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侧面》


 第一章 老生杂谈

    <h2>

    大清皇族今安在</h2>

    被辛亥革命直接改变了命运的首先是清廷皇族。他们本是天朝贵胄，国家统治集团，但辛亥之后，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或者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

    溥仪与载沣

    按皇室优待条例，民国政权同意大清国继续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的宫中，因此进入民国之后的中国，有一道亮丽的风景：民国政治家或在议会中进行和平辩论，或在疆场上继续厮杀，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国依然存在着，宣统帝溥仪依然在那里称孤道寡，继续宣统纪年，仍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许多遗老也依然以受到皇上的封赏为荣誉。民国政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清廷给予礼遇和尊重，无奈溥仪不甘寂寞，1917年他在张勋挟持下宣布复辟，仅12天就被再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给赶下台。以此理由，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将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个皇朝就这样凄惨终结。

    溥仪后来还主动或被动介入一些政治运动，1931年被日本人扶持就任“伪满洲国”总统。1945年被苏联红军抓获，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被监禁了五年。1950年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改造了10年，1959年底被特赦，恢复公民权利，被安置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7年因尿毒症病逝。溥仪一生结过四次婚，有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溥仪并没有留下任何“龙种”。大清皇族中最重要的一支就这样无疾而终。

    宣统小皇帝是因为光绪帝无所出而过继继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光绪帝这一支其实也就结束了，剩下血脉最近的皇族当然是光绪帝的弟弟，即宣统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他们在弥留之际将大清国交给了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为宣统帝，而王朝的实际权力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的名义代为处理。根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拥有最后否决权，而摄政王监国拥有日常事务处置权。

    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请辞摄政王监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更为低调，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民国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与安全。所以他不愿参与张勋复辟，也反对溥仪后来跟着日本人混。

    与政治上低调不同，载沣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潮的。他是清朝遗老遗少中最先剪去辫子的人，最先穿西装用电话、电灯，用汽车的人，他为此受到一些守旧者的抱怨或谩骂，但皇族后裔受他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积极改变，从原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贵族逐渐变成融入社会的人。

    载沣儿子一系

    载沣1928年起幽居于天津，后来迁居东北，1951年初病逝。载沣有三个福晋，生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四子溥任；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

    溥杰生于1907年，为溥仪的同母弟。或许是因为皇族的原因，溥杰虽然成长于政治动荡年代，但仍多才多艺，精习书法、诗词，为海内外知名书法大家，自成一体。其少年时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回东北，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二战结束，被苏联俘获。1950年被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20世纪80年代任全国人大常委等，是其一生最风光的时候。

    按照乃兄溥仪的规划，溥杰应该与一个满洲女子结婚，以保持皇族血统纯正，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结婚，生有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因感情问题于1957年自杀于日本。次女嫮生1941年出生，现居日本，其夫福永健治，他们共育有五个子女。

    溥倛是载沣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岁时早逝。

    载沣第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于1918年，自幼习旧学，1947年在乃父载沣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1949年后将学校捐给政府，自己以教师身份继续为这所学校服务，直至1988年退职。后从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1975年，鳏居的溥任与张茂滢结婚。张茂滢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张翼，张翼因开平矿权纠纷而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金毓嶂算是载沣的长孙，生于1942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作。1985年回京，后因其身份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金毓嶂有一个女儿金鑫，生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产品方面的工作。

    金毓峑也是专业人才出身，为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

    金毓岚为中学语文教师，教书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人生兴趣据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

    金毓琨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学老师；金毓珵为北京市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

    载沣女儿一系

    载沣的大格格韫媖，生于1908年，成人后嫁给郭布罗?润良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因家人不信西医，耽误诊治而不幸病逝。

    二格格韫和生于1911年，其哥哥溥仪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师傅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他们一直跟随溥仪在东北生活，二战结束后，二格格一家狼狈逃回北平。1949年后，郑广元就业于北京邮政局，任建筑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二格格当上幼儿园负责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

    三格格韫颖的婚姻由其父母包办，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韫颖后来当上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其夫君为全国政协委员。

    四格格韫娴由溥仪做主嫁给了其同学赵琪。赵琪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们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联系。1982年，赵琪方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团聚。

    五格格韫馨由兄妹介绍，与万嘉熙结婚。万嘉熙为清廷故臣万绳之子。万嘉熙1949年之后被安排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门义和饭店当出纳，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

    六格格韫娱生于1920年，自幼爱好绘画，且有机会临摹宋元名画，对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尤为欣赏，后专攻恽派技法，有所创造，自成一系，设色淡雅，富有生意。她于1982年病逝。

    七格格韫欢生于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七格格先是在竞业学校当办事员，后为教师。她还是皇府中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公主，其夫君乔宏志为中学老师，于1960年心脏病突发病逝。七格格后为崇文区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

    庆亲王一系

    清廷皇族1911年之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支应该算庆亲王一系。庆亲王虽然是皇族中比较远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亲王之后最有权势的王爷，也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

    庚子国变后，庆亲王继续掌管大清国的外交。几年后，当光绪帝即将大行时，这个庆亲王又被指派去视察皇陵修建工程，等庆亲王出差归来，小皇上又继位了，一切都结束了。

    庆亲王被排除在皇族重大决策之外，然而或许庆亲王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所以清廷对他的使用好像并不歧视。摄政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时，还是很坦然地将庆亲王推到前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过，最蹊跷的是，庆亲王对这个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请辞，还在后来的御前会议上坦然建议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动退位，赞成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为朝廷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利益。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庆亲王避居天津租界当寓公，1917年病逝。

    庆亲王一生共有七个福晋，生了六个儿子。三、四、六，三个儿子早殁。稍有出息的就是长子载振、次子载搏及五子载伦。

    载振生于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国，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奏请设商部，任尚书。商部后更名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任尚书。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或许因为其风头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闹出了与女伶杨翠喜的绯闻，被迫辞职。辛亥后居天津为寓公，远离政治，偶尔从事一些金融商业活动，1947年底病逝。

    载振的大弟弟为载搏，生于1887年，封镇国将军，其与乃兄载振一样，也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五弟载伦，其妻子为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

    载泽及善耆一系

    辛亥后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还有载泽。载泽生于1876年，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

    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宣统元年任筹办海军大臣，翌年任纂拟宪法大臣。皇族内阁发布时，任度支大臣。

    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决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对派，而是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穷困潦倒，郁郁而终。

    与镇国公经历相似结局相似的皇族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生于1866年，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也是比较积极的王爷，参与创建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试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死刑，但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所以当历史进入民国，善耆并不死心，以宗社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清帝复辟。

    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善耆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金璧辉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后来最有名的日本特务，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独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1948年被枪毙。

    川岛芳子只是善耆38个子女中的一个，其他的子女，后来也都被善耆严格管束，不许他们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他们为中国的民，所以这些孩子除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德、比三国外，其余的都进入日本人的学校，因而也就与日本有关联，“伪满洲国”时，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任“黑龙江省长”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为溥仪的基本队伍。

    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很多，像载涛、毓朗、载洵、铁良、良弼、溥伦、绍昌、那桐、荫昌、寿耆等人在那时都很活跃，各人思想倾向也不一致，他们在辛亥后所走的路也不太相同，大致上说，有以遗老遗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复辟清朝为职志继续奋斗的，有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不再过问世事的，更多的则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

    <h2>

    晚清司法改革</h2>

    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

    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负责修法，责成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朝廷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

    沈家本与伍廷芳，一中一西，是当时中国最有名也最有成绩的法学专家。沈家本出生于律学世家，他的父亲长时期任职刑部，是受人尊重的法律权威。沈家本早年孜孜不倦于科举考试，同时也在乃父影响下钻研法律问题，精通中国古典法律，著有《历代刑法考》等专门著作，是中国传统律学向现代法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当然，也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伍廷芳的出身与沈家本大相径庭，他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学，获大律师资格，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后被李鸿章招揽幕中。伍廷芳对东西各国近代政治制度、司法体制高度认同，对东西各国法律条文乃至其立法背景格外娴熟。自19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追随李鸿章参与中法谈判、中日谈判，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伍廷芳是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法律人才，以他对东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协助沈家本修订法律，其价值趋向不言而喻。

    对清廷而言，修订法律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对列强的应付，只是使中国法律怎样更好地与西方接轨，不至于直接冲突，屡屡吃亏。然而当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对大清王朝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全面清理之后，发现问题相当复杂，深切认识到所谓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必须通过对原有法律的清理，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条文，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现代法律体制。

    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机构“修订法律馆”于1904年5月15日正式开张，这个普普通通的机构在袁世凯等督抚大力支持下，高薪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参与中国新法律条文的制定。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修订法律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对大清帝国现行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法律法案进行了系统规划，尽最大可能翻译和研究东西方各国法律，酌定名词，考辨文义，以东西各国法律为参照，大规模、大幅度对中国法律中与东西各国法律相抵触的内容、不适应的内容进行删减、修改，主要参照日本的法律建构重新规范了中国的法律制度。

    中国当时之所以愿意参照日本的法律体系重构自己的法律架构，一方面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语言文字上比较容易沟通，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中国此时发自内心佩服日本这个民族先走了一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已经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即便在法律制度这个层面上，日本人也已经将许多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款译成日文，通过“日化”重建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国此时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日本法律专家帮助下，沈家本等参照东西各国法律体系，大刀阔斧地删减、重建中国的法律体制，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奋斗，大致建立起来了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必备的法律、法规也都在那几年匆匆完成。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新政时期和此后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运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援，比如《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法》《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也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和现代社会运作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不过，对晚清十年乃至后来数十年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影响和启示的，可能还是沈家本等人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制定的几部根本大法，比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这几部根本大法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后来的法律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大清新刑律》抛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规范为一部单纯的刑法典，废除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旧名词旧概念，诸如“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终于被规范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和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确定了死刑的唯一原则，彻底废除了旧律中繁杂的死罪名目。此外，还有在西方各国习以为常的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监狱等，也都在那个时候逐步进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凡此，均使大清国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前进，大致能够满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需求，像清廷最初所要求的那样，与东西各国正常交流而无滞碍。

    清末新政法律体制改革，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许多新法典并没有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没有得到执行，但这场改革本身确实是中国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是趾高气扬的中华法系第一次低下头来吸收东西各国法律优长，重造中华法系，为此后中国法律的走向规定了大致不变的路线图。即便大清国后来成为历史陈迹，大清王朝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依然被标榜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所继承。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同时也表明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已不再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状态，实际上葬送了自秦汉以来传承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参照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和发展，全面引进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大格局，因而这样的法律体系不再反映中国的过去，而是对未来新社会新制度有很高很殷切的期待，为新社会制度的发生准备了种子。

    袁世凯“有密未告”

    按照过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变法”之所以演变成“戊戌政变”，光绪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几年；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和杨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壮志未酬，血洒菜市口，皆源于袁世凯叛变。在指控者看来，他们的计划只有袁世凯知道。袁世凯是维新罪人，是光绪帝的仇敌，所以过了十年有摄政王载沣替乃兄报仇，将袁世凯开缺。这一系列因果报应环环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只是传言，不是历史。

    不速之客

    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投宿在那里的袁世凯。

    袁世凯是甲午战后体制内炙手可热的维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练兵成效显著功名显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副部长。袁世凯此次北京之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是朝廷循任职惯例安排谈话。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凯已经在颐和园觐见了皇上，皇上夸他兵练得好，军事学堂办得也好，叮嘱袁世凯继续努力，甚至还说可以与顶头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

    皇上的格外关照让袁世凯很亢奋。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体安排的袁世凯见缝插针相继拜访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是袁世凯的老上司，有伯乐之恩，如果没有李鸿章早年欣赏、提携，不可能有袁世凯的今天；庆亲王是恭亲王之后满洲贵族领袖，是朝廷此时大小事务的总管家。袁世凯与李鸿章就当时日趋紧张的军事形势交换看法，分析英国多艘军舰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至于庆亲王，袁世凯在庆王府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据说庆亲王留在颐和园参与军机，大约也是与英国军舰动向有关。

    疲惫的袁世凯刚回到这个临时寓所，就收到荣禄派人送来的急件，叮嘱袁世凯留心英国军舰异动，让袁世凯尽快归队。由于袁世凯已经奉旨定于20日请训，不便立即离开北京回天津。袁世凯请幕僚起草了一个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变通安排在明天（19日）请训。

    当袁世凯与幕僚正在秉烛起草奏折时，忽闻门外有人声。很快有人持名片来报，说是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大人有公来见，不候传请，谭嗣同已至会客室。

    对于谭嗣同，袁世凯当然相当了解。知道谭大人既是康有为的密友，也为今上近臣，而且，谭嗣同在维新阵营中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担当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凯凭经验估计，谭嗣同不请自来，行色匆匆，绝对不是简单道贺，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

    围园劫后

    见面之后当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谭嗣同对袁世凯荣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贺，但不容袁世凯回话，谭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入内室，屏退仆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等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维袁世凯有大将格局，又不容袁世凯客套，转而忽问袁公的请训时间是不是后天。

    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原本安排请训谢恩的时间是后天，只是现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明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迅即引入正题，正色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

    谭嗣同的说法激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急询其故，谭嗣同说：“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在面临大难，非公莫能救。”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辩白：“袁某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

    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还算满意，于是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袁公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行废立之谋，皇上面临巨大危险。袁公作为荣禄亲信，难道毫无觉察？袁世凯说，在军营的时候，袁某也常与荣大人晤谈。察其词意，忠君爱国，从来没有操纵废立之类的阴谋。谭大人所说闻所未闻，恐怕道听途说，不足为训。

    对于袁世凯的解释，谭嗣同将信将疑。但是为了说服袁世凯，谭嗣同还是按照先前与康有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拨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让袁世凯与荣禄决裂，为我所用。谭嗣同说：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让别人都觉得对你不错。其实，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荣禄在内心深处对袁公猜疑、防范甚多。一个最简单的例证，袁公辛苦这么多年，劳苦功高，成就显著，中外钦佩，但去年袁公仅仅晋升了一级，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南海康有为先生对你一直不错，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表示曾听皇太后提及你，只是荣禄常常说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对此也很纳闷，以为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重用呢。谭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诉袁世凯，你袁世凯这一次被破格提升，不知皇上为你费了多大劲。谭嗣同当然不是要和袁世凯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凯设法救皇上。问题在于，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荣禄谋反弑君，不相信政治高层会发生这样的非常政变。袁世凯的犹疑不决逼着谭嗣同拿出真凭实据，好像谭嗣同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谭嗣同遂从衣兜拿出一张纸片，但见上面写着：

    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很显然，这张纸片是谭嗣同写给皇上的报告，至于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复，谭嗣同并没有说。久经沙场的袁世凯应该说见过世面，但这张小纸条看得他大汗淋漓心惊肉跳。袁世凯心中暗想，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他不禁反问谭嗣同：谭大人建议派兵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

    谭嗣同说，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无权，一切都无从进行。不过，这件事不需劳袁公大驾，自有谭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过问。

    剑拔弩张

    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凯深知，多年训练与影响，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皇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凯坦率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袁某带兵，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不必可行。

    谭嗣同对袁世凯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既然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太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世凯并没有被谭嗣同逼到死角，他从容告诉谭嗣同：“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谭大人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嗣同告诉袁世凯：“袁公不必担心，谭某自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后天早上袁公请训谢恩时定有硃谕一道面交袁公。”

    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谭嗣同毕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此时明白拒绝，肯定翻脸，谭嗣同或许真敢“即死在”这儿，至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袁世凯想都不敢想。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宕，不节外生枝，不过度激怒谭嗣同。袁世凯的推宕理由是：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直隶总督，中外官民必大讧，国势即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袁某统领的新军不过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还没有等到袁某领兵开拔，皇上可能就将陷入危险境地。

    谭嗣同似乎意识到袁世凯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对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动手，即将硃谕分发诸军，布告天下，照会各国，看谁还敢乱动？

    确实，如果真照谭嗣同设想这样做，谁敢反对？这又将袁世凯将到死角。袁世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小站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对于袁世凯的实际困难，谭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说：“可请皇上先将硃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嗣同等人虽然在预案中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似乎并没有恶化到必须立即发动，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

    谭嗣同的建议又引起袁世凯新的疑虑，他说：“我袁某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谕。谭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谭大人如何办法。”

    对于袁世凯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前似乎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皇上意甚急，谭某有硃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拿出一份所谓硃谕。此份硃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气，大意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显然，这份硃谕只是一个抄件，不是皇上手迹、亲笔。这可疑的硃谕引起了袁世凯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硃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皇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世凯就此向谭嗣同提出疑问：“此非硃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嗣同答：“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

    缓兵之计

    谭嗣同的解释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过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此事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某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

    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只好继续使用挟制办法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谭某向皇帝汇报。谭嗣同越说越愤怒，几至声色俱厉，情绪异常。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回答绝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按照计划，皇上、皇太后很快将巡幸天津，等到那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凯的这个说法当然有理，不过谭嗣同说，现在形势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会被废黜。对此，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既然朝廷宣布让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尔反尔，发生意外。他劝谭嗣同不要胡思乱想操之过急。谭嗣同再问：假如朝廷届时取消了这次巡幸，那么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袁世凯说：巡幸天津，已经筹划很久了，花费也不少了。假如一定发生这样的事，袁某一定请荣禄出面力请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证巡幸天津不会中止。此事在我，谭君尽可放心。谭嗣同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建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谭大人以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致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听了袁世凯这番话，谭嗣同方才释然，以为袁世凯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赞叹不已。

    有了谭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凯说：谭君与袁某素不相识，夤夜突来，袁某随身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谭君为近臣，袁某有兵权，最易招疑，谭君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交代，谭嗣同甚以为然，谈话气氛开始转变。

    接下来，袁世凯问两宫不和，其因何在？谭嗣同对：“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皇太后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

    对于谭嗣同的说法，袁世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

    想象、误判与抓狂

    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

    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

    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

    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

    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

    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

    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

    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

    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

    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

    文人不足以谋

    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

    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

    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

    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

    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

    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

    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

    <h2>

    后宫不是这样的</h2>

    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

    皇后——贤惠还是恶毒？

    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

    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

    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

    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

    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

    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

    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

    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

    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

    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

    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

    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

    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

    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

    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

    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

    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

    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

    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

    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

    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

    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

    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

    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

    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

    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

    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

    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

    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

    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

    （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

    <h2>

    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h2>

    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

    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

    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

    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

    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

    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

    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

    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

 第二章 远去的政治名人

    <h2>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h2>

    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  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

    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

    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

    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

    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

    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

    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

    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

    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  叔嫂搭台共创新局

    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

    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

    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

    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

    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妃。懿贵妃与八大臣特别是肃顺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态势，势不两立，必有一死。

    按理说，肃顺可以轻而易举制服懿贵妃，但他可能太轻敌了，太不把这个年轻寡妇当回事了。他根本想不到，这个年轻寡妇联络上不被咸丰帝信任的六皇叔恭亲王，他们联手之后几乎没有怎样费劲就将八大臣一网打尽，将肃顺处死。从此，大清国的政治权力就落入这对叔嫂手中。懿贵妃——此时已被尊称为皇太后拥有最终权力，六皇叔以议政王身份兼管军机处，掌握着大清国日常事务的实际权力。

    六皇叔恭亲王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国如果要改变先前的被动局面，一定要走向世界，要改革，要学习西方。从此开始，朝廷在恭亲王的建议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洋务新政，大清国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一片生机。

    大清国的新气象是恭亲王主持的结果。不过如是说来，重用恭亲王，那可是慈禧太后的眼力和大度。慈禧太后不仅重用恭亲王，而且大胆起用汉大臣，使大清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从1860年开始，中国确实步入一个恢复重振的轨道，正史中的所谓“同光中兴”固然有御用史学的夸张和修饰，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过三十年和平发展，确实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军事力量特别是北洋海军组建成军，意味着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似乎又要在东方崛起了。

    中国的恢复当然不能说都是慈禧太后的功劳，但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那三十多年毕竟只有她是始终如一的最高领导者，她可能没有主动提出过什么变革方案，但她调动起来了内外臣工的积极性，而且她能有效把握住中国这艘巨轮应该走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太后既是一个成功女人，又确实是一个非凡女人，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明智女主。  生命中的缺憾

    慈禧太后政治上的成功是巨大的，只是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子来说，寡居的生活确实令人窒息。好在年轻的慈禧太后有自己的儿子，她看着同治帝渐渐长大，心中的寂寞、孤独也就不那么严重，何况政治本身又有那样的诱惑力。

    十多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872年，同治帝十七岁了，长大成人了，也应该亲政了。慈禧太后在经过这些年的辛劳，也准备撤帘归政，颐养天年，歇歇肩了。然而遗憾的是，仅仅三年时间，慈禧太后的这个独生子，咸丰帝的唯一龙种同治帝竟然于1875年一命呜呼，英年早逝，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周岁。这一年，慈禧太后年四十，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女人的最大不幸是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两件不幸都被慈禧太后遇到了。这真是慈禧太后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是无论多少荣华富贵也无法抵偿的。

    慈禧太后是个不幸的女人，也是个不幸的母亲，而且如果往更深层说，她还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大约是因为咸丰帝死得太早，年幼的皇子失去了父爱，显得可怜，这都是慈禧皇太后纵容娇惯同治帝的理由。在同治帝从幼年到青年的全部历史中，慈禧太后更多时候采用的是一个年轻寡妇对独子的溺爱、纵容和听之任之，使小皇帝在很小年龄就结识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坏孩子比如宫中的太监，小皇帝在这些佞臣宵小诱惑下不走正道，整日里嬉戏游宴，耽溺男宠，甚至常常在几个小太监悄悄陪伴下溜出皇宫，微服冶游，整夜整夜在南城琉璃厂、八大胡同等一些茶园酒肆、青楼妓院、花街柳巷盘桓，狎邪淫乐，流连忘返，渐渐走上堕落之路，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时方才鬼不知神不觉潜回宫中，以致有时召见军机大臣时还处在醉酒状态，言语失次，且偶尔不知不觉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不堪入耳。

    小皇帝微服冶游是个人爱好，不过他似乎也清楚贵为皇上这样做并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乐时总是担心遇到熟人，尤其是担心遇到他的那些“众爱卿”。作为皇上当然有权冶游有权私访，但毕竟同治帝年龄太小，太不适当。同治帝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刻意回避那些具有同好的大臣，因为那样不是一般的丢失体面而是太过难堪，或者他也担心这些“众爱卿”中的哪个强臣一高兴到皇太后那里告他一状。

    同治帝这些担心从日常情理层面都容易理解，因此他冶游时为了避开众爱卿，总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带领下，尽量躲开那些比较高级比较讲究的著名妓院，而是尽量去那些“路边小店”或者那些躲在胡同深处的下等私娼妓馆。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长日久，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同治帝终于感染上那种不洁之病。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疮，当然官方文书说是天花。天花，是清代皇帝多次遇到过的事情，比较好听。

    同治帝之死当然是慈禧太后溺爱的后果，由此可以证明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这样不合格的母亲在中国传统社会屡见不鲜。年轻寡妇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特别是这样的独苗被人欺负被人轻视，总是尽最大限度给这样的独苗以自由，不愿用严格的常人规矩去约束，这样的母亲内心深处总觉得没有父亲的孩子已经够可怜了，为什么还要过分约束他呢？如果我们将慈禧太后放在一个常人立场去理解，就应该明白她的这一系列遭遇、选择和普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不幸成为妃子又成为皇后，她的儿子不幸成为皇位继承人而已。  另一种爱法

    慈禧太后的独子同治帝就这样死了，没有留下龙种，无人继承香火，而且同治帝本人又是独根独苗，无兄无弟，因此皇位继承既不能按照父死子继的原则自动继承，也无法采纳兄终弟及的特例由亲兄弟中推出一个继承人。大清国突然面对一个权力继承的难题。

    面对这样的难题，各种各样的方案提出来了，但在权衡利弊后，清廷还是下决心从与皇室血缘最近的血亲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于是找到了醇亲王奕不到五岁的儿子载湉。

    找到载湉继承皇位当然与慈禧太后有关，是皇太后意志的体现。只是过去很长时间过于从阴谋论立场看待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可能并不合乎历史真相，并不合乎皇太后的想法。

    载湉生于1871年，他的父亲醇亲王是道光帝第七子，是咸丰帝的亲弟弟，也就是慈禧太后婆家弟弟；载湉就是皇太后的亲侄子。从与皇室血缘关系而论，已经没有自己孩子的慈禧太后只能找到这样的近亲了，不可能还有比这更亲近的人。

    而且，从慈禧太后娘家关系说，载湉的母亲为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载湉也就是她的亲外甥。双层血缘近亲是载湉被慈禧太后看中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为了操纵便于控制等什么理由。

    1875年2月25日，年幼的载湉正式过继到宫中，接替刚刚过世的同治帝，年号光绪，是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

    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过继过来的小皇帝应该说是真情实意的，她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绝非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特别是戊戌后政治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势不两立视若仇雠。果真如此，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凭借慈禧太后的权势和决断，她都可以坦然找到理由撤换这个小皇帝。

    当然，也正如许多领养孩子的中年妇女一样，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在很多年的相处中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正常的意见分歧即便是亲生母子也在所难免，这并不以亲生非亲生为依据。不过，如果从日常情理层面去理解他们的母子关系，由于皇上清楚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也知道自己的家、国两个方面将要担负的责任，更知道他的这一切都是皇太后给的，因而他对皇太后尊敬、敬畏、敬仰、佩服乃至感恩戴德，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皇太后的交代乃至每一句话，皇上都会照单全收，认真执行，因而其性格或者说其生活习惯中慢慢养成了对皇太后的高度依赖，凡事总会以皇太后的意志为意志，并没有养成怎样的反叛精神。在这一点上，领养的光绪帝和亲生子同治帝，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并没有本质差别，所谓视同己出，不过如此。

    作为一国最尊贵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即便没有任何人提醒，她也知道在同治帝教育问题上的教训，所以当她领养了这个小皇帝之后，皇太后不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两次错误。为了培养这个孩子，慈禧太后请了全国最好的老师，对这个小皇帝进行最严格的道德品质教育、文化熏陶，慈禧太后内心深处绝对不能容忍小皇帝成为同治帝那样的纨绔，立志要将这个小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守住大清万年基业。

    光绪帝是慈禧太后的养子，是大清的未来主子，也是老太太下半生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慈禧太后不愿继续娇惯这个孩子，从人之常情很容易理解，这是任何母亲的一种本能。而且，慈禧太后也没有非常自私地处理与这位未来国家主子的关系，她在小皇帝进宫不久，就开始刻意提拔这个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到了1884年，因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问题，用醇亲王取代恭亲王，成为军机处首席军机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大臣，全权掌控大清国日常政务。直至1891年去世，醇亲王一直位于权力中枢，而此时光绪帝已亲政，权力过渡也没有什么波折，所以我们不必听信康有为等人在1898年后传播的故事，不要相信两宫之间不共戴天视若仇雠。  再度训政

    光绪帝的童年教育应该说是清朝历代皇帝中最好的，他的知识素养也是这些皇帝中最棒的。到了1886年，十年苦读使小皇帝有了很大提升，一个优秀君主已经露出了迹象。这一年，五十一岁的慈禧太后找到光绪帝生身父亲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商量，争取让光绪帝早点亲政，当家做主。皇太后理由很简单，一是皇儿长大了，二是自己也想歇歇了，不想为大清王朝继续操劳了。五十一岁，在那个人过七十古来稀的年代确实不算小了，过了权力瘾的人，且又有把握在未来掌控权力的人，不会对权力格外眷恋。皇太后的心情应该是真诚的。

    慈禧太后的建议起初并没有获得相关各方认同，然而各种各样的劝说并没有改变皇太后的想法。几经周折，年轻的光绪帝终于在1887年开始亲政，慈禧太后在各方殷切要求下答应以后继续为小皇帝拿拿主意，不过帝国的日常事务处置权还是逐步向小皇帝转移。慈禧太后在这个事情上做得光明磊落，清廷的各种官方文件对此有着详尽记载，然而到了1898年秋天，或许因为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太后再度出院训政，各种传言开始出现，甚至怀疑皇太后先前撤帘归政并不真诚。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假如皇太后不想让出权力，她可以有无数理由。

    执掌大清国朝政已经三十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青年丧夫的寡妇，慈禧太后先是辅助亲生儿子同治帝治理这个庞大帝国。亲生儿子不在了，又抱养了这个小皇帝，现在小皇帝终于可以亲政了，可以自己当家做主治理国家了，作为母亲，有什么可以去怀疑的呢？无论怎样眷恋权力的人都无法抵制岁月流逝，无法抵御生活诱惑。慈禧太后确实准备结束一个时代，确实准备颐养天年，过上几年轻松日子。这是人之常情。

    然而，大清国的政治现实并没有满足慈禧太后的期待。光绪帝亲政不几年，甲午战争爆发了，维新运动开始了，为了大清整体利益，慈禧太后不得不再次出山，帮助儿皇帝料理国家大事。

    如果仅仅从权力构成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强调皇权至上、不可分割，皇权中心的一元化几乎是历代王朝不得不遵守的原则。晚清政局之所以出现帝后两宫共同专制的局面，完全是特殊条件所致。不过，如果我们以客观立场去观察慈禧太后在1894年后的作为，也应该承认，她对权力的使用相当克制，她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干预朝政，并没有越过皇上处理国家大事，她只是对皇上的决策保持最后否决权。这只是在替年轻皇帝把把关。所以，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波折，大风大浪，我们从清代正史中从来没有读到皇上对皇太后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后养育之恩和多年来的精心照料、耐心辅助。 一个原本温馨的感人故事

    光绪帝身体不好是一个谁都知道的事实，他不仅自幼体弱多病，更重要的是作为皇上他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完成大位传承，甚至无法对皇后对嫔妃履行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这是男人无法说出口的尴尬，也是光绪帝后来性格稍有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肾病由来已久，奇怪的是，他不仅肾功能有问题，而且在大婚前后开始长时期遗精，据他自己说到了1907年就有二十年历史。一个长期遗精的人当然不利于夫妇生活；一个没有夫妇生活的人，当然会对性格形成某种程度的扭曲。这是现代心理学所证明的。长时期遗精和长时期肾病对皇上确实构成一个很大困扰，是他后来稍微有点抬不起头的重要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后辈，慈禧太后能够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劝勉，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只能从内心深处哀叹自己命太苦，为什么上帝或者说老天爷要把一切危难一切坏事都留给她呢？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也就罢了。为什么用几十年辛辛苦苦领养的这个儿子，这么听话，这么有出息，却又这样让他身体不好，让他无后，让他英年早逝呢？

    光绪帝的病情大约从1898年秋天逐步恶化，好在他贵为天子，享受着帝国最好的医疗条件，经过宫廷御医、天下名医精心呵护治疗，光绪帝的肾病竟然在那个没有血液透析医疗条件下存活了十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谁也没有想到1908年秋，当政治改革到了最吃紧的关头，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命呜呼。关于光绪帝的死因，清代正史和医学专家的意见大体都是正常死亡，是长期受到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疾病的侵扰，致使免疫力严重下降严重缺失，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

    历史巧合之处在于，当光绪帝发病之前一段时间，七十三岁老太太慈禧皇太后也在生日庆典时因吃了一点不合适的东西拉肚子，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拉肚子在很多时候不会置人于死地，这是对的。但拉肚子严重情况下也可以置人以死地，这也是医学常识。特别是对体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

    问题的蹊跷之处还在于，皇太后的痢疾既然已经好长时间了，如果不发生光绪帝死亡事件，相信皇太后大概也不至于突然不治。光绪帝的死亡对七十三岁的皇太后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太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一生太命苦，所有希望均成泡影，所以她在这个养子英年早逝不到一天时间，也就一命呜呼。

    这个解释来自清代官方正式文件和清宫档案，大意是说皇太后得知儿皇帝“大行”后，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死亡。这个解释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合乎逻辑，唯一不合乎的是中国人最习惯最愿意接受的阴谋：一个并非亲生的儿子，怎么可能呢？

    清廷的官方解释见诸《清实录》及一切官方文书，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解释不被大清王朝政治上的反对者所认同，流亡美国的康有为在光绪帝逝世第二天就致电美国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带头不要承认大清新皇帝，理由就是慈禧太后谋杀了他们那个英明的光绪帝。

    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根据，不要说当年没有互联网，即便是今天如此紧密的联系方式，谁有把握在事件发生第二天得出这样斩钉截铁的结论？康有为的说法并不被西方世界所相信，美国政府更不会根据这样的传言去抗议中国。

    然而奇怪的是，时间过了一百年，康有为终于在现代中国找到了知音。那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去相信清宫档案，反而依据康有为以及当年那些笔记小说作者的指点，论证出光绪帝死于谋杀，死于剧毒。更荒诞的情节还在于，研究者进而推论：这个谋杀光绪帝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其养母慈禧太后。阴谋论至此终于坐实，慈禧太后好像被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并非历史。    <h2>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h2>

    1898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临时分，位于内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内哭声一片。恭王府的主人，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䜣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

    恭亲王奕䜣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䜣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䜣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

    奕䜣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

    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䜣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

    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

    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䜣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䜣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䜣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

    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䜣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䜣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

    奕䜣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䜣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䜣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

    1898年1月11日，奕䜣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䜣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

    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

    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䜣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

    奕䜣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䜣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䜣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䜣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䜣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

    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䜣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䜣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䜣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

    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䜣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

    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

    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䜣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

    对于翁同龢，奕䜣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

    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䜣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

    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

    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

    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

    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

    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

    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

    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

    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䜣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    <h2>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h2>

    项城袁公世凯先生：

    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

    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

    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

    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

    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

    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

    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

    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

    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

    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

    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

    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

    专此，敬颂

    在另一个世界安宁

    马勇

    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

    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

    （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    <h2>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h2>

    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

    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

    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

    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

    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

    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仅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

    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

    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到低潮。

    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

    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

    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再。

    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沿宪政。

    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

    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在台湾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

    “宋案”的后续故事令人唏嘘，可作多种解读。但我们看到宋教仁弥留之际依然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宪政之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远离暴力，相信只有宪政，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千秋大梦；只有议会，才是政治家应该去的地方。

    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够理由。百年后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不仅需要宪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中国的政治家只有被圈进议会的笼子里，他们才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辩论说理，才能不得动辄动用武力，惊扰百姓。

    一个宪政的中国，是宋教仁的期待。纪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进宪政中国从梦想到现实，应该激励更多政治家放弃斗争理念，乐于成为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迷”。    <h2>杨度为什么不忏悔</h2>

    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底气何来

    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

    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

    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

    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

    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  君宪救国的理由

    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

    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

    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

    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

    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  学理离事实有多远

    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

    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

    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

    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

    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

    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

    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

    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

    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

    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

    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    <h2>张謇：别了，皇上</h2>

    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

    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  体制内抗争

    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

    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

    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

    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

    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

    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

    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  最后的善意忠告

    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

    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

    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

    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

    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

    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的损失中剥离出来，不应该让他们承担政策的损失。他提议用中央财政将川民的集资款退回，然后集中力量追查川汉铁路公司及那些官绅的责任。

    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  转向共和

    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倾向于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200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

    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目睹了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军愤怒的火焰，他们不是为昨日被杀者复仇，而是发动了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第三章 一个王朝的隐退

    <h2>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h2>

    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

    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

    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

    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

    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

    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

    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

    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

    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

    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

    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

    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

    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

    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

    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

    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    <h2>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h2>

    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

    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

    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

    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

    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

    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

    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

    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

    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

    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

    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    <h2>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h2>

    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

    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

    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

    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

    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

    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

    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

    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    <h2>重新认识联省自治</h2>

    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

    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

    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

    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

    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

    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

    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

    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

    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

    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    <h2>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h2>

    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

    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

    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

    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

    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

    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

    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

    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

    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    <h2>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h2>

    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

    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

    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

    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

    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

    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

    《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

    《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

    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

    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

    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

    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

    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

    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

    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

    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

    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

    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

    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

    《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

    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

    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    <h2>假如没有《大清报律》</h2>

    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

    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

    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

    第十条 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一条 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二条 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三条 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四条 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

    第十五条 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

    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

    《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

    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

    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

    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

    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

    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

    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

    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

    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

    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    <h2>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h2>

    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

    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

    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

    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

    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  民间资本进铁路

    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

    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

    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

    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

    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

    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  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

    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

    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

    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

    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

    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

    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

    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

    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

    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

    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

    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

    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

    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

    （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    <h2>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h2>革命党人

    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

    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

    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

    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

    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  南方新军

    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

    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

    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

    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  立宪党人

    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

    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

    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  清皇室

    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

    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

    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

    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

    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

    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

    （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    <h2>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h2>

    编者按：

    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

    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

    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

    “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

    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  晚清新政，弄假成真

    《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

    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

    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

    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

    《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

    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

    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

    《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渺茫。

    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

    《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

    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

    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

    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

    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

    《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

    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

    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

    《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

    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不，可以不高兴。

    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

    《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

    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

    《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

    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

    《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

 第四章 换个角度看问题

    <h2>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h2>

    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

    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

    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

    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

    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

    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

    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

    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

    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

    《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

    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

    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    <h2>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h2>

    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

    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

    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

    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

    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

    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

    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

    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

    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

    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

    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

    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

    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

    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

    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

    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

    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

    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

    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    <h2>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h2>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

    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

    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

    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

    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

    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

    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

    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

    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

    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

    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

    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

    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

    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

    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

    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

    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

    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

    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

    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

    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

    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

    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

    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

    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

    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

    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

    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h2>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h2>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

    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

    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

    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

    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

    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

    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

    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

    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    <h2>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h2>

    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

    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

    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

    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

    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

    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

    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

    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

    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启示、思想资源。    <h2>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h2>

    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

    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

    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

    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

    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

    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

    《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

    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

    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

    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

    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    <h2>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h2>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

    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

    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

    “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

    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

    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

    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

    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

    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

    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

    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

    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

    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

    （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    <h2>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h2>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摄政底气不足

    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

    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

    南都：高干子弟？

    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䜣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

    南都：就是说在弈䜣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

    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䜣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

    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

    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

    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

    南都：契约精神？

    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

    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

    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

    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

    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

    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

    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

    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

    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

    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

    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

    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

    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  立宪欲速不达

    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

    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

    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

    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

    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

    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

    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

    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

    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

    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

    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

    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

    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

    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

    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

    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

    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

    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

    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  共和大势所趋

    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

    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

    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

    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

    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

    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

    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

    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

    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

    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

    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

    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

    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业政客一直到民国时代，民国时代的民主思潮，都和这些人有关。

    南都：所以当时的民主试验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了？

    马勇：孙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这是因为孙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后，清廷不让他回国，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几年的发展。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但是这个孙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在国外没有回来，另外他戴了一个有色眼镜，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认为是假的、骗人的。

    南都：但立宪派也是少数人？

    马勇：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只是给人民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种很合乎中国国情的一个立宪道路，后来孙中山走的另外一条路，怎么训政，怎么民主。

    南都：就是说要相信民众的判断力。

    马勇：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咨议局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

    南都：所以你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马勇：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日）

 第五章 再给历史把个脉

    <h2>中国仍在突围中：回望百年</h2>

    在过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

    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儿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太激进，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

    “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二十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利，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或许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约永远都是交替使用。

    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一百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

    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享皇帝之实而去皇帝之名呢？

    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

    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说非常短暂，但这一百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两千年。

    在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予以终结。此后六十年，台湾在继续发展，延续了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20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

    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

    在大陆，过去六十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尽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执政者的信赖。然而，可悲的是，随后便人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文革的中止，一系列错误的纠正，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一百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一百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

    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

    一百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在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

    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名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

    一百年前的问题好像至今没有变。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  中国近代史的热点、焦点和难点

    2012年就要结束了，《深圳特区报》理论版主编周国和先生约我对过去一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一简略回顾。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样，总要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做个盘点，弄清盈利还是亏损。当然，我并不是这个题目最合适作者，因为现在一年近代史专业知识产量汗牛充栋，断非浅学如我者所能把握。我只能像国和兄所说，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热点问题谈点看法，更细致的综述，还应求助于那些专门者。好在我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有几十人常年关注学术进展，每年都分门别类撰写“学术前沿报告”。读者如对相关话题有兴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里有上一年度学术分析，全面涵盖上一年度近代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等诸多门类研究新进展。  热点：历史相似性

    历史哲学早就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重大历史情形在历史上都不会出现一次就结束，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尽管每一次重复并不那样全然相同。

    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中国走上世界，世界进入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写，就是世界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走上世界的过程。

    类似的历史主题，总会衍生类似的历史问题，因而近代史在过去若干年活跃，如果一定要寻找其动力，毫无疑问是时代对理论的需求，是人们期待从既往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

    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是从坚船利炮开始，是从物质建设开始，中国人在最初几十年埋头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1860—1894年这三十四年，使中国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裂变，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基础正在形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变化。三十年，原本只是人类历史的瞬间，但洋务运动带给中国巨大变化，确是几百年、几千年所罕见。

    洋务三十年高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资源、市场、价格等诸多方面垄断，实现了超常规跨越。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中国人的创造，值得总结，值得珍惜。

    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也遗留无穷问题。如果我们不抱成见观察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关于发展，关于中体西用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尤其是郑观应等一批来自实业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们就应该相信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躺在三十年跨越发展成就上不思进取，而是谋划着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可惜，历史没有给那代人留下足够时间，1894年一场局部的中日冲突，将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扫而光。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入维新时代，过去三十年管控过于严厉的社会得以释放，新的社会阶层得以发生，社会空间得以打开，维新、变法，成为中国人最乐于谈论的问题。短短几年，中国社会在变化，即便仅仅从经济增长方面说，1895年之后的速度、质量，远远超过先前，过去几十年无法建设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山，都因中国有了新思路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再往后，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1901年《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中国开始在政治改革上迈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国终于步趋东西洋各国，走上立宪道路，试图以君主立宪重构中国社会。应该说，这是中国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现代化道路之后最重要的觉醒。  焦点：革命与改良

    历史学界对近代史的重新表达，是生活的恩赐，是时代的必然。西方历史学者在谈到历史学的性质时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曾经引起巨大争议，以为历史学不是科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历史学家之所以对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历史问题感兴趣，进行研究，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识中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那个问题更重要。这就是近代史学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寻找近代中国发展主线的深层思想根源。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虽然与洋务三十年有根本性质不同，但凭借国家主义优势，学习西方，埋头发展等，还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处。这不是说改革开放刻意模仿了洋务新政，而是说这两个历史阶段具有高度相似性。

    相似的道路总在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是人类与其他生灵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务不仅没有让清朝顺畅发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务终结时，萌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革命思潮、运动，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无疑具有正当性；但对于清朝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毕竟是一种不该发生的悲剧。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这两个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近代史学界也在过去几年投入相当精力，组织一批很有意义的活动。

    人们在讨论清亡教训时都注意到了革命与改良赛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

    甲午战后，中国并没有在改革上犹豫、蹉跎，中国几乎在没有经过任何争论的情形下轻松转轨，放弃了先前畸形发展方略，以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为主轴，引领中国步入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从1895年起，短短三年时间，中国面貌大变，如果仔细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这个判断。

    从189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政治上是焦虑迫使领导层走上了激进主义轨道。欲速则不达。中国经过几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确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宪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实事求是说，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对的，所以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经过一个短暂高潮，立马陷入困境。此后几年，革命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成功的几率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  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

    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

    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

    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

    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

    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

    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

    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

    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     <h2>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h2>

    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  本末与体用

    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

    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

    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

    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  维新与变法

    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

    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

    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

    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

    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䜣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

    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  新政、宪政与君宪

    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

    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

    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

    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

    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

    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

    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

    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

    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

    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

    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

    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

    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

    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

    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    <h2>章太炎与新史学</h2>

    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

    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

    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

    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编辑，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比较向往比较羡慕的。

    在《时务报》，章炳麟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维新志士，他的才华也受到许多维新志士的欣赏与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实在看不惯康有为摆谱以圣人自居，看不惯康门弟子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为此他与康门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接着酒劲发生肢体冲突。

    《时务报》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此后几年，章炳麟辗转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后在一些新式团体或新式报刊中任职，大要都是传递新思想新学术，俨然成为维新时代思想家和新派学者。

    孤僻的个性和学问上的自负使章炳麟无法与同侪普遍友好相处，除了几个能够高度容忍他的独特个性给予宽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孤独，当然由于他的个性和自负的学问，特别是他毕竟得过癫痫病，因而许多人对他的怪异言行见怪不怪，不过冷嘲为“章疯子”而已，大多时候相安无事。

    疯疯癫癫的章炳麟只是一种行为上的疯癫，在思想上在学问上，章炳麟确实不让人。在那几年，章炳麟在与各方激烈争辩争斗的同时也潜心写作，一大批有洞见有学问根基的论文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等发表，这就是稍后结集为《訄书》的基础。

    《訄书》的结构就是一部论文集，只是这部论文集比较别致，从结集之初就考虑到结构，考虑到了体系。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如果从1897年章炳麟踏进《时务报》报馆算起，至1916年前从《訄书》改编成《检论》，这个过程前后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时的木刻初刊本，稍后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铅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检论》全面写定，中间所收篇目，各个篇目的具体内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调整或改动。这个过程过去被研究者视为“从《訄书》到《检论》”一个复杂的结集过程，强调其间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轨迹。

    如果从思想史脉络说，《訄书》初刊本问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变革达到顶峰，但是稍后就遇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谋划用武力挟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绪帝让权的事情。这个计划不慎败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当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而清廷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一个道德困境，现在又因权力冲突杀死六君子，因而维新志士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

    对于清廷内幕新闻，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但经过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转，章炳麟暂时放弃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态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后，接受康有为的想象，以为那位可怜的小皇帝可能还是不错的，值得利用，建议将光绪帝视为中国的“客帝”，不要太折腾中国的政治架构，让中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形态上。

    章炳麟的“客帝”说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他那时还没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满的象征，只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个小皇帝在经过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一惊一乍之后真的病倒了，此后一年，中国政治进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动荡期。就在这个动荡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訄书》。所谓“訄”，就是不得不说的意思。可见章炳麟对这本小册子是怎样自负。

    《訄书》初版本是由梁启超题写书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虽然与康门弟子有冲突，但可能与梁启超还没有闹翻，或者因1898年中国故事而再度成为朋友。这个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独》写于1894年，最迟的写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侠》、《民数》、《平等难》、《喻侈靡》、《东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经在《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经世报》、《昌言报》、《清议报》上发表，只是在辑入《訄书》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为文字润饰、译名改写，增补新资料等。

    初版本的印数不会太多，但出版不久却又出了一个增补本。这个增补本对于原有50篇并没有删改，只是在书末以《訄书补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学隐》两篇文章。这两篇不见于目录，其页码也与全书不连贯。

    从思想脉络看，《訄书》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还处在与“尊清者游”的状态，尽管发生了1898年政治逆转，章炳麟的思想好像还停留在那个维新时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发排满革命的思想。

    思想家的思想有时走在时代前列，更多时候其实就是时代的反映，几个被反映的事件真相并不一定准确并一定对，但思想的变化在很多时候都在政治变动社会变化的后面。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绝对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对政治逆转的一般判断，以为这场逆转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内部慈禧太后不满意于光绪帝的独断专行，于是在1898年之后，皇太后总想着废黜光绪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实就是慈禧太后这个想法转为政治实践。

    其实，这些想象是不对。一百年后重新翻检当年的记录，小皇帝在那一年确实病了，在此后一年间清廷高层鉴于光绪帝的病情，鉴于光绪帝已经不能生育的事实，开始为他寻找继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绪帝病重的时候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这就是“己亥立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阿哥事件”。

    从善意去理解，为光绪帝寻找一个继承人慢慢培养，即便这个大阿哥将来接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光绪帝总会生病总会老去，而且即便从光绪帝不能生育，必须培养接班人的立场说，也是一种正常行动。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间缺乏起码信任，外国人也不明底里，再加上皇族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务的皇族庆亲王奕劻似乎对于皇族会议选择了端王的后人心有不满。于是乎，内部纷争闹成了外部冲突，原本只是民间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等被利用，中国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僵持也在升级在恶化，终于演化成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

    在这场因内政而引发的外部冲突中，章炳麟并没有闲着。他先是与孙中山等人一样，想到策动两广总督、汉人高官李鸿章反正，重建汉族人的国家。当这个希望近乎破灭之后，章炳麟又和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继而剪取象征着清朝顺民的辫子，由与“尊清者游”走上排满革命，正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至此，章炳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动，并很快在《訄书》修订本上有所反映。

    《訄书》修订本的整理出版时间还有争论，但在与邹容结为兄弟之后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新版本不仅在篇目上有很大调整，而且其封面题字也由梁启超而换成了邹容。

    这个新版本有“前录”两篇，一篇是《客帝匡谬》，另一篇为《分镇匡谬》，表明章炳麟已经正式放弃“客帝”思想，不再认清廷为合法政府，也同时放弃了对汉族高官特别是地方督抚大员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

    除两篇《匡谬》外，修订本收录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调整，也有增补。大致上说，《訄书》修订本更多地强调了学术性和经典性，呈现出作品构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这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史学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启示。

    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语能力，尽管他在那个时代也曾与他人合作翻译过一些东西学作品，比如《社会学》。但他的外语工具肯定没有办法与留学西洋的严复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对东西学的理解似乎不在严复之下，他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大约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这个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章炳麟的贡献远在康有为、严复及梁启超之上。

    章炳麟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学术的整理上，并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体系，他既是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中国学术成立的开启者，他不是像严复那样将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传入中国进行鼓吹，而是将这些西方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学术的具体分析重新解读上。《訄书》中的许多篇章比如《原变》、《原人》、《族制》、《公言》、《颜学》、《王学》、《订实知》等虽然讨论的问题还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旧问题，但由于章炳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等理论不动声色地运用到了里面，因而他在这些篇章中得出了与传统解读很不一样的结论，对新史学的发生具有重要启导意义。

    按照章炳麟的解读，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的动力就是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在于人能群，即能够组成社会，因而人类能够在各种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章炳麟的这些解读除了达尔文的影响外，很明显也具有荀子、韩非等中国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较容易被新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对于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至关重要。

    章炳麟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为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与人物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中国史学的正统与异端，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现代价值理念，而是一种更加实在的情理分析的层面。这是《訄书》对后来新史学的深刻影响之一。比如在对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价值的分析方面，章炳麟在《订孔》、《原学》、《学变》等篇中，将孔子视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历史学家，以为孔子对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不是什么先圣什么至圣，而是整理了《春秋》，启发了诸子，既保存传播了古代文化，也为后世思想的开启准备了一定的条件。由此，章炳麟又对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游侠等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胡适后来的《中国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其实都带有很明显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与《訄书》中的诸多篇章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所以如果说胡适等人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具有现代史学典范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典范的起点其实应该从《訄书》中去寻找。

    在现代中国新史学构建方面，《訄书》还有一个重要示范，就是将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人类学理念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从体制、方法等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叙事、资政的简单功能。在《訄书》中的许多篇中，比如《序种姓》、《族制》、《方言》、《订文》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详尽考察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历史脉络，明确提出了“历史民族”的范畴，这不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影响，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和英雄事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成长的过程，从那里可以看到民风民俗社会教化的演化，可以体会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智慧甚至是体能、体制方面的变化。章炳麟在《訄书》中的这些研究或许还非常幼稚或浅薄，但无疑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开启了新通途。

    《訄书》在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新史学建立方面贡献巨大，其及门弟子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以及三代弟子范文澜、周予同等，其实都是参照章炳麟的《訄书》构建各自的学术体系，只是由于《訄书》文字太过古奥，晦涩难懂，除了章门弟子口耳相传深得要旨外，别人很难弄清《訄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没有办法像胡适等新派学者那样聪明地利用这笔学术资源。    <h2>蒋廷黻论近代中国外交</h2>

    进入近代，东北亚一直成为中国外交的难点，始终困扰，甚至牵制着中国。东北亚问题的症结在如何看待朝鲜，中国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才能找到解决东北亚外交困境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一些论述最具启发意义。

    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朝鲜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的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朝鲜放弃闭关自守政策，想方设法诱导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

    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朝鲜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的大国均势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的分析主要有两个：

    第一，朝鲜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

    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主国对藩属的观念。朝鲜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朝鲜，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朝鲜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

    光绪十年，德国驻朝鲜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朝鲜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朝鲜的现状。而朝鲜内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

    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朝鲜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和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朝鲜，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朝鲜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将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

    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独占朝鲜，将损害俄国的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的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了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朝鲜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却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

    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朝鲜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败。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的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的夹攻和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一是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承担；二是中国此时的军政太过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至于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像战和这样的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的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的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的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

    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的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

    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能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的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所以，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的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

    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向日本赎回的。

    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混乱派兵侵占东北。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它又假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的一切权力。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李鸿章末年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

    李鸿章去世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

    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

    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

    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

    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

    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    <h2>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h2>

    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  相互不信任缘起

    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

    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

    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

    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

    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

    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得比老师好。  老师与学生

    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

    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

    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得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

    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以及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

    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

    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

    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

    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  日本的小计

    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

    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了问题。

    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

    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

    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已注定。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

    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

    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

    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

    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    <h2>文化的根本在政治</h2>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

    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复辟事件导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进而颓唐，他们觉得中国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而在于改造传统文化。旧的文化传统是帝制复辟的社会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

    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帝王意识为什么不能随着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

    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提出，民主、民族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转入和平的建设阶段，着手解决民生问题。

    孙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义，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热潮，孙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于铁路的建设与开发，黄兴也有解甲归田从事实业的考虑，就连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国初年放弃书斋生涯，致力于东三省的实业建设和边疆开发。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民国年间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将得到迅速恢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很快得到改变。到那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必将随之而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就自然会随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良好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袁世凯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受《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处理问题。然而宋教仁血案爆发之后，不仅袁世凯开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轨，就连南方的共和党人也不愿继续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则去解决问题，他们寄希望于武力。从此，中国政治离民主宪政体制越来越远，武人专制、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他们动辄进行武力较量，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操纵的工具。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把原因归结到文化实在过于天真，并没有找到根治此种痼疾的良药。

    事实上，不必用文化为政治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而应该从政治本身寻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体制实质上是和平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都可以在议会进行合法的游说、辩论，以争取议会多数和社会层面的多数。

    议会政治的关键在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

    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