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 译者的话 房龙说，不宽容不过是人的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宽容与专横之争贯穿人类的历史，今天的异教徒明天成了正统，又马上成为其他持异见者的死敌。种族间、阶级间、政治派别间、宗教团体间互不相容。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从一种不宽容发展到另一种不宽容。 在《宽容》这本书中，房龙用手中那支有魔力的笔，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探寻人类精神上“不宽容”的原因，并且生动地描绘了在西方文化最显著的脉络——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中，人类是怎样不断地与“不宽容”作斗争；在这本书中，房龙勾勒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让我们重新发现和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的曲折发展历史和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漫长历程；同时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及倡导思想自由的精神解析了人类为寻求思想的权利而走过的艰辛历程。 逸凡 前言 人类在宁静的无知的山谷中幸福地生活着。 恒久的山脉向东西南北蜿蜒伸展着。 一股知识的溪水从深邃破败的山谷中缓缓流过。 它发源于往日山脉，却又消逝于未来之沼泽。 这条溪水虽不如大河那样波澜滚滚，但足以满足村民们较低的需求。 傍晚时分，村民们喂过牲口，灌满水桶，便心满意足地坐下来享受生活之乐。 这时，守旧的长老们被搀扶出来，他们白天总是在阴凉的一隅，对着一本神秘的古书冥思苦想。 他们向儿孙们唠叨着奇怪的字眼，而孩子们却更喜欢玩弄从远处捡回来的漂亮石子。 这些字眼的含意虽然常常模糊不清，却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在1000年前写下的文字，所以一字一句都无比神圣。 因为在无知的山谷中，凡是古老的东西总会备受尊崇。谁胆敢否认祖先的智慧，就会遭到所有正人君子的冷眼。 就这样，他们过着平静的生活。 然而，他们也总有忧虑：要是得不到园中收获的产品中应得的份额，那该如何是好？ 入夜，小镇狭窄的街巷中总有一些人在窃窃私语，讲述一些似是而非的关于那些敢于提出问题的男男女女的故事。 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众人走了，却再也没有人见其回来过。 还有一些人曾经试图攀登那遮挡住太阳的石崖，悬崖下还能看见他们被风化了的白骨。 时光去而又返，年复一年。 人类在宁静的、无知的山谷中幸福地生活着。 从幽暗之中爬出一个男人。 他双手的指甲已经磨损了。 由于长途跋涉，缠裹双脚的破布沾满了斑斑血迹。 他跌跌撞撞地挣扎到一间茅屋门前，用尽力气叩响了房门，随后他就昏了过去。 在摇曳的烛光中，他被人抬上一张吊床。 天亮之后，全村人获悉：“他回来了。” 邻居们围着他的床站成一圈，不停地摇着头。他们早就知道结果会是这样。 对于那些敢于闯出山外的人而言，等待他们的只有失败和屈服。 在村庄的一隅，长老们摇着头，嘟囔着一些难听的话语。 他们并非残忍成性，但规矩就是规矩。谁让这个人违背长老们的意志，犯下了大罪呢。 他的伤一旦痊愈，就必须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 长老们本想慈悲为怀，宽恕他。因为他们记得他母亲那双渴望的眼睛，他们也没忘记30年前他父亲的惨剧：失踪于荒漠之中。 然而，规矩终究是规矩，规矩是必须要遵守的。长老们就是规矩的执行者。 那个开拓者被抬到了集市上，众人肃立周围，默不作声。 由于饥渴交加，他仍然很虚弱。 长老们喝令他跪下，他拒绝了。他们命令他闭嘴，但是他偏要开口说话。 他背对着长老们，目光搜寻着不久前还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请听我说，”他恳求道，“听我说，高兴起来吧！我到了山的那边，我的双脚踏上了一片新鲜的土地；我的双手曾经感受到其他民族之人的触摸；我的眼睛看到了奇妙的景象。 “我还小的时候，父亲的花园就是我的世界。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连绵的山脉是自古留下来的边界。 “每当我问起，山的那边是什么，总会招来一片嘘声和连连地摇头，让我赶紧闭嘴。如果我还要追问下去，他们就带我到悬崖边，让我看那些胆敢冒犯神灵的人的累累白骨。 “于是，我哭喊着说：‘撒谎！天神是爱护那些勇敢的人的！’这时，长老们就会赶来，给我念他们的那些圣书。他们解释说，天地万物都是由上天的旨意决定的，这片山谷是我们拥有的，由我们掌管；花鸟鱼虫是我们的，听凭我们的支配；但是，大山是属于天神的。山外的东西直到时间终结，也照旧是未知的。 “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这么说谎的。他们欺骗我，就像欺骗你们一样。 “山的那边也有牧场，草地也一样肥美。那里的男男女女有着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他们的城市经过上千年的建设，也是一片灿烂辉煌的景象。 “跟我来吧，我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往更美好家园的道路。在那里，我能看到更幸福生活的曙光！让我带你们到那里去吧，跟这里一样，那里也有天神的微笑！” 他闭上了口，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恐的叫声。 “亵渎！这是亵渎神灵！”长老们大声叫喊道，“给他的罪行以应有的惩罚吧！他已经丧失了理智。胆敢嘲笑1000年前就写下来的规矩，理应处死！” 人们随即举起了沉重的石头，砸死了他。 他的尸体被抛到悬崖壁下，以警示那些质疑祖先智慧的人们。 不久之后，那里爆发了一场大旱灾。 小溪干涸了。牲畜渴死了。田地里没有一点儿收成，无知的山谷中一片饥馑。 不过，长老们并没有垂头丧气。他们预言，一切都会恢复常态，因为他们的圣书上就是这样说的。 况且，他们这么老，只需要有一点点食物就可以了。 冬天到了。 村庄空荡荡的，人烟稀少。 多半人已经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了。 幸存者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山外。 但是规矩说：“不行！” 因为规矩必须遵守。 一天夜里，在无知的山谷中发生了一场暴乱。 绝望给了那些因畏惧而沉默的人们以勇气。 长老们被推到了一旁。他们无力地抗争着，一边抱怨着自己命运不济，一边哭诉着子孙们忘恩负义。 可是，当最后一辆马车驶出村庄的时候，他们拦住了车夫，强迫他将他们一并带走。 通向未知天地的逃亡旅程开始了。 这时，距离之前的那个开拓者归来已多年。要想找到他当年踏出的路径并非易事。 当众人发现第一个用石子堆起的路标时，已经有数千人由于饥渴而倒下，死去了。 不过，从那里再往前走，旅程的艰难就少了许多。 因为细心的开拓者当年在莽莽的树林和无边的荒野里已经开辟出一条清晰可辨的小径。 依靠着一个个明确的径标，人们顺利地来到一个新的天地，这里有碧绿的草场。 人们相视无语。 “到底还是他对了。他是对的，那些长老们错了……” “他说的是真情实况，而那些长老们却说了谎……” “他已经化作悬崖下的白骨，可那些所谓的智慧长老们，却坐在我们的马车里，依旧唱着古老的圣歌……” “他想拯救我们，可我们却杀死了他……” “发生这样的事真是让人内疚。可是，要是当初我们知道实情，就不会……” 随后，他们卸下了牛和马的挽具，把牛羊群赶进草场上。 接着，他们动手建起了房屋，并开垦出了农田。 从此，他们过了很长时间的幸福生活。 若干年后，众人想把那位勇敢的开拓者的遗骸移葬在专门为已逝长老们修建的一座漂亮的纪念馆里。于是，一支庄重而肃穆的队伍返回那个已经荒无人烟的山谷。 但是，在开拓者遗骸理应存在的地方，并没有找到一丝痕迹。 当年一只饥饿的豺狗把他的遗体拖进了自己的巢穴。 于是，人们把一块小石头安置在那条小径的起点（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一条宽阔的大道了），石头上刻着那位开拓者的姓名。正是他率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恐怖发起挑战，才使得无知山谷中的一行人获得了新的自由。石头上还注明：此碑系由一群感恩戴德的后代敬立。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类历史的初期，也还会发生在现在。但愿有一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第一章 祸起无知 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一世(1)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位来自乌斯库布（在后来的战争中争议极大的一个铁路连接点）的塞尔维亚农夫不喜欢“书本知识”。他一声令下，古雅典的哲学学派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基督教僧侣入侵尼罗河谷数百年后，仅存的一座埃及神庙也被他下令关闭了。该神庙坐落在一个名为菲莱的小岛上，靠近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 在人们的记忆中，这里一直是崇拜爱西斯(2)的圣地。由于某些原因，非洲的、希腊的和罗马的神都没能在这儿站稳脚跟，而爱西斯女神却始终受到人们的崇敬。到了公元6世纪，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懂得象形文字书写艺术的人。少数宗教僧侣依然在此从事着这种古老而神圣的艺术，埃及其他地方的人们则早已将其遗忘。 这时，随着农夫出身的那个文盲皇帝查士丁尼的一道旨意，该神庙和附近的学校都成了国家财产，神庙中的雕像和绘画等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僧侣和书写匠们则被投进监狱。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人在饥馑中悄然死去时，那古老的象形文字书写艺术也就自此消失了。 这简直是巨大的遗憾。 倘若查士丁尼（这个上帝该降罪于其身的家伙！）行为不如此决绝，哪怕是只留下几位懂得古象形文字的书写匠，那么，今天历史学家的任务就要轻松很多。所幸由于商博良(3)的天才，我们现在得以重新读写出那些原本匪夷所思的文字，但是要想理解留传后世的文字究竟有什么深意，对我们而言，仍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对古代世界的其他民族来说，也都有过这样的遗憾。 蓄着奇怪的大胡子的古巴比伦人，当他们虔诚地感叹“有谁能够理解天神的忠告”时，脑子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呢？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批批刻满经文的泥版(4)。他们日复一日地祈祷，尽心尽力地诠释神灵的律条，且把神灵的旨意镌刻在圣城的石柱上。然而，在心灵深处，他们对神灵又怀有怎样的情感呢？他们时而是最宽容的人，鼓励僧侣们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时而又是最残暴的刽子手，用骇人听闻的酷刑惩罚那些疏忽敬神礼仪的人。 缘何如此？直到现在，这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我们派出了探寻队到尼尼微(5)，在西奈的沙漠中发掘搜寻，破译的写满楔形文字的书简腓起来足足有几十米之长……我们在埃及，在美索不达米亚(6)，苦苦寻觅着开启这神秘而智慧的宝库前门的钥匙。 就在这时，我们几乎是完全偶然地发现，这座宝库的后门始终敞开着，人们可以随意地进出。但是，那道不大的方便之门不在阿卡德(7)，也不在孟菲斯(8)周边。而是隐匿于丛林深处，且几乎被异教庙堂的木柱遮挡。 我们的先辈在寻觅易于劫掠的对象时，曾经接触过他们欣欣然称之为“野蛮人”或“原始人”的人。然而，他们之间的会面并不令人愉快。 那些可怜的异教徒误解了白人的意图，用长矛和弓箭相迎。来访者则以大口径弹枪回敬。 之后，这不同世界的人们就难得有机会进行心平气和、不带偏见的交流沟通了。 东西方的相遇 原始人总是被描写成一无是处的游民，他们肮脏、懒惰、游手好闲，崇拜鳄鱼和枯树，理应得到不幸的报应。 到18世纪，情形有所改变。先是让·雅克·卢梭开始透过伤感的泪水，观察眼前的世界。他的同时代的人被他的观念深深打动，便纷纷掏出手帕，一起落泪了。 愚昧的原始人成了他们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在他们的笔下（尽管他们从未曾见过一个原始人），原始人是环境的不幸牺牲品，但这些人真正具备人类的一切美德。只是如今这些美德已经被3000年的腐朽文明体制销蚀不见了。 时下，我们对这个领域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研究原始人，犹如研究比他们稍微低级一些的高等家畜。一般说来，两者的关系并不十分疏远。 付出辛劳总会有所回报。我们渐渐懂得了，原始人其实就是生活在更恶劣环境下的我们自己。只是他们还没有被神感化罢了。通过对他们的仔细研究，我们开始了解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社会。通过对他们的彻底认知，我们才得以窥见人类所具有的很多奇特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已被过去5000年中形成的行为与习俗深深地掩盖起来了。 这些发现不一定总能让我们感到自豪，但另一方面，对我们早已脱离的环境有所了解，加之对已经取得的业绩的欣赏，就会让我们更有勇气完成自身的工作。如果还有别的什么，那就是对那些落伍的远亲兄弟，我们会抱一种更宽容的态度。 这本书并非一部人类学手册，它是一部表现“宽容”这一主题的作品。可是，宽容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主题。我们很容易跑题，一旦偏离正题，天晓得我们会落脚到何处。 因此，最好还是让我用一点儿篇幅，准确而具体地阐明我所讲的“宽容”究竟是什么。 语言是人类最具迷惑性的一项发明，所有的定义都难免专断任意。所以，那些谦恭的好学之士最终要接受大家公认的权威。 我参考的是《不列颠大百科全书》。该书第26卷第1052页上写道：“宽容（源自拉丁语tolerare“容忍”一词），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异于自己或传统见解的观点有耐心与公正的容忍。”或许还有其他的定义，不过就本书的目的而言，不妨就遵从《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的释义。 既然我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宗旨，就再回到原始人那里吧！我要向你们叙述的是从有记载的最早期的社会形态中关于宽客我发现了什么故事。 通常人们总是认为原始社会十分简单，原始人说的只是一些叽里咕噜的简单语言，原始人都无忧愁地自由自在，只是当世界变得“复杂”之后，这种自由无忧的状态才消失了。 然而，最近50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们在中非、北极地区及玻利尼西亚附近的土著人中进行的调查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原始社会极其复杂，原始语言的形式、时态和变格比俄语、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在的奴隶，还是过去和将来的奴隶。 一言以蔽之，原始人乃生于忧患死于恐惧的不幸生灵（他们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自由无忧）。 我们已经习惯认定那些勇敢的印第安人在大草原上兴高采烈地游荡，到处寻觅野牛和战利品的情形，不过，目前的结论跟这样的画面相去甚远，却更接近实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我曾阅读过很多关于奇迹的故事，然而，它们始终未涉及这样一桩奇迹——人类缘何能够生存下来的奇迹。在哺乳类动物中，人类几乎可以说是最缺乏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一种，为什么却可以抵御严寒酷暑，抗拒疾病与猛兽，最终又是怎样成为万物之主宰的呢？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本章中就加以解答。 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人类绝不可能依靠一己之力完成这些事情的。为了获取成功，人类必须把自己的个性融入部族的共性中去。所以，原始社会只有一个支配所有的观念：求生欲望。然而，生存是非常艰难的。任何想法都必须服从一个高于一切的要求：生存。 个人是微不足道的，集体高于一切。部落是一座可以移动的堡垒。部落中人依靠群力得以自食其力。部落是独立且排外的，唯有如此，部落中人才能获得安全感。然而，问题要比初看时复杂得多。我刚才所陈述的，只对可见的世界有效，但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与不可见的世界相比，可见的世界简直不值一提。 为了彻底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谨记：原始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并不熟悉因果法则。倘若我不小心接触了有毒的常春藤，我就会责怪自己粗心大意，急忙去找医生。期间，我还会叫人把那东西尽快铲除掉。分辨因果关系的能力告诉我，毒藤会诱发皮疹，医生会给我一些止痒的药物，只要除掉那些毒藤，这种痛苦的经历就不会再次发生了。 真正的原始人的反应会完全迥异。他根本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在一起。在他生活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交织在一起，无法分离的。他的那些死去的首领变成了神灵，死去的其他人变成了魂魄，仍然是部族中看不见的成员，无时无刻不陪伴着部族中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他们与活着的每一个人同吃同睡，并为其守护门户。 他的本职是让这些神灵和魂魄待在身边或赢得他们的友谊。倘若他做不到这一点，就会立刻遭到惩罚。由于他不清楚如何随时随地地讨好所有的神灵和魂魄，所以，他总是处于胆战心惊的情绪中，担忧因神灵和鬼魂的报复而遭遇不幸。 因此，他碰到一小点儿不同于往常的事情，也会将其看成某位看不见的神灵或魂魄在作怪，并不追寻这些事情的真正源头。当他看到手臂上起皮疹的时候，不会说“该死的毒藤”。他们会自言自语地嘀咕：“我肯定是惹怒了哪位神灵了。这是他在惩罚我。”之后，他会跑到巫医那里，不过不是向巫医讨要一些能消解毒藤的药物，而是去乞求一张“符”。这张“符”一定要能镇住那位发怒的神灵施加给他的“符咒”才行。 而对于那诱发皮疹并且给他带来痛苦的毒藤，他却任凭它继续生长在原处。要是刚巧来了个白人，这个白人用一桶煤油把毒藤烧毁了，他还会咒骂这个白人多事。 于是，这样一个把每件事都视为某个不可见的神灵直接干预的社会，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严格遵从貌似能够消除神怒的律条或法则。 根据原始人的观点，这样的律条或法则是存在的。他的先人将其制定下来，并传授给了他，他就必须保有它们，且将其丝毫不动地传给他的子孙，这是他最神圣的职责。 这种现象在我们看来，的确荒谬不经。我们信奉的是成长、发展以及永不停息的改进。但是，“改进”只是近代才逐渐形成的概念。在所有低级的社会形态中存在一个典型的共同之处：即生活其中的人们觉得自己拥有的就是世上最完美的生活，他们从来不曾想有哪些应该改进，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另外的天地。 既然这一切都被理所当然地看成真理，那么，怎样才能防止有人改变律条或法则及改变社会的既成形态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如果有人拒绝遵守代表神的意志的律条或公共法则，就立即给予惩罚——说得更直截了当一点，即依靠僵化的专制体制。 也许这样表述会让人觉得原始人是最专制的人类（他们最不宽容）。事实上，我的本意并非是侮辱之。所以，我要赶紧补充说明一句：在原始人的生存环境下，专制是必须的。如果容许有任何成员对部落的律条或法则指手画脚，就会威胁到整个部族的人身安全和人心的安定，部落的生存就会由此陷入危险之中，这可是非常大的罪过。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数量相对有限的一小撮人，他们是如何维护这套口口相传的复杂的律条体系的呢？要知道，今天我们虽有成千上万的军队和警察，倘若要执行几部并不复杂的法律，依旧是件困难的事情。 说起来也很简单。 原始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仗着精明的估算，做到了使用武力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发明了“塔布”(9)这一概念。也许“发明”这个词用得有点不够恰当，这样的东西不大可能源于突然而至的灵感，而只能是在长年生活经验中慢慢摸索而出的结果。不管怎么说，非洲和玻利尼西亚的原始人想出了“塔布”，由此而使他们自己免除了很多麻烦。 “塔布”这个词来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也充满着“塔布”（即禁忌）。简单地说，就是那些我们不能说的话，不能做的事。比如在餐桌前不能说我们刚刚做的手术，不能把汤匙放在咖啡杯里，等等。只是我们的禁忌本质上没有那么严重的内容罢了，它们通常只是日常礼仪上的一些规定，对我们的个人幸福影响不大。 塔布（禁忌） 可是对于原始人而言，塔布（禁忌）可就至关重要了。它们意味着超越于这个世界的某些人或无生命体。如果使用希伯来的同义词，即“神圣的”，不可以随意谈论或触及，否则就会有当场送命或长期遭受痛苦的风险。总而言之，禁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宗教体系，会毫不怜悯地惩罚那些胆敢违抗祖先魂灵意愿的人。 到底是教士发明了塔布，还是为了维护塔布才创立了教士这个职业，这个问题仍有待解决。既然传统要比宗教古老得多，那么更可能是塔布早在巫师和巫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后者初一现身，就成了塔布观念最坚定的捍卫者，且由于他们运用塔布的本领如此高超，使得塔布成了史前时代“严禁……”的象征。 当我们初次听到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塔布在这些国家还处于盛行的发展阶段。塔布虽说并不像后来在新西兰所发现的粗糙、原始的那种形式，但已经演变为一种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这种情形如同我们所熟悉的基督教十诫中，那六条“汝不能……”式的戒律。 毋庸置疑，在那些国家的早期阶段，“宽容”的概念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 我们有时候误认为是宽容的表现，其实不过是由于无知而造成的漠视。 在那些国王或教士的身上，我们完全看不到一点（哪怕是含糊不清的）迹象，允许别人行使“行动和判断的自由”，或者“对异于自己或传统见解的观点有耐心与公正的容忍”，这可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时代的理念了。 因此，本书对通常称为“古代史”的史前历史并无兴趣。即使有，也是以一种非常否定的方式。 争取宽容的斗争是以个体的觉醒为前奏的。 这一最伟大的现代启示，其荣誉应该归功于希腊人。 ———————————————————— (1) 查士丁尼一世（483—565）：东罗马帝国皇帝，527—565年在位，完成了著名的《查士丁尼法典》，并发动战争向西扩张，占领了大片土地。鼎盛时，东罗马帝国的疆域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南至尼罗河流域，地中海几乎成了它的内湖。——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 (2) 爱西斯：埃及神话中司生育和繁衍的女神。 (3) 商博良（1790—1832）：法国的埃及古物学者，建立了现代科学的埃及古物学。1821年起研究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破译了罗塞塔石（公元1799年拿破仑工兵团的一位军官在埃及罗塞塔城附近发现的写有象形文字的石头）上的古埃及文字，并据此弄清了古埃及文字的语法，编纂了一部古埃及语词典。 (4) 泥版：古巴比伦人在泥版上书写楔形文字，再将其晒干或烘干，以便长时间保存。 (5) 尼尼微：古代亚述帝国的都城。 (6) 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和叙利亚东部两河流域地区，人类城市文明的发祥地。 (7) 阿卡德：古巴比伦城北约48千米处的商业中心。 (8) 孟菲斯：尼罗河西岸的埃及古城。 (9) 塔布：原文为taboo，意为禁忌。更通俗地说，“塔布”即“这件事做不得”的意思。每个社会都有它的塔布，并且非有不可，但塔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慢慢变动的。 第二章 古希腊人 在地中海的一个偏僻角落里，有一座布满岩石的半岛，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这里为我们如今世界的生活奠定了完整的基础，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等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在漫漫岁月中，这个问题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哲学家们在一生中也曾花费不少时间，试图解疑。 对于那些“探寻历史规律”的努力，可敬的历史学家们总是轻蔑地看待。他们不相信研究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的那一套。那些做法对于研究蝌蚪、微生物或流星也许行之有效，然而，在研究人类的领域，它们似乎毫无用处。 可能是我误解了，但我认为历史应该有自身的一套运行规律。的确，到现在我们尚未有多少发现，也未曾下足工夫探讨。我们总是忙于积累事实，以至没有时间对这些事实予以加工和升华，从中抽象出一星半点的对我们人类这哺乳动物具有某些实际价值的智慧结晶。 我惶恐地涉足这个研究领域，借助科学家著作中鞭辟入里的分析，献上一个与历史有关的原理。 根据现代科学的最新认知，一旦物理、化学条件达到产生第一个生物细胞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区别于无生命存在的有生命存在）就开始了。 把这句话翻译成历史学的术语，即： “只有当一切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达到或者接近一种理想的条件和比例时，才有可能貌似自发地、突然地产生高级文明。” 下面我用一些反面的例子来详细阐述这一论点。 一个头脑发展水平和穴居人一样的种族，就算是在天堂里，也不会繁荣兴旺。 如果出生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屋里，并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趴在冰面上盯着捕海豹的洞，那么伦勃朗就画不出美术作品，巴赫就写不出《受难曲》，普拉克希特里斯(1)就创作不出雕塑。 如果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棉花厂里做工谋生，就不会在生物学领域作出贡献。如果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2)是罗曼诺夫(3)沙皇领地上的农奴，且住在穷乡僻壤，他也不会发明电话。 在高级文明形态的发祥地——古埃及，虽然气候条件宜人，但是原住居民并不十分强壮，进取心也不强，其政治经济条件更是糟糕。在巴比伦和阿西利亚的情况也一样。后来迁徙到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闪米特人，倒是体魄强壮、精力旺盛。气候条件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政治经济条件却仍然不够好。 巴勒斯坦的气候也不值一提。农业落后，除去贯穿国土、连接亚非的大篷车道外，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商业可言。况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掌握在耶路撒冷神庙的教士手中，这自然不会有助于鼓励个人的开创精神。 在腓尼基(4)，气候影响倒不是很大，这里的人身强体壮，商贸条件也不错，但是国家的经济体系却非常不平衡，一小撮船主控制了全部的财富，并建立了森严的商业垄断。于是早期的泰雅(5)和西顿(6)的政府就落入了富豪之手。穷人被剥夺了从事产业的权利，渐渐变得麻木冷漠，最终腓尼基重蹈迦太基(7)的覆辙，走向陨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乃缘于国家统治者的短视、自私和贪婪。 总而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总是缺少成功所需的某些要素。 希腊 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完美平衡的奇迹终于出现了。它只持续了一段很短的时间，而且很奇怪，它没有在希腊本土发生，却出现在爱琴海对面的殖民地。 我在《人类的故事》这本书中描述过那些著名的岛屿桥梁(8)，它们连接着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从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起，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通过这些岛屿到达了欧洲。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小亚细亚西岸的一块叫做爱奥尼亚(9)的狭长地带上。从亚洲运到欧洲的，既有货物又有思想。 在特洛伊战争前几百年，这块约144.9千米长、仅有几千米宽的狭长山地，被从大陆来的希腊部落征服了。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些殖民城市，其中以弗所、福赛、埃里斯莱和米莱图斯(10)最为著名。就是在这些城市周边，后来出现了各种成功条件的完美组合，使得文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后世的文明最多可与之比肩，却从未曾超越。 首先，这些殖民地的居民来自十多个不同民族，他们是这些民族中最活跃、最有开创精神的人。 其次，这里有通过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商贸，进而积累起了巨额财富。 再次，对于占大多数的自由人而言，殖民地的政治体制使他们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 上述成功的条件中，我之所以没有提到气候条件，理由如下：对一个全力以赴地从事商业的国家，气候的影响并不大。不管晴天还是下雨，船只都可以建造，货物都可以装卸。只要天气没有冷到港口冰封，城市没有遭受水淹之苦，众人就不会对天气预报有多大关注。 商业城市 更何况，爱奥尼亚的气候对知识阶层的发展而言，可谓得天独厚。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之前，知识依靠的是人们口口相传。城里的抽水机周遭就是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也是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 在米莱图斯，一年365天中只有几天不可以坐在抽水机的旁边。而米莱图斯早期的爱奥尼亚教授们，曾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气候方面的优越性，从而成为日后各种科学进步的先驱。 根据记载，现代科学第一位真正的奠基人是泰勒斯(11)。他的出身可疑，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抢了银行或杀了家人，进而从什么不为人所知的地方逃逸到米莱图斯，而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祖先是何等人士。他是比奥夏(12)人还是腓尼基人？是北欧日耳曼人还是闪米特人？ 这倒说明了，在那些岁月里，位于曼安德尔河口的小古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中心，如同今日的纽约。该古城的居住人口来自四面八方，由多种不同成分的人群组成，人们只是根据表面印象判断自己的邻居，从来不会深究其家底渊源。 既然本书不是一部数学史或者哲学手册，我们也就无需为泰勒斯的思想浪费过多笔墨。不过，我们知道，泰勒斯对爱奥尼亚人流行的新思想表现得很宽容。当宽容之风吹遍爱奥尼亚时，罗马仍然是一个偏僻、遥远的小集镇，它鲜为人知地坐落在一条浑浊的小河旁。犹太人还被囚禁在亚述人(13)的土地上，北欧和西欧也只不过是一片野狼出没的荒野。 要想理解为什么希腊的爱奥尼亚能有这样的发展，我们就该了解自从希腊首领们乘船驶过爱琴海，掠夺特洛伊(14)的财富以来发生的一些变化。那些闻名遐迩的英雄仍然不过是原始文明的产物，他们是一些快速成长的孩子，他们把生命看成是一场漫长而光荣的暴力竞技，充满了刺激、角斗和赛跑，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其实我们现代人要不是为了谋求吃喝而不得不埋头于日常工作，也会乐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一显身手的。 这些性格暴烈的武士对待他们的神，就像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严肃问题一样，持一种率直而简单的态度。公元前10世纪曾经统治希腊世界的奥林匹斯山诸神，都有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人与神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分开的，多少是个谜团，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在当时，那些居住在云霄之外的诸神，对匍匐在地面上的苍生始终满怀着友好之情。人与神之间亲切的个人交往特色，使希腊宗教具备了独特的魅力。 每一个希腊的小孩子都会听到长辈讲述关于宙斯的故事：宙斯是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强悍统治者，一时兴起就会以他的闪电霹雳耍威风，电闪雷鸣般的场景仿佛让世界到了末日一般。但是当孩子们长大，能够自己阅读那些古老的传说时，就会渐渐意识到，孩提时代那些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中的可怕主人公，其实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时他们看到的神似乎是以家庭聚会的面貌出现的一些人物——他们彼此间开着玩笑，且不间断地卷入其尘世朋友的政治纷争，以至于希腊的每次冲突之后，都会紧接着在天上的诸神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然啦，尽管宙斯身上的人类弱点如此之多，他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神。在诸神中他是最强大的一位，得罪了他，就会被降祸于身。然而他还是通情达理的，只要走对了路子，接近他还是可能的。幽默感是他最大的优点，他也从不把自己和自己的天国看得太重。 对于一个神来说，这也许不是最庄重的形象，不过这一点却提供了某些非常突出的好处。在古希腊人那里，从来没有什么严格的法则，人们应该把什么信奉为真理，又应该把什么藐视为错误。正因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信条”、僵硬的教条和靠着世俗的绞刑架来强制维护这些教条的一群职业教士，所以这个国家各地的人们都能够依照各自的好恶，重新塑造他们的宗教思想和天国观念。 居住在离奥林匹斯山附近的塞萨利(15)人，对自己可敬的诸神的尊崇，自然远比不上住在拉科尼亚湾偏远小村中的阿索庇人。雅典人自认为既然能得到守护神雅典娜的直接荫庇，那么对该女神的父亲宙斯就可以相当随便；居住在远离主要商路的偏僻山谷中的阿卡迪亚(16)人，则严格地坚持更为朴素的信仰，对于那些在严肃的宗教事务中存有的丝毫轻浮举止都深表不满。至于福西斯(17)的居民们，他们依靠到德尔法(18)的朝圣者谋生，他们坚信供奉在那座能给他们带来滚滚财源的神庙中的阿波罗，认为阿波罗在诸神中是最伟大的。自远方而来的人们，只要口袋里还有两三枚硬币，就应该对这位神有所表示。 犹太人是一神论者，这使得犹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如果不是当年犹太人集中住在一座城里，这座城又强大到足以打败其他的朝圣之地，并维持对宗教的排他性垄断几乎千年之久，这种单纯的一神信仰是绝不可能的。 而在希腊，并未形成这样的条件。不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始终未能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统一的希腊人们所公认的首都。他们做过这样的努力，但结果只是导致了旷日持久的毫无益处的内战。 一个如此尊崇个性的民族，自然会为独立思考的精神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其实它们与《圣经》完全不同。它们仅仅是两本书而已，从来没有被归到“经书”之列。书中讲述了一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们的冒险故事，人们对此津津乐道，并视这些英雄们为希腊人的直系祖先。书中也附带包含了一些宗教知识，因为希腊诸神无一例外地都参与了人间的纷争，常常把正经事儿抛在脑后，津津有味地观看人间的王位之争。 哲学家 然而，希腊人从来没有思索过，荷马的作品是否直接或间接地从宙斯、米纳瓦(19)和阿波罗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反正这两部史诗是文学史上的精彩作品，是陪伴漫长冬夜的良好读物，何况，它们还让希腊的孩子们对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呢。 而这就是一切的一切。 在这样的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氛围中，在一座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散发的刺鼻气味弥漫的城市里，在到处是东方色彩斑斓的丝绸映照下，到处可以听到饱足衣食的人们的欢声笑语，泰勒斯诞生了。他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工作、教书，直至死亡。他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去甚远，但要切记，他的思想只是在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内传播。普通的米莱图斯人也许听闻过泰勒斯的名字，那就像现在的纽约人都听说过爱因斯坦的名字一样。你问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回答说，那是个留着长头发、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伙计，每个星期在报纸上刊登一篇关于一个人在火车上如何走过的文章。 这个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人捕捉到一点真理的火花，最终推翻（至少是大大修正）了长久以来的科学结论，这对于千百万普通的纽约市民来说，实在是毫不在意的事情。或许当他们热爱的击球手试图颠覆万有引力定律而引起纷争时，他们才会对数学有些兴趣。 古代史教科书通常避开这个难题，只是写上“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约前624至前546），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我们甚至能够想象出当时《米莱图斯报》上的大标题：“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 泰勒斯究竟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样超越前人走过的旧路，另辟蹊径的，我也说不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并非生活在知识的真空世界中，他的智慧也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公元前7世纪，科学领域中许多开拓性的探索工作已经完成，有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资料足可以供学者随时参考使用。 巴比伦的观星家已经在探索星空。 埃及的建筑师们经过大量的精心计算，才大胆地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石头堆放到处于金字塔核心的墓室的顶部。 古希腊神话 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认真研究了太阳的运转，预测出旱季和雨季，从而为农夫提供了调节农活的历法。 然而，解决了这些实际问题的人们，依然把自然界的力量视为不可见的神灵意志的表现，是那些神掌管着季节更迭、星球运行和海洋潮汐。这种情形就好比是总统的议会议员掌管着农业部、邮电部或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反对这一观点。不过他像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一样，并不想自找麻烦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个问题。倘若海滨的水果贩遇到怪异的日食景象时，吓得匍匐在地上乞求宙斯神灵的保佑，那只是水果贩自己的事，泰勒斯绝不会试图说服他们，说什么稍有天体运行知识的小学生都会预测出公元前585年5月25日的某个时刻会出现日食，米莱图斯城会经历几分钟相对的黑暗。 就在那次著名日食发生的当天下午，波斯人和利迪亚人正在战场上厮杀。由于光线不足，他们只好停止厮杀。即便在那时，泰勒斯也绝不相信这是利迪亚的诸神仿效了几年前在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又一次演绎了奇迹——使天国的光芒突然熄灭，以便胜券掌握在他们宠爱的人们手中。 由于泰勒斯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这正是他丰功伟绩所在）：他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做受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人们一直想象的神灵任意操控的结果。所以，他认为，即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狗或者在哈利奇有一次婚筵，而没有发生更重大的事件，日食还是要出现的。 泰勒斯通过科学的观测，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他把万物的产生归结于一条普遍和不可避免的法则，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推测是正确的）：水是万物之源，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而且从时间开始的时候就存在了。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泰勒斯亲手撰写的任何文稿。那个时代，他已有可能用文字表达他的观点，因为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如今由他直接书写的文稿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依靠与他同时人的书稿中发现的只鳞片爪的资料，对泰勒斯的个人生活略晓一二。比如，泰勒斯是个商人，与地中海沿岸各地的人都有广泛联系。顺便说一句，早期哲学家大都是商人，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特点。这些哲学家是“智慧的恶人”。不过他们从不忽视这个事实：生活的奥秘寓于生灵之中。他们认为，“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就好比是“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吃饭”一样，危险至极。 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有各种个性的人，好的、坏的和不好不坏的，这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因此，他们用闲暇时间耐心地研究人这一奇妙生灵的本质，并非凭先入为主的臆造从事。这使他们能够与其他人和睦相处，从而很好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如果他们不厌其烦地进行说教，指给人们通向大同世界的捷径，效果不一定更好。 他们很少提出森严的清规戒律来限制人们活动。 夜观天象的天文学家 但是，他们以自身的榜样成功地向人们表明，一旦真正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必然会获得内心深处的安宁。那是一切幸福的根源所在。哲学家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赢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后，便有了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获准可以深入一般被认为只有神灵才能干预的领域中去探险。泰勒斯作为这一新福音的先驱，把博学多才的一生奉献给了这项有益的事业。 尽管泰勒斯对希腊人眼中的全部世界进行了分解，并且分别考查了每一个细微的部分，还公开质疑了亘古以来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他仍得以平静地寿终正寝。反正我们并未见到关于曾有人让他对自己的异端邪说作出解释的记载。 一经泰勒斯指明道路，就有许许多多的热心人士纷至沓来。 例如，阿那克萨哥拉(20)，约在35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后来一直在希腊各城邦担任“诡辩家”，并担任私人教师，教授哲学和修辞学。他对天文颇有研究。在他的授课内容中，强调指出太阳并非人们公认的是由一名神灵驾驭的天车，而是一个鲜红而炽热的大火球，这个火球比整个希腊还要大千百万倍。 阿那克萨哥拉提出这一理论后，相安无事，神灵并没有因他的鲁莽放肆而用雷电将之毙命。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理论推进了一步，大胆宣称月球表面覆盖着山脉和低谷，最后他甚至暗示说，世间有一种“种子”，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创世纪起就已存在。 但是，阿那克萨哥拉涉足到了一个危险的领域，因为他所谈的正是人们熟悉的事情。后来的不少科学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太阳和月亮距离地球遥远至极，普通的希腊人并不在乎用什么字眼称呼它们。但当阿那克萨哥拉开口宣称说，世间万物都是从一个叫做“种子”的原始物质中逐渐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毫无疑问是走得太远了。这样的言辞与天神(21)的故事大相径庭——在大洪水过后，天神把小石子变成无数男女，使世界重新人丁兴旺。希腊全部孩子在童年就听到过这个故事，因此，要想否认这个庄严无比的故事的真实性，无疑会搅乱现存社会的安宁，也会使孩子们怀疑长辈的智慧，无论如何都行不通。于是，阿那克萨哥拉就成为雅典父母同盟大肆攻击的对象。 假如当时是君主制或共和制初期，城邦的统治者还会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一名宣扬鲜为人知的理论的学者，使其免受愚蠢而无知的雅典农夫的迫害。但那时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发展到了巅峰，个性自由早已今非昔比。何况，当时深受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22)恰是阿那克萨哥拉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这又为法庭的治罪打开了方便之门，进而使人们借以掀起一场反对该城邦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 一名叫奥莫菲特斯的教士，在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当行政官，他提出的一条法律被通过了。这条法律要求：“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或者对一切神灵持自己见解的人，要立即治罪。”依据这一法律，阿那克萨哥拉被投入监狱。不过，该城中的开明势力最终占了上风。阿那克萨哥拉只缴了很小一笔罚款就获释出狱了。他移居到小亚细亚的朗萨库斯，并在那里颐养天年，到公元前428年才与世长辞。 阿那克萨哥拉的事例表明，官方对压抑科学理论的发展实在是收效甚微。阿那克萨哥拉尽管被迫离开了希腊的雅典，但他的观念却留在了那里，并传给后代。两个世纪之后，这些观念受到亚里士多德的注意，亚里士多德以阿那克萨哥拉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科学假设。经过千年的漫长黑暗时期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总算令人欣喜地传授给了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路西德(23)。这位医学家还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各大学的学生中普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把这些理论和个人观察结合起来，撰写了很多著作。这些著述被及时地运过比利牛斯山脉，直抵巴黎和布隆的各大学。在那里被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人和北欧人全盘接受了书中的思想，如今它们已成为科学入门书的核心部分，被人们视如乘法口诀表一样没有危害。 现在我们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在他受审判后差不多一代人后，希腊的科学家获准可以教授与民间信仰有所出人的各种学说。这时已经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年，又发生了第二件事例。 这次受害的是普罗塔哥拉(24)，一个流浪教师，来自希腊北部爱奥尼亚殖民地的阿希戴拉村。该村由于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名声不佳。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的法则是：“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可贵的。”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应该置于警察系统的监视之下。 普罗塔哥拉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观念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的钻研，向人们宣称：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生命之短暂犹如昙花一现，所以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本来就令人怀疑的神灵的存在上，我们的所有精力应该用在使生活更加美好和更加愉快的目的上。 这一论述当然是击中了要害，比以往任何文字或口述的所有东西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况且，这一观点问世之时，正值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胜败攸关之际，人们饱受失败和疾病之苦，已经处于走投无路的状态。最明显的是，这时对神灵的超凡力量提出质疑，激起神灵的怒火，实在是不当时。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并被勒令必须改变理论，屈从于法庭。 伯里克利本来能够保护普罗塔哥拉，但此时伯里克利已经作古。而普罗塔哥拉尽管是科学家，却对殉道毫无兴趣。 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驶往西西里的航程中，普罗塔哥拉的船触礁了。他貌似溺水而亡，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惨遭雅典人毒害的另一个牺牲品是戴阿哥拉斯。其实他根本称不上是哲学家，他只是一个青年作家。由于他在一次官司中没有得到神灵的帮助，便把个人的怨恨一股脑儿发泄到神灵头上。在很长时间里，他为自己的苦情难诉而郁郁寡欢，以致思想发生剧变。他四处奔走呼告，以亵渎的语言诽谤北部希腊人普遍敬仰的“神圣玄机”。他如此放肆，以至于被判死刑。但在临刑前，这个倒霉蛋却得到机会逃跑了。他去了科林斯，继续对奥林匹斯的神灵大放厥词，最终由于脾气过于暴躁而一命呜呼。 希腊人不容异说的偏见最后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法庭对苏格拉底的臭名昭著的死刑判决。对此史料有详尽的记载。 只要一谈到世界一如既往，谈到古代雅典人心胸狭窄的程度不亚于后人，人们就必然举出苏格拉底的例子作为希腊人食古不化的强有力证据。如今，我们经过详尽考察研究后，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这位街头演说家的一生漫长而平静，他颇有才华，却又容易激怒他人，他对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当普通百姓依然坚信神灵存在时，苏格拉底就宣称自己是代表上帝的预言家了。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苏格拉底所说的“精灵”（即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的神启声音）意味着什么，却完全领悟了：苏格拉底对周围人奉若神明的理念持十分否定的态度，对传统习俗也完全缺乏尊重。当政者最终杀死了这位老人，然而他的神学理念（只是官方为了说服群众而牵强附会地作为加罪之辞）其实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没什么关联。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父亲子女很多却收入菲薄。因此，这个男孩子没有足够钱财到正规大学进行学习，因为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哲学家都讲求实惠，往往为了一门学科就要索取2000元的授课费。况且，在年轻的苏格拉底看来，探求纯粹的知识、研究没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依他之见，一个人只要善于培养自己的良知，没有几何学的知识也没什么。为了拯救灵魂，了解彗星和行星的自然现象也毫无必要。 这个鼻梁塌陷、衣衫褴褛的朴实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论不休，晚上则洗耳恭听妻子的满腹牢骚（苏格拉底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人，只好在家里给别人洗衣服，而苏格拉底却把挣钱糊口看做生存中最不值得注意的琐事）。他多次参加过战争和远征，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兵；他是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当时人数众多的教师中，他被选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蒙难。 为了便于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必须了解当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作出痛苦而有益的贡献时，雅典的政治状况如何。 终其一生（苏格拉底被处以死刑时已年逾70岁），他都在试图向人们表明：他们正在虚度年华，浪费着机遇，生活得毫无意义，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了空洞的享乐和虚无的胜利上，不可避免地滥用伟大而神秘的上帝赐予的各种恩典，力求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哪怕只有数小时的时间。他完全相信人的崇高命运，他打破了一切旧哲学设置的框框和禁区，甚至比普罗塔哥拉走得还远。普罗塔哥拉曾经教导人们说：“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宣称：“人的不可见的良知是（或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终尺度，塑造我们命运的不是神灵而是我们自己。”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所作的那次演讲（准确地说，法官足有500人之多，他们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其同情与否——都是最令人欢欣鼓舞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据理力争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他还说：“人只要保持自己的良知，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没有妻室甚至没有住房，也会有所作为。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谁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当局的干涉。” 可惜的是，苏格拉底是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错误的陈词。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的利与弊，又想尽力找到折中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当然使他失去了双方的人心，不过那时候双方实力难分上下，腾不出手对他采取行动。 到了公元前403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把贵族派赶跑了，完全控制了政权，苏格拉底自然在劫难逃了。 他的朋友们获悉形势后，纷纷建议苏格拉底尽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很明智的。 但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个“口头评论家”，一个绝顶聪明的大忙人，善于揭露那些自诩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这甚至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人人都对他有所了解。他在上午说的一些趣事，到晚上就已经传遍全城了。还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雅典城邦的人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细枝末节了如指掌。 在实际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例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却因通晓一切神灵旨意而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高尚的粮食贩）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他们正在为城邦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极端危险分子。这个危险分子的教诲只能导致懒惰、犯罪和奴隶的不满情绪。 相当有趣的是，即使在那种环境下，苏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解，而且竟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倾向于给他自由。他们提出，只要苏格拉底放弃争辩和说教的陋习，不再干涉他人所偏好的东西，不再用他那永无休止的怀疑去纠缠他人，他就会获得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这绝对办不到！”他大声喊道，“只要我的良知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尚在，让我继续向前，并向人们显示通往理智的真正道路，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向他们道出我的想法，绝不计较后果。” 在这之后，法庭除了判处这名囚犯死刑外，别无他法。 苏格拉底获得30天的缓刑。每年一度去戴洛斯朝圣的圣船还没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圣船归来之前是不准行刑的。在这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苏格拉底泰然地待在地牢里思索怎样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已不虚此生。他累了，准备辞世而去。直到行刑之时，他还在和他的朋友们谈话，试图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要他们把头脑用在精神世界上，不要浪费在物质世界上。 接着，他饮下毒酒，躺在卧榻上。从此以后，一切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而宣告结束。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的门徒们曾一度被铺天盖地而来的公众愤怒吓破了胆，觉得还是离开他们先前活动的场所为好。 可是等他们看到一切都平息无事了，便又回来重操公开讲学的旧业。在苏格拉底死后不过10年，他的思想更普及了。 与此同时，雅典城邦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5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一场体力战胜脑力的大胜仗。不用说，这种状况是持续不了多久的。斯巴达人从没写下一句值得记忆的文字，也没有对人类知识有过一点儿贡献（只有一些战术除外，这些战术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赛里）。斯巴达人认为，当敌人的城墙被推倒，雅典的舰队也被削减到数条时，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了。但是，雅典人的头脑却没有因此而失去敏捷和智慧。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10年后，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聚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在希腊联合舰队中，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身先士卒地投入战斗。 况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同代人的赞赏，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好比公元前4世纪的今日巴黎一样。罗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钱家庭都想使孩子受到时髦的教育，即使孩子只被允许参观一下卫城附近的任何一所学校，家长也会以此为荣。 我们现代人对古代社会难有恰当的理解，当时生存问题被看得无比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当时的基督教是一切异教文明的死敌——普通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毫无道德的家伙。他们随意崇拜一些说不清的神灵，余下的时间便耗费在吃饭喝酒上，听埃及舞女的缠绵细语，偶尔还奔赴战场，为享受嗜血的乐趣而屠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雅人。 毋庸置疑，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在罗马可能更多一些），都有许多商人和战争贩子。这些人累积起万贯财产，无视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道德原则。正是因为这些人富有至极，普通人不得不对他们忍气吞声。然而，这些富人在社会中毫无威信，因此不可能被当做当时值得称赞的文明的代表。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这家伙同尼禄把罗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从而聚集了百万家财。我们看着这个老奸商用不义之财建造起的拥有40个房间的宫殿的废墟，禁不住摇头叹息：“太腐败了！” 随后，我们坐下来阅读爱比克泰德的著作。爱比克泰德曾经在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恶棍家里做过奴仆。但读了他的著作，我们却感到是在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显赫的灵魂相伴。 我知道，人们喜欢关起门来对自己的邻居或邻国评头论足，但是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不愧是他生活时代的名副其实的代表，恰如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也具有他的代表性一样。2000年前人们追求尽善尽美之生活的欲望与如今的人们同样强烈。 当然，那时的尽善尽美与今天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大不相同。这一点毫无疑问。那时的尽善尽美本质上属于一个被欧化了的产物，与东方社会毫无关系。但是，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解，并将其作为生活中最崇高追求的所谓“原始人”，毕竟是我们的祖先，正是他们慢慢地发展了一种生活的哲理（如果我们都对此予以认可，倒是极为成功的），并广为人们所接受。这种哲理即纯正的良知，简朴的衣食，加上健康的身体和适足的收入，是普遍幸福和满足的最好保证。灵魂的归宿并未能引起那些“原始人”极大的关注。他们仅仅把自己视为一种特殊的哺乳动物，靠知识高踞于在地球上爬行的其他生灵之上。他们常常提起神灵，但这些字眼犹如我们如今经常使用“原子”“电子”“以太”一类的词汇。在他们眼中，万物的起源总要有个名称，因此在爱比克泰德说到宙斯时，不过是个尚未得出答案的难题的未知数，这种情景好比是欧几里得在解题时所用到的x和y，含义可以庞大无比，也可以不足挂齿。 那时人们最感兴趣的首先是生活，其次才是艺术。 所以，他们研究包罗万象的生活，并沿用苏格拉底创立并加以普及的理性分析法，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有时他们由于寻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热情而走到了荒唐的极端，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话说回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柏拉图是古代众多导师中唯一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热爱而鼓吹不宽容的人。 众所周知，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也是苏格拉底言论的记载者。他收集了苏格拉底说过或想过的一切，汇编成一系列的对话录，堪称《苏格拉底福音书》。柏拉图完成这项工作后，又着手对苏格拉底思想中的晦涩难解之处加以阐释，撰写了一系列文采横溢的著述。最后他开展了许多讲座，使雅典人公平和正义的理念享誉四海。 在这一切活动中，柏拉图所表现的全力以赴的无私奉献精神简直可以和圣徒保罗媲美。不过，圣徒保罗的一生极为惊险，他始终东奔西走，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个角落，而柏拉图却从未离开过他那舒适花园的座椅一步，只是让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求教于他。 他之所以能如此行事，是因为他拥有优越的出身和足以自立的财产。 首先，他是雅典市民，从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索伦(25)。 其次，他刚一到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财产。这笔财产足以维持富裕生活。 再次，他具有卓越的口才，以至任何获准聆听他在柏拉图的大学里授课的人，哪怕只是听过很少几次课的人，都会心甘情愿地来到爱琴海。 至于其他方面，柏拉图与当时许多青年人相似。他曾在军队里当过兵，但对军事并无多大兴趣。他也参加过户外运动，是摔跤和赛跑的能手，却从未得到过什么荣誉。他和当时的青年人一样，也把很多时间花在国外旅行上。就像他那大名鼎鼎的外祖父索伦一样，他曾驶过爱琴海，在埃及北部有过短期停留，不过，他返回家乡后就再也没有外出。他一直在雅典郊外赛菲萨斯河畔一座令人心旷神怡的花园的浓荫角落，传授教义长达50年。 学院 柏拉图起初是个数学家，后来渐渐转向了政治学。在这个领域里，他奠定了现代政治机构的理论基础。他内心是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持续不断的稳定进化。他认为，人的生命从低级向高级缓慢提升，世界从美好的个体发展到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中发展出美好的理念。 柏拉图的这种思想写在羊皮纸上倒是蛮有吸引力，可是当他试图把这种思想转化成具体原则、为他理想中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他追求公正和正义的热情就变得非常高涨，以至于无法容忍其他人的思虑。他主张的共和国一直被那些空谈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视为人类完美的终极境界。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不论是在过去还是从现在来看，都孕育着许多偏见——一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始终享受着充裕的私人收入带来的舒适生活，喜爱到彬彬有礼的圈子里走动，并极端鄙视下层阶级，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妄想在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那些特权中分上一块“蛋糕”。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著作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颇受推崇。在这些学者手里，闻名遐迩的共和国变成了向宽容精神挑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才识渊博的学者有意忽视：柏拉图得出结论的背景与他们生活的12世纪和13世纪的情况不能同日而语。 比如，按照基督教的观点，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对祖先们敬仰的神灵极为轻蔑，将其视为来自遥远的马其顿的乡巴佬，俗不可耐。他曾经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涉及的有关神灵的丑恶行径倍感羞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复一年地坐在他的小林园里，对他祖国各个城邦之间愚蠢的争吵也越来越愤怒了。他目睹了旧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愈发坚信，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某种形式的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不然他想象中的共和国就会立即陷入一种失控的混乱状态。所以，他力主模范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制订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明确规章，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无一例外地必须遵守，违反者则判处死刑、监禁或流放。这一主张看起来与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格格不入，但这确实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态度上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并不难寻找。苏格拉底扎根于群众之中，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为了逃避丑陋不快的世界，躲到了自己幻想的王国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绝无丝毫可以实现的机会。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不论是想象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不久，整个希腊半岛就要归并进广阔的马其顿帝国，这个帝国从马里查河畔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但是在这座古老的希腊半岛上难以驾驭的各个民主城邦尚未落入征服者的魔掌之前，那里却出现了一位力压群雄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受惠于如今已经绝灭的古希腊民族。 亚里士多德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在那个时代就已经通晓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知识，为人们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宝藏。他的著作成为智慧的温泉，在他以后，亚欧两洲约50代人都无需绞尽脑汁，便可以从中汲取丰盛的精神食粮。 在18岁那年，亚里士多德离开了马其顿的家乡，前往雅典，在大学里聆听柏拉图的讲课。毕业后，他在许多地方讲学授课，直到公元前336年返回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堂。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授课学园，它很快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城堡里增建一些学园。该城邦渐渐丧失了传统的商业上的重要地位。精力旺盛的市民都移迁到亚历山大港、马赛以及南方和西方的其他城市。剩下没有出走的都是些穷人或懒惰成性的人。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墨守成规的不良残余。这些人曾经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增过辉添过彩，也导致了它的毁灭。他们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好感。在柏拉图去世的十多年以后，其最著名的门生——亚里士多德竟然重返故土，继续讲授那些仍然不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和神灵有限能力的教义。对此，老守旧派的人便摇起头来，并低声咒骂这个人把他们的城邦变成了自由思想和不拘信仰的场所。 如果那些守旧派不假思索地行事，就会把亚里士多德赶出国境。但是他们明智地并没有采取行动。因为这位身健体壮、眼睛近视的绅士以饱读群书和讲究的衣着闻名，在当时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非雇佣几个流氓打手就能随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辈。他是马其顿宫廷御医的儿子，和皇子们一起长大。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刚一结束学业，就被任命为皇储的家庭教师。整整8年的时间，他每日均陪伴在年轻的亚历山大左右。就这样，他赢得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君主的友谊和庇护。在亚历山大去印度前线期间，掌管希腊各行省政务的摄政王对他关怀备至，生怕有灾难降临到这位皇帝挚友的身上。 然而，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传到雅典，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危险。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像他那样舍生取义。他像柏拉图一样，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是，他对政府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平民掌权缺乏信心是众所周知的。当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把马其顿的守卫部队驱逐时，亚里士多德便驶过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寄宿，并在那里离开人世。几个月后，马其顿人重新攻克了雅典并惩治了叛民。 由于时间久远，现在要想弄清楚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诚的真凭实据，谈何容易！不过按照一般情况，在那样一个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发表演说的国度里，他的活动必然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亚里士多德不得人心，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了会使雅典遭受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听闻的新异端邪说，倒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偏见很深的少数几个地方实力派人士采取了不屑态度。 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 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气数已经到了末日。 不久之后，古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遗产，希腊从此变成其众多行省中的一个。 一切争吵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更加宽容。他们允许臣民自由思考，只要人们不对政治上的某些通变的原则提出质疑，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能保持平稳、安定和繁荣，全部依赖这些原则。 和西塞罗同一代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同伯里克利的追随者们视为神灵的理想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人物把其宽容精神基于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几百年认真实践和思索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却认为他们用不着从事这方面的探讨。他们不仅漠视理论问题，还把这种冷淡的态度引以为豪。他们的兴趣点在实用的东西上，他们注重行动，对高谈阔论深恶痛绝。 倘若异国人愿意在下午坐在一株老树下，讨论政府理论方面的问题或是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罗马人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异国人的知识能付诸实践，那便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哲学说教，连同唱歌、跳舞、烹饪、雕塑和科学一类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佬去做，大慈大悲的朱庇特创造出的族类，正是为了让其摆弄这些真正的罗马人不屑一顾的玩意儿。 与此同时，罗马人的注意力则十二分地投入掌控日益扩大的领土上：他们会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连队，以保卫外围省份；他们会巡查沟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他们通常要花费很大精力来维持数百个不同部落和民族间的和平。 但是，荣誉桂冠毕竟还是要给予无愧于这个称号的人。 对立的宗教派别 罗马人通过精心的工作，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日，这可真是件了不起的贡献。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统治者制订的为数不多的行为准则，称臣的部落就可以享受到广泛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个神灵，也可以信仰十几个神灵，甚至崇拜整个庙宇中的全部神灵，怎么做都没有关系。但是，不管选择信仰什么，在这个包罗世界的大帝国里，混居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必须牢记：“罗马和平”的成功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践“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原则。 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得干涉他人或自己大门内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认为自己信仰的神灵遭到了亵渎，也不要找官府来出气。正如台比留大帝在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上所指出的：“如果哪位神灵认为他们感到不满，他们肯定会照顾自己的。” 有了这样一句安慰人心的话，法庭就可以对类似的一切案子不予受理，并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带进法庭。 如果说一群卡帕迪西亚的商人决定在哥罗西人的地盘定居时，他们就有权继续信仰自己的神灵，并在哥罗西镇子里建立起自己的神庙；那么，如果哥罗西人为了类似原因搬到卡帕迪西亚人的地盘落户时，也必须拥有同样的权利并获得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时常争辩说，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摆出至高无上的宽容姿态，乃由于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居住在拉丁姆外围的蛮族都持同等程度的轻蔑态度。这话可能是正确的，我对此不敢确定。但是，在500多年间，在形式上几乎是彻底的宗教宽容一直盛行于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而且罗马人创建了一种治国术：最大限度地减少摩擦，从而获取巨大的实际成果。这也毕竟是事实。 在很多人眼中，太平盛世已经到来，这种相互容忍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但世上没有永存的东西，至少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永存的。 罗马征服了世界，但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白骨，散落在数以千计的战场上。 在差不多5个世纪中，社会上众多聪颖的市民都把智慧和生命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这个庞大的工作上。 恶果终于显现了。 以一城为邦统治全世界，这个难以实现的重任在人力和脑力上把罗马拖得筋疲力尽了。 随后，又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整个民族对生活逐渐厌恶，失去了生存的热情。 他们已经占有了所有的城乡住房，拥有了他们希望使用的全部游艇和驿车。他们还发现自己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他们尝遍一切美酒，踏遍绿水青山，玩遍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他们的藏书馆里收藏着所有的文字书籍。他们家的墙上悬挂着最好的绘画。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世界上最杰出的乐师为他们演奏。他们在童年时代曾由最出色的教授和教育家为他们授课，使他们学会了应知的一切。结果，所有的美味佳肴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书籍都变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索然无味，甚至连生活本身也成为一种负担，很多人巴不得获取一个体面的机会让自己丧生。只留下了一种安慰！对未知和不可见世界的遐想。 然而，旧的神灵已经死去多年了，有头脑的罗马人是不会看重那些在幼儿园里教唱的愚蠢歌曲里对朱庇特和密涅瓦(26)的赞颂的。 当时已经出现享乐主义学派、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均宣扬仁爱、克己和无私的美德，宣扬一生要有益于他人。但是，这些言论显得太空洞了。芝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本在街头书店里比比皆是，书里面讲的倒是头头是道。 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纯理性的教义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营养成分。罗马人开始追求一种可以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于是，纯哲学色彩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益及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确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只能取悦于极少数人，这些人几乎都属于上层人士，早已经饱享能干的希腊教师对其个别授课的特殊待遇。 普通老百姓却认为这些冠冕堂皇的哲学思想如同草芥。他们的想法也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认为大部分古代神话无非是粗俗祖先的幼稚产物。但是他们毕竟不能企及所谓的知识高层，还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 于是，他们采取了所有知识浅薄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会采取的行动：他们表面上一本正经地敬奉共和国官方认可的神灵，暗地里却为了谋求真正的幸福和舒适而投靠某种神秘的宗教行会。在过去的200年里，这种宗教行会在台伯河畔的古城里已经大受欢迎。 前面提到的“行会”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意是一群“受到启示的人们”——这群男女不准把本行会最神圣的秘密泄露出去，他们必须做到“守口如瓶”。只有他们才能知道这些秘密，这种行会就像大学兄弟会的咒语或“海鼠”独立帮会的神秘咒符一样使人们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行会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崇拜、一种说法、一种教派。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请原谅时间上的小小混淆）已经离开长老教会而加入了基督教科学会，便会告诉别人他已经转投“另一个行会”了。因为“教堂”“英国北部教会”“贵族院”这些用语相对来说都是新近的用语，在当时可无人知晓。 如果你对这一问题特别感兴趣，并且希望弄明白当时罗马的情况，就请在下周六买一份纽约的报纸吧，任何一份都行。你会在报上看到四五栏关于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他十多个国家引进的新教旨和新处方，旨在给人们以健康、财富和得到永恒的拯救之类的特殊承诺。 当时的罗马与我们如今的大都市十分相近，也同样充斥着外来的和本地的各种宗教。这种情形不可避免，因为它是一座国际性的城市，从小亚细亚北部覆满青藤的山坡上开始了对神母的崇拜，弗里基亚(27)人把神母尊崇为所有神灵之母。伴随这种对神母的崇拜的是一些不体面的表达感情的放荡形式，这使罗马警方不得不诉诸武力关闭神母庙，最后还通过了果断的法律，禁止进一步宣扬任何鼓励公众豪饮以及其他更有伤风化的宗教。 埃及这块充满自相矛盾和神秘色彩的古老土地，为人类提供了六七位怪诞不经的神灵，奥赛利斯、塞拉皮斯和爱西斯(28)，等等。这些名字在罗马时代就如同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29)一样家喻户晓。 至于希腊人，他们在若干世纪之前就把抽象真理和基于道德的行为实用法典的雏形体系奉献于世。这时，他们又向坚持偶像焚香膜拜的异国居民提供了闻名遐迩的艾蒂斯、狄奥尼修斯、奥尔费斯和艾多尼斯(30)的“宗教行会”。就公共道德而论，这些神灵没有一个能经得起推敲，却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 在整整1000年里，腓尼基的商人们时时光顾意大利海岸，使罗马人熟悉了他们的神灵巴尔(31)（耶和华的不共戴天之敌）及其妻子艾斯塔蒂(32)。为了这位奇妙的女神，所罗门曾在晚年时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建造了一座“高坛”，这使他所有忠诚的臣民们大为震惊。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在争夺地中海的第一把交椅的漫长战斗中，一直被公认是迦太基城的保护者。女神的庙宇在亚洲和非洲全部被打碎后，却以基督教最受尊敬的圣者身份重新回到了欧洲。 不过，还有一位最为重要的神灵，这位神灵饮誉全军。在从莱茵河口到底格里斯河源的罗马边境线上，每一堆残砖破瓦之下都会发现他破碎的雕像。 这为神灵就是伟大的米思拉斯。 据我们所知，米思拉斯原是司光、空气和真理的古老的亚细亚神，在里海低地的平原上饱受香火。当时，我们的先祖占据了那片牧草肥沃的田野，使人类在这一带的山坡和峡谷之间得到了栖身之所，这里以后便成为人所共知的欧洲地区。对这些先民而言，这个神灵给予人类各种美好的东西。人们相信，这块土地的统治者们得以行使权力全依仗这个神灵万能意旨的恩赐。米思拉斯作为天恩的象征，终日处在天火之中，有时他会把一缕天火降在身居高位的人们的身上。虽然他早已离去，连名字也被人们遗忘，但是自中世纪起，那些善良的圣者头上的光环，却足以提醒我们早在教堂问世的千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一种古老的传统。 尽管米思拉斯长年累月受到人们的极大崇敬，但要想比较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却仍然非常困难。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对米思拉斯神话恨之入骨，仇恨的程度比起对一般神话的仇恨还要大上千百倍。这些传教士明白印度的神灵是他们最凶恶的对手，于是竭尽全力驱除一切能使人们记起米思拉斯神存在的东西，他们的努力卓有成效，所有米思拉斯神庙荡然无存。这个宗教曾在罗马盛行了500年之久，就像今日美以美教派和长老教派在美国盛行一样，最终却连一张文字记载的纸片都没有保留下来。 庆幸的是，当时炸药还没有发明，建筑物不可能被彻底铲除，人们通过认真搜索一些废墟，依靠几处从亚洲的古地得到的资料，总算可以填补些空白，以致人们现已掌握了关于引人遐想的米思拉斯神及其轶事的相当准确的情况。 米思拉斯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一天，米思拉斯神奇地从一块岩石中诞生。他刚刚躺睡在摇篮里，附近的几个牧羊人就过来向他朝拜，还送礼物逗他高兴。 米思拉斯在孩提时代就经历过种种怪异的险境。其中很多故事让我们联想起使赫尔克利斯成为希腊儿童心目中的英雄的业绩，不过，赫尔克利斯(33)通常残忍暴虐，而米思拉斯则始终与人为善。有一次他与太阳神格斗，并将其打败。由于米思拉斯胜而不骄，太阳神便和他亲如手足，以致旁人常常分辨不清他们谁是谁。 当邪恶之神(34)降下一场干旱、意欲灭绝整个人类的时候，米思拉斯一箭射向一块岩石，顿时大雨倾盆而下，浇灌了干裂的土地。当艾赫里曼又想以一场洪水达到其恶毒的目的时，米思拉斯得知后，便启示一个人，告诉这人造一只大船，把亲属和家畜都带上，从而又一次把人类从毁灭中拯救出来。他竭尽全力使人类免受因自身的各种弊病而带来的恶果之后，便升入天国，永远操控正义和公正的大权。 当时有谁要想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会，就必须通过一套严密的入会仪式，吃上一顿有面包和红酒的礼餐，以此来纪念米思拉斯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吃的那顿著名的晚餐。不仅如此，他还必须在水边接受洗礼，做很多我们现在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这种宗教仪式早在1500年前就被彻底废除了。 一旦成为米思拉斯的信徒，便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他们一起在同一个烛光明亮的祭台前祷告，唱着同一首圣歌，一同参加每年12月25日举行的活动，庆祝米思拉斯的诞辰。他们还要在每周的第一天不做任何工作，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神灵。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称那一天为“星期日”。他们死后，尸体要摆放整齐，等到复活日，届时，好人会得到公正的报答，恶人则被掷入不熄的烈火中。 这些色彩缤纷的神话的成功和在罗马士兵中米思拉斯的广泛影响，都表明了人们对宗教是非常感兴趣的。的确，罗马帝国在最初的几百年里，一直不停地追寻能够满足群众精神需求的某种东西。 到了公元47年，发生了一件事。一叶扁舟离开腓尼基驶向佩加城，该城是通往欧洲各条道路的起点。乘客中有两个人，他们带着不多的行李。 他们的名字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是犹太人，但其中有一个人持有罗马护照，还通晓非犹太人的智慧。 这是一次永垂青史的旅程的起点。 基督教开始征服世界了。 ———————————————————— (1) 普拉克希特里斯（约前390至前330）：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塑家。 (2)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1847—1922）：美国发明家和聋人教育家，电话的发明者。 (3) 罗曼诺夫：17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俄国皇族，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等沙皇都出自这个家族。 (4) 腓尼基：古代地中海东部的一个狭长地带，大致在今黎巴嫩。 (5) 泰雅：古代腓尼基的一个重要城市，在今黎巴嫩南部的苏尔。 (6) 西顿：古代腓尼基的一个重要城市，在今黎巴嫩西南部。 (7) 迦太基：非洲北部海岸的一座古城，靠近今天的突尼斯，约公元前9世纪末由腓尼基人建立，成为贸易中心。毁于第三次布匿战争（前149至前146）中。 (8) 指爱琴海中南部的几个群岛。 (9) 爱奥尼亚：ionia，一译“伊奥尼亚”，古地名，是古希腊时代对今天土耳其安那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的称呼，即爱琴海东岸的希腊爱奥里亚人定居地。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在爱奥尼亚出现了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等重要的哲学家。 (10) 米莱图斯：又译为“米利都”。小亚细亚爱奥尼亚的一个希腊城邦，坐落在曼德尔河入海口附近，是爱奥尼亚联盟12个城邦中最繁荣的一个。 (11) 泰勒斯（约前625至前546）：古希腊哲学家，生于小亚细亚的米莱图斯，因为预报了公元前525年5月28日的日食而以其天文学知识著称。他认为万物的本源都是水，在此之前人们都是用神话观点解释世界，他对世界物质本源的思索，开了科学思维的先河。 (12) 比奥夏：古希腊的一个城邦，在今希腊的阿提卡和比奥夏省。 (13) 亚述人：是居住在两河流域北部（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地区）的一支闪族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非闪族人融合了的闪族人。在人种上有着许多闪族的特点：长脸钩鼻、黑头发、多胡须、皮肤黝黑。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比其他游牧民族更喜好穷兵黩武。 (14) 特洛伊：希腊传说中的著名城市，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今土耳其境内。 (15) 塞萨利：古希腊最大的一个部分，在希腊中东部，奥林匹斯山在这个地区。 (16) 阿卡迪亚：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一个地区。 (17) 福西斯：古希腊中部的一个地区。德尔法就在这个地区。 (18) 德尔法：希腊旧都，以阿波罗神殿闻名。 (19) 米纳瓦：罗马神话中司手工艺的女神，是艺术和贸易的保护神。 (20) 阿那克萨哥拉（约前500至前428）：古希腊哲学家。 (21) 这里指的是丢卡翁和皮拉夫妇。 (22) 伯里克利（约前495至前429）：古雅典的政治家。 (23) 伊本·路西德（1129—1198）：出生于伊斯兰教统治下的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拉丁名为阿威罗伊，在欧洲中世纪以“亚里士多德注释者”闻名。 (24) 普罗塔格拉（约前490至前420）：即protagoras，古希腊诡辩学派的著名哲学家。他在教学生打官司时都要和学生订下合同，学生入学时先交一半学费，毕业后第一次出庭胜诉时再交付另一半学费。 (25) 索伦（约前638至前559）：古雅典政治家、诗人。在雅典享有很高的声誉，深受平民的拥护。 (26) 分别为罗马神话中的主神和智慧女神。 (27) 位于今土耳其亚洲部分。 (28) 分别为埃及传说的主神、六翼天使和司生育与繁殖的女神。 (29) 在希腊神话中，迪梅特是司谷物及果实的女神，赫耳墨斯为众神的使者，也是灵巧之神和盗贼、赌徒的保护神。 (30) 依次是希腊神话中的英俊牧羊人，司管富饶及发育之神，诗人与音乐家和传说中为维纳斯所爱的美男子。 (31) 此称谓源于公元前1400年的迦南地区，为古闪米特人所习用，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当家的”。 (32) 闪米特人的女神，司性别、母性、爱情以及战争。 (33) 赫尔克利斯：宙斯之子，力大无比，曾完成12项英雄壮举。 (34) 这里的邪恶之神指的是艾赫里曼。 第三章 禁锢的开始 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人们有时会拿这一点作为证据，说明基督教的观念确实来自神的意志。我无意卷入这一辩论，我只想提醒一点：最初的传教士传教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固然与他们教义中的真知灼见密不可分，但与当时大多数罗马人恶劣的生活条件关系极大。 我已经向你们展示了罗马的一个侧面——士兵、政治家和富裕的制造商、科学家的世界，这些幸运儿们居住在拉特兰的山坡上，坎帕尼亚的山谷，或者那不勒斯湾沿岸，享受着愉快悠闲的宅第生活。 但他们只是画面的一部分。 在城郊密密麻麻的贫民窟里，却很少能够看到让诗人们欢颂的太平盛世，令演说家将渥大维比作朱庇特的那种繁荣景象。 在那一排排望不到尽头、凄冷、拥挤的出租房屋里，拥挤地居住着大批贫民。对他们来说，生活只不过是无休无止的饥馑、流汗和痛苦。这里的人们听说过一个简朴的木匠的神奇故事：他住在大海那边的一个小村庄，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生活，关爱贫困潦倒之人，并因此被贪婪、凶恶的敌人残酷地杀害了。他们觉得这样的故事真实可信。是的啊，这些人过去都曾听说过米思拉斯、爱西斯和艾斯塔蒂的故事，但是这些神灵都死了，千百年前就已经死了，关于这些神灵的故事，无非是那些千百年前就已经死去的人们流传下来的。 然而，拿撒勒的约书亚，即希腊传教士称之为救世主的基督，不久之前还活在世上。可能很多当时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如果提比留皇帝统治时期，他们碰巧去过叙利亚南部，可能还听到过他讲话呢。 还有其他事例。街角的面包师和邻街的水果贩在阿皮恩大道旁边的幽暗小花园里，曾经与一位名叫彼得的人聊过天；到过戈尔塔格山附近的渔夫也许在一个可怕的下午看到过先知耶稣被罗马总督的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才会明白基督教这一新信仰为什么能够迅速流传开来。 由于人们对耶稣的事迹有直接的了解和亲身的接触，由于耶稣的言论中不断地表达着对所有被压迫、被剥夺者的爱，使得基督教获得了高于其他教义的强大优势。至于耶稣的追随者所说的是否为耶稣的原话，是无关大局的。奴隶们能够听见也能够听懂那些话，有人承诺出一个如此光辉的未来，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希望的光芒，激动得禁不住战栗了。 终于有人说要给他们自由。 他们不再是贫穷、罪恶的人了，也不再是权势眼中的贱民了。 相反，他们成了为慈父所疼爱的孩子们。 他们要拥有这块土地，还有这土地上的一切。 他们要分享那些一直住在萨姆尼亚别墅里得意的主人们独霸的快乐。 基督教是第一个给予普通人以均等机遇的实在的宗教体系。新信仰的实力即由此而来。 当然，我并不想把重点放在阐述基督教是一种心灵感受，一种生活和思维的模式，我只是想说明，在一个充满了奴役与被奴役的腐朽世界里，好消息是怎样像草原上的烈火一样迅速地传播的。但是，除了非常罕见的例外，历史并不会关心私人的精神冒险，不管他是自由人还是受到束缚的奴隶。当这些卑微之众聚集成为一个个民族、行会、教派、军队及联谊会时，当他们开始听命于一个领导时，当他们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能够缴纳赋税并能够为了征服异邦而被迫入伍时，我们的史学家们才会对他们进行认真的关注。在所有的历史章节中，基督教早期的发展是最吸引人的片断之一，我们对于许多早期的教会了解甚多，但对其真正创始人的故事，我们却知之甚少，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基督教终于在古老的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它实际上是两种对立利益的结合体。一方面，它竭力维护包罗博爱、仁慈的思想，这些都是基督亲身教导的。另一方面，它带有无法根除的狭隘的地方主义色彩，使耶稣的同族人从一开始就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分开了。 简单地说，基督教把罗马人的效率和犹太人的专制结合起来，用恐怖统治笼罩了人们的头脑。这种统治非常有效，却蛮横无理。 要理解这些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必须再回到基督死后的50年中保罗的生活，而且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开始时是犹太教内部的一场改革运动，是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初它威胁到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国家的统治者。 基督在世时的统治者法利赛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极其自然地非常惧怕鼓动宣传会威胁到他们的精神垄断，因为这种垄断是完全依靠野蛮武力来维持的。为了使自己免遭驱逐，他们不得不在惊慌之中采取行动，趁罗马当局还没有插手干预并剥夺他们的权力之前，便把他们的敌人送上了绞刑架。 我们无法知道，如果耶稣没有被害，他会如何作为。在他被害时，还远未将其信徒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教派；他也没有留下书面的只言片语，让他的追随者们明白他要他们如何做。 然而，这却成了一种隐藏的福音。 由于没有成文的规定，没有明确的条例，倒使得信徒们可以自由地追随耶稣言谈中蕴含的精神，而不必拘泥于教规条文。倘若他们被一本书束缚住了，也许会把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关于逗号和分号的神学讨论上。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少数专业学者，没有谁会对这种新的信仰有什么兴趣。果真如此，基督教也会像许多其他的宗教一样，一开始就写下很多详尽的教规，然后陷入争吵不休的神学理论之中，最后被闻声而来的警察打断。 时隔2000年，我们弄清了基督教对罗马帝国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说来奇怪，罗马当局竟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平息这样危险的运动。它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危险程度与匈奴或者哥特人的入侵难分伯仲。他们当然清楚，这个东方先知的命运在他们的奴仆中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妇女们也不停地议论着天国之王很快就要重现，相当多的老人郑重地预言这个世界很快就要毁于一团烈火。 然而，这并不是贫苦人士第一次为某个新宗教的英雄而发狂，而且也不大可能是最后一次。同时，警察也在关注着，全力以赴不让这些发狂的穷鬼们干扰国家的安宁。 情况就是如此。 警察的确严阵以待，但是没有找到动手的机会。这个新宗教的追随者们做事的方式非常值得推崇，他们并不以试图推翻任何政府为目标。起初，相当一部分奴隶曾心怀期望：上帝是大众之父，彼此之间都是手足，那么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关系岂不是要终止了？可是圣徒保罗赶紧出面解释，他所说的王国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之国，尘世的人们最好还是逆来顺受，寄希望在天国得到善报。 还有很多妻子，她们饱受罗马严厉法律所带来的婚姻束缚之苦，当即得出结论：基督教就是解脱束缚、男女平等平权的同义词。但是，圣徒保罗又站出来，说了很多动听的话，恳求心爱的姐妹们不要做极端的事情，否则保守的异教徒们会对基督教生疑。保罗还劝说她们继续保持半奴隶的状态，因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来，这始终是妇女的本分。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对法律的尊重，官方觉得值得赞赏，因此，便允许基督教传教士随意走来走去，并按照自己的口味和意愿传经布道。 但是，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群众表现出来的宽容不如他们的统治者。正因为他们贫穷，所以不见得会像品格高尚者那样，在为了积累财富而作出必要的让步时，仍然能够保持愉快和幸福。 罗马的平民阶层自然也免除不了这种积习。几个世纪来，他们已经习惯于大吃大喝和职业角逐。耶稣屈辱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普通的罪犯没什么区别，但那些基督教信徒却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关于他的离奇故事。当罗马的平民阶层向那些信教的男男女女投掷石块，那些信徒反倒大声地祈祷。这些让罗马人从中得到了很多粗俗的乐趣。 然而，罗马的教士们却无法泰然地看待这些动向。 罗马帝国的宗教是国教，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要举行一些隆重的祭祀典礼。人们要为此支付现金，而这些钱财却流入了教会神职官员们的腰包。当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舍弃原先的教会，转到别的不收钱的教会去的时候，原先教会的教士就面临削减薪水的窘境。这当然不会让他们愉悦，很快他们就开始高声辱骂那些异教分子，说他们背弃了祖先的神灵，为一个异邦的先知进香祷告。 与此同时，城中还有另一帮人更加痛恨基督教。他们是一群利用宗教行骗的人。他们像印度的瑜伽修行者和那些信奉爱西斯、爱什塔、巴尔、西贝尔以及艾蒂斯这类教派中的祭司，多年来靠着容易轻信的罗马中等阶层，过着脑满肠肥的舒适生活。如果基督教建立了自己的机构，并为自己的各种宗教仪式收取一笔可观的费用，那这帮巫医、相士和巫师的行会是没有理由抱怨什么的。生意就是生意嘛，算命先生们是不会在乎丢掉一些生意的。可是这些该死的基督教徒，竟然拒绝收取一分一文！是的，他们甚至把自己的东西让给挨饿的人，让无家可归者和自己同住一屋！这样做太过分了，如果不是拥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蔽财源，他们才不会这样做呢。 这时的罗马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民的城市，而成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失去了土地和财产的农夫。这是一个易发生骚乱的群体，其行为受到一些神秘法则的支配。他们非常容易痛恨那些行为方式异于自己的人，而且总是怀疑那些无缘无故生活节制、行为检点的人。时常喝上一杯，偶尔还请别人喝一杯的人，他们视为好伙伴、好邻居，但是如果谁总是自命清高，拒绝去斗兽场看野兽表演，瞅见成群结队的战俘在卡西托兰山(1)的街道上游街也不欢声雀跃，就会被他们当做扫兴的人，甚至被视为大众的公敌。 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的穷人居住区。这场火被看做对基督教徒有组织的袭击的开始。 起初的传闻是：皇帝尼禄在一次发酒疯中昏了头，下令在都城放火，烧毁那些贫民窟，以便按照他的规划重建该城。但是群众洞悉了实情，原来这都是那些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闯的祸——他们总是不停地议论，当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穷人的房屋化为灰烬时，幸福就要降临了。 这种说法有了成功的开头，其他的谣言也就接踵而至了。一位老妇人曾经听到基督教徒和死人说话，还有人说基督教徒拐走儿童，割断他们的喉咙，用血来祭奠他们那个奇异的上帝。当然，从未有人亲睹基督教徒做这些耸人听闻的事情，那只是因为他们过于狡猾，而且贿赂了警察。但这次他们两手鲜血地被人逮个正着，理应为自己的恶行遭受折磨。 究竟有多少忠诚的信徒就这样惨遭了私刑，我们无从知晓。说不定保罗和彼得也在其中，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当然，这次群众性愚昧行为的可怕爆发，毫无所获，这是毋庸置疑的。殉道者带着高贵的尊严，坦然接受厄运的降临，这成了对新信仰和新教义最好的宣传。一个基督教徒死了，立刻有多个教徒上来补缺。公元68年尼禄自杀。在尼禄短暂而无意义的一生中，他做了一件最体面的事情：基督教返回到它曾经活跃的地方，一切恢复如常。 直到这时，罗马当局才开始怀疑：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并不是一回事，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 也难怪他们会犯这样的错误。经过最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研究，我们越来越清楚，当时的犹太教堂承担着情报交换所的角色，新宗教信仰就是通过这里传到世界其他地方的。 别忘了，耶稣本人是一个犹太人，他始终十分谨慎地遵守先辈定下的古老律法，他的演讲听众几乎总是清一色的犹太人。他只离开过故乡一次，那次出行的时间很短暂，出行的任务也是在他的犹太同胞协助下完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人。从耶稣的言论中，普通的罗马人感觉不到在基督教义和犹太教义之间存在着什么差异。 实际上，耶稣清楚地看到了先辈的宗教中充斥着各种流弊陋习，他曾为此大声疾呼，而且有时也曾成功地对此抗辩。然而，他致力于在宗教内部进行改革，从来没有明确地表示自己要创建一个新的宗教。假如有人向他提出这样的可能性，也会被他斥为荒诞不经而加以拒绝。但是，恰如他生前或死后的众多改革家一样，他渐渐地被推到了一种无法继续妥协的境地。他的过早离世反而使他免于遭受路德和其他很多倡导改革的人那样的命运，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他们原先只是试图在自己的宗教组织内部做些好事，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组织之外的一个崭新团体的首领。 耶稣死后多年，基督教（当时这个名字还没有出现）只是犹太教的一个小派别，仅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加利利等地拥有些支持者，叙利亚行省之外的地方从未有所耳闻。 最先意识到这个新教派成为世界宗教的可能性的，是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正牌的罗马公民盖尤斯·朱利叶斯·鲍勒斯(2)。耶稣苦涩遭遇的故事启示我们：犹太同胞是怎样激烈地反对宗教世界化的观点。犹太人只希望搞一个本民族的教派，成员只限于本民族。对于胆敢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视同仁地宣讲拯救灵魂的保罗，他们恨之入骨。当保罗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时，要不是怀揣罗马护照，他一定会在那些愤怒的同胞手里吃尽苦头，甚至遭遇和耶稣一样的厄运。 当时幸亏有半个营的罗马士兵保护着保罗，并将其安全护送到一个海滨城镇，可能就是从那里，他搭船回到了罗马。据基督教传说，他在罗马被监禁两年后，约公元62年，终于被罗马当局处死。 保罗去世数年后，他生前经常担心并反复预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神庙的遗址上建起了朱庇特神庙，耶路撒冷被更名为埃利亚·卡皮托里那，犹太成了罗马的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的一部分。城中原来的居民不是被屠杀就是被流放他乡，在废墟周围数十米之内不准有人居住，违者处死。 圣城的毁灭对犹太基督教徒而言是灾难性的。在此后的好几百年间，犹太内地的小村庄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人，他们自称“穷人”，不断地祈祷，并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他们是原先耶路撒冷犹太基督教徒中的幸存者，公元5世纪到6世纪的书中经常提到他们。他们远离文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奇特教义，其中对圣徒保罗的痛恨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7世纪之后，我们就再也寻不到这些所谓的拿撒勒派和伊比奥尼派(3)的踪影了。获胜的伊斯兰教徒将他们斩尽杀绝了。不过，即使他们能够再残存数百年，也无法扭转历史的必然。 罗马把东南西北辽阔的地域统一成一个庞大的政治联合体，人们在观念上接受宗教世界化的条件已经具备。基督教既简单又实际，且对人们有一种直接的感召力，因此注定要成功，而作为竞争对手的犹太教、米思拉斯宗教行会等教会组织则注定要失败。然而不幸的是，某些与这种新宗教的初衷明显相悖的令人生厌的特点，始终未能彻底地被根除。 那艘载着保罗和巴纳巴斯(4)从亚洲到欧洲的小船，也带来了仁慈和希望。 但是一位不速之客也偷偷溜上了船。 他戴着圣洁和美德的面具。 但残忍和仇恨却藏匿于面具之下。 他的名字就是宗教专制。 ———————————————————— (1) 位于罗马城南的一座山峰。 (2) 盖尤斯（约130—180）：古罗马法学家，后于5世纪被罗马皇帝宣布为5个罗马法学权威之一。 (3) 拿撒勒是耶稣的故乡。伊比奥尼派为早期基督教的苦修派别，强调基督教义中的犹太教成分。他们奉耶稣为弥赛亚，仅用《马太福音》，反对背弃犹太律法的保罗。 (4) 巴纳巴斯：即barnabas，原名约瑟，生于塞浦路斯东部著名城市萨拉米斯，后移居耶路撒冷。因其禀性宽厚，富有信德，使徒们称他为“巴纳巴斯”，意为“鼓励者”。公元75年，巴纳巴斯在萨拉米斯被视基督教为异端的犹太教徒乱石砸死，以身殉道。 第四章 基督的曙光 早期的教会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组织。基督教徒一旦看清世界末日还很遥远，最后审判日也不会随着耶稣之死立即降临，基督教徒还会在被泪水浸泡的尘世中度过漫漫时光，便感觉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或多或少比较定形的管理体制。 最早的基督教徒是在犹太教会堂中集会的，因为那时的信徒是清一色的犹太人。后来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出现了裂痕，非犹太人就到某个人的家中集会，如果找不到足够大的房间来容纳全部虔诚的信徒（还有好奇者），他们就在露天或者废弃的采石场上集会。 起初，这种集会都在安息日举行，但是犹太人基督教徒和非犹太人基督教徒之间的矛盾日增，非犹太基督教徒便放弃了以星期六为安息日的习惯，将集会改在星期日，也就是死者的复活日。 这些仪式虽然庄重，却体现了整个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大众化和感情化的特色。集会时，没有固定的演讲或说教，也没有说教者，不论男人女人，只要感受到圣火的激励，随时都可以站起来证实自己的内心信仰。如果我们相信保罗信函的话，这些虔诚的兄弟们直抒胸臆的话语，常常使这位伟大使徒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因为教徒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百姓，尽管这些即兴演说中所包含的真诚不容怀疑，但是他们的情绪常常会过于激动，像是些躁狂症病人的呓语。教会虽然不怕迫害，但是对于冷嘲热讽却无能为力。于是，保罗和彼得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做了大量的努力，以使这种精神宣泄和对宗教神灵的热情变得有序一些，而不是使之处于混乱状态。 这些努力起初收效甚微，因为固定的仪式貌似与基督教信仰的民主精神大相径庭。不过呢，实际的考虑最终占了上风，集会开始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 集会开始时，他们先朗读一段赞美诗（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人基督教徒）。然后教众就会齐唱一曲为罗马和希腊信徒新近谱写的颂歌。 唯一预先确定的致词是一段包含了耶稣全部人生哲学的著名祷文。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讲道从来都是完全自发的，谁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就会登台讲道。 集会的人数和次数渐渐增多，一直都对秘密团体心怀戒备的警察开始进行盘查了。这时必须选出某些人来代表基督教徒同外界打交道。保罗早就高度赞扬过领导的才能。他曾把自己在亚洲和希腊见到的众多小教会们比作船只，这些船只在汹涌的风浪中颠簸，要想不被大海的狂涛吞没，船上必须有一个聪敏的舵手。 就这样，信徒们再次集会，选出了男女执事。执事由虔诚的信徒担任，他们是教会的“仆人”，负责照料病者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教徒非常关心的大事），并且负责管理教会的财产，料理其他一切日常事务。 再后来，随着教会成员数量的持续增多，管理工作变得越来越繁杂，必须有专职人员才可以胜任，因此便把这些工作委托给一小撮“长者”负责。这些人在希腊语中被称为“长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士”。 又过了若干年，每个城镇、村庄都有了自己的基督教教堂，因此又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政策。这时又选出了“监督”（或主教）来监督全区的教务，并指导教区与罗马政府之间的交涉事务。 很快，在罗马帝国的各个主要城镇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主教都被人们当做声名显赫的权威人物，其重要性与其行省中的军政长官不相上下。 在开始阶段，掌管耶路撒冷的主教自然备受人们尊敬，因为耶稣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最后又在这里受难死去。但是在耶路撒冷圣城被毁，期待世界末日来临和天国胜利的那一代人从地球上绝迹之后，那位可怜的老主教眼看着自己失去了之前的声望。 自然而然地，这个教众领袖的位置被罗马主教取代了，主教居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里，护卫着保罗和彼得这两位伟大的西方使徒殉道的地方。 这位主教和其他主教一样，被人称为“教父”或者“神父”，这是对神职人员表达敬爱之意的一种通用的称谓。然而在几百年间，在人们心目中“神父”这个头衔逐渐成了罗马主教专用的名词。当人们说起“主教”的时候，指的就是罗马主教，而绝不是君士坦丁堡主教或者迦太基主教。这完全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就像今天我们读报纸时遇见“总统”的字眼，不必再加上“美国”几个字来加以限定一样。我们知道，那指的是政府的首脑，而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或哈佛大学校长或国际联盟主席。 “主教”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里，是在公元258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主教的权力在皇权的笼罩之下显得暗淡无光，但是在此后的300年中，由于内忧外患的不断威胁，恺撒的继任者们开始寻找一处更安全的新住所。他们在自己国土的另一处找到了一座名为拜占庭的城市。该城名来自于一位神话英雄，他叫拜扎斯，据说特洛伊战争之后不久，拜扎斯曾在此登陆。该城坐落于分割欧洲和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着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商贸通路，而且还掌握着好几处重要的垄断都会。由于其在商业上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斯巴达和雅典曾为了争夺这座富饶的要塞而大动干戈。 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拜占庭一直是独立的。成为马其顿的领土之后没过多久，它又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如今，历经千年的持续繁荣，其有“金号角”美誉的海港里泊满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它被选为罗马帝国的首都。 留在罗马的人落入了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其他蛮族手里。帝国的皇宫数年空无一人，政府机构一个接一个地搬迁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当罗马首都的居民要听命于约1609千米之外的人制定的法律时，这些人觉得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都是此长彼消。随着皇帝的出走，留下来的主教就成了城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物，皇位之荣耀的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继承者。 于是，这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被主教们利用到了极致。由于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吸引了全意大利的精英，这些主教们也都是些精明的政治家。他们觉得自己是某种永恒信念的代表，所以他们不慌不忙，而总是以一种冰河消融般的迟缓来渐进，在机会到来时大胆抓住。他们不像别的人急于求成而草率行事，继而忙中出错，最终落得前功尽弃。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认定一个目标，且坚持不懈地朝着那一个目标前进的人。他们的所做所想所说，都受到一种愿望的指引，这种愿望就是为上帝增光以及使代表神意的教会组织更加强大。 他们的工作效果如何，此后1000年的历史自有论述。 其他的城邦都在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的洪流中消失殆尽，帝国的城墙一段接一段地倒塌，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上那样古老的上千体制被像垃圾一样扫除干净，只有基督教一直巍然屹立着，坚如磐石，尤其是在中世纪。 不过，最终获取的这一胜利，却付出了非常惊人的代价。 基督教起源于马厩(1)，最终却得以登堂入室。它最初是对宗教强制形式的一种抗议——在那种宗教桎梏中，教士自命为神与人之间的媒介，要求所有的凡夫俗子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这一力求革命的新团体发展成一个超级神权集团，与之相比，原先的犹太国倒成了一个无忧无虑、幸福宁静的自由之邦。 然而，所有这一切均完全符合逻辑又几乎不可避免的，我即刻对这一点作出说明。 到罗马游览的人大都会去参观圆形剧场科利西姆，在那早已风化的围墙里，人们会看到一个大坑，在那里，曾经有数千位基督教徒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 尽管对基督教徒有过好几次迫害，但这与宗教专制却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迫害完全是政治性的。 作为众多宗教派别之一，基督教曾经享有极大的自由。但是有些基督教徒公然声称自己是和平主义信仰者，当国家遭受外来侵略威胁时仍然大肆鼓吹反战论，不顾场合地公开蔑视本国的土地法，这样的基督教徒自然被当做国家的敌人，受到相应的处决。 基督教徒按照自己最为神圣的信念行事，但一般的治安官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教徒试图解释其道德精神的确切本质，这些长官大人们却满脸迷惘，完全弄不懂教徒们在说什么。 罗马的治安官终究都是普通人。当他们突然被叫去审讯犯人，却发现犯人的供述不过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事，自然摸不着头脑。长期的经验教会了他们，要远离形形色色的神学争论。更何况，许多皇家敕令也对这些公务员们加以警告：对付新教派时，一定要运用一些“手段”。所以他们就圆通地与对方理论。但是当全部争论最终都集中到原则问题时，逻辑的力量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最终，长官大人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放弃法律的尊严，还是无理地坚持执行国家的最高权力？然而，对于那些坚信死亡是新生之始的基督教徒来说，监禁和酷刑并没什么可怕的。当听到获准离开这个悲惨世界前往天堂时，他们还欢呼雀跃呢！ 就这样，基督教徒和当局之间终于爆发了漫长而痛苦的游击战。究竟有多少人伤亡，我们没有掌握到准确的数字。依照公元3世纪著名神父奥利金(2)——他的好几位亲属在亚历山大城的一次宗教迫害中被杀的说法，“为信仰而死的真正的基督教徒的人数，可以很容易地统计出来。” 我们追究一下早期圣徒的生平踪迹，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系列的血腥故事。我们禁不住心生疑惑：一个如此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何以能流传下来呢？ 不论我给出什么数字，肯定都会有人说我是个带有偏见的骗子，所以我将保留观念，而由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人们只要研读一下罗马皇帝德西厄斯（249—251年在位）和瓦莱里安（253—260年在位）的生平，自然会对那段最黑暗的迫害时期的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有一个相当清楚的认知。 此外，如果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如此开明的君主都承认：不能很好地处理基督教徒的问题，就会明白远在帝国的偏僻角落，又想尽忠职守的无名小吏们所面临的难题了：他们必须或者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言，或者处决自己的邻居亲朋，因为这些人不能或者不愿遵守帝国政府赖以自保的几条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教徒们并没有因为异教徒的虚伪温情而止步，而是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公元4世纪晚期，罗马元老院中的基督教徒抱怨说，聚在一个异教偶像的阴影下使他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于是，格拉提恩皇帝便下令将胜利女神像搬走了。这座女神像在恺撒修建的大厅内已经矗立了400多年。好几位元老对此举提出异议，结果非但毫无益处，而且还导致其中的一些人被发配流放。 这时，有一位声名远播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勒留·希马丘斯，写了一封有名的信，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 “为什么我们这些异教徒和基督教邻居不能平静和谐地相处呢？我们抬起头望到的是同样的星空，我们是并肩走在同一行星上的伙伴，而且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人们选择不同的道路追寻终极真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生命的奥秘如此费解，通向答案的途径不该只有一条。” 这样想的人不止一个，也有不止一个人看到罗马宗教宽容的传统已经受到威胁。就在胜利女神像被搬移的时候，罗马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双方是拜占庭的两派相互对立的基督教徒。这次争吵引发了有史以来关于宽容的一场最富智慧的讨论。讨论的负责人是哲学家泰米斯提厄斯，这个人一直信奉祖先的神灵，当瓦伦斯皇帝在正统基督教徒和非正统基督教徒的争论中偏袒一方时，泰米斯提厄斯觉得有责任提醒皇帝不要忘了自己的真正职责。 他说：“有这么一个王国，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在其中施展任何权威。这就是道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之国。在其中实行强制，势必会导致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皈依和伪善。所以统治者还是容忍一切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凭借宽容才能避免民众的争吵与冲突。何况宽容还是一道神圣的道义。上帝自己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只有上帝才能判断人类渴望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正确与否。上帝在对他奉献的各种崇拜中感到高兴，他喜欢基督教徒使用的某种典仪方式，也喜欢希腊人、埃及人的其他典仪方式。” 这说得多好，可惜却是对牛弹琴。 旧的世界及其观念和理想一起死去，任何让历史时钟倒转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则意味着磨难。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迅速地瓦解，军队全是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反叛暴徒，边境地区已经处于公开叛乱的状态，英格兰等边远地区则早已屈从于野蛮民族(3)手下。 当大灾难终于降临时，几百年来一直投身政界的聪明的年轻人发现，所有晋升之阶都被堵死了，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在教会任职。如果你是西班牙主教，就可以行使先前由地方长官执掌的权力；如果你是基督教作家，只要愿意全身心地投入神学命题，就一定可以拥有众多读者；如果你是基督教外交官，只要肯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代表罗马主教，或者敢于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纳维亚的腹心地带，与那些野蛮部落的酋长修好，就一定能够迅速飞黄腾达；如果你是基督教财务官，则可以通过管理那些迅速扩大的房地产来发财致富，就像拉特兰宫的占有者一样，成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富豪。 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也目睹了一些具有相同性质的事情。到1914年为止，欧洲中部那些野心勃勃、不依靠手工劳动谋生的年轻人，几乎悉数进入了国家机构。他们在不同的帝国陆军、皇家海军里担任军官；他们占据着司法机构的高级职位，掌管财政，或者在殖民地担任几年地方长官或驻军司令。他们并不期待变得非常富有，但是职位给他们带来极高的社会声望，而且只要再发挥一些智慧、勤奋和诚实，就可以拥有一个非常舒适而又备受尊敬的晚年。 随着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译者注）的爆发，社会上那些旧的封建残余被扫荡殆尽。下层阶级掌握了政权。原先官员中的一些人年事已高，无法改变生活习惯，典当了自己的勋章之后告别人世。然而，大多数旧官员还是顺潮流而动。这些人从幼年起就受到教育：商业是一种卑贱的行业，不值得他们去劳神。也许商业的确是一种卑贱的职业，但是他们只能在办公室或是收容院二选其一。相对来说，为了信念宁肯忍饥挨饿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巨变之后没过几年，我们发现原先的许多军官和政府官员们做起了从前来不碰的行当，而且干得心甘情愿。另外，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世代从事管理工作的家庭，早已习惯了与人打交道，所以相对而言更容易在新生涯中取得进展。现在，他们的幸福和兴旺已经大大超过了自己当年的期望。 今天商业的情形，就类似1600年前的基督教。 如果一个年轻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斯、罗姆拉斯或者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要想让他听命于一个从奴隶之子成为简朴牧师之人的训诫，大概不会太容易。但是这位牧师能够提供一些东西，恰恰是那个有着赫拉克利斯、罗姆拉斯或者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血统的年轻人急切希望得到的。因此，如果他们双方都很聪明（这完全是可能的），很快就能学会欣赏对方的优点，融洽相处。这又是一条奇特的历史法则：越是表面上变化很大，实际上越是没什么变化。 自古以来，似乎就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律：小部分聪明人统治，大部分不那么聪明的人被统治。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伙人有不同的称呼，但无非总是一方代表强大和领导，另一方则代表懦弱和服从。它们曾经被分别称为帝国、教会、骑士、君主，以及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不论在莫斯科、伦敦，还是在马德里、华盛顿，左右着人类发展过程的神秘规律一样起作用，因为它既不受时间也不受地点的限制。它经常以怪异的形式和伪装出现。它不止一次地穿上谦卑的外衣，大声宣扬自己对人类的热爱，对上帝的忠诚，以及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的渴望。但是在这种令人心怡的外表之下，始终隐藏着、而且还继续隐藏着原始法则的残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求生。不愿接受人具有生物性这个事实的人，常常会对这样的说法感到恼火，他们把我们称为“物质第一主义者”“犬儒主义者”，等等。他们总是把历史视为一本赏心悦目的童话故事，所以当发现历史是一门科学，遵守着宇宙万物都要遵守的铁律时，便大惊失色，说不定他们还会起来反对平行线公理，怀疑乘法口诀表呢。 我个人建议他们还是接受这些客观规律为好。 因为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在某一天成为对人类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而不再是那些从种族偏见、部落专制和广大群众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联盟。 逃离罪恶的世界 如果有谁怀疑这一论述的正确性，那就请他到我前面所写的那些世纪的史料中寻找证据吧。他可以研究一下基督教最初400年间，那些伟大领导者的生平。 他定会发现：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原来的异教社会，一直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接受过教育，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受到了这种新思想的吸引，并真心真意地接受了基督的教诲。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之所以从效忠世俗的主人变为效忠天国的主宰，是因为升迁的机会对后者而言要大得多。 教会从其自身来说，总是通情达理的，不追究是什么动机促使这么多新信徒突然改奉基督教，而且还会细致入微、竭尽全力地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让那些向往过实际的、世俗的生活的人得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益的机会，而对那些秉性不同、信仰中有较多感情色彩的人，则尽可能地为其提供远离城市喧嚣的机会，以便其能够在宁静中思考生存的邪恶，甚至达到他们认为灵魂的永恒幸福所必需的个人圣境。 起先，过这种身心投入、静思冥想的生活是相当自在的。 基督教出现以后的最初几百年间，它只是一种松散的精神纽带，联结着远离权贵豪宅而居的穷苦百姓。但是当教会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世界主宰地位，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拥有了意大利、法国和非洲的大量地产之后，过隐居生活的可能性就减少了。虔诚的男女开始向往“昔日的好时光”，那时真正的基督教徒每一天都是在祈祷和行善中度过的。为了能再次体会那种幸福感，如今只好人工地再造当年本是自然发展生成的环境。 追求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源起于东方。在其后的1000年中，它对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为基督教会的武装库提供了一支忠诚的突击部队，可以用来有效地对付各种异端邪说。 我们不必对此感到吃惊。 在毗邻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几个国家中，文明已经极其古老，人们也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单以埃及为例，自从尼罗河谷有了第一批居民，已经交替出现了10个不同的文明时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上，情况也是如此。生命的虚无，人类努力的徒劳，在昔日宫殿庙宇的废墟上都清晰地显现。欧洲的年轻民族也许会把基督教作为对生活的一种急切期望，作为对刚刚复苏的精力与热情的持续激励，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宗教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对他们来说，宗教意味着一种解脱。设想着死亡那一刻的愉快时光，他们可以从阴森记忆中逃离出来，躲进一片荒漠，在那里只有他们的悲哀和他们的上帝，而不必再面对可怕的生存现实。 出于某种奇特的原因，改革的事业似乎总是对士兵具有特殊的号召力。和其他人相比，他们更直接地接触到人类文明中的残酷和恐怖。不仅如此，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就会一事无成。为基督教而战的最伟大的现代勇士，原是查理五世皇帝军队中的一位上尉(4)，而第一位把那些精神流浪者聚集成组织的人名叫帕科米乌，是君士坦丁皇帝军队中的一个列兵，他是埃及人。在他服完兵役之后，就加入了一小群隐士的行列，领头的人叫安东尼，也是埃及人。这群人离开了城市，在荒漠中与豺狗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似乎会引起种种怪异的精神痛苦，使人们过于虔诚，不是整天待在古老的石柱顶上，就是终日闷在废弃的古墓里面（这会使异教徒窃喜，真信徒悲伤）。帕科米乌决心使这个运动更有实际基础，于是成立了第一个宗教团队。从那以后（4世纪中期），聚集生活的隐居者开始听从一个指挥官命令，他被称为“大将军”，由他来指定一些院长（或主持），负责各个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则被他们看做天神的众多堡垒。 在公元346年帕科米乌去世之前，亚历山大城主教阿塔那修斯已经把他的修道士思想从埃及传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逃避世俗世界，逃避邪恶以及那些不依不饶的债主。 然而，由于欧洲的气候和人们的性格，帕科米乌的设想不得不作一些小的改变。在冬季的欧洲，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不像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忍受，而且西方人更加讲究实际的头脑，也难以接受东方的神圣理想中沾满泥土污垢的形象。 所以，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就会自问：“早期教会如此重视的那些善事有什么意义呢？让一群群狂热的信徒在远离尘世的潮湿山洞里苦苦修行，弄得瘦弱不堪，难道这样能给寡妇、孤儿和病人带来益处吗？” 因此，以西方人的观点，必须按照更加合理的方式改革修道院制度。这要归功于亚平宁山脉的纳西亚城一位名叫本笃的居民，这个人总是被人称为圣徒本笃。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受教育，但是该城使他那颗基督教徒的心灵充满了恐惧，于是他逃到阿布鲁奇山下的苏比亚克村，并在一片当年属于尼禄行宫的废墟中住了下来。 在那里他完全与世隔绝地生活了3年。后来他的美德盛名传遍了乡村，渴望接近他的人蜂拥而至，多得足可以住满十几个像模像样的修道院。 于是他告别了穴居生活，成了欧洲修道院制度的规章制定人。他先是起草了一套组织法典，其中的每个细节都显示出他那种罗马人的秉性。修道士们宣誓遵守他的规章后，就再也别想过闲散的生活。 除了祈祷或者冥想，剩下的时间修道士们必须下地干活。那些年纪太大，不能干活的人，就被安排去教育年轻人，教他们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教徒，如何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他们确实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使得本笃修道院在教育方面自成体系长达近千年之久。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获准培养了大多数具有特殊才干的年轻人。 作为辛勤劳作的回报，这些修道士们有着体面的穿着和充足的食品，还可以拥有一张床——可以在每天工作和祈祷之余，躺在上面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修道士们不再仅仅是一些逃离世俗生活和种种义务，一心为灵魂的来世做准备的闲汉。他们成了上帝的仆人，必须在漫长而痛苦的考察期内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样的尊严，还必须积极地参与传播天国的权势和荣耀。 在欧洲异教徒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为了避免使徒们的成果不致落空，传教工作必须得到当地居民和政府有组织的支持。修道士们便扛起铁铲和斧头，拿上祷告书，来到了日耳曼、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和遥远冰岛的荒野中。他们垦荒种地，办学传道，给那些遥远的土地带来了文明的启蒙之光。对那里的大多数人来说，文明还只是靠道听途说而来的一知半解。 于是，教皇——整个基督教的最高执行人——就以这种方式使人类精神的各种力量发挥了作用。 务实的人可以获得很多出人头地的机会，而梦想家则可以在宁静的树林中找到快乐。没有白费的工夫，没有浪费的时间，结果便是基督教的权势大增。不久之后，不论是皇帝还是国王都发现，如果忽视了自己臣民中那些基督追随者的意愿，就无法继续实施统治了。 基督教获得最后胜利的方式颇有意思，它向人们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出于一些实际原因，而并非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宗教热情的心血来潮式的突然爆发。 对基督教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5)皇帝统治时期。有趣的是，在那些倚仗亲兵卫队之威势进行统治的欧洲权势人物中，戴克里先绝不是最坏的一个，但是他却遭到了相当普遍的非议。他对基础经济的命题一窍不通。 当他发现自己拥有的帝国迅速地四分五裂时，一辈子的戎马生涯使他确信，弱点在于罗马的军事体制组织涣散。边远地区的防御任务交给了当地的军队，而那些士兵已经逐渐丧失了作战的习惯，变成了过平静生活的农夫，竟然向那些理应远拒于国境之外的蛮族兜售起萝卜和白菜。 戴克里先根本不可能改变这套积习成患的体制，所以他想创建一支新型的野战军来解决这一难题。这支新军队由身手敏捷的年轻男子组成，能够在命令下达几周之内进军到帝国疆域内任何受到入侵威胁的地方。 这是一个高明的主意，但恰如所有军事方面的好主意一样，是要花费大量金钱的。这笔钱只能以税收的形式由国内的人民提供。果然不出所料，此举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声称如果再交一文钱就一贫如洗了。皇帝则说这是他们的错，并且把过去刽子手才有的权力授给了收税官。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帝国的百姓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却还要倒贴钱财，于是他们便抛家舍业，蜂拥到城里当起了流民。可是，皇帝陛下却不想半途而废，为摆脱困境，他大笔一挥，又颁布了一条法令。把所有的政府官职、手工艺、商业贸易都变成了世袭职业。这就是说，官员的儿子将来还是官员，不管他是否喜欢。面包师的儿子一定还得做面包，哪怕他可能在音乐方面更有天赋，或者更适合做个典当行的老板。水手的儿子则命中注定要一辈子待在甲板上，就算他到台伯河划船都会晕船。而那些打短工的呢，虽然理论上讲他们还可以做自由人，但是不能离开自己的出生地，无非就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奴隶罢了。这一下彻底表明，原来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堕落成一个东方式的专制统治机构。 这样一位对自己的能力极其自信的统治者，指望他能够容忍或者愿意容忍一小撮人仅仅遵守那些自己愿意遵守的法令，岂不是荒谬至极嘛！但是，在评判戴克里先对基督教徒的粗暴时，我们必须记住他当时处于一种毫无退路的境地。好几百万的臣民们从戴克里先采取的保护措施中获益，却不肯分担共同的重任，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人的忠诚。 你也许记得，最早的基督教徒没有写下任何东西。他们觉得世界末日随时有可能来到，既然如此，又何必浪费时间和金钱写一些文字东西呢？那些东西不出10年就会被天堂之火化为灰烬。但是新天国并没有到来，而基督的故事（经过100年的耐心等待之后）开始被人们添枝加叶地传来传去，弄得信徒们对这些故事莫衷一是。这时，人们感觉到拥有一本这方面的权威书籍的必要性，于是，一些耶稣的小传和门徒的被保存下来的原始信函被集结成一部大书，称为《新约》。 七山之城 在这本书的众多章节中，有一章叫做《启示录》，其中提到了一个建在“七山”上的城市，并有关于它的一些预言（大家都知道，自从罗姆拉斯时代起，罗马就是建在七座山上的）。尽管这位匿名作者小心翼翼地把这座城市称为他所深恶痛绝的巴比伦，但是书中形容那座城用到了“妓女的母亲”“大地的污点”的字眼，还说这座城市浸满了圣徒和殉道者的鲜血，注定要成为魔鬼的栖身之地、邪恶灵魂的归宿及可憎的鸟类的巢穴，等等，诸如此类的贬损之词遍布其中。帝国的法官不需要有太多的洞察力，也能够明白这些文字的影射意义。 这样的句子也许可以解释成某个可怜狂人的呓语，他也许想起了最近50年来被杀害的众多朋友，所以被怜悯之情和熊熊怒火蒙蔽了双眼。然而，这些句子却是教会庄严礼拜活动中的一部分，一周又一周地在基督教徒聚集的地方被反复地诵读着。外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代表了所有基督教徒对台伯河岸这座强大城市的真情实感。我并不是说基督教徒们没有理由怀有那样的情感，但是我们也很难责备戴克里先不理解他们的热情。 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罗马人渐渐熟悉了一个前所未闻的词——“异教徒”。最初“异教徒”这个词只用于那些选择信仰某种教义的人，或如我们所说，属于某一“教派”的人。但是渐渐地这个词的含义缩小到，指称那些信仰基督教权威认为“不正确”“不合理”“不真实”或者“不正统”的教义的人，用圣徒的话来说，指的就是那些“异端、谬误、虚假、永远错误”的人。 还有少数固守古老宗教的罗马人，从理论上讲，他们完全不应被扣上异教徒的帽子，因为他们还在基督教的圈子之外，所以，严格地说，他们也没权解释其个人观点。不管怎么说，《新约》中的某些部分着实有伤帝国的尊严，比如说“异端就像通奸、猥亵、淫荡、懒惰、巫术、愤怒、争斗、谋杀、骚乱、酗酒一样，都是可怕的邪恶”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出于礼貌的关系，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反正这些话读起来是不会让皇帝的尊严受到吹捧的。 这一切导致了摩擦和误会，摩擦和误会又导致了迫害。罗马的监狱里再一次关满了基督教徒，罗马刽子手又使殉道的基督教徒人数增加了许多。再次血流成河，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戴克里先最终彻底绝望了，他舍弃了王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另一项非常有趣味的消遣——在后院里种起大白菜。 继任者没有继续实行镇压政策。相反，因为看到无法指望着用武力根除基督教的势力，他不得已决定做一笔交易，用一些特别的恩惠赢得对方的好感。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313年，由官方首次正式“承认”基督教会的功绩，这个人叫做君士坦丁(6)。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搞一个“国际历史修订专家委员会”，所有的皇帝、国王、主教、总统、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要向这个委员会说明自己的资格。其中的一位候选人我们必须特别留意，他就是后面将要提到的君士坦丁皇帝。 这个野蛮的塞尔维亚人，曾经活动在欧洲的每一处战场，从英格兰的约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拜占庭，都留下过他挥舞长矛的身影。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妻子的兄弟和自己的侄子（一个7岁的孩子），还杀死了几个地位卑微的亲戚。即便如此，在迎战最危险的敌人马克森提乌时，由于他慌乱中大胆地请求基督徒的支持，从而赢得了“摩西第二”的美誉，最后又被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教会封为圣徒。他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终其一生都是个野蛮人。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取出祭献的羊的内脏，蒸了来占卜未来，而这些都被大家体谅地忽视了。毕竟皇帝颁布了那部有名的《米兰敕令》，向他钟爱的基督徒保证他们享有“自由表达个人意见”和“在自己的会场不受骚扰地举行集会”的权利。 此前我已经再三陈述过多次，在4世纪前半期的基督教领袖，都是一些务实的政治家。当他们迫使皇帝签署了那部值得永远纪念的法令时，基督教便从一个次要的教派跨越到国教的尊位。不过，他们深深知道这是怎样得来的，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尽管他们想凭借演说把这掩盖起来，但是机关算尽仍然要露出一点马脚。 “拯救我吧！强大的统治者！”聂斯托利主教对狄奥多斯皇帝申告，“把教会的敌人全都交到我的手中吧，我将给你天堂！站在我这一边，打倒那些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吧。作为回报，我们也会站在你的一边，帮助你击败你的敌人！” 在过去的2000年里，还有不少类似的交易。 但是以妥协使基督教掌权这样厚颜无耻的行为，的确非常少见。 ———————————————————— (1) 据《新约》福音书记载，圣母玛利亚在马厩中生下了耶稣。 (2) 奥利金（约185—254）：希腊教父代表人物之一。 (3) 公元410年，罗马放弃了不列颠，将其占领军撤出，其后不久，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了不列颠。 (4) 此处似应指天主教耶稣会的创始人伊纳爵·罗耀拉（1491—1556）。他曾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 (5) 公元303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颁布四项命令，大肆迫害基督教徒：（1）拆毁全国教堂，焚毁教会经书；（2）搜捕教会神职人员；（3）在押教徒拒不信奉罗马神者一律处死；（4）帝国各地教徒拒不参加罗马神祭礼者也一律处死。 (6) 君士坦丁（约274—337）：罗马帝国皇帝，306—337年在位，公元312年在罗马北郊大败马克森提乌，统一西罗马帝国。为取得基督徒的拥戴，他曾声称在大战前夜梦见标记十字架的军旗，故胜利是上帝的恩赐，并自称是“上帝的仆人”。公元313年与李锡尼合力征服罗马帝国东部，随即签署《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返还没收的教产；释放被捕的教士教徒；免除教士的赋税摇役；给主教以释奴权；教会可拥有财产等。临终前，在他的要求下，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第五章 牢笼 就在古代世界的帷幕即将落下的时候，有一个人物现身在历史舞台上，他的命运原本应该更好一些，却过早地死去，还留下了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叛教者”的称号。 我所说的就是朱利安（julian）(1)皇帝，他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公元331年出生在帝国的新都城。公元337年他那出名的叔叔死了，3个儿子立刻像恶狼一样扑到遗产上面，并且为了继承权而厮杀地扭作一团。 为了防止有人提出财产要求，他们命令杀掉所有住在城内和离城不远的亲戚。朱利安的父亲便是其中的受害者，而母亲则在他出生后不到几年就离开人世了。就这样，这个6岁的小男孩成了孤儿。他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同父异母哥哥，两人相依为命，一起读书。他们学的多是些宣扬基督教优越性的内容，讲课的是一位平庸却为人和善的老主教，名字叫做尤西比乌。 但是当孩子们长大些的时候，人们觉得还是把他们送到更远的地方比较好，那样他们不会太显眼，也许能够逃过那种拜占庭小王子中地位较低者时常遭逢的厄运。他们被明智的人送到了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那是一段枯燥的日子，但是朱利安却趁机学到了许多实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是一些淳朴的卡帕多西亚山民，他们仍然信奉着他们祖先的天神。 对这个小男孩而言，是不可能有什么机会担任治理国家的重任的，因此，当他要求一心一意求学时，便被痛快地获准了。 他先去了尼科美迪亚，那里是仍在传授古希腊哲学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在那里，他的头脑中装满了科学和文学，已经把从尤西比乌那里学到的东西全都挤掉了。 后来，他获准去了雅典。在当年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待过的地方研读。 这时，他的同父异母哥哥被暗杀了。君士坦丁的儿子中仅存的一个，即朱利安的堂兄君士坦提乌，想起了自己还有一个小哲学家的堂弟。他们是皇室中剩下的两个男性成员。于是，他派人召回朱利安，客客气气地接纳了他，还好心好意地把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嫁给了他。然后，君士坦提乌命令朱利安到达高卢，抵御野蛮民族的侵犯。 由此可知，朱利安从他的希腊老师那里不仅学到了辩论的技巧，还学到了一些更实用的东西。公元357年，当日耳曼的阿拉曼尼部落威胁法兰西的时候，他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击溃了敌人的军队，而且还巧作安排，把穆茨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土地全部纳入高卢，自己则撤到了巴黎。在他的藏书室里，摆满了新添的他喜爱的书籍，一向严肃的他显得非常高兴。 当这些胜利的消息传到君士坦提乌的耳中时，君士坦提乌非但没有点燃欢庆的焰火，反而定下周密的计划，要除掉朱利安这个竞争对手，因为朱利安显得有点功高盖主了。 但是朱利安深受他的士兵拥戴，当他们听说自己的统帅要被召回家（这是一种礼貌的砍头的邀请），于是闯进他的宫殿，当即拥立他为皇帝。同时，他们放出风去，说如果他不答应，就要砍下他的脑袋。 朱利安是个聪明人，当然接受了。 这个时候，虽然已经是罗马帝国末期，但它的道路保养得依旧很好，所以朱利安能够以创纪录的速度，带着他的军队从法兰西中部开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在他还没有到达首都，就听到了他的堂兄君士坦提乌去世的消息。 就这样，西方世界再次落入了异教徒的统治。 当然，朱利安要做的事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居然相信借助武力能够重现过去的辉煌；他还以为只要重新建造雅典卫城，并让教授们站在学院的园林里，穿上往昔的宽外袍，用500年前的语言彼此交谈，就能够再现伯里克利的时代。这真令人感到奇怪。 然而这恰恰是朱利安想要做的。 在朱利安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执政时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创建古代的科学，而这时的人们大都对那些东西不以为然。朱利安企图再度点燃人们探索、研究的热情，而这时统治世界的却是一群没有文化的教士，他们觉得所有应该知道的东西都已写在一本书里了，再做什么独立的调查研究只会导致丧失信仰，引来地狱之火。朱利安想让人们重新感受到生活的欢乐，而人们却对鬼魂的事洋溢着热情和活力。 反对之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就是再坚韧的人也要绝望发疯。朱利安崩溃了，至少有一段时间，他曾求助于他伟大祖先的启蒙思想。安提阿的基督徒曾向他扔石头和土块，可是他没有惩罚这座城市；愚蠢的教士曾经故意激怒他，要掀起新的迫害高潮，但是这位皇帝仍然执意指示他的官员们：“不要造成任何牺牲。” 公元363年，波斯人一支仁慈的箭终结了这个人奇特的生涯。 对于这位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异教统治者而言，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 倘若他再活得长一些，他的宽容力和对愚昧的憎恨，也许会把他变成那个时代最专制的人。这时在医院的病榻上，他可以坦然地说，在他统治时期没有一个人因为个人见解不同而遭到处决。然而对于这种仁慈，他的基督徒臣民却报以永久的仇恨。他们宣扬说，皇帝是被自己军中的一个士兵（一个基督徒士兵）用箭射死的。他们精心谱写了赞歌来赞美那名凶手。他们还描绘了朱利安临死前是怎样承认自己做法的错误，怎样承认基督的神权。为了诋毁这位生活清苦、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利的正人君子，他们把4世纪词汇库中丰富的肮脏字眼几乎全都加在了他的头上。 当朱利安被抬进坟墓时，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把自己看成帝国真正的统治者了，他们立即开始清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每一个角落，摧毁那些反对自己统治的势力。 公元364年到378年，在瓦伦丁尼和瓦伦斯两兄弟统治时期，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所有的罗马人向他们旧有的神灵祭献牲畜。如此一来，异教的教士失去了收入来源，被迫另谋生路。 但这些规定还算是温和的呢。狄奥多斯皇帝的法律规定，所有的臣民都得接受基督教，而且还必须遵照天主教形式的法律。他自己则自命为天主教会的保护人，并使它独霸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法律公布之后，所有坚持“错误观点”的人——就是那些坚持自己的“愚蠢的异端邪说”的人，那些仍旧忠实于“可耻教义”的人，将会由于故意违抗法律，要被流放或处以死刑。 从那时起，旧的世界迅速地走向最后的灭亡。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英格兰，异教的庙堂几乎被毁废无存。这些庙堂不是被人拆掉，用拆下的石头去修建桥梁、道路、城墙和水渠，就是经过改造成了基督徒的聚会场所。自从罗马共和国建立以来，积累下来的成千上万的金制、银制的神像，都被明目张胆地没收或者私自盗窃，剩下的则被碾成了粉末。 新的世界帝国 亚历山大城的塞拉佩恩神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庙堂。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一直对它都非常崇敬。然而，在这个时候，它也被夷为平地。那里还有一座大学，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创建以来，便闻名于世。它继续教授、解释各种古老的哲学，从未间断，因而吸引了来自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大批学子。这所大学没有遵照亚历山大主教的谕旨被关闭，但是主教手下的教士们却自己动手了。他们闯进教室，处死了柏拉图学派最后一位伟大教师希帕提娅，还把她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到大街上喂狗。 在罗马，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朱庇特的神庙被关闭了，古罗马宗教信仰的经典《古罗马神言集》被付之一炬了，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在高卢，在著名的图尔斯主教领导下，原先的天神被宣称为基督教中恶魔的前身，所以供奉它们的庙宇都必须从地球上消失。 在偏远的乡村，农夫有时候会冲上来保卫他们爱戴的天神，于是就会有军队奉命过来，用斧子和绞刑架平息这类所谓的“撒旦的暴乱”。 在希腊，破坏工作的进程要缓慢一些。但是到公元39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是被废除了。这个希腊人生活的中心（此时已连续存在了差不多1180年之久）既然已经不复存在，其他事情相对而言就容易多了。哲学家被一个接一个地驱逐出这个国家，最后，遵照查士丁尼皇帝的旨意，雅典的大学也被封闭了，维持学校运转的资金自然也被全部没收。硕果仅存的7位教授失去了生计，只好出逃到波斯。波斯皇帝倒是热情接待了他们，而且还让他们平平安安地享受晚年，恩准他们玩新奇的印度游戏——下棋。 在5世纪的前半期，克里索斯托大主教已经能够毫不夸张地宣称，过去那些作家的著作和哲学家们一起，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西塞罗、苏格拉底、韦尔吉尔和荷马早就被人遗忘在地窖和阁楼里了（更不必说那些被正派基督徒痛恨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了）。要过600年之后，他们才能够重见天日，而在这段时间里，整个世界只能凭借着这些神学家赏赐的精神食粮过活。 这是一份奇怪的减肥食谱，绝不是一个均衡的食谱（套用医学行话来说）。 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的诸多敌人，但是仍然面临着很多严重的磨难。那些吵着要给古代的神灵烧香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的贫苦农夫，倒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他们，让他们闭嘴。这是因为他们是异教徒，而法律是站在基督徒一边的嘛。然而，奥斯特罗哥特人、阿拉曼尼人和朗哥巴德人各执己见，争论是亚历山大教士阿里乌关于基督本质的说法对呢，还是阿里乌的死敌、亚历山大主教阿塔那修斯的说法对；朗哥巴德人和法兰克人对基督和上帝是“完全一样”还是仅仅“相像而已”争论不休；汪达尔人和撒克逊人在辩论，聂斯特利说的“圣母马利亚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究竟对不对；伯艮第人和弗里西人在纠缠耶稣是否具有双重本质，即是不是半人半神。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现在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虽然在观念上有点稀里糊涂，但还是教会忠实的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所以绝不能将之革出教门来处罚他们，也不能用永恒的地狱之火恐吓他们。对他们只能委婉地说服，然后用宽厚的仁爱和奉献把他们带回到正道中来。但是首先要让他们有明确的教旨，明白什么是应该坚持的真理，什么是必须反对的错误，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正是由于人们希望使教义中的所有问题达到某种统一，最终便导致了一系列著名的会议，后来被统称为“基督教公会议”或者“基督教普世会议”。自从4世纪中期起，这种会议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召开一次，以确定哪些教义是正确的，哪些教义包含有异端的嫌疑，因而应该被判为错误、虚妄和异端邪说。 公元325年，在离特洛伊废墟不远的尼西亚第一次召开这种会议。第二次会议是56年之后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三次是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从那以后，会议接二连三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的查尔斯顿召开了几次，又在君士坦丁堡连续召开两次，然后又在尼西亚，公元869年又在君主坦丁堡召开一次。 从那以后，会议就在罗马或者由教皇指定的某座西欧城市中举行了。这是因为，自从4世纪以后，尽管理论上皇帝有权召集这样的会议（这个特权的附带条件是，他要支付主教们的路费），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对强有力的罗马大主教提出的建议应该认真对待。尽管我们不能肯定是谁主持了尼西亚的首次会议，但是后来的所有会议全都是由教皇主持的。这些神圣会议的决议，也必须得到教皇本人或者他的代表正式同意。否则，便不能被视为有效力的。 所以，我们可以辞别君士坦丁堡，到气候更宜人的西部地区去旅行了。 宽容与专制之争始终反复进行。有的人把宽容看成人类最伟大的美德，也有的人说它只不过证明人类有很多道德弱点。我不想探讨这个问题纯理论的一面，但是必须承认，教会的支持者在为残酷惩罚异端的行为加以辩解时，都讲得头头是道。 他们这样辩解：“一个教会和任何其他组织一样，比如一个村庄、部落，或者一座堡垒，必须有一个总指挥，有一套明确的法令和细则，那些教会的成员都必须强制服从。所以，任何人发誓加入教会，就同时默认了要尊重总指挥并遵守法令。如果他发现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就必须承担自己的决定造成的后果，并且离开教会。” 到这里为止，一切都非常正确，非常合理。 如果今天一位牧师感到自己不再信仰浸礼宗的教义，他可以转到卫理公会；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他不再信奉卫理公会的教旨，还可以成为一位论教派、天主教派或者犹太教的教徒，甚至还可以转投印度教、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世界是非常宽广的，大门是为人敞开的，除了忍饥挨饿的家人，谁也不会对他说“不”。 现如今是一个蒸汽轮船和火车的时代，而且还有无穷的经济机遇。 而5世纪的世界却不这样简单。当时要想找到一个不受罗马主教影响的地方，可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当然，你可以从波斯走到印度，就像很多异教徒做的那样，但是路途迢迢，生存的机遇又非常渺茫，而且这样做还意味着他本人与其家人从此天各一方呢。 而且，假如人们由衷地认为自己对基督思想的理解是正确的，要说服教会对教义做一点改动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为什么要放弃信仰自己喜爱的宗教的权利呢？ 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异端分子 早期的基督徒，不管是正统信徒还是异端分子，都认为宗教教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如果联合会中一群博学的神学家硬要定义不可能定义的东西，将上帝的本质归结为一个公式化的东西，就像数学家因为对x的取值意见不一致而把对方送上绞刑架一样荒唐可笑。 但是，那时基督教唯我独尊和专制的精神已经牢牢地掌控了世界。直到最近，那些主张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肯定谁对谁错”而倡导宽容的人，依旧有性命之忧，而且通常情况下，他们只能把自己的看法小心翼翼地隐含在拉丁文字中，仅仅有一两个绝顶聪明的读者才能参透其中的深意。 ———————————————————— (1) 朱利安在其短暂的统治生涯中（他死时年仅32岁，在位一年零八个月），宣布宗教自由，拒绝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和价值观，致力于恢复古希腊的多神教。然而，在基督教已成正统的4世纪，他的做法不得人心，并留下了“千古骂名”，被基督徒称为背教者朱利安（julian，the apostate）。 第六章 纯洁的生活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数学问题，出现在这本关于历史的书中也许不算为过。 取来一根绳线，把它绕成一个圆圈，就像下面这样： 在这个圆圈中，所有图1的直径当然是相等的。 图1 ab＝cd＝ef＝gh，等等，以此类推。 然而，轻轻地拉动绳线的两边，使它变成椭圆，完美的平衡顿时就被打破了。各条直径全都挪了位置。比如ab和ef被大大缩短了，而剩下的，尤其是cd，则被拉长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数学问题转化成历史学问题。为便于说明问题，现假设： ab代表政治； cd代表商贸； ef代表艺术； gh代表军事。 在图1表现出的完美平衡中，所有的线段长度都一样，不论是政治、商贸，还是艺术、军事，他们得到重视的程度都是相同的。 图2 但是在椭圆（图2）中，商贸占据了过分的优势，而政治却被削弱了，艺术则几乎完全消失了，军事显出增长。 图3 或者让gh（军事）成为最长的直径，则其他的就几乎全然不见（图3）。 你会发现，这是认识很多历史问题的一种方便的方法。 现在，让我们试着把它用在希腊人身上。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希腊人保持了一种完美的均衡发展，但是不同政治党派之间愚蠢的争吵，很快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无休无止的内战消耗了这个国家大量的精力。士兵们不再用来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侵略，而是被用来对付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胞：那些投票时投了别的候选人的票，或者想要对税制稍稍改变的人。 商贸，这个圆圈中最重要的一条直径，变得越来越困难，后来干脆完全无能为力，只好转移到世界其他局势稳定的地方去了。 于是，贫穷从城市的前门大摇大摆地进来，艺术则悄悄地从后门溜出，而且再也不见踪影。资金慌慌张张找了一条最快的船只扬帆而去，由于知识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因此也就无法维持优秀的学校，最好的教师都急忙跑到罗马和亚历山大去了。 留下的是一群二等公民，这些人过着墨守成规的日子。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圆圈的完美平衡被打破了，政治这条线增长得超出了比例，而代表艺术、科学、哲学等的其他线则短得不值一提。 假如你把这个圆圈命题用来研究罗马，会发现有一条叫做“政治权力”的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最后其他的东西都被压缩到了零。那个曾经构成共和国的辉煌的圆圈化为乌有了，剩下的只有一条又细又直的线，你可以把它看成从成功到失败的最短距离。 假如再给你一个例子，让你把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简化成这样一个数学问题，你将会发现下列情况。 最早的基督教曾一直努力保持一种完美行为的圆圈。也许他们确实忽略了科学这条直径，但是由于他们在世俗生活方面不太感兴趣，所以他们对医学、物理学或者天文学自然不会非常重视。对于一心等待末日审判的到来，只不过把眼前的尘世看做天堂前厅的善男信女而言，实用的东西自然不会有多少吸引力。 但是就其他方面来说，这些忠诚的基督信徒又千方百计地努力过积极向上的生活（尽管并不完美），他们既勤勉又慈善，既善良又诚实。 然而，一旦他们的小群体统一成一个强大的组织，原来那个完美的精神圆圈，立刻被新的国际性的义务和责任粗暴地颠覆了。对于一小群半饥饿的木匠和采石工来说，要坚持那些清贫、无私的原则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但是对罗马教皇——西方世界的大主教、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地主来说，却不可能像波米拉尼亚或者西班牙乡下那些低级的祭司那样过着简朴的生活。 或者，用我们本章提到的“圆圈”术语来表述：代表“世俗”的直径和代表“对外政策”的直径变得太长，使得代表“谦逊”“清贫”“无私”等基督徒基本美德的直径几乎缩减到零了。 我们今天谈起中世纪愚昧的人们时，总喜欢用一种怜悯的口吻，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生活在一团漆黑之中。是的，白天的教堂里是摇曳的烛焰，夜晚床头只有昏暗的烛光，没有什么书，甚至连现在初级学校里或较高级的精神病院里都在教授的知识，他们也毫不知晓。然而，知识和智慧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对于智慧，那些出色的人并不缺乏，他们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我们今天仍在沿用，当然发展得更充分了。 也许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教会的种种可怕的凌辱面前，他们显得孤立无助，但是我们在评价他们时还是应该慈悲为怀的好。他们至少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仰，全然不顾个人的幸福与安宁，坚决地与那些他们认为错误的东西进行战斗，甚至为此在绞刑架上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是的，相对来说，在公历纪元的第一个千年里，很少有人为了自己的理念而牺牲。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教会此时对异端的仇恨不像后来那样强烈，而是因为当时它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无暇对付这些相对而言危害不大的持有不同观点的人。 首先，在欧洲的很多地方，奥丁神(1)和其他的异教神依旧占据着统治地位。 其次，还发生了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整个欧洲险些被毁灭。 这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是，突然出现了一位叫穆罕默德的新的先知；一群信奉新神“安拉”的人，征服了西亚和北非。 我们孩提时代读到的文学作品中，到处都能看到“异教狗”和土耳其人的暴行，使得在我们的印象中，耶稣和穆罕默德所代表的是彼此水火不容的思想。 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人出自同一个种族，他们的语言属于同一个语系，他们都声称亚伯拉罕是自己的始祖，而且他们有共同的祖籍，波斯湾岸边一个1000年前就已存在的地方。 这两位导师虽然堪称是近亲，但各自的追随者却总是恶语相向，他们之间的征战已经持续了长达12个世纪之久，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时至今日，假想当年可能会如何如何，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不过确曾有一度，罗马的宿敌麦加，本来是可以轻易地接受基督徒的信仰的。 如同其他沙漠民族一样，阿拉伯人要花费大量时间照料成群的牲畜，所以有很多时间进行冥想。城里的人们或许可以一年到头地在乡村集市上获得乐趣，麻痹灵魂，但是牧民、渔民和农夫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更喜欢处于喧闹和刺激之外的那些实在的东西。 阿拉伯人在寻求拯救的过程中，曾经尝试过几种宗教，但他们只对犹太教情有独钟。这很容易解释，因为阿拉伯到处是犹太人。公元前10世纪，许多所罗门王的臣民不堪沉重的赋税和专制的统治，纷纷逃往阿拉伯的地域。500年之后的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征服了犹太人，又有大批犹太人成群结队地逃往南部的沙漠地区。 因此，犹太教广为人知，而且犹太人只追寻唯一神的信仰，这也和阿拉伯部族的理想与渴望不谋而合。 稍稍了解穆罕默德事迹的人，都会知道这个麦地那人从《旧约》中汲取了多少智慧。 以实玛利(2)（他和他的母亲夏甲都埋葬在阿拉伯中部的至圣所）的后代，对耶稣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敌意，相反，这位拿撒勒的年轻改革家提出的只有一位上帝，他是所有人的慈父的说法，他们都表示热切的追随。不过，他们并不怎么情愿接受耶稣的追随者们大肆宣扬的那些奇迹。至于复活，他们则明确地表示不相信。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对于这种新信仰很有好感，并且愿意给它一个机会。 但是在某些狂热的基督教徒那里，穆罕默德却遭受了很多苦难。这些人不假思索地把他叫做骗子，不等他开口说话就宣称他是伪先知。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很快流传开来，说基督徒都是些偶像崇拜者，他们信仰3个神而不是一个神。这两件事使得沙漠里的居民终于背离了基督教，宣布他们喜欢那个赶骆驼的麦地那人。因为他只对他们讲授唯一的天神，而不是说些什么三位神“一体”但又不是一个，“三个”还是“一个”全由当时的情况和管事教士的好恶而定，搅得人稀里糊涂的。 就这样，西方世界发现自己有了两个宗教，它们都声称自己的上帝是唯一真神，而且还坚持声称其他的神灵都是冒牌货。 这样的意见冲突很容易导致战争。 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 十几年间，巴勒斯坦、叙利亚、波斯和埃及都被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所征服，大马士革成了它的首都。 到公元656年底，整个北非海岸都把安拉作为自己的精神主宰，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之后不到100年，地中海就成了穆斯林的一个湖泊，欧洲和亚洲的联系全被切断了，欧洲大陆一直处于包围之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 在这样的条件下，基督教不可能把它的教义向东推进，只能想办法保住自己已经拥有的地盘。德国、巴尔干、俄国、丹麦和瑞典、挪威、波西米亚、匈牙利被选做强化精神培养的沃土，总的来说，收效是很成功的。偶尔也有查里曼大帝这样的特例强迫被征服者接受基督教。他好心好意却有点粗野，结果用起蛮力，对那些只信自己的神，不接受外国神的被征服者诉诸武力，大开杀戒。不过，大体上说，基督教的传教士还是被人渐渐接受了，因为他们都是些诚挚的人，他们所讲的故事简单明了，谁都能听懂。而且，在那个充满了血腥和争吵，到处是拦路抢劫的世界里，他们带来了一些秩序、清洁和慈爱的成分。 但是当前方传教进展顺利的时候，基督教帝国中心的情况却并不太好。代表世俗的那根线不断地增长，结果基督教中精神要素完全成了纯粹的政治、经济考虑（请参考本章开头的数学描述）的附属物。而且，尽管在此后12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罗马的权力不断增长，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四分五裂的因素已经显而易见，有头脑的世俗人士和神职人员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现代人有时会把“教堂”想成一座建筑物，每个星期有6天的时间是空着的，星期天的时候人们到那里去听布道，唱些圣歌；我们还知道有些教堂里有主教，这些主教有时会在城里召开一次会议，那时我们会见到很多慈眉善目的老绅士，他们的衣领都朝后开；我们还会看到他们在报纸上声称自己喜欢跳舞或者反对离婚，然后他们就回家去了，在社区过着宁静的不会受到丝毫打扰的幸福生活。 我们很少会把某个教堂和自己的所有经历，包括生与死联系起来，即使是我们自己的教堂。然而，国家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啦。国家可以把我们的钱拿走，如果觉得为了公众的利益有必要把我们解决掉，它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属于国家，国家是我们的东家，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教会”，则是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哪怕是偶尔发生了争吵，也无关紧要，不会成为真正的敌人。 但是在中世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时，教会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物，它用很多“国家”想也想不到的办法来掌控人的命运。当教皇第一次从心怀感激的皇太子手中接受土地，否定过去的清贫思想时，很可能没有预见到这种做法必然引起的后果。最初，基督的忠实追随者向使徒彼得的接班人赠送一点他们的世俗财产，似乎没有什么弊端或不妥，而且复杂的管理机构也确实需要大量的日常开支。从约翰格罗茨到特利比桑德，从迦太基到乌普撒拉，秘书、书记员就有数千人，更不必说数以百计的各个部门领导，他们都要吃饭、穿衣、住房；要维持横贯大陆的信使往来，也需要一笔十分可观的开销；外交人员今天要去伦敦，明天又要从诺夫格罗德回来，差旅费用自然不能少；教皇的朝臣与世俗的王公贵族会面时，穿着当然要得体入时，不能逊色……这些都要花去不少的钱财。 同样，看看教会现在变成了什么，想想看如果条件更好些，情况又会怎么样，这样的发展似乎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罗马迅速变成了一个带点儿宗教色彩的庞大的超级国家，教皇成了全世界的独裁者，西欧所有的国家都笼罩在他的统治之下，过去的皇帝与之相比都显得温和宽厚得多。 就在一定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之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给统治世界的野心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天主的真正精神再次在群众中引起轩然大波，这对任何宗教组织来说，都是一件最令人头疼的事情。 异端邪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从有第一条教义起就有了持不同见解者，欧洲、非洲和西亚被各种争论分成了不同的阵营，这些争论已经存在了若干个世纪，几乎和教会的年龄一般大。 但是，多纳图派、撒伯里乌派、一性论派、摩尼教和聂斯托利派之间的血腥争吵，不在本书中所谈论的范围之内。一般来说，双方的心胸都很狭窄，阿里乌追随者的不宽容，与阿塔那修斯支持者的不宽容并没有什么区别。 更何况，这些争论全都围绕着一些晦涩难懂的神学观点，这些观点已经渐渐被人们遗忘，上天不允许我把它们从旧纸堆里翻出来，我也不打算浪费时间再挑起神学之争。我写下这些，只是想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了精神自由的理想而斗争。我还想对他们说，要警惕傲慢的教条态度和狂妄自大的作风，在过去的2000年中，它曾经造成了许多可怕的灾难。 然而，我所要讲的13世纪，却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这时，异端分子已经不再仅仅是持不同意见者——因为发现了《启示录》上误译的句子或者《约翰福音》上的错字，就到处与人争论。 他由此已经成为捍卫某些思想的斗士，为了这些思想，提比留皇帝统治期间，一位来自拿撒勒(3)的木匠曾经慷慨赴死！看吧，他俨然以唯一的真正基督徒的形象巍然屹立！ ———————————————————— (1) 奥丁神：北欧神话中的主神。司战争、死亡、文化和艺术。好武的北欧士兵认为，战争时如果能得到奥丁神的庇佑，就能得到一股拥有熊之精神、狼之勇猛的力量，而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2) 亚伯拉罕有两个妻子，希伯来妻子撒莱和埃及妻子夏甲。夏甲为亚伯拉罕生下了长子以实玛利，撒莱为亚伯拉罕生下了次子以撒。后来亚伯拉罕的两个妻子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明显埃及妻子夏甲在希伯来人中得不到支持，于是被赶出家门。亚伯拉罕牵着毛驴穿过沙漠，把夏甲母子俩送到了麦加附近的旷野，让其自找生路。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1800年前左右。夏甲拼命地找食物养活以实玛利，受尽艰辛。据说有一次以实玛利饥渴至极，两个小脚在地上猛蹬，居然蹬出了一个泉眼，这就是麦加有名的圣泉“扎姆泉”。后来以实玛利长大后，夏甲为他在当地的杰尔宏人部落中间娶了三房媳妇，这三房媳妇共生了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的后代繁衍形成了阿拉伯半岛上的各个阿拉伯部落。 (3) 拿撒勒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于，那里是耶稣基督的故乡。《福音书》中描述他的父母圣母玛利亚和木匠约瑟夫居住于此。在这里，天使长加百利托梦给玛利亚，告诉她将因圣灵怀孕，所生的是救世主。耶稣降生以后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第七章 宗教审判庭 公元1198年，塞格尼郡的洛太里奥继承了他的叔叔波洛只坐了几年的教皇宝座，成了英诺森三世。 他是在拉特兰宫住过的最显赫的人物，37岁登上皇位，他是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的高材生，富有、聪慧、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善于充分利用自己的职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管理的“不仅仅是基督教，而是整个世界”。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他驱赶走了罗马帝国的执政官，重新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上被帝国军队控制的地区，最后又把帝国的皇位继承人赶出了教会，那位可怜的皇太子身陷重重困境，最后只好退到了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就这样，他使意大利摆脱了日耳曼人的干预。 他组织了著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过这次远征压根儿没有去“圣地”，而是直接奔向君士坦丁堡，屠杀了城中无数居民，抢掠走了一切能够拿走的东西，从此以后，十字军士兵再也不敢在希腊的港口露面，唯恐被当做强盗处死。对于这种令少数值得尊敬的基督徒心怀厌恶与绝望的行径，英诺森确实曾经表示过反对。但是他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很快就接受了现实，见风使舵地委任了一个威尼斯人做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这一聪明之举使得东部教会再次纳入罗马教廷的管辖之下，同时还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青睐。从那时起，威尼斯就把拜占庭的疆域看成了自己的东部殖民地，并发号施令加以治理。 在精神方面，教皇同样显示出了高超的手腕和成就。 在近千年的犹豫之后，教会终于决定，婚姻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民事契约，而且是最神圣的礼仪，应该得到神父当众祝福才能真正生效。法兰西的菲利普·奥古斯都和莱昂（今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地区，当时的一个王国）的阿方索四世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处理国内事务，马上就受到了警告，由于他们都是小心谨慎之人，所以便乖乖地遵照教皇的旨意行事了。 即使在北部高地，尽管这里是新近接受基督教的领地，人们也能够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们真正的主人是谁。哈康四世国王（海盗伙伴们都熟悉地称他为“老哈康”）刚刚征服了一个小帝国，除了他自己的挪威以外，他统治的地方还包括苏格兰的一部分、整个冰岛、格陵兰、奥克尼群岛和海布里地群岛。但是他要想在特隆海姆的大教堂里加冕，就不得不向罗马法庭说清楚他那有点复杂的身世。 就这样，教廷的势力越来越大。 保加利亚国王曾经将其希腊战俘一概杀光，时不时还要折磨一下拜占庭皇帝，自然不该是个对宗教事务感兴趣的人，但他却千里迢迢地跑到罗马，卑躬屈膝地祈求教皇承认他做教皇的家臣。而在英格兰，有一些男爵搞了一个《大宪章》想约束他们的主子，马上被粗暴地告知，这个宪章是无效的，因为那是“用武力而获取的”，随后又因为他们给这个世界提供了称作《大宪章》的著名文献而被清除出教门。 从所有这些可以看出，英诺森三世绝不会轻易放过那些企图质疑教会法律的人，不管他们是普普通通的纺织工人，还是文盲的牧羊人。 但是还真有人敢于挺身而出，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 所有的异端分子都是最难管理的臣民，一切异端邪说都是极大的难题。 异端分子几乎都是些没有多少宣传鼓动禀赋的穷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偶尔写些简陋的小册子，阐述自己的思想，却总是轻易地落入宗教审判机关鹰犬的手中，随即就被销毁。异端的敌人也会写一些文章，向那些真正的信徒揭露“撒旦的阴谋”，意在警告其他人不要效法。我们对大多数异端的了解，也正是来自这些文章，还有我们能够看到的他们的法庭审讯记录。 结果，我们通常便得到了这样一个异端的形象：他留着长发，穿着肮脏的衬衫，住在最下层贫民窟的地窖里，拒绝接受体面的基督食品，情愿以蔬菜为生，除了水什么也不喝，从不接近女人；他总是叨咕着有关救世主再度降临的奇怪预言，指责神职人员，说他们都是些世俗和卑劣的人；他对世间万物的恶意攻击，会令任何体面的人感到厌恶。 毫无疑问，许多异端分子中确实有不少让人感到厌恶者，这似乎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一个通病。 他们中的很多人，以一种近乎邪恶的热情追求神圣的生活，身体肮脏，像是魔鬼，气味难闻。而且，他们那些关于基督真义的奇怪思想，也把自己家乡宁静的生活弄得不得安宁。 但是，我们还是应当称赞他们的勇气和诚实。 他们失去了一切，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 他们注定要失败。 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趋于组织化，最后，哪怕是那些不相信任何组织的人，要有所成就的话，也必须成立一个“非组织促进会”。而中世纪的那些喜好神秘，喜欢在思绪中徜徉的异端也不例外。自我保护的本能使他们聚在一起，不安全感迫使他们把自己神圣的教义隐藏起来，用种种神秘玄奥的典仪作为层层掩护。 但是那些忠于教会的人民群众，自然无法区分这些教派群体之间的差别，他们将其笼统地称为肮脏的摩尼教徒，或者别的什么贬义的称呼，觉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当然，我用的后一个名字并非是指几年前掌管了原俄罗斯帝国的那个定义明确的政党，而只是借用了一个用来骂人的含义模糊的名词。现在的人们经常把它安在自己的私敌头上——从上门收租的房东，到弄错了楼层的电梯服务员。 对中世纪的上等基督徒而言，摩尼教徒是最该反对的家伙。不过，由于拿不出什么明确的罪状来控告他们，只好根据道听途说，指定他们为异端分子。和拖沓无比、场面难看的常规司法审判比起来，这个办法无疑有很多优越性，就是有时候缺乏准确性，造成了很多冤案。 可怜的摩尼教徒的处境之所以越来越糟糕，是因为这个教派的创始人，波斯人摩尼，一直是仁慈与宽厚的化身。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3世纪初出生在一个叫做埃克巴塔纳的小镇，他的父亲福塔克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和资财的人物。 他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芬受过教育，青年时代他所处的环境，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是一个语言混杂的国际化城市，有的人非常虔诚，有的人不信上帝，有的人追求物质享乐，有的人则非常理想化。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大商业中心，人们来自四面八方，每一种宗教，每一种异端，每一个派别，都有自己的支持者。摩尼聆听了各种各样的说教和预言，然后提炼出自己的哲学，其中包含着佛教、基督教、犹太教、米斯拉斯崇拜的思想，还掺杂了一些古巴比伦迷信的东西。 如果不考虑某些追随者将他的教义极端化的情况，可以说摩尼只是复活了古代波斯关于好神和坏神的观念。善恶二神无休无止地争夺着人类的灵魂。而摩尼把古代的坏神和《旧约》里的耶和华联系起来（这样耶和华就成了他的魔鬼），把诸善之神和《福音书》中的天父联系起来。而且（这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佛教的影响），摩尼认为人的肉身在本质上是肮脏邪恶之物，人们应该通过不断地苦修来摆脱自己的世俗野心，并要遵守严格的饮食、行为规定，以免落入邪恶之神（魔鬼）之手，在地狱中遭受煎熬。所以，他又规定了一大堆禁忌，规定这不能吃，那不能喝，给门徒制订了一个只有冷水、干菜和死鱼的食谱。只吃死鱼的这条法令也许会让人吃惊，但是他们认为，比起陆地上的热血动物，海里的冷血动物对人类灵魂的永生妨碍小一些，这些宁死也不会吃下一小口牛排的人，津津有味地吃大量的鱼，却从来不会感到良心上有什么不安。 摩尼轻视妇女，这一点表明他是一个地道的东方人。他禁止信徒成婚，鼓吹人类缓慢地消亡。 至于由犹太教派创立的，洗礼者约翰发起的洗礼以及其他宗教仪式，摩尼一概表示深恶痛绝。他的圣职候选人不是把身体浸入水中，而是实施按手礼。 25岁时，这个怪人开始向世人解释他的思想。首先，他访问了印度和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后，他返回家乡，要用他的教义保佑自己的近邻。 但是这时候波斯的教士发现，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教义使自己失去了很多秘密收入，于是，他们便开始反对他，甚至要求杀死他。起初，摩尼还受到国王的保护，但是当这位统治者死后，继位者对宗教问题毫无兴趣，便把摩尼交给了教士阶层。他们把他带到城墙下，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把他的皮剥下来，悬挂在城门前示众，以此警告那些可能对这位预言家的异端邪说表现出兴趣的人。 随着与当权者的激烈冲突，摩尼教派本身分裂了。但是这位预言家的一些思想片断，却像许多精神流星一样，在亚洲和欧洲的大地上广泛地散落开来。在此后的几百年中，时常有些朴实而贫苦的民众不经意地拾起它们，经过审视之后，发现它们非常符合自己的口味，于是这些思想常常引起他们巨大的反响。 至于摩尼教是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欧洲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很可能它是沿着小亚细亚、黑海、多瑙河一路流传而来，然后穿过阿尔卑斯山，并迅速在德意志和法兰西备受欢迎。在那里，这个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取了个东方名字“卡萨利”，或者“过纯净生活的人”。其影响迅速蔓延开来，以致在整个西欧，这个词都成了“异端”的同义词了。 但是，请不要认为“卡萨利”指的是某个明确教派的信徒，并没有人试图建立新的教派。有些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基督教会虔诚的儿子，但他们却深受摩尼教的影响。可见，这种形式的异端是多么危险，多么难以分辨。 如果一种细菌的体积非常巨大，在省级医疗卫生部门的显微镜下就能观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一个普通医生也能够比较容易地诊断由这种细菌诱发的疾病。 至于那些在紫外线照射之下还能够藏身的微生物（也许它们将会成为地球的继承者），我们要想不受它们的侵害，就只有靠上天保佑了。 因此，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摩尼教就是所有社会流行病中最危险的一种，对于这种不寻常的精神折磨，教会的首脑们心中充满了以前未曾有过的恐惧。 虽然对这些摩尼教的教义只是窃窃私议，但是早期基督教信仰最坚定的支持者中，确实也出现了这种疾病的症状。比如，那位最机智勇敢、不屈不挠的基督斗士圣奥古斯丁，对待异教比任何人都严厉，但是据说他内心深处却对摩尼教怀有非常深的情愫。 西班牙主教普里西利安深受摩尼教的影响，主张苦修，提倡独身，甚至认为婚配是罪恶行为；要求信徒放弃世俗荣华，因此于公元385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成了反对异教法的第一个牺牲品，罪名就是有“摩尼教”的倾向。 甚至连教会的首脑们，似乎也渐渐地被可怕的波斯教义给迷住了。 他们开始劝诫普通教徒不要阅读《旧约》，到了12世纪时，还颁布了一道著名的法令，规定所有神职人员今后一概不得成婚。禁欲的波斯理想迅速在一位伟大的精神改革领袖身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最受人爱戴的好人，艾西斯的弗朗西斯，麻衣赤足，托钵行乞，步行各地，宣传“清贫福音”。他还制定了一套具有摩尼教式纯洁的修道院规章，当之无愧地被人称为“西方的释迦牟尼”。 当这些自甘清贫、谦逊做人的精神渗入普通大众的思想的时候，当全世界都在喧嚷皇帝与教皇又要开战的时候，当打着十字旗的雇佣军和打着鹰旗的雇佣军为争夺地中海沿岸最有价值地区而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十字军士兵们带着从朋友和敌人那里抢来的不义之财驰返家园的时候，当修道院院长养着成群家臣住在奢华宫殿里的时候，当教士们匆匆忙忙应付着早弥撒，以便赶去参加狩猎早餐的时候，就注定要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而且当真发生了。 对基督教现状的公开不满，首先出现在法兰西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旧的罗马文化传统保存得最久，文明也从来没能被野蛮主义吸收。 在地图上你能找到这个地方，它叫做普罗旺斯，是地中海、阿尔卑斯山和罗纳河之间的一个不大的三角地带。原先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马赛，当时是（现在还是）它最重要的港口，当时它有很多富裕的村镇。它始终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阳光明媚、雨量充足。 普鲁旺斯 当地中海沿岸其他欧洲地区还在聆听着长头发的条顿英雄们的野蛮故事时，普罗旺斯的民间歌手和游吟诗人们，早已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后来演变成了现代小说。而且，普罗旺斯人和西班牙、西西里的穆斯林邻邦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关系，使得他们能够看到科学领域的最新出版物，而此时欧洲北部这类出版物的数目还寥若晨星。 在普罗旺斯这个国家，回归早期基督教的运动，早在11世纪的最初10年就已经出现。 但是不论怎样牵强附会，这些也构不成公开叛乱的罪名。只是偶尔有人建议教士可以像普通教民一样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有人拒绝在领主出战时跟随参战（哦，想想那些可怜的古代殉教者吧！）；有人想学一点拉丁文，以便可以自己阅读和研究福音书；有人表示不赞成死刑；有人否认存在炼狱，尽管基督死后600年，它就被官方正式宣布为基督教天国的一部分；而且还有人拒绝把自己收入的1/10缴纳给教会（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细节）(1)。 教会总要尽可能查出这些叛逆活动的领袖们，有的时候，如果这些人不听规劝，就会被悄悄地除掉。 但是，这种邪恶继续蔓延，最后普罗旺斯的主教们不得不聚集起来召开一个会议，商讨采取什么办法来制止这种非常危险的、具有高度煽动性的骚动。他们不断地召开会议，并讨论，一直延续到公元1056年。 这时，已经清楚地表明，一般性的惩罚和革除教籍已经没有任何明显的效果。 那些一心想要过“纯净的生活”的平民百姓们，乐得能有机会在铁窗下表现基督徒的宽容忍让精神，万一被判处死刑，他们也会带着羔羊般的顺从走向火刑柱。而且，一个殉教者留下的空缺，立刻会有10个人怀着神圣的感情补上。 罗马教廷方面的代表坚持要进行更残酷的迫害，而当地的贵族和神职人员（他们知道老百姓的本意）则拒绝执行罗马的指令，并且抗议说，暴力只会刺激异端更加深入人心，听不进任何道理，那样只能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双方的争执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11世纪后期，这场运动又从北方获得了新的动力。 彼得·韦尔多 在与普罗旺斯隔着罗纳河相望的里昂小镇里，住着一位名叫彼得·韦尔多的商人。他是一位严肃认真又极为善良宽厚的慷慨之人，一心想要效仿救世主的榜样，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 耶稣曾经教导说，一个富有的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几十代基督徒一直想弄明白耶稣说这句话的确切含义。而彼得·韦尔多却不费那种心思。他读了这句话后便对此深信不疑。他把所有的财产分给了穷人，退出了商业，不再积累新的财富。 约翰写道：“汝等须自寻《圣经》。” 20位教皇给这句话加了评论，还审慎地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凡人才可以不需要教士的帮助，而直接研读《圣经》。 彼得·韦尔多却另有看法。 约翰说了“汝等须自寻《圣经》”。 那么好吧，彼得·韦尔多就自己读。 当他发现自己读到的东西跟圣徒杰罗姆的说法并不吻合的时候，便把《新约》译成了他自己的母语，并把他的翻译稿向普罗旺斯各地散发。 开始，他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注意。他那种对清贫的热情似乎并没有什么危险，大不了他会在别人的建议下建立起某种新的禁欲的修道院规章，以满足那些希望过艰苦生活，抱怨现有的修道院太奢侈、太舒适的人的需要。 罗马总是善于寻找一些合适的发泄渠道，以免那些信仰过于强烈的人惹是生非。 但是要做这种事情必须符合规定，循规蹈矩地来进行。在这方面，普罗旺斯的“纯洁的人”和里昂的“穷苦人”却犯了可怕的错误。他们不仅不向主教通报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斗胆宣称了一个惊人的观点：一个人即使没有专业教士的帮助，也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基督徒。还说罗马主教无权指挥他管辖之外的人们应该做什么，或强迫人们应该信奉什么，正如塔尔塔里的大公爵和巴格达的哈里发没有这种权限一样。 教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平心而论，它是在长时间的等待之后，才最终下决心用武力来消除这种异端邪说的。 但是，如果一个组织基于原则认定只有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是正确的，其他的方式都是不正当的，应该受到谴责与诅咒；那么，其权威性一旦受到公开质疑时，它必定会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 教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别想继续维持下去。正是这种考虑迫使罗马采取坚决的行动，炮制出一系列的惩罚措施，让所有潜在的持异见者心怀恐惧。 阿尔比教派（因阿尔比城而得名的异教徒，该城为新教义的温床）和韦尔多教派（以它的创始人彼得·韦尔多的名字命名）所在的城市没有多少政治价值，因而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于是被罗马教廷选做第一批牺牲品。 教皇的一名代表统治普罗旺斯许多年，他一直把那里当成被自己征服的土地，作威作福，结果被人杀死了。这样一起被谋杀案给了英诺森三世一个干涉的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规的十字军，攻打阿尔比教派和韦尔多教派。 凡是参加讨伐异端的连续40天远征的人，可以免付所欠债务的利息，可以赦免过去和将来的罪孽，还可以暂时免受普通法庭所作的司法审判。这是相当优惠的条件，对北欧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和去东方的远征相比，攻打普罗旺斯的富裕城市能给自己带来同样的精神和经济的报偿，这种服役期短，而又能得到同等荣耀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还要千里迢迢地跑到东方的巴勒斯坦去呢？ 人们暂时忘记了“圣地”，法兰西北部、英格兰南部、奥地利、撒克逊和波兰的贵族绅士中的败类们纷纷涌到南方，借以逃避地方的司法长官，准备用普罗旺斯人的财富，把自己空空的钱箱重新填满。 被这些勇敢的十字军士兵绞死、烧死、淹死、砍头、肢解的男人女人和幼童究竟有多少，莫衷一是。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遇害。在各地发生的正式的屠杀中，具体的数字都是讳莫如深的。不过，在这次事件中，根据城镇的大小，各处的死者数字应该在2000人～2万人之间。 贝济埃城被攻陷后，士兵们一时之间分辨不清谁是异端，谁不是异端，他们把这个问题交给教皇代表——他是随军作为精神顾问的。 “我的孩子们，”这位“大善人”说道，“去把他们统统杀掉好了，我主自然会知晓谁是他的顺民。” 但是在所有这些正牌的十字军中，有一位叫做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英国人，他是那位著名的德·蒙特福特的父亲。由于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的杀人手段，他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作为对他“卓著功勋”的回报，他得到了在那里掠夺的大片土地，而他的部下自然也一一论功行赏。 最后的韦尔多教徒 至于从那场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韦尔多派教徒，他们都逃到了人迹罕至的皮耶德蒙(2)的山谷，在那里建起了自己的教堂，一直坚持到宗教改革时代。 阿尔比派教徒则没有这么幸运，经过一个世纪的鞭打绞杀，他们的名字从宗教裁判所的报告中消失了。但是300年后，他们的教义稍加改头换面，便再次出现了，并且被一个叫做马丁·路德的撒克逊教士大加宣扬、传播。这些教义引发了一场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教廷保持了将近1500年的垄断统治。 这些当然瞒过了精明的英诺森三世那双犀利的眼眸。在他看来，难关已经渡过，绝对地服从已经被再次成功地确立起来。在《路加福音》中，耶稣讲了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一个打算举行聚会请客的人，发现他的宴会厅里还有空位，几位客人还没有来，于是他就招呼仆人：“去到大街上拉几个人进来！”——那条著名的命令再次得以实现。 “他们”，那些异端分子，就是勉强被拉进来的。 问题是怎样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待在教会里，这个问题多年以后仍未解决。 之后，经过地方法院的很多不成功试验，欧洲的各个首都纷纷建立了特别的调查法庭，就像最早在阿尔比教徒起义时建立的那种法庭。这些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各种异端案件，后来被称为“宗教法庭”。 即使在今天，宗教法庭虽然早已不复存在，提起这个名字仍然会给我们心头带来一阵莫名的不安。我们仿佛看见了哈瓦那的地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克博物馆里生锈的大铁锅和烙人的刑具，看见黄色的头帽和黑色的面具，看见一个长着巨大下巴的国王，用眼睛斜视着那队望不到尽头的男男女女，慢慢地走向绞架。 19世纪后期的几部深受欢迎的小说中，无疑都与这种阴森可怖的印象有关。即使扣掉25％作者的主观想象，再扣掉25％新教徒的偏见，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巨大的恐怖。这足以证明，所有的秘密法庭都是些让人难以忍受的恶魔，绝不应该容忍它再次出现在文明人的社会里。 亨利·查尔斯·李在论述宗教法庭时写了厚厚8卷的长篇巨著，我在这里只能把它缩减为两三页，在这样短的篇幅中，要对中世纪史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进行简明的叙述实在是勉为其难。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法庭可以和现在的最高法院或者国际仲裁法庭相比。 在不同的国家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它们都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而创建的。 最臭名昭著的要数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异端裁判所。前者带有地方性，负责监视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端活动；而后者则把它的魔爪伸到了整个欧洲大陆。在北方烧死了圣女贞德，在南方烧死了乔尔丹诺·布鲁诺。 然而，严格地说来，宗教法庭的确没有杀过一个人。 在教士法官组成的法庭宣判以后，被定罪的异教徒罪犯就交给了世俗当局，他们可以任意决定怎样处置罪犯。但是，假如他们没有判处罪犯死刑，就有可能面临很多麻烦，很可能会被逐出教会，或者失去罗马教廷的支持。有时候罪犯会逃脱这种命运，没有被交给地方法官，那么他只会更加倒霉。因为他可能要在异端裁判所监狱的单人牢房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由于死在火刑柱上要好于在黑暗的岩石城堡里慢慢被折磨到发疯，所以很多罪犯大包大揽地承认了许多自己根本没做过的事，以期被定为异端邪说罪，早日脱离终身囚禁的苦海。 谈论这个问题，要让人觉得你不偏不倚，那是不可能的。 让人发疯的折磨 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在500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是因为多嘴的邻居信口开河，便被人半夜三更从床上拖走；他们也许会在脏污的地牢里关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等到一位既不知姓名也不知道身份的法官现身；他们也不会知道自己究竟被控何罪，也不允许他们知道是谁在指控他们；他们不能和自己的家人联系，也不能咨询律师；假如他们继续辩解自己无罪，就会遭到酷刑，直至四肢都被打断；别的异教徒可以对他们进行不利的举证，却不允许被告提供任何有利于自己的证言；直到最后被处死，他们都一头雾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此厄运。 更难以想象的是，已经死去五六十年的男男女女，也会被人从坟墓里挖出来“缺席”定罪。以这种方式被判有罪的人，死后50年他们的后代还要被剥夺世俗财产。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由于宗教法庭主要靠没收的财产来维持他们的存在，所以这样的荒唐之举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怀疑祖辈几十年前做了什么事，就把孙辈逼得上街乞讨，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凡是读过20年前俄国沙皇权力全盛时期报纸的人，都记得什么是“密探”。通常这些密探都是些洗手不干的小偷或者赌徒，他们都比较引人注意，而且带着一副“悲伤”的样子。他会悄悄地告诉别人，不幸的经历让他自己参加了革命，这样常常能够换取到那些真心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但是一旦他知道了自己新朋友的秘密，就会把他们出卖给警察，口袋里装着赏金，奔赴另外一个城市去重操这一卑鄙的伎俩。 在13世纪、14世纪和15世纪，西欧和南欧到处游荡着这种穷凶极恶的密探，他们靠告发那些批评教会或者对教义中的某些观点提出疑问的人来谋生。 假如实在找不出异端分子，那就要靠这些密探人为地凭空捏造几个出来。 因为他们完全有把握，不论被捕者如何清白无辜，在酷刑之下都必定会屈打成招，所以他们不必冒任何风险，可以把这个行当继续做下去，无休无止。 在很多国家，允许人们匿名告发他人思想不端，这就在人们的头上笼罩了一层恐怖的阴影。结果，没有人敢信任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就连一家人之间也不得不心怀戒意。 那些执掌着大量宗教裁判工作的托钵僧人，充分地利用了他们这种办法造成的惊恐，依靠搜刮民脂民膏过活，几乎长达两个世纪之久。 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大批人民群众对这些盛气凌人的“乞丐”已经痛恨到了极点。他们披着虔诚的僧袍，随意闯进安分守己的人家里，要睡最舒服的床，吃最好的饭菜，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应该被当做贵宾对待。他们会威胁说，如果得不到自己理所应当享用的这些，就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们的施主，于是没有人敢对他们说半个不字。 对此，教会当然可以解释说，宗教法庭只是起着精神健康检察官的作用，其职责就是防止错误思想在群众中蔓延开来。它还可以指出自己对那些由于无知而误入歧途的异教徒是多么宽宏大量，还会说除了叛教者和屡教屡犯者以外，没有人被判处过死刑。 但是即使如此，又能怎么样呢？ 同样一种手段，既可以把一个无辜的人变为死囚，也能够使他表面上悔过自新。 密探与造假者从来是一丘之貉。 对于在奸细的行当中，几份伪造的文件又算得了什么呢？ ———————————————————— (1) 指“什一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宗教捐税。6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利用《圣经》中的“农牧产品1/10属于上帝”的说法，向居民征收什一税，教会法上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779年查理大帝也规定，缴纳什一税是法兰克王国每个居民的义务。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西欧各国才陆续废除，英国一直征收到1936年。 (2) 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地区。 第八章 漫漫求知路 现代的不宽容，像古代的高卢人(1)一样，可以分为三种：由懒惰造成的不宽容，由无知造成的不宽容和由自私造成的不宽容。 最普遍的也许是第一种情况，在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阶层都能够见到，尤其是在那些小村庄和古老的镇子最为常见，而且它并不局限于人类。 我家的老马“督德”在科里镇温暖的马棚里度过了25年安稳的生活，无论如何也不愿到西港同样暖和的仓房去，就是因为它一直住在科里镇，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已经非常熟悉，知道在它每天漫步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陌生的新玩意儿冒出来吓着它。 我们的科学家们迄今为止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早已不复存在的玻利尼西亚群岛方言，而可怜的猫、狗、马、驴的语言却被忽略了。但是，假如我们能听懂“督德”对它过去的科里镇邻居说的话，就可以领教到马的不宽容了。因为“督德”岁数已经不小了，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固定的“习惯”。它的那套马的习惯是很多年前养成的，因此所有科里镇的风俗习惯在它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而西港的风俗习惯，到死的那天它都会看成是错误的。 正是这种特定的不宽容，使得父母们对他们子女的“傻气”表现大摇其头，使得人们荒唐地痴迷“过去的好日子”的神话，使得文明人和野蛮人都穿上了让人不舒服的衣服，使得世界充斥着多余的废话，而总是把那些有着新思想的人当成人类的敌人。 不过，在其他方面，这种不宽容的危害还不算大。 我们迟早都要因为这种不宽容吃苦头。过去，这种不宽容曾经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离开了家园；而今它又使得大片无人区成了永久居住地，否则这些地方现在还是荒无人烟。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自己的无知便可以成为害群之马。 但是如果他还要为自己的智力缺陷杜撰借口，那就更加的可怕了。这时他会在自己的心中树立起一座唯我独尊的花岗岩堡垒，自己高踞于这座堡垒之上，公然向他的敌人（也就是所有不肯接受他的偏见的人）挑衅，要他们说明为什么他们应该生活在世上的理由。 遭受这种苦恼的人，都是些既苛刻又卑鄙的人。因为他们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忍暴戾，乐于折磨那些他们憎恨的人。就是在这群人中，“上帝的选民”这个奇怪的念头最先出现了。而且，被这种思想迷惑的人，总喜欢想象自己和看不见的神灵存在某种联系，以此来为自己打气壮胆，也是为了给自己的不宽容（专制）增添一点儿精神上的慰藉。 比如说，这些人从来不会说：“我们要绞死丹尼尔·笛福，因为我们觉得他威胁到了我们的快乐，我们对他非常的痛恨，就是要把他吊死！”不，不会的！他们聚在一起隆重地举行秘密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星期地研究如何处置这个丹尼尔·笛福。在宣读最终的判决之后，也许只是干了点偷偷摸摸行为的可怜的丹尼尔，就俨然成了一个最可怕的人物，竟胆敢冒犯上天的意志（这些意志只传给了上帝的选民，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理解），因此将对他行刑是一件神圣的职责。敢于给这种“撒旦的同伙”定罪的法官们，则立下了巨大的功劳。 心地善良的百姓很容易被这种致命的幻觉迷惑，变得像那些残暴野蛮、嗜血成性的人一样，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都屡见不鲜了。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那一群群兴高采烈地围观殉难者惨状的人们并不是罪犯，他们是些正派虔诚的百姓，而且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会讨得上帝的高兴与夸奖的事情。 倘若有人跟他们提起宽容，他们会觉得那等于承认道德上的弱点，因而会对这种观念加以反驳。也许他们不宽容，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会得意洋洋地以此为骄傲。你看，在潮湿寒冷的清晨，丹尼尔·笛福穿着藏红花色的衬衫，一条点缀着小魔鬼图案的灯笼裤，向前走着。他走得很慢，但是很坚定，一步一步地走向立在市场中的绞刑架。而那些围观的群众一等这场面结束，便会回到自己舒适的家中，吃起豆子熏肉的丰盛饭餐。 这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是正确无误的吗？ 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会是看客，而不是被人看着死去的受难者呢？ 我承认这样的看法是苍白无力的，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当人们都由衷地觉得自己的观点就是上帝的意志，若说自己会犯错误，这的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还有第三种，由自私引起的不宽容。它本本质上是一种嫉妒，而且就像麻疹一样司空见惯。 当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告诉人们说，要得到万能的上帝的青睐，单纯依靠宰杀牛羊是办不到的。于是神庙中那些靠祭祀仪式为生的人就高声指斥他，把他描绘成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耶稣就这样被处死了，再也不会对他们的收入来源造成什么危害。 几年之后，圣徒保罗来到以弗所。他所宣讲的新教义对当地珠宝商人的生意繁荣有所威胁，因为这些珠宝商靠贩卖当地女神戴安娜的小塑像发了大财，于是金匠行会差点儿把这个不速之客用私刑弄死。 有些人靠某种已有的宗教崇拜谋生，而有些人的思想却能够把群众从原有的神庙吸引到另一个神庙，自古以来这两种人之间就存在着公开的争斗。 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谈到那些宗教迫害案例时，只有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才会遇到三种不宽容形式中的一种形式。通常情况下，在引起我们关注的迫害案情中，这三种形式的不宽容常常是并存的。 一个组织掌握着巨大的财富，管理着成千上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并占有成千上万的农奴，自然会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那些试图重建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国”的一群农夫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消灭异端就成了一种经济上的需要，这属于第三种——源自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但是还有一群人也受到官方的大力压制，他们是些科学家，这个时候该问题就变得不知道要复杂多少倍了。 要理解教会当局对待试图揭示自然秘密的人所持的乖戾态度，我们应该回溯几个世纪，看一看公元6世纪以前的几百年中，欧洲实际发生了哪些事情。 野蛮人的入侵如洪水般无情地横扫了欧洲大陆，污浊的洪流中只剩下零星几座罗马共和国的残垣断壁，原先这些城墙内的社会早已不复存在。他们的书籍都已被波浪卷走，他们的艺术被深深埋在新的无知的泥潭之下，他们的收藏品、博物馆、实验室和图书馆，他们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素材，全部被那些来自亚洲腹地的粗俗的野蛮人用做燃料，投进了篝火。 我们现在还保存着10世纪的几个图书馆的书目。那时，西方（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它对于欧洲中部就像今天的墨尔本一样遥远）人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希腊书籍。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它们确实已经彻底消失了。当时的学者如果想了解亚里士多德或柏拉图的思想，只能去读他们著作中某些章节的译本（翻译质量很差）；打算学习古人的语言，也没有人能够教授他们，除非能找到几个由于拜占庭神学之争到法国或意大利避祸的希腊僧侣。 拉丁文的书籍倒是不少，但大多数是写于4世纪至5世纪的。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手稿，经过反复的漫不经心的传抄，它的内容已经不能让人看懂。除非有人一辈子研究那些古文书。 至于科学书籍，除了一些最简单的欧几里得习题，图书馆里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更令人痛心的是，再也没有人需要这些书了。 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对科学怀着敌意，对任何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方面的独立研究都不支持，更不用说什么医学、天文学了。科学已经沦落到无人理睬的地步，再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了。 用现代的眼光理解当年的那种状况，是十分困难的。 尽管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我们20世纪的人都深深地相信进步，尽管并不清楚能不能把这个世界变得完美，但是我们都把这当做一种最神圣的职责去努力。 是的，对这种不可阻挡的进步的信仰，有时似乎成了一种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同意这样的理念。 希腊人曾梦想世界充满美丽和乐趣，但是这梦想只持续了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席卷这个不幸国家的政治风暴无情地粉碎了这样的美梦，大多数希腊作家从此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观察着往昔是幸福家园的废墟，对所有世俗的努力彻底地绝望了。 而罗马的作者们则从近千年的历史中得出结论，认为人类发展过程中有一股向上的趋势，他们的哲学家（尤以伊壁鸠鲁学派最为著名）则为了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兴致勃勃地担当了教育年轻一代的责任。 后来出现了基督教。 人们感兴趣的中心从这个世界移向了另一个世界，一夜之间人们又回到了黑暗的深渊，只有在绝望中逆来顺受了。 那时人是有罪的，人的天性和喜好都是罪恶的。人在罪恶中孕育，又在罪恶中诞生，他在罪恶中成长，又在对罪恶的忏悔中死去。 但是这种绝望和那一种存在着差别。 希腊人觉得他们比别人更有知识、更有教养（也许确实如此），他们还很怜惜那些不幸的野蛮人，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宙斯的选民，并因此觉得自己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 旧世界重新到来 然而，基督教却没有超出自己的前身犹太教的境界。当基督教徒把《旧约》作为自己信仰的《圣经》的一部分时，他们就继承了那条不可思议的犹太教教义，认为他们的族人与其他民族“不同”，人们只有公开宣称信仰某些官方确认的教义，才有希望得到拯救，否则只能被贬入地狱。 对于那些缺乏谦恭精神，相信自己是芸芸众生中得天独厚之辈的人来说，这样的观点自然有巨大的直接利益。在很多危急时刻，它使得基督徒形成一个紧密联结、自成一家的小团体，超然地漂流在异教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特图里安和圣奥古斯丁，或者其他忙着把基督教教义写成文字典籍的早期作家来说，天涯海角发生了什么事情，完全不是自己关心的问题。他们最终的希望就是到达一处安全的海岸，并在那里建立起他们的上帝之城。至于其他地方的人们有什么憧憬和希望，则与他们毫无关系。 于是，他们为自己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概念，描述人类的本源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起点与终点。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现的那些奥秘，丝毫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深信，从基督诞生的那一刻起，一切过去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摧毁了。 比如说，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的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数十亿个星球中的一个。 基督徒公然反对这种观点。对他们来说，自己居住的这个小小圆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创造它，就是为了给某一群人提供一个临时的家园。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十分简单，《创世记》的开篇中写得清清楚楚。 要确定这些被上帝偏爱的人们来到地球已经有多久，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各方面都有十分古老的证据，有湮没在地下的城市，有灭绝的巨兽，还有成为化石的植物。不过不要紧，这些都可以推翻，可以视而不见，可以矢口否认或者硬说它不存在。做完这些之后，要给时间的起点定下一个日期，就会变成一件非常简单易行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静止不变的世界，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起，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止，而且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一个宗教派别的需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化学家们的刨根问底的好奇心是没有栖身之所的，因为他们一心关注那些通用的普遍规律，还总是在时间和空间的领域摆弄一些“永恒”“无限”之类的概念。 不错，那些科学家中有很多人争辩说，在内心深处他们是虔诚的基督信徒，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心里更清楚：一个人如果真心诚意地热爱并且献身于基督教，决不会知道那么多，或者拥有那么多的书籍。 一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就是《圣经》，它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逗点，每一个冒号和感叹号，都是在神的启示下记录下来的。 如果有人告诉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有这样一本圣书，里面有一些晦涩难懂的民族史，有一些难辨真伪的爱情诗，有半疯的先知们含混不清的幻觉，还有连篇累牍的恶言恶语，痛骂那些得罪了某位亚洲部落神的人，希腊人也许会觉得有些好笑。 无法辩驳的证据 但是3世纪的野蛮人膜拜这部“文字”几乎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对他们而言，这是文明中最奥秘的东西。就在这时，教会连续召开的几次公开会议把这本书推荐给他们，说这是一本无懈可击的完美经典之作。于是他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了这本非同寻常的文献，把它作为人类已经掌握和可能掌握的知识的总汇，而且加入了痛骂与迫害的行列，谁超出摩西和以赛亚划定的界限，做出否认天国的事情，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痛骂与迫害的对象。 自古以来，甘愿为原则而死的人毕竟有限。 但是有些人对知识的渴求确是遏制不住的，一定要找机会发泄他们集聚日久的精力。结果，在求知与压制的矛盾冲突之下，长出了一株发育不全的知识幼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经院学派”。 这要追溯到8世纪中期，当时法兰西国王矮子丕平的王妃贝尔莎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小男孩比那个好国王路易更有理由被称作法兰西民族的圣主恩人。因为这个路易王花掉了老百姓80万土耳其的金币作为其获释的赎金，事后为奖励臣民的忠诚，路易王特恩准他的臣民们建立自己的宗教法庭。 这位王子在接受洗礼时被取名为卡罗拉斯，在很多古代法律文书的落款处都能看到这个名字。他的签名有点笨拙，因为这个查理从来就不擅长拼写。他孩童时代曾学习法兰克语和拉丁语，但是当他再次拿起笔的时候，由于长时期与俄罗斯人、摩尔人作战，他的手已患了风湿病，手指动作不灵，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写字，雇了几个当时最出色的书记员充当他的秘书，替他从事书写工作。 他虽然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50年中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罗马贵族的长袍），却真心实意地重视学习，把王宫变成了私立大学，以便他自己以及官员的子女可以学知识。 闲暇时，这位皇帝总喜欢在众多名流的簇拥下到那里去。他非常推崇学术上的民主，以至放弃了一切礼仪，并像平易近人的大卫兄弟那样，积极地参与讨论活动，允许地位最低的教授和他当面争辩。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这群人感兴趣的题目，看一看这些气氛融洽的对话所谈论的话题，自然会想起乡间辩论小组所列出的讨论题目。 至少可以说，他们非常天真。公元800年人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到公元1400年仍然会抱同样的看法。这不能怪中世纪的学者，他们的大脑无疑和20世纪的科学家们同样出色。假如给现代的化学家和医生以“充分的研究自由”，只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能超出公元1768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所收入的化学和医学知识，他们能做什么？——在公元1768年，人们还根本不知道化学是什么东西，外科则跟屠宰差不多。这就是中世纪的学者们所面对的处境。 一贯正确的新事物 其结果是，中世纪的科学家们有充足的脑力，但是实验的领域却极其有限。这就像把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装在低档车的底盘上，只要一踩油门就会出不知多少事故。等到他能够安全操作，按照交通规则驾驶这个奇怪玩意儿的时候，已经有点滑稽可笑，费上半天力气也到不了目的地。 当然，那些佼佼者们对于不得不遵守的限速规定是无法忍受的。 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试图逃离教廷密探的监视；他们写下大部头的作品，竭力验证与他们认定是正确的东西相反的道理，以便暗示他们内心深处最重要的看法。 他们采用了各种掩人耳目的手段把自己包藏起来：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在屋顶挂满鳄鱼，向人展示各种各样装满怪物的瓶子，把有奇怪气味的药草扔进火炉，为的是把别人吓得远远的，同时让人觉得他们是些不危害他人的疯子，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而不必为自己的思想负太多责任。渐渐地他们形成了一套彻底的科学伪装，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难弄清他们的真实想法。 几个世纪之后，新教徒对科学和文学表现出的不宽容，与中世纪教会的所作所为非常类似，虽然事实如此，但已经离开本章的主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可以大声地谴责、诅咒，虽然心里痛快，却很少能把口头威胁变成反抗压制的积极行动。 罗马教廷则不然，它不仅拥有镇压敌人的力量，而且一遇到机会，从来不吝惜动用这种力量。 对于那些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与专制的理论价值的人而言，也许会觉得上述差别无关紧要。 但是对于那些不得不作出选择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当众接受鞭刑的倒霉虫来说，这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倘若他们有时缺乏坚持己见的勇气，宁可把时间浪费在《启示录》中提到的动物名称构成的填字游戏上，我们也不必对他们过于苛责。 我可以肯定地说，倒退600年，我是不会写现在这本书的。 ———————————————————— (1) 在《高卢战记》中，朱利叶斯·恺撒从地理上把高卢人分为三部分，即比尔及人、阿奎丹尼人和克勒特人。 第九章 向书本宣战 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难了。我就像一个自幼受训做小提琴手，可是到了35岁的时候忽然有人给我一架钢琴，并要求我像克拉威尔那样当演奏家，理由是“钢琴也是音乐”。我学到了某一个领域的技艺，却不得不用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去。我所学的是从一种确定的事物存在秩序出发，观察过去发生的一切事件，这是一个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在国会议员、政府大臣的辅佐下较为有效地管理的世界。而且，在我年轻的时候，上帝仍然是人们心中天经地义的万物之尊，需要用最高的崇敬和礼仪来对待。 后来，战争爆发了。 事物旧有的秩序被彻底打翻，皇帝、国王被废黜，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取代。在世界很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委员会的命令正式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宣布为所有古代先知的继承人。 这一切当然不会长久，但是文明要花费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恢复元气，那时我已不在人世了。 此时，我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东西，但这并不容易。 就拿俄罗斯的问题来说吧。大约20年前，我在那块“圣地”待过一段时间。我们拿到手的外国报纸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版面涂满了一种黑乎乎的东西，人们习惯地称之为“鱼子酱”。这些东西是小心的政府为了不让心爱的臣民看到某些内容而涂上去的。 人们普遍把这种监督看成“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复苏，让人难以接受。西方伟大共和国的人保存了几份涂着“鱼子酱”的滑稽报纸，以便拿给国内的人看，让他们知道闻名遐迩的俄国人实际上是多么的愚昧与落后。 后来，伟大的俄国大革命到来了。 在过去的75年中，那位俄国革命者始终在大声疾呼，他是被迫害的倒霉虫，一点儿自由都没有。作为证据，他指出，所有倾心社会主义事业的杂志都受到了严密的监督。但是在公元1918年，劣势者转而成为了优势者。那么，又怎样了呢？得到自由的朋友们取消了报纸审查吗？根本没有。他们关闭了所有不对新主子说好话的报刊，把许多他们不中意的编辑送到了西伯利亚或天使长那里（除此之外，并无选择的余地）。总之，他们表现出的专制要比“小白父”为害四方的部长和警长表现出的超出很多很多倍。 我是在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这个社会信奉弥尔顿的格言：“按照我们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发言和自由地辩论，才是最高形式的自由。” 如同电影中说的“开战了”，于是《登山宝训》被列为亲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允许在千百万国民中自由发行，编辑和印刷商胆敢出版就要被罚款或者监禁。 看到这种情形，真觉得更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放弃研究历史，改行写短篇小说或者做房地产生意。 但是这样做就等于承认失败。所以，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让自己记住，在一个十分规范的国家里，每个守法的公民都有去说、去想、去发表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只要他没有妨碍别人的幸福与舒适，没有违背文明社会的良好礼仪，没有触犯当地警察当局规定的任何法规。 当然，这会使我被列为一切官方检查制度的敌人。但是依照我的个人之见，警察当局应当留心那些靠色情内容牟利的报纸和杂志，至于其他的，谁爱印什么就印什么好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或者改革家，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不愿意浪费精力，而且我非常熟悉近500年来的历史。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暴力镇压，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益处。 胡言乱语就好比是炸药，只有当被放进密闭的狭小空间，并且在原本不受外力的情况下突然受到冲击时，才会是危险的。一个满脑子半生不熟经济学思想的倒霉虫，如果任由他去演讲，也吸引不了几个好奇的听者，恐怕还会被人嘲笑一番，说他瞎费工夫。 还是这个人，如果被大字不识的粗鲁法官戴上手铐，关进监狱，判处35年单独监禁，他就会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推崇为烈士。 但是有一件事要记住：做坏事送命的人和做好事牺牲的烈士一样多，前者都是些狡猾至极的家伙，没有人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镇压 因此我要说，让他们去说，让他们去写吧。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当然应该听一听；如果不是，它们很快就会被忘记。希腊人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帝国时代之前的罗马人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自从罗马军队的总司令成了帝王，成了朱庇特的后裔，成为一个半人半神的人，远远地离开了普通凡人，情况就变得不同了。 于是“欺君犯上”的大罪被炮制出来。这完全是一种政治过错，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查士丁尼王朝，很多人因为直言不讳地向皇上进谏而被拖进监狱。但是只要不涉及皇帝陛下本人，罗马人倒也没有什么可避讳的谈论话题。 然而，教会统治的到来结束了这种幸福的环境。就在耶稣死后的若干年，善与恶、正与邪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公元1世纪后期，圣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护身符和符咒非常有名）附近游历了很长时间。他四处传教讲道，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很多人相信自己信奉异教是错误的。为了表示忏悔，他们挑选了良辰吉日，聚在一起，把所有的魔法书都付之一炬，烧掉了大约价值2000英镑的秘密符咒，这些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中都是可以读到的。 不过，这些完全是一群悔过的罪人的自愿行为，从来没有听说保罗曾经刻意禁止以弗所人拥有或者阅读类似的书籍。 一个世纪以后，真就有人采取这样的措施了。 当时，还是在以弗所，一些主教聚在一起，宣布一本写有圣徒保罗生平的书为禁书，忠实的信徒被命令不许阅读它。 但是在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中基督教会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对书写文字的检查与监督就成了神职人员日常职责的一部分。一些书籍被绝对禁止了，还有一些被评判为“危险的”。而且老百姓还遭到警告，阅读这些书就是冒险。作者们发现，要想在出版之前得到当局的批准，更方便的办法是把手稿送到当地的主教那里，以便先得到认可。后来这形成了一种惯例。 即便如此，作者仍然不敢肯定自己的作品是否可以获得批准，在世上流传。这个教皇说一本书有益无害，他的继任者则可能说它亵渎神灵。 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办法倒是保护了那些写书人，他们不必和自己的牛皮纸作品一道遭受被烧成灰烬的危险。那时的书籍全靠手抄，出一本3卷的巨著大概要整整5年，所以这套体系一直运转良好。 然而，这一切都被约翰·古登堡或者称为约翰·古斯弗莱士的发明改变了。 在15世纪中期以后，一个能干的出版商两星期之内可以印出四五百本书籍，从1453年至1500年的短短时期，欧洲西部和南部的人们一下子有了4万多册各种版本的图书，而在此之前，这相当于当时较大的图书馆的藏书量。 书籍数量出人意料的增长使教会忧心忡忡。一个异教徒有一本手抄的《福音书》，要想抓住都很困难；那么2000万异教徒手里有2000万本制作精良的书，又该拿他们怎么办呢？如此巨大的数量对当局的思想观念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今后必须指定一个专门的法庭，检查即将出版的所有书籍，从源头上把关，看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名单，宣布哪些书含有“违禁内容”。后来从中产生了有名的“禁书目录”(1)，它几乎和宗教法庭一样为人不齿。 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只有天主教会才有这种出版检查制度，那就有失公平了。由于惧怕印刷品造成的雪崩效应威胁国家的安宁，很多政府都规定各地的出版商必须把稿件送到公共检察机关，而且禁止他们印制任何未经官方批准的东西。 运书的人 不过除去罗马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做法持续到现在。即使在罗马，这种制度自16世纪中期以来也作了大量的修改。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出版业的发展速度如此迅猛，枢机主教任命的委员会，也就是所谓的“禁书目录委员会”，即使再勤奋工作也难以应付。这还不算那些如同洪水般涌向山山水水的报纸、杂志和各种各样的小册子，不用说是分类检查，就是通读一遍，也要这些人辛辛苦苦花上几千年的时间。 这种专制制度非常可怕地报复了那些对其不幸的臣民强行禁书的统治者——这种自作自受的结局，恐怕很难找到更具说服力的例证了。 早在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就曾表示，他反对迫害作者，因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只会给原本不被公众注意的书籍做广告。” “禁书目录”证明了塔西陀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宗教改革刚一获得成功，禁书目录就成了一种指南，人们就靠它来跟上当前流行的文学主题。还不仅这些。在17世纪，德国和低地国家(2)想大捞一笔的出版商在罗马安插了很多特别的信使，这些信使的任务就是提前把被禁或被删节的书籍弄到手。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就交给特别信使，由信使日夜兼程，越过阿尔卑斯山，穿过莱茵河谷，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雇主的手中。然后，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就开始工作，夜以继日地赶印。出售这些书籍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还有一大批职业的书贩，将这些书偷运到被禁的领土上。 不过能够偷偷运过边境的书的数量毕竟十分有限，而且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国家，直到不久之前“禁书目录”还在执行，这种压制政策的后果的确非常触目惊心。 如果这些国家在发展中逐渐落后，原因并不难找到。在这些国家，大学生被剥夺了阅读任何外国教科书的权利，而且还只能使用质量低劣的国产货。 更糟糕的是，“禁书目录”使人们心灰意冷，不愿意认真从事文学和科学研究。因为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愿意写出一本书，随后眼睁睁地看着它被那些无能的检察官“修正”得支离破碎，或者被宗教法庭不学无术的书记官“改正”得面目全非。 于是，作者宁可去钓鱼或者在酒馆里玩多米诺骨牌，以此来消磨时光。 或者他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对民族的一片绝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 ———————————————————— (1) 罗马天主教会曾发布过禁书书目，列出一些被认为对信仰和道德有危害的图书。未经教士同意，天主教徒不得拥有、阅读、出售或传送书目中所列的图书，否则将被驱逐出教会。第一次正式公布的“禁书目录”是在1559年，教皇保罗四世统治期间。 (2) 指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第十章 这是一本怎样的历史书籍 如果你厌倦了现代小说，我强烈推荐你读一读伊拉斯谟的信札。那里边有很多老生常谈式的警告，是一些比伊拉斯谟这位博学的长者还要驯顺的人写给他的： 某位行政长官写道：“我听说您准备写一本关于路德派之争的小册子，请务必谨慎行事，因为您可能会触怒教皇，他希望您能好自为之。” 又比如：“某君刚从剑桥归来，告诉我您正准备出版一部短文集。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不要引起皇帝的不快，他完全可以用权势让您吃尽苦头。” 一会儿是卢樊(1)的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神学院的全体教师，一会儿又是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这些人物都需要密切关注，否则作者就会失去收入，失去必要的官方保护，或者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在刑车轮下被碾成粉碎。 现在轮子（除了用于转动）已经沦落到被送进古董陈列馆陈列，宗教法庭关门也有好几百年了，对于投身文学事业的人来说，官方保护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而历史学家聚到一起的时候，“收入”这个词更是绝少被提起。 但是，当我计划写一部论述宽容史的书的时候，另一种忠告和建议的信函便陆陆续续地来到了我那与世隔绝的小屋。 “哈佛大学已经拒绝黑人学生进入宿舍，”防止虐待有色人种协会的一位书记官写道，“请一定把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情写进你即将问世的书里。” 或者：“马萨诸塞州弗拉明戈市的一位杂货店老板宣布加入天主教，当地的三k党已经开始联合抵制他，你一定会在写宽容的故事时就此有些说法的吧。” 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事情都非常愚蠢，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它们似乎不应该包括在一本论述宽容的著作中。这些事情仅仅是缺乏风度和不遵纪守法的表现，与那种官方形式的专制有很大的差别，官方的专制与教会和国家的法律紧密相连，它的神圣职责就是压制一切善良的公民。 正如贝奇霍特所说过的，历史应该像伦勃朗的铜版画一样，对一些选定的、最优秀和最重要的事情，应该用生动、明亮的光线来表现，而对其余的部分，则应该用暗色来处理。 现代专制主义也曾经多次愚蠢地爆发，新闻报纸忠实地记载了这一切，即使在这里边，我们仍然能够分辨出一些大有希望的前途。 因为，那些过去人们认为不证自明，再加上一句“从来都是如此的嘛”便能通行无阻的许多事情，现在都能够引发激烈的争论。我们身边常常有人挺身而出，为一些被我们的父辈、祖辈斥为荒诞绝伦的观念进行辩护，而且在与普通大众愚昧可憎思想的斗争中，他们成功的次数倒也不少。 这本书不能写得太长。 因此我不能麻烦地叙述财源滚滚的当铺老板的趋炎附势、北欧强者渐已破损的荣耀、偏远地区福音传教士的愚昧无知，还有农夫教士、巴尔干拉比(2)的固执己见。这些好人和他们的坏观念总是不离我们左右。 但是，只要他们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相对而言，就不会有多大的危害，而且在绝大多数文明国家里，这种危害的可能性已经杜绝了。 个人的专横是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东西，它给群体带来的危害比麻疹、天花、饶舌妇加在一起的还要多。但是个人的专横本身不会有刽子手的功能。如果其在某个国家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就像偶尔发生的那样，将自己置于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外，也会成为警方监视的对象。 个人的专横并没有配备监狱，不可能规定国民应该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如果它试图这样做，就会招致所有安分守己的正派人士的反对，新的法令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就算是在合众国政府所在的华盛顿特区也无法实施。 简而言之，在一个自由国家里，个人的专横必须以不引起绝大多数百姓的注意为限，不能超出这个限度。然而官方的专横却不是这样，实际上它的权势是万能的。 官方的专横除了自己，不承认任何权威。 它凡事都要插手，不肯听取任何辩解，不给无辜受害者任何形式的补偿，而且总要借助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总想用上天的意旨加以解释，仿佛解开生存之谜的钥匙，只掌管在当权者的手中似的。 如果本书中“专横”这个词仅指官方的专横，如果我对个人的专横关注不够，还请诸君多多包涵。 因为，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 (1) 比利时中部的一个城市。 (2) 拉比：对犹太教领袖的称谓。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在美国，有一位博学的漫画家，他总喜欢问自己：台球、方格填字游戏、低音大提琴、煮洗的衬衫和门前的擦鞋垫子会怎样看待我们这个世界呢？ 不过我想弄清楚的是，那些奉命操纵现代攻城大炮的人心里是怎样想的。在战争中有很多人执行着数不清的奇怪任务，但是还有什么比发射贝尔塔巨炮更荒唐可笑的呢？ 其他的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一名空军飞行员能够通过迅速蔓延的火光判断自己是否击中了煤气厂。 潜艇的指挥官会在攻击后两三个小时再回到战场，通过大批漂浮物来判断战果如何。 趴在壕沟里的可怜虫只要肯定自己还待在某一条堑壕里，就知道自己至少守住了阵地，便会沾沾自喜。 就连那些野战炮兵朝着不可见目标发射后，也可以给十几米外藏在枯树上的战友打个电话，问一问教堂塔尖那个射击目标是否有倒塌的迹象，或者是否需要换个角度重新试射一次。 但是那些操纵巨炮的弟兄们却生活在自己奇怪而不真实的世界里。就算有博学的弹道学专家帮忙，他们也无法预测自己高高兴兴放出去的炮弹会落向何方。也许炮弹正好命中预定的目标，恰好命中兵工厂，或者正中碉堡的中心，但是也可能会打中教堂或者孤儿院，或者静悄悄地潜入河里或钻入墓穴，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在我看来，作家们和这些攻城炮手有很多共同点，他们操纵的也是一种大炮，他们的文字炮弹可能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引发一场革命或者毁灭性的动乱之火，但是最常见的还是一些可怜的哑弹，静静地落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被当做废铁，或被人改制成伞架、花瓶。 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阶段能够像这个时代一样，在短短的时间内大量消耗如此多的纸浆。这个时代就被称为“文艺复兴”。 亚平宁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柯，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斯博士、里卡得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争先恐后地跑进了印刷所，至少也要用12开的纸页上印好十多页的文字，更不用说模仿希腊人写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们，以及学着罗马祖先写颂歌的李卡蒂诺们。在300多年的时间里，还有数不清的人收集钱币、雕塑、画像、手稿和古代的盔甲，他们忙于把从古代废墟中挖掘出来的东西收集整理、登记造册、分类存档，又出版了难以计数的配着精美铜版、木版画的集子，介绍他们的收藏品。 印刷术的发明摧毁了古登堡，却成为了弗罗本、阿尔都斯、爱提尼这些从事印刷者的生财之道，这些从事印刷的人从民众巨大的求知热情中大发横财。但是另一方面，文艺复兴的成果并没有对15世纪和16世纪的作者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真正贡献出新思想的人只是很少几个使用鹅毛笔的英雄，他们就像那些操纵巨炮的朋友一样，有生之年也不知道自己取得了多大的成功，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毕竟摧毁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他们彻底清除了大量的精神垃圾，不然这些东西今天还会阻塞我们的心灵。我们应该永远感激他们。 不过，严格地说，文艺复兴起初本质上不是一次向前看的运动。它厌恶刚刚过去的一切，把上一代人的作品称作“野蛮的”（或“哥特式的”，因为在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度中，哥特人和匈奴人一样声名狼藉），并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浸透着“古典精神”的艺术品上。 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了精神自由，为宽容的事业、为更美好的世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击，那也不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的初衷。 在这之前，早就有人对罗马教皇的权力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他可以规定波希米亚的农夫或者英格兰的自耕农用何种语言祈祷，用什么样的精神去研究耶稣的箴言，该为一张赎罪券付出多少金钱，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培养子女。他们向那个超级国家的强权提出了挑战，但最终全都被强权势力镇压了。他们有时甚至还领导或代表过一场民族运动，但最终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伟大的约翰·胡斯(1)冒着青烟的骨灰，被屈辱地抛进了莱茵河，这是向全世界的警告：教皇专制依旧至高无上地实施着统治。 刽子手焚烧了威克里夫的尸体，似乎是为了告诉莱切斯特郡卑贱的农夫，枢密院和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的进攻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座强大的传统堡垒，是15个世纪的时间里，用无限权势慢慢地精心建立起来的，单靠袭击休想攻取。在神圣的围墙下也丑闻不断：3个主教都说自己是圣彼得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罗马和阿维尼翁的教廷腐败透顶，他们制订的法律只是为了那些甘心花钱换取特权的人来破坏的；君主过着完全堕落的生活，这些贪财之徒利用日益加剧的炼狱恐怖进行勒索，要那些可怜的父母为他们已经死去的子女支付大笔钱财。所有这些尽管广为人知，但从来没有对教会的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 但是，几个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或者主教也并不特别痛恨的人，无意中胡乱开了几炮，却刚好把这座古老的大厦给弄倒塌了。 来自布拉格的那个“面色苍白的瘦子”(2)没能实现的，关于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却被一群杂七杂八的普通百姓实现了，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能成为教会虔诚的弟子，诚心行善，安然享天年（最好不要夭折）。 他们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如果有历史学家点破他们所作所为的真实本意，他们一定会恼羞成怒的。 就以马可·波罗为例子说一下吧。 我们都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旅行家。他说自己见识过许多奇妙的景观。当他说起金碧辉煌的御座像塔一般高，还有花岗岩城墙足可以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直引得那些见惯了西方城市小场面的邻居们哄堂大笑，并称他为“百万金币马可”。 对此，马可·波罗这个小个子也许有些束手无策，但是他的确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算不上是一个好作家。对文学，他带着自己的阶级和职业所固有的偏见。一个绅士，哪怕是理应擅长复式簿记的威尼斯绅士，也应该挥舞长剑，而不是耍弄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肯改行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的监狱。在狱中，为了消磨难熬的铁窗生活，他向同牢房的一个贫苦人讲起他平生的奇遇，而那贫苦人碰巧是个作家。欧洲人通过这样一种迂回的方式，了解了世界上很多前所未闻的事情。马克·波罗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小亚细亚看到的一座山被一位虔诚的圣徒挪动了约4千米，为的是让异教徒见识一下“真正的信仰的力量”；他还轻易地相信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无头人和三脚鸡的故事。在过去的1200年间，没有任何东西像他的游记那样动摇过教会的地理学概念。 当然，马克·波罗自始至终都是教会的虔诚弟子。假如有人把他与差不多同时代的著名的罗杰·培根相提并论，他一定会怒发冲冠。培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为了对知识的渴求，他付出了被监禁14年和10年不准读书写作的代价。 但是两个人比较起来，波罗的危险性却大得多。 这是因为在10万人中，大概只有一个能够和培根一起追逐天上的彩虹，琢磨那些与当时的神圣思想对立的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而每一个粗通文墨的平民百姓，都能够从马克·波罗那里知道很多《旧约》的作者们压根就没想到过的东西。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世界还没有获得一点儿自由之前，仅靠一本书的出版，就能够引起对《圣经》的权威性的反叛。大众的启蒙从来都是数百年辛勤准备的结果。但是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们生动明了的叙述，是人人都能够听懂的，这确实为怀疑精神的兴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怀疑精神正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一个特征，它使得人们可以说、可以写一些几年以前还被宗教法庭所禁止的事情。 以薄伽丘的朋友们离开佛罗伦萨后听到的第一个奇特故事为例。按照故事(3)所说，所有的宗教体系大体上都是对错参半。如果真是这样，既然它们都有对有错，怎么能因为那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否定的观点就判处人绞刑呢？ 而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所作的探索就更有意思。他死的时候是罗马教会机构中一位备受尊崇的官员，然而在研究拉丁文的过程中，他确凿地证明，“君士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和其他西部省份送给教皇希尔维斯特”的说法（历任教皇一直以此为据声称自己是整个欧洲至高无上的主人），全然是一个拙劣的骗局，是教廷中一个无名无姓的小官在君士坦丁大帝死后几百年凭空捏造出来的。 或者我们来看一看更实际的问题。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小心翼翼地恪守圣奥古斯丁的教导，认为谁相信地球的另一面也有人类存在，谁就看不到耶稣第二次降临，也就没有理由生活在世上。而当公元1499年达·伽马第一次赴印度航行归来，向大家描述地球彼端那些人口众多的王国时，这些虔诚的信徒到底是如何看待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朴素的人们一直以为世界是一个平坦的圆盘，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而当“维多利亚号”(4)环绕地球航行平安归来，证明《旧约》的地理概念有相当严重的错误时，他们又该相信什么呢？ 我还要重复一下我在前面说过的话。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自觉地致力于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也常常令人遗憾地表现出缺乏真正的情趣。在这300年中，一切都被追求美和享乐的欲望支配着。教皇虽然会对一些臣民的邪恶思想怒声呵斥，但是只要这些反叛者非常健谈，而且懂一点绘画学和建筑学的知识，他都会非常乐意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而那些热情鼓吹美德的人，比如萨伏那洛拉，还有那些年轻聪明的不可知论者，则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在后者攻击基督教宗旨的诗歌和散文中，暴力的成分远远大于良好的品位。 可是，人们表露的是对生活的新向往，但无疑蕴藏着一股强大的暗流，那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满，是对权力无边的教会束缚人类理智进步的不满。 从薄伽丘到伊拉斯谟，大约经历了两个世纪。在这两个世纪中，抄写员和印刷商从来没有享受过清闲。除了教会自己出的那些书以外，在当时的重要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不曾间接地提到，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被野蛮人入侵的混乱状态所取代、西方世界被置于无知僧侣监管之后的凄惨境地。 马基雅维利和罗伦佐·德·梅第奇这样的人对伦理学没有什么兴趣，他们都是很务实的人，要在一个现实世界中尽量生活得舒适些。他们表面上和教会和平相处，因为教会力量强大，组织又无孔不入，完全有能力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有意识地参与任何改革的尝试，也不曾质疑过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 但是，他们对过去的事情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们不停地追求新的激情，还有他们不安分的思绪。人们从小就自以为“我知道”，而从这时人们开始自问：“我真的知道吗？” 这可比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和拉斐尔的画册，更值得后人纪念。 ———————————————————— (1) 公元1415年7月在康斯坦茨广场以异端罪被用火刑烧死。他在烈火中向群众演说、唱诗，慷慨就义。胡斯之死激起了捷克人民更大的反抗，终于发展成为波希米亚武装斗争，史称胡斯战争。 (2) 指约翰·胡斯。他曾就读于布拉格大学，后来在这所大学任神学讲师、哲学系主任。 (3) 这里指的是薄伽丘的《十日谈》。 (4) 生于葡萄牙的西班牙航海家费迪南德·麦哲伦，于公元1519年9月率领5艘船进行环球航行。在公元1522年9月返回西班牙时，仅剩的1艘船就是维多利亚号。 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几条有用的原理，其中一条便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时很少出于单一的动机。不论我们向一所新成立的大学捐赠100美元，还是拒绝给饥饿的流浪汉一个铜板；不论我们宣称只有在国外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还是信誓旦旦地声称再也不离开美国海岸；不论我们坚持把黑说成白，还是把白说成黑。总有这样那样的动机促使我们这样做，而且我们自己也很清楚；但是如果谁真的把这些动机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十有八九会在公众面前落得一个拙劣的形象。我们总会本能地在众多的动机当中挑选一个最令人尊敬、最值得称道的，按照公众的品位修饰一番，然后对大家说“这就是我如此这般做事情的原因”。 但是，尽管大多数时候这可以欺骗大多数人，但是还没人发现有什么办法能让一个人欺骗他自己，哪怕是欺骗几分钟。 因为我们大家对这个让人尴尬的事实都很清楚，所以文明时代的人们早已心照不宣，无论何时都不会当众将这一事实点明。 我私下怎么想，那是我自己的事。大家只要外表上都道貌岸然，内心就会感到满足，并且还会高高兴兴地遵守“你不拆穿我的谎言，我也不拆穿你的瞎话”的原则。 人的天性可不讲究任何礼数，它是我们一般行为准则的最大例外，因此，它很少被允许进入文明社会中的神圣场合。就拿那位主管史诗和历史的可怜的克里奥·缪斯(1)来说吧，由于历史至今还只是少数人的消遣，所以她一直过着十分乏味的生活，而她那些姐妹虽不如她受人尊敬，但自古以来一直可以随意地唱歌跳舞，并应邀参加晚会，这自然惹恼了可怜的克里奥，于是她神不知鬼不觉地运用手段施展报复。 报复完全是人性的一种，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时常要人类在生命与财产上付出巨大的代价。 每当这位老妇人向我们展示积攒了几个世纪的一系列的谎言时，整个世界就会立即失去宁静与幸福，陷入动荡不安，地球笼罩在一片硝烟战火之中。庞大的骑兵团四处冲锋，长长的步兵队伍在大地上缓慢地前进。最后，整个国家变得一片荒凉，国库中的无数钱财被消耗殆尽，打仗的人们返回各自的家园，或者被抬进墓地。 慢慢地，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我们同行中的某些人开始认识到，历史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要服从于一定的自然法则，就像我们已经在化学实验和天文观察中认定的那样。所以，我们正在进行一项有益的科学大扫除，这将会使我们的后代受益无穷。 这终于把我带到了本章开头提到的内容，那就是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 直到不久之前，人们对这场社会和精神的大变革，还只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彻底肯定，一种是全盘否定。 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一些高贵的神学家对罗马教廷统治的道德败坏深感震撼，于是就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教会，这样他们就可以向那些一心要成为真正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信仰。 那些仍然忠实于罗马教廷的人却没有那么热情。 依照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学者的观点，宗教改革是一次应该受到谴责的背叛行径：几个卑鄙的王公贵族想解除婚姻，还指望获得原本属于圣母教会的财产，于是就密谋行事。 不用说，双方各有对错。 宗教改革涉及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怀着各种各样的动机。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在这场大变革中，宗教上的不满情绪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它实际上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和经济革命，它的神学色彩并不浓重。 当然，如果我们告诉孩子们，菲利普亲王(2)是个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本人对改革后的教义有着浓厚的兴趣，当然比告诉他们他是一个毫无操守的政客，如何通过狡猾的诡计，在向其他基督徒开战时接受了异教的土耳其人的支援要容易得多。于是几百年来，新教徒便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粉饰成一位宽宏大量的英雄，事实上，他希望的是看到黑森家族取代宿敌哈普斯堡家族。 另一方面，把克雷芒教皇(3)描写成一位仁爱的牧羊人，他用尽最后一丝精力，阻止羊群被引入歧途。这比把他描绘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的王子更为轻而易举得多。事实上，美第奇家族把宗教改革运动看成一群喝醉酒的日耳曼僧侣不体面的争吵，还利用教会的力量扩展意大利祖国的利益。如果在天主教的读本中看到这样一位寓言化的人物向我们微笑，我们丝毫不必大惊小怪。 但是我们丝毫没有义务坚持欧洲大陆先人们的错误，完全可以自由地得出一些自己的结论。 黑森家族的菲利普是路德的挚友和支持者，虽然他有很强的政治野心，但是这并不说明他的宗教信仰是三心二意的，不能这样下结论。 当他在公元1529年那份著名的“抗议”上签名的时候，和其他签名者一样，他知道自己将“置身于暴风骤雨之中”，而且还有可能把生命断送在绞刑架上。如果他不是一个勇气非凡的人，就不可能扮演他实际上扮演了的角色。 抗议书 不过我想阐明的观点是：如果不深入地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在什么动机的激励下做了他所做的事，又是由于什么原因放弃了他所放弃的事，我们就很难——几乎不可能——对他下断语。哪怕是对我们的邻居，想必也是如此。 法国有一句谚语：“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这说法似乎有点太轻率了。我想把它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仁慈的主几百年前就把宽恕的权力专有了，我们还是把宽恕的事留给他吧。 我们可以诚惶诚恐地设法去“理解”，对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这已经足够承担了。 刚才我们绕了一点儿弯子，现在，让我们回到宗教改革运动的话题上来吧。 就我对这场抗议运动的理解，它基本上是一种新的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是300年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这种精神逐渐被人们称为“民族主义”，因而必将是那个已经统治所有欧洲国家达500年的“国上之国”不共戴天的仇敌。 如果不是同仇敌忾，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英国人、挪威人就不可能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摧毁那道将他们监禁很久的狱墙。 如果不是这些各自为政、相互嫉妒的力量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暂时联合起来，极大地抑制了各自的怨恨和野心，宗教改革运动也绝对不可能取得成功。 那样宗教改革就会退变成一系列小规模的地方起义，一支外国雇佣军团和几个气势汹汹的宗教裁判官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镇压下去。 那样，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就会重蹈胡斯的覆辙，像从前的韦尔多派、阿尔比派一样，他们的追随者也会被斩尽杀绝。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施行一通施雷克里克式的血腥统治之后，罗马教廷就会又一次轻松取胜。 这场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虽然胜利了，但成功的范围却被削减到了最小。而且胜利刚刚到手，对全体反叛者生命安全的威胁刚刚解除，新教的阵营就分化为无数个彼此敌对的小派别，重演他们昔日的敌人全盛时期犯下的罪恶，只不过规模小得多。 一位法国修道院院长（很遗憾我忘了他的名字，但他是非常聪慧的一个人）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学会热爱人类，不论它做了什么。 从四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回眸望去，那是一个充满伟大希望，甚至更大失望的时代。想想那些为了从未实现的理想，在断头台上、在战场上牺牲生命的无数男女；想想那些为了心中的神圣而丢掉性命的无名市民；再想想旨在建立一个更自由、更开明的世界，结果却一败涂地的新教起义——这一切对人们的博爱之心都是异常严峻的考验。 说老实话，“新教从这个世界带走了很多高贵的、美好的东西，带来了很多狭隘的、仇恨的、粗鄙的东西”。它非但没有使人类历史更简单、更和谐，反而使之更加复杂和无序。然而，这些并不应该过多地归罪于宗教改革运动，而是大多数人固有的思维弱点造成的。 他们不愿意太匆忙地行事。 他们根本无法跟上领导者的步伐。 他们并不缺乏良好的意愿，而且最终他们也会跨过从旧世界通往新世界的桥梁。但是他们要等到自己认为的最合适的时机，而且将尽可能地保留祖先的传统，越多越好。 宗教改革本来要在基督徒与上帝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摈弃旧时代的偏见与腐败，结果却被它的支持者背负的中世纪包袱完全束缚住了，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世人很快发现，宗教改革运动蜕变成了他们深恶痛绝的教廷制度的复制品。 这就是新教徒反叛运动的巨大悲剧，它无法从它的大多数支持者平庸的智慧中超脱出来。 结果呢，欧洲北部和西部人们并没有获得如预想中那样长足的进步。 宗教改革虽然没有造就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却给世界带来了一部被视为完美无缺的书。 宗教改革没有推出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却提升了上千个小的统治者，每一个都想在自己的天地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宗教改革没有将基督教世界分成界限分明的两半，分成当权者与在野者，分成虔诚信徒与异端分子，却制造出无数个各执己见的小团体，他们彼此毫无共识，还都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怀着深仇大恨。 通用的监狱 宗教改革没有追随早期的教会，建立起一个宽容的王朝，而是在取得政权后，就凭借不计其数的问答手册、教义和忏悔筑起坚固的城池，并无情地打击那些胆敢反对官方订立的教义的人。 这无疑是最令人痛惜的。 但是从16世纪和17世纪的思想发展来看，这是无法避免的。 对于路德和加尔文这些领导人物的勇气，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一个相当骇人的词：胆大包天。 路德是一个朴素的奥斯定会僧侣，是德国偏远地区一所新建学院的教授，却勇敢地烧毁了教皇的圣谕，并把自己的反叛主张贴在一座教堂的大门上；加尔文是一个体弱多病的法国学者，他把一座瑞士小城变成了挑战罗马教廷权威的堡垒。这些人为我们树立起刚强、坚毅的楷模，后世无人可及。 这些“胆大妄为”的勇敢反叛者很快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这些朋友各有各的目的，支持者则想浑水摸鱼，不过这都不是本书讨论的内容。 当这些人为了自己的良知以性命相搏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欧洲北部大多数国家都会聚集到他们的麾下。 但是，一旦他们被卷入自己掀起的漩涡，就不得不听凭洪流的摆布了。 不久，他们发现必须拼尽全力才能不被洪水淹没。远在罗马的教皇终于明白，这场可恶的骚乱并非只是一些多明我会僧侣和奥古斯丁派的教士之间的争吵，而是一个前法国牧师的阴谋。教皇暂时停止了修建他心爱的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这让他的众多资助人很高兴），召开会议准备讨伐。教皇的圣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汹涌而出，帝国的军队也开始行动，反叛的领导者此时已经没有退路，只能起而迎战。 伟大的人物在你死我活的冲突中丧失了理智，这在历史上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同是一个路德，曾经大声疾呼“烧死异端分子是违背圣意的”，几年之后，当他看到德国人和荷兰人倾向于浸礼教派的主张时，简直失去了理智，咬牙切齿，怒不可遏。 起初，这位无畏的改革者坚持认为，人类自己的逻辑体系绝不能强加给上帝；到了最后，他却把对手用火烧死，而对方的理论显然比他自己的更有说服力。 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会成为所有持异见者的死敌。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黑暗过后的新纪元，然而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中世纪的忠实子民。 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宽容当做什么美德。当他们无处栖身时，还乐于打出精神自由的神圣旗帜，因为它可以当成与敌人论战的依据。一旦取得胜利，这件可以信赖的武器就被小心翼翼地抛进新教废品库的角落里。在这里，早已堆放了许多别的因为无用而被弃置一边的好东西。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被人忽略，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在写满一箱老式说教的后面发现它。有人捡起它，擦去锈迹，重新把它拿到了战场上投入战斗，但是这些人却与16世纪那些参战者在本质上已经大不相同了。 不过，新教革命对宽容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并非革命的直接结果，它在这方面确实收获很小，但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却间接地起到了多方面的进步作用。 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虽然教会从来没有正面禁止人们阅读《圣经》，但是它也从未鼓励普通百姓研读这本圣书。现在，每个面包师、造烛台的工匠都能拥有一本自己的《圣经》，可以在自己的作坊里好好地读一读，得出自己的观点，完全不必担心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异曲同工的两座监狱 熟悉《圣经》之后，可以驱逐人们对未知神秘事物的敬畏和恐惧心理。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200年中，虔诚的新教徒对《旧约》中的一切，从巴拉姆的驴子到约拿的鲸鱼都深信不疑。胆子大的人即使对一个逗号有疑问，也清楚地知道最好不要随便让人家听见自己怀疑的窃笑。这时候倒不是惧怕什么宗教法庭，但是新教的牧师有时候也能让某个人的生活过得非常不舒适，而且牧师的公开责难带来的经济损失，即使不能说是灾难性的，也常常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民族史，对于这本书的反复不断地研究，必然会带来一些路德、加尔文以及其他改革者从未想到的后果。 假如他们预想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不喜欢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会小心谨慎地使《圣经》中的任何章节都不落入非教徒的手中。因为，到了后来，越来越多认真的学生开始把《旧约》当成一本与众不同的有趣的书来欣赏。在他们看来，书中包含的那些描写残忍、贪婪、谋杀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不可能是在神的启示下写出的，从内容上看，它应该是仍然生活在半野蛮状态下的民族的写照。 从那以后，很多人自然不会再把《圣经》当成一切真知灼见的唯一源泉。而且，自由思维的障碍一旦被移开，被诅咒了近千年的科学探索，开始汇成洪流，沿着自然的渠道倾泻而出。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们中断了的工作，也从2000年前被丢弃的地方重新捡了起来。 其次，对宽容的事业来说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专制统治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实际上始终是罗马帝国高度暴虐的精神专制的延续。 这样的观点，对于那些信奉天主教的朋友们一定很难表示赞同，但是他们仍然有理由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运动心怀感激，因为它为他们的信仰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因为种种错误做法已经使教会的名字沦为了贪婪、暴虐的别名，教会本身也在想方设法地努力恢复往昔的神圣之名，而且它的成功一度还很辉煌。 16世纪中期以后，梵蒂冈再也不能容忍博尔贾家族。和先前一样，教皇还是由意大利人出任了。要背离这个规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红衣主教们如果选举教皇时挑选了一个德国人或者法国人或者其他的外国人，罗马的下层群众一定会把整个城市闹个底朝天。 不过，新教皇的选举是十分慎重的，只有最德高望重的候选人才有可能当选。而这些新主人们在忠诚的耶稣会(4)教士辅佐下，开始了一场彻底的大扫除。 赎罪券再不允许出售。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学习（进而遵守）他们的创始人制定下来的规矩。 在文明的城市里，街道上托钵化缘的僧侣消失了。 文艺复兴时期常见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圣洁有益生活的热情。人们要为那些不幸的人做善事，诚心诚意地帮助那些无力承担生活重负的弱者。 即便如此，大部分丧失的领土再也无法收复了。粗略地从某种地理学概念来划分，欧洲的北半部是信奉新教的地盘，而欧洲的南半部则信奉天主教。 但是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的结果用图表示出来，欧洲发生的实际变化就更加清晰可见了。 在中世纪，有一座无所不在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牢。 新教徒的起义摧毁了这座古老的建筑物，又用它的一部分原材料构建起了一座自己的监狱。 就这样，从1517年起就有了两座监狱，一座为天主教专用，另一座则是新教的。 至少按照最初的计划是这样的。 但是新教徒没有经过几百年迫害和镇压的训练，因此没能建起对付反对者的樊笼。 大批难以驯服的囚徒从窗户、烟囱和牢房的门口逃跑了。 没过多久，整座建筑物就破败不堪了。 格列高里(5)大帝和英诺森三世原先建造的监狱有相同的外貌，却缺乏必要的内在力量。到了夜晚，异教徒们拉走整车的石头、横梁和铁条，第二天早晨便用这些东西建造他们自己的小堡垒。 小堡垒刚刚建成准备投入使用，还没来得及制定一套新的规章制度贴在门口上，心怀不满的信徒们便蜂拥出走了。这些信徒的上司——现在叫做牧师教长，已经失去了旧日的纪律约束手段（逐出教会、酷刑、处死、没收财产和流放），只能无奈地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下定决心的背叛者按照自己的神学主张建立起一套防御壁垒，并大肆宣扬符合他们当前信仰的教义。 这样的过程反复发生，最后在不同的壁垒之间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无人区”，好奇的求知者可以在这里随意漫步，诚实的人则可以在这里不受干扰、毫无障碍地自由遐想。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精神所作的一大贡献。 它重建了个人的尊严。 ———————————————————— (1)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9个女儿，人们认为缪斯们为艺术家，尤其是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带来灵感。罗马时代，人们认为每一位缪斯掌管一门艺术，其中克里奥掌管历史。 (2) 菲利普亲王（1504-1567）：德意志新教领袖。1518年成为黑森伯爵。16世纪20年代宗教改革运动席卷德国。后来，他追随路德教派。 (3) 指克雷芒七世（1478-1534），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1523-1534年在位。曾试图阻止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但以失败告终。 (4) 天主教修会之一，公元1534年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而创建。该会仿效军队编制，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又被称为“基督连队”。 (5) 格列高里（约540－604）罗马教皇，590－604年在位，他推行修道院制度，整饬教规，强调修道士的苦修和绝对服从，提倡教士独身制。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每一本书在写作中都会出现危机，有时它出现在前50页，有时则直到手稿快要完成才冒出来。实际上，一本没有遇到过危机的书，就好比是一个没有出过天花的孩子，很可能隐藏着什么问题。 这本书的危机几分钟前刚刚出现，因为现在我感到，在1925年写一本主题是宽容的书籍，似乎显得很有些荒唐。迄今为止付出的全部劳动看起来都是浪费时光。我本来想把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怀特的著作堆起来，用我自己的书籍把它们引燃，一把火烧光。 这该怎样解释呢？ 原因有很多。首先，一位作者用过长的时间对一个主题冥思苦想，心情必然会感到有些烦躁。其次，是担心这种书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再次，还担心这本书会为那些不太宽容的同胞提供素材，让他们顺手从中找出一些事实作为为自己的恶劣行径辩解的依据。 但是除了这些问题（大多数严肃书籍都有这些问题）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困难，那就是“体系”的问题。 一个完整的故事必须有开头、有结尾。这本书已经开了头，但是它能有一个结尾吗？ 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列举出一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们都打着正义和公正的旗号，骨子里却是不宽容的结果。 我可以描绘出当专制（不宽容）被抬高为美德时，人类陷入的苦难日子。 我可以对专制进行谴责和嘲弄，直到我的读者们异口同声地高声呼喊：“打倒这该诅咒的东西，让我们全都变得宽容吧！”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不知道这个令人向往的目标该怎样达到。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都有各种各样的书告诉你该怎样做。上个星期日我读到一个函授课程的广告，里边有249个科目，这家学院保证把你教得出神入化，而且学费比较低廉。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承诺，能用40（或者400）个课时教会你“如何变得宽容”。 就连被人们认为能够解开很多秘密的历史，也无法在这种紧急时刻提供帮助。 是的，人们能够写出大部头的学术专著，论述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或者哥特式建筑的产生和发展，因为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具体的事实。即使缺乏其他资料，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维护这些东西或者反对这些东西的男男女女的生活。从这些出色人物解决问题的方式，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交往，从他们对饮食的爱好，对烟草的态度，甚至从他们穿什么样的裤子，我们都能够对他们积极拥护或者强烈痛斥的思想得出某些结论。 但是从来没有把宽容当成自己事业的人。那些为这项伟大的事业热情工作的人，他们的宽容之举也只是偶尔为之罢了。宽容是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一种副产品。他们可能是政治家、作家，可能是国王，也可能是医生或者谦恭的艺术家。国王处理日常事务时，医生为病人治疗时，艺术家制作雕塑时，也许会为宽容说上一两句好话，但是为宽容而奋斗并不是他们的终生事业。他们对它感兴趣，和喜欢下棋或者拉小提琴一样。而且因为他们各自属于某一个群体（设想一下斯宾诺沙、腓特烈大帝、托马斯·杰斐逊和蒙田是如何能够成为好朋友的！），所以不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所具有的共同之处。不论是当兵的人、测绘人员，还是拯救世界免除罪孽的人，都会在性格中有相通的特质。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很想求助于名言警句。不论碰到什么进退两难的困境，总会有一两句名言警句能够解决。但是对现在这个问题，《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1)，甚至老贝恩汉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提示。在我的记忆中，乔纳森·斯威夫特(2)曾经说过，大多数人从宗教中学会了痛恨别人，而不是热爱别人。很遗憾，这句金玉良言对解决我们面临的困难并不能提供什么帮助。有些人拥有的宗教理念并不比任何人少，却竭尽全力地痛恨别人；还有些人完全缺乏宗教的慧根，却对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和基督教世界的人们都充满了慈爱。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找出自己的答案。经过一番必要的思考（但是还掺杂着一种不确定的感想），我想说一说我以为是正确的东西。 那些为宽容而奋斗过的人们，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信仰中都掺杂着疑虑，他们可能确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他们的疑虑决不会达到转化为绝对信念的程度。 在当前这个超级爱国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满腔热情地高喊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个，百分之百地赞同那个。我们也许很有必要看看大自然给我们的启迪，它似乎对任何标准化的理想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大家都知道，纯粹由人工养大的小猫小狗都是些笨蛋，没有人把它们从雨中带走，它们就会很容易地死掉；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人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叫做钢的混合金属；没有哪一个珠宝商会费力做百分之百纯金或者纯银的首饰；不论多么好的小提琴，都是由六七种不同品种的木材制作而成的；至于百分之百地由蘑菇做成的饭菜——谢天谢地！我可不想吃！ 一言以蔽之，世上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是混合物，而且我看不出信仰为什么应该例外。除非我们“肯定”的基础上包含有一定量的“疑虑”的合金，那我们的信仰听起来才会像纯银制成的铃铛那样悦耳，否则听起来就会像黄铜制成的长号那样刺耳。 正是对这一事实的深刻赞赏，宽容的英雄们才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在个人品行方面，若论信仰真诚，忠于职守，以及其他平常的美德，他们中大多数人完全可以通过清教徒检察官的审查。我想说得更进一步些，现在看来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从生到死都可以被称为圣人，但是他们却受自己良心的驱使，成了某个组织公开的死敌，而只有这个组织才有权把普通人加封为天上的圣者。 不过，幸运的是这些人对上天持有怀疑态度。 就像从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早就知道的，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的问题十分广大，头脑正常的人绝不会指望解决它。也许他们希望，并且祈祷自己脚下的路最终能够把他们引向安全的目的地，但他们绝不会把这当成唯一正确的道路，不会认为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欣然踏上的都是歧途，是通向罪恶的路。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有悖于我们的《教义问答手册》以及伦理学教科书的观点。这些教科书宣扬的是在绝对信仰的火焰照耀下的一个具有高度美德的世界。也许是这样的吧。但是在这团火焰最耀眼的几百年中，各行各业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却很难说特别幸福与舒适。我并不希望什么激进的改革，只是觉得为了有一点儿变化，不妨尝试一下别的光亮，看看那些宽容的兄弟们是怎样看待人间万事的。如果那样做不成功，我们总还可以回到父辈的体系中。但是如果它确实能够投下一缕宜人的光芒，为社会带来一点儿仁慈和包容，使社会少一点儿丑恶、贪婪与仇恨，人们的收获一定会非常丰富，而所花的代价也会小很多。 吓人的小书 孰轻孰重，世间自有公论。我还是回到我的历史上来吧。 最后一个罗马人被埋葬之时，也就是最后一个世界公民（取这个字眼最好、最广的含义）烟消云散之际。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社会才重新为包容万物的博爱——这古代世界精英头脑中的精神特质——敞开安全的栖身之所。 我们都已看到，这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国际贸易的复苏，为备受贫穷之苦的西方国家注入了新鲜资本。一批新的城市逐渐崛起，一个新的阶层开始资助艺术。他们花钱出版书籍，还捐款给那些紧随经济繁荣而新建起来的大学。人文学科——就是那些大胆地将整个人类作为试验对象的科学，这时也找到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这些人奋起反叛旧式经院哲学那些狭隘的局限，一些虔诚信徒认为他们对古代智慧和原理的兴趣是邪恶不法的好奇心的表现，他们便与这些守旧的信徒分道扬镳了。 那些走在最前面的一小队先锋的故事，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讲述。在这些人当中，很少有谁的功劳能够超过一个性格羞涩的人，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伊拉斯谟。 尽管他性格羞涩，他却参加了当时所有的文字大论战，而且他准确地掌握了各类武器中最致命的一种——幽默的远程大炮，成功地令他的敌人胆战心惊。 那些炮弹带着他的智慧做成的芥子气，从四面八方射向敌人的国土。这些伊拉斯谟式的炸弹初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但实际上都有着各种形式的危险。它们没有吱吱作响的导火索，看上去像是新式的花炮，但是上帝保佑那些把它们带回家让孩子们摆弄的人吧！它的毒素一定会侵入那些幼小的心灵，而且毒性持久，过上4个世纪，人类都无法免受它的侵害。 说来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出生在北海东岸的泥泞滩涂旁边一个没什么生气的小镇。15世纪时，这片被水浸透的土地上还没有建起那个独立富足的共和国。这里形成了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公国，人们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地带。空气中长年飘着鲱鱼的气味，那是他们的居首位的出口产品。如果说他们曾经吸引过什么来访者的话，也只能是在那该死的岸边触礁沉船的孤注一掷的水手。 但正是这种恶劣环境带来的童年时代的恐惧，激励着这个好奇的孩子积极挣扎，最后终于挣脱出来，成为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伊拉斯谟）从一出生就麻烦不断。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和上帝、大自然都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关系，但对私生子却比我们敏感得多。他们对此深感遗憾。这种事情本来不应该发生，他们自然也极力表示反对。除此之外，这些心地单纯的人倒不会惩罚摇篮中无助的小生命，因为这完全不是他自己犯下的罪过。不合法的出生给伊拉斯谟带来的最大麻烦就是，他的昏头昏脑的父母完全无力应付这种局面，于是把自己的孩子们（伊拉斯谟还有一个哥哥）交给亲戚抚养，而这些亲戚不是笨蛋就是恶棍。 鹿特丹市 这些监护人压根儿不知道拿这两个小家伙如何是好，等母亲一死，这两个孩子就无家可归了。他们先是被送到了荷兰中部的一个城市德温特一家有名的学校，那里有好几个教师属于“共同生活兄弟会”。不过按照伊拉斯谟后来所写的书信判断，这些年轻人只是在与字面意思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有一些“共同”之处。后来，这两个小男孩被分开，弟弟被送到荷兰西部的一个城市戈达，由一位拉丁学校的校长直接监护。这位校长是孩子继承的微薄遗产的3名指定监护人之一。假如伊拉斯谟当年所处的这所学校像我400年后参观时那样糟糕，我只能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难过了。更糟糕的是，几名监护人这时已经把孩子们的钱花得分文不剩。为了逃避起诉（当时的荷兰法庭对此类案件十分严厉），他们匆匆忙忙把孩子送进了斯泰恩修道院，催促他进入圣洁的修行，还说什么“现在他的前途有保障了”。 神秘的历史磨盘终于把这段可怕经历碾成了某种具有伟大文学价值的东西。中世纪末期，修道院中的僧侣半数以上都是大字不识的乡巴佬和粗手粗脚的庄稼汉。我真不愿意设想，这个敏感的少年如何在那种环境中度过终日与他们为伍的可怕时光。 幸运的是，由于斯泰恩修道院纪律松弛，伊拉斯谟可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前任修道院长留下的拉丁文手稿中。他汲取着这些书稿中的营养，终于成了经典学说的活百科全书。这些对他后来的发展大有裨益。他总是搬家，很少有条件去图书馆查找资料，但这似乎并不必要，因为他可以从自己的记忆中摘取所需的东西。凡是领略过他那厚厚的10卷著作集，或者只读过其中一部分内容的人（现在人们的生命太短暂了），都会赞叹15世纪的“经典知识”意味着什么。 纪律松弛的斯泰恩修道院 不用说，伊拉斯谟后来离开了这座古老的修道院。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受环境的影响的。这样的人能够用最不可思议的材料，创造出自己的环境。 从此，伊拉斯谟成了一个自由的人。他终其一生都在想办法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以避开大批慕名而来的朋友，不受干扰地安心工作。 然而，直到生命的弥留之际，带着童年时代对“活生生的上帝”的渴求，灵魂即将滑入死亡的沉睡时，伊拉斯谟才享受到片刻“真正的悠闲”。对于追寻苏格拉底和芝诺足迹的人而言，这样的时刻真是难得的佳境，可惜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到达。 哪里是真正的智者聚居的地方，伊拉斯谟就一定会在那里露面的。这样的迁居过程已经被人们介绍得很多，这里就不必重复详情了。 伊拉斯谟曾经在巴黎研读，那时他是个穷学者，险些冻饿而死。他曾在剑桥讲过学，在巴塞尔出过书。他还曾试图将启蒙的火花带进闻名遐迩的卢樊大学，最终徒劳而返。他在伦敦度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还在都灵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他熟悉威尼斯的大运河，对荷兰西南部的希兰和意大利北部的隆巴蒂的糟糕道路了如指掌。罗马的天空、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希腊神话中遗忘河(3)的水也不能把他对这座圣城的记忆洗去。只要他肯迁居威尼斯，便能够得到一笔丰厚的年金；每一所新建的大学都会向他发出隆重邀请，请他担任一个自己中意的职位，他可以教授课程，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需要他偶尔光顾一下校园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总是坚决地谢绝这些邀请，因为这些邀请似乎都意味着久居和依附。在万物之中，他最离不开的是自由。他喜欢舒适的房间，讨厌破败的居所；他喜欢风趣、快活的谈伴，而不愿意与乏味的人交往；他不会把勃艮第那块土地上出产的甘醇的葡萄酒，和亚平宁山地寡淡的廉价红酒相提并论。但是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倘若他必须把别人视为“主人”，就没有办法这样过日子。 他为自己选择的角色是一盏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不论地平线上出现了什么新物体，伊拉斯谟都会立即把他智慧的明亮光束投射过去，竭尽全力让其他人看清事物的真面目，剥掉那些装饰，戳穿他无比痛恨的愚蠢和无知。 他在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能够做到这些事，而且既能够成功躲过新教狂热分子的怒火，又避免了宗教裁判所的薪柴，这是他一生中招来最多指责的一点。 后代子孙提起祖先的时候，似乎总是对殉难者怀有一种真切的热情。 “为什么这个荷兰人没有勇敢地站起来支持路德，和其他改革家并肩奋战？”这样的问题似乎已经困扰了至少12代算是有知识的人们。 回答是：“他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做呢？” 做激烈的事情不符合他的天性，何况他从来没有想过做任何运动的领袖。想告诉世人应该怎样迎接新世纪的人们都有一些自以为正确的信念，但是伊拉斯谟缺乏这种自以为是的感觉。而且他觉得，不见得每次重新规划住房时都要把老房子拆掉。的确，地基需要修理了，下水道已经过时了，花园里扔满了过去的住户丢下的垃圾和破烂，但是只要房东说话算数，愿意花些钱马上改进，而且给他一定的时间履行诺言，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伊拉斯谟所期望的就是这些，他也不希望走得太远。尽管伊拉斯谟的敌人轻蔑地嘲讽他为“温和派”，但是他的成就绝对不差于（也许更高）那些极端的“激进派”——从前世上的暴君只有一个，他们却带来了两个。 像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伊拉斯谟不支持任何制度。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个人的努力。只要改造了个体的人，就可以改造全世界。 因此，他直接向平民百姓发出呼吁，以这种方式对当时的不良现象发起攻击。而且他的手段又十分巧妙。 首先，他写了大量的信件。这些信件是写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恶棍等各色人的。他向每一个不怕麻烦而愿意接近他的人写信，提起笔至少就要挥洒8页之多。 其次，他编辑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原先这些作品被传抄次数太多，以至于错误百出，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为此他必须学习希腊语。他多次试图掌握这种被禁的语言，因此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从骨子里觉得他和地道的异教徒一样坏。这一番话听起来有点荒唐，但这是事实。在15世纪，有身份的基督徒做梦也不会想到学习这种被禁的语言。它就像现在的俄语一样，被当做一种名声不佳的语言。懂得希腊语会给一个人惹来各种麻烦。它会诱使一个人忍不住拿原文的《福音书》和自己读的译本作比较，而对这些译本，教会都早就保证过是绝对忠于原文的。这还仅仅是个开始。不久，他就跑到犹太区去，学会了希伯来文法，这离公开背叛教会的权威只差一点儿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拥有一本写着奇形怪状的弯弯曲曲的外国书籍，就可能会被当做有秘密革命的倾向。 教会当局时常会突然闯进屋子搜查这些违禁物品，拜占庭难民中那些以教授本族语言为生的人，经常被赶出这座借以避难的城市。 尽管有种种困难，伊拉斯谟还是学会了希腊语。他在编辑西普里安(4)、克里索斯托和其他教父的文集时，加入了不少附注，这些附注里隐藏了许多对时事的议论，这些东西如果写在单行本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版的。 而在伊拉斯谟发明的另外一种文学形式中，注释的顽皮精灵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了。我指的是他那些著名的希腊语、拉丁语格言集。他把那些格言收集在一起，是为了让当时的儿童能够学会用优雅的文字写古文。这些所谓的“格言”评论得妙语连珠，在保守的人士看来，绝不是出自教皇的朋友之手。 最后一点，他还写了一本反映时代精神的奇特小书。它实际上是为博得几位朋友开心一笑而作，结果不经意间享有了一部文学经典作品的美誉。这本书叫做《愚人颂》，而我们凑巧知道了该书是如何写成的。 那是在公元1515年，世界为一本小册子所轰动。它写得非常巧妙，谁也弄不清它到底是在攻击修道士，还是在保护修道院生活。封面上没有署名，但是文学界的知情人还是能辨认出，这略显反复无常的手笔出自一个叫做乌里希·冯·赫顿的作者。他们猜得没错，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桂冠诗人兼罕见的城市游民，的确在这本粗俗又有用的诙谐之作中出力不少，而且他也引以为豪。当他听说连托马斯·莫尔这位英国新学领袖都对他的作品称赞有加，便写信给伊拉斯谟，向他询问详情。 伊拉斯谟与赫顿并非朋友，他那有条理的头脑（反映在他那有条理的生活方式上）对这些不重视仪表的条顿作家们向来没有什么好感。这些人上午为启蒙事业舞剑弄笔，下午便躲进附近的小酒馆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借此把这个时代的腐败与堕落抛在脑后。 但是冯·赫顿有自己的方式，还的确称得上是个天才，而伊拉斯谟也不失礼仪地给他回了信。他写着写着，渐渐称赞起自己伦敦朋友的美德，还描绘了托马斯爵士一家美满迷人的家庭景象，简直可以作为其他家庭的永久楷模。就在这封信中，伊拉斯谟提到，作为一个非凡的幽默作家，莫尔怎样给了他《愚人颂》的最初灵感。很可能是莫尔创作的善意闹剧（其中描写了一个地道的诺亚方舟，载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鸟儿、狗儿、一个私人动物园、一个私人业余话剧团和业余小提琴乐队）启发了他，使他写出了那本令人捧腹大笑，并让他永远留名的讽刺作品。 这本书隐隐约约地让我想起了一部名叫《庞奇与朱迪》的木偶剧。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荷兰儿童的唯一娱乐。这些木偶表演有着大量粗鄙不堪的对话，但是又总保持着一种严肃高贵的道德腔调。场景正中是一个声音空洞的代表死亡的形象，其他演员们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来到这位破布做的主角面前，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这永远是最令小观众开心不已的场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人用大木棒在脑袋敲一下，扔进想象中的废品堆。 在《愚人颂》中，当时的整个社会结构被小心地剥开来，而愚人作为一个受到启示的法医，站在公众一边，用他的评论为公众说话，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他的评论。“中世纪大街”上所有合适的形象都被囊括进来，当然喽，沿街叫卖“拯救世界”的僧侣也逃不掉。他们可怕的无知，故作虔诚的言辞，冒充神圣的夸夸其谈地收买人心，都被拿来毫不留情地击得粉碎。 教皇和他的枢机红衣主教以及大主教们——作为加利利贫苦潦倒的渔民和木匠的忘本的继承人——也上了人物表，在其中的几章登场。 不过，伊拉斯谟的“愚人”可要比幽默文学中常见的玩偶更有丰富的人格。在这本小书中（事实上，在他写的所有作品中都一样），伊拉斯谟通篇都在传播他自己的福音书，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宽容”的哲学。 热爱生活，同时允许别人拥有自己的生活；信守神圣教规的精神，而不对那些教规原文中的逗号、分号深加探究；真正把宗教作为一种伦理体系，而不是把它当做一种统治形式接受下来。正是由于这些，一本正经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痛斥伊拉斯谟是个“心无上帝的恶棍”，认为他是一切真正宗教的死敌，他借那本机巧的小书，用滑稽可笑的词句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是在“污蔑基督”。 这些辱骂陪伴着伊拉斯谟一直到他去世，却没有任何效用。这个鼻子尖尖的小个子一直活到70岁，恰好赶上一个给既定的文字加上一字或者减去一字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时代。而他对公众人物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丝兴趣，而且公开这样宣讲。他从不指望凭借剑和火枪能够得到什么东西。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一场小小的神学争执便会导致一场国际性的宗教战争时，世界将是多么可怕。 所以，他像一头巨大的海狸，夜以继日地工作，构筑起理智与真知的堤坝，茫然地希望可以挡住日渐汹涌的偏执与无知的潮水。 当然，伊拉斯谟失败了。那些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倾泻而下的恶意与仇恨的洪水是不可能阻挡住的。伊拉斯谟死后没过几年，他的那些著作也全都被冲走了。 但是他的作品如此精致，当沉船的很多残骸被冲上后人的岸边，那些永远无法制服的乐观主义者们发现，它们仍然是很好的材料，终有一天还可以用来筑起一道长堤大坝，真正把洪水挡住。 公元1536年7月7日，伊拉斯谟与世长辞。 他死在出版商的家中，他把幽默感一直保持到最后。 ———————————————————— (1) 艾萨克·沃尔顿（1593-1683）：英格兰文学家。写过传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一本描写钓鱼技巧和乐趣的书。书名为《高明的垂钓者》。 (2)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爱尔兰讽刺作家，著名的英国散文大师，多是一些辛辣嘲讽人类愚昧与虚伪为主题的作品。 (3) 希腊神话中，冥府中的遗忘之河。死者的灵魂升入极乐世界之前，喝了河中之水，便会忘却尘世的烦恼。 (4) 西普里安（约200—258）：拉丁教父，曾任迦太基的主教。他主张对因受迫害而叛教的信徒实行宽容政策。其著作《论恩宠》和一些信件是了解北非基督教的重要资料。 第十四章 拉伯雷 社会变革总会催生一些奇特的伙伴。 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堂而皇之地印在一本备受尊崇的书上，供全家人阅读。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提及拉伯雷的名字，就会被视为有伤大雅了。这个家伙的确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以至于我们国家已经有法律规定，禁止让无辜的儿童接触他的邪恶作品。在许多州里，他的著作只能从一些胆大妄为的书贩子手中购得。 诚然，此事是技穷的寡头政治的恐怖统治强加给我们的荒唐事例中的一个。 首先，阅读拉伯雷的作品，20世纪的普通人大概和阅读《汤姆·琼斯》《七面山墙的宅第》(1)等作品一样感到枯燥无味，很少有人能读完冗长不堪的第一章。 其次，在拉伯雷的作品中没有什么意图明显的寓意。他用的都是当时常用的词汇，今天已经不怎么常用了。但是在那个充满乡村韵味的田园时代，90％的人都仅仅依靠土地生活，一把“铁锹”就是一把“铁锹”，不会有其他什么含义。也不会有人把“母狗”误当做“贵妇的狗”(2)。 不，现在对这位出色的外科医生作品的非议，不是因为不赞成他那丰富而稍显直白的词语，而是要深刻得多。起因缘于恐惧。是因为面对不肯向生活低头而且直言不讳的人时，很多出色人物都会感到一种恐惧。 延续我们的时代的旧建筑 据我的看法，人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是对生活持“肯定”态度的人，一种则是对生活持“否定”态度的人。前一种人接受生活，并且勇气十足地付出努力，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命运对他们提出的挑战。而后一种人也接受生活（这又怎能由得了他们自己呢），但是这类人对所得到的东西却抱有极端轻蔑的态度，甚至还会闷闷不乐。就像是一心想要得到一个木偶或者玩具火车的小孩子，结果却得到了一个小弟弟。 “肯定”派的快乐弟兄乐于接受愁眉苦脸的“否定”派对自己的评头论足，对他们报以宽容的态度，即便是“否定”派为自己的绝望筑起吓人的尖碑时，“肯定”派也不去阻拦他们将悲伤洒满大地。而“否定”派的弟兄则对“肯定”派很少有这样的礼遇。 事实上，假如“否定”派有办法，会立刻把“肯定”派清除出地球。 既然这一点很难做到，“否定”派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嫉妒心，就不断地迫害那些声称“世界属于生者而非死者”的人们。 拉伯雷医生属于“肯定”派的人。他的病人，或者说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向往过墓园。这在当时无疑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们总不能全部都去做掘墓人。这世上应该有些乐天派，如果世界上都是哈姆雷特，那住起来岂不是非常可怕？！ 至于拉伯雷的生平，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的朋友写的书中遗漏的少数细节，在他的敌人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当准确地了解他的生平足迹。 拉伯雷属于紧随伊拉斯谟的那一代人，不过他降生时世界仍然在僧侣、修女、执事和无数托钵僧的控制之中。他生于芝农，他的父亲要么是药剂商，要么是售酒贩（在15世纪这可是不同的职业）。老人家家道富裕，完全有能力送儿子上个好学校。在学校里，年轻的弗朗西斯·拉伯雷结识了当地著名的杜贝拉·德朗家族的后裔，这些男孩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有一点儿天才，很擅长写作，偶尔也很能打仗。他们都老于世故——这个词常被误解，在这里用于褒义。他们都是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担任数不清的公职，当上主教、枢机或者大使，翻译经典，编辑步兵、炮兵训练手册，出色地完成了当时的贵族该做的很多有用的事情。那时，一个头衔会让人陷入除了义务和职责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乐趣的生活。 后来杜贝拉家族对拉伯雷的友谊表明，他显然不是他们的酒肉朋友。在一生经历的坎坷沉浮之中，拉伯雷总能够得到老同学的帮助和支持。每当他和自己的上司有麻烦，杜贝拉家族城堡的大门都会向他敞开；每当法国的土地容不下这个唐突而率直的年轻道德家，杜贝拉家总会有人恰好出使国外，而且急需一个精通拉丁文而又懂点医术的人做秘书。 这些可不是什么琐碎细节。不止一次了，每当这位博学的医生的生活似乎就要突然在痛苦中戛然而止的时候，都是他的老朋友把他从愤怒的索邦神学院，或者咬牙切齿的加尔文主义者手中解救出来。加尔文主义者本来把他当做自己人，可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嘲讽加尔文派教主的狂热，就像他在枫迪南和马尔塞斯讽刺自己从前的同事一样，这让加尔文主义者深为失望。 在这两个敌人中，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当然要厉害得多。加尔文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发雷霆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出了瑞士一个小小地界，他的雷霆大怒也就像几个爆竹，没有多少威力了。 索邦神学院则不同，它坚定地捍卫正统派和旧学，在其权威受到质疑时绝不容情。而且，法兰西国王和他的刽子手总是给予其由衷的合作，何况还有牛津大学助阵。 天哪，拉伯雷一离开学校，立刻就被人盯上了。这不是因为他喜欢喝美酒，爱讲同伴僧侣的可笑故事，他的所作所为比这些严重得多——他经不起诱惑学起了“邪恶”的希腊语。 这消息刚一传到他所在的修道院院长那里，就立刻下令搜查他的寝室。结果发现满屋子的文学禁书，还有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和一本希罗多德(3)的书。 这个发现太骇人了，他那些有势力的朋友们到处活动，才帮着他摆脱了困境。 这是教会发展史上一个有意思的时期。 前面我已经讲过，起初修道院曾经是文明的前哨阵地，僧侣和修女为提高教会声望方面作出了不可估价的贡献。然而，不止一位教皇已经预见到，修道院过于强大的发展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事情总是这样，尽管人人都知道应该对修道院采取某些措施，却迟迟不见什么行动。 在新教徒中似乎有一种共识，觉得天主教会是一个平稳的组织，由一小撮高贵的独裁者无声无息地，甚至是自动地管理着，从来没有遭遇过普通百姓构成的其他组织中司空见惯的内部动荡。 这真是大错而特错。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或许是由于误解了一个词造成的。 沉迷于民主思想的人们，听到谁宣扬有“一贯正确”的人，便会大为震惊。 所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如果这个庞大的组织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只需要跪在地上说‘阿门’服从他，这个组织管理起来倒也不难。” 对于一个在新教国家长大的人来说，要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取得正确而公正的看法，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没有弄错，关于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样屈指可数。 而且，凡是属于重大的决策，一定要经过充分的商讨才能确定，决定之前的辩论常常会动摇教会的整个躯体。因此这样产生的宣言是“一贯正确”的，就像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贯正确”一样，因为它们是“最终”的，而且一旦生效并入国家的最高法，任何进一步的争论都将结束。 倘若有人声称，治理美国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有紧急情况，全体人民都会坚定地支持宪法，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好像说，所有的天主教徒在事关信仰的重大问题上都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所以他们都是些驯顺的羔羊，会放弃任何拥有自己独特思想的权利。 果真如此的话，住在拉特兰和梵蒂冈宫殿里的人日子就好过了。但是只需对近1500年来的历史稍作肤浅的研究，就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有些维护新教的斗士们写文章，说罗马当局对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全力谴责的那些邪恶事情一无所知，其实他们才是对事实一无所知，要么就是被追求美好事业的热情冲昏了头脑。 像阿德里安六世和克雷芒七世这样的教皇，都知道自己的教会存在严重的问题。可是，就连可怜的哈姆雷特王子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指出丹麦王国内有些腐败的事情是一回事，而要铲除那些邪恶的弊端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劝诱 有人以为，一个诚挚的人凭借无私的努力，能够在一夜之间推翻数百年的积弊。那位不幸的王子并不是这种美好幻想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当年俄国有很多有识之士都清楚地知道，统治着他们的帝国的旧官僚机构已经腐败无能，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于是他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推行改革，结果失败了。 有多少美国公民对这件事进行过反复思考，却仍然不能看清，如果不建立代议制政府（像共和政体的创立者希望的那样），而推行民主政体，最终将造成体制上的一系列无政府的状态啊。 然而，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这种问题开始引起公众注意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十分复杂的地步，除非经历一场社会动乱，否则几乎没有办法解决。而社会动乱是大部分人都想竭力避免的可怕事情。他们为了不致走向极端，便对旧的、老朽的机制竭尽全力地修修补补，同时祈祷出现奇迹，使机制再次运转起来。 依靠一些宗教组织建立起来的并维持运转的蛮横的宗教和社会独裁，是中世纪末期最臭名昭著的邪恶之一。 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军队跟随总司令而去的事情。直截了当地说，局势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教皇的控制。他们能做的只有稳住阵脚，改进一下自己的聚会组织，同时尽力妥善安抚那些引起托钵僧人不满的人（现在这些托钵僧也成了教皇的敌人）。 伊拉斯谟是经常受到教皇保护的众多学者之一。不论卢樊(4)如何发怒，多明我会如何生气，罗马总是坚定地一动不动，对这个无视自己命令的人无可奈何地说：“由这老头儿去吧！不管他啦！” 介绍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当思维敏捷但桀骜不驯的拉伯雷即将受到本修道院的上司处罚时，他总能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当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研究不断地受到干扰时，又能够顺利地得到批准，离开修道院。 就这样，拉伯雷轻舒了一口气，弹掉脚上马尔塞斯的灰尘，来到法兰西南部一个名叫蒙彼利埃的城市，再到里昂学习医学课程。 他真是一个非凡的天才，不到两年时间，他就从一个本笃会(5)的修士，成为里昂市医院主要的内科医生。但是刚刚得到这些荣誉，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就又开始寻找新的活动领域。他没有丢弃自己的药粉和药片，而是在研究解剖学（一门和研究希腊语一样危险的新学科）之余，又从事文学写作了。 里昂位于罗油河谷的中部，对关注纯文学的人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城市。这里离意大利不远，几天的轻松旅程就可到达普罗旺斯。尽管那个特鲁巴德一派抒情诗人的乐园在宗教法庭的手中备受蹂躏，但是它古老的文学传统并没有彻底丧失。更何况，里昂的印刷业十分出名，产品品质优良，书店中还陈列有最新的出版物。 当时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格里菲斯的大印刷商，要找人编辑一个中世纪经典作品集，自然想到应该找这位身兼学者的新医生。他请来拉伯雷做这件事。在加朗(6)和希波克拉底教派的学术论文发表之后，紧接着又是年鉴和小故事集。从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开端之后，出现了那本大部头的著作，使它的作者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拉伯雷追求新事物的天赋，首先使得他成了一位成功的医学实践家，同样是这种天赋，又使他成了一位成功的小说家。他做了前人不敢问津的事情，开始用普通群众的语言写作，他打破了千年来的旧传统，即认为学者只能用老百姓不懂的语言写作的传统。他先用法语写作，后来，在公元1532年又用不加修饰的地方语写作。 拉伯雷是在何时何地，怎样找到他心爱的两个主人公枷冈杜亚和庞大固埃的呢？我很愿意把这个问题留给文学教授们去议论。也许他们本是什么异教的天神，凭着异类的本性，经受了基督教1500年的迫害与鄙视，形象却存活到现在。 也许拉伯雷是在一阵狂欢的发泄之中创造出他们的。 不管怎么说，拉伯雷为各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欢愉，人们说他为人类的笑声增添了内容。对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赞誉了。但是，他的作品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滑稽”作品，它们有着严肃的一面。16世纪前半期教会的血腥统治造成了无数惨剧，拉伯雷的作品通过对人物漫画式的描写，为宽容的事业打出了勇敢的一拳。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神学家，拉伯雷知道怎样避免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直接言论。他的处事原则是，一个在铁窗外自由快乐的幽默家，胜过铁窗里的数十个忧伤的改革者。所以他总是避免用过于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极不正统的观点。 但是他的敌人非常清楚他要做什么。巴黎索邦神学院指名道姓地谴责他的著作，巴黎国会也把他的书列上了黑名单，没收并焚毁了自己管辖范围内能找到的拉伯雷的所有作品。但是尽管刽子手们活动猖獗（那时他们也是官方的毁书人），《巨人传》仍然是畅销的经典作品。在将近40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启迪着那些能够从幽默的智慧和善意的笑声中得到欢愉的人们。然而有些人固执地认为，真理女神的嘴角一旦露出微笑，就不再是个好女人，所以《巨人传》还总是让持有这种观念的人非常恼火。 至于作者拉伯雷本人，过去和现在都被视为“一本书成名的人”。他的朋友杜贝拉家族一直对他非常忠实，据说他那本洪水猛兽般的作品能够问世，就是得益于这家人的“特别关照”。但是拉伯雷一生都保持着谨慎的美德，总是对这个名门望族的宅第抱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不过，他曾经冒险来到罗马访问，不但没遭受到任何阻难，反而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公元1550年他回到了法兰西，住在默顿，3年后离开了人世。 要准确地衡量这样一位人物产生的积极影响，简直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一个人，而不是一股电流或者一桶汽油。 有人说他只是一个摧毁者。 也许如此吧。 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恰恰非常需要一支摧毁旧社会的队伍，而队伍的领头人恰恰应该是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人物。 然而，很多即将出现的新建筑，正在和他们企图摧毁的老建筑一样丑陋不堪，这是谁也无法预见的。 反正，无论如何这是下一代人的错。 他们才是一些我们理应责备的人。 他们本来有一个开辟新天地的千载难逢的良好机会。 可是，他们却毁掉了这个好机会，愿主宽恕这些人的灵魂吧。 ———————————————————— (1) 分别为英国亨利·菲尔丁（1707—1754）和美国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的著作。 (2) 在英语中，“铁锹”（spade）这个词还有扑克牌“黑桃”的意思；而“母狗”和“贵妇的狗”则同dy-dog。 (3) 希罗多德（约前484至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有“历史学之父”的美称。 (4) 指比利时中部的天主教卢樊大学，比利时最著名的大学。 (5) 天主教隐修会之一。公元529年由贵族出身的意大利人本笃创建。 (6) 加朗（约129—约199）：自希波克拉底之后最杰出的古代医学家。他在动物身上的解剖学研究和对人体功能的观察，指导了其后1000多年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加朗和希波克拉底被西方人视为“医学之父”。 第十五章 旧事物的新招牌 现代最伟大的诗人把世界看成一片大海，上面有许多航行的船只。每当这些小船彼此碰撞时，就会发出“美妙的音乐”，人们将之称为“历史”。 我想借用海涅对大海的比喻，不过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我也有一个喻义。我们小的时候，很是喜欢往池塘里扔石子。石子溅起优美的水花，然后美丽的涟漪就会一圈一圈地向四周散去，好看极了。如果有现成的砖头（有时刚好是这样），还可以用果壳和火柴盒做成一支“无敌舰队”，然后把这支小小的舰队送入一场人为制造的惊涛骇浪。不过扔砖头的时候可不能失去平衡而掉进水里，否则回家就别想吃晚饭了。 在成年人专有的世界里，同样的娱乐并不是完全无人知晓，只不过结局糟糕得多。 阳光普照，一切都宁静平和，划船的人欢快地划着桨。这时突然闯过来一个胆大的坏男孩，抱着一块大石头（天晓得他是从哪里搬来的），别人还没来得及阻拦，他已经把石头扔进了池塘的中心。随后便是一阵大乱。有人说：“谁干的！揍他！”也有人说：“算了，让他走吧。”还有些人看见这小男孩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心里痒痒，于是也抄起手头没用的物件扔进水里，溅了人人满身的水。这故事的结局通常是，你动手我也不示弱，最后是一场混战，数百万人打破了头。 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一个胆大的坏男孩。 特洛伊的海伦迷人惊艳，也是这样胆大的一个坏女子。历史上到处都有这种人的踪影。 但是最坏的作恶者，还是那些把麻木不仁的精神死水作为游戏场，用思想玩这个游戏的恶毒小人。我相信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会憎恨这些人，如果这些人不走运被捉住，就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 根想他们在近400年中造成的破坏吧。 布满整个世界的大海 他们是复辟旧世界的头领。中世纪森严的护城河映照出一个色彩、结构都很和谐的社会，它虽然并不完美，但是人们喜欢。他们喜欢看到自家小房子的红砖墙与教堂高塔阴森的灰色交织在一起，那些高塔俯瞰着他们的灵魂。 这时，文艺复兴溅起的水花出现了，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但这只是个开始。可怜的人们尚未完全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那个凶神恶煞的日耳曼僧侣就拉来满满一车专门准备的砖头，把它们纷纷投进了教皇的内湖中心。这的确太厉害了，难怪经过3个世纪世界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过去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时常常犯一个小错误。他们只看到了动荡，便认定涟漪是由同一个原因引起的，只是名字不同，一个叫文艺复兴，一个叫宗教改革。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得更清楚了。 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所宣称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它们为了达到最终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却截然不同，以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经常对彼此心怀敌意。 它们都崇尚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在中世纪，个人完全被群体淹没。人们不能像约翰·多那样，做个来去自由的机灵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去哪个教堂就去哪个教堂（或者哪个也不去，这取决于他的嗜好）。那时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一直到死，从柴米油盐到精神思想，都必须按照一本僵硬刻板的手册过日子。这些小册子则教导人们，身体不过是从大自然母亲那里随便借来的劣质长袍，除了暂时容纳不朽的灵魂之外，没有丝毫的价值。 它教人们相信，眼前的世界只不过是辉煌来世的中继站，应该以极大的轻蔑来看待。就像一个以纽约为目的地的旅行者不会过于重视昆斯顿昆和哈里法克斯的住宿一样。 日内瓦城 现在再来看看约翰·多，他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里尽一切可能地幸福生活着（因为他只知道这个世界），这时来了两位神仙教母，一个是文艺复兴，一个是宗教改革。她们说：“起来吧，高贵的人，从今以后你就是个自由的公民了。” 于是，约翰问道：“我自由了能够怎样呢？” 这两位神仙教母的回答却大不相同。 “你可以自由地追求美。”文艺复兴答道。 “你可以自由地追求真理。”宗教改革正言相告。 “你可以自由地追寻过去的印记，那时的世界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王国。你可以自由地实现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心中曾经拥有的理想，你可以自由地把宇宙变成你永恒的实验室，这样你就可以洞悉她的一切秘密。”文艺复兴这样向他承诺道。 “你可以自由地研究上帝的词句，如此一来，你的灵魂可以得到拯救，你的罪孽也会得到宽恕。”这是宗教改革的忠告。 说完这些话，她们便转身离去了，只留下可怜的约翰·多。现在他有了一份新的自由，但是新的自由却比过去的束缚更令人难受万分。 很难说幸或者不幸，文艺复兴很快便与既定的秩序和平共处了。菲迪亚斯和霍拉斯的后继者们发现：对官方规定的上帝真心信仰与表面上遵守教会的规定，完全是不同的两件事。只要你记住把赫拉克利斯神说成是施洗者约翰，把天后赫拉称为是圣母马利亚，就可以放心地绘制你的异教图画，创作你的异教十四行诗，不必担心遭遇什么惩罚。 他们就像那些到印度去的旅游者，遵守着那些在他们看来毫无道理的法律，这样他们便可以获准进入庙堂，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自在地游逛，而不会有什么惊扰。 但是在路德的忠实追随者的眼中，最细枝末节的东西也会成为无比重大的事情。《申命记》(1)中一个弄错的逗号，恐怕就得流放他乡；要是弄错了《启示录》中的一个句点，那就要被立刻处死。 这种人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的愉快妥协简直就是一种懦夫的胆小怕事行为。 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了，从此再没有碰过头。 从此以后，宗教改革单枪匹马地应对整个世界。他披挂着正义的铠甲，随时准备捍卫自己最神圣的东西。 开始，反叛的大军中几乎全都由日耳曼人组成。他们英勇无畏地战斗、受难。但是北方民族之间的互相嫉恨成了他们的致命伤和祸根，很快便削弱了他们的努力，于是他们只得接受停战。导致最终胜利的战略是由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才人物提出来的。路德退在一旁，给加尔文让了路。 早就该如此了。 就在那所伊拉斯谟度过了许多不愉快时光的巴黎大学里，有一个蓄着黑胡须、腿有点瘸（被高卢人炮弹击伤的结果）的西班牙青年(2)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率领一支天主教新军，扫清世上所有的异教徒。 只有狂热者才能战胜狂热者。 只有像加尔文这样坚定不移的人，才能打败罗耀拉的计划。 我很高兴自己不必生活在16世纪的日内瓦，可是我也深深感激，16世纪有一个日内瓦存在。 如果当年没有日内瓦，20世纪的世界将会糟糕得多，像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身陷囹圄。 这场辉煌战斗的英雄是大名鼎鼎的约翰·加尔文，比路德略小几岁。他的出生日期是公元1509年7月10日，出生地是法国北部城市诺杨。他出身于法国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为教会低级官员，母亲为酒馆老板之女。父母生养了5男2女。加尔文少年接受教育时的特点是聪慧、简朴、做事井井有条，不吝啬，细致入微，讲求效率。 罗耀拉 加尔文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儿子，本来计划去当教士。他的父亲有一些有影响的朋友，可以把他安排在一个好点的教区。还不满13岁，他就在家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有了个小小的职务，有一笔数目不大但很稳定的收入。他就靠这笔钱在巴黎一所好学校读书。他是个出众的男孩，每个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留意那个小伙子，太有出息了！” 16世纪的法兰西教育体制完全能够培养好这样的孩子，充分发挥他多方面的聪明才智。19岁时，加尔文已经被获准讲道，他后来成为一个称职的副主教，似乎是已经注定的事情。 但是，加尔文家中有5个儿子和2个女儿。在教会的升迁又过于缓慢，而学法律机遇则多一些。况且，当时正是宗教大动乱时期，前途难料。一位名叫皮埃尔·奥里维坦的远亲，刚刚把《圣经》翻译成法文，当时加尔文正好在巴黎，经常跟这位远亲在一起。一家之中有两个异端是不可相处的，于是加尔文背起行囊来到了奥尔良，拜在一位老律师的门下，学习诉讼、辩论和起草辩护状的业务。 在这里，也发生了和巴黎一样的事情。一年还没有结束，这名学生就成了老师，辅导那些不太用功的同学学习法学概论。很快他就掌握了所有应会的东西，准备好开业了。他的父亲热切希望着，有朝一日儿子可以与那些著名的大律师分庭抗礼，能够仅仅凭借着一条主意就拿到100元金币，远处的贡比恩(3)国王召见时还可以坐着四轮马车到前往。 但是这些梦想未能成为现实，加尔文根本没有从事律师工作。 他回到了最初的爱好。他卖掉了法律文摘和法令全书，专心投入了收集神学著作的工作，郑重其事地开始了使他成为2000年来最重要历史人物之一的历程。 不过，他钻研罗马法典的那些岁月，为他日后的活动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他决不会凭感情研究问题了；他体察万物，而且感受深刻。读一读他写给追随者的信件吧，这些追随者落入天主教徒之手，并且被判处用文火慢慢烧死。在无助的痛苦之中，他们把这些信件视为人世间最精美的东西。信中表现出对人类心理细致入微的理解，堪称优雅的传世之作。这些可怜的受难者一直到死都在心中默念着一个人的姓名，而正是这个人的教诲将他们引入危难。 不，加尔文并不像他的敌人说的那样，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对他而言，生活就是一种神圣的责任。 而且他竭尽全力地以真诚对待自己和上帝。对于任何一件事，他都必须先将其归结到一些基本的信仰原则和教义，然后才敢把它放在人类情感的试金石上去检验。 教皇庇护四世听到他的死讯时说道：“这个异端的力量在于，他视金钱如粪土。”如果这位教皇是在称赞他的敌人丝毫不顾一己私利，那么他说对了。加尔文从生到死始终是个穷人，而且拒绝接受最后一笔季薪，因为“疾病已经无法使他像从前那样挣到那笔钱了”。 但是他的力量表现在别的方面。 他只有一个念头，他终生都围绕着一个压倒一切的冲动：寻找《圣经》中所揭示的真正的上帝。当他终于得到一个似乎能够压倒一切反对与争辩的结论时，便把它纳入自己的生活准则。从那以后，他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从不计较自己决定的后果，于是他成为了一个不可战胜的人。 然而，这个品质直到多年以后才彰显出来，在转变信仰的前10年，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全部精力解决谋生这个十分平庸的问题上。 “新学”在巴黎大学的短暂胜利，希腊语词尾的变化，希伯来语动词的不规则变化，都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反响。但是当作为学界名流的校长也受到了这种新日耳曼教义的毒害时，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将那些（套用现代医学术语）“思想携带者”从校园中清除出去。据说，加尔文曾把他的几次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演讲稿交给了校长，于是他的名字被排在嫌疑犯名单之首。他的房间受到搜查，论文被没收，逮捕令也已经向他发出。 他听到消息，藏匿在一位朋友的家中。 小小学院里的风浪自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但是在罗马教会里任职已经不可能了。 作出明确选择的时候到了。 公元1534年，加尔文与旧信仰决裂了。几乎就在同时，在俯瞰法国首都的蒙特马特山上，罗耀拉和他的一伙同学正在庄严宣誓，不久之后这种宣誓被写进了耶稣会的纲领。 从那以后，他们俩都离开了巴黎。 罗耀拉先向东而去，但是一想到第一次进攻圣地的不幸遭遇，便收住了脚步，转身去了罗马，开始做那些令他声名远扬（也许该用臭名昭著之类的什么词）的事情。 加尔文则不同。他的上帝王国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他一路漫游，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可以将自己的余生全部用来读书、沉思，心平气和地陈述他的思想。 他正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之间爆发了战争，他只得绕道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认识了法雷尔。法雷尔曾是法兰西宗教改革中迎接风暴的海燕，是从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的监狱中逃出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这个人张开双臂欢迎加尔文，并告诉加尔文在小小的瑞士公国里也可以成就辉煌事业，请求他留下。加尔文考虑了一段时间，随后就留了下来。 就这样，一场战争决定了新的天国要建立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这真是个奇妙的世界。 哥伦布出发去寻找印度，结果却偶然撞上了新大陆。 而加尔文本想寻找一个安静之所，在潜心读书和圣洁沉思中度过余生，却走进一座三等的瑞士小城，将它变成了一个精神之都。不久之后，人们便把大部分天主教领域变成了庞大的新教帝国。 既然历史能满足多种目的，为什么大家还要读小说呢？ 我不知道加尔文家的《圣经》有没有保存下来。如果它如今还在的话，《旧约·但以理书》第6章的那一页一定磨损得非常厉害。这位法国宗教改革家是一个谦逊的人，但时时要从那位忠心耿耿的上帝仆人的故事中寻找安慰。那人曾被抛入有饿狮盘踞的深沟，可是他的清白救了他，使他不致不明不白地过早惨死。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它是一个令人起敬的小城，城中住着些令人尊敬的瑞士裁缝。他们一本正经地对待生活，但是还比不上这位新的宗教领袖，他像圣彼得一样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传教讲道。 何况，还有一个叫做萨沃伊公爵的尼布甲尼撒呢。就是在与萨沃伊家族无休止的争吵中，恺撒的后裔才决定与瑞士其他州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事业，参加了宗教改革运动。因此，日内瓦和威登堡的结盟就像一场各有好处的婚姻，与其说是因为两情相悦，倒不如说是基于共同的利益。 但是还没等“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传开，日内瓦湖畔就聚集了不下50个千奇百怪教派的狂热信徒，以极其旺盛的精力开始宣讲起凡人前所未闻的最怪异的教义。 加尔文从心底里憎恶这些业余的预言家。在仔细思索这些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之后，他充分意识到，这些人充满热情，但是误入歧途。待休息了几个月之后，加尔文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尽可能简明地制定了他希望自己的教民能够掌握的真与伪的界限，这样任何人都不能再挪用那个老掉牙的借口：“我不知道规定呀！”他和他的朋友法雷尔亲自把10人分成一组，检查了全部的日内瓦人，只有那些宣誓效忠这部奇怪的宗教法典的人，才能获得完全的公民权。 紧接着，他又为年轻一代编写了一部令人生畏的教义问答手册。 然后，他使城市议会通过法律，将所有仍然坚持错误观点的人驱逐出城。 在为下一步的行动扫清道路之后，按照《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的政治经济学家制定的路线，他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国家。像其他很多伟大改革家一样，加尔文不像现代基督徒，倒更像古代的犹太人，嘴上说着忠于耶稣基督，心里却向往着摩西的耶和华。 当然，在承受巨大感情压力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在仇恨和斗争的问题上，谦卑的拿撒勒木匠观点非常清晰明确，而这些观点与2000年来国家与个人为达到自己目的而采用的暴力手段之间，根本找不到什么相似点。 所以，一旦爆发了战争，在一切相关人的默许之下，我们都会暂时合上《福音书》，高高兴兴地滚进血泪与炮声之中，沉浸在《旧约》“以眼还眼”的哲学之中。 新暴政 宗教改革运动就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没有人祈求宽恕，也很少有人得到宽恕。加尔文的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军营，所有人类自由的表现都逐渐被压制了。这一点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当然，这样做并非没有遭到过极力反对。公元1538年，社会上倾向自由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对加尔文形成了威胁，于是他不得不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是到公元1541年，加尔文的支持者们重新掌握了政权。在一片钟声和教士们朗诵赞美诗的声音中，加尔文行政长官又回到了日内瓦河畔的大本营。从那时起，他成了未曾加冕的日内瓦国王。在接下来的23年之中，他一直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就是自以西结和埃兹拉时代之后，世人从未见过的那种政府。 依照《简明牛津英语辞典》中的解释，“纪律”这个词的意思是：“使受控制；通过训练使服从命令。”它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加尔文梦想的政教合一体制的精神。 路德具有大多数日耳曼人的气质，是一个感伤主义者，所以在他看来，上帝的话本身就足以给人指出通向永恒生命的道路。 这过于含混，也不能满足法国宗教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语也许是灯塔上的希望之光，但是道路漫长而黑暗，并且有很多诱惑会让人忘记自己真正的目的地。 然而，新教的教长却不会迷失方向，他是与众不同的人。他知道所有的陷阱，也不会腐化堕落。万一偶尔偏离正道，在教士每周一次的例会上，那些备受尊崇的绅士们都要参加相互批评，就会很快地将他拉回正道，并能够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因此，他是所有真心期望得到拯救的人的理想形象。 凡是登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向导有时候会成为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哪一堆岩石有可能伤人，哪一块雪地隐藏着危险。所以不论走到哪里，对于他所带领的一队人马，他都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对于胆敢不听命令的愚蠢之人，则施以劈头盖脸的训斥与责骂。 在加尔文的理想国中，教长们有着与此相似的责任感。对那些跌倒在地，请求帮助的人，他们很乐于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假如有人任性地偏离正道，离开群体，那只援助之手就会收回来攥成拳头，迅猛可怕地挥出惩罚的一击。 在很多其他宗教组织中，教士们也很乐意行使这种权力。但是，行政当局由于害怕失去自己的特权，一般不会允许教士与法庭和刽子手争夺权力。加尔文知道这一点，于是就在自己的辖区内，创建了一种实际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教会纪律。 自世界大战以来，历史上有很多有意思的误解，还流传甚广，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法国人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与他们的条顿邻居形成对照），他们痛恨一切管辖。 其实，在几百年中，法国人一直处于官僚体制的统治之下，这个政权比战前的普鲁士政府还要错综复杂、缺乏效率。官员们还抽着一种劣质的香烟，不遵守上班时间，也不在乎衣领是否一尘不染，并且爱管闲事，招人反感，像东边那个共和国(4)的官员那样。奇怪的是公众竟然以一种温和的态度接受他们的粗鲁作风，让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喜欢反叛的民族。 从喜欢集权这方面来说，加尔文是个典型的法国人。他在某些细节上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而这正是拿破仑获得成功的秘诀。但是他又不同于那位伟大的皇帝，他没有任何个人野心。他只是一个严肃得可怕的人，胃口很差，而且缺乏幽默感。 他搜遍《旧约》，想要发现自己心目中的救世主。然后让日内瓦人把他对这段犹太历史的解释，当成上帝意志的直接体现。几乎是一夜之间，隆河上的这座快乐的城市，变成了可怜的罪人云集之地。一个由6名牧师、12位老者组成的公民宗教裁判所，夜以继日地监视着人们的私下观点。谁被怀疑有“异端邪说”倾向，就会被传讯到教会法官面前，检查他所有的教义观点，还要他解释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及以什么方式得到那些将他引入歧途的书的。如果被告有悔改之意，强制到主日学校听课就可以免刑了；如果他执迷不悟，那就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这座城市，永远不得在日内瓦共和国的辖区内现身。 但是，缺乏正统的情感并不是与宗教裁判所产生纠葛的唯一原因。在附近的镇上玩一下午滚木球，如果被人适时地检举，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玩笑之语，不论有用没用，都被认为是恶劣的行为，在婚礼上开玩笑则完全可能被判刑入狱。 就这样，新天国里逐渐充满了法律、布告、条例、敕令，让人寸步难行。生活变得复杂不堪，大大失去了原有的风采。 跳舞不允许；唱歌不允许；打牌不允许；赌博当然更是不允许的；生日聚会不允许；乡间集市不允许；丝绸锦缎和其他代表外在浮华的东西都不允许；允许的只是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有着正派观点的人。 “禁止”的标志可以抵挡罪孽，却无法强迫人去热爱美德，美德只能来自内心的领悟。因此日内瓦建起了最好的学校和一流的大学，并鼓励一切治学活动；还建立了相当有趣的集体生活形式，吸引了人们大量的剩余精力，使普通人忘掉了他们不得不忍受的艰苦和约束。如果完全不考虑人性的因素，加尔文的体制就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在近300年的历史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内容应该在一本关于政治思想发展的书中讲述。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到底做了些什么。得到的结论是：新教的罗马一点儿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好。 我在前几页已经列举了当时一些减轻罪罚的情况，在那个发生了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5)以及许多荷兰城市被夷为平地的野蛮行径的世界里，有什么理由让其中的一方（这里指弱的一方）展现宽容的美德呢？那意味着坐以待毙！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开脱加尔文协助、教唆法庭杀害格鲁特和塞尔维特罪责的理由。 在格鲁特的那桩案子里，加尔文还可以找到借口说，格鲁特有很大的煽动市民骚乱的嫌疑，而且他属于一个试图推翻加尔文派的政党。但是塞尔维特，则根本不可能对日内瓦的社会安全构成什么威胁。 按照现代护照的规则，他只是一个“过境者”，只要再过上24小时，他就要离境了。但是他误了船，结果便送了命。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故事。 米格尔·塞尔维特是西班牙人，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证人（在当时的欧洲这是个具有一半法律地位的职务，并非那种使用盖章机证明你的签字便要索求银两的年轻人）。米格尔也准备从事法律工作。他被送到法国南部一个名为图卢兹的城市，因为在那个幸福的年代，所有课程都是用拉丁语讲授的，学业是国际化的，只要你掌握了5个词尾变化和几十个不规则动词，智慧的世界就向你敞开了大门。 在这所法国大学里，塞尔维特结识了一个名叫胡安·德·昆塔纳的人，昆塔纳不久之后成了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神父。 在中世纪，皇帝加冕礼很像现代的国际展览会。公元1530年查理在博洛尼亚加冕时，昆塔纳把米格尔带去以秘书的身份出席。这个聪明的西班牙青年在那里大开眼界。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有着无法满足的好奇心，此后，他涉猎了各种各样的学科——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最要命的神学。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医生。在钻研神学的过程中，他产生了血液循环的想法，并把它写进了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的第15章。审查他的著作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出他作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这表明16世纪神学思想的狭隘性。 如果塞尔维特坚持他的医学研究该有多好，那样他就可以活到高龄，平静地离开人世。 但他就是没能避开当时讨论的那些热点话题。他找到里昂的印刷商，开始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看法。 现在，一个慷慨的百万富翁可以劝说一所学院把三一学院的名称换成一种流行的烟草品牌，而且会平安无事。媒体界也会说：“丁古斯先生慷慨解囊真是太好了！”公众随之高声叫喊：“阿门！” 今天谁被判定“亵渎神明”，一定会让人感到震惊，在这样的时代描绘那时的情景，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对“三位一体”论说了不敬的话，整个社会都会陷入恐慌。可是如果我们不用心想象一下这种情形，就不可能理解16世纪前半期，塞尔维特给全体善良的基督徒带来的巨大恐惧。 然而他根本不是什么激进分子。 他只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自由主义者。 他反对天主教和新教都认同的旧三位一体论，他如此执著地相信（有人都想说他有点幼稚了）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于是就给加尔文写信（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建议允许他到日内瓦去作一次私人交谈，把整个问题彻底讨论一下。 他没有接到邀请。 事实上，塞尔维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邀请。里昂的宗教法庭的大法官已经插手此事，把他投入了监狱。这位宗教法官（好奇的读者会在拉伯雷的著作中发现对此人的描述。拉伯雷用多利卜影射这名法官，多利卜是个双关语，法官本名奥利）已经对塞尔维特亵渎神明的言谈举止有所耳闻，因为有人在加尔文的授意下，将一封信秘密地送到了他手里。 这件案子很快又加重了，因为找到了塞尔维特好几篇手稿，这也是加尔文暗中提供的。看起来加尔文并不在乎谁把这个可怜的家伙绞死，只要他死就行了。但是宗教法庭的官员们有点玩忽职守，塞尔维特得以逃脱。 起初，他看起来是想去西班牙边境，但是对于一个知名的人物而言，横穿法国南部的漫长旅程过于危险。于是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然后抵达地中海。 公元1553年8月，在一个星期六的黄昏时分，他来到了日内瓦。他本想找一条船到湖对岸去，但马上就是安息日了，船只都要停止航行，他被告知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天，因为不论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不参加宗教的礼拜课都是不端的行为，所以塞尔维特去了教堂。他被人认出，并遭到逮捕。没有人解释有什么理由逮捕他。塞尔维特是西班牙公民，也没有被指控触犯日内瓦的任何法律。但是在教义方面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一个不敬神、亵渎神明的人，胆敢把他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信奉三位一体论的人。这样的人还想得到法律的保护，岂不是荒谬绝伦！普通罪犯或许可以这么做，一个异教徒绝不可以！他不容分说被锁进了一间又脏又潮的牢房，个人财物全被没收。两天以后他被带上法庭，要求他回答清单上列着的38个不同的问题。 审判持续了2个月零12天。 最后他被判定有罪，罪名是“持异端邪说危及基督教基础”。在关于教义的问答中，他的回答气得法官怒发冲冠。通常这种案件，特别是当被告为外国人时，通常的判罚是永远逐出日内瓦城，塞尔维特的案子是一个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兰西的法庭重新开庭审理这名逃犯的案件，宗教法庭的官员们得出了和新教同僚一样的结论。他们也判处塞尔维特死刑，并派出地方司法长官前往日内瓦，要求将罪犯引渡回法兰西。 这一要求被拒绝了。 加尔文自己也能够执行火刑。 走向刑场的路程是多么令人生畏，一路上还有一群嘴巴里不停念叨教义的教士，伴随着这个异教徒走完最后一段路。极度的痛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还未结束，直到围观的人群出于对受难者的怜悯向火中添了一把新柴为止。对于那些关心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这读起来倒是有些意思，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略去不谈吧。这不过是一次行刑，在那个宗教狂热放纵的时代，这次的行刑与其他行刑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塞尔维特的案例确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反映出一些可怕的东西。这时人们可以认清一个残酷的现实，那些口口声声宣扬“拥有自己观点的权利”的新教徒，只不过是些改头换面的天主教徒，他们和自己的敌人一样心胸狭窄，对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人残酷无情，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建立自己的恐怖统治罢了。 这是一项非常严肃认真的指责，绝不是一句“那好吧，你觉得该怎么样呢？”就可以打发掉的。 我们有大量关于这次审判的资料，也详细地知道外界对处死塞尔维特的反应，这些东西读来让人扼腕叹息。加尔文的确曾经出于一时的心善，建议把火刑改为砍头。塞尔维特谢过他的好意，却提出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释放他。是啊，他据理力争（而且道理全在他这一边），这个法庭对他没有司法裁判权，他只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诚挚之人，因此，他有权在与对手加尔文的公开辩论中让人听到他的观点。 但是，加尔文没能听进这些。 加尔文已经发过誓，一旦这个异教徒落到他的手里，就决不让他活着逃走。他要遵守誓言。没有他的宿敌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合作，就不能给塞尔维特定罪，但这无关紧要。如果教皇手里有可以给这个不幸的西班牙人进一步定罪的文件，他甚至可以与教皇联手。 但是还有更糟糕的事情。 塞尔维特临死的那个早晨，要求同加尔文见上一面。于是，加尔文来到关押他的敌人的地牢——这里阴暗肮脏。 到了这个时候，他至少应该大度一点儿；好一点儿的话，他应该有点同情心吧。 可他既不大度，也没有同情心。 他站在这个1小时之后就只能向上帝申诉冤情的人面前争辩着自己的道理。他口沫四溅，脸色铁青，大发雷霆。就是没有一句同情、怜悯、仁慈和宽容，一句这样的话也没有。只有刻毒和仇恨：“活该，你这执迷不悟的恶棍！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些都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塞尔维特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纪念碑都不能使他重生。 加尔文死了。 上千卷诅咒也不会打扰那不为人知的坟墓中的他。 审判期间狂热的宗教改革家怕得发抖，唯恐放走了这个亵渎神明的恶棍；教会的中坚分子听到行刑的消息后大唱赞美诗，奔走相告：“日内瓦万岁！终于做了该做的事！” 上述人物都死了，也许最好还是把他们遗忘。 让我们只记住一件事。 宽容就像自由一样。 只依靠祈求，没有谁能够得到它，只有永远保持关注和警觉，才能保住宽容。 为了子孙中新的塞尔维特，我们应该好好记住这一点。 ———————————————————— (1) 《圣经·旧约》的第5卷，一般认为是摩西所作。 (2) 伊纳爵·罗耀拉（约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 (3) 法国中北部的一个城市。 (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鲁士成为魏玛共和国。 (5) 公元1572年8月23日从巴黎开始的屠杀法国胡格诺派教徒事件，发生于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日前夜。 第十六章 再洗礼教徒 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可怕人物。 我们有“赤党”。 父辈有社会主义者。 祖辈有莫利社(1)。 曾祖辈有雅各宾派。 300年前祖先的境况不比现在好。 他们有再洗礼教徒。 16世纪最流行的《世界史纲》是一本“世界之书”或编年表，作者塞巴斯蒂安是个肥皂匠，禁酒主义者，住在乌尔姆城。这本书是在公元1534年出版的。 塞巴斯蒂安了解再洗礼教徒。他和一个再洗礼教徒家庭的女儿结了婚。因为他是个坚定的自由思想者，所以并没有接受再洗礼教的信仰。但是关于他们，他写道：“他们只教授爱、信仰和十字架上受死，在任何苦难里都能表现出耐心和谦卑，彼此真诚相助，以兄弟相称，还认为大家可以分享一切。” 被处死的再洗礼教徒 说来的确奇怪，被人发自内心地夸赞的这群人，居然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像野兽一样遭到追捕，而血腥年代中最残忍的处罚也加在他们身上。 其中一定有原因，要理解它，必须记住宗教改革中的某些事实。 宗教改革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宗教改革给世界带来了两个而不是一个监狱，编出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用来取代某一个一贯正确的人，并且建立起（不如说是试图建立）由黑袍教士代替白袍教士的统治。 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和牺牲，只获得这样不足挂齿的成果，这的确使千百万人心灰意冷。他们本来盼望尔后能有1000年的社会和宗教安定，根本没有准备对付迫害和经济奴役。 改革者本来准备大胆地试一试，却发生了一些事。他们掉进了码头和船的空隙里，不得不奋力挣扎，尽量露出水面。 他们的处境很尴尬：他们已经离开旧教会，良知又不允许他们加入新信仰。在官方眼里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了，可是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他们认定自己是上帝钟爱的子女。因而他们有责任继续活下去。既然继续活着和呼吸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便想把恶毒的世界从自身的愚昧中解救出来。 最后他们活下来了，不过请不要过问是怎样活下来的。 他们既然被剥夺了旧的社会关系，就不得不结成一个新组织，寻找到新的领袖。 但神经正常的人怎么会去接管这群可怜的疯子呢？ 最终，有预见的鞋匠以及充满幻觉和歇斯底里的助产士担当了预言家的角色。他们乞求、祷告、胡言乱语，开会用的小黑屋的椽木都在虔诚信徒的欢呼声中颤抖，直到村里的法警不得不来察看这不体面的骚扰时才罢休。 接着，好几个男女被捕入狱，村镇议员们开始着手进行所谓的“调查”。 这些人既不去天主教堂，也不在新教教会礼拜。因此要请他们说明自己是什么人、信仰什么教。 说句公道话，那些可怜的议员们的处境委实困难，因为囚犯是所有异教徒中最不幸的，对宗教信仰一丝不苟。许多最受敬重的改革者都非常世故，只要能过上舒适而体面的日子，会心甘情愿地作出一些小妥协的。 但真正的再洗礼教徒却是另一种人，他们讨厌所有不彻底的举措。耶稣曾教导过追随者，遭敌人打耳光时，要把另外半边脸也转过来让对方打，还说，持剑者必死于剑下。对再洗礼教徒来说，这意味着绝对的命令，不许使用暴力。他们慢条斯理不断地小声嘀咕什么环境会使情况改变，他们当然反对战争，但这场战争不同以往，扔几颗炸弹，偶尔使用一下地雷，只此一次，上帝是不会介意的。 神旨毕竟是神旨，仅此而已。 他们拒绝应征入伍，拒绝扛枪。当他们因为主张和平主义而被捕时（他们的敌人正是这样称呼这种实用基督徒的），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还背诵《马太福音》第26章第52节，直到以死亡终结他们的苦难。 但是反对好战主义只是他们怪异行径中的一小部分。耶稣曾教导说，上帝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是大相径庭的实体，彼此不能也不应该调和。很好，这些话说得一清二楚。据此，所有的好的再洗礼教徒都小心地避开参与国家事务，拒绝担任公职，把别人浪费在政治上的时间用来研究《圣经》。 耶稣还告诫他的门徒不要丧失体面进行无谓的争吵，再洗礼教徒便宁可丧失财产所有权，也不向法庭提出异议。还有其他几点使这些怪人与世隔绝，但是这几个怪僻行为的例子却引起过着享受生活的肥胖邻人的怀疑和厌恶，这些邻人总是把“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宽舒教旨与虔诚混为一谈。 即使如此，如果再洗礼教徒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朋友加害，也可以像洗礼徒及其他许多观点不同的人一样，找到和官方调解的方法。 真正优秀以及平和的再洗礼教徒也有不利的口实。作为一个教派，他们被怀疑有许多奇怪的罪责，而且有根有据。首先，他们是长期研读《圣经》的人士。这当然不是罪责，但让我把话说完。再洗礼教徒研读《圣经》时不带任何偏见，但谁要是对《天启录》发自内心的喜欢，那可是很危险的。 直到15世纪，这本怪书仍然因为涉嫌“伪书”而遭抵制，但是对于生活在激情澎湃时代的人来说，这本书很受欢迎。流放中的帕特莫斯说的语言，这些被猎捕的可怜虫完全可以理解。当虚弱的怒火驱使他浸入现代巴比伦的歇斯底里的预言时，所有再洗礼教徒就齐声高呼“阿门”，祈祷着新天国和新天地快些到来。 软弱的头脑屈从于高度狂热的压力，这种情况绝不是第一次。对再洗礼教徒的每一次迫害几乎都伴随着宗教疯狂的爆发。男人女人赤身裸体地冲上大街，奔跑地宣布世界的末日，竭力想在怪诞的牺牲中平息上帝的怒火。老巫婆闯入其他教派正在举行的敬神仪式，打断会议，刺耳地叫喊着“魔鬼就要来了”之类的妄语。 当然，这种苦恼（轻微程度上的）总是和我们形影不离。读一读日报，你会看到在俄亥俄州、衣阿华州或佛罗里达州的某个偏僻小村里，有一个女人用切肉刀把丈夫大卸八块，因为天使的声音“让她这么做”；或是头脑清醒的父亲预见到七支号角的声音，便杀死了妻子和八个孩子。不过，这样的案件都是比较罕见的例外。他们都能够被当地警察轻易地处理，也不会给国家的生活和公众安全带来什么大的影响。 但是公元1534年在美丽的小城蒙斯特发生的事却非同往常，严格按照再洗礼教徒的理论讲，新天国在那里实实在在地宣布建立了。 所有北欧人一想起那恐怖的冬春就浑身颤抖。 这件事中的恶根是个长相甚好的裁缝，叫简·比克斯宗。史书上称他是莱顿的约翰，因为约翰是那个勤奋小城的本地居民。他在缓缓流淌的古老的莱茵河畔度过了孩提时代。他像当年所有的学徒一样，四处漫游以便学习他那行当的诀窍。 他读和写的本事只够偶尔露上一手，他实际上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许多人明白自己社会地位的卑贱和知识的贫乏，有一股自卑感，但他没有。他是个漂亮的年轻小伙子，天生的厚脸皮，又非常虚荣。 他离开英国和德国很多年之后，又回到了故乡，做起长袍和礼服的生意。与此同时，他还从事宗教活动，开始了不寻常的生涯，成为托马斯·芒泽尔的信徒。 这个芒泽尔以做面包为业，是个知名人物。公元1521年，有3个再洗礼教徒预言家突然出现在维腾贝格，要向路德指出真正的拯救之路，芒泽尔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本意虽然是好的，却没有受到赏识，还被赶出了新教徒的城堡，并被命令永远不许在撒克森尼公爵的管辖范围内出现。 到了公元1534年，再洗礼教徒已经历了许多挫折，于是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把一切押在一次大胆的大规模行动上。 他们选中威斯特法伦的蒙斯特作为最后的实验点，这丝毫不使人惊讶。该城的公爵主教弗朗兹·范·沃尔德克是个鲁莽的醉鬼，长年和多个女人公开同居，从16岁起就因为生活的下流堕落而得罪了所有的正人君子。当这座城市兴起新教时他让步了。但他是个远近闻名的骗子，他的和平条约并没有使新教徒得到安全感，而没有安全的生活是非常不舒服的。于是蒙斯特的居民都憋足了劲，等着下一次选举。这就带来了惊人之事，城市政权落入了再洗礼教徒之手，主席是个名叫伯纳德·尼普多林克的人，他白天是布商，晚上是预言家。 那个主教看了一眼新长官，便逃走了。 这时，那位莱顿的约翰出场了。他来到蒙斯特的身份是简·马希兹的圣徒。马希兹本是哈莱姆的一个面包师，后来自己创建了一个教派，并被视为圣人。约翰听说正义事业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出击，便留下来庆祝胜利，并清除原主教在教区里的影响。再洗礼教徒为了斩草除根，把教堂变成采石场，没收了为无家可归的人建造的女修道院，当众焚烧了除去《圣经》外的所有书籍。更有甚者，他们把所有拒绝按照再洗礼教徒的仪式进行再洗礼的人赶到主教营地，不是砍头就是溺水处死，理由是，他们都是异教主徒，他们死了对社会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失。 这还只是序幕。 这出戏本身的恐怖程度有增无减。 信仰几十种新教旨的上层教士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个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儿遇到一些人，他们以为自己对虔诚、正直、向上的市民有号召力，但一遇到政治和权术，就像孩子一样无助了。 蒙斯特被占领了5个月，在这期间，所有社会和精神复活的计划、制度和议程都尝试了一遍，每一个羽毛初成的预言家都在议会上有了露脸的机会。 不过一个充满逃犯、瘟疫和饥饿的小城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实验的场所。不同宗派之间的分歧和争吵削弱了军队首领的全部努力。在这危急关头，裁缝约翰挺身而出。 他短暂的荣耀时刻到来了。 在满是饥饿人们和受难儿童的城区中，一切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约翰照搬他在《旧约》里读到的旧神学政府的形式，开始建立他的统治王国。蒙斯特的自由民被分为12个以色列的部落，约翰自己被选为国王。他本来已经和预言家尼普多林克的女儿结了婚，现在他又娶了一个寡妇——他从前的老师约翰·马希兹的妻子。后来他想起了所罗门王，就又加了两三个妃子。从此一出令人作呕的滑稽剧开场了。 约翰一天到晚地坐在商业区的大卫宝座上，人们站在宝座周围，聆听宫廷牧师宣读最新的命令。多种命令来得又快又猛，因为城市的命运日趋恶化，人们迫不及待地需要它。 然而，约翰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完全相信一纸命令的无上权威。 百姓们抱怨忍饥挨饿，约翰便许诺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国王陛下签署了一道圣旨，命令城中的财产在富人和穷人中平均分配。铲除街道做菜园，全部的餐馆由大家共享。 到此还算顺利。但有人说，富人藏起了一部分财产。约翰让臣民不要担心。第二道圣旨宣布，凡是违反国家任何一项法令者就立即砍头。请注意，这样的警告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恐吓之词，因为这个裁缝皇帝手里总是挥舞着剑和剪刀，经常亲自动手行刑。 后来，进入到了幻觉时期，人们都陷入形形色色的宗教狂热之中，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不分昼夜地挤在商业区，等待着天使吹起那报喜的号角。 接下来是恐怖时期，这位预言家凭着嗜血成性累积起来的勇气，割断了他的一个王后的喉咙。 下面便是报应的可怕日子，两个绝望的市民为主教的军队打开了城门，预言家被锁在铁笼里，在威斯特法伦的各个乡间集市上示众，最后被折磨而死。 这是一个怪诞的尾声，但对众多敬畏上帝的朴素灵魂却具有可怕的后果。 从那时起，所有的再洗礼教徒都成了被通缉的对象。逃过蒙斯特大屠杀的那些首领也像野兔一样地被猎捕，一经现身，就地处决。在每一个神坛上，教长和牧师们都谴责再洗礼教徒，恶毒地诅咒他们的叛逆，说再洗礼教徒妄想推翻现有的秩序，还不如狼和狗值得同情。 对异端的围剿很少能如此成功。再洗礼教徒作为一个教派荡然无存了。但是有一件怪事，该教派的许多观念存活了下来。这些观念被其他教派汲取，融入了形形色色的宗教和哲学体系，成为令人起敬的理念，如今仍然是每个人精神和智慧遗产的一部分。 这件事叙述起来倒是很简单，但解释它实际上是怎么产生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再洗礼教徒几乎无一例外地属于这样的阶层——把墨水瓶都看成不必要的奢侈品的阶层。 过去，撰写再洗礼教徒历史的人都把这个教派视为恶毒的宗教激进派。只有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才开始理解，在把基督精神推向更理性、更宽容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贫贱的农夫和工匠的思想起到了多么伟大的作用。 但是，思想犹如闪电，谁也说不准下一个霹雳会落在哪里。当狂风暴雨在锡耶纳上空迸裂而下的时候，蒙斯特的避雷针又有什么用处呢？ ————————————————————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西维吉尼亚的矿工秘密组织。活跃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为了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劳动不平等待遇，爱尔兰裔的美国矿工组成了以一个爱尔兰寡妇的名字命名的组织，她曾在爱尔兰领导一些鼓动者反对土地所有者。 第十七章 索兹尼叔侄 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从没有成功过。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成功。首先，南部的人并不把宗教看得很重，犯不上为它而刀枪相见；其次，紧靠罗马，它是宗教法庭的中心，五脏俱全，随便发表个人见解是很危险的，而且还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不过，半岛上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中间当然会有几匹害群之马，重视亚里士多德而轻视圣克里索斯顿。但这些人也有许多机会来发泄多余的精神力量，有俱乐部、咖啡馆和注重礼节的沙龙，在这些场所，男男女女可以发挥知识上的激情又不得罪帝国。这一切都是那样悠闲宜人。其实生活不就是调和吗？它过去不是一直这样吗，难道在世界的末日到来之前就不调和了吗？ 为什么要为信仰中的琐事而大动肝火呢？ 经过几句介绍之后，读者在我们的两名主角出场的时候，也就不会再希望有大吹大擂或鸣枪放炮的声音了。他们是说话斯文的绅士，做事情来既郑重又愉悦。 索兹尼叔侄 然而，在推翻使人受难许久的暴政上，他们的贡献却比那支咋咋呼呼的宗教改革大军还要大。不过，这也是一件无法预见的怪事，可事情确是发生了。对此，我们谢天谢地，可是要问是如何发生的，哎呀，我们却弄不太清楚。 在理智的葡萄圆里默默干活的这两个人姓索兹尼。 他们是叔侄。 出于某个不明的缘故，叔叔雷利欧·弗朗西斯科拼写名字时用一个“z”，而侄子福斯图·保罗却用了两个“z”。不过，人们更熟悉他们名字的拉丁文形式“socinius”（索西尼厄斯），不熟悉意大利文的形式“sozzini”（索兹尼），我们可以把这个细节留给语法学家和词源学家去解决。 在影响方面，叔叔远不及侄子有影响力，因此我们先谈叔叔，然后再讲侄子。 雷利欧·索兹尼是锡耶纳人，出身于银行家和法官世家，命中注定在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后要以法律为业。但他和许多同代的人一样自行其是地搞起神学来，不再研习法律，而是一心摆弄起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最后（也像大多数同类人的结局一样）成为理智神秘主义者——既很通晓世故，又不那么老练。这听来很是复杂，不过能理解我意思的人用不着进一步解释，不能理解的人我再费唇舌也没用。 然而他的父亲对儿子能否成为世界文学圈中的人物感到怀疑。他给了儿子一张支票，让他出去长长眼界。于是雷利欧离开了锡耶纳，在以后的10年里从威尼斯到日内瓦，从日内瓦到苏黎世，从苏黎世到威登堡，然后又到伦敦、布拉格、维也纳和克拉科夫，不时在城镇或小村里住上数个月或一年半载，希望能找到有意思的伙伴和学到一些有趣的新东西。在那个年代，人们一谈起宗教就没完没了，就像如今我们谈生意一样。雷利欧搜集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奇谈怪论，由于他竖起耳朵四处打听，所以他很快便熟悉了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的各种离经叛道的异端论调。 不过当他携带着知识的行囊抵达日内瓦的时候，迎接他的是客气但绝非友好而热情的接待。加尔文那双暗淡的眼睛疑心重重地望着这个意大利来访者。他是个出身高贵的杰出青年，不像塞尔维特那样贫困且无亲无靠。可是据说他倾向塞尔维特。这可太烦人了。按加尔文所想的，随着对那个西班牙异端派的火刑，支持还是反对三位一体就已经确定了。其实，恰恰相反！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塞尔维特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的主题，世界各地思想严肃的人开始站在反对三位一体的一边。这还没有完。他们还利用古登堡的该死发明——印刷术来向四面八方传播自己的观点，由于离日内瓦很远，他们的言辞也往往不敬。 在这之前不久，出现了一本才学横溢的小册子，收录着历代教会神父对迫害和惩罚异端分子的事情所说所写的一字一句。在加尔文所说的“憎恨上帝”的人们、或按他们自己反驳的“憎恨加尔文”的人们中，这本书立刻大为畅销。加尔文已经放出风声，愿意和这个珍贵小册子的作者单独谈谈。不过作者早已料想到了这个邀请，明智地在书名页上删去了姓名。 据说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曾经在日内瓦一所中学任教。他对形形色色的神学罪孽很有看法，因此招致了加尔文的憎恨与蒙田的欣赏。不过这件事并没有人证实，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不过呢，凡事一有人领头，便会有其他人追随。 因此，加尔文对索兹尼敬而远之，只是建议说巴塞尔的柔和空气比萨沃伊的潮湿气候更适合这位来自锡耶纳的朋友。待索兹尼一动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祝他此次行程一路顺风。 使加尔文暗自庆幸的是，索兹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怀疑，雷利欧被没收了基金，还发高烧卧床不起，年仅37岁便在苏黎世归西了。 他的英年早逝在日内瓦引起了欢腾，不过高兴的时期不长。 雷利欧除去遗孀和几箱子笔记本外，还有个侄子。这个侄子不仅继承了叔叔未问世的手稿，还很快成为更胜过叔叔的塞尔维特的热情追随者。 福斯图斯·索兹尼从小就像老雷利欧一样四处游逛。他的祖父给他留下了一小块不动产。他直到近50岁才结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他喜好的神学问题上。 他似乎在里昂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生意人，但他做买卖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的经历，似乎使他更坚信，如果对手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谋杀对手或发脾气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在一生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种头脑在公司办公室里虽然司空见惯，但是在神学院里却比较罕见。 公元1563年，福斯图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造访了日内瓦。但他好像没有去拜访当地的主教。况且，加尔文那时已经卧病在床，索兹尼家族的人来访，只会徒增他的烦恼。 在以后的10多年里，索兹尼在伊莎贝拉·德·梅迪希那儿工作。但公元1576年在这位太太为结婚欢庆了几天之后，被丈夫保罗·奥希尼杀死了。于是索兹尼辞了职，永远离开了意大利，来到巴塞尔，把《圣经·旧约》中的《赞美诗》译成意大利的白话文，还写了一部关于耶稣的书。 从福斯图斯的作品来看，他是个审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这样的人都天性谨慎。其次，他的收入来自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几块地产，托斯卡那的地方当局曾经暗示他说，被怀疑是“路德学说”的人在评论使宗教法庭不愉快的题目时，只要不过于胆大妄为就行。于是他使用了许多笔名，出版一本书之前，必须请朋友们传阅一遍，他们认为比较安全时，才送去印刷。 这样一来，他的书没有被列入禁书目录，他那本论述耶稣生平的书一直流传到南喀尔巴阡山，落到另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他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某些贵妇的私人医生，入赘于波兰和南喀尔巴阡山的贵族。 那个时候，南喀尔巴阡山是欧洲的“远东”，直到12世纪初期还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来安顿德国的多余人口。勤劳的撒克逊农夫把这片沃土变成了一个繁荣有序的小国家，这里设有城市、学校，甚至还有一所大学。但这小国家还是远离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于某种原因，希望远离宗教法庭的耳目，最好在与他们相隔十几米的沼泽地和高山，于是这个小国家便成了理想的安身之地。 至于波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便联想到保守和沙文主义。但是我要告诉读者，在16世纪前半期，它却是名副其实的避难所，保护了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吃苦受难的人们。这是个惊喜吧。 这个出乎人意料的情况是由典型的波兰风格造成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它是全欧洲管理得最为拙劣的国家，这在当时是大家都知道的。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但西方各国主教的放荡和乡村牧师的酗酒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并没有人充分重视波兰的情况。 但在15世纪后半期，日耳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的数量迅速增多，这引起了威登堡和莱比锡当权者的关注。学生们开始提出质问。接着，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沦落到破败的地步，可怜的波兰学子要想接受教育就不得不出国留学。不然，就无校可读了。不久之后，条顿诸大学受到新教义的影响，华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随之入了潮流。 他们返回家乡的时候，已经是羽翼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消除“谬误”思想的传播还轻而易举。不过这样的措施要求共和国的统治者们必须团结在一项明确的政策之下，这当然很矛盾，因为这个奇怪国家的最神圣的传统是，一张反对票就可以推翻一项即使由国会其他全部议员都支持的法律。 没过多长时间，那位威登堡的著名教授在宣扬他的宗教时又推行了一个经济副产品，那就是没收教会的全部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肥沃平原上的博尔劳斯家族、乌拉蒂斯家族以及其他骑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显地倾向于另一种理念，即口袋里要有钱的理念。 随着这一发现，出现了对修道院的真正领地进行的非神圣的掠夺，造成了一次有名的“间歇”，自从有人类记载之时起，波兰人就一直靠这种“间歇”拖延人们的思维时间。在这期间，所有权力机构都按兵不动，新教徒便充分利用机会，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这些教堂遍布全国各地。 当然，新教长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最后又使农夫回到了天主教的怀抱，于是乎，波兰再一次成为天主教的一个坚固堡垒。可是到了16世纪后半期，波兰当局允许各种宗教派别并存，人们获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当西欧的天主教和新教开始迫害再洗礼教徒时，幸存者自然向东逃窜，最后定居在维斯杜拉河沿岸。就在这时，布兰德拉塔医师拿到了索兹尼那本论述耶稣的著作，并表示想结识这位作者。 乔古奥·布兰德拉塔是意大利医生，这个人多才多艺。他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是一名优秀的妇科专家。他自始至终都被流言飞语环绕，却很睿智。他像同时代的许多医生一样（想一想拉伯雷和塞尔维特），既是神学家又是神经病专家，扮演的角色时常互换。他成功地治愈了波兰皇太后的病，她最初总是死心塌地地认为，凡是怀疑三位一体的人都错了，但在病愈后开始悔恨自己之前的错误，此后就只判决那些赞同三位一体教义的人了。 哎，这位好心的太后一命呜呼了（是被情人杀死的），她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当地的贵族，布兰德拉塔作为她们的医疗顾问，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他知道，波兰的内战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除非采取措施终止宗教上的争吵。于是他想方设法在对立教派之间实行停战。但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一个比他更精于错综复杂的宗教之争的人。他灵机一动，想起了论述耶稣生平的那个名叫索兹尼的作者。 他给索兹尼写了一封信，请他东行。 遗憾的是，索兹尼抵达南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刚刚爆出了布兰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丑闻，布兰德拉塔这个意大利人被迫辞职，躲到了无人知晓的地方。不过，索兹尼留在了这个偏远的土地上，还娶了个波兰姑娘，公元1604年客死在这里。 他一生的最后20年，是最有意义的阶段，因为这一时期他具体表达了他的宽容理念。 这些理念可以在《拉可问答手册》一书中见到。索兹尼把这本书写成了一本共同的守则，献给所有心怀好意，且希望未来的教派之争可以终止的人们。 16世纪后半期是大量出版宗教问答手册，进行信仰、信条和教旨告解的时代，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和丹麦，人们都在编著这类书籍。可是各地印刷出的粗制滥造的小册子都表明一个糟糕的观念：他们（也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真理——用一个大写的“t”（真理）字母表示，所有宣过誓的当局者的职责，就是捍卫这个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屠刀、十字架和火刑柱惩处那些肆意信仰其他劣等真理（只用小写的“t”来书写，因此属于劣等真理）的人。 索兹尼的信仰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该书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地宣称，它的真正意图绝不是和别人争吵。 他继续说道：“不少虔诚的人都有理由埋怨说，现在已经出版以及各个教会正在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教义和宗教手册是基督徒之间产生分歧的祸端，因为它们都试图把某些原则强加在人们的良知上，并把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视为异端。” 于是，该书以最郑重的方式宣布，索兹尼派绝不主张剥夺或抵制任何人的宗教信仰。讲到广义的人性时，该书又作了如下的呼吁： “让每个人自由判断他的宗教吧，因为这是《新约》定下的法则，早期的教会已经做出了先例。我们这些悲惨的人有什么资格去熄灭上帝已经在人们心中点燃的神圣精神之火？我们谁能独占《圣经》的含义？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都是兄弟，谁也没有权力去压服别人的灵魂，可能其中一个兄弟比别人博学一些，但是在自由和基督的关系上，众生是平等的。” 这些话讲得多么绝美无伦啊。可惜的是，早了300年。索兹尼派和其他新教派都不能指望在那个动荡的世界里长期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宗教改革的潮流已经气势汹汹地开始了。大批的耶稣会神父在失去的省份里横行放纵。新教徒们一边工作一边辩论，致使东部边疆的人们很快又回到了罗马教廷的怀抱。如今来到这些远隔文明欧洲的地方的人们，恐怕很难会想到，这里一度是最先进、最自由的思想堡垒；他们也不会想到，在可怕的立陶宛山脉的某处曾经有一个小村庄，世界在那儿第一次获得了实践宽容的清晰之路。 在闲散好奇的驱使下，我最近抽出一个上午来到图书馆，浏览了供我国青年了解历史的最流行的教科书。没有一本内容涉及索兹尼派或索兹尼叔侄，所有的书都从社会民主派跳跃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撒拉森斯跳跃到索比斯基。其实在这个被跨越的时期里，伟大的宗教革命领袖是大有人在的，包括厄可兰帕鸠斯和一些次要人物。 只有一卷提到了这两位来自锡耶纳的人文主义者，不过是出现在路德或加尔文所说所做之事的一个模糊不清的附录里。 作出预见的确有危险，但是我却怀疑，在以后300年的通俗历史里，这一切会有所改变。索兹尼叔侄会独自享有一小章节，而宗教改革的传统主角则降低到次要的地位。 那时，即使是把他们的名字放在脚注里，也会显得咄咄逼人。 第十八章 蒙田 人们常常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对自由很有益处。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完全可以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事后却平安无事。 没过多久，欧洲大陆的条件大为改善，国际商贸活动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现象。 以几个词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宽容。 这个论点在一个星期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日，在我国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验证。 温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行。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驱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的运动，华尔街就会乱作一团，劳工运动蜂拥而起，全城就会被破坏得不可收拾。 中世纪的后半期便是如此，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实际上是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惹恼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激怒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随后，他们便会前往维斯比。 顶楼中的君主 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可以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泰然款待农夫。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城郭里开始对异教徒进行屠杀，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马上迁走，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城市就会被逼破产。 不少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家族的领地），却依然按照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意气用事，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彻底地消失不见，就是沦落到第七等国家。 然而，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者一般情况下都很尊崇既定的事实，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保持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的客户都能照常做生意，同时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信仰。 为了外表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令，但是十人内阁却小心地叮嘱宪兵，这条法令不必执行得过于认真，让那些异教徒自行其是吧，愿意信仰什么都可以，除非他们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大教堂占领下来，并把它改成自己的会场。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每个礼拜日，新教牧师们都高声斥责“淫荡女人”的罪行。但是在旁边的街区里，可怕的天主教徒却在一个不显眼的房子里悄悄地做弥撒，门外还有新教警长在那里值勤，提防日内瓦宗教手册的狂热崇拜者闯入这个犯禁的聚会，把那些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客人吓跑。 这丝毫不是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会的虔诚弟子。他们和原先一样，仍然是好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过他们心底明白，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10个能带来钱财的经商异教徒的良好愿望，要比日内瓦或罗马的10个穷酸教士的认可更有价值，于是他们便让客人们自行其是了。 蒙田有开明而自由的见解（并不总是一种），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却经营鲱鱼生意，母亲又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据我之见，商人长辈对蒙田的观念有极大的影响。他当过士兵，也曾涉入仕途，整个一生的特点就是痛恨盲信和偏执，这要起源于离波尔多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说这些话，他是不会感谢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所有“生意”的痕迹都从绚烂的家族纹章中小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亲获得了蒙田地方的产业，并花了大把大把的钱财，以便让儿子成为绅士。蒙田刚刚学会走路，私人教师便在他的可怜小脑瓜里填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6岁的时候被送进了高级学校，不到20岁便已经是波尔多市议会的羽毛丰满的议员了。 后来，他在军队中当兵，还在法院工作过一段时间。38岁时，他的父亲离开人世，于是，他辞退了所有的外界活动，把余下的21年（除去几次违心地短期涉入政治）都用在他的马匹、狗和书之上，而且都有所研究。 蒙田可以称为划时代的人物，不过同样有几个弱点。他从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感情和礼仪，这个鱼贩的孙子认为那才是真正绅士风度的一部分。直到晚年的时候，他还一直声称，他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个乡村绅士——一个在冬天无事可做的时候，会草草记下一些略有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的绅士。这自然是胡话。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心、灵魂、美德和罪恶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能和不朽的达尔塔昂(1)媲美的开朗绅士。 由于心、灵魂、美德和罪恶都属于这个豁达开朗、深有教养和性格宜人的人，他的全部作品要比文学作品更胜一筹，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明确的生活哲理，它们以常识和实际的日常体面为基础。 蒙田从生到死都是天主教徒，年轻的时候，还是法国天主教贵族联盟的积极成员。这个贵族联盟以把加尔文主义逐出法国为宗旨。 公元1572年8月，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欢庆杀死3000名法国新教徒，这是致命的一天，从这以后蒙田永远离开了天主教会。但他事后始终没有加入另外一派，而且继续参加某些重大礼仪，免得旁人饶舌，然而自从圣巴托罗缪之夜惨案以后，他的作品便全都与马尔库斯、奥里利厄斯、爱比克泰德或其他十来个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如出一辙了。有一篇题为《论良知的自由》的文章很值得牢记，他在文章里使用的语气仿佛是古时帕里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仆臣，他还以背教者朱利安为例，阐释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取得的成绩。 文章很短，充其量才5页，你可以在第二册的第十九章中读到。 蒙田 蒙田已经看腻了众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提倡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在当时条件中）只会激起新内战的爆发。但是只要条件允许，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睡觉时不再把匕首和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了，开明的政府就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别人的思想，应该允许全部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灵魂获得幸福的方式忠爱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想法或大胆公之于众的法园人。早在公元1560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麦克尔·德·豪皮塔尔和好几个意大利大学的毕业生（这个还因此被怀疑是受了再洗礼教的影响）就曾经说过，对异教徒只应该用文字来讨伐。他的令人震撼的观点是：良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靠武力强制改变的。两年以后，他促成了《皇家宽容法》的诞生，该法使胡格诺教派（即加尔文派）有权召开自己的会议，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本教派的事务，貌似是一个自由独立的教派，而不仅仅是寄人篱下的小派别。 巴黎律师让·保丹是个令人尊敬的市民（他捍卫人们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反对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表达的共产倾向），他的观点也是这样，反对国王有权运用武力强迫臣民进这个或那个教堂。 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的论文极少受人追捧，不过呢，在以智慧之士座谈会的名义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士中，蒙田的作品却得以被阅读、翻译和讨论，这些文明人士互相交换有益的看法，并且持续300多年。 蒙田的业余身份和他只为一己之乐而写作的说法，使他拥有了一大批读者。不然人们绝不会购买（或借阅）一本被官方列为“哲学”的书籍的。 ———————————————————— (1) 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中的主人公，来自波尔多。 第十九章 阿米尼斯 “有组织的社会”把“整体”的安全放在所有考虑的前面，而智力或精力非凡的个人却认为世界迄今的发展无一不依靠个人努力，而非依靠集体的奋争（说白了就是不相信所有变革），因此个人的权利要比集体的权利重要得多，争取宽容的斗争，正是这两派自古以来冲突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同意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便与大多数居民享有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往昔岁月里，有时会出现一位非常难得的开明统治者，他对臣子们说：“我坚信‘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原则。我希望所有可爱的臣民们都对他人施以宽容，不然就会自食其果。” 在这种情况下，性急的臣民们就急忙贮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几个壮丽的字样：“宽容第一”。 但是，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出于对国王的绞刑吏的惧怕而作出的，因此难以持续长久。国王只有在恫吓的同时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级教育的明智体系，把它当做每天的政治活动，才能取得硕果。 16世纪后半期，这种幸运的环境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了。 首先，这个国家有数千个半自给自足的城镇和乡村。其中的居民大部分都是渔夫、水手和商人。这3种人都习惯于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职业的性质迫使他们作决定时要迅猛果断，依据自己的利弊，判断出工作中的机遇。 我绝不是说，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或者心胸更宽阔。但是艰苦的工作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干劲使他们成为整个北欧和西欧的粮食和鱼类的搬运工。他们知道，天主教徒的钱和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他们喜欢现金交易的土耳其人，讨厌要赊账6个月的长老会教徒。于是，荷兰成为进行宽容试验的理想国度，不仅如此，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更重要的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寡言的威廉是实践“意欲统治世界者必须了解世界”这句古老格言的光辉榜样，他起初是个着装时髦、钱多财广的青年，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给当时最伟大的君主当机要秘书。他在晚宴和舞会上挥霍无度，娶了好几个非常有知名度的女继承人，生活放荡奢侈，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他不是个很用功的人，对他来说，竞赛图表远比宗教小册子更为有趣。 在他看来，宗教改革引起的社会动荡，最初不过是被雇佣者与雇佣者之间的又一场争吵，只要稍微耍点手腕，再摆出几个大块头的警察，就能够解决掉。没那么严重。 不过，等他把握了国王和臣民之间争端的本质时，这个和蔼的大人物就一下子变成了能力超群的领袖。遗憾的是，他所要从事的是当时已经完全失势的事业。他在短期内卖掉了宫殿、马匹、金盘和乡间地产（或者不经公告立即予以放弃）。这个布鲁塞尔的纨绔公子成为哈普斯堡家族最坚定、最成功的敌人。 财产的变动并没有影响他的个性。威廉在富有的时候就是个哲学家。后来，他住在两三间出租房子里，而且星期六都不知道如何付洗衣费的时候，他仍然是哲学家。曾经，有一个主教想建造大量的绞架来处死所有的新教徒，他竭尽全力挫败了主教的计划，如今，他同样尽量要制止那些狂热的加尔文教徒要绞死所有天主教徒的企图。 他的目标几乎毫无指望。 已经有2万～3万人惨遭杀害，宗教法庭的监狱里装满了新的即将赴死的人，遥远的西班牙正在招募一支军队，准备在叛乱还没有蔓延到欧洲其他地方的时候就将其粉碎。 有人想告诉那些为生命而战的人们，应该热爱刚刚绞死他们的儿子、兄弟、叔父以及祖父的人，但这谈何容易！但是，威廉通过自己的切身事例和他对待反对者的和解态度，已经向追随者表明，一个有性格的人应该超脱摩西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 在这场争取树立公共道德的论战中，他得到一个杰出人物的支持。在豪华的瓜达教室里，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简短墓志铭，记载德克·孔赫特的美德，他的遗体就埋葬在那里。这个孔赫特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是一户富裕家庭的孩子，年轻时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国外旅行，获得关于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一手资料。他刚一返回故乡，便爱上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姑娘。他的荷兰父亲处事谨慎，极力阻挠他们的婚事。不过，儿子依旧娶了那位姑娘，父亲便做了长辈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做的事：谴责儿子的忘恩负义，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年轻的孔赫特不得不自己干活谋生了，这是有些困难。不过孔赫特是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学会了一门手艺，当上了铜雕匠。 天哪！一旦成为荷兰人，便终身要说教。夜幕刚一降临，他就急匆匆地放下雕刻刀，拿起鹅毛笔，就一天的重大时事撰写文章。他的文笔并不大像现在人们所说的“引人入胜”。但是他的作品里有许多类似于伊拉斯谟所阐述的易为人所接受的可笑常理，这使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并和寡言的威廉有了接触，威廉高度赞赏了他的能力，雇他做自己的机要顾问。 当时威廉正忙于一桩奇特的争论。在教皇的支持下，国王菲利浦要干掉人类的大敌（也就是威廉），他悬赏25000金币，并以贵族头衔和赦免一切罪行为条件，找人去荷兰杀死威廉这个头号异教徒。威廉已经经历过5次没有成功的被谋杀，觉得自己有用一套小册子驳倒菲利浦国王论点的责任，孔赫特出面助了他一臂之力。 论点直指哈普斯堡内阁，不过要是指望内阁的态度会由此而转化为宽容，那真是痴人说梦，然而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威廉和菲利浦的这场决斗，小册子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阅，其中许多题目人们过去只敢低声议论，现在却公开争辩起来。 不幸的是，争辩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结束了。公元1584年7月9日，一个法国天主教徒谋杀了威廉，拿到了25000金币的酬金。6年以后，孔赫特还没有完成把伊拉斯谟著作译成荷兰语的计划，也离开了人世。 在以后的20年里，战火四起，炮声不绝于耳，湮没了不同观点的神学家之间的斥骂。当敌人最终被驱逐出新共和国的边界时，却没有威廉这样的人来掌管内部事务了。不同的教派本来在大批西班牙雇佣军的压力下暂时很不情愿地和解了，如今又要扼住对方的喉咙了。 他们的争论当然要寻找个借口，但哪个神学家没有一点要抱怨的事呢？ 在莱顿大学里，有两名教授持有不同的意见。这本来没什么新鲜或出众的。但是，他们在关于意志自由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倒是个严重的事。兴致勃勃的人们立即参加到讨论中去，不到一月，整个国家便分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 一派是阿米尼斯的朋友。 另一派是戈马鲁斯的追随者。 戈马鲁斯虽然出生在荷兰家庭，却一生在德国度过，是条顿教育体系的优秀产物。他的学问非常渊博，却又缺乏起码的常理。他的大脑精通希伯来的诗律，而心脏却按照阿拉米语的句法规则跳动。 他的对手阿米尼斯却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他生于奥德沃特，这座小城市离伊拉斯谟度过不愉快的少年时代的斯特恩修道院不远。他在孩提时代便赢得了邻居、马古堡大学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教授的友谊。这个人叫鲁道夫·斯内里斯，他把阿米尼斯带到德国，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可是在第一个假期回家度假时，阿米尼斯才发现家乡已被西班牙人劫掠一空，所有的亲人都被杀害了。 这种情景似乎要终止他的学业了，幸亏一些好心的有钱人听说这个年幼孤儿的悲惨遭遇，便慷慨解囊，送他到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勤学苦读，五六年后便学完了全部应该学习的课程，之后，他又去寻找新鲜的知识源泉了。 那个时候，聪颖出众的学生总可以找到资助者为他们的前程出几个钱。阿米尼斯很快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给他开的介绍信，兴高采烈地去南方寻找受教育的机会了。 阿米尼斯 作为一个备受尊敬的神学继承人，阿米尼斯首先来到日内瓦。加尔文这个时候已经与世长辞了，但是有一个名叫西奥多·贝扎的侍仆，像天使的牧羊人似的接替了加尔文。这个捕捉异端邪说的老手鼻子非常的灵敏，立刻嗅出这个年轻荷兰人教旨中的拉姆主义气味，对他的拜访也就缩短了。 拉姆主义这个词对现代读者已经没有丝毫的意义。不过熟悉《弥尔顿文集》的人都清楚，300年前它却被看成是非常危险的宗教新说。它是由一个名叫彼尔·德·拉·拉姆发明或创始的（随你高兴用哪个词吧）。他做学生时，十分厌烦教授们那老套的教学方式，于是选了一个使人震惊的题目做他的博士论文题：《亚里士多德传授的一切尽是谬误》。 不用说，这个题目没法取得教授们的好感。几年以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写进了一系列颇有才华的学术著作中，这使他的死成了注定之事。他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第一批受难者。 不过呢，恼人的著作并不会随着作者一起被杀掉，拉姆的书幸存了下来，拉姆奇特的逻辑体系也在西欧和北欧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真正的虔诚人士却认为拉姆主义是奔赴地狱的通行证，于是有人劝说阿米尼斯前往巴塞尔，这个不幸的城市自从陷入对一切持探索态度的伊拉斯谟的魔咒后，“自由派”一直被视为好样的人物。 阿米尼斯得到这番警告后，便启程向北走去。但是他又作出一项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大胆闯入敌人的境内，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还去了一趟罗马。公元1587年返回故乡时，在乡亲们的眼中，他成了一个危险分子。不过他似乎既没有长角也没有添尾巴，于是渐渐地赢得了众人的好感。他应邀担任阿姆斯特丹的新教长。 在阿姆斯特丹，他不仅有所作为，还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博得了英雄的美誉。不久，人们便开始真心拥戴他，委托他重组该城市的公立学校体系。公元1603年，当他作为羽翼丰满的神学教授被召往莱顿时，首都的全体居民都对他依依不舍。 倘若阿米尼斯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我肯定他是不会去的。他到达莱顿的时候，正好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之间的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 阿米尼斯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是下拉普萨里安派的。他本想不带偏见地对待同事——上拉普萨里安派的戈马鲁斯。但是两派之间的差异已经是水火不容。阿米尼斯不得不声明自己是地地道道的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 读者们当然会问我，这两派到底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好像也无法弄明白这些事儿。不过据我所知，两派的争论由来已久。包括阿米尼斯在内的一派认为，人们某种程度上具备自由意志，并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派是索弗克利斯、加尔文和戈马鲁斯等人，他们教导说，人一生中的一切早在出生之前便注定了，命运取决于造物时神骰的一掷。 公元1600年，绝大部分北欧人是上拉普萨里安派。他们愿意听这样的布道——除了自己以外的大多数人命中注定要沉沦地狱，如果有那么几个教长敢于讲善意和仁慈的福音，他们便马上会被怀疑患有罪恶的软弱症，犹如心慈手软的医师，给病患者开不出苦口的良药，却以他们的软弱心肠将那些病患者害死。 莱顿的许多饶舌老妇一发现阿米尼斯是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他的作用也就消失了。他从前的朋友和支持者肆意攻击、咒骂他。最终，这个可怜的人被折磨而死。随后，上拉普萨里安派和下拉普萨里安派都介入了政治领域，这在16世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上拉普萨里安派在选举中获胜，于是，便宣布下拉普萨里安派是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的叛逆之徒。 这场荒诞不经的争战还没有结束，奥尔登·巴内维尔特就脑袋夹在两脚中间躺下归西了，他曾是寡言的威廉的追随者，为荷兰共和国的建立立下功劳。格罗蒂斯逃到瑞典女王的王宫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尽管他的温和节制曾经使他成为国际法律公正体系的第一个伟大倡导者。在这种情景下，寡言的威廉所献身的事业似乎到此半途而废了！ 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荷兰共和国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国，实际上是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由几百个非常有势力的家族执掌大权。这些绅士对平等和博爱没有丝毫的兴趣，却信仰法律和秩序。他们承认并支持现存的教会。每逢星期日，他们便满腔宗教热情地来到四壁洁白的圣物存放处，这里过去是天主教堂，如今是新教徒的布道厅。可是到了星期一，教士前往拜见市长大人和议员们，想抱怨说这人不行、那人不好的时候，官员们却又在“开会”，无法接见这些虔诚的教会人士。如果这些教会人士坚持不懈，且召集数千名忠诚的教民在市政大厅前“示威”（这种事时常发生），那些官员们也会彬彬有礼地接过教会人士抄写得整齐的诉苦书和建议书。但是，大门在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面前关上后，官员们就会用刚收到的那些文稿点烟。 他们已经采纳了实际而有用的格言：“一次足矣，下不为例。”上拉普萨里安教派掀起的大规模内战的可怕年月把他们吓坏了，于是他们坚定地压制宗教狂热的发展。 后人并不总是夸赞这些新贵族。他们无疑把国家视为私有财产，也不能持之以恒地把祖国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加以明确的区分。他们缺乏从整个帝国角度考虑问题的宏观视角，因此常常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但是他们做了一件值得我们发自内心推崇的事情——把国家变成了国际交换所，拥有各种思想的人在这里都得到了最广泛的自由，随心所欲地去说、去想、去写、去出版。 我并不想描绘得过于动人。在内阁们非难的威胁下，市议员也会不时地被迫镇压天主教的一个秘密协会，或没收某一本过于嚣张的异端派发行的小册子。不过，总体说来，只要不爬到市场区中央的肥皂箱上高声斥责宿命论的教旨，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到公共餐厅里，不在南方卫理公会教堂里否认上帝的存在，人们就可以确保一定程度上的平安无事。基于这一点，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许多人在世界其他地方会因为观念而遭受迫害，而荷兰共和国却成为他们的名副其实的避风港。 没过多久，这里又重新变成为天堂的消息广泛传开了。在以后的200年里，荷兰的印刷所和咖啡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群，这些人是精神解放的奇特新军的先锋。 第二十章 布鲁诺 据说（而且很有根据）这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没有军衔的军官们的战争。将军、上校和三星战略家坐在某个鲜有人光临的大别墅的大厅里，守着孤独的灯光，望着数米长的地图沉思，直到想出一点新战术，使他们能得到约1.3平方千米的领土（以大约3万人的丧生为代价），而与此同时，下级军官、中尉们却在一些有聪明头脑的下士的鼓动和帮助下，从事着所谓的“黑活”，最后导致了德国防线的崩溃。 为精神世界的独立进行的伟大战斗与此类似。 没有投入数十万兵力的前线交战。 没有为对方的炮兵提供顺手靶子的绝望冲锋。 我说得更进一步，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打仗。好奇心会不时驱使人们打听那天早上烧死了谁，第二天下午谁又会被绞死。然后他们或许会发现，有几个置生死不顾的亡命徒还在继续为几项自由原则（这几项自由原则是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内心不赞成的）而战斗。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消息只会使人们轻叹惋惜罢了。不过，要是自己的叔父遭遇如此可怕的下场，亲戚们一定会悲痛欲绝。 情况大概只会如此。殉道者为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功绩不能简化成数字公式，也不能用安培或者马力的概念表示。 攻读博士学位的勤奋学生，会认真阅读《乔达诺·布鲁诺文集》，通过耐心地搜集所有充满感情的话语，诸如“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那些不赞同公认的教理的人”，写出以《乔达诺·布鲁诺和宗教自由的原则》为题的可以被人接受的论文。 但是，不再研究那些致命课题的人，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应该有所不同。 我们在最后的分析中说过，有一批虔诚的人士，他们不仅对当时的宗教狂热非常震惊，也对人们头上的枷锁很是震惊，各国百姓不得不在枷锁下生活。于是他们揭竿而起。这些人都是贫寒之人，除了背上的披风以外，别无长物，甚至常常连睡觉的地方都得不到保证。不过呢，他们胸中燃烧着圣火，他们到处奔走，演讲、写作，把学术精湛的学府里的博学教授拖进高深的争论之中。在普通的乡间酒馆里与朴实的乡巴佬进行辩论，并且一如既往地向他人宣讲要善意、理解和仁爱地待人。他们带着书籍和小册子，穿着破烂的衣服，四处穿梭，最后，或者患肺炎在波美拉尼亚的某个处于穷乡僻壤的小村里悲惨地死去，或者被苏格兰村舍里的醉醺醺的村民私刑处死，或者在法国外省的大道上被车轮碾死。 如果我提到乔达诺·布鲁诺（1549—1600年）的名字，我并不是说他是这类人中唯一的一个。不过他的生活、他的理念、他为自己认为正确合意的东西所产生的永不停息的热情，在所有先驱者中的确是典型，足可以被奉为楷模。 布鲁诺的父母都是穷苦人。小时候，布鲁诺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孩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天分，只是按照一般惯例，读完通常的课程便来到一家修道院。后来也成为一名多明我会(1)的教徒。不过，他与这伙人格格不入。因为多明我会教徒热情支持所有的迫害，当时被称为“真正信仰的警犬”。他们都很机警。异教徒根本不需要把观点写出来以让追踪的密探嗅出气息。一个简单的眼神，一个手势，一次耸肩膀，就常常足以泄露一个人的异教徒身份，由此他也就被带进宗教法庭。 布鲁诺成长在对一切都要俯首听命的顺从环境中，他是怎样成为叛逆、丢弃《圣经》而捧起塞诺和阿纳克萨哥拉的著作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奇怪的新手还没有完成规定的课程，就被多明我会驱逐了出去，成为大地上的一名流浪者。 他穿越过阿尔卑斯山。在他之前，有多少人冒险穿过了这个古老的山口，希望能在罗纳河和阿尔弗河交汇处建起的强大堡垒里找到美好的自由啊！ 布鲁诺去日内瓦的路上 又有多少人心灰意冷地离开了，他们发现这里和那里总有那么一个内在的精灵迷惑着人们的内心，改变一个教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变更了人们的心灵与头脑。 布鲁诺在日内瓦住了不足3个月。城里挤满了来自意大利的难民，他们给这个同乡弄了一套新衣服，还为他找了个做校对的工作。到了晚上，他就读书写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梅的图书，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德·拉·拉梅也相信，中世纪教科书所宣扬的暴政不粉碎，世界便不能进步。布鲁诺并没有像自己的著名法国老师走得那样远。他不相信希腊人教诲的一切都是谬误。但是，16世纪的人为什么还要受早在基督出生前4个世纪就写下的词句的束缚呢？是啊，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从来都是这样。”正统信仰的支持者这样回答他。 “我们与祖辈有什么关系，他们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死去的人死去吧！”这个反传统观念的年轻人说道。 很快，他就被警方找上门来，建议他最好打点行李到别的地方碰运气去。 布鲁诺以后的生活便是不停地到处奔波，想寻找一处有一定程度自由和安全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他从日内瓦来到里昂，又到图卢兹。那时他已经开始研究天文学，并成为哥白尼学说的热情支持者，这是危险的一步。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都在异口同声地高喊：“地球围绕大阳转动？地球是围绕太阳转动的普通行星？呸！呸！谁听说过这种胡言？” 图卢兹也使布鲁诺感到不快了。他横穿法国，一路步行抵达巴黎，接着作为法国大使的私人秘书来到英国。但是等待他的又是失望，英国的神学家并不比大陆的神学家强到哪里去。也许他们只是稍微实用一点儿罢了，比如说，在牛津大学，他们并不惩治犯有违反亚里士多德教诲错误的学生，而是罚他10个先令。 布鲁诺变得喜好讽刺、挖苦了。他开始写一些洋溢着文采却又非常危险的散文和对话（以宗教、哲学、政治为主要内容）。在对话中，整个现存的秩序被弄得乱糟糟，不得不接受细致但绝无奉承之意的检查。 他还讲授过他最热衷的科目——天文学。 然而，对受到学生欢迎的教授们，学院的当权者是很少笑脸相迎的。布鲁诺又一次被婉言劝离。他回到法国，又到马尔堡。不久前，路德和兹温格尔曾在那里争辩过在虔诚的匈牙利伊丽莎白城堡中发生的化体(2)的真正本质。 天哪！他的人还没有出面，他那“自由派”的大名就先于他传到了。他连授课都没得到允许。威登堡应该好客一些。可是，这座路德派信仰的堡垒已经慢慢被加尔文博士的教徒攻取。从此以后，像布鲁诺这样有自由倾向的人们就失去了容身之所。 他又向南行，到约翰·赫斯的地盘碰运气。等待他的是进一步的失望。布拉格成了哈普斯堡王朝的首都。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哈普斯堡的人从前门进入，自由便要离去。布鲁诺又回到路上，一番长途跋涉过后，抵达那遥远的苏黎世。 布鲁诺去往威尼斯的路上 在苏黎世，布鲁诺收到一个意大利年轻人乔瓦尼·莫塞尼哥的来信，邀请他去威尼斯。我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布鲁诺接受了这个邀请。也许这个意大利农夫被一个贵族名字的光彩迷晕了，这个邀请让他受宠若惊。 乔瓦尼·莫塞尼哥的前辈敢于轻视苏丹和教皇，但他自己却没有这种气概。他是个意志薄弱的胆小鬼，当宗教法庭的官员到他的住所，要把客人带到罗马时，他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 通常，威尼斯政府很是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布鲁诺如果是个日耳曼商人或荷兰船长，他们还会强烈抗议，如果外国军队敢于在他们的管辖区逮捕人，他们甚至会发起一场战争。可是为了一个除思想外不能给该城带来丝毫好处的流浪汉，为什么要去触怒教皇呢？ 的确，他称自己为学者。共和国也备感荣幸，只是该城已经拥有不少自己的学者了。 所以，和布鲁诺作别吧，愿圣马可同情他的灵魂。 布鲁诺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被羁押了很多年(3)。 公元1600年2月17日，他在火刑柱上被烧死，骨灰随风而去。 他的行刑地在坎普迪菲奥利(4)。懂意大利文的人可以从这个短小美妙的比喻中获取启迪。 ———————————————————— (1) 亦称“布道兄弟会”。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以区别于方济各会的“灰衣修士”，加尔默罗会的“白衣修士”。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 (2) 教义中有圣餐用的面包和酒化为耶稣的血肉之说。 (3) 布鲁诺于公元1592年5月23日被逮捕，囚禁于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天主教会的一些神甫找布鲁诺交谈，说以他的天资，倘若重新回归宗教，苦心钻研教条，肯定会在罗马的教廷高升。他坦然地说：“我的思想难以跟《圣经》调和。”后来，天主教看出恐吓、威胁、利诱都丝毫动摇不了布鲁诺相信真理的信念，便建议当局将布鲁诺活活烧死。 (4) 意为“花卉广场”。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历史中的一些事情我从来没能弄清楚过。其中之一便是过去年代中一些艺术家和文人的工作量。 现在，从事写作一行的人们有打字机、录音机、秘书和自来水笔，每天可以写出三四千字。可是，莎士比亚有10多种工作分散他的精力，还有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婆，鹅毛笔也不好用，他怎么能写出37个剧本呢？ 再有，“无敌舰队”的老兵洛浦·德·维加一生都忙忙碌碌，他从哪儿弄来所需的墨水和纸张，写下1800部喜剧和500篇文章的呢？ 那个奇怪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小房子里有20个孩子吵吵闹闹，而他居然有时间谱写出5出清唱剧、190首教堂大合唱、3首婚礼大合唱、12支圣歌、6支庄严的弥撒曲、3支小提琴协奏曲（仅一部双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使他的名字永载史册了）、7部钢琴管弦乐队协奏曲、3支双钢琴协奏曲、2支三钢琴协奏曲、30首管弦乐谱，还为长笛、竖琴、风琴、低音提琴、法国圆号写了曲谱，足够让普通学生练一辈子的。 还有，伦勃朗和鲁本斯这样的画家要怎样勤奋用功，才能在30年中几乎每个月都创作4幅油画或4幅蚀刻画呢？像地位不高的平民安东尼奥·斯特拉地瓦利，是如何在一生中制作出540把小提琴、50把大提琴和12把中提琴的呢？ 我现在不是在讨论他们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那么多的情节，听出那么多的旋律，看出各式各样的颜色和线条的组合，选择出那么多的木材。我只是奇怪他们的体力。他们是如何胜任的呢？难道他们不睡觉吗？他们也不抽出几小时打打台球吗？他们从不疲倦吗？他们听说过“神经”这个东西吗？ 17世纪和18世纪到处都是这种人。他们无视健康法则，照样吃喝那些有害身体健康的东西，根本不知道作为光荣人类的一员所肩负的崇高使命，但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的艺术与才智成果实在是令人惊叹。 艺术和科学的情形也出现在繁琐且需要仔细推敲的神学上。 如果你在200年前，走进任何一座图书馆，就会发现从地下室到顶楼上摆满了8开本、12开本和18开本的宗教小册子、布道书、讨论集、驳论、文摘和评论，用皮革、羊皮纸和纸张装帧，上面附有尘土，早已被人遗忘了。不过这些书都包含着广博的或许又无用的学识。 在现代人看来，这些书籍谈论的题目和采用的诸多字词已经失却了意义。可是这些发了霉的汇编却有着重要的目的。就算是它们一无是处，至少还是清洁了空气，因为它们或者解决了讨论的问题，使相关人士普遍满意，或者使读者相信那些问题并不是逻辑推理和辩论所能确定的，倒不如随便扔在什么地方算了。 这听来仿佛是讽刺挖苦式的夸赞。不过我希望将来30世纪的批评家们在研读我们残留的文学和科学成就时，能够同样仁慈。 巴鲁克·德·斯宾诺莎是这一章的主角，他在数量上没有追随当时大写特写的风气。他的全集不过是三四个小本子和几捆信札。 但是，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解决他的伦理学和哲学中的抽象问题所必需的大量学习，会拖住普通的健康人的后腿。这个可怜的结核病患者的早逝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因为他试图用乘法口诀表来理解上帝。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却没有受过住进犹太隔离区的侮辱。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半岛定居的时候，那里还是摩尔人的一个行省。西班牙征服此地以后，引进了“西班牙属于西班牙人”的政策，最后迫使国家陷入衰败之境。斯宾诺莎一家也被迫离开了旧家园，他们走水路来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套房子，辛勤工作，积存了些钱财，没过多久，就成为“葡萄牙移民区”中最受尊敬的人家之一。 如果说这家的儿子斯宾诺莎意识到了他们的犹太血统，那么除去邻居小孩的嘲笑，更要归结于在塔尔穆德学校受到的训练。由于荷兰共和国充满了阶层偏见，无暇顾及种族偏见，因此外来的民族可以在北海和须德海的海岸找到容身之地，过上平静而和谐的生活。这是荷兰生活的特色之一。现代的旅行者在撰写“游记”时，绝不会忘掉这一点，这是有充足原因的。 斯宾诺莎 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甚至到了相当晚的时候，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关系还是极不令人满意的。双方之间的争吵简直到了不可解决的程度，因为双方都各有正误，而且都声称自己是对方专横和偏见的受害者。这本书里已经说过，专横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按照这个理论，显而易见，只要忠诚于各自的宗教，基督徒和犹太人就会认为对方是敌人。首先双方都坚持自己信奉的才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其他民族的其他上帝全是冒牌的。其次，双方是危险的商业对手。犹太人来到西欧，就像他们最初抵达巴勒斯坦一样，是寻觅新家园的移民。当时的工会即“行会”，不让他们找到职业，所以他们只好开个当铺和银行作为经济上的权宜之计。这两种行当在中世纪很相近，在人们眼里，体面的市民是不会投身到这些行业的。直到加尔文时期，教会一直对金钱（税收除外）深恶痛绝，而且把拿利息看成是一种罪孽，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当然，高利贷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容忍的。早在4000年以前，巴比伦人就曾通过一条严厉的法律，对付那些想从别人的钱中牟暴利的金钱交易者。我们从2000年前写下的《旧约》的好几章中，都可以读到，摩西曾经明确禁止追随者以高利息借给别人钱，不过借给外国人不在此列。后来，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内的伟大的希腊哲学家都表示，不赞同从别人的钱中生出钱来。教会神父对这种事情的态度越发地明确。在整个中世纪中，放债人一直被人看不起。但丁甚至在他笔下的地狱里为他的金融界朋友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壁龛。 从理论上或许可以证明，开当铺和开银行的是不受欢迎的市民，世界要是没有他们，该有多好啊。不过，只要世界不再是清一色的农业国，那么不用借贷，哪怕是最简单的生意都做不下去。因此，放债人成了社会需要的魔鬼，而注定要下地狱的犹太人（按照基督徒的看法）被迫从事人们需要的职业，但体面人绝不会染指。 这样，不幸的流亡者被迫进入了不光彩的行业，这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富人和穷人的对头。他们刚一发迹，对方便翻脸无情，转而反对并谩骂他们，把他们锁在城市中最肮脏的区域，冲动之下还会把他们作为不信教的恶棍绞死，或是作为叛逆的基督徒烧死。 上述行径真是愚蠢，而且无知。无止境的攻击和迫害并没能使犹太人喜欢基督徒。直接的后果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智慧退出了公共交往领域，成千上万天资聪颖的年轻人本来可以在商业、艺术和科学中一展身手，却把脑力和精力浪费在了无用的研究那些深奥莫测的难题和引发诡辩的旧书上，数百万无依无靠的男女青年注定要在臭气烘烘的小屋里过着畸形的生活，一方面听长辈们讲他们是肯定会继承这个世界及其财富的上帝的子民，一方面却又不停地听到别人骂他们是猪，只配上绞架或刑车，并因此恐惧得魂不附体。 要让在这种逆境中生活的人们（不管是谁）保持用正常的视角看待生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一次又一次被逼得对基督徒同胞采取疯狂行动；当他们愤怒到极点时还起来反抗压迫者，结果他们又被称为“叛徒”“忘恩负义的恶棍”，遭受更严重的欺侮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有一个结果：增加了心怀怨恨的犹太人，也让其余的犹太人意志颓丧。一言以蔽之，它使犹太区成为受挫的雄心和累积的仇恨的可怕的聚居地。 斯宾诺莎出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幸而没有遭遇到大部分族人生来就承受的苦难。他首先被送进犹太教堂（合适的称呼是“生命之树”）掌管的学校去读书，学会了希伯来文的动词变化之后，立刻被送到博学的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范·登·恩德博士那儿，研读拉丁文和科学方面的知识。 弗朗西斯科博士，恰如他的名字所示，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相传他是卢万大学的毕业生。依照城中学识最为广博的教堂执事的说法，他其实是伪装的耶稣会成员，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不过这是一派胡言。弗朗西斯科博士年轻时确实在一所天主教的学校度过了几年时光，但他并不醉心于此。后来，他离开家乡安特卫普，抵达阿姆斯特丹，并在此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 他拥有卓绝的因材施教的能力，善于想办法使学生们喜欢古文课程。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派自由民不在乎他曾经与天主教的瓜葛，都甘心情愿且颇为自豪地把孩子托付给他。因为这个学校的学生在六韵步诗和静词变格上总是强于其他学校的学生。 范·登·恩德教授小斯宾诺莎拉丁文。另一方面，由于他还热心地追求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对乔达诺·布鲁诺崇拜得五体投地。毫无疑问，他会教给小斯宾诺莎不少正统犹太家庭一般不会提到的事情。 小斯宾诺莎一反当时的习惯，没有和其他学生一起寄宿学校，而是住在家里。他的学识很深，使家人非常惊喜，亲戚们都自豪地叫他小教授，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他没有把这钱浪费在烟草上，而是选购了哲学书。 其中，有一个作者令他尤为感兴趣。 这个人便是笛卡尔。 雷内·笛卡尔是法国贵族，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交界处，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曾在这里挡住了征服欧洲的穆罕默德。笛卡尔不满10岁就被送到耶稣会接受教育了，并在那里度过了12年。笛卡尔很招人讨厌。因为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拒绝接受那些未经证明的东西。耶稣会会士也许是世界上唯一懂得对付这种难调教的孩子的人。他们不但不挫伤孩子，还能将其培养得很成功。要检验布丁就要品尝品尝。检验教育的成果也是一样。如果现代教育家学会了耶稣会罗耀拉兄弟的方法，我们也会有几个自己的笛卡尔了。 笛卡尔20岁时开始服兵役，他到了荷兰。在那里，纳索的莫里斯曾经从头到尾完善了他的军事体系，使他的军队成为有志当将军的青年的进修学院。笛卡尔并不经常去纳索亲王的司令部。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怎能当新教徒首领的仆人！这听来就像犯了叛国罪。不过笛卡尔感兴趣的是数学和炮术，而不是宗教和政治。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刚一结束，他便辞了职，前往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打了一段时间的仗。 但是那次战役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唯一一次至关重要的战斗是在拉罗谢尔附近进行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尔返回法国，想学一些高级的攻坚战术。可是他厌倦了军营生活。他决定告别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 他自己有一笔小收入。他不打算结婚，也没有什么奢望，只想过宁静而快乐的生活，而且如愿以偿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荷兰做居所。不过这个国家充满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店，只要不公开攻击现存的政府和宗教，出版检查的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况且，他从未学会他所移居的国家的语言（这种语言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并不困难），所以避开了不必要的伙伴和没用的谈话，能够把全部时间（每天差不多20个小时）用来工作。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似乎过于枯燥。但是笛卡尔有生活的目的，对这种自我折磨的放逐生活很是满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测的无知笼罩着，被称为“科学”的东西其实距离真正的科学还很远很远，不首先铲平陈旧的错误和荒谬，普遍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这可不是小事一桩。不过笛卡尔很有耐性，到了30岁，他开始向我们奉献出了崭新的哲学体系。他深为自己的工作所激励，在最初的提纲里加进了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在工作中他不偏不倚，这使得天主教徒骂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骂他是无神论者。 这些喧闹传到他的耳朵里，也丝毫没有干扰他的工作。他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谈论了哲学，最后安详地在那里与世长辞。 在17世纪的人们中，笛卡尔主义就如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做一名笛卡尔主义者，在公元1680年是一件可怕的事，很不光彩。这等于宣称自己是既定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西奴斯信徒，是自认不能与体面人相提并论的下等人。这并没能阻止知识界大部分人痴狂地接受笛卡尔主义，就像我们的祖辈接受达尔文主义一样。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类题目是没有人提的。在塔尔穆德和托拉赫也没有人问津笛卡尔主义，因此它也就不存在。一经表明这种观念在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头脑里存在，结论就是必然的——只要犹太教堂的权威人士一出面调查此案件，并采取官方行动，斯宾诺莎也会同样不复存在。 那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斯宾诺莎15岁的时候，来了一个名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毅然放弃了在死亡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父辈的宗教信仰。可是这个艾考斯塔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而是个绅士，惯于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在腰边佩一把剑。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接受过训练的荷兰犹太教士所表现出的傲慢使他惊讶和愤怒，而且他也很自高自大，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那样狭小的社会组织里，这种公开的蔑视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孤傲的梦幻者，这些人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则是铁面无情的法律护卫者。 结局是悲剧。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控是几本否认灵魂不朽的亵渎神圣的小册子的作者。这使他与加尔文派教士产生摩擦。不过事实很快得到澄清，控告随后撤销了。于是犹太教会把这个顽固不化的反叛者逐出教会，剥夺了他的谋生之道。 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的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流浪，最后贫困和孤独又驱使他回到犹太群体。但是他要首先公开认罪，任教区全部犹太人鞭抽脚踢，然后才能被批准重新入会。这种羞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买了一支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这次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议论。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惹起另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无疑被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玷污的时候，犹太教会就立即行动起来，试图悄悄地遮掩此事。他们找斯宾诺莎谈话，只要他答应听话，继续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就可以给他一笔固定的年金。 斯宾诺莎可是个不肯妥协的人，三言两语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根据出名的古老《惩处准则》，他被逐出教会。那个准则不给人一点儿思考的余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时代的诅咒谩骂的字眼。 面对五花八门的咒骂，他泰然自若地坐在房间里，从报纸上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甚至当一个《准则》的狂热者想终结掉他的生命时，他也拒绝离开城市。 这对犹太教士的威信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们显然乞灵于约书亚和伊莱沙，在短短的几年里却仍有人再次公开向他们挑战。他们气急败坏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要求和市长会面，告诉他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子，是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这样颇受人尊崇的基督社团中不应该容忍这种人。 那些大人们有个好习惯，对整个事情都不插手，而是推给基督教牧师的小组委员会去处理。这个小组委员会研究之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有害于城市法令的事，便如实向市政府的官员们作了报告。不过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能如此团结一致是好事，便向市长建议，请这个似乎独立性很强的青年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平浪静之后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一直平静无波，就像他从窗口看到的大地一样。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白天打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着烟斗，随着自己的兴致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他一直没有结婚。曾有传言说他和拉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有恋情，可是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时那孩子才10岁，所以这个传言似乎不是事实。 他有几个好朋友，每年至少两次提出要给他一些资助，使他能用全部时间致力于研究。他回答说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他更情愿独立，除了一个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80块钱的接济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钱，过着真正哲学家应有的受尊敬的清贫生活。 他曾经有机会去德国当教授，但他委婉谢绝了。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当他的资助人和保护人，他也最终回绝了，继续过着平静而愉悦的流亡日子。 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迁到海牙。他的身体一向欠佳，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微末损伤了他的肺脏。 公元1677年，他孤独而急促地离开了人世。 使当地教士非常愤怒的是，不下六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陪伴着这个“无神论者”直到他的墓地。两个世纪之后，当纪念他的雕像揭幕的时候，倒霉的警察不得不大批出动去保护参加这个庄严仪式的人，使他们不被成群的狂热加尔文教徒的怒火伤害。 这就是斯宾诺莎，他有什么影响呢？他难道只是把没完没了的理论塞进一堆一堆的书里，说出的言辞能把奥马尔·卡雅姆气得脸色发青的勤奋的哲学家吗？ 不，他不是。 他取得的成绩，绝不是依靠发挥才智或凭借巧言善辩得以正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斯宾诺莎之所以伟大，主要靠他的勇气。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只知道一条法则，它是在早已被遗忘的遥远的黑暗年代里定下的不可更改的死规矩，这些规矩是为那些自认为能够解释圣理的职业教士阶层创立的精神专制体系。 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知识自由的思想与政治上的无政府几乎是同义词。 他知道他的逻辑体系既会得罪犹太人，也会得罪非犹太人。 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把所有问题都看成普遍问题，无一例外地视其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意志的体现，相信这些问题是纯现实的表现，它将适用于最后审判日，就像适用于创世纪那样。 这样，他为人类的宽容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斯宾诺莎像前面的笛卡尔一样，摈弃了旧宗教设下的狭窄界线，以百万星辰为基石，勇敢地构建起自己崭新的思想体系。 如此一来，他恢复了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以来就被歪曲的人类的真正形象——作为真正的世界一员的形象。 第二十二章 新天国 没有什么理由害怕斯宾诺莎的作品会广为流传。他的书很像三角学教科书那么有趣，然而很少有人能读三个句子以上，不管是哪一章节。 需要另一种人向广大群众传播这种新思想。 在法国，国家一旦转为君主专制，独立思考和调查的热情便会戛然终止。 在德国，30年战争带来的是穷困和恐怖，它扼杀了个人的创造力至少有两个世纪之久。 17世纪后半期，英国是欧洲大国中在独立思考领域有进步可能的唯一的国度，国王与国会的长期争论增加了不安定的因素，这就促进了争取个性自由的事业。 首先我们要谈谈英国国王。多年来，这些不幸的国王始终夹在魔鬼般的天主教和深海般的清教徒之间。 天主教的臣民（包括许多暗地里投靠罗马的圣公会教徒）一直叫嚣要返回到英国国王当教皇的仆从的幸福时代。 而清教徒臣民却用另一只眼紧盯着日内瓦，梦想英国有一天没有国王，英格兰变得像潜藏在瑞士山脉角落里的幸福联邦一样。 但这不是所有。 统治英格兰的人也是苏格兰的国王，苏格兰臣民在宗教事务方面，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要求。他们完全相信自己坚决反对宗教信仰自由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新教徒的领地范围内有其他教派存在，还能自由信仰，这简直是邪恶。他们坚持认为，不仅天主教徒和再洗礼教徒应该被逐出不列颠群岛。而且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尔主义者，总之所有对活生生的上帝的存在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都应该一律绞死。 但是，这个三角冲突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些人想在对立的教派之间保持中立，便不得不缄口少言，这使他们变得比原来宽容些了。 如果斯图亚特和克伦威尔在一生的不同时间里都坚持各教派的平等权力——而且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也这样做了——那绝不是由于他们对长老会教徒和高教会教徒有什么感情，或者是他们受到那些教徒的拥戴。他们只是在一个十分困难的交易中争取最好结果。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里的一个教派最终变得非常强大，这件可怕的事情告诉我们：如果英国的众多相互竞争的小教派中的一个教派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绝对专制，那么英格兰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子。 克伦威尔当然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但是这个护国公非常睿智。他知道他的统治是靠铁军维持的，便小心地避免一切会使反对派联手对付他的极端行为或法令。不过他的宽容之心也就到此为止。 至于可怕的“无神论者”——也就是前面所述的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尔主义者和其他人类神圣权利的信徒——他们的生命仍然像以前那样难保。 当然啦，英国的“自由思想派”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毗邻大海，只需要能忍受36个小时的晕船就能抵达安全的避风港——荷兰诸城市。荷兰城市里的印刷所出版南欧和西欧的违禁文学，穿越北海就意味去出版商那儿赚得一笔稿酬，再看一看思想反抗文学中有什么新鲜东西。 有些人利用这个好机会进行安定的研究和宁静的思索，其中最有名望的当属约翰·洛克。 他和斯宾诺莎同一年出生。他像斯宾诺莎（其实也像大部分独立的思想家）一样，是一个虔诚信教的家庭的儿子。巴鲁克的父母是正统的犹太人，约翰的父母则是正统的基督徒。他们用不同教旨的严格教义培养孩子，当然他们是好意。不过这样的教育要么摧毁孩子的心灵，要么就是使其变成叛逆。约翰和巴鲁克一样，都不是顺从的人，他紧咬牙关离开了家园，独自去谋生路。 洛克20岁那年，来到牛津大学，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笛卡尔的思想。可是在圣凯瑟琳大街尘土堆积的书店里，他发现了其他一些更合乎口味的书籍，比如说，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 霍布斯是个有意思的人，他在马格达朗学院做过学生，总也不肯安分守己，去意大利和伽利略谈过话，与大名鼎鼎的笛卡尔通过信。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欧洲大陆，为的是躲避怒火冲天的清教徒。偶尔他写一部长篇巨著，把他对所有可以想到的题目的看法都包罗进去，用一个引人注目的书名：《极权主义国家，或曰长老会联盟和国民联盟的物质、形式和权力》。 这部博学的著作问世的时候，洛克正在大学里上二年级。该书一针见血地指明了王侯的本质、权利，尤其是他们的责任，就连最彻底的克伦威尔派也不得不赞同，许多克伦威尔党徒都觉得应该宽赦这个一向抱怀疑态度的人，因为他尽管是个保皇派，却在一本重量不在2267克左右以下的书里揭露了保皇派的矫揉造作。当然，霍布斯不是那种易于归类的人。当时的人称他是“不拘于教条与形式的人”，意思是说，他更感兴趣的是基督教的伦理学而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与纪律，主张给予人们在不太重要的问题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洛克与霍布斯有相同的气质。他至死都留在教会里，但又从内心里赞成对生活和信仰应作宽容的解释。洛克和朋友们认为，国家摆脱一个暴君（头戴金冠的），如果只是为另一个暴君（头戴黑色宽软帽的）来滥施权力，那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今天否认这一派教士的忠诚，而第二天又接受另一派同样傲慢专横的教士的统治呢？从逻辑上讲，洛克等人的观念当然是对的，不过有那么一伙人，对他们而言，如果“自由人”一旦成功，把僵化的社会体系变成伦理辩论的社会，他们就会丢掉饭碗，因而这个观点在他们当中是行不通的。 洛克本人似乎具有极大的人格魅力，他有一批颇有势力的朋友，能保护他不受执法长官的怀疑，但是没过多久，他还是不能再逃避“无神论者”的嫌疑了。 这发生在公元1683年的秋天。洛克只好前往阿姆斯特丹。斯宾诺莎已去世五六年了，不过荷兰首都的学术气氛一直十分自由，洛克有机会学习和写作，而且不受官方的干扰。他很勤奋，在外的4年里写下了著名的《关于宽容的信》，这使他成为我们这本小历史书的主角之一。在信中（按照他的对手的意见应该是三封信），他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国家干涉宗教的权利。洛克认为（他在这方面的观念，源于另一个流亡者，法国人皮埃尔·贝尔，那时他住在鹿特丹，正在一个人编撰百科全书，很有才学），国家只是个保护性的组织，由一批人创立和维持，为的是相互间的利益和安全。这么一个组织为什么要发号施令、让人信仰这个而不允许信仰那个，洛克和他的信徒始终没有搞明白。国家并没有规定他们应该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非要强迫他们去这个教堂而远离那个教堂不可呢！ 清教徒主义的不彻底的胜利使16世纪成为奇特的宗教妥协的时代。 威斯特法利亚的和平终止了所有的宗教战争。它阐明了一条道理：“所有臣民都应该服从统治者的宗教信仰。”这样一来，一个六等公国的臣民今天全是路德教徒（因为当地的大公爵是路德教徒），而在一个七等公国中，他们摇身一变又都成了天主教徒（因为当地的男爵恰好是个信奉天主教的人）。 洛克分析说：“如果国家有权指定人们的灵魂归宿，那么一半人都注定要沉沦，因为不可能两种教派都正确（按照宗教手册第一条的说法），生在边界这边的肯定会进天堂，生在那边的注定要坠入地狱。这样一来，出生时的地理位置便能决定一个人的灵魂能否得到拯救了。” 洛克没有把天主教徒列入他的宽容计划中，这的确是件憾事，不过可以理解。在17世纪的不列颠百姓眼里，天主教并非一个宗教形式，而是一个政党，从来没有停止颠覆英国安全的阴谋，它建造了个“无敌舰队”，还弄来大桶大桶的炸药要把这个所谓友好国家的国会摧毁。 因此，洛克宁愿主张把权力交给殖民地的异教徒，也不给天主教徒，而且要求他们别再踏上英国的国土。但这只是因为他们危险的政治活动，并非因为他们的信仰不同。 要听到这种看法就必须倒回16个世纪。一个罗马皇帝曾经定下著名的原则：“宗教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上帝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损害的时候，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英国人在不到60年里经历了四个政府的更迭，所以他们较容易接受基于常识的宽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 公元1688年，奥兰治的威廉渡过了北海，洛克也紧跟着他坐船来了，同船的还有英格兰王后。从此，他的生活平静无事，高寿到72岁才与世长辞，成为备受人们尊敬的作家，不再是骇人的异端了。 内战是件可怕的事，却有一大好处。它可以净化气氛。 17世纪英国的政治纷争耗尽了这个国家的多余精力。当其他国家还在为三位一体相互拼杀的时候，大不列颠的宗教迫害业已停止。偶尔有一个过于放肆的批评家抨击现存的教会，像丹尼尔·笛福，这也许会倒霉地触犯法律。不过《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被戴枷，不是因为他是业余神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个幽默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历来天生就是对讽刺疑心重重。假如笛福写的是严肃地维护宽容的文章，也不会身受惩戒了。他把对教会暴政的攻击化为一本半幽默的小册子，名叫《持不同意见者的捷径》，这表明他是个不知体面的低俗之辈，低俗到跟监狱中的小偷差不多的地步。 笛福还是幸运的，因为他的旅行从没有超出不列颠群岛。他被专横地赶出发源地以后，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找到了很受欢迎的安身之所。与其说这应该归因于刚刚搬进那方土地的人们的性格，倒不如说是因为新大陆比旧大陆具有大得多的经济优势。 英格兰是个人口稠密的小岛，只能为大部分人提供立足之地，人们如果不愿意再践行古老而可敬的“平等交换”的规则，所有的生意都会终止。但是在美国，它是一个范围不知有多大、财富多得不可思议的国家，是一个只住有为数不多的农夫和工人的大陆，这种妥协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因此，在马萨诸塞海岸的小小共产团体里，居然产生了防范坚固的自诩正确的正统教派，自从加尔文在瑞士西部充当了警察署长和最高审判长的快活日子以来，这种情况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查尔斯河的冰天雪地里，第一次长期地居住上了人，这一小伙人被称为“朝圣神父”。朝圣者一般是指“为表达宗教虔诚而去圣地旅行的人”。按照这个意思讲，“五月花”号的旅客并不是朝圣者，他们是英国的瓦匠、裁缝、搓绳匠、铁匠和修车匠。他们憎恨那些墨守成规的、崇拜天主教教义的信徒，因此离开了英国。 新的天国 他们首先渡过北海来到荷兰，到达这里时恰好赶上经济大萧条。我们的教科书还继续讲述说，他们要继续航行是因为不愿意让孩子们学习荷兰语，否则就会被这个国家同化。这些朴实的人居然不图报恩，却跑去做什么美国公民。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其实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住在贫民窟里，在人口已经很稠密的国家里难以谋求生路。据说在美国种烟草的收益远胜于在莱顿梳羊毛，于是他们便前往弗吉尼亚。没想到遇上了逆风，马萨诸塞岸边的水手驾驭船只的能力又有限，他们便决定就地住下，不再乘着漏船到海上的恐怖中去冒险了。 这些人虽然逃脱了淹死和晕船的难关，却仍然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大多是英国内地的小城镇的人，没有闯荡的能力。他们的共产思想被寒冷打得粉碎，城市的热情被不息的狂风吹得冰冷，妻子和孩子由于没有像样的食物而饿死。只有很少的人熬过了三个冬天存活下来，他们秉性善良，习惯于家乡那粗鲁而又质朴的宽容。可是由于随后又来了好几千新的殖民者，他们完全被湮没了。那些后来的人无一例外全是更严厉、更不妥协的清教徒，他们把马萨诸塞变成查尔斯河畔的日内瓦，并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清教徒们在弹丸之地上挣扎谋生，总是处于灾难的边缘，他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想从《旧约》中找到他们所想所做的事情的依据。他们与体面的社会和图书隔绝，悟出了自己的一套奇怪的宗教精神。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摩西和纪登传统的继承人，很快会成为西部印第安人的马卡比。他们没有办法慰藉自己这艰苦乏味的生活，只能相信他们受苦受难是为了唯一真正的信仰，还由此得出结论说，其他的人都错了。谁要是含蓄地指出清教徒的做法和想法并不完全正确的话，便会由于观点相异而遭遇虐待，不是被无情地鞭打一顿赶到荒野里，就是被割去耳朵和舌头，还要驱逐出境，除非他们万幸逃到邻近瑞典和荷兰的殖民地藏起来。 新大陆的寒冬 这块殖民地对宗教自由和宽容事业没有丝毫贡献，它起的作用并不是出于本心，而是歪打正着，这在人类进步历史中也是常见的。宗教专制的暴力引起了更为自由的政策的反作用力。在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教士暴政以后，涌现出新的一代，他们是形形色色的教士统治的公敌，认为政教分家是很必要的。他们对于前人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体的做法很是厌恶。 这个发展过程非常缓慢，却颇有运气，直到大不列颠和它的美国殖民地的敌对爆发之前危机才出现。结果是，起草美国宪法的人不是自由思想者，就是旧式加尔文主义的秘密敌人，他们在这个文件里注入了一些很是现代的原则。经过事实验证，这些原则在维持共和国的和平稳定中具有巨大的价值。 可是在这之前，新大陆在宽容领域里已经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居然是在天主教区里！在现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地方。 这次有意思的事情的主要人物是卡尔佛特父子，他们的祖籍是佛兰芒，不过父亲后来移居到了英国，为斯图亚特王朝效劳，作出了显赫的贡献。他们最初是新教徒，但是乔治·卡尔佛特——他做了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秘书和总管——对当时人们的神学纠缠烦透了，便又回到旧有的信仰。旧有的信仰好也罢、坏也罢、还是不好不坏，反正它称黑为黑，称白为白，不把每项教义的最后判定权留给一群半文盲的教士。 马里兰的奠基 这个乔治·卡尔佛特看起来多才多艺，他的倒退行为（那时是非常严重的罪名）并没有使他丧失国王对他的恩宠。相反，他还被封为巴尔的摩的巴尔的摩男爵，在计划为遭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建立一小块居住地时，还得到了各方的帮忙。他先在纽芬兰试了下运气，但是他派去的定居者都无功而返。于是他申请在弗吉尼亚要几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谁知弗吉尼亚人是顽固的圣公会教徒，他们也不肯同这些危险分子做邻居。巴尔的摩男爵接着要求得到弗吉尼亚和荷兰、瑞典领地之间的一条荒野，但没等到获批就归西了。他的儿子塞西尔继续这件好事，公元1633年至1634年冬天，“方舟”号和“鸽子”号两条小船在乔治的兄弟伦纳德的指挥下，穿过大西洋，于1634年3月满载着旅客平安抵达切萨皮克海湾。这个新领地以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玛丽命名，叫做马里兰。亨利四世本来打算建立一个欧洲各国的联盟，但这计划却被一个发疯的教士用匕首打破了——这个疯癫者用匕首刺杀了亨利四世。玛丽成为英国国王的妻子，而这个国王不久又在清教徒手里丧失了性命。 这块移民区非同一般，它不消灭印第安人，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平等相待。但本身却经历了好多艰难岁月。首先，移民区里住满了很多圣公会教徒，他们都是为了逃避马萨诸塞清教徒的蛮横与残忍才来的。后来清教徒也闯进这块移民区，为的是逃避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的残暴。这两伙人都是逃亡者，盛气凌人，都想把自己那套所谓的“正确信仰”强行加给这个刚刚给他们安身之处的地方。由于“所有会引起宗教狂热的争执”在马里兰的领地上都被明文禁止，老移民者便有权力要求圣公会教徒和清教徒安安静静别惹事。但是，不久之后，英国本土的保皇党和圆颅党的战争爆发了，马里兰人便担心无论哪一方获胜，他们原有的自由都会丧失。因此，公元1649年4月，刚刚获得查理一世被处决的消息以后，在塞维尔·卡尔佛特的直接倡议下，就通过了著名的《宽容法》。其中有这样一段规定，很精彩： “由于宗教对思想的高压统治在所及的范围内常常产生有害的结果，为了本省份政权的安定，为了保护居民之间的友爱和团结，特此决定：任何人不得以宗教或宗教信仰为理由，对本省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进行干预、骚扰及迫害。” 在一个耶稣会会士掌管重权的领地里，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这显示了巴尔的摩家族杰出的政治能力和不可小觑的勇气。这种宽宏大度的精神深受来访者的称赞。后来，一撮外逃的清教徒推翻了马里兰的政权，《宽容法》被废除，代之以自己的《关于宗教的法案》。该法案给予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以充分的宗教自由，但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并不包括其中。 幸运的是，这个反动的时期并不长。公元1660年，斯图亚特王室复辟，巴尔的摩派的人也重新掌握了马里兰的大权。 对他们政策的又一次攻击来自另一边。圣公会教徒在英国本土获得了完全胜利，因此坚持要让自己的教会变成所有移民区的官方宗教。卡尔弗特家族继续战斗，但他们却看到不大可能把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这一边。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斗争，这次试验才宣告终止。 新教徒获胜了。 专横也占了上风。 第二十三章 太阳王 18世纪常被说成是专制的时代。在一个信仰民主的年代里，专制无论多么开明，也不是理想的政府形式。 向来说人类好话的历史学家们，总是责难路易十四的伟大王朝，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得出结论。当这位聪明的国王带上王冠的时候，在他继承的国度里，天主教和基督徒两派的势力不相上下。他们经过一个世纪的相互残杀（偶尔对天主教大有裨益），最后终于取得了和平。双方承诺，尽管对方是不受欢迎的，但既然是躲避不开的邻居和同胞，就要承认其存在。公元1598年发布的《南特法令》包括了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是“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其中声明：天主教为国教，但基督新教的信徒应该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不得因其信仰而遭到任何迫害。他们还获准建造自己的教堂和担任公职。而且为了表示对他们的信赖，基督徒还获准掌管法国境内200座要塞城乡。 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安排。胡格诺派教徒并非天使，把法国200多座繁荣的城市和乡村放在敌视政府的政派手里，无异于我们把芝加哥、旧金山和费城交给民主党人，以换取他们接受共和党人的统治一样荒唐可笑。 黎塞留是统治过这个国家的一个聪明人，他当然认清了这一点。经过长期奋斗之后，他剥夺了基督教徒的政治权利。尽管他本人的职业是天主教的大主教，却谨慎地不去干涉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胡格诺派教徒不再能与国家的敌人进行独立的外交谈判了，不过呢，他们享受的权利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唱或不唱赞美诗，听或不听布道，悉听尊便。 下一个执行类似政策的法国统治者是马萨林，但是他于公元1661年就死了。年轻的路易十四开始当政，终结了人心向善的时代。 这个国王是个很聪明的治国人才，却又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似乎非常不幸的是，他一辈子只有一次不得不与正派人结交，却落入一个宗教狂的女人手里。这个女人叫弗朗斯·多碧娜，是御用文人斯科隆的遗孀。她在宫中担任路易十四和蒙特斯丹的7个私生子女的家庭教师，由此开始发迹。等到那位夫人的春药不再有预期的效力，国王已经不时显露出厌烦的时候，这位女教师便取而代之。她与国王之前那些情妇都不同，在搬入国王的寝宫时，巴黎大主教为他们的婚礼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 在以后的20年里，这个女人掌握着王位背后的所有权力，而她又听从她的忏悔神父的摆布。法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从来没有原谅过黎塞留和马萨林对基督徒的和解态度。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消除那些明智的政治家的成就了，于是放手大干起来，因为他们不仅是王后的官方顾问，也是国王的银行家。 这又是怪事一桩。 在那之前的8个世纪里，修道院积累了法国的大部分财富，他们不顾国库开支的日益空虚，拒绝向国家缴纳税金，因而他们掌握有大量过剩的财产。国王陛下——他的荣耀比他的信誉大得多——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填满了自己的金库。因此，他给支持他的教士一点优惠，作为回报，他被允许随意向教会借钱，想借多少他们就给多少。 王室的“废纸篓” 这样一来，“不可改变”的《南特法令》被一项一项地改变了。起初基督徒还没有被禁除，但是坚持信仰胡格诺派事业的人总是得不到安宁。据说一些省份里的错误教义很顽固，龙骑兵的人马便去大肆横行，住在老百姓家里发号施令，着实令人讨厌。他们大吃大喝，偷走勺子和叉子，破坏家具，侮辱安分人家的妻女，就像在被征服的国土上一样作恶多端。主人们在绝望之中，便跑到法庭寻求保护，谁知却被嘲讽一番，还说这是他们咎由自取，自己应该知道怎样摆脱这些不速之客，重新博取政府的好感。 只有很少的人听从了劝告，到附近的乡间教士那里接受天主教的洗礼。但是绝大多数朴实的人还是坚持从小就信仰的理想。终于，等教堂一个接一个被关闭，教士被送上了十字架，他们才懂得原来自己要大祸临头了。他们不想投降，便决定一走了之，可是刚到边境，才得知谁也不许离境。如果在外逃过程中被抓住，就要绞死，而且帮忙出逃的人，大概也得要被送上绞架。 显然，当时发生了一些后人永远不会知晓的事。 事实上，自从法老的时候起，各个政府也都曾在某个时期试行过“关闭边境”，却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取得过成功。 决意要出逃的人只要不惜冒各种风险，总是可以找到出路的。不久之后，成千上万的法国基督徒便通过“秘密途径”来到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尔。当然这些出逃者没有很多钱财，但他们是以忠实勤奋而闻名的商人和工匠，信誉很好，又有充沛的精力，没过几年便重新兴旺起来。这兴旺本来应该是属于法国的，法国在经济上失去了无法计算的财富。 如果说《南特法令》的取缔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毫不算夸张。 法国向来都是一个十分富有的国家。但是法国的商业和宗教从来没能合作。 自从法国的政权落入女人和教士的那一刻起，命运就注定了。写下驱逐胡格诺教徒法令的那支笔，后来也签署了宣判路易十六的死刑令。 第二十四章 腓特烈大帝 德国王族从来也没有因为喜欢平民执政的政府而出名。但是这个王族的人头脑清醒，负责藏书和救济穷人的工作，在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疯狂气质侵蚀他们之前，还为宽容的事业作了一些十分有用的贡献。 在某种难度上这是实际需要的结果。德国王族继承了欧洲最贫穷的地方：那是漫无边际的沙地和森林，只有一半的地方有人居住。30年战争导致那里的居民家破人亡。他们需要人力和资金来重整家业，于是开始去寻求人才，不论他们来源于什么种族，信奉什么教义，也不管他们以前服过苦役的卑贱身份。 腓特烈大帝的父亲是个粗俗之辈，言谈举止活像个采煤工，对酒吧女招待很感兴趣。不过，他在会见外国逃亡者代表团的时候倒是能变得彬彬有礼。在处理涉及王国重要统计数字的事务时，他的座右铭是“多多益善”。他有意识地搜集所有其他国家抛弃的东西，就像是在认真网罗1.8米左右多高的掷弹兵担任自己的卫队一样。 腓特烈却很有教养，跟他父亲完全不同。虽然父亲不允许他学习拉丁文和法文，可他偏要研究这两种文字。他喜欢蒙田的散文，讨厌路德的诗歌，喜欢爱比克泰德的智慧，讨厌那些无知的天主教预言家。父亲按照《旧约》中的教义对腓特烈很严厉（为了教腓特烈学会服从，父亲命令把腓特烈的最要好的朋友在窗前斩首），但这没有使腓特烈倾向于正直的犹太理想，那时路德派和加尔文派教士都对犹太理想称赞有加。腓特烈逐渐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史前的恐惧和无知状态的复苏，信教等于陷入一种被一小撮聪明却又无耻的家伙们小心操纵的奴性状态，这些家伙知道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靠着损人利己来享乐。腓特烈不仅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且对基督本人有着更大的兴趣，但是他是按照洛克和索兹尼的观点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所以至少在宗教问题上是个胸襟宽阔之人，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谋求拯救”。 腓特烈作出的这个英明论断为他沿着宽容的道路作进一步的试验奠定了基础。比如说，他宣布，只要传授宗教的人是正直的，过着正派和遵纪守法的生活，那么所有的宗教就都是好的，因此所有的教义都必须享有同等的权利，政府不许干涉宗教事务，只需充当警察的角色，维持不同宗派之间的和平就够了。他由衷地相信这一点，只要求臣民顺从和忠诚，把对思想和行为的最后评判权留给上帝，“只有上帝才知晓人的良知”，他从不对上帝的意旨发表哪怕是小小的评论，以免使人们认为上帝需要人的帮助，也就是用暴力和残忍来推行神圣的目的。 腓特烈在思想境界方面比他所处的年代早了200多年。国王在首都的中心给天主教徒们划出一块土地，让他们修建自己的教堂。当时的人都摇头不止。耶稣会的人从大多数天主教国家被驱逐出后，他又挺身保护他们。于是，人们开始嘟囔起一些恶毒的警告。他声称，道德和宗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每个人只要交纳税金和服了役，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信奉什么宗教。这时候，人们再也不承认他是个基督徒了。 由于当时他们恰好住在普鲁士境内，批评家们不得不保持沉默。因为国王陛下精通警句，在皇家法律上稍加评论，就能给那些在某方面没能博得他欢心的人的生涯造成一些料想不到的后果。 不过，事实上，他是一个掌权30年的开明的专制君主，他第一次给欧洲带来了差不多是完全的宗教自由。 在欧洲的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新教徒、天主教、犹太人、土耳其人和不可知论者第一次尝到了享有平等权利和平等待遇的滋味。喜欢穿红衣服的人不能对穿绿衣服的人说三道四，穿绿衣服的人也不能对穿红衣服的人作威作福。那些回到尼西亚寻找精神安慰的人，则不得不与那些既和罗马教皇打交道又和基督教打交道的人和平友好地相处。 腓特烈对他努力的成果真感到十足的满意吗？我很怀疑。他在行将离开人世的时候，让人把他忠实的爱犬叫来。在这最重要的时刻，这些狗看来是比“所谓的人类”更好的伴侣（国王陛下是一个能力满强的报刊专栏作家）。 就这样，他与世长辞了，这是又一个误入这个错误世纪的马可·奥勒留，像他的先辈一样，给他的继承者们留下了一份绝好的遗产。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在当今的时代里，我们常听人们说起新闻广告人员的恶毒努力，许多善良的人们都批评“宣传”是现代魔鬼的一项成功发明，是一种既新奇又刻毒的方法，为的是使人们注意某个人或某件事。不过这种斥责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一般认为“宣传”是近代才发明的。但是如果不带偏见地看待过去的事件，就会发现这与当前普遍的看法恰恰相反。 《旧约》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预言家们，都曾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师。用新闻界的术语来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是一个长长的连续长篇的“宣传噱头”。有些宣传是体面的。但大部分都是现在连百老汇都拒绝刊登的花样翻新、粗俗卑劣的宣传。 像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都完全懂得精心布置的宣传的巨大价值。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他们不能像红菊花那样，只要谦卑地生长在路边就会感到幸福。他们十分认真。他们想让自己的观点发扬光大。他们期望取得成功，倘若不吸引一大群追随者，又怎么行呢？ 肯皮斯的一个叫托马斯的人，在一个修道院安静的角落里生活了整整80年，这种漫长的自我流放，如果及时做广告（事实上就是如此），变成一个突出的卖点，就会产生深远的道德影响，就会使人们好奇地想去阅读那本关于他一生祈祷和思考的结晶的小书。但是阿西斯的弗朗西斯或罗耀拉如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确实有成效，那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运用现在时常与马戏团或电影新星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方法。 基督教精神特别强调谦虚，并赞美那些有谦卑精神的人。但是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现在之所以能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却是因为当时在宣扬时运用了特定的方法。 难怪那些被谴责为基督教死敌的男男女女们，在抗争西方世界精神专制的枷锁时，从《圣经》上撕下一页，并采用了一种相当奇特的宣传方法。 我提供这些微不足道的解释，是因为善于作大量宣传的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有时不择手段地利用公众思想上的空虚，因而经常遭到抨击。也许他的手法并不总是那么高尚，但是那些因他而得救的人或许不这么看。 进一步来说，就像检验布丁要通过品尝一样，对像伏尔泰这样的人的成功或失败，也应该根据他到底为他的同胞们作了些什么贡献来确定，而不是他所喜欢的衣服、玩笑或壁纸。 这个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说：“我没有王权又有何妨呢？我有一支笔嘛。”他说得一点儿没错。他有一支笔，而且有许多支笔。他是鹅的天敌，因为他使用的鹅毛笔比20多个一般作家用的还要多。他属于文学巨匠那类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独自一个人挥笔，写出和作家协会所有的作家总数一样多的文章。他在肮脏的乡下小店里伏案疾书。他在冰冷孤独的乡下客房里创作出了难以计数的六韵步诗歌。在格林尼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上，撒满了他的稿纸。他把墨水飞溅到普鲁士王室行宫的地毯上，还用了大量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当他还在玩滚铁环和做弹球游戏时，尼农·德·兰克罗曾送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零花钱，让他“买一些书”。80年后在同一个巴黎，我们听见他说要买一叠大纸和无数的咖啡，以便在无法逃脱的黑暗和死亡来到之前再完成一部书。 伏尔泰在法国的学校读书 关于他撰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以及物理论文，都无需在本书里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评论。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比同时期的几十个诗人写得好。作为历史学家，他的资料既不可靠又乏味得很，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并不比我们在星期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水平高。 但他是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的敌人，由于他的勇敢、坚强，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公元1914年爆发那次世界大战之前。 伏尔泰生活的年代是个走极端的时期。一方面是一个极端自私和腐败过时的宗教、社会和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一大批积极但又过激的青年男女，他们想建造一个太平盛世，但完全没有实际基础，只不过是良好的愿望罢了。他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公证员的儿子，面色苍白，诙谐的命运把他抛进了鲨鱼和蝌蚪的大旋涡里，要么溺水而死，要么游出来。他愿意游出来冲到岸上。他同逆境作斗争，采用的方法常常令人怀疑。他乞求、谄媚、充当小丑的角色。但这是在他没有版税和成为文学巨匠之前的所作所为。让这个从来也不为混饭吃而粗制滥造作品的作者扔出第一块石头吧！ 这并不是说，伏尔泰为了几块多余的砖块而发愁。在他漫长而忙碌的一生中，他献身于与愚蠢的斗争，经历了数不胜数的挫败，因此不在乎被当众挨人揍或是被别人扔来的香蕉皮击中这类小事。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充满了希望的乐观主义者。如果他今天在陛下的监狱里消磨了时光，说不定明天就会在驱逐他的同一个宫廷里得到一个显贵的职位。如果说他的一生都被迫去听那些气冲冲的乡村牧师骂他是基督教的敌人，有谁知道在塞满了旧日情书的橱柜的某个地方，说不定扔着教皇颁给他的一枚漂亮勋章，以证明他既能遭到教会的斥责，也能受到教会的赞许。 这一切是不足为奇的。 他尽情地领略生活的快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光怪陆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伏尔泰在出身上属于中产阶级。他的父亲——由于没有一个更得体的称呼——可以称为开私立信托公司的那类人。这位父亲给许多富豪贵族的心腹打杂，料理他们的法律和财务利益，因此年轻的亚鲁艾（因为这是他家的姓氏）习惯于接触比自己的家庭境遇稍为好点的阶层，这在后来的生活中给予了他压倒大多数文学对手的优势。他的母亲是一个叫德·奥玛尔德小姐的人。她原本是个穷姑娘，没给丈夫带来一分钱的嫁妆。但是她的姓前有一个小小的“德”字，所有法国中产阶级（和一般欧洲人，乃至个别的美国人）对此都肃然起敬，她丈夫觉得获得这样的奖赏是相当幸运了。做儿子的也沉浸在被封为贵族的祖辈给他带来的荣耀里，他一开始写作就把带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玛丽·德·亚鲁艾改为更具有贵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玛丽·伏尔泰，但是他如何更改、在什么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还是一个大大的谜团。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伏尔泰对姐姐非常敬爱，她在母亲去世后一直照料他。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虔诚教士，非常热情和正直，却搅得伏尔泰心烦意乱，这也是伏尔泰尽量不在父亲家中多住的一个原因。 他的父亲可不是傻瓜，很快就发现小儿子长大后定会标新立异，为此他把小儿子送到耶稣会，希望他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步韵诗和斯巴达式的严于律己的人。虔诚的神父们尽最大的努力培养他，给这个下肢细长的学生进行已经消亡的拉丁文和正在使用的希腊语的扎扎实实的基础训练。但是他们发现不可能根除这孩子的某种“古怪”才能，这从一开始就使他与其他的学生有所不同。 伏尔泰去英国读书 在伏尔泰十六七岁的时候，教士们都很乐意让他离开耶稣会。为了赢得父亲的欢心，年轻的伏尔泰开始学习法律。不幸的是，一个人不可能一天到晚闭目塞听地读书。晚上有很长的闲暇。为了消磨时光，伏尔泰不是为地方报纸撰写一些滑稽逗乐的小故事，就是在附近的咖啡店给他亲密的朋友们朗读他的新文学作品。两个世纪以前，过这种生活一般是被认为要下地狱的。他的父亲完全清楚儿子所冒的危险，便求助于一个颇有影响的朋友，为伏尔泰在海牙的法国使馆里谋得一个秘书职位。由于没有事情好做，伏尔泰就开始和一个不特别漂亮的女孩谈恋爱了。女孩的母亲是一个社会新闻记者，还是个刁蛮的妇人。这位妇人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党徒，就赶紧找到法国大使，请求他在整个城市还不知道这件丑闻的时候把这个危险的罗密欧调离。大使此时正在为自己的事情犯愁，当然不想再添加什么麻烦。他把自己的秘书匆匆忙忙地撵上去巴黎的下一辆公共马车。伏尔泰丢掉了工作，再次处于父亲的调遣之中。 在这种紧急的时刻，伏尔泰的父亲想了一个权宜之计，这种方法常常被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国人使用。他求了人，并得到一封“盖有国王封印的信”，把信放到儿子面前，让他选择——要么到强制的监狱去赋闲，要么写一份到法律学校勤学苦读的申请书。儿子说他选择后者，并保证要做认真和用功的模范。他信守诺言，投身到自由创作小册子的幸福生活，这方面的勤奋使整个镇子都议论纷纷。这当然不符合父亲的口味，于是他决定运用做父亲的权利把儿子从塞纳河的寻欢作乐的场所赶走，让他到乡下的一位朋友家里待上1年。 在乡下，伏尔泰每天都有24小时的闲暇时间（包括星期日在内），于是便开始非常认真地学习文学，并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12个月的新鲜空气和受益不浅的独处生活之后，他被准许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他马上写了一系列讽刺摄政王的文章来弥补损失的时光。其实对于那个可恶的老家伙，骂他什么都不过分，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伏尔泰这样替他做宣传。就这样，伏尔泰招来了第二次流放，最后还被投入了巴士底狱，不得不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但是当时的监狱，也就是说为像伏尔泰这样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年轻绅士准备的监狱，算不上是坏地方。囚犯除了不允许擅自离开房间之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任何事情。这正是伏尔泰所需要的。地处巴黎中心的孤独牢房，给了他认真做些正经事儿的机会。他被释放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好几部剧本，上演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一出戏连续上演了45个晚上，打破了18世纪的所有纪录。 这不仅使他赚了一笔急需的钱（他非常需要钱），而且使他获得了才子的声誉，这对于一个还得为前途奋斗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是很不幸的。因为从此以后，人们把在林荫大道上或是咖啡馆里开的能在几小时内博得人们欢迎的玩笑都归到他头上。顺便提一句，这也是他到英国学习自由政治家研究生课程的原因。 公元1725年，伏尔泰对古老而又昏庸的罗汉家族开了（或没开）几句玩笑，罗汉的骑士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一定要对此有所报复。当然啦，古代统治者的后人是不可能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举行决斗的，所以，这位骑士就把复仇的事交给了他的侍从们。 一天晚上，伏尔泰正与父亲的一个主顾苏里公爵一起就餐，有人告诉他外边有人要跟他谈一谈。他走到门口，就被罗汉爵士的侍从们狠打了一顿。第二天这件事在镇子里传开了。伏尔泰在打扮得最体面的时候也活像漫画上的丑陋的小猴子。他鼻青眼肿，头上缠满了绷带，成了好几份通俗评论的再好不过的话题。只有采取一种非常断然的措施才能挽救他的声誉，使他不至于在滑稽报纸的手里声誉扫地。肚子里的生牛排一给他鼓劲，伏尔泰先生就把他的见证人送到罗汉骑士那里，然后开始紧张地练习击剑，准备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 天啊，等到决战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发现自己再次被送进监牢了。罗汉这个地地道道的无赖，把这次决战的事情通告了警察，于是这位要决斗的作家勇士就被拘留了起来，直到给了他一张去英国的船票才被释放。伏尔泰被打发向西北方向起程，并且被告知，只要国王陛下的宪兵不发邀请，他就不得返回法国。 伏尔泰在伦敦的城内和郊区住了整整4年。不列颠王国并不是个真正的天堂，但和法国相比，多少还有点像天国的样子。 皇家断头台给这块土地投下了一道阴影。公元1649年1月30日，是所有身居高位的人永远不会遗忘的日子。发生在死去的查理国王身上的事也会（在稍加修改的条件下）发生在任何胆敢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至于国教，官方教堂理所当然要享受某种权力和优厚的待遇，但是愿意在别的地方做礼拜的人也可以平安度日。与法国相比，宗教神职人员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承认是无神论的人和某些令人讨厌的不信奉国教的人，偶尔也会到监狱里逛一逛，不过对于法王路易十五的臣民来说，英国一般的生活条件还算是完美的。 公元1729年，伏尔泰回到法国，虽然得到了允许可以居住在巴黎，但是他很少享受这种待遇。他像一只战战兢兢的动物，乐意从朋友们手里接过一块白糖，却又总是非常警觉，稍微有一点儿危险的迹象，马上就会逃离。他努力地工作，写出了大量作品，根本不管时间和事实，自己选定题目，从利马和秘鲁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写了一系列渊博和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40岁时，他已经步入当时最为成功的文学家之列了。 另一件事使伏尔泰接触到了另外一种文明。 在遥远的普鲁士，开明的腓特烈国王在土里土气的院子里被一帮土包子簇拥着，大声地打着呵欠，期望可以找到几个能使他快活的人做伴。他非常尊崇伏尔泰，多年来一直想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但在公元1750年，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这样的移居就等于迁到荒无人烟的弗吉尼亚。腓特烈一再提高给伏尔泰的款项，伏尔泰才接受了邀请。 伏尔泰来到柏林，矛盾也就开始了。普鲁士国王和这个法国剧作家都是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不可能指望着这两个人毫无怨恨地在同一个屋檐下和平共处。经过两年的你争我斗，一场无关紧要的争吵就把伏尔泰赶回了他乐意称为“文明”的地方。 不过伏尔泰学到了一条有益的教训。也许他是对的，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真的很糟糕。但是国王陛下对宗教自由的态度却是无可指摘的，这就是他比欧洲的任何一位君主更值得一提之处。 在差不多60岁的时候，伏尔泰返回了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心情去接受法国法庭严酷的判决，而法国的法庭正是靠这种判决来维护其秩序的，不允许有什么严厉的词句抗辩。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赋予了他的最伟大的产品以神圣的智慧光芒，而人类却不愿意利用它，这使伏尔泰一生都很恼火。伏尔泰痛恨和厌恶各种形式的愚蠢。他把大部分愤恨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像古罗马的政治家加图一样，总是威胁要毁灭它。这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广大群众的懒惰与愚蠢”。这帮人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绝思考。 从孩童时代，伏尔泰就感到自己是被一部巨大的机器驱赶着，这部机器似乎是通过一种完全没有生气的力量，把残酷和顽固连在了一起。摧毁或至少打翻这套玩意儿就成了他晚年难以摆脱的梦魇。而法国政府并没有亏待这个特殊的梦魇，为世界提供了一大堆法律上的丑闻，着实给了伏尔泰很大的帮助。 第一件事发生在公元1761年。 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城里，居住着一个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他是个新教徒。图卢兹向来是个虔诚的城市。这里的新教徒不许担任公职，也不许当医生、律师、书商或是助产士。天主教的家庭里不得任用新教徒仆人。每年的8月23日和24日，全体居民都要用感恩和隆重的赞美盛宴来纪念杀戮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 尽管环境有种种不利，卡拉斯一辈子还是和左邻右舍和睦相处。他的一个儿子改信了天主教，但是做父亲的对儿子仍然很好，还告诉人们，就他自己而论，他的孩子们完全可以自己选择喜爱的宗教。 但是卡拉斯家发生了一件不可外扬的丑事，那就是关于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麦克是个不幸的人。他想成为一名律师，但这个行当是不允许新教徒参加的。他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还拒绝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精神上的斗争使他得了忧郁症，最后病魔深深地摧残了这位年轻人的头脑。他开始为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他独自长时间散步，并常常向朋友们讲述自杀的好处。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接待一个朋友，这个可怜的孩子悄然离去，偷偷溜到父亲的储藏室里，取出一根打包的绳子，在门柱上上吊死了。 几小时后，他父亲发现了他。他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鞋子上面。 全家人绝望了。那时自杀的人要脸朝下赤身裸体地被拖着穿过城里的街道，然后绑在城门外的绞架上，让鸟把尸体啄光。 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人，不甘心发生这样的奇耻大辱。他们站成一圈，商讨着应该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这时一个邻居听到了这场混乱，便通告了警方。消息迅速传开了，这条街上没过多久就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他们大声呼喊要求处死老卡拉斯，“因为他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天主教徒就把他害死了。” 在小城市里，什么离奇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在18世纪法国的乡下，无聊就像一个黑色的送葬棺材，沉重地压在人们的身上，因而最荒诞不经的故事也有人相信，它们能使人们如释重负地松一口气。 在这种可疑的情况下，高级官员完全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于是，他们立即逮捕了卡拉斯全家、客人、佣人及最近去过或接近过卡拉斯家的人。他们把犯人送到镇公所，给他们戴上镣铐，拖进专门关押重犯敌人的地牢里。第二天对他们进行了审讯。所有人讲的都一样：麦克·安东尼怎样像平时一样精神正常地进了家门，怎样离开了房间，他们认为他是去一个人散步了，等等。 然而，这时图卢兹城的教士们也插手了这件事。在他们的帮助下，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开了：这个胡格诺派教徒害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要树立真正的信念。他嗜血成性，因为儿子要回归真正的信仰，就杀死了儿子。 熟悉现代刑侦方法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官方一定要利用当天对谋杀现场的调查结果。人们都知道麦克·安东尼身强力壮。他28岁，父亲63岁。父亲不经过一场搏斗就轻而易举地把他挂到门柱上吊死，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但是没有一个镇议会议员为这微不足道的细节费神，他们忙着收拾死者的遗体，因为麦克·安东尼的自杀眼下被视为应享有殉教者的待遇，遗体在礼堂里停放了3个星期后，被穿白袍子的忏悔者们按最隆重的仪式安葬了。他们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把这个已死去的加尔文教徒当成自己组织的正式成员，把他的涂抹了防腐药料的遗体隆重地送到大教堂——这通常是为大主教或当地非常富有的人才采用的盛典。 在这3个星期中，城里每个布道坛都一再敦促图卢兹虔诚的人们提供反对吉恩·卡拉斯以及他们家的证据，最后大众报刊披露了这个案件的始末。审判在麦克自杀5个月后终于开始了。 当时一个审判官灵机一动，提出应该到这位老人的铺子里去看看他所描述的那种自杀是否可能，但他的这个提议被12票对1票否决了。卡拉斯被宣判施以酷刑，用车裂处死。 他们把卡拉斯带到刑讯室吊起来，脚离地有1米高，然后用力拉扯他的四肢，直到拉得“脱臼为止”（我是抄自官方的报道）。由于他坚持不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就又被放了下来，灌了大量的水。很快，他的身体就比“原来大了一倍”。他还是否认自己的罪行，就又被抬上死囚车送到刽子手那里，要把他的胳膊和腿都撕开。在后来的2个小时里，他绝望地躺在刑板上，地方官和教士们还继续喋喋不休地逼供他。老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继续申辩自己是无辜的。首席执行官被这种固执的“谎话”弄得愤怒不堪，便放弃了对这个无望案子的审讯，下令将他绞死。 这时，众人的愤怒已经平息了，就没有处死他家里的人。卡拉斯的遗孀被剥夺了所有财产，允许她隐居起来，在忠实的佣人陪伴下，饥肠辘辘地过活。孩子们全都被送到修道院去了，只有最小的孩子在哥哥自杀的时候正在尼姆读书，他很明智地跑到了自治城市日内瓦。 绞刑架上的卡拉斯 这个案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伏尔泰居住在费内的城堡里（城堡建得离瑞士的边界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听闻了这个案件，但一开始他没有打算深究。他向来与瑞士的加尔文教的教长们不和。他们也把矗立在他们自己城里的那个私人小戏院看成是明目张胆的挑衅，是恶魔撒旦的建筑。因此，伏尔泰在傲慢的心境下写道，这个所谓的新教殉教者并不能激起他的任何热情，因为如果说天主教不好的话，那么顽固不化，抵制他的戏剧的胡格诺教徒岂不是更坏！另外，在他看来（也就是其他许多人看来），那12个法官似乎非常受人尊敬，要说他们平白无故地把一个无辜的人判处死刑，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几天后，费内城这个来者不拒的好客圣人，招待了一个从马赛来的诚实商人。他在审判期间正好在图卢兹。他向伏尔泰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这时，伏尔泰终于明白了他们已经犯下的这种罪行的可怕之处。从那儿以后，他就开始一门心思地思索这个问题了。 世界上的勇气有很多种，但一等功勋应该留给那些具有罕见精神的人们。这些人孑然一身，却敢于面对整个社会的现存秩序；在最高法庭进行了宣判，而且整个社会都认为审判是合法、公正的时候，敢于为了正义而高声疾呼。 伏尔泰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敢于控告图卢兹法庭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大风暴就会降临。他像一个职业律师那样，精心准备自己的诉讼。他会见了卡拉斯家逃跑到日内瓦的孩子。他写信给每个可能知道内情的人。他还聘请来辩护律师检查和修改他的结论，以免自己由于满腔怒火和义愤而丧失了理智。等他自己的依据有了把握，他就开始了战斗。 首先，伏尔泰推动每一个在法国有影响力的人士（他对其中大部分人都很熟悉）给国务大臣写信，请求重审卡拉斯案件。然后他开始寻找卡拉斯的遗孀，找到她以后，马上自己花钱把她带往巴黎，雇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律师照看她。这个老妇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她呆呆地祈祷，祈祷在她死前把女儿们从修道院里领出来。除此之外，她再没有任何别的企望。 然后，伏尔泰又联系上了卡拉斯那位皈依天主教的儿子，帮助他设法逃出学校，到日内瓦寻找与他会合。最后，他在一本小册子中把所有的事实公布于众。这个小册子以《关于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为题出版，由这出悲剧的幸存者们的书信组成，一点儿也没有涉及伏尔泰本人。 后来，在重审这个案件的过程中，伏尔泰还是谨慎地躲在幕后，但是他成功地策划了这场宣传攻势，不久卡拉斯家的诉讼就成为整个欧洲所有家庭关心的事情，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英格兰国王和俄国的女沙皇）都为帮助被告而捐款。 最终，伏尔泰取得了胜利，打赢了一生中最艰苦的一仗。 当时，占据着法国王位的是声名狼藉的路易十五。所幸，他的情妇对耶稣会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教堂在内）都痛恶到了极致，因此站到了伏尔泰这边。但是国王喜欢让享乐高于一切。人们对一个死了的默默无闻的新教徒如此议论不休，这让他大为恼火。当然国王只要不签署新的判决令，大臣们就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只要大臣们不轻举妄动，图卢兹法庭就会安然无事。他们自认为很强大，一方面用高压手段蔑视公众舆论，一方面想方设法阻止伏尔泰和他的律师们接近判决的原始文件。 在这艰难的9个月里，伏尔泰坚持不懈地做鼓动工作，最后在公元1765年3月，大法官要求图卢兹法庭上交全部关于卡拉斯案件的记录，准备进行新的审判。当这项决定公布于众时，吉恩·卡拉斯的遗孀和最后回到她身边的两个女儿，都来到了凡尔赛。1年以后，受命调查这个上诉案件的特别法庭判决吉恩·卡拉斯是由于一项他没有犯过的罪被处死的。人们经过巨大的努力，总算说服国王赐给卡拉斯的遗孀和孩子们一小笔抚恤金。此外，处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们都被解职。这件事很委婉地向图卢兹人民暗示，类似的事情不许再发生了。 尽管法国政府对这件事可以采取委婉的态度，但是法国人民的内心深处却激起了愤怒。伏尔泰突然意识到，这并非唯一的误判案，还有许许多多像卡拉斯那样清白的人蒙受了冤枉。 公元1760年，图卢兹附近的一个新教徒乡绅在家里盛情款待了一个前来参观的加尔文教长。由于这是个耸人听闻的罪行，这位乡绅被剥夺了财产并被处罚做划船苦工。他一定是个身体十分强壮的人，因为13年后他居然还活着。有人把他的困境告诉了伏尔泰。伏尔泰又着手于这项工作，把这个倒霉的人从划船苦役中救出，送到瑞士；妻子儿女也在那儿靠政府的救济金度日。伏尔泰一直照料他们全家，直到政府退还了他们一部分被没收的财产，并允许他们返回荒芜的家宅为止。 下一个是绍蒙的案件。这个可怜的人是在参加新教徒的露天集会上被抓的。由于这个罪名，作为惩罚，他被遣送到船上做无期的划船苦工，但是后来经过伏尔泰的多方调停，他被释放，重返自由了。 然而，这些案件与下面发生的一案相比，不过是一桩小事。 地点还是在法国饱受灾难的朗格多克。这里在阿尔比和韦尔多异教徒消亡之后，剩下的是无知和偏见的荒野。 在靠近图卢兹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位名叫瑟文的老资格新教徒。这个人是个备受尊敬的公民，凭借着钻研中世纪的法律度日。由于当时的封建司法制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连一张普通的租约都像所得税申报单一样，需要让他这样的人来填写。所以，这是个颇能赚大钱的职务。 瑟文有3个女儿。最小的是个不会伤害人的傻子，一天到晚就是闷闷地待着。公元1764年3月，她离开了家。他的父母到处寻找，但就是踪影全无。几天之后，当地的主教告诉瑟文说，他的女儿拜访了他，表示愿意做修女，现在她在一个女修道院里。 几个世纪的迫害已经使法国这片土地上的新教徒的精神崩溃了。瑟文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每件事都会有好报，并温顺地接受了这个不可逆转的状况。但是在修道院的异常氛围里，这个可怜的孩子很快就丧失了最后一点儿理智。等她开始令人生厌时，就被送回了家。那时她的精神非常抑郁，她总是说四周有可怕的声音和魔鬼。她的父母很担心她的生命。没过多久，她再一次失踪了。过了两个星期后，人们从一口旧井中把她的尸体打捞了出来。 当时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受审，大家对新教徒的任何造谣和诽谤都会信以为真。瑟文一家还记得发生在无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便决定不会让悲剧重演。他们离家出逃了。在穿过阿尔卑斯山的艰难旅途中，他的一个小孙子被冻死了，最后他们抵达了瑞士。但他们走得有点晚了。几个月之后，父母被判处犯有杀害自己亲生女儿的罪（缺席判罪），并下令将他们吊死。女儿们被判处目睹父母的死刑，然后终身流放。 卢梭的一个朋友把这个案件告诉了伏尔泰。伏尔泰一处理完卡拉斯的案情，就立刻转到诉讼瑟文一家的案件上。这时瑟文的妻子已经死了，剩下的任务只是为瑟文辩护了。伏尔泰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做这项工作。图卢兹法庭再次拒绝提供任何资料证据或移交任何文件。伏尔泰只好又一次开始宣传，向普鲁士的腓特烈、俄国的凯瑟林、波兰的波尼亚陀斯基请求捐款，以迫使法国王室关注这件事为止。最后，在伏尔泰78岁那年，也就是他不屈不挠地上诉的第8个年头，瑟文被宣判无罪，幸存的流亡者也得到了重返家园的允许。 第二个案件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个案子又接踵而来。 公元1765年8月，在离亚眠不远的阿布维尔村镇中，树立在路边的两个十字架不知被谁折断了。3个少年被怀疑犯了渎圣罪，所以当局下令将他们逮捕。其中一个逃到了普鲁士，剩下的两个被抓住了。这两个人中，大一点儿的名叫巴尔骑士，人们怀疑他是无神论者。人们在他的书籍堆里发现了一本《哲学辞典》，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师都汇集到了这本著名的辞典里，这一点就很令人生疑了。法官们决定调查这个年轻人的过去。他们寻找能把他和阿布维尔案件联系在一起的证据。在一次宗教游行队伍路过时，他不是没有下跪、脱帽致敬嘛！ 巴尔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当时他正忙着赶乘一辆公共马车，并不是有意冒犯。 于是，他遭到了法官的拷打。由于年轻，他不能像老卡拉斯那样忍受痛苦，就承认毁坏了其中的一个十字架。这样由于他“不虔诚，并故意不在圣饼前下跪，不脱帽，还唱亵渎的歌，对渎神的书也有赞许之意”，还有类似性质不尊敬的罪行，他被判处了死刑。 对他的判决非常残忍（要把他的舌头用烧得通红的烙铁撕下来，右手要被砍掉，然后被慢慢烧死，而这只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此事激起了民众的非议。即使他犯了所有写在罗列详细的起诉书上的罪行，也不能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方法来杀戮一个少年！人们向国王请愿，大臣们被请求缓刑的呼声包围了。但是国家骚动不安，必须杀一儆百。于是，巴尔受了和卡拉斯同样的折磨后，被送上断头台斩首了（这种方式对他已经是特别的恩惠了）。他的尸体，连同他的《哲学辞典》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作品，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刽子手们烧毁了。 对于那些惧怕索兹尼、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不断增长的影响的人们来说，这倒是弹冠相庆的一天。它表明了，对于那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来说，如果背离真理与谬误之间这条窄狭道路，追随一小伙激进的哲学家，这便是必然的结局。 伏尔泰听说此事后就接受了挑战。他行将过80岁的生日，但他还是以往昔的热情和充满怒火的正直头脑投入到这一案件中。 巴尔由于“亵渎”而被处以死刑。伏尔泰首先要找出是否有这样一条法律——人们犯了假设的罪就能够被处死。他找不到这样一条法律，接着他又咨询他的律师朋友们。他们也找不到这样的法律。人们逐渐明白了，是法官们用他们邪恶的狂热“发明”了这样一条捏造的律条，以便除掉他们的犯人。 在处决巴尔的时候，到处都是不堪入耳的传言。现在出现的这场风暴迫使法官们不得不谨慎行事，对第三个年轻罪犯的审判从来没有得出结论。至于巴尔，他一直未能雪冤。案件的复审拖拉了许多年，到伏尔泰去世的时候还没有结果。但是伏尔泰打出的这一拳已经开始奏效了。即使不是为了宽容，至少也是为了反击不宽容。 由于爱搬弄是非的老妇人的鼓动和昏聩法庭的判决而导致的种种恐怖的行径，到此结束了。 怀有宗教企图的法庭，只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行事才能成功。对伏尔泰所采取的这种进攻方法，法庭是难以抵挡住的。 伏尔泰点亮了所有的灯，聘请了一支庞大的乐队，邀请公众来参加，把敌人逼得走投无路。 结果，敌人一筹莫展。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在法国，有三种不同学派的政治家。第一种人教导的学说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星球上住满了愚昧无知的可怜人，他们不能独立思考。在需要自己作出决策的时候，就头脑发胀，因此会被第一个游说拉票的政客引入歧途。如果这些愚昧的群众受某个了解他们思想的人的统治，对整个世界来说大有好处；对这些人而言，也会是件其乐无穷的事情。因为他们无需再费神去过问议会和投票箱的事，可以把全部时间用于自己的工厂、孩子、廉价小汽车和菜园上。” 这一学派的信徒们成了皇帝、苏丹、要客、酋长、大主教。他们很少把工会看成是文明的必要部分。他们努力工作，修建公路、简易房、大教堂和监狱。 第二种政治思想流派倡导者有以下论点：“普通的老百姓是上帝的最高贵的发明。他们是自身权利的统治者，具有难以逾越的智慧。他们的动机审慎而高尚，完全有能力关照好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想通过委员会来统治世界，而这个委员会在处理政务中的一些棘手问题时缓慢得出奇，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人们应该把执政的事务交给几位可信的朋友，这些人用不着总惦记养家糊口，所以能把全部时间奉献给人们的福祉。” 不用说，这种灿烂理想的鼓吹者在逻辑上就是寡头政府、独裁者、首席执政官和贵族保护者。 他们拼命地工作，修筑公路和简易房，却把教堂变成了监狱。 但是还有第三种人。他们用严肃的科学眼光观察人，认清人的真面目。他们赞赏人的良好品质，也了解人的局限性。他们通过对历史的长期观察，认为一般的人只要不受感情或自身利益的影响，就的确能竭尽全力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他们不对自己抱任何虚假的幻想。他们知道自然的发展过程非常缓慢，要想加速人们智慧的增长，就好比是要加速潮汐或季节的更迭一样，只能是劳而无功。他们难得被邀请加入一个州的政府，但是每当有机会把他们的思想转化为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修筑公路、改进监狱，并把剩余资金用在学院和大学上。这些坚定不移的乐观派相信正确的教育将会逐步消除世界上遗留下来的古代的弊病，因此这样的事业应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 作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后一个步骤，他们通常是编写一部百科全书。 像其他许多需要巨大智慧和极度忍耐力的东西一样，第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书源自中国。中国的康熙皇帝想用一部5020卷的百科全书博取臣民的欢心。 第一个向西方引进百科全书的是薄林尼，他有37本书，引以为豪。 基督教时代的最初1500年，在启蒙方面没有搞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圣·奥古斯丁的一个同乡、非洲人费利克斯·卡佩拉花费了许多年编写成了一本书，自以为此书是汇集了各种知识的真正宝库。在编写时，他采用了诗歌的形式，目的是使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记住他提供的大量趣事。此书中有一大堆可怕的谬误，却被中世纪以后的18代子孙牢记在心，他们把这些玩意儿当成了文学、音乐和科学领域中的定论。 编写百科全书的人 200年以后，塞维利亚一个叫艾西多尔的主教编纂了一部崭新的百科全书。从此，百科全书以每100年增加两本的速度增长起来。但我不知道这些书的最终情况。蛀书虫（对家禽是有用的）可能担当了我们的搬运工。如果所有这些书都保存下来的话，恐怕地球上就没有摆放其他东西的地方了。 最后，在18世纪前半期，欧洲经历了声势浩大的求知运动，百科全书的编纂人进入了真正的天堂。和现在一样，这些书通常是由贫困的学者们编写的，他们靠每星期8美元过活，个人的劳苦费还不够买纸张和墨水的。英国尤其是存在这类作者的伟大国家，所以居住在巴黎的英国人约翰·米尔斯自然想到要把伊弗雷姆·钱伯斯成功的《万能辞典》翻译成法文，以便向路易国王的臣民们兜售他的作品，借此大发横财。出于这个目的，他和德国的一位教授合作，然后又和国王的印刷商雷伯莱顿打交道，让他做实际的出版工作。长话短说，雷伯莱顿看准了这个生财之道，就故意欺骗他的合伙人，把米尔斯和那个条顿医生逐出后，便为了一己之私而继续盗印该书。他把即将出版的书称为《艺术与科学的万能百科全书辞典》，并发出了一系列很能招徕顾客的精美书讯，颇引人注目，预订单很快就排满了。 然后，他聘请了法兰西学院的一名哲学教授做总编，购买了大量纸张，然后就坐享其成。 不幸的是，编写一部大百科全书并不像雷伯莱顿的如意算盘那样简单。那位法兰西教授搞出了笔记而不是文章，预订者大吵大闹地要得到第一卷，一切全乱套了。 在这紧急关头，雷伯莱顿想起了几个月前出版的颇受欢迎的《医学万能辞典》。他把医学卷的编辑找来，当场就聘任了他。这样，一本专科的全书就变成了《百科全书》。这个新编辑就是丹尼斯·狄德罗，这项本来是艰苦而枯燥的工作变成了18世纪对人类整体启蒙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狄德罗当年37岁，他过着既不安逸也不幸福的生活。他不愿意上大学，拒绝做一个年轻体面的法国人应做的事。他一离开耶稣会的老师，就前往巴黎，当了一个文人。经过短时间忍饥挨饿的生涯（按照两个人挨饿和一个人挨饿是同样的逻辑），他和一个后来证明是虔诚得可怕的悍妇结了婚。这种结合绝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少见。但是他得养活她，就必须得做各种杂活儿，并编辑各种各样的书，从《关于美德与价值的探讨》到声名扫地的修订版的薄伽丘的《十日谈》。然而在他内心，这个拜勒的学生依然忠于他的自由思想。不久政府（像处于艰难时期的政府一样）发现，这个并不使人讨厌的年轻作者对《创世记》第一章描述的创世故事抱有严重怀疑的态度，是一个不得小觑的异教徒。结果，狄德罗被带进了万塞纳监狱，被严密监禁几乎有3个月之久。 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才当了雷伯莱顿的雇工。狄德罗是当时最能言善辩的人。他在这个由他领衔的项目中看到了出人头地的机遇。仅仅将钱伯斯的旧资料修改一番简直是降低身份。当时正处于思想极其活跃的时期。太棒了！雷伯莱顿的百科全书要让每一个可以想到的题目具有最新消息，文章要由各个领域最有权威的人士撰写。 狄德罗对此满腔热血，他实际上说服了雷伯莱顿让他全权负责，并且不限制时间。然后，他列出了一个同他合作的人员名单，取出一张大页纸，开始写上“a，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等等。 过了20年，他终于写到了最后一个字母“z”工作完成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雷伯莱顿聘任狄德罗时，他原有的资本已经增加了，但他每年给编辑的薪金从不大于500美元。至于那些应该提供帮助的人，唉，我们都知道会是怎样一种情况。他们或者是当时很忙，或者说下个月再写，或者得去乡下看望祖母。所以，尽管教会和政府的官员们的谩骂使他感到不快，他还是得亲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他的百科全书的版本很少见了。这倒不是因为好多人想得到它，而是因为好多人都要毁掉它。一个半世纪之前这本书就被斥责为有毒害的激进主义表现形式，淹没在一片怒吼声中。而在今天读起来却像给婴儿喂奶的器具一样单调无害。但是，对于18世纪教士们中更为保守的人们来说，这部书就像吹响了冲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的响亮号角。 当然，人们进行了那种司空见惯的谴责，指责总编是社会和宗教的敌人，是既不信奉上帝和国家、又不相信神圣家庭关系的放荡恶棍。但是公元1770年的巴黎只是一个规模宽阔的乡村，彼此之间都很熟悉。狄德罗不但主张生活的目的应该是“做好事，寻找真理”，而且也真正实践之。对饥肠辘辘的人，他敞开大门来招待。为了人类每天工作20个小时，除了要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一叠纸外，从没有要求过任何回报。这个一门心思努力工作的人是美德的典范，而这些正是高级教士和君王们明显缺少的，因此要从这个角度攻击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官方就想方设法找他的麻烦，建立了一个谍报系统，总在他的办公室周围窥探情况，还会对狄德罗的家进行突袭搜查，没收他的笔记或者有时干脆禁止他工作。 然而这些障碍丝毫没能阻抑他工作的热情。这个大项目终于完成了，《百科全书》真的按狄德罗预期的那样竣工了！有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嗅出了新时代的气味，知道世界急需全面彻底的大修，《百科全书》便是他们重整旗鼓的转折点。 看来我对这位编辑的真实形象有点夸大。 但他毕竟还是狄德罗，整天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每星期富裕而睿智的朋友霍尔巴西男爵请他去饱餐一顿的时候，他就兴高采烈。当4000册书销售一空时，他会感到十足满意吗？他和卢梭、达兰贝尔、杜尔哥、爱尔维修、沃尔涅、孔多塞，还有其他许多人是同时代的人，所有这些人享有的声誉都比他高得多。但是如果没有这部《百科全书》，这些卓越者就不可能发挥他们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社会和经济的纲领。它告诉我们当时那些领袖们的真实思想。它具体陈述了不久之后就统治了整个世界的那些理念。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凡是有耳朵能听，有眼睛能看的人都知道，法国已经到了紧要时刻，必须采取某种严厉措施以避免即将临头的灾难，然而这些有耳朵有眼睛的人却拒绝采取措施。他们全都非常固执地坚信——和平只能靠严格执行梅罗文加王朝的一套过时了的法律来维护。当时这两个党派实力相当，都保持着原样，这就导致了奇怪的复杂情况。法国在保卫自由中起了引人瞩目的作用，它给乔治·华盛顿先生（一名共济会成员）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并且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部长先生安排了愉快的周末晚会，别人称富兰克林是“不可知论者”，我们称他为朴素的无神论者。这个屹立在大西洋岸边的同一个国家又是各式各样进步的仇敌，只有在判处哲学家和农夫都要过同一种贫困而无生机的生活时，才表现出一点儿不偏不倚的民主意识。 最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然而，变化的方式却是出人预料的。这次斗争是要扫清非王族出身的人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障碍，而参加斗争的却不是奴隶本人。斗争活动的参与者是少数几个公正无私的人。新教徒对他们痛恨得咬牙切齿，就像天主教压迫者痛恨他们一样。那些无私的人的唯一指望就是期待所有虔诚的人都能升入天堂。 18世纪保卫宽容事业的人很少属于某个特殊的派别。为了个人方便起见，他们有时也参加一些可以把宪兵从写字台前赶开的表面上的宗教活动。然而就内心活动而言，他们倒是像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或是中国的孔子时代。 对于同时代的大部分人对各种事物的敬畏感，他们通常缺乏必要的尊重。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过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事物，虽然没什么害处却很幼稚。 他们很少注重古代民族的历史，西方世界的人们出于某些好奇的原因，从巴比伦人、埃及人、亚述人、赫梯人以及迦勒底人的历史记载中捡取一些片段，作为道德和习俗的行动指南。但是大师苏格拉底的真正信徒们只倾听自己良知的内在呼唤。在早已变得屈服温顺的世界中，他们根本不计后果地生活着。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不宽容 有一座标志着达官贵族的荣耀和平民百姓的痛苦的古老大厦，名叫法兰西王国。公元1789年8月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它终于倒塌了。 那天晚上天气闷热，一星期来人们的怒火不停地上涨，国民议会沉浸在真正的兄弟博爱的狂欢之中。只是到了这个民众激昂的时刻，特权阶层才交出了他们花了3个世纪获得的古老权力和特权。平民百姓宣布赞成人权理论。从此，人权便为以后的民众自治奠定了基础。 就法国而言，这意味着封建体制的消亡。第一流的人，实际上就是社会上最具有进取心的精英，他们勇敢地担起领导的职责，决定着普通民众的命运，而且也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贵族阶层都甘愿退出公职，在政府的各个部门里做一些冠冕堂皇的办事员的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们现在只适合在纽约的五号街道上喝咖啡，或者在二号街道上开饭馆。 古老的法兰西死亡了。 这到底是福还是祸，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法兰西已经死了，和它一起死去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最残暴的统治，自从黎塞留时代以来，教会一直把这种统治强加在涂了圣油的圣·路易斯的子孙们身上。 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又获得了一次机会，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至于激励着当时所有虔诚的男男女女的冲天激情，更不用说了。 太平盛世已经很近，甚至可以说已经来临了。 独裁政府的专横及独裁政府的各种邪恶，都要彻底地从美好的地球上永远清除掉。 前进吧，祖国的后代(1)，暴政的时代就要终结了！ 对于它的后果可以多说点儿。 帷幕落下来了，社会上许多污秽的事物被涤荡得一干二净，一切都重新开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我们再次看到了面熟的“不宽容”，它穿上了无产阶级的马裤，梳着罗伯斯庇尔式的发型，与检察官并排而坐，度过它罪恶的晚年。 10前，有人要是说当权者只是依靠上帝的垂青度日，有时也会出差错，“不宽容”便会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现在，谁要是顽固地认为人民的意愿不一定总是上帝的意愿，“不宽容”也会把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玩笑！ 然而，这个玩笑（具有哗众取宠的本性）却是以数百万无辜旁观者的鲜血为代价。 不幸的是，我要讲的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人们可以从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表达同一个意思的比较优雅的叙述。 在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一直明显地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永远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人。 大革命 少数人没完没了地研究和思考，认真寻求自己的不朽灵魂，他们将会悟出某些恰如其分的哲学结论，最终摆脱掉普通民众的烦恼。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满足精神上的“淡酒”，他们想要能刺激精神、烫坏舌头、伤害食管、使他们突然坐起来，振奋一下精神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倒关系不大，只要能起到上述的效果，能采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而且不限制数量就行。 历史学家似乎不懂得这个事实，这让许多人大失所望。愤怒的民众刚刚摧毁掉旧日的城堡（当地的黑罗多弟和塔西提及时，又热情地报道了该事），就马上让泥瓦匠把旧城堡的废墟用推车运往城市的另一头，重新修建起一座地牢，它和旧堡垒一样暴虐、罪恶，同样出于镇压和恐吓的目的。 恰好在这个时候，一些自尊心很强的民族终于摆脱了“一贯正确的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但他们却开始受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的指挥。 就在旧掌权人化妆成仆从骑着马向边境疾驰出逃的同一天，自由党进入了这座被遗弃的宫殿，穿上被人丢落的皇袍，又做出与他们的前任同样的错误之事和暴行。 这一切都实在是令人沮丧，但这是我们故事里一个真实的部分，必须告诉大家才好。 毋庸置疑，那些对法国大动乱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动机是好的。《人权宣言》规定的原则是：不得干预任何公民依照自己的观点，“包括宗教观点”，安静地寻求自己道路的自由，只要他的观点不搅乱由各项法令和法律制定的社会秩序就行。 不过，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享有同等的权力。新教从此以后得到容许，新教徒不会因为不和天主教徒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而招惹到什么麻烦，但天主教仍然是国教，是“占统治地位”的教派。 米拉博(2)在认识政治生活本质的方面有准确无误的本能，他知道这个远近闻名的让步不过是权宜之计。他试图把一场社会大变革变成一个人的革命，但壮志未酬就归西了。许多贵族和主教对他们在8月4日晚上的宽宏大量的表示深为后悔，于是便开始使用设置障碍的方法，这给他们的国王主子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直到公元1791年（整整两年，这对于任何实际目的来说都太晚了），所有宗教派别，包括新教徒和犹太人在内，才获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础，被宣布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自由。 从那时开始，各种角色就反转过来。法国人民的代表为这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国家制订了宪法，要求教士们不管具有什么信仰，都必须宣誓忠于这个新政体，就像他们的同胞——教师、邮局员、灯塔看守人和海关官员一样，要把自己严格地看成国民的公仆。 教皇庇护六世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新宪法对教士的规定直接践踏了公元1516年法国和罗马教廷签署的各项正式协议。但是议会没有时间考虑先例或条约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教士要么宣誓效忠新宪法，要么退职，饥饿而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这个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履行了宣誓的程序。但是绝大多数教士是虔诚的，他们拒绝发假誓。他们已经迫害了胡格诺教派许多年，现在他们又效仿胡格诺派，开始在荒废了的马厩里做弥撒；在猪窝里交流思想、共享圣餐；在乡下的树篱后面布道，并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秘密到他们以前的教民家里进行拜访。 通常情况下，他们比新教徒在类似的情境下过的生活好得多，因为法国的秩序已经乱作一团，就连对付宪法的敌人，也只能勉强采取一些敷衍了事的措施。由于这些出色的教士们——一般称他们是拒绝宣誓的倔强分子——似乎没有人想冒上断头台的危险，所以很快就壮着胆子要求官方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教派”，并要求享有特权，而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也正是这种人顽固地拒绝把这些特权交给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徒。 革命的宽容之处 我们如今处在没有这方面风险的公元1925年来回顾那个年代，难免感到它既冷酷又滑稽。但是官方当时并没有就他们的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因为极端的激进分子已经彻底控制了国民议会。由于法庭的背信弃义，加上国王陛下昏聩地与外国结盟，结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到地中海海岸的惊慌。它导致了从公元1792年9月2日至7日的一系列屠杀。 从那一刻起，这场革命注定要堕落成恐怖统治。 饥肠辘辘的百姓开始怀疑自己的领袖正在搞一个大阴谋，要把国家出卖给敌人，这时哲学家们试图通过渐进的方式取得成果的努力便成为了泡影。下面发生的剧变在历史中并不足为奇。在如此巨大的危机之中，处理政务的权力很容易落在残酷无情的人手中，认真学习历史的学者都很熟悉这一事实。但是这出戏的主要演员居然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一个楷模，一个纯粹美德的化身，这的确出人意料。 等法国开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实本性，已经为时过晚了，这就好比是在协和广场的绞架上白费唇舌说一阵过时的警告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这几个角度探讨了法国大革命，但是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了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才能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在极度痛苦中决定民族命运的黑暗力量。 有些人认为是愉快和光明统治着世界。有些人则认为人类只推崇一个东西：专横的力量。从现在起几百年后，我们或许能在这二者之间作出一个选择。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法国大革命是所有社会学的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化。 一些人想通过理性建起一个更人性化的世界，但他们不是自然死亡，就是被那些他们原本想给予荣誉的一帮人处死。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的消逝，新至善论的无知信徒变成了国家命运的有争议的主人，他们把这项崇高的使命弄得乱七八糟。 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胜利掌握在宗教的敌人手里，这些人出于某些原因，憎恨基督教的种种象征。他们在往昔教士专权的日子里默默地忍受了深重的灾难，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长袍就愤怒不已；一嗅到香火的气味，就会勾起早已忘却的狂怒，致使脸色发白。还有些人认为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来反对上帝的存在。于是，他们联合起来，着手摧毁教会和它的作品。这是件毫无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场徒劳无功之举，却是革命心理的特点之一。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每天发生的事。于是，一纸国民政府的法律公文就废除了基督的旧历，废除了万圣节、圣诞节和复活节，取消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将一年划分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个非基督徒的休息日。接着，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明，使世界失去了主心骨。 但这段时间并不长。 在空荡荡的雅各宾俱乐部里，无论如何滔滔不绝地做着各种解释和辩解，这种虚空的主张还是得不到大多数公民的认可。他们连两个星期都没忍耐得了。旧神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那为什么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创造出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神呢？ 结果，出现了理智女神！ 她的确切形象还是后来才弄明白的。在当时，一个标致的女演员，恰到好处地穿上古希腊服装，完全符合了人们的要求。这位女士是从前任国王的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中找到的，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她被人们非常隆重地送到了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祭坛上——一个早已为旧信仰的追随者所抛弃的地方。 至于圣母，许多世纪以来她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充分理解的容忍目光，温和地注视着那些灵魂受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销声匿迹了。在被送进石灰窑变成灰浆之前，被一双怜爱的手匆匆地隐藏了起来。自由女神的塑像占据了她的位置。这是一位业余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随意雕塑而成。但这并没有结束。巴黎圣母院还见识过其他的新鲜事。在唱诗班的中间，有四个柱子和一个顶棚，它们象征着“哲学的圣堂”，在国家的重大日子里就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当这个可怜的女子不主持仪式、不接受追随者的膜拜时，“哲学的圣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后一刻。 但“最后一刻”不到6个月就到来了。 公元1794年5月7日上午，法国民众被正式告知：上帝又重新确立了，灵魂的不朽又一次被公认为一条信仰。6月8日，新的至高无上的神（那是用已故的让·雅克·卢梭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忙造就出来的）正式向企盼已久的信徒们亮相了。 罗伯斯庇尔身穿一件崭新的蓝色马甲，发表了欢迎词。他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从一个三流城市里的默默无闻的法律执事摇身一变成了法国大革命的高级教士。更有甚者，一个精神癫狂的修女凯瑟琳·泰奥特居然被成千上万的人拥戴为上帝的真正母亲，因为她刚刚宣布了救世主即将降临，还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这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此人身穿自己设计的怪异制服，得意洋洋地大讲特讲，向上帝保证说从今以后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会好起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两天后他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凡被怀疑犯有叛国罪和异教罪的人（二者再次被相提并论，就像往昔的宗教法庭时代一样）都被剥夺一切自卫手段。这个措施非常奏效。在后来的6个星期里，成千上万的人在断头台的斜斧下丢了脑袋。 他的其他故事是大家熟知的。 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认为自己是他所认为美好的东西的完美化身，在品质上是有头脑的狂热者，因此不可能承认其他不够完美的人有和他在同一星球上生活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邪恶的仇恨发展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让法国抵达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 最后，美德的敌人由于担心自己性命难保，便动手回击了。经过一场短暂的殊死斗争，这个正直得可怕的信徒遭到了毁灭。 没过多久，法国革命的力量很快削弱殆尽了。法国人民当时采用的宪法获准了不同宗派并存，并给它们以同等的权利和特权，至少共和国官方不再管理宗教方面的事情了。那些希望建教堂、公理会和协会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但有个前提——即必须在支持自己的教长和教士的同时，承认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个人选择的完全自由。 从那时起，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和平共处。 天主教会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它继续诋毁政教分离的原则（参见公元1864年12月8日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教令），并且支持那些妄图颠覆共和国政府，以恢复君主制或帝国的政党，以图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但是这些战斗一般都是在大臣夫人的起居室里，或者是在退伍老将和一个野心勃勃的岳母打兔子的山林小屋里进行的。 他们为趣味读物提供了精彩的素材，但这只能表明他们是白费心机。 ———————————————————— (1) 《马赛曲》的歌词，原文为法文。 (2) 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 第二十八章 莱辛 公元1792年9月20日晚上，一场战斗在法国革命军和前来剿灭这场可怕暴乱的君主联盟军之间打响了。 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胜利，但联盟军并不是获胜的一方。联盟军的步兵在瓦尔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无法施展实力。战斗变成了接连不断的炮战，可是叛军比皇家军队射击得更猛烈和迅速，这样联军就率先离开了战场。入夜，联军向北方撤退。参加这场炮战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歌德的人，他是魏玛世袭亲王的助手。 数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出版了关于这一天的回忆录。他那时站在洛林的又稠又黏的没踝泥泞中，却变成了一个先知。他预言：经过这场炮战，世界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得对极了。在那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受上帝青睐的君主权力被抛入垃圾堆。人权运动的参加者们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逃之夭夭。他们紧紧握着手中的枪，穿过山谷，翻越高山，前进，再前进！一直到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送到欧洲最偏远的角落，把他们的战马拴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每一座城堡和教堂里。 我们写下这样的词句倒是轻而易举。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已经死去大约150年了，我们尽可以取笑他们。但他们赋予这个世界的许多好东西，我们永远感激不尽。 但是从那些日子里熬过来的人们——他们曾在某一天的早晨聚在自由之树下面愉悦地跳舞，但在随后的3个月中又像城市下水道里的老鼠一样东躲西藏——他们不可能对这场动乱采取观望的态度。他们一从地窖和阁楼里爬出来，梳整一下布有蜘蛛网的假发，就立即想方设法避免重演这种骇人的灾难。 但是为了成功对抗敌手，他们必须首先掩盖过去。这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那个模糊的过去，而是他们自己偷偷摸摸地阅读伏尔泰先生的书，并公开表示敬佩百科全书派的“过去”。现在他们把伏尔泰先生的书堆放在阁楼里。把狄罗德先生的书卖给了回收废品的小贩，把曾经虔诚的奉若真理的小册子扔进了炉灶。为了掩盖可能暴露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里逗留过的蛛丝马迹，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真可谓是费尽心机。 天哪，就像细心摧毁一切文字材料时常有的情况一样，这些忏悔人忽视了一件事，这比那些众说纷纭的谣传更坏，这就是戏剧舞台。曾经为《费加罗的婚礼》抛撒出一车车鲜花的那一代人，他们无法再宣称从没有相信过人人平等的理想有可能实现，那未免过于幼稚。他们曾经为《睿智的南森》流过泪，所以现在也无法再证明自己一直坚持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 这出戏和它的成功所证明的与他们所说的截然相反。 这出戏是18世纪后期迎合民众感情的著名戏剧。它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戈思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的德国人。他的父亲是一名路德派教士。莱辛曾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但是他并不热衷宗教的行当，经常逃学。父亲获悉这个消息后，把他喊回家，让他作出一个选择——要么马上退学，要么写一份到医学系学习的申请书。莱辛当医生的兴趣并不比当教士大。 不过，他答应做到父亲对他的每项要求。他虽然又返回到莱比锡，却继续为一些他喜爱的演员朋友们作保借贷。后来这些演员们在城里找不到踪影了，为了避免因欠债而被捕，莱辛不得不逃至威登堡。 他的逃跑意味着一段时间的长途跋涉和忍饥挨饿的开始。他先到达柏林，在这里度过了好几年，为几个戏剧刊物写文章，稿费非常低廉。后来他又给一个准备做环球旅行的有钱朋友当私人秘书。可是，他们刚一起程，就爆发了7年战争。那个朋友被迫从军，赶乘第一辆马车回家乡了。莱辛再一次失业了，在莱比锡城里漂泊。 但莱辛是个善于社交的人，没过多长时间，便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名叫艾德华·克里斯蒂娜·克莱斯特。这位朋友白天做军官，晚上写诗，是个敏感的人，他给予饥肠辘辘的莱辛以洞察力，引领他慢慢步入正在逐渐传遍世界的新精神。但是呢，克莱斯特在库内道夫战役中被打死了，莱辛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当一名报刊专栏作家。 莱辛 接着，莱辛又给布雷斯勒城堡的指挥官当了一段时间的私人秘书。由于戍守生活无聊至极，为了消遣时光，他便认真研读起斯宾诺莎的著作。这位哲学家去世100年之后，他的著作才开始流传到外国。 然而，所有这一切仍然无法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莱辛这时差不多40岁了，他想成家。他的朋友们建议任命他做皇家图书馆的馆员。但是数年前发生的事已经使莱辛成为不受普鲁士宫廷欢迎的人。他首次访问柏林时，结识了伏尔泰。这个法国哲学家是个非常慷慨的人，一点儿架子都没有。他允许这个年轻人借阅当时即将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纪》的手稿。不幸的是，莱辛急匆匆地离开柏林时，把这部手稿打进了自己的行李里（完全是出于偶然）。伏尔泰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宫廷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恼怒至极，当时便大喊大叫地说自己的手稿被盗了！一个来自德国的年轻人偷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应该监视边境，等等。伏尔泰的样子完全像一个客居外国的激动万分的法国人的作风。没过几天，邮差带来了他“丢失”的稿件，但里面还附有莱辛的一封信。这个直率的条顿青年在信中对敢于怀疑他品质的人表达了个人看法。 这场发生在巧克力罐里的风波原本可以轻易被人们忘掉，但是18世纪是巧克力罐在男人女人的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时期。大约20年以后，腓特烈国王仍然不喜欢莱辛那位爱找麻烦的法国朋友伏尔泰，所以也就不乐意莱辛到他的宫廷来。 莱辛作别了柏林，抵达汉堡。这里盛传要新建一个国家剧院。但是这项规划未能实现，莱辛无奈之下接受了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当管理员的工作。那时他居住的沃尔芬布泰尔城不算是大都市，但是大公爵的图书馆在德国却是一流的。该馆藏有1万多部手稿，其中有一些是基督教改革运动史中最重要的文献。 无聊自然是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的主要源泉。在沃尔芬布泰尔城，当过艺术批评家、报刊专栏作者和戏剧小品文作家的人本身便是个很令人怀疑的角色。没过多久，莱辛就又一次遭遇到困境。这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有人传闻他干了些事情——发表过一系列攻击老一派路德神学正统观念的文章。 事实上呢，那些布道（因为它们是布道的形式出现的）是汉堡一位前任教长写的，但是布伦斯威克大公爵对在他的领地内开展一场宗教战争十分惶恐，便命令莱辛这个图书馆馆员谨慎行事，躲避一切争论。莱辛按照主人的吩咐做了。然而，当时谁也没有鲜明地指出，不得用戏剧手法处理这个问题，于是莱辛就开始通过戏剧形式重新表述自己的看法。 在这座小镇子的娱乐室里诞生的这出戏叫做《睿智的南森》。这个主题极其古老，我在前面提到过它。喜欢古典文学的人能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找到这篇故事，在那里它的题目是《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很早很早以前，伊斯兰教的一位亲王想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那儿榨取一大笔钱。但是他苦于没有正当的理由盘剥这个倒霉人的钱财，就想出一条诡计。他派人把这个不幸者找来，大加赞赏了一番他的学识和智慧，然后问他，在流传最广的三种宗教——土耳其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他认为哪一个最真实？那位德高望重的犹太老者没有正面回答亲王，而是说：“噢，伟大的苏丹，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前，一个有钱人，他有一枚特别漂亮的戒指。他在遗嘱里写道，他死的时候，手上戴着这枚戒指的儿子，就是继承他全部财产的人。他的儿子后来也立了同样的遗嘱，孙子也一样，如此好几百年来，戒指一代代传下来，一直风平浪静。但是戒指的最后一个主人，他有3个儿子，无论是哪个儿子，他都非常喜爱，所以根本无法决定哪一个应该享有这无价之宝。于是他到一个金匠那里，定做了两枚和自己手上的一模一样的戒指。他临终时躺在床上，喊来3个孩子，为每个人祈福，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那枚戒指的继承人。安葬完父亲后，3个孩子都宣称自己才是遗产的继承人，因为他们都有那枚戒指。由此引发了许多争吵。最后这件事被提交到法庭处理。由于这3枚戒指一模一样，法官们也没办法确定哪一枚才是真的，所以这个案件便拖了下来，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的末日了。阿门。” 莱辛用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来表明他的信念：没有一种宗教拥有垄断真理的权利。人的内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义更有价值，因此人们的任务就是友好地相处，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十全十美的偶像让别人崇拜，说什么“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强，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掌握真理”。 但是这个在公元1778年曾颇受称赞的思想，当时在那些小诸侯国里却不得人心。小诸侯们在大风暴中都极力想方设法地保住残存的牲畜和财产。为了恢复他们丧失了的声望，他们把土地交给警方管辖，并期望那些依赖他们谋生的牧师先生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协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这场不折不扣的政治反动彻底成功了，那些试图按照50年前的宗教宽容的模式重塑人们精神世界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事实上，结果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各国大多数人们对革命和骚乱、对议会和那些空洞的演说、对于完全破坏了工商业的各种赋税已经感到厌倦了。他们想要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他们想从商，想坐在自己的前厅里喝咖啡，不再遭受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骚扰，不再被迫喝令人恶心的从橡树上挤出来的汁。如果能享受到这种康宁的生活，他们就宁可容忍一些小小的不便。比如说，向每个佩戴有铜纽扣制服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鞠躬，并用“老爷”来称呼官方的打扫烟囱的助手。 但是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完全出于需要，是经过漫长而动乱的年代后要有一个短促的喘息之机的结果。那时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制服、新的政治舞台、新的治安政策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的统治者。然而，单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的状态、从对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声雀跃中，就断言人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曾经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彻底遗忘，那可就错了。 他们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动独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倒是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都携带一大本《圣经》去教堂，剩余的日子则可以自由自在地思考。但他们必须保持沉默，不得公开个人的意见。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地左顾右盼，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有藏着密探，才能说一些自己的观点。不过，当他们还在起劲儿地谈论当天发生的事情时，却又从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的“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们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国家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公元1600年的岁月，于是他们就又会悲伤地摇摇头。 他们的新主人所做的，与那些从公元1年起所有不懂人类历史的同类主人们在类似情况下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这些主人们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了抨击政府的演说，以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演说家拖进监狱，从严宣判（40年、50年或100年的监禁），使这些不幸的人得到烈士的美誉。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人们不过是没什么头脑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弄不懂的小册子罢了。 受到这些例子的警告，其他的人都避开公共游憩场，躲到灯光昏暗的酒馆里或人口稠密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发点牢骚，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小心谨慎的听众，在这里比在公共讲台上，他们有着更大的影响。 天神智慧地赋予某些人一点儿权力，可这些人又总是担忧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官方声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悲哀了。一个国王可以离开他的王位，并且笑对这场中断他枯燥无味的生活的插曲。无论他是戴着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始终还是一个国王。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而言，只要他被剥夺了小木槌和职务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平民百姓，一个之前咋咋呼呼，如今被人嘲讽得陷入窘境的可笑之人。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低头的人们，那些用学术巨著、地理手册、人类学、经济学来公开质询现有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却糟透了。 他们随即被不留情面地剥夺了谋生之路，然后被驱逐出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留下妻子和儿女，全要依靠邻居们的好心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一大批真挚地想消除许多社会流弊的人带来极大的不便。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蔼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涤除了。今天，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康德教导说，我们行动的准则要具有变成普遍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他的这种理论只能取悦于“嘴上无毛的年轻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恶名远播，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的国王，放逐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很狼藉，因为他把怀疑的触角伸到了音乐领域，审查了舒伯特的乐曲。 可怜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消失不在了，整个世界都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忘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活跃的学术时代，有一些东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乡镇集市上那些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约翰·施特劳斯本人作曲并指挥演奏的最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还可以说，在整个18世纪中，奥地利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徒马上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找到一块沃土作为他们施展力量的地方。但是这一切在鲁道夫二世成为皇帝之后就全变了。 这位鲁道夫是西班牙的菲利普的德国翻版，在这个统治者看来，和异教徒签订的条约毫无意义。虽然鲁道夫接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懒散得无药可救。不过呢，这倒使他的帝国避免了在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等到费迪南德二世被选为皇帝，政策发生变化的事就发生了。他当选君主的主要资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众多儿子的人。他在统治初期还参观过著名的天使报喜馆，这个建筑是公元1291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尔马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费迪南德在宗教狂热的爆发中曾发誓，把他的国家变成纯粹的天主教国家。 他恪守诺言。公元1629年，天主教再次被宣布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国教和唯一信仰的宗教。 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这个奇特的家族建立了姻亲关系，每位新娘都带来了大片欧洲领地作为嫁妆。费迪南德便着力把新教徒从马扎尔人集中居住的地区驱逐出去。但是，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匈牙利直到18世纪后半期还能让新教徒保持独立。这时奥地利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变。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会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最后就连这些思想最迟钝的人也厌烦了教皇的不断干涉。他们非常想冒一次风险，制定一项违反罗马教廷意愿的政策。 在本书的前一部分里，我已经说过，有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体制是完全错误的。评论家们则争论说，在殉道者的时代，教会是真正的民主机构，因为它是由年长者和主教掌管的，而他们又是由教区全体教众一致推选出来的。他们愿意承认罗马教皇，因为他自称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有权在教会委员会里享受崇高的地位。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权力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因此历代教皇绝不应该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主教，并且不应把自己的影响伸展出教皇应有的领地范围之外。 教皇则利用各种惩罚（包括训令、诅咒、逐出教会）来对付这种思想。结果有好几个勇敢的改革者由于大胆地提倡教会权力下放而丢掉小命。 这个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明确解决。后来在18世纪中期，有钱有势的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主教重新提出这一思想。这位代理主教叫约翰·范·抗泰姆，但他的拉丁文的笔名弗布罗纽斯更为人熟知。他接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在卢万大学学习几年以后，他暂时离开家人，前往莱顿大学读书。他抵达那里时，恰好赶上纯加尔文主义的老城堡开始被怀疑城堡内部有自由派存在。等到法律部的杰勒德教授得到允许进入神学界、并发表称颂宗教宽容的理想的讲演时，这种猜疑就成为公开的罪证了。 至少可以说，抗泰姆这位代理主教的推理思路是有独创性的。 他说：“上帝是万能的。上帝可以制定出对所有人民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适用的科学定律。所以，只要他愿意做，就能轻而易举地引导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宗教问题上抱有相同的观点。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这么做。因此，如果我们用武力迫使他人相信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我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明确旨意。” 抗泰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很难说清楚。但是从抗泰姆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伊拉斯谟唯理主义的思想痕迹。后来他在主教权限和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问题上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不出所料，他的书即刻受到罗马教廷的斥责（公元1764年2月）。但这时奥地利皇后玛丽亚·泰雷兹却对抗泰姆表示了支持，因为这符合她的利益。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被称为弗布罗尼主义或主教权限主义运动，它在奥地利蓬勃发展起来，并最终形成了有实效的《宽容法》。在公元1781年10月13日，玛丽亚·泰雷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将他颁赐给了自己的臣民。 约瑟夫是他母后的劲敌、普鲁士的腓特烈的翻版，他有在错误时刻作出正确决定的惊人天赋。最近的200年间，奥地利的家长们让孩子入睡时就吓唬说，如果不上床睡觉，就会被新教徒抓走。如此一来，要让孩子们再把新教徒（他们知道的样子是长着角，并拖着一条又黑又长的尾巴的人）视为至爱的兄弟姊妹是根本不可能的。同理，可怜又虔诚、勤奋又易犯错误的约瑟夫总是被那些高薪厚禄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女执事的亲戚们包围着，他做出如此突如其来的大胆之举，值得大力赞颂。在信奉天主教的统治者中，他是勇敢宣布“宽容是治理国家的理想实用的财富”的第一人。 他3个月以后做的事更让人震惊。公元1782年2月2日，他颁布了涉及犹太人的著名法令，把当时仅仅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拓展到这些直到现在才认为自己是幸运儿的犹太人当中。从此，犹太人获准可以和基督徒的邻居们呼吸同样的自由空气。 我们应该就此停笔了，让读者们相信这件好事还在继续，奥地利现在成了那些希望按自己的良心做事者的天堂。 我倒是希望这是真的。约瑟夫和他的几位大臣们可能随兴而起，做出了超越常理之事。可是，奥地利的农夫们自从古代以来就一直被教导说犹太人是他们的天敌，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因此，他们视犹太人和新教徒为天敌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被克服的。 那部杰出的《宽容法》已经颁布一个半世纪了，可是天主教会以外的人们仍然和16世纪一样处于低微之境。从理论上说，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新教徒可以指望担任首相或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但其实他就连和皇帝的擦鞋匠一起吃饭都不行。 关于这份空洞的法令就说到这儿吧。 第二十九章 汤姆·佩恩 在某个地方流传着一首诗歌。诗歌的大意是：上帝以神秘的活动在创造奇迹。 对于研究过大西洋沿海地区历史的人而言，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是很显然的。 17世纪的前半期，美洲大陆北部住着一批对《旧约》理想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不知内情的参观者还会把他们视为摩西的追随者，而非基督的信徒。浩瀚、寒冷又多风暴的大西洋将这些开拓者和欧洲国家隔断。他们在美洲新大陆建立起一种恐怖的精神统治，这在对马瑟家族的大规模搜捕和迫害行动中达到了顶峰。 乍一看，要说这些令人起敬的绅士对宽容倾向颇有贡献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宽容倾向在英国与从前殖民地之间的敌对情绪爆发前的《美国宪法》和其他许多文件里又讲得清清楚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由于17世纪的压制非常可怕，便注定会激起比较有利于自由思想的强烈的反作用力。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殖民主义者都突然派人去找索兹尼的选集，不再用《圣经》中的“罪恶之地”和“罪恶之城”的故事来吓唬孩子们。但是他们的领袖们几乎都是新思想的代表，都是些有能力、有谋略的人，他们自己的宽容思想都建构在羊皮宣言的基础上，新的独立民族的大厦就要在这上面耸起了。 如果他们是对付一个统一的国家，可能不会这么成功。但是在美洲北部建立移民区始终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在那里，瑞士路德派的人开辟了一部分土地；法国也有一些胡格诺派教徒赶过来；荷兰的阿米尼教徒也占领了一大片土地；而英国的各个教派亦不时地想在哈德逊湾和墨西哥湾之间的荒凉地带建起自己的小小天堂。 上述形势有助于各种教派的发展。在好些殖民区里，由于不同教派之间的势力难分伯仲，所以一种最原始的初级的互相容忍形式被强加在各派移民者头上。若是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早就掐住彼此的喉咙了。 对于那些靠坐收渔利发财的体面绅士来说，这是讨厌的发展趋势。在新的仁慈精神出现许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为维持旧的正直理想而抗争。虽然他们所获甚少，却成功地使年轻人疏远了一种信条，这信条似乎是从比他野蛮的印第安邻人的仁慈善良的概念借用而来。 我们国家幸运的是，在这场历时长久的争取自由的奋战中，最受攻击的是人数不多却勇气十足的持反对意见的人们。 思想在轻快地传播开来，甚至一只小小的载重80吨的双桅帆船，运载的都是足以让整个大陆陷入混乱的新观念。18世纪的美国殖民主义者没有什么雕塑和三角钢琴，但他们并不缺乏书籍。13个殖民区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明白，这个大世界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是听不到的。那时的书商成了他们的先知。他们虽然和已有的教士不公然决裂，表面的生活也鲜有什么改变，但是时机一到，他们马上就表示自己是特兰西瓦尼亚老亲王最忠诚的信徒，那个老亲王拒绝在自己的领地上迫害唯一神论的信徒。理由是上帝已经明确地给了他做三件事的权力：“有能力进行从无到有的创造；预知未来；控制人的良知。” 当需要制订一个将来治理国家的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纲领时，这些勇敢的爱国者就把自己的思想写进文献，把他们的理想放置在公共舆论这一最高法庭前。 如果弗吉尼亚善良的公民知道他们洗耳恭听的一些讲演是受不共戴天的死敌——自由思想者——直接启迪的话，他们一定会被吓得魂不附体。然而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是一个极其有自由思想的人，当他说宗教只能用道理和说服力来管理，不能用武力或暴力时，当他又说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权利，依照自己的良知自由运用宗教时，他仅仅是在重复伏尔泰、拜勒、斯宾诺莎和伊拉斯谟的思想和作品的内容罢了。 后来，人们又听到如下的异端邪说：“在美国谋求任何公职都不需要把宣布信仰列为条件”，或者“国会不应该运用法律来干涉宗教的建立或者禁止自由运用宗教”，美国的反叛者们默许并接纳了这种做法。 如此一来，美国成为第一个宗教和政治明确分离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公职候选人在接受任命时不用被迫出示主日学校毕业证的国家；在法律上，美国则成为第一个民众可以随意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国家。 但是这里就像在奥地利（或是其他这种地方）一样，普通百姓远远落后于领袖们，领袖们稍微有一点儿偏离老路，他们就会跟不上步伐。许多州不仅继续对不属于主导宗教组织的百姓施加限制，而且居住在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人们仍然不能容忍持有不同意见者，好像他们从来没有读过一句本国宪法般。对于汤姆·佩恩来说，所有这一切不久就都降临了。 汤姆·佩恩为美国的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宣传员。 汤姆·佩恩 从血统上讲，他是英格兰人；从职业上说，他是水手。在天性和训练上说，他是个反叛者。他造访北美各殖民区的时候已经40岁了。在伦敦时，他曾遇见本杰明·富兰克林，接受了“西行”的忠告。公元1774年，他拿着本杰明亲笔写的介绍信，乘船驶往费城，帮助富兰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贝奇创立了《费城公报》。 佩恩是个老练的业余政治家，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处于考验灵魂的重大漩涡之中。不过他的头脑非常有条理。他搜集了关于美国人不满情绪的纷杂材料，并将它们融进一本小册子里。篇幅短小却写得很亲切。小册子通过一般“常识”使人们相信美国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应当得到所有忠心爱国者们衷心的合作。 这本小册子很快就传到英国，传到欧洲大陆，许多人有生以来头一次知道有个“美利坚民族”。这个美利坚民族完全有理由，而且具有神圣的职责，向母国——英国开战。 独立战争刚一结束，佩恩就返回欧洲，告诉英国人民统治他们的政府的种种蠢行。那时塞纳河西岸正发生着惊人的事情，体面的英国人开始用疑虑的眼光观看海峡对岸的情况。 有个人被吓破了胆。这个人叫埃德蒙·伯克，他刚刚发表了《对法国革命的见解》。佩恩义愤填膺地马上用《人的权利》予以回击。结果，英国政府通令他以叛国罪受审。 与此同时，他的法国崇拜者们则选他进入国会。佩恩对法文一窍不通，却是个乐观派。他接受了这项荣耀，动身前往巴黎。他在巴黎一直居住到受罗伯斯庇尔怀疑为止。佩恩知道自己随时有遭到逮捕或被砍头的可能，便赶忙完成了他关于人生哲学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称是《理智时代》。该书第一部分是在他即将入狱时发表的。第二部分是他在狱中的10个月里写成的。 佩恩认为，真正的宗教——他称之为“人性的宗教”——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无神论者，另一个是盲信主义者。但是他在表述这一观念时受到了众人的攻击，公元1802年他回到美国后，人们都以极大的仇视态度对待他。“肮脏的无神论者”的恶名，在他死后仍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他没出什么事，这倒是真的。他既没有被绞死、烧死，也没有在轮子上被分尸。只是没有一个人理睬他。当他壮大胆子要出门时，受到怂恿的小孩子们还会向他吐舌头。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被人遗弃的人。他还写过一些愚蠢的小册子——反对独立战争中其他英雄人物的小册子，借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对于一个好的开端来说，这似乎是最凄凉的结局。 但在近2000年的历史中，这却是反反复复发生的典型事例。 公众的不宽容刚发泄完愤怒，个人的不宽容又开始了。 当官方的死刑就要终止的时候，私刑处死又问世了。 第三十章 最后的百年 20年前写这样的一本书肯定很容易。那时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不宽容”这个词几乎完全和“宗教不宽容”是一个意思。历史学家写“某人是为宽容奋战的斗士”，大家都认为他终其一生都在反对教会的流弊和反对职业教士的暴虐。 然后战争爆发了。 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 我们遭遇到的不是一种不宽容的制度，而是十几种。 我们遭遇到的不是对同类的一种形式的残酷，而是上百种。 社会刚刚开始摆脱宗教偏执的恐怖，又不得不忍受更为痛苦的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以及形形色色的不宽容。对于它们的存在，10前的人们连想都没想过。 许多善良的人直到最近还生活在愉悦的幻想之中，认为进步是一种自动时针，只要他们偶尔表示些赞许，就不需要再上发条。这种想法似乎太可怕了。 他们悲伤地摇着头，小声嘟囔着：“虚荣，虚荣，所有这一切都是虚荣！”他们抱怨人类本性所表现的令人生厌的顽固。人类一代接一代地受到挫折，却总是拒绝汲取教训。 直到完全绝望的时候，他们才加入迅猛增长的精神失败主义者队伍，依附于这个或那个宗教机构（以便把自己的包袱转移到别人身上），用最令人哀伤的语调承认自己失败了，并且以后不再参与社会事务。 我不喜欢这种人。 他们不仅仅是懦夫。 他们是人类未来的叛徒。 话就说到这里吧，可是，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有的话，解决的办法又应该是什么呢？ 让我们跟自己诚实地说吧。 没有解决办法。 至少，在当前世界上是没有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希望借助数学公式，或医学药方，或国会的一纸法令，迅速而又彻底地解决掉全部困难。但是我们这些习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人，深知文明不会随着20世纪的到来而开始或结束，还是会感到一线希望。 现在我们听到许多悲观绝望的论调（如“人类一向是那副样子”“人类将永远是那副样子”“世界从未有过变化”“情况和4000年前的完全一样”），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属于视觉上的错误。 进步的道路常常中断，但是我们如果把情感上的偏见放在一边，对两万年来的历史冷静地作个评价的话（只是对这段历史而言，我们或多或少还掌握一些具体资料），就会注意到，进步虽然缓慢，却是不容置疑的。事情总是从几乎无法形容的残忍和粗俗状态走向较为高尚、较为完善的阶段，甚至世界大战这样的莫大错误也无法动摇这个坚定的信念，的确是这样。 人类具有难以置信的生命力。 它的寿命比神学长。 总有一天，它的寿命还会比工业化的寿命长。 人类经历了霍乱、瘟疫、残酷迫害以及清教徒法规。 它将学会如何克服许多扰乱这一代人的精神罪恶。 历史谨慎地揭示了自己的秘密，它已经向我们上了伟大的一课。 人用手制造的东西，也可以动手把它毁灭。 这首先是个勇气的问题，其次便是教育的问题。 当然，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最后这100年来，“教育”这个字眼儿灌满了人们的耳朵，甚至到了使人们厌恶它的程度。他们向往过去，那时的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能用多余的脑力不时地进行独立思考。 我这里提及的“教育”，不是指纯粹的事实积累——这被看成现代孩子们的必要的精神库存。我想说的是，对现时的真正理解孕育于对过去的了解（这种对过去的了解必须是善意而大度的）之中。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力图证明，不宽容不过是广大群众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 一群狼不能容忍一只与众不同的狼（弱狼或强狼），就一定要除掉这个不受欢迎的同伴。 在一个吃人的部落里，谁的癖性要是会惹怒天神，给整个部落带来灾难，部落就不会容忍他，会把他野蛮地赶到荒郊野外去。 在希腊联邦里，谁要是胆敢向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质疑，他就不能在这个神圣的国度里久居。可悲的是，在一次不宽容的爆发中，一位滋事的哲学家(1)被仁慈地判处饮一杯毒液，由此命丧黄泉。 古罗马帝国如果允许几个无恶意的狂热者肆意践踏自从罗慕路斯以来就不可缺少的某些法律，那它就不可能存活下去，因而它只得违背自己的心意去做不宽容的事情，而这一点与它的传统的自由政策正好相反。 基督教会实际上是这个古老帝国版图上的精神继承人，它的存活全是依仗最温顺的臣民的绝对服从，所以它被迫走向压制与凶残的极端，致使许多人宁可忍受土耳其人的冷酷，也不要基督教的仁慈。 反对教士专横的伟大斗士总是处在重重困难之中，但是他们要想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对所有的精神革新或科学试验表现出不宽容。于是在“改革”的名义下，他们又犯了（或者确切地说，试图犯）自己的敌人刚刚犯过的错误，敌人正是因为这些错误才丢掉原先的大部分权力和势力的。 多少个时代过去了，生活本来是光荣的历程，却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经历。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的生存完全为恐怖所笼罩。 我重复一遍，恐怖是所有不宽容的起源。 无论迫害的方法或形式是什么，它的起因都来自恐怖。它的集中表现可以从竖起断头台的人和向火葬柴堆扔木柴的人的极端痛苦的表情中看个明白。 我们一旦认清了这一事实，马上就有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 人们在没有恐怖笼罩的时候，是非常倾向于正直和正义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很少有机会践行这两种美德。 我认为，我恐怕在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这两种美德得到实现了。不过，实现美德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现在，人类毕竟是年轻的。是啊，太年轻了！年轻得可笑。人类这种哺乳动物在几千年前才开始独立生活。要求这类哺乳动物具备只有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才能获得的美德，看起来似乎既不合理，也不公正。 何况，这种思想会使我们的观点出现偏差。 当我们应该有耐心的时候，这种思想使我们愤怒。 当我们应该怜悯的时候，这种思想使我们口吐刻薄的话语。 在撰写这样一本书的最后几章时，常常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那就是去充当悲哀的预言家的角色，做一点儿业余的说教。 千万不要如此！ 生命是短暂的，而布道却容易繁冗。 既然没法子用百字将要表达的意思叙述清楚，还是不说为好吧。 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一个重大错误感到愧疚。他们高谈阔论史前时代，告诉我们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对所谓的黑暗时期则胡诌些废话，还创作了歌颂比过去繁荣昌盛10倍的现代生活的狂想诗。 如果这些知识渊博的学者们偶然发现人类的某种情况似乎不适合他们巧妙组成的那幅画面，他们就会低声下气说几句道歉的话，嘟嘟囔囔地说：“很不幸，这种不理想的情况是过去野蛮时代的残余，但时机一到，这种情况就会烟消云散，如同公共马车让位于火车。” 这听起来倒挺美好，可惜不是真实的。它可以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使我们相信自己是时代的继承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古时住在山洞里的人的当代化身，是叼着香烟、驾驶着福特汽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是乘坐电梯到公寓大厦的穴居人——恐怕非常有益于我们的精神健康。 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迈出第一步。这一步是向那个还隐藏在未来山岭中的目标迈进的。 只要这个世界仍然被恐怖所笼罩，谈论黄金时代，谈论现代和发展，完全是蹉跎时光。 只要不宽容是我们的自我保护法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宽容几乎就是犯罪。 等到像杀戮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以及盲目崇拜一纸文字这样的不宽容成为荒诞不经的事情时，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就降临了。 这或许需要1万年，或许需要10万年。 但是，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它将紧紧跟随人类获得的第一次胜利——克服自身恐惧心理的载入史册的胜利——而到来。 ———————————————————— (1) 这里的哲学家指的是苏格拉底。公元前399年6月的一天，雅典监狱中年届七旬的苏格拉底就要被处决了。只见他衣衫褴褛，散发赤足，而面容却镇定自若。直到狱卒端了一杯毒液进来，他才停止与朋友的侃侃而谈，接过杯子，一饮而尽。之后，他躺下来，笑着对前来告别的朋友说，他曾吃过邻人的一只鸡，还没给钱，请替他偿还。说完，老人安详地闭上双眼，永远地睡着了。 后记 但这并非一个幸福的世界 出版商给我写信说：“《宽容》一书出版于公元1925年。如今已经快成经典之作了，我们想搞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如果他们要对原作作出必要的安排，我还愿意写最后一章吗？也许我能试着尽力解释一下，宽容的理想在近10年内为什么如此惨淡地破灭？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还没有超越仇恨、残忍和偏执？这一切肯定有原因，如果的确有，而且我也知道的话，那我要不要讲出来呢？ 我回答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的破碎尸体并非一件愉悦的事，却是应该做的，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我应该在书中哪一页与15年前写的这本书告别，开始写后记呢？ 出版商建议我删去最后一章，因为这一部分是以崇高的希望和欢呼为基调的。关于这一点，他们无疑是对的。眼下的确没什么可高兴的，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伴随我的结束语，比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适宜。 不过三思之后，我觉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我和我的出版商一样，对前景都相当悲观。但是这本书还要留在世上许多年，我想唯一公正的方法还是让后人知道：公元1925年怎样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对更高尚的前程的憧憬，而公元1940年又是怎样彻底打破了这些辉煌的梦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以及我们犯了什么错误造成了这场可怕的灾难。 经过几次通信后，我说服了我的出版商，使他相信我还是通情达理的。下面便是我给出版商所写的信的内容，作为《宽容》的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补充。 最近这7年，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丑巫婆的大锅”，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全部搅和在里面成了大杂烩，它会毒害我们所有的人（除非我们发明一种又快又有效的解毒药）。我仔细研究了投入这个丑陋的大容器中的各种成分，也不厌其烦地观察了对这个呕人的大杂烩负主要责任的那些人。那个大杂烩臭气熏天，正在向我们整个星球扩散。我和其他住在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中的人一样，看到低劣的厨房仆人居然被那么多人簇拥，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低劣的仆人不但因为这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而兴高采烈，而且还用全部时间把这个东西强行灌进对他们无害的旁观者的喉咙。这些旁观者显然更喜欢祖传的善意和宽容的浓汤，可他们要是不对大杂烩表示出兴奋的模样，不吞咽下这堆翻肠倒胃的东西，马上就会被杀死。为了得出自己满意的答案，我尽力了解了这种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就来告诉你们我耐心观察的结果。 为了彻底弄清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效仿精明又可敬的政治家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这个人以前居住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现在住在帝国大厦。我们先来看一下记录，看能可以找到些什么。 我这里提一个问题，它似乎有点离题，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这个问题和我们要解决的难题却有密切关系。你养过狗、猫或其他家禽动物吗？你想过这些卑贱的家畜对豢养它的家庭以及主人的花园和后院的态度吗？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些不会言语的动物出于天性、本能或训练，或是三种因素兼而有之，对它们自认为的“权利和特权”都非常珍视、戒备。同一条警犬，它可以让主人的孩子拉着它的尾巴在屋里转圈，也可以容忍主人的孩子从自己的身上揪下一撮毛，但另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孩子刚刚踏上属于“它”的领地的草坪时，它立即就会吠叫起来。德国种的最小的猎狗一定注意到，邻居家北欧种的粗毛大猎狗能把它撕成碎片，可是只要那大猎狗敢于跨越它认为是区分自家领地和邻居地盘的界限一步，它便会扑向那头凶猛的大兽。连只顾自己舒适的猫，当另一只猫胆敢闯入自己的炉边时，也会愤怒地起身。 猎获大型动物的猎人们都熟悉森林居住者的习惯。他们告诉我说，野兽有着非常强烈的集群本能，外面的野兽休想加入它们的族群，哪怕加入者增添的力量对于它们迅速削弱的实力而言是多么有用。那些假装懂得不会言语的鱼的心理的人给我说，就算在这些冷血动物当中，当一个陌生的鱼出现时，也有固定的行动准则；在河流岩石之间固定的场所栖息的鱼，从来也不会让一条外来的鱼混进来。 我不是很精通动物学，但我了解一些关于人类学的知识。当我研究人类在所谓历史时期（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人类记录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行为记录时，我发现了什么呢？我发现从开始到现在，人类一向都是“群居动物”。只有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属于由同路人结成的某种排他性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和他都有共同的承袭下来的信仰、偏见、偏爱、恐惧、希望和理想时，这个人才会真正感觉到幸福。 当然，经济上的需要偶尔可能迫使某些人群，包括互相对抗的部落，依照某种政治方式行事。不过，这种安排从来不会持久。真正使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和危险凝聚在一起的原因，是这些人有许多与其他人泾渭分明的相同信仰、偏见、偏爱、恐惧、希望和理想。 翻阅一下从乔普斯和哈姆拉比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记录。各个时代各个地方都有着相同的情况——每个团体、每个部落、每个宗派、几乎每个家庭，都坚持与邻居们保持一定距离。因为自己都大大优越于旁人，没有共同理解或共同行动的基础。我举个大家熟知的例子。 宣称“我们是人”的受苦之人 世界各地差不多所有的人从一开始都用什么名字称呼自己呢？在数量颇多的例子中，他们称自己是“上帝的人”或“上帝的子民”，甚至更荒唐的是“属于上帝的人”。埃及人在其他人的眼里是卑贱的农夫，但他们却把自己视做“上帝的人”。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苏密”——现在人们所知的官方名字是芬兰，它的意思（听别人说的）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的很多部落——塔希提岛人是我们所熟悉的——也称自己是“上帝的人”。波利尼西亚同西亚、北非和北欧相距甚远，在这些地方居住的种族彼此间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可是有一点，他们都明显地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唯一有价值的人，他们瞧不起人类的其他成员，认为那些人是异类，蛮子，应该受到鄙视。如果可能，还要躲远一点儿。 乍看起来，在这个令人诧异的规律中，希腊民族像是一个例外。但是他们高傲地坚持自己是海伦的嫡系后裔，是天神的儿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幸存者，这表明他们很尊重本民族的人。他们将非希腊人轻蔑地称为“barbarous”（希腊文。这个词的意思是陌生、外来、粗野、奴性和无知的人）。这暴露了希腊人非常蔑视所有的非希腊人，并且还粗率无礼地称后者是异类，甚至那些在各方面实在是高出一筹，且心胸广阔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们也被他们认为是劣等人。这表明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和愚昧无知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处于相同的水平。那些土人从来没学过3以上的数字，却十分得意地对欧洲最早的来访者声称：问他们是什么人将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他们当然是独一无二和绝无仅有的“上帝的人”啦。 我们注意到，罗马人倒不受这种傲慢无礼的讨厌形式的束缚。这并非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低于邻人。千万不要这样想！他们像现代的英国人一样，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们从不认为有必要就这一点作任何明确的解释。他们是罗马人，这就够了。对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是人人都看得明白的——还要大惊小怪，实在是有失体统。罗马人对此并不在乎，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在乎的。 对于纯种族的概念促使大多数部落和民族认为自己是唯一值得被称为“真正的人”的话题，我就谈到这里吧。但这只是一个细节，因为伴随着这种奇怪的排外和优越感的种族意识而来的，还有对宗教、道德、风俗这些不同但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明确信仰。结果，每个集团无论大小，都始终居住在壁垒森严的小城堡里，用偏见和固执做坚固的屏障，以此抵御外界和外来的影响。 美国享有独立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诚然，清教徒的不宽容行径是没有什么可吹捧的，但是我们毕竟避免了最危险的极端行为。可是现在，边远地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国家正迅速地走向稳定，我们却似乎没有从地球上古老的一些种族的错误事例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就在我们的土地上，各个种族团体仍紧紧地抱在一起，推行着自己的禁忌，仿佛根本没有听说过《人权宣言》一样。宗教团体似乎从未读过宪法中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不但强迫自己的成员应该阅读什么、思考什么，而且完全不顾由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通过的法律，竟自己制定起法律来。就在眼下，我们便能看到（如果我们肯这么做的话）一种狭隘的精神或种族排外性思想的发展。直到公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一直被视为黑暗时代的可怕残余。 显而易见，我们对形势的乐观看法有点过早。在近6年的发展中，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偏见和片面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开始让最抱希望的人们相信，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返回到了几乎是不折不扣的中世纪。 这并非一个令人愉快的发现，但正如一个喜欢哲学的法国将军不久前说的那样（简直就像是预言）：“对不愉快的事情，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事情本身根本不在乎，它也不会由于你的愤怒而改变。”所以，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最不受欢迎的发展吧。然后，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找出对付它们的方法吧！ 巫师的大锅 从最广博的意义来说，“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物。只有那些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才能够谈论得起。就像我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引用老朋友昆塔斯·奥勒留·希马丘斯一样，他们完全可以向我们提出质问：既然我们举目望着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客，既然我们都居住在同一片天空下，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只有一条可以找到答案的路，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仇视彼此呢？但是如果我们敢于这样做，并且引证一个古代异教徒的高尚之语，那些坚持只有一条通往拯救的道路（也就是他们的那条道路）的帮派的不宽容领袖就会立刻向我们叫吼起来，并扔来石块和木棒。那些没有追随他们走那条狭窄小道的人注定要永远坠入地狱，因此便残酷地镇压他们，以免他们的怀疑影响别的人，使别的人也去试着走一走在“唯一权威性的完美地图”上没有标出的路径。 昆塔斯·奥勒留·希马丘斯生活在公元4世纪。从那以后，一些思想高尚的人们不时用提高嗓门的方法来捍卫这种精神和种族问题上的中立态度。他们偶尔（时间很短暂）甚至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思考，并且允许依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拯救。但这种宽容的态度总是由上层领导强行实施的。它从来不是自下而上的。他们不甘于接受来自上层的干涉，便依靠着传统的权力，总是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如果没有别的方法使别人开窍，就要动用武力逼迫他们“入会”。因此，为了防止流血，往往需要出动警方。 全体美国人应该永远感激不尽的是，他们的联邦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的。这些人无愧于哲学家这个称号，他们具有广泛的实际经验，彻底摆脱了13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教派狂热主义。这一代人得到了最后的报答，但等他们去世以后，这片他们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土地上涌入了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这些欧洲人不仅带来了新大陆急需的强壮臂膀（这是他们必需的），还带来了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只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在各个问题上只能依从自己，绝不倾听旁人的建议和评论。 当时我们过于乐观，又忙于勘探新大陆的自然资源，以至于想当然地认为，这口大熔炉可以自行解决一切。但是要熔化任何物质，最好是经过缓慢复杂的过程，还需要经常的监督和照看。因为人的灵魂不情愿被液化，它比我们知道的任何物质都顽固。结果便是现在这个局面，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不宽容，比起中世纪的不宽容更胜一筹。因为中世纪要“说服”异教徒，也只不过是依靠地牢和缓慢烧死人的火刑柱。 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前几页我表述过，我并不信赖对不愉快的事采取闭眼不看的策略。因此，我作出了不乐观的结论：至少在目前，我们对眼下令人惶恐的事态是做不出什么建设性的工作的。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形势，同时又要缓慢地为未来作出细致的规划。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我们再也不能让自己措手不及了，因为文明再也经受不住类似近6年中所遭受的各种无休止的打击了。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好比是一场飓风，不仅摧毁了大部分人类组织，而且使许多人死去或陷入贫困之中。人们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这些损失的。在这场灾难中，那些幸存下来而且毫发未伤的人们，一心只顾修葺自己的房屋，根本不管别人毁坏了的住宅。最后，在周围受打击最重的被废弃的街巷里，要进行各种正常和健康的生活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接着，在一些凄冷的地窖的废墟里，谁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些陌生而又不健康的人，他们开始聚集一些被遗弃的人，宣讲起自己独创的教义。这些人是在凄凉的灌木丛里长大的，那里根本不可能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学。 变成森林的城镇 既然重建工作已经落后了许多年，我们就可以用正确的观点审视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阳光和优质的食物，这比任何东西都迫切。但它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于是冒出了很多有害的新学说。这些新学说使我们清晰地忆起了那些难以置信的信条，它们是在三四世纪小亚细亚衰败的沿海城市里的臭气烘烘的弯曲小巷中发展起来的。 但是最后，新的拯救预言家们的信徒饥饿难耐，就出逃了。这些人涌入我们相对平静的村庄里。我们对此没有一点儿准备，如同17个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人一样，那时附近荒野里的暴徒圆睁怪眼，闯进学校，私刑处死了哲学家。因为他们传授宽容与理解的学说，对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们而言，宽容与理解的学说意味着诅咒。他们当然要不满了。 是啊，我们现在像过去一样惊讶和绝望。现在我们再想清除席卷全球的瘟疫——偏执和暴徒精神的瘟疫——已经为时过晚了。但至少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它们正是某些极其古老的人类特性在现今生活中的再现。多少年以来，这些特性一直在沉睡着，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时机一到，它们不仅要胜利而归，而且由于长期受到压抑，其狂暴、愤怒和残忍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得多。 这就是现在展现在我们恐怖的目光前的画面。我们自己（感谢辽阔的大西洋吧！）在最近爆发的这场种族和宗教狂热的恶果中还相对安全。但如果我们不总是保持警觉，这种病毒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并且会像铲平中欧和东欧的所有文明和礼仪的遗存一样，将我们毁掉。 刚才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依我看来，除了保持头脑冷静和时刻做好准备，实在是无事可做。空磨嘴皮子不会有什么用处。幻想自己如何优越，这种思想感情上的冲动只会加速崩溃的过程。因为民主的对手会将我们的怜悯和长期容忍的态度误认为是单纯的懦弱，因而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将来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中欧的民主国家和我们一样，也是这样被毁灭的——他们对那些完全持相反信条的人们大谈什么宽容，就如同对白蚁甜言蜜语地说什么“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力”，而这些白蚁却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 不——就我所理解的当前局势，进行正面的反攻已经太晚了。是我们鼓励了敌人侵入。我们给了他们各种安全保障，直到他们有充裕的力量反对自己的保护人，并且迫使保护过他们的人过没有自由的下等生活。但在我们星球上数量有限的几个角落里还残存着自由，那些正直且有正义感的人有责任——急切的和绝对的责任——养精蓄锐，保存自己，以便迎来开始进行重建大业的日子。 谁也不应该认为这是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或是不敢应战的人提出的建议。根本不是！事实就是事实，由于不可饶恕的粗心大意和缺乏承担责任的退缩，我们暂时失去了许多领土，目前我们应该撤退，然后为发动一次新的启蒙运动做好准备。 这样就给予我们在宽容问题上实际锻炼自己的职责。我们应该告别得过且过、漠不关心的局面，首先要摆脱“这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的观念。这类事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并频频发生。当我们勇敢地接纳军队式的严明纪律——这支军队受命进行一场战斗——的时候，必须稳步地为那个愉悦的时刻做好坚实的准备。到那时，我们能够又一次为带来最后的和持久的胜利而前进，使它发挥威力，给予自由。 朋友们，这儿有一项留给那些坚定的志愿者的工作。我承认这将是我们所接受的最艰巨的一场战斗。但是承担它的人将流芳百世。这场光荣战事的幸存者将作为人类真正的造福者而受到欢呼——他们使人类从长久以来的偏见与自以为是的优越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偏见和优越感只要加上怀疑和恐惧，就会把最谦卑、最温顺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牲畜和宽容理想的不共戴天之敌。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公元1940年8月 于康州老格林威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