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侧面Ⅲ：历史的缝隙与灰烬》


 第一章 人物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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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结者”李斯</h2>

    李斯师从于儒学大师荀子，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法家的道路；他亲手杀害了同门师兄韩非，却又成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信徒；而他提出的“焚书”之议，则直接终结了儒家乃至诸子百家生存的土壤。

    拜别师门

    公元前247年，已经而立之年的李斯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老师到秦国去。

    临走那天，老师荀子问李斯：“你为什么要到秦国去呢？”李斯回答说：“现在各国都在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

    李斯的回答很干脆，毫不掩饰自己匡扶天下的雄心壮志。对于秦国，荀子并不陌生。十九年前，同样是经不住强秦的吸引，荀子一扫“儒者不入秦”的传统，主动跑到秦国游学。在秦国，荀子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上了。当他提出以儒家之“王道”补秦国“霸道”之不足时，秦昭王嘴上连连称善，却始终不肯用荀子。

    与19年前不同的是，儒生西入咸阳不再是偶然，而各种饱学之士更是争相入秦。他们或入朝为官，或投身显贵门下，继续游学。与秦国的门庭若市相反，东方各国的人才流失相当严重。

    时移则事易，面对学生西入咸阳，荀子倒也不觉唐突。他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说不定李斯真能在秦国实现自己未竟之愿呢！然而，高兴之余，荀子又不免忧虑。一方面，秦国有不修儒道的传统，倘若李斯不善变通，难免会遭遇自己同样的命运。而另一方面，他更担心李斯太过灵活，毫无原则地曲意迎合秦国的传统。

    见李斯心意已决，荀子也不强留。只是再三叮嘱，勿违为师之道。李斯遂拜别师恩，一路向西直奔咸阳。

    士途还是仕途

    荀子的担忧不无道理，初入秦国的李斯再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

    李斯风尘仆仆赶到咸阳，正逢秦庄襄王新丧，新即位的秦王嬴政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真正掌权的是太后赵姬和相国吕不韦。

    吕不韦原是商人，对治理国家并没有太多经验。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效仿战国四公子，不惜重金广揽人才。极盛时期，其门客多达三千余人。秦王年幼，尚未亲政，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李斯只能投靠吕不韦，成为其门下的舍人。

    吕不韦的相国府俨然一座稷下学宫，各种流派的学者文人汇聚一堂，或著述，或辩论，好不热闹。吕不韦倒也礼贤下士，经常光临辩论会场，聆听学者们的思想交锋。后来，吕不韦将门客们精彩的言论编撰结集成为著名的《吕氏春秋》，这是后话。李斯初入相国府，虽然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舍人，但衣食无忧，既可以参与学者间的辩论，又可以埋头做自己的学问，像老师在稷下学宫那样“不治而议论”，同样可以影响秦国的政治，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是，李斯并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舍人，他选择了一条直接介入政治的道路——入仕。尽管相国府食客三千，但真正具备大师级水准的人却少得可怜。李斯受教于儒学大师荀子，其思想之深邃，论辩之宏富，远非其他门客所能比肩。不久后，吕不韦就发现了李斯，任命他为郎官，名义上是保卫秦王嬴政的安全，实则为吕不韦安插于秦王身边的眼线。

    李斯对这个安排欣然受之。在士途和仕途之间，李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从这一刻开始，它将告别过去的士人生活。

    王道还是霸道

    李斯的入仕并不违背老师的儒道，荀子自己就当着兰陵县令。但是，从孔子开始，儒家始终坚持君臣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的关系。荀子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为臣之道“从道不从君”，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

    尽管荀子一再告诫“勿违为师之道”，但身陷仕途的李斯很快做出了违背师门的选择。李斯仔细地考察着尚未成年的秦王，发现秦王嬴政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一心要实现伟大抱负。于是李斯很快做出了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投靠秦王。

    李斯不愧为荀子的得意门生，其游说之术堪称绝伦。他深知，在崇尚霸道的秦国，引导秦王以儒术治天下，无异于缘木求鱼。于是，他决定投其所好，以霸道取悦秦王。

    李斯对秦王说：“从前秦穆公虽称霸天下，但最终没有东进吞并山东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诸侯的人数还多，周朝的德望也没有衰落，因此五霸交替兴起，相继推尊周朝。自从秦孝公以来，周朝卑弱衰微，诸侯之间互相兼并，函谷关以东地区化为六国，秦国乘胜奴役诸侯已经六代。现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就像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足以扫平诸侯，成就帝业，这是万世难逢的一个最好时机。”

    寥寥数语，直指嬴政胸怀，纵论古今，不离秦国霸业，每一句话都说到了秦王心里，遂任命李斯为长史。李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本可以按照老师的思路，趁着嬴政年幼，多教他一些儒家的王道，弥补其霸道之不足。但是，在李斯看来，王道虽好，苦于见效太慢。孔子做过一项保守的估计：用王道（即道德教化）治国，至少要三十年才可以让天下归仁。三十年太久，秦王不肯等，李斯也就等不得。因此，李斯在自己的仕途生涯中，彻底放弃了荀子的王道，选择了立竿见影的霸道。

    李斯上任之后立即给秦王上了一个瓦解六国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的重要人物能收买的，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想尽办法把他们杀掉。等诸侯国君臣关系被离间后，再派良将去攻打。

    如此阴毒的斗争手段，完全背离了儒家的道德，完全滑向了法家的权术。

    韩非之死

    无独有偶，同为荀子学生的韩非也从儒家出发，最终走向了法家，甚至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韩国公子，李斯的同窗师兄。与李斯的平步青云截然相反，韩非回到韩国后，因为韩王的猜忌，一直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写下了许多探讨治国之术的文章。

    韩非子接受了老师“人性恶”的观念，但他完全否定了儒家的道德教化，认为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治国平天下。他甚至认为，对老百姓只能实行“愚民政策”，主张除了法以外不许有任何书籍存在，而历史记载尤在禁绝之列。老百姓唯一需要学习的文化就是法律，各级官吏便是他们的老师。韩非尤其反感知识分子，指责“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应该连同侠客一起彻底消灭。

    韩非的思想非常符合秦国的政治传统，当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时，不禁感叹道：“如果哪天得见此人，并与之交往，虽死而无憾矣!”李斯听到这话，立即禀告秦王说，这些文章都是自己的同学韩国公子韩非所写。于是，秦王不惜发动了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迫使韩国派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到了秦国，与秦王相谈甚欢，但还没有马上信任他。这时，李斯和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韩非之死的记载过于简略。司马迁认定李斯是杀害韩非的罪魁祸首，理由很简单：妒贤嫉能。不过，司马迁的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事实上，秦王灭韩的计划早已提上日程，根本不可能因为欣赏韩非而彻底放弃。如果韩非离间秦国君臣的事情属实，则主张杀死韩非的就不再是李斯和姚贾，而是秦王嬴政了。

    不管怎样，李斯都是杀害韩非的实际执行者。区别仅仅在于，他是主谋还是从犯。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即使韩非按律当诛，李斯也应该念在同门之谊而选择回避。以他在秦国之地位，申请回避应该不会影响其仕途。韩非之死，让李斯在秦王面前赚得了公而忘私的好评，但他也再次背离了荀子谆谆教诲的王道。

    “釜底抽薪”焚书令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被秦王和李斯所奉行。

    此后的秦国完全按照韩非的轨道高速的运行着。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破赵；前226年，秦破燕；前225年，秦灭魏；前224年，秦灭楚；前222年，燕赵残余俱亡；前221年，秦灭齐，天下归一。

    秦统一之后，按照韩非的思路，构建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秦王嬴政改帝号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废除谥号制度，禁止百官议论皇帝的是非。在李斯的坚持下，秦始皇选择了郡县制，统一了法律、度量衡、文字和车轨，开中国两千年封建大一统之先河。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任命李斯为丞相，走到了仕途的最高峰，同时也走到了他反儒道路的最高峰。

    这一年，在咸阳宫的酒宴上，博士们借着酒兴发生了一场争论。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非常反感儒生们“借古非今”“横议朝政”，便授意丞相李斯，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廷议的讨论中，李斯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很显然，焚书令是完全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批评法家路线而起草的。喜欢借古讽今的儒家当然首当其冲。后世史家常常拘泥于焚书令毁掉了多少先秦文化典籍，其实不然。由于秦朝官府做好了图书备份，只焚毁民间藏书，因此，焚书令对文化典籍的破坏远不是论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事实上，焚书令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它借焚书完全禁绝了自由思想，彻底毁灭了“不治而议论”的士阶层，使整个先秦诸子思想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秦亡以后，极个别尊随孔子的汉儒试图恢复儒生议政的传统，但是，无一例外都招来了杀身之祸。七十多年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董仲舒所谓的儒学早已不是独立自由的先秦儒学，而是杂糅法家、阴阳家纲常名教。

    客观上讲，李斯之后无真正之儒家，两千年的反孔斗争说到底与孔子无甚关系矣！

    <h2>

    唐玄宗：创新与守旧</h2>

    祥瑞

    开元二年二月初一日，长安城内主管天文事务的官员向唐玄宗奏报，预计在当日发生的日食没有出现。重大天象的误报无疑是一场因历法讹误而发生的严重事故。

    然而在公元714年的长安城，没有官员因为一次“未遂”的日食受到处罚。相反，宰相姚崇用一份语气热烈的奏章向皇帝表示祝贺，并建议将此事载入史册。玄宗皇帝答应了这个要求，此时距他正式登基不足二十个月。

    回顾唐玄宗的即位，也与一场不期而遇的天文事件有关。公元712年秋天，一颗彗星划过夜空中据说是象征皇帝的星座，促使睿宗皇帝决定以退居二线的方式攘除一场可能不利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灾难。睿宗的突然退位，使自己踌躇满志的儿子与野心勃勃的妹妹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骤然激化。新即位的唐玄宗率先出手，发动了长安城近七年内的第三起宫廷政变，太平公主被迫自杀，由此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由女强人左右中枢政局的状况。

    然而唐玄宗很快发现，帝国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自武则天时代结束后，帝国的政治走势并不明朗。奢靡荒淫之风弥漫宫廷内外，朝堂上下充斥着野心家与投机分子。经济固然没有崩溃，但自然灾害频发，因土地兼并造成的农民逃亡逐渐增多。西边的吐蕃、北面的突厥乃至东北方面的契丹不时骚扰边境，有时甚至发动大的进攻，而帝国的军队并没有战之能胜的把握。

    现实的混沌与不安往往会促使人们回忆历史，强盛开明的“贞观之治”在8世纪初引发了普遍的追慕，希望朝廷恢复“贞观故事”的呼声不绝于耳。史官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就是此种时代氛围的集中体现。这部以对话为主的著名史书采用分门别类的方式，将太宗君臣的主要政治观点编排为一本极便翻阅的手册，被后世统治者奉为圭臬。作为全书纲领的首章《君道》，开篇文字是一段太宗的独白，核心思想是君主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以避免骄奢。此时《贞观政要》还没有面世，玄宗却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向太宗皇帝看齐之决心，符合了多数臣民对他的期待。

    仔细观察唐玄宗君臣的施政风格，我们确能发现“开元”与“贞观”的某种相似性。唐太宗不是事必躬亲型的统治者，他认为帝王的励精图治应体现在对于总体政治秩序的哲理化反思与把握之上，而不应过多干涉本应由各级职能部门负责的具体事务。唐玄宗也不愿介入具体事务，当宰相向他汇报关于一批中低级官员的任命问题时，他以默然不应表示不满。太宗朝的政治决策过程比较透明，史官对君臣的讨论过程据实记录，谏官等得以随时提出意见。高宗朝的密谋政治兴起后，决策活动日益神秘化。及至开元年间，著名宰相宋璟立主恢复贞观旧制，使得史官与谏官的地位再度得到重视。

    玄宗君臣的努力，让权力表现出对政治程序的一定尊重；而皇帝远离具体事务，使其日常行政得依律令而行。武后、中宗时期，当政者为一己之私而进行的短期操作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运行蛮横且没有章法，其结果是政治秩序日渐紊乱。玄宗则采取一种比较克制的态度，使得一种能让大多数官员感到稳定与安全的政治气氛重新回归朝廷。

    唐玄宗还从太宗那里继承了重视经典与学术的传统。太宗经常与臣子一起举行文学化的宴会，君臣如诗友一般共相唱和，并由此构成一种仪式化的君臣交际形式。武后、中宗时代的宫廷文学活动更为兴盛，但风格却大相径庭。一批工于诗文的文人以倡优形象进入宫廷，皇帝、皇后甚至妃嫔喜欢以裁判者的身份凌驾其上，更乐于看到他们为争宠而争风吃醋。

    玄宗同样喜欢有才华的臣子，但对他们比较尊重，“翰林学士”这个一度沦为吹鼓手的文士群体在唐玄宗时代开始发挥智囊作用；当他们在宫中连夜起草诏书时，玄宗有时会如朋友一样去看望他们并赐予饮食。这个传统为唐朝后期的帝王所继承，翰林学士也从皇家的高级文化侍从变为帝国中枢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当七岁的神童李泌因为才思敏捷而被送入皇宫时，玄宗对其才华大为叹赏；但他没有把这个孩子当做宫廷中的玩偶，而是将其送出长安这片是非之地并保障他专心读书。很多年后，已成长为一位传奇政治家的李泌回到御座之旁，先后辅佐三位皇帝平定了两次危及帝国生存的巨大叛乱，并通过建立包括大食、回鹘、南诏在内的国际联盟有效遏制了吐蕃政权咄咄逼人的攻势。玄宗的知遇与培养，成为李泌报效其子孙的巨大动力。

    在恢复“贞观故事”的号召下，唐玄宗以拨乱反正的姿态，使得帝国的政治空气从之前的紧张乖戾迅速走向宽松平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玄宗重新确立了以儒为主的治国理念，不仅自己撰写了《孝经》，还通过各种手段宣示皇帝与诸亲王间“兄友弟恭”的和睦状态。不过，他并没有清算给予武则天统治巨大帮助的佛教，对作为李唐皇室祖先的老子也同样尊崇有加。出入皇宫的，既有来自印度、深通密法的高僧，也有隐居深山、修炼长生之术的张果老一类人物。唐玄宗对于宗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但将某种宗教兴趣推向极端却不是他的本性，这一点与太宗颇为相类。

    然而，“开元”绝不是对“贞观”的简单克隆。对于各种自然界的“祥瑞”，太宗明确表示厌恶并明令禁止上报，玄宗却不惜借用日食预报的失败来证明君主的德行已经感动上苍。从高宗时代开始，在唐初一度低落的谶纬意识重新发酵。渐渐地，人们对皇权中的神秘性因素又津津乐道。面对这样的社会心理，玄宗君臣并不能免俗，其实他们对自然现象与政治更替的联系并不真正相信。玄宗与姚崇在开元初年围绕“祥瑞”与“符命”不止一次的“合作”，实在是一种刻意的政治表演。我们由此能够观察到玄宗施政风格迥异太宗之处：为达目的而进行的变通较之对价值理念的坚持更占上风。

    贤主

    作为中国历史上贤明君主的代表，唐太宗身上表现出的理想主义气质深合儒家的标准，他一生都在致力的事业似乎在于把来自实践的政治智慧凝练成一种道德性的规范，并试图为政治手段赋予超越性的价值含义，在保障君主行为有效性的同时去除虚伪性。唐太宗推崇以仁德信义治国，统治技术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最倚重的宰相房玄龄执政十余年，一方面使海内晏然，另一方面却没有突出的政绩可资纪念，被史家认为是达到了宰辅的最高境界。

    相形之下，唐玄宗对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高宗朝以来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比玄武门之变更为漫长险恶，使玄宗对政治的残酷有着更为真切的意识。唐玄宗对确保统治牢固与帝国繁荣充满强烈的欲望，他认定这些目标只有通过精密有效的手段才能实现。这种手段不仅表现为更为灵活但却不那么合乎理想形式的政治策略，更集中体现为一系列高效的制度安排。这注定了玄宗朝的一系列施政举措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

    唐玄宗统治时期，财政经济事务始终得到高度重视。当时私铸钱币之风非常兴盛，很多商人在江中锚泊的大船上开炉鼓铸，惊涛烈焰，蔚为壮观。玄宗向劣币开战，强令对市面流行的劣币收缴重铸，结果引起交易者的恐慌，反复几次后终觉难以推行。不过，帝国的财政基础还是通过另外两项措施得到了强化。第一项措施被称为“括户”，即由政府清查那些因各种原因隐匿逃亡的人口，用既往不咎的宽宥政策与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他们重新登记户口，恢复为国家纳税。第二项措施为改良运输方式，以保障来自南方的赋税与粮食能以较低的成本安全运到帝国的政治核心区关中与洛阳，具体办法是把以运河为主体的运输线分为数段，每段设置中转储备仓库，根据各段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运输工具，化长途运输为短途运输，人称“节级转运”。

    这两个措施在宇文融、裴耀卿等一批财政精英的主导下得到顺利实施，但因为其中一些人操守不佳，又因为他们的政策初衷是增加政府税收而非减轻民众负担，因此长期被后世冠以“聚敛之臣”的恶名。但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朝廷才足以支持频繁的对外战争以及长安城日益庞大的支出，玄宗也并不十分在乎他们是不是“君子”，因为现实的考量决定了皇帝必须倚重他们。

    开元时代的另一项重大突破是完善了官员的选拔任用机制。唐朝虽然实行了科举考试，但通过考试的人仅仅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是否能真正获得一官半职还要经过另一轮选拔，即铨选。有资格参加铨选的还有另外三类人，即高级官僚的子弟、表现优秀的低级公务人员以及原任期已满等待新职务的前任官员。随着有资格做官的人越来越多，僧多粥少的情况愈发突出。

    开元十八年，侍中兼吏部尚书裴光庭在此前各项改革的基础上借鉴北魏的历史经验改进选拔办法，规定中下级官员任满后不论政绩如何必须立即停职，间隔数年后方能再参加选拔；如无犯罪等重大问题，一律向上升迁，并根据此前的考课结果决定升迁幅度。这个名为“徇资格”的铨选制度在不增加职位数量的情况下使得国家机器在事实上迅速“扩容”，从而把更多的官员预备队稳定在体制内。此外，国家还根据需要创设一些特种考试科目，为那些不甘心论资排辈的才能优异者提供了快速上升的绿色通道。唐玄宗还命令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交流任职，从而锻炼他们更为全面的政治能力，并对俸禄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元以前，各级政府都有一笔名为“公廨本钱”的款项，政府以之为本金发放高利贷，以利息支付官员俸禄。唐玄宗下令将官员俸禄改从国家税收划拨，使得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行更加合理化。

    如果说以上的变化都发生于具体领域，那么一项涉及政府运行方式的根本变革则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分职设官”是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每一项具体的事务都由专门的行政部门负责，国人熟悉的“六部”制度就是如此。官员进入了某一岗位，他的职权边界是具体而明晰的，在此之外的事务不需他负责。此种制度可以说做到了“人人有事干”，但却无法保证“事事有人干”。制度规定的事务处理体系必须保持稳定，但社会和政治形势千变万化，很多新出现的行政事务往往不能迅速找到一个对应的职责部门，必须由多部门共同负责。一旦多个平行部门介入，配合就成为问题，难免出现推诿扯皮、职责不清的状况，效率很难得到保证。

    唐玄宗是一个务求实效的君主，他不能容忍官僚体系因自身结构的制约而影响效率，一种名为“使职差遣”的制度被推广开来。为了完成一项确定的任务，皇帝指定一名官员作为自己的代表全权处置，于是一大批名为“××使”的官员由此成为王朝统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这类官员称为“使职”，他们官阶可能很低，原本负责的事务可能与临时承担的任务没有任何关系；一旦“使”字加身，立即具有凌驾于体制之上的巨大权力，所有与之相关的官员都要服从他的调遣，这使得办事效率空前提高。最重要的“使职”集中在经济与军事事务方面，唐玄宗正是依靠这个制度完成了诸如“括户”与建立“节级转运”之类的非常规任务，而驻守边境的“节度使”则能更有效地调动各种战略资源，由此取得边境战争的一系列胜利。

    “使职”本来是临时性的，任务完成即行解职，后来逐渐固定化，并成为官僚机构的主体，甚至连宰相也使职化了。唐初规定，宰相由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集体担任，但至玄宗时代，三省长官未经过皇帝特别授权已不能行使实际的宰相职能，而获得授权者则可能是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使职差遣”标志着中国古代行政体系的编制原则从以职能分工为中心走向以事务统筹为中心的新时代，这一点基本上为以后的宋代完全继承。

    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更多的得益于唐太宗对其卓越政治才能的哲理化发展，那么“开元盛世”的繁荣则根植于唐玄宗在治理手段方面的不断创新。唐玄宗政治的现实主义底色也使得他总是对那些圆熟干练、富于行政才能的官员抱有特殊好感。“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虽然声名狼藉，但很多人忽略了他是一个能干的政府领导者，在处理复杂事务方面具有旁人难以揣测的老辣与周到，致使素怀不臣之心的安禄山对他也十分忌惮。正统历史学家喜欢将唐玄宗的成功与一系列“贤相”的辅佐联系起来，但这些“贤相”中的许多人并不完全符合儒家意识形态的期待，精明的政客与富于手段的实干家才是他们的主要形象。玄宗正是和他们一起，开创了开元时期的繁荣局面。

    创新

    唐玄宗对于创新治理手段的热情不仅推动了国家的繁荣，还导致了一系列成文典章的集中出台，这为后世学者认识唐帝国的运行提供了第一手文献。但学者们发现，有些典章中记载的制度显得过于完美，以致令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能得到执行。通过对敦煌文书以及其他材料的系统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支持这种怀疑。以均田制为例，历史上最为完备的均田制度成文于开元末期。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一个自耕农如何从政府那里获取田地、政府如何在他六十岁后予以收回并重新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细节。但在事实上，当时政府已没有足够的田地可以分给农民，均田制已趋于崩溃。唐玄宗时代制度文本与现实的差距究竟反映出什么信息呢？

    帝制中国的各种制度在秦汉时期发展已到一个十分完备的阶段。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复杂的历史进程催生出一批更为实用、更为高效的新型制度，入主中原的胡人也把来自游牧部落的习惯引入其中。但是秦汉制度并未废除。久而久之，新、旧、胡、汉制度相互叠加，形成一种特别复杂混乱的局面。以官名为例，南北朝后期就形成了职事官、散官、勋官、将军号等几套互不统属的系统，其渊源各异，内涵不同。

    从西魏北周时代开始，中国西北部的政治家们开始率先对制度进行整合；及至隋朝统一全国，此种整合已初具规模。唐代继续这一努力，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运作得十分有效，职事官、散官、勋官等官名体系被集合在官阶制度下，成为标志职权、资历、功劳等不同信息的完整符号系统。但唐玄宗对此似乎并不满足，他下令由宰相领衔编写一本名叫《唐六典》的大书。这部书将玄宗时期的所有体制内官名囊括其中，详细考证了每个官名的历史演变，并标明其现在的职权、品级等各种内容。史学家对《唐六典》寄予了高度的重视，将其视为一部唐代政治制度的百科全书，但又对它的编制初衷困惑不解。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大唐帝国的行政法，但更多人认为《唐六典》是一部“礼书”、一部儒家经典《周礼》的唐代版本。

    《周礼》一书据说是反映了西周时代的职官制度，现代学者多数相信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生的理想化记录。这部书把诸多官职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系统，为每个官职赋予了一种超越实际政治功能的神圣意义。唐玄宗显然是要把这种神圣性引入到唐代的职官制度之中，但却使编纂者们感到万分为难。唐代官制在结构上与西周的六官系统没有任何相似性，且它的组织原则是经过现实政务运作的无数淬炼后形成的最优结构，本来就不是为了体现某种先验的政治理想。在更换了几任主编者后，《唐六典》由李林甫领衔完成，最终采用了以尚书省六部附会周礼六官的折中做法。但我们在这部书中，却很难看到开元时代新出现的那些最有意义的变化；作为其论述核心的三省六部制与帝国政务的实际运行状况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三百年后，《唐六典》勾画出的政治理念打动了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皇帝，使他决心以这部唐玄宗时代的政治经典来整顿北宋的政治秩序。不过有趣的是，当时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实际功效的，恰好是自唐玄宗时代发达起来的“使职差遣”系统。

    唐玄宗的编纂典章的用意由此清晰起来。虽然唐玄宗对于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但不妨碍他通过制度建设去追求一种富于秩序感的超越性政治理念。这种秩序感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与玄宗皇帝作为艺术家的浪漫气质息息相关。他还下令编纂了《大唐开元礼》，儒家的礼经从此不再直接指导大唐臣民的礼仪活动，一切都要以《开元礼》的规定为主。唐玄宗晚年益发喜欢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释放这种秩序感，例如改“年”为“载”，改“州”为“郡”，背后都有一套烦琐而精致的说辞。但无论如何，唐玄宗庞大的典章编纂计划成为唐代文化魅力的重要来源，许多后来人正是通过这些纸面上的精致文字来想象一个也许并不那么绚烂的盛唐。

    不幸的是，唐玄宗陶醉于他营造的政治秩序感中，这使他对待实际政务的现实主义态度逐渐失去理性的指导。玄宗从未像唐太宗那样把“节俭”内化为君主的行为规范而仅是一种政治策略，这导致他在局面稳定后迅速走向奢靡。对宰相的信任变成了皇帝怠政的借口，导致了李林甫、杨国忠的长期专权。“使职差遣”的推广虽增加了政府的效率与收益，但并未建立起相应的监督与制衡体制，其恶果之一就是节度使职权的迅速膨胀并逐渐军阀化，这为其后安史之乱的爆发与藩镇割据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巨大的繁荣与一夕而至的巨大灾难，这是唐玄宗时代留给后人的巨大感慨与疑惑。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移至更为广阔的时段之中，玄宗时代不仅在唐王朝的历史中具有转折意味，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进程同样如此。在他之前，中国古代文明在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分裂与战乱之后浴火重生，秦汉时代质朴有效但也冷酷森严的政治与社会形态已经远去；在他身后，印刷术开始普及，能够识字读书的人益发增多，科举制的不断完善扩大了社会的流动，国家对民众的直接控制开始放松，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总而言之，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事物在唐代不断涌现，统治者仅仅靠总结过去的经验已难于应付。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劫难后还能存在近一百五十年时间，玄宗时代治理手段的创新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再考虑到北宋与中晚唐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重要连续性，这种创新的超前性就更为突出。然而，唐玄宗对理想秩序的追求没有促使他为新创造的治理手段寻找到一套精致的意识形态解释，而是使他执着于对既有制度进行诠释与提升，并展现出相当的复古主义倾向，其结果是使唐代制度成为后代政治人物的楷模之一，其后果则显得益发复杂了。

    唐玄宗是一个拥有巨大人格张力的帝王。在他的时代，君主个人的意志、情感乃至风格仍可对整个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开元之治的绚烂中便同时浸润着艺术家的浪漫与现实主义者的精明，而这两种色彩并不总是那么的协调与融洽，甚至也会晕染出巨大的阴影。身处历史的变动时期，唐玄宗的人格张力已超越了他的时代而深深嵌入了历史的进程，并在他身后更为长久的岁月里以一种制度甚至文化的形态发挥着巨大作用。玄宗之为玄宗，庶几在此。

    <h2>

    范仲淹临危受命</h2>

    文 | 赵健

    庆历年间，北宋已经立国八十多年，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范仲淹总结当时的情势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敌人骄盛，寇盗横炽。”

    首当其冲的，是冗官问题。所谓冗，一是人数众多；二是能力庸劣。

    宋代科举考试录取规模空前扩大，通过科举就可出仕为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给了宋代读书人出人头地、扬名立万的美梦。但是，这也造成官僚队伍的繁冗丛沓。此外，天水一朝对官僚特别是高级官僚格外优待。恩荫制度，即贵族和高、中级官员子弟可以免试做官，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据学者推算，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种名目恩荫补官者，恐不下500人，而平均每年科举取士的人数，也不过约360人，恩荫补官的人数竟超过了科举取士的人数。每年有如此多的人进入仕途，远远超过了当时官僚系统的自我更新速度与容纳能力。

    与官员众多并存的是官吏素质堪虞，这其实是历朝的通病。立国既久，官僚升迁制度已经严密与程式化，升迁与否，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与政绩关系不大。于是因循苟安的思潮在官场中弥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据主流。真正忧国爱民者想有一番作为，反而会招致同僚非难，甚至排挤。一些重要的管理职位，如刺史、县令之类，也可以靠熬年头、凭资历获得。这种情况导致“不肖混淆，请托侥幸，迁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废堕”。欧阳修曾举出两个极端的例子。郢州（今湖北钟祥）知州王昌运，年纪大了，且身体有病，腿脚不利索，连走路都很困难，每天去办公得靠两个人扶着，就这样颤巍巍地还坚持了三年。“三年之内，州政大坏”。继任郢州知州的刘依，也是七十多岁了，“昏昧不堪”。欧阳修任滑州通判时，寄居在滑州的刘依几次来看望他。每次都问：“中书有一个姓王的参知政事，叫什么名字？”一个知州，连副宰相的名字都搞不清，这也算了，三四次问过就忘，其为政情况，简直可以不问自知了。

    官吏尸位素餐不作为，还贪污腐化。北宋政府自从开国以来，直到庆历年间，官吏的俸禄一直没有增加。随着物价水平的上升，中下级官僚的生活日渐窘乏。同时，随着官员数量的不断增加，中下级官僚一任结束，通常并不能立即得到新的任命，而需要等着腾出职位来，即所谓“守选”“待阙”，做官也是断断续续。没有职位就没有俸禄。本来俸禄就鲜薄，难有积蓄，又不能持续供应，使得很多“守选”“待阙”的官员“衣食不足，贷债以苟朝夕”。一旦等到上任，就千方百计捞钱还债。贪污腐化就是意料中事了。

    人民的苦难还不止于此。宝元二年（1039），宋夏战争爆发，延至庆历二年（1042），北宋政府损兵折将，为旷日持久的战争耗去大量的兵力物力。而作战对物资的要求，最终都得转嫁到人民身上，都是由人民负担。在如此局面之下，农民、士兵起义风起云涌。庆历三年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一百多名士卒在王伦领导下起义。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县)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郡(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内忧外困，版图震荡，大宋朝廷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更张、变法图强的时候了。

    庆历三年（1043），当西北的狼烟已经暂时熄灭，北宋与西夏正在讨价还价，准备媾和之际，仁宗把目光投向在宋夏战争中表现出色的范仲淹、富弼、韩琦一班人，把他们调到中央，出任宰执，主持改革。范仲淹久负人望，早年任职开封府期间，就因为“明敏通照，决事如神”，被京师老百姓称颂：“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一时间，宇内瞩目，希望这群君子能够刷新政治，兴致太平。

    但范仲淹是被贬谪后提拔的官员。范仲淹被贬谪，当然不是因为贪污腐化、为非作歹，据当时的一些官僚说，是因为“朋党”。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语，就是搞宗派主义。

    范仲淹能获得这顶大帽子，是与他的大胆与人望分不开的。八年前的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曾上书指责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而吕夷简反依仗权势，指斥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结果，范仲淹被贬出京。曾为范仲淹鸣不平的余靖、尹洙、欧阳修也遭贬逐。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赞扬不当遭贬的诸位为君子，痛斥谏官高若讷不能秉公力争。这篇文章影响相当大，“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恰好契丹使者在首都开封，买了带回现在的北京，还造成了较大影响。就是景祐三年的这次斗争，挑起了北宋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

    但是，范仲淹从政以来在中央，在地方，特别是在西北战争前线的耀目政绩，已经将“朋党”的指摘遮蔽，仁宗皇帝已经暂时把这个事情抛到脑后去了。

    改革未成身先殆

    庆历三年九月，临危受命的范仲淹应仁宗的要求，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点改革主张。上书虽是出自范仲淹之笔，但其中的改革思想与措施却是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的共识。所以《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庆历新政的施政纲领。这些措施的绝大部分经过仁宗皇帝的首肯，以诏令的形式次第颁布施行。

    这十条措施分别是：（一）明黜陟。改变只重资历、不问实绩的官员晋升机制，以“约滥进，责实效”，以期政事修举。（二）抑侥幸。对恩荫加以时间等条件限制，不允许官僚为子弟“陈乞馆阁职事”。“馆阁”主要是藏书机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机要位置，但时人认为是储才之地，“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不可轻授。通过抑制恩荫数量与职位，“革滥赏，省冗官”。（三）精贡举。改变“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局面，“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即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兴办学校，注重教育。（四）择官长。通过层层荐举的方式，选择有能力的人出任地方官。“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五）均公田。在外为官者，给予“职田”，弥补俸禄之寡，使其生活“丰足”有保障，然后可以“责士大夫之廉节”。（六）厚农桑。因地制宜，兴修农田水利，抵御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七）修武备。面对边防紧张、重兵戍边的形势，面对冗兵耗费国家大量钱谷的事实，发展民兵，平时生产，冬闲训练，寓兵于农。（八）减徭役。精简合并机构，减少百姓“义务劳动”的时间。“并合县邑，以省徭役，庶宽民力”。（九）覃恩信。赦书内宣布的恩泽，即政府的各项惠民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十）重命令。改变过去政令朝令夕改的弊端，理顺各类规章捍格抵牾的关系，对有法不依的官吏给予严惩。

    钱穆先生总结说：“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为澄清吏治，范仲淹亲自审察地方官吏才干，尤其重视对负有监察州县之权的“监司”长官的沙汰。范仲淹还派出按察使到各地进行按举，他任命的提点江东刑狱王鼎、转运使杨纮、转运判官王绰就因为竞相揭发官吏的“至微隐罪无所贷”，惹得当地官员怨恨不已，将三人“目为三虎”。事情传到汴京，皇帝也有些不高兴了。

    从整顿吏治下手，无疑是啃硬骨头，阻力不可避免。新政的组织者对此应是了然于胸的。在范仲淹提出改革方案的次月，欧阳修曾对仁宗上书讲了这样一番话：“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而这担忧，却一语成谶，不幸言中。

    与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众口呶呶，声言“某法害民、某法不便”迥异，彼时改革的反对者直接指责庆历新政具体措施的言论并不多。这其实不难理解，新政是拿官吏开刀，利益受损的，首当其冲的是各级官吏。他们的内心，肯定是以为新法“不便”的。但是，上述措施，不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看，还是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视角观察，都是无可指摘的，是正确的。除反映个别措施（如均公田）在施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扰民问题外，利益受损的官吏无法也不能公开表达不满。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小官僚们既不能公开反对，便另辟蹊径，从人事下手，步步为营地对新政组织者与支持者进行打击。封建社会依靠人治，“人亡政息”，只要范仲淹等人下台，推翻新法便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了。

    于是，接连发生了几次针对范仲淹一派成员的人事斗争。

    就在范仲淹上书改革的同一个月，发生了滕宗谅事件。滕宗谅与范仲淹同年考中进士，在当时，称为“同年”。这本已是时人很看重的一种社会关系，而韩、滕两人又志趣相投，滕宗谅得以在西北前线任地方官“知庆州”，就是范仲淹推荐的结果。偏偏在范仲淹改革伊始，有人揭发滕宗谅先前在泾州任职时，“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在中央，监察御史梁坚“亦劾奏之”。仁宗觉得负责纪检的人员有些小题大做，便说：“边帅以财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所谓李牧故事，是战国时赵国守边良将李牧不惜钱财，厚遇战士，“以结其心”的典故。但仁宗皇帝还是派人调查此事。

    事情其实并不复杂，但滕宗谅怕连累他人，把相关记录文件给烧毁了，这下就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了。围绕这件事，范仲淹与负责监察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双方互不相让。最终，在庆历四年正月，滕宗谅还是受到了处罚，被降级知虢州，很快，又改知偏远的岳州。于是就有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中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子京正是滕宗谅的字。

    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好友与同党，在范仲淹整顿吏治之初，就有人对其发难，翻出莫须有的陈年旧账，居心昭然若揭。阴谋者认定，以范仲淹之秉性，必然会对此事施以援手，而如果范仲淹维护一名出任地方知州的好友，又会与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的人事整顿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隐隐地指向一个“党同伐异”的罪名。

    庆历四年六月，正当范仲淹、富弼“日夜谋虑”，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刻，被罢黜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栽赃。

    夏竦被罢免最高军事长官之职，心中当然不无失落。而著名的理学家石介却拍手称快。夏竦的发难就从这位石介先生开始了。

    石介曾写信给富弼，勉励他们一班改革派“行伊周之事”。“伊周”指的是殷商的大臣伊尹和西周的大臣周公旦，两人是千古并称的贤臣良相。夏竦出于对石介的怨恨和扳倒富弼等人的目的，乃指使女奴暗地里模仿石介的笔迹，把“行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之事”。“伊霍”指的是伊尹与西汉的霍光。伊尹看到商汤的孙子太甲开始荒淫，就把太甲关在宫里让他反省，自己处理政事。后来看到太甲改悔，才将政权交给他。而霍光在无子的汉昭帝驾崩之后，迎立汉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但27天之后就以淫乱无道的理由报请上官太后废除了他。霍光同群臣商议后决定从民间迎接武帝曾孙刘病已（后改名刘询）继承帝位，是为汉宣帝。伊尹、霍光二人，都曾行废立天子之事，后人将他们合称为“伊霍”。这简直是劝说富弼等人废掉皇帝，另立明君了。为了将罪名坐实，夏竦还指使女奴伪造了石介为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然后散布消息，把谣言传到仁宗耳朵里。

    皇帝赵祯向来耳根子软，面对流言蜚语，面对一班元老重臣的凿凿之言怎能无动于衷？更为重要的是，“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范仲淹一伙在波诡云谲的斗争形势面前，退缩了。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陆续离开中央，标志着改革派的下台，预示着整顿吏治、惩治腐败的庆历新政的全面失败。

    这年年底，之前不遗余力弹劾滕子京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发动了对革新派的最后一击。农历十一月，进奏院的刘巽、苏舜钦拿卖废纸的钱办酒会，邀集了一些文人朋友寻欢作乐。一位叫王益柔的官员，借着酒劲，写了《傲歌》，对读书人的神明——圣人周公与孔子不敬。王拱辰抓住不放，最终与会者被贬。苏舜钦是改革的支持者，王益柔是范仲淹推荐的人，这次“奏邸之狱”，使改革派在人事上、声誉上遭到很大打击。事后，王拱辰洋洋得意地说：“吾一举网尽之矣！”

    庆历新政为何失败

    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很多，最明显的一条，是仁宗的动摇。我们对比一下二十多年后王安石发动的那场“熙丰变法”，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差距。王安石变法推行后，“新法议起，举朝攻之者愈众，而神宗信任之益坚”。王安石甚至提出了惊骇时人耳目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来说服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时人都承认，王介甫得君之专，无与伦比。

    相较之下，仁宗皇帝就懦弱得多了，一有“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就疑神疑鬼地终止了改革。这固然有两位皇帝性格上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两位帝王在两场不同目的的改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庆历新政的领导者是范仲淹，熙丰变法的领导者是宋神宗。神宗不仅是“大有为”的实际发起人，更是改革的中流砥柱。两场改革面临的阻力也不同：熙丰变法中，反对者所指摘的多是改变政策法令带来的问题，矛头所指是法令，而不是王安石等改革派人物；而庆历新政中的反对派，矛头所指主要不是新政的具体内容，而是范仲淹等人的“朋党”问题。

    人治条件下，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非但制度规则是由人制定的，即便有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好的执行，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所以范仲淹的改革从吏治下手，可以说是切中肯綮，揪住要害。

    但恰恰是在人治条件下，不可能依靠制度法律来保障，也不可能发动群众进行监督，改革派就只能把宝压在人的身上。这人，一是下边的官吏；二是最大的官吏——宋仁宗。范仲淹主持改革之初，仁宗出于对改革派人品与名望的信任，面对负面反馈，尚能容忍。但随着改革的展开，特别是人事调整大刀阔斧地进行，宣称范仲淹等人“朋党”的声音不绝于耳，整个官僚集团骚动不安，这不能不让仁宗心生疑忌。要知道，赵宋政权是靠军事政变得来的，对臣子的防范远大于对外敌的担忧。宋太宗就赤裸裸地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主用心，常须谨此。”作为太宗的贤孙，宋仁宗赵祯是不会忘记这个教导的。

    此外，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在策略上也存在问题。

    一是涉嫌“朋党之争”。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韩琦、富弼先后被任命为执政，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并为谏官，过去所谓的“范党”皆在朝廷。此外，作为同盟者的杜衍、晏殊也立于朝。而范党的政敌吕夷简、夏竦则被先后罢免宰相、枢密使之职。形势似乎一片大好，积极支持范仲淹的狂士石介忘乎所以，沿着蔡襄之前的思路，作了一首《庆历圣德颂》，其中有“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之句。范仲淹对石介的作为，恼火不已。

    坏事的不仅是石介，欧阳修也因为自己的疏略付人以口实。面对朝廷中“朋党”的指摘，面对皇帝对朋党的深深警惕与不安，庆历四年四月，欧阳修企图重新定义朋党的概念，以解开皇帝的心结，以堵悠悠众口。在上呈给宋仁宗的那篇《朋党论》中，欧阳修指出，朋党自古有之，只不过有君子之党，有小人之党。仁宗皇帝观此奇文后，满腹狐疑地问：“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回答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

    这无异于全盘接受了反对者的指责，承认了朋党的存在。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是当仁不让地以君子自居的，那显然，任何不与之党附的人，都不得不属于小人。这种高擎起两杆截然相反的道德大旗，变相地将所有人群分类归的做法，客观上显然鼓励了士大夫的结党。所以，范仲淹及其同道，被冠以“朋党”的标签，也未必不是空穴来风。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的第二个失策，恐怕是改革“推行太猛”。这种猛烈，既表现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也反映在推行的过程中。

    从减少阻力，以便推行的角度，南宋人叶适说“惟明黜陟、抑侥幸，最为庸人重害而仲淹先行之”，他觉得范仲淹等人的改革应该先易后难，“若仲淹先国家之常行，后庸人之重害，庶几谗间不大作而基本亦可立矣”。

    <h2>

    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h2>

    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也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到了他最初的来路。他苍老的目光，似乎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国闻周报》，第6卷第83期）……

    教案

    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说，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如果说，这个论断已经让全国舆论“坚不肯信”的话，那么，对教案的导火索，那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的讯问，更让人觉得语焉不详，曾国藩在混淆是非、吃里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由于传闻沸腾，民间组织“水火会”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的指派，前来诱拐儿童的。

    正是武兰珍的口供，引发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证，并进而引发了教案。然而，曾国藩强调，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对质那天，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令刘杰的敦促下，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认为，武兰珍纯属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记也记载，在武兰珍的身上，他发现了“跪伤”“棒伤”和“踢伤”。

    换而言之，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爆发的那天上午，法国人都没有什么理屈之处。他为此写道，“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么，对直接导致教案的丰大业“对官放枪”事件，曾国藩又是怎么看的呢？

    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时，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成员。当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谁挑头，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子，抛掷瓦片。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时，这个文明的绅士、资深的外交官翻脸了。后来，崇厚这样回顾丰大业的风度和武功：“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还没完呢！将这个一向颟顸、对洋大人们小心翼翼的满人大员吓得半死后，丰大业不顾“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的境况，来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在这里，他遭遇了疏导民众刚刚回来的知县刘杰；一通咆哮之后，丰大业又掏出枪来，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这样爆发了。当天傍晚，天津城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在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后，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绅民们又先后烧毁了河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幼童的“仁慈堂”。在这场大骚乱中，英俄各国也遭遇池鱼之殃，除13名法国人丧生之外，另有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去。英国讲书堂和美国讲书堂也在大火中化为一片灰烬……在几十万天津绅民、所有与闻此事的中国人看来，倘若没有丰大业事件，教案是不会发生的；而对此，曾国藩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剧变”……

    激怒全国舆论的，又何止是这些？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不仅主张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绅民盼望的那样，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难怪乎，几天以后，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在瞬间卷起了：不仅举国汹汹、“责问之书日数至”，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也视之为奇耻大辱。时人记载，在北京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个举子撰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刻薄地挖苦他的这个人生转折，“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与他几经分合、不久前刚刚重归于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地致书斥骂他。后来，曾国藩也以“物论沸腾，致使人不忍闻”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懊悔。

    但，举国声讨之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时，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

    交困

    五个“致疑点”，不仅解释了谣言愈传愈盛、天津绅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折射了交汇之初、东西方风俗与文化的巨大隔阂。曾国藩谈到，西式建筑均设有地窖，这些地窖，不过用来隔潮、储放煤炭，但由于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讹传讹，天津绅民渐渐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

    对天主教信仰的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导致了众多疑点的出现。以前任江西进贤县令魏席珍之女贺魏氏为例，她进入河楼教堂，原本为了治病，但信教之后，坚持不肯回家，“因谓有药迷丧本心”；以施洗仪式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对习惯哭丧表达悲伤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显得异常诡异、鬼祟……

    更要命的是，当年晚春，天津谣言四起、各处檄文揭帖层出不穷之际，河楼教堂又遭遇了一场空前瘟疫。几十个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间掩埋，“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这些棺木尸身，埋葬极浅，经觅食的野狗发掘后，“胸腹皆烂，肠肚外露”，这就难怪天津绅民对谣言信以为真、“各怀恚恨”了……

    如果说，即使不删去这五个“致疑点”、奏折完整面世，曾国藩也难逃其咎的话，那么，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显得合乎情理，曾国藩“持平办案”的心迹，也不会被一边倒地被认为是“卖国”。问题在于，对这个“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对这个被认为是“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清史稿?曾国藩传》）的当代圣贤，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那个年仅35岁，但异常工于心计的女人。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骂名；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她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

    她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战”“和”两难，“论理”与“论势”者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所谓“顺舆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无法平衡的冲突。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以奕䜣、宝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即决心和平结案、维持大局，为此他们强调，“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而以奕、李鸿藻、“清流”势力为主的守旧派官员，则认为“民心尤不可失”。他们甚至主张，借舆论沸腾、“民气大张”的势头，与洋人们决一死战，彻底驱逐西方、天主教势力于国门之外……

    她迟迟不肯表态；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进行大辩论时，她还欲擒故纵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这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再次强调那如同冰与火不可兼容的两个立场：“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仅要把这块烫手山芋，彻底扔给曾国藩；她还要曾国藩为她承担起“理”“势”对立，“战”“和”两难的代价。为此，她将那份奏折发抄朝野、公诸天下，这么一来，汹汹民心、滔滔舆论，自然会将矛头对准曾国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这也不是什么画蛇添足之举，这么做，只会有一个结果：一方面，让洋人看到曾国藩办事之难、态度之毫无保留，从而见好就收；另一方面，对远道而来、旨在通商和传教的洋人来说，被彻底激怒的民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而并不“持平”、没有只言片语辩护的奏折，正适以火上浇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测的心中，她还有着进一步削弱曾国藩，使他在丧失湘军势力之后、“清望”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是个长袖善舞、让人一言难尽的女人。自从执掌这个国家，她就不间断地感受着种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不仅是“理”和“势”的对立、“战”与“和”的两难，还有“内轻”和“外重”的失衡、“中体”和“西用”的纠缠，以及作为少数部族却统辖这个国家的先天不足，身为女人却“牡鸡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顺之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还包括着人心、社会、民族、深宫、权力格局与文明演替的种种紧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了此牵彼制、翻云覆雨的权术生涯：1861年前后，几乎上台之初，她就在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之外，制造了左宗棠、刘长佑两个旁支，以及李鸿章的淮军势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刚刚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侧击、恩威并施的手笔，逼迫曾国藩尽裁湘军；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与她分庭抗礼的洋务派领袖奕䜣，而伴随着“师夷长技”之洋务运动的兴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旧士大夫，形成“清流”势力，以避免东南督抚们成为国家与社会主导力量……

    在十年的历练之后，她的这些手法如此娴熟，如此得心应手，不仅表现于天津教案，而且表现为洋务运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曾国藩的处境；在她四十八年的执政生涯里，她处处是赢家，唯独输掉了这个国家。在新旧交替、百废待举的年月，这个帝国原本应当昭示它鲜明的国策，无论外交、内政还是文化的“体用”，一如东邻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种种手笔中，它不可避免地彻底沉沦了……

    在长达四十八年的岁月，在与她共事的众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深处内心。或许，不久后自甘沉沦、余生碌碌的奕䜣，是一个；而二十多年以后，在甲午战败的阴影下，面对俾斯麦婉转地抱怨“麻烦来自女人”的李鸿章，是另一个。

    或许，还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

    “一生三变”

    后来，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的说法，概括曾国藩的几个阶段。他说，做京官时，曾国藩“以程朱为归依”；出办湘军后，“则归申韩”；及至晚年，他以旷达为意，“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普为人知。然而，它依旧拘泥于皮相。在曾国藩渐行渐远、愈磨愈平的心路历程背后，不仅有着他始终不变的儒家本色，还有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深刻尴尬。

    他以儒生带兵，“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做京官时，他曾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是”；组建湘军之初，他设立“审案局”、得罪骆秉章、参奏陈启迈、弹劾宗室崇纶……凡此种种，无不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与他的一腔赤诚、披肝沥胆对比，不仅那个腐朽官场对他处处侧目，那个颟顸、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据说，在他湘潭首捷之后，大学士祁隽藻这么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他为此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从长沙到衡州、江西，他不仅屡战屡败，而且形单影只，“每逢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在几年处处碰壁、几次自杀未遂后，他才走进湘乡荷叶镇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义，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开始了处处变通、时刻夹杂着拙诚与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破天京的历程中，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赖的满人大员官文；而在与骆秉章、沈葆桢、左宗棠、毛鸿宾等汉族大员的合作中，他也处处与人为善，见功不掩、见过不责……他自觉地使自己锲合于那个腐朽年代，一切行为都与社会规则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他并以近乎苛责的姿态，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我体察。他由此成为一个戴着镣铐的善舞者，一个貌似分裂、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

    一个时代，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而在被改变之后，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这个时代。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还有局限和狭隘……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但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样，那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社会，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儒家人物，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开始向最初的来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归罢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处处表现出乡绅的、近乎族长的态度。

    无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惩治凶犯。7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罗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他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让人想起广漠乡土里的宗族械斗。对此，罗伯特?赫德谈到，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罗淑亚时，曾国藩日记记载，“辞气尚属平善”“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而，仅仅两天以后，因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上下其手，罗淑亚骤然翻脸，他要求赔银50万两、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他并诉诸以战争威胁：倘若十日内不予回复的话，“已驶抵红海的法国第三舰队，以及已起航的英国加尔各答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莫尔斯?巴劳，《中华帝国国际关系》）……

    对此，除了就事论事，曾国藩什么也不答应：他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部议处”，但这只因为教案前夕，他们曾张贴布告，宣称有两名人贩子“受人嘱托”、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可信度；他们应为此负责。但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于此？10月5日，当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据说，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更加让人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9月18日，在判决冯瘸子等15名案犯后，曾国藩急急奏报，其中一个叫“穆巴”的案犯，系属误判，“（但）又抓获范永一犯，自承杀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当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体处决后，曾国藩或担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决定赔付每家抚恤银五百两……

    凡此种种，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他的转折从1860年开始。此前，广州入城纷争初起时，他遥为议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己，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并且预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坚守”。如果说这些论调折射了他和众多士大夫的相近与相似的话，那么，不久后一连串的残酷事实，则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火烧圆明园时，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他“阅之不觉呜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记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起，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这一年，胡林翼视师安庆，为西洋轮船而“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据说，临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天要变了”；而十几年以后，他的学生李鸿章则以“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描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夷祸……

    随即，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在这里，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不仅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上海失陷期间，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此时如数交还，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他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开始迥异于前代圣贤的生涯：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创办上海机器局、翻译多种西方书籍、派遣幼童“出洋学艺”……他希望以西洋的技术，护卫他所热爱的文明；他说，“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他甚至产生了“海上争雄之志”，他说，“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一条渐行渐远、无法再回头的长路：为了造船制炮，他必须引进“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落成后，“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换而言之，伴随西方物器滚滚而来的，是声光电化、“制器之所以然”；以洋枪装备淮军后，他曾经赞叹，“余平生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然而，这样的军队却必须“纯用洋人规矩”操演；在几艘轮船下水前夕，他已经意识到，“船成之后，仍需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

    从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规矩、营制，西方文明就这样水银泻地般渗透着。又何止于此？不仅船炮、“器具”从来不是孤立的，它背后的人心与社会也如此。“中体西用”从来是个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为它回避了“体”与“用”的互为联系、“道”和“术”的彼此作用。而这种联系与作用一经展开，它必将裹挟一切：正如后来中国人所亲历的那样，在器具变迁之后，是观念之变、社会之变、政体之变和“道体”之变。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倭仁，无疑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或许，曾国藩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史料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h2>

    李鸿章1895，穷途末路</h2>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在接近生命的终点之时，这位垂暮老者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

    1895年初夏的一天，77岁高龄的京剧名角刘赶三在北京一家戏园登台献艺。刘赶三是有名的丑角，除插科打诨的功夫了得之外，还以敢于嘲讽权贵，抨击时弊，广为人推崇。就在刘赶三在戏台上表演时，突然想到时下的国耻，便即兴来了一句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这明显是一句嘲骂当朝重臣李鸿章的话，当时，割让台湾、辽东，赔款2万万两的消息传来，举国愤慨，朝野沸腾。李鸿章一下子成了全国的公敌，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挤满了他的照片，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则雪片般飞向光绪皇帝的案头，而更有许多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在不断地经历战败求和的屈辱之后，整个民族很容易感染上这种急切“雪耻”的情绪。

    这一句即兴发挥的台词里，“三眼花翎”成了无尽的羞辱。而在此背后，不仅仅是晚清一代重臣盛极而衰的个人命运，也是整个国家改革努力的失败。

    三眼花翎

    李鸿章的“三眼花翎”得来时间并不长。1894年，慈禧要过六十岁大寿，刚过正月初一，慈禧便“殊恩特配”，将一班大臣都加官进爵一番，以示普天同庆，于是，李鸿章被破格授予“三眼花翎”的荣誉。“三眼花翎”，对汉人来说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尊荣，之前只有满族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即便是他的恩师曾国藩也只是获授过双眼花翎而已。这一刻，李鸿章达到了一生功业的顶峰。

    而为了这一刻，李鸿章几乎付出了50年的努力。早在1843年，年仅20岁的李鸿章离开家乡奔赴京城准备参加来年顺天府乡试的路上，李鸿章写下了10首《入都》诗，后来广为传颂。他怀着报效天下的强烈愿望写道：“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尽管李鸿章第一次科举并未考中，但在这些诗句里，一种气宇轩昂、纵横捭阖的气概已是喷薄而出。

    曾国藩见到少年李鸿章时，这样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正如此，步入仕途后，不管是在曾国藩幕下出谋划策，还是独当一面平发平捻，李鸿章的才能、谋略都显露无疑。为官之路上，李鸿章左右伸张、如鱼得水。正如他晚年所言：“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像传统儒学所要求的官员的样子，李鸿章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同时，也常常肩负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当时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已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彻的耻辱与灾难，而国内又逢太平天国起义、捻军作乱、匪盗四起，一时这个危机四伏的大清朝更加岌岌可危。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当时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感慨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何以自立！”

 第二章 疑案迷踪

    <h2>岳飞之死的政治解读</h2>

    岳飞为什么会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风波亭？这似乎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古往今来，且不说专业历史学者们对此已经多有论说，就是市井小童，也早已从评书故事里、口口相传中略知一二。简言之，岳武穆之死，完全是高宗赵构与宰相秦桧一手操办的，高宗怕篡权，秦桧害忠臣。然而这样的解释又难免过于笼统与符号化，不经意间就容易落入忠奸善恶二元两分的思维窠臼。

    岳飞出身农家，在靖康之变纷纭扰攘之际，几次三番毅然从戎，投身于保家卫国、进而一雪国耻的战斗中，不但剿灭了威胁南宋社会稳定的内乱——流寇与农民起义，还在抗金前线奋勇杀敌，令敌人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从一个基层的小校，历经十多年即成为当时守护一方的类似大军区司令级别的人物，最终官至枢密副使，是鼎鼎有名的“中兴四将”之一。他心系民瘼，治军严厉，在当时兵匪一家，多数南宋军队在烧杀掳掠、戕害人民方面与匪寇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岳飞培育出一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的纪律森严的部队，使他的士兵成为深受当时人民爱戴的子弟兵。

    然而，“儿童识其姓字，草木闻其威声”的战功赫赫的“精忠岳飞”，最终非但没能在民族战争的疆场上大展身手，实现“直捣黄龙”的夙愿，反而在年富力强之际身陷囹圄，最终含恨遇害，令人扼腕叹息。于是千百年来，岳飞被害的因由，一直为大众所关注，所探究。特别是，到底是秦桧还是高宗痛下杀手，长久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没有秦桧的苦心经营，栽赃陷害，高宗很难抓到缢杀岳飞的口实；而没有高宗的首肯，秦桧绝不可能有机会除掉一员大将。从这一点看，君臣二人互相利用，责任难分伯仲。但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神圣形象，当时与后来的许多记载，都把秦桧视为杀害岳飞的元凶。这个，国人应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到底是高宗先动的杀机，还是秦桧先有心思，欲必置之于死地，凭借当时和后来被屡次篡改、又历经近九百年而残存下来的有限文献，凭借对世俗人心的揣度，想厘清真相绝对是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岳飞为何遇害？

    近九百年来，岳飞之死一直引发了人们浓厚的兴趣，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都有所论说。概而言之，无外乎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高宗对武将的猜忌与岳飞的质直、强项

    宋代开国以来对武将的提防，已经内化为赵宋皇帝的遗传病，世代相传。宋之前的五代，不过短短53年，却有“六姓十三君”，军事政变接连不断地上演。及至太祖赵匡胤开国，所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传奇，也不过是武将政变夺权的再一次重现。既有前车之鉴，宋朝历代皇帝对有威望的将领的猜忌与有意压制极其常见。此外，在两宋之交、版图震荡之际，高宗赵构一方面必须依仗军事将领为其赢得生存空间，而另一方面，却一直对武将“不尊朝廷”心怀疑惧，深恐养成“尾大不掉”之势。特别是“苗刘之变”，给高宗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在这种情势下，赵构特别忌讳武将的难以控驭，特别忌讳武将的结纳民心。他曾对张俊说起郭子仪的故事，勉励告诫他“若知尊朝如子仪，则非特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而岳飞恰恰是一个“质直、坚定、强项”的人物，或者往严重点说，有些桀骜不驯，甚至有赌气使性的时候。

    岳飞桀骜不驯的性格，早在建炎初年就曾表现出来。当时，身为高宗大元帅府下属低级官吏的岳飞因越级上书，反对京师南迁，被革职归田。回乡途中，他又投奔河北招抚司，在那里，岳飞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伯乐张所。招抚使张所赏识岳飞的军事才能，破格将其提拔为统制官。但不久岳飞却因与上级意见不合，不顾军纪，带领部属分裂出去，擅自行动。这一举动毫无疑问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如果说，这次违背上级命令，岳飞年方25岁，年轻气盛，是为抗金的急迫心情所激，尚且情有可原，而在十年之后的绍兴七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是南宋极重要的大将。这一年，高宗起初答应岳飞要将大将刘光世的部队并入其麾下，后来却出尔反尔，让岳飞壮大队伍、措置北伐的计划遭挫。倔强的岳飞，竟向高宗上了乞罢帅职的奏疏，且不等答复，就怒上庐山给过世多时的亡母守丧去了。高宗派岳飞的部将上山请岳飞回来，岳飞拒不接受诏命，僵持了六天，最后部下无可奈何地质问他：“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托，付以兵柄，相公谓可与朝廷相抗乎？”毫无疑问，岳飞赌气使性，连部下都认为是欲“与朝廷相抗”，那么，比岳飞还小四岁的高宗岂能不怒火中烧？但高宗竟然容忍了，当面说了些“朕实不怒卿”的话宽慰岳飞。

    绍兴十年，岳飞终于有了在抗金战场上大展身手的机会，他挥师中原，前锋所驻扎的朱仙镇，距离旧都开封仅有45里。正当形势大好，岳飞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一举恢复旧都的时候，高宗不但命令其他部队先行后退，造成岳飞一军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并且急用十二道金牌将其从北伐前线召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飞心中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他又一次故态复萌，撂挑子不干了，返回途中他又到庐山，到母亲墓地守丧去了。岳飞与高宗原本就不深厚的情感，经过这些事件，愈发淡薄。

    此外，相对于当时官场的苞苴公行，相对于众大将的热衷经营产业，岳飞却是一个不经商、不置田、不造豪邸的人，过着淡薄清廉的生活。这本是难得的宝贵品质，但统治者却未必这样看。范增就曾提醒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也就是说，不贪图物质生活享受，非常可能被统治者认为是赚取人望，包藏觊觎社稷之心的作秀。待到刘邦做了皇帝，萧何就不得不“自污”以图自保。而当名望如日中天的岳飞有“邀誉”之嫌时，赵构就不能不大动肝火了。

    置岳飞于死地的“罪证”中，有一条就是高宗亲自定性的：“比遣张俊、岳飞往彼措置战守，二人登城行视，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岳飞到底曾否说过这样的话，还是有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是大有疑问的。但不论如何，上述高宗的话，足以见其对属下“附下以要誉”的警惕和极端反感，高宗唯恐岳飞深得百姓将士之心，重走太祖兵不血刃而取天下的老路。

    观点二：高宗担心抗金成功，迎回父兄，皇位不保

    岳飞直捣黄龙，迎归徽宗、钦宗的雄心，在政治上既正确，又不正确。正确的是，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确曾响彻朝野，起到了鼓舞民众对金斗争的作用；不正确的是，在高宗的内心，是绝不愿徽、钦二帝在有生之年平安回到宋廷的。一旦父兄归来，其帝位便岌岌可危。早在高宗于商丘即位之初，就有太学生上书反对，他们认为高宗不该即位，待到钦宗有朝一日南返，如何处置？由于说到高宗痛处，惨遭杀害。

    徽宗其实早在绍兴五年的六月，就死在了白山黑水间的五国城。此后能对高宗皇位构成威胁的，只有其哥哥钦宗。绍兴十二年，宋金合议达成之次年，在高宗生母韦氏南归之际，“钦宗挽其裾曰：‘汝归与九哥言之，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赵桓的这番表白，是明白无误地告诉赵构：我是不可能与你争夺帝位的，念在骨肉之情上，给我一个闲职就感激不尽了。不愧是一奶同胞的兄弟，钦宗所讲，正是高宗心中所想。但赵构还是不愿一时心软，答应这个简单的要求，免得养虎为患。从高宗的一己私利出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颇为英明的决定。

    后来的明朝“夺门之变”，就足以证明废帝还是有号召力的，不可不提防。可怜的钦宗只能在北国边陲，望断南飞雁，郁郁中客死他乡。不过但凡钦宗明智一点，也能料想到这个结局。钦宗在位时，金人包围开封，提出以亲王为质，以表达求和诚意，那时不正是钦宗指派赵构去干这个苦差事（当然，后来赵构因祸得福，那是始料不及的）？投桃报李，这回赵构算是出了一口气了。

    岳飞根本没见过徽钦二帝，他念念不忘地“迎归二圣”，也不可能是不忠于高宗的表现。但是，岳飞念兹在兹，矢志不渝地坚持抗金复国，反对退让苟合的夙愿，是与高宗那个偏安一隅的总体愿景相左的。少年天子赵构，首先要考虑的，是稳定有限领土内的统治秩序，考虑江山社稷不致易姓。

    南宋初年，外有金人侵逼，内有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打家劫舍，还有不甘政府苛捐杂税的压榨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待至将领们陆续平定了内乱，宋高宗又觉得将领们势重难制，担心尾大不掉。于是长久以来，结束战争状态，巩固对内统治，就成为高宗的首要目标。说宋高宗被金人吓破了胆，只知妥协求和，未免太小瞧了这位中兴之主。宋高宗再昏聩，也不可能在统治牢固的基础上嫌地盘太大。此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意味着必须提供大量的物资供应，兵燹之余，生产遭到破坏，社会凋敝，对民众的过量诛求，已经造成了动荡不安的局面。这必然使得高宗感到组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力不从心。于是一旦条件允许，他是决计于不惜代价求和的。

    说到底，岳飞与高宗的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宋金矛盾激化，高宗求和而不可得的时候，他仰仗岳飞等大将保卫江南一隅之地，保卫南宋小朝廷。而当金人伸出和平的橄榄枝，矢志抗金，恢复故土，反对苟合的岳飞，就不能不被赵构等一班人所厌恶，所嫉恨，所抛弃。正是与这种大政方针的相左，令高宗与秦桧施展手段，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

    观点三：岳飞对选立太子表现得过于热心

    岳飞本人政治上幼稚，不知忌讳，对权力交接说三道四。绍兴七年秋冬之间，岳飞得到情报说金人想要扶植钦宗之子在开封做傀儡皇帝，以给南宋制造分裂。岳飞于是在面见赵构时，建议尽快立赵构的养子之一赵昚为太子，以阻敌人之计。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岳飞明确支持立赵昚为太子，将来入继大统，说是建言，其实已经是倾向坚定的政治表态，对于手握重兵的大将来说，愈发会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猜忌：岳飞积极主动地支持立赵昚为太子，是不是已经结成了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利益小集团？果真如此，那将来会不会急于抢班夺权？会不会以拥立新君为借口，再次逼迫高宗退位，苗刘之变会不会重新上演？就算是憨直的岳飞完全出于忠心吧，如果将来赵昚果真做了皇帝，现在这种支持算不算是一种献媚和“要君”的资本？如果将来继位者与岳飞支持者不符，新君与旧臣之间势必难以相处，而君臣相疑，定非国家之福。所以，岳飞的建言在赵构看来，显然是“越职”了。

    宋代历史上，聪明的臣子在谁应当继位这类问题上，心中不是没有想法，但在关于权力交接的议论上，向来讳莫如深。就连那位极有个性，以敢批逆鳞闻名的寇准，在太宗主动向他征求立储建议时，也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

    时人张戒曾评论岳飞此举说：“越职及此，取死宜哉！”把此事件的后果看得非常严重。虽然后来高宗貌似并未深究此事，反而让人安慰岳飞，但很多人都同意，这是导致了赵构与岳飞离心离德的重要事件。   岳飞死于政治交易？

    以上，就是关于岳飞被害的常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四月下旬解除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到八月初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官职，再到十月将岳飞从庐山上诓骗回临安投入诏狱，中间历经了数月之久，上述理由似乎还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这些陈年旧事，往日恩怨，直到此时才被拿出来重提，并促使高宗痛下决心杀害岳飞呢？

    当然可以认为，这是高宗与秦桧一伙，慑于岳飞的崇高威望与军心民心所向，不敢贸然处死民族英雄。这数月间，正是忙于栽赃陷害，制造口实。但是，不正是高宗、秦桧一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莫须有”的罪名，赶在除夕匆匆杀害了岳武穆吗？

    这几个月间的惊天变故，其实并不是上述诸因素导致的必然，而是另有隐情。岳飞的宠辱存亡，都被这一隐情所决定。其实也算不得隐情，因为在元修的《宋史》上就清清楚楚地写着，金人提出了“必杀飞，而后和可成”的要求，而此一要求，竟被赵构秦桧这一班昏庸的君臣所接受。在双方信使频繁往来，忙于议和之际，即将岳飞投入死牢，而待和议达成之后，和平似乎已经降临，于是他们匆忙履行之前的承诺，将壮志难酬的英雄杀害了。

    应当指出，舍弃臣子性命，罔顾国体尊严，奴颜婢膝求和，在两宋的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北宋末年，原辽朝的官员张觉先是在金灭辽的过程中降金，后来又叛金降宋，宋人只看到眼前的有利可图，欣然“纳之”。而后来在金人的要挟下，又不得已砍掉张觉的脑袋奉上，致使郭药师等辽朝降将心灰意冷，二心渐萌。南宋中叶，开禧北伐失败后，和平谈判中宋廷迫于金人的要求，又决定将早已在宫廷政变中遇害的韩侂胄枭首，将人头装在盒子里送给金国。时人作诗写到“未闻函首可安边”，对这一屈辱的行为予以辛辣讽刺。为了换取和平，宋廷的一班君臣是什么龌龊事都干得出来的。

    当然，岳飞因为念念不忘抗金大业，反对和议，也曾得罪秦桧，被秦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也是秦桧积极谋害岳飞的重要原因。官修《宋史》即载：“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但这只能是非决定因素，对位高权重的岳飞的生杀予夺，不是秦桧所能决定的。

    综上，岳飞的悲剧其实可以划分为前后互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高宗对武将的猜忌，由于秦桧对异议者的憎恨，更重要的，是由于岳飞性格上的弱点与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了君臣之间关系的貌合神离。加之岳飞坚持抗金立场，反对妥协议和的决绝态度，与高宗的既定路线相违背，为清除议和道路上的障碍，高宗用阴谋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还不是导致岳飞之死的决定因素。待至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紧锣密鼓准备媾和的时候，岳飞的悲剧进入了第二阶段。因为金方提出“必杀岳，始可和”的条件，又因为高宗君臣担心岳飞作为反对议和、坚持抗金的一面旗帜，终究会威胁议和，终于下了杀害岳飞的决心。       <h2>梃击案：晚明政局的一个标本</h2>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五月初四的黄昏，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刑事案。《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使朱雄等收系。”

    这样一件案子没有产生任何危害后果，发生在今天，顶多是由治安警察来处理。但慈庆宫居住的是当朝太子、后来的泰昌帝朱常洛，事关帝国继承人的安危，那就是惊天大案了。史称“梃击案”，和“妖书案”一样，是观察、剖析晚明政局的一个绝好标本，它既是万历朝君臣否隔、门户争斗的一种表象，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万历崩驾后明朝政治的走向，引发了长时间的政治斗争，魏忠贤陷害东林党人士即以此案为张目；崇祯登基，给东林党人士大平反，亦以这个历史问题做切入口；满清入关，弘光朝偏安南京后，此案依然成为朝内诸臣争斗的题目。“梃击案”所起风波，直到明朝覆亡才平息。

    为什么这样一个未遂案引起这么大的动静，首先结合当时明朝的政局分析。万历帝已登基四十三年，暮气沉沉，常年隐居深宫不见群臣，朝廷和各地官员缺员，不能及时补充，民间的矛盾一点点积累，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君臣之间势若水火，群臣之间也各立门户。这种局面的造成固然是由王朝政治体制僵化的大趋势所致，但直接的原因是“国本之争”导致的。万历帝春风一度，临幸了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没想这位宫女中了大奖，怀孕并生出皇帝的长子朱常洛；皇帝的次子夭折，几年后他和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他想把皇位传给自己钟爱的朱常洵，但这样违背了明朝嫡长继承的祖制——皇位继承法可算明帝国最重要的法律，若被破坏后果是灾难性的。群臣看透了皇帝的心思，通过二十余年的君臣过招，一些文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使万历帝不情愿地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国本之争”中，文官集团用祖制——即习惯法来制约皇帝，是明朝中后期常见的政治生态。因为从法理上讲皇帝具有至高的权威，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所欲为。文官集团制约皇权最后的法宝是法律解释权。因此无论在嘉靖朝“大礼议”，还是万历朝“争国本”中，文臣前赴后继，在对礼法的维护上丝毫不让步。

    朱常洛虽然已有太子的名分，但地位不稳。一旦他意外身亡，皇三子朱常洵继位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此案发生后，朝廷许多大臣怀疑是一起由郑贵妃和其兄弟郑国泰策划的谋杀案——因为太子身亡，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是最大的获利者，自然也就成为许多人心中最大的嫌疑人。至今警察破案还是循此思路。可刑部初审，拿出的结论是：这个叫张差的凶犯是疯癫者，因为在老家受到了刺激，来京上访，闯入慈庆宫。

    但刑部主事王之寀等一些文臣认为这是替背后指使者开脱，力主要查个水落石出。他先通过预审掌握一些证据；再在一些大臣的力主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共十三个司局近二十名官员一起公审案犯。据张差交代，在朝阳门外刘成家的大宅院里，太监庞保、刘成养了他三年，送了他金壶、银壶各一只，并让他打上宫门，打了小爷便有吃有穿——小爷，是宫内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

    此时真相开始显露了，如果顺藤摸瓜查下去，证实郑贵妃伙同外戚要谋害太子，万历帝再宠爱郑贵妃，恐怕也不好偏袒。此时，最害怕真相的是皇帝。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案子牵扯到太子、贵妃和皇帝，这将太子和皇帝、贵妃的矛盾摆到天下人面前，这将带来多大的危机！大明最高当局可能会发生地震，以当时大明文臣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廷从此永无宁日。而万历帝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皇帝，来日无多，他可不想在混乱中交班。

    可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他才不考虑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言官，就是靠这个博得声名的。于是皇帝只能亲自出面，召见太子，并让内阁大臣方从哲以及其他文武百官站在旁边做见证——万历久居深宫多年，此番走到台前，说明他是何等的重视。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不就早立别人呢？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同时，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孙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然后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群臣全说出来。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太子心领神会，马上表态说，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要马上处决，不能再拖了。并对众大臣讲，我们父子十分亲爱，你们外臣议论纷纷，如此只能使他们成为无君之臣，使我成为不孝之子。

    当事人都这么说了，这案子哪还有继续追查下去的必要。皇帝谕示刑部，明确给案子的处理定调，说张差是个疯疯癫癫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赦，立即处决。太监庞保、刘成严加提审，明确定罪，不许牵连他人。

    梃击案和妖书案一样，真相让位于政治稳定。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任何一个政治问题，最后会演变成司法问题。而在明朝的中国，司法问题往往如此演变成政治问题，最终的解决方式遵循的不是司法模式而是中国式的政治手段。但这种换来的稳定只能是暂时的，万历帝利用皇权强行平息下来，可在他死后，果然这案子一再被翻出来，引发政局动荡。牺牲真相得来的政治稳定从来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稳定。       <h2>顺治皇帝出家迷雾</h2>

    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顺治皇帝，于1661年驾崩时，还不满24周岁。

    正当盛年的顺治皇帝突然驾崩，不免令人生疑。很快，另一种说法就在民间流传开来——顺治皇帝实际上并没有“驾崩”，在他的清东陵孝陵中，只有一副空棺，而真正的顺治帝，却是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了。

    关于“顺治出家”的传闻，从一开始就甚为流行，后来又不断地被“添加”新的“内容”和“证据”。

    一、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有“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一句，相传就是隐喻董鄂妃去世后顺治皇帝因过度伤心而看破红尘、“西行”到清凉山（五台山）出家的故事。

    二、据说顺治皇帝的儿子玄烨也就是康熙皇帝后来六次西巡，其中有五次都去了五台山，其目的就是为了去寻找和探望父亲。

    三、“庚子之变”时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西狩”（逃难）至五台山，五台山和尚找出了许多贵重的器皿来招待他们，而这些器皿都是宫廷的御用之物。由此有人猜测，这些御用之物可能就是顺治出家时带到五台山来的。

    四、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了他在北京西山见到的一首题板诗，此诗出语真率，不事雕琢，口吻很像传说中念断凡尘、弃江山社稷于不顾的顺治皇帝，例如“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我时休。我今撒手归山去，管他千秋与万秋”等（《翁同龢日记》)。

    要说以上这些证据，仔细考究起来似乎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而，关于顺治出家的传说，就是在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中流传到现在，还不断地被写入小说、剧本，搬上电视。其实，谜之所以会成为“谜”，主要还在于事情本身的扑朔迷离。如果考察顺治帝的生平，他的确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强烈的想要出家的愿望。   “顺治出家”因由之——热衷佛教借此解压

    顺治帝接触佛教大约是从他亲政之后开始的。顺治帝登基时只有5岁，国家大事由其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管理。1650年，多尔衮去世，12岁的顺治帝开始管理朝廷大政。亲政后的第二年，顺治帝认识了禅宗高僧别山法师。

    据河北遵化景忠山的许多碑文记载，这一年，顺治皇帝因围猎来到此山，得知山上“知止洞”内有一位别山法师已经在洞内静修了9年，非常敬佩，便上山探望。别山法师出知止洞迎驾，“对诏称旨”，顺治帝龙颜大悦。顺治帝回宫后即在西苑椒园（又名蕉园）辟出万善殿，召别山法师入园，供其修身参禅。但别山法师在礼节性地入园后，就拒绝了顺治皇帝的好意，依然回景忠山修炼。

    虽然没有将别山法师留下来，这件事却给顺治帝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他惊喜地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出世独立、不食人间烟火的出家人，并且对他们清心寡欲、不被俗务缠身的生活方式心生羡慕。此后，顺治皇帝对佛教的兴趣日益浓厚，一批又一批的佛教高僧被请入万善殿，比较重要的有：

    憨璞性聪。其长于辞令，对答如流。比如，顺治皇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传？”憨璞性聪答：“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姓，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顺治皇帝听后龙心大悦。

    玉林通琇。传说中顺治帝的法号“行痴”就是他起的。

    木陈道忞。据说顺治皇帝曾对他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窗明几净，辄低回不能去。”又说：“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帝对佛教越来越认同，他开始相信，自己的九五之尊，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来生将在何处立命尚未可知，只有虔诚地参禅悟法，才能脱离生死轮回、苦海无边的命运。

    顺治帝之所以会对佛教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甚至多次表示要出家，和他对自己的现世生活状态不满有着很大的关系。

    顺治帝的童年并不幸福。先是过早地失去父爱，“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接着，在还不懂得权力为何物时他就成了天子，除了要遵守种种宫廷规矩不得自由，更重要的是整个童年时期都生活在叔父多尔衮的阴影之下，这些阴影的影响之深，从他亲政之后追论多尔衮的十大罪状、籍没家产、掘墓鞭尸等行为可见一斑。

    亲政后的顺治帝仍然说不上幸福。皇帝要管理庞大的帝国，即使对成年人也堪称重荷，更何况顺治当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朝政方面，顺治帝想要有所作为却总是阻力重重，他雄心勃勃地打算纠正清军入关之初因过度杀戮引起的满汉仇恨，比如在一定范围内重用汉臣、停止圈地，还为崇祯皇帝修建了陵墓等。可惜，大多数满洲贵族，特别是他的长辈们并不买这个账。往往为了推行一点点“新政”，顺治帝就要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纠缠，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而他的家庭生活也称不上愉快。从政治需要出发，顺治帝先后娶了两位来自孝庄太后娘家的博尔济吉特氏皇后，第一位皇后生性骄纵善妒，顺治帝忍无可忍废了她，第二位皇后庸碌无才，也与顺治帝无法匹配。后宫其他妃嫔，也少有出色的。

    在家庭不幸、政务繁杂等多重压力下，这位少年天子产生避开凡尘、遁入空门的想法也就成了容易理解的事情。而接下来的这个打击，使顺治皇帝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避开凡尘、遁入空门的念头更加强烈，那就是他的爱子以及这个爱子的生母——宠妃董鄂妃的相继去世。   “顺治出家”因由之——董鄂妃最后一根稻草

    关于这位顺治帝挚爱的女子，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董鄂妃是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曾经是名士冒辟疆之妾，清军南下时被掳进入宫廷，被顺治帝宠爱。但此说早被公认为是错误的——有多个证据表明，董小宛与董鄂妃，根本就是两个人。董小宛比顺治帝大13岁，当她在28岁去世时，距离史书记载的顺治帝迎董鄂妃入宫的时间，还相差很多年。“二董”之所以会被讹传为一个人，主要是因为她们名字的开头都有一个“董”字，而实际上，董小宛的董是能被拆成“千里草”的汉字，而董鄂妃姓“董鄂”，是满语的译音。

    董鄂妃虽不是董小宛，但她来到顺治帝身边，也是充满了传奇。当时与顺治帝交往甚密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回忆说：“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光。这位军人于是乃怨愤致死，或许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顺治帝从“满籍军人”那里夺来的、并封之为贵妃的这个女子就是董鄂氏，而这位“满籍军人”，有专家考证是顺治帝的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也就是说，董鄂氏一开始是顺治帝的弟媳妇。那么董鄂氏又是怎样成了顺治帝的妃子呢？正史里当然不会详细记载，不过其经过可能和汤若望的叙述差不多：由于清初有命妇轮番入宫侍奉后妃的制度，董鄂氏有机会常常出入后宫。婚姻不幸的顺治帝很快与这位弟媳妇擦出了火花，双双坠入情网。接下来，就发生了顺治帝为董鄂氏出气打襄亲王耳光的事。不久，襄亲王忧愤而死（疑为自杀）。襄亲王死后两个月，顺治帝便正式封董鄂氏为贤妃。

    顺治帝夺弟媳为妃，今人看来有悖道德，但是入关之初的满人还保留着不少游牧民族的旧俗，兄纳弟媳在他们看来算不得一件多么大的事。而顺治帝，多年在家庭中郁郁寡欢，终于得一意中人在身边，可说是喜不自胜。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被册立为贤妃后不到四个月，就越级被册立为皇贵妃，可算是坐火箭升天的速度了。更出格的是，顺治帝还特地为册立皇贵妃一事大赦天下，除十恶不赦死罪及贪官污吏外，俱减一等（《清实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不久，董鄂妃为顺治帝生下一位皇子，虽然是第四个儿子，顺治帝却为此再次大赦天下，并且在诏书中称他为“第一子”，大有想要将来传位于此子之意。凡此种种，可见顺治皇帝对董鄂氏是多么的钟情了。

    在现存的清宫画像中，找不到一张董鄂妃的画像，因此，她是否有着倾国倾城之容，就只能由人们去自由想象了。不过，顺治帝如此倾心于她，似乎不仅仅因为容貌。董鄂妃死后，顺治帝曾亲自撰写洋洋洒洒几千言的《端敬皇后行状》。在顺治帝对董鄂妃的描述中，他说得更多的是她的善解人意、贤达善良。对顺治帝的衣食住行、生活小事，她无不留心、嘘寒问暖，还和顺治帝讨论佛法经义、适度地规劝顺治帝在处理朝政时不要急躁；对孝庄太后、对第二位被“晾”在一边的孝惠章皇后，她都曾经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衣不解带、几天几夜地侍奉；对比她地位低的嫔妃甚至奴仆，她也从不曾疾言厉色，而是处处为他们着想……

    可以想象，对朝政充满烦恼、家庭充满苦闷的顺治帝来说，董鄂妃不仅仅是个红颜知己、可意人儿，更有着类似于精神支柱的意味。然而红颜天妒，不但董鄂妃所生的儿子不满百日就夭折了，两年后，董鄂妃也在22岁的妙龄之际香消玉殒，给顺治帝留下了无穷的哀思。而朝廷传出顺治帝驾崩的时间离董鄂妃去世仅四个多月，不由得使人相信，顺治皇帝因为爱妃的去世而万念俱灰、遁入空门。

    然而，从常识上说，有出家的动机，不等于有出家的事实。顺治是否真的出家，还得用史实说话。

    我们首先来分析民间传说中顺治出家的“证据”。

    （一）关于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的问题。这首诗虽然是暗写顺治帝与董鄂妃之间生离死别的，但其中的一些句子所指尚不明确，不能成为顺治出家五台山的证据。更何况吴诗“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一句反而是顺治未曾出家的一个佐证。房星，就是二十八宿中的房宿，“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房星未动”，应该是指天子的车驾还没有出发，而这两句的大概意思就是，顺治帝还来不及离宫出家，就死去了。

    （二）关于康熙帝五台山寻父及御用之物的问题。康熙皇帝第一次巡幸五台山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也就是宫中传出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二十二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并不是为了去寻找父亲的，否则何不早去，而要等到二十二年之后呢？至于五台山上的御用器物，很可能是康熙帝为了生活方便而从皇宫带去的。

    （三）关于翁同龢日记里记载的那首题板诗，其口气的确酷似顺治帝，似出自顺治本人的手笔。但该诗为何等到顺治皇帝已经去世二百多年的清末才被发现，这一点大有疑问，因此，不能轻易断定为顺治帝所作，反而有可能是出于好事者的伪托。即使今后有证据证明诗是真的，也只能说明顺治帝有出家之心，不能说明他有出家之实。

    实际上，根据可靠的史料，顺治帝确实有出家之心，但出家未遂。朝廷当然对此讳莫如深，但是在与顺治帝关系非常密切的僧人著作、年谱里都有详细的记载，虽出于几本不同的著作年谱，但提及此事的时间、地点等尽皆吻合。

    董鄂妃去世后，顺治帝痛不欲生，本来是决意要披缁山林的。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月，也就是董鄂妃去世一个多月后，顺治帝在西苑万善殿让茆溪森禅师为他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兹事体大，孝庄太后急忙派人将茆溪森的师傅玉林通琇召到京城，请求他规劝顺治帝不要出家。玉林通琇能言善辩，却劝不转顺治帝。据说，最终玉林通琇想出一招杀手锏，命人取来干柴，要当众烧死自己的弟子茆溪森，顺治帝不忍，才不得不放弃出家的念头，蓄发还俗，也就是说，出家未遂。   顺治死因

    如前所述，顺治帝最终没能完成出家为僧的愿望，正史中关于他宾天的记载是可信的。至于他的死因，根据一些比较可靠的私人记载，很可能是死于天花。

    顺治帝病危时，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奉命起草《遗诏》。王熙在《自撰年谱》中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其中提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子夜，顺治帝召王熙至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五内崩摧，泪不能止，奏对不成语”，强忍住悲痛草拟了一份《遗诏》，三次进览，三蒙钦定，至初七日傍晚才最终定稿。当夜，顺治帝就宾天了。

    另外，曾为顺治帝撰拟董鄂妃祭文的兵部督捕主事张宸在《青琱集?杂记》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初五日，见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已经全部撤去，又见皇帝贴身太监向各大臣耳语，神色仓皇。初七日，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勿炒豆，勿燃灯，勿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因为这种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也可以佐证顺治帝是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

    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传记中也记载：“如同一切满洲人一般，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或许是因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而竟使他真正染上了这种病症……顺治病倒三日之后，于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夜间崩驾。”（魏特《汤若望传》）

    还有一条旁证。顺治帝去世后，在考虑继位者时，在汤若望的建议下，孝庄太后最终选定了玄烨，理由之一是玄烨已经出过天花。（魏特《汤若望传》）可见，顺治帝因患天花而英年早逝，是如此震动着最高统治者的心扉，影响着他们的决策。

    顺治帝最终没有实现想要出家为僧的愿望，而是不幸地死于天花恶疾。幸运的是，两年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将顺治帝与董鄂妃合葬在了孝陵（一起合葬的还有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对于顺治帝这位多情天子来说，能同心爱的人“死而同穴”，大概也可以安息了。       <h2>雍正暴崩之谜</h2>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夜，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在圆明园的九州清晏突然死亡，时年58岁。据官方记载，雍正去世前几天，八月十八日在圆明园与大臣议事；八月二十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都属于正常办公；八月二十一日开始发病（“上不豫”），但仍然照常办公，接见一些官员；八月二十二日突然病重，急忙召见宝亲王弘历（皇四子）、亲王弘昼（皇五子）、大学士鄂尔泰等，宣布传位于弘历；二十二日深夜至二十三日凌晨（子时）之间死亡。

    当时著名文人袁枚为雍正临终之顾命大臣鄂尔泰写的行状，则与官方的说法有所不同。鄂尔泰为雍正最倚信的大臣之一，常奉令值宿宫中，随时听令。根据袁枚记录，八月二十三日雍正临终时，身边的顾命大臣仅有鄂尔泰一人，其他人，不管是皇子、宗亲、重臣，当时都不在圆明园。雍正驾崩后，鄂尔泰连夜携带遗诏从圆明园奔还城内的紫禁城。因深夜里仓促间找不到马，他只好骑上一头运煤的骡子奔回，拥弘历即位。之后他又留于宫中帮助新皇帝处理大事，七天以后才得以出宫。出宫时人们惊异地发现，鄂尔泰裤子上染有一片血迹。根据鄂尔泰自己的解释，这些血迹是那天骑骡子时不小心磨破大腿而留下的，他自己竟不知道。

    雍正虽然“暴亡”，但是皇位的传承倒没有出现问题。依雍正遗诏，弘历顺利继位，就是乾隆皇帝。因为雍正吸取康熙时“九子夺位”的教训，事先已经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将自己选定的皇位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藏在紫禁城“正大光明”匾后面。为了便于对证，还在圆明园内“拷贝”了一份同样内容的遗嘱，密封起来，雍正去世后也找了出来。然而，负责宣读遗诏的鄂尔泰却如此狼狈，不得不亲自骑着骡子从圆明园奔回紫禁城，慌得连裤子染血都不知道，让人怀疑其中必有隐情。

    鄂尔泰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留在宫中七天七夜？他裤子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野史传言，雍正是被人刺杀的，鄂尔泰看到了被人割去脑袋的雍正；他留在宫中七天七夜是为了处理无头（或身首异处）的雍正这样棘手的事情；裤子上的血迹未必是骑骡受伤留下的，沾的可能就是雍正的血。   被吕四娘刺杀

    雍正之死的真正原因，始终是被层层神秘浓雾掩盖的历史之谜，历来猜测颇多。流传最广的莫过于被人刺杀之说，而刺杀雍正的人，竟然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奇女子——吕四娘。这要从雍正朝的一起案件说起。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有个叫曾静的读书人，让他的学生张熙给当时的川陕总督、清军名将岳钟琪送了一封信。曾静在信中说岳钟琪是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而清朝则是“金人”的后代，劝岳钟琪起兵反清，恢复汉族王朝。岳钟琪向雍正告发了曾静、张熙。雍正大怒，将二人逮捕至京，追查幕后主使及消息来源。据曾静交代，他的反清思想是读了吕留良的著作而产生的。

    吕留良（1629—1683）是清初著名学者，“曾静事件”发生时已去世四十多年，但他的门生故旧不少，子孙尚在，而且他的著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吕留良著作中反清思想十分强烈，并用传统的“华夷之辨”来论证满族统治的不合理，认为满族是夷狄，非我族类，因而搞清华夷区别比君臣之义更为重要。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雍正认为曾静、张熙是误信邪说，认罪态度较好，特予释放（雍正死后，二人均为乾隆所杀）。雍正对曾、张二人网开一面，但是对吕留良一家及其门生则处理得很重。当时，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都已经去世，雍正还令人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还要戮尸枭示。吕留良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则被处斩。其他的吕氏门生以及刊刻、贩卖、私藏吕氏著作的人，或斩首，或充军，或杖责。吕氏及严、沈三族妇女及幼丁发给功臣家和关外披甲人为奴。

    曾静、吕留良之案是雍正朝的一桩著名大案，影响极大。在雍正还活着的时候，“吕氏孤儿”的传言就在流行。至于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故事，至少有三个版本。

    一说当年诛杀吕氏家族时，吕留良之子吕葆中的女儿，即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在乳母的帮助下漏网逃生，只身北上京城，决心刺杀雍正，报全家惨遭屠戮之仇。由于连日奔波，年少体弱，吕四娘昏倒在河南洛阳白马寺山下，被一高僧救下。高僧乃江湖豪杰甘凤池，因遭到雍正的通缉才隐匿出家当了和尚。四娘于是拜甘凤池为师。四年后，四娘告别师父，来到京城，摸清了雍正寝宫的路径，翻越宫墙，混进宫内。入夜时分用蒙汗药麻翻了雍正，割下首级，离宫而去。在第二个版本里，吕四娘的“师父”变成了一位抗清志士虬髯客（《十叶野闻》）。第三个版本，吕四娘则是和一位道士学的剑术（《清季野史》）。

    这些传说越传越奇，情节也愈来愈曲折，见诸于稗官野史，还被写成了小说，拍成了电影电视，渲染得有声有色。

    迄今为止，史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则是，吕四娘刺杀雍正纯属子虚乌有。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此事，其观点主要是：第一，吕留良案发后，吕氏一门不大可能有漏网者。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曾就“吕氏孤儿”一事，询问负责此案的浙江总督李卫。当年七月，李卫就此奏复说，吕氏一门，不论男女老幼均已严行看管，连吕家的墓地也被严密监视起来。李卫是雍正的亲信，而且向以善于侦缉闻名，不至于对雍正敷衍塞责，因此，吕氏后人恐无漏网的可能。第二，雍正死于圆明园，这里虽然是一座离宫，但因为雍正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此居住，所以护卫森严，绝不可能像小说、电影中所描绘的，一个女子能飞檐走壁轻易潜入寝宫，砍去皇帝的头。

    “雍正被刺”的故事之所以如此流行，也算事出有因：清廷以满人统治，始终难以泯灭汉人的反抗之心，所以对满洲皇室，不免掺杂某些民族情绪。而在清代皇帝中，雍正的名声最差，在位期间社会上就广泛流传着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项大罪”，因此，将他作为攻击满清统治的典型，是很合适的。在清初五大谜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位”“雍正暴崩”“乾隆身世”中，后三个都与雍正有关。人们出于“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心理，希望雍正不得好死。因此，也就有了这么多不同版本的刺杀雍正的故事。

    雍正死于“他杀”的说法均可以排除。那么，他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呢？史学工作者通过对清宫档案的深入广泛研究，普遍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可能性最大。   死于丹药中毒

    最早提到雍正之死与修炼丹药有关的，是金梁的《清帝外纪》：“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美国学者恒慕义在20世纪40年代即指出：“胤禛相信道教关于长生不老的说法，所以他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正是这些药物，导致他的死亡。”杨启樵也推断雍正“死于丹药，也许不算武断。”冯尔康也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此说颇有合情理处。”杨乃济则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内务府造办处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旁证》一文，论述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的说法是客观、可信的。李国荣也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撰写了《雍正与丹道》一文，详细地论述了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可能性极大。一些医学工作者也认为，雍正死于“过度养生”——企图以炼丹修道来恢复健康，却反受其害。

    中国道教的长生不老术，可谓源远流长。汉武帝、唐太宗、唐德宗等多位皇帝都曾有访求“长生不死药”的故事。

    雍正早在当皇子的时候就对修道感兴趣。在康熙诸皇子的“夺位大战”中，迷信天命的胤禛曾嘱咐前往福建任知府的谋士戴铎寻访高明的道人。戴铎果然在武夷山找到了一位“语言甚奇”的道人，并请他为主子胤禛算命。道人算出了一个“万”字，让胤禛振奋不已，从此对道士更有好感，经常与道士参修论道。他还自称“圆明居士”，作《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将自己的名字排列在历史上著名的道教大师之后。

    雍正即位后的最初几年，可能因为要忙的事实在太多，所以从雍正元年到雍正六年的这一段时间，从史料中很少发现雍正炼丹修道的痕迹。

    雍正七年，雍正得了一场大病，一病就是好几个月，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甚至将自己在圆明园秘藏传位诏书的事情悄悄告诉了张廷玉和鄂尔泰，似乎对后事都作了安排，幸好在御医的调治下闯过了鬼门关。

    雍正八年二月，雍正又生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保命，他开始大规模地向各地征访名医术士。雍正的心腹、浙江总督李卫推荐了一位有“神仙”之称的道士贾士芳。贾士芳入宫后手到病除，颇见奇效。但出乎意料的是，一个多月后雍正突然下令将贾士芳下狱治罪，最终“斩立决”。据说是因为经贾士芳调治之后，雍正的病情还有所反复，时好时坏，后来雍正感到自己被这个“异人”耍弄了，“伊（贾士芳）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

    但杀了一个贾道士，不等于雍正就从此不信道士了。不久，又召江西龙虎山的高道娄近垣入京。娄近垣在御花园内设坛礼斗，以符水治疗，雍正果然病愈，还于雍正十一年喜得儿子弘曕。娄近垣自然备受恩宠，被雍正赐以四品龙虎山提点、司钦安殿主持之职。龙虎山道观也沾了娄近垣的光，得库银一万余两，大兴土木，焕然一新。

    雍正十二年，娄近垣奉命回龙虎山督造道观。宫苑内的修道之事由张太虚、王定乾主持。张、王二人与娄近垣不同，更注重于“炉火修炼”，以金丹大药来给雍正治病，企图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娄近垣可能也用丹药，但比较谨慎）。可能就是这两个人炼的丹药，最终让雍正送了命。

    为皇帝炼丹当然是绝密事件，在官书正史上没有记载。但研究人员仍通过清宫秘档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据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活计档》记载，在雍正八年冬天，运入圆明园4000余斤木柴煤炭和矿银等物，开始在园东南角的秀清村为雍正开炉炼丹。丹炉一开，烧炼之火便没有熄灭。从雍正九年到十三年，雍正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157次，平均每个月两三次。累计动用黑煤192吨，木炭42吨，此外还有大量的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炼丹必备的矿产品以及其他相关物件。一炉又一炉的金丹大药由此炼成。雍正服后，感觉良好，还拿出少许丹药赏赐给出征将士。

    就在雍正死前的12天，又有200斤黑铅运入圆明园。黑铅是炼丹常用原料，更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致人死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雍正常年服用丹药，毒素早已渗入到五脏六腹，但很可能就是这200斤黑铅，最终让雍正毒发而亡。

    雍正暴崩后的第三天，刚刚即位的乾隆皇帝便发布一道上谕，下令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在宫苑中炼丹的道士全部驱逐，令其各归本籍，告诫他们对宫中及先帝的一言一行，不准在外谈起，如有违反，绝不宽贷。并特意强调，先皇雍正喜好“炉火修炼”，仅是作为“游戏消闲之具”，对炼丹道士“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作为新天子，万机待理，为何要这么急迫地专门发布上谕将这些道士赶走?且还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作一番辩解？合理的解释是，正因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乾隆恨不得将怂恿父亲吃丹的道士碎尸万段，只是热丧期间不宜杀人，且要顾及皇家体面，不便公开将他们公开处死，只好一赶了之。   其他死因说

    关于雍正之死，除了“丹药中毒说”外，还有若干种其他说法。

    1.“累死”说

    雍正虽然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得了帝位，但从他上台后的政绩来看，他还算是中国历史上政绩最为突出的君王之一。作为“康乾盛世”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举凡国家政制、吏治人事、财政赋役、军事战略、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事无巨细，雍正都躬身规划，建树颇多。要处理这么多的政务，雍正的“勤奋”的确非常人可比，经常白天亲政、议政，夜晚批览奏章。所作批语，少则数十字，多达一千多字，且“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后来，雍正挑选自己朱笔批阅的奏章7000多件，陆续编成360卷的《朱批谕旨》。而实际上，雍正亲笔朱批的奏折远不止这些，总数有数万件之多。经常熬夜和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可能是导致雍正患病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

    2.“春药致死”说

    雍正曾说自己“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大义觉迷录》）这种自我表白未必可信。雍正即位的最初几年里，事情太多，政敌无数，还要向世人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称职的皇帝，所以才做出不好色欲、自我节制的样子来。可雍正七年之后，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政敌也摆平了，制度也理顺了，相对于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闲”，也就开始贪图女色，与之有关的病症也随之暴露了出来。有史料可考，雍正的后宫从皇后到最低等的答应有二十几人，可能还有一些隐在后面“没名分”的。考虑到雍正在位的时间才十三年，实在不能算是“甚少”。为了应付这么多妻妾，使用“春药”一定必不可少，不排除雍正因过度服用“春药”而被“色杀”的可能。朝鲜有一本书叫《承政院日记》，是朝鲜使者写给朝鲜国王的报告，书里记载“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当可作为雍正死于女色的一条重要佐证。

    3.“人参补死”说

    清代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的宫廷医疗档案，其中医案《人参底簿》的记载，反映了清宫中大量食用人参的习俗。雍正十年五月雍正移居圆明园，至年底的7个多月时间里，皇家内廷共使用人参800多斤；雍正十三年的《太医院用人参药档》载，宫廷用掉的人参达230斤。按照惯例，四等及四等以上的人参是专门供皇帝、太后和皇后三人食用或是配制御药之用的（清宫所用的四等参如今已十分少见，五、六等参相当于今天的一等野山参）。雍正本人到底食用了其中的多少好参，无可稽查，但可以肯定的是，雍正食用人参的数量一定是很惊人的（雍正的父亲康熙特别谨慎，一般不用人参补身，但雍正嗜好人参）。这是不是造成雍正死亡的主要因素？也值得怀疑。

    4.“中风或其他不明病症致死”说

    著名清史学者郑天挺在《清史简述》中曾提到雍正是中风而死，但没有详述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这个论断还需用史料来作进一步证明。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一个表面上健康的人，因心脏病、脑溢血、中风等疾病瞬间丧命是完全可能的。雍正之所以暴崩，有可能得了这几种病的一种或多种。

    此外，从史料上看，雍正一向患有严重的“畏暑病”。在朱批中，常因天气太热而自嘲“字画潦草”“可笑之极”等字样。为了不影响正事，他还让人制作了许多机械台扇，以便在盛暑时使用。雍正后来得病，很可能与他酷暑贪凉有关。另一方面，雍正同他的祖上不同，不爱运动，深居简出，很少参与骑射狩猎活动。从故宫所藏的雍正画像上看，他年轻时尖嘴猴腮，但晚年时明显发福，可能也与他不爱锻炼、缺乏正确的养生之道有关。这就使他体质虚弱、难以抵挡病魔的侵袭而毙命。

    5.“综合死因”说

    雍正之死，可能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一是他多年勤政，体力透支，且因惧怕报应而长期心神不宁、夜不能寐；二是常年服用丹药、体内大量积毒；三是过度的人参进补，反受其害；四是性生活没有节制，淘空了身体，靠春药支撑而不知不觉中受到了伤害；五是不爱运动，抵抗力差……可能还患其他疾病，这些综合因素造成了雍正的猝死。       <h2>乾隆身世之谜</h2>

    乾隆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皇帝之一，当了60年皇帝，活到了89岁。他在位期间，大清帝国经过其祖、父辈近百年的努力，根基稳固、欣欣向荣，正处于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持续的“盛世”时代。在他的治下，清朝取得了文治武功的成就，终其一生，鲜有不顺心之处，所以晚年自诩“十全老人”。但是，二百多年来乾隆的身世一直没有个明确清晰的说法，他出生在哪里，他的亲生母亲到底又是谁？

    这还要从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说起。   千里追《遗诏》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外出打猎时在承德避暑山庄猝然崩逝。随扈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匆匆忙忙拟写了一份《遗诏》，经刚继位的道光皇帝过目后，誊抄多份发往全国各地以及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然而没多久，朝廷又下令追回所有《遗诏》，并且特别指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将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错诏”截留封存。很快，修改过的“新诏”又重新发出，而“错诏”的草拟者托津、戴均元等人则被开除出了军机处。

    让道光帝如此兴师动众、大费周章的两版《遗诏》，区别主要在一句话，它在“第一版”中是：“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乾隆）即降生避暑山庄，予复何憾?”而在“第二版”中，这句话改成了“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雍正）、考（乾隆）神御（画像）在焉，予复何憾?”两版《遗诏》相比，“第一版”提到避暑山庄是乾隆的出生地，而“第二版”则“删除”了这种说法，修改为避暑山庄里有乾隆和雍正的画像。

    如果时间往回推十几年，我们会发现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帝也曾为同一件事“纠结”过。1807年（嘉庆十二年），嘉庆帝在审阅朝臣编修的记载乾隆帝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时发现，这两部重要的文献典籍都把乾隆的出生地写成了雍和宫（雍和宫原为乾隆的父亲雍正为雍亲王时的王府，雍正继位后将王府赐给了藏教喇嘛当作寺院，改称雍和宫），当即命令编修大臣就此进行核查。负责这两部典籍编纂工作的刘风诰提供了此说的依据——乾隆自己做的诗，而且不止一首。其中一首是乾隆在瞻仰祭拜雍和宫后做的，其中有一句“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人日”指的是正月初七，这句诗的意思是：我（乾隆自称）正月初七这天到雍和宫祭拜，总是念念不忘当初就是出生在这里。在另外几首诗里，乾隆也一再说自己诞生在雍和宫，甚至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雍和宫的东厢房。

    乾隆亲自写下的诗，而且是在不同时间写下的很多首，“当然”是证明编纂人员并没有搞错的最佳证据，嘉庆最终也认可了。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中关于乾隆帝的出生地是这么写的：“……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乾隆）于雍和宫邸。”

    这件事虽然以嘉庆认可“雍和宫说”而结束，但是总透着奇怪。先说乾隆，按说一个人关于自己的出生地，是不太会去大肆宣扬的，因为这不过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事实而已。可乾隆呢，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唠叨自己出生在雍和宫，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或者说生怕别人搞错。而嘉庆呢，一开始却是对“雍和宫说”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呢，是他一向认定乾隆是出生于避暑山庄的，而且也是有诗为证——嘉庆自己写的诗。

    乾隆在登基满60年的时候“退休”，把皇位让给第十五子琰，也就是嘉庆皇帝，自己则当起了太上皇。嘉庆刚登基的前两年，“太上皇”两次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都陪着去了，并且写诗祝寿。这两首诗后面的注解里都记录了同一个信息——嘉庆的曾祖父康熙在辛卯那年肇建了避暑山庄，而他的皇父乾隆也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也就是说，早在嘉庆帝让大臣们核查乾隆出生地之前十多年，他就已经对“避暑山庄说”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只是后来发现“皇父”乾隆一再强调自己出生在雍和宫，才不得不“改口”。不过，就仿佛一个人一直在努力严守一个秘密，却在最后的时刻说漏了嘴似的，嘉庆在弥留之际终于没坚持住，冒出一句：“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

    嘉庆帝说漏嘴的地方，由他的儿子道光帝“千里追遗诏”及时弥补上了，这似乎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是，一件本来不算事儿的事儿，被这祖孙三代一再地强化，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好奇，从而催生了有关乾隆身世的各种民间传说。   “草房诞子说”

    早在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写诗说乾隆诞生于避暑山庄，而且地点非常具体：狮子园。

    狮子园是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小园林，因背靠一座形状像狮子一样的山峰而得名。康熙去避暑山庄时常有皇子随行，不过皇子们不住在山庄里面，而是住在山庄边上的临时性园林里，狮子园就是康熙第四子雍亲王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随驾期间的临时住处。狮子园中有一处不起眼的房屋，名为“草房”，匾额上的“草房”二字为雍正御题。乾隆继位后，曾多次“驾临”“草房”，写下数十首以“草房”为题的诗作。一个地位尊贵的帝王，为什么对一间毫不起眼的“草房”情有独钟？难道仅仅是为了“缀景”和“示俭”？于是有人猜测，乾隆可能就出生在这里！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么一个不体面的地方，又和雍正的一段传闻有关。

    传说雍正还是亲王的时候，一年冬初在木兰围场打猎，射倒了一只梅花鹿，他当即叫人把鹿宰杀，大口喝起鹿血。鹿血有很强的壮阳功能，雍亲王喝后难以自持，就随便拉住避暑山庄行宫里一位很丑的李姓汉女发泄了一番。事后，雍亲王把这段露水姻缘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年秋中再来，李姓汉女已经大腹便便。康熙偶见此女，大为震怒，经过追问，才知道是四阿哥雍亲王干的。康熙正在大骂雍亲王“下流种子”的时候，那位李女马上就要临产了。为了不让她污亵行宫，康熙就指着一座马厩让她入内分娩。这个马厩是用干草搭的，倾斜不堪，而“临御中国六十年、为上皇者又四年之十全功德大皇帝（乾隆），竟诞生于此焉”。

    最早将这一“秘闻”落在文字上的，是1944年5月在《古今文史》（半月刊）上刊登的《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作者叫周黎庵，是根据晚清遗老、曾做过热河都统幕僚的冒鹤亭的口述写成的。台湾学者庄练（苏同炳）的《乾隆出生之谜》和历史小说家高阳的《清朝的皇帝》，都采用了这一说法，甚至指出李姓女子的名字叫李金桂，因为她“出身微贱”，所以康熙下旨让胤禛府里的格格（低级侍妾）钮祜禄氏收养这个男孩。庄练还提出了三条史料，作为旁证。

    一是《清圣祖（康熙）实录》第二百四十七卷载，康熙五十年（1711）七月，雍亲王专程赶赴热河向皇父康熙请安。根据时间推断，这正是那个李姓女子临产之前。康熙之所以要把雍亲王召到热河，是为了当面确定雍亲王就是那个“种玉”之人。

    二是乾隆朝一位官至御史的管世铭有一首《扈跸秋狝纪事诗》，诗后小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日临驻”，管世铭是乾隆秋狝时的随行人员，他留下的文字应该是可靠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避暑山庄说”在朝臣、亲贵的小范围内应该是公开的秘密。

    三是清代官修《热河志》中专门将“草房”记入“狮子园”条目中。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为什么要将这一处不登大雅之堂的“草房”记入其中呢？

    关于“草房诞子说”的“女主人公”，除了李氏女子一说外，还有“傻大姐”说、“承德贫女”说等多种说法。不论是哪一个版本，要说明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乾隆的母亲是一个汉女，乾隆有一半是汉人血统。之所以有这样的传闻，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雍正继位前后的种种劣迹，使他树敌太多，这段“鹿血”传闻，让他的“公众形象”又降低了一层。第二，乾隆“半个汉人”的身份，则反映了当时具有“反清复明”情怀的人的一种愿望。当然，相比“半个汉人”的说法，还有一种更彻底的、更符合汉人口味的说法——乾隆的父母都是汉人，所以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汉人。   “海宁换子说”

    所谓“海宁换子”，说的是乾隆本是海宁陈阁老（陈世倌）之子，他出生的时候，正好雍亲王胤禛也生了个女儿。结果胤禛“偷龙转凤”，偷偷地把女儿换给了陈阁老，而把陈阁老的儿子——即后来的乾隆留在了府里，当作自己的儿子。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晚清天嘏所著的《满清外史》中的《弘历非满洲种》，后来蔡东帆(藩)的《清史通俗演义》、钱塘九钟主人《清宫词》、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等都将“海宁换子说”大加演绎，而影响更大的，则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书剑恩仇录》。

    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他从小听的就是有关乾隆的种种传说，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围绕乾隆身世之谜而展开的。书中，反清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秘密入宫，将乾隆生母陈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当年经过，还说乾隆左股有胎记。金庸还虚拟了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这一人物，陈家洛继于万亭之后成为红花会总舵主，在得知自己与乾隆的身世后，曾试图劝说乾隆与红花会结盟，恢复汉人朝廷，但最终失败。

    金庸的武侠小说精彩纷呈，在华人世界流传极广，“海宁换子”的故事因小说的流传而广播海内外，让一般没有历史常识的读者信以为真，但事实并非如此。

    野史、小说里都说当乾隆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陈世倌后，对陈优礼有加，官拜内阁大学士。乾隆朝确实有个内阁大学士叫陈世倌，但此人并没有得到乾隆帝的“优礼”，却因一次无关紧要的出错而被乾隆帝训斥了一番，革掉了官职，一点情面都不留。如果陈世倌是乾隆帝的亲生父亲，何至于如此无情？！

    更重要的是，乾隆降生时，胤禛的长子、次子虽然已夭折，但第三个儿子已经8岁，且有一个王妃已经有孕，而此时胤禛才34岁，正当壮年，生儿子的机会有的是，哪有必要偷偷摸摸地用女儿去换个儿子进来。所以，乾隆是“纯种汉人”的说法荒诞不经。不过，近年来发现的一则史料，使乾隆是半个汉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最接近于真相的说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年公布了一则雍正元年初册封妃嫔的原始档案，全文如下: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

    这件档案是未经任何篡改的原始资料，其可信性和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而根据这份原始档案而修纂的《清世宗（雍正）实录》则这样记载:

    （雍正元年二月）甲子（十四日），谕礼部：奉皇太后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鲁（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上述两份资料有不少不同点，比如，裕嫔、懋嫔的姓氏对应错了，不过最大的不同点是：被封为熹妃的，在原始资料中是“格格钱氏”，到了《清世宗实录》变成了“格格钮祜鲁（禄）氏”。册封“熹妃”是同一天发生的同一件事，被封为熹妃的钱氏和钮祜禄氏应该就是一个人，那为什么她们在不同的记录里有着不同的姓氏呢？其实，姓氏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钱是汉族的姓氏，清朝特别是清初，汉族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汉女哪怕入了宫入了王府，也很少有机会当上高等级的皇家嫔妃或者王爷妻妾。钮祜禄这个姓呢，那可就大不相同了，它是满洲八大姓氏之一，而且是出皇后的姓氏：前有康熙帝的孝昭仁皇后（顾命大臣遏必隆之女），后有道光帝的孝全皇后，还有实际上比西太后慈禧地位更高的东太后慈安——这些钮祜禄氏，可都是她们的皇帝丈夫在位时封的货真价实的皇后，至于清史上的钮祜禄皇妃等，那就更多了……两相比较，“格格钱氏”变为“格格钮祜禄氏”的目的就很明显了——就是要抬高这个女子的身份。也就是说，作为雍正第四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母亲的那个女人，应该是一个汉族女子，后来为了要抬高身份而改了一个满姓。

    联系传说中的“草房诞子说”，至少可以做出以下几种推测：

    第一，正史档案中的汉女“钱氏”，可能就是民间传说中的汉女“李氏”，她在承德狮子园的“草房”里生下了乾隆后，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弄到北京的雍亲王府里来，成了雍亲王的低级侍妾“格格钱氏”。

    第二，在“草房”里生下了乾隆的的确是汉女“李氏”（或其他传说中的汉女），但由于地位太低，或者像传说中说的，李氏因为长相丑陋，胤禛只想要儿子不想要她，所以在雍亲王府里给小弘历另找了一位养母——“格格钱氏”。

    第三，乾隆的确是“格格钱氏”所生，而且就出生在雍亲王府。

    第四，“格格钱氏”可能在康熙四十九年“木兰秋狝”时陪胤禛住在狮子园，发现怀了孕，不便带回北京，所以就留下来一直待到第二年把孩子生下来。

    不论是以上哪种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生下弘历的这个女人，产子时最高的身份，可能就是汉女“格格钱氏”。如果钱氏只是乾隆的养母，而其生母另有其人，那么这位女子的地位也只会比“格格钱氏”更低，有可能就是做粗活的宫女甚至宫外女子。至于“避暑山庄说”，其实是附会在“半个汉人”说法上的一个小细节，不过这个细节非常“敏感”，因为它关系到一位大清皇帝的血统是否纯正高贵的问题，所以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代皇帝，才会对这个说法“前赴后继”地“敏感”不已。

    比较接近真实的推测是：因为汉女的身份，或者再加上本人姿色平庸，“格格钱氏”在“雍亲王时期”即使有了个儿子（不管是亲子还是养子），却也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她的儿子“子以母贱”，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也一直没有得到父亲雍亲王的多少关注。至于当雍亲王变成了雍正皇帝后，“格格钱氏”突然时来运转，一下子从“格格”变成了“熹妃”，还改了一个高贵的姓，其主要原因应该是“母以子贵”。因为在当亲王的时候，胤禛春秋鼎盛，总觉得自己有的是生儿子的机会，所以对这个身份低下的儿子并不重视。可没想到等到他继位时，存活下来、已经长到十多岁的儿子，只有三阿哥弘时、四阿哥弘历（即“格格钱氏”生的这一位)、五阿哥弘昼三个，即使是按照排行来算，弘历也是第二位可能的继承人。更何况，长大的弘历在兄弟辈中逐渐显示出了非凡的聪慧和优秀，越来越为雍正所看中。这么一个优秀的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的儿子，如果有一个汉族血统的母亲，说出去不太好听。于是，“熬”了20年的“格格钱氏”，终于沾了好儿子的光，改了满洲大姓、封了妃子。再后来，年贵妃和皇后相继去世，熹妃一时成为后宫地位最高的人，统摄六宫。雍正暴崩后，弘历成了乾隆皇帝，熹妃成了皇太后。皇太后高寿、健康，享尽了人生的荣华富贵，被称为“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太后”。

    引人注目的是，这位皇太后多次被“皇帝儿子”侍奉着出游，三上泰山，四下江南，多次到塞外避暑山庄……登泰山是为了皇帝“封禅”；去避暑山庄是从康熙开始的皇家传统（当然也可能和“草房诞子说”有关）；至于下江南呢，据说是为了巡视“海塘”，也就是为防钱塘江大潮成灾而修建的堤坝，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民间广为流传的“海宁换子说”。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乾隆四次陪太后南巡，其实是陪母亲“回家看看”。钱氏是江南大姓，皇太后的老家有可能就是海宁，也有可能是嘉兴、绍兴、苏州、杭州、南京……或是南运河岸边、钱塘江江边的某个小村镇，是不是凡南巡巡幸过的地方都有可能呢？这一切，都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h2>嘉庆遇刺之谜</h2>

    在清代宫廷史上，有一位皇帝差点在宫廷里遇刺，他就是嘉庆皇帝（爱新觉罗?琰，1760-1820），而且是两次遇刺，两次未遂。

    第一次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皇帝自圆明园还宫（紫禁城），将入顺贞门时，突然有一个叫陈德的人持刃向他扑来，几乎遭遇不测。事过十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突然有一伙天理教徒，分两队从紫禁城的东华门和西华门突入宫内，其中一队一直攻到隆宗门外，被绵宁（即位后改为旻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等组织的侍卫击退。因这一年为农历癸酉年，所以史称“癸酉之变”。这次嘉庆本人不在现场，有惊无险，但“变生肘腋，祸起萧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其震撼力是前一次所无法比拟的。   厨役行刺嘉庆

    关于嘉庆第一次遇刺，《清史稿》和《清实录》中的记载都比较简略，好在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的《掌故丛编》中有一套《嘉庆八年仁宗遇刺案》资料，详细记载了此案的始末。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皇帝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就在这一天，一个叫陈德的中年男子，带着自己15岁的大儿子陈禄儿，从东华门混入紫禁城，然后绕到皇宫的北门神武门一带，潜伏在顺贞门外西厢房山墙的后面，看着嘉庆坐着轿子即将进入顺贞门时，突然窜出，手持尖刃，直奔嘉庆冲去。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坏了守卫神武门、顺贞门之间的上百名侍卫，他们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有嘉庆的侄子、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固伦额驸喀尔喀亲王拉旺多尔济、乾清门侍卫蒙古喀喇沁公丹巴多尔济、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等6个人，还算镇定，紧急关头挺身而出，一边护卫嘉庆的轿子，一边奋力捉拿陈德。嘉庆被救至顺贞门内，但距离搏斗的地方不远，已经听到了搏斗之声，大概吓得不轻。经过一番搏斗，绵恩的褂袖被刺破，丹巴多尔济的身上也被扎伤三处。陈德寡不敌众，力竭被捉，并在陈德身上搜出谶语等物。陈德的儿子陈禄儿乘乱溜出皇宫，跑回自己家里，也很快被逮捕。

    陈德被捕后，嘉庆当即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第二天又增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后又命九卿科道一同会审。经过“反复诘问，并加开导”，陈德开口招供，供词中有以下一些信息：

    陈德，年四十七岁，父亲一直做男仆、跟班一类的工作，幼时跟随父亲到山东，长大后也以做男仆为业。后因父亲去世，在山东找不到工作，只好到北京来投靠堂姐，在外甥的帮助下又找了一份厨子的工作。但后来因妻子去世，家庭负担太重被辞退。失业后的陈德求告无门，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但转念一想，无声无息地自杀太不值，想死得“一鸣惊人”，于是自己“策划”了刺杀皇帝的计划——“我就同大儿子进东华门，出东西牌楼门，从西夹道走到神武门，混在人群之内，看见皇上到来，我就手持身佩小刀，往前一跑，原想我犯了惊驾的罪，当下必定奉旨叫侍卫大臣们把我乱刀剁死，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

    对于如此简单的作案动机和过程的交代，“殊出情理之外”，审案大员们当然很不满意，又将陈德“拧耳跪炼”，但陈德“矢口不移”。嘉庆得到初步的审讯报告后，当然也不满意。他认为一个失业的厨子，仅因要自寻死路就要行刺皇帝，既无主使也无同谋及帮凶，殊不可解。而且，他又是从何得知皇帝入宫时间，又是怎样混入宫中的呢？于是，审案大臣逐一传讯或逮捕了所有与陈德有关的人，并加紧刑讯陈德，但是所获信息依然很少。

    通过讯问陈德的儿子陈禄儿和他的房东黄五福，官员们得知案发之前陈德已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举动，精神可能有点问题。但仅凭这一点进展，还是难以交差。当晚，他们又派人轮番对陈德进行“彻夜熬审”，至二十二日晨，陈德已经“神气消沮”。再问他受何人指使，他的口供仍大略如前，而且说：“我实在无人主使，实在供不出来。我总是求死，所以被拿时逢人乱扎。”

    至二十三日，军机处再报审案情形，似乎又有了一些进展。经反复刑问，陈德回忆说自己这几年曾做过两次梦：“嘉庆二年曾梦见有人引自己到过东宫。嘉庆三年又梦见自己躺在无水桥下，被人拉起上桥，到桥上一看，像是在一座知府大堂后头，我身上穿着程乡茧蟒袍，我就醒了。后来读了《文昌书钞》，突然开悟，想这两梦，东宫是守阙的意思，桥底睡是个蚪龙，知府是个黄堂，程乡茧蟒袍是个黄龙袍，我将来必定有朝廷福分。又想起乾隆五十七年到嘉庆二年在正阳门内抽过五支签，都有好话。我近因穷苦不过，想我自己的本事，又有梦兆、签语，必有好处，就动了不安本分的心。知道皇上于二十日进宫，我就定了主意，见皇上随从官员都带腰刀，原想用小刀割取腰刀，砍退几人，直奔轿前，惊了圣驾，皇上自然诸事由我，可得好处。”

    这一口供中，陈德进一步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动机，原来是为梦兆、签语所惑，以为自己有“朝廷福分”，想入非非，想通过劫持皇上获得好处。这种口供，或是实情，或是因经不住刑讯逼供而不得不乱说一通，但仍没有说出审案官员们最想得到的东西——幕后指使是谁？

    当天，又传讯了陈德的旧主人僧格布、孟启基及有关人员黄二、蒋兴国等人，均称对陈德行剌之事并不知情。孟启基供词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陈德在孟家服役五年，“素常原是安静”的。嘉庆六年二月间死了妻子，七年十二月间又死了堂姊姜陈氏。陈德带着瘫痪的岳母和两个孩子，家境艰难。如果他堂姊尚在，似乎还有依靠，因为这个堂姊之子姜六格任内务府正白旗护军，多少会给他一些照顾。如陈德前供词所说他来北京，主要就是来投靠这个堂姊。现在这个堂姊也死了，他谋生更加困难，精神上也受到了一定刺激，“时常喝酒，在院歌唱哭笑。”

    他人的证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验证”陈德的口供，但是如此大案，仅为一失业厨役独自所为，仍不免令人生疑。所以嘉庆又谕令添派九卿、科道会同审办。

    从二十三至二十四日，会审诸臣共同审讯，并对陈德加重用刑，“将该犯掌嘴二十，板责三十，并加刑夹，收至四分。该犯供词与前几日无异。复再三推鞫，坚供实无同谋、主使之人。”会审诸臣一筹莫展。正当进退两难之际，他们突然于二十四日接到了嘉庆的谕旨，命令就此停止审讯，立即结案：

    “诸臣见此等逆犯，义愤自不容已，必欲穷究主使何人，同谋何人，有无党羽，反复究诘，悉心讯问，忠君为国之忱，必应如是……然朕为天下共主，以诚心御下，毫无猜忌，此中外所共知共见者。八年以来，虽无仁政及民，然亦不敢妄行诛戮。既不妄杀，有何仇怨？举朝臣工，皆同朕之兄弟子侄至亲骨肉，朕又何忍令凶犯扳扯？况实无疑忌之人乎？总之，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譬如猘犬噬人，原无主使，鸱枭食母，岂有同谋？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究问，终是疑团，所损者大矣。朕所惭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当谨身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

 第三章 戒石鉴镜

    <h2>明代的肃贪反腐与清官廉吏</h2>

    黄袍加身之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没有忘记他的贫苦出身。十七岁时，还被人叫着朱重八的他便失去了父母和兄长，过着乞讨为生的叫花子生活。正是这样“接地气”的经历，使他对平民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朱元璋深知，曾经叱咤天下的前朝大元，之所以那么快土崩瓦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吏普遍贪污腐化。因此，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就特别重视廉政建设。   戴着枷锁的王朝

    明初的官场，充分贯彻了“治乱世，用重刑”这个基本原则。对于犯下贪污罪行的官员，朱元璋严厉惩处绝不手软。由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特别将有关赃罪条文单独列出，并且明确规定，官员受赃数目达到八十贯（一贯相当于银一两），就要处以绞刑。他还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开创了一些从重惩治贪污官员的典型案例，让大小官员以此为戒。

    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监察体制对约束官吏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在中央，有都察院负责纠劾“坏官纪者”，还有独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以稽查百官之失。地方上，既有提刑按察使司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又派出巡按御史考察府州县官。此外，国家还赋予地方士民直接进京陈事或将危害地方的贪官污吏拿送至京师的权利，并规定地方不许阻拦。

    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明朝在开国年间吏治较为整肃廉明。然而，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逐步恢复发展，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人们不再满足于糊口度日，开始追求现实的享乐，并向往奢侈安逸的生活，整个社会攀比之风盛行，拜金主义大行其道。与此相应，官场中的风气也每况愈下。为保住官位和谋求升迁，下级对上级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送礼行贿，公然行之。在平时，官员特别是京官，盛行将叶子金夹在书册中贿送，美其名曰“书帖”“书帕”，往往于相见揖让时，“口叙寒暄，两手授受”，人称“世风日偷，如江河日下，不可止矣”。另也有学者指出，明代官员的俸禄标准较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禄只有1044石，正七品知县的年俸禄只有90石，为官员贪婪腐化提供了借口。

    渐渐地，朱元璋悲哀地发现，他一向推崇的酷吏重刑法宝不再有效，血雨腥风中，十五万颗贪官的人头落地，却依然挡不住他的官员“前腐后继”。杀到后来，京官上朝前，皆像赴死一样和妻儿诀别，嘱托后事。下班回家，庆幸又多活了一天。最盛时，官员戴枷坐堂，面刺金印，堂外剥皮楦草，前任贪官的皮囊在风中摇曳。

    这样戴着枷锁的王朝岂能长久？郁闷的朱元璋，瓦刀脸上挂满了问号。   出淤泥而不染

    到了明中后期，官场已彻底成为贪污的渊薮，腐败的巢穴。此外，由于法网日弛、监察失效、考课舞弊等原因，使得明初严密的监察体系逐渐失去了效果，贪污腐化的趋势愈发不可逆转。大明王朝，已经走过了富有朝气、蓬勃向上的壮年时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保持着一身清廉之气，希望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拯大厦之将倾。

    路迎就是这样一位清官。路迎是山东汶上人，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他在湖广襄阳知府任上，严格约束衙门中的胥吏，并坚决打击地方上对小民作威作福的豪强，治绩为当时人所称道。后来，路迎又先后出任松江知府和淮安知府。淮安地处南北要冲，南北往来官员的接待费用以及运输北上物资所需的各项杂费，都向当地的民众摊派，而这些款项的很大一部分，都落入了衙门书役以及驿站官员的腰包。小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路迎裁革各项浮费，节省了许多有名无实的开支，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淮安人民感其功德，专门建立祠堂为他祈福。

    由于治绩突出，路迎被升为浙江按察使。嘉靖十三年（1534年），路迎到嘉兴府视察，知府照例向他馈送银两。路迎不但将馈赠原封不动地退回，还在嘉兴知府的礼单后写道：“此物奚从来，奈何污我？”该知府随后也因为考绩为“不谨”而被罢免。同年，路迎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边境重镇宣府。当地军士骄横，往往虚列名籍，冒领、侵吞边镇钱粮。路迎仔细核对军士名单，严厉打击将领克扣士兵钱粮以及冒领、贪污军饷的行为，不到两年的时间，边政肃清。   最有名的清官

    要论明代的清官，最有名的当然是海瑞。

    海瑞，字汝贤，海南琼山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举人。他幼年生活困苦，深悉民间疾苦。在担任浙江淳安知县时，海瑞只吃粗米，且命老仆在官署空地自种蔬菜以供日常食用，为母亲过寿，他特意买了两斤肉，以至成为传遍街头巷尾的“重大新闻”。万历初，首辅张居正特意派巡按御史查察当时赋闲在家的海瑞，御史只见粗茶淡饭，居舍萧然，不由得叹息而去。

    海瑞驭下甚严。他严令下属不许以任何形式贪污受贿。在淳安任知县时，就曾立下规矩，如果有人用钱物到衙门打点关节，无论数额多少，行贿者和受贿者都要被处以枷号两个月的处罚。超标招待过境的官员和使节是当时危害甚大的一种行贿方式，海瑞则力图整治这一风气。还在他担任淳安知县时，巡盐都御史鄢懋卿出巡，此人表面上要求地方一切从简，其实所到之地，极尽搜刮之能事。在即将经过淳安时，海瑞特地上一禀帖说：“传闻所至与宪牌异，欲从宪牌则惧招尤，欲从传闻则恐违宪。下邑疲敝，未知所从。”鄢懋卿见到禀帖，一笑置之，最终绕道而过。

    他还将嘉靖朝以后官场贪污盛行、民生凋敝归因于惩处贪官污吏的刑罚太轻，为此他上疏恳请万历皇帝恢复太祖时枉法八十贯论绞的祖制，甚至认为应该对贪赃枉法之徒重新使用剥皮楦草（明初酷刑，剥下人皮，用草填充之）的酷刑。

    海瑞的所作所为，对于当时贪污、奢侈盛行的风气，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因为忌惮海瑞的威严，当地有贪腐劣迹的属吏大多自行辞职离开。在当地监督织造的中官甚至因为海瑞的到来而减少了自己出行时的仆从，平时生活讲究排场奢华的豪强将朱红大门临时涂成黑色。

    最为人称道的是海瑞卒于官署后，遗物只有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靠朋友们凑钱才为他入殓发丧。目睹这一切的时人朱良感慨道：“披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三字经知县”徐九思

    《明史?循吏传》记载了这样一位深受百姓爱戴和传颂的地方官代表，他就是句容县知县徐九思。

    徐知县是江西贵溪人，虽官位不高，但刚正廉洁，爱民如子。在徐九思刚出任应天府句容县知县时，有一个狡猾的县吏，拿一份空白文书来偷盖县印，徐九思发现后，要依法对其予以重惩，衙门里的众官员为其求情，但他秉公执法，不为所动。从此，句容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徐九思到句容不久，同僚及当地百姓就逐渐了解到他的“爱民三字经”，即“勤、俭、忍”。“勤”，就是勤于公务，为避免县吏在征税催赋、佥派徭役时营私舞弊，徐九思先是了解乡民的贫富状况，然后再依据实情分配徭役，平衡赋税的轻重，查实豪强隐占的赋额，不再转嫁到贫困户头上。

    “俭”，就是节俭裕民。徐九思要求自己“不嗜肉，惟啖菜，佐脱粟”，他在县衙的园圃里种上蔬菜瓜果，饲养了家禽，还把园中的水池改建为鱼池。园中的收获不仅改善了县吏的生活，而且节省了县衙的招待费。目睹当时贪腐盛行、奢靡成风的情形，食不甘味的他苦思冥想，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创意——命人在县署前的石屏上刻画了一棵青菜，居中题词：“为吾赤子，不可一日令有此色；为民父母，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两边配上一副对联：“方丈石墙为户屏，一丝画菜为官箴。”以此自勉也警示他人。这块被称作“菜铭碑”的石屏与立于衙署大堂前的戒石碑，赫然成为句容县衙独特的风景线。

    “忍”，就是忍让不争。徐九思告诫自己安于清贫，不争名利，不与贪官同流合污。但是他的忍是有原则的，他对自身的名利可以“忍而不争”，对于百姓的利益，则丝毫不忍不让。句容曾遭大旱，官府开仓发粮赈灾。按照旧例，应当将救济粮全部平价出售，粮款上缴。徐九思认为，灾年中真正受难的灾民早已无钱，平价之粮对于他们犹如市价，而有钱的豪民富户却乘机抢购囤积。为此他向上官据理力争，并根据实际情形进行改革，将拨下的救济粮，一小部分以市价出售，以归还官仓；其余大部分粮食，他亲自监督，在县衙前施粥，救助饥民，使有钱者无空子可钻，无钱者却能真正受惠。

    荣膺“三字经知县”称号的徐九思，在句容知县任上整整九年。离任时，每天都有大批民众前来与他道别，致使其行程延迟了一个多月。全县民众自发为他建立生祠，将他当作神灵来供奉崇祀。“方丈石墙为户屏，一丝画菜为官箴”这副对联也流传至今，成为清正廉洁的格言。

    大明历经276年，不乏这样清正廉洁的官员，虽然受时代和政治体制的限制，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改变其时政治腐化、吏治败坏的大局，然而，他们与腐化风气相抗衡的铮铮傲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社会的警醒却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的传统时代，法令制度发挥效用的空间相比于今天要大大压缩，而且已有的法令制度又受制于皇帝的主观意志，并依其需要随意变更。这样，就给社会治理带来了随意性、主观性和不稳定性。官员个人的人格品质、能力和意志等，就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政治和地方管理的好坏。因此，清官们在社会治理、社会稳定以及为百姓谋利方面功不可没，仅以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来评价他们是有失公允的。

    当然，清官绝不仅仅意味着不贪污、不爱钱，这只能称为廉吏。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谋求百姓的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才是官员的基本职责。那些历史上流芳百世的“清官廉吏”，在自身奉公守法、安贫乐道的同时，更为人看重的是为官一任，有所作为。       <h2>清朝奇案：贪官谋害清官</h2>

    清嘉庆时期，吏治已出现很多积弊和腐败现象。从结构上来看，腐败最厉害之处，一是漕运；二是赈济。很多官员中的蠹虫不顾百姓死活，侵贪公帑，胆大包天。其实，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乏清官廉吏，但在当时，即便这些官员想有所作为，也不容易，“苟有切求民瘼者，转不得安于位。”

    嘉庆十四年（1809年）就发生了一起贪腐官员合伙谋害反贪巡视官员的案件，令嘉庆皇帝龙颜大怒。

    嘉庆十三年淮安水灾，官府向该地发放了赈灾款。按照清朝惯例，下发了赈灾款后，朝廷都要派官员去巡视、检查赈灾情况。嘉庆十四年，两江总督铁保派遣新来的知县李毓昌去淮安山阳县核查赈灾情况。

    李毓昌到任后，“亲行乡曲，钩稽户口，廉得山阳知县王伸汉冒赈状，具清册，将上揭”。这一来，慌了山阳王知县，按照清朝官场潜规则，他试图用重金贿赂李毓昌，但李毓昌不吃他这一套。事急生计，知县王伸汉叫自己的仆人包祥收买了李毓昌的三个仆人李祥、顾祥、马连升，谋划盗取李毓昌证明王伸汉贪污的证据。但是，已有警惕意识的李毓昌把证据收藏得非常好，一干恶仆无法得手。

    狗急跳墙。眼看着李毓昌就要离开山阳县，王伸汉一伙“遂设计死之”。他们如何残害李毓昌？这在《清史稿》中有十分详细的描述：

    （李）毓昌饮于伸汉所，夜归而渴，李祥以药置汤中进。毓昌寝，苦腹痛而起，包祥从后持其头，叱曰：“若何为？”李祥曰：“仆等不能事君矣。”马连升解己所系带缢之。

    谋害了李毓昌后，王伸汉向淮安知府汇报：李毓昌自缢而死。早就心领神会的知府王毂例行公事，“遣验视之”。当验尸回来的仵作汇报“尸口有血”——非正常死亡时，王知府大怒，“杖验者，遂以自缢状上”。两江总督府收到王知府的汇报，并不详查，即认定李毓昌系自缢而死。

    既然是“自缢而死”，总督衙门通知李毓昌家人来迎丧。李毓昌的族叔李太清与另一个朋友沈某来到山阳县，在检视李毓昌的书籍信件时，他们发现了夹匿在书中的半张残稿，赫然写着：“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啗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负天子。”原来这是李毓昌未写完的禀报总督的书稿。李太清顿时觉得，侄儿死得蹊跷！

    李太清迎丧回山东老家后，即同李毓昌的妻子开棺验尸。“启棺视，面如生。以银针刺之，针黑”，就当时的医学经验来说，这就意味着死者是中毒而死。

    李毓昌是家族的荣耀，才当官没几天，就被不明不白地害死了，李家人极其忿恨，“李太清走京师诉都察院”。一个派去核查赈灾款的官员竟然被毒死了！嘉庆皇帝大为光火，“命逮王毂、王伸汉及诸仆，至刑部会讯”。同时，嘉庆皇帝派遣李毓昌家乡的山东按察使朱锡爵再去检验李毓昌的尸身。经过认真查验，发现李毓昌先中毒，后被勒死。

    嘉庆皇帝震怒，下旨“斩包祥，置顾祥、马连升极刑，剖李祥心祭（李）毓昌墓。毂、伸汉各论如律，总督以下贬谪有差”。嘉庆皇帝还写了首《悯忠诗三十韵》指斥贪官、表彰李毓昌，其中最痛彻肺腑的两句是：“毒矣王伸汉，哀哉李毓昌。”       <h2>晚清海关廉政启示录</h2>

    英人赫德（robert hart）在北京的总税务司官邸是一座四合院。

    其实他完全可以像那些驻京的英国外交官员一样，住在一幢舒适的英式洋房里。但赫德不，他牢记自己的身份，时刻提醒自己是清政府的雇员。

    当时的中国海关，明明是大清国的行政机关，却在金发碧眼的洋人管理之下。这一由外籍税务司系统所控制的特殊机构，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洋关”。

    这是晚清政府的无奈之举。考虑到外国人比大清官员更了解国际法，也较清政府官员清廉，便拟定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外国人担任。赫德就是管理“洋关”的最高首长。

    言出必行，为做好表率，赫德以为，作为一个中国政府的官员，他就应该住在中国政府提供的官邸里，所以只能是一所中国式房子。

    但这座四合院恐怕在全北京都独一无二，因为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给赫德订购了一个洋玩意儿——抽水马桶。

    不知是否有意安排，四合院所在的勾阑胡同和恭亲王王府所在的柳荫街相距不远。所以，除了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干，王府也是赫德经常登门拜访的所在。每次离开，他都忘不了亲王眼神里的期许。无疑，对到处弥漫着腐朽气息的晚清政府来说，新型海关就像从外部世界吹来的一阵清风，令人耳目一新。在亲王看来，那些贪腐成癖的“自己人”实在不靠谱，把海关交给“虽系外国人，尚属驯顺”的赫德打理，放心。

    赫德更加忘不了的，还有那次人数不多、规格很高的饭局，就在那道山西名菜糖醋鲤鱼端上桌时，亲王意味深长地说起了一个典故。

    话说东汉南阳太守羊续，为官清廉，在拒腐方面很有一套。一天，羊续的属下府丞焦俭见羊太守过于清苦，便给他送了条活鲤鱼。面对这条鱼，羊续左右为难，无奈之余，只好暂且收下，等焦俭一走，便叫人把鲤鱼挂在府邸屋檐下，没过几天，风吹日晒就成了一条枯鱼干。直到有一天，焦俭又笑嘻嘻地拎着一条更大更鲜活的鲤鱼来拜访羊续。羊续不说话，只是笑着指指那条悬挂着的枯鱼干。领悟到长官的一片苦心，焦俭红着脸，收起鱼退了出去。从此，风干之鱼便成为活生生的教材，瞪着苍白的死鱼眼，警示后人别再行贿进贡。这件事传出去后，府吏们被羊续的高风亮节所折服，以后再也没人来礼贿他了，“羊续悬鱼”的典故也就流传了下来。

    来华十年，赫德虽说对史籍旧章多有涉猎，可中国历史实在太悠久，戒石他见过，也知道来历，羊太守的拒腐传奇，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但聪敏的赫德马上就明白了亲王的深意。1700年来，有几个熟读典籍的官员不知道这个出自《后汉书》的典故？他们却依然陷入贪渎的怪圈。

    不能说大清的统治者们无所作为。前清时代，对官员的考察、监察、惩罚，沿袭了历代王朝的一整套制度，比如设立专职御史官，其职责就是弹劾贪渎官员，但这套监察制度是为专制君主量身定做的，人治色彩很浓，其效用受皇帝的性格和能力影响较大。御史制度通过以官纠官的形式来进行反腐，其调控官场的意味应该更浓。在统治集团日益腐化，政治腐败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例外地会不断腐化，“专徇赃私，骄恣跋扈”，成为内部政争的工具。

    或许，这个“几无一处衙署干净”的庞大帝国，就像未经处理的鲜鱼一样，早已糜烂腐败了。

    为报答亲王的知遇之恩，赫德曾不止一次许下诺言，要在林林总总的衙门中，保证“海关税司一枝独清”。现在，亲王借鱼说事，敲打自己，一定情非得已。要知道，海关税收可是亲王最后的依靠。

    赫德的表现没有让亲王失望。不和别的衙门比，就拿海关自身来说，由他管理的“洋关”（“新关”）比清政府官员主管的“常关”（“旧关”）要好太多。前者负责外轮货物的稽查征税，工作效率高，不论是“洋员”或“华员”，都能清廉自守；后者管理国内民船贸易，则懒散草率，贪腐连连。

    早在“新关”设立前的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中国就建立了四大海关：粤海关（广东）、江海关（江苏）、闽海关（福建）、浙海关（浙江）。它们都是由清朝官员管理。由于管理散漫松弛，受贿纵私成风，走私漏税一直十分严重，清政府应入的关税被层层私吞。1852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南上奏称，经粤海关管辖的地域仅白糖、冰糖每年就进口不下五六千万斤，但在当时粤海关的记录上，仅得一千五六百万斤。梁绍南说：“近年以来绝少呈报（进口的白糖冰糖），其为偷漏，更属显然。此外如进口之洋参，出口之绸缎，皆属大帮货物，近年税册，俱觉寥寥。广东如此，外省各关口均同此弊，概可想见。”

    用人唯亲则是公开的事实。以粤海关为例，作为当时全国四大海关中最重要的海关，据旧《粤海关志》记载，嘉庆二十三年，钦派粤海关的一位监督，就将他的24位家人和41位手下巡役安插到粤海关下面的总巡口、黄埔口、江门口等各总口和小口担任各式要职。他们的薪水，由监督署办公费开支。这并不是个案，当时粤海关的监督都是这样做的。

    当时，清政府征收的关税其实并不多，主要有两项：船钞和货税，而货税的税率极低。但是，粤海关的官员们巧立名目私设的各种税费却多得惊人。例如，黄埔口就向过往船舶货物私收进港费、离港费、停泊费、粮道捐、分头、火耗、验舱、贴写、领牌等近70项，所得统统被上下官吏私分。1763年，两广总督苏昌上奏称，粤海关各项陋规银两，“每年不下六七万两，从前原系丁役私收入己”。对于这些陋规银两的征收，外国商人强烈不满，屡次要求清政府减免，但往往旧的规费被上级明令缴公，新的规费名目又现，至于其他私相授受的贿赂，更无法统计，总归是“瞒上不瞒下”。

    于是海关就成为清廷最著名的肥缺，被中外商人指责为清代官员腐败的典型代表，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贪腐案件层出不穷，俨然是腐败的重灾区。为什么赫德一到任，就能“刷新关政”，杜绝舞弊，而常关却还是吃拿卡要，涛声依旧？赫德到底用了什么样的点金之术，化腐朽为神奇？

    还是让那条鲜鱼来告诉你答案。同样是送鱼，看看在赫德铁腕治下的洋关，有着怎样的遭际。那时闽海关的一位外班关员，午夜交班后提着一条鲜鱼兴冲冲地回家，被查岗的外籍副监察长半路撞见。洋监察可没有羊太守那样的慢功夫，他立即询问鲜鱼的来历，最后查实，这条鱼来自报关人员的馈赠，于是在逐级呈报后，根据规制将这个可怜人儿清理出海关，永不录用。

    在清代，官员的俸禄一直是相对偏低的。早在康熙年间，御史赵璟就曾上奏：“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这导致清代公务人员的薪水只能是点缀，加上送礼之风日盛，除了“三节两寿”（“三节”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指官员自己和官员夫人的生日），更是创造出告别送别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不胜枚举，营私舞弊贪污受贿便成了潜规则。有一位叫李慈铭的低级京官的日记表明，“从1863年到1888年，他的全部收入有将近一半来自馈赠。”

    这一切，赫德都了然于胸。他实行了与清政府完全不同的高薪养廉制。海关内外班职员的薪酬十分丰厚，比起朝廷官员，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就以那个外班关员为例，尽管外班相对内班地位较低，但在这个系统里最低一等的钤子手（验货员），每年薪俸也有600两，而做到最高层级的超等验估，每年的薪俸高达2400两。什么概念？一位当朝六品官员的年薪也不过500两左右。而且，海关工作稳定，待遇优渥，只要遵守制度不出岔子，就可定期升级加薪。关员告老还乡时，还可一次性领取相当于十年薪俸的退休金，这也是其他衙门没有的福利。

    这就是赫德在海关推行的退休制度及养老储金制度。平时待遇优厚，退休了还有一笔可观的退休金作为养老保障，海关关员在岗时便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工作、死心塌地服务。而且，服务年限越长，养老储金积累越大，越到后来越舍不得放弃。如此，养老储金实际上成了促使海关关员保持操守、廉洁行政的保证金，无形中增加了对关员的管理效力。海关关员们在权衡利弊后，大都不想为贪污冒风险。

    大清也有明白人，顾炎武就说过：“人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贪致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但洋海关的种种优越待遇，却是当时其他机构所不能及的，也无力提供的。

    若有人敢贪污，就会受到连坐处分，使敢于试法者望而却步。洋海关有着严密的税款完纳和呈报制度，每个业务流程和环节都不可能集于一两个人完成，使报关商人与海关关员相识相熟的程度降低到最小，即使有贪念的职员都无机可乘，想贪而贪不到。

    赫德既然敢对亲王许诺，要保证洋海关的纯洁性，必然要彻底整治贪腐行为。他在《局外旁观论》中写道：“（我中国）制度本极精详，而日久尽为虚器。”因此，监督从他本人做起，这样就没有人可以不受监督，也没有事可以暗箱操作。此外，他多次强调制度的执行力，如果发现哪个职员不检点，一旦上报税务司，必然一查到底，绝不手软。端的是反腐倡廉严抓不懈，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所以，洋海关各级人员无人敢越雷池，那个悲催的关员可以说一不小心，便生生将金饭碗给打碎了。

    再来看看洋关是怎样用人的。与常关一向的任人唯亲不同，赫德统治下的海关，在全球范围内公开选拔招考。每一个新人的录用都慎之又慎，并按考试成绩和有无发展前途的次序录用。赫德多次发话：“不够格的一个也不要，就是总税务司的儿子也不例外。”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他的广州牧师朋友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小俾士到海关伦敦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乔治?俾士的名字列在寄给金登干的推荐报考名单之中，同时他也捎去了一张字条。不过，字条上面赫然写着——“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在伦敦大学深造过的毕业生不幸落榜了。可是，更多的出自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高材生却被赫德罗致麾下。

    赫德也清楚，他之所以这么清正廉洁，除了个人修养，更有外在因素，一是前任的前车之鉴提醒他，清廷是绝不允许他犯错的；二是英国政府视海关为对华关系的基石，他的任何贪腐行为都会有损祖国利益；三是俄、法、德等国对海关总税务司宝座虎视眈眈，就等着他出丑闻，“便可取而代之”。于是，赫德不得不模范地遵守他自己亲手制定的一项项规定，一个带头奉公守法的海关首长，就这样在制度的藩篱下成长起来，以至于恭亲王奕?禁不住感叹，“要是我们有一百个赫德就好了”。

    杰出的人物无法复制，有一个赫德已然足够。因为，他的确没有辜负恭亲王的殷切希望。1899年，海关税收达到了惊人的三千万两白银，比他入主海关时的六百万两，翻了五倍。赫德管理下的海关创造了一个神话，几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在这漫长的36年中，整个海关所发生的贪腐弊案，只有区区五起。

    可是，一花独放不是春，再多的银两也无法填补这个帝国的千疮百孔。就在1898年，恭亲王怅然离世，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洋务新政”（洋务运动），随着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黯然收场。

    这样的结局，赫德始料未及。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场他曾经无比看好全力辅弼的变革，会被后世的学者揶揄为“跛足运动”。不过，相较晚清衙门的腐败成风，无官不贪，洋海关却能做到廉洁高效，赫德也算对得起恭亲王与大清了。       <h2>民国反腐“肌无力”（上）</h2> 法制悄然起步

    民国鼎革，共和肇建，作为创建者，孙中山痛恨贪腐，决心肃清之。他从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那一刻起，就开始致力于构建反贪腐的机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表示，南京临时政府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施行廉洁、统一、合理之财政政策和措施，“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革命初成，新政肇始，领导人抱有清明吏治、振兴政权的决心和信心。依据三权分立原则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减少因没有制约而滥用权力的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较好地体现了民主、权力的制衡及廉洁、反贪的精神。无奈新政苦短，革命党人的一腔抱负未及实施，也无法检验其是否适合中国，短短的三个月后，孙中山被迫让位，一切反腐条文皆成故纸堆。

    1912年3月，北方大地乍暖还寒，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至北京，史称“民国北京政府”或“北洋政府”。这个政府的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就监察制度而言，其力量就显得十分薄弱。各级官吏违法渎职的情况日益增多，利用职权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各种丑行屡见不鲜。深谙封建官场旧习的袁世凯这样形容当时的大小官吏，“或偷懒旷官，或瞻循误事，或奢靡害俗，或嬉游耗时”，如不及时整治，危害甚烈。

    《临时约法》规定，国会对行政权力享有监察权，迁都北京后，袁世凯效仿清政府的都察院，专门开设了平政院作为监察纠弹机构,直接隶属于大总统。设立平政院,将中国传统御史制度与西方行政法院制度糅合在一起，利用比较公开的方式监察行政官吏，为“民告官”提供了制度保证，对于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起到了推动作用。平政院处理的案件对象，从书吏到县知事、道尹、省长、都督、部长乃至国务总理皆有，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可谓开天辟地。

    接着，袁世凯着手完善北洋政府检察系统，效仿御史制度，成立了肃政厅，负责纠举违法渎职官员，而纠弹处理权则掌握在他的手中。厅长官为都肃政史一人，设肃政史16人。时人称都肃政史和肃政史为“都老爷”，即是沿用对前清左都御史和给事中御史的称谓。这个针对官员腐败的监察机构直接对袁大总统负责，按照《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对赃官的处罚很重，其中第二条规定：贪赃500元或1000元以上，即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肃政厅存在时间不长，1914年3月成立，1916年6月裁撤。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肃政厅雷厉风行地执行职务,全方位介入国家事务，查办了400多个省级官员的案子，在整肃官纪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4年6月代理都肃政史夏寿康等纠弹京兆尹王治馨纳贿贪赃案，王治馨最后被判处了死刑。民国初的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属于正部级官员，其职位之高，在当时的腐败弹劾案中实为罕见。该案办理速度之快，涉及关系之广，成为奇案大案，却也依稀可辨幕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人治仍是主导

    王治馨在前清时就曾因贪污被袁世凯下令斩首，经多方说情方幸免于死。其后，王攀附上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追随其投身警界，一路官运亨通。

    王治馨原本就有的贪赃受贿的恶习，并没有因为民国来了就有所改观。在京畿最高长官——京兆府尹任上，他越发肆无忌惮了。京兆府当时所辖24县，除一个县令因有强大后台未向王行贿，其余23个县的县官每人都向其“孝敬”，其赃款共达五万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受贿，即使在清朝200余年间也是鲜有所闻。此外他又买卖官职，明码定价，第一等县为五千，二等三千，三等两千，影响恶劣。王治馨贪得无厌，且生性狂妄，在一次宴会上，他和一名肃政史官员聊天，谈兴所至，竟然逞一时之快谈及自己贪赃纳贿的各种情由，丝毫没有顾虑对方的身份。然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肃政史官员随即展开调查，并对王进行弹劾。王治馨闻其恶行败露，迅速将有关证据毁灭殆尽，导致此案久悬不结。后来经肃政史调查簿记，又查出王治馨委托一家商号代办税款等违法事实，于是又提出纠弹，此案后交司法部，终于水落石出，王无从解释，锒铛入狱。

    由于王治馨在警界的广泛人脉以及与赵秉钧的密切关系，在他被捕之后，许多人为之求情，请求袁世凯“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贪赃纳贿，本是晚清和北洋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但对于惩办王治馨一案，袁世凯却很有决心。在外界看来，他是要拿王治馨开刀，祭奠其为整饬吏治而打出的反腐大旗，其实内幕真相远不止如此，中间还掺杂了私人恩怨和政治因素。

    王治馨和袁世凯是有过节的。那是1913年3月20日，国会中反对党领袖宋教仁倒在上海火车站月台的血泊中，一时舆论哗然，指斥袁世凯、赵秉钧为幕后元凶。袁世凯自然加以撇清，真假莫辨之际，王治馨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谈话，声称宋教仁之死，赵秉钧不应该负责，应另有其人。此言一出，好像是为赵辩解，但实质却是将嫌疑指向了袁。王治馨竟敢出卖袁大总统，他也真是活腻了。

    于是，袁世凯收到肃政史呈上的王治馨贪渎报告后，如获至宝。马上批复，由大理院开庭判决，处以死刑。从判决到执行，没超过24小时，办理之迅速，前所未有。

    此外，虽然平政院和肃政厅都有监察职能，大总统对其裁判却有最后的决定权，因此，它们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御用机关。袁世凯暴死后，1916年6月13日,“辫子军”统帅张勋闹复辟，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肃政厅也同时被裁撤了。   腐败玩到极致

    肃政厅裁撤后，北洋政府机构的监察职能明显弱化，加上大总统独裁权力日益加强，历届军阀政府走马灯似地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各届总统，都曾公开地进行各种贿买和贪污。国会多次被解散，贪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上梁不正下梁歪，各级政府机构和普通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也不可计数。其中，最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行贿和贪污受贿案，当属曹锟贿选总统。

    曹锟是在袁世凯死后被拥为直系军阀首领的。为赶走黎元洪，登上大总统宝座，直系军阀纷纷发出要进行总统选举的呼声。

    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会必须有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能召开，当时的国会议员共有870名，也就是说，总统选举会的法定出席人数至少应有580名。而为了抵制曹锟发起的总统选举，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活动，欢迎议员们南下广州；军阀卢永祥也派人到天津设立议员执行处，以每月300元薪金的待遇动员议员南下上海；东三省议员也随张作霖回到了东北。这样，总统选举终因人数不足而无法举行。

    1923年6月上旬，曹锟见无法利用正常政治秩序达到自己当总统的企图，于是就招募流氓组成“公民团”，天天组织集会，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又唆使冯玉祥等中级军官300人到黎元洪家索要军饷，逼迫威胁，动摇其意志。6月13日，黎元洪在纷扰之中被迫出走天津。

    同时，为了把出走的议员们拉回北京，曹锟决定用金钱来收买选票，他在甘石桥成立了“议员俱乐部”，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一手包办，掀开了贿选大幕。

    为了筹措贿选经费，曹锟手下到处搜刮。如曹锟四弟曹锐借口筹款，株连到很多无辜的人，大名商会副会长冯化远被诬告为“制毒贩”，逼罚10万元，最后被吓出精神病而死；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也被他以筹措军费为名肆意提取资金，交易所最终不支倒闭；曹锟另以借军饷为名，通令所属170个县份，分大中小3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搜刮民脂膏血，以供其贿选支用。诸如此种，敛财手段多不胜数，共计筹措到1350多万元。金钱的“魅力”确实吸引了许多议员，他们陆续返回北京。

    凑足法定大选出席议员的人数是必须的，当局临时决定：即使不给曹锟投票，但出席会议者也发给5000元支票一张。10月5日总统选举当天，北京全城军警宪一齐出动，在会场外荷枪实弹监视议员。下午2时正式投票，至4时完毕，当众点票：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

    曹锟以金钱钞票为阶梯，终于爬上了梦寐以求的总统宝座。他的上位，实在是民国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贪腐闹剧。   贿选不得人心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顺应世界大势走向共和，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倒行逆施和张勋复辟的丑剧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到了后袁世凯时代，向来信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北洋军阀们，居然也“臣服”在共和体制的法律秩序面前，对施行暴力和专制感到心怯而“低头”，因此不惜大量动用金钱制造舆论，百般讨好议员。贿选是选举的大敌，在选举人被贿买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公平的选举。

    曹锟贿选的丑恶行径激起了公愤。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孙中山指出，曹锟的贿选，是“文明之国家所认为奇耻大辱者也”。民众舆论咒骂曹锟为“贿选总统”，受贿议员为“猪仔议员”，国会为“猪仔国会”。终于，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曹锟只当了短短一年总统，就被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赶下了台。

    北洋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反贪腐的制度建设、政治措施和实际行动中，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这个社会大转型时期，民国总统的独裁权力却不断增强。虽有国会的存在，但自袁世凯起，面对历任军阀总统刻意构架的体制所形成的绝对权力，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对其有所约束。越是独裁专断，权力越是集中，越是注定了民国时期的反贪污腐败患上了“重症肌无力”——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开始还重拳出击，气势磅礴，接下来也还有那么一些力度，直到渐渐疲软，任由中西腐败手段相融合而无能为力。       <h2>民国反腐“肌无力”（下）</h2>

    蒋介石于1928年5月率百万大军进行二次北伐。6月，在皇姑屯的升腾烈焰中，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伤重不治。两天后，北伐军占领北京城，统治中国16年的北洋政府，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实早在一年前，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为了长治久安，这个自诩继承了孙中山衣钵的中年人，信誓旦旦地号称要将反腐进行到底。那么，这个打着“国民”旗号的新政权，果真是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清廉，还是继续民国反腐“重症肌无力”的梦魇？   反贪机制看上去很美

    1928年3月17日，一个春和景明的周末。这一天，蒋介石“五时半起床，往军官团及军官学校巡查，散漫腐败情形不胜悲愤！”直到晚饭后“薄暮游乡，携三妹同行，兴焉”。他的心情如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起伏。临睡前，蒋介石在日记结尾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如何能作育人材，激励士风，使其热心勇敢，廉洁奉公也”？

    这是蒋介石执掌党国大权并不太久的时候写下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腐败散漫的愤慨与失望，欲寻良方加以整治。事实上，此时国民政府的贪腐情形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

    蒋介石命令手下大小“文胆”，抓紧制定各项反贪腐制度。从《中华民国刑法》《国民政府组织法》，到《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惩治贪污条例》，不仅对反贪污腐化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还拟出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审计监察机构，而行政监察反贪部门的设置更是完备得出奇，诸多惩戒委员会分类之明细也令人咋舌。反贪机制则逐步发展为弹劾权、调查权、纠举权、建议权、纠正权、同意权和监视权。监察、反贪、惩戒职权齐备，蒋介石不可谓不用心。

    然而，制度层面的条文规定和相关机构的全面设置并不是反贪腐的保险箱。南京国民政府的反贪制度建设，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强力建设、趋于完备到作用日渐减弱直至名存实亡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从上到下对反贪的执行力度由强转弱，反贪机构的设置最后只能流于形式，反被当局者、执权者践踏、破坏，位高名赫的监察官、检察官沦为只抓“小鱼虾”的“病猫”。   大发国难财的丑恶

    抗日军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得到美英等国的肯定，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得以提高，国际援华物资开始不断地运往中国。然而，抗战物资的不断集中，却点燃了贪财者的欲望。从政府官员到部队将领，看到缺少监管的财物从手中经过，心底难填的欲壑张开了大口，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次次地把这些本该用来挽救民族危亡和同胞生命的财富占为己有，大发国难财。蒋介石对这些大大小小的贪腐案心知肚明，在不同场合痛斥这是国家纲纪的败坏，是道德良心的泯灭。尽管他施以严刑峻法和军法审判两手，也无济于事。

    当时，大发国难财的渠道除了物资、黄金和外汇，还有发行公债。官僚豪门及政府高官往往借派售公债、发行储蓄券及举借外债之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手笔地贪污。仅1942年一年，国民政府就发行了4种内债，一笔储蓄券，还争取了大量的外国贷款，最大的两笔是美国提供的5亿美元和英国提供的5000万英镑贷款，这也引发了抗战时期著名的美金公债案。

    1942年，中国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试图以此提振中国军队的士气，牵制日军，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财政部长孔祥熙制定了使用计划，以3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于美国，以1亿美元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1亿美元作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的基金。

    公债在这年的春天发行，因其收益高，慢慢打开了市场，趋于热销。到次年春，公债尚余5000万美元，孔祥熙等贪利逐财，遂打算据为己有。他命令中央银行以发行额满为由停止出售，并在内部瓜分完毕。消息传出后，引起外界极大不满。适逢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参议员黄炎培、傅斯年、陈赓雅等联名提出质问案，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对孔祥熙提出弹劾案。此时孔祥熙正好赴美开会，蒋介石无法对参政员交代，遂密令财政部代部长俞鸿钧密查，断定孔“授意中央银行职员朋分公债券事”，并查得他们此次共鲸吞国币20多亿元，且有证据无法抵赖。蒋介石大怒，经不住宋美龄再三求情，最终处理结果只是“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及国库局长吕咸，辞职获准”。

    与处理美金公债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不顾孔祥熙的说情和反对，亲自布置，从重、从严办理了林世良贪腐案，赢得了短暂的喝彩。林是孔的亲信，因贪污150万元而被处以极刑，震动政坛。或许，蒋介石试图以此立威，整饬纲纪，严惩贪污，修明政治。1943年6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以增强对贪赃枉法者的震慑力，加强战时非常时期的统治。同时，为加强监察机构的职能，在监察院内创立了纠举权和建议权。还设立了税务督察专员制度，分区督察，加强对地方的监视与震慑。而作为战时“民主窗口”的国民参政会，尽管没有实际制裁权，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震慑作用。

    到了抗战后期，又有了新花样。那就是国民党部队经商和军队将领“吃空饷”“营走私”。蒋介石对此异常气愤，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军人经商的流弊恐各战区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仇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在他授意下，战区巡察团四下逡巡，及时惩戒各战区违法失职的公务人员，尤其对抗战不力或贻误战机的军政机关人员，随时予以建议或纠正。但这种威慑力是有限的，军队里的贪腐行为依旧盛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抗战的进程。   登峰造极的“五子登科”

    1945年8月，抗战苦熬八年，胜利一朝到来。对于经历了长期动荡生活的国民政府大小官员来说，首先想到的是个人利益。接收沦陷区后，大量的财富呈现在内地飞来的“胜利者”面前，房子、条子（金条）、票子、车子、女子，“五子登科”，无一不刺激着这些道德缺失者们的贪欲。“在财富面前，很多持重的人也失去了自制，补偿心理掩盖了廉耻心，甚至不要白不要的心理和从众的心理，也一再麻痹着他们的神经”。接收时，事先并未做周密的安排，没有制定一个管理有效的计划，加之缺乏必要的监督，导致腐败横行。

    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这是抗战胜利而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国内外许多人愈发认识到，体制腐败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败亡的根本原因。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很有代表性：“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经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即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权，和一个丧失了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

    1947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承认“党的病状已陷于积重难返之势”，提出“反对个人利己主义，抨击升官发财观念”，要求“随时淘汰投机分子、动摇分子、腐化分子及恶化分子，以保持党员成分之纯一”，同时提出“加紧监察工作”。六届四中全会甚至规定党员及政府机关干部皆需登记财产，不登记者开除党籍。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规定最终未能见到天日。

    以“五子登科”的“劫收”为标志，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形势丝毫没有恢复好转。随即解放战争开始，投机者借机操纵图利，导致通货膨胀、物价暴涨。1948年的上海，一包米6月售价法币670万元，8月就涨到法币6300万元，人们用麻袋装满纸币，却只能兑换一点点大米。

    蒋介石痛心疾首，他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言及战后接收中的贪腐乱象时，捶胸顿足地呵斥：“你们这样乱来，不想想党国，不想想自己的前途，也要想想你们的家人啊！”

    面对愈演愈烈的态势，蒋介石也曾想办法来进行制止，但一旦牵涉统治集团的高层，涉及家族利益、豪门利益，最终往往就是不了了之。时人对此曾评论说：“目前的法律，我不敢说保障不了人们，却确确实实地做了贪污大吏们的护身符。法律既失效用，贪官气焰，更一发不可收拾。清查‘豪门资产’的呼声于是应运而生，甚嚣尘上……但事实上，呼者自呼，听者还不是当作耳边风。”   介石与戒石

    蒋中正，字介石，与“戒石”谐音，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何尝不知道“戒石”寓意着戒贪？但他这个“介石”，在执掌国民政府的岁月里，是否真正把“戒石”精神贯彻到底呢？

    除了戎装，蒋介石日常生活总是一袭粗布长袍，一杯白开水，简单低调。不论时人还是后人，在评价他时，大多都认为他本人是不贪腐的，他和宋美龄也少有贪腐的传闻和行为表现。但是，蒋介石本身不贪不占，就能跟国民政府糜烂透顶的贪腐现象撇清关系吗？作为最高统治者，自然脱不开干系。

    蒋介石最大的责任就在于嗜权与独裁，“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据说蒋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是注重其“忠诚”，而不是能力。“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朱汉国《1949：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一个腐败且不被惩治的官员，往往是颗有毒的种子，最终被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权贵者效仿，慢慢地，有样学样，贪腐无孔不入，荼毒整个官场，再也不是人力所能控制。而当官僚习气日重，贪腐糜烂遍地之时，蒋介石后悔也来不及了。

    1948年，蒋介石越发感到贪污问题的严重和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威胁，但只能将他的全部愤慨与忧虑，倾吐在日记中了。

    1月16日：“重庆高级机关与主管官之贪污索榨，不道德无廉耻之腐败情形，闻之色变，不知革命前途究将如何结果，不胜悲痛之至。”

    6月8日：“每念中央军队高级将领之贪污富有、淫佚无度以致忠勇之气荡然，廉耻之心扫地，是以不能整军。”“忍痛断臂与除毒，祛除情感，惩治贪污。提倡民主法则，加强群众监督力量，涤荡官僚恶习，与铲除豪门资本。建立组织与制度之基础。建立干部政策，慎选核心干部与新陈代谢法令之树立。”

    1949年8月13日，蒋介石翻读旧日记，对国民党“干部无人，贪污怯弱”的情况，感到“悲愤之至”！这时的蒋介石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又是出台法规，又是成立机构，但最终收效甚微。

    蒋介石到底也没能为国民政府立好那块“戒石”，他所有的反贪努力都走向了死胡同，这也成为他和他的政权最终覆灭、败退台湾的主因。在那悬于海外的孤岛上，他痛定思痛，训斥那帮恨铁不成钢的败军之将：“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

    “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蒋介石结束训话的手势依然坚定。不过，倘若真是实至名归的“革命军队”，又何至于此？！       <h2>闻一多案：民国司法之死</h2>

    “闻一多案”后，政治的贪婪彻底左右了司法。彻底丧失自由知识分子支持和民心的后果是国民党政权的加速崩溃。台湾学者朱文长教授曾撰文指出：“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

    闻一多被暗杀时，梅贻琦正在埋头处理西南联大的复员事务，傍晚五点多，潘光旦夫人忽然急急地跑来了，说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当场枪杀，“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

    这一天是1946年7月15日，听闻这一消息，身为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当场呆住了，立即派人前往闻家照料。在离家门仅十余步的地方，闻一多的鲜血淌了满地；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中数枪，被送往医院抢救；闻一多的夫人高孝贞受此巨大的刺激，心脏病复发，卧床不起。

    同时，梅贻琦急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加急！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钧鉴：今日下午五时，在西仓坡宿舍门外，本校教授闻一多为暴徒枪击立毙，其余重伤。同人极度惶恐，谨先电闻。”这一天的晚上，梅贻琦在日记里写道：“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也很快接到了消息，这个突发事件让正志得意满的蒋迅速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不仅仅是梅贻琦和蒋介石，还有更多的人在闻一多事件发生之后，都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曾倾倒在南京国民政府一侧的政治天平，此刻又在发生新的微妙的逆转。   群情

    闻一多是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即席做了他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后被暗杀的。在此之前，中国政局刚刚走过了一段“过山车”般的急剧转变；闻一多之死，对于众多关注政治走向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次更大的刺激。

    1946年1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斡旋下，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几经周折后，通过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改组政府等决议。这是自国民党一党训政以来，第一次由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平等、公开地决定国家大事。

    眼看中国即将踏上宪政之路，人人都为此兴奋不已，马叙伦用生动的语言写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现在是被鸡唱出了曙光，怎样不叫人们对这个曙光发生欣慰，希望它不要被阴霾来笼罩了。”

    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却让他们吃惊连连，长期占据一党独尊地位的国民党，既无与其他政治团体分享政权的心理准备，其军政官员更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殊利益，政协会议闭幕未几，即遭到国民党内部激进势力的强力反弹，在重庆较场口还有西安、南通和南京下关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李、闻被暗杀更是发生在“一城之内，五日之间”。

    在闻一多被刺次日，消息传至重庆，正候机北上的西南联大教授非常震惊。17日清晨，汤用彤、金岳霖、叶企荪、周炳琳、黄子卿、汤佩松、姚从吾等34位教授联名致函教育部转国民政府：“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同人等不胜悲愤惊愕！”7月17日，在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也发表了李、闻惨案抗议书，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限拿凶手，交法院认罪，并由政协委员派员陪审。   栽赃

    身为国民政府的首脑，蒋介石也被闻一多案深深震动，“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7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三天后他又写下：“总之昆明之案无论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地位艰难百倍。”

    整日“忧闷”的蒋介石百般琢磨，考虑着如何化解这个公共危机，让他和国民政府渡过难关。

    担负“调处”国共纷争之重任的马歇尔也因闻一多案而压力大增。7月17日，在见过周恩来后，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即刻从南京飞赴庐山去找蒋介石。马歇尔对蒋介石说，这次暗杀针对了闻一多这样的留美知识分子，所以美国的舆论肯定对蒋不利；司徒雷登坦率相告，蒋介石应采取三项措施：公开声明中央政府不赞成谋杀；解除新闻管制；建立宪政政府。

    不能无视公愤的蒋介石，于7月17日当天，匆匆责令行政院发出一纸保障公民安全的命令。命令声称：“该管各级机关人员防范不周，遂致有此惨案，实为我政府莫大之耻辱……尤应在此时期，对于政治党派人士特加保护。”在发出这项命令的同时，蒋介石下令让刚刚上任全国警察署署长的唐纵前往昆明办案。

    此时，舆论已把怀疑对象投向了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7月17日，闻一多的次子闻立雕撰写了《谁杀死了我的爸爸》，将矛头直指昆明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次日该文在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和《新华日报》《大公报》《世界日报》《新民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等报纸刊出，随后又被多家报刊转载。

    唐纵在动身前往昆明前也怀疑李、闻案都为陈诚系的霍揆彰所为。因在当年5月份，霍揆彰就令稽查处处长王子明制定了五十多人的黑名单。6月28日，霍带着这个名单到了南京，向国防部长陈诚汇报，准备带给蒋介石圈定，但当时蒋正和马歇尔会谈，没来得及接见霍，霍只好把名单和行动方案留在国防部返昆待命。7月5日，霍揆彰接到了国防部密电：“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7月17日晚，唐纵与吴铁城、陈诚商议李、闻案，陈首先而坚决地表示，“此事件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唐纵日记》）

    唐纵将行，友人嘱托他办案要“控制舆论，计划周到，行动迅速”，同时又为他担心，“莫不认为此事难办也。”（《唐纵日记》）心思重重的唐纵没有直接赶赴昆明，而是先和毛人凤商议办法，又飞到重庆去找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

    此时各界正对唐纵的调查拭目以待。重重压力之下的唐纵和沈醉商议，想“将计就计”制定一套栽赃中共的计划来息事宁人。沈醉在回忆录里说到这个“好办法”：“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

    就在沈醉挑选“人犯”的时候，毛人凤突然有电话来，说军统云南站已找到线索。23日，唐纵、沈醉等飞抵昆明，军统云南站站长王巍当天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沈醉《军统内幕》）

    军统特工程一鸣此时也被蒋介石派至昆明协助唐纵查案。根据云南省警务处和昆明市警察局有关闻一多案的材料，程一鸣亲自到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的现场观察，搜集现场遗留下的各种痕迹和证据。经过各方人士的指证，在现场找到子弹壳和弹头，吉普车车轮的痕迹及目击者讲出的军用吉普车牌照的号码。经过综合调查研究，“各种证据都指向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他是闻一多谋杀案的指使人。”（《程一鸣回忆录》）

    程一鸣把调查结果告诉唐纵，唐纵非常为难，因为他和霍揆彰既是黄埔同学，又是湖南同乡，这可如何是好？   还是栽赃

    7月24日，唐纵和霍揆彰谈了一个上午的话。整个上午霍揆彰都在说他对李、闻案毫不知情，还要唐纵帮助破案。唐纵就接着霍揆彰的话头说，他此行带来了军统的几名老练特工，可以帮助霍揆彰做侦查。

    同时，唐纵把军统调查到的情况向蒋介石汇报，并说霍企图抵赖，因此他处理起来很棘手。沈醉没唐纵那么多顾虑，建议把军统查获的材料展示给霍揆彰，唐纵不赞成，怕和霍揆彰闹僵了不好收场。（沈醉《军统内幕》）

    霍揆彰此时也在抓紧“破案”。他一面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悬赏缉凶启事，一面散布谣言说龙云集团乘云南省主席卢汉赴东北前线视察滇军，以“省政主持无人之时，发动有计划之谋杀，冀嫁祸政府”，并于7月20日拘捕了龙云任昆明行营主任时的副官处长杨立德。（《闻一多年谱长编》）

    霍揆彰对杨立德刑讯逼供，但杨死不承认，霍揆彰没有办法。7月24日，蒋介石决定召见霍揆彰，霍揆彰飞到庐山，次日即在庐山被蒋介石大骂。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这一天的情况：“彼（霍揆彰）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口供，幼稚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出具行刺之人名，即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临睡时已十二时矣。”

    但外间沸沸扬扬的传言已把怀疑指向了龙云。龙云一气之下于7月29日发表公开谈话，怒斥：“近日京沪少数报纸，对该案多作不负责任之报道，涉及私人之信义，不知其消息来源有何根据？”复声明：“无论为外人所投或自行采访，而一涉私人，即应负法律责任。甚望各报在政府未正式公布调查结果之前，对于此案勿再轻率发表不负责任之报道。”30日，马歇尔到南京，次日龙云便登门拜访，两人谈了近一小时。

    唐纵也觉得霍揆彰的做法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麻烦，劝他不要这么干了，另想他法。   两个替死鬼

    一直密切关注李、闻案的民盟，不满政府的动作，7月20日，民盟主席张澜表示：“同人等对此事件，万难再忍。”要求组织“公民调查团”。同日，民盟政协代表张君劢等向国民政府提出，民盟参加调查惨案真相及审判主凶之要求，并再次提出立即取消特务制度。（《闻一多年谱长编》）

    马歇尔在与蒋介石会谈中，也把民盟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其（马歇尔）意中欲余允民主同盟之请求，准彼党共同侦查也，余婉却之。”此时的蒋介石仍然期望政府的运作可以平息闻一多案带来的风波，“此事自当由政府负责调查，如调查结果公布后仍有怀疑之点，自可组织有关团体参加研究。”

    7月27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总司令张镇等被蒋介石派到昆明，全权处理李、闻案。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公馆里，顾祝同、张镇、唐纵等人商议此案该如何解决。张镇认为，如果直接宣布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是暗杀闻一多的主谋，将对政府和“老先生（蒋介石）”都不利。建议由宪兵司令部负责，捏造一个事实，就说是驻昆明宪兵团派了两名宪兵去侦查李公朴暗杀案时，混进了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会场，又一次听到闻一多辱骂蒋委员长，因此才跟踪闻一多到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拔枪射杀了闻一多。两个宪兵这样做乃是“激情杀人”，是激于义愤，和政府毫无关系。这样一来，只需要惩办这两名宪兵，案件即可了结。（《程一鸣回忆录》）

    顾祝同赞成张镇的建议，派人到庐山向蒋报告，由蒋作出最后决定，蒋决定照办，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和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共同编造一个“激情杀人”的假案。

    8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再次召见霍揆彰，将之又一次“痛骂”，并决定拉两个小特务“挺胸做烈士”。霍回昆明后，即以升职和奖励五百万元，并保证生命安全为条件，鼓励手下参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特务出来“自首”。汤世良、李明山两名特务被“特别开导，晓之利害，动之以感情”，在无法推脱的情况下愿意“自首”。两人编造了一套假口供，并改名为汤时亮、李文山，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明还抓了两个从四川流落到昆明的人，用麻醉药麻醉后，关在西站营房，准备在刑场上替换汤、李。（《闻一多年谱长编》《唐纵日记》）   调查团

    唐纵、顾祝同等国民党大员一拨拨地到昆明调查，但真相仍是不明，司法仍是缺席，这让密切关注闻一多案的民盟方面非常不安，不断催促南京国民政府同意民盟的“调查团”成行，但是一直“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调查，政府给予交通的便利和调查时的便利，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一名秘书‘协调工作’。”（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8月3日，民盟派出的梁漱溟、与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会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的秘书张寿贤由南京先飞重庆，因换乘飞机延误，6日才到昆明，开始工作。

    对于蒋介石加派顾祝同到昆明调查，梁漱溟认为这是别有用意，“国民党为了做出‘重视’此案的姿态，也为对我们的调查进行阻挠，此时也派了一批军警宪大员飞去昆明‘查办’。”（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梁漱溟、周新民到昆明后，立即约见顾祝同等，但后者故意拖延，屡次推脱，改动会见日期，到了8月9日，梁漱溟、周新民才见到顾祝同等人。“我们见他们主要是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要求将此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这个要求我们在南京时即向国民党提过，现在重提自然也是无结果的，但这是一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表明。”（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8月13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民盟调查团，冷欣和张镇等作陪。顾祝同对梁漱溟说，暗杀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梁漱溟等收到省法院通知，说15日“公审”，邀他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顾祝同通知梁漱溟的乃是军法审判，依照当局制定的军法审判规则，受讯人不得委托律师出庭辩护并禁止旁听，这自然有利于顾祝同等人把事先的“安排”在法庭上全盘表演出来，但对梁漱溟等人而言，这根本算不上“法庭”。

    约见政府人员没有多少收获，梁漱溟等人在民间的调查也多受阻扰。梁漱溟等人在昆明住在商务酒店，许多“客人”也前前后后住了进来，把民盟调查团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有一天梁漱溟在酒店餐厅吃早点，偶然遇见作家孙伏园的兄弟孙福熙，两人就寒暄了几句，在他们二人谈话后，特务立刻将孙找去盘问。

    事事都被掣肘的梁漱溟只能感叹：“像这样的处境，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这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审判秀

    8月15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驻昆明宪兵十三团合组军事会议审判法庭，对刺杀李公朴与闻一多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进行“公审”。这次审判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各大学教授、省县参议员、市商会理事长代表等二十多人参加，记者只允许中央社两人采访。梁漱溟要求闻立鹤出庭辨认凶手，被陆军参谋次长冷欣以“伤势未好”为由拒绝。（《闻一多年谱长编》）

    梁漱溟对这种安排出来的军法审判很不满意，“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之，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等这场“审判秀”结束，中央社当天便发出电讯，表可以结案之意。但是，民盟方面坚持将凶手“移京公开审判，由各方参加”，反对“草率在云南解决”。梁漱溟、周新民等更认为，出现在审判席上的不过是假凶手。

    梁漱溟还在“观审”后致函顾祝同，说明民盟调查团在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但顾祝同始终不曾出示抄件。

    19日，顾祝同再次宴请民盟调查团。饭罢谈话，梁漱溟问：15日“公审”一天，好像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说：“我也还做不得主。”（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梁漱溟等人只得于8月22日返回南京。

    8月25日，梁漱溟等在上海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报告李、闻惨案调查经过与结果，用“吞吞吐吐”四字说明当局态度。民盟认为案件未了，坚决主张把凶手移至南京审判，但当局对此无动于衷。同一日，顾祝同也在昆明金碧别墅招待记者，称霍揆彰之云南警备司令职已被革除。

    在舆论的质疑中，李、闻案第二次审判也于8月25日在翠湖云南省警备司令部举行，判决汤、李二人死刑。随后顾祝同签署陆军总司令部法审布字第元号布告，宣判汤、李在昆明枪决。本来汤、李二人要按原计划用两名替身在行刑前换下，但是顾祝同不想再弄巧成拙。第二天早晨，汤、李二人被灌醉，拉至东站外执行枪决。汤、李二人知已受骗，但为时已晚。行刑人员把他们枪决后随即掩埋。

    而王子民等参与暗杀的其他十几名特务则被送到大理，名为关押，实则保护，并进行特务训练。1947年春，蔡云祈等人被“押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但很快即获得释放。(《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重要凶手落网记》）

    这次审判后，中央社立刻发出《顾祝同在昆发表闻案审判经过》《陆军总部昨发表闻一多案判决书》的专电。   崩溃

    一个多月来，蒋介石一直在为闻一多案大伤脑筋，在日记里数次写下为处理该案“甚费心力”，待到最后的处理方案确定，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如此将闻案解决告一段落，再观舆论之变化也。”

    舆论就闻一多案对政府的质疑并没有随着两次“公审”而止息。8月2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闻案感言》，认为此案并未了结。30日，民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宣判事致函政府代表，称民盟对审判结果不能完全接受。9月28日，民盟政协代表再次致函政府代表和蒋介石，要求对闻案逃犯限期缉获，到南京公审。（《闻一多年谱长编》）

    这些，都没能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回应，闻一多案就这样在司法缺席与暗箱操作中不了了之。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国共内战去了。虽然司徒雷登曾经在闻一多案审判前就告诫过蒋介石：“这次暗杀针对了中国最有教养的一群人”，国民政府“已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逐渐失去号召力”，但是从蒋介石随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对司徒雷登的这句告诫特加留意。

    彻底丧失自由知识分子支持和民心的后果是国民党政权的加速崩溃。台湾学者朱文长教授曾撰文指出：“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由于闻一多过去的背景，他的死对国民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重要性不下于金圆券的发行与失败。”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主编，恰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按语中写道：“闻一多之死，其影响绝不在平津等重要城镇的沦陷之下。”       <h2>知识分子与政治的距离</h2>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只知道一门“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所以“古人之文一涉笔必有关系于天下国家”。这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职业，也是他们的乐趣。传统士大夫从来就以谈论天下国事为己任和使命，因此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到了近代，随着政治专业化，特别是随着传统士大夫向专业知识分子转型，政治成了专门的职业，学术也日趋职业化，学术语言成了专业语言，政治家或许能够从中读出一点意思，但很难完全理解。然而，近代中国从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之路却并不顺畅，知识分子总是和政治发生种种纠葛，以至于历史的轨迹因此而屡屡更改。例如洪宪帝制与筹安会，历史一再指责是杨度一班人误导了袁世凯，弃共和改帝制，而杨度则在洪宪帝制结束后坦然面对，以为“兄弟没错，错的还是大总统”。

    杨度对洪宪帝制倒行逆施没有丝毫忏悔，他并不认为是自己的探讨有问题，反而指责是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和他身边的宵小曲解了他们筹安会的真意。按照杨度的说法，君主立宪才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真正追求，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才是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辛亥年间，中国在仓促匆忙中选择了民主共和，经过几年实践，国内外有识之士无不认为这样的民主共和有问题，如果不适度调整，就会将国家引向灾难，导致毁灭。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杨度的这些假设性前提毕竟没有实践的机会，因而也就无法验证。不过，杨度这些辩解中确实涉及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学理研究与政治实践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为洪宪帝制“临门一脚”的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也有同样抱怨。古德诺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宪法顾问，接受政府“委托课题”，研究何种政治架构更合乎中国国情，他的结论是：最适宜于中国的政治架构并不是民主共和，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培育出一个足以支撑这个政治架构的新生阶级。然而，中国是否应该从“名义上”的民主共和政治架构向君主立宪政治架构转换，古德诺提出了几个限制性条件。然而，袁世凯对于古德诺的限制性条件不感兴趣，或者无意中选择了漠视。而对于古德诺的研究结论，则欣喜若狂，原本不太自信的帝制复辟思想因这“临门一脚”而坚定。看，连外国专家都这样说了，而且这个专家既是世界一流，又来自民主共和体制的美国。

    结果等到帝制复辟失败，追究“帝制罪魁”的呼声日高一日时，古德诺也坦然面对，他表示，我是说过现在这种虚假的民主共和并不合乎中国国情，但中国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重建君主立宪体制，我并没有说，我只是表示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国政府和民众公开辩论。现在走到这一步，我能有多大责任呢？类似的情形还有严复。严复在理论上也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政治架构是君主立宪，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洪宪帝制之前的那些问题，都被严复不幸言中。但是严复并没有主动介入筹安会，他只是在杨度拿着“上峰”旨意说事时，半推半就地上了贼船。所以，等到洪宪帝制终结，严复也是有口难辩。他在公开场合选择了沉默，听之任之，相信政界的那些朋友一定会帮忙，一定不会把他当作“帝制罪魁”收监关押。

    所有参与筹安会的人，都有各自缘因，不能说他们都是投机分子。但他们确实没有弄明白学理研究与政治实践永远隔着一道鸿沟，即便政治家非常尊重读书人，他也不可能忠实地将读书人的意思转化为政治实践。政治有政治的规律，学术有学术的门道。政治家按照需求选择读书人提供的方案，但决不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那一种，因而读书人不能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一厢情愿地为政治家出谋划策，可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政治家只要你的结论，而不要你的前提。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为政治出谋划策，而在对政治保持适度张力，保持适度警惕。

 第四章 旧闻新说

    <h2>民初国学大师的生意经</h2> 章太炎：不懂用钱，却能挣钱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估计羡煞了不少人。倘若您以为章老爷子一直过得很富裕，那就错了。

    他早年闹革命，穷得一塌糊涂，最困顿的日子在日本一天只吃一个面饼。民国建立后，他和汤国梨女士在上海结为伉俪，蔡元培为之证婚，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领袖均与会庆贺。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送“四色聘礼”，章太炎没钱，只好把袁世凯授给的勋章也作聘礼，凑齐了“四色”。

    革命成功，章总算有了“家室”。但他不仅“家”是租的，连家具都是借来的。全部财产，就是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老友送的贺仪，大约7000元。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朋友对他说钱多了不好携带，不如存入银行。章太炎觉得有道理，就委托其去办理。那人拿回一张存单给章，几天后，汤国梨发现只有3500元。

    自己穷不打紧，连累佳人遭罪就不妥了。民国初建，不少人投机钻营，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个名人，孙中山、袁世凯都得给几分面子，弄点钱应该不难。思前想后一番，就兴冲冲到北京去要钱，胡适曾记录了此事：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秘书陈汉第与章太炎关系不错。某天，章太炎去找陈，说要借600万外债，修建某项目，请袁总统批准。陈汉第很奇怪，问你要这么多钱干啥。章太炎天真烂漫，说我当你是朋友，你不告诉别人，这600万借款，我可得60万回扣。陈汉第愣了半晌，说此事估计不成。第二天章太炎又来了，找到财政总长梁士诒，胃口小了很多，说只要10万。梁不同意，说最多1万。章太炎骂了一通，才拿钱走人。

    胡适以羡慕的笔调叙述：“章太炎一下发达了。”不过，章此举实在荒谬，一时被传为笑柄。

    弄到钱后，章太炎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但他根本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他以为一件东西就是一个价，一张钞票用一次。买东西也从来不问价格，买啥都是伸出同样面额的钞票，人家说不够，就再给一张。如吩咐下人买包烟，给5元；女儿要做大衣，给5元；出门坐趟黄包车，给5元；看中了一本书，给5元；连族人修祖祠找他赞助，也给5元，引得来人骂其小气。

    章太炎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二次革命的时候，他被袁世凯骗到了北京，被软禁了2年多。不过在软禁期间，袁世凯还给他发了“工资”，每月500银元。

    民国初期，章太炎手上虽然没存款，但也不怎么缺钱，没了就找政界大佬要，袁世凯、黎元洪等人都当他是“国师”、“顾问”级别的高人，每月都送上津贴或者补助。

    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洋分裂，国内一片动荡。章太炎从政府部门捞不到钱了，就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上海讲国学，收入大不如前。

    一家人住在上海，开销不小。章太炎不仅没固定的收入，对生活问题又全不放在心上，章夫人汤国梨常出门张罗钱财，有时甚至去当铺典质。某段时间，章家经济实在困难，章夫人汤国梨无奈，建议丈夫卖字换钱。可章太炎既不登广告，写的又是小篆，富商巨贾们不认识，所以他的“生意”很清淡。

    1929年中秋，房东上门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20个月，倘若不缴清，请搬家走人。汤国梨气得直掉眼泪，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章太炎的好友董康。董康是民国著名法学家、大律师，得知章家落魄于斯，不甚狐悲，当即就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一张付积欠，一张寻好点的住所。有了老友的资助，章家才得以迁入同孚路同福里25号。

    或许是因为夫人发了火，穷困潦倒的章太炎才觉得有必要认真赚银子了。他走的路子可跟鲁迅、胡适、郁达夫等晚辈出书拿稿费不一样，专门写寿序、墓志，要价奇高。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章太炎狮口一张，要价上万，黎家还真给了，当时媒体称为“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巨资求诗人陈三立撰写墓志，陈三立断然拒绝，张学良转求于章太炎，章欣然提笔，给钱就写字。章太炎发财门路一开，日进斗金，不仅达官贵人，连一般富户也忍不住寻上门来。

    对章太炎的行径，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譬如陈独秀就批评：“晚年的章太炎，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万银元的润资，变得庸俗了。”连鲁迅对恩师这种举动也颇有微词。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与青帮大佬杜月笙还有过交集。

    章太炎的侄儿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纷，请章帮忙。章听说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写了封信。不料杜不仅排难解纷，还专程登门拜访。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2000银元的钱庄票压在茶杯底下。此事让章太炎很受感动，觉得杜有豪侠之风。此后杜月笙每月派人给章太炎送钱，两人从此交好——此事让梁启超实在看不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章被“诱奸”了。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时，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传闻开出了上万的天价润笔。

    有如此名气，肯这样捞钱，能不发达么？   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

    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新民丛报》初创，主要文章几乎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对中国近代史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新民丛报》在清末年轻人心中的地位。毛泽东曾回忆：“16岁时，读到了《新民说》，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不仅时常模仿梁氏文风，还取名‘子任’，意为做梁启超（任公）的学生，后来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梁启超的文章推崇备至，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大量地邮寄回国内给他。

    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在1902年到1903年间，梁启超分得“新民丛报社”红利上万银元，当时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多一点。也就是说，梁启超随便干一年，就成了百万富翁。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当月他在家信中说，《庸言》第一号印了一万份，没多久就卖完了，还有续定数千，形势喜人。明年二三月间，销售额估计能达到二万份，要是真这样的话，“则家计粗足自给矣”。如果每期的实销都能达到二万份的话，“年余五六万金耳”。

    梁任公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这气魄估计让不少人羡慕妒忌恨。1914年，《庸言》改为月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两卷30期。

    北洋时代，梁启超曾两次担任政府总长，一是1913年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二是1917年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时间都不长，以梁公之人格和赚钱能力，实在没必要贪墨。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

    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的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当时有多火呢？据学者陈明远考证，“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银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元，占五分之二”。

    尚在清朝末年，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蔡元培、梁启超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梁启超在商务印书馆拿的版税虽然比不上林纾和蔡元培，但为数也不少。仅仅举一个例子：1922年10月，梁启超给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写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照旧，为40％；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元。张元济则回信说：“千字20元的事情，请别跟其他人说，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个像您这样的高手都这么要，咱支付不起……”

    梁启超颇有经济眼光，将不少钱拿来投资，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北洋其他实业里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也就是说，无论在政界、文化界，还是金融界，梁启超都游刃有余。不过梁公平时作风简朴，除了喜欢发表政论，干点“通电全国”的事儿，个人倒是没多大开支。顺便提一句，清末民初发电报可是相当烧钱。对政府的行为有所不满，给全国有影响的几百家报纸都发一通电报的话，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银元——梁启超每年都要以个人名义干几次，足见其豪奢。

    讲了这么多梁公的收入，再看看他家的支出情况。

    两位妻子共育有5男4女，再加上收养亲戚家的几个孩子，以及外甥、保姆、仆人等，梁家差不多是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这么多人生活在北京城，全靠梁公一个人养活，压力肯定不小。神奇的是，他不仅维系着大家的日常生活，还同时供应两三个子女前往美国、加拿大留学。另外，老友林长民去世后，梁启超又帮忙照顾着林的两个妻子和几个孩子——当时梁先生的儿子梁思成和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已经订了婚，正在国外留学。倘若不是梁启超，林徽因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学业。

    梁启超还很注意投资房产，从1912年归国之后，十余年时间在北京买下来了几处住房，都是气派的四合院，无论租与卖，都是大资产。让他最满意的房子还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三层小洋楼组成。他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也是在这里写成，后辟为梁启超纪念馆。1925年8月，梁启超还出资1万元买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座两层小洋楼作为梁家人休闲避暑所在。

    无论梁启超收入有多高，但他的钱来得都很干净，所以他不赞成章太炎晚年对权贵的态度。但若说梁启超是文人中“理财大师”，另外一个人肯定会冷笑几声——没错，此人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   康有为：最有钱的民国文人

    民国年间，康有为在文坛上的地位显然不比在晚清那会儿，即便后起之秀们对这位顽固的保皇派精神领袖多有批判，却丝毫影响不了其张扬着发大财。如果说康有为是民国文人中最有钱的，没有之一——估计没人反对。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软禁，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当时康有为怀着一腔热血，声称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外结强援，内交豪杰，伺机助皇帝再掌大权。其时六君子被弑，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益颇丰。

    手中握着大把资金，康老夫子的个人生活过得丰富多彩。1906年春，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向华侨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发现商机，买下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大片房产。不久之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赚了10多万墨西哥鹰洋。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演讲，既发展了一批保皇党成员，又募集了不少资金，还娶了第三房姨太太——年仅17岁何旃理。何旃理是美国华侨，懂四国文字，熟悉中国文化，当时，何被康之演讲所迷，以为遇到了大英雄，不顾父母反对，执意以身相许。1911年6月，康有为移居日本。次年春，康又把一位家境贫寒的16岁神户少女市冈鹤子纳为四姨太。

    保皇党本就组织涣散，党魁康有为怎么支出，有哪些支出，大家都不知道，故而这个账在清末绝对是糊涂的。

    1913年，55岁的康有为刚一回国就发了笔横财——他的祖宅曾被清政府抄了，民国政府接收后，为了修建马路，又将其拆毁。康有为多精明的人，自然不依，联名广东缙绅十几个，找广东政府谈赔偿。当局无奈，将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赔给了康有为，还补偿了一大笔钱。

    1914年春，康有为携全家迁居上海，他预测到上海的地皮肯定会涨，迅速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了大片地皮。此后，上海地价连续飞涨，康有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大赚特赚。

    到上海之初，康有为并没买房子，而是租了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此处占地十亩，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楼台交错、亭阁辉映，既有洋楼，又有平房，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得一比。此园的主人本是犹太人辛溪，破产后将房子卖给了清末大买办盛宣怀。康有为从盛家后人手上租来，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就是8年。每月的租金都相当于上海寻常人家一年的收入。

    1921年，64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

    游存庐的装修可以用一个词儿概括：豪奢。

    几栋房子的装修姑且不谈，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钱：一个曲折的大池塘，能在里面划船，上架两处木桥，池内放养了500条大金鱼。院内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还有开绿色花的梨树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说。更厉害的是，园内还养了两只孔雀、一只麋鹿、一只猴子等。

    晚年的康有为除了在张勋复辟时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大事儿。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四处游玩结交朋友，有时候两者结合起来，在游玩中投资赚钱。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三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

    “一天园”占地三十余亩，位于西湖的丁家山，康有为到杭州时看中此处，花钱买了下来。从1920年起开始建设，前后分11期，四年后才完工。此处山花烂漫，能俯瞰全西湖，水天一色，清心悦目。康家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将其出售。

    杨树浦的“莹园”毗邻吴淞江，属于短期投资，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卖给了日本人。

    青岛的“天游园”原是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一战德国战败，撤出青岛。此提督署成为官产，1924年康有为将其买下，改名“天游园”并加以扩建，用于夏日避暑。

    除了投资房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夫子的字，即便在中国书法史上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他并不忌讳将此当作生意，明码实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还放置“康南海先生书润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等，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官僚军阀、富商地主趋之若鹜，据有关统计，此项收入，每月就能为康夫子进账1000银元。

    康有为超级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2子4女）。大小老婆的脂粉钱、公子小姐的零花钱，每月马马虎虎都上千。家中女佣男仆就有40几个，加上管家账房、司机厨子、园丁保镖，以及负责守门的几个印度人，雇人的工资又去了好几百。

    另外，康夫子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驻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

    康有为喜欢大宴宾客，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请之人。他也好收门徒，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均是拜门弟子，得其相助不少……梁启超曾称颂康有为：“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据有关学者统计，康家最热闹的时候，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大米，约160斤。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得用汽车拉。他在上海期间，每年花费不下于1万2千银元。

    1927年3月，在上海过完70大寿的康有为担心北伐军对其不利，将家搬到青岛。当月29日，康有为在赴宴后腹痛难忍，先后请了两位医生来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并开了药。30日，康有为精神好了些，自以为毒已清除，可到了31日凌晨5时，康有为却感觉非常不舒服，据其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其外甥李云光的记载，康临终前“七窍出血”。对于康有为意外身故的真相如何已不可考，但康的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人的终结。       <h2>亦真亦幻“大槐树”</h2>

    从明嘉靖年开始，“大槐树”开始出现在关于移民的传说中，成为北方人群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并经过清初的修谱牒、碑文逐渐凝结为一个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初，“大槐树”已经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9年1月，《山西移民史》一书出版，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对此，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作为一个致力“大槐树”研究将近三十年的地方学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论断：“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无论从时间上，从地域范围上，从组织规模上来说，无疑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顶峰，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根据张青的统计，从在明初洪武至永乐的50年间，从洪洞大槐树下出发的移民运动达18次，有汉、蒙、回、满四大民族参与，大槐树的移民始祖姓氏为1230个，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陕西、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广西、湖北、山西等18个省（市），600多个县份。而后经过历代转迁，大槐树的移民又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代”，总人数超过两亿人。

    然而，在“大槐树”成为中国移民史上最为闪耀的关键词的同时，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无数的大槐树后裔，都在一次次发出疑问，为何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广泛的移民运动，却不见诸于正史的记载？大槐树移民到底是一场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一部被建构的历史？为何数以亿计的人，都把“洪洞大槐树”作为遥远的故乡？

    至今，这些问题仍然是未能完全解开的“历史之谜”。   “但不见诸史，唯详于谱牒”

    张青认为大槐树移民的规模为中国移民史之最，依据是其“有志可稽，有谱可查，有函可依”。事实的确如此，各地数不清的家谱记载了“吾族本山西洪洞人”。几百年来，更有众多的大槐树后裔不断地前往洪洞寻根问祖。

    然而，当人们开始探究大槐树的背后时，所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为何只有在家谱里，才能见到这场移民运动的无所不在？早在1921年，山西的同盟会会员赵戴文在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做序时，就曾为大槐树的影响之大甚为感慨：“吾晋洪洞县大槐树，声噪于直、鲁、燕、豫人之口……至今直、鲁、燕、豫之人，历其地者，无不以为先祖之古迹，肃然生敬焉。”但是让他遗憾的是，这样的一场移民运动“但不见诸史，唯详于谱牒。”

    不仅仅是正史没有记载这一事件，就连移民的发生地洪洞，在从明至清所修的6个版本的县志中，也都对大槐树只字未提。

    研究者只能以各地的家谱作为进入“洪洞大槐树”的主要依据，当寻根者前往洪洞寻找故土时，他们的依据也是手中泛黄的家谱记载。然而，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及大槐树、老鹳窝的家谱是修于公元1586年（万历十四年）的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族谱，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鹳窝，世远代更，未易追数。元末大乱，我始祖考讳顺，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丰壤，见其土沃俗美，于城北三十里许，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刘家营’。”是时，距离明初的山西移民运动，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在之前的族谱和碑文中，虽有关于山西的记载，但并没有“大槐树”的影子。如在河南濮阳市胡村，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 三月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载：“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东南细城村”；随后，“洪洞”开始在家谱中出现，如修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 的河南长垣县西了墙村《王氏家谱》载：“我始祖讳实，晋之洪洞县大王庄人也。洪武定鼎之初，我二世本支祖讳义，迁居长垣县合阳里西了墙村。”

    大槐树、老鹳窝在明末的家谱中开始屡屡出现。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年间以后，拥有类似记载的家谱数量急剧增加。在张青等人搜集的谱牒材料中，各地大槐树后裔的家谱绝大多数创修于清朝中后期，其中关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康熙二十九年修的新密郑氏族谱载：“其先世山西洪洞人也。”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阳西山岭头李氏家谱载：“后人欲知木本与水源，山西平阳洪洞县。大槐树镇户千家，洪武诏下迁。山西洪洞县内迁万户，李氏族中八百三。”乾隆年间修的临清张氏族谱载：“张氏系出于山右之洪洞。”乾隆四十三年修的郑州郭氏族谱载：“吾姓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于郑州西南隅台果村。”道光二十三年修的温县王氏族谱载：“由山西洪洞县携四子迁巩之南河。”光绪十三年修的菏泽王氏族谱载：“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

    到了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经洪洞迁徙的记载。如民国四年（1914年）清源北营村王氏族谱抄本载，其始祖于明代由陕西红庙迁到洪洞大槐树，经官分拨到清源北营村；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清源长头村孟氏族谱也写道：“其系山东孟轲后裔，先祖迁陕西，后迁山西洪洞，元时因均赋均丁，始祖孟和奉遂迁至现址。”

    1926年，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实验区”后，在当地进行了社会调查，并于1933年由李景汉编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出版，书中记载，在接受调查的62个村庄中，共有10445户，分为110姓，除了极少部分例外，村民大都认为先祖是在明初从山西洪洞迁来定县的。

    如今谱牒中所载的大槐树后裔密布于广阔的华北区域，尤其以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最为集中，在这三个省份里，各有七十多个县（市、区），其居民多自认为是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在河北，邯郸县地名办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在全县12个乡镇250个村庄里，有一半以上村庄自认是从洪洞迁来，理由便是“有家谱、碑文可稽查”。在山东，据嘉祥县地名办的调查，全县70%以上的自然村，其村民都认为先祖自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迁来山东。

    与这些家谱一起广为流传的，是众多有关明初山西迁民的传说。“燕王扫北”说的是朱棣起兵靖难，造成中原、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战后，登基称帝的朱棣不得不从洪洞大槐树移民到空虚之地。“三洗怀庆府”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与元朝的精锐部队在怀庆府一带反复攻战，当地居民反复无常，元军来支持元军，朱元璋来支持朱元璋。眼见着战事毫无进展，朱元璋在暴怒之下，下令常遇春率军把怀庆府百姓斩尽杀绝。领命的常遇春带兵在怀庆府杀了三个来回，直到此地鸡犬不留。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下令由人烟密集的洪洞向怀庆府移民。

    “打锅牛”“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来历等，则描述了大槐树下迁民的过程：移民们留恋自己的家乡，官府就贴出告示说：“不愿迁徙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内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待。”告示一出，山西各地的乡民纷纷扶老携幼，汇合到洪洞大槐树下，官府却突然“变卦”，众多的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强迫他们立刻迁徙，不忍离别家园的人们痛哭失声。官兵强迫人们登记，领取凭照，并用刀子在每人的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防止中途逃跑。有牛氏兄弟五人，将一口铁锅打破，各执一块，作为后代的认亲标志。在路上，移民的手臂由于长时间被捆绑而变得麻木，但是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到了新家园也习惯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途中，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要解手”，于是到后来，“解手”就成为大槐树移民后裔所说的上厕所的代名词（在对“湖广填四川”的民间记忆中也有，类似“解手”的传说）。

    在一个又一个村落中，人们伴随着“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出生、老去。在不断发酵和成长的“大槐树”族谱和传说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认知，扎根在无数人的内心深处。   族谱里的“大槐树”

    与无数“大槐树族谱”的产生和急剧增长相应的是家谱体例的完备。明成化七年（1471年），黄岩谢氏重修族谱，“参用欧、苏家法”，“篇有序，序有义”，把族谱分为七项内容；金坛段氏做族谱，则“先之图，次以家传，又以先世遗文与凡儒硕诗文为段氏作者”，再加上谱序，共有四项内容；江西丰城游氏做族谱也是先列本族世系图，以表世系，次之谱，以记其行实，而后列历朝诰赦及名儒的词章，再加上谱序，共有五项内容。至此，明代宗谱的体系大致定型。明万历以后，各地编撰的族谱更多，体例也更加完整。

    在体例之外，有明一代，各地宗族对修谱的时间间隔也更为注意，短则十年一修，长则三十年或五十年一修，以补充新材料，使族谱充实、完整。

    根据长期关注并搜集大槐树移民资料的研究者黄泽岭的观察：“在嘉靖年间以后，宗谱的编修已经相当正规化和经常化了，这是嘉靖中后期宗族发展的结果。”

    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在以往的中国所鲜见的。从先秦到魏晋，编撰族谱曾是王公和士族的专利，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一般人等还是不被允许修家谱。唐朝建立后，随着意在抑制山东旧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录》《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谱》《皇唐玉牒》等一系列巨制官谱的问世，私修家谱之风开始出现，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荜门寒族”也“百代无闻， 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封锁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史通》）。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兴起后，私修家谱现象更多，编撰者们相信：“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宗法》）。欧阳修与苏洵则首开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谱先河。至和年间，欧阳修“以其家之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诸本”，编成欧阳氏新族谱；大约同一时期，苏洵也有感于自己宗族间“喜不庆，忧不吊”“相视如涂人”的状况，编成苏氏族谱。欧、苏二人均是古文大家，他们编撰族谱的体例，遂为之后的族谱编撰之典范。

    明朝建立后，面对“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局面，首务之一就是重塑汉文化的正统。1279年，广东崖山，宋朝在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中惨败于元军，陆秀夫负帝蹈海，而在此之前，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已在金朝的统治下度过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历来讲求“华夷之辨”的传统中国，异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后果无疑是极为严重的——兵燹战乱、颠沛动荡导致礼俗隳坏流失、文脉断绝。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亲自撰写《资世通训》一书训诫天下：“今朕统一寰宇，昼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复古治道，乃著是书。”接下来，毕其一生，朱元璋都在尽力扭转“胡俗”，以“复先王之旧”。

    在兴学校、行科举，以程朱理学为基础，广兴推行教化的同时，明朝也对仍存在的对平民祭祖的限制进行逐步“解禁”。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变革宗族制，“乞诏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这条建言随之引起巨大反响。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着只能追祭三代的限制，此外还有“庶民祭于寝，士大夫祭于庙”，“庶人无庙，可立影堂”等诸多限制。

    在夏言提出建议的当年十一月，明世宗“诏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制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为普遍现象，私家修谱之风更盛。

    清朝的建立并没有打断这一过程，相反的是，身入关后没过多久，康熙就颁发了《圣谕十六条》，要求天下臣民“笃宗族以昭雍穆”，此后乡约与宗族结合，宗祠的修建与族谱的编撰更为普遍化。

    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清朝中后期，传统社会在重重冲击之下开始崩塌，但是编修家谱之风却达到了顶点，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然而，当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始祖时，很快遇到了“我从哪里来”这个难解的问题。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河南孟县刘氏族谱编成，自认是一个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县，不知其几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为县，古河阳郡也，遂家焉，传六世矣。”刘氏乃是士绅之家，其族谱纂修者刘章之兄刘文是天顺六年举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学熏陶。如果说他们寻找始祖尚不为难的话，那么其他人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从“致仕县丞德州宋谏”为刘氏族谱所作的序言即可看出来：“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躯者足矣，遑及其崇始反本，以原其身之所自出哉？”

    众口相传的“大槐树”就这样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在此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河南济源卫沟卫氏于雍正十三年创修了《卫氏家谱》，家谱称：“祖籍山西晋阳人也，迁于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阳里无恨村，又移西轵城小十字后居下泥沟。”这同相距两三公里的轵城卫氏始祖来历的说法是相似的，轵城卫氏“本山西省阳城县人，洪武年间避乱迁居于垣曲县之西南峪子村”，而轵城卫氏是远近闻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间曾经出过卫肃、卫诣、卫谋三位进士，很有势力。卫沟卫氏也许是附和了让他们羡慕的轵城卫氏，不过到后来，卫沟卫氏干脆“变革”了他们的始祖籍贯，此后每次续修族谱，卫沟卫氏的说法就有一次新变化：嘉庆六年卫沟卫氏族谱的序言为“余族由太原而迁济居住无恨而移轵，源远流长”，咸丰二年家谱则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迁无恨继迁轵镇，更迁泥沟。”从阳城到太原再到洪洞，卫沟卫氏终于成了洪洞移民。

    还有人干脆把对“身之所自出”的怀疑写进了族谱， 如创修于顺治十一年的河南济源东留养村《任氏族谱》写道：“余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济源县轵城里一甲当差至今，相传已三百余岁矣。或曰：其先盖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来曲沃至济源，然皆不可深考。”

    更多的人则是毫不迟疑地把“洪洞”写进了族谱，并谆谆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昼出负贩”“弗事诗书”的河南孟县东田丈村花廷宝创修了花氏祠堂，并“尝谓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迁移以来，世代变更，子孙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遗也。’”

    “传说进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对于这段谜一样的历史，还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解答：“何今之族姓，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户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曰迁自洪洞，绝少称旧日土著及明初军士。盖自魏晋以来，取士竞尚门户，谱牒繁兴，不惜互相攀附，故虽徙居南方，其风未泯。而中原大地，则以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窜流离，族谱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叶，户口渐繁，人始讲敬宗收族之谊，而传世已远，祖宗渊源名字多已湮没，独有洪洞迁民之说，尚熟于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无论为土著，为军籍，概曰迁自洪洞焉。”（邹古愚修，邹鹄纂；民国(1934) 《获嘉县志》卷8《氏族》）   “民族主义”下的大槐树

    清末民初，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在山东观城、茌平等县任典史，他所见到的已是处处皆为大槐树后裔的局面，经行之处，无论是官吏还是平民，听闻他来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谱拿给他看，都说是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迁来。

    这些经历让景大启甚为感慨。当时还有一名洪洞人刘子林也在山东为官，景、刘二人相商后，遂起创修古大槐树遗迹之意。二人在山东募得纹银390两，寄回洪洞托人维修广济寺残存之塔基，并修建古大槐树纪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银两耗完，创修大槐树遗迹之事只好停顿。恰好此时曾在河南确山、登封等县任知事的洪洞人贺柏寿致仕还乡，又募得钱300余吊，使得创修大槐树遗迹建设继续进行。民国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内的遗迹创建，从此“洪洞大槐树”开始有迹可寻。而在此之前，自认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他乡客来到洪洞，虽有“不胜故乡之感”，但无处可觅先祖出发处，只能站在汾河边上“抚景流连”。

    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景大启在确定地点时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传闻”，他在《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古大槐树子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

    就在洪洞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对大槐树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派卢永祥进攻山西民军，卢部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在与洪洞比邻的赵城（后并入洪洞县），“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如此抢掠三日后，卢部南下洪洞，“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留下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然而到了洪洞后，卢部却秋毫不犯，途径古大槐树处，士卒还纷纷下马罗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为祖宗里居所在地，弗扰也”，贺柏寿等人由此也感到，大槐树实有“御灾捍患之功也”。

    洪洞地方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同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也正在快速向现代转型，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出现在上层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迅速形成。在“反满救汉”的旗帜下，“尊黄”思潮风行一时，革命党人把西方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结合，推崇黄帝为汉民族始祖，大量关于黄帝的论述和专著随之出现，如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攘书》，黄节的《黄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此外还有革命性很强的《黄帝魂》等专著。同时，《国粹学报》《新世纪》《民报》《浙江潮》《警世钟》《新湖南》等报刊上也都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帝”的言论，黄帝这个远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在民族主义的萌发下，被革命党人塑造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所需的“民族始祖”。

    对于这一现象，孙隆基在其《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中分析说，“尊黄”乃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为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而新发明的一种“崇拜”，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虽然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在这样的潮流中，众口相传的“洪洞大槐树”迅速被纳入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来。洪洞地方的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进行再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

    民国三年（1914年），贺柏寿在其撰写的《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道：“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源者，宜及时表彰，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大槐树处之待于揭诸者，顾不重哉。”

    民国六年（1917年），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在其卷7《舆地志?古迹》中，“大槐树”等条记为“新增”， 即：“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民国二年邑人景大启等募赀竖碑，以志遗迹。”

    民国十年（1921年），景大启又编撰了《洪洞古槐树志》百余本行世。十年后，洪洞人柴汝桢在旧志基础上重新编撰，汇为《增广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时任洪洞知县的柳蓉为之撰写序言，再一次把大槐树与蒸蒸日上的民族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无数的人都心系大槐树，“何以故，种族观念使然也……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感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杨国争光，晋乘生色。”

    至此，“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h2>“偶然”的历史</h2>

    “周公畏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首咏史诗，也许只是发一点诗人特有的感慨，但却道出了历史研究者经常会有的某种困惑。历史的演进，偶然性的因素实在太强了，很多事如果不那么赶巧，历史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二战时英法残军困守敦刻尔克，如果希特勒不轻信戈林的牛皮，下令坦克继续猛攻，恐怕连英国人自己也认为，几十万英军小命休矣。德军地面部队的停顿，给了英国人喘息之机，为英国保存了几十万生力军。否则，下一步如果德军进攻英伦三岛，恐怕英国连守卫的都没有。法国已经完了，英国再失败，美国人也未必会参战，那么，反纳粹同盟，自然就无从谈起。二战的历史将会怎样？天知道。

    同样，清朝最后一年，其实朝野上下也没有多少人看出清朝要亡。辛亥年虽然革命党人拼命革命，精心设计的广州起义，动员了全党的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结果，广州起义一败涂地。亲自领军奋战的副领袖黄兴负伤，领袖孙中山远避美国。可是，群龙无首的武昌新军，在谁都没有料到的情况下，起哄一闹，居然大获成功。这个武昌起义，本身就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集合。

    如果不是起义爆发前几日，起义者在汉口租界试验炸弹失败，他们的据点不会暴露。那么，新军中革命党的领袖，就不会死的死，逃的逃。即使真的策划成了起义，也跟此前多个起义一样，属于密谋家的密谋，参与者严重动员不足，劲头自然不会很大，一举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大。如果不是传说据点暴露，革命党人花名册落到朝廷手里，那么，新军上下的恐慌，不会如此厉害。道理很简单，谁也没见过花名册，谁知道那里有谁。于是，凡是平时跟革命党人有过接触，或者看过过激宣传品的新军士兵（人数众多），难免不人心惶惶。从战争心理学角度，这种恐慌，实际上等于是一场最好的战争动员——为了自保，人人有拼死的决心。当然，在1911年10月10日那个人心浮动的晚上，如果某位保皇的军官，不去多事，出头训斥躁动的士兵，这层窗户纸兴许也不会有人马上给捅破，拖上两天，士兵发现没事，也许恐慌就平息了。革命党人再想鼓动造反，就没那么容易了。即使士兵们鼓噪起来，如果此时的湖广总督，是个明白人，不是靠走裙带上来的瑞澂，不急于逃跑，稳住阵脚，坚持两天，起义也难以成功。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于是武昌起义就成功了

    历史的偶然性，使得有时历史好像密闭容器里的粒子，胡乱撞一气，谁碰上谁都没准，但其实并不尽然。历史虽然未必像某些历史学家讲的那样，必然有规律可循。但有些大的方向，还是有的。比如敦刻尔克大撤退，如果希特勒当时不犯错误，就算纳粹席卷了全球，最终也维持不下去，因为这样的极权统治，从根本上违背人性，迟早还是会垮掉，只是垮掉的方式和时间跟现在我们已知的不一样而已。辛亥革命也是如此，武昌起义的成功，从根上说是因为满清新贵的收权行为，得罪了大多数的汉人士绅，人家不再帮忙。闹事者总会有，有人帮忙，则闹不成事，没人帮，事就容易成，一成，全国响应。毁了大清，成就了武昌。       <h2>穷京官混世之法</h2>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说也说不完。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的。但是在京里，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45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多到5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没，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却记录自己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打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儿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的第三种来钱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脑满肠肥。       <h2>国士无双</h2>

    汉元年四月，驻在灞上的刘邦军拔营启程，经由杜县(今西安长安)南部，进入子午道赴汉中而去。

    前往汉中的刘邦军，不过三万余人。这支三万人的部队，是刘邦担任楚国砀郡长时期的本部兵马，他们自沛县起兵以来一直随同刘邦转战南北，最终从武关攻入关中。秦王子婴统领秦政府投降以后，刘邦接收了驻守关中的秦军，拥军号称十万。鸿门宴议和，刘邦接受了项羽的讲和条件，将投降的秦军全部交与项羽处置，只留下这支三万人的老部队。这支三万人的军队，将士们都出生于关东地区，以泗水郡和砀郡出生的人最多，他们是刘邦军团的核心和中坚，史称砀泗楚人集团，未来汉帝国的功臣宿将，基本上都在其中。

    在这支三万人的老部队之外，还有一批数量不少的人私下跟随刘邦前往汉中。这些人，都出生于关东各诸侯国，他们或者随同刘邦由武关，或者随同项羽由函谷关进入关中，在项羽分封天下为十九国以后，按照各归故国的命令，都应当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度去。然而，这些人对于现状不满意，不满足，他们不安心，不安分，不愿意马上回到故乡去，去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凡生活，他们还想趁乱拼一把，博得功名利禄。他们仰慕刘邦，觉得跟随刘邦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哪怕是先吃些苦头也在所不惜。这批人的数量有数万人，史称诸侯子，他们加入了刘邦军，坚持下来的人，后来也成了西汉建国的中坚，革命成功以后，终身享受汉朝政府特殊的优待，这已经是后话了。

    出生于楚国东海郡的韩信，正是属于跟随刘邦前往汉中的数万诸侯子中的一员。不过，在所有的诸侯子中，韩信的野心最大，瞄准的目标最高，他是冲着指挥汉军的最高军职——大将而来的。

    进入汉中以后，韩信被编入汉军，出任连敖。连敖是楚国的官名，大概是军中的中级武官。刘邦自起兵以来，一直是楚军的一部分，服从楚王，采用楚国的官制，他对于主动归属于汉军的他国将士，大体采用官制对等接受的原则，特别是归属过来的别部楚军，与旧部一视同仁。韩信在项羽军中最后的军职是郎中，相当于侍从武官，他在刘邦被左迁，在刘邦军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候前来投奔，自然受到欢迎和优待，连敖的级别应当不低于郎中。

    脱楚归汉的韩信，他的心愿，不是在军中积功步步升迁，逐级得到爵禄官职的封赏。韩信是自比姜太公和孙武子的人，他希望刘邦是周武王，是吴王阖闾。他认定刘邦有帝王之才，看准刘邦军缺少一位统军的大将，他希望以自己的才干得到刘邦的赏识，成为汉军的统帅，领军击败项羽，成就如同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孙武子指挥吴军败楚的伟业。然而，离开项羽投靠刘邦，辞去郎中而任连敖，从级别上来说，或许算是有所升迁，从职务上看，反而离开君王更远，几乎没有直接进入汉王视野的机会。韩信大感失望，郁郁不得志的埋没感与日俱增，他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据史书记载，韩信在连敖任上，犯法被定了死罪。韩信究竟犯了什么罪，由于史书失载，我们已经无法考究。以韩信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而论，或许是集体逃亡? 刑场上，同被判处死刑的人，前面已有十三人被斩首，轮到韩信的时候，他抬起头来，仰望刑场的监斩官大声喊道：“汉王难道不是想要夺取天下吗，为什么反而要处死壮士?”

    当时的监斩官是夏侯婴，韩信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见韩信身材高大，相貌伟岸，在即将被处死的时候毫不恐惧失态，反而是冷静豪迈，堂堂能言，当即心生好感，下令刀下留人。夏侯婴释放了韩信以后，开始询问交谈，一席话下来，他心中暗暗称奇，感到韩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马上推荐给刘邦。

    夏侯婴是刘邦的同乡，泗水亭长任上的铁杆哥们儿，沛县起兵以来的心腹大臣。夏侯婴的推荐，刘邦是买账的，他当即下达指令，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治粟都尉，负责军队的后勤供应。出任汉军治粟都尉的韩信，相当于刘邦军的后勤部长，官职地位，已经远远高于连敖，相当于别部将军一类了。

    得到夏侯婴的赏识，被推荐出任治粟都尉，是韩信在刘邦军中出头的第一步。治粟都尉任上的韩信，因为后勤工作的关系，与当时担任丞相、负责整个汉王国行政事务的萧何有了接触。经过几次接触，萧何感到夏侯婴眼力不凡，韩信确是人才。

    萧何是有识人慧眼的人。当年，刘邦还在泗水亭长任上厮混的时候，身为顶头上司的萧何早早地察觉到刘邦是内慧有肚量的人，敢担当能承头，对他另眼相看。后来的事实证明，萧何的眼光一点不错，刘邦确实是独步天下的帝王型人才。如今的萧何，识人的慧眼再一次开启，他预感韩信是独步天下的统帅型人才。更让萧何兴奋的是，韩信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汉中，可谓是上天特意赐予的瑰宝，来填补刘邦军的缺陷，引领刘邦军脱出当前困境的希望应当就在韩信的身上!

    在萧何看来，刘邦的才能，政治长于军事。以政治才能而论，当今天下，无人能出刘邦之上。如果以军事才能而论的话，排名第一的，无疑是项羽，项羽之后，当数章邯。钜鹿之战，王离兵败，章邯抗衡项羽半年之久，正是在两雄难分高下的空隙间，刘邦才能够所向披靡，一举攻入关中。所以，以排名而论的话，刘邦当在第三。

    进入汉中以后，刘邦所要面对的敌人，是章邯加上项羽，单纯地看，第一联合第二对第三，这已经远远超出刘邦的能力了。放眼刘邦军中，如同樊哙、周勃、灌婴这样的勇将是大有人在，能够统领大军独当一面，可以与章邯和项羽对抗的人物，却一个也找不出来。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的缺乏，眼下正是困扰刘邦军的难题之一。萧何预感到，韩信正是这样一位可以填补空白的人才，如果有韩信的加入，眼前这场第一加第二对第三的不利博弈，将可能有根本的改观。

    刘邦军进入汉中以来，陷入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困境。汉中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为一狭小的山间盆地，只有几条漫长而险峻的山间小道连接巴蜀和关中。在范增的精心安排下，以章邯为首的三秦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围堵刘邦，他们已经严密地封锁了汉中进入关中的所有通道。如何能够返回关中，进而东去，是进入汉中的刘邦军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又一难题。雪上加霜的是，足智多谋的张良，已经在项羽的命令下随韩王成东去，失去了军师的刘邦及其部下，至今想不出脱出困境的办法，正陷于焦虑和困苦之中。

    在萧何与韩信的密切接触中，击败章邯，脱出汉中的事情，自然是必须涉及的话题。让萧何震动的是，韩信对此已经胸有成竹，他对萧何详细地分析形势，明确地提出了“明出子午，暗度陈仓”的反攻关中的计划。这个计划，让萧何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在迷途中被指明了通路。当萧何进一步听取了韩信对于项羽的看法，对于楚汉间强弱形势可以转化的分析以后，他益发坚信自己的眼光和经验，他断定，韩信，唯有韩信，是能够引领刘邦军走出困境的统帅人才。

    国士无双，就是萧何在这个时候对于韩信所作的评价，他允诺韩信说，定将请准刘邦亲自召见。       <h2>土木堡之变：明王朝的转折</h2>

    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公元1450年8月30日），大明朝北部军事重镇宣府以东的怀来县土木堡，此地离京师西北咽喉要地居庸关一百来里地，而东距怀来县城只有二十五里。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镇和他亲率的数十万大军在此扎营，计划第二天天明启程，顺利的话当晚能越过居庸关，将蒙古铁骑甩在关外。

    然而，骁勇而有谋略的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抓住了大明皇帝这个致命的错误，早已弯弓勒马等候时机的蒙古骑兵第二天将英宗及其扈从围困得如铁桶一般。怀来以西一百五十里的宣府，驻有重兵，但难以及时驰援。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蒙古兵突破皇帝行在外一道道防线——由于驻地水源被切断，明朝军队士气低落，国公、驸马、尚书、侍郎等数十位高级官员战死，撮弄御驾亲征的大太监王振，被痛恨小人误国的护卫将军樊忠一锤锤死。八月十五日（公元9月1日）——正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中秋节，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的英宗束手就擒。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这次事件被公认为是明王朝从强到衰的转折点。从此，明朝对北部游牧民族采取守势，用重兵守住九镇等据点，修筑长城，企图御敌于外，舍弃了成祖的国防方针——最好的防守就是出击。后世修史者又一如既往地为尊者讳，以阿q精神书写皇帝被俘乃“北狩”。

    这场巨变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于谦顶住了要求迁都南京的压力，力主英宗弟弟朱祁钰先监国，后称帝，是为代宗。尊英宗为太上，绝了瓦剌“奇货可居”的念头。第二年英宗被放回，回京后过了一段囚禁生活，最后趁代宗病重发动“夺门之变”，重新掌握国炳，于谦受到了清算，被杀。

    “土木堡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多数人归罪于王振惑主，而英宗过于轻率地亲征——所谓的“浪战”。英宗原本可以避免这场浪战，皇帝亲征，多数是象征性的，固然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如果皇帝本人不是合格的军事统帅，往往弊大于利。英宗既不是也先这种马背上长大的首领，冒箭矢、逆锋镝习以为常，也不同于高祖朱元璋起于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不同于成祖这样的雄才之主，带兵“靖难”而登九五。英宗八岁登基，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连纸上谈兵的赵括都不如。

    而专制最大的毛病是：没有谁能纠正最高统治者的错误。一种专制僵化的体制内，决策的正确与否，系于最高领导者的个人素质。若最高统治者昏庸，体质内储备再多的英才，也是枉然。

    以英宗决定草率亲征为例，这不是个北征季节，因为历朝历代中原王朝向北征伐，多半是春季开拔，秋季班师。原因是这个季节天气暖和，既利于粮草的储运，也利于南方士兵的作战。而北方游牧民族正相反，他们一般是秋高草黄马肥的季节，向中原王朝发起进攻，此时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秋收结束，有了粮食，便于骑兵的剽掠。然而因为十四年七月，也先侵扰大同，参将吴浩战死。天朝的威严受到了挑战，所以英宗仓促亲征。兵部尚书邝野和吏部尚书王直的苦谏，英宗根本听不进去。

    大军浩浩荡荡一直走到大同，早就摸清明军底细的瓦剌部避实就虚，不与锐气方盛的明军交战，而是等待其师老兵疲，在撤军途中伺机伏击。而撤军时英宗又听信了王振的话，不从大同南下蔚州，再经紫荆关回京师——这个路线可避开瓦剌骑兵的活动区域。王振这样的馊主意是出自私心，他是蔚州人，不愿意大军践踏他家乡正在收割的庄稼。而大军在十三日晚野营时，选择的是水源容易被人切断的死地。可以说，英宗从决定亲征到被俘，可谓每一步走的都是最臭的那一招。英宗手下那么多军事人才干吗去了？因为他们知道皇帝执拗起来，再合理的建议也不会被采纳，那么只能听天由命了。

    公允地评价，英宗实在不算一个坏皇帝。他最大的特点是待人真诚仁厚，特别有亲和力。如果是个普通人，这些是优点，若当皇帝则是不足，那些成功的皇帝往往高深莫测、刻薄寡恩。明朝的皇帝和清朝的皇帝比，在“职业化”方面，普遍逊色，因为明朝不少皇帝太有性格了，也就是说太像普通人，性格中有那么一点“痴”。比如英宗到死都怀念闯下大祸连累他被俘的王振，以及后来总想带兵打仗的武宗和喜欢木匠活的熹宗。

    英宗为什么偏偏相信一个王振的话，而轻率地亲征了？当然有他年少气盛以及过于信任王振的原因。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成祖朱棣篡位以来，几代皇帝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合法性”焦虑。

    刘基的儿子刘璟对攻下南京的朱棣说过，殿下百世都逃不过一个“篡”字。得位不正的质疑，是朱棣心中最大的伤口。既然程序不合法，那么只能希望用业绩来弥补。皇帝最大的业绩是什么？是开疆拓土，消除外部隐患。

    朱棣迁都北京，从国土安全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如果首都远在南京，要抵御北部蒙古部落的侵扰，只能让北部边疆的将帅或亲王有专断之权，能便宜从事，如此就必然有藩镇割据之忧。当初朱元璋允许北部的宁王、燕王等藩王掌握武装，固然可以防蒙古骑兵，但终有萧墙之祸。所以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形成“天子守边”之局，固然有增强当政者忧患意识的作用，但首都的防务实在太艰巨了，蒙古骑兵一旦攻破大同至宣府的防线，一夜之间就能出现在京畿。朱棣在世时，数次亲征漠北，就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蒙古骑兵的威胁，最后驾崩在军旅之中。朱棣死后，蒙古骑兵的威胁依然存在，还不断加剧。

    经过朱棣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再经过仁宗、宣宗十一年的休养生息、宽厚为政，等到英宗即位后，如《明史》所言：“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经济上、文化上以及人才储备上都是空前的强盛，等到八岁登基的皇帝长成二十二的青年，如果他能完成曾祖父未竟的事业，将瓦剌等蒙古部落远远地赶到漠北，彻底解决首都以及北部边疆的安全威胁。那么，这一帝系的合法性，谁还能质疑？这样的前景太有诱惑力了。

    于是，皇帝浪战，其结局彻底改变了大明朝和北部游牧民族的攻守之势。从那以后，明朝再无力主动对外，军事力量主要用来对付域内的百姓。       <h2>中国刺客文化：士为知己者死</h2>

    刺客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他们的活动一般非常隐秘，行刺目的往往以图在最短时间内，让目标人物及其相关事物遭受致命打击。

    中国职业刺客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常由于政治原因，负责对目标人物进行刺杀。其行刺动机较为单纯，往往因感激委托人的恩德而去行刺，因此带有一些侠的气息。秦以后的刺客，行刺动机多为金钱、名声、仇恨、政治等各类原因。

    生活在游侠之风颇为盛行的唐代的李白，就曾通过诗歌《侠客行》，对中国古代刺客这一群体，进行过一番神秘而形象的刻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要知道，李白也曾仗剑走天涯。

    在各种史料记载中，中国早期的刺客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它也并不是一种不光鲜的角色，而是赋予了各种浪漫和高贵的色彩。如果因所作所为还被尊为“义士”，那刺客这一角色就更吃香了。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著作《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刻画了一拨中国最早的刺客。如今被很多年轻人挂在嘴上、喜欢当玩笑话来开的那句“士为知己者死”，实际上始自于那个年代，而且在各种史料记载中，曾经真实地发生过。

    持这种信念的刺客们，往往被尊为“义士”，它不仅成为刺客们行走江湖的一种执业信条，也是古代义士们最为崇信的一种气节。

    本文从这句千年古语出发，探寻古代刺客文化形成的初因。不管他们的举动，是特殊年代文化熏陶下的真实触动，还是源自于道德绑架，都能让我们对当年盛行的刺客文化略窥一二，最终不得不承认，“死”真的是古代刺客们崇尚的最高气节。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要说中国古代刺客，不得不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豫让。如今广为流传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出自这位古代义士。他也被称为“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

    根据西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一》中记载，豫让姓姬，是晋国侠客毕阳的孙子。他先为范氏做事，后又给中行氏做家臣，但都未受到重用，让他觉得很是失败。

    郁郁不得志之际，豫让遇到智伯，成为对方的家臣，而且主臣之间关系很密切，智伯对他很尊重。在他看来，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

    正待境遇好转，有人重用，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之际，豫让的人生事业却再次出现转折。公元前475年，智伯成为晋国执政，因卿大夫赵氏拒绝献出封地，于是他联合魏氏、韩氏两家共同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

    没想到，到了公元前453年，当时还是晋国卿大夫之一的赵襄子派人向魏、韩两家陈说利害，魏氏、韩氏竟然临阵反戈，联合赵氏反攻智氏，智伯反而被赵襄子擒杀。消灭智伯以后，三家分割了他的属地，并将晋国完全瓜分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三家分晋”。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还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作饮器。

    赵襄子就是赵毋恤，嬴姓，赵氏，名毋恤（亦作无恤）。公元前475年，执晋国国政二十年的赵简子按照自然规律死掉了，其子赵无恤嗣立。后来成为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创始人。

    所谓树倒猢狲散。主子没了，门客豫让无处可去，只好逃到山里。对智伯，豫让奉其为知己，却未能尽忠，空留一身遗憾，“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对赵襄子，他暗下决心，“吾其报知氏之仇矣”。

    在那个年代，“报仇”最直接的就是改行当刺客，干掉赵襄子。自打立下那句千古传诵的誓言后，他的内心种下一粒顽强的种子：以后什么事都不干了，只为主公复仇。

    但是行刺并不是豫让所擅长的事情，他被后世奉为四大刺客，也不在于他武艺有多么高强，而是因为他对自己誓言的坚守，对忠诚的执着。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以后所干的每一件事，挑剔的人会觉得此人太过偏执，崇敬的人会觉得这是一种信条和气节。这种气节要是放在现世，已是一种稀缺品，只能从古书中慢慢品味。   一个有着义士之风的年代

    要杀人，首先就得改头换面。豫让第一件事，就是更名改姓，伪装成一个受过刑的人，干的也是最低等下贱的活路：打扫厕所。凭借这身临时学来的手艺，他成功进入赵襄子的宫中修整厕所。

    豫让的想法是，打算借襄子上厕所的时候杀死他。这个算盘倒是打得好，但说实话，豫让真不适合做刺客。第一次来杀人，他就穿帮了。

    虽然他如期等到赵襄子来上厕所，但赵襄子始终感觉厕所气氛可疑，这个修整厕所的人也从未见过，心一悸动，于是抓来一问，才发现眼前这人是豫让，衣服里面还藏着一把刀子。赵襄子马上把他逮捕了。

    豫让也没有屈服。被审问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动机：“欲为智伯报仇！”侍卫们都吆喝着要杀掉他，没想到，赵襄子倒格外开恩。

    他无比感慨地说，“他是义士，我以后谨慎小心地回避就是了。况且智伯死后没有继承人，而他的家臣想替他报仇，这是天下的贤士啊。”在侍卫们的一片反对声中，最后还是把他放走了。那可是一个有着义士之风的年代。

    不得不说一下赵襄子，此人生于五霸称雄的春秋末代，卒于诸侯兼并的战国早期。《史记》中所列赵国的襄子纪年，在位为33年（公元前457年～公元前425年），性格沉稳，颇有远略，见识不同常人。

    要知道，在赵简子（赵鞅）的一干儿子中，最初赵襄子一点优势都没有，母亲是从妾，又是翟人之女，所以他在诸子中名分最低，处于庶子的地位。在他小时候，甚至连赵鞅也看不上他。最初的太子也不是他，而是赵伯鲁。但赵襄子从小机敏好学，胆识过人，不似诸兄般纨绔，乃至多年后他赢得父亲赵鞅的青睐，赵伯鲁被废掉，而他被破例立为太子。

    前文提到的“智伯之怨”，实际上由来已久。赵鞅死后，晋国正卿由智伯瑶取而代之。智伯与赵襄子曾有过多次合作，比如一同率兵包围郑国京师，他很瞧不起赵襄子，曾骂他“相貌丑陋，懦弱胆怯”。四年之后，再次一同讨伐郑国时，智伯还借酒醉将酒杯扔到襄子脸上。

    面对这些屈辱，就连襄子手下的官兵都看不下去，主动请缨要求杀掉智伯，以洗刷耻辱。但襄子的回答是：“主君之所以让我做储君，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我能忍辱负重。”

    现在看来，他能容忍智伯，还不能容忍一个“义士”吗？哪怕，这是一个要杀自己的义士。   复仇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复仇本身

    按理说，豫让被逮个现行，又被宽厚仁慈的赵襄子给放掉，证明自己就不是杀人的料，理应就该收手了，心怀感恩才是。但是豫让根本不会，他心里还揣着那句誓言：士为知己者死。

    他干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开始全面改造自己的外形：不惜把漆涂满全身，使皮肤烂得像癞疮。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把自己彻底毁容，然后假扮乞丐乞讨。

    令人感慨的是，他现在这副样子，走在大街上，即使是他自己的妻子也不认得他了。不过，妻子说的一句话，又让他觉得对自己的毁灭还有待升级。妻子说，“这个人长像并不像我的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豫让转而就活活吞下火炭，为的是烧坏声带，改变自己的声音。这种事得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干得了。

    就连朋友们也看不下去了，对豫让又是可怜又是惋惜，并且还泼起了冷水：“你这种办法很难成功，如果说你是一个志士还可以，但说你是一个明智之士就错了。”

    他们为豫让支招说，凭你的才干，如果竭尽忠诚去侍奉赵襄子，那他必然重视你和信赖你；待你得到他的信赖以后，你再实现你的复仇计划也不迟，而且你一定能成功。

    但豫让听了这话后，不以为然地笑了。他认为，为了老朋友而去打新朋友，为旧君主而去杀新君主，这很不齿很不道德，也是一种极端败坏君臣大义的做法。

    “今天我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阐明君臣大义，并不在于是否顺利报仇。”豫让和朋友的这句对话，得以窥见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复仇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复仇本身。

    他说，“况且我已经委身做了人家的臣子，却又在暗中阴谋计划刺杀人家，这就等于是对君主有二心。我今天之所以明知其不可为却要为之，也就是为了羞愧天下后世怀有二心的人臣。”

    在那个年代，这种理论确实很有市场，足以被天下义士奉为经典。   “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尽管提前做了各种计划，把自己也弄得面目全非，最终豫让的算盘还是落空了。

    毁容之后的豫让提前摸清了赵襄子某天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在他要外出的那天，提前埋伏于一座桥下。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桥如今已成名胜古迹，古典中还有记载，名曰豫让桥，并被解释为豫让行刺赵襄子之处。

    豫让桥国内据传有两座：一座为邢台豫让桥，如今在河北邢台市区内，在明朝《顺德府志》中还有记载；另一处为赤桥，原名豫让桥，在太原市西南24公里的赤桥村，现存完好，桥为砂石砌筑，桥上勾栏围护，桥下晋水长流，赤桥所在的村因而被命名为赤桥村。

    这天，赵襄子的人马果然行至此处。没想到还没到桥上，马儿突然受惊。赵襄子立马猜到是有人要行刺，很可能又是豫让。派手下人去打探，果然分毫不差。豫让再次被拿下。两人有一番经典对话。

    显得有些生气的赵襄子，跟豫让理论起来：“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而您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智伯已经死了，您为什么单单如此急切地为他报仇呢？”

    豫让解释了自己的初衷：“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这句话的大意是，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赵襄子很受感动。在那个年代，“义士”是很吃香的角色。偏偏赵襄子也很服这种人。但他又觉得不能再把豫让放掉，就下令让兵士把豫让团团围住。正犹豫怎么处置他，没想到豫让首先开口了。

    豫让很悲哀，他知道可能生还无望，无法完成刺杀赵襄子的誓愿了。令人惊讶的是，他随后向赵襄子提出一个荒唐的请求：请他脱下一件衣服，让自己象征性地刺杀一下，以完成最初的誓言。

    再也无法知道赵襄子当时的想法。根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最终襄子还是满足了豫让这个有点过分的要求，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

    “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而死。”据说，他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h2>中国人的隐逸史</h2>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所引发的共鸣和调侃，又一次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迫于现实的无奈展露无遗。

    为理想一搏，还是留下来上班挣钱供房子，这种困惑和选择，如同规矩的人内心里偶有的促狭，总会借着机会冒芽。它最大的意义，是在自由隐逸的话题周期性沉寂后，借着热点的名义，把无数浑浑噩噩的人又狠狠地刺激和撩拨了一番。

    去年在微信朋友圈传疯的一篇名为《借山而居》的文章，讲述了一个画家花4000元租下终南山小院准备过20年山居生活的过程。还有一篇《三五知己，一处小院，择邻而居》的文章，推崇一种美式田园生活，也把好多人惹得心痒难耐。再往前，是美国作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引发的隐士热。“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便是对这两篇文章和这一本书的高度浓缩。

    但是，不管辞职信、文章和书多么撩拨，除了少数的出走者，更多的人，都选择继续沿着既定的现实生活轨道向前走。

    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隐士，即使只是偶然闪现，生命，也足够有寄托。

    往历史的深处追溯，陶渊明所践行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和《归去来兮辞》所描述的意境，该是隐逸理想的最好范式。

    陶渊明之前，严子陵是公认的隐士标榜。作为汉光武帝的同窗好友，他屡次拒召，终老林泉，被时人及后世颂为不慕权贵追求自适的榜样。浙江桐庐县的富春山麓，现在还有严子陵钓台。

    而隐居箕山的许由和隐士巢父，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声名最显著的隐士了，他们以“巢许”并称，开启了中国经久不衰的隐逸传统。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隐士，也并非都单纯如上述陶、严、许、巢。钱钟书先生说，一些隐士“待贾俟时，非枯槁于岩穴者，苟相荐引，不耻小官。”不过是以营名为手段、以退为进、有迹无实的假隐者，这就是中国文学与历史上有名的“终南捷径”。

    还有一部分隐士，是由于“为政者亦识隐士装点山林，其作用每胜于趋跄廊庙”，是有益于政教的。陈眉公先生的诗“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说的正是此类隐士。

    鲁迅先生说：“真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隐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按此推论，陶潜也好，严子陵也罢，都不能算真的隐士。至于《借山而居》中的画家，不过是一个懂得利用网络手段来为自己营名的假隐者，和真的隐士无关。

    真隐也好，假隐也罢，中国几千年传承有序的隐逸传统，其实已经深深刻进了国人的精神根基，且每因时局、环境和风尚的变化而推陈出新。现实世界越迫急、生存环境越严酷，隐逸的理想就会越强烈。冲撞、反击、安顿，如此因循反复，从未两两相安。

    只是忙碌的世界，见不得一个闲人。这个“见不得”，不是“容不下”，而是“受不了”。所以，做一个隐者，在大多数国人的实践里，不外乎是一种攀比心理。由是我们看到，旧的隐逸传统已经消亡，新的隐逸传统正在崛起，这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的认识维度。它应成为当下突破传统的隐逸宣言，并开启一种新的隐逸模式：随时保有的“出走心”和是处可隐的“静持心”。

    关于“出走心”，《借山而居》的画家应是此类；而“静持心”，在成都有这样的例子。

    赖高翔这个人，很多成都人已然不知道了。赖先生国学造诣异常深闳，对于先秦儒道以及诸子之学，造诣尤为精湛，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多有创获。1950年，赖先生辞去成都蜀华中学校长职务，便归田务农于成都东郊董家山，不久移居沙河桥东，躬耕自养长达三十五年。期间虽累有征召，先生皆不为所动，被誉为当代隐士。他总结这段隐士生活为“不失掉自己”。这正是“是处可隐”的“静持心”。

 第五章 重回现场

    <h2>开元，全盛之日</h2>

    公元713年阴历十二月一日，唐玄宗发布了改元文书，在这份被称为《改元开元之年大赦天下制》的文书里，大唐皇帝昭告天下，从此日起，年号改“先天”，第二年为“开元”元年。改元赦制以恩为主，同时加以惩罚、警告，意欲收拢各种政治、军事势力。

    就在这年七月初三，玄宗先发制人，肃清太平公主集团成功。他的父亲、太上皇睿宗亦于同日归政玄宗，搬出了大明宫太极殿，搬进了百福殿。妹妹和儿子的火拼，把他推向了穷途末路。次日，他在隐退诏书中说自己放弃剩下的权力，从此“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至此，二十八岁的玄宗成为名实相副的帝国君主。自从710年反对中宗韦后的政变以来，他在和阴险的政治阴谋不断斗争中，成长为一位有经验的统治者。

    玄宗登上承天门，向百官公卿、大唐庶民们宣布制书，大赦天下，分封王亲，奖掖功臣。年轻的皇帝表示将“当与亿兆，同此唯新”。

    从武后、中宗、睿宗以来的政局变乱归于平静，一个辉煌的时代开始了。

    武后时期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众多人才，帝国最杰出的学者和优秀的行政官僚为玄宗服务。同州刺史姚崇，提出十条改革纲领作为出任宰相的条件。这十条建议，要求皇帝个人仁爱、节俭，树立个人权威，司法上追求公平，政治上则开明有效，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寒族出身的左拾遗张九龄也给姚崇提出忠告“远诌躁，近纯厚”。这六个字堪称开元中以前的政治气象。

    由此唐朝开始了一段和平繁荣的顶峰时期。开元天宝经济之盛以海内富实载入史册，是时国家粮仓储满，陈腐不可较量，私仓亦然，家家粮储“皆及数月”。整个社会物价低廉，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时代。人们可以便利地周游各地，南到荆、襄，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到处都有客店，商旅行人远行千里不需要携带武器。

    玄宗则是唐朝在世界主义时代最荣耀的君主，他成了一切具有浪漫色彩的事物的象征。在他统治的早期和中期，堪称是历史上最为出类拔萃的皇帝。在这个黄金时代，大唐以中国文化为主流，吸纳外部文化的精粹，形成一种开放、融合、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据《唐六典》记载，是时与唐通使的国家多达三百个。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15次，东罗马帝国先后7次遣使至长安，阿拉伯帝国曾36次派使节，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佛教的高僧大德居住在长安的佛寺中，景教、摩尼教、祆教，在长安都有自己的寺庙。而大唐则把木版印刷术、城市规划、服装样式和诗歌传给它的邻人——中世纪的远东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吐蕃和安南（今越南）。

    奇珍异宝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波斯（今伊朗）的商邸珠宝，大食（今阿拉伯）的宝石瑟瑟，西域的胡姬酒肆，在长安城随处可见。西方的宝刀良马、香料药材每天都在运往长安，长安的丝绸瓷器、技术和茶叶也在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国际性大都市长安奇货云集、人文荟萃。《唐新语》中说，长安城里，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着胡人的衣衫，谁是胡谁是汉，连官府也无法分辨。外国人可以谋求官职，亦可以长期居住，胡人几乎融进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亚的舞女和琴师受到热情欢迎。一位吐火罗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质地的杯子斟满名贵的美酒，再佐以迷人的舞蹈，招徕四方来客。许多未成名的诗人，或者等待科举的少年文人，在她们身上找到了慰藉。“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美如花，当垆笑春风”，透过李白留存后世的诗歌，依然可见她们绰约曼妙的身影。

    外来食品甚至深入到长安城里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在《太平广记》卷452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位姓郑的年轻人，清晨从情人家里返回，他所居住的里坊尚未开门，他便在一个胡饼店里歇息：

    （郑子）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

    译文：一个情欲得到释放的年轻人，心满意足地坐于帘下，看金发碧眼的胡人制作胡饼，可能是芝麻饼，也可能是油煎饼，静静等候大唐的黎明。

    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光芒万丈的时代。

    在大唐的疆域范围内，每乡都会设置学校一所，国家图书馆整理的藏书多达53915卷。史书记载，开元之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玄宗指令御医编辑《开元广济方》，分发各州医药学校。

    这亦是一个奔放热烈的时代。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五万盏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数千名丽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天三夜没有间断。这是古代中国非常罕见的集体狂欢。整个开元年间，帝国的官员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

    唐帝国空前强大，礼仪文化隆盛，艺术家创造力旺盛，民族精力活跃。此时，宽容和昂扬，是大唐内在的精神气质。大唐成为整个东亚的制度、文化输出国。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制定的官制、田制和税制、学制都是拷贝大唐，首都奈良则是长安的翻版。新罗同样全面接收了大唐的制度与儒学文化。长安则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

    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写道：“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世纪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那是如20世纪的“美国梦”一般的“中国梦”时代。而这个“中国梦”的关键词就是：富裕、自由、宽容、浪漫和昂扬。

    直到8世纪中期，玄宗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他的统治以悲剧和灾难告终。       <h2>市舶使: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h2>

    大唐开元二年（714年），海内安宁。春天在北方边境击败了突厥入寇，盛夏季节西天竺国又遣使来献方物。在遥远的南方海滨，安南市舶使周庆立和波斯僧广造奇巧，想进献给皇帝以赞颂这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但当时即位才三年、正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却拒绝接受。

    这一看起来平静的一年，却可能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移：中国的对外交通正在逐渐转向海洋。周庆立就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关官员，在他之后，一个繁荣的海外贸易体系已渐渐成形。   从西域到南海

    唐代的对外格局是在此前历史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自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对外交通的重心长期是面向西域的陆路，尤其在西晋覆亡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着不同的语言，沿着黄沙迷漫的丝绸之路跋涉而来，其结果不仅促成商品贸易的交流，外来文化（尤其佛教）还给中国文化开辟出全新局面。与之相比，当时尚未全面开发的南方在三国孙吴时期才开始发展海外交通，受国力和技术所限，直至南朝被隋吞并，南方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仍与北方相去甚远。

    隋唐王室原本都出于北方豪族，定都长安也使他们无疑更注重放眼内陆亚洲；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终点的长安由此成为当时一座国际性大都市。那时输入的外来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而承担这一交流职能的则主要是中亚的粟特胡商，粟特人不仅经商，由他们带来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也深深影响了唐人，所谓“中古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也通过他们而传入大唐。盛唐时代也是粟特商人两三百年来在中国活动所达到的顶点。

    但一种新的趋势也在此时逐渐浮现：南方的海外贸易小传统已经开始复兴。当时闽粤一带仍被普遍视为遥远的蛮荒之地，但早在唐初武则天时期，广州已是南海边一个重要的国际商港：“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王方庆传》）这里说的“昆仑”，就是东南亚一带熟习水性的土著。到天宝九年（750年）鉴真途经广州时，已看到广州海面上“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大和尚东征传》）。

    因此，开元四年（716年）韶关人张九龄奏请开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岭新路，以充分利用岭南对海外交通的优势：“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虽然其中不无文学夸张的语气，但此路辟通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大路之后，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联系，重塑了岭南的商路，由此北江开始日渐繁忙，而以前通往广西的商路逐渐废弃（叶显恩等《广东航运史》），这又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文献中最早可见的中国海关官员，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即开元二年（714年）的安南市舶使周庆立。中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曾提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虽然著作的时代略晚，但也可见安南和广州长期是南海边的著名港口。

    安史之乱（755-763年）加速了这一从西域到南海的转移过程。说来讽刺，安史之乱的两个起事者安禄山和史思明，本身都有粟特血统，但正是他们不成功的叛乱终结了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在长期动荡之下，驻守西域的唐军内撤勤王，西域和河西走廊落入回鹘和吐蕃势力之手，中原势力从此绝迹于中亚长达一千年之久；而没有了帝国维护陆路交通的安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就逐渐不复当年盛况，更不必说由于叛乱者的种族背景，胡人在中唐以后也遭到了中原汉人的敌视和歧视。

    江淮以南的南方当时并未受战火波及，由于北方藩镇割据，唐朝中央越发依靠南方在财力和人力上的供给以支撑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构。在安史之乱结束的广德元年（763年），唐朝正式在广州设立市舶提举司，掌征收外贸商税、检查来往船只、收购专卖品。之所以设在广州，原因也很简单：自秦汉以来的数百年里，广州一直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正如长安和洛阳是陆路丝绸之路的终点。当时珠江三角洲尚未完全形成，珠江口的海面远比现在开阔，广州是一座海滨城市，也是南洋商舶到达中国的第一个港口。唐朝继续以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态度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收并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唐以后大量海外珍奇如象牙、宝石、白鹦鹉等陆续从海路输入，甚至奴隶的来源也出现了转移：早先是粟特人口贩子转运的胡人妇女，而现在则出现了南洋来的皮肤黝黑且熟识水性的昆仑奴，他们成为唐传奇中新的角色。从8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和世界其他部分一样经历了一个“南方化”的过程，来自南方的各种文化因素（如饮茶习俗）开始扩散和弥漫到全国，而南方的闽粤航海传统自此得以全面兴盛，逐渐取代西域通道而成为此后一千多年里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改变了中国的外贸结构和文化取向，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海外贸易网络的形成

    市舶提举司在763年的正式设立标志着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这本身也意味着当时的海外贸易网络已成长到不容忽视的程度。

    唐代广州的海路贸易，分东西两道，东道通往日本、渤海、流求等地，但最重要的则是向西南到东南亚、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阿拉伯帝国的商路，尤其是穆斯林商人。原先承担驮运各种珍奇贩运到长安的主要是粟特、回鹘等中亚的胡商，而8世纪中叶以后到广州等地从事贸易的外商则主要是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据说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曼苏尔（745-775年在位）曾说：“这是底格里斯河，从这里到中国没有任何障碍，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海上运来。”当时曾有大量来自西亚的穆斯林人生活在广州，建造起怀圣寺、光塔（早先被称为“蕃塔”），每年五六月间西南季风到广州时即有人登顶宣礼，并在夜间点灯（塔高达615尺），可以作为航道灯塔来导航，此后在几个世纪里都是海船从珠江口进入广州城时最高和最容易辨识的航标。

    到德宗贞元十一年至十七年（795-801年）王锷任岭南节度史时，广州参与海外贸易的程度愈益加深：他曾“日发十余艇”，且“周以岁时，循环不绝”（《旧唐书?王锷传》）地加入到商贸活动中去。当时经“广州通海夷道”来贸易的国家据说不下一百个——柳宗元曾记载：抵达广州的商人“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厦（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岭南节度飨军堂记》）。

    晚唐时聚居在广州蕃坊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的数量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黄巢破广州时，“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12万人被他杀害了”，当时广州“是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为中国商货与阿拉伯商货荟萃的地方”。

    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逐渐调敝，原本依靠转运贸易致富的中亚城市开始慢慢走向衰败。与之相反，在盛唐时还被视为蛮荒异域的东南亚一带，接过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的贸易中转，许多港口因此而发展了起来。广州远离任何一个统一政权都城的独立位置使它可以在任何时代都保持开放而不影响国家根本政策。这又使得南方的经济愈加繁荣，因为自唐宋时代起，这些面向南洋的港口主要都集中在南方；直至清代中期，长江口以北的北方唯一兴盛的大港天津也是以国内贸易为主。

    在这个海外贸易网络中，中国人逐渐占据上风并成为主要的承担者。这与此前的陆路外贸截然不同：陆路贸易的承担者通常是粟特、突厥、回鹘等胡商，因为从长安到中亚、拜占庭、欧洲的道路极为漫长，许多路段地形复杂且盗匪出没，是一种不断在中间商之间分段转运的贸易，不善控制骆驼及熟习多种语言的汉人很难从事这一贸易，因此往往是游牧民族居中联系并控制相关的商路。海上贸易却对造船、驾驶技巧等技术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且海路相对安全——它只需要一系列和平开放的港口。在早先的陆路对外贸易中几乎没什么知名的中国商人，更别说移民国外了，而海路贸易最终却使中国人深深介入东南亚的经济结构，以及数百万中国人“下南洋”。

    商队在陆地行走速度较慢，骆驼所能驮的货物重量也远不及一艘大船，而遭遇抢劫的风险却远高于海上被海盗抢劫，因此在火车发明之前，陆路商队运输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只有非常贵重的物品才能负担得起远程陆路运输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昂贵的外国商品通常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消费，将之视为一种身份象征，其经济意义微不足道。但海路则不同，负载重的船只反而不易沉没，空船还需要用大量石头或瓷器等压舱，因此海洋使大量笨重的大宗散货（兼有压舱和出售两重用途）也得以进行贸易交换，而这些也是平民可以消费的。中唐以后闽粤商人将大量中国货物（瓷器、茶叶、丝绸等）运载到海外，并使东南亚等地的经济活动也为供应中国市场而组织起来，最终推动了区域性工业布局的形成。此外，海外运输还对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各方面提出了技术革命的要求，催生了相关科技进步。

    西方学者曾用“早期全球化”（archaic globaliza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中古时期这一交流网络的形成，异域货物、思想观念、文化力量等逐渐出现一个横跨各洲的联系。那是一个多中心的全球化，中国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中心——唐朝中国不仅是这个贸易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还是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全球史学者jerry bentley认为，在全球性互动中，三种主要进程（大规模移民、帝国的建立和远程贸易）具有“超越社会和文化区域疆界的重大意义”，不难看出，这三者在海洋中国的时代同时在进行。   失去的机会？

    现在提起唐朝，人们常常将它视为中国古代文明曾达到过的一个巅峰，而与之相连的则是一个外向、自信、开放、文化多元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唐朝在对外交流中的行为，塑造了今天人们所感知到的“盛唐气象”。但“巅峰”的意思是：你好不容易到达那个顶点之后，发现很难在那里长期停留，事实上唐朝也是两千年帝制中国时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不仅见证了辉煌、见证了变迁，也预示了此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败。人们或许会遗憾：为何中国未能在一个国力强盛的时代，趁着转向南海的历史机遇，向一个海洋国家转型？但事实上，如果说那是一个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必然会失去的机会。

    唐代海路贸易确实催生了一个颇有希望的“海洋中国”，然而这种繁荣，与西欧海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仅具有表面上的相似，而其背后运作机制则大异其趣。

    长距离的海洋贸易，在技术条件简陋的时代，是风险极高的行业。一旦有一批货物在海上沉没，普通商人大多就此破产，因此古代诸文明中，无论是埃及、苏美尔、中国，最初都是神庙或宫廷垄断海外贸易——也只有这样财力雄厚的机构才能消费这些特殊商品。在中国，自秦汉以来，皇帝一直竭力垄断对海外的贸易，早在西汉就有宦官代表皇帝去海外采购珠宝异物，所获利润也归皇帝的个人财库少府，而不列入国家税收。

    现代人出于一种观念的回溯，常把唐代设立的提举市舶司视为中国最早的海关机构，但必须记住的是：它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海关。唐代向海外贸易征收的市舶税，实际上均由宦官主管；也就是说，海外贸易的繁荣，最终获得好处的仅是皇帝个人。中国第一任海关官员周庆立之所以出现在《旧唐书?玄宗本纪》中，就是因为他和波斯人“广造奇巧，将以进内”——换言之，搜罗各种海外珍奇，想献给皇帝博取其欢心，以至于这种蛊惑皇帝的行为引起正直大臣的不满。

    研究海洋中国及东南亚贸易的史学家王赓武在《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中指出：“市舶使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往往独立于地方当局之外，并由宦官控制”。这一内廷宦官主导海外贸易的传统一直沿袭到郑和时代都没有变化过。在这种情况下，海外贸易和政治合法性和皇帝私人财库密切相关，却不能增加国家财政层面的财富。这并不是一种企业行为和商品经济，从中是绝无可能萌生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更别说使整个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型了。

    如果当时能向一个海洋国家转型，那必须有一个高度活跃的民间海外贸易为基础，并把整个国家当做一个贸易公司来经营（正如威尼斯、荷兰之所为），但这在唐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代的官方海外贸易毫无意义，它至少提高了远程贸易量，而这本身也标志着跨文化互动规模的增长。但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唐代的“开放”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它和历代一样严格限制内部居民流动，行旅往来于道路河川咽喉之地都要查验官府签发的通行证，更不许居民私自出国（所以玄奘和鉴真两位大师按唐代法律都属于非法出境）；它也屡次禁止民间参与海外贸易，只是闽粤一带天高皇帝远，这一禁令收效甚微。

    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能得以逐渐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们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边缘位置，这使得当地社会能打破官方垄断的企图，灵活地自我调整以加入到海洋贸易的活动中去，但代价则是他们的活动常常无法得到官方的支持。这有点类似《东南亚贸易时代》中所提到的东南亚在17世纪的悲剧：由于权力和贸易密不可分，统治者和大臣不允许一个拥有自己声音的、独立于宫廷之外的大商人阶层存在，加上西方列强的竞争和打击，遂使当地无法向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转型。

    应该说，中国并不曾失去那个机会，因为它并不曾有过——至少在唐代是如此。然而理解这一历史，则不失为中国人一个反思的契机。       <h2>仁宣之治与仁宣之死</h2>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很多个盛世，有名的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明朝有两个可归入“盛世”的时期：一个是“仁宣之治”，一个是“弘治中兴”。明末清初时，有人也把万历时期也说成一个盛世，但后来又有言论称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此后少有人再把万历朝称为盛世了。   明朝治世：仁宣之治

    仁、宣，指的是明代第四位皇帝仁宗朱高炽和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仁宣之治与其他盛世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它的延续时间特别短，两朝加起来不过11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康乾盛世持续时间超过了100年，占了整个清王朝约近一半的时间。

    康、雍、乾分别是清代入关后的第二、三、四位皇帝，与明朝仁、宣二帝一样，符合一个朝代开国之后，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国势逐渐上扬，遂进入升平之世的发展特点。但盛世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准备期和巩固期，相比之下，仁、宣两代的11年，就显得太短促了。

    怎样才算得上盛世？一般来说有两个标准：首先得物阜民丰、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其次，国力强大，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能记得住的文治武功。

    然而，若仅论国力之强大，仁、宣时期无疑要输给它前面的永乐朝。明代历史上著名的下洋入番、五伐漠北、营建北京、经略安南、编纂永乐大典等都发生在永乐朝；仁、宣时期，几乎没什么宏大政绩可以称述，甚至在宣德朝，还接连发生藩王造反、交阯行省独立等一系列重大事变。

    如果说永乐朝是夏日江水暴涨时的壮阔场面，那么仁、宣时期则像立秋之后江水逐渐退时后呈现出的和睦、升平景象。实际上，仁、宣朝在国力上呈现出的“颓势”，正是仁宗和宣宗对永乐朝好大喜功政策进行刻意调整的结果。

    永乐时期大兴事功，国力消耗非常大，好比郑和下西洋，花费无数金钱和人力，却只宣扬了“国威”；朱棣数次北征，耗费巨大钱粮，给国家财政和人民带来了异常沉重的负担。仁宗即位后，立刻通过大赦天下的诏书，停止了这些劳民伤财的举措。

    孔子说：“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可是仁宗刚上台即下令解散下西洋的船队、召回各地的买办钦使，甚至试图放弃新都北京、回都南京等这些举动不啻承认，永乐时期的一些政策是加在人民头上的枷锁，而仁宗的新政就是要为国家、百姓卸下这些重担。

    宣宗在位期间，虽然处处模仿祖父朱棣，也曾试图出塞、下洋，但受限于永乐朝巨大消耗之后衰落的国力，已无法承受庞大开支；同时，由于长期的动乱与镇压，交阯行省也成为明朝沉重的负担，宣宗最后被迫放弃朱棣时期的经略，将数十万军民撤回国内。总体上讲，宣德年间为民减负的政策使用、较为清明的吏治使得国内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仁宣时期，不仅与前面的永乐朝形成强烈的对比，与继之而起的明英宗正统朝也有很大不同。正统十四年间，朝政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出现了宦官干政。大太监王振被认为是明朝第一个“权阉”。当时，蒙古瓦剌部在漠北兴起，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边，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王振怂恿英宗朱祁镇亲征，天子王师在土木堡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这意味着，大明王朝的辉煌岁月已为往事。无论是向前比，还是往后比，仁、宣年间，总体上都呈现出稳定、宽松的局面，对于百姓来说，是难得的黄金十年。

    所谓盛世或治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概念的定义标准是有矛盾的。在专制时代，无论是要新建宏大的土木工程，还是要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等，都不可避免要加大对地方及百姓的盘剥，换言之，证明国家强大的事例愈多，百姓身上的负担愈加沉重。即便是所谓“圣君”在位，如明朝的洪武、永乐时期，国内矛盾也非常突出，经常发生民变和动乱，只是这些都被掩盖在“盛世”的荣光之下。

    可见，在一番丰功伟绩之外，真正的国盛民强，还需要“与民休息”。仁、宣二帝在历史上立名，不称盛世，而称“治世”；威武张扬的永乐朝，却没人称之为“盛”，其要义皆在于此。   仁宗、宣宗死亡疑案

    明仁宗在称帝之前，已经作为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多年。但他只负责处理日常的朝政，对于征伐、人事等大政，并没有什么权力。要命的是，他的父亲不喜欢他，起初都没想让他入居储位，最后还是一个相士，给他父子相了一面，得出佳兆，才一锤定音。

    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相面大师，就包括元末明初的袁珙，人称袁柳庄，又称柳庄神相。想当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之前，犹豫不决，于是军师姚广孝把袁珙请来，给燕王相了一面。袁珙是这么说的：

    “（王）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

    朱棣生于1360年，1402年登基，正好年过四十。此判语准确，袁珙得到了朱棣的信任。

    那么当朱棣为继承人的选择而迟疑不决时，袁大师的相语就非常关键了。史云：

    “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万岁天子。’储位乃定。”

    仁宗从永乐二年被册立为皇太子，到永乐二十二年即位，在储君的位置上一坐便是20年，过得相当辛苦。他父亲经常寻借口打磨他，使他做人战战兢兢，做事束手束脚；他两个弟弟又不服气，不断向他的地位发起挑战。幸运的是，稳健的仁宗最后仍然顺利继位。但奇怪的是，仁宗即位还不到一年时间，就突然去世了。他是怎么死的呢？

    从明朝官修国史《明仁宗实录》的记载来看，仁宗属于暴亡。他死在洪熙元年的五月，而就在一月之前他还下敕给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命其修理南京宫殿，以备明年春天还都南京。同时，他派皇太子朱瞻基亲自到南京坐镇，太子于四月十三日离开北京。如果仁宗身罹痼疾，有性命之忧，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把皇位继承人打发到几千里外的地方去。

    五月十日，仁宗照旧处理政事，还因为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罗汝敬言事不中听，发了脾气，将两人降了官。十一日，忽然就“不豫”了，而且是病来如山倒，仁宗马上预感到可能不行了，当即下令急召太子回京，次日即告“大渐”（临终之意），仁宗在病榻上口授遗诏，并于当日驾崩于钦安殿。

    仁宗从忽然发病到死亡，仅仅两天时间。其死亡之速，与清代雍正皇帝近似。据张廷玉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但到二十二日晚间，忽然就“大渐”了，众臣“惊骇欲绝”，纷纷赶到圆明园寝宫请安，没过多久，到次日凌晨子时，雍正帝即“龙驭上宾”了。现有学者研究指出，雍正帝是长期服食丹药致身体中毒，才突然死亡的。对于仁宗的死，民间议论纷纷，流传着其死因之谜的诸多传说。仁宗朱高炽之死也是明朝十六帝死亡鉴定中最大的疑案。

    明成化时人陆釴《病逸漫记》说：“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指出当时社会上有两种猜测：被雷震死，被宫人误杀。

    明代中期以后流布较广的《明记略》一书则指出：“仁宗或云死于雷，或云为宫人所毒，或云为内官击杀。”可见后来传言又增一种：为宦官所弑杀。

    仁宗是被雷劈死的吗？嘉靖时人张合说，雷只是个幌子，仁宗其实是被宦官击杀的。他在《宙载》一书中说：一个阴雨天，仁宗上罢朝，退回后宫，突然就报“崩”了——有传闻称，仁宗回宫后被宦官刺杀，刚好那天打雷，宦官就伪称仁宗是被雷震死的。至于宦官为什么要弑君，张合解释道：“仁宗即位后，恶宦官，每欲诛戮”，结果被宦官先下手为强杀死。

    仁宗到底是怎么死的？陆釴曾好奇地向一位雷姓太监求证，这位太监给出的答案是“盖阴症”至于阴症是什么，陆釴没有详说。笔者也不敢乱解，但另有一个大胆揣测，为仁宗之死补上另一种可能：仁宗或与雍正帝一样，是服食丹药中毒而亡。

    据史书记载，为人温文尔雅的仁宗，在生前的最后时光，一反常态，脾气异常暴躁，很容易被激怒，而一旦发作，几乎难以遏制自己的行为。比如大理寺少卿弋谦，响应皇上初登基时求言的号召，多次上疏言事，仁宗就怪他“逾分”“卖直沽名”，每当临朝之际，恶感“数形于词气”，话不好听，脸不好看，大概事也难办吧，搞得“朝臣皆悚仄，相与以言为戒”。

    还有一次，他差点把明初的名臣、任过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明朝最高学府的校长）的李时勉当朝打死。李时勉是个好言敢谏之人，为此在永乐年间吃过不少苦头。洪熙元年五月的一天，李时勉又出来讲话了，当着百官的面，他直言皇帝守孝之期还未结束就派宦官远至福建选取侍女的丑事，遂深深激怒了仁宗，当朝爆发，命侍卫打断了他三根肋骨，并降了官。不料李时勉也是个暴脾气，性格亢傲得很，他三天内连上三份奏章，提了更多的意见。仁宗认为李时勉是故意挑衅，干脆将他抓起来，施以严刑。亏得诏狱掌刑的锦衣卫千户曾受过李时勉的恩，秘密请来医生，为他疗伤，才侥幸不死。不过仁宗真是气着了，直到“大渐”那一天，犹有余恨，切齿对大臣夏原吉说：“李时勉当廷辱我！”一念此事，还是忍不住勃然暴怒，当晚就死了。

    脾气暴躁、动辄发怒是服食丹药者的共性之一。仁宗生前炼丹，且为丹药毙命，从他的死亡的地点也可看出端倪。仁宗没有死在“天子正寝”乾清宫，而是死在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北端的钦安殿。这座宫殿至今还保留了明代的建筑风格，它始建于永乐年间，供奉的是永乐皇帝的保护神真武大帝，是明宫进行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虽然没有直接材料记述仁宗晚年都在钦安殿里干什么，但显然想必除了烧符炼丹，也别无其他事可做。仁宗身体底子本来就弱，兼之炼丹服食操之过切，内火旺盛，所以脾气也变得暴躁。对此，曾在翰林院供职的罗汝敬后来说：“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可谓直接证据。

    仁宗之父明成祖朱棣死在北征回师的路上，也属于“暴崩”。朱棣笃信道教，大约永乐十五年后就很少出朝理政了，而是在宫中建立玄坛、斋醮扶鸾。他晚年患病，却不好生吃药，只吃灵济宫道士给他进的金丹。吃了丹药之后是什么情况？神相袁珙之子袁忠彻说：朱棣服药后，“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他实在痛心，便大胆谏了一句说：“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不料朱棣听了发怒道：“仙药不服，服凡药耶？”永乐二十二年四月，朱棣率师出塞，出兵时身体还无恙，中途还多次宴饮群臣，不想突然发病，没几天就死了，他甚至没能撑到大军入塞。这种突发而骤亡的情形，与仁宗之死非常相似。

    仁宗作为不讨朱棣喜欢的儿子，为了投其所好，也学他钻研道教，大搞修合烧炼那一套，是再自然不过之事。对于仁宗服毒，外臣多不知，或知而不敢言，但在内廷行走的近臣多有所了解。好比那位袁忠彻，还有一位名叫盛启东的御医，这两人都是入了《明史?方技传》的人物，但都不讨仁宗喜欢。为此盛启东非常忧虑，有一次袁忠彻偷偷对盛启东说：“你不要过于忧虑，我观仁宗之相，非永寿之人，他不会在宝位上坐太久的。”袁忠彻的话后来果然应验，仁宗只做了8个月天子就去世了。这难道是袁忠彻相术高明，判人生死如寄？笔者推测应该是他深知仁宗与他父亲一样，中毒已深，不是医药所能挽救，故此才敢如此放言。

    其实朱棣祖孙三代都是服食丹药的爱好者，过去人们对宣宗本人的情况注意不多，我们通过一些史料片段也能发现一些端倪。宣宗与他父亲仁宗一样，也是“骤崩”的。他从宣德九年十二月底发病，到次年正月驾崩，时间非常的短，且殁年仅38岁。据太监阮安留目击，宣宗死时“肌肤燥裂犹燔鱼”，身上的皮肤就像烧烤架上的烤鱼一般。阮太监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以烈剂故”。烈剂应该就是炼丹炉里的产品。只是不知道它的功效是壮阳还是修合长生不死之术的。

    宣宗好色，是众人皆知的。在这方面，他与其祖父朱棣有同好。宣宗在他父亲仁宗三年的丧期还没出，就急不可待地派人去某藩属国选美。该国国王大为诧异：“（仁宗）初丧，（宣宗）使人求女，意实急急。”在国丧期间选女，显然与传统的“君德”是大相违戾的。

    据明英宗天顺朝阁臣李贤提供的可信材料，宣宗很喜欢修炼这一套把戏。宣德年间时有个叫常中孚的，做了一个巡检的小官。传言说此人身怀奇术——能“煮白金”（煮非煮酒之煮，乃指煮炼，是一种化学工艺，煮白金就是烧炼白银的意思），谁家宝玉之器损坏了，他能修补如初。宣宗听说他的大名，便把他找来，要试他本事。后来宣宗一高兴，授他正五品的吏部郎中之职，并经常召他进宫，还专门为他在宫里造了一处场子，方便他行其密术。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外人自然是“闲人不许入内”，就是宣宗非常亲信的太监也不得一窥究竟。

    身为天子的宣宗，当然不在乎江湖烧炼的那几两银子，恐怕主要还是炼丹。丹药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汞也就是水银，是剧毒之物。人长期服食硫、汞这些毒物，对内脏及神经系统将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损伤。据祝允明《野记》记载：宣宗曾乘一时之怒杀了两名小太监。怒气消后，方觉死者无辜，死得可怜，但悔之无及矣。一日在宫中游幸，突然瞪大眼，指一处大叫：“那厮又在此！”即命取弹丸乱射。左右不知何故，奇怪地问：“那是什么？”宣宗惊魂未定，喘着粗气道：“就是被我杀死的两个太监，他们见朕来了，伏在那里，一言不发。”但左右什么都没有看到。以后这样的怪事愈发频密，直到宣宗晏驾。这恐怕就是宣宗在中毒之后出现的幻觉。

    仁、宣二帝，一位活了48岁，一位活了38岁，都是猝死。《明史》本纪对仁宗的评价是：“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意思是仁宗如果能多活一些年，他一定能实现明代的文景之治。其实仁宗在位虽然未及一年，人们已将“仁宣之治”的美冠加冕于他。

    对于宣宗，《明史》的评价更为具体，说他“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称赞宣宗“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说宣宗是能继述祖宗美德和事业的好皇帝。故后世将宣宗与仁宗联在一起，合称仁宣之治，是较为公允的评价。

    那么仁、宣二帝服食丹药的内幕，是否要颠覆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呢？并非如此。史书中的皇帝多不像“人”，只是一具被包裹在圣君金纸之下的、没有内心世界的偶像。正史当然不会记载仁宗死亡的真相，但我们却从关于他死亡之谜的种种猜测中，看到这位皇帝生活的不幸——20多年唯谨唯危、险象环生的太子生涯，严苛暴虐的父亲、强势的妻子、不友的弟弟、争宠的妃嫔和他本人软弱的性格，这都驱使他去“仙药”中寻找片刻的安宁。而我们透过宣宗“英姿睿略”的形象背后，看到的是一个富有情趣、性灵而多欲的纨绔形象。这些与躺在帝王宗庙里的那幅画像综合起来，才构成一个立体的“人”，使我们得以全面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真实帝王。       <h2>一个县令的1635</h2>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早晨，太和县县令吴世济像往常一样早起，打算在县衙内用完早餐后，就去城内巡查。属下的一个紧急报告，让他立即放下碗筷：“流寇”接近城下！

    “流寇”来袭的传言终于成为现实。为此，他已经在惴惴不安中准备了半年。

    此前一年六月，在溧水县做了六年“教谕”（明清时期县一级政府负责教育工作的官员）的吴世济，被任命为凤阳府颍州太和县新一任县令。能够获得升迁自然是一件喜事，可吴世济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这个月，在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的指挥下，官军一度将李自成、张献忠等逼得走投无路，但最后时刻，陈却中了李、张的诈降之计。自七月开始，缓过劲儿来的农民军重新迅速发展，河南的形势越发严峻。太和县在凤阳府的最西端，一旦农民军由河南东进安徽，太和必然首先成为进攻的对象。

    刚一上任，就要考虑如何抵御“流寇”，显然非常棘手。而作为一个新到的“外来户”，吴世济也很清楚，像抵御“流寇”这种事情，他必须先征询一下当地士绅的意见。

    所谓“士绅”，在明清两代，主要是指享有科举功名但又不做官的知识群体。这些人，要么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要么是考取了科举功名但未做官的地方才俊。在明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通常只能到县一级政权，而县以下大大小小的村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由士绅阶层来维持的。长期混迹于基层的吴世济，当然清楚这些人的分量。

    按吴世济最初的打算，抵御“流寇”最好的措施自然是请官军驻防太和县。不过出乎预料的是，他请来的“地方精英”们都不认可这个建议。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明确：明军军纪太差，“兵之祸甚于寇也”。“地方精英”不支持自己的意见，吴世济只好放弃请官军驻防的计划。

    其实以吴世济的经历，又何尝不知官军军纪涣散、为害地方？只是连正规官军应对“流寇”都很吃力，在没有官军驻防的条件下，太和能守住么？   备战

    自崇祯七年八月开始，昔日平静的太和县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巩固城防、编练民兵、修造武器，在知县吴世济的领导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正式揭开太和县备战大幕的，却是一篇关于太和县境内“西人”的告示。

    吴世济所谓的“西人”，是指在太和县境内侨居的山西、陕西商人。自十六世纪起，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大明朝的商人们也活跃起来了，晋商、陕商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商人集团。凤阳府地跨江淮、毗邻楚豫，是当时商品由东向西运输的主要通道，因此凤阳府境内落脚的外来商人颇有一些规模。而当同样起于山、陕的农民军大军压境时，侨居在凤阳府的山、陕商人的身份自然一下敏感起来了。

    “西人”处置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太和县民心的稳定，因而吴世济把其作为备战之初的首要问题。在这篇名为“查编流寓”的简短告示里，吴世济首先安慰了下太和县境内的“西人”：“尔等侨寓已久，应无不肖之心”。不过，这位知县很快就露出了发告示的真实目的：在太和境内落脚的山、陕商人，须将自己“作何经营生业，寓何集镇处所，系何原籍姓名，详注一册，送县严查”。当然，吴世济也没忘警告本地的土著不许趁机作乱，迫害西人。

    备战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也是最让吴世济头痛的是：没钱。

    这个时候缺钱的，可不仅仅是太和县。明末内忧外患不断，各类开销剧增，于是中央政府一次次加税，基层政权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向上“输血”：除了向农民征税，像太和县这样基层政权还要尽可能地削减各项开支。吴世济刚一上任，就发现县衙账上可用的银两，连正常年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可崇祯七年，太和县应上缴的各类赋税，总额已超过白银一万两。

    “此民穷财尽，未有如今日之太和者也”。崇祯八年正月初七，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吴世济向上级提出“申请截留”，因为在太和县应上缴的赋税里，此时还有最后一小批尚未运走。

    申请发出后，吴世济立刻陷入焦急的等待中。留给太和县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守城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早晨，吴世济心情颇为烦乱：申请截留的公文已经发出去七天了，却仍未有回复；紧接着又有流言称：一支八万余人的农民军正向颍州、太和方向进发；昨夜，他又接到报告：与太和相邻颍州方向硝烟滚滚、火光一片，颍州城怕是已经失守了。

    不过吴世济没有料到想到：就在他吃早饭的时候，进军神速的农民军已经进入了太和县境内。

    吴世济接到报告，立刻率人赶到城头督战。从城楼上望去，只见尘土飞扬之中，一支穿红骑马的农民军直奔城下而来，“衣饰华整，皆挟强弓劲矢，兵刃森列”，这是吴世济对这支农民军的第一印象。不过这位县令很快就发现，眼前的这支部队总共也就二千人左右，远非之前所称的八万。“贼不过张其数以虚声恐吓我耳，”看到“流寇”数量远比预想的少，吴世济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些许。

    就算区区两千人，应对起来也不容易。守卫太和县的乡兵义勇，都是从普通百姓中临时挑选出来的，这些人既没受过多少正规军事训练，更无实战经验。仗尚未开打，很多乡勇义兵就被农民军的阵势给吓住了。

    关键时刻，以生员（秀才）、举人为主的士绅阶层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门，负责守城门的生员侯功鸿，见手下人被“流寇”攻势吓得手足无措，立刻率先向城下射出一箭，以壮军威；在东门，生员关寓卷见有奸细准备从水道中入城，不顾城上飞如雨下的矢石，亲自下到城中的水道中将奸细擒杀。士绅阶层身先士卒，民兵们自然士气大振。在生员赵志鸿负责守卫的南门西角楼，马夫孙学诗见登云梯攻城的“流寇”中，有一人看起来像是头目，立刻举磨盘向其奋力一砸，将其击毙于城下。

    没过多久，吴世济就接获下属报告：太和县马夫孙学诗在守城过程中，用磨盘击毙了匪首王自用。

    王自用，陕西绥德(一作宜川)人。崇祯元年，王自用与“混天王”等起义，号“紫金梁”，为王嘉胤部属。崇祯四年，王嘉胤战死，王自用率残部东山再起，并凭借自己强劲的实力，被当时的三十六营义军推为盟主。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被击毙于太和县城下，吴世济在接到报告时也不大敢相信，以至于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把“毙紫金梁于城下”做为重要战果向上汇报。

    凭借着官、绅、民齐心协力，太和县顶住了农民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在五次攻城未果后，农民军遂于十七日从太和县城下撤离。“流寇”撤出了太和县，吴世济稍微缓了口气。

    但吴世济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流寇”刚刚退去，新一年的税收任务又下来了。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征收赋税，显然让吴世济左右为难，这位知县唯一能做的就是：拖。   迎官军

    随着“流寇”退去，太和县紧张的气氛缓解了不少。经过一番与农民军打交道，吴世济发现，农民军远没有传说中的可怕，在一月底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吴世济就称农民军“语言装束，直同儿戏”。作为帝国官僚体系最低端的官员，吴世济此时是以一种蔑视的心态看待“流寇”。

    同是在这个时候，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崇祯皇帝，看待“流寇”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情。

    在凤阳府下辖的五州十三县里，地位最重要的当属凤阳县。凤阳县是朱元璋父母陵墓的所在地，又有“龙兴寺”等朱元璋早年的故迹，被明王朝统治者视为“龙脉”所在。可如此重要的地方，在正月十五这天，却被张献忠用半天时间就攻陷了。

    张献忠本来就是个性格偏激的人，此番攻占了大明王朝“龙兴之地”，更是杀心大起。据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凤阳的三天时间里，“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余间”，而被明朝统治者视为“万世根本之地”的凤阳皇陵，也被张献忠付之一炬。

    二月初，凤阳祖陵被焚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朝野大骇。崇祯皇帝闻报后惊惶不已，孝服理政。兵部尚书张凤翼、凤阳巡抚杨一鹏等一批相关官员随即被问罪，锦衣卫指挥使王世盛甚至因为杨一鹏的案子结得慢了点，也被盛怒之下的崇祯皇帝免了职。紧接着，崇祯帝下令在西北的洪承畴统兵出潼关，并限期“六月灭贼”。此后大批官军陆续从各地向凤阳、庐州一线开进。

    二月中旬，太和县接到官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身居皖北一隅的吴世济，当然不清楚近一个月来政局的变动。二月二十日，“不识时务”的吴世济洋洋洒洒近千言，向上级陈述了“请免派防”的各种理由。不过他这个公文刚发出去没几天，接洽驻防事宜的先遣部队已经到太和县城下了。吴世济只好做官军进驻太和县的准备。

    此时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派往太和的部队刚到了太和县，就因为战事紧急给调走了，驻防太和的任务将另派其他部队。

    三月末，一张“兵至民安”的告示出现了太和县的街头。有了上次跟官军打交道的经验，吴世济这次特意强调：“所用银钱粮料，官兵若不还钱，俱做本县正项支销”。

    几天后，明军将领杨武烈率领的一支官军正式进驻太和县。   抓土贼

    尽管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西人”问题，可这一块还是出问题了。二三月间，太和县境内连续发生了四起“西人”被害的命案。而作案的凶手，则是横行颍州、太和一带二十余年的“土贼”王本仁。

    与“流寇”相对，所谓“土贼”，是指长期盘踞在某一地方的贼寇。与动辄规模上万的“流寇”相比，“土贼”规模要小很多。作为太和一带数一数二的“土贼”，王本仁手下党羽也不过百余人。大明朝的高级官员们当然不屑理会王本仁这样的“小人物”，可明代州县通常都是没有驻军的，单凭衙役、捕快这些小吏，也对付不了成规模的“土贼”。“流寇”来犯之际，各地的“土贼”更是凭借对地方情况的熟悉，趁机大肆杀掠。

    面对“流寇未平，土贼四起”的局面，吴世济一度颇为无奈。吴世济当然清楚“西人”命案的重要性，可本地的捕快早被王本仁吓破了胆，自然是不能指望了。三月初，吴世济见乡人侯养德有勇有谋、胆略过人，特地将其请入县衙，希望其出面为民除害。性格豪爽的侯养德当即领命。

    可五天后，两手空空的侯养德回来复命：王本仁党羽众多，“缓之或可图，一急之，即反矣”。

    杨武烈的官军入驻，对于吴世济来讲，最大的意义不在于防御“流寇”，而在于他有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去对付“土贼”。

    四月二十日半夜，经过仔细筹划，杨武烈亲率一支精锐部队直奔城外王本仁的老巢而去。不料“神通广大”的王本仁提前接到信报，抢在杨武烈到达之前跑掉了。堂堂官军竟然连个小“土贼”都抓不到，杨武烈不免有点丧气，不过吴世济却已有胜算：王本仁虽然走脱，但此次行动足以打掉这位“土霸王”的霸气。王本仁在颍州、太和一带民愤极大，根本无法藏匿。吴世济断言：“本仁怨家多，旦晚可成擒”。

    果然，几天后，王本仁藏匿之所被人发现，杨武烈闻讯后立刻派人抓捕。“土贼”王本仁就此落网。

    四月里，吴世济的心情显然不错。“土贼”王本仁就擒，免去了一个心头大患。更重要的是，吴世济一直期盼的减免赋税，这个时候也有了实质进展。出于缓和社会矛盾的考虑，崇祯皇帝下旨：凤阳府遭兵荒的州县，崇祯六、七、八年应征的各类新旧赋税一律停征。此前一月份下达的赋税任务，吴世济拖到三月份才完成，这笔钱自然被吴世济顺理成章地截留下来了。

    不过对于吴世济来讲，最大的惊喜是官军首领杨武烈。杨武烈本系儒生，因见社稷将倾，毅然投笔从戎。作为儒将，杨武烈律己律下，甚为严格。因而吴世济和太和县士绅一直担心的“兵祸甚于寇”的局面并未出现。   尾声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里，凤阳皇陵被焚，作为朱元璋的子孙，崇祯皇帝朱由检当然清楚朱家“祖坟”被毁的意义。十月初，一贯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第一次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这个举动根本无法挽救局势。正如凤阳皇陵被焚背后暗示的政治寓意一样，明王朝此后内忧外患愈演愈烈，最终走向灭亡。

    对吴世济而言，这也是颇为不平凡的一年。在任太和县令之前，吴世济未做过县令，更没有有任何军事指挥经验。在“流寇”压境之际，一介书生的吴世济全力协调官、绅、民、兵之间的关系，为太和县构筑起了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顶住了“土贼”与“流寇”进攻与骚扰。四年之后，吴世济任满离任。太和县士绅百姓立碑以记其功德。       <h2>袁宏道：一个晚明士人的生活转轨</h2>

    袁宏道放荡不羁，雅致闲适的表象之下，是一个挣扎彷徨的内心，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公元1595年，袁宏道提笔给自己的舅父龚惟长写下一封书信，在信中，他直言不讳地列出了世间最值得留恋的“快活”事：看遍世间的美色，听遍世上的乐曲，尝遍世间的美味，每日大宴宾客，男女混杂，相互嬉闹，千金买舟，带上鼓乐妓妾，浮游湖海……

    这个万历年间最知名的才子，并不知道，这封短短只有数百字的书信注定超越一封家书的意义，成为那个时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书。如果说，在此之前，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读书人的人生哲学和生活逻辑的话，那么此时，纵情游乐，狂宴欢舞，也成为他们人生的重要组成。而这不仅仅是袁宏道个人的价值追求的更迭，更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一个苦闷的县令

    袁宏道写这封著名的家信的时候，正在明帝国最富庶的苏州吴县担任县令，时年28岁。自1573年开始的万历时代虽在政治上日趋保守，但在经济上正日华灿灿。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能够在刚刚入仕之时就执掌一个如此富庶的区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他自己起初也颇为得意，在他给自己的哥哥袁宗道的信中，他不无夸张地写到，“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这个出身于湖北公安名门望族的才子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四年之后就进士及第。此时的仕途更是一片光明。

    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厌倦了这样的官场生涯，他甚至把做县令比作是人生最大的苦差。“上官如云，过客如雨，薄书如山，钱谷如海”，迎来送往的官场应酬，加之不堪负重的繁文缛节，让他连连向最亲近的好友们诉苦，“苦哉、苦哉！难矣，难矣！”

    在吴县大堂之上，这位县令留下最多的并不是治理县境的文告，而是一封封发给朋友的诉苦信。他给沈存肃说，“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明寒暑矣！”他给湘潭知县何起升说，“若夫吴令，直若吞熊胆，通身是苦矣。”他给安福知县杨适筠说，“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

    这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县令的公务劳顿之苦，更是一种精神压抑的折射。自明中叶以来的制度崩溃之态已经愈演愈烈，皇帝怠政、内侍擅权，加之文官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导致大小官员动辄挂冠而去，以至于政坛一度罕见地出现了缺官的怪状。

    早在1580年，云南姚安知府李贽已经用弃官而走的行为诠释了这种苦闷。那时候，李贽53岁，正是官运亨通之时。但这位晚明最知名的思想家不甘于被这种世俗的功名所束缚，他希望摆脱，这并非出于传统的江湖与庙堂的对立情绪，而是一种心性伸张的突破。

    传统的政治体系已经凝固，而新生的个体自由又无从展开，于是这位思想家走上了离经叛道的道路，这反而为他赢取了更大的声望。显然，他的行为和言论在士大夫当中引起了广泛的精神共鸣。这一点从其后来越来越高的声望，以及落发为僧后的境遇就可知，在他辗转官场之时，曾经一贫如洗，而如今以著书立说为业，则得到上至尚书、侍郎、下到总督、巡抚的资助。

    当1588年，袁宏道第一次去拜见这位名士之时，他已经落发为僧，寄居在湖北麻城一个叫做芝佛院的寺庙之中。袁宏道对他崇拜有加，视他为精神导师。尽管长久以来，李贽一直被道学家们咒骂为疯子，袁宏道对李贽过于放浪形骸的作为也曾不以为然，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年轻人与之交往，并将这种崇敬之情维持一生。

    刚刚入职一年多，袁宏道就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老师曾体会到的那种束缚，但他没有像自己的老师那样张扬，只是一遍一遍地向上司苦苦哀求辞职，一会是以家有丧事为借口，一会又声称自己身体完全无法承受公务的要求，但都未得应允。直到真正一场大病来临，卧床数月不起，他的辞职请求才获得了批准。   随性交游

    袁宏道于1597年辞官之后，将妻眷寄托在无锡，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个人漫游。先赴杭州，游历西湖，继而去会稽、绍兴、禹穴、兰亭，又溯新安江游览黄山。他欢快的提到，自己“乍脱官网，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他一路交游文友，诗酒唱和。他与陶周望、虞长孺等人谈文，与江仲嘉、梅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等人谈诗，与云栖、戒山、湛然、立玉等僧侣谈禅，精神上的放松让他连呼，“快活不可言！不可言！”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

    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种种怪诞举止，不仅不会遭到责难，反而会在士林之中赢得赞誉。

    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宽松、相互鼓荡的环境下，迸发出罕见的文化盛景。1640年代，江西一位文人徐世溥不无眷恋的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万历年间的这种盛况，在他眼里，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海瑞的道德风节，袁黄、焦竑的博物，董其昌的书画，徐光启、利玛窦的历法，汤显祖的词曲，李时珍的本草，赵宦光的字学，都是可以与古代先贤媲美的，而这些人同时涌现在万历时代，堪称“文治响盛”。

    而徐世溥提到的这些的万历年间的精英们，不少都与袁宏道有过密切的交往。   寄情声色

    1596年，袁宏道还是在吴县任上之时，他给朋友董其昌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一本书，称它“云霞满纸”，甚至强过西汉辞赋名家枚乘的《七发》，遗憾的是，这本书，他只得到了前半部的抄本，他问董其昌能到哪里抄得下半部。

    十年之后，在给另一个朋友谢肇淛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这本书，他揶揄借书不还的谢肇淛说，“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让袁宏道念念不忘的这部书，就是《金瓶梅》。这部署名兰陵笑笑生的情色小说至今无法确定其作者到底是谁，而袁宏道的这两封书信竟成为证明其最早在世间流传的物证。

    在袁宏道生活的万历时代，在士人的圈子里传看情色文学，几乎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风尚。世俗商业的繁华激发了人欲的膨胀，士大夫们早已不再把洁身自好，引领道德的责任扛在肩上，与其说是世俗的繁华诱引士人们追求一种纵乐的生活，不如说，是士人们的精神解禁引领了整个社会道德的解禁。

    袁宏道的朋友谢肇淛描绘当时的士大夫已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统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枚第之上”。晚明另一位著名的文人张岱更是直言不讳的声称自己，“极爱繁华，好精舍，好养蟀，好妾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羞，好花鸟气……”

    摆在在士人们案头的，除了《金瓶梅》，还有诸如《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书籍，那些一时技痒的文人更是亲自操刀上阵，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都备受推崇。

    即便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笑话，也寓情色于笑谑，万历版的《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而市面上公开售卖，流行的春宫图更是有二十多种，其中万历版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还是其中精品，《风流绝畅图》还以彩色套印而成为世上最早的一部彩印图书。

    如此丰富，充满声色的晚明世界，让不少海外汉学家们惊呼袁宏道所生活的时代为“淫荡的世纪末”。这些汉学家似乎没有错，士人们不仅仅留恋纸上风月，更贪恋于现实中的风月场所。袁宏道曾描述人生的一大快活事就是，风流浪荡，耗尽资财，尽管一身狼狈，但仍然可以“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乐得逍遥快活。

    那些徘徊在苏州、杭州、金陵等江南繁华声色场所的士人们，忘却科场失意，仕途暗淡的苦闷，醉心于欢歌燕舞之中，以至于无妓不成欢。“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在士人们杯酒言欢之际品评而出，狎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癖好，而上升成一种文化，在晚明香艳的笙歌中，家国理想不知不觉中演变为人欲的放纵。   矛盾中的雅致生活

    在过足了闲居的生活后，袁宏道再次出仕了。他来到京城担任了一个闲职。看上去，他对这个职务颇为满意，“若真看作隐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养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

    他养花，为此专门写了一本《瓶史》，论述瓶花供养和插花艺术，书中不厌其烦地提到一些养花的技巧和细节，诸如京城冬天寒冷，不但会冻裂铜器，瓷器的花瓶也容易裂，因此需要用锡瓶。他品茶，为此走遍京城，品评水质的好坏，他提到水以西山碧云寺水、裂帛湖水、龙王堂水为佳，高粱桥一带的水混浊而不宜用。他饮酒，虽然酒量只有“一蕉叶”，但仍写了一部《觞政》，他把下酒物分为五类，悉数优劣。这样的论述，用闲适、精致的散文写就，无处不透露出一种士人生活的雅致情趣。

    1600年，袁宏道的大哥袁宗道病逝，他再次摆脱官场，隐居故土。在湖北公安县城南的柳浪湖边，他倾尽全部积蓄修筑了一所柳浪馆。四周枫柳环绕，盛夏时，浓树遮枢，入秋则枫叶如锦。在柳浪馆中，袁宏道与一些高僧整日座谈禅理。

    1930年代，当林语堂在时隔300多年后再次“发现”袁宏道时，仍然被他文章中那种精致的闲情所打动。此时，正值林语堂大力推动“闲适”和“幽默”的文学，袁宏道那种清疏淡雅的文字，以及文字中处处透露出的文人闲适，无不让林语堂惊叹：“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

    但袁宏道是否是真心沉醉在这种看似闲适的雅致生活当中，则无从判断。从他后来的一些行为来看，他应该是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当中，既希望从此远离官场，彻底醉心在自己营造的精致小世界当中，同时又不甘完全忘却世情。他把自己比作是树上的猴子，在树上时，想着树下的饭，在树下时，思量树头的果子。“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这在他去世前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家闲居六年之后，袁宏道再次出仕，先是担任了礼部主事，后又担任吏部主事，此时的袁宏道表现出难得的积极有为的姿态，力排众议，法办了贪赃枉法的都吏朱国梁。吏部尚书杨时乔正在病中，听闻此事，“惊厥而叹”，称赞袁宏道是“国家之福也”。只是这并未持续很久，一年后，袁宏道去陕西担任主考官，而后就去世在任上。

    如果袁宏道的生命再长些，不知道是否会彻底改写之前留给世人那个放荡不羁，闲适雅致的形象，这一点，鲁迅可能更通透些，他说袁宏道“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也许，在纵乐的表象下，每一个看到晚明悲剧结局的士人，都依然怀有着这种未曾表露的内心吧。       <h2>老鼠：压垮明王朝的一根稻草</h2>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3月16日，大顺军到昌平。昌平的巡抚何谦逃走，总兵李守自缢。大顺军乘势焚毁了明十二陵的享殿。17日，他们已经到达了阜成门外，将北京城包围。

    这时的李自成，令一位投降了自己的明朝太监杜勋入城，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在17日的夜里，杜勋向北京城头用箭射了一封信，说明他要见皇帝，太监王承恩将他用绳子系了上来。杜勋告诉崇祯帝，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割西北疆土给他，他另立为王，此后他将不奉诏，不入觐。另外，再给银两100万两犒军，他就可以暂退河南。

    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仓皇出逃，在故宫后的景山吊死在一棵老槐树上。

    历史在此留下了疑团：以李自成的实力，打败眼前的明朝军队已经根本不是问题，又何必开出“西北王”的谈判条件？如果朱由检真的答应了他的条件，他还真退兵不成？

    就在李自成进军北京的路上，二月里，他曾在宁武关与明朝军队有过一场激战。那一仗，明朝守军不过几千人，李自成的人马有几十万，但明军守将周遇吉拼死抵抗，大顺军还曾经中了明军的计，一下子折损几千人。最后李自成用人海战术，前仆后继以数万人的代价，才拿下宁武。

    惨胜之后，李自成心有余悸，前面的关隘还有很多，都这样打还受得了？不如先班师回西安吧。不料就在他们想退之时，忽然又收到明朝大同和宣府的总兵的降表，于是又改变计划，决定继续向北京进发。

    所以，或许也可以这样推论，连李自成自己都没想到，北京城拿下得如此轻易。他在宁武关遇到的只是一员总兵官的部队，那么防守京城的，岂不是明朝最精锐的御林军？   “老鼠‘消灭’了明朝”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惨烈大疫。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在他的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中，提出了明末华北地区流行的大疫实际就是鼠疫，在2006年他与李玉尚合写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又对此观点进行完善补充，明确提出：“老鼠‘消灭’了明朝”。

    曹树基的史料根据，大部分来自华北一带清朝末年的地方志。根据他的勾勒，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曹树基查到的地方志记载和明人当时的笔记，人们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刚准备去温州赴任，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久不见回来，竟然死在棺材店里。有一对新婚夫妇，婚礼之后，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打开帐子一看，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强烈威力。这场鼠疫，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

    台湾的著名明史专家邱仲麟，于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一文中，对北京的这场大鼠疫有更详细的描述。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邱仲麟写道。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当时有位叫张真人的法师来北京，刚出宫不久就被皇帝叫了回去，命他施咒诵经来驱逐病魔，但死亡的人仍不见少。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邱仲麟写道，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他引的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过，明朝的军队向来腐败，驻京城部队吃空额的现象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原来到了军队发饷的时候，还可以叫许多百姓来顶替领饷，比如，叫来许多小商贩或衙门班役来充场面，但现在百姓死得人太多，连顶替点名的人手也找不齐了！

    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邱仲麟在这里也同意曹树基的看法：崇祯十六年的大疫，间接造成了北京的沦陷与明朝的灭亡。   战争与病菌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清军呢？李自成仅仅在北京待了42天，接着是另一拨改朝换代，清朝人进来在北京建都，他们不会感染上大疫？

    曹树基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类似sars。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曹树基说。

    在这个1644年的春天，李自成进北京又退出北京的前后，从曹树基研究的史料上看，在天津及南方，继续流行鼠疫。疫区一直伸延到了苏州、杭州。从症状的描述来看，既有腺鼠疫，又有肺鼠疫。

    今天，人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关于鼠疫与明末清初历史变局的各种假说。有人说，李自成的部队后来与吴三桂及清军的决战之所以大败，就是因为在北京已经感染了鼠疫，丧失了战斗力。到后来，李自成屡战屡败一溃千里，就是这个原因。而清军，占领北京后又迟迟不南下，听凭南明建立流亡政府抵抗，也是这个原因。

    对此，曹树基并不敢认同。“李自成进北京后，应该说鼠疫对战争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了，后来发生的那些都属于政治史了。至少从史料上来说，没有李自成及其部将士兵染病的记载。”

    “这一点确实比较诡异。从历史记载上看，李自成的部队经过的地方，都变成了疫区，发生了大疫，但是确实没有李自成部队本身受感染的记录。”

    关于战争与疾病的因果关系，曹树基的合作者李玉尚曾写过一篇论文，讲述太平天国战争时，霍乱的流行怎样对这场战争发生影响。

    在同治元年七月，太平天国战争已经到了决战时刻。清军一方，曾国藩的部队本来已经形势大好，满以为可以一举拿下南京。不想，一场凶猛霍乱使得“士卒十丧四五”，死去的人数以万计，有时军中病人连侍候服药的人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正是太平天国一方大举反攻的好时候。可是，霍乱同样也袭击了他们的军营，使得他们也无力进攻。这样，战争进入了僵持。本来预计马上会结束的战争，又拖延了三年。”李玉尚说。

    这是最典型的疾病直接影响战争的事例。而李玉尚的论文和结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曾国藩的书信。

    在以往，人们只关注明末清初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在正史中，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疫病记载不但少而且相当模糊。曹树基说，他做这段研究时，看了大量地方志，而邱仲麟的研究，大量历史资料是来自明人的笔记。

    如果我们仔细去对应战争的轨迹与疾病的轨迹，仍会发现许多对不上的地方。或许，疾病流行本身的规律我们还没有悟透；或许，是因为当时的记录者也好，后世的阅读者也好，目光早已被那改朝换代的大事变所遮蔽，已经无暇关注到在翻天覆地的狂飙之中，那藏在人间角落里的小小老鼠。   人与鼠：战争与和平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鼠疫最初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明末的几场大鼠疫，都是从山西开始的？曹树基开始注意到，自明清以来，山西长城口外地区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有大量的汉人迁入，大片原来的牧场被开垦成农田，这里的生态环境变了。

    历史记载，大批汉人进入塞外是在明嘉靖年间（1533-1534），大同边卫发生变乱，许多汉人逃往口外投奔蒙古俺答。他们还大肆招徕汉族逃民在那里耕田。也有记载说蒙古俺答也从内地虏掠汉人过去，从事农活。

    本来在草原上生活着大量的老鼠。它们中也会有携带鼠疫杆菌的病鼠，“但是只要带菌老鼠的种群小到不足以传染流行，就没关系。在草原上一般就是这个情况。”曹树基说。但是，如果大量的人过去，改变了这种关系，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就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发生旱灾的情况下。

    据鼠类专家的研究，一旦发生旱灾，老鼠会到处去找食物，其中不少就窜到了人类的集中居住地。而因为它们吃不饱，会导致体质变弱，这时它们身上带的跳蚤会格外多，干旱使鼠洞内温度相对升高，又促进了鼠疫杆菌在跳蚤体内的繁殖。

    这时的老鼠对人就相当危险了。可是恰恰这时，人们——受了旱灾的饥民们，偏偏要到处找老鼠。他们需要刨鼠洞里的粮食充饥。可以想见，这时人们带回家的，不仅仅是老鼠们存下的粮食，更有老鼠们身上的跳蚤、和跳蚤们所带的鼠疫病菌。

    查一查明朝末年的历史记录，关于灾荒特别是旱灾的记录触目惊心：万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发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祯十四年之后，是连续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的灭亡之后。旱灾发生后，灾民们会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一旦旱灾、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这个社会就开始崩溃了。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