，东魏政权才是魏国的正统，不可助纣为虐；一面利用柔然与西魏之间潜在的矛盾，大作文章。 西魏文帝虽则废了乙弗氏，两人依然旧情未了，藕断丝连，这引发了柔然公主郁久闾皇后的嫉恨。阿那瓌听说宝贝女儿受了欺负，岂肯善罢甘休，张徽纂乘机在阿那瓌耳边聒噪，说文帝与宇文泰作恶多端，弑杀孝武帝，用皇室疏族的女子冒充假公主和亲，现在又要加害郁久闾皇后。阿那瓌勃然大怒，于东魏兴和二年（西魏大统六年，公元540年）春天，率领大军渡过黄河，攻打西魏，前锋逼近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 西魏国内一片哗然，人们纷纷传言，柔然此举是为皇后兴师问罪。文帝叹道：“岂有因为一个女子而兴兵百万的？哎，世人因此而议，朕有何颜面去见将帅们！”这无奈颇有几分与马嵬坡前的唐玄宗相似，只不过毫无实权的文帝的话语权更为微弱。他下令将乙弗氏赐死，以换取阿那瓌的退兵。 西魏与柔然的关系，至此已濒临断绝。偏偏西魏的运气又够坏，过了几个月，郁久闾皇后难产而死，阿那瓌决定倒向东魏。他派人去东魏朝贡，为儿子庵罗辰请求联姻。东魏挑选了常山王元骘的妹妹乐安公主，改封为兰陵长公主（相当于由孝静帝认作妹妹），许配给庵罗辰。此事发生在兴和二年的秋天，次年（公元541年）六月，高欢亲自送公主与丰硕的礼物至楼烦（今山西宁武）以北。《资治通鉴》将此事放在公元535年，并误以为公主嫁的是阿那瓌本人，很错。东、西魏与柔然的和亲，西魏在先而东魏在后，来龙去脉叙述最为详细的，是《北史?蠕蠕传》。《魏书?蠕蠕传》的记录语焉不详，《资治通鉴》却以《魏书》为准，于是出现了公元535年“由是柔然不复为寇”，而公元536年又有“柔然为魏侵东魏三堆”的自相矛盾的说法。真正的“柔然不复为寇”，应由公元540年算起。 公主远嫁的这一年，东魏另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发生：一部新型的法典《麟趾格》在麟趾殿问世。“格”，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形式，第一次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什么是格？简单而言，就是供官员参考、补充律令的实用法规。北魏的正式法规，即《北魏律》，其框架脱胎于《汉律》以及其后的《晋律》，经过多次修订，到了宣武帝的正始年间定型，又称《正始律》。为了弥补《北魏律》的漏洞及不足之处，以应付不断变化的时局，临时的法规“格”在北魏末年开始被推行。《麟趾格》的挂名主编是高欢的世子高澄，编撰者包括三公郎中封述、散骑常侍温子升、御史中尉崔暹、侍中封隆之等，分为十五卷。《麟趾格》并没有在效果上帮助东魏及其后的北齐解决官吏贪赃枉法的严重问题，但在形式上却为后来的《北齐律》奠定了蓝本。北周统一北方，隋代北周后，法律制度几乎照搬北齐，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颁布的《隋律》，其篇名与《北齐律》完全一致。 东魏有“格”，西魏则有“式”，即公文章程。这里头贡献最大的，还是苏绰。河桥邙山战役之后的数年里，宇文泰改革时政，苏绰尽心竭力给予支持，裁汰官吏、置立正长，完善地方基层组织（所谓正长制，正即闾正、族正，长指保长，是北魏三长制的衍生版），并全面施行屯田，以资军需。 大统七年（公元541年），苏绰在西魏颁布了六条诏书，依次为：一、治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这些诏书，从儒家思想的角度阐述官员施政的要领，引经据典，语言流畅。宇文泰阅后，十分欣赏，便要求西魏全体官员认真诵读和体会六条诏书的精神，并定期考核，不能通晓六条诏书，或者不懂记账的，一律取消做官的资格。宇文泰又颁布十二条职制，进一步监督官员。十二职制加上之前的二十四新制，由苏绰加以损益合订，总成五卷，在西魏全境实施，称为“中兴永式”，因颁行于大统年间，故而又称“大统式”。“格”与“式”这对新生事物，与“律”、“令”一起，逐渐走向制度化，到唐代成为四大法律形式。 配合政治上的改革，宇文泰又迈出了军事改革的坚实一步。大统八年，他下令设置六军，建立府兵。“六军”的制度，出自《周礼》：“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宇文泰“借壳上市”，实质差别很大：周代的六军，主要指兵制单位；西魏的六军，则侧重于组织单位。“六军”，后来发展为由六名柱国大将军统领的军队，宇文泰将原本他一人拥有的柱国大将军之职，分归多人担当。每名柱国大将军各督两名大将军，每名大将军再各督两名开府，总共二十四军。府兵专事训练与打仗，不入户籍，无须担负赋税。兵民的分离，使职业军人的数量与素质大幅提升；树型结构的管理，则有利于军队的协同作战。 府兵制初显雏形，东面刀兵又起。守卫弘农的王思政为加强防御，移镇河东，在地势险要的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修筑城池，直接面对东魏晋州的西南边境，距高欢所在的晋阳也只有七百里路程。高欢把玉壁城视作头号眼中钉，他率大军从汾、绛两州进入西魏，扎下四十里连营，意欲全取西魏的河东地区。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二五 邙山的遗憾 屹立于悬岩巨壑之上的玉壁城，仿佛命中注定要成为高欢的伤心地，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高欢的排山之势唬不了跟随宇文泰出生入死的王思政，高欢的劝降书以并州刺史之职为饵，也打不动王思政。王思政的回信诘问高欢：“可朱浑道元倒是降了很久了，怎不见您老兄给他封个刺史哪？” 可朱浑道元出自怀朔镇，与高欢有旧交。他在侯莫陈悦帐下与宇文泰对抗，失败后投奔了高欢，其实算不得降。高欢只封他了车骑大将军，他便非常满意，死心塌地效力于东魏。王思政的问话挑起高欢心中无名怒火，他下令围攻玉壁，非要擒住王思政不可。 王思政守御得当，攻城战持续了九天，没有一点进展。到了第九天上，天色大变，突降暴雪。东魏军队准备不足，士兵大批冻伤冻死，粮草供应也困难起来。高欢无奈，只能撤围，回到晋阳后气恼不过，任命可朱浑道元为并州刺史，回应王思政的“挑衅”。 一波方平，一波继起。玉壁之战次年，东西魏主力在河南邙山再燃战火。这场战役的直接导火线，是东魏的虎牢守将、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向西魏献城，间接导火线，则与高欢那位好色的世子高澄脱不开干系。 高仲密本名高慎，是高乾的弟弟，高敖曹的哥哥，与高敖曹一样以字行世。平心而论，高欢对高家兄弟是不错的（或许借刀杀掉高乾让他多少有些愧疚吧），东魏的汉人将领得到的待遇，无出其右。（高欢的血缘是汉人，却已完全鲜卑化，又娶了娄昭君这位纯粹的鲜卑女子为妻，潜意识里认为鲜卑高尚而汉人卑贱。关东汉人与鲜卑人数量相仿，作为统治者，他得调和两方关系。他跟鲜卑人说：“汉人是你们的奴婢，男人耕地，女人织衣，供你们吃穿，让你们温饱，你们为何欺负他们呢？”又跟汉人说：“鲜卑人是你们的佣客，得了你们的衣食，为你们打仗，使你们安宁，你们为何憎恨他们呢？”这样的劝诫短期内确实有缓解矛盾的效果，可人为划定等级贵贱，造成了民族之间的长期对立，到了高欢的子孙辈时，各种弊端终于暴露无遗）高仲密本来没有任何叛变的动机，之所以走上“投敌”之路，得感谢高澄同学的“特别关照”。 经历了相府风波的高澄虽然有所收敛，但到处留情的恶习并未更改。高仲密在晋阳任御史中尉时，一个偶然的场合，高澄见到他的妻子李氏，惊为天人，便上前挑逗。李氏不从，竟被高澄扯破了衣裳，李氏脱身回家哭诉，弄得高仲密寝食难安。 高仲密与高澄此前已有积怨。高仲密的前妻是吏部郎崔暹的妹妹，高仲密休弃了崔氏，改娶李氏为妻，与崔暹由亲家变成了仇家。崔暹呢，正好是高澄身边的红人，《麟趾格》的制订，就有他的功劳。高仲密在选任御史的问题上与高澄多次发生冲突，怀疑是崔暹在背后构陷，一直提心吊胆地防着高澄。现在高澄看上了李氏，高仲密半是气愤，半是害怕。高欢派他出镇虎牢，他便暗暗有了外逃之心。高欢有所察觉，下令由虎牢镇城奚寿兴负责军事，高仲密只管民务。高仲密别无选择，索性杀了奚寿兴，连人带城投降西魏。 虎牢在洛阳以东，扼守着北上山西与河北的两条要道，进可攻，退可守，是兵家必争之地。河桥邙山之战，侯景就是从虎牢发起反击，一举扭转东魏的被动局面。宇文泰意外收到如此厚礼，自是难以掩饰兴奋之情，他亲率大军，命李远为前驱，到洛阳接应高仲密，又派于谨攻下柏谷（今河南偃师东南），进围黄河岸边的河桥南城。 这一系列行动，发生在大统九年（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的二月中到三月初。宇文泰发兵的地点，是在关中的华州，从收到高仲密的降书到抵达河桥，至少用了二十天。这足以让高欢在晋阳从容调集十万大军，赶到黄河北岸。 根据战后伤亡情况判断，宇文泰全军的数量，与高欢相当，或是稍稍处于劣势。宇文泰的战略目的是接收虎牢，打通潼关-弘农-洛阳-虎牢的河南一线，然后才是与河北的高欢抗衡的问题。为阻止高欢迅速进兵，他退到西面的瀍水，从黄河上游顺流放下点火的船只，要烧毁河桥。高欢也有对策，部将斛律金派人在河里排起一百多艘小艇，艇上装载铁链，火船一旦靠近，就用铁链锁住，铁钉钉死，拖到岸边。河桥得以无恙，高欢大军顺利渡过黄河，来到了五年前两军交战的场所——邙山。 五年里，高欢的战术思想显然又有了提高，沙苑冒进的那位高欢已不见了踪影。他丝毫不着急追击宇文泰，而是在邙山前布下阵势，一连好几天，没有动静。两军隔邙山相持，时间似乎停止了流逝。 这次沉不住气的是宇文泰，大军出动，一月有余，不可无功而返。他把辎重留在瀍水边，命军士二更造饭，三更起兵，从西麓登上邙山（邙山的走势，大致是西北-东南），准备乘夜偷袭东魏大营。 当晚高欢没有睡死，西魏军的一举一动尽在他的监控之下。探马来报：“敌军距此四十里地，刚吃饱了干粮赶来。” 高欢轻描淡写地回道：“自应渴死，我军只等去砍脑袋便是。”立即下令严阵以待，防范西魏军偷袭。 高欢看似是在发豪言，说大话，甚至有取笑之意，实则见地很深。一般人对于饱餐行军的敌人，多少会有所惧怕，而高欢的一句玩笑话却正好点中西魏军的死结：疲渴之后，必成羸军。干粮吃得越多，回头就会越渴，这是生理上的必然反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高欢能够考虑到这一层面，可以说是把战术摆在艺术的高度上演绎了。 宇文泰的偷袭战术失败，天一亮，两军相遇，东魏大将彭乐以右翼的数千骑兵队，横向冲击西魏阵势的北部，西魏军果然是又渴又累，稀里哗啦就垮了。 彭乐纵马闯入敌营，有人向高欢报告：“彭乐叛变了！”高欢大怒。忽见西北方尘土飞扬，彭乐派人告捷，俘虏大群西魏宗室、将领。高欢转怒为喜，命众将乘胜跟进。此役大败西魏，光斩首就达三万多级。 宇文泰单骑逃跑，彭乐穷追不舍。眼看马头咬马尾，有趣的场面出现了，宇文泰忽然在马上转过身，对彭乐说：“这不是彭乐么？傻呀你！今天没了我，明天岂能有你？还不快快回营，收金银财宝去？”彭乐一听这话有理，养寇自重呀，真个乖乖回马去收集宇文泰丢下的战利品了。 搞笑的还没完，彭乐挂着宇文泰的金带回营复命，说：“宇文黑獭漏网，不过已然吓破了胆！”高欢问他宇文泰怎么跑掉的，彭乐一五一十地把宇文泰的话复述一遍，末了不忘添上一句：“末将并未因为这话就放了他。” 高欢又好气又好笑，彭乐真人不说假话，倒有几分可爱之处。可是放过宇文泰实在可恶，他拎起彭乐的脑袋，就朝地上猛撞，边撞边骂：“沙苑之败，全是因为你的屁话！”咬牙举刀欲砍，又不忍临阵杀将。 彭乐捂着脑袋说：“求大王给我五千骑兵，我再给您把宇文泰抓回来。” 高欢反问：“你放跑了人是什么意思啊？现在又说要抓回来？算了！”他命人取来三千匹绢压在彭乐背上（若是常人，差不多也该压扁了），作为赏赐。 宇文泰收拾残部，大约还有数万人马，次日一早，两军再战。宇文泰自领中军，赵贵等五将领左军，若干惠等五将领右军。东魏军中有一名小卒犯了军法，面临严惩，此时投入西魏营中，指明高欢的确切位置。宇文泰马上命精锐猛攻高欢亲领的军队，高欢步兵被悉数俘虏，骑兵被打散。 高欢也不走运，连马都死了，幸有部将赫连阳顺扮了一回东魏的李穆，扶高欢上了自己的马。高欢领着七名随从杀出重围，亲信尉兴庆说：“大王速走，兴庆腰中还有一百支箭，足以射杀百人。” 高欢感言：“事成之后，封你为怀州刺史；若你不幸战死，就封你儿子。”（高欢对下属赏罚分明、义重于山，确实能让人为他卖命到底） 尉兴庆说：“儿子还小，请用我兄长！”高欢许诺而去。尉兴庆力拒西魏追兵，矢尽而死。 高欢刚脱险境，又遭难关。西魏大都督贺拔胜早年与高欢一同在尔朱荣帐下，万军丛中看得真切，手执长槊，率十三名骑兵杀向高欢，口中大喊：“贺六浑莫跑，贺拔破胡（贺拔胜的鲜卑名）定要杀了你！” 眼看高欢命悬一线，武卫将军段韶一箭射来，正中贺拔胜垮下坐骑。贺拔胜再换副马上阵，高欢早已溜之大吉。贺拔胜叹息良久：“今日忘带弓箭，真乃天意！” 高欢一部虽然几近覆灭，东魏其他各军奋勇杀敌，大败了赵贵等人的西魏左军。宇文泰率中军再战，又败。天色将晚，宇文泰下令撤军，独孤信和于谨收拢散卒从后方击退东魏追兵，才保证了西魏主力没有再受损失。 高欢大军追到弘农附近的陕城，手下谋士封子绘、陈元康力劝高欢不可错过时机，应乘胜入关。高欢问道：“若有伏兵，如何是好？” 陈元康不以为然：“大王前次沙苑失利，尚未遇到伏兵，如今他们吃了败仗，怎么还会有此高招？若舍而不追，必成后患。” 东魏士兵疲惫不堪，众将不愿再战，高欢还是决定放弃，只派了刘丰生带数千骑继续追赶，主力回军河北。（沙苑之战，宇文泰未能渡河；邙山之战，高欢没有入关。战场上两家“礼尚往来”，说到底还是实力使然，谁都别想一口把对手吃掉。话虽这么说，此战毕竟是最接近于干掉宇文泰的一次，高欢难免抱憾终身） 宇文泰战前从玉壁召来王思政，本打算让他镇守虎牢，如今虎牢啃不下，便命他驻守弘农。刘丰生兵至弘农城下，王思政大开城门，将士不作战备，一派“祥和”。刘丰生不敢入城，领军而还，王思政的弘农版空城计奏效。 邙山大战，西魏失利。宇文泰与高欢的斗法，至此两胜两负，暂为平手（司马子如攻潼关、高欢攻玉壁等战役，规模很小，不在统计之列）。 宇文泰回关中广招豪强以充军力，将府兵制发扬光大。高欢回晋阳，共做了三件大事：一、杀掉贺拔胜身在东魏的所有儿子，以报战场上追他之仇，贺拔胜在西魏得知，吐血而死；二、任命侯景为司空，宰制河南军事，埋下身后之乱；三、赦免境内死囚，高仲密三位兄弟的子孙也因功免罪，惟独不赦高仲密一家。高仲密已被宇文泰接入西魏，他的妻子儿女则难逃一刀。高澄人模狗样打扮一番，去见即将处死的李氏，问道：“如今你还有何话说？”李氏无语以对，高澄欣然解了绳索，纳她为妾。孰知，十多年后，这位美女引发了一起宫廷祸乱，以至北齐臣死君废，真是报应不爽。 第一部 绝代双骄 二六 谁是强者 东魏武定三年（公元545年），高欢五十岁，按照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他已步入老年。早年随他出生入死的老部下段荣、蔡俊，在河北拥戴他的封隆之、李元忠等人，都已先后去世；而高欢，还在他的大丞相位子上，为青年时代的理想沥血奋斗。 “平定天下，澄清宇内”，多么激动人心的豪言；二十几年过去了，这八个字依然是豪言。算计一生，什么都算到了，唯一漏算的，是强大而年轻的敌人，宇文黑獭。 老则老矣，绝不遗强寇以祸后人。高欢要毕余生之力，举全国之众，做一番豪赌。为了这次豪赌，他是什么血本都愿下，什么手段都愿使了。他派人去吐谷浑，招吐谷浑可汗夸吕的堂妹入后宫，由孝静帝纳为容华嫔。东魏与吐谷浑结盟，使西魏的西南边境多了一个捣乱分子。 对于柔然，他也继续加强两家的关系，命九子长广公高湛迎娶阿那瓌的孙女邻和公主。他又派遣杜弼出使柔然，为高澄求婚，阿那瓌狮子开口：“高王亲自娶才可以！”高欢大为犯难。 通明事理的娄昭君劝他：“国家大计，勿再迟疑。”三十年的妻子主动让出了位置，令高欢愧疚不已，“跪而拜谢”。与西魏文帝一样，堂堂高丞相做出了易妻为妾的巨大让步，亲自北上迎接阿那瓌的爱女，奉为正室。柔然公主脾气倔强，终身不说汉话，要求非常严苛，高欢即便患了病，也得坐着车去尽丈夫的义务。 （为了彻底解决后顾之忧，高欢的牺牲可说是到了极致。在彪悍的柔然公主面前，他简直与面首没啥两样，高欢体力的江河日下，与此也不无关系。末年的高欢，好比一个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为了功业，可以抛弃家庭，抛弃爱情，抛弃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我想，这样的人，最终也不可能收获他所需求的美好吧。） 武定四年，高欢开赌，他征召山东十几万大军（山西一带的兵力，在这些年的消耗战中，剩的不多了），会兵晋阳，讨伐西魏。首要目标，是河东孤堡——玉壁城。 玉壁城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杰作，筑于汾水下游的南岸，北濒汾水谷地，西为黄河，东为涑水河，三面黄土断崖，只有南侧有道路与外界连接。远远望去，城堡耸立于河流冲击而成的黄土高台之上，称其天险，毫不为过。玉壁地区土地肥沃，富产粮食，民用军需不在话下。对西魏而言，据玉壁则长安无忧而坐望晋阳；对东魏而言，得玉壁则晋阳无虑而长安可下。这么重要的战略意义，高欢和宇文泰都清楚得很，王思政调任时，向宇文泰推荐，由韦孝宽代他守卫玉壁。 韦孝宽本名韦叔裕，以字行世（东西魏时期名将以字行世，大约也是时尚之一）。家族乃关中大姓，祖、父两代郡守出身。韦孝宽自幼涉猎经史，处事沉稳，年纪轻轻就屡立战功。韦孝宽去守玉壁，守兵虽不多，却很让宇文泰放心。高欢打好了如意算盘，猛攻玉壁，诱宇文泰挥师来救，然后围城打援，把西魏主力绞杀在河东。没想到，宇文泰在关中泰然处之，不派一兵一卒，坚信韦孝宽会不辱使命。 高欢吸取了第一次玉壁之战的教训，不硬干，而是祭出了各式巧妙的攻城手法。中国历史上一场艰苦与经典的城堡攻防战在玉壁上演了。 攻城招法之一，断水。玉壁城的水源汲于北面的汾水，高欢命将士在汾水上游另掘河道，一夜之间工程完毕，汾水绕行，城内用水的供应中断。韦孝宽没有恐慌，他下令在城内凿井取水。当地地下水丰富，供水问题很快得以解决。韦孝宽轻松破掉高欢的第一招。 攻城招法之二，土山。高欢在玉壁城南用黄土堆起山丘，欲借助高度的优势自上而下冲进城内。韦孝宽则用木板加高面对土山的两座塔楼，土山高一尺，塔楼高一丈，永远占据制高点，东魏士兵一爬上土山，城内就用石块、火箭伺候。韦孝宽又胜一筹。 攻城招法之三，地道。土山之计不成，高欢派人向城内喊话：“纵使你把楼搭到天上，我也会穿地入城！”他在城外日夜不停地广挖地道，分为十路，想像土拨鼠一般从城底穿入。韦孝宽沿外城墙掘开沟堑，拦住敌军地道的方向，选派将士把守堑口，一见东魏士兵从地道里钻出，就揪住砍死。这还不算，他又命守兵在堑外囤积柴草，在掘通的隧道口点上柴草，用皮排往里头鼓风。地道里头可怜的东魏士兵，不是烧死就是呛死，好容易跑到道口，又做了西魏兵的刀下鬼。地道战较量，高欢损失不小，又败一阵。 攻城招法之四，冲车。冲车是古代攻城战的常用器具，高欢所用的冲车，体积庞大，构造特殊，所撞之处，无不留下极深的痕迹，即便是很粗的柱子，也经不起冲车几撞。玉壁城的城墙与城门，耗损严重，一旦坍毁，后果不堪设想。韦孝宽的反应极迅速，立即让人缝制一张又厚又大的布幔，从城楼上挂下来，冲车到哪里，布幔就移到哪里。柔能克刚，布幔有如一张大网，把强劲的冲力化于无形，城墙保住了。 高欢盯着城上的布幔思索良久，有了新的主意——火烧。东魏军在长长的竹竿前绑缚松香等易燃物（考虑很周到，可以防止城上往布上浸水），浇油点火，从远处烧布幔，同时也可以直接烧城楼。韦孝宽也不含糊，你用长竿，我用长钩。士兵拿着长钩站在城楼上，着火的竹竿一靠近，就伸过去割，点燃的松香随之而落。高欢望而兴叹，第四招也给彻底破了。 攻城招法之五，焚柱，即地道焚柱。非常毒辣，高欢起兵时攻破邺城，用的就是这一招（细节参见前文）。重新使用地道，四面并进，共二十一道，地道中的柱子先顶后烧，崩毁城墙。韦孝宽可不是当初的刘诞，哪那么好欺负，他在城墙后面备好结实的木栅，哪里城墙崩了，就在哪里竖起木栅，堵住缺口。高欢的成功经验又报废了。 高欢那个郁闷啊，能使的方子全使上了，自己死了不少人，浪费了无数木材、火具，韦孝宽那边还在城楼高枕无忧呢。一般人到此怕是崩溃了，高欢却还有第六招——攻心。 他命参军祖珽到城下喊话：“两家交兵，已有多日，你孤城一座，救兵连个影儿都见不着，早晚挺不下去的，不如投降啊！” 韦孝宽一脸坦然坐在城头，答道：“我城池牢固，兵粮有余，攻城的每天忙活，守城的每天休息。才几十天而已，要什么救兵？我在担心你们啊，搞不好就死在这里了！我韦孝宽关西男子，岂会做降将军？” 祖珽一看韦孝宽吃了秤砣，又向城里的守兵喊道：“韦城主受了宇文黑獭的恩禄，死守还说得过去；你们这些将士们，何必跟着他送死呢？”他又往城里射去赏令，上写：“谁能斩城主投降，拜为太尉，封开国公，城邑万户，丝帛万匹。” 韦孝宽收下赏令，翻过面来写道：“谁能斩高欢，照此封赏。”反射到城外。高欢气炸了肺，用铁锁锁上韦孝宽在关东的侄子韦迁，刀架脖子，押到城下，韦孝宽不投降，就杀掉韦迁。韦孝宽不为所动，看都不看一眼。城中士卒感动不已，个个抱定决死之心。 东魏在玉壁城下，苦战近六十天，死伤惨重。时值隆冬，军中缺衣少药，疾病蔓延，史载“死者七万人”。高欢的脑力与体力都发挥到了极限，旧病复发，倒在了军营中，于是，出现了本部开篇那一幕悲壮的场景。 一片《敕勒歌》的歌声中，高欢想起了六镇草原上的辽阔天空，想起了怀朔到洛阳的邮差生涯，想起了骑马赶牛的逃难岁月，想起了那个豪气万丈的青年贺六浑。一世坎坷，一路拼搏，今天的你，是憾，是恨，是喜，是哀？ 旷日持久的龙虎斗，渐渐走到了尾声。十四年，以早婚早育的北朝人的标准，是一代人的时光。临到末了，我们还是忍不住问一个很俗的问题：高欢与宇文泰，谁更强？ 论成就，高欢由一名不起眼的怀朔镇小兵起家，广结宾友，先后效力杜洛周、葛荣、尔朱荣，信都起兵，以一州之力，席卷整个关东；宇文泰出身武川镇将之家，投葛荣，降尔朱，入关平乱，接手贺拔岳军队，将关中经营得有声有色，才得以积累资本与高欢抗衡。两人各得天下三分之一，胜败如梅花间竹，难分高低。 论用人，高欢看重一个义字，惜才爱士，但为了短期的战略目标，忽视了北魏遗留的吏治腐败，造成军士贪婪无度，难以遏止，最终毁掉了他青年时代的理想，也毁掉了高家的霸业；宇文泰最看重的是赏罚分明，严禁部下贪财暴民，作威作福，关中每一个人才都能被他任用得恰到好处，所谓的六柱国、十二将军，大多数的能力其实不及高敖曹、侯景、斛律金，甚至比不了窦泰、彭乐、段韶、尉景等人，却能名垂千古，建功立业。韦孝宽玉壁成名，就是宇文泰用人的最佳范例。 论治军，高欢主力大多为镇兵，六镇之乱后鱼龙混杂，素质参差不齐。高欢抚恤士兵，的确很有一套，然而囿于本人出身，对军队过分放纵，导致鲜卑兵将与汉族士人长期对立。宇文泰在军队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可是穷则变，变则通，首创府兵制，通过组建关陇集团，客观上融合了关中各民族的矛盾，从而使西魏军队转弱为强。两相比较，宇文泰又稍稍胜出。 不过，高欢创下的家业幅员辽阔，人才济济。高欢死后，宇文泰也无力奈何东魏。二十年内，西魏-北周处于战略防御，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高欢的强势。“谁是强者”的问题，争论了一千五百年，也许还将再争论一千五百年…… 武定五年元旦，日食。人们自然想到，高敖曹战死那年的元旦，同样发生了日食，轮到高欢去追寻他心爱的大将了。高欢在病榻上悲呼：“日食是为我么？死亦何恨？”他把高澄从邺城召到晋阳，说了平生最后一段遗言：“你面有忧色，莫非忧虑侯景会叛么？哎，侯景飞扬跋扈，专制河南，已有十多年，我能养他而已，又岂是你能驾驭的？厍狄干、斛律金一干老臣，性情耿直，不会负你；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奔，必无异心；亲戚之中，段韶智勇双全，可任大事；彭乐心腹难得，需加提防（后来彭乐果然谋反被诛）。举国之内，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意不用他，就是留给你的，你可委以重任，谨记勿忘。” 正月初八，高欢病逝，享年五十二岁。五天后，侯景反，天下大乱。 第二部 侯景之乱 一 佛门天子 “宇宙”一词，在英语中，是cosmos，或者universe，其他西方语言也大致相仿。现代英语的cosmos和universe基本同义，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前者来源于希腊语，表示“秩序”，与“混沌”(chaos)相对，后者来源于拉丁语的universus，由uni（同一个）和versus（朝向，动词vertere的过去分词）组成，表示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的整体，其引申义，就是全部物质现象的总和。 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里，所谓“宇”，就是天地四方，泛指空间，所谓“宙”，就是古往今来，泛指时间。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总体，简单明了。中国人造词的智慧，比起西方人来，高明得不只一点两点。 更高明的是，依此理论，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宇宙。人是狭义上的空间和时间的总体。 的确有人以宇宙自居的，这个人就是侯景。侯景的一生，那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到必须要用宇宙来形容的地步。成就侯景的不可思议的，则是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南朝的梁武帝。“不可思议”，出自《维摩诘经?不思议品》，是佛教里的名词，而梁武帝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甚至不客气地说，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佛教徒。 关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正史上的记载非常详尽，《梁书》说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他所主持编译的佛经就有数百卷之多，境内修建、供养的佛寺近三千所。“寺”本是古代行政机构的名称，比如光禄寺、大理寺，宦官最初的称呼之一，就是寺人。南北朝时代的佛寺文化在世人心目中落地生根，以至于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寺”首先联想到的是佛教寺院里的僧侣，而不是大理寺里的包拯。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数字只有可能保守，绝没有夸张。南朝的寺院与浮屠（即佛塔），与北朝的石窟与佛像相映生辉，是中国佛教文化古迹上的一对奇葩。 为了将佛教演变为教化万民的一种信仰，梁武帝“以身作则”，于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在宫中的华林园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在世俗世界里，他是国家的皇帝，在佛的世界里，他是修行的菩萨，“皇帝菩萨”的称呼，也由此而来。光受戒还不够，他又在皇宫隔壁修建同泰寺（“同泰”一词，取自他的年号“大通”的反语切音），并进寺讲经说法，向万民宣扬佛学思想，即所谓“舍身寺奴”。 第一次“舍身”，发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后，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到了第四次，前后长达四十七天。这四十七天里，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萨”，梁国在事实上处于无君的状态。他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又称无碍，范围更大，是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的法会），讲《涅槃经》和《三慧经》，听众达到数万。 皇帝“舍身”为“寺奴”，国又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凑足钱财为他“赎身”，一共花费了三万亿钱（一说四万亿）。 所以说，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门天子”。批评家们往往喜欢强调他佞佛，抛开意识形态，他对于佛教学说的贡献，对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他在佛学上最为有名的一套理论，是“三教同源说”：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间的对立与争执，由来已久。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数百年的争执，佛教从西域传入后，宗教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到魏晋南北朝达到一个高峰。比方说儒佛争论中的礼制问题，僧人觐见皇帝是否应当行士大夫的跪拜礼节，从东晋到刘宋都有过大规模的辩论，跪拜令屡颁屡废，出世的僧人还是占了上风。 又比如道、佛之争，西晋道士王浮撰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往生西方后，才有了佛教。这一说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断攻击，刘宋末年，又有道士顾欢撰写《夷夏论》，极力诬佛，两家的争论升级。佛教徒说，佛祖派了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渊，另一个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争吵也得不出个结果。 梁武帝颁布《舍道诏》，将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裁决。但是他不把儒、道两教一棒子打死，因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养都不低，留下了很多注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认为儒、道也有不少优点，三教不应对抗，而应融合，彼此作为参照与补充。他常常称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为“三圣”，也重视儒、道两教的作用，大力开办经学馆，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这些举措，是相当符合他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的。 梁武帝在三教同源说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很多容易接受的佛教戒律，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开僧人必须吃素之先河。 素食之风于中国，比较有历史。道家的养身之道中，就包含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饮食理论。文人喜欢搞素食斋禁，有甚于现代的女生瘦身行为，是一种风尚。如果干涉别人的吃素行为，那就可能有坐牢的危险，弄不好还会掉脑袋，更夸张的是，如果在吃素的时候不小心放了一个屁，被人听到了，那叫“坐斋不谨”，也会被砍头。（如此看来，古人玩时尚，可要比现代人喜欢玩的“极限大挑战”刺激多了，搞不好就把小命扔里头） 相对来说佛教就比较人性化了，它有所谓吃“三净肉”的说法，即：一谓眼不见杀；二谓耳不闻杀；三谓不为我杀。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信徒是可以吃肉的。今天很多地方还是如此，不说远的，我有一位泰国的朋友告诉我，泰国的和尚就吃肉。 “荤”的本意也不是肉类，“荤”通“熏”（粤语里这两个字就同音），是指气味熏人的蔬菜，比如葱、蒜、韭菜等（今天不少人，尤其是女生，不喜欢吃这些，说起来也是很有修行潜质的）。“荤”字从草而不从肉，便是明证。 慢慢地人们的思想又有了“进步”。佛教徒相信六道轮回，一切众生，生生死死，因因果果，永远在里头死循环。今生你吃了猪，下辈子你就要做猪被人吃，吃来吃去，都是受苦，太可怜了。（这逻辑实在荒谬。听过一个笑话：有个和尚劝一个杀牛的改行，说你杀牛杀多了，来世要变牛的。结果杀牛的说：“既然如此，那我还是杀个和尚吧，因为我来世想当和尚。”） 梁武帝想治标也治本，就在受戒之前，下一道诏令，干脆规定，僧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吃肉。他自己做得特模范：每天只吃一餐，内容以豆羹米饭为主，没有一点油腻荤腥之物，非常简朴。而且，他还改变早年一度沉湎女色的作风，绝断房事，五十岁后再也未临幸任何女子。 除了食素，寺院撞钟的传统也源自梁武帝。他曾向高僧宝志请教：“怎样才能摆脱地狱之苦？”宝志的回答是：“人的苦痛不能一时消失，但是如果听到钟声敲响，苦痛就会暂时停歇。”（这在心理和生理上看的确有其道理）梁武帝便下诏寺院撞钟，“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就是梁武帝敕命赐建。（宝志是南朝前半期修行极高的僧人，活了九十七岁，据说，他是民间济公活佛的原型。） 讽刺的是，这么一位虔诚事佛的皇帝，其佛学修为其实并不高。这得提一下梁武帝与达摩老祖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达摩出师后，遵照老师般若多罗的嘱咐，到中国传教。达摩是天竺南部的人，所以走的是南方海路，来到梁武帝治下的梁国。梁武帝以大礼迎接了达摩，见面就问：“朕自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化僧众，不可胜数，请问有什么功德吗？”（达摩初来梁国，并没有对梁武帝的事迹有太多的调查和了解，大家初次谋面，上来就问自己有什么功德，梁武帝急功近利之情溢于言表。） 达摩冷冷地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急了，没有功德那自己岂不白忙活了，就问：“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达摩说：“这仅仅修的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不过像随身而动的影子一样虚幻不实。” 梁武帝又问：“那什么是真功德？” 达摩回答说：“不染烦恼，圆融妙净，身心当中，空空寂寂。” 梁武帝感到这个外国和尚是在答非所问，想探个究竟，又问：“那什么是佛家圣谛的第一要义呢？” “空空荡荡，本来就没有什么圣谛！”（这句回答得精妙，其实世间万有本来就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运行的，你说哪个是圣谛？就像当时北朝认为自己是中国，称南朝是岛夷；南朝又认自己是中国，称北朝是索虏。其实彼此都没有看明白这个世界。） 可是梁武帝一听这话不高兴了，说：“那现在跟我说话的又是谁呢？” “不认识。” 好一个糊涂和尚，连自己都不认识，从何求道？两人不欢而散。（达摩渡江北上，进入北魏，寓于嵩山少林寺，花了九年时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梁武帝感到莫明其妙的禅法，却深得北魏孝明帝元诩的欣赏，僧俗信向者甚众，达摩最终成为禅宗初祖，此乃闲话。） 在佛家看来，梁武帝的这套修行，是很浅薄的。他仍然有执着，仍然痴迷于他的大好河山。世俗的梁武帝，文章、阴阳、音律、骑射、书法、围棋，样样精通，他不像李后主、宋徽宗那样只懂吟诗作画，而是个十分强有力的君主，否则，他也不可能开创新朝，又利用北朝的内乱，把梁国的北方边界推进了不少。 然而，再强的人也有暮年，这是客观规律，即便皇帝也不能违背。 第二部 侯景之乱 二 强者的暮年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他受菩萨戒的年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天监年间（公元502年—519年），后期为普通改元之后（公元520年—549年），他事佛兴致渐浓。到了大同年间（公元535年—545年），他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垂垂老者，《魏书》评论晚年的梁武帝“怠于听政，专以讲学为业”，完全失去了壮年时的风采，一派出世超凡的佛门弟子模样。出世超凡本没有任何问题，但身为皇帝，尤其是梁武帝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教，或者如批评家所说的“佞佛”，就值得商榷了。 于是我们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梁武帝究竟为什么会“佞佛”？ 梁武帝当然有一万条理由去选择自己的信仰，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将梁国变成“佛的世界”，他必然是从选择国家命运的角度来思考的。 梁国立国于乱世之间，南齐的经济算不上很发达，刘宋的力量也远不及北魏，南朝内部又经常出乱子，皇帝走马灯似地更换，民风相对北朝也显得奸滑险恶。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后，很下了一番功夫总结刘宋与南齐不安定的教训，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来，并且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安定团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和谐社会”，那么得先“立教”，在民众中建立信仰基础。 在梁武帝看来，刘宋和南齐，都是没有注重到国人的信仰。国人没有了信仰，就失去了凝聚力，其君昏庸，其民奸佞，政权也不会长久。所以，要建立一个不再混乱、秩序井然的国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信仰上做文章，这是一切的纲，其他的都是目，纲举目张。 下一个问题是，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梁武帝选择了佛教。佛教劝人向善，吃斋拜佛一类的修炼方式也容易被接受，并且在当时比较深入民间，推行起来不会有太大的抵触。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你今世受的苦，是前世造的孽。相信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起来反抗统治。 在“立教”思想的指导下，梁国的政局比动荡的北方稳定许多，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哀江南赋》里，感叹说，“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大抵是事实。这说明弘扬佛法的政策并不能说完全错误，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问题在于，凡事不能走极端，既是在程度上，也是在时间上。 梁武帝统治的后期，社会实际情况较之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侯景之乱时梁国统治阶级的行为可以看出，梁人此时并不是太“奸滑”而是变得有些不通机变，甚至有些逆来顺受和麻木不仁了）梁武帝过度致力于佛教事务，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了，时间越长，脱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偏偏梁武帝又高寿，觉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在治国上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梁武帝一心“立教为首”，梁国却并未摆脱南朝其他几代王朝衰弱的规律。信仰虽然重要，但不可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民以食为天，没有经济的发展，空有信仰，也无益于国家。 普通年间，梁国的经济危机逐渐显现，战事频繁，大兴佛事，使得国库日益空虚。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政府下令罢铜钱而铸造铁钱，这种铁钱又称“铁五铢”，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批量铸造的铁钱。铁钱价值不及铜钱的十分之一，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吏大肆贪污，商人从中渔利，民众苦不堪言。 比普通百姓更糟的，是军人的经济状况。南朝的兵制承自三国两晋，其原则为一旦为兵，世代为兵，父死子代，兄终弟及，也称“世兵制”。这些所谓的“军户”被严格管理，担负着沉重的兵役。到了天监十七年（公元519年），梁武帝颁布诏书将士兵与奴婢并列，军户的地位低到了极点，逃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士兵们不是剃度为僧，就是投入豪强门下做荫户。 为了制止士兵逃亡，朝廷又规定，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役。走投无路之下，各类作奸犯科乃至官逼民反的事件就多起来了。大同年间，广晋（今江西景德镇西北）、安成（今江西安福）、交趾（今越南河内）先后发生了聚众叛乱，其中以交趾豪强李贲的反叛规模最大，他于大同七年（公元541年）自称越帝，与朝廷对抗，极盛时几乎攻下广州。叛乱持续了七年，直至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才被平息，陈国开国皇帝陈霸先，就是通过镇压这场叛乱崭露头角的。 梁武帝并非没有意识到种种社会问题，他曾几次下诏，要求官员上书举奏提出批评意见。散骑常侍贺琛就上书，具体列举了时政的四大弊端：一、地方官员横征暴敛，导致百姓流移，户口锐减，妨害民生大计；二、贵族奢靡无度，风气败坏；三、朝廷官吏专为利己，无心奉公；四、政府兴造过多，劳民伤财，动摇国本。 这四条，分析得都是很在理的，可梁武帝看了以后大发雷霆，立即给贺琛回复敕文：“你说有人贪残，有人奸猾，是什么人，是什么事？具体指出来，如若不然，就是欺君枉上！朕三十年如一日，崇尚节俭，百官怎会不效仿？你得好好认识错误，严肃检讨！”贺琛见状，只得乖乖承认错误，不再说话。 梁国朝臣里，像贺琛这样偶尔还敢直言上书的，已经是凤毛麟角。梁武帝老了，只爱听奉承话，中期的能臣周舍、徐勉死后，他最宠幸的就数中领军朱异了。朱异学问高，本事也有，但是人品很差。他明白如何揣摩上意，一味阿谀谄媚，同时又结纳私党，收受财赂。在他的手里，梁国朝纲每况日下，愈加黑暗。 佛教是讲究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梁武帝却只对皇亲官吏慈悲为怀。有一次，梁武帝去郊祀，半路上有个老头拦住御驾劝谏：“陛下执法，对庶民太严苛，对权贵太宽松，这不是长久之道，假如能有所改变，则天下大幸。”梁武帝听后并没有检讨和改正，依旧如故。（梁武帝的统治方略，类似元朝，明太祖朱元璋一针见血地说：“元以宽亡国。”这个“宽”不是指对百姓宽，而是指对权贵宽。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的强悍，尚且不足百年而亡，梁武帝的潜在危险，也可想而知了） 在梁武帝手下做官员，是非常“幸福”的，犯了罪往往能法外开恩。作为梁武帝的亲戚，更是如此。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打仗无能（参见《绝代双骄》），收刮百姓却很有一套。六王爷给自己谋了个职业——放债，他以借债人的田地、房产、商号、店铺作抵押，还债期限一过，马上派人夺取抵押的宅店田产，然后再利用这些宅店田产牟取新的暴利。建康周围江东一带，失业破产的百姓无以计数，多半有他的“功劳”。 “精明”的六王爷获利可观，仅仅用来收藏财富的仓库就有将近一百间！萧宏一生最看重钱财，防备极其严密，仓库设在内堂后面，好方便他近距离保护。不过防备得太严密了，反而引起了注意，有人怀疑里头藏有武器，秘密通报梁武帝。 梁武帝听闻临川王私藏兵器，涉嫌谋反，也不得不重视起来，派人调查怕冤枉了弟弟，就亲自出马。他以找萧宏夫妇喝酒，共叙手足之情为名，来到萧宏家里。萧宏热情接待，酒至半醉，梁武帝说：“我想到你的后堂走走。”萧宏脸色吓得刷白，以为要查办贪腐呢，硬着头皮领梁武帝到后堂。一圈走下来，梁武帝乐了，原来萧宏的仓库不是什么武器库，而是个大宝库。其中钱库三十多间，其余各库贮藏布绢丝绵、漆蜜纻蜡等值钱的物品。 梁武帝看着一身冷汗的萧宏，笑道：“老六，你小日子过得很不错啊。”当即放下心，回到前堂继续痛饮，直到深夜才尽性作罢。 梁武帝对萧宏的宽容，还有多次表现。萧宏跟亲侄女、梁武帝的女儿永兴公主玩乱伦，竟打算弑梁武帝自立。事情败露，公主羞愧自杀，梁武帝却没再追究萧宏的罪责，任他安度余生。萧宏死于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梁武帝追赠他侍中、大将军，谥为靖惠王，厚礼而葬。 萧宏放债敛财，多少算个正经生意；他的三子临贺王萧正德专干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就属于江洋大盗的级别了。 梁武帝早年连生了三个女儿，担心后继无人，曾过继萧正德为嗣子，后来太子萧统出生，就把萧正德还给了萧宏。萧正德本以为将来能当上皇帝，没想到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心理不平衡，一气之下居然投了北魏，声称是梁国被废的太子，外逃避祸。结果转过年来，萧正德觉得北魏对他不友好，仇人萧宝夤还起了杀心，便又无聊地逃回梁国（本来嘛，你在梁国是皇族，到北魏算什么？要不是给你面子，谁理你这根葱？）。梁武帝没有惩罚他的叛国罪，反而流着泪教导他，恢复了他的爵位。 萧正德大有龙归大海、虎入山林之势。他招聘了一批亡命之徒，和弟弟萧正则一起搞了支纠察队，黄昏时分埋伏在路上做打劫杀人的买卖。有梁武帝做保护伞，官府也不敢过问。普通六年梁武帝北伐，任命萧正德为轻车将军。萧正德在前线惦念自己的纠察队，干脆抛弃部队独自一人跑回建康。军情大事，梁武帝火了，削了他的爵位，把他流放临海郡。萧正德还没走到临海，梁武帝又后悔了，派人追上去赦免了他。北伐也别去了，安心留在建康当强盗吧。（在梁武帝的一再放纵下，萧正德后来终于与侯景结盟，要梁武帝的老命） 第二部 侯景之乱 三 各怀鬼胎 梁武帝对待兄弟和侄子尚且如此放任自流，对亲生儿子那更是宽纵得一塌糊涂，无以复加。其直接后果，是导致皇子问题成为毁灭南梁王朝的主要因素之一。 梁武帝共有八个儿子，依次是：萧统、萧综、萧纲、萧绩、萧续、萧纶、萧绎、萧纪。其中萧统、萧纲、萧续三兄弟同为丁贵嫔所生，其余五子，分别出自五位妃子。次子萧综我们以前提过，母亲为萧宝卷宠妃吴淑媛，因此利用领兵北伐的良机，投入北魏。梁武帝一度断绝了与他的父子关系，剥夺他的爵位封土。后来萧综客死他乡，梁武帝怀念这个“儿子”，又恢复了他的名誉，派人秘密潜入北朝，盗取他的灵柩，回建康安葬。 中国的皇权时代，从秦始皇算起，到宣统皇帝，两千一百多年中，绵延不断。然而比梁武帝享寿更长的，仅有清朝的乾隆皇帝一人。皇帝的寿命，常常比皇帝的品德才干更能影响皇朝的稳定性，不少皇朝的衰亡是源于皇位更迭的过于频繁，刘宋和南齐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可是皇帝的寿命过长也不见得是好事，清朝的衰落，与乾隆皇帝倚老卖老、固步自封不无关系；梁国也是如此，梁武帝如果少活二十岁，江南百姓的命运或许不会那么糟。 梁武帝即位后所封的太子萧统，即昭明太子，口碑相当不错。 关于昭明太子的传说故事很多。相传他出生时，形貌奇异，右手紧握，谁都无法掰开。梁武帝担心他是残疾，终日愁眉不展，有位大臣建议，张榜天下，招纳名医诊治。榜文一贴出去，第二天就有人来揭榜，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文豪沈约。沈约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看小萧统，有趣的事，萧统的小手被他轻轻一掰就分开了。梁武帝大喜，便拜沈约为太子的老师，沈约在自己家乡造了一座书馆，专心教小萧统读书。这个书馆，就位于今天浙江桐乡的乌镇。“昭明太子读书处”遗迹至今残存，也算是江南保留不多的六朝风物。 其实这个传说经不起推敲，它最大的漏洞是，萧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出生在襄阳，当时梁武帝还在进攻萧宝卷的途中，不可能有精力去掰萧统的小手，更不可能以皇帝之身，张贴皇榜。不过，传说的确寄托了千年来文人对于昭明太子的美好遐思，昭明太子也的确具备集文人、皇子于一身的理想形象。 昭明太子自幼才智非凡，三岁读《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十岁就能开堂讲儒家经学，属于神童级别。他成年后更是酷爱读书，过目不忘，出口成章。这里还有段佳话，有一次，萧统与一些名士在后池泛舟，番禺侯萧轨兴致很高，就说：“此处应当有伎人奏乐伴舞。”萧统不予答复，脱口吟诵晋代诗人左思的《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萧轨惭愧不已，无语以对。 萧统藏书数万卷，好与文人交往，他所主编的《文选》（也称《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他仁厚孝义，对仆人从不责罚，还多次减免判罚不当的重罪；遇到雨雪灾，就派手下大街小巷地体察民情，对于贫困家庭、受灾游民，都发放粮食棉衣救助，因此深得民心。 遗憾的是，这位人望颇高的太子却因为小人的构陷，受到了梁武帝的猜疑。 普通七年（公元526年），萧统的生母丁贵嫔去世。萧统派人买了块好墓地，将要斩草下葬时，有个卖地的找到梁武帝身边的太监俞三副，许诺说如果能把自己的地卖三百万钱，便将其中的一百万钱给俞三副作为报答。俞三副贪财，便密奏梁武帝，说太子所选的墓地风水不好，某块土地是吉地，对皇帝有利。梁武帝一听，对我有利，那就买吧，便宜就让俞三副给赚去了。 安葬了丁贵嫔，一个看风水的道士对萧统说：“太妃的墓地对你不利，若要避祸，就得厌伏。”“厌伏”是巫术的一种，是用一物压一物的方法来作咒。萧统按照道士的指示，在丁贵嫔墓侧的长子之位埋下了腊鹅等物品。 没想到太监出来捣乱。太子宫中有个内侍太监叫作鲍邈之，嫉妒另一位太监魏雅更受太子喜爱，心里不平衡，向梁武帝告密状，说：“魏雅勾结道士，为太子厌祷，在墓地里作手脚，诅咒陛下。” 梁武帝一查，果然在丁贵嫔的墓地里发现了腊鹅等物。利用巫术谋逆是宫廷大忌，非同小可，梁武帝本想彻底查清此事，幸亏侍中徐勉从中劝止，只诛杀了道士。 经此一事，梁武帝对于萧统的好感与信任度大幅下降，有了更换太子的想法，萧统终日忧惧不安。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他在后池游玩，因采摘莲花而落水染疾，病情迅速转重，不治而终，年仅三十一岁。 萧统的早逝，是南朝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梁王朝的一大损失。梁武帝在立嗣上碰到了难题，犹豫不决。按照立嫡旧制，应当立萧统的嫡长子萧欢为皇太孙，但墓地一案把梁武帝对东宫的印象搞得很差，他也不会喜欢萧欢，何况他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萧欢年纪太小，不足以主持大局。 萧统死后过了近两个月，梁武帝宣布立萧统的同母弟萧纲为新的太子。这个选择本身无可厚非，萧纲与萧统有几分相似之处，也是能文善辩，性情恭顺，但立萧纲的方式，等于是废嫡立庶，朝野为此议论纷纷，好些大臣都上表反对。梁武帝的另外几个儿子，除了四子萧绩死在萧统之前，剩下的萧续、萧纶、萧绎、萧纪都认为，既然萧纲可以越位做太子，那么他们当皇帝的机会也不是微乎其微的了。骨肉兄弟从此各怀心事，不仅嫉恨萧纲，相互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谁看谁都不顺眼。 跳得最欢的，是六子邵陵王萧纶。萧纶大约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常常表现出荒诞的行为特征。他在南徐州当刺史时，喜怒不定，横行州里。某天他突发奇想，换了套仆役的衣服到市场里做民意调查，碰到一个鱼贩子，就“采访”他：“你说本州刺史是个什么样的人哪？”鱼贩实话实说：“本州刺史脾气暴躁、性情残虐。”萧纶勃然大怒，二话不说，强行把活鱼喂给鱼贩吞食。活鱼跑到人肚子里大吃特吃，鱼贩被硬生生折磨死。这件事传出后，当地百姓害怕再被萧纶实地采访，走在路上都不敢互相搭话，南徐州几乎变成“死城”一座。 又有一次，萧纶到街上巡察，遇到有人出殡。他也不知发了什么疯，上前夺过孝子的孝服穿上，一路匍匐号叫，比自己死了爹还伤心。萧纶身边的典签深觉不妥，害怕追究起来会因此获罪，秘密把萧纶的不法行为报告朝廷。梁武帝对萧纶斥责了一番，萧纶并未悔改，梁武帝才下令免除他的官职。 萧纶感到委屈，忿忿不平。他找来一个模样长相酷似梁武帝的老头，给他换上兖服皇冠，请他高坐厅堂正中，自己恭恭敬敬地在底下跪拜，大讲自己如何如何清白；折腾完了，又把老头的衣冠剥掉，亲手拿棍棒一阵毒打，把老头打个半死，算是出了口恶气。 不久萧纶又琢磨出新花样，他造了一口大棺材，把司马崔会意放到里面，装上灵车，让一群老太婆坐在灵车上，边走边哭，给崔会意出殡。崔会意忍无可忍，把事情告到梁武帝那里。梁武帝实在过意不去，才又削除了萧纶爵位，把他逮捕下狱。可是没多久，他就释放了萧纶，恢复了他的爵位，还派他去做扬州刺史。 萧纶继续为非作歹，拼命搜刮民脂民膏。府丞何智通向梁武帝通报，萧纶马上密派心腹杀掉何智通。梁武帝处死了萧纶的心腹，却又一次对萧纶网开一面，只关了他一个月而已。 萧纲立为太子，萧纶四处散布“太子是按照诸子年秩所立”的言论，意思是说，只要父亲和哥哥活得没他长，皇帝就轮到他来做了。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萧续去世，他更觉得自己希望大增，两次谋划弑君：第一次是在梁武帝外出的路上，埋伏兵士，事情泄露；第二次是向梁武帝进献下了毒的曲阿酒，梁武帝把酒转赐给太监，太监被毒死。梁武帝依然没有对萧纶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处罚。 萧纶之外，萧续、萧绎、萧纪也不是什么善主。萧续和萧绎长期关系紧张，萧续在州府任上，大肆敛财，贪腐程度不逊于他的叔叔萧宏，哪知道八字太差，翘了辫子，无福享受。萧绎听说后，高兴得活蹦乱跳，把鞋子都给磕破。萧续的财宝由他的嗣子萧应继承，萧应是个白痴，荒唐到什么地步？他与下人们到内库里检阅财宝，指着一块金条，问道：“这玩意能吃不？”下人回答：“不能吃。”“既然不能吃，那送给你们了！”萧续敛财巨多，落得这么个下场。 梁国的王公贵族，在梁武帝的娇惯和袒护下，全是一批骄奢淫逸、不守法纪、祸国殃民的废物。权贵有皇帝做靠山，以百姓为猪狗，梁国达到了“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的地步，梁武帝标榜“慈悲为怀”，又有什么用？ 梁武帝真的老了，他不再具有机敏过人的谋略，也没有当机立断的果敢；他至多只能保持已有的思维模式。长期的所谓“太平盛世”使他自以为功德圆满，而认识不到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各种新问题的出现；即便认识到了，也不愿面对现实，坚信只有更努力地宣扬“佛法”，才能消灾解难。 严酷的现实是，可怕的灾难无法避免，死亡的脚步正在迫近。虚幻飘渺的美梦早晚是要破灭的，跛足狼王侯景出场了。 第二部 侯景之乱 四 跛足狼王 侯景字万景，小字狗子，羯人，与尔朱荣同族，出自怀朔镇，与高欢是老乡。他身材矮小，上长下短，相貌不扬，额宽颧高，面红发疏，喜欢低头环顾，声音喑哑嘶裂，相术师称之为“豺狼之声”，并说：“此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这些虽是典型的附会之谈，但从“低头环顾，声音喑哑”的特征来看，小个子侯景的性格中肯定含有某种狼的成分。而且，侯景天生右腿短一截，是个跛足，人们常说瘸腿的狼是狼王，最具号召力，也最需提防。称侯景“跛足狼王”，真是恰如其分。 侯景长相让人不敢恭维，骑马射箭也不是强项，却颇有谋略。六镇之乱，他归附尔朱荣的旗下，比高欢要早。尔朱荣赏识侯景，让他做先锋攻打葛荣，一战而成名，封为濮阳郡公。高欢取代了尔朱家的势力，侯景眼见尔朱兆不成器，才率部投了高欢。 投尔朱荣的时候，侯景只是个新人，他对尔朱荣是仰视的，而高欢跟他同在尔朱荣手下，年轻时两人又交往过，彼此知根知底，他不可能用看待尔朱荣的眼光去看待高欢。另外，侯景为尔朱荣效力，更多地是出于民族认同的感情，对高欢也没有那样的感情。尽管如此，高欢的个人魅力和才能，还是令侯景不得不折服。不过侯景只佩服高欢一人而已，他曾私下里对司马子如说：“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鲜卑小儿”，是对高欢世子高澄的蔑称。司马子如吓得急忙捂他的嘴。 侯景的心思，高欢自然心中有数，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有侯景在，高欢相当于多长了一条强劲的臂膀。所以高欢对侯景始终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南道行台，拥众十万，专制河南。 高欢病危，高澄故意用高欢的名义给侯景修书一封，召他回晋阳。 侯景曾与高欢打过招呼：“我握兵一方，容易被小人欺诈。高王的书信，请在背面加个小点。”记号是他俩的私下约定，没有第三人知道。侯景收到高澄的信，见背面没点，心知不是高欢的命令，拒绝去晋阳。 史家认为这是高欢的一大疏忽，未免天真了。高欢一世奸雄，会为了守信用就把自己的江山置于危险的境地么？高澄也不白痴，他若要伪造书信，会不想方设法弄到记号么？ 事实上，高欢已经觉察到了侯景谋反的苗头。玉壁之战，他命侯景从南路进攻西魏，侯景在边境线上屯兵近两个月，等到高欢兵败，立即撤回河阳。因此，高欢和高澄根本不需要操心记号，真信假信，有点没点，都只表明一种姿态：你侯景若来，就可不损一兵一卒解决问题；若是不来，也能有光明正大的借口讨伐你。高家父子的默契，可以从高欢交待的后事得以证明。 高欢留下的遗言（参见《绝代双骄》），很值得我们玩味。“知子莫若父”，弥留之际的高欢毫不糊涂，从脸上的表情就看出，高澄的忧虑在于侯景这块心病。他看透了儿子的担忧，也看透了侯景的狼子野心。更重要的是，他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确保侯景不足以撼摇高家的事业。慕容绍宗这颗棋子，实在是个绝妙的安排。 为什么高欢从未重用过慕容绍宗，却如此坚信他能搞定侯景呢？这里头有个鲜为人知的小秘密：慕容绍宗做过侯景的师父——侯景的用兵之道，基本上是跟慕容绍宗学的。换而言之，全天下最了解侯景优点和弱点的人，正是慕容绍宗。（这好比孙悟空在西天路上降妖，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终极手段，就是搬出妖怪的主人或者师父。）高欢把这个小秘密几乎不动声色地保留到临终前，然后教给高澄，也难怪侯景会只惧高欢了。高欢的谋略，即便称不上古今罕有，出类拔萃是绝对逃不了的，可惜“既生欢，何生泰”，天要宇文泰做了他的克星…… 高欢去世，高澄继位。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消耗，他秘不发丧，在晋阳静待河南之变。果然，侯景心不自安，扯旗造反。 河南地处东魏、西魏、南梁三国交界，侯景攻城守寨，屡立战功，不断扩大势力。经过十四年的征战，侯景控制的地盘西起函谷关，东临大海，北至黄河，南达淮水，面积约占东魏版图的三分之一。侯景的士兵又多为尔朱余部，战斗力强大，一向追随于他。手持一副好牌，侯景怎么甘心乖乖交出兵权，束手待毙？ 举兵造反后，侯景才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与号召力没有想象中的强大，整个河南主动响应的只有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一人。侯景设计诱捕了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跟瓦岗寨的那位没关系）、广州刺史暴显等人，又继续派部下袭取西兖州，却被刺史邢子才识破。邢子才传檄东面诸州，提醒大家各自防备侯景，使得侯景控制河南全境的阴谋无法得逞。（邢子才本名邢卲，后在北齐担任国子监祭酒，与魏收、温子升三人并称北齐“三才”，文才一流。从此事可看出书生的谋略，有时也绝不在久战沙场的将军们之下） 侯景懂得独木难支的道理，心里一想，傍棵大树好乘凉。他一下子傍上两棵大树：一面宣布归顺西魏；一面派使者丁和去建康，向梁武帝递降表。 就在这年（梁中大通二年，公元547年）正月十七日的晚上，梁武帝梦见中原各州的太守向他献地投降，举朝称庆。次日一早，兴奋不已的梁武帝召见宠臣朱异，详细描绘了梦中的场景，最后还补上一句：“我生平很少做梦，一旦做梦必会应验。” 朱异马上说：“此乃宇宙一统之兆。”（这张臭嘴哦，好像他算准了侯景要当上宇宙大将军一样） 梁武帝做梦的时间，距侯景叛乱，仅有四天之隔。以当时的通讯条件，梁武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侯景已经反了。他做出这个梦，恰恰说明他一直都有收复中原的迫切心愿。人总是这样，越是想得到的东西，越是不容易得到，越是不容易得到的，就越是想得到，翻来覆去，形成了心结。梁武帝长期积压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便认定了佛祖要显灵、美梦会成真。 侯景偏在这时上表称降，并附带了一份“大礼包”：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十三州。 这份大礼包显然是注了水的，东面的几个州听了邢子才的话，根本不受侯景节制。但这不打紧，反正侯景的目的是要圈梁武帝的援兵，礼包究竟能兑现多少，不在考虑之列。 梁武帝毕竟是争天下的人物，收到那么丰盛的大礼包，也疑惑重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尚书仆射谢举说：“近年来我朝与魏国通和，边境安宁无事，若是接纳魏国叛臣，恐将挑起战端，微臣以为不可！”北魏分裂后，梁国收复汉中。东魏疲于应付西魏的进攻，对梁国采取了通好的政策。大同五年（公元539年）陈庆之死后，梁国也无良将可用，两家互派使节，成为友好邻邦。谢举的意思很直白，现在忽然破坏这种友好关系，不是明智之举。 梁武帝犹豫道：“我国如金瓯无缺，如今领受侯景的献地，是否合宜呢？假如闹出乱子来，后悔莫及啊！”他的心态很微妙，理智告诉他，接纳侯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在感情上，他又难以抵御大礼包的诱惑。 一旁的朱异跳出来抖机灵，他说：“陛下圣明，南北景仰。如今侯景分魏国土地来降，正是天意的体现。如果拒而不收，将来谁还愿意归附？万望陛下再勿多疑。” 朱异不愧是梁武帝第一宠臣，一通马屁拍上来，梁武帝龙心大悦，当下拍板，纳迎侯景，封为河南王、大将军，都督河南、河北诸军事（连高澄控制的河北也管到了，梁武帝的“野心”暴露无遗）。梁国派司州刺史羊鸦仁等率三万大军前往悬瓠（今河南汝南），随军运送粮草武器，过境接应侯景。 梁国的援兵从建康启动不久，侯景那边就提前开打了。高澄派武卫将军元柱等将率领数万兵马，日夜兼行攻打侯景，两军在颍州以北相遇，元柱军大败。 首战得胜，侯景的形势不好反坏，他见羊鸦仁的军队还没赶到，暂时退保颍州。这一退缩被高澄钻了空子，东魏的下一拨攻势由司徒韩轨统领，接踵而至，侯景主力被包围在颍州，窘迫之极。 侯景的叛乱与他本人一样，是先天“跛足”的。河南乃邺城的屏障，东魏不容有失，志在必守；侯景心高气傲，以为手握河南就可为所欲为，各州刺史念及高欢旧恩，不能与侯景同心；侯景在军事上是天才，但在政治上却远不及高澄深邃，战场上打胜仗也免不了政治上吃败仗。这一切，导致他在起兵之初处处受制，全面被动。 侯景明白不放点血是不行了，他一咬牙，向西魏宇文泰求救，表示愿意割出与西魏接壤的东荆、北荆、荆、颍四州之地（今河南许昌以西以南地区）。这比十三州的大礼包可要靠谱多了，西魏方面又会如何应答呢？ 第二部 侯景之乱 五 侯景的阴谋 侯景割地归降的消息一到长安，宇文泰便召集众将商议。几名柱国级将军的意见出奇地一致：反对接收侯景。他们认为这是东魏方面的陷阱，如若轻易出兵，恐怕会吃不着羊肉还惹得一身骚，最好置之不理。 于谨的态度比较理性，他作了一番详细的分析，认为：“侯景此人，自小熟习兵法，献地来降，真假难测。不妨暂时按兵不动，给他加官进爵，以观其变；即便派兵，也不可援以物资，让他有机可乘。” 宇文泰对侯景的为人品行确实不放心，继而联想到四年前的邙山之败，自己差点把老命搭上，高仲密还算是真心投降的。现在侯景的底细尚不明朗，他不得不多留颗心眼。 就在这时，一位关键的人物起了作用，他就是荆州（今河南邓县）刺史王思政。王思政认为，侯景来降，不仅不是什么陷阱，而且绝对是个馅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若不快抢，将来肠子都要悔青。“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事态紧急，王思政也不管宇文泰是何意见，就率领自己的荆州兵从鲁阳关（今河南鲁山西南）直取阳翟（今河南禹州）。 王思政是西魏元老，北魏分裂时，跟随孝武帝入关的将领队伍中就有他。他这样急于出兵，自有他的道理：西魏如果真能占据河南，哪怕只是其中的几个州，都会大大得利。 从军事上说，占有了河南，东魏国都邺城等于直接摆在西魏的面前，中间隔一条黄河，西魏想打可以打，不想打可以守，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从政治上说，一旦西魏拥有了“自古之都，王畿之内”的洛阳，更可增加政权的正朔色彩，对于号召天下人心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除此以外，土地、人口、经济等诸方面的进账也不在话下。因此，并无十足把握的王思政不顾朝廷方面“议而未决”，急不可待地带着老本上阵拼搏。 王思政自行出兵，相当于断了宇文泰的后路，反正横竖都是一刀，索性赌上一把。宇文泰命李弼和赵贵领兵一万，直奔颍州。李、赵二将顺道带上了西魏开给侯景的一大串头衔：持节、太傅、大将军、尚书令、河南大行台、河南诸军事。 侯景听说西魏派来救兵，心中暗喜，但又生怕梁武帝不满，专程派人向梁国上奏：“王师未到（指羊鸦仁前来接应的军队），形势紧迫，臣才向关中求援，只为救一时之急。臣不安于东魏高氏之下，又岂能容于西魏宇文氏？臣不过是以四州之地为诱饵，权宜之计而已。豫州（今河南汝南）以东、齐州（今山东济南）以西，仍在臣的掌控之下，全部献归圣朝。接壤的豫、北扬（今河南沈丘）、徐、南兖（今安徽亳县）四州，还望速速置兵接应，莫有差池！” “臣不安于东魏高氏之下，又岂能容于西魏宇文氏？”这句话可谓“不打自招”，后面应该再加上一句：“那又怎会一辈子服从您呢？”可叹梁武帝利欲熏心，竟然把如此明显的潜台词抛在脑后，坚信侯景是他的同道人。他回信表示“予以理解”，安慰侯景说：“古时大夫出境，尚有所专，何况将军创此奇谋？将军可以乘便而行，随机应变，区区小事，无须上报。” 侯景读了信，那个激动啊！不过不是动了感情，而是动了心思：原来老东西这么容易骗，将来一定要好好利用。 关中离颍州近，西魏的援兵先到了，李弼、赵贵兵临颍州。东魏主将韩轨自觉无法取胜，主动撤往河北，颍州之围不战而解。 危险警报刚一解除，侯景自我感觉就变得相当良好。良好之余，他居然有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在与李、赵二将会面时，突然将其拿下，夺取西魏大军的控制权。（侯景的想法近乎于疯癫，恐怕是受了梁武帝“鼓励”后的头脑发热。试想，宇文泰岂是好惹的？你做了他的良将，吃了他的部队，他能跟你善罢甘休么？光是拼一个东魏就这么艰苦，再加上西魏，腹背受敌，你侯景还不死路一条？） 侯景过于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他只以为自己是狼，完全没想到西魏大将不是绵羊，而更像是猛虎。事实上，就在侯景想要吃掉李、赵二将的同时，赵贵也提出把侯景骗到西魏的军营来，见机行事，吃掉侯景的部队，结果被李弼生生劝住了。（李弼可不是不齿于下三烂的招数，而是见识比赵贵略为高明：吃掉侯景的部队，并不能帮助西魏有效地占领河南的其他各州，反倒义务为东魏扫除了侯景这个大麻烦，得不偿失；不如留着侯景继续祸害他人来得合算。李弼也是无毒不丈夫！西魏六柱国，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两家各打各的算盘，羊鸦仁的梁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汝水。李弼恐怕与梁军产生冲突，三面受敌，就统兵返还长安。因为东魏军是见着西魏军才撤围的，所以到此为止，西魏算是给了侯景一个面子。 李弼、赵贵的大军前脚刚撤，王思政的荆州兵后脚就来了。侯景借口说要扩充地盘，把颍州交给了王思政，自己领兵退到悬瓠。侯景的想法是把西魏、梁国的军队都诱入境内，然后羁縻其间，寻找机会。于是他又给长安发去一封书信，二度求兵。 宇文泰正想发兵，大行台左丞王悦进言道：“侯景之于高欢，初为同乡之情，后定君臣之契。侯景位居上将，职重台司，与高欢有如鱼水。如今高欢刚死，他便起兵作乱，完全不顾君臣之道、忠义之礼。此人野心极大，既然能背叛高氏，又哪里肯尽节于朝廷？如果再增之以势，援之以兵，不仅侯景难制，恐怕朝廷会贻笑大方啊。” 宇文泰点头称是，便打消了增兵的念头，改召侯景来长安。 侯景糊弄不了宇文泰，又对着王思政的军队打起了主意。他主动跟驻扎在颍州的西魏将领套近乎，奉送钱粮；又经常只带几个随从，出入西魏军中，大家搞得像一家人似的；暗中则刺探虚实，寻找机会下手。 然而侯景再次低估了对手，玩阴谋对于善玩阳谋的人是没用的。王思政行事果断，力主接纳侯景的降表，但果断不等于卤莽，力主纳降，也并不等于真心相信，侯景的阴谋他已了然于胸。没等侯景表现一把，王思政就秘密召见手下众将，仔细部署，突然行动，分派各军占领了颍州四周的七州、十二镇。侯景害人不成反被害，十几年的苦心经营给宇文泰做了嫁衣裳。 侯景又羞又愤，终于跟宇文泰扯破脸，向宇文泰答复道：“我连高澄都瞧不起，又岂能与大兄弟您共事一主呢？” 最可怕的敌人是所谓的“朋友”，侯景原形毕露，宇文泰反而释然。河南大部已归西魏，侯景爱上哪儿捣乱就上哪儿捣乱吧，对西魏未必不是件好事。 此次西魏大得实惠，王思政实为首功。宇文泰把原先授予侯景的官职全部转给王思政，王思政高风亮节，说什么也不要，宇文泰一再派人加授，最后王思政实在拒绝不了，勉强接受了河南诸军事一职。 宇文泰派兵进入河南的前一个月，东魏派兼散骑常侍李系出使梁国。高澄还是想与梁国维持友好状态，不仅是怕丢掉整个河南，也是担心受到梁国与西魏的夹击。李系的外交努力没能成功，梁武帝面对送到口的大餐，不想再跟东魏皇帝称兄道弟了。梁国的军队按计划抵达悬瓠，与侯景会师。当然，十三州的大礼包是拿不全了，至少被宇文泰抢先咬掉了一大口。 梁武帝不给高澄面子，两国的友好也就走到了尽头。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九月，老菩萨向“鲜卑小儿”下战书，正式讨伐东魏。 高澄深谙先礼后兵的道理，还不想放弃和平解决侯景问题。他给侯景写信，希望侯景不要忘记当年与高欢的君臣之情，不要舍弃名节做不忠不义之徒，投靠西魏和南梁不能取信于人，终非长远良计，末了又提到侯景留在河北的老婆孩子，暗示侯景，只要回头，骨肉亲人即可重逢；如若不然，全家都没好下场。 按常理，话说到这份上，一般人多少要有点顾忌，但这一套对侯景无效！侯景是有豺狼的执着和残忍的，宁可做驰骋疆场的狼，也不做听人使唤的狗。面对高澄的威逼利诱，他命手下谋士王伟写信回敬。 王伟是侯景身边的一大人才，在侯景之乱的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当下洋洋洒洒，妙笔生花，大意说： “听说天下至贵，莫过于生；扬名立身，所求为义。英雄之士，自当舍生取义。我侯景先后效力于天柱将军（尔朱荣）与孝庄皇帝，为国杀敌，二十年来，不避危难，才有锦衣玉食，富贵一身。如今不惜展旌旗，擂战鼓，拥兵相抗，为什么呢？只因高王大权独揽，内外相猜，名为尊王，实为谋逆。纣有亿卒，终致毁败；桀有百克，难逃灭亡。若能忠信，虽弱必强。我侯景要替天行道，率领南朝大军奋勇北讨，扫荡四海，克复中原，拯救黎民。 “您的书信里说，我老婆孩子已被拘押？当年王陵归附汉朝，母亲扣为人质也不改初衷；刘太公被项羽囚禁，汉高帝泰然自若，求分一杯羹。何况是老婆孩子，有什么大不了的？您要是觉得杀他们对您有好处，那我也阻拦不了，只不过杀了他们，徒增罪恶，得骂名的是您，与我何干？” 高澄人品虽差，却有爱才的善名，看完信后第一反映不是生气，更不是郁闷，而是打听谁写的信，得知是王伟以后，不禁感叹：“王伟才华如此，何以我不知晓？”很有点曹操惜陈琳的味道。 既然谈判劝降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东魏与梁侯联军之间，就只有兵戎相见了。 第二部 侯景之乱 六 梁魏寒山之战 由于国都离得远，梁军晚了宇文泰一步，实质上只取得了东魏南部边境的悬瓠、项城两座城。梁武帝心里很不满意，自然想要扩大战果。要扩大战果，羊鸦仁的三万军队就不够用了，于是他又派侄子南豫州刺史萧渊明（哥哥萧懿之子）和孙子南兖州刺史萧会理（四子萧绩之子）分督众将，领兵十万奔赴东线战场，进攻徐州治所彭城。 梁国多年无战事，王孙贵族们从未上过战场，只懂显威风、摆气派。萧会理骄横自大，不把其他将领放在眼里。萧渊明不服，给朱异写密信，告萧会理“懦而无谋”。梁武帝便召回了萧会理，全军以萧渊明为都督。 萧渊明说萧会理“懦而无谋”，他自己也未见得“勇而多谋”。他平生所好，莫过于酒，经常烂醉如泥地瘫倒在军营里，百呼不应。大凡众将与他商议军机大事时，他都没有主意，总是敷衍道：“你们看情况办就是。” 梁武帝为此次北伐制定了详尽的作战计划：梁军先占据彭城东南八十里的寒山（今江苏徐州东南），然后在泗水下游拦水筑堰，以水淹之法灌彭城。（梁武帝使用的是当初浮山堰的微缩版，浮山堰虽然失败了，水攻的招式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梁军的战斗力远远不及魏军，如果强攻敌城，必然损失惨重；水困城池，既避免了死拼，又能逼迫城中兵将不战而降。此计若成，梁军即可与西面的侯景齐头并进，席卷东魏的河南、山东之地，令高澄首尾无法照应，从而获得更大的战果） 梁武帝的“锦囊妙计”在执行上出了偏差。梁军筑堰功成，部将羊侃请示萧渊明乘着水势攻城，萧渊明却死抱着梁武帝临行叮嘱的“慎勿妄动”，迟迟不下命令。东魏彭城守将、徐州刺史王则忠勇可嘉，城内水势日益上涨，城外被围得水泄不通，依然守得固若金汤。 萧渊明在寒山贻误战机，河北的高澄可没工夫跟他打太极。他派大都督高岳率领十万大军，并任命大将潘乐为副手，增援彭城。谋士陈元康提醒他：“潘乐应变能力弱，不如慕容绍宗。大王难道忘了先王的遗言么？把军务交于此人，侯景不足为患。” 高欢的话高澄没有忘。只是慕容绍宗被“冷藏”了这么久，高澄对他也不熟悉，担心忽然予以重用，万一他受惊叛变就糟了。陈元康打保票，修书向慕容绍宗说明情况。于是高澄加封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高岳和潘乐一起去彭城。 侯景一向瞧不起东魏诸将，在高欢手下时，他对高敖曹和彭乐两员名将的评价是：“这种人只知道像猪一样到处瞎跑，哪有什么本事？”起兵后，韩轨攻打他，侯景仍然很不屑，说：“啃猪肠的小儿！”这回听说高岳来，侯景更节省，只说了四个字：“兵精人凡。”探马又报，随行的还有慕容绍宗，侯景的脸色立刻变了。他甚至对情报的准确性产生了疑问：“是谁教鲜卑小儿派慕容绍宗来的？如果真是这样，会不会高王还没死啊？”（听到师父的大名，侯景也怯场了） “超级替补”慕容绍宗把侯景晾在一边，领兵进驻橐驼岘，与围攻彭城的梁军对垒。萧渊明的懒劲发作了，先是羊侃建议乘慕容绍宗立足未稳，主动袭击，萧渊明不听。次日，羊侃又劝萧渊明下令全军出战，给东魏军一个下马威，萧渊明还是不听。 从整场战役来看，萧渊明的策略倒是始终如一：权力抓住不放，责任一概不担，别人建议不听，自己又不决策，坐等敌人上门投降，属于典型的无为而不治。这样的王爷派头，在官场上或许能混个四平八稳，在战场上的敌人眼中，毫无作为就是失败的代名词。 羊侃是北魏的降将（之前领兵接应的羊鸦仁也是），他祖父羊规本是南朝刘宋将领，在宋明帝时随薛安都投奔了北魏。羊侃自幼熟习兵法，六镇之乱，他参与平叛，屡立战功，后来对北魏乱象失望至极，加之心向南朝，就率部归顺梁国，在梁武帝末年算是为数不多的打过硬仗的宿将。羊侃见萧渊明这副模样，只好自求多福，率领本部人马出屯堰上，免得被萧渊明拖累，其他梁将也各自暗存私心，不再积极应战。 梁军将帅离心，东魏方面却从容不迫。慕容绍宗亲率步骑兵一万，首先进攻梁国潼州刺史郭凤的军营，东魏军万箭齐发，形势危在旦夕。 梁军营中，萧渊明正喝得酩酊大醉，趴在桌上起不来。他下令众将救援，却不指派具体的人选，大家大眼瞪小眼，谁都不挪步。北兖州刺史胡贵孙看不下去，对谯州刺史赵伯超说：“我等带兵而来，正是为了有所作为，如今敌军进攻，何以不战？”赵伯超无言以对，回到营中，对手下兵士说：“魏军势盛，交战必败，不如早点退兵，还能保全性命。”打点行装准备开溜。 胡贵孙得不到任何响应，便率领本部兵马，赶往郭凤军营。两军合为一处，反攻东魏军，奇迹居然出现，梁军一时斩杀两百多名敌军士兵。 慕容绍宗此次出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试探梁军虚实，他预料梁军会轻易进攻，而且虎头蛇尾，临行时曾对走在后面的将士说：“我会佯装败退，引诱南军，你们记着从他们的身后进攻。” 接触战一打，慕容绍宗的前锋是真败了，来不及打招呼便向北退却。梁军主帅萧渊明借着酒劲撒了欢地追，其他将领的军队也跟着追了上来。可是东魏的后军却实诚得很，不是叫我们等在后面围攻梁军吗，好，那就上吧，立即从两翼绕到了梁军主力的身后，如两条臂膀一般，把梁军整个拢入了包围圈。 侯景曾一再派人告诫梁军：“追逐北军不可超过二里路。”骑兵与步兵对阵时，不论骑兵的败退是真是假，一旦拉长战线，不利的往往是追击的步兵。追得越快越远，不可知因素也越多。侯景十分了解东魏的战术，诱敌深入，围而歼之，对于骑兵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对于以步兵见长、且久疏战阵的梁军，却显得很陌生，所以侯景特意向友军强调此事（这套战术与草原上狼群的捕食方法如出一辙，是游牧民族所擅长的战法）。梁军上下都忘了个一干二净。人往往习惯于顺应本能，兵败如大山崩倒，兵进如水银泄地，一个人停住脚步容易，一群没有统一思想的人要停住脚步，几乎不可能。 退败中的慕容绍宗见后军发力，便掉转头来，回击梁军各部。梁军腹背受敌，顿时崩溃，失散阵亡的士兵数万人，其余被俘，一身酒气的萧渊明、生猛无比的胡贵孙、临阵脱逃的赵伯超等将都被生擒活捉。十万大军，惟独先前移兵堰上的羊侃一部没有损伤，他接到消息，下令整军撤出战场，全师而还。 寒山的战报传到建康，梁武帝正在宫中午睡。太监张僧胤禀告，朱异有要事相奏，梁武帝升阁传见。朱异兴冲冲进到内阁，气喘吁吁地报道：“寒山之战，我军失利！” 梁武帝惊得身子一晃，差点从座位上摔下来，张僧胤赶忙上前扶住。半晌，梁武帝叹了口气，摇着头说：“莫非我的下场会如晋朝皇帝那样么？” 寒山的惨败打破了梁武帝后期的既定方针，即：坐观北朝东西内战、消耗实力，待时机成熟时收获渔翁之利。 梁武帝的方针无懈可击，但却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战争是要靠人来完成的。战争消耗了国家的实力，也锻炼了国家的战斗力，从最高统治者、普通老百姓，到军队，其战争能力都会得到极大限度的开发。南朝一味的坐山观虎斗，原有的战斗力（其实也称不上强）在和平中慢慢退化，最后成了坐吃山空，一遇战事，反而不如长期内战中的北朝。 寒山之战是最好的例证。梁武帝的作战意图和计划很出色，利用侯景的势力，夺取北朝的大片领土，特别是极具战略、经济和政治意义的河南各州，进而统一天下。但是，再完美的战略计划，都需要有优秀的执行者来配合，梁国境内根本找不出一名能够很好执行梁武帝的作战计划的人。萧会理也好，萧渊明也罢，乃至于羊侃，都不是出色的执行者，至于再往下的中低级将领，以及普通士兵，军事素养就更别提了。这一切，酿成了寒山之败，也在日后酿成了更大的悲剧。 第二部 侯景之乱 七 师徒过招 慕容绍宗在寒山打了一个漂亮仗，生擒梁国的皇家统帅，八面威风，好不得意。但他没有在彭城大办酒席，大开庆功会，而是趁热打铁，旌旗西指，长驱而进，十万铁甲直取祸乱的元凶侯景。行军途中，军司杜弼作文传檄梁国境内，列数侯景的罪恶，警告梁武帝支持侯景的下场。 侯景因为攻不下彭城西面的谯城（今河南商丘东北），刚刚退到南面的小城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据守。听说梁军大败，他又率军退守到南兖州的治所涡阳（今安徽蒙城）。这时侯景的物资已经大大地缩水，全部家当只剩下了辎重数千车，战马数千匹，士兵四万人。 眼瞅着起兵以来处处不顺，原本目中无人的侯景也难免有些惧怕了。慕容绍宗逼近涡阳，侯景派人去向“师父”慕容绍宗请教：“明公大军到此，是想为我送行呢，还是想和我一决雌雄呢？”言下之意，师父您的目的到底是恢复旧壤呢，还是抓我回去复命？若不逼人太甚还可以有谈判的余地，否则就得跟您拼命了。 慕容绍宗不含糊，马上爽快地回敬侯景道：“欲与公决胜负！”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 侯景困兽犹斗，手头这四万多人，数量上虽然处于绝对劣势，但也是侯景精锐中的精锐。既然没有退路可走，那也只能拿最后的血本做殊死一搏了。 时值隆冬腊月，赶上寒风大作，慕容绍宗趁机抢占天时，顺风结阵，并派手下在阵前挑战。（所谓“顺风阵”，就是部队背对着风吹，这样打起仗来，风正好吹向对方的正面，使对方睁不开眼，冲锋也受风的阻力而跑不快；而己方因为身后有风助力，冲锋更省力，攻势也会更猛烈。历史上利用顺风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著名例子很多，比如明末清初山海关大战。挟推翻明朝余威的李自成率大顺军与投降清军的吴三桂在山海关北一片石作战。双方胶着之际，多尔衮的清军突然出现，借顺风之势，一举大败大顺军，从而开启了近三百年的清王朝。） 侯景经验丰富，当然晓得顺风阵的厉害。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干脆下令关闭营门，避而不出。 狂风过后，侯景大开营门，率军迎战。了解侯景脾性的慕容绍宗疑心侯景会分兵偷袭，对部下分析道：“侯景此人诡计多端，喜欢乘对手不备搞偷袭……” 他这儿还没分析完呢，侯景那边忽然窜出数千名将士，一个个身披短甲，手执短刀，冲入东魏军阵中。东魏军队以骑兵为主，侯景一下子放出这么一队步兵，众人都不明白怎么回事，也不知如何应付。东魏骑兵一发愣的工夫，侯景的士兵手起刀落，奔着东魏军的下三路而去，专砍人脚和马腿，马一倒，人也随着摔到地上。 人之所以会有恐惧感，是由于对未知事物的不了解。比方说，人都怕死，因为没有人知道死是什么滋味。侯景这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北方的平原地带，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即人数、士气、战斗力都相近），步兵几乎被公认为不可能打败骑兵的。东魏骑兵从未见过这种步兵的架势，越是不了解，就越感到恐惧。前面几百人倒在地上，后面的更慌了神儿。顷刻间，东魏军大败，连慕容绍宗本人的马也着了道，掉下马来，幸有左右相护，才没被捉住。其余众将有被砍伤脚踝的，有被生擒的，一片狼藉。慕容绍宗见势不妙，连忙率军逃跑，撤至谯城，方才惊魂初定。 慕容绍宗的部将斛律光与张恃显血气方刚，觉得输得莫名其妙，心想被高欢捧作“侯景克星”的慕容绍宗也不过如此，很有些埋怨的意思。慕容绍宗叹道：“我经历的战役多了去了，还没见过像侯景这样难对付的敌人。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是不信，可以去跟他打一仗试试！” 斛律光是高欢帐下老将斛律金的儿子，后来可是北齐时代一顶一的名将，怎经得起慕容绍宗这话刺激？两人更认定了慕容绍宗是害怕侯景而招致失败，说话间披挂整齐，准备出战。 慕容绍宗劝不住两个年轻人，就告诫道：“切勿轻进，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渡过涡水！” 涡水是一条向东南汇入淮水的小河，侯景所处的涡阳就在涡水的西南岸，斛律光与张恃显的东魏军则进驻在涡水的北边。两军夹涡水列阵对峙。 斛律光在东魏人称“落雕都督”，是名副其实的“射雕英雄”。他亲自出阵，向对岸的侯景军连射数箭，放倒了好几个士兵。侯景认得斛律光，隔岸喊道：“你为求功勋而来，我为避死路而去。我与你父亲是多年的好友，你为何要射我？你自己怎么会懂不渡涡水的道理，肯定是慕容绍宗那家伙教你的！”（人常说知徒莫过师，在慕容绍宗、侯景这对师徒身上，至少还要加上一句：知师莫过徒。） 斛律光无言以对。侯景发狠，并不亲自出手，叫过副将田迁回射。田迁也是一流的弓箭手，一箭就把斛律光胯下坐骑射穿了胸。斛律光回阵换马，重新出来挑战，这回学乖了，藏身树丛之中，结果田迁箭法精准，又一次把他的战马射倒。斛律光急忙退回本阵，侯景乘势率部冲过涡水，东魏军又大败。 斛律光腿快，拼了命跑才得以脱身，张恃显腿慢了点，被侯景活捉。侯景觉得杀张恃显辱没名声，没什么大用，把他放了回去。两人狼狈回到谯城，向慕容绍宗谢罪。慕容绍宗看着他俩，摇头道：“现在你们有什么话说，还埋怨我么？” 大将段韶见侯景的军队都集结在涡水南岸，心生一计，暗中带领一支小分队，在北岸放火，火势借着北风，烧往南岸。侯景也很机灵，还没等火烧旺就想到了破解的办法。他率领骑兵冲入涡水，马匹从水中钻出后，走到哪里都是湿湿的一路，火势被熄灭了。 慕容绍宗对付侯景的招式留下了最后一个字：困。 这一招是致命的，侯景缺援少粮，根本耗不起。慕容绍宗下令，不管侯景如何百般辱骂，东魏军都不予理睬，坚守不战。转眼到了第二年（东魏武定六年，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弹尽粮绝，当初唯一一位主动响应他的刺史司马世云也率部投降了。 眼看再撑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侯景只得忍痛放弃淮北最后一块地盘，率军南撤。慕容绍宗一看侯景挺不住了，便点起五千精锐铁骑，阻击侯景。 侯景受够了高澄的政治攻势，想来个现学现卖，对手下的士兵们喊道：“你们在河北的家属，已被高澄统统杀光了！要活命的跟我走！” 慕容绍宗听到侯景这样说，当即下马，拨头散发，手持宝剑指着北斗星的方向赌咒起誓：“你们的家属全都完好无损，如若回归朝廷，官勋依旧！我慕容绍宗若讲一句假话，教我天诛地灭！” 当时的情况，站在侯景部下的角度考虑：如果相信侯景的话就只有突围，成不成功很难讲，成功了也只有南渡投奔梁国，大家都是魏国人，谁愿意背井离乡到南朝去当二等公民？如果相信慕容绍宗，就要投降，大家本来就是东魏军，现在回归本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高欢生前的余威尚在，高澄的统战工作又搞得有声有色，慕容绍宗是威名远播的名将，又发这样的毒誓。很自然的，大部分将领与士兵选择了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慕容绍宗投降。余下的士兵来不及逃跑，被东魏骑兵冲散在涡水岸边，死伤无数。侯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带着几名亲信一口气逃出数百里，从硖石（今安徽凤台南）渡过了淮水，一清点，残兵败将仅余八百多人！身后的慕容绍宗仍不罢休，紧追不放。 侯景败退中路过一座小城，有人爬上城头嘲笑道：“跛奴啊跛奴，瞧你还能干什么！”侯景哪受得如此羞辱，勃然大怒，领兵杀进城去，一刀宰了嘲笑者。 这一耽搁，慕容绍宗的追兵就到了。侯景不愧是属狼的，即使到了如此危急的关头，他也没有失掉谋略。侯景派人扔给慕容绍宗一句话，止住了追兵。 这句救了侯景性命的话是：“侯景如果被擒，明公还有什么用呢？”一句话捅到了慕容绍宗心窝子里。慕容绍宗委身高氏这许多年，今天有这出头之日，不正仰赖侯景么？侯景若死了，他又要去过从前被人猜忌的日子了。他于是不再穷追，放任侯景南去，转而向西进军，把守在悬瓠等地的梁军驱往淮南。（在自救的能力上，侯景不亚于宇文泰；而他的师父慕容绍宗，也与彭乐一样精明） 侯景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想我侯景出道以来，声名显赫，战绩卓著，拥兵十万，谁敢小觑？现在却都输了个精光。天下之大，何处是我的栖身之所？ 第二部 侯景之乱 八 反客为主下江东 渡过淮水后，侯景与他的残兵败将就进入了梁国的地界。无所适从之际，附近的马头戍主刘神茂前来献计，劝他夺下寿阳城，暂作落脚之地。 刘神茂与守卫寿阳城的韦黯素来不和，有意利用侯景报复韦黯。侯景穷途末路，想不了太多，先占块地再作计较。于是他领兵来到寿阳城下，向城内叫门。 守将韦黯是名将韦叡的小儿子，可却完全没有老爹的风采。他开头还说未曾接到圣旨，不予接纳。侯景派人以梁武帝所封的河南王身份相要挟，声称侯景若有差池，朝廷必会查办怠慢之人。韦黯害怕，便开门迎接侯景。侯景毫不客气，一进城就把韦黯踢到一边，夺了寿阳的军政大权。 侯景总算是又有了地盘，但毕竟刚脱险境，力量薄弱，不敢放肆。他向建康上表，请求梁武帝对自己战败失地进行处分。 梁武帝有足够的理由处分甚至逮捕侯景。侯景许诺的十三州之地，一点没兑现，部队也只剩下微不足道的八百人，还同时被东西两魏视为仇敌。宽容侯景，不仅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还会成为恢复与北朝友邦关系的障碍，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梁武帝在兵败寒山后，已经派人与高澄秘密联络，打算恢复邦交） 不过梁武帝并没有对侯景落井下石，他没处罚侯景，反倒直接任命侯景为南豫州牧（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州牧是汉代的官职，梁国的州长官应为刺史，不知道梁武帝为何头脑“发昏”，给侯景弄了这么个古怪的头衔），原本打算派到寿阳当南豫州刺史的鄱阳王萧范改任合州（即合肥）刺史。何敬容、萧介等大臣纷纷进谏认为不妥，梁武帝一概不听。鉴于侯景新败，物资有所不足，他又给侯景送去大批军用物资。 梁武帝的一系列优抚，就他而言并不奇怪，他思量的是：收留侯景这样的北朝叛将，可以向北朝人发出一个信号，南方的梁国宽宏大量，欢迎北方人才南下投奔；侯景军事经验丰富，擅长对抗北朝的军队，也可以帮助梁国训练一支强大的军队。更何况，梁武帝的为君之道一向如此，在他手底下做官，犯再大的错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对侯景的做法，只不过是这种惯性的体现，谈不上特别的恩宠，至多有一点怜悯而已。 可是侯景哪经过这个啊？侯景自出道以来，一直是刀口舔血，尔虞我诈，活人踩在死人的尸体上，枪林箭雨里求生存。他服侍过的领导中，尔朱荣是对他最好的；高欢跟他有同乡之谊，却不能以诚相待；高澄是个混蛋，屁股还没坐稳就张罗着要消灭他；宇文泰则更加阴险地白白夺去了他的地盘。侯景所处的是狼的环境，他所信奉的是狼的法则，他的思维也只能是狼的模式。现在梁武帝对他宽厚仁慈，他怎能不感到措手不及呢？ 一个从未接受过爱的人，一辈子承受着欺骗和利用。有一天突然有人对他施以关爱，他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怀疑和抗拒的。因为他不敢再轻易相信别人，过去的经验告诉他，相信别人的关爱，只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梁武帝一心恩泽侯景，指望侯景会更加忠心，为他所用，没想到适得其反，越是恩待越是让侯景起疑。这种微妙的心情双方不会说破，就像一个房间里堆满了火药，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有人朝房间里丢进一粒火苗，点爆了火药。这个人叫作高澄。 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做了东魏的俘虏，被送到了邺城。东魏待他不错，照样让他吃吃喝喝，醉醉醺醺。高澄心想成天养这么个饭桶也不是个事儿，得让他发挥点余热。他把萧渊明找来，跟他说：“我国与你梁国和好十多年，莫明其妙成了仇敌，何苦来着？我看这也不是你们皇帝的本意，都是让侯景那家伙煽动的。如果两国重修旧好，那么我就送你们回家。” 萧渊明一听这感情好，便给叔叔梁武帝写信，说：“高澄是个大好人，只要两家通好，就送我回国。”派亲信夏侯僧辩把信送往建康。 梁武帝读完侄子的亲笔信，哭了，哭得声泪俱下。尽管有大臣认为事出蹊跷，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回信，答应跟东魏讲和，并烦劳夏侯僧辩再跑一趟，把信送到东魏。 夏侯僧辩走到寿阳，被侯景截住，盘问出了全部详情。 侯景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他给梁武帝上奏，替梁武帝分析说：高澄偶然取胜，便来求和，是担心西魏乘虚进攻；当年北魏强盛时，还被梁国在钟离打了个落花流水，现在魏国是兔子尾巴，不足为虑，一旦通和，将来后悔莫及。 奏折递上去，没有起什么作用。梁武帝救侄子要紧，对侯景的意见不理不睬，反而派使臣到东魏吊唁高欢。侯景急了，又上一奏，直接把话挑明：“臣与高氏，势同仇隙。如今陛下与高氏通和，将置臣于何地？” 梁武帝回报安慰侯景，说：“朕与你已结大义，岂会收纳了你，又把你卖了呢？国家有国家的打算，你无须劳神。”又说：“朕乃万乘之主，不会失信于人，你就不必再担心了！” 侯景心说：你当我三岁小孩儿，给块糖就相信你？侯景越想越觉得梁武帝虚伪，便伪造一封东魏的书信，派人送给梁武帝，信中说要萧渊明回国，得用侯景交换。 梁国君臣看过“东魏国书”以后，包括谢举、朱异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正侯景是败军之将，既然能换回萧渊明，换就换吧。唯有司农卿傅岐认为：“侯景战败来归，舍弃他恐怕不祥。何况他身经百战，岂肯束手就缚？”梁武帝不听，回信说：“只要萧渊明早上到，侯景晚上即可遣返。” “东魏”的使臣带着梁武帝的信回到了寿阳。侯景拿到确凿的证据，对左右说：“我就知道萧老头是个薄心肠！” 王伟进言：“如今坐守寿阳是死，造反也是死，希望大王早作规划！” 侯景反意已决，为了扩充军备，他强征所属各城的居民为兵，又收商用物资为军用，还抢掠各家的女孩子，赏给军中将士享受。 造反的话，最好有个内应。侯景经过细心的观察，发现那位当“强盗”的皇侄萧正德很是合适。萧正德早就心怀非分之想，希望有朝一日找回原本属于他的一切。侯景写信说要拥他为帝，萧正德乐坏了，当即表示：“如今我在内应，公在外攻，何愁大事不济！时不我待，还望速速起兵！” 事情已经坏到这种地步了，梁武帝还蒙在鼓里。驻守合肥的鄱阳王萧范密奏侯景谋反，梁武帝说：“侯景寄人篱下，犹如婴儿待哺一般，怎么会反？鄱阳王何以不允许朝廷容下侯景这么个客人呢？”侯景拉大将羊鸦仁一同造反，羊鸦仁获取证据后向梁武帝通报，梁武帝仍执迷不悟。更有甚者，侯景向朝廷一个劲地催要财物，梁武帝一直大开绿灯，有求必应。 在梁武帝的不断“支援”下，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侯景在寿阳设坛歃血，以清君侧、诛杀朱异等贪官为名，举兵造反。 这个时候，高澄一定是笑得最开心的人。“鲜卑小儿”的运气够好，只用一名人质加一封书信，就把本来梦想着坐收渔利的梁国给废了。这招四两拨千斤之所以能成功，除了高澄敏锐的政治嗅觉，还有三个重要因素，少了一样，高澄都是白玩。 首先，侯景的多疑性格是促其叛梁的原动力。侯景被他在北朝的狼族同胞忽悠惯了，默认所有人都是自己的敌人，从不相信任何人会以诚待己，当然也不可能以诚待人。梁武帝待他好，他照单全收，梁武帝要害他，他就起兵自保。 其次，梁国的不利形势也很关键。寒山惨败后，梁国的实力难以抵御东魏大军的长驱南下，而如果能恢复与东魏的友邦关系，把战火重新引向西魏，梁国就可继续坐山观虎斗。梁武帝不顾侯景的一再反对，迫切要与东魏交好，客观上激怒了侯景。 最后，梁国在寒山之战前后充分暴露了自己在军事上的虚弱，是导致侯景叛变梁国的决定性因素。梁国在寒山之战中的“帅愚将躁”，战力低下，被侯景一一看在眼里，他曾夸口说：“河北我虽然打不下来，打江南却没有任何问题！”终于，他敢于冒着全盘尽输的风险，毅然造反。 梁武帝接到侯景造反的消息，还没有当回事，满不在乎地说：“侯景这几颗兵能成什么事？我折根棍子就能揍他。”他下诏以萧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萧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通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六子邵陵王萧纶持节，都督各军，讨伐侯景。 侯景的声势比初到寿阳时壮大了不少，但面对梁国几路大军的合围，未免感到有点心虚。王伟献计说：“萧纶来攻，敌众我寡，我军必遭围困。不如放弃淮南，率轻骑兵快速东进，突袭建康。到时候有萧正德的内应，大王攻下建康，天下可定，大事可成。” 侯景用王伟之计，留下中军大都督王贵显带极少的士兵守在寿阳，假称出城游猎，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梁军主力。侯景先取谯州（今安徽滁县），又攻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太守庄铁在弟弟阵亡的情况下，投降了侯景。 庄铁向侯景建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长江，直取建康上游的采石。侯景敢冒险，当下急行军赶往长江北岸。 江上的守备侦察到侯景的动向，报告建康。大将羊侃请求带两千人据守采石，以备不测，然后命萧纶攻下寿阳，可使侯景的军队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朱异认为：“侯景肯定不会渡江。” 梁武帝不派羊侃增援采石，却派萧正德出屯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萧正德准备了几十艘大船，以运送柴草为名，开往北岸接应侯景。碰巧采石的防务交接出了差错，换防的将领陈昕误期未至，之前的守将王质已领兵离去。 侯景大喜过望，发一声长啸，身先士卒跳上大船，率部渡过长江，迅速占据采石。侯景虽然只有战马数百、士兵八千（已经是刚刚兵败时的十倍以上了），但是部队士气旺盛，斗志昂扬，正如一把小却锋利的尖刀，直插向梁国这头大而无力的肥羊的致命处。 再往前，就是梁国的都城建康。那里有无法计数的金银、珠宝、美酒、佳丽，那里的道路宽阔，那里的楼台雄伟，那里的宫殿辉煌，那里的皇帝老迈，那里，是侯景梦寐以求的地方。 第二部 侯景之乱 九 围困台城 侯景渡江，建康的梁武帝全然不知。侯景分兵攻占建康附近的城镇，太子萧纲面见梁武帝禀明战况，梁武帝依然不愿直面事实，只对萧纲说了一句：“这是你的事，无须问我怎么办！内外军事全权由你负责！” 萧纲下令全城戒严，由儿子扬州刺史萧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羊侃为军师将军，指挥建康的守备。羊侃是城内将领中唯一的知兵之人，这一安排还算妥当，但萧纲下面的布置就开始糊涂了。他命内奸萧正德去防守正对“台城”南面的朱雀门，等于给侯景敞开了一道方便之门。 侯景起兵前多次向梁武帝的宠臣朱异行贿，可朱异收钱不办事，侯景怀恨在心。此番他打出讨伐朱异的大旗，相当“吸引”人。朱异平时欺下媚上，仇家海了去了，一路上不少人加入侯景的队伍。侯景没遇到什么抵抗，连下姑孰、慈湖，到达了建康西南的板桥。 侯景派谋士徐思玉进城，名为拜见梁武帝，实为打探城中虚实。徐思玉撒谎说自己从侯景军中叛逃，有机密上奏。梁武帝信以为真，把他迎入内殿，命左右侍从退下。中书舍人高善宝生疑：“徐思玉自叛军来投，真伪难测，岂能让他独留殿上！” 朱异帮徐思玉说话：“徐思玉这么文弱的人，难道会是刺客么！” 徐思玉也不说话，从怀中取出侯景的书信呈给梁武帝，信上说：“朱异等人弄权，请求带甲入朝，清除君侧之恶。” 朱异自讨无趣，差点气了个仰倒。 梁武帝也不治朱异，但他仍抱有招抚侯景的心思，他派另一名中书舍人贺季与主书郭宝亮跟随徐思玉去板桥见侯景。 贺季问侯景：“大王今日起兵，以何为名？” 侯景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做皇帝！” 一旁的王伟赶忙纠正说：“朱异等人谄媚皇上，祸乱朝纲，侯王是为了诛杀奸臣才起的兵！”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侯景口出恶言，王伟的漂亮话也弥补不了。侯景干脆扣押了贺季，继续进军，兵临建康城下朱雀桁的南面。 朱雀桁是秦淮河上一座可以起落的活动桥，正对朱雀门。萧纲打算升起朱雀桁，阻止侯景进攻。萧正德反对道：“如果升起朱雀桁，老百姓必会大为惊骇，还是先缓一下，以安民心。”（萧正德自然是想让侯景更为便利地入城，但其实升桥的好处也极有限，侯景连长江都渡过来，又岂会因小小的秦淮河止步不前，说到底还是梁军的防御力太弱了） 萧纲一想也在理，就没有动朱雀桁。他把萧正德调到朱雀门北面的第二道大门宣阳门，请东宫学士庾信代替萧正德把守外面的朱雀门。 庾信是南北朝末期一代才子，文采一流，父子两代服侍太子东宫，很受萧纲器重。可是让他这样一个没打过仗的文官来守正门，效果并不比放一名内奸好多少。 果然，当侯景发动进攻的时候，庾信能想到办法只有两个，一是作用不大的升起朱雀桁。刚起了一块桥板，侯景的箭“嗖”的一声射到了门柱上。庾信正坐在城头嚼甘蔗（文人还真有闲情雅致），当时吓得甘蔗坠地，手足无措，祭起第二件法宝——快跑！ 庾信跑了，萧正德可没跑，他命同党沈子睦放下朱雀桁。侯景大军踏着朱雀桁冲杀过来，萧正德亲率众将大开宣阳门，热烈欢迎侯景进城。二人相见甚晚，拱手作揖，感激涕零：侯景心说真是“好向导”；萧正德心想皇帝梦终于要圆了！两军随即合兵一处占领建康外城。石头城守将西丰公萧大春等人见势不妙，二话没说，作鸟兽散，石头城落入了侯景之手。（建康内城共分三座，中间为台城（即宫城，皇帝所在地），西面为石头城，东面为东府城） 侯景包围了台城，先后采用火攻、斧劈、冲车、箭楼、土山等方法攻城。城中守兵在大将羊侃的亲自指挥下顽强死守，击退了叛军一拨又一拨的进攻。侯景见台城不能迅速拿下，就纵兵攻占台城外的东府城、太子东宫、同泰寺等处，肆行屠戮，并把东宫宫女分赏给士兵。 侯景在台城外筑起长围，隔绝城内与外界的全部联系。侯景又向城内射去赏格，征人诛杀朱异等人。朱异坐不住了，不听羊侃的劝告，带着一千多人出战。朱异在建康混了半辈子，哪上过战场啊。还没开打，士兵们全都往回跑，人多桥窄，护城河里就淹死了七八百。侯景的部队在城外看着这出闹剧，肚子都笑抽筋了。 城里的人出不来，侯景一时半会也攻不进去。碰巧侯景逮着了羊侃的儿子羊鷟，就把羊鷟绑到城下，逼羊侃投降。羊侃果然忠勇，回道：“我报答梁主之恩，全家死光也在所不惜，岂会计较一个儿子，快点把他杀了！” 过了几天，侯景又把羊鷟押来，羊侃又气又恨，对儿子说：“我以为你早死了，怎么还活着？”说着就要拉弓射儿子。侯景一看劝降不灵，羊侃的忠义还挺感人的，他也不杀羊鷟。 为了提高支持度，侯景宣布凡是王孙贵族门下为奴者，一旦归降即拔为良民，甚至加官进爵。命令下达才三天，就有数千人从台城逃出来投奔侯景。侯景对他们来者不拒，给予丰厚的待遇，让他们加入部队。这些人被权贵压榨了一辈子，一朝翻身做了主人，人人死力，个个争先，成为侯景的生力军。 光优待拉拢奴仆还不够，侯景觉得应该给自己加上一枚更重的政治砝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十一月，他把萧正德扶上帝位，改元正平，自任丞相一职。 萧正德很对得起侯景，称帝后，即把女儿嫁给侯景，并倾尽当年萧宏积下的万贯家财，以资军费。（萧宏爱金钱胜过爱皇位，儿子萧正德是舍得金钱也要过把皇帝瘾。） 侯景的部队一再扩招，素质参差不齐，数量已近十万，提供粮食的石头城储备告急。侯景过江以来号令严明，禁止士兵抢夺粮食；现在为防止士兵因饥饿逃跑，便纵兵抢粮，接着又发展到抢夺财物女人。建康一带的百姓被抢了个精光，米价疯涨，饿殍遍野，活人靠吃死人的尸体坚持下去。 侯景不知怎的想起了他河北的老婆和孩子。他派人给东魏送信，以臣自居，声称萧衍被他打得屁滚尿流，即将归附圣朝（东魏），希望高澄放回他的家属。 侯景跟南朝人打了几仗，有点飘飘然，忘了高澄是地地道道的豺狼本色，可不像梁武帝那样心慈手软。高澄看了侯景的信，冷笑一声，下令把侯景的妻子和三岁以上的儿子悉数绑来，剥了脸皮，投进沸油炸死。侯景的女儿全部收入宫中为奴，三岁以下的儿子全部阉割，侯景留在北方的家人都完蛋了。不但如此，高澄又出兵进入梁境，夺取寿阳，占了侯景最初的根据地。侯景知道后那个气啊，却也毫无办法（谁让你打不过呢），只好安心欺负梁国。 形势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转机。 叛军久攻不下，内部有所松动。侯景捉住了梁将陈昕，把他交给大将范桃棒囚禁。陈昕劝说范桃棒杀掉侯景的部将，向台城投降。范桃棒被说服，派陈昕连夜进城请降。梁武帝很高兴，特赐银券，答应事成后封范桃棒为河南王，督统侯景部众。 梁武帝受降成习惯，太子萧纲却被侯景弄怕了，死也不相信这是真的，不愿执行梁武帝的命令。他召集大臣商议，朱异等人说：“范桃棒投降不会是假的。范桃棒一投降，侯景必然慌乱。我军乘机进击，可获全胜。” 萧纲摇头：“台城只需坚守待援，何愁侯景不平？此乃万全之策。如若开门接纳范桃棒，万一有变，后悔莫及。此事关系重大，还得从长计议。” 大家磨磨叽叽商量了半天，也没个结果。范桃棒怕萧纲有顾虑，又派陈昕来说：“我只带五百人，一到城门，全体脱下甲胄，请求朝廷开门放行。事成之后，保管擒住侯景。” 范桃棒的话语恳切详尽，萧纲愈发起疑，不作回应。这么一磨蹭，范桃棒被部下告发，侯景将范桃棒和陈昕一并杀死。好不容易有个翻盘的机会，让萧纲生生扼杀了。（梁武帝不断相信侯景，乃至引狼入室；太子萧纲不断怀疑范桃棒，却错失良机。命运给萧家父子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萧纲在城中坚守待援，各地勤王的军队也的确没闲着。先前北上的邵陵王萧纶等人在钟离得到侯景渡江的情报后，改变行军路线，驰援建康；另外，湘东王萧绎、河东王萧誉、岳阳王萧詧、南平王萧恪、当阳公萧大心都从各自驻地派兵勤王。 各路梁军行进不一，侯景正好逐个击破。萧纶先众人一步赶到，侯景率军迎击。萧纶听从部将赵伯超，避开侯景的主力抢占了蒋山的有利地形。侯景扑了个空，回身再打蒋山，进攻不利，就用诈败诱敌的计策，命令部队后撤。 萧纶的部将萧骏不安份，领兵急追。侯景反身还击，打了萧骏一个措手不及，萧骏大败。侯景乘胜猛攻，梁军全面溃败。萧纶收拾了八九百名残卒，落荒而逃。 萧纶败走，鄱阳王萧范的世子萧嗣与湘东王萧绎的世子萧方等、衡州刺史韦粲、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心、司州刺史柳仲礼、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宣猛将军李孝钦、南陵太守陈文彻等军先后来到建康周围，总兵力约有二十万。韦粲是韦叡长子韦放之子，颇有名望，在他的建议下，众人推举他的表弟柳仲礼为大都督，统领各路援军。 如果梁军能够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合围建康，二十万打侯景的十万乌合，那么侯景的处境就很危险了。 可是“天时”又一次帮助了侯景，梁军进逼朱雀桁，天降大雾，韦粲的队伍走迷了路。侯景望见，率精锐进攻，韦粲与儿子、兄弟力战不敌，英勇战死。 表哥韦粲出了事，正在吃饭的表弟柳仲礼放下碗筷，披盔戴甲，领兵前往营救。两军相交，柳仲礼大破侯景军，斩首数百。眼看将置侯景于死地，侯景手下大将支伯仁杀到，从身后砍中柳仲礼的肩膀，众将拼死救出柳仲礼。此战后，柳仲礼患上严重的“恐景症”，再不敢出战侯景。 勤王的二十万梁军不思进取，转而内斗起来。萧纶的队伍被打散后，也带着残部跟柳仲礼混。柳仲礼对待众将傲慢无礼，萧纶本来就是个浑人，屈居柳仲礼之下十分不服，有事没事总找柳仲礼的不愉快。同为宗室的临城公萧大连和永安侯萧确也不团结，彼此猜忌，明争暗斗。 当然梁军也有行动“一致”的时候，但不是对付侯景，而是对付建康附近的老百姓。侯景抢了百姓的粮食，造成江东大饥荒，侥幸活下来的人，听说官兵来了，扶老携幼前去迎候，结果被梁军抢成了赤贫。 城外的援军屡屡失利，城里的日子更不好过。大将羊侃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时年五十四岁，台城的一根支柱就此倒下。一个月后，即太清三年（公元549年）正月，梁武帝的“知心人”朱异也驾鹤仙去，整座台城弥漫着一片恐怖的气氛。 第二部 侯景之乱 十 胸臆英雄泪 梁武帝困在台城之内，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这个词，用在此时的梁武帝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作为一个在南北朝乱世活了八十多年的老人，梁武帝活过了刘宋、南齐的寿命，甚至活过了宋、齐两朝加在一起的寿命。与他同时代的人，无论是兄弟、朋友，抑或对手，早已离他远去了。他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是上个时代乃至上上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该折了。 然而，梁武帝或许愿意坦然面对死亡的现实，但是他又怎么愿意坦然面对眼下的困境呢？他怎么愿意面对可能来临的悲惨而屈辱的死法呢？一代开国皇帝，拥有过显赫的文治武功，现在，难道真的要可悲甚至滑稽地死在一副豺狼模样的跛足羯人之手吗？ 就在绝望的梁武帝对人生进行最后一次认真思考的时候，侯景主动遣使请和。 侯景攻不下台城，粮草紧缺，来自长江上游的梁军不断聚集建康城外，形势不妙。王伟向侯景进计：“台城一时难克，援兵日益增多，我军粮草断绝。不如假称求和，暂缓情势；乘着求和，援兵不敢乱动之际，把东府城的储粮搬入石头城。然后休整兵马，修理器械，待守军懈怠，一举可夺台城。” 侯景赞成这一缓兵之计，派部将任约和于子悦进城上表求和。太子萧纲拿着两个选项摆在梁武帝的面前，梁武帝吼得很牛气：“和不如死！” 梁武帝是真的发狠了，他活够本了，不怕死。 可是其他人就不这么想了。萧纲竭力劝道：“侯景围城已久，援军裹足不战，不如先同意和谈，再作打算。” 梁武帝低头不语，沉吟半晌，丢给萧纲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你自己看着办吧，莫让后人取笑！” 萧纲当初那么坚决地拒绝范桃棒的真降，如今却又无比积极地接受侯景的假和，脑子锈逗了。他可能是看出梁武帝快要死了，想通过议和维护他自身的利益，只要侯景能退兵，他宁可答应任何条件。因为他是太子，梁武帝如果自然死亡，他就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者；如果梁武帝死在侯景手里，他的下场当然不会好：侯景不会让他好过，城外“翘首相望”的兄弟子侄们也不会让他好过。 侯景没想到萧纲这么爽快就答应了议和，感觉应当再多吸几口血，索性狮子大开口，附加两项条款：一要梁国割长江以西的南豫（今安徽寿县）、西豫（今河南息县）、合（今安徽合肥）、光（今河南光山）四州给他做封地，二要萧纲送嫡长子（也就是未来的太子）萧大器出城做人质。 萧纲没有大的意见，只是把萧大器换成了三子石城公萧大款，送往城外。双方各派代表，在台城以西歃血为盟。盟毕，侯景以船只没有准备好为由，继续包围台城，耍赖不走。 南康王萧会理、湘潭侯萧退等人领军三万进驻城北江上的马卬洲，侯景担心他们顺江而上，于己不利，上书朝廷，要求把北面的军队聚集到秦淮河的南岸，不能阻断他北渡的退路。过了五天，他又上书说，高澄已经取得淮南的寿阳、钟离，封地一时去不了了，请求向朝廷借江北的广陵、谯州两地，暂作歇脚，并且要求从下游的京口渡江。萧纲指望侯景早点撤走，二话没说，批准了所有的条件。 援军听从台城的命令，全部集结到了秦淮河南岸。萧纶的儿子永安侯萧确忍不住这口恶气，与赵伯超的儿子赵威方两个跳到营栅前，向侯景喊话：“天子与你约盟了，我却早晚要把你抓起来！” 侯景忌惮萧确骁勇善战，又向城内要求，把萧确和赵威方召进城去，并声称这是最后的条件。萧纲自然又答应，命两人入城受官。萧确不愿入城，并说：“侯景说要撤走，却不解围，其用意可见。把我召进城去，没看出有什么好处！” 旁人都劝他这是圣旨，不可违抗，萧确不听。老爹萧纶发火，对赵伯超说：“你给我把他杀了，带着人头进城！”（萧纶荒唐一世，有个如此明事理的儿子，倒也是难得） 赵伯超拔刀威逼萧确：“赵伯超认得君侯，我的刀可不认得呵。”萧确无奈，才挥泪进城。 就这样，侯景不停增加条件，台城外的长围又维持了半个多月。半个多月中，叛军将东府城的粮草全数顺利运进了石头城。缓兵之计得逞，侯景当下翻脸，向城内上表，宣布梁武帝的十大过失，分百道向台城发动新一轮的猛攻。 梁武帝又惭又气，大骂侯景背盟，号令全城反击。可是台城长期被困，供应奇缺，瘟疫流行。连梁武帝也被逼破了几十年如一日的荤戒，吃起了萧纶派人献来的鸡蛋。城中守兵不足四千，捕鼠杀马为食，患病者越来越多，毫无还手之力，唯一的希望是城外的援军。 城外各军打定了主意不做出头鸟。萧骏鼓动萧纶分兵三路相救，萧纶不理。既然王公们如此态度，名义上的大都督柳仲礼更知道该怎么做，索性招揽小姐，饮酒作乐，得醉方休。 柳仲礼的父亲柳津在台城里指挥城防，本来还盼着儿子来救。现在一看没动静，柳津发急，登上城楼，大叫：“你的君主和你的父亲遭逢大难，你不竭力来救，还是人么？”叫了半天，柳仲礼躲在营中不答话。柳津回去跟梁武帝说：“陛下有邵陵王（萧纶），臣有仲礼，两个儿子都是不忠不孝，怎么对付得了侯景呢？” 几天后城里出了内奸。萧纶的世子萧坚镇守台城正南的太阳门，大敌当前，他终日只知饮酒赌博，将官有功他不奖励，士兵生病也不抚恤，手下将士无不愤慨。书佐董勋和熊昙朗乘夜开城门迎侯景军入城，杀了萧坚。萧确在城楼上奋战不支，由小门逃入宫内报信。台城在固守了一百三十六天后，终于被攻陷。 梁武帝刚刚睡下，萧确什么也不顾地往里冲，边跑边喊道：“台城已被攻陷了！” 梁武帝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问道：“还可以再打么？” 萧确摇头：“人心涣散，打不了了……” 梁武帝喟然一叹，留下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梁武帝一定想起了四十八年前那个冬夜，身为南齐雍州刺史的他率军攻克台城的场景。天道无常，物是人非。到这个份上，梁武帝终于想通了，他终于看清了梁国的根本弊病。所谓的“侯景乱梁”只是表象，他本人才是“乱梁”的罪魁祸首！ 梁武帝的一生，既有雄才大略，又有疏懒昏庸。他以佛教修身，却失于偏激；他以慈爱齐家，却失于溺爱；而在治国方面，他不能体恤百姓和士兵，身为君王处事常常有失公允，以至于在维护皇室贵族利益的同时，严重损害了国家社稷的利益。 后世有人同情梁武帝，认为导致侯景之乱的主要责任在于侯景反复无常，不讲礼义廉耻，这没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天下混乱，强者为王，没有人天生应当为人效忠，也没有人天生就应当称王称帝，梁武帝自己不也夺了南齐的江山么？为什么侯景在高欢手下不敢反？为什么在高澄手下反不成？为什么在宇文泰那里更是让人一口吞了个饱？为什么到了梁武帝这里，侯景就敢于大反特反，而且一反就成了？我们再换个角度考虑，即便没有“侯景之乱”，以梁武帝末年的梁国颓势，谁能保证不会有“马景之乱”、“牛景之乱”呢？ 建康城不是纸糊的，只靠侯景的乌合之众是攻不克的。侯景攻入外城，是因为萧正德；攻入台城，是因为萧坚；侯景一围数月，直到攻克台城，更是因为城外诸路援军不作为的结果。正是梁武帝的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的方略，导致了皇室成员的所作所为，又是这些权贵们的所作所为，导致了侯景攻克台城，俘虏了曾经的英雄梁武帝。 但梁武帝毕竟是梁武帝，灾难降临时，他不怨天尤人，而是勇敢地承认了自己是造成一切后果的责任人。虽然这种事后的责任承担无法弥补过去的失误，也无法挽回事态的发展，甚至有种耻辱与悲怆，但是，却展示了梁武帝的气魄与睿智。仅凭这一点，他依然可以称为英雄。 侯景攻下台城后，派萧大款向城外下诏，解散各路援军。已无战心的援军一轰而散，萧纶、萧大连、萧方等、萧嗣、萧退等人的外地军马分别返还本镇，留下柳仲礼、羊鸦仁、王僧辩、赵伯超等将开营投降。 侯景胁迫了梁武帝和太子萧纲，号令柳仲礼等一班将领，其事业算是达到了顶锋。侯景作为北朝名将，长期追随高欢，眼看着高欢“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霸业，如今他也打算做一个南朝版的高欢。 初入台城时，侯景就“接受”了梁武帝的“召见”。《资治通鉴》把两人之间的对话与神情描写得淋漓尽致： 梁武帝神色不变，先问侯景：“你在军中时日已久，很辛苦吧！” 侯景不敢仰视，汗流满面。 梁武帝又问：“你是何州人氏？老婆孩子还在北方吗？” 侯景沉默不答，样子很不自然。大将任约替他回答：“侯景的老婆孩子都被高澄杀了，如今是孑然一身归附陛下。” 梁武帝又问：“你当初渡江时有多少人？” 侯景答：“一千人。” 梁武帝再问：“围台城的时候有多少人？” 侯景再答：“十万人。” 梁武帝最后问：“现在有多少人？” 侯景最后答：“普天之下，全是我的人。” 梁武帝低头不言语了。 （梁武帝一上来还想摆摆君主的架子，以询问的口吻与侯景拉家常，可是没能控制好局面，提的问题尽在戳侯景的痛处，勾起了侯景对梁武帝的仇恨。反观侯景，一上来慑于天威，战战兢兢，不敢答话，自信心几乎落到冰点，但当梁武帝询问他来梁国之后的发展时，他正好顺着问话的思路一步步走下去，重新拾回自信。对话结束，梁武帝垂头丧气，侯景不可一世） 侯景不想再见梁武帝，把他软禁在宫中，逐渐怠慢。梁武帝忧愤成疾，不能进膳。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五月，多日水米未进的梁武帝在净居殿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因为口中发苦，他喊人索要蜂蜜，空空大殿，只闻回声，无人应答。可怜的老人，连呼两声“荷！荷！”，抛却了曾让他风光无限，又让他悲恨交加的万丈红尘，寻找他的极乐世界去了。这一年，梁武帝八十六岁。 第二部 侯景之乱 十一 名将们的归宿 侯景饿死了梁武帝，立太子萧纲即位，是为梁太宗简文帝。起先立的那位临时皇帝萧正德，早在台城攻破之日，就被侯景废为侍中、大司马。萧正德又气又冤，觉得自己马前马后出工出力，到头来被侯景卖了，怎么想怎么不平，便给鄱阳王萧范写密信请兵入城。密信被侯景截获，没说的，一条绳索送萧正德上了西天。（萧正德以为会拦路抢劫、杀人放火就叫狠了，哪知道连侯景一根头发丝都没赶上） 侯景曾纳萧正德的女儿为妾，如今也不用顾及这些了，更何况简文帝将女儿溧阳公主嫁给侯景做正室。溧阳公主年仅十四岁，如花似玉的年龄，就这么被又丑又跛的老恶棍侯景给荼毒了。皇帝是正经太子继位，又被招为附马，侯景有点找着当年高欢的感觉了。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面对一名叛将的跋扈，整个梁国竟然没有人公开跳出来说“不”，一堆不仅缺钙、而且缺铁的货色而已。 唯一还有些血性的，是永安侯萧确。侯景喜爱萧确的勇猛性格与过人武艺，不计较他在阵前咒骂自己之仇，把他收在左右做贴身护卫。一次，侯景领着队伍外出打猎，抬头望见空中一只小鹰飞过，侯景手下将士纷纷争射，无一命中。萧确从容弯弓放箭，小鹰应弦而落。侯景的部将对萧确又忌又恨，劝侯景除掉萧确，以绝后患，侯景没听。 萧确的父亲萧纶听说此事，担心萧确的安全，暗中派人招呼他离开侯景，逃出是非之地。萧确不以为然，笑道：“侯景举止轻佻，一人之力就能把他干掉。我不怕死，要亲手杀了他。家父不必以我为念。” 过了几天，侯景去钟山打猎，与萧确一同骑马追逐一只鸟。侯景在前，萧确在后，其余随从被远远甩在了后面。萧确心知机会难得，在马上拉弓搭箭，就要射杀侯景，孰料用力过猛，拉断了弓弦，箭掉到地上。侯景在前面听到声音，转身察觉到萧确要害他，冲上来一刀，将不及还手的萧确斩于马下。 梁武帝的死象征着国家最主要的支柱倒下，原本强有力的统治基础一去不复返，就算是一时杀了祸首侯景，他所煽动起来的这股祸乱力量，也还将不断冲击梁国的立国之本，直至整座大厦轰然坍塌。萧纲“如愿以偿”做上了皇帝，在名义上是国家新一任的最高统治者，可是政令只能局限于建康周围数百里之内，还得不时提防侯景“架”在他脖子上的刀。 梁国上下人心思变，危机四伏。拥兵自重者，有之；趁火打劫者，有之；犹豫观望者，有之；叛变投敌者，亦有之。 东魏大将军高澄心情很愉快，他把“瘟神”侯景送走了，却把土地人才换来了。二十年前，北方战乱导致大批边将南投梁国；二十年后，风水轮转，梁国淮南江北各州郡的刺史、太守，纷纷向东魏献城归附。 高澄派尚书辛术领兵南下，四处纳降接收，淮水以南多达二十三州被收入东魏治下，其中包括钟离、寿阳、合肥、淮阴等重要据点，东魏的东南国境几乎推进到了长江北岸。当年梁、魏两国投入无数人力物力，苦苦争夺，现如今，得失只在倏忽之间。 高澄收获满满之余，却还有一大心腹之患：西魏抢去的那半块河南地盘。侯景的叛变打破了东西两魏之间的战略平衡，极大威胁了以河北为统治中心的东魏的安全。因此，对高澄来说，在淮南大片大片捞地固然感觉很爽，恢复河南屏障才是东魏政权的头等大事。于是，高澄命太尉高岳与慕容绍宗、刘丰生率领十万步骑兵，进攻西魏“侵占”的颍州。慕容绍宗击败侯景后声威大震，成为高澄手下的红人，他要让这员大将继续“大放异彩”。 坐镇颍州治所长社城（今河南长葛东）的守将王思政胸有成竹，下令全城偃旗息鼓，故意示弱，恭候东魏大军。 王思政当时的身份是大将军，都督河南诸军事。在西魏的府兵制中，大将军仅次于柱国大将军，除了王思政，西魏其余的大将军全都驻守长安，由此可见宇文泰对王思政的敬重和倚仗。考虑到长社毗邻东魏，无险可守，宇文泰曾劝王思政移镇西南的襄城，王思政坚决不同意，并做出固守长社城的保证：如若东魏来攻，水攻一年之内、陆攻三年之内，朝廷无须派兵援救。 东魏军杀到城下，主帅高岳见城中安静，便不知好歹地从四周强攻。王思政在城中挑选骁勇的军士，忽然打开城门发动袭击。东魏军猝不及防，乱成一团，伤亡惨重。 高岳这才相信王思政不是吃素的，改突击战为持久战，在城外广修营寨，又在地势高的地方垒起土山，居高临下。东魏军大造飞梯、火车（不是现代的火车，是用火点燃的攻城车），日夜攻城。王思政的守城本领也不差过韦孝宽，他命士兵在城上向外投火炬、射火箭，把东魏的飞梯、火车烧了个稀里哗啦。如此耗了几个月，东魏军倦怠，王思政从城头用长绳放下一批勇士，冲上去攻占了东魏的土山，并在上头修建土楼，了望东魏的营寨。 高澄继位以来，从寒山、涡阳大捷，到遍取淮南之地，打惯了顺风仗，真没想到十万人攻不下一个小小的长社。高澄没老爷子高欢那么多策略，只是一味向前线增派兵马，结果打了大半年还是不见效果。 刘丰生在弘农中过王思政的空城计，报仇心切，提出在城北的洧水筑堰，水灌长社城。水攻是南梁军队惯用的攻城招式，东魏将士在寒山领教一番后，搬到长社活学活用。 这招对付长社城很管用，城中有很多泉孔，洧水被绝断后，不断有地下水从孔中涌出。王思政与士兵们改行做了地下管道工，东修西堵，筋疲力尽，仍然防不胜防。长社城变成大湖中的一个小岛，城墙多处崩陷，储粮被淹，士兵们悬釜煮饭，条件极其艰苦。西魏方面派遣援兵，也只能望湖兴叹，距长社数十里便无法近前。 说来也是造化弄人。眼看城要攻下，慕容绍宗命军中的神箭手站在大船上朝城里射箭，自己则带着刘丰生与另一名将军慕容永珍乘坐更大的楼船，近城巡察。突然起了一阵东北风，尘土飞扬，暗无天日，慕容绍宗等人赶紧进到船里去避风。谁知风越吹越大，吹断了船上的缆绳，楼船朝着城墙径直就飘过去了。 敌将的楼船送上门来，城上的西魏守兵哪有不“欢迎”的道理？当即行动起来，又是用长钩钩船，又是万弩齐发。慕容绍宗和刘丰生窘迫之极，只好跳水逃生。可是慕容绍宗出生北方旱地，不习水性，一进水中扑腾两下就沉了底。（……一代名将这样的死法，也是一奇了。高澄刚发掘出个秘密武器，还没怎么推广使用，就这么让一阵风给报废了）刘丰生好歹会游泳，拼了老命地游到对面的土山上，爬起来喘了口气，又被城上的弩箭射成了大刺猬。 剩下慕容永珍见此惨状，躲在船中不敢乱动，被西魏守兵俘虏。王思政叹息说：“我城亡只在早晚，杀你诚然无益，不过为尽臣节，还是成全你吧。”他流泪斩了慕容永珍，收拾了慕容绍宗与刘丰生的尸体，一并以礼埋葬。 东魏主帅高岳受此打击，士气低落，不敢再攻长社城。陈元康向高澄进言：“大王自辅政以来，未曾立有大功。虽然打败了侯景，但那毕竟不是外敌。如今颍州将陷，机遇难得，希望大王能充分把握。” 高澄便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兵临长社，重新将洧水上的堤堰加高，甚至用筑堰的劳工填埋缺口。风吹洧水涌入城内，把北面城墙冲毁，王思政率众退保土山。 高澄生怕王思政寻短见，向城内下令：“谁能把活的王大将军献来，封为侯爵，若大将军有一点损伤，左右亲随统统斩首！”王思政几次想要自杀，都被手下人拉住。为保全城将士性命，王思政不得已向高澄投降，做了俘虏。高澄并不杀他，以礼相待，好吃好喝养着（北朝人对于守城不降的名士，向来有厚待的传统，宋魏对峙时就有刘宋大将沈文秀的先例）。王思政几年后病死在北齐。 宇文泰得到长社陷落的战报，撤回了留在河南其他各州的守将。东魏恢复河南旧地，高澄轻松捡了个大功劳，声望达到顶峰。他被加封为齐王、相国，享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殊礼，离受禅为帝只差最后一步。 第二部 侯景之乱 十二 高澄身死之谜 高澄的这一套是跟南朝学的，只是进行了简化。南朝权臣篡位，一般分四步走：一、加殊礼；二、封公爵，备九锡，位在诸侯王之上；三、进位王爵；四、旧帝禅位。宋、齐、梁以来的三朝，无不如此。高澄一步到位的进王爵与加殊礼，是对前三步的合并。可见高氏一家虽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澄本人也被侯景蔑称为“鲜卑小儿”，他在某些方面还是受到很深的汉文化影响的。 按理说，接下来就是紧锣密鼓地准备做皇帝了。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故。 讲述变故之前，先得说说高澄在东魏掌权期间的所作所为。 高澄对于老爹留下的遗产，很不以为然。高欢手下有四个没人敢惹的重臣，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前两位是高欢的旧友死党，后两位是高欢的亲戚。这四位在朝中共事，人称“四贵”（南北朝时代凑个“四贵”也算时髦的玩意，刘宋末年就有以萧道成为首的“四贵”，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四大恶人的“美称”，东魏一朝也给学来了），权倾朝野，为非作歹，贪赃枉法，自不待说。高澄看不惯这些人，但他不是什么嫉恶如仇，不过是出于自己横行霸道，又不许别人作威作福的心理。高欢晚年身居晋阳，把朝政交给邺城的高澄打理，高澄第一个拿孙腾出气。一次孙腾进见高澄，因为态度不好，礼数不周，高澄立即命左右随从一把将孙老头从坐床（即胡床，小板凳，也叫马扎）上揪下来，举着刀环猛敲脑袋，然后推到大门外去罚站。高欢不教训儿子，反跟众臣说：“我儿子长大了，脾气不好，诸公请务必躲着点儿。” 高澄更嚣张了，他重用自己的亲信崔暹，任命为御史中尉，专门彻查弹劾贪污不法的官吏。崔暹是个善于迎合奉承头子的小人，当年高仲密叛变，就有他挑拨构陷的“功劳”；做了御史中尉，他专挑令高澄不爽的权贵下手，比如他多次弹劾司马子如。司马子如贪污受贿，私德很差，被崔暹添油加醋地拟定罪状，下了监狱。司马子如哪见过这架势，一夜之间把头发都给愁白。司马子如在狱中写信向高欢交代：“我司马子如自从跟随了大王，大王给我一辆车子，一头牛犊，如今牛犊死了，牛角我还留着，除此以外其他东西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得来的。”高欢念及旧友之情，给高澄写信求情说：“司马子如是我的旧时好友，你得对他宽大处理。”高澄这才决定赦免司马子如的罪责，但又不好好把他放掉，而是骑着大马，把他押到街上，卸去枷锁，司马子如吓得尿都快下来了，口中嘀咕：“是不是要杀我了？”没想到是当场释放，当然，官是没的做了。 高欢死后，高澄就不仅是排挤旧臣宗室，而且要欺负到皇帝头上去了。 高欢始终难以忘怀孝武帝西逃长安给他带来的莫大耻辱，怕孝静帝做孝武帝第二，因此虽然位极人臣，表面上对孝静帝毕恭毕敬，百依百顺，事无巨细都向孝静帝禀报（孝静帝有没有资格发言那是另一回事了）；每逢与皇帝共同进餐，他都是俯着身子祝寿；孝静帝兴办法会，他一路上手持香炉，步行跟从，屏息弯腰，察言观色，举止小心谨慎。一句话，只要不是触及到自身权位的原则问题，他在孝静帝面前是摆出十足的臣事君的模样的。孝静帝呢，年纪还轻，也任由高欢执掌朝政大事，君臣相处得还是比较“融洽”的。 高澄一上台，就把中兵参军崔季舒（崔季舒与崔暹同宗，比崔暹大一辈）安插在孝静帝身边，定期与崔季舒通信，把孝静帝称为痴人：“痴人最近怎么样了？痴呆的程度是否有变化？” 孝静帝此时已是二十五岁的成年人了，史载他喜好文学，长于诗赋，仪表堂堂，力大无穷，射无不中，颇有其曾祖父魏孝文帝的遗风。高欢比他大一辈，相当于长者，管着他于情于理还能接受，现在的高澄是个跟他年龄差不多少的年轻人，这么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的特别“监护”，他哪受得了，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一天，孝静帝与高澄一同去邺城东郊打猎。孝静帝兴致大起，纵马扬鞭，追逐野兽，忽听身后的监卫都督大叫：“天子别把马跑得那么快啊！大将军要发怒了！”孝静帝那个气啊，一股火憋在心头又不敢发作。 过了几天，孝静帝与高澄宴饮。高澄略有醉意，端着酒杯大大咧咧走到孝静帝面前，敬酒道：“臣高澄向陛下劝酒。” 酒气扑面，孝静帝忿忿说道：“自古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朕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高澄心说你这“狗皇帝”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借着酒劲当即骂道：“朕？朕？狗脚朕！哼！”说着，叫崔季舒走上前来“咣咣咣”痛打孝静帝三拳，打得孝静帝鼻青脸肿，无法动弹。高澄一甩衣袖，扬长而去。 孝静帝不堪凌辱，回到宫中暗自吟诵刘宋诗人谢灵运的诗句：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 本身江海人，忠义动君子。 这是谢灵运被地方官员弹劾后借古讽今、立志雪耻的一首诗，却被孝静帝身边的常侍侍讲荀济听懂了。荀济原是梁武帝手下大臣，因上书反对修佛，被梁武帝下令治罪，潜逃到东魏。荀济看透孝静帝的心思，就去找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以及其他几位元氏宗室密谋杀掉高澄，营救孝静帝。在荀济的策划下，一群人借口在宫中堆积土山，向城北挖掘地道。事情开展顺利，眼看就要挖到北面的城门了，守门的士兵感觉地下有动静，起了疑心，一查，有人在挖秘密通道，马上向高澄汇报。 高澄立即领兵入宫，见过孝静帝，也不跪拜，劈头就是一句：“陛下为何要造反？（什么屁话？）臣父子功盖社稷，什么时候有负于陛下？此事必是左右嫔妃出的鬼主意！”一挥手，左右士兵抓住孝静帝的两名嫔妃，就要处死。 孝静帝也真是被逼得忍无可忍了，脸色一沉，斥道：“自古只听说大臣反皇帝的，不曾听说还有皇帝反大臣的。高王自己要反，为何还来责备我？我杀了你社稷可以安宁，不杀你则国家早晚灭亡！我自己都不怕死，何况几个嫔妃呢？你如果打定主意要造反弑君，什么时候动手就由着你了！”说罢毫无惧意地瞪着高澄。 高澄被孝静帝突如其来的慷慨激昂震住，反而一句话说不出来，趴到地上磕头，一边哭一边谢罪。君臣把酒“言欢”，直到深夜。 高澄心狠手辣，翻脸快过翻书，一出宫就命往宫中派遣军士，幽禁了孝静帝。他又派人去缉捕荀济，质问他：“荀公为何造反？” 荀济答道：“奉诏诛杀逆贼，何谓造反？”高澄就把荀济一干人等用大锅活烹了。 高澄消灭了异己，地位也稳固了，就开始筹备禅让的相关事宜了。武定七年（公元549年）八月初八这天，高澄召集散骑常侍陈元康、吏部尚书杨愔、黄门侍郎崔季舒到他在邺城的居所东柏堂讨论禅让后文武百官的人事安排。高澄近期宠爱高阳王元斌的妹妹琅琊公主，为了方便起见，把侍卫都打发出去了。高澄议事机密，又把左右亲信也给屏退了。 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谈得火热，忽见进来一名厨子，手中端着一盘饭菜。高澄把厨子喝退，对陈元康等人说：“我昨天晚上梦到这奴才砍我，回头得把他杀了。” 正说到这里，那名厨子又走了进来。高澄怒道：“我没叫饭，你干嘛又来了！” 厨子冷笑一声，从托盘下拔出匕首，手中挥舞道：“我来杀你！” 高澄大惊，一脚踢去，被厨子砍伤。他赶紧一个跟斗钻到坐床底下，厨子掀去坐床，一刀把他砍死。 陈元康以身掩护高澄，被厨子砍得肠子流出，当晚伤重去世。杨愔和崔季舒反应快，拔腿就跑，才侥幸逃生。 这就是震惊东魏的高澄遇刺事件。高澄在阴谋篡位的最后时刻，命丧黄泉，可谓作恶多端，死不足惜。然而，依照此事的前因后果分析，其中却有很多蹊跷之处，让人难以看清幕后的真相。关于凶手，至少可以列举出三层较明确的可能。 《北齐书》、《北史》等正史帝纪的说法，是说杀害高澄完全出于厨子的自行主张。这位不要命的厨子名叫兰京，是梁国名将兰钦（兰钦在北魏分裂时收复了汉中地区，是与陈庆之同时代的梁国知名大将）的儿子，在东魏与梁国的作战中被俘。高澄将他收为奴仆，并多次对他施加肉体惩罚，还以处死威胁。兰京恨之入骨，便与高澄手下另外几名奴仆一同谋乱。 这一说法打击了八卦记者的好奇心理，且显得疑点多多。我们遍寻史料，除了刺杀事件外，找不到有关兰京的其他史料。《梁书》只提及了兰钦的一个儿子兰夏礼。南北朝时代起名极重谱牒排行，兄弟乃至同辈人都讲究名字的整齐对称；仅从名字上看，兰京与兰夏礼是兄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的真实身份更像是一个谜。此外，事发前后虽有许多有利因素，但光凭兰京一己之力，要做到唆使多人同伙并成功刺杀高澄仍然是困难的。 我们想到了第二层可能——东魏孝静帝。孝静帝外柔内刚，可叹身不逢时，命中注定做了傀儡。他的不甘心是显然的，他恨高澄是必然的，他要杀死高澄，从而夺回皇权，也是具有足够充分的理由的。但是，孝静帝在荀济等人被烹后，基本被高澄有效地软禁在宫中，少有机会与外界交往。如果孝静帝与幕后策划者有关，那就意味着保皇派在朝中还具有相当雄厚的实力，而从事后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似乎不是事实。孝静帝与刺杀事件有关的可能性有，但不大。 于是，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第三层猜测，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幕后元凶，可能是高澄那位外号“神童”（也可理解为“神经病儿童”）的二弟高洋。 第二部 侯景之乱 十三 神童高洋建北齐 高洋是高欢与娄昭君所生的第二个儿子。高欢夫妇有了高澄及长女（后来嫁给孝武帝）后，很长一段时间颠沛流离，没有生养。直到高欢投奔了尔朱荣，家境稍有好转，高洋就在那个时候出生了。 高欢的儿子大多仪表堂堂、风度翩翩，高洋却是个例外。他皮肤黑，大脸盘，满身鱼鳞纹，少言寡语，旁人见了也留不下什么印象。但在高洋十几岁时，有两件事让父亲高欢对他另眼相看。 头一件事，一次高欢想测试一下儿子们处理事务的能力，就交给每人一团乱丝，要求他们想法解开，大家一个个手足无措，毫无头绪，高洋二话不说，抽出腰刀，就把乱丝斩成几段，并说：“乱者须斩！”高欢深为赞许。另一件事也是高欢试子，高欢给每个儿子配备一队士兵，命他们领兵出发，然后派大将彭乐假装进攻。高澄等人都吓得不敢乱动，惟独高洋指挥士兵上阵与彭乐厮杀，彭乐慌忙卸甲下马说明实情，高洋不信，把彭乐抓起来交给高欢。高欢欣慰地对旁人说：“这个儿子啊，谋略胆识比我还强！” 尽管如此，哥哥高澄还是看不起这个弟弟，由于年秩相次，他对高洋更有所忌恨。高洋在高澄面前言辞迟钝，无比恭顺，事事依从。 高澄看到高洋的夫人李祖娥的衣服首饰好看，要拿来收为己有。李祖娥不愿给，高洋就劝她：“衣服首饰我们还能再买再做，哥哥要的东西怎么可以吝啬呢？”高澄“良心发现”，提出不要了，高洋就主动把东西送上门去。 背地里的高洋却是另一副样子。他有时在家独自静坐，一言不发；有时又平白无故光着脚丫在院子里又跑又跳。李祖娥诧异，问他发的哪门子神经，高洋总是笑笑说：“我在跟你耍着玩呢！”高洋古怪的举止，其实和当年陶侃搬运砖头是一样的，所谓“习劳则神钦”。高洋的志向不在高澄之下，而且，是个相当可怕的敌人。 高澄不知道这些，他以为高洋就是那个在他面前诚惶诚恐，还带些呆劲的傻小子，经常得意地说：“这家伙要是都能发达了，我看相书也可以不信了！” 谁曾想，笑到最后的却不是高澄。 高澄遇刺一事，《北齐书?陈元康传》中有段文字，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段文字大致是说，兰京（《陈元康传》中兰京被称作兰固成，这也是凶手身份的一个疑点）有一名同伙，叫作阿改，是高洋手下的带刀仆从。兰京与阿改约好，若高澄那边刺杀事成，传出叫声，阿改这边就出手杀掉高洋。 这应该是事后凶手的供词。问题在于，刺杀发生的同时，高洋并不在府中，而是有事去了城东，因此阿改也就没能有所行动。更大的疑团由之而生，高澄的秘密会议不只开一次，为什么事变偏偏安排在这一天呢？ 我的猜测是，不管是兰京，还是阿改，都不是这次事件的主凶。幕后的元凶，很可能就是隐忍多时的高洋。带刀仆从是主人的死士，是完全对主人尽忠的，高洋在高澄准备受禅的前夕，指使阿改挑唆兰京等高澄手下的奴仆，选择了一个最佳时机，向高澄下毒手，再利用阿改等人的供词脱清干系。 当然，我们的证据并不充足，猜测终归是一家之言。不过高洋在事变后的表现倒是在某种程度上为猜测提供了佐证。 高洋在城东得到消息，面不改色地率领手下去收拾凶手及其同党。高洋到达出事地点时，高澄府中的其他仆人已经制服了兰京等人，高洋便下令将凶党全数处死，并且碎尸万段，然后出来向外界通报：“奴才造反，大将军受伤，但无大碍！”高洋秘不发丧，迅速控制了局面。一切都显得从容不迫，有条不紊，让朝野群臣大为吃惊。 高澄等人的死讯瞒了几天，有所泄露，孝静帝知道后兴奋地说：“大将军如今死了，似乎是天意哪，帝室有望重得权威了！”这时候连皇帝都没意识到高澄还有个更为厉害的弟弟。 高洋当机立断，决定留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杨愔（孙腾当时已去世，杨愔大致取代了他的位置）这四位高氏的重臣守卫邺城，其余大臣权贵统统跟他去晋阳。临走，高洋亲率八千甲士入殿拜见孝静帝，命人传报：“臣有家事，必须先回晋阳。”手按刀剑，如对大敌。说完，高洋拜了两下，转身离去。 孝静帝脸色大变，目送高洋远去的背影，口中呢喃：“此人又好像不能容我，朕还不知死在哪天哦！” 高洋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对高欢、高澄时代的文武百官更是视若无物。他在晋阳大会群臣，神采飞扬，言辞敏锐，与昔日活在高澄阴影下木讷的高洋判若两人，全场都被震慑了。 为树威信，高洋对高澄留下来不便执行的政令，一律修改或废除；高隆之、司马子如参奏高澄的两位近臣崔暹与崔季舒的过失，高洋将两人各打两百鞭，发配边疆。一报还一报，高洋巧妙地通过各种手段，相对平稳地接手了高澄的最高权力，并且更上一层楼。即便高洋不是高澄被刺真正的主使者，那他也是最大的收益者。 一年后，高洋晋升丞相，都督中外诸军，齐郡王，接着又被封为齐王。（孝静帝估计绝望了，高家两代三世连续掌权，一个比一个恶毒凶狠，好不容易看到的一点点希望也彻底破灭了） 高洋的亲信高德政、徐之才、宋景业等人声称天象有变，劝他受禅。高洋何尝不想早登大宝，然而朝中的阻力不小，反对的人不但有老臣司马子如、斛律金、杜弼，还有高洋的生母娄昭君。娄昭君眼光独到，却也没能看清这个城府极深的儿子，她说：“你父亲如龙，你兄长似虎，他们尚且不敢妄夺皇位，终身北面事君。你有什么能耐，想做禅让之事？” 高洋无奈，召集群臣共同商议此事，全场肃穆，无人吱声。 半晌，杜弼说道：“关中宇文泰乃是我国的劲敌；如若接受魏帝的禅让，宇文泰必定会挟持他们的天子，以讨逆勤王为名，东侵我国，到那时，大王如何应对呢？” 徐之才笑道：“如今与大王争天下的那个家伙，想做的还不是和大王一样的。即使他想逞强不顺从，大不了照着大王的样子也称帝就是了。” 东西魏分裂了十多年，人们渐渐习惯了两个国家对峙的形势，淡忘了政权正统性的问题，两家的皇帝都是傀儡，两家的权臣都是野心家，没什么谁比谁更正义的道理。从高氏集团的利益考虑，为了防止高澄被刺之类的变故再次出现，早日夺取皇位，使江山变色，还是好处多多的。所以，杜弼听了徐之才的一番辩解后，也无言以答了。 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五月，高洋一切准备就绪，从晋阳出发，前往邺城。司徒潘乐、侍中张亮等人进见孝静帝，上奏：“五行运次，有始有终。齐王圣明，万民仰慕，愿陛下效法尧、舜明君。” 孝静帝一脸严峻地说：“此事拖延已久，到该退的时候了吧。”随即命人作禅让诏书，旁边的中书郎答道：“诏书已经作好了！”请杨愔进呈孝静帝。 孝静帝默默阅完诏书，签署盖印，缓缓起身走下御座，吟诵道：“献坐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 这是《后汉书·献帝纪》的赞词，孝静帝自比汉献帝，向皇位投去了恋恋不舍的最后一眼。天下纷乱，高欢像曹操扶立汉献帝一样拥立了孝静帝；沙苑之战，高欢像曹操在赤壁一样大意轻敌，成就了宇文泰的割据局面；一晃半世，现在已是高欢儿子们掌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结束了，高洋如曹丕一般对皇位如饥似渴，孝静帝除了让位，别无选择。 孝静帝辞别六宫嫔妃，坐着牛车走了，东魏灭亡，头尾共十七年，仅历孝静帝一帝。高洋接受玺绶，即位称帝，改国号为齐，年号天保，高洋就是齐显祖文宣帝。为区别于南朝萧道成所建的齐国，历史上把高氏的齐国称为北齐或者后齐。 高洋对待孝静帝，远没有曹丕对待汉献帝那么好，过了一年，就在他的食物里下毒，把他杀死了。 宇文泰在关中听说高家篡位，果然兴兵讨伐。西魏军从弘农造桥渡过黄河，进驻建州（今山西绛县东南），威逼邺城。 高洋心中明白，宇文泰还没有能力在关东立足，此次用兵讨伐是假，打探是真。他并不出兵与西魏军直接交锋，而是亲率大军镇守晋阳东城，阵容严整，军势强盛。 宇文泰闻报，不禁长叹：“原来高欢并没有死！”说罢，他下令撤兵，由蒲阪渡口退回关中。随着宇文泰的这声长叹，高洋的北齐政权稳固了下来。 第二部 侯景之乱 十四 江南浩劫 高欢的儿子建立了北齐，他昔日的手下大将侯景自然也想在南朝复制历史。把简文帝扶上皇位的同时，侯景派遣部将于子悦、侯子鉴、宋子仙等人，率领叛军扑向了江南最为富庶的“三吴”地区。 三吴，即建康东南的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今浙江湖州）和会稽（今浙江绍兴）三个郡，是南朝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南朝宋、齐、梁的统治面积虽大，但由于交通、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南部山区大多为蛮荒之地，经济重心一直集中在今天湖北、苏南、浙北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以三吴为最。 三吴优越的经济条件吸引了大批豪门贵族在此定居，这些人自东晋以来，屡世为官，已历八九代，脱离生产劳动日久，都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寄生虫。《颜氏家训》的评语说得贴切：“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一句话，弱不经风的官老爷、书呆子。士大夫们崇尚锦衣玉带、大帽高靴，出门乘车坐轿，入室左搀右扶，更有甚者，连马都骑不了。建康县令王复见到高头大马在面前嘶鸣扬蹄，吓得浑身战栗，大叫道：“这明明是头虎啊，为啥说它是马？” 这样一批人身居高位，如何挡得住如狼似虎的侯景叛军？吴郡太守袁君正部下约有五千精兵，驻军新城（今浙江富阳西南）的戴僧逷提出闭门拒守，饿死供应不足的叛军。袁君正担心抵抗失败、自家的大笔资产被抢，不但不领兵防御，反而载着粮食、美酒、牲畜出城迎接。于子悦的军队杀到，也不管你态度有多好，一概逮捕，财物、女人抢光。“人间天堂”吴郡一夜之间成了强盗的天堂。 得到吴郡后，叛军又南下攻打吴兴。吴兴太守张嵊有了袁君正的教训，决定固守，可张嵊书生出身，打仗一窍不通，吴兴的守兵又比吴郡少，没几天就被叛军攻破，张嵊一门惨遭屠戮。 叛军连下钱塘、富阳，迅速渡过浙江，围攻会稽。会稽是梁国东扬州的治所，城中守兵数万，粮草武器充足，老百姓目睹了吴郡、吴兴的惨状，对叛军恨之入骨，同仇敌忾，有心与侯景大干一场。 东扬州刺史萧大连是简文帝的儿子，建康勤王的时候就是胡搞一气，如今叛军兵临城下，依然终日饮酒作乐，把军政要事撂给了司马留异。留异根本就没想过死守，侯景部将宋子仙来攻，他带着部众逃往东阳（今浙江金华）老家，回头又向宋子仙投降。萧大连则拉上一车酒坛，弃城逃往鄱阳。宋子仙的军队由留异做向导，在信安（今浙江衢州）地界捉住了烂醉如泥的萧大连，送往建康。 侯景至此尽得三吴，基本上占领了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但要想控制住整个梁国，像高欢统治北朝那样统治南朝，这还远远不够。 本性的凶残暂且抛开不论，侯景所面对的局面与高欢的环境不同，北魏末年皇权丧失十几年，高欢倚仗六镇兵马以自重，实乃北方最强大的势力，除了贺拔岳和宇文泰的武川系兵马，没有第二支力量能跟他抗衡。元氏宗室遭受胡太后和尔朱氏的接连打压，手中早就没什么实权了，唯一的出路是老老实实承认高欢的地位（孝武帝不服高欢的管束，投奔宇文泰，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这些必要条件侯景一个都没有。侯景虽然占据了国都建康，拥立了傀儡皇帝，梁国宗室却仍然掌握着全国的大部分军队和地区，他们不会乖乖服从侯景的统治。侯景依赖的军事力量，是初入梁国时从东魏带来的八百兵士，加上被释放的为奴北人，以及世家大族的奴仆，勉强凑得出两万人左右，其中只有少数是职业军人，其余的实战经验并不高，战斗力也不强，而即便如此，他们也已经算是侯景的精锐了。围攻台城时的十几万大军，绝大多数来自抓壮丁，不仅战斗力更差，忠诚度也很成问题。侯景靠着这样低素质的军队之所以可以攻陷台城，一方面当然与他本身出色的军事谋略与军事才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行为恰好顺应了萧氏诸王各自的小算盘。等到梁武帝这棵大树一倒，萧家的王爷们遂了心愿，下一步便是扩张军势，消灭异己，称雄全国。正当侯景在建康城中左手抱着溧阳公主、右手扯着简文帝闻乐起舞的时候，梁国宗室已经彼此打成了一锅粥。 梁武帝的子孙、弟侄不少，真正成势只有五个，全部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大致呈十字形状。梁武帝的第七子、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坐镇十字的中心，即荆州的江陵；萧绎的西面，是镇守益州的梁武帝八子武陵王萧纪；萧绎的东面，是在侯景攻占三吴后退守郢州（今湖北武昌）的梁武帝六子邵陵王萧纶；萧绎南面的湘州（今湖南长沙），是昭明太子萧统的次子河东王萧誉；萧绎北面的雍州（今湖北襄樊），则是萧誉的三弟、岳阳王萧詧。 湘东王萧绎自小天资聪慧，喜爱读书，很得梁武帝的喜爱。十来岁时他患了眼病，梁武帝亲自授意治疗，不慎治瞎了一只眼睛。梁武帝起初很沮丧，后来想起曾经做过的一个梦，一名瞎眼的僧人在梦中说要托生皇室，他便深信萧绎是高僧转世，对他宠爱有加，十八岁就派他到江陵，出任荆州刺史。江陵是三吴地区以外的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是梁国最好的一块外藩之地。梁武帝对萧绎确实好，手握大量人才与军队的萧绎却在侯景围台城时故意拖延不进，直到长江下游支离破碎，他才露出险恶的野心。 就才学而言，萧绎很出色，而作为一名上层统治者，他的猜疑心很重，好恶心很强。他的正室徐昭佩是齐末名臣徐孝嗣的孙女，生下世子萧方等。徐昭佩长相丑陋，又生性忌妒，行为不端，不受萧绎宠爱，由之对萧方等也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为防后患，萧绎首先向西用兵，消灭了驻守在信州（今重庆奉节）的堂侄桂阳王萧慥，然后任命小儿子安南侯萧方矩为湘州刺史，去接管萧誉的湘州，并派萧方等率领两万精兵随行护送。 萧绎很毒，他不喜欢萧方等，也讨厌萧誉，名义上是职务交割，实际上逼着他们互相残杀，自己在江陵坐等好消息。果不其然，萧方等在半路上遇到萧誉迎击，几乎全军覆没，萧方等阵亡，萧方矩带着残兵逃回江陵。萧绎毫不伤心，不久后宠妃王氏去世，他疑心是徐昭佩下毒，便逼令徐昭佩投井自杀。 接着，萧绎正式向萧誉发难，命令竟陵太守王僧辩和信州刺史鲍泉火速进军，攻打湘州。王僧辩因部下尚未集结完毕，向萧绎请求宽限几天。萧绎怀疑王僧辩有意观望，勃然大怒，拔剑砍中王僧辩左腿。王僧辩几乎气绝，幸亏抢救及时，才免于一死。萧绎怒气未消，把王僧辩关进大牢，命鲍泉单兵独进，很快包围了长沙。 萧誉窘迫，派人到襄阳向萧詧求援。萧詧见哥哥被围，亲率骑兵两千、步兵两万直取江陵，声势浩大，想来个“围绎救誉”。萧绎大惊，到大牢里放出王僧辩，请教破敌良策，王僧辩献计：“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萧绎得到真传，派人诱降萧詧的部下杜岸、杜崱兄弟，杜岸率领五百精骑兵，昼夜兼行，突袭萧詧的老巢襄阳。萧詧得报，连忙撤军，一路丢弃粮草、辎重无数，让萧绎捡了个大便宜。 萧詧回到襄阳，惊魂未定，萧绎又派部将柳仲礼出镇竟陵，威胁襄阳。萧詧更加害怕，他觉得打不过萧绎的主要原因在于兵力不足，便向西魏求助，自愿做附庸，并以妻子王氏与世子萧嶚为人质。东魏抢占了淮南地区，宇文泰早就看得眼馋，现在蛋糕送上门来，正是天赐良机。他欣然接受萧詧请降，加封萧詧为梁王，派大将军杨忠领兵进入梁国，替萧詧抵挡萧绎。（萧詧引狼入室，最终导致梁国半壁江山落入外敌之手，从而使南朝处于完全的战略劣势，恐怕也是萧詧始料未及的） 萧绎击退了萧詧，认识到王僧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派他替代久攻长沙不下的鲍泉。大宝元年（公元550年）四月，王僧辩攻克长沙，擒杀河东王萧誉，传首江陵。 萧誉死了，北线战场却情况不妙，柳仲礼兵败被俘，杨忠乘胜进攻石城（今湖北钟祥）。眼见西魏军难敌，萧绎遣使请和，以儿子萧方略为人质，汉水以东以北割让给西魏，杨忠满载而归。 解决了北面的危险，萧绎这才对外宣布为梁武帝发丧，不承认简文帝的年号，仍称太清四年；然后传檄境内，沿江东下，讨伐侯景。 萧绎的上升势头迅猛，举国瞩目，而在他的军中，还有一位上升势头即将超越他的人物——陈霸先。 第二部 侯景之乱 十五 陈霸先兴兵岭南 侯景之乱对于很多人而言是灾难与毁灭，却也为极少数人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契机。陈霸先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员。 陈霸先出生在吴兴郡长城县的下若里，大致位于今天浙江长兴的下箬寺乡。下箬寺中有一口水井，俗称“圣井”，相传，陈霸先初生时，用的就是这口井里的水来洗浴，至今一千五百多年，井水依旧充沛不竭。 据《陈书》记载，陈霸先的十世祖在西晋永嘉年间南迁到吴兴，东晋初年实行“土断”，陈氏的籍贯就变成了吴兴。这一说法颇受争议，有人认为这次土断子虚乌有，有人更进一步认为此乃陈霸先为抬高自家的身份而杜撰出来的，因为在南朝，北方南迁侨人的地位，要比南方土著吴人高。不管怎么样，陈霸先的祖先在江南居住已历十代以上，是有明文可查、板上钉钉的事实。他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浙江籍开国皇帝之一，另一位是东吴的孙权，不过，孙权的出生地在下邳，若讲纯正性，陈霸先又更胜一筹。（有人可能会想到吴越的开国君主钱鏐，但钱鏐并没有称帝） 早年的陈霸先，家境贫寒，打过鱼，管过油库，还在乡里做过里正。这些在陈霸先眼中只是临时养家糊口的散活儿，闲暇时间他喜欢读书习武，舞刀弄枪，尤其精通兵法，慢慢地在吴兴一带有了不小的名气。梁武帝的侄子新喻侯萧映到吴兴做太守，十分器重陈霸先，一再跟同僚说：“陈霸先这个人将来不得了，远非我们可比。”后来萧映升任广州刺史，就以陈霸先为中直兵参军，带他去了岭南，专门负责招兵买马。 前面我们提过，梁武帝大通年间，交州的李贲纠结地方豪强造反，连续击退朝廷征剿的军队，进袭广州。陈霸先率领精兵反击，大破李贲，还收降了响应李贲起兵的杜僧明和周文育，这两员大将叹服于陈霸先的军事才能，很快成为陈霸先的得力助手。消灭李贲的残部后，陈霸先被任命为西江督护、高要太守，逐渐在岭南崛起。 侯景乱梁，岭南地区也随之震动，各地军阀各怀心志。此时萧映已经去世，继任的广州刺史元仲景与侯景勾结，阴谋背叛朝廷，陈霸先先发制人，联合成州刺史王怀明，传檄州郡，迎立曲阳侯萧勃为广州刺史，进攻元仲景。元仲景众叛亲离，被逼自缢。 天下大乱，人人都想乘机捞一把。大将兰钦的弟弟、前高州刺史兰裕煽动始兴（今广东韶关）等郡军马攻打衡州，萧勃派陈霸先援救。陈霸先一战生擒兰裕，于是便监镇始兴，招抚当地豪强，临贺内史欧阳頠、始兴豪族侯安都等人都来归附。 陈霸先的势力不断壮大，引起了萧勃的嫉恨，两个人由上下级变成了仇敌。陈霸先要北上征伐侯景，萧勃却只想守住手中的小块地盘，对陈霸先百般阻挠，并与北面南康（今江西赣州西南）的土豪蔡路养共同遏制他的行动。 大宝元年（公元550年），陈霸先开始了他的北伐之路，率部从始兴出发，翻过大庾岭，与蔡路养的军队相遇。蔡路养阵中小将萧摩诃年仅十三岁，异常骁勇，单骑出战，无人能挡。杜僧明的战马在交战中受伤，败下阵来，陈霸先火速接应，把自己的马送给杜僧明。杜僧明信心大振，翻身上马，指挥本部兵卒重新上阵，所向披靡，大败蔡路养。萧摩诃被侯安都收编，陈霸先又得一员猛将。 陈霸先屯兵南康，派人到江陵与萧绎联络。受到岭南地区最强的一支军事力量的支持，萧绎大为欣喜，当即授予陈霸先外散骑常侍、持节、交州刺史，要求他尽快北上与讨逆大军会合。 萧绎“号召”各路藩王讨伐侯景，表面文章作得很漂亮。如果大家真的有心合力共讨侯景，那么台城被围的时候就已经成功了，哪里还用等到现在？ 可偏偏这时候大家忽然“集体觉醒”了，郢州的邵陵王萧纶大修军备、建制百官，益州的武陵王萧纪也准备率军东下，分别表示要“响应号召”出兵与萧绎会合。萧绎倒懂得分而治之，他先派王僧辩、鲍泉率领一万水军东下郢州，打的旗号是讨伐侯景，实际任务是接六哥到江陵“叙旧”。萧纶害怕，写信质问王僧辩：“将军刚刚杀了湘东王的侄子，如今又来讨伐他哥哥，亲族相残，以此求荣，岂能让天下人信服！”王僧辩把信转交给萧绎，萧绎不以为然，命王僧辩继续进军。 萧纶一看萧绎欺负自家人的本事实在太强，也无心恋战，弃守郢州治所江夏，退往汝南一带，遣使向北齐请和，北齐文宣帝封萧纶为梁王，萧绎才不敢逼人太甚。（可惜不久后，萧纶图谋攻取西魏的安陆作为栖身之所，被杨忠击败，萧纶被杀，萧绎无形中又少了一位竞争皇位的对手） 接着，萧绎又给萧纪写信说：“蜀中是军事要地，不可轻举妄动，弟弟你就好好把守，消灭侯景的艰巨任务就包在哥哥我身上了。事成之后，你我约为邻国，中分天下，友好相处。”（这是明摆的缓兵之计，萧纪也不想想萧誉兄弟是怎么被萧绎欺负的，居然乖乖放弃了出兵的念头） 萧绎收拾兄弟软硬兼施，忙得不亦乐乎，还没工夫去惹侯景，侯景却大踏步地向萧绎发动进攻了。侯景在攻下三吴后，派部将任约、于庆向西扫荡诸位藩王，连得寻阳（今江西九江）、豫章（今江西南昌）、西阳（今湖北黄冈东南）、武昌（今湖北鄂城）等地，统治范围达到极盛。侯景觉得统一梁国指日可待，便假传圣旨，进位相国，封汉王，加殊礼；然后又加封自己为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这就是千古一绝的“宇宙大将军”的由来。南北朝时代最高的都督职位是“都督中外诸军事”，侯景把天地四方也给添进来一起凑热闹，真不愧是创意无限的“宇宙大将军”，难怪简文帝惊呼：“将军也有宇宙的称号么！” 面对侯景的咄咄攻势，萧绎派秦州刺史徐文盛领兵数万迎战。徐文盛在贝矶（今湖北黄冈附近）大破任约的水军，进驻大举口（今湖北黄冈北）。侯景派宋子仙率军两万增援，萧绎也派护军将军尹悦、安东将军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率军两万从江夏赶往武昌，受徐文盛节度。 大宝二年（公元551年）三月，徐文盛攻克武昌，进军芦洲（今湖北鄂城西）。任约告急，侯景留王伟守卫建康，挟持皇太子萧大器为人质，统领数万大军溯江西上，与徐文盛对峙于西阳。两军初一交锋，侯景失利，退至江北。 侯景在江边旌旗招展，摆出一副要与徐文盛决一死战的架势，暗中却派任约、宋子仙率领四百精骑兵，从陆路偷袭上游守备空虚的江夏。 萧绎把哥哥萧纶从江夏赶走后，任命次子萧方诸为郢州刺史，又派鲍泉协助，驻守江夏。萧方诸是个半大孩子，与梁国大多数王爷一样，只知喝酒赌博、嬉耍取闹，没把守城当回事。鲍泉性情懦弱，童心未泯的萧方诸成天拿鲍泉当马骑，满屋子乱转。 城楼上有卫兵远远望见任约的军队，便来禀报：“敌军杀到了！”鲍泉摇头说：“不可能，徐文盛的大军还在下游呢，敌人怎么会到这里，大概是咱们的军队回来了吧。”说着，萧方诸又把鲍泉给拉走了，原来他想出了个新玩法，用五彩丝线把鲍泉的胡子扎成小辫子，刚荒唐了一半，任约、宋子仙就攻进了江夏城，将这对将帅一并活捉（不久先后死于非命）。徐文盛听说郢州失陷，军心溃散，领兵逃回江陵，王珣、杜幼安投降了侯景。 爱子被擒，郢州被占，萧绎这才慌了神儿。他忙以王僧辩为大都督，率领大军进驻巴陵（今湖南岳阳），阻止侯景西扩。 巴陵城不大，却是岳阳楼的前身，王僧辩以逸待劳，凭城固守。侯景分派任约直取江陵、自己率领大队兵马水陆并进，来到巴陵城下。 侯景命轻骑兵向城上喊话：“城里是谁把守？” 城内回答：“王领军。” 侯景骑兵又问：“王领军何不早早投降？” 王僧辩笑答：“你的大军既然是要攻打荆州，这座城又算什么阻碍呢？” 侯景下令攻城，不论如何的攻法，王僧辩只管用箭雨落石招待。侯景大军死伤惨重，稍有退却，王僧辩立即遣轻骑兵出战。与以往梁军乘胜追击不同，王僧辩的轻骑兵每打赢一阵就回城，因此连胜十余阵。 侯景白白损失了许多士兵，正在头疼，攻打江陵的任约在赤亭（今湖南华容西南）与萧绎手下武猛将军胡僧祐的援军不期而遇，兵败被俘。消息传来，侯景大惊，连夜烧了营寨，撤离巴陵，顺江逃往建康，路上又遭到豫州刺史荀朗从背后袭击，丢失大量船只，狼狈不堪。 侯景一走，王僧辩就指挥各军进围江夏。侯景留在江夏的守将宋子仙和丁和眼看守不下去了，就跟王僧辩谈判，愿意献城以换取一条活路。王僧辩表面提供一百艘船，放宋子仙等人出城，暗地布下伏兵，待宋子仙等人出城登船后，突然发动猛攻。宋子仙、丁和被擒斩首，萧绎再次夺回了郢州。 第二部 侯景之乱 十六 侯景的覆灭 侯景逃回建康，心灰意冷。寿阳发兵扰乱梁国三年，这是第一次被他所看不起的南朝人打得几乎找不着北，大部分猛将非死即降。本来他计划扫荡完梁国各方诸侯，再登基称帝，现在也没这么远大的理想了，只想开个小朝廷，早点当上皇帝，便找王伟商量。 王伟说：“自古建立新朝，必须行废立大事，以树威权。” 侯景见王伟引经据典，头头是道，觉得准没错。简文帝这杆大旗其实也没给他侯景帮上什么忙，跟朝廷唱对台戏的人倒是更多了。不过废了简文帝，该立谁为下一个傀儡呢？有人建议，当初简文帝被立为太子时就有嫡庶之争，不如重新扶立梁武帝的嫡传子孙。这时昭明太子的嫡子萧欢已经去世，按照规矩，得立萧欢的儿子豫章王萧栋。 大宝二年（公元551年）八月，侯景领兵入殿，逼简文帝签署禅位诏书，废简文帝为晋安王，关押在皇宫西面的永福省；接着，下诏迎萧栋继承大统。 台城沦陷后，萧栋被软禁，日子不好过，食物供给也少得可怜，只好在院子里种些蔬菜吃。侯景的使臣来到萧栋家中，萧栋正和妻子在地里锄菜，使臣二话没说，就把萧栋拉上辇车。萧栋吓得大哭，到了宫里，才知道原来是要他做皇帝。萧栋即位，改元天正。（后来益州的萧纪称帝，用的年号也是天正。据懂行的人说，“天正”二字拆开是“二人一止”，暗指他俩每人做一年皇帝，就得完蛋） 侯景娶溧阳公主为妻，简文帝是他的岳丈，简文帝的儿子都是他的内兄。但狼王可不会手软，简文帝所有的儿子，包括太子萧大器在内，全部惨遭杀害。 王伟又劝侯景除掉简文帝，以绝人望。侯景就派王伟以祝寿为名，到永福省向形同囚徒的简文帝敬酒。 简文帝心知必死，笑道：“既然是祝寿的酒，怎能不一醉方休？”摆宴与王伟一同喝了个痛快，最后感慨：“不曾想世上也有如此快乐啊！” 简文帝酩酊大醉，昏昏睡去。王伟命手下武士把一只几百斤重的土袋压在简文帝身上，并在土袋上施力，将其活活压死。王伟用门板给他搭了个破棺材，草草扔进城北的酒库了事。（梁简文帝萧纲前后做了两年多的皇帝，实际上是个傀儡都不如的摆设。东魏的孝静帝虽然是傀儡，高欢一辈子对他恭敬无比；高澄虽有打骂，至少完事后还懂得鞠个躬、道个歉啥的。侯景根本不把简文帝当皇帝看，酒宴时与他并排而坐，跳舞时拉他做舞郎。简文帝时刻想着复仇夺权，终究未能如愿。台城被围时，他为一己之利，不断向侯景妥协，如今落得个凄凉的下场，真是自作自受） 又过了一个月，侯景命令皇位还没坐热的萧栋禅位，自立为帝，改元太始，国号汉。同时，他把萧栋及其两个弟弟锁进了密室。 侯景过江纠集了大批党羽，现在自己做了皇帝，这帮小弟也不能亏待，光是三公级别的官位就给封了十几个。每次上朝，大伙一哄而上，完全不讲秩序。 王伟是个读书人，感觉这么搞下去实在有失体统，就请侯景立七庙，规定祭祀的礼仪。侯景戎马一生，只知打仗，也没参加过什么祭祀的大场合，就问王伟：“啥叫七庙？” 王伟回答：“天子要祭祀七代以内的祖先，设立他们的牌位和宗庙，此乃七庙。”并请侯景说出七代祖先的名讳。 这可把侯景难倒了，他说：“早几辈祖先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我爹名叫侯摽。但是他葬在朔州（今山西朔县）啊，难道还能到这里来享用祭品？” 侯景的大实话惹得全场大笑，侯景仍然一脸困惑。侯景从北方带来的部下中有人知道他的祖父名叫乙羽周，王伟取其雅名为侯周（于是“周”成了庙讳，姓周的统统不许姓周了，一律改姓周代王族的原姓“姬”。乙羽周是胡人的名字，音译而已，王伟够霸道的），剩下的就往历史上的名人去攀亲戚。凡是名声不错又姓侯的都有份，东汉初年的司徒侯霸列为始祖，东汉末年的文人侯瑾列为七世祖。（侯景是羯人，别说七辈，就是七十辈也不可能跟汉人侯霸、侯瑾搭上亲。由此可见，南北朝时代瞎攀牛亲戚的风俗极盛） 当了皇帝的侯景并不开心，以前做丞相，想见谁就见谁，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如今身居深宫，想要骑马打个鸟，都要受到王伟的限制。没几天工夫，侯景闷坏了，抱怨说：“我没事做什么皇帝呀，这跟关在笼子里有啥区别。” 尽管如此，侯景总算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目标，不再屈居他人之下。可惜，他已是黄昏夕阳，时日不多矣。他的汉国，仅仅是一场闹剧的尾声罢了。 长江上游的梁军捷报频传。王僧辩一路势如破竹，攻下湓城（今江西九江）；南面的陈霸先也击败了阻挡他进军的高州刺史李迁仕，得到当地蛮族首领冼夫人、黄法氍等人的支持（关于南朝末期的南方各蛮族，我们将在《三分归隋》中详述），沿赣水而下，与王僧辩在湓城会师。 这时候的陈霸先，军队发展到了三万多人，强弩五千张，船只两千艘，粮草五十万石，实力超群。王僧辩军中缺粮，陈霸先便分给他三十万石以作资助，王僧辩军心大振，大败于庆的叛军，攻占豫章、寻阳。 承圣元年（公元552年）二月，湘东王萧绎一切准备就绪，下令大举征伐侯景，各军自寻阳出发，战船绵延达数百里之远，声势浩大。主力的王僧辩与陈霸先在江上歃血为盟，齐头并肩东进，侯景大将侯子鉴望风而逃，王僧辩进至芜湖。 侯子鉴据守姑孰南面的小洲对抗王僧辩，侯景派人告诫侯子鉴：“荆州军擅长水战，你不要与他们在水上争斗。去年任约打了败仗，就是吃亏在这一点。如果以步骑兵与他们交锋，我军必胜。你可在岸上扎营，引诱他们陆战。”（劣势之下的侯景在军事战术上头脑还是相当清楚的） 侯子鉴依计，弃舟登岸，闭营不出。王僧辩也不上当，在芜湖逗留十多天，不进不退。侯景及其同党闻讯，认为荆州军畏惧，又命侯子鉴做好水战的准备。 王僧辩抵达姑孰，侯子鉴率领一万多步骑兵在岸上挑战，又派一千艘载满士兵的小船发起攻击。王僧辩不接招，命己方小船退避，留大船停泊在长江两岸。侯子鉴的水军以为王僧辩要逃跑，争先恐后追赶。 王僧辩站在船头，战旗一挥，岸边的大船向江心驶去，顷刻间截断了叛军的归途。叛军乱成一团，王僧辩指挥小船鼓噪而前。江中一场恶战，叛军溃败，士卒投水而死的数以千计，侯子鉴孤身逃脱。王僧辩的各路水军乘着潮势进入秦淮河，前军逼近建康城外的禅灵寺。陈霸先吸取以前柳仲礼失败的教训，渡过秦淮河，在石头城下扎起大营。 侯景身边除了王伟等几个铁杆，已没有什么可用之将，只好“御驾亲征”，留下王伟守台城，带着一万步兵、八百铁骑出城西，与王僧辩、陈霸先决战。 陈霸先献计：“我众敌寡，应分兵诱敌，以强制弱。”下令诸将分散布兵，侯景军奋勇冲击梁军营阵，陈霸先命两千弓弩手在阵后发弩，然后与王琳、杜龛等军以铁骑合击，攻入石头城。侯景率领手下的一百多骑兵拼死冲向陈霸先的战阵，怎奈陈霸先军容齐整，毫无破绽，侯景军自乱阵脚，退往台城。 侯景来到城门外，不敢进城固守，命人把王伟从城上召来，责备道：“都是你叫我称帝，把我给害了。”说着转身要走。 王伟拉住他的马缰哀劝：“自古哪有叛逃的天子，如今宫中卫士尚可一战，难道就这么跑了？” 侯景坐在马上，叹道：“想当年，我在北方，打败贺拔胜，消灭葛荣，远近闻名；来到南方，直渡长江，攻陷台城，易如反掌，退萧纶于城北蒋山，破柳仲礼于秦淮南岸，你也都是亲眼所见。今日之事，恐怕是天要亡我。你好好守城，兴许还有机会翻盘！”（侯景死到临头，还是执迷不悟，埋怨天意，与梁武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差距太大了） 侯景仰望宫墙，不禁逡巡叹息良久。他用皮袋装上在南朝生的两个儿子，挂在鞍后，率骑东逃吴郡。侯景一走，王伟等人也没心思翻盘，各寻活路，不几天都被梁军一一擒获。 侯景亡命而逃，路上又遭截击，骑兵死伤大半，最后与几十名残兵败将找了几条船，把两个儿子推下水，打算渡海求生。 侯景同船的亲信只剩下羊鹍、王元礼、谢葳蕤等几个。羊鹍是羊侃的儿子，侯景得势后，纳羊侃的女儿为妾，羊鹍是侯景的大舅子，被任命为库直都督，两人关系密切。侯景失势败落，羊鹍不想再替侯景卖命，与王、谢两人一商议，决定干掉侯景以自全。三人乘着侯景睡熟，令船夫改道向北走。侯景醒来，迷迷糊糊爬上甲板，发现方向不对，大吃一惊。羊鹍拔刀大喝：“我等为大王效力多年，时至今日，无所成就，想借你的脑袋一用，谋个富贵。”侯景想跳水，羊鹍一刀把他砍伤。侯景爬起来朝舱底窜去，羊鹍从身后再加一槊，刺杀了恶贯满盈的狼王侯景。 侯景的尸体到了建康，被王僧辩剁为几段，首级送往江陵萧绎处，双手送往北齐（萧绎已与北齐、西魏分别通好，侯景的尸体是个不错的“见面礼”），身体则挂在建康的街市上示众。建康城的百姓谁家不与侯景有点杀亲之仇？大家争相上前割肉吃，没多大会儿，连皮带骨头就给分光了。 溧阳公主年仅十七岁，分明还是个孩子，她也表示愿意和众人一起吃老公的肉，以泄心头之恨，却没能抢着。李商隐说“溧阳公主年十四，清明暖后同墙看。”字里行间仿佛透着几分羡慕。事实上，乱世中的女人，即便贵为公主与皇后，也注定一生的悲剧。 对于侯景的重臣王伟，萧绎一度想收为己用。有人提醒，王伟替侯景写檄文的时候，曾经讽刺萧绎的瞎眼。萧绎大怒，把王伟的舌头钉在柱子上，剖开肚子，切成肉酱。（王伟当年著文骂高澄，高澄不仅不生气，反而叹惜没能发现人才；萧绎自称读书万卷，爱才之心还比不上“鲜卑小儿”） 只有任约、谢答仁等少数武将免于一死，日后还得到重用。 侯景死后，王僧辩进驻台城。得意之余，王僧辩纵兵掠民，百姓们被抢得衣食无处，哀号满道。大军又趁夜烧了城里的宫殿，大火之后，珠宝玉器、仪仗车辇全都失踪。至于去了哪里，自是不言而喻。（萧绎的所谓王师平乱，只是上演了一出梁代版的“火烧圆明园”） 侯景消灭了，南朝的混乱局面并没有结束。 第二部 侯景之乱 十七 兄弟阋墙 王僧辩等人攻入建康后不久，就向远在江陵的萧绎上表劝进。萧绎推辞：“今淮海长鲸，虽云授首；襄阳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烛，尔乃议之。” “淮海长鲸”是指自淮南寿阳造反的侯景，侯景虽死，“襄阳短狐”，也就是盘踞襄阳、投靠西魏的萧詧还没投降，所以关于即位的事情，尚需再议。 其实，挡在萧绎称帝道路上的障碍不只是一个萧詧。首先说建康城里那位被侯景关起来的废帝萧栋，就是个麻烦。 王僧辩从江陵发兵的时候，曾经问萧绎：“平定了侯景之后，该如何对待嗣君（简文帝）？” 萧绎指示：“六门之内，自极兵威。”台城一共六大城门，萧绎明目张胆地叫王僧辩宣示军威，对任何于己不利的人，格杀勿论，何其狠毒！ 王僧辩狡猾，听出了萧绎的弦外之音，回道：“讨伐侯景，自是臣的任务，至于成济干的事，请让别人去做。”像成济那样弑君的黑锅，他不背。 萧绎没法，就密令宣猛将军朱买臣，命他负责这个“脏活”。梁军到建康时，简文帝已死，萧栋和他的两个弟弟萧桥、萧樛还一直活着。三个人相互搀扶着出了密室，有人为他们去了枷锁。萧桥和萧樛都说：“今天可以免于横死了！”萧栋一脸愁容：“福祸难料，怕是不妙。” 果然，重获“自由”的萧栋兄弟路遇朱买臣。朱买臣招呼他们上船饮酒，酒席未尽便把三人统统沉入江底。萧栋没死在侯景之手，却等到亲叔祖（萧栋兄弟的父亲萧欢，是萧绎的侄子）将自己了账，不知是该“庆幸”，还是该痛哭。 萧绎先前在长沙杀了侄子萧誉；然后驱逐六哥萧纶，间接导致了萧纶被西魏大军击杀；眼下又一口气杀了三个侄孙，屠戮至亲，血债累累。但萧绎觉得不够，还得杀，因为就在侯景被灭的同时，他的八弟、武陵王萧纪已经自称皇帝，改元天正了。 萧纪在益州经营了十七年，内政外交搞得有声有色。益州包括今天四川和重庆的大部，自古号称天府之国，又地处长江上游，“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对于经济政治重心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两岸的梁国至关重要。梁武帝把这块战略要地交给最小的儿子来防御，可谓委以重任。萧纪眼见东边大乱，无人有暇顾及巴蜀，便按捺不住勃勃野心，急不可待地在成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萧绎的大臣们见萧纪称帝了，再度劝进，萧绎不从。 萧绎不是不想当皇帝，只是时机不对。萧纪在西面划地称帝，自己现在称帝，岂不跟弟弟形成了类似东、西魏的对立局面？时间一长，谁是正统还弄得清？萧绎不想跟老八分家产，他要通吃。 作为益州的萧纪，自立为帝本身并无不妥，但生存是第一要务，只有立足于自身的安全，才谈得上发展壮大。益州的北面是梁州汉中，此乃益州的屏障，得汉中则蜀安，失汉中则蜀危。可是一年前萧绎与侯景争斗时，为了得到北方强敌的支持，遣使西魏，许诺割让汉中之地。宇文泰派大将军达奚武与王雄分别领兵进取汉中。尽管守卫梁州的宜丰侯萧循不甘心将国土拱手让人，并向萧纪求援，但梁军士气低落，难以抵挡西魏军淋漓的进攻，几个回合下来，兵力丧失殆尽。达奚武派人劝降，萧循没有别的出路，汉中归了西魏。 这样一来，益州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了，北隔剑阁与西魏为邻，东沿巴东（今重庆奉节东）与萧绎为界，两头被敌人封堵。萧纪是个能文不善武的家伙（梁国贵族的通病），并未意识到潜在的危险，反倒认为固守没有前途。由于他还不知道侯景之乱已平，便任命永丰侯萧撝为益州刺史，留守成都，自己率领蜀地精锐，挥师东进，以讨侯景为名，去抄萧绎的老家。 萧纪空国来战，萧绎不悲反喜。一方面，他在这一年十一月撕下了虚伪的面纱，接受了群臣的意见，在江陵登基称帝，改元承圣，是为梁世祖孝元帝，简称梁元帝；另一方面，他再次派人给宇文泰送信，说萧纪东下，希望西魏能够助他讨蜀。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萧绎身为政治家，是失败的，身为皇帝，是不合格，甚至值得唾骂的。他的想法是，萧纪倾巢出动，就相当于摊了底牌，此时称帝是最佳的反制手段，可以名正言顺地一举将其消灭。然而，既然你之前接连拒绝称帝，口口声声说要先廓清本土，再君临天下，那现在选择这么个不上不下的时间称帝，就等于是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至少，也说明战略思想的混乱。至于向西魏报信，则完全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嘴脸，直接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宇文泰收到情报，心情大悦。宇文泰识人，通过与萧绎使者的多次往来，他断定萧家这帮兄弟都是坑害自家人的好手，却不懂得算计外人。“取蜀制梁，在此一举。”他派出自己的外甥、大将军尉迟迥出兵伐蜀。 承圣二年（公元553年）五月，萧纪到达巴东，得知侯景死了都快一年了。他埋怨隐瞒消息的太子萧圆照，萧圆照辩解说：“侯景虽平，江陵未服。”提出应乘势攻灭萧绎。 萧纪进退两难，西魏军已经攻破剑阁，包围了后方老巢成都，前方又是翻脸不认兄弟的萧绎。一国不容二君，权衡利弊的萧纪不听将士们的劝谏，决定继续进军，先吃掉江陵。 萧纪统帅的部下多是益州人，成都朝不保夕，打侯景的旗号名不副实，这些人个个思乡心切，哪里还有战斗力。益州军在江上与萧绎的护军陆法和交战，屡战屡败。萧纪这才想到退兵，写信向萧绎求和。萧绎的各路平乱军队基本扫灭了东南州郡的零星叛乱，解决了后顾之忧，处于全面优势。他不答应弟弟的哀求，更派遣侯景的降将任约、谢答仁增援陆法和。 七月，任约等人发起总攻，益州军一触即败，乃至全溃。萧纪退路被断，带着少数亲信顺江东下，又被游击将军樊猛包围在江上。 萧绎给樊猛下密令：“放萧纪生还，就是失败！”他要死的萧纪，不要活的弟弟。 萧纪爱财，把府库的金银做成一斤重的饼状，总共一万斤黄金，五万斤白银，随身携带。每逢作战，他把金银挂在营前炫耀，声称赏赐给有功的将士，却始终没有履行诺言，将士们因此也不拼死作战。如今命悬一线，萧纪忽地想起了这批金银，樊猛跳上萧纪的大船，砍杀过来，萧纪赶紧扔给樊猛一袋金饼，说：“请收下这袋金子，烦劳送我去见老七！” 樊猛冷笑：“天子凭什么让你轻易得见？杀了足下，所有的金子不全是我的吗？”说着，樊猛亲手斩杀了萧纪和他的五子萧圆满。（可笑天下富贵权势，被钱财堵塞了大脑，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又何止一个萧纪？） 萧纪死讯到成都，萧撝便向尉迟迥举城投降，西魏又以最小的代价吃了个饱。宇文泰这样级别的人物，才称得上博弈场的高手。 梁元帝萧绎取消萧纪的皇族身份，改姓“饕餮氏”，把萧纪的太子萧圆照及其兄弟关进大牢，不送饮食。萧圆照等人苦熬十三天，活活饿死，死前还在啃咬手臂上的肉。 萧家的内讧算是接近了尾声（说内讧是在抬举，萧家这些王爷有哪个将自家叔侄兄弟当自家人看待的？），梁元帝把姓萧的消灭得差不多了，认为自己总算是功德圆满，笑到了最后。 他忘记了强弱势转的道理，梁国目前处在了三国竞争中最薄弱的一环。北齐和西魏虽然也受到侯景之乱的影响，但始终未曾动摇国本，相反，北齐尽得淮南，与建康一江之隔；西魏更赚，几次趁虚而入，得了汉水以北、汉中、益州等地，受了萧詧之降。梁元帝拼出全力所得的地盘，还不足梁武帝时代的三分之二。站在天下的角度来看，梁国的损失无疑是最大的。 即使这三分之二的江山，梁元帝也难以守住了。他本想还都建康，大臣们认为建康遭受侯景的洗劫，一片萧条，已经没有国都的样子，何况建康的江北就是北齐，不利防守，而且他手下的士族大多久居江陵，也反对东迁。梁元帝接受意见，定都江陵。 这是致命的决策，萧绎不仅政治不及格，军事也得补考。建康濒临长江，毕竟在江南，有天险可守，且上游还有多处据点；江陵位于江北，离萧詧的襄阳非常近，上游的益州又被西魏占领，若敌军水陆并进，逃跑都来不及。 承圣三年（公元554年）三月，北齐、西魏的使臣同时来到江陵。梁元帝对西魏使臣不如对北齐使臣友好，还向西魏要求退还土地，令宇文泰大为不满。西魏连年拓展疆土，兵强马壮，又刚刚解决了内部问题，梁元帝的无理之举，给了宇文泰一个兴兵灭梁的好借口。 第二部 侯景之乱 十八 西魏取江陵 西魏的实力几年间迅速增强，固然托了侯景之乱的福，但宇文泰在国内如火如荼的军事与文化改革，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吕思勉先生评价说：“从来北狄入中国者，其能否有成，恒视其能否通知中国之情形。以此言之，则尔朱荣不如高欢，高欢又不如宇文泰……（宇文）泰颇知治体。” 西魏的府兵制从河桥邙山之战后开始建立，到文帝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已经基本成型。此时的府兵制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六柱国体系，六名柱国大将军依次是：李虎、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和侯莫陈崇。 西魏所封的柱国一共有八个，另外两名是宇文泰自己和西魏宗室、孝文帝的侄子元欣，宇文泰总揽大权，位居众人之上，而元欣的柱国身份，更多的是对宗室的安抚，基本上是个虚职，没有多少实权，也没有资格统领军队。六柱国的实权，是直接都督两名大将军。大将军的战功与资历仅次于柱国，包括达奚武、李远、杨忠等十二名屡次跟随宇文泰出征的将领，这批人的实战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每名大将军手下再统领两名开府，开府就可以直接对士兵发号施令了，府兵的“府”，便源于开府。 这么一个自上而下的军事结构，是通过广募豪强、扩整乡兵组织起来的，如何才能够有效地维系呢？宇文泰的措施是：一、改郡望；二、改姓氏；三、物质的赏赐。 孝文帝迁都，将鲜卑大族的籍贯一律改为河南洛阳；原本世居北方的汉族门阀，又各有各的郡望。于是宇文泰就得面对一个大问题，手下的大部分将领乃至士兵都不是关中本地人，而是五湖四海的大杂烩。中国人一向讲究归葬故里，客居他乡久了，不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宇文泰下令，凡是纳入府兵系统的有功将领，以宗族为单位，统一改变籍贯郡望。一般的原则是，你目前在什么地方效力，籍贯就改成什么地方人。鲜卑人本来就对自己的洛阳籍贯没什么感情，再改到关中也不会太在意，而改变籍贯的汉人多数功勋卓著，这更是成了一种荣耀。将士们做了关中人，向心力得以加强。 改完郡望，宇文泰又在府兵将领中逐步推行改姓氏的政策，以消除各方人士的差异。孝文帝是改鲜卑复姓为汉族单姓，宇文泰以鲜卑人为主体建军，就要反其道而行：对于鲜卑人，恢复原来的复姓，比如于谨，就改回原名，叫勿忸于谨；对于汉族将领，以赐姓的方式把单姓改成两字或三字的鲜卑复姓，比如柱国中的李虎，改叫大野虎，李弼，改叫徒河弼，赵贵，改叫乙弗贵。与孝文帝的改姓不同，宇文泰的改姓是出于军事目的，而非文化目的。赐姓的将军手下统领的军人，也统一跟着改姓。如此一来，并肩作战的将士们不仅都是本地人，而且还是一家人，彼此的认同感也提高了。 光改郡望和姓氏还不够，最终得靠物质和财富的激励来巩固府兵制度。宇文泰对立功将领的赏赐极其丰厚，包括农田、奴仆、牲畜、财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农田，有了田地的将领，就是关中豪族。关中豪族在本地生根发芽，一个影响隋唐统治一百多年的关陇贵族集团应运而生。因此，宇文泰的军事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不容忽视。 府兵制刚刚成型，就发生了波折。身为六柱国之首的李虎，于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去世。 按理说，必须有人递补柱国的位置，以保持六柱国的规模。朝中商议，由平定汉中的大将军达奚武来顶这个缺。但是达奚武固辞不受，举荐了另一个人选——义阳王元子孝。宇文泰接受达奚武的建议，把柱国大将军的头衔授给了元子孝。 元子孝与元欣一样，是西魏的宗室，身为柱国，徒有虚名。经过此次人事变动，宇文泰对府兵有了更大的直接掌控权，这引起了皇族的忌恨。 西魏文帝与李虎同年去世，文帝心甘情愿放权给宇文泰，得以善终，算是魏国末年唯一自然死亡的傀儡皇帝。继位的太子元钦远没有父亲那么听话，皇族与宇文氏的矛盾很快升温，元钦继位的第三年（公元553年），尚书元烈谋害宇文泰，意图夺回皇权，计划败露，被宇文泰诛杀。 元钦愈发不满，对宇文泰怨言不断。宇文泰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一通报，宇文泰也不含糊，直接把元钦废了，立他的弟弟元廓为皇帝，并且干脆把皇族的姓也改回拓跋。拓跋廓就是西魏的最后一位皇帝，魏恭帝。 宇文泰又改依周代的制度，取消魏帝的年号，称元年。他参考记录周代官制的《周礼》，改“品”为“命”（一品即九命），继而搬用周代六卿的官名：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的职权，大体上分别对应隋唐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宇文泰自任大冢宰，其余柱国分担各官。这项制度，宇文泰让苏绰拟筹了好多年，苏绰病逝，又由尚书右仆射卢辩接班完成。周制表面上是官名的变动，实质上确立了西魏独特的文化体系。 整顿好内部，宇文泰便于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十月，命于谨、宇文护、杨忠统率五万精兵讨伐江陵的梁元帝。 于谨料到梁元帝多疑少谋，肯定会坐以待毙。他在襄阳与萧詧的军队会合，长驱扑向江陵。 火烧眉毛了，梁元帝却还沉浸在坐稳皇位的幸福之中。他素爱道家思想，兴致甚高，升殿大讲《道德经》，听众云集。边境战报传来，手下大臣们认为梁、魏修好，不可能凭空有军事行动。梁元帝深感有理，不做军备，继续讲经。等到魏军兵临汉水，梁元帝才意识到军情紧急，征调远在建康的王僧辩，一切都太晚了。 于谨指挥大军渡过汉水，分派宇文护和杨忠率领精骑兵抄小路占据江陵南面的江津，堵住梁军渡江的后路。然后，魏军在江陵四周筑起长围，百道攻城。 梁军奋力抵抗，可是江陵守兵太少，援军又过不来。守城主将胡僧祐不幸中箭阵亡，外城被攻破。梁元帝无心再守，向魏军献上人质投降。 令人愤怒的是，梁元帝在投降前，命舍人高善宝把平生收藏的十四万卷古今书籍付之一炬。这些书大多是手抄本珍卷，不少是孤本，梁元帝就这么给烧了。他自以为读书万卷，乃至失败。我看，读书读成梁元帝这样，也真是活该失败。只是这把火对于中国文化造成的损失，我们后人已无法估量了。 梁元帝想要自焚，被左右宫女拉住。有人劝梁元帝突围逃往江南，梁元帝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放弃了逃跑的机会。他换上白衣、跨上白马，出江陵东门投降，一路上长吁短叹：“萧世诚落得如此下场！”（梁元帝字世诚） 于谨没有放梁元帝一条生路，他使出损招，把梁元帝转交到萧詧手里。萧詧想起兄长萧誉之仇，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是一通殴打辱骂。发泄折磨够了，萧詧命人用大土袋压死了梁元帝（梁元帝的死法竟和简文帝一样，可叹梁国几代君主，没一个死得像样的）。 梁元帝一死，于谨把萧詧安置在江陵，派专人“看护”，萧詧原先的封地襄阳则被西魏吞并。于谨没抢着梁元帝的书籍，就把江陵的文士、珍宝、仪器（比如刘宋时代的浑天仪、梁代的铜晷表等等）集中起来带往长安，并从江陵百姓中挑选十万男女分赏三军为奴婢，身残体弱的统统杀死。北朝的经济文化又一次获得了巨大提升，而南朝文化遭受严重洗劫，从此一蹶不振。 萧詧眼看苦心经营多年的襄阳转眼间换成一座空荡荡的江陵城，后悔也没用了，家事国事到了这地步，只好老老实实当他的傀儡。不久，萧詧称帝，定都江陵，以梁国正统自居，管辖范围限于江陵方圆三百里的一州之地，奉西魏-北周为正朔，历史上称这个巴掌大的附庸国为西梁或后梁（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萧詧的后梁与五代朱温建立的后梁，没有任何联系）。 西魏尽取梁、益、雍、荆，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由三国中最小的一国，一跃成为面积最大的国家。 第二部 侯景之乱 十九 陈王争权 江陵陷落，梁国在江北的据点几乎全部丧失，昔日堪与北方鲜卑抗衡的大帝国，这么快就凋零衰败，濒临崩溃，恐怕连最悲观的预言家们都无法想象。江南仅存的那点残山剩水，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四分五裂。 在上游，湘州刺史王琳得到梁元帝的死讯，被众将推为盟主，驻军长沙，传檄州郡，派兵攻打后梁。在中游，齐文宣帝高洋派清河王高岳进军江北，郢州刺史陆法和举州投降，北齐留大将慕容俨扼守郢州，窥视江南。在岭南，萧勃趁着权力真空，盘踞广州，俨然独立王国。此外，浙东、福建、赣南等地也被当地豪族军阀占据。力挽狂澜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驻守长江下游的王僧辩和陈霸先的肩上。 是伺机求生，还是慷慨赴死？此时不是个人的抉择，而是关系着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文化的命运。 为了稳住局面，王僧辩和陈霸先派人到寻阳（今江西九江）迎接梁元帝的九子、江州刺史、晋安王萧方智。萧詧在江陵尽杀梁元帝诸子，惟有十三岁的萧方智出镇外藩，方才幸免于难。 承圣四年（公元555年）二月，萧方智到达建康。王僧辩并未马上拥他为帝，而是奉他为太宰，做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王僧辩任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执掌实权；陈霸先被加封为征西大将军，负责京口（今江苏镇江）的防务。 王僧辩跟他的上级梁元帝一样，缺乏政治头脑。他既没有看清时局的眼光，也没有号令天下的气魄。他拥立萧方智，却不一步到位，好比做事做了一半，又停下手来观望。他想观望各地割据势力与北方强邻的反应，然后确定下一着的走向，保证自己能够有效对付各种变化。可是，这样恰恰显出了他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此乃大忌。 果然，北齐方面因为抢地的动作没能赶上西魏，现在不甘落后，要分享一杯羹。萧方智上台才一天，北齐“三才”之一的邢子才便来建康，给王僧辩递上高洋的亲笔书信。 高洋在信中说：“梁国遭受侯景之祸，又丢失了江陵，情势危急。新主年龄太小，恐怕不堪重负。贞阳侯是梁武帝的侄子，年龄大，声望高，足以保卫金陵。所以我国封他为梁王，请贵国接纳。王将军可分派舟船迎接，齐心协力，匡扶社稷。”紧跟着，贞阳侯也来信，要求迎奉。 贞阳侯就是寒山之战被俘的萧渊明。当年他被高澄结结实实用了一把，一封信成为激活侯景之乱的关键诱因；高洋看中他的身份，又把他推了出来，这位皇侄的重复利用率还真挺高的。 高洋的信，明摆着是在干涉梁国的“内政”。如果皇帝的人选都得听你北齐的安排，那与西魏在江陵立萧詧有什么区别？更何况，以皇族亲疏而论，萧渊明只是梁武帝哥哥的儿子，是旁系，而萧方智是武帝的亲孙子，元帝的亲儿子，是直系，凭什么废掉直系的，改立旁系的，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王僧辩当然不答应，他给萧渊明回信：“如今嗣主是元帝之子，地位无可厚非。明公倘若入朝效力，必委以大任，共辅嗣主；若有别的想法，恕我不敢听命。” 软的不行，北齐就来硬的，派大军护送萧渊明，开到江北的东关（今安徽巢湖东南）。梁将裴之横率部抵抗，兵败被杀。东关是建康上游的防御要冲，东关失守，令王僧辩大为惊恐，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一面出镇姑孰，一面与北齐联系，表示愿意恭迎萧渊明入朝为帝。 萧渊明给王僧辩三个许诺：北齐退兵，永不南侵；由王僧辩全权执掌朝政；以萧方智为皇太子。 王僧辩虽有顾虑，但劣势之下，不得不低头；何况实现了三个许诺，他自身的利益就基本得以保障。他派儿子王显、侄子王世珍为人质，左民尚书周弘正为使者，迎萧渊明大驾过江。萧渊明与北齐上党王高涣立下盟约，由一千名散兵护送渡江。 萧渊明入建康城，即位称帝，改元天成，封王僧辩为大司马，领太子太傅、扬州牧，大权独揽；陈霸先为侍中。萧渊明由北齐扶植，他的梁国，从一开始就缺钙。 王僧辩和萧渊明都失策了。王僧辩以为只要把持住朝廷，就没问题，萧渊明及北齐方面更是错判形势，一味扬王抑陈。他们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大大低估了陈霸先的力量。 陈霸先在灭掉侯景后，大部分时间驻扎在建康下游的京口。北齐占领江北，百姓们不堪忍受繁重的赋税，豪强大族屡次向王僧辩请兵北讨。王僧辩鉴于梁、齐关系不错，都予以拒绝。百姓被逼无奈，转而向京口的陈霸先求援。陈霸先的回应很积极，两度出兵包围广陵（今江苏扬州西），虽然由于缺乏友军支持，最终都被迫撤回京口，但却十分有效地收买了江北百姓的民心。京口附近的流民纷纷归附，许多文士武将也投入陈霸先的旗下，其中以吴明彻最为有名。 经过三年多的经营，陈霸先在京口的总军力已经由北伐时期的三万，悄悄增长到了十万以上。王僧辩完全没有意识到陈霸先的威胁，不但不采取措施安抚拉拢陈霸先，反而倚仗职权对他进行打压，把他从原先的司空降为侍中。 王僧辩和陈霸先的关系曾经非常好，北伐时两人盟过誓，陈霸先慷慨地资助过王僧辩，王僧辩则对陈霸先推心置腹，还为儿子王頠聘娶陈霸先的女儿，只是因为王僧辩的母亲去世，尚未成婚。 尽管如此，两人处事的差异却很大。王僧辩为人保守，信奉“无过便是功”，这从以前讨伐湘州时他延误出兵，攻打侯景不肯弑君，以及消极应对江北请兵等事情上都看得出来；陈霸先则有较强的进取心，远在岭南时阻力重重，依然突破围堵北上，在京口也是以攻为守，一有机会就过江骚扰北齐。 这种差异，一旦遇上原则性问题，就转变为矛盾爆发出来。王僧辩改立萧渊明，向北齐称藩，遗人口实，陈霸先是反对最坚决的一个。他四次遣使到建康进言苦劝，王僧辩不听。陈霸先愤怒地对手下亲信说：“武帝的子孙很多，只有元帝能复仇雪耻。我与王公同受重托，晋安王（萧方智）有什么罪，怎能说废就废！投靠戎狄（指北齐），迎立非次（指萧渊明），王公究竟想干什么？”他秘密置备战袍、金银作为战时赏赐，与手下将领策划袭击王僧辩。 天成元年九月，江上有人发来战报，寿阳方面的北齐军出现动静，有大规模入侵的迹象。王僧辩通知陈霸先，命他做好准备。（从事态进展猜测，这一战报很可能是陈霸先有意散布的假情报） 陈霸先立即行动，调集近十万人马，兵分两路：侯安都、徐度统领水军，陈霸先统领步骑兵，向王僧辩驻守的石头城进发。外人不明底细，见陈霸先军阵浩大，都以为是建康征兵增防。 水军先到石头城下，侯安都领士兵下船，蹑手蹑脚地上到城北。石头城北是个小山崖，城墙依崖而建，陡峭无比。侯安都身形轻巧，计谋多端，他让手下围成一圈，把他捧在中间，使劲往墙上抛去。待得侯安都飘然落定，已经身处城墙内侧了。后面的士兵也用类似的方法，一个接一个翻墙进入石头城。 王僧辩毫无防备，未在城北布置守兵，侯安都一下子杀到卧室外。王僧辩正在房中处理公务，听见喊杀声，情知有变，赶紧带着几十名亲信冲出卧室，逃往城南。陈霸先的军队从南门冲入，把王僧辩堵在了城内。 王僧辩腹背受敌，与陈霸先展开死战，毕竟众寡悬殊，不是对手。王僧辩与儿子王頠退到南门城楼上，向陈霸先求饶。 陈霸先不罢休，借着风势，放火烧楼。王僧辩穷途末路，乖乖下楼，束手就缚。 陈霸先劈头问道：“我有何罪，你要与齐军讨伐我？”也不管有无证据，先把你骂臭了再说。王僧辩摇头无语。 陈霸先又问：“为何全无防备？” 王僧辩反诘：“把整个北门都交给你了，怎么叫作全无防备？” 陈霸先问不出什么真凭实据，便连夜绞杀了王僧辩、王頠父子，次日清晨传檄中外：王僧辩图谋不轨被诛，朝廷只追究王僧辩儿子兄弟的罪责，其余亲信党羽，一概宽恕不计。 萧渊明登上皇位，靠的是王僧辩的支持。王僧辩被杀，他独木难支，十分识趣地宣布退位。十月，萧方智在陈霸先与文武百官的劝进下即位，改元绍泰，是为梁敬帝。陈霸先被加封为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取代了王僧辩的位子。 陈霸先通过政变扫除了建康的亲齐势力，根基相当不稳。他仍然向北齐称藩，同时着手摆平国内的反对派。 建康周围各州郡的刺史和太守，大多听命于王僧辩。东南的吴兴太守杜龛、义兴太守韦载，以及王僧辩的弟弟、吴郡太守王僧智首先发难，据城对抗陈霸先。陈霸先各个击破，请韦载的族弟韦翙修书，招降了韦载，又派骑兵突袭吴郡，吓得王僧智弃城逃奔吴兴。 东南的战事刚喘了口气，西面的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和南豫州刺史任约就率领五千精兵乘虚进攻，拿下了石头城。最严重的是，徐嗣徽投降了北齐，使得齐军轻而易举地渡江据守姑孰。粮食、马匹源源不断流入石头城，建康的局势岌岌可危。 第二部 侯景之乱 二十 三分周齐陈 梁国建立以来，台城第三次面临被攻破的可能。第一次是侯景围攻，第二次是萧绎的荆州军讨伐侯景，前两次都以攻城一方的全胜而告终。如果历史再次重演，那么南朝就将彻底划上句号。 陈霸先在上一次台城攻防战中是攻方，他看穿侯景的弱点，率部击溃了侯景；这一回，他是守方，擅长进攻的陈霸先在防御上的经验略显不足，他向新近收入帐下的韦载问计。 韦载是韦叡之孙，自小熟读史书兵法，很有战略头脑。他分析说：“齐军若是分兵据守通向三吴的道路，侵占东南，那可就不妙了。秦淮河南面有侯景留下的营垒，我军应抓紧时间在此基础上筑城，保障向东的运输通畅，然后另派轻骑兵切断齐军的粮道，使其进无可掠，退无可资，则不出十日，齐军必破。” 陈霸先大受启发，命合州刺史徐度在冶城（今江苏南京朝天门一带）修木栅，韦载等人在秦淮河南岸筑城堡，阻挡齐军东进路线；派侯安都乘夜潜入江北，烧了上千条齐军的船只；又派大将周铁虎劫粮，活捉了负责押运物资的北齐北徐州刺史张领州。 陈霸先一连串的组合拳令徐嗣徽与他的北齐后援军军心沮丧。徐嗣徽怕夜长梦多，主动进攻冶城的防御工事。陈霸先亲率精兵打开台城西明门出击，大败徐嗣徽。徐嗣徽见势不妙，留下齐将柳达摩守石头城，自己一口气退到了江边上的采石。 陈霸先也不直接打徐嗣徽，他命侯安都偷袭徐嗣徽的老巢秦郡（今江苏六合），俘虏了徐嗣徽的士兵和家人，还缴获了琵琶、老鹰等战利品，遣使转送给徐嗣徽，表示“原物奉还”。徐嗣徽大惊，想回据石头城，又被侯安都击退，军资武器统统落入梁军囊中。 石头城这边，守将柳达摩也是连战不利，木栅被烧，船舰被夺，死伤无数。陈霸先将石头城四面包围，城中缺水，柳达摩难以坚持，向陈霸先请和。 齐军示弱，架子却不放下来，柳达摩提出条件，要陈霸先派质子。战场上的梁军占有一点优势，但建康城防薄弱，军粮缺乏，群臣都怕重蹈江陵的覆辙，不愿再战。陈霸先说：“既然大家都想跟齐国谈和，如若我不同意，你们一定会以为我是不想派质子，不顾国家利益；我决心派质子，但是齐国人不守信用，以为我国弱小，必然背盟再来，到时诸君可得与我协力抗敌！”陈霸先以侄子陈昙朗与永嘉王萧庄为人质，送残余的齐军渡江北归。两国盟约，各自休兵。 陈霸先的确需要这个难得的停战间歇，掉转枪口对付东南的纷扰。他派侄子陈蒨与爱将周文育攻打吴兴的杜龛、王僧智。杜龛有勇无谋，嗜酒如命，部将杜泰败降献城，杜龛被斩，王僧智与弟弟王僧愔逃往北齐。陈蒨、周文育又进袭会稽，消灭了王僧辩的亲信、东扬州刺史张彪，三吴地区彻底安定了。 不出陈霸先所料，北方的表面和平只维持了三个月。北齐天保七年（梁太平元年，公元556年）三月，齐文宣帝杀掉之前作战不利的柳达摩，撕毁盟约，派大将萧轨、厍狄伏连、东方老与任约、徐嗣徽领兵十万，发动新一轮的伐梁战役。梁军已有准备，北齐军在梁山（今安徽当涂一带）和历阳（今安徽和县）被陈霸先帐下大将黄丛、侯安都击破，主力退守上游的芜湖。 两军对峙到五月，北齐出个怪招，说只要送回废帝萧渊明，齐军就走人。陈霸先明知北齐出尔反尔，也不揭穿，同意备船遣送萧渊明。可是才过了几天，萧渊明毒疮发作，一命呜呼。有人说是陈霸先做了手脚，也有人说是北齐派人暗杀了这位傀儡王爷。不管怎么样，萧渊明的死使得战事骤然紧张起来。 齐军借题发挥，兴师问罪，以水兵拦截守将周文育的退路，以骑兵避开梁军主力，向建康进发。 陈霸先召回周文育与侯安都，在建康东南的白城与徐嗣徽会战。当日南风骤起，梁军逆风，陈霸先反对立即出战。周文育勇猛，叫道：“事态紧急，岂可拘泥于战法！”说着，他提槊上马，领兵杀入阵中。说也神奇，风势忽然变换，齐军死伤数百人，撤退中又被侯安都的精骑兵冲溃，大将乞伏无劳被擒。 齐军见无法取得战略主动，就绕到建康城北面，占据钟山、幕府山、玄武湖等地，企图围攻建康。 时值江南的盛夏时分，连日暴雨，低地的积水足有一丈多深。齐军的营寨只能搭在泥水中，士兵脚趾溃烂，疾病蔓延。城中的情况也不好，粮运不至，饥饿不堪，但好歹有城有屋，环境不像城外那么阴潮。 暴雨过后，天色稍稍放晴，陈霸先在城中买了许多麦饭，犒劳手下军士。刚好陈蒨从城外送来了三千斛米，一千只鸭子。陈霸先命人将米和鸭子分别煮熟，士兵们每人取一张荷叶，裹着米饭，盖上几块鸭肉，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相传，后人在此基础上加工，创作出了广东名食——荷叶饭） 能量补充完毕，陈霸先率领大军向城北幕府山发动总攻，打头阵的仍是侯安都。 侯安都对部将萧摩诃说道：“萧将军骁勇天下有名，只是千闻不如一见哪！” 萧摩诃果断回了一句：“今日便叫明公见识一下！” 萧摩诃一马当先，直冲齐军营寨，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侯安都也奋勇相助，引兵袭击齐军身后。陈霸先与吴明彻、沈泰等部并进，大败看似强劲的齐军。 北齐士兵逃往江边，为争夺船只乱成一团，相互践踏，淹死水中，不计其数。徐嗣徽、萧轨、东方老等齐军将领被活捉，任约和王僧愔腿快，才逃得性命。梁军追到江上，烧毁了北齐丢弃的船只。 建康城几个月的阴霾终于一扫而空，迎来了酣畅淋漓的胜利。陈霸先下令，将徐嗣徽、萧轨等俘虏全部斩首示众。当然不免被报复，恼羞成怒的北齐人杀害了人质陈昙朗。 陈霸先居功至伟，封为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进爵长城公，不久又升为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二月，陈霸先的老上司萧勃不服，在广州起兵谋反，周文育领军轻松讨灭，平定了陈霸先发家的根据地岭南。 陈霸先地位稳固了，野心也膨胀了。两个月间，他得到相国、陈王，加九锡，加殊礼，位居诸王之上。十月，南朝最后一场禅让大典在建康上演，陈霸先即位，改国号为陈，改元永定，他就是陈武帝。 陈武帝称帝的前一年，西魏宇文泰因病去世，世子宇文觉在中山公宇文护的安排下，接受西魏恭帝的禅位，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至此，周、齐、陈三足鼎立之势完全形成，侯景引发的一场震动天下的大战乱，总算是告一段落。 纵观侯景之乱，我们大致可将其分为两大部分：侯景乱北朝与侯景乱南朝。 侯景与高澄交恶，举兵反叛东魏，东魏随即讨伐侯景，迫使侯景分别向西魏和梁国求救，将两国拖入战争泥潭，这是侯景乱北朝。侯景南渡入梁，与梁国君臣发生矛盾，再次举兵反叛，攻陷建康，先废立两位梁帝，继而自立为帝，直至兵败身死，这是侯景乱南朝。两次叛乱合起来，才是侯景之乱的全景。 侯景先后发起的两次叛乱，致使无辜生命惨遭荼毒，千万人头倏忽落地，如《哀江南赋》所说，“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游于新市”，但这就是战争。简单地一味指责战争的发起者如何如何罪孽沉重，并不能真正避免战争。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更应尽可能看清这场乱世战争给社会格局带来的直接与间接的作用。 侯景之乱前，西魏无论在军事实力或是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东魏，并且长年为饥荒等自然灾害所困。而在侯景之乱以后，西魏得到了汉中、巴蜀、雍荆的广袤领土，疆域比东魏-北齐大出一倍，大大解决了以往的饥荒问题。新增领土皆为富庶之地，财富得以迅速累积，加上行有成效的制度革新，积贫积弱的西魏-北周逐渐强大，有了与东魏-北齐长期对抗的资本。 东魏由于侯景之乱的影响，原本富饶的河南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从淮南抢到的新地盘毗邻其他两国，动荡不安，不仅没能得到好处，反而因为驻军加大开支，变成一块鸡肋，长期消耗国力。 侯景危害梁国，残杀士族，使南朝的社会文明遭到了致命性打击。梁国宗室群雄逐鹿，彼此吞噬，丧失了大量的土地与人口，梁元帝焚书和于谨大迁士民入北朝，更给南朝的文化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代表南方吴人和蛮族势力的陈霸先虽然趁乱继梁而起，却也无力恢复战前的文化规模。正是从陈代开始，北朝在文化方面藐视南朝。南朝不仅失去了赶超北朝的机会，而且注定走向衰落。 经过侯景之乱，原本弱小的西魏实力增强，原本强大的东魏发展受阻，坐山观虎斗的南朝则无力争雄。一系列此消彼长之后，来自西北一隅的关陇贵族集团成为时代的宠儿，最终实现了统一，开创了空前绝后的隋唐帝国。 由此可见，侯景之乱对于整个南北朝的走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是结束四百年来中华世界大分裂局面的关键性转折。 第三部 三分归隋 一 门阀的落日 我们读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历史中包含人类所经历过的种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读史的重要目的，在于分析这些规律和构成规律的历史元素，包括自然性的，也包括社会性的，包括事件，也包括人物。 南北朝末期，北方拓跋氏的北魏王朝及其延伸——东魏和西魏，与南方先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宋、齐、梁，都相继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新兴的王朝——北周、北齐和南陈。不少历史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后三国”，以区别于魏、蜀、吴的那个三国（“前三国”）。 前、后两个三国，虽然时代不同，特点也不同，却都体现着一种规律性的历史元素——门阀制度的兴衰。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结合，也就是出身背景与家族资历。本质而言，门阀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应运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元嘉之治》中，便有所论及。 东汉之后的前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的创立者，都不是门阀体制中人，而是所谓的庶族。 曹操是阉人的孙子，不属于门阀，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打击门阀而生。曹操兴起，从北方的袁绍，到南方的刘表，不仅在军事上敌对曹操，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排斥曹操，正是因为袁绍、刘表等人所控制的州郡，都是由门阀掌权的。 曹操虽然灭了袁绍和刘表，却终于没有扫平江南，被孙、刘联军所阻。讽刺的是，阻止他的孙、刘，也不是门阀出身。刘备自不必说，顶着皇叔的金字招牌，却是“织席贩履”之辈；即使是孙权，父子三代，也并非江东门阀。就实际统治的地盘来说，孙、刘两家还都属于“外来户”，他们对治下门阀势力软硬兼施的打压，也丝毫没有放松过。 然而门阀毕竟属于社会势力的强势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消彼长，打江山的一代人老去，守江山的一代人，终究不得不向门阀势力低头。曹丕建立的九品中正制，是门阀制度大抬头的里程碑。自此，门阀势力大张旗鼓地占领了历史的舞台。 前三国时代在强大的门阀社会体制面前，终究归于失败。统一了前三国的西晋王朝，是门阀制度达到顶峰的时代。一种制度一旦达到顶峰，接下去也就要走下坡路了，古往今来，概无例外。西晋王朝的土崩瓦解，可算是门阀制度没落的开始。 可是，任何旧制度的受益者，都是不会甘心放弃既得利益的，除非有更大的利益供其选择，或者，被更大的力量所驱逐。 西晋王朝灭亡之后，东晋作为西晋法理上的继承者，自然是尽一切可能继承和发扬门阀制度。北方的十六国虽然没有继承西晋的法统，却不得不继承西晋的社会性。 就这样，门阀制度继续以不尽相同的形式在南方和北方同时存在。南方的主要问题是庶族与士族的斗争，即门阀体制外的人与门阀体制内的人之间的矛盾；北方则主要表现为，旧有的门阀体制内的人与新兴的军事贵族之间的矛盾。 这两种矛盾不断演化、解决、激发、平抚，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摆在每一位统治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北魏孝文帝好像认清了问题的本质，看上去他也找到了一条出路：鲜卑贵族整体接受门阀制度，鲜卑贵族本身，转化为最大的门阀。 南方则不断有非门阀体制内的成员，不断参与到权力中心，从而实现对门阀制度的一种适应与修补。 前三国的历史，仿佛还要重演。然而，三百年沧桑，此时已远非前三国时代可比，社会已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孝文帝的改制终于激化了六镇兵变，那些北方佬中的北方佬，不仅打烂了北方的门阀体制，而且，又由他们中的一员——侯景，打破了南方的门阀体制。 北魏崩溃，北方门阀制度接近于死而未僵的状态。一些大的门阀家族尚在，在地方上仍有很大的势力，而六镇军事集团中也衍生出新兴门阀，说明其社会影响力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无论是东边的高欢，还是西边的宇文泰，都没有急于将北魏彻底中结，而是搞了一个过渡，分别建立了东魏和西魏。 南方的梁国想借助文化与宗教的力量，对门阀制度进行重新的“合理化”，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梁武帝初期，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统治也相对稳定，但上层的门阀士族越来越贪婪腐败，对中下层人民的压迫也越来越深重，从而导致了梁武帝后期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侯景之乱的爆发与三个新国家的建立，宣告门阀终结时代的到来。（需要注意的是，这还只是终结的开始，真正的终结，要等到科举制度在隋代创立，并在唐代得到完善。即使那样，门阀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仍然维持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废王立武”，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批门阀。）此时的门阀制度，已渐渐透出落日的暮气，难再有还手之力了。 之所以门阀制度还不能彻底废除，并不是因为其势力仍然强劲，而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新的替代它的制度。 因此，在北周、北齐、南陈鼎立的后三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建立一套足以替换旧有门阀制度的新的社会体制。谁能够更快更好地建立这样一套制度，谁就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赢得竞争的胜利。 这段除旧布新的历史，就从西北的长安开始。 宇文泰一代英雄，却也终于不能抗拒天命，在“知天命”之年，应命归天了。临终前，他将权力交给了侄子、中山公宇文护。 以前并不显眼的宇文护，一下子便成了西魏上下的焦点人物。 宇文护是宇文泰的哥哥宇文颢的小儿子，东西魏对抗时期追随宇文泰东征西讨，虽不很突出，却也立了些军功。宇文泰曾多次跟人说，这小子在气度上很像自己，对他十分喜爱。 虽说在宇文泰的眼里是小子，宇文护比宇文泰的几个儿子在年龄上要大得多，这是宇文泰选择将身后大事托付给宇文护的重要原因。 宇文泰实在没想到自己会死得这么早，甚至在寿命上败给了高欢（宇文泰死时五十，高欢死时五十二），在安排子孙的事情上，没有预先做好充足的安排。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与北魏冯翊公主所生的嫡长子宇文觉才只有十五岁，完全没有任何政治与军事经验（在培养继承人上宇文泰显然不如高欢，高欢一当上丞相就着力培养长子高澄。笼络近臣、私通父妾，十五岁的高澄已经是“劣迹累累”了，十五岁的宇文觉还是一片空白）。宇文觉在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的三月获得世子的地位，四月才拜为大将军，而到了十月，宇文泰就因为外出视察染疾，死在了泾州的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连回长安都来不及，年轻的宇文觉当然更来不及树立自己的势力和威望。 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姓宇文的，又有一定斗争经验的人，来掌握大权。宇文护顺理成章地成了最佳的人选。 依照宇文泰的“遗志”，宇文护的第一要务是全力巩固宇文氏的势力。我们以前一再强调，北周的立国基础是八柱国体系，或者说六柱国体系。宇文护打着宇文家的牌子，对付一般的二、三流人物，勉强还撑得住场面。对于六柱国一级的大佬们，宇文护就有点招呼不动了。他们大多在年龄和辈份上比宇文护更高，而且在地位上也是多年的王公，宇文泰在时对他们都要礼让三分，更别提小字辈的宇文护了。 忧心忡忡的宇文护思来想去，决定去暗访六柱国之一的于谨。于谨脑子灵光，当下给宇文护谋划说：“我于谨一直蒙受老丞相（指宇文泰）的特殊眷顾，情同骨肉一般。今天既然说到了这里，我一定会拼了老命替你争。明天在众人面前，你千万不能推辞。” 第二天众柱国聚集一堂，开会讨论权力归属。于谨严词厉色地说：“当年帝室倾危，人人想夺天下。老丞相志在匡扶国家，带着我们冲锋陷阵，不知打了多少仗，才实现了国家的复兴。如今上天降祸，老丞相归天了，留下了我们这班人。嗣子虽然年幼，但中山公作为侄子，如同儿子一样亲；何况他又受了老丞相的顾命之托，军国大事，理应由他全权处理。” 于谨这番发言把全场都震住了，一时“众皆悚动”。宇文护马上接话：“此乃我宇文氏家事，就算我资质愚钝，岂敢有所推辞？”（可真是当仁不让……） 于谨一看宇文护配合得挺好，就更加谦恭地对宇文护说：“明公若能出来主持大事，我于谨和大家便有了依靠了。”说完起身就拜。于谨是跟宇文泰平辈的，他这么带头一拜，其他柱国迫于压力，也只好跟着相拜，宇文护理直气壮地接手了军国大权。 宇文护一上台，鉴于宇文觉的年纪轻、实力弱，便要早正其位，以定人心。他派人向魏恭帝提出禅让的要求，元钦死后西魏皇室早已名存实亡，现在没什么好商量的，只能借坡下驴了。 于是，宇文觉废掉了魏恭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因为宇文泰一向推崇周礼，新的国号就叫“周”，史称北周或宇文周。宇文觉承接西魏末年的传统，不称皇帝，而称天王，天王之下，最高的爵位是公。宇文护被拜为大司马，封晋国公。魏恭帝被“封”为宋国公，不出两个月，就被宇文护下令杀害了。 北周王朝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它的开国君主，竟然是个傀儡，握有实权的，是宇文护。 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傀儡天王似乎还不认为自己真的是傀儡。这说明了一点，当时朝中的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一人独大、权臣当道。 于谨扶宇文护“上马”，一方面是看清了形势，如果不确立宇文护的地位，权力必定会分散下去，对于关陇军事集团是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也与他同宇文家的姻戚关系密不可分（宇文泰之女嫁给了于谨的儿子于翼）。所以他不惜以元勋的身份，向一个晚辈表示顺服，并带动其他人这样做，为的是巩固宇文家的威望，确保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 于谨这样想问题，是因为他的智商足够高，情商也绝对足够高，政治立场也明白。于谨能够很快把个人地位与集团利益算得清清楚楚；可对于其他人而言，即使算得明白，由于实际背景不同，也不得不做另外的打算。宇文觉登基一个月之后，北周就发生了赵贵、独孤信谋反事件。 关于这件事，《周书》本纪上只有短短的两句话：“楚国公赵贵谋反，伏诛。太保独孤信有罪免。” 讳莫如深。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第三部 三分归隋 二 关陇恩怨 新生的北周政权的统治集团内部，远不是柱国大会上表现出的一片和谐，而是有着巨大的内部矛盾和派别斗争。宇文护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命令柱国以下的所有军事征发行动，都要经由他的批准。六大柱国当中，排名第一的李虎已故，排名第二的李弼重病在床，于谨又非常识相地做了宇文护的铁杆后卫，论资历排下来，此时对宇文护最有想法的，就是赵贵和独孤信了。 赵贵当时是楚国公，独孤信是卫国公。两人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是真正的开国元勋，宇文护收取兵权，他们并不服。 然而两人的行动并不一致。赵贵自宇文护摄政以来就愤愤不平，他私下里找独孤信商量，要杀宇文护。可是独孤信呢，不满归不满，却不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态度显得很暧昧。赵贵的谋杀计划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独孤信又加以阻止。结果事情不知怎的就被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知道了，宇文盛到宇文护那里把两个人都给告了。宇文护当机立断，在赵贵入朝的时候把他拿下，并逮捕参与的党羽，一律处死。独孤信起初被免死，但是没过多久，为防不测，宇文护还是赐他自尽了。 整个事件，挑头的是赵贵，有所行动的也是赵贵，他事败身死，尚且情有可原；独孤信从一开始就对谋杀计划不同意，甚至在关键时刻起了反作用，他的死似乎有些冤枉。其实，这些都是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赵贵和独孤信之所以在行动上的态度迥然相异，并招致最后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两人的背景与根本利益，有着很大的区别。 先说赵贵。我们知道，宇文泰是依靠贺拔岳旧部的支持起家的，而赵贵正是力排众议、主张迎纳宇文泰的关键人物（参见《绝代双骄》）。宇文护掌权后的措施，让他有强烈的被欺骗和出卖的感觉，利益上受到损害的不只是他个人，更是以他为代表的贺拔岳旧部。 宇文泰一直是很重视处理好与贺拔岳旧部的关系的，六柱国体系，贺拔岳旧部独占其三。陇西大族李虎更被安置在六柱国之首的位置上，要知道当初李虎是主张请贺拔胜接管的代表人物，并不待见宇文泰。 贺拔岳手下的这批将领看来，在关中这块地方，他们是主，而宇文泰是客。宇文泰即便做了领头大哥，也得在各方面受他们这些原先的主人的牵制，想要“反客为主”，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宇文泰想要真正称霸关中，就得“明修栈道”，对贺拔岳旧部加以利用，同时“暗渡陈仓”，注重培养自己的势力。邙山之战后他广招关中地方豪强，便是一例；而在他的一手栽培和提拔下，以宇文护为代表的子侄辈，和以王盟、尉迟迥、阎庆等人为代表的姻亲，在十年间迅速占据府兵制下的各个军事领导地位，逐渐使得天平逆转，宇文家族由劣势集团变为优势集团。 宇文泰善搞平衡，威望又高，赵贵等人心虽不满，尚且不敢在面子上闹得太难看。宇文泰一旦过世，两派的冲突自然在所难免。宇文护操作得当，加上运气也不错（有人告密），取得了冲突的胜利。相比之下，赵贵不但不能像于谨那样明智地腾挪，而且不能认清内部形势，错误地选择了与独孤信合作。独孤信和赵贵表面上虽有相似之处，却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独孤信最初既不是宇文泰的部下，也不是贺拔岳的部下。他只身追随孝武帝入关，其后一度投奔荆州的贺拔胜。荆州被高欢截断了与西魏的联系后，他又与贺拔胜等人避入南梁多年，但最终出于对魏国的忠诚，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此事感动梁武帝，独孤信的北归也得到了梁国的大力相助）。独孤信、贺拔胜与宇文泰并肩作战，很大程度上是盼望能够匡扶魏室，这跟宇文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二者在原则问题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调和。 然而独孤信又与贺拔岳旧部不同，宇文泰相对于赵贵等人是客，相对于独孤信则是主，何况独孤信的力量有限，威胁不大。即便观点上有差异，宇文泰还是大胆放心地重用独孤信，不久，独孤信便在沙苑立下战功。 沙苑大捷后，独孤信率军东进洛阳，一时间河南等地的豪强纷纷归附，独孤信的势力迅速壮大。这批人的价值取向与独孤信是一致的，就是要齐心协力，中兴魏室，如若不加以控制，宇文泰就将面临内部分裂的危险。 宇文泰的政治眼光何等敏锐，稍见苗头便及时采取应对手段。他用封官加爵的方式拉拢河南豪强，接着把独孤信调到陇西地区，严防独孤信拥兵自重。独孤信的远大抱负在以宇文泰为核心的军事系统下，是很难施展的，矛盾的种子就此埋下了。 这不是什么秘密，就连外敌东魏也看得一清二楚。慕容绍宗在讨伐侯景和梁军的檄文中曾提及：“独孤如愿（如愿是独孤信的鲜卑名，也即他的字）拥众秦中，治兵劫胁。黑獭北备西拟，内营腹心，救首救尾，疲于奔命。”“北备西拟，内营腹心”，说的是宇文泰既要防着北方的柔然入侵，又得防备西面独孤信的反叛，把独孤信与柔然并列，虽有夸大的成分，却也十分形象地反映出了西魏的内部问题。 贺拔胜本人在临终前，曾有遗书留给宇文泰说：“希望明公先把内部矛盾协调整好，然后再顺时而动，收复天下。”贺拔胜野心不大，又没得到真正的兵权，两人虽然也有矛盾，终究相安无事。可是两派的矛盾并不随着贺拔胜的去世而消解，贺拔胜软中带硬地提醒宇文泰，天下没有统一之前，政权内部是绝不能出现裂痕的。 这一点，宇文泰是认可的，在大部分时候，也是努力执行了的。独孤信位列六柱国的第三位，便是宇文泰的安抚手段之一。此外，宇文泰又为庶长子宇文毓纳独孤信长女为正室，两家结成了亲家。但名爵上的封号和姻缘上的联合，并不能改变政治上的实质分歧。只要独孤信不放弃对魏室的忠诚，宇文泰也不放弃取代魏室的野心，那么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他们的矛盾。事实上，宇文泰对独孤信的戒心从未松懈，侯景之乱中宇文泰的用兵重心投向东面和南面，即便此时，他也没有忘记在西面留一手，他任命侄子宇文导为陇右大都督，名义上镇守秦州，暗中紧盯独孤信的动向。宇文导死后，其子宇文亮“子承父业”，仍旧驻守秦州，不许独孤信向东移动一步。 到了最后的时刻，宇文泰终于不得不跟独孤信把话挑明。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召集包括独孤信在内的高级军事将领开会，商讨立继承人的事情。宇文泰对众人说道：“孤打算立嫡子做继承人，但是恐怕大司马（独孤信）会生疑心啊。”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寂静，独孤信也默而不答，没有立即表态。 宇文泰一共有十三个儿子，成年已封爵的有六个，其中次子宇文震早死，实际只有五个儿子可能成为继承人。这五个儿子中，长子宁都公宇文毓二十三岁，德才兼备，但为侧室姚氏所生，是庶出，三子略阳公宇文觉是正室冯翊公主所生的独子，嫡子的地位不可动摇。问题是，鲜卑的传统自北魏建国以来，一向讲究立长立贤，而非立嫡；于情于理，宇文毓都要更合适一些。可一旦立了宇文毓，就难保独孤信不进入权力核心层，独孤信即便不对宇文氏不利，也绝不会允许宇文氏谋取拓跋魏国，这是宇文泰所不容忍的。 正当场面十分尴尬之际，尚书左仆射李远忽然跳了出来，大叫道：“自古立子以嫡不以长，略阳公身为嫡子，立为世子有何可疑？若是顾忌独孤信，请让我先斩了他！”说完，“唰”的一声拔刀而起，直奔独孤信。两旁的将领一时惊竦震动，不知所措。 宇文泰赶紧起身，出手制止李远，劝道：“什么大不了的事，至于动刀戈么？” 独孤信见状，也不敢再保持沉默了，上前解释说：“的确应立略阳公为世子，我毫无异议。”李远方才收起刀，退回一旁。众将纷纷表示李远所言极是，立宇文觉为继承人的事情就此确定下来。 事后，李远找独孤信道歉，说：“只因事关重大，才有冒犯之举，还望独孤公恕罪。” 独孤信心中气恼至极，只好淡淡附和道：“今日全赖李公，才得以定下大事！” 可见，宇文泰还在世时，他与独孤信的矛盾已经暴露无遗。这不是简简单单的私人恩怨，而是是否忠诚于魏室的路线问题。独孤信不甘心情愿看到魏国亡于宇文氏之手，但是在与宇文泰的明争暗斗中，特别是看到宇文泰的爪牙遍布朝野时，他却只能无奈接受“魏室不可复兴”这一连北魏宗室都已普遍接受的现实。 一方面，他不甘心情愿，赵贵来找他，他惺惺相惜，表示愿意参与；另一方面，他又明白即使杀了一个宇文护，也于事无补，所以又出手阻止赵贵举事。独孤信态度上的模棱两可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内心的极度矛盾。 相比之下，赵贵所代表的贺拔岳旧部本来就是割据军阀，他更看重的是自己在整个统治集团中的实际利益。令赵贵完全不能接受的是，面对宇文护专政，他逐渐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军事独立权。他受到了打击，必须立即反抗和报复。所以，他会急于要谋杀宇文护。 正是这种差别，致使赵贵和独孤信非但不能同心合力，反而互相掣肘，双双失败。不过，谋反事件所体现的两大派系矛盾依然存在，并贯穿于北周的二十多年历史之中，最终造成了宇文氏政权的灭亡，此乃后话。 第三部 三分归隋 三 宇文家族的内斗 赵贵和独孤信在宇文泰生前死后一系列周密的安排下，没能撼动小辈宇文护的位子，反而输了个精光。（这是宇文泰托付后事时就充分预见到的。黑獭的谋略不仅表现在战场上，更表现在政坛与官场上，柱国大将军们在战场上智勇双全，在战场下却稚嫩得很。宇文泰人都死了，其他人还是只能做他的棋子）宇文护顺势依次递补，由柱国最后一位的侯莫陈崇顶替独孤信的太保之位，自己取代赵贵的大冢宰，留下掌管兵权的大司马的空缺，则交给了同样小字辈的柱国、博陵公贺兰祥。 贺兰祥是宇文泰的外甥，他的母亲是宇文泰的姐姐。贺兰祥自幼就跟随宇文泰南征北战，一直是宇文氏家族中的少壮派人物。宇文护的安排，体现出他的政治手腕（赵贵、独孤信等人谋反，过分低看了他的能力）：用虚职太保来安抚贺拔岳派硕果仅存的柱国侯莫陈崇，令对手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由宇文家族的人占据真正有实权的职位（大冢宰和大司马分管官员与兵权），然后再借着府军制本身的组织特点，将赵贵与独孤信的军队也收入属下。一石三鸟，原有的六柱国体系均势不再，宇文氏一家独大的局面至此才完全确立下来。 宇文护并不满足，他手中的屠刀非但没有放下，而且举起得更加频繁了。这一回，目标指向了宇文家族的内部。 小天王宇文觉的即位，是遵从宇文泰的意愿，也是当时北周各派角力与妥协的产物。立幼而不立长，其实也不仅仅是前面所说的担心独孤信揽权的问题，宇文泰从家族内部的利益考量，认为宇文觉年幼，应该会更依赖于以辅政的宇文护为首的宗室和旧臣，有利于政治的稳定与家族的团结。 宇文泰的政治军事都一流，但在青少年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似乎是非常欠缺的。不知道他是否考虑到了，十五岁这个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所谓“半大孩子”，属于今天常说的“青春叛逆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管有出息没出息，不管是对父母还是师长，常常会表现出反叛的冲动。 宇文觉偏偏就是这类孩子的典型，《周书》对他的评价用了三个字：“性刚果”。 “刚果”二字，可以理解成“刚毅果敢”，也可以理解成“倔强鲁莽”，关键看你是如何刚果，对谁刚果。像宇文觉这样不甘心做傀儡，也不认为自己是傀儡的少年天子，面对一个资历威望并不高，而且彼此之间也不曾有什么真正的磨合与了解的堂兄（两者的年龄相差二十多岁），自然是很容易把他当作“反叛对象”的。 因此，尽管宇文护专政是为了维护宇文家族自身的利益，宇文觉在情绪上却是厌恶与抵触的。他更愿意看到朝中各派势力均衡，由他出面协调，掌控大权；而绝对不愿看到所有人都听命于宇文护，把他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当成透明人，晾在一边。赵贵和独孤信失败以后，他对宇文护更加忌恨了。 宇文护吸取赵贵事件的经验教训，在朝臣之中广布眼线、心腹。仪同三司齐轨跟御正中大夫薛善抱怨说：“军国政事，应当归于天子，怎么可以由权臣独揽？”他没想到薛善是宇文护的人，回头就被告了，宇文护当即杀了齐轨，而给薛善加官。 宇文护的举措使得朝中大臣惶惶不安，司会李植（李远之子）与军司马孙恒两人一直深受宇文泰重用，久居要职，生怕被宇文护排挤，丢了性命，便干脆拉上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人（宫伯是宇文泰依照《周礼》设置的职务，掌管王宫的事务），入宫密见宇文觉。 李植、孙恒一上来便痛陈宇文护的“罪孽”：“宇文护自从诛杀赵贵以来，权势日益强盛；文臣武将都争相归附他，大小政事也都由他决断。以臣等之见，他恐怕会图谋不轨，还望陛下早做防备！” 宇文觉讨厌宇文护的态度是一贯的，却还不至于把事态想得那么严重。听了李植、孙恒一席话，少年天子感到很有道理，频频点头。 乙弗凤和贺拔提见宇文觉被打动，接上话茬道：“先王（指宇文泰）如此英明，尚且把要务委任给李植、孙恒，如今若以大事托付给他俩，何愁不成功呢？宇文护经常说要做周公辅政，臣等听说周公摄政七年，才把大权交给周成王，陛下岂能苦等七年？” 这番“旁白”把宇文觉彻底打动了，宇文觉开始着手安排对付宇文护。他的手段也不新鲜，就是借故召见宇文护，同时在后帐埋伏下武士，一举将宇文护拿下。宇文觉亲自遴选身边的武士，在王宫后花园演习“行动要领”。 李植和孙恒嫌人手不够，又去找另一名宫伯张光洛一同谋划，谁料想坏就坏在这上头了。（后宫机密大事，你凑那么多人干嘛？说到底还是不自信）原来张光洛也是宇文护的眼线，宇文护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宇文护听说宇文觉参与其中，心知非同小可，如果只是大臣要杀他，抓起来定个谋反罪就完事了，可是现在是君主的意思，处理不当，是会出岔子的。宇文护于是不动声色，找了个理由，把李植与孙恒分别外放，任命为梁州刺史与潼州刺史，不让他们再有机会凑在一起议事。 按说，宇文护没有像对付赵贵、独孤信、齐轨等人那样处置李植、孙恒，算是给足宇文觉面子了。宇文觉却不领情，几次提出要召回李、孙，宇文护表示自己忠心不二，希望宇文觉不要听信“谗言”。 宇文觉这才打消了与李植等人共谋的念头，可是宫里没被处分的那批人更怕了。乙弗凤一个劲鼓捣宇文觉立刻按照最初的计划行动，以宴请群公的名义引宇文护入后宫，然后将其诛杀。结果呢，在场谋事的人里头仍然有内奸张光洛（宇文觉上回失败也不好好总结教训，好歹你先检查一下“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啊），没说的，他又去告密了。 这下宇文护对小天王彻底失望了，他当即召见贺兰祥，以及宇文泰的另一位外甥、总管禁兵的领军尉迟纲，详细说明了这件事。贺兰详一听，说：“这不添乱嘛？宇文家的江山怎么交到这么糊涂的人手里了，竟然要害自己的堂兄！”两人都认定宇文觉不配做君主，劝宇文护尽快下手，废掉宇文觉。 宇文护便派尉迟纲入宫，假传旨意，召乙弗凤等人议事。乙弗凤等人以为又是商议刺杀宇文护的事，自然不敢怠慢，兴冲冲地来见宇文觉，挨个儿被尉迟纲候个正着，绑了解送到宇文护府第。尉迟纲又把宫中所有的近身侍卫悉数调走，宇文觉这才有所醒悟，躲入内殿，又给宫女配备兵器，痴望保卫自身的安全。 宇文护并不亲自出手，只让贺兰祥“打头阵”，领兵进入内殿，逼宇文觉退位。临时拼凑的宫女卫队哪里能有什么抵抗的能力，宇文觉乖乖听从“处置”，被带出王宫，软禁在以前的公府中。 宇文护控制了局势，召集诸位公卿，当着众人的面，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先王（宇文泰，宇文觉即位后，追谥他为周文王）布衣出身，冲锋陷阵，为兴复王业奋斗三十多年，外寇未平，不幸辞世。我宇文护谨受先王顾命，与诸公共同推立略阳公（宇文觉），并帮助大周取代了魏朝。可是小君主自从即位以来，荒淫无度，亲近小人，听信谗言，谋杀大臣。如若成功，社稷必然遭殃，我死事小，九泉之下有何面目去见先王？今日我意已决，宁负略阳公，不负社稷江山。宁都公（宇文毓）德才兼备，仁孝圣慈，四海归心，天下瞩目。我打算废昏立明，诸公以为如何？” 大家都见识过宇文护的厉害，谁会在这个时候提反对意见，都说：“这是明公的家事，我们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宇文护转“悲”为喜，先将乙弗凤等押出午门斩首（跳得最欢的，往往死得也最惨），再派人到岐州（今陕西凤翔南，宇文毓时任岐州刺史）迎立宁都公宇文毓；接着，他又把与他作对的李植、孙恒等人召回长安，一齐处死。李植的父亲李远贵为柱国大将军，外镇弘农，宇文护也不放过，当年李远誓死捍卫宇文觉继承权的场景，无疑让宇文护顾虑重重。李远在宇文泰面前的忠心耿耿，换来的却是被逼自杀的可叹下场。 宇文护怕宇文觉将来万一再掌权，会于己不利，干脆派人将他毒死，并强令他的王后元氏（西魏文帝的女儿）出家为尼。十多年后宇文觉的弟弟宇文邕除掉宇文护亲政，才平反宇文觉的名誉，追谥他为孝闵皇帝。 北周的继承人问题转了一个大圈，重新回到原点。庶长子宇文毓接替天王之位，他就是北周世宗明帝。 第三部 三分归隋 四 两面人高洋 北周内部频出乱子的同时，与其相对立的北齐的开国皇帝高洋，已经稳稳当当地做了八年的皇帝。 高家的状况与宇文家不同，自从高欢消灭尔朱氏、攻占洛阳以来，高氏就掌握着政治与军事的绝对控制权，在关东地区不存在其他足以与之抗衡的势力。其中的原因，一来，得力于高欢父子扫除异己的能力，二来，反对高氏的稍微大点的势力，几乎无一例外地投奔了西魏和北周。（“魏”这个象征正统的国号，早就没那么大的号召力了。北周代西魏那一年，北齐的南安（今湖北新洲一带）城主冯显就向北周献城投降，可见对于北方两国的将领，魏、齐还是周并不重要，关键还看为哪个政权效力能够取得更多更好的利益） 如此说来，比之北周的宇文氏兄弟，高洋应该更容易搞好国家的内政外交，在统一天下的竞争中抢得先机。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谈及民主与专制时，认为民主远非完美的制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不如专制，但是与专制相比，民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更多的错误，相对而言，是目前所见的最好的制度。 这一观点，有点类似于北周与北齐建国初期的情形。北周府兵制下的派系斗争，当然谈不上民主，但可以归类为制衡，宇文护代表的宇文家族虽然一时取得了权力上的独大，但其他派系并没有消亡，他需要时刻防止对手的“复辟”。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大家的智慧其实是差不多的，你想得到的对方也想得到，胜败的关键是看谁能犯更少的错误，客观上促使宇文护必须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施政方针。北齐则由于高家的绝对领导地位，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功业可能很大，错误也可能很大。 作为皇帝，高洋的功业确实很大。即位之初，他就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下，面对宇文泰的试探进攻，迎头顶上，令一代枭雄宇文泰不战而退，显示出非凡的胆略。鉴于高欢、高澄时期吏制败坏、贪污成风，他重用吏部尚书杨愔主管刑律。杨愔是汉人，汉人集团认为这是向鲜卑旧贵复仇的好机会，自然加大力度整治起贪腐。高洋借着鲜卑与汉人的矛盾，既整顿了吏治，又打击了旧贵势力，还获得了汉人的拥戴，一举三得。 高洋的立法思想也很先进，他认为东魏的《麟趾格》还不够完善，组织右仆射薛琡等人，在《麟趾格》的基础上，修撰法典。这便是对隋唐律典产生巨大影响的《齐律》（为区别与南齐的法律，也叫《北齐律》）。《齐律》是一部集历代立法大成之作，一共包括十二篇，949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疑称得上科学与严谨。 不仅立法，高洋也重视在贵族阶层推动普法教育工作，他要求官宦子弟认真学习法律条文，知法懂法的比率一度提升了不少。 除了法制建设，高洋在行政、军事方面的成就也颇大。天保七年（公元556年），高洋又下诏合并了因北魏末年割据征战造成的大批冗余的行政区划，一举简化了行政机构与行政规程。他又从鲜卑与汉人中精挑细选勇力过人、以一当百的武士，分别授予“百保鲜卑”和“勇士”的称号，守卫北齐的边境要塞。 高洋时代的对外武功，几乎是一片辉煌。他在位的十年间，北齐与西魏-北周尽管没有发生过一场真正的战争，但却在军事上保持着相对的优势。宇文泰向西南攻城略地，高洋则向东北对侵扰边境的库莫奚、契丹、山胡等部族作战，不仅大获全胜，而且俘获了大量人畜，北方诸胡纷纷遣使朝贡，莫敢不服。 如果说对小部族的作战还只是以教训为主要目的的话，那么高洋对新兴的突厥的战争，其意义则在于扬威与称霸漠北了。 突厥的兴起是公元六世纪中叶在中国文化圈内与侯景之乱并列的重要历史事件。突厥起初是西北的游牧民族，但他们并不完全靠游牧为生，而是怀揣一项“独门绝技”——锻铁业十分发达。凭着这门绝技，突厥人逐渐成为给柔然贵族打造兵器的附属部落。随着突厥铁器在西域地区的畅销，突厥部落日益强盛，天保三年（公元552年），突厥酋长阿史那土门向柔然求婚被拒，便突然对柔然翻脸，发兵大破柔然，曾经不可一世的阿那瓌可汗自杀，柔然部落分裂，分别逃入北齐和西魏。土门自称伊利可汗，于天保四年挟取胜的余威南下，进入北齐境内。 在突厥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高洋毫不示弱，亲自到晋阳整顿军马，然后北击突厥骑兵。气焰极盛的伊利可汗被打得找不着北，赶紧请降，答应每年向北齐遣使朝贡。 完成了新时代的“北击匈奴”伟业，高洋为避免长期对北方的消耗与用兵，先后四次在北魏长城的基础上修筑长城，这又是一项远追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值得一提的是，在天保八年（公元557年）第四次修筑的长城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内长城（“重城”），西起库洛拔（今山西朔县与偏关之间），东至坞纥戍（今山西灵邱一带），绵延四百多里，这段别出心裁的长城也是明代内长城的基础。 到此为止，高洋已经具备被后世评为杰出帝王的资格了。他显然还想再接再厉，入围中国十大帝王之列。在确保北线、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下，他派兵南下，试图向分崩离析的南朝发动致命的一击。 但是这一回高洋却打错了算盘，死中求生的南朝将士在陈霸先的率领下同仇敌忾，发起绝地反击，不客气地把这位公子哥教训了一顿（参见《侯景之乱》）。 高洋的心理就好似一条正弦曲线，从最压抑点达到了最兴奋点，然后又从最兴奋点瞬间降回了最郁闷点。 这种波动对于承受能力稍差的人，都会产生某种心理阴影，何况是对于高洋这样性格的人。高洋从小长得不漂亮，受尽了歧视，智商很高却性格内向、心理阴暗，而从“高欢试子”的故事里，我们还可以隐约看出他在性格上具有急躁和暴力的倾向。 十年蛰伏陋室，一朝大权独揽，原本他可以自由发挥才干，一扫昔日的阴霾，由一名抑郁儿童，转变为“阳光男孩”。可是当统一天下的梦想被残酷的现实砸得粉碎的时候（南面无法渡江，西方也与北周形同拉锯），他丧失了生活的目标，绝望了。 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突然陷入绝望，常会做出极端甚至疯狂的事情；如果这个人是可以任意妄为而不必因此承担任何责任的皇帝，那么，不幸的就不只是他本人了。 高洋最初的疯狂还算“正常”，一般也就是疯疯癫癫而已。这个他拿手，早年在高澄底下就干过，现在不过是角色换成了皇帝。他日夜不停地跳舞唱歌（很有点现代卡拉ok爱好者的特征），沉湎酒色。有时学女人涂脂抹粉，披锦戴彩（大约是北齐皇帝版的变装了），有时又披头散发，一身胡服，腰挎刀弓，上街乱逛。 比较夸张的是超限级体育运动——裸奔。在这方面，高洋很能“吃苦耐劳”，无论冬夏，时常赤身裸体在大街上狂奔，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身边的护卫随从倒被他折腾得疲惫不堪。 高洋还很热爱大自然，尤其亲近各种野生动物。他经常骑着鹿、白象、骆驼、牛、驴等动物外出，到各地赏玩风景，找不到动物的时候，也让亲信刘桃枝、崔季舒等人代劳，背着他四处游行，兴致极高。高洋的这些表现，很像是现代某些人所从事的另类“行为艺术”，只是他的“觉悟”要早一千五百年。 高洋的行为很快有所升级。他常常事先招呼也不打，不分早晚地出现在某个大臣权贵家中，堂堂皇帝像个鬼影子似地乱晃。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发现了某个女子，兽性又正好发作，高洋就会立即推广他的“另类艺术”，强行与对方亲密接触，根本不管对方是贵妇还是奴婢，也不管是黄花闺女还是五旬老妇，即便高家的姐妹也不放过。 有一次他走在街上，见到一名妇人。因为当时荷尔蒙浓度较低，他并没有上前强暴，而是向她请教：“当今天子怎么样啊？”妇人早就听说了高洋的“奇闻逸事”，直爽地答道：“疯疯癫癫的，算什么天子？”说得高洋火大，当即就把妇人给剁了。 或许意识到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普及他的“行为艺术”，高洋从民间招集了许多烟花女子，把她们脱了衣服，交给侍从官员淫乱，自己没事就坐在一旁观赏。心情好的时候，他还会用带刺的荆棘编成木马，命令赤裸的女子骑在上面，牵来引去，把她们扎得一个个鲜血满地，以此取乐。 高洋还喜欢搞死刑模式多样化。处死的人大多不是一刀杀害，而是将其肢解；此外，也经常采取火烧、投河的方式，怎么残忍怎么来。 高洋嗜酒，一旦醉了更是六亲不认。母亲娄太后见到醉醺醺的高洋，举杖打道：“如此的老爹怎么生出如此的儿子来！”高洋抬腿就跑，口中还喊：“回头就把这老太婆嫁给胡人！”太后大怒，不搭理他。高洋求了一会不行，就把太后的坐榻给掀翻了。太后倒在地上，伤还不轻。高洋酒醒之后，后悔得不行，点了篝火要自焚，被太后拉住。他命平秦王高归彦拿着竹杖抽打自己，不出血就要将高归彦斩首。太后听说后，又上前劝阻。高洋不依，最后娄太后无奈，亲自持杖将高洋痛打五十下，才算了事。 高洋决心痛改前非——戒酒。可没过十天就恢复原样，酒量反而更大了。他乘醉跑到皇后李祖娥的娘家闹事，把丈母娘的腮帮子射穿，一边用马鞭打，一边骂：“老子喝醉了酒连亲娘都不认，更别提你这老太婆了！”搞得一家上下对他都是敬而远之。 高洋令人发指的行径还有很多，倘若一一罗列出来，恐怕本书就成了“很黄很暴力”的典范了。话说回来，正史上记录的高洋的劣迹，未必完全属实，至少夹杂着谣言的成分和敌对政权的抹黑。以上事例的危险性尚处于“君失其德”的级别，实际影响力并不突出，而高洋的另一系列举动，其破坏力就要大得多。 第三部 三分归隋 五 大开杀戒 高洋在杀戮大臣上的心狠手辣与肆无忌惮，令他的父兄都无法企及。 高洋从未做过一天的世子，因此高欢和高澄在位时，东魏的勋贵没一个看得起他的，特别是“四贵”。高洋即位时，孙腾已死，司马子如不久也去世了，高隆之和高岳多活了几岁，就先后遭了殃。 最倒霉的是平原王高隆之，他没犯什么大错，唯一的失误就是对高洋能力估计不足，在高洋受禅的问题上倚老卖老（他与高欢有兄弟之谊），采取了反对的态度，高洋视他为眼中钉。他跟东魏的宗室元昶喝酒，酣畅之时说了一句：“我与王爷交往，这辈子都不会辜负你！”有人把他的话密报给高洋，高洋便老账新账一起算，命令手下壮士把他抓来一顿痛打。老头六十出头了，哪里禁得起这么打，打完还没回到家，就死在路上了。过了几年，高洋想起高隆之，还觉得不爽，又将他的儿孙统统处死，弃尸漳水；还派人挖了高隆之的坟墓，锉骨扬灰，才算解恨。 清河王高岳是高欢的堂弟，战功卓著，也是一向鄙视高洋的主。高岳比高隆之聪明一些，懂得要依附得了势的高洋。他倒也有办法，高洋宠幸的平秦王高归彦是高欢族叔高徽的私生子，父亲自小父母双亡，高欢把他交给高岳抚养成人。高岳以为凭着高归彦这层关系，自己便可以高枕无忧。可是他当初对待高归彦并不好，高归彦怀恨在心，时常在高洋耳边说他的坏话，时日长了，高洋也有了杀掉高岳的心思。 高洋喜欢广纳民间女子，娼妓也不放过。有个姓薛的娼妓色艺过人，被高洋封为嫔妃，纳入后宫。说来也巧，高岳正好认识薛氏的姐姐，并且还通过薛姐姐的关系，与薛氏本人也有一腿。高洋知道后，勃然大怒，把薛姐姐吊起来，用大锯活活锯成两段，然后诬陷高岳将其奸杀。高岳不服，高洋就派高归彦把他毒死。高岳自不量力，跟皇帝共有一个女人，下场悲惨是咎由自取。 娼妓薛嫔妃的下场更惨，某次她正与高洋快活嬉戏，高洋也不知哪根筋出了异常，忽然想起她与高岳的旧事，笑容顿消，挥刀就将爱妃的脑袋砍了下来，揣在怀里，出门宴请群臣饮酒。酒席间相饮正欢，高洋忽然从怀里掏出薛嫔妃的人头，扔在酒案上赏看，接着又命人砍下她的大腿，放在面前当琵琶弹唱，吓得满座文武官员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唱着唱着，高洋忽又满脸泪痕，对着人头唱汉朝李延年的歌：“宁不知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下令将美人厚葬，自己大哭相随。 高洋对待同族权贵都如此狠毒，对待其他的大臣，那更是不在话下。杜弼就是其中一例。 杜弼以前很受高欢器重，在汉人大臣中的威望很高，因此话语权也大。高洋受禅的时候，他是阻止了的（参见《侯景之乱》）。高洋称帝后，杜弼也不收敛，以直谏出名。有一回高洋向大臣咨询治国策略，问杜弼：“治理国家要用什么样的人呢？”杜弼不假思索地回答：“鲜卑人驾车骑马不错，但是治国还得用中原的汉人。” 杜弼实在托大，这样的话语简直是在公然歧视鲜卑人，即便高洋放过他，下面的鲜卑贵族也不会对他善罢甘休。高洋当时没有发作，后来喝醉了酒，就随便罗织了一堆罪名，派人到杜弼就职的胶州把他斩首。 杜弼被杀，也与高德政老在高洋身边揭他的短有关系。高德政是高洋的近臣，一向很受宠信，却也逃脱不了与杜弼相同的命运。高德政被杀的主因跟杜弼一样，都是因为进谏。 高德政仗着跟高洋的关系不错，曾再三向他劝谏，高洋因此对高德政感到反感，跟左右说：“高德政这个人总是一副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样子。” 高德政听说后，便称病不出，躲到佛寺里修身养性。一向妒忌高德政的杨愔乘机进言，说：“高德政是装病，陛下如若不信，现在给他个冀州刺史做，他的病就全好了。”高洋于是下诏授职，高德政果然接了诏书就准备动身。 高洋气坏了，他把高德政召来，说：“听说你病了，我给你针灸治疗。”说着拔刀便刺，又命武士砍掉他的脚趾，最后还是处死了他。从此，高洋朝中更无大臣敢于直言进谏了。 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天上出现了日食。古人迷信，认为天象与人事是紧密联系的，君主遇到天象的变化，通常要做的是检讨自身，除旧布新，喜欢做秀的还会下个罪己诏什么的。 高洋不然，他没有检讨自己，而是借此话题问东魏的宗室彭城公元韶：“为什么汉光武帝能够中兴天下呢？” 元韶也不知是智商不够，还是一时脑袋发晕，给出了一个致命的答案。他说：“那是因为王莽没有把刘氏宗族斩尽杀绝。” 高洋“哦”了一声，当即翻脸，颁布诏书，把包括元韶在内的东魏宗室近亲四十四家全部下狱。元韶后悔莫及，在狱中绝食而死。凡是王室贵胄的元氏族裔，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连婴儿也未能幸免。接下来，高洋又准备对东魏的远亲宗室下手。 北齐境内姓元的宗族都害怕了，大家商量怎么保命。有个名叫元景安的小县令说：“眼下的唯一办法，是请求皇帝准许我们脱离元氏，改姓高氏。” 元景安的堂兄元景皓坚决反对，他说：“怎么可以抛弃祖宗的姓氏，改用他人的姓氏呢？堂堂大丈夫，宁可玉碎，也不能瓦全！”元景安为了保全性命，悄悄把元景皓的话向高洋做了报告。高洋诛杀了元景皓，元景安则因告密有功，被高洋赐高姓，不仅没死，还升了官。（中华民族的宗族观念，自古根深蒂固，这也形成了我们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姓氏文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成语，就出自元景皓的故事，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高洋统治的末年，杀人的疯狂已达到了极致。假若我们将这种疯狂的行为完全“归功于”高洋的心理变态（诚然，高洋特殊的性格与心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 北齐是在东魏基础上建立的国家。高欢凭着个人能力与威望建立东魏，依靠的是以怀朔镇为主的六镇鲜卑军人，而在东魏-北齐所处的关东地区，山东豪强（即“赵魏豪强”）才是真正的“地头蛇”。根据北齐时期的《关东风俗传》记载，当时的关东门阀很嚣张，所谓“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他们虽然暂时屈从于鲜卑人的强大武力，却是同床异梦，对政权稳定构成了很大威胁。 国内存在不同族群的情况，西魏-北周也有，就掌握军权与政权的六镇勋贵看，周、齐的条件差不多，武川军人的建国之路并不见得比怀朔军人要顺利。但是北周占的地盘好，关中地区向来胡汉混杂（崔浩时代就很明显了），鲜卑、汉人之外，还有氐、羌、月氏等多个族群，各族融合由来已久。当地汉人不论士庶，并不很强调自己的族群本位主义，只要利益共享，他们就乐于与“外来户”积极建立新的共同体。 条件不同，结果也就迥异：西魏-北周统治者能够轻而易举地扎根关中，并建立起强大的关陇集团；东魏-北齐则从高欢起历经三代，到高洋末期仍然不能解决鲜卑军人与汉人豪强之间的严重矛盾。 三代之中，高欢的手段相对高明，他试图建立一套捆绑式的政治结构。首先，他借助自己的地缘背景，捆绑了六镇余部；其次，他利用自己渤海蓨人的血缘背景，捆绑了关东门阀；最后，高欢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捆绑了东魏王室。三种政治基础捆绑而成，却很不稳定，就像一对拉郎配式的夫妻一样，即便入了洞房，也没有情感上的交流与认可，完全是霸王硬上弓。 而高洋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他是高欢诸子中最不受宠、最不被看好的，连亲生母亲娄太后也不喜欢他。他的即位对于鲜卑集团来说只是在别无合适选择的情况下的被动认可。 高洋争取不到鲜卑人的政治支持，就得求助于汉人的帮助，杨愔、魏收等汉臣于是受到了重用。尽管如此，汉族世家门阀还是把他看作鲜卑军人的首领，对他没有认同感，他们之所以依附于高洋，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好同鲜卑人的势力对抗下去。 如此一来，高洋的种种举措，不就容易理解了吗？他以维护六镇鲜卑勋贵权益为由，打击关东的汉族门阀；又转过来镇压六镇军人的势力，并支持汉人主导规模不大的改革（例如制定《齐律》），从而安抚汉族门阀；此外，他又消灭元氏为代表的旧鲜卑门阀，以防止未来的隐患。 只不过，高洋的手段实在太血腥、太残忍了，不停的杀戮在表面上压制了矛盾，实际上使得矛盾越来越大，积重难反。北齐帝国在他统治时期的繁荣富强，仅只是暂时的假象而已。 第三部 三分归隋 六 叔夺侄位 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北齐的开创者、“间歇性精神病患者”文宣帝高洋，在尝试了一切前人做过和没有做过的事情后，由于饮酒过度引发脏器功能衰竭，死掉了，此时他刚过而立，三十一岁。 这位“疯”皇帝留下了一个成绩多多，问题也多多的国家，对于北齐人民而言，他的死是幸，还是不幸？乃是一连串让人头疼的难题中的一个。 一连串难题之中，最重要也最令人关心的，是封建王朝的那个经典问题：谁来继承皇位？ 问题粗看起来没什么悬念，高洋的嫡长子、十五岁高殷在他称帝时就被立为太子，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者。 可是，高洋却在临死时说了两句耐人寻味的话。第一句是对皇后李祖娥说的：“人生死不足惜，只可怜正道（高殷字正道）这孩子年纪太小，恐怕有人要夺了他的位子啊。”第二句是对六弟常山王高演说的：“你要夺位子，那就夺吧，只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儿子。” 从这两句话我们足可以看出，高洋不喝酒头脑清醒的时候，政治判断力是非常准确的。高洋很清楚，北齐帝国的游戏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违规。违规有了一次，就难免第二次，而头一个违规的人，正是他自己。 高欢封高澄为世子，基本上是沿袭了北魏嫡长子继位的传统。高澄二十九岁遇刺身亡，造成了一个意外的局面，他没有任何法理上的继承人——世子。以立嫡长的规矩，继承权应当落到高澄的嫡长子，也就是正室元妃所生的高孝琬的身上。高洋凭借手中的军政大权继位，本身违背了传位的正统性。当然，高洋有一套说辞：高孝琬并非真正的世子，年纪又太小（没有成年），而他自己也是高欢的嫡子（嫡次子），具备继承权，这叫“兄终弟及”。但是，既然你高洋可以“兄终弟及”，那么你的其他弟弟也同样有资格做皇帝了，你想把皇位平稳地传给自己的儿子，可没那么容易。出于这种顾忌，高洋在位期间就杀害了自己的两个弟弟：三弟高浚与七弟高涣。 高浚和高涣的死因，与高洋所杀的那些大臣类似。高浚常劝高洋少酗酒、少淫乱，便被不耐烦的高洋抓了起来。高涣天资英武、风度超群，遭到高洋的嫉恨。民间算命的术士声称：“亡高者黑衣”，高洋一想，天下最黑的东西就是漆了，漆、七两字古时相通，他深信排行第七的高涣是祸端，就把他也抓来，和高浚一起锁进铁笼，关进地牢里，吃饭排泄全在一处（“黑衣”的真意，指的是以黑色为戎装的北周宇文氏，高洋防了半天，防错了方向，就好比秦始皇因为“亡秦者胡”讨伐匈奴，唐太宗因为“代唐者武氏”杀李君羡一般荒谬）。 过了一年，高洋去看望两个弟弟，心念骨肉亲情，忽然后悔，想要赦免。九弟长广王高湛与高浚不和，插话说：“猛兽岂能出洞！”高洋深以为然，为除后患，他亲自拔剑刺向笼内的高浚，又命手下武士上前帮忙，然后投柴火到笼中，填上碎石、沙土，将两个弟弟活活烧死。 高浚和高涣毫无过失地被杀，因为他们是高洋的弟弟，更因为他们是高洋的异母弟弟。对于自己的同母兄弟，高洋却不能痛下杀手，原因很简单，母亲娄昭君还在。 娄昭君为高欢生了六个儿子，高洋死时有三个尚在人世，依次为六子高演、九子高湛和十二子高济。娄昭君很不喜欢丑陋的高洋，连带着对高殷的感情也不深，她宠爱几个相貌英俊的小儿子，尤其是高演。依照“兄终弟及”的逻辑，娄昭君力挺嫡三子高演继位。高洋一度有了更换太子的念头，在杨愔、魏收等汉臣的坚持下才作罢。他也试图对付高浚、高涣的手段对付高演，借着酒劲用刀环把他打个半死，娄昭君日夜求情，才让高演拣了条命。显然，娄昭君代表的是六镇鲜卑勋贵，杨愔、魏收等人则代表关东汉族门阀。在两方的持续施压下，高洋选择了妥协：把兵权交给高演，而由汉臣杨愔、燕子献、郑颐以及平秦王高归彦共同辅政。太子高殷就在如此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登上了北齐的皇位。 在官场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都未必能认清全局，十五岁的高殷哪里能驾驭这么复杂的形势？高洋评价高殷“性格懦弱，像汉人家里的孩子”，大致是实情。高殷从小跟着国子监受教，好文而不好武。高洋为了培养高殷的胆量，命他亲斩死囚，高殷面有难色，砍了几下都砍不下死囚的脑袋，高洋气得用马鞭抽打，把高殷吓成了结巴。 结巴的高殷在治国方面却要胜过与他同龄的宇文觉。高洋末年穷兵黩武，北齐国势外强中干，高殷在杨愔等人的支持下，派代表到各地体察民情，考核官吏，裁汰冗员，并减免徭役赋税，休养生息。高殷的作为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国内的潜在危机，不失为明君。 然而，高殷和宇文觉的谥号里有一个同样的字：“闵”。谥法上说：“在国遭难曰闵。”言下之意，他们两人在各自的国家都是非自然死亡。正如高洋所预料的那样，他的“好弟弟”高演在他死后夺了江山，要了他儿子的性命。 高洋留给高殷的辅政大臣，以杨愔为首，原因有二：一、杨愔等汉臣与鲜卑勋贵利益相抵，不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二、杨愔对高洋是死心塌地的忠心不贰。 高洋对杨愔其实不怎么样，也和对待其他大臣一样暴虐无礼。杨愔肥胖，高洋给他起外号叫“杨大肚”，还想割开他的肚子做活体解剖，幸好被近臣崔季舒劝止。高洋又把杨愔活着塞进棺材，装上灵车，眼看要把棺材盖给钉死了，但还是忍住了。甚至，高洋每次上厕所，都叫杨愔在门口给他递手纸（……）。 杨愔虽受虐待，心里却明白一点，只有高洋在位，汉人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后人评价高洋时代“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杨愔是一大功臣，是高洋给了他机会，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高洋的葬礼上，群臣大多干号而无泪，唯有杨愔一人哭得特别伤心。 杨愔对高洋尽忠，也就会对他的儿子尽忠。 杨愔认定，高演、高湛位高权重，对小皇帝不利，必须先下手为强，将二人外调，夺其兵权。侍中宋钦道认为应顺势除掉高演、高湛，燕子献进一步提议，扶立皇太后李祖娥出来主持大局，取代太皇太后娄昭君的地位。宫中矛盾迅速演化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关键时刻，杨愔连发昏招，自掘坟墓。辅臣之一的高归彦掌管禁军，本来与杨愔等人同谋，杨愔对他不很信任，在皇帝由晋阳开往邺城的时候（北齐由于高欢的丞相府在晋阳，皇帝都是先在晋阳即位，再前往国都邺城），留了五千禁军在晋阳，给可朱浑天和（可朱浑道元之子）调度，以防不测。高归彦知道内情，气愤不已，就改投高演阵营，使高演获取了大量情报。 杨愔又把行动计划密启太后李祖娥。李祖娥身边的宫女李昌仪，就是当年邙山之战后高澄所纳的高仲密的妻子李氏，高澄死后入了后宫，因为是同姓本家，与李祖娥的关系很不错。李祖娥不是个适合搞政治的，一边聊天一边就把机密全给说了。李昌仪一听非同小可，马上向娄昭君告密。 以弱敌强，以明敌暗，杨愔已经不可能获胜了，但他还没有半点警觉。乾明元年（公元560年）二月，杨愔向皇帝启奏，升高演为太师、录尚书事，升高湛为大司马、任并州刺史。皇帝准奏，高演兄弟也领旨谢恩。按照规矩，新官上任，要大宴百官。郑颐觉察到不妙的苗头，劝杨愔不要去赴宴，杨愔仍然不以为然，说：“我们是至诚为国，岂有不去之理！”（真是迂腐之极） 高演兄弟摆下的果然是“鸿门宴”。高湛向杨愔敬酒，三声令下，埋伏的家丁就由贺拔仁、斛律光的指挥，把杨愔、燕子献等人扑倒在地，拳杖交加，顿时打得头破血流、眼珠迸出、奄奄一息。 高演立即率领高归彦、贺拔仁、斛律光，押着杨愔等人冲入皇宫。宫中禁军见了高归彦，不敢做任何抵抗，乖乖放下武器。 大殿之上，娄昭君端坐正中，皇帝高殷和太后李祖娥侧立一旁。高演进言：“杨愔等人独擅朝权，恐为大害，已为儿臣拿下，听候处置。” 高殷听了这话，又惊又怕，结巴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娄昭君指着高殷、李祖娥大骂：“你用的什么大臣，竟想谋害我两个儿子，下一个是不是轮到我了啊？哼，怎能让我母子受这个汉人老太婆的摆布！”李祖娥战战兢兢，赶忙磕头谢罪。（李祖娥出身赵郡李氏，是关东的大家闺秀，因此被娄昭君指称为汉人老太婆） 最后高殷被迫向娄昭君表态：“此事由叔父全权处理，儿臣不会庇护任何汉臣。”自此宫廷政变成功，一众执政辅臣都被砍头，杨愔、燕子献、可朱浑天和、郑颐和宋钦道的子女全部处死，五家的兄弟统统贬除官职。 高演被封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不过他还没有马上夺取皇位的意思。鲜卑贵族都给他施加压力，劝他采取行动。高演心中犹豫，暗中找心腹王晞商量。 王晞是王猛的后代，很有谋略，是高演手下难得的智囊人才。汉人的身份让他与鲜卑人的关系处得不好，所以高演白天不公开与他亲密交往，晚上才接他到府中密谈。 王晞分析说：“朝廷以前有人要谋害殿下，殿下仓促反抗，已非人臣所为。皇上现在看见殿下，有如芒刺在背，君臣猜忌，岂能长久！殿下有意谦让退避，只恐违反天意，败坏先帝（指高欢）基业。” 高演佯怒道：“爱卿怎敢有这种言论，我得把你法办！” 王晞说：“天理人心，全是此意，我才敢冒掉脑袋的危险啊！” 高演当然想当皇帝，只是不了解形势是否对己有利，听了王晞的话，他才心中有数。高演上上下下又做了番调查，确定朝野都希望结束高殷的傀儡角色，就大胆开口，跟母亲娄昭君说：“天下人心未安，需要早定名位。” 娄昭君起先已有此意，也没什么好反对的，便下诏废高殷为济南王，由高演在晋阳继立为帝，改元皇建，是为北齐肃宗孝昭帝。娄昭君一再叮嘱高演，无论如何，不得伤害高殷，高演满口应承。可过了半年，有人风传高殷居住的邺城有“天子气”，高演就命人把高殷送到晋阳，掐死了他。 第三部 三分归隋 七 弑君之最 北齐孝昭帝高演废侄自立的前后一年内，南方的陈国和西方的北周也各自更换了皇帝。表面上看，陈、周两国的政权接替显得要比北齐正常和平稳，而实际上，平稳的背后都另有隐情，尤其是北周的权臣宇文护，还捎带着打破了一项弑君纪录。 北周明帝宇文毓的鲜卑名叫作统万突。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宇文泰还在统万城担任夏州刺史，宇文毓降生，因而得名。“突”字的含义，依照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可能取自鲜卑词bargatun的尾音，意思是火神、勇士。这位统万城出生的“勇士”在登上北周天王宝座的时候，年已二十四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比起年少轻狂的宇文觉，明帝宇文毓要稳重许多。 正史对于明帝的评价不错，固然夹杂一部分的溢美之辞（统一天下的隋朝，继承的是北周的正统，北周帝王，尤其是前期的几位，形象自然显得要比同时期的北齐和南陈帝王高大），但我们仍能勾勒出他的一些特点。总体而言，明帝性格宽厚、仁慈，有些像同时期的北齐短命皇帝高殷，但是他在宗族中的关系很好，这一点就比不讨祖母喜欢的高殷要强许多。宇文觉被废，他成为理所当然的君主，没有在北周朝野引发任何异议。 明帝的仁厚绝不是表面上的做作，而源于他本身的文化修养。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不但文笔极佳，还写得一手好诗。即位第二年的秋天，他回到小时候居住过的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心中感触万千，便赋了一首五言诗： 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 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 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 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 诗文远追汉高帝衣锦还乡、歌咏《大风歌》的情怀，词句之间既透出文人的感伤，又显露帝王的气概，确实很难得。有意思的是，这首诗的形式与风格与当时典型的北朝民歌相去甚远，却与南朝的齐梁诗体没什么差别，甚至比齐梁文人的五言诗更加工整、成熟，非常接近于唐代的律诗。 明帝具有如此深的汉化程度，他当然懂得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仁。他治理岐州半年多，实行了不少体恤老百姓的政策，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做天王后，他在诏书中开诚布公地阐释他的治国理念：“帝王之道，以宽仁为大。”凡是在前朝犯了轻罪而被重判，或者因为他人之罪而受牵连的，一律给予纠正；对于因战争被虏为奴的，也全部释放。 接下来，明帝又着手实施改革。北周的州郡区划沿袭北魏，北魏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关东，关中地区的设置相对简单，比如长安所在的雍州就只分五个郡。随着西魏-北周政权的稳固与扩张，大批居民从关东和南方迁入关中，旧的行政资源有所不足。明帝认识到这一情况，重新调整地方机构，将雍州分为十二郡，并且在河东、河南靠近北齐的地区，增设了六个州，以适应新的社会格局。同时，明帝下诏，居住在北周的鲜卑人，以后均改称为京兆人（京兆，即秦汉以来长安的行政区的别称），继宇文泰改郡望的政策之后，进一步巩固了关陇集团的本位意识。 可以说，作为一名接班人，明帝宇文毓要比弟弟宇文觉和堂兄宇文护都要合格得多。可是现实情况是，他身为一名成年的君主，却还要处处受制于宇文护这个权术一流、治国二流的半吊子，实在让人难以容忍。 推立宇文毓做天王，起初就是宇文护提出来的，原因有二：一来宇文觉被废后，依照长幼之序，宇文毓是第一继承人，宇文护自己的根基不够，还没那么大的胆子直接上台领导；二来宇文毓的仁厚，换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柔弱，作为傀儡是再合适不过的品性。 然而，经过两年的观察，宇文护惊讶地发现宇文毓远不是他所想象的样子。只要是宇文毓认为正确的原则性问题，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其中有两件事更让宇文护感到了压力。 头一件事与赵贵、独孤信事件有关，赵贵谋反被诛，牵连逮捕了大批西魏的元氏宗族。明帝颁布诏书，为所有被收为官奴的元氏子女平反，恢复他们的自由身。此举表面上是在赦免元氏宗族，实际上却是在用行动表达宇文护镇压赵贵、独孤信的不满。 第二件事则是立后的风波。我们说过，明帝的正妃是独孤信的长女，两人感情很深。明帝要立独孤氏为王后，却遇到了宇文护的阻挠。独孤信死于宇文护之手，宇文护做贼心虚，不愿意看到独孤信的女儿母仪天下，将来不利于己，于是竭力反对。明帝坚决不让步，与宇文护抗争了几个月，并拉拢了了多数朝臣，终于将独孤氏扶上的册封大典。（可惜的是，独孤王后只在杀父仇人的阴影下生活了两个月，就郁郁而终，没能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美丽的记录。有人猜测，此事的背后也有宇文护的黑手） 宇文护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不交权，不仅明帝要走向他的对立面，北周的诸位王公大臣也不会满意，搞不好有成为“人民公敌”的危险，但又不甘心把大权轻易放弃，迫于形势，他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明帝即位的第三年（公元559年）正月，宇文护上表，称赞明帝英明睿武，让人钦佩，宣布归还执政权。可是这个权力却带折扣——不包括兵权，宇文护的理由不外乎外敌强大，明帝缺乏军事经验，然后说自己愿意不辞辛劳，为明帝分担职责，总揽军务，担任“总管”。 明帝毫不客气，照单全收。你兵权一时半会儿不想给我，没关系，凭着政治上的权力，我足以获得天下的拥戴，到时候收回应有的权力是水到渠成。 两个月后，明帝率领文武百官，在殿前迎接东方冉冉升起的太白金星。他一改以往儒雅的形象，身披甲胄，亲自检阅威武雄壮的北周六军。 身经百战的六军成序列地组成阵形，各色旌旗迎风飘扬。少壮英俊的大周天王，戎装甲胄，乘骏马，按宝剑，在初升的阳光之下，是何等的威武？将士们见到此情此景，岂能不群情激荡，山呼万岁？ 短短几个月，明帝的威望大增，在群臣的极力拥戴下，他宣布改天王，正式称皇帝，改元武成。有了皇帝的名义，明帝开始任命各州军事长官，以安城公宇文宪为益州总管，以大将军、天水公宇文广为梁州总管，以柱国、吴国公尉迟纲为泾州总管，以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秦州总管。 明帝插手军事，并不代表他就要对宇文护反攻倒算。天下尚未统一，北齐的高洋多年经营，即便有些劳民伤财的迹象，实力依然远远超过北周。明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保持对军事的高度重视，其目的是对外，而非对内。这一点，从明帝的年号“武成”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宇文护在政治上不如明帝，在军事上也越来越没有理由继续把持兵权，军政分离只会导致国家衰落。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主动退居二线，老老实实交出一切权力，以明帝的仁厚，他还能得一个善终。 明帝是君子，宇文护却是小人，玩惯了阴谋。他将兵权视为权势甚至生命的最终保障，而不相信什么仁者无敌。在他的世界里，有兵权就有一切，没有兵权就是任人宰割、死路一条。明帝竟然不断干涉军事任免，一下子触及了宇文护的政治底线。 明帝的群众基础太好，宇文护没有可能像废掉宇文觉那样废掉明帝，只好祭出他的另一个“绝招”——投毒。 御膳房里有个名叫李安的官员，本来是宇文护家中的厨子，很受恩宠。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四月，宇文护密令李安在糖饼里加入毒药，向明帝进食。明帝吃了糖饼，很快就不行了，临死前，聪明的他意识到了身后的危机，硬撑着口授了五百多字的遗诏，遗诏中说：“由四弟鲁国公宇文邕继承皇位；希望兄长（宇文护）与公卿大臣能够协力同心，完成太祖（宇文泰）的遗志！” 宇文护弑杀明帝，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连杀三位君主（西魏恭帝、北周孝闵帝和明帝）的人。不过，他的历史地位，也仅限于此。我们为德才兼备的明帝之死扼腕叹息，也为他感到庆幸，他所选择的继承人宇文邕正是彻底改变了三国分裂格局，开启统一进程的一代雄主——北周武帝。 关于北周武帝，待我们交代了南陈和北齐的事，再详细说。 第三部 三分归隋 八 文帝兴陈 北朝上台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年轻帅气，南陈却拥立了一位看来有些显“老”的君主——三十八岁的陈文帝陈蒨。 陈武帝陈霸先虽然在战场上战无不克，但是却抵挡不住权力的诱惑，在尚未统一江南的情况下就急匆匆登上皇帝的宝座，致使简单问题复杂化。 据守在长沙一带的王僧辩部将王琳不买陈霸先的账，拒绝招降，并指挥战舰顺江而下，宣称为王僧辩报仇。本来这是两个军事派系的斗争，陈霸先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主动权，很容易获胜，然而他以陈代梁，就失去了政治的正确性，派去镇压王琳的军队也成了师出无名，王琳的地方军队反倒成了讨逆的义师。结果在沌口（今湖北汉阳西南），侯安都和周文育率领的陈军被指挥若定的王琳击败，大将周铁虎被杀，侯安都、周文育被俘，通过贿赂关押他们的太监才逃得性命。 陈武帝在位不到三年，至死也没完成小半壁江山的统一大业。江州（今江西九江）以西的长江中游，几乎全被王琳占领。王琳干脆把治所从湘州长沙迁到郢州（今湖北武昌），屯兵长江之上，并向江北的北齐称臣，把梁元帝的孙子、永嘉王萧庄迎到郢州（萧庄在之前的齐梁大战中，作为人质去了北齐），推为梁国皇帝，与陈国对抗。没曾想，后梁乘虚而入，抄了王琳的后路，攻占长沙等郡。如此一来，小小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三国并立：建康的陈、郢州的梁和荆州的后梁，两个附庸梁国分别是齐、周两国在南方的代言人。 于是重大的责任就落到了陈武帝的继任者——陈文帝的肩头。以此而言，陈文帝并非守成之君，实乃开创之主。 陈文帝陈蒨是陈武帝的哥哥陈道谭的长子。陈道谭死于侯景之乱，陈蒨被侯景关押，险遭毒手。侯景灭亡，陈蒨被陈武帝委以重任，打了不少漂亮仗，在朝中军中都很有名望。陈武帝有一个在世的小儿子陈昌，梁元帝建都江陵，陈霸先驻守京口，把陈昌和陈蒨的二弟陈顼一同留在江陵做“质子”，后来西魏攻陷江陵，两兄弟都被掳往西魏。所以陈武帝驾崩时，陈昌不在身边。章皇后寄望北周送回亲生儿子，迟迟不愿确定继承人，最后迫于中领军杜稜、中书侍郎蔡景历以及侯安都等武将的压力，不得已才补立遗诏，由时任临川王的陈蒨入继大统。 听说陈武帝去世，王琳大喜，趁陈蒨根基未稳之机，命部下孙玚守备郢州，自己率领水陆大军东征。北齐也派出大将慕容俨兵临江北，声援王琳。 王琳初战告捷，大破前来阻击的陈将吴明彻，乘胜进驻栅口（今安徽无为东南）。陈文帝不慌不忙，命太尉侯瑱与司空侯安都领兵抵御。 侯瑱与王琳曾经同为王僧辩手下部将，王僧辩死后，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拥陈，一个拥梁。侯瑱深晓王琳用兵之道，并不与他硬拼，督统各军在江东的芜湖与王琳相持，从头一年的十一月拖到了第二年的二月。 春天一到，江水暴长，王琳的船队声势浩大，发起进攻，侯瑱率陈军沉着应战，成功拦截。王琳船只受损，退保西岸。就在这时，郢州方面传来快报，觊觎已久的北周和后梁发现郢州空虚，派荆州刺史史宁领兵几万突袭，军情紧急。 王琳进退两难，假若回兵救郢州，且不说来不来得及，手下士兵一旦知情，弄不好就不战而溃。他把心一横，下令急行军，打算先灭了陈国再说。时逢西南风大作，从芜湖往下的一段长江正好是东北流向，王琳处于顺风，自以为“天助我也”，不顾一切地扑向建康。 王琳没有想到，侯瑱绝非一介武夫，而是个很懂随机应变的人。他在江边看得真切，轻轻让过王琳的船队，然后跟在屁股后面追打，这样一来，西南风反被侯瑱利用。王琳的士兵向陈军投掷火把，大风一吹，火都烧向王琳军，陈军啥事儿没有。侯瑱又用小船快速撞击敌船，洒上高热的熔铁，王琳的船队顿成一片火海，死伤惨重。 江中的水军向西溃败，来接应的齐军还不明白怎么回事，两军在岸上踩成一团，自相践踏，陷进芦苇丛的泥沼里。王琳带了十几个亲随乘小船狼狈不堪地逃到湓城（今江西九江），也不敢回郢州（都不知现在是姓梁还是姓周了），护送着萧庄投北齐去了。 其实，郢州在孙玚的带领下倒是战绩不小，几千守兵硬是扛住了北周的大军。本来指望王琳全胜凯旋，大家一起欢庆，谁料想王琳一去不返，陈国的大军乘胜追来。北周眼见这便宜不好占，无奈解围。上司王琳跑了，陈军又士气正盛，孙玚知道守也无益，便流泪开城，向陈军投降。 困扰多年的外敌一朝消灭，陈文帝正要庆贺，北周的宇文护就给他送上一份“贺礼”——堂弟陈昌。 陈昌在北周的俘虏生活不算太坏，以前陈武帝多次向北周讨要儿子，北周觉得陈昌奇货可居，一拖再拖，没能达成交易。等陈武帝一死，“奇货”迅速贬值，宇文护却忽然觉悟，决定放陈昌回国。用意不言自明，离间陈氏兄弟，最好引发内斗，从中渔利。宇文护的这手棋实在让人无法恭维。 首先，陈武帝在位的时候他没送陈昌回去准备继位。如果那时候把陈昌送回国，陈昌几乎是必然的皇位继承人，那么北周对陈国的新皇帝就有再造之恩。势单力孤的陈昌即便不念恩，至少他要坐稳皇位还需要北周的扶持，北周从中赚取的利益能小么？ 其次，陈文帝即位后，宇文护仍然有更好的策略。陈昌毕竟是陈武帝的亲儿子，继位的合法性要高过陈蒨，如果北周给陈昌封个陈王之类的头衔，再派兵护送陈昌到江南做皇帝，同时积极拉拢所有拥护陈昌的“正统派”，搞个类似后梁的傀儡政权，不是也很好吗？ 最坏的手段就是，一面唱着高调要送陈昌回国，一面又不给予政治与军事上的支持，白白把一支潜力股给炒成了垃圾股。 偏偏陈昌还不识趣，完全没有乃父遗风，回国之前得意洋洋地给堂兄写了封信，满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言辞间很不客气。 陈文帝看了信差点没气乐，就这副吃相还跟我抢帝位呢！不过表面文章还得做足，他找来侯安都（武帝时代的名将杜僧明、周文育都已去世，只剩下侯安都了），愁容满脸地说：“太子就要回来了，我只求一块封地，做藩王终老此身。” 侯安都耿直，当下答道：“自古哪有天子被代的道理？微臣愚钝，不敢奉诏！”他表示愿为文帝“分忧”，去接陈昌。 陈昌满面春风地登上“祖国”迎接他的大船，渡过长江后，就变成了一具尸体。侯安都上报：大船在江中损坏，皇弟不幸溺亡。 陈文帝得报，亲自出城，在堂弟的棺柩前演了出“猫哭耗子”的大戏，继而颁旨，以王礼厚葬陈昌。 陈昌丢了性命，但是北周手里的另一名南陈皇室成员陈顼，却幸运得多，毕竟他是陈文帝的亲弟弟。经过谈判，陈文帝同意割让西南的黔中、鲁山两地（今湖北、重庆交界一带），于天嘉三年（公元562年）换回了陈顼。在陈文帝的扶植下，陈顼青云直上，成为文帝重要的左膀右臂。 陈文帝继续巩固他的统治：向西，他命侯瑱夺回了北周占据的湘州（今湖南长沙）和巴州（今湖南岳阳）；向南，他先后讨灭了豫章（今江西南昌）的熊昙朗、东阳（今浙江金华）的留异、晋安（今福建福州）的陈宝应和临川（今江西抚州）的周迪。这些人都是出身溪、越等族的土豪酋帅，割据一方，时降时叛，朝廷有外敌的时候，无力搭理他们，只能以笼络安抚为主，等到外患消除，他们也就如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头了。 至此，陈国才真正拥有了整个江南之地，虽然领土比梁代少掉了一半，但老百姓好歹可以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了。 陈文帝即位时的年号是“天嘉”，取梁武帝早期年号“天监”的前一个字和宋文帝年号“元嘉”的后一个字组合而成，由此我们可以窥见陈文帝的治国施政理想。陈文帝确有这两位皇帝当年的风采，他早年了解民间疾苦，因此崇尚节俭，宽徭薄赋，休养生息；他又实行了南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土断，有效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得国家经济逐渐从侯景之乱后的破败中恢复过来。 人无完人，陈文帝到了后期就没有那么勤政了，人也变得喜好猜忌。他赐死了拥立有功的侯安都，又效法梁武帝，玩起了舍身归佛的“游戏”（南朝的佛事并没有因为梁武帝的灭亡而萧条，反而在陈代掀起新的高潮，自陈武帝开始的几位君主都是佛教的忠实信徒）。 所幸，陈文帝在天康元年（公元566年）因病去世，没有像梁武帝那样晚节不保。可是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比如他的“同志”韩子高。 第三部 三分归隋 九 华皎反陈 韩子高的原名叫作韩蛮子，另有一说他姓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很低微，却长得无比艳丽，犹如女子。侯景之乱爆发的时候，他年方十二岁，流落在民间，遭遇乱兵的追杀。说来也奇，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士兵见了梳着一头总角童髻的韩蛮子，竟没有一个忍心下手。韩蛮子凭着他异乎常人的美貌，一次次从死人堆中逃了出来，保全了性命。 侯景覆灭时，韩蛮子寄寓在建康。他与大队难民一起，跟随出镇吴兴的陈蒨的南下车队，准备回山阴老家。陈蒨本人也是帅哥，可一看到韩蛮子，还是吃了一惊，他问韩蛮子：“你想要荣华富贵么？何不跟着我呢？”韩蛮子大约也被陈蒨的英武之气所震撼，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陈蒨觉得“蛮子”这名字不好听，也不大气，给他改名为子高。 从此，韩子高与陈蒨出双入对，形影不离。韩子高懂得体贴，又善解人意，把性格有些急躁的陈蒨伺候得十分周到。陈蒨则让韩子高学习骑射、兵法，使他逐渐成长为手下一员胆略过人的得力干将。按照冯梦龙所编撰的《情史》的说法，两人间远胜过主仆之情，更有甚者，陈蒨在当皇帝以前，有一回对韩子高说：“人们都说我有帝王相，如若成真，我就册封你做我的皇后。”令韩子高感动不已。（明代作家王骥德的杂剧《男王后》，便由韩子高与陈蒨这段不伦情事引申开去） 陈蒨做皇帝后，终究囿于世俗之见，没能封韩子高为皇后，但也对他大加封赏，任命他为右军将军，负责台城的防务。平定王琳后，韩子高更是统率重兵，深受陈文帝的信任，在几次平定地方叛乱的战役中都有出色表现。天嘉六年（公元565年），韩子高升任右卫将军，一时位高权重，成为朝中不可轻视的人物。 然而，韩子高的地位过分地依附于陈文帝，一旦陈文帝驾崩，他也就大祸临头了。 陈文帝临终前担心十三岁的太子陈伯宗难堪大任，提出把皇位传给弟弟安成王陈顼，陈顼泪流满面、执意推辞。陈文帝显然是在试探陈顼的底（正与宇文泰的手段不谋而合），因为在此之前，陈文帝曾与五兵尚书孔奂、中书舍人刘师知、尚书仆射到仲举等人商议改立陈顼为储君，遭到众人的一致反对，便打消了这一念头，还对孔奂等人大为赞赏。 陈文帝大力提拔陈顼，是要借助宗室的力量来对抗与经济一同恢复的世族势力，稳固陈氏江山，但他还没大方到愿意把江山转让给弟弟。陈顼也很聪明，当面向哥哥表了忠心，取得了信任。陈文帝在遗诏中，任命陈顼与刘师知、到仲举共同辅佐十三岁的太子。陈伯宗继位，改元光大，以陈顼为大将军、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 刘师知是陈武帝的重臣，他最大的一件“功劳”就是参与执行了杀害梁敬帝的任务，到仲举则是陈文帝的重臣，两位都是文官，在宫中参与决策大事。陈顼带领左右亲随入驻尚书省，主持行政工作，刘师知等人心存忌惮。几个人商量着要把陈顼外调，由太后东宫的通事舍人殷不佞给陈顼假传太后的旨意，说：“如今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安成王可以返回东府（位于台城外）处理扬州的事务。” 陈顼领旨退到内室，手下的参谋毛喜对他说：“如今社稷未宁，局势不稳，这肯定不是太后的意思。希望大王以社稷为重，三思而行，千万不可让奸人得逞，步曹爽的后尘！” 陈顼本来就是半信半疑，听了毛喜的分析，深感有理，便假装生病，把刘师知召到府中谈话，同时派毛喜进东宫向太后和皇帝求证，马上戳穿了谎言。（刘师知等人也是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如此重要的决策，至少也得拉太后或皇帝这样的靠山啊，什么前期工作都不做就想空手套白狼，实在是异想天开） 陈顼得到确凿证据，当即囚禁了刘师知，并入宫向太后和皇帝通报刘师知等人的罪状。刘师知下狱赐死，到仲举贬官软禁，跑腿的殷不佞倒是运气不坏，因为品行不错，被陈顼免了罪，只是做不成通事舍人了。 到仲举事败，韩子高吓坏了，他俩同为文帝时代的要臣，不免兔死狐悲。韩子高心知自己手握兵权，必被猜忌，主动向陈顼请求出镇外地。可是陈顼与陈文帝不同，对男色没有兴趣，不予理睬。没过多久，陈顼接到告发，说韩子高与到仲举谋反，便将两人赐死。韩子高时年三十岁，看起来，“天妒红颜”的说法，对于男人也是适用的。 韩子高被杀的消息在陈国掀起轩然大波，据守长沙的湘州刺史华皎与韩子高一样属于文帝嫡系，心不自安。为求自保，他一面秘密招兵买马，与北周和荆州后梁政权接触，取得两方的支持，一面向朝廷上折，请求调任广州刺史。 陈顼看出华皎的用意，假装答应了他的要求，却扣住诏书不发，以大将吴明彻为新任湘州刺史，率领三万水军赶往郢州，征南大将军淳于量率领五万水军跟进；陆路方面，以冠武将军杨文通从安成（今江西安福西）出茶陵，巴山太守黄法慧从宜阳（今江西宜春）出醴陵；又以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总督十几万大军，进兵湘州。 面对陈顼咄咄逼人的攻势，华皎这边只有巴州刺史戴僧朔、长沙太守曹庆等少数将领响应，强弱悬殊，他忙向北周与后梁求救。 北周把陈顼送回陈国后，两国便恢复了正常的邦交，五年没打仗了。北周宇文护却不满于现状，总觉得陈顼这个放回去的“人质”没能带来更多的好处。他压制住国内反对出兵的声音，以周武帝的胞弟、卫国公宇文直为总督，大将军权景宣和元定分别率领水军和陆军南下，援助华皎。 在荆州江陵，后梁宣帝萧詧已经去世，在位的是他的儿子梁明帝萧岿。此人很热衷于对南朝作战，欣然接受了华皎的归降书，派出柱国王操率两万水军与华皎会合。 周、梁援军与华皎本部军队兵分水陆两路：水军由华皎统领，包括权景宣的北周水军与王操的后梁水军，顺流而下，屯兵长江上的白螺矶（今湖北监利东南）；陆军驻扎在鲁山，由宇文直指挥，其中元定的几千北周步骑兵进围郢州。南陈也不示弱，吴明彻溯江而上，与华皎相持，淳于量则驻军夏口，阻住元定的退路。一时间，周、梁、华、陈四方军队纵横驰骋，甚是热闹。 华皎得到援军，信心倍增，水军船队从巴陵浩浩荡荡地出发，顺流乘风，很快就在郢州附近的沌口与吴明彻等人的陈军相遇，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水战开始了。 华皎的周梁联军占据上游，优势明显，尤其是主力船只体型庞大，船上置有拍竿，令陈军难以靠近。所谓拍竿，实际上是一种大船上配备的重型武器，一般的形式是：在船上竖起桅杆，每根桅杆上固定一道粗壮的横杆（类似巨型投石机的杆臂），一头悬上大石，伸出船外，另一头用绳索连接辘轳，由多名士兵控制，一旦敌船行驶到攻击距离内，就驱动拍竿砸下大石，将其击碎。拍竿作为水战利器，最初出现在晋代，到了南北朝后期使用逐渐频繁起来。陈军船上也有拍竿，但数量和威力远不及周梁联军。 吴明彻和淳于量并未被联军的气势吓跑，他们分析战势后，终于想出了应敌良策：花重金在于军中募集一批敢死队员，驾驶多艘小船冲向华皎的船队，不断进行骚扰。联军使用拍竿反击，小船顿成碎片，可是联军的石块也消耗完了。这时，淳于量才指挥陈军的大船用拍竿发起攻击，失去拍竿威力的联军大船无法拒敌，全部被击破沉没于长江之中。 华皎不甘失败，又用船装上干柴，点上火，向陈军驶去，打算焚烧陈军船只，不料风向突变，反而把自家的船给烧着了。于是联军大败，华皎、戴僧朔、宇文直等人乘小船逃往后梁。元定的军队攻不下郢州，仓皇退到巴陵，被先期占领巴陵、长沙等地的陈将徐度、杨文通生擒。 吴明彻乘胜追击，一举攻克后梁的河东（今湖北松滋一带），又在第二年（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兵临江陵，引水灌城，梁明帝吓得逃往纪南（今湖北江陵北）。眼看江陵城危在旦夕，北周也不想丢掉这个附庸，大将军田弘率领周军协助后梁军队日夜苦战，终于打败了陈军。吴明彻见后梁后援强大，就势退到公安，梁明帝才得以返回江陵，继续维持他的傀儡政权。 陈顼平定了华皎的叛乱，扫除了忠于文帝的势力。光大二年年底，他借太皇太后（即陈蒨和陈顼的母亲）的命令，废掉陈伯宗，自立为帝，改元太建，是为陈高宗孝宣帝。又过了两年，陈伯宗暴毙，年仅十七岁，其中的内幕，不消说，读者大概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 第三部 三分归隋 十 三十年后河东 宇文护征讨陈国，以为能够乘人之危，结果得不偿失，周、陈关系陷入僵局。宇文护派当年护送陈宣帝回国的杜杲出使陈国，向陈宣帝阐明利害，两国才重新修好，避免了进一步的军事冲突。 宇文护急于与陈国讲和，是利益使然。一方面，在长江流域作战，北周的确不是经验丰富的陈军的对手；另一方面，北周也需要排除干扰，专心对付东方的强敌——北齐。 北齐帝国家大业大，却被高洋起了个坏头，从立国之初，到最后灭亡，基本就是个“疯子帝国”。不仅如此，北齐的皇帝普遍还有两个特点：第一、长得帅，第二、短命。 “长得帅”不难解释，高欢是“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娄昭君也算鲜卑美女，他们后代的长相自然不会吃亏。唯一的例外是高洋，怎么看也不像是高欢和娄昭君生出来的（有人推测，高洋出生前，高欢夫妇正好是在尔朱荣的军旅之中，外界压力过大，导致他先天发育上的缺陷），倒像拣来的一般，也怪不得娄昭君对他很不待见。 “短命”是从高澄时代以来就一直保持的“传统”：高澄被厨子刺杀，活了二十九岁；高洋酗酒，三十一岁上了西天；高殷更惨，十七岁就被叔叔高演杀害；高演在侄子死后不久就遭了报应，和高殷一样，他在位的时间也不到一年。 高演的死因，大致有三种说法。《资治通鉴》上说，有一次高演外出打猎，坐骑被一只忽然窜出的大兔子吓倒（没错，就是兔子！），狠狠地坠落在地，把肋骨给摔断了，不治而亡。这是“摔死说”。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则说，高演生性至孝，母亲娄昭君患病针灸，他握拳代痛，娄昭君的指甲抓入掌心，血流满手。娄昭君病好了，高演则因为感染病菌去世。这是“病死说”。 第三种说法源于《北齐书》和《北史》，野史又进行了演绎，说高演夺了帝位，杀了侄子，心神不宁，常在宫中看见高洋和杨愔等人的鬼魂飘来飘去，对他扬言报仇。高演害怕，渐渐精神恍惚，身心憔悴，便想用校场演武的方式驱鬼，不料坐骑被兔子吓倒，坠地而亡。这种说法的后半部分与“摔死说”相似，但更具传奇色彩，不妨称为“吓死说”。 不管是哪种死法，临终的高演一定是后悔不迭。娄昭君探病，向他反复询问高殷的去处，高演理亏，无言以对。老太后掩饰不住内心的悲愤，当场扔下一句话：“你不听我的话，杀了他，活该抵命！”高演就这样在痛苦和悔恨中死去了，终年二十七岁。 高演是高氏兄弟中唯一不嗜杀的皇帝，除了杀害高殷，他没有什么劣迹。他革除高洋时代的弊政，重视官员的考核与任用，北齐朝政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时，高演志在富国强兵，一统天下，曾请太子中庶子卢叔武等人撰写了《平西策》，作为与北周作战的指导性文件。 如果高演不杀高殷，是否就不会碰上大兔子，是否就不会早死，是否就可以带领北齐走上康庄大道？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高演吸取哥哥高洋的教训，没有把皇位传给太子高百年，下诏由弟弟长广王高湛入继大统，并且告诫他说：“高百年无罪，你可将他好好安置，不要学我。” 北齐的皇帝宝座，继续按照兄终弟及的模式向下传，轮到了高欢第九个儿子高湛的手中。高湛就是北齐世祖武成帝。 高湛外表俊美高大，是符合北齐皇帝特征的典型帅哥。漂亮孩子谁不喜欢？高欢也不免俗，对他格外钟爱，与柔然和亲时，为他迎娶了阿那瓌可汗的孙女。父母过度的溺爱没有造就惊天纬地的男子汉，倒是把高湛惯成了一个无德无才的绣花枕头。 高演做上皇帝，高湛出了不少力。高演怀疑高殷时，他也在邺城，心不自安，就找来宗室高元海，求教应对策略。高元海不冷不热地回答说：“皇太后身体健康，皇上孝悌友爱，殿下不必胡思乱想！”高湛急了，发火说：“我找你来是听这些的吗？”他把高元海关在自家后堂，逼他想对策。高元海没办法，绕着床折腾了一宿，提出上中下三策，并声明：“依我看，这三个策略殿下一个也不会用。” 高湛也不生气，马上让高元海说上策。高元海说：“殿下效仿汉朝的梁孝王，带上少数几个贴身侍从去晋阳，先见太后，请求哀怜，然后再去见皇上，交出兵权。直到老死，不问朝政。此为上策。”高湛觉得不妥，接着问中策。 “殿下向皇上上表，就说自己权力太大，恐怕遭受嫉恨，请求外放到青州和齐州去做刺史，必能解除疑心，此为中策。” 高湛摇摇头，说：“去青州这样的鬼地方不算个事儿，你再说说下策吧。” 高元海愁容满面：“我怕诛连九族……”高湛强令他说。 “下策就是，干脆起兵，拥立济南王（高殷）复位，杀掉帮凶高归彦，号令天下，讨伐不臣。” 讽刺的是，高湛对高元海这个造反的主意却很感兴趣，可是他胆小不敢干，又不好意思告诉高元海，三个策略他确实一个也不会用，就找“专家”占卜。没想到答案是：“什么也不做，就是大吉。”高湛笑了，鬼神知我心啊，就什么也不做了。（由此可以看出，高湛压根儿没有什么魄力，即使明明知道怎样做有利，也不去做，最后只能凭运气了。） 结果高湛还真撞上了狗屎运，不但没有任何生命危险，还白捡了一个皇位。高湛一上台，北齐的噩梦正式开始了。 高湛即位很顺利，得感谢一个人，他就是号称拥有六军的平秦王高归彦。高演去世时，高归彦主动跑到邺城，迎立高湛，被拜为太辅。高归彦居功自傲，朝中大臣们都看不惯他，纷纷在高湛耳边数落他的短处。高元海对高湛说：“高归彦当年被文宣帝重用，统领禁军，却背弃了托孤的誓言，依附孝昭帝（高演），导致济南王被废，如今他又那么拥护陛下，绝对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将来必成祸乱。”高湛一听有理，就把这位拥立有功的族叔外放为冀州刺史。 高归彦在冀州待了半年，越想越不平衡，就打算在高湛去晋阳的时候，乘虚占据邺城。谋划还没成型，就被手下的郎中吕思礼给告发了。高湛命大司马段韶、司空娄叡率兵讨伐，高归彦仓促闭城拒守，手下支持他的人只有四万。 高归彦登城，气得直骂：“孝昭皇帝驾崩，我拥兵百万，主动拥立陛下。真要造反，那时候早反了，还用等到今天么？我是看不惯高元海那样的佞臣在皇上面前构陷忠良，只为杀掉他们，一雪耻辱！” 高归彦不是高湛大军的对手，城破出逃被擒，押到邺城。高湛将高归彦及其子孙十五人，全部斩首。 杀个把功臣，对于高湛来说还不过瘾，他认为应当像哥哥高洋学习，玩点更“浪漫”的东西，跑到高洋遗孀李祖娥的昭信宫中，二话不说就要亲热。李祖娥拼命挣扎，高湛便威胁说：“若是不依从我，就杀了你儿子。”这种无赖流氓的招术大约是从高洋那儿学来的，而且还强过高洋，反正把李祖娥都吓住了，只好顺从。 高湛尝了一回甜头，以后就频繁出入昭信宫，搞大了李祖娥的肚子。太原王高绍德去看望母亲，李祖娥躲着不见，高绍德就在宫门外大叫：“母后以为孩儿不知道么？母后肚子大了，所以不想见我！” 李祖娥羞愧难当，几个月后生下女儿，就给淹死了。高湛勃然大怒，说：“你杀了我的女儿，我难道不能杀你的儿子么！”派人把高绍德抓来，当着李祖娥的面，用刀环活活打死。李祖娥眼睁睁看着儿子的惨状，哭天喊地，几乎晕厥。高湛还不解恨，又扒光她的衣服，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裹在袋子里，扔进宫外的水沟。李祖娥也够命大，一通折磨下来居然没死，高湛懒得再搭理他，把她送往佛寺剃发为尼去了。 高湛对高洋的妻儿如此狠毒，对于高演千叮万嘱请他放过的前太子、乐陵王高百年，也不例外。 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天上出现了“白虹贯日”，高湛和高洋一样，首先想到的也是用杀人来应对天象。高洋杀元氏宗族，高演杀高殷，看样学样，高湛选中了十四岁的高百年。 高百年有个老师叫贾德胄，负责教高百年书法。有一天他向高湛举报，说高百年写过很多“敕”字。高湛一看贾德胄呈上来一个个工整的“敕”字，心想：高百年啊高百年，这下可找着杀你的理由了。（“敕”是皇帝下令时才能写的字，写“敕”字可以理解为有谋反的企图。） 高湛派人召高百年进宫，高百年心有预感，与妻子斛律氏（大将斛律光之女）依依惜别，解下腰带上的佩玉给她保存。 高湛见到高百年，便命他写“敕”字，写完一对照，跟贾德胄上交的笔迹非常相似。高湛一拍桌子，左右拿着棒子，不容分说就是一阵毒打，又拖着高百年绕着内堂，边走边打，所过之处，鲜血遍地。高百年被打得奄奄一息，不停哀求说：“叔叔饶命，我情愿给您当奴隶！”高湛听得烦了，下令斩杀高百年，抛入后花园的池中，把池水染得一片鲜红。 可怜的小王妃斛律氏苦苦相守，只等来了丈夫的噩耗。她对着佩玉日夜号哭，不肯进食，饿死在家中。死时，拳头中仍然紧握着那块佩玉。 高湛残忍地杀人，其实正反映了他内心的虚弱，因为无所作为，所以只有杀人立威，恐吓臣子。高湛终日里只懂纵酒、握槊（南北朝时期一种赌博游戏），他宠信精于玩乐的西域胡人和士开，欣赏和士开的“开导”：“自古帝王，到头来都化作灰烬，尧、舜、桀、纣，有何差别？陛下青春少壮，正当及时行乐，一日快活胜千年。国事交给大臣就好了，何必劳心吃苦呢？”在和士开的熏陶下，高湛愈加疏于政事，上朝议会成了过场，批阅奏折成了形式，上行下效，北齐能不衰落么？ 以前齐文宣帝高洋在位时，北齐全盛，每到冬天，黄河西面的周军就到河上凿冰，以防止齐军踏冰过河偷袭。如今东西对峙三十年过去，轮到黄河东岸的齐军凿冰防御了。真是世事难料，天道无常，三十年前河西，三十年后河东。 第三部 三分归隋 十一 北齐三杰 北齐的朝政虽然被败家子高湛搞得污七八糟，可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高欢留下的底子确实很厚。北周在军事上由宇文泰时代的战略防御，逐渐转为战略进攻，但要想吃掉北齐，还真不那么容易。北齐不仅在经济积累、文化沉淀上仍然强过北周，更有一批英勇善战的鲜卑宿将，武威不减当年的六镇军士。其中最强悍者，是所谓北齐三杰：段韶、斛律光和高长恭。 段韶是三个人里年龄和资历最老的，作为高欢老臣段荣的儿子，他自高欢信都起兵以来就屡建战功，高欢与宇文泰的邙山大战中他射杀贺拔胜的战马（参见《绝代双骄》），救下高欢一命，从此愈发得到高氏父子的信任，在军中威望极高。武成帝高湛即位后，他先后任大司马、太傅，位列三公。 斛律光比段韶小十多岁，《周书》喜欢叫他斛律明月，明月是他的字，很可能也是他胡名的意译。斛律一族在北齐声名显赫，斛律光的父亲斛律金深受高欢重用，在高欢帐下南征北战，北齐建国，他官至左丞相，礼遇有加；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与斛律光一样射术极佳，擢升为持节，都督北方六州；斛律家的女人更是不得了，一共出了一位皇后、两位太子妃，斛律的子弟还娶了三位高家的公主。 斛律光本人早早就崭露头角，十七岁时他跟随父亲征讨西魏，生擒宇文泰大将莫孝晖，被高欢提拔为都督。高澄继位，任命他为亲信都督、征虏将军、卫将军，武成帝又把他先后升到尚书右仆射和司空。斛律光言语不多，性情刚直，治军以严明著称，对手北周怕他，他手下的北齐士兵也对他敬畏不已，斛律光指挥的军队，一向是勇往直前，战斗力极强。 北齐三杰中最年轻也最有魅力的，无疑当数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的大名叫高孝瓘，然而人们更喜欢以“长恭”这个名字称呼他，他是高欢的孙子，高澄的第四子，论辈份比前两位要低一辈（段荣和斛律金与高欢基本是同辈人）。 高长恭的一生都充满着解不开的谜。有谜，就会引发后人不尽的联想与向往，以至于今天还有不少他的崇拜者。高澄共有六个儿子，惟独兰陵王高长恭的母亲是谁，正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像高澄这样的花花公子，难保这背后不会隐藏着什么难以启齿的风流韵事，究竟内幕如何，恐怕也只能等待后人遍寻故纸堆和考古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除了身世不明外，高长恭品性的“与众不同”也是个谜。高家子弟大多不遵守公序良俗，酗酒、刻薄、暴虐，那是司空见惯。偏偏高长恭却清心寡欲，属于高家的“另类人物”，他担任并州刺史，对部下非常体恤，每次得到美味瓜果，总与将士们共享。他既不贪婪，也不放纵，很得人心。 不过在容貌方面，高长恭还是继承了高家的光荣传统。《北齐书》用八个字形容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几乎把描述帅哥最高境界的词语，全部集中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南北朝时期崇尚仪表，高长恭在战场上，对于稳定军心，震慑敌人，是相当有作用的。 有这三根支柱在，北齐就丝毫不惧怕北周在军事上的进攻。 北周宇文护也明白自己的军事实力比北齐还差一大截，他没有什么治军的高招（连治国都是在沿袭宇文泰时代的政策，没有什么新鲜的手段），所能想到的只有吸收外援。放眼天下，除了南方孱弱的陈国外，潜在最合适的友军，便是漠北的突厥汗国。 突厥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彻底消灭了柔然残部，完全占据了柔然的昔日领土，取代了柔然的地位，征服了契丹等部族，并将疆域扩大，把势力触角延伸到柔然没能有效控制的西域地区，击破了西域大国嚈哒，建立起了一个以鄂尔浑河上游为中心，东起辽海（今辽河上游），西抵西海（今咸海），南临大漠，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的大汗国。 宇文泰末年，突厥的木杆可汗（伊利可汗之子）就许诺要把女儿嫁给宇文泰，后来宇文泰去世，木杆可汗被北齐利诱，又想反悔。宇文护决定旧事重提，派御伯大夫杨荐再去提亲，向木杆可汗申明大义，请突厥出兵共同伐齐。 保定三年（北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深秋，北周与木杆可汗结盟，兵分两路，柱国杨忠率一万步骑兵，经突厥由北路南攻，大将军达奚武率三万步骑兵，由南路向东北进攻平阳，约定会师高氏的统治中心——晋阳（高欢发家晋阳，因此晋阳在北齐的政治军事地位格外重要，北齐的首都名义上虽是邺城，但晋阳才是实质上的首都，攻下晋阳，相当于要灭亡北齐）。 杨忠进展顺利，连续攻占了二十几座北齐城池，拿下陉岭（今山西代县西北），与木杆可汗的十万突厥骑兵会合。周突联军从恒州（今山西大同）分三路，在漫天飞雪中向晋阳城杀来。 齐武成帝荒淫归荒淫，但还不算太糊涂，知道晋阳的重要性，他派斛律光率三万步骑兵驻扎平阳，顶住达奚武的进攻，自己从邺城倍道兼程，赶往晋阳。 晋阳城下，黑白分明，白的是厚厚的积雪，白茫茫足有几丈深，黑的是北周士兵的军装，黑压压不计其数。武成帝吓坏了，想要弃城逃跑，在赵郡王高叡和河间王高孝琬的拼命劝谏下，才同意全力抵抗（这里又可看出武成帝的怯懦，幸运的是大臣们依然顾全大局）。武成帝命高叡节度全军，三杰之首的段韶为总督，在晋阳北城布下阵势，迎战联军。 木杆可汗见段韶指挥的齐军军容严整，气势先矮了半截，埋怨起杨忠来：“你们的使臣不是说齐国混乱，可以讨伐吗？如今这架势，我们哪里打得过？” 两家正扯皮呢，北齐那边忽然鼓声大作，精锐尽出，向联军大营杀来，突厥军虽多，却不战而逃，杨忠的周军失去支援，顿时大败。达奚武在平阳得知北路失败，也解围西退。斛律光尾随追击，深入北周境内，掳回了两千多北周士卒。 北周的进攻受挫，宇文护很是不爽。第二年夏天，他又派杨忠联合突厥，再次讨伐北齐。突厥的木杆可汗上一次没打就败，面子上也觉得很挂不住，他整顿起十几万骑兵，侵入北齐长城，骚扰幽州、并州。 齐武成帝见北周和突厥卷土重来，十分害怕。宇文护以前跟着宇文泰入关，母亲阎氏以及姑母都留在了晋阳，齐武成帝差人探访到阎氏姑嫂的下落，先送回姑母，并写信告诉宇文护，打算把阎氏送往长安，希望宇文护不再攻齐（阎氏这样的王牌，显然是扣在北齐的意义要远大于放回北周，武成帝这么基本的外交常识居然不懂）。宇文护当即召回杨忠，并复信感激北齐的“大恩大德”，承诺休战交好。 齐武成帝读了宇文护的信，自以为用人质换回了和平，正要护送阎氏去北周，却收到了段韶从抵御突厥的前线发来的强烈反对信。 段韶的理由很直接：“周人反复无常，本讲信义。宇文护既然为他母亲请和，怎么连一个正规的使臣都不派呢？假若仅凭一封书信，就放回他母亲，恐怕被周人看轻。不如表面上答应他们，等两国确定和好，再放人也不晚。”武成帝不听，什么信物都没要，就把阎氏送了回去。 事态的发展果然被段韶言中。宇文护母子团圆，还没发表感言，突厥人就来催他速速派兵，履行约定。宇文护生怕得罪突厥，便把对北齐的承诺抛在脑后，亲自调集了长安二十四军，以及各地军队，共二十多万，出潼关伐齐。北周共分三路东进：中路精兵十万，由尉迟迥率领，直指洛阳；南路为大将军权景宣统领的荆襄兵，进围悬瓠（今河南汝阳）；北路为少师杨檦的河南兵，攻打轵关（今河南济源西）。 三路军队命运不同。杨檦以往与北齐常有边境战，从未失利，颇为轻敌，不与友军配合便孤军深入，被北齐太尉娄叡大败，投降了北齐。权景宣稳扎稳打，连续接受北齐豫州、永州刺史献城，形势主动。尉迟迥的北周主力则连日猛攻洛阳，宇文宪、达奚武、王雄等将屯兵邙山，以为声援。 洛阳告急，齐武成帝向段韶求救，但又怕突厥乘虚南下，两面受敌。段韶上书说：“突厥侵扰北边，不过小事一桩。西方才是心腹大患，只要打败周军，突厥自退。” 齐武成帝大喜，与段韶一起从晋阳出发，去解洛阳之围。 段韶登上邙山山坡，仔细观察周军的阵势，立时了然于心。他命齐军在洛阳东面的太和谷扎营布阵，自领左军，高长恭领中军，斛律光领右军。三杰悉数出阵，令周军大为震惊，仓促上山迎战。齐军且战且退，将周军引入山谷。 段韶质问周军：“你们宇文护刚与母亲团聚，就进犯我国，是何缘故？” 宇文宪等人答道：“上天派我们来教训你们，何须多问？” 段韶哈哈大笑：“天道赏善罚恶，一定是派你们来送死的！”说着一摆手，身后的齐军突然发动反击，周军大乱，士兵纷纷坠入山涧，伤亡无数。 高长恭带领五百骑兵，在周军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金墉城下。洛阳城头的守兵怕是北周的诡计，一时竟没认出是高长恭。高长恭当场脱盔抬头，众人一看是兰陵王，军心大振，出城接应，大败城外的周军。（此役后，北齐将士共同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以歌颂高长恭的丰功。《兰陵王入阵曲》配有舞蹈，歌舞者戴面具边跳边唱，因此后世常误传，说高长恭喜欢在战场上戴面具，其实这只是艺术加工，高长恭当时戴的应是重盔。） 此战齐军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周军光是丢弃的武器辎重，一路就达三十多里，猛将王雄更是被斛律光一箭射杀。邙山，再度成为宇文氏的伤心地。 第三部 三分归隋 十二 无愁天子高纬 邙山的胜利并不能扭转北齐的颓势，接下来的两年中，北齐连续出现洪水、粮荒等灾难，崇尚“享乐主义”的齐武成帝被搞得焦头烂额，越来越厌倦做皇帝的辛苦与无聊。 有个聪明人看出了他的苦衷，还为他想出了解脱的方案，这个人叫作祖珽。 祖珽放在今天也绝对是个全才，他精通多项技能，包括文章、音乐、外语、医术，左右都吃得开。高欢看重他的文章，任用他作参军（玉壁之战负责劝降韦孝宽的，就是他）；武成帝则看重他的音乐细胞，把他升为中书侍郎，常召他到后花园弹奏琵琶。 要说祖珽为武成帝解脱，不如说他是为了自己。祖珽找到武成帝的头号宠臣、侍中和士开，对他说：“老兄受皇上宠幸，恐怕自古无人能比，可一旦宫车晏驾（指武成帝驾崩），你还能保证有个好结局么？” 和士开哪里考虑过这么远，一经祖珽提醒，心里紧张起来，就问怎么办。祖珽不慌不忙地答道：“你就跟皇上说，本朝以前诸帝（指高澄、高洋、高演）的儿子都做不成皇帝，如今应该让皇太子早日登位，以定君臣名分。此事若成，你的地位不变，皇后和太子又会感激你，岂非万全之策？” 和士开闻言茅塞顿开，于是逮着机会就在武成帝耳边灌输祖珽的思想。恰好天上出现彗星，据称“除旧布新”的征兆，祖珽便上表劝武成帝传位太子，以应天意，并详实地介绍了北魏献文帝禅位的典故。 武成帝不懂什么大道道，但是听了和士开、祖珽的话，觉得既能保持高位，又不用直接操心国事，这主意很不错。他便于河清四年（公元565年）传位给太子高纬，改元天统，当起了太上皇帝。 祖珽被拜为秘书监，加仪同三司，不仅武成帝对他倍加宠幸，小皇帝高纬的母亲胡太后也对他十分信任。聪明人一时得意，便犯了严重的错误：他试图排挤和士开等人，进而谋取宰相之职。 和士开在武成帝的眼里，就是完美，容不得旁人半点亵渎。祖珽上疏列数和士开依仗权势、为非作歹的罪状，虽然基本属实，却引得武成帝勃然大怒，派人把祖珽抓来，质问道：“你为啥毁谤我的和士开？”祖珽据理力争，武成帝根本不听，把他一顿暴揍，几乎打死，又发配充军，关入地牢，几乎与世隔绝。祖珽晚上在牢里点芜菁子照明，结果烧出来的烟把双眼都给熏瞎了。（后来武成帝驾崩，祖珽才被放出来重新做官） 武成帝本以为“退居二线”能够延年益寿，可是他从此更加放纵，仅快活了三年多，就在天统四年（公元568年）升了天，终年三十二岁，没逃出北齐皇帝“短命”的规律。当然，即便在这期间，武成帝也没少杀人，高澄的两个儿子河南王高孝瑜、河间王高孝琬都被他找了理由残忍杀害。 武成帝临终时，对亲密战友和士开托以后事，并死死抓住他的双手说：“千万不要辜负我啊！”说罢，结束了他荒淫暴虐的一生。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武成帝捧为伊尹、霍光再世的和士开，不仅没有匡世之才，而且还凭着握槊游戏玩得好，频繁进出内宫，早就勾搭上了他的皇后胡氏。胡氏也是个十分淫乱的女人，曾跟不止一个太监有不正当的关系，遇到和士开后，两人就做了固定的情人。武成帝对于和士开奉送的这顶大大的绿帽子，不知道是毫不知情，还是满不在乎，照样宠爱和士开，也照样让胡氏稳坐皇后的宝座（高纬即位，胡氏升级为皇太后）。武成帝死后，和士开把别的嘱托都忘得一干二净，惟独在“照顾”遗孀方面，倒确实是不遗余力、“不负所托”。 北齐的几代执政者，凡是稍微正常点的，比如高殷和高演，甚至没做成皇帝但勉强正常的高澄，在位时间都极短，无法充分施展才华；高洋和高湛的在位时间稍长（高洋十年，高湛皇帝加太上皇共八年），都有疯狂的倾向。高洋疯狂，至少还有才干，并不昏庸；高湛疯狂，才能也远不及他的兄长们，可说是集昏君与暴君于一体。不过，他沿用前朝旧人，文有赵彦深、元文遥等人，武有三杰，继承了高洋时代的国策，多多少少还是做了一点事情，比如仿效魏孝文帝的制度推行均田制、扩建内外长城，《齐律》也是在他这朝最终定稿完成的。当然，这都是些吃老本的修补性工作，只是维持现状、苟延残喘而已。 武成帝高湛一死，十三岁的高纬独立掌国，北齐局势更加险恶了。高纬性情懦弱少语，在公共场合会见群臣，从来说不上几句话，但他在音乐方面却颇有造诣，亲自作《无愁曲》，与宫女侍从一同弹琵琶吟唱，大家都叫他“无愁天子”。（“无愁”二字，与小皇帝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多么强烈的反差。作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非但没有一点振作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荒废国事，这样的国家，基本上是在等死了。） 高洋、高湛时代积压下来的各派矛盾，在高纬时代终于不可遏制地一一发作了。 高纬遵从父亲的嘱咐，对和士开委以重任。和士开与胡太后没了拘束，往来更是亲密，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高纬的堂叔赵郡王高叡与娄定远、元文遥等人嫉恨和士开，武成帝刚死，便在胡太后主持的朝宴上，公开指责和士开贪污受贿、秽乱宫廷。 胡太后一听大为恼火，辩解道：“先帝在世时，你们怎么不说？现在莫非是要欺负我孤儿寡母么？” 众臣不依不挠，坚持认为不把和士开贬到外地，朝廷上下必不安宁。胡太后几经交涉未果，只好以武成帝丧事为借口拖延，然后召和士开入宫，商议对策。 和士开的点子果然不少，他当即献上“缓兵之计”：高纬下诏，任命和士开为兖州刺史，丧葬完毕就遣发，以放松高叡等人的警惕。 武成帝下葬，高叡催促和士开上路。和士开磨叽了几天，找不着机会觐见太后，便用车载上两名美女、一卷珠帘，去拜访另一名反对他的大臣娄定远，说：“那些权贵一心想杀我，承蒙您出力才保全了我的性命，出任地方官。今天特此告别，送上一份薄礼。” 娄定远见“薄礼”丰盛，一脸高兴地问：“想回朝做官吗？” 和士开表现得十分超然，说：“在朝日久，不能自安，如今远出，不愿再回来了。只求临行能与太后与皇上告辞。” 娄定远信以为真，竟同意让他进宫。和士开一进宫，立即换了一张脸，向胡太后哭诉道：“我看朝中权贵是要废掉皇上，微臣走后，必生大变，微臣有何面目去地下见先帝哦！” 胡太后和高纬也吓得大哭，求和士开想办法。和士开说：“微臣已经入宫，陛下只需再写几行诏书，治高叡一个欺君之罪即可。”高纬依计行事。 高叡平白受诬，进宫申辩没有回应，出宫后便被捕押往华林园的雀离佛院，由皇宫中的武士刘桃枝处死。和士开官复原职，不久又加封为淮阳王，元文遥和娄定远则分别贬为西兖州刺史和青州刺史。娄定远所得的贿赂，统统归还和士开，还倒贴上大笔钱财，以求自保（贪小利而无原则者的可耻下场）。 高叡冤死后，和士开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他大肆排除异己，滥用亲信。和士开之外，高纬还任用自己的奶妈陆令萱及其儿子穆提婆，还有以前太子东宫的侍卫韩凤、高阿那肱，这些人都是高纬幼时在宫中的玩伴，哪里会治国？和士开和他们勾搭在一起，共同把持高位，掌控了朝政。 “水满则溢”，反对和士开等人的暗流越来越强，和士开的好日子不长远了。 高纬有一个同母弟弟，叫作高俨，受封琅琊王。武成帝和胡太后都觉得高俨比高纬聪明能干，一度有过废掉高纬立高俨的念头。小王爷高俨因此也颇为目中无人，看不惯和士开、穆提婆等人的专横奢侈，对其恨之入骨。和士开忌惮高俨，借高纬之令命他出居北城的宫殿，不得随时进见胡太后，继而又劝高纬把高俨派到外地，准备夺取他的兵权。 高俨与胡太后的妹夫侍中冯子琮一商量，决定先下手为强。武平二年（公元571年）七月，高俨命治书侍御史王子宜写好一份弹劾问罪和士开的表文，然后由冯子琮夹杂在其他公文中，呈送给高纬。高纬处理公文从来是不看内容，大笔一挥，三分钟完事，这次也不例外。 高俨拿着高纬的批复，命领军将军厍狄伏连抓人。厍狄伏连心觉蹊跷，但是皇帝的命令白纸黑字，让人不得不相信，便在宫门外埋伏下士兵，恭候和士开。 和士开与往常一样上早朝，刚走到宫门，厍狄伏连就冲上前一把将他拉住，笑道：“今天可有件大好事！”王子宜在旁边解释：“皇上有旨，命淮阳王去御史台。”说罢，一队士兵把和士开押送到御史台，由高俨派来的都督冯永洛斩首。 高俨本想杀掉和士开完事，王子宜、冯子琮等人却都要求顺势杀入宫，夺了高纬的皇位。宫中的几千士兵立时分成拥护高纬和拥护高俨的两派，剑拔弩张，一场内斗眼看在所难免。 高纬听说高俨率军向宫中杀来，又惊又怕，急召斛律光进宫救驾。斛律光对和士开也是深恶痛绝，得报后拍手大笑：“龙子所为，真是与常人不一样啊！” 斛律光沙场老将，几千人的小打小闹还不跟小孩子过家家一般？他拥着高纬出内宫的千秋门，高俨的部众便吓得作鸟兽散。斛律光为高俨打圆场，向高纬请示：“琅琊王年纪小，脑满肠肥，举止不讲后果，长大了就好了，请陛下宽恕他的罪。”（成语“脑满肠肥”，便由此而来） 一场莫名其妙的政变，终被斛律光轻松化解。王子宜、冯子琮、厍狄伏连等人都被诛杀，高俨虽得以赦免，但几个月后还是被高纬除掉了，时年十四岁。 第三部 三分归隋 十三 权臣的末日 其实，我们若从全局来看，高俨发动的这场政变的成功与否，对于北齐的影响都不会很大。高俨不但没有像他的父亲武成帝所夸赞的那样，在政变中表现出任何过人之处，甚至比略显木讷的哥哥高纬，都有所不如，说句最起码的，他连自己究竟想干什么都没搞清楚，就仓促行动，即使能侥幸夺位，也不过是个“高纬第二”罢了。 要知道，同时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为了一场政变的成功，足足等待了十二年！ 尽管被明帝宇文毓寄予厚望（明帝在遗诏中评价宇文邕：“光耀宇文家族的，必是此人。”），但是内向沉静的宇文邕刚继位时，看起来只想做一个听话的傀儡。他的新年号是“保定”，显得比明帝的“武成”要谦卑得多；同时，他也一改以前两位兄长的作风，不仅丝毫不与宇文护争权，而且把大事小事通通交付给宇文护。以前说过，北周实行六卿制度，虽说有高低之分（天官冢宰一般相当于丞相，职位最高），但在理论架构上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是平等的，直接对皇帝负责；保定元年，周武帝下了一道命令，其余五府由天官宇文护总管，就改变了以往的架构，使得宇文护实质上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了合法的保障。 周武帝的彻底放权，既是对自身的保护措施，也是稳定住国家大局的必要手段。与北齐方面鲜卑勋贵与关东门阀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不同，北周的派系矛盾，主要是军事小集团之间的矛盾，及军事小集团内部的矛盾，前者的表现以赵贵、独孤信谋反事件为典型，后者则表现为两任皇帝（及天王）先后与宇文护的明斗暗争。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年轻的周武帝认识到，在当时的实力背景下，搞流血的冲突政变是行不通的，从整个关陇集团的大局着眼，对于宇文护一时的跋扈，必须采取隐忍的态度。（西魏-北周在宇文泰的经营下，多个小集团形成了关陇集团这样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利益体，而北齐始终存在两大势均力敌的利益体对立，相比而言，宇文泰的政策的确高明） 如果说之前的例子还不够深刻的话，武帝即位后的第三年，梁国公侯莫陈崇被逼自杀事件再次证明了武帝的明智。 侯莫陈崇是六柱国的最末一位，也是贺拔岳系统硕果仅存的元老级人物。宇文护诛杀赵贵后，为了安抚侯莫陈崇，对他恩赐有加，从宇文泰时期的大司空（冬官，六卿之末）不断提升到大宗伯（春官，六卿第三位）和大司徒（地官，仅次于天官大冢宰），但侯莫陈崇不为所动。 保定三年（公元563年），侯莫陈崇陪同周武帝巡视原州，武帝突然半夜返回长安，人们都觉得奇怪。侯莫陈崇对手下亲信说：“我以前听算命的人说呀，晋国公（宇文护）恐怕熬不过今年。皇上的车驾连夜还京，肯定是晋国公死了。” 这段话说明了两点：侯莫陈崇早对宇文护心怀不满，曾经请算命先生预测宇文护的死期；另外，也说明了自古以来，这算命从来就是扯淡的骗人把戏。宇文护活得好好的，周武帝不过是因为有紧急事务，才提前赶回长安。 侯莫陈崇的私语太惊人，很快就传开了。周武帝听说后，立即在大殿上召集诸位公卿，斥责侯莫陈崇散布谣言，侯莫陈崇惶恐不已，叩头谢罪。宇文护不依不挠，当夜便领兵冲进侯莫陈崇的府第，逼令他自杀。侯莫陈崇一代勇士，落得如此下场。 周武帝的表现，很值得回味。他当然不是甘受宇文护摆布，但他也明白，只在表面上做出无心权力的样子，并不能完全放松宇文护的警惕（宇文护有了两次前车之鉴，对皇帝的防备与警惕自不待言），还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讨好宇文护，反复发出一个信号——“我不是威胁你的人。” 因此，侯莫陈崇事件后不久，周武帝又下诏表彰宇文护，同时规定：“从今以后的诏书与百官的文书，不得直呼晋国公的名讳。” 宇文护迎回久别多年的母亲阎氏，武帝对这位伯母也是竭力奉承，赠送了大量的礼品不算，还以皇帝之尊，向阎氏行家人之礼，敬酒祝寿。 周武帝还专门做些跟政治无关的闲情雅事，比如琴棋书画，其中以下棋最是热衷，这棋不是中国古代传统上所说的围棋，而是象棋。《周书》上说，周武帝大力倡导象棋，于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完成了一部专门介绍象棋下法的《象经》，在朝廷上下推广，十分轰动。这是正史第一次提及象棋，有人据此推断，周武帝很可能就是象棋的发明者。 我们今天的人或许会觉得，象棋博大精深，周武帝很可能是想借钻研象棋来提高自己的智慧和权谋，但一千五百年前的宇文护绝不会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宇文邕不过是个沉迷游戏、玩物丧志的公子哥罢了。 武帝哪里是公子哥，如兵法所说，他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当他要迷惑宇文护的时候，他做出的样子是无心国事，处处尊崇宇文护，甚至有政治低能的迹象。可是，一旦他看准时机要出手的时候，就是迅雷不及掩耳！ 与之相对应的，宇文护则在长达十六年的执政生涯中，由于能力的不足，大失误接连不断，把政治上的明显优势，逐渐丧尽。 宇文护对北齐作战，两战皆败，其后派齐国公宇文宪、名将韦孝宽等人与北齐争夺宜阳，也被北齐三杰接连击退，加上联合后梁讨伐陈国也以失败告终。屡战屡败之下，宇文护的个人威望急剧下降，这是第一大失误。 为了维护权威，他大量任用心腹，然而这些人倚仗着有宇文护撑腰，贪污腐化，危害民间，致使朝中怨恨他的官员越来越多，这是第二大失误。 最要命的是，宇文护原先的同党也失去了对他的信心，典型的就是卫国公宇文直。宇文直是周武帝的同母弟弟，此人惟利是图，一直投靠位高权重的宇文护。沌口之战，宇文直大败于陈军，损兵折将，令宇文护大为光火，将宇文直免职。宇文直心中不平，便产生了扳倒宇文护取而代之的念头。 于是宇文直找到周武帝，说：“晋国公怕是不行了，咱们把他做了吧。” 到了此时，始终在寻找机会的武帝终于露出了爪子和牙齿，暗中与心腹、宗室谋划了铲除宇文护的方案。 天和七年（公元572年），周、齐两家讲和，宇文护从督战地同州回到长安，周武帝在文安殿为堂兄洗尘接风，然后领着宇文护进内宫拜见皇太后。 一边走，周武帝一边对宇文护说：“太后现在年龄大了，尤其喜好喝酒，平日里喜怒无常，颇失礼节。我曾斗胆劝了她很多次，她从没听过。堂兄今天去见她，方便的话，能否帮我再劝一劝呢？” 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卷写好的《酒诰》，道：“请以此文劝说太后。”（宇文泰推行周礼，为了改革当时崇尚浮华的文风，请苏绰依照《尚书?大诰》的格式，创作了《大诰》，以作为北周公文的标准文体。事实上，这种脱离时代的官样文章并没有在他死后得到广泛运用，只是偶尔出现在宫廷中的少数正式场合，比如周武帝撰写的这篇《酒诰》） 宇文护一想，万事孝为先嘛，就满口答应，接过了《酒诰》。 兄弟两人来到了太后居处，一番礼节完毕，周武帝侍立一边，宇文护面对太后，打开文章，一本正经地读了起来。 对婶娘的一片赤诚之心使得宇文护忽视了身边的一切，周武帝悄悄走到他的身后，举起手中的玉珽（皇帝日常所持的手板），朝他的后脑勺猛地一击，宇文护应声仆倒在地。武帝立即叫上太监何泉，命他用刀砍杀宇文护。何泉心理素质不过关，颤颤悠悠砍了好几刀都没砍到要害之处。眼看着宇文护挣扎着要从地上爬起，事先躲在门后的宇文直急了，不等武帝招呼，一个箭步冲上前，一刀结果了宇文护的性命。 一代权臣宇文护，一连废立了三位皇帝，把持北周大权十六年，到头来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死掉了，不禁让人感叹生命之柔弱。 第三部 三分归隋 十四 将星陨落 北周武帝杀掉宇文护后，又马上命令负责宫中侍卫的宫伯长孙览等人，将宇文护的儿子、兄弟及亲信（甚至包括那位亲手毒死明帝的厨子李安）全部捕杀，一举收回了自建国以来从未真正取得过的皇权，也以一鸣惊人的方式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 亲政的周武帝宣布大赦境内，改元建德，接着进行了一系列的官员任免，证明他的夺权绝非侥幸。 野心勃勃、信誓旦旦要做大冢宰的皇弟宇文直并没有得偿所愿，武帝把这个重要的职位交给了他的五弟、齐国公宇文宪。 宇文宪比武帝小一岁，不是一母所生，性情上却比武帝的同母弟弟宇文直更像武帝。两人从小就在一块儿玩耍，一起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聪慧程度也接近，宇文泰很是喜爱。 有一次，宇文泰得到一批好马，准备赐给儿子，要求他们自己挑。普通人的想法，纯色马血统高贵，品质优良，都喜欢选纯白、纯黑的漂亮马。小宇文宪偏偏不然，他稍加甄别，拉出了一匹毛色混杂的花马（即驳马）。 宇文泰奇怪，就问宇文宪：“你为什么选了一匹不起眼的花马呢？” 宇文宪对答道：“这匹马颜色特别，很可能是快马；而且，如果出征打仗，养马的人一眼就认出来了，容易区分。” 宇文泰听了很高兴，对左右说：“我这个儿子见识不同常人，将来必成大器。”从此凡是在官家的马圈里见到类似的花马，他总是会想起宇文宪的答话，并把马赐给宇文宪。 宇文护专权，对宇文宪很器重，上奏时常会请宇文宪代奏。宇文宪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协调宇文护与武帝的关系，成为两人之间的润滑剂。 周、齐对战，宇文宪多有参与，虽然北齐有三杰领衔，北周败多胜少，但宇文宪擅打逆风仗，通过有条不紊的指挥，保证了周军不致败得太惨。天和六年（北齐武平二年，公元571年）宜阳以南的边境接触战中，宇文护更是击退了斛律光的四万军队，攻占了齐军的堡垒，打破了周齐交战史上斛律光不可战胜的神话。 宇文宪的出色表现，让宇文直非常嫉妒（这家伙连相对较弱的陈军都打不赢），因此除掉宇文护后，他反复提醒武帝：“宇文宪与宇文护过往密切！”撺掇武帝进一步除掉宇文宪。武帝明了宇文宪的用心，也看透了宇文直的企图，不为所动，任命宇文宪为大冢宰，宇文直为大司徒。当然，由于武帝大权在握，宇文宪这个大冢宰的权力，也不可能与宇文护相比了。（宇文直机关算尽，终究没算过慧眼识人的周武帝。两年后，屡次陷害宇文宪不成的宇文直在长安造反，兵败被杀） 北周方面加紧内部整合，北齐方面却在做一件截然相反的事情——自毁栋梁。令北周头疼不已的北齐三杰一个接一个倒下，天平这端的最后一颗砝码终于不复存在。 武平二年（公元571年），三杰中年龄最长的段韶与高长恭攻取北周在河东的重要据点定阳（今山西吉县），年过七旬的段韶不幸在军中染上重病，回朝没几个月，就病故了。 在昏君掌权、奸臣当道的北齐，能够像段韶那样得到寿终正寝的结局，已是万幸，斛律光和高长恭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事情得从和士开被杀说起。 和士开死后，有两个人受到的影响最大。头一个便是和士开的情人胡太后。没有了和士开在身边相伴，耐不住寂寞的胡太后重新物色了新情人——僧人昙献。胡太后让昙献和他的随从进宫时扮作尼姑，以骗过众人的耳目，但秘密还是传开了，甚至有僧人戏称昙献为太上皇。 高纬听说此事，起初还不信。直到后来，好色的皇帝在太后宫中见到两个小尼姑，上前动手动脚，发现他们原来是男子，才顺带查出了昙献的秽事。高纬大怒，下令将昙献及知情的僧人全部砍头，又把太后软禁在北宫，连宗亲都不得相见。胡太后第一次被剥夺了“性自由”。 胡太后因和士开“受灾”，在高纬的召唤下“重新出山”的祖珽则是因和士开受益。祖珽吸取从前的教训，凭借自身的才智，慢慢爬到了和士开生前的位子上，还跟陆令萱、穆提婆等人打成一片。胡太后被禁，祖珽乘机讨好陆令萱，向高纬提议奉陆令萱为太后，尽管高纬没有听从，陆令萱还是投桃报李，夸赞祖珽是“国师”、“国宝”（祖珽眼睛被熏黑，可能还真有几分像黑眼圈的国宝大熊猫）。 祖珽与陆令萱臭味相投，权倾朝野。斛律光看不惯眼，暗地里骂祖珽“小人当道”。北齐满朝不是趋炎附势，就是明哲保身，你斛律光一个人做正人君子，怎么行得通？（就好比明末的海瑞，你想一腔正气，两袖清风，别人还怎么贪啊？自然没你的好果子吃） 祖珽买通了斛律光的家奴，打听斛律光对他的评价。家奴报告说：“我家丞相一到晚上，就抱膝哀叹：‘瞎子入朝，国家将亡啊！’”祖珽双目失明，最忌讳别人提这个，听了这话，当即恨得牙痒痒。 高纬朝中的另一位“红人”穆提婆想娶斛律光妾室所生的女儿，被斛律光拒绝；高纬打算把晋阳的田赐给穆提婆，又因斛律光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这下子，祖、穆两家组成了仇视斛律光的统一战线，想方设法寻找机会，准备报复。 有一个敌对国，消灭政敌就是方便，机会说来就来了。 北周大将韦孝宽与斛律光交战，总是不能获胜，就想出了一个盘外招。他编了两首儿歌，派人潜入邺城，教民间的小孩传唱。第一首儿歌是：“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第二首是：“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 祖珽在邺城街头初听儿歌，便参透了内中玄机。他又为儿歌添上了两句：“盲老公背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让小孩继续唱。久而久之，歌词就传到了高纬的耳朵里。 高纬听不懂，就找来祖珽、陆令萱，问他们：“你们听过民间的一首奇怪的儿歌吗？是什么意思呢？” 祖珽摆出一幅认真的样子，分析道：“的确听过，此歌非同小可。百升，就是一斛，暗喻斛律明月要为长安之主。高山，指皇室姓氏，槲木，谐音斛律，盲老公和饶舌老母，似乎指的是微臣与陆氏（陆令萱），谣言可畏啊！” 其实，歌谣的作者韦孝宽也未必指望这招能奏效，他很可能只是想像玉壁一样，利用谣言瓦解敌人的凝聚力而已。可猪头皇帝高纬在朝中一批大臣左一言、右一语的教唆下，居然就真的信了。 武平三年，高纬依祖珽之计，派人赏给斛律光骏马一匹，约他第二天同游山水。斛律光到皇宫内堂谢恩，专干杀大臣勾当的刘桃枝从身后跳出，与三名武士一起用弓弦将斛律光活活勒死。 高纬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及两人的所有儿子。其后，祖珽派人抄检斛律光的家，统共只得到了十五张弓、七把刀、一条皇帝所赐的槊，以及处罚奴仆的二十根枣杖，没有半点斛律光谋反的证据，然而，一切都晚了。 斛律光的死讯传到长安，周武帝大喜过望，立即颁诏大赦，举国同庆。 北齐的支柱，只剩下了兰陵王高长恭，而身为皇帝堂兄的他，也只剩下了最后的一年。 高纬爱好音乐，听了《兰陵王入阵曲》，仿佛从中感觉到了战阵的凶险之气，就关切地问高长恭：“入阵太深，万一失利了，岂不是后悔莫及吗？” 高长恭不假思索地答道：“家事亲切，不知不觉就勇往直前了。” 高长恭实话实说，可高纬一听“家事”，心里咯噔一惊，难道你想做皇帝不成？顾忌之心越来越浓。 高长恭并非不明白功高盖主的道理。他试图通过收受贿财，自坏名声，来逃避皇帝的猜疑，又故意有病不治，借机“退居二线”，但这些都不足以挽救他的性命。 武平四年（公元573年），高纬派人给高长恭送去毒药一杯。高长恭叹道：“我以忠心侍奉皇上，不负苍天，竟遭到如此毒手！” 兰陵王妃郑氏痛哭：“何不求见皇上，也许还有转机？” 高长恭摇头道：“有什么理由去见皇上呢？”说罢就饮药自尽了。 三年间，三名强将相继凋零。北齐灭亡的日子，开始进入倒计时。此时的高纬，却还在忙着更换皇后、宠妃。 高纬的后宫佳丽数量极多，大部分都如过眼云烟。他的第一个皇后是斛律光的女儿，斛律光被诛，斛律皇后受牵连被废，改立太后的侄女胡氏为皇后。陆令萱与太后争权，想立自己的养女穆黄花，就对太后说：“皇后跟我们大家说：‘太后行为不检点，不足为训！’”太后闻言大怒，就把胡氏也废了，立穆黄花为皇后。 穆黄花是高纬最宠爱的一名皇后，做皇后前就生下了太子高恒。高纬为她制作珍珠裙衣，专程派人去北周采购珍珠。两人终日对酒交杯，如胶似漆，却也有冷淡的一天。高纬迷恋上一名乐师的女儿曹昭仪，穆黄花为了抢回宠幸，就把身边的婢女冯小怜作为礼物送给高纬。万没想到，高纬立刻就被能歌善舞的琵琶高手冯小怜迷住，封她为淑妃，视她为掌上明珠，吃喝玩乐都在一起，不仅冷落了曹昭仪，也冷落了穆黄花。 邺城流传着一首童谣，暗讽穆黄花的命运： 黄花势欲落，清觞满杯酌。 其实凋落的又何止是黄花，整座北齐宫殿，都已摇摇欲坠。在江南观望北方多年的陈宣帝，也不失时机地抽刀向这头肥羊身上砍来。 第三部 三分归隋 十五 吴明彻收复淮南 作为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很特殊。南朝的阶层本质上可以按照籍贯出身分为三类：来自北方说北方话的侨人、世居南方说吴语的吴人，以及广泛分布于南方山区的蛮族土著。 东晋时期，北方南迁的侨姓士族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统治资源，最典型的便是王、谢两家的一时极盛，此为“北人治南”。东晋中期以后，长期的南北分裂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起用世居吴地的南方人，即“北人用南”。到刘裕做皇帝时，南朝开始形成侨人与吴人共同统治的局面，尽管侨人的势力在初期还相当庞大，但吴人的重要性已不可忽略，建立刘宋的功臣沈田子、沈林子兄弟，刘宋名将沈庆之、沈攸之，都出自吴兴（今浙江湖州）的沈氏，白袍将军陈庆之，也是南方的吴人。由宋到梁，统治者越来越依赖于吴人的军事力量，逐渐发展为“南北共治”的局面。侯景之乱使得金字塔顶的侨人与吴人元气大伤，原先极少为人注意的第三阶层借机崭露头角，这便是南方蛮族的土豪洞主。 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问题，自古以来就不比北方的简单，只不过南方蛮族的侵略性相对较低，受到的关注较小。北方有“五胡”，南方有“五蛮”：蛮、俚、溪、僚、越（越一般专指山越。俚、溪、僚三族的名字，以前都是“犬”字旁，以示侮辱，“蛮”字下面的“虫”，当然也带侮辱的含义，这些词今天都废弃不用了。但有些沿用至今的地理名称，历史上与“蛮”字也是类似的，比如蜀、闽等等）。“五蛮”的分布地区大体上是不相交的，蛮族主要分布于荆、湘、雍、郢、司等州，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南部到湖南之间的地区，蛮族内部还可分为多支；俚族分布于湘、广州，即今湖南南部与广东；溪族分布于江州的寻阳、南昌、武陵等郡，即今江西地区；僚族分布于荆州西部、梁、益、宁、交、广州，即今湖北西部、四川、贵州、广西以及越南等地的广大地区（有一种说法认为，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或称寮人），便是僚族的后裔）；山越主要分布于扬州，即今浙江南部和福建一带。此外，还有分布在荆、湘、梁、益州的延族、益州的巴族等等，支系相当复杂。 陈霸先建立陈国，是从五蛮聚居的岭南起兵的，他必须通过获取五蛮的支援来扩充实力。北讨侯景期间，归附于陈霸先的势力中，将近一半是南方的蛮族，比如俚族的侯安都、冼夫人，溪族的黄法氍、欧阳頠（也有说欧阳頠为俚人），割据各地、拥护陈霸先的周敷、周迪、熊昙朗、留异、陈宝应、鲁悉达等人，也分别出自溪、越、蛮等族。可以说，没有南方的“五蛮”，也就不会有陈国，考虑到陈霸先所倚仗的另一半军事力量，如杜僧明、周文育、吴明彻、华皎等大将，都出身吴人，而陈霸先本人，更是地地道道的吴人，我们可以这么说，到了南北朝末期，南朝才真正成为吴人与蛮族为主体的南方人的天下，即“南人治南”。陈寅恪先生甚至提出，在某种意义上“陈也可说是南方蛮族建立的朝代”。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陈宣帝即位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由于南方蛮族文化水平不高，同时也需要拉拢侯景之乱后残余的侨人势力，陈武帝、文帝两代在文官方面大量任用侨人，治理朝政，例如前面说过的毛喜、蔡景历、到仲举、刘师知等等。在武将方面，陈文帝清剿的几大地方武装，都是南方蛮族，此消彼涨，北人与南人的矛盾也急剧升温，侯安都之死，与此也颇有关联。 因此，陈宣帝面临两大问题：一、如何解决侨人为主的门阀士族与南方吴人、蛮族为主的土豪之间的矛盾；二、南陈虽然立国，但外部环境极其险恶，强敌隔江而立，国都建康岌岌可危，如何克服防御上的弱点，谋求国家的安全，是陈宣帝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这两大问题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北伐。 事实上，天嘉三年（公元562年），陈、齐两国就建立了友好关系，而陈、周之间除了华皎谋反的前后三年处于敌对状态，也基本维持了和平。但南朝的进程反复证明了我们曾经强调的一个道理：“守江必守淮”，淮水的得失直接影响南朝的兴亡。凡是淮南防线安全的时代，南朝的统治就稳固，比如元嘉之治、梁武帝时期；凡是淮南防线丧失的时代，南朝的统治就混乱，比如南齐后期、侯景之乱以后。另一方面，长江中游的江陵和上游的益州对于江南也很重要，所谓“江左不可无蜀”，失去这两个地方，就好比咽喉被敌人扼住，随时有窒息的危险。吴明彻进攻后梁，试图夺回江陵，便是出于这种考量。 也就是说，陈宣帝要想长治久安，就得打破一味和平的外交政策，在军事上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要么联齐伐周，要么联周伐齐，把防线向北推移。而北伐，也正好可以将南方人控制的土豪军队投入使用，从而达到扩大生存空间、缓解内部族群矛盾的目的。 究竟是伐齐还是伐周，陈国的态度对处于胶着状态的齐周之争是个十分关键的砝码。陈宣帝于太建三年（公元571年）遣使北齐，要求联齐伐周，却吃了个闭门羹。高纬目光短浅，不思进取，不敢主动进攻北周。而北周则于太建四年派遣杜杲再次出使陈国，提出周、陈合纵攻齐的建议，陈宣帝轻易地就被说动了。 太建五年，陈宣帝决计讨伐北齐，出身淮南秦郡（今江苏六合）的将军吴明彻的支持最为坚决。尚书左仆射徐陵说：“吴明彻家在淮南，了解当地风俗；当今朝中，若论将才，也无人能出其右。”陈宣帝便以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都官尚书裴忌为副将，领兵十万，从建康出发，进攻秦郡，另外由都督黄法氍从西线进攻历阳（今安徽和县）。 北上的陈军势如破竹，在大岘（今安徽含山东北）大破齐军，拔除了北齐在水中设立的木栅，包围了秦郡、历阳等城。 北齐派大将尉破胡、长孙洪略、王琳率军驰援秦郡，在城外布下方阵，精心挑选了一队身高体壮的大力士作为前锋，又派出一名箭术高超的西域胡人在阵前，弦无虚发，架势十分吓人。吴明彻对手下勇将萧摩诃道：“如若干掉那个胡人，就可灭了齐军的士气，比得上关云长斩颜良之勇啊！” 萧摩诃答道：“只要把此人的衣着打扮告诉我，我立刻就去取他的性命！” 吴明彻大为振奋，命人把胡人的外表向萧摩诃一一说明，并亲自斟酒一杯，慰劳萧摩诃。萧摩诃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飞身上马向齐军方阵冲来。 齐军的胡人见状，也不示弱。他挺身出阵，弯弓搭箭，正要发射，早被萧摩诃远远地看个真切。萧摩诃从腰间掏出一根小矛，挥手一投，正中胡人的额头，胡人应声倒地。（《三国演义》中的“温酒斩华雄”并非历史，其形式很可能就是由萧摩诃“饮酒击胡人”的故事改编而来）齐军阵中的大力士出战，也被萧摩诃斩杀，北齐援军顿时溃败，长孙洪略战死，尉破胡逃走。王琳单骑脱身，退到彭城，又被北齐派到寿阳，抵抗陈军的进攻。 然而淮南的北齐各城已无战心，黄法氍急攻拿下历阳，尽杀守城士兵，江北重镇合肥、高塘、秦郡望风而降，淮水流域的蕲城（今安徽宿州南）、谯郡（今安徽蒙城）、仁州（今安徽固镇一带）也相继被攻克。到了这一年的八月，淮南、江北的大部分城池都已向陈军投降，吴明彻乘胜攻下淮南最后一座重镇寿阳的外城，王琳率齐军退守寿阳的两座内城——相国城和金城。 吴明彻围攻寿阳，用的是南朝军队惯用的招术，在淝水上修筑堤坝，引水灌城。城中水位高涨，守兵身体浮肿，病死的人数越来越多。 眼看寿阳将陷，北齐派出的援军也赶到了，行台右仆射皮景和率领大军距寿阳三十里安营扎寨，令陈军诸将一阵恐慌，都担心前有坚城，后有救兵，难以对付。 吴明彻笑道：“兵贵神速，齐军援兵却裹足不前，肯定是惧怕我军勇猛，不敢接战。我军专心攻城即可。” 吴明彻亲自披挂上阵，指挥大军四面猛攻，一举攻入寿阳，生擒王琳等齐将。皮景和果然如吴明彻所料，不但不进攻，反而丢弃驼马辎重北逃，陈军又大赚了一笔。 北齐在淮南统治二十多年，赋税徭役远比南朝要重，早已失去了百姓的支持，此战陈军遇到的阻力非常小。惟独梁国的旧将王琳轻财爱士，颇得军心，被俘后，吴明彻军中有许多王琳的旧部，见了他都战战兢兢不敢抬头，争相为他求情。吴明彻本来想押他去建康，又担心夜长梦多，生出变故，还是派人将他追杀了。 至此，陈军攻克北齐数十城，尽占淮、泗之地，收复了淮南的南朝故土。消息传到邺城，高纬正与穆提婆、韩凤等人玩握槊游戏，闻言忧心忡忡。穆提婆摆手道：“寿阳等地本来就是南朝的地盘，就让他们拿去好了。即使国家把黄河以南全都丢了，大不了也还是个龟兹国（西域小国）嘛。人生如寄，正当及时行乐，发什么愁呢？”左右大臣也在一旁应和，高纬随即转忧为喜，继续开怀畅饮，欢歌笑语起来。 穆提婆、韩凤等一帮受宠的弄臣更加肆无忌惮打压异己，几天后，便诬称侍中崔季舒、张雕虎等汉人大臣利用寿阳失陷的机会图谋造反，怂恿高纬诛杀了崔季舒等人。那个曾与穆提婆联合谗害忠臣的瞎子祖珽，也因为与陆令萱、穆提婆发生冲突，被打发到外地做刺史去了。 （崔季舒以前在高澄、高洋手下做走狗，祖珽在高湛、高纬两朝玩弄权术，人品都是极为低下，但好歹还是有才干的人。现在北齐连有才无德的人都用不了，专由穆提婆这类活宝级人物掌握大权，正是活该加速败亡） 第三部 三分归隋 十六 周武帝禁佛 北齐到了高纬末期的武平年间（公元570-576年），从上到下，由内而外，都已病入膏肓，政治上一片混乱，军事上甚至不是过去最弱的陈国的对手。皇帝高纬除了依旧沉迷于握槊外，所玩的游戏还不断“升级”。 高纬的异母哥哥南阳王高绰在定州做刺史，终日混迹街头，以杀人为乐。高纬知道了，就派人把高绰锁来，见面后并不处罚，反而关切地问高绰：“你在州里为官，觉得什么事最好玩呢？” 高绰略加思索，说：“有个特好玩的，捉一堆毒蝎子，再混进蛆虫，搅在一起，此乃极乐！” 高纬“大受启发”，连夜命人捉来两三升的蝎子，塞满浴盆底，然后把人剥光衣服，捆起来扔进浴盆，人自然被蝎子蜇得哀号连天。 高纬在旁边观赏得起劲，一边大笑不已，一边还埋怨高绰：“有这么好玩的事情，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从此，高纬的日常游戏中又多了“人肉蝎子池”这么一项。 北齐皇帝如此混账，一直有心伐齐、一统天下的北周武帝仍然迟迟不动手，亲政三年间并未马上采取没有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因为他还得花费几年的工夫，着手解决宇文护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积弊。 北周吞并益州、江陵等地，国土剧增，户口却没有按比例增长。原来，在这些地区，尤其是江陵，大量人口在战争中做了俘虏，除少数官员贵族外，多数老百姓被掳到关中，沦为官方的奴婢，造成了北周全国的相对户口数下降，征收的各种赋税随之上升，社会矛盾也加剧了。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十月，周武帝颁诏，所有在江陵之战后充作官方奴婢的人口一律从良为民，此举既恢复了户口，也改善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宇文护崇尚奢靡，上行下效，北周民间的奢靡之风一度极盛，武帝对此深恶痛绝。一次他外出打猎，发现行宫上善殿建造得过于华丽，便下令一把火烧了。建德二年，他下诏提倡节俭，凡是婚嫁、祭祀等活动中铺张浪费的礼仪，全部予以废止或精简。 在军队建设方面，周武帝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德三年，他将府兵中的军士，改称为侍官，并募集普通百姓为兵。府兵原先的家族部属观念（这是宇文泰在府兵中改鲜卑姓的理论根源）被弱化，汉人士兵与鲜卑士兵的数量趋于相等，府兵制逐渐成熟起来。 接下来，周武帝把目光转向了宗教与文化。他的主要对手，乃是佛教。 佛教在北朝的社会问题，由来日久。佛教培养僧侣、修建佛寺，与世俗政权争夺土地与人力资源，僧尼违律犯戒、干政乱法，佛事耗费大量金钱，都对社会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阻力。而在战事频繁的乱世之中，该问题就更为严重。 北魏太武帝灭佛，不过持续了七八年，佛教便仆而复兴，比之前更为繁盛，到了北周和北齐对立时期，佛教可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北齐开国君主高洋甚至取缔道教，于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强迫道士剃度为和尚，独尊佛法；北周的奠基人宇文泰、权臣宇文护以及孝闵帝、明帝，也都是佛教信徒。因此，这些人即便看到了佛教的问题，也没有可能去解决。 周武帝与别的统治者不同，他推崇儒家思想，相信的是治国平天下的那一套，当然不能容忍佛教损耗资源、危害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周武帝的鲜卑名“祢罗突”中的“祢罗”，本是“弥勒”的另译。他以佛为名，却偏偏不信佛法）。他解放官奴、简化礼仪、重组府兵，就是尽一切可能扩大国家的财源与兵源，如果能通过灭佛，把佛教的资源收归国有，国力势必将得到更大的增强。 武帝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扳倒宇文护，他等了十二年，灭佛事大，更需慎之又慎。为了深入了解佛教的情况，他曾到佛寺中微服私访，与僧侣相处，参与佛事。由于佛教的信众广泛，他必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可以行动。所以灭佛的主张最好不要由武帝自己提，而要由别人来提。 其实早在武帝亲政以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废除佛教，而且提出者本人居然就是个和尚。他的大名，叫做卫元嵩。 卫元嵩出生在成都，梁末出家为僧。他性格张扬，行为古怪，喜欢用谶语预测未来。起初没人理会他不着边际的预言，可事后一对照，往往很灵验。人们都把他当作宝志那样的神奇僧人。 有趣的是，这位僧人根本不信佛。北周攻占成都后，卫元嵩辗转来到了关中。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卫元嵩向武帝上书，提出了他的主张。 卫元嵩开篇洋洋洒洒，摆事实讲道理，阐明佛教的症结所在：“尧舜的时候没有佛教，国家却很安定；南朝齐、梁修了许多寺庙，借此教化民众，到头来亡了国。事实说明，民众不会因为修了寺庙就不造反，国家也不会因为信奉佛法就永远安定。佛教的本意是大慈大悲，使一切众生得到安乐，而绝不是要以苦难奴役黎民百姓。现在的佛教徒呢，为了表明虔诚，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分明违反佛教精神，却说是事佛，哪里讲得通呢？”他认为应当改造佛教，以儒家学说为中心，融会儒、道、佛三教的观点。 周武帝十分赞同，命卫元嵩还俗，又对他的思想大力推广。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北周朝廷开展了一场三教优劣的大讨论。一派以道士张宾为代表，要求立即废除佛教，宣扬道、儒学说；另一派以司隶大夫甄鸾和僧人道安为代表，撰写理论著作，批驳道教更不是东西。两派争得不可开交，周武帝虽有意压制佛教，但把持朝政的宇文护却偏袒僧人，三教的次序没有确定下来。 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宇文护已被诛杀，武帝再次召集儒生、道士、名僧进行辩论。他打算利用权威，强行定下儒教为先、道教其次、佛教为后的三教次序，但佛教团队实力强劲，派出多位名僧，极力诋毁道教。僧人的口才果然厉害，儒生、道士连续几轮的对抗都败下阵来，最后辩论只好不了了之。 周武帝是不会轻言放弃的，建德三年五月，武帝第三次组织三教辩论大会。会上佛道两教的斗争达到白热化，武帝不惜以皇帝之尊，加入辩论，指斥佛教的不净观。高僧智炫反唇相讥：“道教的理论更为不净！”一句话把道士们的气焰给压下去了，场面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武帝忽然被点醒了。他看清了僧人们的伎俩，是想以道教为要挟，阻挠武帝对佛教的处置，你说我佛教不好，道教更烂更丑陋！ 周武帝岂能被几个僧人要挟？既然道教比佛教有更多的丑行，那就两家一网打尽。武帝下诏，禁止佛、道两教，经像全部捣毁，僧侣、道士强制还俗为民。继而，武帝又设立信道观，招纳儒、道、佛各界的学者，从事三教合一的理论研究（与梁武帝的“三教同源”学说不同，周武帝的三教合一，是要以儒家学说为核心，以其他宗教学术为补充）。佛教几乎一瞬间在北周境内灰飞烟灭，这就是“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第二桩——周武灭佛。 周武帝灭佛，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几次灭佛相比，特别是与一百三十年前的太武灭佛相比，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周武帝灭佛，其最大的意义还不在于为国家增添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而在于提高了武帝在北周朝野的威望，没有人再敢怀疑武帝处事的魄力与决心。半年后，大将韦孝宽就向武帝上疏，献出讨伐北齐的三条计策：一、表面结好，养精蓄锐；二、联合南陈，以逸待劳；三、百道齐进，一举灭齐。 武帝采纳韦孝宽的计策，一面派人出使齐国，以示“友好”，一面厉兵秣马，整装蓄势，准备发起以彻底灭齐为目的的大决战。 第三部 三分归隋 十七 周齐决战 建德四年（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七月，万事俱备的周武帝终于下诏，大举讨伐北齐。 从长安出发向东进攻北齐，大致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沿渭水北岸，在蒲津渡过黄河，然后经玉壁城出汾曲（今山西新绛一带），直取北齐西部的战略要地、晋州治所平阳，这条路线比较长，但一旦攻下平阳，周军就可以溯汾水而上，包围高氏的统治基地晋阳；另一条沿渭水南岸，出潼关，主攻洛阳，路线较短，宇文泰和宇文护的三次邙山之战走的都是这条路线，但洛阳易攻难守，而且离晋阳、邺城很远，中间还隔了条黄河，因此构成的军事威胁并不是很大。多名大臣劝说武帝走北路，武帝并没有听从，仍然选择了相对稳妥的南路。 周军一共出动了十八万，可谓“太子党大军”（最后一名“六柱国”于谨于天和三年（公元568年）病逝，其后新生代全面接班；到了周武帝后期，军中的实力派已基本以宇文氏宗族和六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子辈为主了）：前三军总管，陈王宇文纯，是武帝的弟弟，郑国公达奚震，是达奚武的儿子，荥阳公司马消难，则是高欢重臣司马子如的儿子（以前私通子如小妾的那位），因受到高洋猜忌，投奔了北周，也算是半个太子党；后三军总管，越王宇文盛、赵王宇文招也都是武帝的弟弟，周昌公侯莫陈琼是侯莫陈崇的弟弟。 大军主力共分六路：齐王宇文宪领兵两万进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于谨之子常山公于翼领兵两万进攻陈郡（今河南淮阳）、汝南等地；侯莫陈崇之子梁国公侯莫陈芮领兵两万守太行道；李远的弟弟申国公李穆领兵三万守河阳道；水军三万，由杨忠之子随国公杨坚与广宁公薛迥率领，从渭河顺流入黄河，协同作战；武帝压阵，亲率六万，目标是洛阳城东北的河阴。 周军初入齐境，所向披靡，宇文宪、于翼、李穆各军连下北齐三十多城，但接着便举步维艰。周武帝和宇文宪分别攻取了河阴及黄河下游洛城的外城，却奈何不得内城。北齐守将傅伏坚守黄河当中的中潬城，使得周军无法进到河北。周武帝强攻二十多天不下，又转而进攻洛阳东南的金墉城，依然受阻，此时，晋阳赶来的北齐援军由高纬的右丞相高阿那肱率领，抵达了黄河北岸的河阳。周军形势危急，恰逢武帝患了疾病，只好放弃既得战果，西撤班师回朝。 此役虽然未能形成战略决战，但北周一度攻占了大半个河南，取得了两国交战史上的最佳战绩，北齐的外强中干也在战争中暴露无遗，更坚定了武帝灭齐的决心。经历一年休整，第二年十月，武帝再次亲征北齐，这一次吸取了教训，火力重点改为北路，矛头指向平阳。 周武帝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进入北齐后，分派诸将各自据守关隘，阻击北齐援军，他自己则亲临平阳城下督阵，全力猛攻。 北齐负责守城的海昌王尉相贵拼力死守待援，手下将士们却已离心离德。行台左丞侯子钦和晋州刺史崔景嵩分别向周军请降，周将王轨半夜里率部接应。天还没亮，王轨的部下段文振等人已经登上平阳北城，与崔景嵩会合，进城俘虏了尉相贵。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的齐兵忽见周兵出现在城内，立时大乱，平阳城从内部被攻陷了。 平阳城即将陷落时，“无愁天子”高纬正忙着和爱妃冯小怜在晋阳以北的天池（今山西宁武西南管涔山上）无忧无虑地度假打猎。从早上到中午，三封告急文书发来，都被高阿那肱挡住：“皇上正在娱乐，边境交兵是平常之事，干吗这么急着报告哪？”傍晚，第四封文书快马送到——“平阳已陷”，高阿那肱这才准报。高纬闻讯一惊，转身要回去，这边小怜刚玩在兴头上，一把扯住他，撒娇道：“皇上请再猎一圈嘛！”一句软语就把高纬说得找不着北了，又陪小怜打了一圈猎物。（这便是“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中的场景，可惜李商隐深谙前朝典故，却错了一个字，应该是“平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才对。若论平仄，也是“平阳”更为工整，只是平阳远不如晋阳出名罢了） 高纬回到晋阳，点起十几万兵马，驰援平阳。冯小怜不知从哪里听说打仗比打猎更好玩，非要去前线玩，高纬便把她也带上了。周武帝不想跟齐军主力硬碰，决定暂时撤退以避其锋芒。大将宇文忻等人力谏，武帝不听，留大将梁士彦担任晋州刺史，率一万精兵镇守平阳，大军由宇文宪断后，撤至玉壁。 高纬到了平阳城下，立即下令昼夜强攻，打算让爱妃好好见识一下自己统率的无敌威武之师。城内的梁士彦也不示弱，发动城内的男女老少，昼夜修筑城墙，几次在城头短兵相接，周兵都以一当百，击退了齐兵的攻势。 齐军见强攻不成，就改挖地道，土层下陷，城墙坍塌。齐军正欲乘势入城，高纬下令：暂停攻击！要让冯淑妃亲自观赏城陷的辉煌瞬间！ 齐军士兵统统呆住了，如此荒谬的军令，恐怕也是千古第一桩。偏偏冯小怜还要仔细化妆一番，等到美女一切就绪粉墨登场，那边梁士彦早命手下用木栅堵住了城墙的缺口，齐军攻不下来了。 冯小怜很是失望，高纬为哄她开心，便带她去平阳附近游览风景。两军在平阳城虚耗了几日，周武帝的大军又到了。 武帝在长安只停留了四天，得到平阳被围的消息后，他便下诏重新发兵，命宇文宪率急行军先去救援平阳，自己集结了八万大军，仅用十天就从长安赶到了平阳。周军以长蛇阵向攻城的齐军逼近，东西绵延二十多里。 为了防备北周援军不期而至，包围平阳的齐军事先在城南自汾水挖了一道沟堑，周军与齐军对峙于沟堑南、北两侧。周军要想进到城下，必须渡过沟堑，齐军凭堑抵御，双方相持不下，胜负未决。 高纬问高阿那肱：“到底是战还是不战呢？” 高阿那肱答道：“我们兵虽然多，可是战斗力不够，不如死守。” 高纬失望，又请教手下的太监。太监们都说：“他们有天子，咱们也有天子，他们能远到来战，咱们难道守条破沟堑示弱不成？” 高纬深感此言有理，就命齐军填堑南进。周武帝正是求之不得，亲率诸军迎战。 高纬兴致勃勃地与冯小怜骑马观战，他打算此战一胜，便归功小怜，封她做左皇后。两军一交锋，齐军左翼稍稍退却。冯小怜眼贼，吓得尖叫：“败啦，败啦！”穆提婆也在旁边喊道：“大家快跑，大家快跑！” 高纬头也不回就要和小怜一起跑。将领们劝道：“半进半退是打仗的常事，我军军阵完整，并未损伤，还望陛下稍安勿动，以防军心大乱。”高纬犹豫，穆提婆死命拉住高纬的胳膊说：“这些人的话，不可信！”高纬听惯了穆提婆的话，于是拍马狂奔。高纬一跑，齐军失了主心骨，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死上万人。只有高纬的堂兄、高澄之子安德王高延宗全军而退。 由于高纬、冯小怜的“配合”，周武帝获得了意外的全胜，与梁士彦会师平阳城。在梁士彦的鼓励下，武帝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眼下是千载难逢的大优局面，便马不停蹄，乘胜追击，扑向晋阳。 高纬一路失魂落魄地逃到晋阳，群臣都劝他安抚百姓，背水一战，守住晋阳。高纬无心守城，封安德王高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守晋阳，自己准备带上冯小怜和百官继续开跑。 高延宗苦苦相劝：“陛下不要轻动，微臣愿为陛下死力出战，一定能破周军。” 又是坏事的穆提婆阴阳怪气地应道：“皇上大计已定，王爷别再哭丧着脸了！”高纬当夜出城，本来想北投突厥，手下官员大多不愿前往，越走越少。高纬怕自己落单，又拨转马头，逃往邺城。随行的只有高阿那肱、广宁王高孝珩等几十位大臣。穆提婆心知大势已去，朝西投了周军，曾权倾一时的陆令萱则绝望自杀。 周军将晋阳包围得水泄不通，如黑云压城一般。城内的齐军将士们联名请求高延宗称帝，否则不能出力死战。高延宗不得已，便在晋阳城中即皇帝位，改元德昌。这位身体肥胖的王爷此时却成了凝聚北齐士气的精神核心，他下令将府库中的金银悉数赏给军中将士，齐军士气大增，同仇敌忾。高延宗颇显英雄气概，手持大槊，登城督战。 黄昏时分，周武帝率军攻破东门，冲进城内，一时辨不清方向，迷失了道路。高延宗和部将莫多娄敬显分别从城北和城南杀来，将周军夹在中间。周军无路可走，自相践踏，又遭齐军一阵砍杀，战死的竟有两千多人。周武帝狼狈不堪，由两名随从护送，才单骑杀出城去，十分惊险地拣了条性命。 齐军几个月来连吃败仗，此战扬眉吐气，士兵们只当战事暂停，可以好好舒缓一下了，纷纷到酒肆中痛饮，喝得烂醉如泥、七歪八倒。 饥渴交加的周武帝无心恋战，想要逃跑，宇文忻、宇文宪等人都认为：“不可前功尽弃，半途而废；周军不过是轻敌失败，只要重整旗鼓，必能死中求生，败中取胜。”周武帝恍然大悟，收兵回攻东门，一举拿下满城醉兵、无人能战的晋阳，俘虏了“三天皇帝”高延宗。 周武帝进了晋阳，立即实行大赦，革除北齐的弊制，礼遇高延宗及一众大臣，随后旗锋一转，挥师东南，趋向北齐的都城——邺城。 高纬在逃往邺城的途中与冯小怜失散，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后来听说小怜回到邺城，心中大喜，亲自出城十里迎接。 即使到了如此山穷水尽的田地，高纬仍无危机感。高孝珩请高纬用宫女、珍宝赏赐将士，高纬不听。侍中斛律孝卿请高纬亲自劳军，鼓舞士气，并事先替他写好了讲稿，叮嘱道：“务必慷慨流涕，以激励人心。”但凡还有点心肝的人，也应该能声泪俱下了。可是高纬开讲的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讲稿的内容了，想哭又哭不出，最后自己都觉得可笑，干脆放声大笑，左右跟着嘻嘻哈哈。将士们义愤填膺：“他自己尚且如此，我们何必为他卖命？”北齐最后一支大军就在一片哄堂大笑中，完全瓦解了战心。 邺城中有占卜师预言，将改朝换代。高纬听从建议，学父亲的老样，传位给八岁的太子高恒，改元承光，自称太上皇帝。 承光元年（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77年）正月，周武帝大军围攻邺城，齐军一触即溃。高纬忙命慕容绍宗之子慕容三藏守邺宫，自己领着一队妻儿南逃，打算投奔南陈。周军攻入邺城，慕容三藏被擒，北齐王公大臣全部投降。不久，北周大将尉迟勤在青州南邓村俘获了高纬父子，送往邺城。胡太后、穆黄花、冯小怜，这些北齐的女人们，没说的，都做了北周的俘虏。（古今多少帝王，爱美人胜过爱江山，可曾想过：江山没有了，美人又岂能独存？） 高欢以一生心血创立的北齐基业，宣告灭亡。 第三部 三分归隋 十八 天元皇帝 历史的巧合常常叫人无奈。从周武帝第一次大举伐齐，到灭齐统一北方，相隔的时间是一年半，而从统一北方到武帝病逝，恰好也是一年半。再过两年半，北周就亡了，作为一个王朝，如此迅猛的衰败速度，称得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尽管时间短暂，武帝还是在统一后的北方大力推行了新政。 首先是大规模释放奴婢和杂户。这一次的废奴令，较之建德元年的那次范围更广，不仅推行到原来北齐的境内，而且不论官奴私奴，一律从良，非常彻底（上一次只有官奴得到释放）。 其次，就是颁行了《刑书要制》。 北齐虽然重视立法，有十分先进的《齐律》，但由于政治极度腐败，法律成了一纸空文。世家大族巧取豪夺、劫掠财物、隐匿户口、强占土地，社会动荡不安。“乱世用重典”，《刑书要制》便是一剂及时的猛药，其中规定：持械抢劫一匹绢以上，不持械抢劫五匹以上，官员监守自盗二十匹以上，小偷及官员诈取三十匹以上（这里绢只是个衡量单位，表示同等价值的财物），地方豪强隐匿户口五户及十丁以上，或土地三顷以上，一概处以死刑。 周武帝一手释放奴婢，一手用重典打击门阀士族，两手抓，两手都很硬，自然获得了关东百姓的支持。同时，他也让天下看到，新兴的关陇集团不仅是新的政治势力，更创造了一种新文化，既不同于过去的汉文化，也不同于过去的鲜卑文化。 按照关陇的模式改造北齐，还包括禁佛。北齐的佛教昌盛，比北周更甚，据说光佛教徒就有三百万以上。攻下邺城后，武帝亲自升殿评定三教，力排众议，下令照搬在北周境内禁佛的办法，佛经、佛像销毁，寺庙收归国家，僧尼编入民户和军户。 面对高家三代始终没能解决的六镇勋贵与汉族门阀的矛盾，武帝充分发挥关陇集团的包容性，以怀柔的方式吸收两派的势力。攻克晋阳时，武帝就下诏：“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不分汉人、鲜卑人，不分文臣武将，只要有才干，都可直接转录为北周的官员。灭齐后，武帝又点名召关东门阀的阳休之、袁聿修等十八位名士入关，加以任用，目的就是要使北齐的汉族门阀融入关陇集团（十八人中最著名的，应数《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 大刀阔斧地整顿完北齐旧土，武帝不待休息，便把精力转到对外用兵上。 南方的陈宣帝听说盟友北周灭了北齐，对周武帝的神速赞叹之余，不免后悔动作太慢没分到一杯羹。于是，他命爱将吴明彻再度北上，想乘着周军刚刚灭齐，立足未稳，抢夺淮北的徐州、兖州等地。 然而周军是百战之师，士气正盛，岂是当年齐军可比。在灭齐战役中立功的梁士彦被周武帝任命为徐州总管，固守彭城。吴明彻率水军攻城，过于冒进，久攻不下，反被王轨的北周援军截住退路，陈军溃败，吴明彻被擒，三万士兵及武器辎重都被周军所获，惟有萧摩诃率领的八十名精骑兵突围逃回陈国。周武帝封吴明彻为大将军，但他忧愤交加，不久就去世了。 打退了陈军的进攻，春风得意的武帝准备先一劳永逸地解决另一位昔日的盟友——近期屡屡犯边的突厥，然后再南征消灭陈国，一统天下。 宣政元年（公元578年）五月，周武帝率军兵分五路，北伐突厥。走到半路的云阳（正是宇文泰逝世之地），忽然暴病不起。四天后，武帝驾崩，年仅三十六岁。 周武帝的英年早逝，是北周由盛而衰、走向灭亡的转折点。 武帝一生犯的错不多，但有两个错误却很致命：第一个，是把冯小怜赐给弟弟宇文达；第二个，是立长子宇文赟为太子。 北齐灭亡后，高纬被押到长安，封为温国公。高纬得以活命，却不开心，他觉得没有了冯小怜，生命毫无意义，便斗胆向武帝请求赐还小怜。 武帝不好色，一听撇嘴乐了：“朕视天下不过如脱鞋一般，一个老太婆，赏给你就是了！” 高纬抱着小怜开开心心回家了。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半年，有人诬告说高纬谋反（只要有需求，诬告者总能适时出现的），武帝便将高纬父子、高延宗等北齐宗族几十人，以及弄臣穆提婆全部赐死，只有高纬的弟弟高仁英和高仁雅，一个白痴，一个哑巴，没啥威胁，被放逐到成都，侥幸活了下来。 冯小怜守了寡，武帝把她赐给代王宇文达。宇文达为人节俭、不好声色、廉洁自律，武帝这么做，本意是打算树个道德典范，好好教育一下以前北齐的臣子们。 武帝想错了，宇文达见到小怜后，对她万分宠爱，甚至冷落了结发妻子李妃。李妃眼看着好端端的丈夫突然变心了，想不开，差点寻了短见。 冯小怜一次弹琴时拨断了一根琴弦，不觉念起高纬的好处，随口吟道： 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 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 我常想，冯小怜对宇文达所做的一切，或许是一种无声的复仇。周武帝改造北齐的同时，北齐也在用另类的方式改造着北周。北齐堕落的声色文化没有随着北齐的灭亡而消亡，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对北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冯小怜以外，还有两位女子在向北周传播着“北齐文化”，她们就是胡太后和穆黄花。北齐灭亡对淫荡的胡太后而言简直是一次性解放，她与儿媳妇穆黄花在长安坊间做起了娼妓，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当妓女的皇太后和皇后。 堂堂北齐太后和皇后双双沦落为娼妓，这种新鲜与刺激令整座长安城为之震动，人们纷至沓来，争相欲一睹风采，两人生意竟出奇的好。 如果说北齐的女人们是从外部腐蚀北周的话，那么周武帝的继任者宇文赟则是从内部葬送了北周政权。 周武帝生前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接班人可能会出问题。大臣王轨有一回给武帝敬酒，捋着武帝的胡子说：“可爱好老公哦，可叹后嗣太弱啦！”（议论皇帝家事，是为臣者第一大忌，未必会对在位的皇帝起什么作用，而太子即位之日，就是秋后算账之时。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好的，是三国的贾诩） 武帝对宇文赟的要求极其严格，哪怕只是极小的过失，武帝也会棍棒相加，经常揍得宇文赟皮开肉绽，还痛斥道：“自古至今被废的太子不在少数，难道我儿子就立不成么？” 武帝恨铁不成钢，可是次子汉王宇文赞也不成器，其他儿子年纪太小，没办法，只好命东宫官员记录太子言行，每月上交报告由他审核。 武帝实在是一片良苦用心，他见证了魏周交替，经历了两位兄长的横死，也亲手谋杀了长期把持大权的堂兄宇文护。他深知，皇权看似高高在上，却是个易碎品，来不得半点松懈和马虎。 武帝的出发点是好的，办法却不对头。在他的严厉管教下，宇文赟没成长为出色的皇帝，反倒磨练为出色的演员。他在武帝面前表现得毕恭毕敬，竭力掩饰真实想法，而这些的背后，却是被压抑到变态的欲望。武帝一死，长期的压抑突然爆发，不亚于一场八级地震。 武帝停尸殡宫，尚未下葬，宇文赟抚着从前留下的棒痕，指着棺材骂道：“死得太晚了！”说着，他命武帝的嫔妃宫女排成一列，挑选漂亮的供他淫乐。朝中的有识之士都呆住了，他们可能预感到了未来将是不可避免的恐怖。 宇文赟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登上了北周的皇位，是为北周宣帝。上台后的第六天，他杀掉了齐王宇文宪。 宇文宪淡薄名利，与北魏的元勰有几分相似之处。平齐时他剿灭高氏的几支残余部队，自觉威名太高，就托病不出，武帝攻打突厥，他也没有参加。为人如此低调，宣帝仍然不放过他。 当晚，他召宗室诸王入宫，接着又命宇文宪单独进见。宇文宪一进殿，就被一群武士冲上前绑了。宣帝派亲信于智与宇文宪当堂对质，宇文宪大义凛然、据理力辩，于智等人还是不容分说，把他缢死，然后以谋反的罪名，将宇文宪的五个儿子以及与他亲近的将军王兴、独孤熊等人，一并处死。 宣帝恨透了父亲的严厉，对《刑书要制》这样的严刑峻法也是嗤之以鼻，便予以废除，还一次又一次地大赦罪犯。结果无视法律、为非作歹的人日见增多，宣帝一看不妙，就推倒重来，重新搞了一套《刑经圣制》，刑罚比武帝的更重，闹得民间人心惶惶，无所适从。 大臣们更惨，宣帝实行特务统治，暗中窥察群臣行为，一有错失，轻则罢黜，重则杀头。武帝遗命辅政的宗师宇文孝伯是宇文深的儿子，为人正直，以前和王轨曾向武帝禀报宣帝的不法行径，导致宣帝挨打，宣帝一直耿耿于怀。想起往事，宣帝怒火中烧，便下旨把王轨和宇文孝伯赐死。 宣帝当了半年皇帝，觉得还不够劲儿，便于大成元年（公元579年）二月传位给七岁的太子宇文阐，是为北周静帝，改元大象。宣帝不称太上皇帝，而称“天元皇帝”，居住的宫殿改名为“天台”，以“天”自称（别的皇帝只敢称天子，宣帝更进一步，直接做天了），禁止使用“天”、“高”、“上”、“大”等字。大臣进天台，必须先斋戒三天，沐浴一天。 天台里一个皇后怎么够？宣帝广招天下美女入宫，还对各种名号具有特殊感情。他封皇后杨丽华为天元皇后，静帝的母亲朱满月为天皇后，贵妃元乐尚为天右皇后，德妃陈月仪为天左皇后，后来又把“皇后”升级为“大皇后”，改封天左皇后为天中大皇后，并把族侄西阳公宇文温的妃子尉迟繁炽抢来，加封为天左大皇后。一口气封了五个皇后，名目繁多，创意无穷。 第三部 三分归隋 十九 杨坚篡周建隋 周宣帝虽然杀掉了一批不听话的臣子，但大周的国力尚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九月，宣帝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讨伐陈国，没有遭遇什么强劲的抵抗就夺取了淮南的寿阳、黄城、广陵等地，尽收江北（吴明彻几年前北伐的成果至此化为泡影）。这一来，宣帝更相信自己是天神下凡，率先违背武帝的禁令，大设道场祭祀神灵，还恢复了佛、道两教的佛像与天尊像，自己与两尊像并排南面而坐，受京城百姓的顶礼膜拜。接着，他又大张旗鼓，巡幸各地，以宣示皇家的威仪。 回到宫中的宣帝志得意满，每天沉浸在美酒与佳人的温柔乡中。宫里有个叫作杨文祐的小侍卫看不下去，就编了首歌唱： 朝亦醉，暮亦醉。 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 歌词被宣帝亲信郑译知道了，向宣帝奏明。宣帝大怒，下令鞭杖。不要以为打屁股没啥大不了的，《刑经圣制》规定，鞭杖叫“天杖”。以一百二十下为限，轻罪打一组，即一百二十下，重罪打两组，二百四十下。倒霉的杨文祐被结结实实地打了二百四十杖，活活打死。 北周朝野没人再敢出来劝谏宣帝，而肆意作乐的宣帝也没能与天不老。天元皇帝才做了一年多，他忽然病得说不出话，几天工夫就断了气，时年二十二岁。（宇文家族从宇文泰、宇文邕，到宇文赟，都是毫无征兆的暴疾而亡，很让人怀疑是某种可怕的家族遗传病所致） 宣帝的儿子静帝宇文阐年方八岁，啥也不懂。负责起草遗诏的刘昉和郑译早就与皇后杨丽华的父亲随国公杨坚串通一气，矫诏由杨坚总管中外军事，入朝辅政。杨皇后倒没有参与此事，但天下最可信赖的人自然是亲生父亲，因此她也大为放心，不料却引狼入室。 杨坚是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忠的儿子。相传他母亲吕氏怀着他的时候，去长安附近的一座尼姑庵进香，当晚在庵里就把他生下来了。有个会看相的尼姑说：“这个小孩非同常人！”希望能代为抚养，小杨坚就在尼姑庵里度过了童年。 杨坚成人后，相貌果然奇伟。按照《隋书》的记载，他的脸就是按照龙颜的模样长的，手心还隐隐约约有个“王”字。史家的传统，开国君主都是要有帝王之相的，要么是文人的附会，要么是君主本人以及支持者的炒作。既然炒作，就会有很多的故事。周明帝曾派了一个叫赵昭的相面师给杨坚相面，赵昭为了保护杨坚，就对明帝说：“杨坚不过作柱国罢了。”暗中则告诉杨坚：“老兄你当为天下之主，而且必须大杀一批人才可平定天下，千万记住我的话。”杨坚于是表现得非常低调。 周武帝的时候，关于杨坚“非为人下”的传言越来越多，宇文宪和王轨先后提醒过武帝。武帝不信看相的那一套，不耐烦地说：“如果天命真的应在杨坚身上，我们也没法防止呀！”命大的杨坚逃过了众多劫数，还把女儿嫁给了武帝的太子宇文赟，与武帝成了亲家。宣帝即位，杨坚被封为上柱国、大前疑，位列四辅之首。 宣帝一死，杨坚在刘昉和郑译的帮助下，成为左大丞相，一夜之间掌握了北周的大权。韬光养晦多年的杨坚乃是权术高手，他心知必须先控制住宇文氏宗室，便以赵王宇文招之女千金公主远嫁突厥为由，召周武帝的五个弟弟、外放诸藩的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逌入长安。五人一到长安，立即严加看守，不久就被一一杀掉。 杨坚辅政后的一个月内，连续做了三件事：修改武帝的《刑书要制》，颁布实施，以取代严苛的《刑经圣制》；重新倡导节俭，身体力行；恢复佛、道二教的合法性，以前的僧人、道士，允许重新出家。宣帝胡作非为，已经令宇文氏失去了对关陇集团以及北方世族的凝聚力。杨坚顺应潮流，赢得了相当多的人心，包括韦孝宽这样的北周六朝老将，都支持杨坚。 只有相州总管尉迟迥、郧州总管司马消难和益州总管王谦三家起兵反对杨坚。尉迟迥是宇文泰的外甥，司马消难是周静帝的丈人，王谦是大将军王雄之子，三人受宇文氏厚恩，不愿听命于杨坚。其中最有威胁的是年过七旬的尉迟迥，声望极高，杨坚派韦孝宽等人去接替他，尉迟迥决心做最后一搏。两位老将在战场上相遇，韦孝宽技高一筹，攻入相州治所邺城，尉迟迥自杀。杨坚下令，一把火烧了邺城，把相州的治所迁到南面的安阳。魏晋南北朝时代北方第一大风云都市——邺城，从此消失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杨坚一生的许多作为中，这一件是最不值得原谅的） 尉迟迥失败，其他两家更没的玩了。两个月间，王谦战败被斩，司马消难投奔南陈，各地的叛乱全部平息。（司马消难在南北朝末期也算是个特色人物。他身为高欢的女婿，宇文阐的丈人，又与杨坚的父亲杨忠结拜为兄弟，生性贪淫，反复无常，一生叛投过齐、周、陈、隋四个王朝，最后杨坚灭陈，他还得到特赦善终。可见，恶人并非都有恶报） 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杨坚完成了受禅的一系列手续，登上皇帝的宝座。鉴于“随”字不够吉利，他把走之底去掉，定国号为隋，改元开皇，是为隋高祖文帝。总共不到一年，隋文帝就推翻了北周，是南北朝所有篡位的开国皇帝中，过渡期最短的，说他得位容易，真不是冤枉他。 隋文帝夺了宇文家的天下不算，还杀光了宇文皇族。宇文泰的子孙二十五家，尽遭屠戮。静帝禅位后即被杀，时年九岁。静帝的两个弟弟年纪更小，同样被杀。甚至宇文氏的旁支疏属，也被几乎杀绝。这是继萧道成之后，屠杀皇族最干净的一次。 隋文帝杨坚这个人，有时过分宽容，有时又过分残忍。但是杀宇文氏，并不是简单的残忍可以说明的，而有其深层的意义。 杨坚是柱国独孤信的女婿，父亲杨忠早年追随独孤信，长期担任独孤信的副手，是贺拔胜的旧部。独孤信功高被害后，杨忠没有像侯莫陈崇那样出格的举动，但内心是很难过的。毕竟，杨忠、独孤信这对“忠信之士”在战场上多年出生入死铸就的情谊，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中，贺拔胜派系虽然暂时失败了，但杨忠却将仇恨埋藏在心底，传播给儿子杨坚。杨坚称帝后，下诏为独孤信平反，便表达了杨家对独孤信的同情与追思；而他大杀北周宗室，逼反宇文氏派系的重要人物尉迟迥，都可看作贺拔胜派系发动的一次政治复仇。可以说，杨坚篡周建隋，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关陇集团内部的矛盾与恩怨，做了最后的了断。 隋朝建立了，南北朝的话题也接近了尾声。隋文帝所推行的新政策，其实已不属于南北朝的范畴，而属于下一个大时代——隋唐。不过，有几件大事，我们不得不提。第一件，文帝将所有北周府兵时代更改的鲜卑复姓，全部恢复为汉族单姓，彻底结束了鲜卑人的时代，五胡的最后一胡也消融于中华民族之中；第二件，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为完善的法律《开皇律》，而这部法律，正是以《北齐律》为基础，北周的法律为补充，隋唐的制度大多接承自南北朝几百年战乱所形成的精华，这便是典型的例子；第三件，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文帝命全国各州每年选派三人应考，作为选拔官员的方式，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多年以出身门第为选拔标准的九品中正制完成了历史使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自此开始。 这每一件大事，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其说是隋文帝伟大，不如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苦难后的涅磐再生。 一代新文明的诞生，必然伴随着旧文明的逝去。南方存留的最后一个南北朝文明的堡垒——陈国，也将很快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了。 隋文帝建隋的第二年，陈宣帝病逝，享年五十三岁。太子陈叔宝继位，他就是有治文之才、无治国之才的陈后主。面对隋朝的绝对优势，陈叔宝的对策只有一条——和为贵。 开皇七年，不打算再和的隋文帝征召后梁的末代君主萧琮入长安，灭了后梁；第二年冬天，他派出大军，号称五十一万，东起海上，西至巴、蜀，铺天盖地向江南攻来。 第三部 三分归隋 二十 终结大时代 陈叔宝是南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南北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他即位的时候，北周已经灭亡一年了。这不禁让人想起后世的南唐后主李煜，李煜做国主时，北方的五代局面也是刚刚结束，宋朝虎视江南，南唐危在旦夕。相比起来，两人的境遇还颇有几分相似。 更相似的，是两人的兴趣爱好。李煜喜欢的是读书写词，“工书画，知音律”，至今脍炙人口的李后主词作便是明证，陈叔宝终日里“作诗不辍”，也是位勤于笔耕、创作不懈的大写手。两人都在副业上成绩斐然，而在主业——做皇帝上，没什么天份。 像陈叔宝这样的皇帝，智商是肯定够的，只不过没能用在该用的地方。隋文帝评价他：“如果能把作诗的本事，用在思考国家时事的安危上，也不至于亡国了。”这说法是有道理的，之所以会如此，或许与陈叔宝的经历有关。 陈叔宝生于梁元帝承圣二年（公元553年）的江陵，母亲柳敬言是驸马柳偃之女，梁武帝的外孙女。出生的第二年，江陵就被西魏攻陷了，父亲陈顼被俘带往长安。因为路途遥远，陈顼把他与柳敬言留在了半路上的穰城（今河南邓县），一住就是八年。北周把陈顼送回陈国，陈叔宝才随母亲回到建康。 动荡的童年没有造就陈叔宝坚韧的性格，反而让他形成了消极的生活态度。从少年步入成年的他一帆风顺，从安成王世子做到皇太子，但内心却对政事的兴趣不大。 陈宣帝一共有四十二个儿子，在古今皇帝中，尤其是王朝末期的皇帝中，绝对是高产。既然陈叔宝没能表现出过人的强势，那么其他的四十一位兄弟中，难免有人蠢蠢欲动，尽管陈国的事业日薄西山，还是有人跳将出来、铤而走险。此人便是宣帝的次子、始兴王陈叔陵。 陈叔陵只比陈叔宝小几个月，幼年的经历差不多，性格却与陈叔宝截然相反，热衷权势，野心勃勃。然而陈宣帝对他很是宠爱，犯了错误也不重责，使他无所顾忌，与文帝的儿子新安王陈伯固勾结在一起，图谋篡位。 陈宣帝去世，准备入殓，陈叔宝扑在灵柩前痛哭流涕（比周宣帝可乖多了），全然没有注意身后的情景。陈叔陵猛地亮出事先磨好的剉药小刀，一刀砍中陈叔宝的脖子，陈叔宝倒地。太后柳敬言上前阻挡，陈叔陵又朝太后连砍好几刀。旁边陈叔宝的乳母吴氏赶紧将陈叔宝拉起，四弟长沙王陈叔坚夺过陈叔陵手中的小刀，陈叔陵乘乱逃出宫去。 所幸陈叔宝没被伤到要害，在乳母等人的保护下躲入后宫。惊魂方定，他便派右卫将军萧摩诃出兵平乱。陈叔陵与陈伯固纠集了一千来人据守东府城，企图对抗朝廷，都被萧摩诃斩杀。 劫后余生的陈叔宝捂着受伤的脖子登上了皇帝宝座，从此对政治与权势愈加深恶痛绝。他本来就钟情诗酒，现在干脆把政事扔在脑后，一心追求安乐与享受，将时光全部虚耗在后宫里。 陈叔宝与正宫皇后沈婺华没什么感情，他宠幸出身贫贱的贵妃张丽华。张丽华的头发长有七尺，漆黑发亮，一直可以垂到地上。她又天性聪慧，神彩飞扬，顾盼生辉，容颜端丽，活脱脱一个古典长发知性美眉。陈叔宝为她如痴如醉，并不奇怪。 陈叔宝又宠爱龚贵嫔、孔贵嫔等妃子，为了能与美人们朝夕相处，他在宫中的光昭殿前，建起临春、结绮和望仙三座楼阁，各高几十丈，彼此相连，每座楼阁又分成几十个小房间，精心雕琢，华美瑰丽。陈叔宝自己住临春阁，张贵妃住结绮阁，龚贵嫔和孔贵嫔住望仙阁，其他的妃子也常常游走其间，轮流侍奉皇帝。 皇帝沉溺酒色，着急的人还是有的，章华、傅縡等大臣就上书请命，指望陈叔宝洗心革面，勤政爱民。陈叔宝生气，把他们都杀了。剩下一批善窥上意之徒同样寄情浮靡，像尚书令江总、孔范等人，从早到晚陪着陈叔宝在后宫花天酒地、欢歌燕舞、舞文弄墨、赠诗和曲，成为一道“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最亮丽的一道，当数陈叔宝那首不朽的亡国调《玉树后庭花》： 丽宇芳林对高阁， 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 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 玉树流光照后庭。 诸多淫词艳曲，格调低下，不一而足。不过陈叔宝偶尔也会作诗戏谑一把。据说有一次他忽然想起冷落后宫的沈皇后，便去看她，坐了一会儿又退了出去。他见沈皇后也不说几句温情的话（比张贵妃差远了！），失望地问道：“怎么也不留我一下呢？”说着，即兴给沈皇后赠诗一首： 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沈皇后听了，心中没好气地答道： 谁言不相忆？见罢倒成羞。 情知不肯住，教遣若为留。 若此事为真，我倒是挺欣赏沈皇后对于爱情的一分执着的。可惜无聊的陈叔宝不领情，倒萌生了废掉沈皇后、改立张贵妃的念头，只是这次，他来不及了。 祯明二年（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隋文帝下诏列数陈叔宝二十条大罪。隋军大举南下，晋王杨广出六合，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今安徽合肥），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今江苏扬州），走陆路进抵江北渡口，秦王杨俊出襄阳沿汉水而下，清河公杨素出永安（今重庆奉节），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沿长江而下，青州总管燕荣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从海路入太湖，八路大军由杨广总节度，讨伐陈国。 声势浩大的隋军号称五十一万，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至少在三十万以上，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多点进攻，令陈军防不胜防。陈军布防的兵力，包括建康的守兵，总共不过二十多万，一半分散在江上各要塞，难以抵挡隋军的淋漓进攻。 军情紧急，飞报建康，护军将军樊毅、仆射袁宪以及萧摩诃认为应增兵，沿江防备。群臣莫衷一是，陈叔宝却不以为然道：“如若增兵，岂非示弱？建康城有王气，想当年齐兵攻过三次，周兵也来过两次，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打得大败而回？隋兵能有什么作为？” 孔范也附和道：“长江天堑，隔绝南北，敌军难道还能插翅飞过来么？那些守将贪功，故意夸大事实；微臣常嫌官小，敌军假若真的渡江，我一定上阵厮杀，立功做个太尉了。”说完，君臣哈哈大笑，继续饮酒，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陈叔宝在酒精的麻痹下，太乐观了。我们说过，陈宣帝试图通过北伐解决内部和外部的两大问题，北周重新攻占江北后，问题依旧。尤其是侨人、吴人、蛮族三大族群的矛盾，愈演愈烈，地方上的武将多为五蛮出身，比如负责建康防务的樊毅便是蛮族人，手中虽有兵，却受尽排挤。类似的上下相欺，文武相疑的情形，也很多见，一旦开仗，战斗力和士气都高不了。） 第二年元旦清晨，大雾弥江。建康城中的陈叔宝还有心思早朝大宴群臣，庆贺新年。陈叔宝兴致颇浓，喝得酩酊大醉，午后醒来，形势已然大变：隋将贺若弼与韩擒虎分别从江北的广陵和横江突破，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长江，占领了南岸的京口和采石，江边防守的陈军望风而走，隋军兵临城下。 陈叔宝的乐观荡然无存，他仓促任命萧摩诃、樊毅及中领军鲁广达为都督，抵御隋军的攻势，又命从吴兴入援的镇东大将军任忠（也是蛮族出身）驻守朱雀门，保卫建康的安全。 但是不懂用兵的陈叔宝犯了错误，他把十多万建康附近的陈军士兵从北到南，拉成了一条绵延二十里的防线，竟没有一个发号施令的总指挥，而且还把不会打仗的孔范派上阵。几名将军各自为战，被贺若弼轻松各个击破，孔范部不战自溃，萧摩诃力战被擒，陈军大败。 任忠率部出城抵抗韩擒虎的进攻，还没打就在石子冈（今江苏南京雨花台）投降，掉转枪头带领隋军从朱雀门进入建康城。 陈叔宝在宫里慌不择路，搂着最宠爱的张贵妃和孔贵嫔直奔后堂投井。当然不是寻死，而是暂借水浅的井底一避。隋军士兵深夜进宫，遍寻陈叔宝不见，向井底喊话，没人答应，就要往下投大石。陈叔宝吓坏了，叫道：“有人！有人！” 隋军的士兵放下绳索，使了好半天劲把人拉上来，才发现原来一男二女捆在一起，怪不得沉得像头猪呢！ 狼狈归狼狈，陈叔宝的结局，倒是好过之前亡国的北齐和北周的末代皇帝。隋文帝厚赏了陈叔宝，还多次召他入朝叙话，待遇相当于三品官员。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陈叔宝寿终正寝，享年五十二岁，而那时，隋文帝已经死于儿子杨广之手。 陈国灭亡了，五十多年的后三国时代归于隋朝一统，从刘裕称帝起的一百七十年南朝历史告一段落。更重要的是，从西晋八王之乱开始，中华世界二百九十九年的混乱分裂局面结束了。如果愿意，我们还可以上溯到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向四百多年的大分裂时代，做一次告别。 回到本部开头提出的问题上，西魏-北周-隋一脉相承的体系，通过宇文泰的府兵制和周武帝的灭佛、废奴、立法等一系列政策，终于逐渐以关陇体制替代了旧有的门阀体制，找到了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最佳路线。相形之下，陈国和北齐，虽然都有各自的改革方案，试图解决社会矛盾，但都比不上关陇体制的优势与力度。 终结大分裂时代、开启隋唐时代的关陇统治者们，并不见得比之前几百年来所有的统治者聪明、能干，他们的成功，在于所处的环境比较巧，所遇的困难比较小，所采取的策略比较得当，用四个字说，叫“应运而生”，用八个字概括，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而外国人最感到不可思议的一句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大分裂时代，于我们今天，看似遥远，却不陌生。那个时代，孕育与死亡并存，那个时代，光明与黑暗同在。那个时代无数的英雄，犹如夜空中的流星，总会有一瞬间，无比夺目而闪亮，可是却不能长久，终究要隐没于夜色之中。只有一片夜色，始终不变的深邃，始终不渝的永恒。 也许，那就是我们回望历史时孜孜不倦探索的真谛吧。 行文至此，回到“滚滚长江水，悠悠南北朝”的题目上，用宋代词人张升的一曲《离亭燕》收场，以为跋。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 水浸碧天何处断？霁色冷光相射。 蓼屿获花洲，掩映竹篱茅舍。 云际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亚。 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 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 跋 不得不再说几句 跋 不得不再说几句 该说的话，按理说已经在“逐鹿中原”的最后一章中说完了。然而，这长长七十章的《纵横十六国》之后，心里总有种想再说几句的冲动。后记呢，我在“淝水之战”的后面写过一篇，为了避免重复，就写篇跋吧，反正当初有一篇序章，所谓有始有终。 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我在以前那篇后记中已经说过，没提到的一点是本来还有灌水的意图。所以，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写多长，只是随心所欲的借题发挥。那段时间自己时间也比较多，看的书就多而杂，觉得整理一遍对自己或有好处。然而写了一段，就脱离了初衷，开始认真起来。大约是“永嘉之乱”写了一大半的时候，我渐渐有了以这种风格的文体写四部关于十六国的文章的构想，于是开始上网、泡图书馆，找相关的资料，着实下了番功夫。但毕竟不是历史专业出身，力不从心仍是常有的事，中间我有较长的一段时间停下来没有写，几乎就想放弃。不幸中之万幸的是，靠着网友的支持和自己的坚持，最后竟能把它完成，再回头一看，竟然已写过了近17万字，多过了我的专业论文字数的总和，自己都有点诧异。 有一点想说的是，这不是一篇历史小说（因为并不是小说，加上现在玷污这历史小说的不在少数，我也没想过要与这几个字有染），也不是史评，评虽有，却缺乏深度。不过这不三不四的东西中的很多字句，都是在先感动自己的情况下写下的，这是事实。 前面曾有网友问我的参考资料，其实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不过是正史加《通鉴》，别人用过的，我照用罢了。参考最多的正史，当然是《晋书》，除此之外，向前参考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向后参考的主要是《北史》、《魏书》、《南史》、《宋书》及《旧唐书》。《通鉴》叙事有时因其体裁所限略显凌乱，但从其较强的时间性上看仍是一本相当好的参考资料，因此在事件方面，以《通鉴》为参考最多，而人物的对白，因为正史诸书成书早于《通鉴》，应该较贴近原话，故多参考正史。今人的文章，受黄仁宇的影响挺大，虽然现在批判他的观点也不少，其他参考的文章，多在文中有所提及，如《参合陂?慕容垂》、《元嘉三十年》、黎东方的细说系列等。网络资源方面，也参考了不少历史网站的文章，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每个人一生都会有很多梦想，梦想则往往是源于兴趣，实现梦想，也常常是靠着兴趣。我在英语角和人聊天，别人告诉我：interest is the best teacher. 我想不如改改：interest is the best guider. 这兴趣能够指引人去做很多事，直至实现梦想。历史，便是我的兴趣之一，我因此而有的梦想，也很简单，便是可以忘记一切，遨游于历史海洋之中。有人说：读过历史，总让人生出各种感慨，因而陷入苦闷——王侯将相，百年之后亦不过尔尔。然而，我却以为王侯将相或许尔尔，而人的追求则始终无限；历史能使人振奋，能让人沉思，从自己曾经经历或无法经历的相似之中，去寻求人生的解答，去追求人生的希望。 能写完这篇东西，对我而言，已是一个成功。能吸引自己去反复重读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是为数不多的一篇，而能长到这个程度的，虽然不免又长又臭的嫌疑，对我来说也是空前的一篇。我想，把这作为一个终点，莫如把它作为另一个起点，以激励自己走好今后的每一步。 以前凑过一首歪诗，最近身陷“纵横”，对之稍作改动，自以为还勉强读得通，就把它放在所有话的后面，做个收场吧。 江水滔滔入海流， 生生灭灭似孤舟。 斜阳草树今犹在， 煮酒英雄莫论愁。 2001年3月于求是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