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中国人的底线》 第一章 防御价值歧义的陷阱 理想的实现靠的是实践而不是理想自身的不断重复宣讲。特别是在革命者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他的主要任务变成了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后。经济生活的组织首先是靠利益原则的正确运用而不仅仅是理想主义的宣传。 1.防御价值歧义的陷阱 中国古代四部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大学》中提出了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实现全部政治理想的基础思想。它说：“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反过来，此书又提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命题。 这个在逻辑上未必经得住推敲的命题却为许多代的中国士人所信奉。修、齐、治、平，是中国封建社会士人的最高人生理想。只是在道德层面上，个人是高度受重视的。至于个人的正当利益，却少有论述。儒家的第二号人物孟子提出“义利之辩”，他轻视“利益”的观念，而强调“道义”是高于一切的，儒家还提出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命题，认为为了道义原则而牺牲生命是最崇高光荣的事。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修齐治平”的理论人们讲得少了，共产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更侧重的是社会的制度方面的变革。但是对于家庭的重视却是一直很少变化的。中国古典的八种美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前两种就是专门讲家庭和血缘关系的。儒家学说首先不是人权的学说而是人的义务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存在与他人，特别是与自己的亲属的伦理关系的链条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有相应的义务；如果各安其位，各行其义务，这个社会就是清明和太平的，反之就将是灾难。甚至婚姻的基础也不是爱情，而是伦理义务。在中篇小说《拂晓前的葬礼》中，强壮而有活力的主人公被强迫和他所不爱的女人成婚，理由是因为他的母亲去世，而他的父亲和他幼小的弟弟妹妹，都需要一个能劳动的女人来操持家务。当主人公拒绝这桩婚姻时，他的父亲和弟妹全都跪在他的面前，向他哀求，于是他不得不接受这桩婚姻。中国历史上确有过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大家庭，世人以拥有这样的家庭和大量的子孙后裔为人生的最大幸福。一般人也强调家庭的意义。“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者，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不仅在社会集团中受到批判斗争孤立，而且在家庭中也处境不妙才走上了绝路的。至今，一个独身者仍然会受到过多的关心和忠告，会有许多人帮助他或她寻找婚姻伴侣。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在人民革命中受到了很大冲击，因为领导这一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主张“阶级论”，认为人的归属首先是阶级，其次才是家庭。党提倡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或反动地主家庭的人与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多有革命者检举自己的家人的反革命罪行的情况，这种行为受到表彰和肯定。 现在的计划生育大大增加了孩子在家庭中的重要性，独生子女被称为家中的小太阳，有许多家庭孩子处于家中的特权地位。 近年来这些情况开始有些变化，独身者、不结婚而与异性同居者、结婚而不要孩子者，在大城市逐渐多了起来，但在整个人口中，他（她）们只占极少数。 在中文中，国家的概念是崇高的，国家一词既是country，又是nation，并且也是state。在古老的中国，国的概念还与君的概念密不可分，因此对国与君的忠诚被视为极大的美德。但中国又屡屡发生农民革命与改朝换代的事情，不断地发生背叛、变节、归顺新主子的故事，这里常常发生政治道德政治价值上的悖论。从孔子治《春秋》时起，哲人们就致力于以说得通的政治道德政治价值论点来说明历史的变革。然而，这始终是中国的政治哲学上的一个无法完全解决的难题。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屈辱经验大大加强了国家观念的民族主义色调。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外来侵略压迫、拯救濒临灭亡的中华民族，一直是近现代中国最富有动员力的政治主题。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与历史发展中，少有多元制衡的观念与实践。适应着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与严格的尊卑长幼秩序，儒家强调的是中庸之道，即通过抑制极端主义的偏激做法来维持社会的平衡。历史上中国人提倡忠君，同时又抨击暴政，要求君王爱民如子，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样，在提倡孝敬父母、师长的同时，提出“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儒家的理想包括了被统治者的忠诚与驯服，但它的前提是统治者的仁爱、谨慎、宽容和在道德教化方面的表率作用。至今，中国的执政党仍然时时强调党员干部的身教胜于言教；至今，中国共产党选拔干部的标准仍然是德才兼备，就是说，把一个人的道德表现、道德形象，视为担任干部的首要的条件。“仁政”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理想，这也是官员的腐败问题在中国往往会引发特别激动的情绪的一个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自己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而无产阶级由于一无所有，由于失去的是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所以是最大公无私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个人利益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革命利益。解放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周恩来为“学习雷锋”题词时提出要“公而忘私”“奋不顾身”。毛泽东的“老三篇”上出现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说法。中国报刊上还出现过“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的提法。“文革”中，提出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当时有许多说法提倡大公无私。如“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把有限的自我，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等。对个人利益的极端漠视，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妨碍了文化、科学、艺术的繁荣。 早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人们已经提出张扬个性的启蒙主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大发展以来，人们更倾向于合理地界定与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注意运用个人利益原则来刺激劳动的积极性。在文化艺术上发展与张扬个性也被各方面所认可。与此同时，又产生了见利忘义、贪污腐化、道德滑坡、信仰危机以及社会犯罪现象有所增加的问题。中国的执政党与政府，则一直强调集体主义与继承革命传统，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希望能建立起一个富裕而且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迄今为止，这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简单的结论： (1)中国的文化传统比较强调群体和集体，强调个人对自身的道德约束与个人对集体的奉献直至牺牲，这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有所不同。 (2)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社会理想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远非一帆风顺和轻松愉快，相反，这是一个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充满了价值失范的陷阱与价值歧义的冲突的过程，对这个过程做出轻率的判断和干预，是危险的。 (3)中国永远不可能全盘西化，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同时中国必然走向现代化，必然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念的整合，并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做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贡献。 2.承认价值民主的多样性 这种有所不为的原则也可以说是一种低调原则。低调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不求上进、苟延残喘的意思，不是得过且过、媚俗投降的意思，不是和光同尘、濯泥扬波的意思，甚至也不仅仅是韬光养晦、充实自身的意思。除了该否定的必须否定，做人必须有底线以外，我所说的低调原则还意味着： 第一，面对现实，实事求是，而不是愤世嫉俗，大言炎炎。 例如看一个人，如果他没有那些绝对不可以的干事记录，这就基本上是个好人，任何人没有权利由于他的或有的平庸、未能免俗而敌视之、污辱之。对于自己也是一样，你只能做应该做与可能做的事，你只能循序渐进，你只能逐渐积累，尊重客观规律，你不应该为了不可能实现的狂想，而麻烦自己与旁人。 第二，你可以为自己树立超高的标准，这是非常可敬的。但是你没有可能以个人信奉的超高标准来规范旁人、命令旁人、指责旁人。你没有权利以最崇高的理念为根据而漠视普通人的正常利益、正常生活。 第三，你将避免极端化绝对化、唯意志论、非此即彼的价值标准与思想方法，你将有可能面对和承认大量的处于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间状态、灰色状态的人众和选择，以一种相对比较平衡和冷静、全面和通情达理的心态来处理面临的一切挑战，而不是动辄铤而走险，动辄翻脸不认人，动辄宣布自己是终极真理的发现者与占有者，而与自己稍有不和的人都是该诛该灭的蛆虫，这就为我们的社会减少邪教和迷信法西斯主义与冒险主义恐怖主义假大空教条主义孳生与发育的土壤而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四，讨论人的有所不为的底线，同时不统一做人的共同的标杆，承认价值的统一性，同时承认多样性，大狗活小狗也要活，大象固然威风，小羊也自可爱，银杏可以千载，小草可以一岁一枯荣，用不着有你没我，也不必傲视与自己非属同类从而并无可比性的种群。这是一种价值民主。 第五，以这种态度处世待人，我们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放过了本来应该声讨之、消除之的坏人、坏事，也可能降低了一些本来就胸无大志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乃至于也可能给犬儒和乡愿大开绿灯。 是的，我承认这些，世间本没有万全的策略、万全的命题，更没有万全的表述语言，低调原则的说法也可能会付出自己的代价。但是，持这种态度的人发现了自己的失误，相对比较容易弥补和纠正。如果你发现自己该激烈的时候硬是没有激烈，该坚决的时候硬是没有坚决，该出手的时候硬是没有出手，很好办，那就激烈一次吧，坚决一次吧，出一次手吧，你会有机会的。 人生除了低调原则以外还有是非的标准，还有刚正原则、斗争原则、坚定原则和理想原则，即为理想不惜牺牲自我的原则。一个低调原则对于人生当然远远不够，低调的同时不排除必要时的斗争和高音强音，正如预防为主的原则绝不意味着有病不治、有急腹症不上手术台。而如果你是高调论者，你弄好了很了不起，弄不好却会成为牛皮哄哄的空谈家、误事者直到伪君子，而且纠正起来要麻烦得多，困难得多。 第六，所以要讲低调还为了下一步路好走，下一步棋好下，下一个小节容易调好弦音。 几十年来我也屡屡看到高调论者的尴尬，他们说个什么事、表个什么态都把话说狠、说绝、说大，说到百分之八百，他或她可能当时赢得了一些掌声至少是震动，可能当时显得很刺激很过瘾，那么请问：下一步措施，下一步奉献，下一个节目是什么呢？你能绑上浑身的手榴弹向前冲锋吗？你能杀一批、关一批，办一批、废一批吗？你能突然发功打下一架飞机或揪出一名贪官来吗？你能三下五除二把中国变成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吗？都办不到，岂不丧气扫兴？要不，你准备就此自杀至少是砍掉自己的一根手指吗？或者，你只好逐步降低了调门，显出了说大话不腰疼的不负责任的狡猾与走向疲软的窘态？而如果你的调门适当地悠着点，留有余地，不是会越走路越宽吗？ 第七，所以讲一个低调原则，是由于中国的国情，我们与欧洲不一样，我们的社会生活社会哲学里比较缺少多元平衡、多元制衡，即互相制约的观念。我们比较容易一个时期刮一种风，叫作“一窝风”，叫作搞运动或搞不是运动的运动，叫作把理念的条条框框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叫作存天理灭人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还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们一直富有激情和高亢的调门。 历史上我们常常沿着一条线走下去直到实在走不通了，最后碰壁碰得头破血流了才开始转弯，转完了弯以后又是直线硬走下去，直到碰另一种壁。那时我国的智者绝不缺少灵动和机敏，因此发明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叫作不为已甚，叫作中庸之道，就是说反对过分的极端主义。 中庸之道的说法本来很有点意思，很有点学问，既易于普及又切中要害。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一个教育不够发达不够普及的大国，中国文字学起来又比较困难，大家都习惯于望文生义、不求甚解、通俗简明、偷工减料。 于是什么是中庸呢？原来是又中又庸，又呆又平，一副傻兮兮的样子，而且你也中庸我也中庸，强盗也中庸贪官也中庸，越是坏人越希望你中庸兮兮，于是扼杀了一切生机，于是中庸云云变成了腐朽的破烂货，变成了白痴和昏虫的哲学啦。 3.非强势的困惑 我记得，一期《中华文学选刊》中选了原载《人民日报》上的一个短篇小说《真相》。 我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惊悚，我要说是毛骨悚然的感觉了。因为生活越过越好，因为发展、稳定、进步、和谐的现实与目标都那么令人提气。因为各种面对的挑战诸如环境、吏治、能源、三农、治安等问题都已经严肃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提出了解决的方略。 而名不见经传的曹征路的小说《真相》却扎了我一针，读之如做噩梦，如坐火桶，如受到当头棒喝：怎么了，咱们这里？ 在长篇小说《桃李》里我们看到了高校的腐败。在《小说界》杂志上刊登的王开林的长篇小说《文人秀》里我们看到了我的同行们、某人协的成员们的男盗女娼，欺男霸女，衣冠禽兽。该篇写得有点脏，可称之为肮脏的现实主义。当然，我也知道，那只是一个侧面或片面，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与各个作协中也有阳光灿烂与我们的日子比蜜甜的那一面，主要的一面，但是小说所写仍然令人不能不想一想，并生发出呕吐感与警惕感。 瞧，腐败不只在人家那边，也在咱们自家——叫作文教科卫体等有文化的圈子里边。 《真相》则写得简练而且高明。 一个小学老师，乱收费又体罚学生，使学生受到严重人身伤害，家长告了状，传媒披露，有关老师、校长、领导都表了态，受害小孩与家长甚至大出了一回风头。但突然老师反诉原告侵犯了本人名誉权。法庭辩论，原告初审胜诉，被告老师不服，并且脸上显出了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多么高雅！哎，就这样一切发生了逆转。怎么逆转的？作品没有写，此位老师方面的一切动作与思谋都浸在水面以下的深层，作者对她并无任何揭露与鞭挞，没有任何正面描写，她像是一个谜——这正是小说写作的高明之处。反正全班同学一朝便都改了口，翻了供，再没有人肯去作证承认自己看到了老师对于被害学生的动手，反而众口一声地、像回答课堂提问一样地向调查采访者们齐声呼喊：“没有！”就是说，老师伤害孩子人身的问题，从此死无对证了。 被害的同学与家长，于是变成了破坏学校声誉与老师形象的人民公敌（请联想一下易卜生的名剧《国民公敌》吧，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被害学生原来是班长，出了此事以后班长一职经过民主程序被罢免了。电视台选拔孩子上电视，这个孩子天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举手，一次又一次地落选了。“可怜孩子太小她还不懂，她还要跟着举手……”仅仅在这里，作者的叙述里出现了一点点怨而微怒。而另一个孩子，被老师选中，虽然票数不够也上了电视，在电视里哭着谈老师比妈妈还慈祥亲爱。此孩子原是班长的好友，从此再也不理原班长了。而且美丽的老师在教师节这天的黄金时间，在荧光屏上作了美丽的亮相。 孩子向老师，向伤害她的人道歉，被害者向施害人道歉，没用，因为是同学们不选她不喜欢她啦。不仅不选她，还从此再没有人搭理她，她指天划日地表示她是“最爱老师”“真爱老师”“没有骗人”的，仍然不行。而且她被同学侮辱，殴打，直到逼着她吃屎。“肇事者”即孩子的父亲（他对校长发牢骚，才引起了孩子受到体罚，同时是他在朋友们怂恿下到法院告了状）也愧对孩子与孩子的母亲，自认一切错在自己，乒乒乓乓地打自己的嘴巴，打出血来。 …… 可以说是反映了初等教育上的问题。例如我的一个中年同事的孩子上小学才三个月，已经学会了“嘲笑”“孤立”两个词。他们班一个学生上课时有不遵守秩序的表现，引得大家笑了，老师就给大家讲解，这种笑乃是嘲笑。并带着全班同学高喊“嘲——笑——”二字。然后大家不理这个孩子了，老师又讲解这叫“孤立”。可以预计这个孩子的前景了，他会不会从小就变成一个社会的痛恨者与牺牲品呢？ 从一些小学生家长们的口中我得知，指定特定的学生，不让班上其他同学理他或她，是我们如今的小学老师最常用的惩罚方术之一。有的老师气势汹汹而且得意扬扬地通知家长：“我已经告诉全班同学不要搭理你的孩子，谁也不要与你的孩子一道玩耍了。” 这当然是施压的良法。无怪乎我的这位小同事的孩子上学三个月没有学到爱心，没有学到助人，他的启蒙教育便是嘲笑与孤立，包括着一种卑贱的侥幸心理，因为他尝到了损害旁人而不是自己被损害的自我庆幸与满足感。 救救孩子的口号显然并没有过时。 然而，又不仅仅是什么“行业不正之风”。我无意通过评论这篇小说过多地批评我们的小学教育。它是一个缩影，就是非强势者对于强势无奈，非强势对于强势的奉迎，强势对于非强势的操纵，还有略图讨到一点公道的不识时务的人的边缘化、（被）孤立化与（被视为）公害化。这是一个例证，一个寓言，一段你无法不信其真的身边事件。在一个个八九岁的孩子面前，班主任老师当然就是强势的象征，她或他掌握着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操行评语、群众（班集体）导向、奖惩荣辱（如是三好学生还是被嘲笑、被孤立者）、干部（班长、班委、课代表直到此后的少先队中队长、小队长等）任免。学校与老师与别的行业的老板们一样，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用咱们的搞运动的方法在孩子们当中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团结多数，孤立一小撮，分化瓦解，有打有拉，无往而不胜。当然说是搞运动搞出来的办法也不准确，因为这一套办法，六十多年前我上小学时就见过，经历过，这乃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性与人类管制中共有的方术。 作者写道： （可怜的孩子父亲与他的水平不低的朋友们）……叹扯谎不打草稿，叹这帮小孩明知道是在扯谎还这么理直气壮，还晓得……怎么迫害别人，才能讨老师欢喜……已经无师自通，怎样把握这个表功邀宠的机会……再过二十年，他们就是法官、律师，管理国家的人啊…… 作者还写到了被害人的家长去求另一个家长，另外的学生家长说道： “……我敢得罪哪个……我敢叫我的小孩子给你去作证吗？我找死啊？你们问问自己，换了你们会怎么做……要真那么纯洁，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活下去……” 强势的存在是必要的，有势才有序，国家才不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强势之所以是强势，不仅在于他掌握了各种资源和手段，还在于他能够左右非强势者、弱势者的走向，能将沉默的多数变成趋奉的多数、不实事求是的多数、迫害少数说真话者的多数。 因为事情很简单，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合理的事情多着呢，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尝不是更好、更安全更令人放心的办法，何况最初那位老师哭着看望孩子，还送了水果。性质虽然严重，毕竟后果尚称侥幸，孩子康复了而不是残疾了或死亡了。还有一点，你要是想告状就赶快给孩子转学，你要是不想转或者没有条件转，你最好暂时忍下来。否则，一切坏事、乱局、出丑、倒霉事，不是由你而发生的吗？ 多么危险，如果不是写文章而是实际生活中一位朋友碰到了类似的事，王蒙多半会给他出忍为高的主意。就是说，想不出太好的办法。 （而且一位家长告诉我，转学也并非总是行得通的，如果老师的能量与资源比你大、比你硬，他或她可以让你的孩子转不成学。） 这可是值得深思与警惕的啊！ 4.无可选择的选择 中国传统儒家的忠君观念，转化为一种有君无我的道德精神、自我牺牲感情，很有几分感人乃至崇高伟大之处。《红楼梦》里的人物贾政，一直被新派批评家贬得一文不值，但每当我读到元妃省亲，贾政虽是父亲，但以臣子身份向贵妃行礼，并表白了自己对“今上”忠贞之情的时候，常常为之鼻酸泪下。 近读罗宗强著《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书中引用了《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里的话：“为人臣者……朝夕进退，奉职应对，所以事贵也；供设饮食，候视疚疾，所以致养也；委身致命，事无专制，所以为忠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伏节死义，难不惜其命，所以救穷也；推进光荣，褒扬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辅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也。”读了这一段十分道德化与文学化（感情化、排比化、虚拟化）的文字，不能不赞叹一番，这可真是做到大君无私、毫不利己、肝脑涂地，“忠”了个一塌糊涂了。 以君为天、以臣为地，中国的政治学还这么“象征主义”地提出与解决问题，从这个“所指”上再去尽做与做尽“能指”的文章。中国自古以来喜欢用文学语言和比喻手段讲政治、讲政策，反过来又喜欢用政治语言政策语言讲文艺，这也绝了。这就加浓了中国政治的感情性、气魄性、道德性与不确定性，同时也加重了中国文艺的政治性、政策性、尖锐性。这个问题，我打算另文讨论。 根据罗氏的论述，两汉时的文人，虽无循吏的“直接施政”的责任，但在心理上对大一统的政权是亲近的。他们“大体是以文学侍臣的身份出现的”，所谓“倡优畜之，流俗所轻也”。就是说，他们是被“养”起来的一批文人。这也不足为耻为“轻”，既然君像“天”一样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覆盖，而且以强调君权君贵为基础建立并治理了、发育了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我们也就无权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要求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等摆脱君王统治，实现独立人格与自我价值。 罗氏认为，随着政治的问题病入膏肓，“士”与政权走向冲突与疏离。“他们从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乃有玄学之产生。这里，把玄学的产生完全归因于士人政治态度、政治心理，即士人与政权的关怀的变化，而丝毫未提及文化上的渊源，似令人不太满足。 魏晋士人心态，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话题。六十年代初期陈翔鹤写的小说《广陵散》与《陶渊明写挽歌》在当时那种沉闷与压抑的空气中，多少通了个气孔，让人从对嵇康与陶潜的回顾中获得某种感情的融通与激荡。当然，小说很快受到严厉的批判，情况变得更糟糕，陈翔鹤也在“文革”中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嵇康之祸的余波竟然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好生令人叹息。 嵇康的故事脍炙人口。尤其是他受戮前观日影而奏《广陵散》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风格才调，真神仙中人也。看来还得感谢司马昭，他虽然杀了嵇康，毕竟还给他留下了表现与完成自己浪漫主义结束曲的机会。杀人者亦有自己的“宽容”，嵇康不幸之中有大幸焉。 嵇康为什么被杀？罗氏认为是由于“他太认真”“性烈”“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和世俗对立起来”，罗氏最精彩的论述是：“以自己为高洁是可以的，以世俗为污浊则不可。”以致他认为这是嵇康的“性格弱点”。由于“认真”“性烈”“与世俗对立”，就要掉脑袋，这很可怕也很不好。另一方面，从嵇康本人方面探讨一下经验教训，并非没有话可说。 这一点很重要，不仅仅是为了处世、搞平衡、自全与远祸。许多年以前我就写文章主张“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可以的或可以允许的，而“王麻子剪刀，别无分号”是要不得的，“党同”是难免的，而“伐异”有时候是愚蠢的与走向反面的。这里的问题在于承认价值标准的多元性与选择取向的相对性。人各有志，人各有境，应该允许百花齐放与多元互补。你选择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不等于人人或所有的士人都必须以你为样板。如果选择了入世，而且是在入世的努力中为百姓为国家以及从长远利益上说是为朝廷做好事，清正廉明而不是蝇营狗苟，那就没有必要视若雠仇。山涛向朝廷推荐嵇康代己为官，看不出有什么恶劣的用心，辞谢是可以的，写“公开信”与之绝交，就有点不合分寸。说实话，古往今来许多清高、伟大、寂寞之人，也不是一向寂寞的。阮籍就曾经想着入世，陶渊明也曾经“有过抱负，有过与时冥合的想法，并因此而入仕”。罗氏认为陶有“内心未能免俗的情结”，谁又能免俗呢？孟浩然也有过以诗求仕的记录，他在《临洞庭上张承相》一诗中便道出了“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心曲。只是他不走运，一句“不才明主弃”（其实这句诗也显得酸溜溜的），得罪了皇帝，这才不得不“端居”到底，变得“高山安可仰”起来。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寂寞得伟大清高的人物。就以今人所尊敬的沈从文先生而论，解放初期，他见到解放军纪律严明，新中国气象万千，曾有过积极为新社会而工作也就是入世的想法，后来的“左”的现实，摧毁了他的想法，几乎使之精神崩溃，再后来才不得不孤独寂寞并从而被弟子颂扬得伟大起来。许多的清高带有被迫性。沈从文的可尊敬之处在于寂寞了也就实实在在地寂寞去了，直到“文革”以后，时来运转了，他也仍然是洁身自好，绝无失态之处。这就比一边做着隐士，一边又指手画脚、招摇卖弄、居高临下、出口伤人、与人为恶的自封的祖师爷作风强多了。李国文在《随笔》上写有《隐士难为》一文，读了令人齿冷。 笼统地说，一个比较正派、比较善意（儒家所说的“仁”）的人，入世或者出世，都会正派与善良一些。而一个褊狭峻急或者虚伪刚愎的人，出仕则是酷吏，出世则为伪君子，皆不足为训。当然，一般地说，为官者享尽了当时的荣华富贵，再搞些鼠窃猫儿腻的事情，更易被公众切齿痛恨。而在野名士包括被迫做名士或暂时做名士实为待价而沽的人，在文采风流的同时难免有多多少少的穷愁潦倒之态，因而容易赢得公众的同情。人们更多地去同情弱者和悲剧人物，这也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 罗氏书中讲的皇甫谧的例子很有趣。他“高洁之名甚大，而世俗与当政者亦始终对其备加崇敬”。他也隐居不仕，但辞官的原因只是自己有病，并不抨击官场或者时政。他后来还上表向皇帝借书，“无损于自己的高洁，又给皇帝增加了礼贤下士的美名”。当今之世如有这等人物，或被讥为八面玲珑处世奇术，但是单单从“术”的观点很难解释清楚皇甫谧的所为。庖丁解牛，已经不是“术”而是“道”了。这个道仍然是“仁”，是最大限度地肯定人生、肯定众人，包括与自己志趣不同的人，乃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减少一切消极因素，乃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道则有量度、气度、风度。宰相肚子里撑得下船，这当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靠技术是扩展不了胸怀的容积的。容积问题，是一种智慧（能不能看得更透，能不能有自知之明等），是一种修养（所谓读书深处意气平，所谓耳顺与从心所欲，不逾矩），更是一种品格（所谓小溪最喧闹，所谓有容乃大）。 罗书对于另一位名士阮籍的分析也很别致。罗氏认为，阮籍生活上任诞不羁，不拘礼法（这一点与嵇康无异），但政治上十分谨慎小心，即从不议政，他“幻想逍遥游而终于依违避就”，以致晋文王司马昭认为“天下之至慎者惟阮嗣宗”。罗氏认为阮籍是“惧祸”“佯狂”“玩世”，因而断定他十分苦闷。苦闷肯定是苦闷的，名士风流的另一面就是苦闷与空虚。过于强调“惧祸”，就不好回答另一个问题。阮籍并没有一味惧下去而变成一个奴才，他在晋文王面前可以“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又可以公然托醉拒绝了皇帝老子的联姻要求，够胆大包天的了！ 这里恐怕有两条，一曰偶然性。一个名士被砍了脑壳，另一个名士保下来了，除了必然的道理之外还可能有“赶上点儿了”的因素，世事并非都如博弈，有时也如押宝。二曰志趣性格。你要出世独立，任性自然，不让别人干涉你，也要以放弃干涉（例如朝政）为代价；否则你要干预生活还要议政议经，却又不许社会政治势力过问你，在中国没有这么多便宜的事。即使在一个言论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它也有自己的另外的前提。言论的多元化是与社会分工的明晰，法制的完备，行政指挥的有效性与抗干扰性，公众对待各种言论的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心理承受能力增加等分不开的。 罗书中讲阮籍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何曾弹劾阮籍一事，名教卫士而又穷奢极欲的何曾面质阮籍于帝前，说阮“纵情背礼败俗”，“污染华夏”。“污染”一词，却原来这般源远流长。而“帝”居然代阮向何求情，说：“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耶？”此话说得如此“鸽派”，但又根本没有否认对阮的“污染华夏”的指责，说明在是非问题上帝支持的仍然是何曾，只是具体处理上放阮籍一马。如吾辈为阮籍，能不吓出心梗乎？ 罗书对向秀失图的讲述是放在“政失准的与士无特操”一节里的。罗氏认为杀嵇康后司马昭要引见向秀是为了验证自己的“借一个有甚大名声”的名士的人头使“桀骜的名士们臣服”的政策成功与否。于是向秀对司马昭不得不采取了合作乃至阿谀的姿态。细细研究起来，对向秀的“改节失图”似乎也没有多少话可说。我从来不认为今人有权要求古人做烈士。是好人就得做烈士，活了就有砟儿，这种理论是很不近人情的，这与要求所有的寡妇守节从本质上并无二致。这种伦理价值观念的特点就是要人死不要人活。如果所有的好人都做了烈士，那我堂堂中华就只剩下坏人生息繁衍了。有一些钱、秀才式的假洋鬼子也动不动专让国内的人做烈士，而自己隔着大洋吹牛皮，这样做其实是骗子的不道德行为。 但是，整个历史的这种发展还是有悲剧性。先是忠忠忠，愚忠。后是谏谏谏，是从愚忠出发的士人与朝廷的愚冲突。这种自杀式的死谏，往往能树高名、树形象、树道德标杆，却于事无补乃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贾宝玉在《红楼梦》中猛批“文死谏，武死战”的腐论，良有以也。顺便说一下，贾宝玉的这一段“批判”相当老辣，而且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是说他指出“文死谏，武死战”并非真忠，这种高论的犀利与深刻超出了以宝玉的年龄、阅历与水准所能有的见识。其实这是曹氏借宝玉之口而发的一段妙论。 再回过来说向秀。罗氏认为从向秀《思旧赋》中的两次提及嵇康被杀事，可以看出向秀的“深沉的悲哀”与“对于死的恐惧”。他因而断定，向秀的改节是被迫的，“无可选择的选择”。 这第一是对的。第二，向秀一面改节乃至说出令朝廷“一座皆悦”的“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的违心话，罗氏认为这“好比一个打了败仗的俘虏，在得胜者扬扬得意地嘲弄中蒙受耻辱”。（其实，一个或几个喝酒、赋诗、弹琴、谈玄的向秀，与垄断了一切军政文经大权的晋王朝，又何曾“打”过“仗”？他们无非是在大的顺民生涯中寻求一点小自由，寻求一点才华与不合时宜、性情与思辨游戏欲的发泄而已。无仗，无胜的丝毫可能，又哪里来的败？）另一方面，他毕竟还可以有创作自由去写《思旧赋》乃至流传至今，这与嵇康受戮前仍然获准奏一曲《广陵散》一样，不也还是有一点“人文精神”，有一点“政策”的吗？ 第三，也不必把《思旧赋》看得那么重。如果罗氏之向秀惧祸说能够成立，向秀能不为自己的终于“无咎”而窃喜而庆幸乃至踌躇意满乎？愈是意满，就会愈是感觉到另一方面的失落，乃有思旧之悲。人就是这样顾此失彼、得陇望蜀、自相矛盾的。向秀生是晋王的人，死是晋朝的鬼，不但决无叛意，连“箕山之志”的狷介也表态放弃乃至批判（这种批判中的潜台词就是“别误会”，“小人大大的良民”），剩下几分穷酸、几滴涕泪，秀才人情纸半张，写篇“赋”透露一下也是抚慰乃至混骗一下自己，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当然，过分地自这个角度来观察思忖向秀失图一事，也会绝对化，变成了绝对化的相对主义，于是一切玩世混世欺世堕落便都有了道理。罗氏书中对于西晋王朝建立以后的奢靡、结党营私、“维持刚正的信心的消失”“归附去就，视私利而定”种种，有许多叙述介绍。于是士人心态的主要趋向既不是儒家的成仁取义，也不是老庄的越名教而自然；而是搞什么“士当身名俱泰”。换成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搞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嗜利如命”“求自全”“纵情以自适”“求名”“求仙求佛”，这些都是中国古典式的感官享乐与自我中心、自我推销。魏晋之人的那点“自由”主义在现实的严峻面前一碰，就扭曲成了彻底的机会主义，读之可叹。这究竟应该算是一个失落乃至堕落的过程呢，还是一个解构乃至解放、解脱的过程呢？是进了一步还是退了一步呢？思之怃然而又粲然。 经过了士无特操的这么一段，随着政局国事的变化，接下来的是东晋士人的潇洒风流，高情远韵，优雅从容，怡情山水，“摆脱压迫感、紧张感，也摆脱雄心壮志”。他们身上，“找不到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们不再是带有叛逆挑战色彩的任诞，而是含蓄节制的中国式的贵族与绅士风度。这样，他们反而实现了与朝廷、与官场、与名教观念的和解，获得了相互的认同。谢安不但是名流，而且是建功立业的高官；王羲之不但是高士，而且是望族。他们有高度的文化修养与精神追求，又有优裕而不恣肆的物质享受，他们实现了一种把高雅与世俗，把标榜自我与舒适随和结合起来的新的境界。 对于士人来说，这似乎绝佳。但罗氏又指出，这实在“是一种狭小的心地的产物，是偏安政局中的一种自慰”。从经世致用的观点看，这样的名士当然也很成问题。 书中提到的人和事、政和文还有很多很多。比如罗氏对于陶渊明的分析就很有特点，这里不一一抄引。值得读者回味的是这个发展过程，从愚忠愚谏到疏离政治任情自适，自适亦不可得不可准（如丢了脑袋），然后变成了完全的价值失范，再接着是偏安自适，成仙成佛，真是异彩纷呈，各有千秋，终无成果。这既是很合乎否定之否定、正反合的规律的，也是令人亲切地觉得恍如昨日的。 还有一个问题，几千年来论者对魏晋玄学与名士的抨击不少，甚至把国运之衰即“中华之所以倾弊，四海之所以土崩”归咎于此。这实在说明了那种用一条绳子把一切都绑在一起的思维模式以及这种思维模式所形成的思想的贫乏、符号系统的贫乏的可悲。把玄学与名士风流当成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当成取士（选拔干部）的标准，当然是荒唐至极，“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言重者先显……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务坠丧”（罗书所引《晋书.陈传》）是当然的。 反过来说，所有的士人都在求官求仕，修齐治平，满门忠烈，死谏死战，人人都成了救亡义士，也只能形成政治的膨胀与爆炸，政争的人为的急剧化、尖锐化，使国家愈发不可收拾。这里需要的是有一点社会分工分流的观点，让玄学与名士风流作为学术的一个流派、知识分子的选择的一种、人生的可能性的一种的探讨继续下去。那么，它对中国的艺术、文学、宗教、哲学、生活方式、心理活动方式的丰富与发展会起相当的积极作用，而决不会成为对朝廷的精神污染或对政事的危害。 至少，这可以给从政无望或政见有别的士人以自娱自解的可能，免得大家都怀着必死的壮烈挤到同一间小屋子里。这也有助于那些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学问文化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平衡和成熟。这就好比马牛羊鸡犬豕各有各的功能，如果以单一的御事或者司晨或者剪毛的标准来要求一切家畜，当然是自找麻烦，自树敌人，窒息万物生机，不可思议。 这里我用了“知识分子”一词。古代中国的士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候补官员或候补政治犯，这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如果轻易地以欧洲标准来衡量，可以轻易地判明“中国没有知识分子”，正如断言中国从来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市场，没有科学与学科，没有音乐也没有体育一样。用欧洲的定义来衡量，中国是什么都没有。现在有些海外新移民便喜欢出这一类的大言以制造黑马效应，比如说中国从来没有诗人而只有政客，或中国没有知识分子而只有妓女。但这种断言既无聊又蛮横，在本质上，它与以绝对化的中国标准、中国定义去衡量、断言欧洲人都是“无父无君”的红毛鬼、鬼佬一样；或者与以另一种参照系要求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个个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一样。士就是中国式的知识分子。魏晋时期的名士风流，就是中国古代“士”的个性解放。中国的历史太丰富了，读起罗书来也如行于山阴道上。我已经好久没有读过这样有趣又有货色、有见地的书了，乃草此文。班门弄斧，现趸现卖，捉襟见肘，识者哂之。 5.文化传统与无文化的传统 当我在商店里看到店员与顾客的恶言相骂，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乘客之间的恶言秽语，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诸如对于制造假药、假农药，捕杀大熊猫、白天鹅，砍伐电线杆、盗卖铜线等罪犯的审判，走到街上看到一座座新盖好的楼房玻璃被顽童打碎，一个又一个公用电话亭被捣毁，还听到一些出国人员——既包括学者也包括官员——在洋场大丢其丑(如住一个晚上就把旅馆房间冰箱里的饮料全部转移到自己的行李箱里)，这种种时候，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这些现象究竟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是孔子还是老庄？是神宗还是道教？谁主张过这种野蛮、自私、损公害己？而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知识界热烈讨论的传统文化问题，究竟有多少针对性？是否有的放矢？我们讨论、争论的对象到底还留存了多少？就是说，目前我国的大众，特别是青年大众之中，究竟还保留了多少传统文化？尤其是究竟还保留了多少文化传统？传统文化，诸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孔孟之道、程朱之学、诗书礼乐、琴棋书画、仁义道德、忠孝节义、四维八纲、正心诚意……现在到底还剩了多少？ 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主义虽然不同，毕竟还是文化，毕竟还都有一种或曾有过、可能有过的规范的作用，协调的作用，凝聚的作用，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引导人类去进一步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作用，以至升华的作用。因此，一种文化固然可能逐渐暴露其陈旧鄙陋、束缚人的发展之处，仍然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不能或缺。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其历史内容阶级内容各异，其献身理想的文化精神则一。 呜呼，而今呢？ 何况文化中还有许多超出主义、超出社会制度的制约的内涵。比如语言文字，比如科学技术，比如某些文艺形式与审美特性，比如某些民俗风习。这些东西更多的差别在于民族性、地域性，而不在于时代性和社会性，它们的存在正是与之不同的文化形态存在的前提，也就是说，它们的差别主要是横的差别不是纵的差别。有了差别才有了特性，有了特性才能算文化。它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主导意识形态下存在和继承，相安无事。它们又能有多少罪孽！ 文化的对立面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当我们谈到中国的封建文化、传统文化的时候，似乎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另一种十分强有力的传统——这就是无文化、非文化、反文化的传统，“绝圣弃智”的传统，耍光棍、耍流氓的传统……前者如果表现为士大夫文化以及宫廷文化、庙堂文化、乡绅文化，后者则表现为鄙俗文化特别是流氓文化，中间还有市民文化之类。鄙俗文化特别是流氓文化同样是源远流长，历史上，它们常常大模大样地走进农民起义的队伍，打出革命或新潮的大旗。刘邦与项羽就以烹父的流氓的故事脍炙人口。“刘项原来不读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把这句诗又弄得行时起来。另外则是“书读得愈多愈蠢，愈反动”。 首先因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历史是文盲比文明多。无文化的传统说不定比文化传统还要强大。其次历代政权更迭靠实力而不是靠文化。事实上，“霸道”总是比“王道”厉害得多。朱元璋的御批里常带粗话。粗话变成佳话，老粗与权力相靠拢。这个传统一直传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出现的也是诸如“油炸”“火烧”“砸烂”之类的字眼。再次我们的传统文化确实是太古老、太衰败了，需要一个大的改造和再生。许多年来不绝其生命力的与其说是文化传统不如说是无文化与非文化的传统，一些民间流行的文化观念与其说是证明了文化传统不如说是证明了无文化的传统。“拼一个够本儿拼俩赚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些都有明显的破坏性，而居然也被社会所接受。后来又发展成“活着干死了算”，一副亡命徒相。“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压根儿就非法理、非道德、非一切行为规范，如今又成了一批无文化而有“商品意识”的人的信条。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单打没眼的”，反文化一直比文化还要行时。当然也有另一面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一忍百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些不见经传而至今活着的“箴言”，究竟应该算传统文化还是传统无文化呢？这种破坏性、冒险性、讹诈性与奴隶性，这种敌视文化的特性，终于愈演愈烈酿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说起批传统文化来我们的调子始终是够高的。批胡适、批俞平伯、批孔、批儒；批《武训传》、批海瑞、批道德继承论；批梁漱溟、批梁思成、拆城墙；消灭地主阶级，取缔会道门；批“温良恭俭让”。历次运动中鼓励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揭发丈夫……早把孔老二丢到了茅屎坑。一直到进行了远远比港台以及海外走得远得多的文字改革……这中间，有的该做而做得急了，有的该做而且大体上也做得好，做得适时，有的却有点不该做。但无论如何，什么时候我们对传统文化手软过呢？ 不但有批判的武器而且有武器的批判。不但消除了地主阶级而且粉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机器。不但消灭了“变天账”也消灭了诸如家谱、宗庙之类的东西。但传统文化的阴魂似乎仍然不散。阿q主义没有散，假洋鬼子的“不准革命”没有散，赵太爷的“不许姓赵”也没有散。正在出现新的腐败现象。大力“破四旧”的结果恰恰是“四旧”的全面高涨。于是觉得批得还是不彻底，没有“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传统文化斩草除根，于是进一步批爱国主义、批集体主义；批长城、批龙、批黄河；批李白、批屈原，一直批到鲁迅；批民族性、国民性、国特色……这种激进的批评再加上无孔不入的唯钱是图的风气，简直称得上是地毯式的轰炸。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劣根性似乎未见消除多少，我们的文化传统却已经或正在被非文化、反文化、无文化的愚昧野蛮所冲击。我们非常重视与不同质的，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旗号的文化争斗，却不重视与愚昧野蛮斗争。于是愚昧与野蛮就趁各种文化之间进行拉锯战的时候扩大了自己的地盘。 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但愿人们把当前关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讨论——至少是把其中相当一部分精力——引导到封建与积累的健康方向上去。能不能先请各种各样的“文化”(只要是真正的文化)之争降降温，先联合起来讨论一下诸如扫盲、讲卫生、职业道德、爱护公共财物这一类较少争议的问题呢？ 6.真理永远是具体的 我想谈一下意义原则，就是说我们的一生，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应该尽可能地过得有意义些。什么叫意义？意义与目标不可分。你的目标是争取当上世界冠军，那么你的一切刻苦训练都是有意义的。你的目标只是一般的健身和娱乐，训练方法要求上就与专业运动员有许多不同。具体的微观的意义比较没有太多争议，例如每天刷牙，对于洁齿是有意义的，而洁齿几乎是没有争议的。至今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党派学派坚持牙齿愈脏愈好。但即使刷牙也不是全无争议，有一种主张认为现今的刷牙方式于牙齿无益，有益的方法应该是使用牙线剔牙。每天要用餐，吃的东西应该讲卫生、讲营养也争议不大，但也有争议，如有的人认为非吃野生动物、珍稀动物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才能“大补”。愈是愚昧无知的地方愈会有一些匪夷所思的饮食习惯。我们的气功里也有练“辟谷”的，对此我实在无法接受，但又想它大概客观上是一种减肥的中国特色的方式和说法。原来，一切意义都几乎是有争议的，争议并不妨碍我们认为它有意义，也不妨碍我们去做我们认为大致有意义的事。例如，未必有哪个人因了意义之争而停止刷牙，也未必有哪个人因了饮食习惯的不一或对于辟谷的认识之争而长期停止吃饭。 愈是谈到大的问题、包容一切的问题就愈是难于讲座和取得一致的意见。谈到人生的终极目的就不能仅仅用常识来解答疑惑了。与无限长远的、永恒与无限辽阔的宇宙相比较，人类，特别是人类个体就渺小得可以不计了。是的，当分母是无限大的时候，与之相比的人也好，蚁也好，菌也好，或者地球也好，太阳系也好，一个与几个银河系也好，蜉蝣之一朝一夕也好，人之不满百年也好，古柏之五千岁也好，都是同样地几乎没有区别地趋向于零，趋向于可以略而不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论述人生的无意义有它的合理的一面，也许论述时间与空间的无限与人生的短促有助于使人的心胸开阔、气象宏大，也许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心绪带几分终极眷顾的宗教色彩，也许一种空渺无边，扶摇遨游九万里乃至九万光年的感觉能使你成为哲人、诗人、政治家、思想家，直到苦行僧和传教士。但这只是思想运动的一个向度，从有限走向无限，从现实走向茫茫，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但是同时，这里有另一个向度，就是说在无限的永恒与宇宙之中，你的目光投向任何一个点、一个面、一个体，都是具体的、相对的、真实的、充满活气的、多彩多姿与意义分明的。中国唐朝有唐朝的气象和追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奋斗与光辉，无限之气以是无限，不在于它是零的集合体，而在于它是无数个有限，无数个相对的长远与阔大、诚实与进步、创造与发明的积累与延伸。鹦鹉学舌似的学着现代、后现代的口吻讲一点颓废，聊备一格，或者提供一种基本上是想象的消极的人生图画以供参照思考也并无不可，然而是当不得真的。欧美哲学家、文学家大讲人生的虚无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强大的基督教传统神学传统与神学基础，他们从虚无中坠下，基督和圣母在那里接着，从空虚中跌下的人们至少可以掉到宗教和神学那里，他们讲的虚无还有体制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主义保证，你讲你、搞你的虚无，我抓我的效率和最大利润，你讲你、搞你的反战，我搞我的导弹计划。在几万、几十万或者更多的能人讲怎么样改进电脑、怎么样赚钱、怎么样做爱、怎么样争取同性恋者的权益的同时，有几个教授讲人生的终极的虚无确实显得卓尔不群、振聋发聩、如沐冰雪、当头棒喝，如给热昏者调一杯薄荷冰激凌，使陷入物质欲望永无超度之日的人们关心一下自己的灵魂、自己的价值系统、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噩梦。但是在我们这里，在一个还有部分人口没有或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地方，在一个忙于迎战春天的沙尘暴、夏天的洪水加干旱，还有不分季节的假冒伪劣的13亿人的神州，舶来的虚无主义、颓废主义也许只能造就出吸毒酗酒和信口开河的牛皮大王来。 好了，让我们暂时把时髦的虚无主义、颓废主义请到一边。真理总是具体的，虽然我不反对抽象思维的享受也不反对抽象真理，如果您老能拿得出来点新鲜货色的话。至少我们应该承认真理的具体性，承认真理与一定的时空条件的联系。那么意义也从来是具体的，因为人生是具体的。我们也许有能力想象亿万斯年后的与亿万光年远的世界，却难于有能力思考我们的意义对于无限大、无限远的时间与空间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与终极比较，而是将一个贩毒犯与一个种子专家比较，将一个清廉的公务员与一个因贪污受贿而被处以极刑的腐败分子比较，也许意义的问题并不神秘，也许意义在各有选择、各有侧重、难于划一的同时，也有它的许多可供参考的共同或大体类似的价值标准。小而至于良好的生活习惯、待人接物，大而至于学习、工作、事业方向，我们可以选择更有意义的事去做并多做，而少做无意义的事。 7.因人而异的意义选择 当然意义的选择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倾向于集中精力时间艰苦奋斗，有的倾向于潇洒快乐、听其自然，有的追求卓越完美、出类拔萃，有的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有鲲鹏展翅翻动扶摇羊角的，也有蓬间雀唧唧喳喳的，毛主席很看不起蓬间雀，但是你难于否认世界上蓬间雀大大多于鲲鹏的现实对比。有伟大的呼风唤雨、叱咤风云者，也有漫山遍野的小草和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难以一概而论，尤其是不可以由于自己选择了伟大完美鲲鹏和呼风唤雨便对渺小者、弱小者恶言相加，只要渺小者、弱小者没有违背我们最初讨论过的否定原则的话。 意义也就是价值，而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绝对一元的，毋宁说是多元的。我的体会，在人类性的、国家性的、人民的与群体的共同价值追求——诸如和平、发展、进步、民族复兴、人民福祉、国泰民安——下边，个人人生的价值追求大体可以分成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事业型的。从事科学、艺术、政治、商业、体育、军事……而能成绩斐然，为社会所承认，为国家民族带来好处，为自己也为家人带来荣誉，当然是一种意义、一种价值，是值得为之奋斗、为之付出代价的。 第二种是本分型或健康型的。即本人并无特殊成就、特殊贡献，但是完成了一个公民，一个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员，一个家庭成员的基本义务，诚实劳动，正常享受，享其天年，天伦常乐，尽其所能，有益无害，利人利己，其价值意义就在好好地生活本身。既然来到世上，就好好地过一辈子，自己过好了，纳税出工，遵纪守法，也就是对集体、国家、社会的最大贡献，虽不显赫，却也可嘉。一个社会越是正常越是稳定，这样的人就会越多。把自己的事办好了，把自己照顾好了，也就是对朋友、对群体、对社会乃至对亲友的最大帮助。我就常常对子女讲，我们不需要你们晨昏问安侍候，你们把自己的事做好了，不给我们添忧，让我们高兴，就是对父母的最大心意。反之亦然，我们生活自理，健康快乐，也就是对子女的最大慈爱。 第三种是性灵型或潇洒型的。坚持个性，我行我素，情趣丰富，自得其乐，或爱唱，或爱书法，或爱弈棋，或爱饮酒、美食、旅行、体育乃至风流倜傥……不是专业，不事功利，但求快乐，但求尽兴。这样的活神仙式的人物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成的，他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更需要自得其乐不受其他引诱的心理素质，只要所作所为不违公益，当然也活得令人首背。 第四种是轰轰烈烈型或爆炸型的。喜欢迎接挑战，喜欢言人之所未言，行人之不行，一部分人奉之若神明，一部分人视之如怪兽，你可以讨厌他、讽刺他、批判他，然而他乐在其中、风头出尽便是价值。 …… 我在这里不想尽析各种活法，也有的人是兼有几方面的特质的。我意只在说明，人生的价值是有几把尺度的，不可强求一律，不可以己之尺去量度与自己追求不同的人，不可只看到事物的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 8.夫妻关系与国际形势 偶读一海外华侨报纸，上面译载了一个洋人写的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提到许多注意事项，如： (1)丈夫刚下班，切忌向他诉说家中诸事（因此时他太累，兴奋灶还在自己的事务上）。向丈夫谈家事的最佳时机是晚饭后半小时至一小时。 (2)丈夫对妻子的打扮不可掉以轻心。她换了发型，换了服装，换了鞋袜，都应引起丈夫的足够兴趣…… 笔者读后的第一反应：真琐碎，鸡毛蒜皮言不及义，把爱情庸俗化了。 第二反应：代中国同胞拟同题文章。 你要夫妻和谐吗？首先要有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使你们双方成为具有崇高目标与共同事业的终身伴侣。其次要树立对己、对人、对子女、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赋予爱情婚姻以严肃的内容。这样便可严格要求自己，宽厚对待别人，不可处处自我中心，而要先考虑、先理解对方。第三要劳逸结合，不断丰富与更新共同的生活内容。第四要注意性生活的和谐，性生活同样要体贴对方。第五遇到纠纷摩擦不要往窄处想。第六关于财产…… 第三反应：中国人愈来愈习惯于从根本上、从整体上、从关键上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了。从而找出了许多大道理——叫作纲的，认为大道理是管小道理的，纲是管目的。认为有了大道理就可以使小问题迎刃而解，“举了纲目就一定张”。 我所拟的中式夫妻和谐论貌似颠扑不破与洋洋洒洒，实际上有两个缺点： (1)千篇一律，缺少新意。 (2)可操作性差。这些道理全部通晓的夫妻，仍然有可能吵架离婚。请看看周围，看看自己，有几对夫妻闹纠纷不是由于“鸡毛蒜皮”而是由于理论论战？ 而洋人的议论呢？ (1)确实是琐碎了些。 (2)确实可能有所补益。 (3)小补益加到一起，也有齐家兼利安定团结的大效益。 发挥：不知道是古代的传统还是新中国普及政治学习的功效，中国知识分子为大道理、为动辄的整体研究、宏观研究、关键所在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不是太多了？从古代就纠缠于治国平天下、君臣之义、有道无道、独善兼善、王道霸道之辩，有几个知识分子愿意去研究医药、烹调、酿酒、服装、农业机械、手工艺，即清代所极力贬低的天文地理言兵言术的奇技淫巧呢？这是否也是中国科学不发达的一个原因？只有混沌一团的大道，而没有分割成彼此独立的学科。无学科哪儿来的科学？解放以后我们的脑筋集中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红与专、世界观宇宙观的辩论上。近几年的热门则是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揽子评论，关于现代意识的一揽子鼓吹。谈历史则谈超稳定机制。谈文学则谈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谈理论则谈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造、体系与论点……这些题目好则好矣，必要则必要矣，够用吗？只做整体研究，不做分割研究，还有学科科学吗？如果搞电学的人还必须同时研究电费收取标准，搞采矿的人必须同时精通世界矿工运动历史，还有电学和采矿学吗？全国知识分子都为一两个热门题目大发宏论，各行各业都在讨论大道理、热衷大道理、争执大道理，在可喜的同时有没有可忧之处呢？ 联想一：一位德国教授告诉我：“我们大学的师生越来越不爱听中国学者的讲演了。他们不论讲什么，都要先大讲一通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古代辉煌，近代落后，新中国充满希望，又走弯路，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充满生机，出现了新问题。轮到讲自己的专业，却没有什么词儿了。我真不知道在中国学者是怎样接受训练的。” 联想二：一位日本学者说，他感到奇怪，中国的文学评论家一个个高屋建瓴，挥斥遒劲，甚至可以对一个作家、一个年头的文学创作发表结论性见解，却没见什么人做一点“笨”的工作。比如，你要评论一位作家，你能不做搜集该作家的生平、著作篇目索引、有关评论研究文章索引的工作吗？ 联想三：一些中国的名言、谚语——群居终日，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其近道也，难矣哉！朝闻道，夕死可矣。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博士卖驴，下笔千言，未有驴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上纲上线。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大河没水小河干…… 联想四：中国人写信封也是从大到小，国、省、市、区、街、号、人。而美国人写信封次序正好反过来。如给《读书》某编辑写信，美国人是这样写的：张编辑，读书编辑部，166号，朝阳门内大街，东城区，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我简直觉得这匪夷所思。后来再看他们写的信封，倒觉得对象鲜明突出。再有，美国店员找钱也是先找硬币零头，再找个位上的元，再找十位上的元的。 联想五：我们作报告的格式也是： (1)国际形势。 (2)国内形势。 (3)最近一次重要会议的基本精神。 (4)我们对此精神的拥护与体会。 (5)本地区要做的事。 (6)本单位要做的事。 联想六：笔者下放农村时，上级派工作干部来动员多售余粮，先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个农民听得不耐烦，便说：“别绕圈子啦，到底允许我们留多少口粮，你就实说吧。” 一点结论：笔者无意抹杀由大及小、由高及低、先务虚后务实的思想方法、论证方法、表述方法的价值及优越性，但大小总是互相作用的，纲目、虚实、概念与表象总是互相作用的。小河没了水，大河也同样会干。材料不翔实，必然会带来议论的粗糙。缺少分割的、相对独立的、剥离的学科研究，大道理有可能变成空谈清谈。大道理没闹通闹透，也仍有可能做一些有益的小事情。例如一个服务人员，闹不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也仍然可以改善服务态度。都不去从事救国的具体实践而辩论救国的大道……呜呼！未敢苟同也。 9.命运的数学公式 这里应该是有一种类似数学的概率定则在起作用。我在一篇小说里曾经谈到，有一个骗人的游戏，我是在北戴河海滨第一次看到的。经营游戏者放四种不同颜色的玻璃球在口袋里，每种颜色的球都是5个，然后让人从口袋里摸10个球，并规定了不同出球的比例下的不同的奖惩方法。他的规定是摸出来的球是3322比例的（即a、b两种颜色的球为三，c、d两种颜色的球为二，或a、c三，b、d二或其他），玩者要罚款5元；如果摸出来是4321或3331，玩者罚2元；如果摸出来是4222，为五等奖，奖励一个小海螺或一个钥匙链之类；如果是4330或者4411，为四等奖，奖励一盒进口香烟；如果是5311，为三等奖，奖励一个机器人玩具；如果是5410，为二等奖，奖励一条进口香烟；而如果是5500，为大奖，奖励一台摄像机。表面看来，似乎是得奖的机会多于受罚的机会，而且是免费参加摸奖，只缴罚金，不用“入场券”。于是许多人上当来玩这个所谓“免费游戏”。然而我冷眼旁观，十之八九摸出来的都是3322，十分之一二摸出来的是4321或4330，偶然的有人摸出4222或4411或4330。至于摸到5500的从未一见。摸不着奖反而受罚的人大骂自己的手臭，乐坏了设局者。我回家后用扑克牌或麻将牌也试过，同样是十之八九是3322，十之一二是4321或4330。 就是说，一切机会趋向于均等，不是你3，就是我2，不是你4（已经少见），就是我3，独占两个5的可能几乎近于零，独占一个5的事也很难发生。我称之为命运的数学意义上的公正性。这是一个丝毫也不复杂的概率问题，数学家当可为之列出公式。 与此同时，机会又有一种参差性、不相同性、偶然性。如果你放的不是20个球而是24个球，如果你要的不是3322而是3333，你反而得不到成功。3与2是一重参差，一重相互有别，球的颜色又是各自不同，各次不同，形成第二重参差。假设四种球的颜色分别为红黄蓝白，红3蓝3，黄2白2是3322，红3黄3蓝2白2也是3322，然后是红白蓝黄、白黄红蓝、白蓝红黄等也都可排成3322，既相同相对公正又不同，变化多端，参差有致，难以琢磨。呜呼，数学之道，大矣！ 从中我思索了良久，我想这就是命运，这就是机会，这就是冥冥中的一只手。对于无神论者，命运是数学的公式和规律，数学就是上帝就是主。你想占有一切好运，或者你埋怨一切霉头都降临于你，这就与声称自己总是得到5500一样，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机会极少，概率极低。真得到这种点数，就像买彩票中了特等奖，就像坐飞机碰到了空难，谁也挡不住，谁都得认命。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少一点怨天尤人，少一点愤愤不平，少一点妒火中烧，少一点含屈抱冤，少一点悲观失望。 当然，这个说法不能用来掩饰生活现实与现行体制上的缺点，甚至于我们可以说，社会问题之所以有时出现恶性癌变，就在于不良风气或倒行逆施使得摸球的游戏脱离了数学概率的公平公正公开轨道，一只恶手企图替代概率与规则来给某些人发全部的球而给另一些人发0000，或者他们想给谁5500就给谁5500，另外的人让你们自己瞎摸去，其结果必然是奖品超额外流，“局”维持不下去了，只能得到0000或3322受罚的人众便会起来搅局、砸局、覆局，天下从此多事了。 这个说法也不能取消个人的奋斗，“天道酬勤”这句话真是不错。只有不断地奋斗、不断地摸索，你才能从无数个机会相似的3322之中，在不断地支付够罚金之后，最终找到自己需要的彩球。 这个说法的唯一意义便是让人知道，你很难得上5500，顺利与碰壁，助力与阻力，赏识与误解，侥幸与霉头，弯路与捷径，友谊与敌意，收获与失落……你得到的机会差不多是3与3与2与2，就是说大致是均衡的。碰到消极的东西，碰到倒霉事情，就好比摸出了你最不喜欢的颜色的球，别急，也许下一个球就是另一种你最喜欢的颜色了。等到好球出现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你能够立即让好的球发挥出最积极最有效的作用来吗？机遇的出现一般并不偏爱某个特定的人，许多成功者其实毕生坎坷，他们受到的考验、挑战、磨难其实是多于而不是少于一般人。问题仅仅在于他们没有放弃机遇，没有错过机遇，他们能在机遇到来的时候乃至是考验到来的时候，立即表现出他们的能力、品质、决断、意志……从身外之学到身同之学的全部，他们能够在机遇到来的时候显现他们的优势，你也能吗？如果你也能，那么祝贺你，成功和胜利一定属于你！ 10.不要用庸俗剪裁高雅 在当前人们聚精会神地搞建设的情况下，也许大多数人难以碰到特别的逆境和顺境，更多是一种俗境：工作不好不坏，专业过得去但不出色，也并非全然滥竽充数，客观环境一般化，身体、心情、收入、地位、处境都可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这样的日子过得平常、平淡、平凡、平静、平和。这几个“平”其实也是一种幸福、一种运气。我国南方就把“平”字当作一个吉祥的字。香港将“奔驰”（车）译成“平”字就很有趣。但这样的平常状态很容易被清高的、胸怀大志的、哪里也放不下的或多愁善感的人们视为庸俗。这样的生活有着太多的重复，太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太少的新鲜感、浪漫和刺激。静极思动，人们长期处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也会突然憋气起来，上起火来。契诃夫就很善于写这种对平凡的小地主、小市民生活不满意的人的心态。 这里有一个杀伤力极强的名词叫作“庸俗”。和配偶生活了许多年双方都没有外遇，这似乎有点庸俗。饮食起居都有规律，没有酒精中毒，没有服用毒品，没有出车祸又没有患癌症，这是否也有点庸俗呢？没当上模范，没当上罪犯，没当上大官，也没当上大款，没当上乞丐，也用不着逃亡，没住过五星级宾馆大套间，也没露宿过街头，没碰上妓女，也没碰上骗子，没碰上间谍，也没碰上雷锋，没有艳遇，也没有阳痿阴冷，那怎么办呢？庸俗在那里等着你呢。 对于这样的庸俗之怨、庸俗之叹我一无办法。我在年轻时最怕的也是庸俗。写作的一个目的也是对抗庸俗。我甚至认为，许多知识分子之选择革命不是如工农那样由于饥饿和压迫，而是由于拒绝庸俗——随波逐流、自满自足、害怕变革、害怕牺牲等。后来，积半个多世纪之经验，我明白了，庸俗很难说是一种职业，一种客观环境，一种政治的特殊产物。商人是庸俗的吗？和平生活是庸俗的吗？英雄主义的政治与大众化的政治，究竟哪个更庸俗呢？小学刚毕业的人批判爱因斯坦，如“文革”中发生过的，其实令人不觉得庸俗呢。莫非庸俗需要疯狂来治疗？而一个人文博士，刚出炉的ph.d，摆出救世的架势，或是摆出只要实惠可以向任何金钱或权力投靠的架势，究竟哪个是庸俗呢？真是天知道啊！诗是最不庸俗的吗？有各种假冒伪劣的诗，还有俗不可耐的诗人——我曾刻薄地开玩笑说这种诗人把最好的东西写到诗里了，给自己剩下的只有低俗和丑恶了。革命阵营中也有庸俗，除非革命永不胜利，革命永不普及，革命成为格瓦拉式的小股冒险。画家、明星、外交官、飞行员、水兵和船长这些浪漫的工作中都有庸俗者。正如行行出状元一样，行行也出庸俗。想来想去倒是恐怖分子绝对不会庸俗。而另一方面滥用庸俗这个说法，孤芳自赏，如王小波说的只会瞎浪漫，则只能败坏正常与正当的人生。 庸俗不庸俗主要还是一个境界问题，一个文化素养、趣味问题。与其哀哀地酸酸地悲叹或咒骂旁人的庸俗，不如自己多读书、多学习，提高自己的品位，扩大自己的眼界，同时理直气壮地在正常情势下过正常的生活。现如今流行一句话，叫作“大雅若俗，大洋若土”。真正的雅并不拒绝至少不对大众、一般、快餐、时尚、传媒、蓝领那样痛心疾首。真正的雅或洋并不会致力于表示自己的与俗鲜谐，特立独行，天高云淡。只有旧俄作家笔下的乡村地主，才会留下十余年前在彼得堡听戏的戏票，时不时地向人炫耀自己的不俗。 俗人并不可怕，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俗来剪裁一切、排斥一切高尚高雅，或者使世俗向低俗再向恶俗方面发展。还有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自己已经俗得可以了，偏偏以高雅自居，张口闭口都是旁人的庸俗。例如喜爱吃喝，绝非大恶，毋宁说那也是人生乐趣的一部分。因贪吃贪杯而挥霍、而钻营、而丧失尊严、而丑态毕露那就是低俗了，而进一步用大吃大喝为手段结交坏人，共谋犯罪，巧取豪夺，违法乱纪，那就不仅是恶俗而是罪恶了。而如果是自己吃完了立刻抨击吃喝呢？ 至少，也还可以提出一个比较易行的建议：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吧，不论你的工作、你的专业是治国平天下还是宇宙地球，是争夺冠军还是清理厕所，是花样无穷还是数十年如一日，你总可以读点名著，看点名画，听听音乐戏曲，赏赏名山大川，用人类的文化、祖国的文化点缀、丰富一下自己的局促的生活吧，用艺术的与自然的美丽来补充一下、抚慰一下自己的平凡的日子与难免有时感到寂寞的灵魂吧，这比孤芳自赏、自恋自迷强得多啦。 11.通俗、经典与商业化 大片《泰坦尼克号》商业上的成功已不待言——当今世界上，文化产业的可能性正在拓展。我看这个电影是在纽约州的首府奥班尼，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晚上，与仁斯利尔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强化mba（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的学生一道。说是这部片子是从一九九七年圣诞节开始放映的，到我们看的时候已经历时四个月仍然是场场爆满。在美国看惯了那种门庭冷落车马稀——观众席冷冷清清，甚至一个大厅里只有三五个观众——的电影，看到人们争看《泰》的热烈场面，确实觉得新奇。一位小经沧桑、精通几国文字又在商海中游泳颇有效益的留学生告诉我，他看了电影，觉得震撼灵魂。 这种盛况在美国一直延续到五月初。一些传媒分析说这部电影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吸引了女中学生，而吸引女中学生的王牌是青春小生演员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他确实长着一副极可爱的模样。到五月中旬，我结束了在康州三一学院一个学期的访问时为止，一会儿是《人物》杂志，一会儿是《十七岁》杂志，更不要说那些电视与电影杂志了，他们竞相把里奥纳多搬上了自己的封面。书店里卖着里奥纳多的专刊，从幼小到长大，有他的各种“玉照”。此外以真实的泰坦尼克号为题材的画刊也出来了，有关《泰》的出版物一直在畅销榜上名列前茅。甚至由于这部片子的走红，和船有关的旅游业也热了一阵子。 后来说是中国也进口了这部大片，说是在中国此片掀起的传媒炒作热浪甚至超过了美国。美国出版的华文报纸略带嘲讽地报道了这一点。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也有精英对《泰》片表示自己的清高与不屑。他们声称自己没有看也不想看《泰》片。好在有几个精英不看也无妨事。你热我也热的情形下，精英的不屑反而显得无奈和酸酸的。《泰》片在中国火起来了，票价比在美国还贵。美国最贵的票是八美元一张，而中国高达八十元人民币，等于九个多美元。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中国人不买房子不买汽车，大体温饱以后的消费失去了方向，从而消费欲望与能力被高高挂起。任你银行再降利率，百姓们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照旧高储蓄率不误。与此同时，抽不冷子某种消费“突突突”地乱往上蹿，也够绝够邪的了。 窃以为《泰》片的成功不仅在于里奥纳多那个靓仔，他演了许多片子，都没有取得《泰》的效果，相反还被人诟病。关键在于《泰》的配方完全符合一部成功的商业大片的要求：骇人听闻的高投资大制作先声夺人；现代的科技和电影特技令人咋舌；戏剧性极强的故事情节；爱情至上；把影片的主人公放到了最严峻的生死考验关头；令观众叹为观止的巨大场面（有的地方干脆是“人海战术”），包括豪华场面、惊险场面、恢宏场面、庄严场面和灾异场面等；招人喜欢的俊男靓女的不乏激情的表演；一分崇高、一分纯洁、二分善良、半分丑恶、半分叹息、二分令观众干瞪眼的豪华、一分半恐怖、一分正义再加半分虚空——其酸甜咸淡都正可口；而最叫我感兴趣的是它的古典加通俗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有极普遍、广泛的覆盖面。 我们有些作家、艺术家，在祖国大陆效应平平，而特别走红于台港；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秋菊打官司》受到大陆观众与老外的好评，却不能见爱于香港同胞。这也与某种配方问题有关，这是另外的话题了，不赘。 这种价值观念说简单了不外乎真、善、美。这三个字已经被讲得很滥，又早在现代、后现代面前过了时。却原来被宣布为过时的东西也还有生命力，有时过时的力量超过了行时的泡沫，这的确发噱。人们恰恰在眼花缭乱、日新月异的思潮冲击当中，钟情于某种相对稳定乃至古老的东西；人们渴望着某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典与永远。以为人愈进化就愈是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恐怕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永恒与古典之一便是男女之情的热烈与纯洁，包括对世俗的门第观念的否定，对浪漫与自由境界的向往——理想。片中也有对大自然例如大海的敬畏、服膺与热爱，对尽职尽力的恪尽职守者的尊敬，对临危不惧特别是先人后己的道德勇气的张扬，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即不愿意把人的弱点写得太淋漓尽致、太丑陋，不愿意把人写成狰狞残酷的怪兽。这些老一套的观念，从莎士比亚到莫里哀，从关汉卿到曹禺，其实是没有什么歧义的，几乎是人类所共享共识。 也应有不同之点，因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一大特色是反淫防淫，《泰》片最不符合我国国情之处当是罗萨与杰克的“苟合”，不知道在中国上演的时候是不是对这一类涉嫌污染的地段有所剪裁。不知道中国农村里能不能接受罗萨与杰克做爱这种“丑死了”的镜头。当然，男主人公杰克站在船头自称是世界之王（后来该片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在领取奥斯卡金像奖时也用了这句台词，他举着金像喊道：“今晚我是世界之王！”），也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不合，中国人提倡的是谦虚，是做老黄牛与螺丝钉，一个小娃子竟敢称王称霸，那岂不是作死！ 真善美的范畴很古典（ssic，一译经典）也很通俗。包括影片对下层大众的同情与对装腔作势的英国贵族的嘲弄（几乎达到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毛主义”式的结论呢），其实也并没有脱离开古典加通俗的路子。中国传统戏曲里也鞭挞嫌贫爱富嘛——也许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嫌贫爱富太多了，才更需要为贫而壮志凌云的人出出气。这里边当然有美国人的特色，他们对等级观念、贵族门第观念特别反感。他们的影片中的英雄起点也许是窃贼（《风流女窃》），也许是海盗，也许是妓女（《漂亮的女人》），更多的则是无业游民、流浪汉。这就与狄更斯的高贵出身，误入下层，终回高层的故事编法不同。 《泰》片这一点表现得很尖锐，甚至还让丰满可掬的凯蒂.温丝莱德饰演的女主角啐了高贵的浑蛋一脸唾沫，使练啐唾沫一节也有了着落——叫作各种细节一点也不糟蹋——这种手法也符合古典加通俗的原则——叫作长了卑贱者的志气，灭了高贵者的威风。但他们的这种大众意识与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大众立场搭不上太多的界。这无非表达一种“亲民”的倾向，不知道算是“媚俗”还是“媚民”，这后一“媚”似乎是越南劳动党在六十年代反右倾时提出来的。依常理，讨好大多数或者说得严肃一些叫作争取大多数，这既可能是商业化的规则、手段，也常常是任何一种社会功利的考虑者，例如政治家之所以为政治家之所在。在大众面前灰溜溜、酸溜溜乃至恶狠狠的，是否就反衬了自己的一定超庸拔俗？这很可疑，倒说不定是一种心虚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心态的流露，更难以成就什么社会贡献。当然，以大众、小众作为判断是非美丑的唯一标准也蠢得可爱复可悲。我们不能肆意否定小众化的“精品”，正如我们不能不面对大众化的经典——例如莎士比亚和《红楼梦》，甚至也可以正眼看一下艺术成就有争议但确已红遍全球的《泰坦尼克号》。 在作品当中替劳苦大众说了几句话，或者声明自己是站在了下层大众一边，固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连美国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也如是做过了嘛。与其大惊小怪于自己或别人的居高临下的大众立场，不如多写一点亲民的作品，哪怕只亲到了商业化大片《泰坦尼克号》或《今古奇观》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程度也罢。 问题还不仅在于价值观的通俗加经典的普泛性与无可争议性，我觉得《泰》片在表现“终极关怀”上也还可以。冰海沉船的场面令人想起远古的洪水，想起诺亚方舟的故事，想起基督教文明的积淀。茫茫的大海的形象与苍茫而又真挚的歌曲，似乎表达的不仅是沉船者，而是整个人类对于宇宙时空的无限和生命无常的刻骨感受。年老的，由格洛丽亚.丝托娃扮演的皱纹比蛛网还要密的作为回忆者的今日罗萨，与散发着青春的健康与热力的昔日罗萨，即不但有纯洁的对于爱情与幸福的追求，而且有鲜活美艳肉体的作为当事者的青春罗萨的对比，无法不令人哀叹人生的短暂与时光的无情，青春的易逝与驻颜的无术。豪华的、崭新的、气宇轩昂、不可一世的泰坦尼克号轮船，触礁后千疮百孔、危机四伏、惶恐无地、回天无力的破船，与海底的锈得不能再锈了的烂船、死船、古船，即船的遗骸的对比，不能不叫人想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或者佛教讲的生住异灭、生老病死。或者从儒家的观点来看，沉船的故事说明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会令人沉思历史的各种兴衰沉浮。是的，泰坦尼克号的故事里包藏着一种大悲哀，大教训，有警策存焉，令学问平常智商也平常的观众看过后唏嘘不已。 商业化的东西也能表达古典与终极？是的，不但可能而且必须，完全没有古典与终极的商业追求往往导致过分的粗鄙与刺激，例如单纯的色情片与暴力片，那些东西往往低于受众的文化素养水准，它们的市场其实是有限的。当然，这种古典与终极要以观众能够接受为度，不能太独创、太深奥、太抽象了，它又是有限的叫作有限终极或有限哲理，或者叫作常识以内的终极眷注，你从中得不到新的认知、新的思维的启示——大学问家不会太为它喝彩。看一部电影与读一部大师的哲学著作的收获毕竟不同。浪漫与理想也是如此，谁能说《泰》缺少浪漫、理想与人文激情？谁说商业化、通俗化注定了要排斥浪漫、理想、古典与人文？当然其古中要有新，起码是新形式、新技巧；终极中要有趣味，要符合人的已有认知水平，即人们所掌握的常理常规。要表现在具体可触的人物与情节之中，而不是强加庸常的观众以他们感到玄虚而又偏执的哲学或神学教义。 在文艺作品当中我们常常碰到商业化、社会功利化（主要是教化要求）与精英化的不同取向与歧义。美国确实是一个文艺极其商业化的国家。好莱坞的电影商业化的手段几乎什么都用上了，包括最丑恶、最下作的刺激。有时提到这种商业化的表现，美国知识分子也捂上脸以表厌恶以至惭愧，但他们很少人自认为是什么精英。不是精英却也不一定渴望堕落。没完没了地看血腥和性交肯定会叫人厌烦，觉得“开眼无益”。人们常常还要回到古典即经典的价值取舍上去。美国也不乏正人君子、绅士淑女。美国的正派人对美国社会、美国大众也具有相当的影响。用正派人所不齿的手段去追求商业利益，那是恶性的商业化，狗肉包子上不得台面，其商业利益恰恰为自己的商业格调所囿限、所破坏。 这一点其实眼下的中国个体书商也注意到了，低级下流并不是文化经营的出路，这里还没有说到“一要繁荣，二要管理”的政府行为。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美国对色情与暴力作品的管制也大大增加了力度。这样说，正人君子们的取舍也会以一种形式在市场上反映出来，商业化的思路并不注定要排除对于正人君子的尊重。一个老板资助交响乐团，不仅是为了艺术也可能是为了他或他的公司的名声——而名声是不无商业效益的。为了名声他就不能只媚俗（低俗，不是指通俗）不媚雅，哪怕他自己对于交响乐一窍不通。其实这种“媚雅”的事我也不是没有遭遇过，遇到令自己一头雾水的艺术创造，我也常常是硬着头皮“作欣赏状”的。 商业化说到底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的前提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更多的观众和读者，就是说希望自己有市场而不是没有市场。如果我们说某个作家或导演已经没市场，那恐怕很难说是恭维。这本来是（艺术从业）人之常情。 为了这个目的，它可能采取良性的或恶性的手段。在非恶性的情况下，商业化的货色也可能搞得不错直到很好，如《泰坦尼克号》。争取受众的考虑并不是一个罪恶的考虑，但毕竟又是一个浅层次的思路。争取受众与发挥艺术独创性、攀登艺术的高峰各有各的内涵与外延，在生活实践中，它们可以相龃龉、相冲突，也可以各不相干——你争取你的诺贝尔、奥斯卡、戛纳……奖（就一定不俗吗？），它争取它的票房和印数。如果你为了争取受众而牺牲了自己的艺术独创，而你的艺术独创确实又很天才、很伟大，那是太可惜了。但那与其说是商业化潮流之罪不如说是你缺少操守之过。（我以为一个真正天才的与郑重的艺术家，根本不存在为了商业化而牺牲艺术的可能，艺术人格、才能与修养连这么点免疫力都没有，能够是天才的与伟大的吗？至于一个平庸的艺术从业者，有了商业化追求固然搞不出杰出艺术品来，但没有了商业化思路或表示极端轻蔑商业化，就能搞出杰作来吗？我也深表怀疑。说实话，如果我们至今没有拿出当今的《红楼梦》来，恐怕只能怨我们自己没有曹雪芹的出息，而未必应该太多太多地怨完了政治再怨经济，怨完了头头再怨歌星与卡拉ok。）何况商业思路与艺术追求也可以并行不悖乃至相得益彰，自古以来就有雅俗共赏的通俗的经典，例如中国的几大才子书与英国的莎士比亚，它们能够寓独创性于传统，寓深刻性于人们的喜闻乐见。 至于教化方面的考虑当然更不能排除受众。一个乏人间津的作品，再提倡、再给奖、再贴标签也是徒劳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商业化可以涵盖一切，而只是说商业、教化与艺术独创性的追求，既有相抵牾的一面也有相作用的一面。美国也好，别的国家也好，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的艺术家，其实是很愿意标榜自己的电影制作的艺术性与非商业炒作性的。 一方面，奥斯卡奖的十一项大奖与金球奖的四项大奖都被《泰》片夺走，另一方面是英国的电影学院评奖坚决不买《泰坦尼克》的账，一个奖也不给它。一方面是美国的各种通俗杂志以里奥纳多的照片做封面，另一方面是他在奥斯卡评奖过程中连提名也没有；他也就干脆没有参加奥斯卡的颁奖典礼。 我看这也说明了某些问题，即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的文艺环境里，你想得到所有的百分点是太难了。以一己的标准抹杀一部广受欢迎的作品也同样是太难了。至于以不看来表达自己对于商业化的拒绝，却多少给人以捂上眼睛以保持纯洁的天真感，看完了再否定应该也还来得及。当然，也可以说，那么多的杰作“精品”还看不过来呢，谁有空闲去看一部好莱坞blockbuster（大片）？那是太对了，我向你致以缪斯名义的敬意，并为自己的居然频频未能免俗而不好意思。 12.价值虚无的泛滥与肆虐 人生一世，总有个追求，有个盼望，有个让自己珍视，让自己向往，让自己去护卫，愿意为之活一遭，乃至愿意为之献身的东西，这就是价值了。 有的人毕其一生，爱情、婚姻、家庭生活很不成功，该人虽然连声咒骂爱情是骗人的鬼话，但仍然表现了他或她对于爱情的价值的体认与重视。之所以咒骂爱情，无非是由于他或她碰到的非其所爱罢了。 有的人一辈子献身某种事业，特别是为全民族、为国、为民、为人类求解放、求幸福的事业，他们的一生也是充实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取向。有了目标，有了准绳，有了意义，价值上确定而且充实的人，他们的一生也会是方向确定与内容充实的。 古今中外，有许多文人骚客，悲叹、揭穿，直至诅咒人生的消极面，他们痛心疾首于世界的悲惨，正说明了他们对于幸福和公正的渴求；他们描写背叛、阴谋、虚伪和无耻，正说明了他们对于忠实、光明、真诚和尊严的向往；他们揭开某些人生的虚空、无聊、苍白和黯淡，正说明了他们对于充实、价值、进取和积极有为的人生的期待。 没有理想，哪儿来的不满？没有追求，哪儿来的失望？没有爱的幻想，哪儿来的伤感怨怼？没有对于友谊和心灵沟通的渴求，哪儿来的对于人情如纸的愤懑？说到底，正面的价值是不可回避的，嘲笑与否定一切是不可能的，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嘲笑否定得紧了，也就同时否定和嘲笑了嘲笑与否定本身。 当然，许多价值观念也有可能成为偏执，成为主观的一厢情愿，成为排除异己的独断论，成为邪教，成为恐怖法西斯主义。尤其是不同的价值观会成为互相争斗的由头……例如宗教战争，例如进行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 这样，在认清、放弃一种伪价值的同时，价值真空、价值困惑、价值虚无的状况就会泛滥和肆虐了。 最近在电视节目中我看到三个16岁上下的少年，为了满足哥们儿两三千块钱的需要，竟然毫不在意地杀死了一个出租汽车的女司机。他们公然地谈论他们的谋财害命计划，如谈家常。 我也一次又一次地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恶性刑事罪犯在被处极刑时满不在乎的表情。可以想象我们这个民族当中的某些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在经过了动荡、批判、斗争、转变再转变之后，上帝死了，理性死了，道德死了，科学死了，启蒙与现代性也死了，孔子、孟子死了，新左派、自由派、民主派、西化派、斯大林派、格瓦拉派、原教旨派、原红卫兵派也全不灵了，于是在相互批判了个不亦乐乎的同时，是人们的价值系统的全面的与不间断的崩塌，是价值真空与价值困惑使人变成非人的样子：不负责任、厚颜无耻、反文明、冷血、残酷、是非不明、为小利而犯大罪…… 我们可以有许多嘲讽，我们可以汲取许多经验，不轻言绝对的价值，更不能以一己的价值取向为天下法，并以之剪裁世界。我们也许更应该多重视一点日常生活中的和平、善良、健康、正直……我们也许可以使我们的价值观念中多一点人间性、世俗性，而不是必须有一个绝对的理念压倒一切的庸凡的东西。 但这仍然是一种珍视，一种爱惜，一种眷恋，一种向往。经过了太多的动荡，经过了极大的代价的付出，我们仍然将建立起新的更现代、更合乎理性也更能继承和借鉴一切优秀的东西的价值系统和精神财富。如果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只有嘲笑，只有看透，只有谁也不信，那还怎么活下去呢？即使只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不也还包含了一种对于生存的价值认定吗？ 13.中国在世界上不会永远是他者 一九八〇年我访问美国的时候，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测验，主持者请求一些美国居民列举他们所知道的中国人名。他们的答案中提到了孔夫子、孙中山和毛泽东，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排名第四的是功夫演员李小龙，排名第五的是并不存在的侦探小说中的人物陈查礼。这就很有趣了。 小说和电影是能提供某种信息的，但是这种信息不一定准确。 美国华裔英语女作家汤婷婷描写了在美的华裔早期移民修建横亘美国的大铁路的情况。还有一些电影表现了早期华裔淘金者。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华人的坚韧、勤劳、刻苦、节省与服从长上、服从命运的特点，也表现了某些华人的嗜酒、嗜赌、殴打妻子等。我想这些作品大致上是写实的，我对它们的评价基本上是积极的。 小说与电影不仅有写实的一种，也可以包含许多虚构和想象。一些好莱坞的娱乐片中，唐人街的华人多是非法移民、黑手党徒，充斥在那里面的对于华人的负面描写也就是想象的成分居多了——如果我不说这里有什么偏见的话。事实如何呢？请注意，一九九三年美国移民局统计，中国人在非法移民总数中，并不占首位，数量上占首位的非法移民恰恰是来自一个欧洲国家。 一些在西方十分畅销的小说，如谭恩美的《喜福会》（joy luck club），也包含着明显的对于西方读者趣味的迎合，改编的电影竟然把中国的民间比喻“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表现为一个中国女人当真从中国拿着一片鹅毛不远万里到美国去探望亲戚，这是荒唐不经的。当然，这本书也有它的动人之处，我无意在这里对全书做出轻率的价值判断。 不仅在西方，近年来，在中国，许多作家和电影导演，热衷于做“被看”的“他者”，热衷于表现中国人的奇特、神秘、古怪以至于贫穷、野蛮、残酷、愚昧。一些青年作家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成功受到了极大鼓舞和启发，他们也热衷于用类似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神秘的东方”，热衷于写一些匪夷所思的地理条件下的闻所未闻的故事，即专写穷乡僻壤里的奇闻佚闻，或只是曾经存在于一些人的口头而早已灭绝了的奇风异俗，加上来自原始迷信的传说故事。 可能是由于外国硬通货的吸引力，或是由于对西方文化的追逐，一些急于成功的作家从开始谋篇就考虑到翻译成外文的前景，竭力投合西方可能的读者的口味。电影也是如此，张艺谋的才能是世界驰名的，他在中国也有极多的观众，我个人对他的成就一直极表敬意。但是他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一片中所表现的挂灯以表示“驾幸”、捶脚以增进性欲等情节，全都是杜撰，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性风俗。电影家、小说家有权虚构情节，对此我对我的同行们没有任何异议。问题是如果有机会告诉北美与欧洲的观众，哪些情节是写实的，哪些情节是杜撰的，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也许就更好了。 也许这些提到的小说和电影更适合于娱乐和抒情，而不是反映中国的真实。也许那些奇特的描写表现了作家的出色的想象力，乃至具有某种文化学的意义，但它们显然无助于正确地了解中国。请不要太相信流行在你们那里的以中国人和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和电影，想了解中国还是到中国去看一看更好。 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多妻制。描写中国的多妻故事也许迎合了某些男性的性心理，所以这类题材的作品很容易得到市场。 我的朋友、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多鲁奇导演的《末代皇帝》得到了巨大的成功。我在部长任上支持他完成了此片的拍摄。他描写的皇帝与两个妃子同时做爱的场面，其中对被单的起伏的表现或许是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因为中国古典诗词中有时用对牙床、锦衾和罗帐的描写来曲折地写人们的性生活。然而，具体到中国皇帝，他同时与两个女人做爱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是猫王，他们大都患有性无能症，多妻制对男人也并非总是好的。当然，同时，中国的旧时代虽然允许男人特别是皇帝的多妻，从道德和风俗上是绝对不允许同时在同一张床上与一个以上的女人做爱的。群交和乱交，这在中国是没有记录的，它的发明权显然是属于现代西方社会。 上面提到的只是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细节。重要的是，贝尔多鲁奇的电影表现了对中国人在近现代的遭遇的巨大同情，面对着历史的冲突、历史的曲折、历史的考验、历史的挑战，个人常常是渺小的，个人的选择余地是很有限的。那些动不动想教训中国人的人，那些整天要给中国人上文明社会的abc课的人，遇到了中国人在近现代遇到过的境遇，我不认为他们一定比中国人表现得更有道德或更智慧。 简单的结论： 小说和电影对于“他者”的形象推广，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小说和电影毕竟不一定可靠。 为取悦西方受众而过分地编造，虽然可能取得市场上的成功，从艺术良心与艺术质量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很可取的。至于具体作品，还是要做整体评价，我前面提到过的张与贝的电影，从整体上看都是优秀的成功的。 全球化的进程将使东方不再神秘，依靠神秘来吸引受众，将不可能长期成功。我们（华人）与欧美人互为主体与他者，在以往许多代中国人的眼里，中国人才是主体，而欧美人正是他者异类。中国人也有过许多对欧美人、对“洋鬼子”的荒谬的描绘，许多外国人在中国的形象也并不佳妙。这需要一个过程来增进相互了解，需要一个过程学会更文明也更聪明地共处于一个多元的世界。 随着亚洲的崛起，随着中国的进步，我个人并不为中国人的形象问题而感到担忧。中国人在开放过程中学到了许多好东西，发展与壮大了自己，这也增加了中国文化的自信，树立了中国与中国人的日益良好的形象，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获得了新的可能。中国在世界上不会永远是“他者”。我们也从不认为具有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的中国是“他者”。这里需要的是交流。文化交流将对各方有益。友谊离不开正确的理解。 14.一个人与一切人的价值标准 一 沈从文是被海内外一些论者树为“伟大的孤独”的一位著名作家，就是说，他被认为是一直对主流事业采取疏离态度的矜持者。 这样，记得从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纵横》上读到傅光明《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一文中对沈先生的某些描述，就觉得很令人惊异。例如： 沈从文……虽然做着文物讲解员，可也一直巴望有机会出头露面。他希望能得到表明自己政治上进步的机会……萧乾清楚记得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沈从文揭露萧乾早在三十年代就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 沈在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致萧乾信中谈到他正在摸索新诗道路，他提到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万千民众不断努力，人间奇迹得以一一出现，自己便在兴奋中“写了首《红卫星上天》的长诗，如有机会在另一时公开。可惜照目前形势说来，我大致不会看到这首诗发表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时代多伟大，个人实在小得可笑”。 那是一九七二年，萧乾想通过在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位青年朋友给沈从文一家解决住房上的困难。不想沈从文得知此事后，极为不高兴，当即给萧乾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两人偶然相遇，沈从文劈头就是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 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了，杨振声之子杨起先生为出版《杨振声文集》，便去找沈从文写序，不想沈从文那篇序写出来是写得近乎批判证明材料。 到了该刊物同年的第十一期，发表了对上文质疑的苏仲湘文：《也谈沈从文与萧乾之失和》。同时，此刊也发表了傅光明“致本刊编辑部的信”。仍坚持他的文中所提诸事是可靠的。 笔者按：沈翁、萧公我所敬佩者也，上一代的是是非非非我辈敢于置喙者。问题是把绝对的疏离，即不合作态度变成价值标准，恐怕是后人的起哄即kitsch（这个词下面还要再谈）也。如以此为文学评判标准，留在内地的作家大概谁也当不成排头。笔者从不止一篇文章中读到过沈翁在解放初期曾深为各种新气象所感动，以至他老想参加解放军做宣传文艺工作，这完全可以理解，也许不如此反而有损沈老的形象——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能够对国家民族的天翻地覆若无其事吗？等到时过境迁以后，以新的海内外kitsch为标准、制造新的典型、新的神话，是否有这等事情呢？不可不察。 二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介绍到我国后，“媚俗”一词立即流行了起来。近读海外一刊物上学者景凯旋的文章，乃知它的原文是德语词kitsch。景文介绍了昆德拉自己对此词的解释，昆自称他是用此词指一种矫揉造作的虚假的崇高状，指以一种虚假的浪漫主义与诗意的本质化来掩盖真实生活而不能面对生活的全部真相。故此，昆德拉才引用希伯来谚语：“人一思想，上帝就发笑。”同时昆德拉恶作剧地调侃大谈屁眼与大便的问题，他问，那些伟大的神灵，大便不大便，长不长屁眼呢？景文还说在国内的文化讨论中kitsch恰恰被做了意义完全相反的解释。 我读之大惊失色，乃查字典，可惜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英汉字典。在韦氏英文词典一九六七年麻省版中，它被简单地解释为“质地（品位）低劣的文学艺术作品”。这倒庶几可以说是有一点“媚俗”的意思，但也呀呀呜。在牛津大学出版的一九八四年版《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此词被解释为“（艺术、设计等）矫饰的；肤浅的；炫耀的”，英语解释是“pretension，superficial，showy”。其中第一个英语词的汉语解释是“自负的，自命不凡的，骄傲的，自夸的作者（书、演说等）”。这些东西至少与我理解的“媚俗”不怎么搭界，倒更像是一些大喊大叫、装腔作势、令上帝发笑的“思想者”的行为，当然，也更接近于景氏讲的昆德拉自己所作的解释。在新西兰奥克兰一九七四年出版的英文词典中，此词被解释为“炫耀自负的与趣味恶劣的”。这个解释既可以包括“媚俗”也可以包括笔者发明并戏称之为“媚雅”的。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英汉大词典》中，此词被解释为“矫揉造作、庸俗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是话可以两头说，最后还是一头雾水。但是如果想一想昆德拉的原作，想想他的那些正文和议论和恶毒调侃，就知道我们说不定还真是弄了一回“猴吃麻花——满拧”。 有一句戏言，说是近百年的中国，一切麻烦皆来自翻译的不准确，诸如民主、专政、主义、倾向、部长、总统、主席等，都翻得不对，我听了目瞪口呆。不过我知道，中国读书人，包括笔者本人在内，都是读原文书的人少，望文生义地对译文进行发挥为自己所用的人多——我们中国的表意文字确实信息量大，人们一看那两三个汉字就能见解上一大堆，哪怕那明明是第一次碰到的舶来学术术语，绝少有人去查对原文。同时当今世界国人特别是那些新出炉的博士(fresh ph.d)们又都喜用洋专家、洋名词的中文翻译，特别是港台版的翻译作依据，以壮声威，能不……能不吃麻花乎？ 三 无独有偶，《书屋》两千年第二期上有郜元宝的一篇《居韩零墨》。内中提到颇为时髦的“有机知识分子”一词： 夜翻赛义德的《知识分子的抗辩》，首章论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甚详……“有机”（organic），似应取“组织的，建制的，功能的”一层含义……葛兰西主要指“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领域专家，新文化与新法律之组建者”，等等。赛氏自己补充的实例包括现代公共关系专家乃至广告设计者和产品推销员。“有机知识分子”对立面，赛氏沿用朱利恩本达的理论，认为主要是以传统教师、牧师为代表、追求形而上的超越价值、始终保持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多少有些迂阔怪异的那些知识分子。 ……国内一段时间……许多的理解……与葛氏恰相背驰。倘不修改葛氏原意，则将鲁迅归入“有机知识分子”……反而要将“先生”推到他们不齿的“伪知识分子”之列…… 读了这一段更是大惊失色再失色，反省我对于“有机”云云的认识，也是望文生义，既然有机，就是说不限于专业而是行行灵通，关注一切，介入一切，又“红”（或白或黑）又专的导师型、火炬型、救世型，至少是社会批判型、福柯型的精英。同时我也认定，有机当然比无机好，有机就是有生命有活力有灵性嘛，无机就是五金矿物之属嘛，有机与无机知识分子我虽不甚了了，无机肥料与有机肥料之别还是略有所知，厩肥有机而化肥一般无机，我是主张舍化肥而多用动物大小便与绿肥的。 却原来我蠢得可以。原来言之凿凿、论之滔滔的人，对基本名词未必就用得对。 没有别的办法，还是查字典吧。牛津的“双解词典”中对于organic的解释是“器官的、有机的、组织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有机”的解释分两意，其一是指除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酸盐外的含碳物质；其二是指互相联系不可分，例句是“有机的整体”。我又查了《大美百科全书》，其中organic条只有“有机化学”一词。显然，英语的organic一词来自organ，而organ的含义据《英汉大词典》解释是风琴、器官、机构、机关、机关报、阴茎和嗓音；而organic一词的解释是器官的、生物体的、某种化合物的、整体的不可分的、组织的、简单的、最低标准的、接近自然的，医学意义上组织结构的器质等。我感觉此种解释似与西方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传统有关。而译成“有机”以后，它的中文意义似乎发生了变化，因为《辞源》《辞海》对关键字“机”的解释是弩机的发动机关、织布机、器械、抬尸之床。以上这些似还未大离organ之谱，接着便是：一、事物的枢要，如机要、枢机；二、灵巧；三、细微——通几；四、事物变化之所由（见《庄子》）；五、先兆；六、素质；七、危殆；八、时会、形势。这可就与organ大相径庭了。中国人对“机”“有机”的理解比西文能动灵活得多，它被接受后出现了一种与原文颇异其趣的使用方法乃至描绘色彩，这当然又与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关。“机”对于中国人来说，既是机器、机关、机械，又是生机、机智、机缘、机会、契机、机遇、机变，直至天机、玄机。以中国之机来理解西文之organ，能不吃麻花吗？ 就是说，有机云云，一种理解是科学的、分析的、物质的、西医式的，另一种理解则是中医式乃至孔老式的理解。问题在于理解成了生气贯注、灵动飞扬、修齐治平而又鲲鹏展翅式的第二义，再一想象发挥就与“器官的、组织的、建制的”等含义恰恰取向相反了。 惜哉我的英语之不及格也，上述想法难免贻笑大方，求教于通人吧。 （错译就错译，错引就错引吧，动不动就来个含义恰恰相反，令人哭不得、恼不得。据说福柯在我国的命运也是如此，福柯在我国常常被作为精英意识强调者的偶像，而识者见告，这恰恰与福氏的基本主张背道而驰。呜呼哀哉！外文翻译出这种事情，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反正现在什么事只要用“文化”一解释也就没脾气了。那么顾准呢？顾准说自己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后来是不是也被一些朋友反其道而用之了呢？） 四 不止一位朋友谈论起哈维尔与昆德拉的优劣对比。我不懂对这两位捷克人士怎么个比法。昆德拉主要是一个小说家。他对政治生活并不那样投入、那样执着，也许他少了一些政治勇气与激情（这里并没有涉及该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是非问题，反正那是别国的事，我们只能尊重该国人民的选择），却多了一些清醒、超脱、疏离。他的选择有所失也有所得。哈氏虽说是剧作家，他的戏剧艺术却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绝非光荣，除非他承认自己首先不是艺术家。人们议论他是因为他从阶下囚到总统颇有些吃罢苦中苦、而今人上人的色彩，是大“成功者”。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同样也是有得亦有失的。我们用不着赞叹人家的成事，正如用不着以中国的政治标准去衡量批判他反对了苏联东欧式的“社会（帝国或殖民？）主义”；同样也不必以莎士比亚等为尺度去嘲笑哈维尔并非国际戏剧大师。对于一个剧作家来说，当了总统却没留下好剧本也许是一种悲哀；对于政治家来说，成了大事至少是他个人的能耐质素加运气。不是戏剧大师就不是戏剧大师，当了总统也找不来大师的地位、贡献与感觉。这也正像昆德拉，没当总统，也没得上诺贝尔奖；虽然没得诺贝尔奖但也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中国大大地红火了一阵子，以至于kitsch变成了媚俗，也成了有机的热门词。一位比我年轻得多的女作家告诉我：“其实昆德拉的小说最取巧啦。”我觉得她讲得着实有理。 至于为什么哈与昆二人的选择不同，我就不知道了，主客观条件不可能相同，还有一句古话，被杨子荣在样板戏里用过的：“人各有志，不可强勉。”用一种人做尺度来量一切人，不能认为是一种很开放的价值观念。 五 中央电视台近来常常用这么几句话来做过门或者片头： 传承文明，沟通未来……为您服务。 无可置疑，这反映了电视台扩大自己服务面的良好意图，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新风尚；因此这几句话不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也不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或“首先，让我们敬祝……” 传承云云，对于我们完全是一个新词，此词似出自台湾。据台湾的朋友说，这种说法与英语的transmit或transmission有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辞海》和《辞源》及多种汉语词典里都找不到这个词。那两个英语词的解释是“传播、传送、转播”之意（一为动词，一为名词），倒是与中文的“传”字意思相通。而承，则是接受，可能还有继承的意思，这倒也无伤，台湾的中文也是中文，传承一词没有什么不好懂的。台湾还因此用了一些类似“传人”的词，在祖国大陆，唱起《龙的传人》以前，我是从未听过什么“传人”不“传人”的。此乃一例，证明海峡两岸“互动”（这也是一个台湾词）很多很多。 “传人”此词亦有趣，现在人们用它是作为“继承人”“接班人”来用的，故有“龙的传人”之说，《现代汉语词典》上解释为“能够继承某种学术而使它流传的人”，符合此意。但你查《辞海》《辞源》，就会知道此词原意恰恰相反，它们的解释是“道德学问能够传之后世的人”，例句是“五帝之后无传人”。 沟通未来云云，则比较令听者感到吃力，未来者将来尚未来也，怎么个沟通法？沟通不沟通到时候该来的都要来，倒是“面向未来”这一有邓小平题字为证的说法比较通顺。 我为此请教了一些海内外语文专家，他们都说“沟通未来”四字不通。 顺便说一下，沟通云云，虽非新词，似也是近几年受海峡那边影响才大用特用起来的。 请中央电视台的同志原谅，我是贵台的忠实观众，而且深感你们的节目愈办愈好了。 六 近有大谈毛文体者。无疑，毛泽东在文体上也极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他的文体在人们中特别是我辈中有极大的影响。毛的文章写得比较生动活泼，尖锐泼辣，高屋建瓴，十分自信，动辄做极致语而又时有调皮。例如他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再如他的“教条主义不如猪屎”论，他对“党八股”的声讨，他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等，都是耳熟能详的精彩文本。 这样一位革命领袖、开国一把手，又曾被崇拜了个不亦乐乎，当然他的文体影响了许多人。问题是这个文体本身到底有多大问题，这个文体是不是注定了要犯“左”的毛病呢？ 我倾向于认为文体是一个中性的概念。除了毛的文体以外，学沈（从文先生）的文体的人也不止一个，并不都是学得好的。学鲁迅文体的人也不少，有鲁迅尖刻的不少，但有鲁迅深刻的不多，很不多，而肤浅的尖刻是不足取的。学孙犁、学马尔克斯、学普鲁斯特、学杜拉斯的文体的人也不少，成事的也有限。顺便说一句，王小波等那么样地推崇杜拉斯，而王小波绝非“媚俗”辈，但我在法国听一些文化人讲，他们那里对杜的评价是不怎么高的——这里又出了“猴吃麻花”的故事了吗？ 毛文体恐怕不是一个价值标准。至于把某某人说成是由于摆脱了毛文体的影响而了不起的，恐怕也是隔靴搔痒；何况如果这位朋友是参与过著名样板戏的创作的话，树之为反毛文体的典范，客观上不免成了那个啦。 15.为什么书会使某些人蠢起来 “知识愈多愈反动”的说法自然不对。“书读得愈多愈蠢”云云，在特定的条件下，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我国戏曲舞台上，话本小说里，口头传说中，书呆子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所嘲笑，当然不是没有来由的。总括起来这些受书害的人们的特点是：瘦弱，不能吃苦，不能稼穑，胆小，见到美女神魂颠倒却又不敢追求，常需要小丫鬟的提挈栽培，遇事没有主意，遇到恶人就吓破了胆，酸文假醋，该断不断，另一方面却又优越得不行，一朝得中状元，翻脸不认糟糠之妻与贫贱朋友。他们的形象真够可以的。 书是教人学问、教人聪明、教人高尚的，为什么书会使某些人蠢起来呢？因为书与实践、与现实、与生活之间并非没有距离。人一辈子许多知识是从书本上学的，还有许多知识和本领是无法或基本无法从书本上学到手的。例如：游泳，打球，太极拳，诊病把脉，开刀动手术，锄地，割麦，唱歌，跳舞，拉提琴，恋爱，靠拢领导，团结群众，与对立面斗心眼儿，申请调动，申请住房，增加收入……直到写小说。书是非常重要的，但书未必都很实在。书要比口头语言的传播精密得多、负责得多，但也常常经过太多的过滤和修饰。还有许多题目、题材尚未形成可以成书的原料与动机，有些事理太鄙俗、太丑恶，书本上不肯写。例如没有一本书教人们如何“走后门”，但事实上“走后门”的愈来愈多。 换一个角度想，即使为了加强廉政建设，也需要更好地研究开后门与走后门的林林总总，但如果当真撰写出版一本“后门大全”，则很可能起到消极的教唆的作用。这也叫两难。有些事理太高妙、太精微，许多艺术上的感觉、激情直到技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通过书本来传授——即使是烧一碟好菜，也不是光靠读菜谱能做得到的。还有些事理太重大、太根本，与之相比，书本的分量反而轻了。比如一种人生观、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往往是一个人的全部经验的总结，全部人格的升华，全部知识的融汇，它来自生活这部大书的因素超过了某几本具体的书。如果某几本具体的书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因为符合了该读者的生活经验与生活需求。例如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去参加革命，首先是因为生活中的革命要求已经成熟，而这种革命要求已经酝酿、躁动在这位读者的心里、梦里、血管里、神经里。再比如说道德，至少在我们这里绝无仅有哪一本书告诉人们可以不道德与教导人们如何不道德，亿亿万万的书教导人们要道德、要道德、要道德，但不道德的人和事仍然是层出不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书的局限性、书的作用的局限性这一面。 有许多许多的好书我们还没有读或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存在。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伪书、谬书、坏书。特别是有许多陈陈相因的书。创造性的书难找，照抄或变相照抄的书易求。读书、抄书、注书，遂也写出了书再供别人去抄去注，去改头换面，在书的圈子里循环，在书的圈子里自足自傲，被书封闭在一个缺少现实感也缺少生活气息的狭小天地里，最后连说话也都是书上的话、现成的话、“见x书第xx页”的话，这很可爱、很高尚，也很误事、很可怜，办大事时候就更麻烦。所以毛泽东主席当年大声疾呼地反对“本本主义”，还说过教条主义不如狗屎，说过读书比宰猪容易得多的一类话。年轻时我曾拜访求教过一些前辈学者，获益良多。但确实也碰到过这样的人，除了背书、引书、查书、解书以外，他回答不了你自己琢磨提出的任何疑问，他从不把书本知识与生活现实做任何的比较联系，他从来不发表任何原生(即出自他自己的头脑与经验的)、活泼、新鲜、独到的见解。 泛论暂且按下，这里只抽出一个问题探讨一下：学问与文艺的关系到底如何？七八年前我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此文的主旨是针对“我们的作家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降低的趋势”(这个问题早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大会发言中我已提出)提出：“我们既提倡作家不应与学者离得那么远，作家也应严肃治学，又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也许从反面更容易把话说清：即作家绝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知识不多的状况，作家不应该不学无术。” 很可惜，大概一些朋友并没有读我的这篇文章，更没有弄清我的这一段概括题意的话就认定并传开：某某写文章了，某某提倡作家要“学者化”了。认为谈得好者、响应者有之，认为是制造新的时髦浮夸，乃至认为此后创作中出现大量名词、术语、洋文、假洋文旁征博引的始作俑者就是提倡作家“学者化”的某某人者亦有之。既然谈了“非学者化”并有所忧虑，那当然是叫俺们“学者化”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想当然倒确实说明了一点粗疏简单。 反求诸己，那一篇文章中我强调了作家努力地严肃地治学、求学乃至“争取做一个学者”(是争取，还没到化的程度)的必要性，却没有谈够另一面的道理，即学问和文艺，特别是和文艺创作与鉴赏，有相通、相得益彰的一面，也有相隔乃至隔行如隔山的一面的道理。这样，一面说“争取做一个学者”，又说“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学者”，就没把道理讲明、讲透、讲痛快。这样，引起某种片面简单化的理解，责任就不能全推出去。 学问与文艺有相通的一面，所以在那篇文章里我强调了作家要加强学习，特别是文化知识的学习。但学问与文艺，毕竟也有不同的一面：前者相对地重理智、重思维、重积累、重循序渐进、重以公认的标准与手段加以检验而能颠扑不破的可验证性；后者则常常更多地(也不是绝对地)重感情、重直觉、重灵感、重突破超越横空出世、重个人风格的独特的不可重复性和无定法性。 例如，甲先生是那样的懂文学、懂文论与文学史，读过那么多文学读物，谈起文学来是那样如数家珍，为什么他硬是搞不成创作呢？（毛主席就批评过：中文系的毕业生不会写小说……试答如下：只是喜爱文学的人最好去教文学、讲文学、论文学；而只有既喜欢文学更热爱生活、执着生活并能够直接地、不借助于现成书本地从生活中获得灵感、启悟、经验与刺激，从生活中汲取智慧、情趣、形象与语言的人，才好去创造文学。 生活是文艺的唯一的源泉，文学本身并不能产生文学，只有生活才能产生文学。这些都是我的一贯信念。作家应该善于读书，更需要善于读生活实践的大书、社会的大书。学者当然善于读书，如能通一点大书（不一定同时是实行家）也许更好。换一个说法，作家多少来一点（不是全部绝对）学者化，学者多少来一点生活化，大家都学会倾听生活实践的声音，如何？ 或又问，乙先生是那样的学贯中西、文通古今、读书万卷、著作等身，为什么听他谈起某个作家作品却是那样“博士卖驴不得要领”，或郢书燕说、张冠李戴，或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使生动活泼、奇妙紧张的艺术鉴赏的痛苦与欢欣，淹没在连篇累牍而又过分自信的学问引摘里？ 试答：学问也能成为鉴赏与创作的阻隔。已读过的书可能成为未读过的书的阅读领略的阻隔。已经喝过太多的茅台、五粮液，并精通“茅台学”“五粮学”，不但无法再领略“人头马”“香槟”，不但无法再欣然接受“绍兴黄”“状元红”以及“古井”“汾酒”，甚至也不再能领略茅台酒与五粮液。因为对于这些人，新的茅台、五粮液引起的不是精密的味觉、嗅觉、视觉的新鲜快感，而是与过去饮用茅台、五粮液的经验的比较，与先入为主的“茅台学”“五粮学”的比较。已有的经验起码干扰了他的不带成见的品尝。所以几乎中外所有的老人都常常认定名牌货一代不如一代，都认定新出厂的茅台掺了水。经验与学问的积累、牵累、累赘，使他们终于丧失了直接去感觉、判断外在的物质世界的能力，甚至丧失了这方面的兴致。 当然，这种学问（经验）的干扰不一定都是否定意义上的。如果新的文艺接触恰恰能纳入先前的学问体系之中，如果某个文艺成果恰恰能唤起已有的但已逐渐淡忘模糊的学问经验，它也能激起一种特殊的狂喜，获得一种一般人难以共鸣的“六经注我”的心得体会。这里的主体性是自己已有的包括已忘未忘的学问经验，而不是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最后，不但六经注我，生活也注我，宇宙也注我，“我”只能不断循环往复，而不注我的也就只能置若罔闻了。实实的可叹！ 举个例子。偶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二百八十九页《与高阳书》中，这位大学者是这样说的：“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此外，我没说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 胡适接着写道：“老实说，我这句话已过分赞美《红楼梦》了。书中主角是赤霞宫神瑛侍者投胎的，是含玉而生的——这样的见解如何能产生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小说！” （王某忍不住插话：是您给《红楼梦》戴上自然主义的帽子，后来发现它的脑袋号不对，所以“不能赞美”脑袋，却必须坚持帽子价值的无可讨论与无可更易。削头适帽，确与削足适履异曲同工。） 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地说：“我曾仔细评量……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也不过如此。” 胡适接着举“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静的……”为例，指出“作者的最文明见解也不过如此”，更举贾雨村的关于清浊运劫的“罕（悍）然厉色”的长篇高论，指出“作者的思想境界不过如此……” 我想，我从未怀疑过胡适是有学问、颇有学问的人，我对他的学问不乏敬意。而且我知道胡适写过具有开创意义的新诗集《尝试集》，虽然其中的诗大抵中学生水准，在当时能带头用白话文写诗，功不可没。但看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我颇怀疑他是否有最起码的文学细胞和艺术鉴赏细胞。这位大学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未免太缺少一种淳朴、敏感的平常心、有情之心了！他老是背着中西的学问大山来看小说，沉哉重也！什么叫“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呢？把曹雪芹送到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高尔基文学院去留留学如何？什么叫“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是指他没有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过话，还是指他没有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什么叫博士，胡当然是知道的，什么叫大作家，知道吗？曹雪芹的价值在《红楼梦》而不在他的学历和论文。更不在他的背景，我们叫作“阶级出身”的。 如果曹雪芹的“背景”不是“破落户的旧王孙”，而是洛克菲勒家族或牛津、剑桥的曾获诺贝尔奖金的学者之家，他还是曹雪芹吗？他写出的还能是《红楼梦》吗？曹雪芹的见解、思想境界也许不如杜威或者萨特高明，所以他没有贡献出什么什么主义，正如那几位大哲学家没有贡献出《红楼梦》一样。而《红楼梦》的价值，当然不在于表达曹雪芹的“修养训练”“发展思想”“见解高明”(这些都适合于要求博士论文而不宜于要求“亘古绝今第一奇书”——蔡元培语——的《红楼梦》)。《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的原生性、独创性、生动性、丰富性、深刻性。 人们面对《红楼梦》的时候就像面对宇宙、面对人生、面对我们民族的历史、面对一群活灵活现的活人与他们的遭遇一样，你感到伟大、神秘、叹服和悲哀，你感到可以从中获取不尽的人生体验与社会经验、不尽的感喟、不尽的喜怒哀乐的心灵深处的共振，也可以从中发见、从中探求、从中概括出不尽的高明的与不甚高明的见解。 《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个世界而不在于去解释这个世界。“天何言哉”？“天”创造了四时万物，对四时万物发表见解则是真正聪明与自作聪明的亚当夏娃的后代们的事。《红楼梦》的价值还在于它的真切与超脱，既使你牵肠挂肚又使你扑朔迷离、怅然若失。只有丧失了起码想象力的博士才会认为有必要指出曹雪芹的缺乏妇产学知识，他竟然认为宝玉是神瑛侍者投胎与衔玉而生！这使我想起我在“五七干校”时学的批判材料，材料说：“明明蔬菜是我们贫下中农种的，作家却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指那个家喻户晓的“拔萝卜”的故事。)原来教条主义也是不分“左”“右”地亲如同宗的噢！ 这不过是一例，学问家以己之长，攻创作家之短，或自以为是创作家之短。而这一例竟然以一般的学问标准——修养训练呀，发展机会呀，背景呀，见解呀什么的——去攻创作的奇才、天才、无与伦比的曹雪芹。伟大的作家恰恰在这一点上与一般学问家不同，他不仅是修养训练的产物，更是他的全部天赋，他的全部智慧、心灵、人格、情感、经验……他的每一根神经纤维和全身血液的总体合成。文学系多半培养不出创作家来，医疗系倒“培养”出了许多大作家——鲁迅、郭沫若甚至俄国的契诃夫。诸如此类的事实，不能成为贬低文学科系或反过来贬低作家的理由，也不能成为视医学训练为作家之必需的理由。 反过来说，作家当然也不该忽视自己的修养训练。其实曹雪芹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受过许多修养训练的，否则他哪儿来的那么多文化知识与生活知识？特别是他的语言积累，难道不是“当然”使博士惭愧？他的“女权主义”思想可能确实“贫乏”，他的知识特别是不见于经传的知识却实在丰富得很。 而作家的创造性得之于不见经传的知识、得之于生活这本大书的要比得自康奈尔、哥伦比亚的图书馆的更多也更重要。他的这方面的“背景”独特而且源远流长，没有这样的背景而换成博士可能认为绝不贫乏的希腊、罗马文艺复兴产业革命的背景，曹雪芹就不是曹雪芹而是曹尔斯特博士、曹尔斯特教授、曹尔斯特院士了。这样的教授、院士说不定还有人可以替代，而曹雪芹与《红楼梦》，却是无可替代的唯一。 希望学问多一点灵气。希望创作家多一点学识，却不要因学识而“戕宝钗之仙姿”又“灰黛玉之灵窍”。学问家也不要因灵气而想当然地信口开河，随意指点，甚至一口一个当然，就像王善保家的论搜检方案，一口一个“自然”其实远不自然一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的学问，我们的创造力，究竟涵盖了多少对象，又有多少(不应是多少而应是多得多)对象，还处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悟性、灵性所远远没有达到的黑洞里啊，谁又可以高高在上地摆出全知全能的架势来呢！ 作者附言：给《读书》撰文谈读书的局限性，令人歉然。笔者其实一直是提倡读书，提倡学问，决心拜学者前辈们为师的。但事实确也有另一面的道理。不能轻视也不能迷信学问。天下的事，常常需要讲两句话，“既要……又要……”的句式虽然俗，却是必要的。有什么法子？打油一联曰：既要又要全必要，求知疑知近真知。 16.荒唐的出现绝非偶然 写完一篇关于日丹诺夫的文章，觉得写得不理想。想起了最近在《收获》等杂志上读到的李辉写姚文元、丁玲、周扬、沈从文以及梁漱溟的文章。李老弟台虽然年轻，无法亲临其境掌握第一手材料，但是他既能以今天前进了的眼光解剖旧事，又能体贴入微地进入彼情彼境，即使对于姚文元这样的人，他也尽可能地去体味他的逻辑，把他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写，而不是仅仅口诛笔伐一番。他的这一类文章人情人理，有情有义，揣摩勾画，栩栩如生。一个年轻人写上一辈、上两辈的事而能这样善于体察模拟，形象与理性思维并举，着实难能也。 遗憾的是，我写不成李辉文章的那个样子。我与日丹诺夫是太陌生了。我与日丹诺夫现象、日丹诺夫模式又是太熟悉了。 那个时候是一个人民革命凯歌先进的年代，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节节胜利而资本主义捉襟见肘的年代。现在见到西方一些有一点年纪的作家学者，他们回忆起五十年代的全世界“左”倾潮流，仍然向往亦感叹不已。用全盘否定乃至侮辱性的语言讲述苏联的一切，只能说是愚昧无知。 一九四六年，我还不满十二岁，日丹诺夫以他的强硬铁腕，以他的浩然正气，更是以他的权力背景——革命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以泰山压顶之势对苏联的文艺家搞了一次大批判、大整风。我当时是初中学生，已经追求进步，叫作党的地下组织的一名“进步关系”。当时，从白区报刊的报道（包括西方通讯社报道的译文）中以及从党的系统提供的“正面资料”中，都得知了日氏整顿苏联文艺界的消息。虽不知其详，仍感震惊。一九四八年我入党，后一年北平解放，更多地听到了日氏水平多么高、党性多么强的议论，只觉得是五体投地，匍匐致敬。 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悖论，或者用海外的说法叫作“吊诡”。我之走向革命、走向进步，与苏联文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崇拜革命、崇拜苏联、崇拜共产主义都包含着崇拜苏联文艺。因而听说联共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猛批苏联的文艺家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些痛苦。只不过痛苦很少而崇拜很多，更绝对不会想到日丹诺夫也可能不对。 为什么崇拜，为什么坚信不疑？那是因为：第一，无产阶级领导的十月革命也好，中国人民革命也好，它都有一种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正义性。我们代表的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用俄式说法叫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用中式说法叫作苦大仇深。第二，我们的一切行动不但具有一种正义性而且具有一种复仇性，叫作讨回血债，叫作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想一想千百年以来，劳动人民丧失了求学的机会，文学与艺术统统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领盘踞，如今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当家做主，一些个臭知识分子还不老实，还不卖块儿赎罪，还在那儿讽刺挖苦，或者还在那儿无病呻吟，哭天抹泪……想到这里岂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劈头盖脸地批你一通，还算是便宜了你！第三，革命所许诺的是通过一场血与火的斗争消灭毒蛇猛兽，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的道路上充满了流血和牺牲，为了鲜红的太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搏斗。这样，不是战士便是叛徒，不是同志便是敌人，不唱战歌就唱降歌，不做铁锤就做铁砧……一切都极端地尖锐化、对立化、严峻化，没有通融的余地。是的，当革命与反革命正在拼刺刀的时候，当革命浑身血迹地在反革命屠刀下面挣扎着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还搞什么幽默？抒情？讽刺？个人？艺术？象牙之塔？让资产阶级臭气熏天的货色滚开！让资产阶级艺术家们滚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向隅而泣去吧！ 是的，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与全世界的阶级敌人浴血奋战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历史特点带来了严峻与悲壮的激情，带来了近乎自虐的禁欲主义。反过来，愈是严峻、自虐与悲壮以及充满激情状，似乎就愈是革命，没有一点严峻悲壮激情，未免太不够味了。没有一点禁欲主义，哪里还看得出你理想的伟大崇高？正常舒服地过日子的人还能算是革命家、特殊材料铸成的共产党员吗？我想，这种心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原因。我亲自经历了这种愈整愈怕，愈怕愈佩服、愈激动，愈佩服、愈激动愈希望继续挨整、不断挨整的心路历程。我至今能够想象人们阅读日丹诺夫报告的时候的醍醐灌顶、山呼万岁，同时又是屁滚尿流、魂飞天外的激动情景。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的社论。社论开宗明义，指出联共中央的一系列关于文学问题的决议“强烈地震动了作家和艺术工作者，也震动了整个苏联的舆论”。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刺激性，正是当时的革命文艺运动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特点。叫作翻天覆地慨而慷！就是不能搞请客、吃饭、绘画、绣花、温良恭俭让！ 强刺激下面可以做到许多正常状态下做不成的事，这就是人们易于迷恋强刺激的原因。但是，同样正确的是，靠强刺激可以掩盖许多问题，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实际问题。简单地说，革命者也许可以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威严而大大加速夺取政权的过程，却不可能靠强刺激的意识形态治国富国。这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终于失败的根本原因。 强刺激对作家常常是必要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是最容易接受强刺激的。在强刺激下，作家可以写出激昂饱满的煽情之作，苏联文学是有成就、有影响的，苏联解体了并不等于苏联文学变成了废纸一大堆。 但同样正确的是，仅仅靠强刺激、靠崇高与正义的自我感觉、靠豪言壮语和高谈阔论、靠苦大仇深的悲壮与严峻是不够的。治国不够，治文也不够。好作品的出现不可能是强刺激，尤其不可能是外加的强刺激、意识形态的高屋建瓴的作用的结果。这里，离开对文艺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的理解，离开对文艺的既具有意识形态的全部特点，又具有非意识形态的特点的理解，离开对作家的创作自由与创作个性的尊重，离开对本国文化传统与世界文学艺术成果的珍视，以为靠日丹诺夫式的施压与恫吓能导引出杰出的文学作品来，实在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日丹诺夫生于一八九六年，卒于一九四八年，可以说是英年早逝。一九一五年，日氏十九岁入党，七年以后日氏二十六岁，当上了著名的特威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五年日氏二十九岁，担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〇年任中央委员，一九三四年任中央书记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并在基洛夫“被刺后”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州委与市委书记——其为斯大林重用信用可想而知。一九三九年任政治局委员。可以说日氏是根红苗正，一帆风顺，起点极高（一出手就是省级领导），而又连连升迁——平均每五年上升一次。据说他年轻时长得类似马林科夫，给人以文官乃至白面书生的印象，后来官体发福，极胖，未免脑满肠肥。这种形象的演变令人想起姚文元，当然姚与日丹诺夫比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一九四六年他五十二岁，正是年富力强，踌躇意满，天生方向正确，专门纠别人的偏、革别人的命的时候，自我感觉之良好非凡人能够体会。我可以设想他做着言辞激烈报告的时候那种自以为是、坚持原则、磨砺锋芒、高屋建瓴、一身正气、扭转乾坤、一言九鼎的膨胀得哪儿都装不下的劲儿。 尤其，他认为他是全知全能的。这种全知全能的根据一个是他的职务和这种职务带给人的自信，这种职务带来的打遍天下无敌手、所有文艺家俯首称臣的态势。另一个是他自己的才华，他在文艺上并非外行。尤其他竟然通音乐！请看他是怎样批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生活》与萧斯塔科维奇的吧。 他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来论述“这部歌剧的彻底失败”的。由中央委员会出面宣布一部歌剧的失败，这种做法实在匪夷所思而又令人长太息以掩涕。他说： “在这部歌剧中没有一个能使听众记住的旋律”，“……音乐是非常贫乏的。优美旋律被不和谐的而且同时是很喧闹的即兴曲调所代替”，“管弦乐的表现力在歌剧中用得极其有限”，“音乐既不和谐而且也不吻合剧中人物的心情……在心情最哀伤的时刻，忽然插入鼓声，但是在战斗的振奋的时刻，正当舞台上表现出英雄事迹的时候，音乐不知为什么却又变得柔和而且哀伤起来……”我的天，日丹诺夫正在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教授苏联作曲家作曲！从他的批评看来，歌剧《伟大的生活》政治内容上并没有问题，里边还有英雄事迹的嘛！被日氏批了个不亦乐乎的是纯粹音乐方面的事。那么是不是苏联人、俄国人压根儿不认识多来米法梭，是日丹诺夫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明的五线谱和各种乐器呢？绝对不是，俄国产生过柴可夫斯基，产生过强力集团的一大批优秀的作曲家，谁让日丹诺夫懂了点音乐又当上了中央书记呢？与其让这样的人来领导文艺，还不如请萧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拉古尔洛夫来主持意识形态工作呢！ 日氏进一步细致地评论道：“……描写的是哥萨克人……没有用哥萨克人及其歌曲和音乐特有什么东西给标记出来……”，“歌剧本来应当充分描写北高加索各民族的充满事迹的生活——歌剧的音乐却和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民间创作隔得很远……”无独有偶，这种抓法真像是江青“呕心沥血”地抓“样板戏”。教给作曲家如何作曲，教给作家如何写作，教给农民如何种田，教给生物学家怎么样研究生命的起源……真是如同着了魔了哟！看，日氏一直训斥到萧斯塔科维奇头上。他引用一九三六年《真理报》上“遵照中央的指示”发表的文章说：“听众从第一分钟就被歌剧中故意造成的不和谐的纷乱的音流惊愕住了。旋律的断片，乐句的萌芽，一会儿沉落下去，一会儿冲撞上来……这种音乐是难以捉摸的，是不可能记住的……从爵士乐中借用了它那歇斯底里的、痉挛的、癫痫的音乐……”联共中央的威信就是这样被滥用着，被用来教授萧斯塔科维奇作曲。真是造孽呀！真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呀！ 这样的荒唐的出现并非偶然。这里表现出来的独断论、唯意志论、夸大狂，并非偶然。本来，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事件，苏联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实验是人类的一个伟大事件，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态下搞社会主义，也确实是艰苦卓绝、十分严峻的。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志在建设一个能够解决已有的社会制度存在的一切弊端、完全摆脱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公正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等到这个社会建成以后，人们再回顾历史，将会发现过往的一切只不过是人类史的史前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过的。有了这样的无比崇高的信念，有了这样的开天辟地的雄心壮志，又面临着国际资本这样强大的敌人，没有一个烈火铸就的钢铁一般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可思议的，而这样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成员组成的政党，必须全面领导与改造社会与观念的各个方面——所以她必须是全知全能的，她已经是全知全能的了。她从事的几乎是上帝的创世工作，或者说是比上帝还伟大艰巨，上帝只是从无到有地创造，而社会主义者一面流血牺牲去摧毁旧世界，一面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流汗流泪、缴学费、走弯路地建设新世界。 这些想法可能都是好的、有伟大价值的，但是，假设的完美毕竟不等于现实的完美，应许的光明也不等于获得的光明。理想的崇高并不等于已经摆脱了昨天的一切阴影，也不等于一定就没有新的阴影。即使日丹诺夫确实是一个党性坚强、才华出众、意志如钢、自以为洞察一切文艺问题的超人，他同样也具有一切凡人所不可能没有的弱点与缺点。他是太自以为是了，他东杀西砍，在苏联文艺界如入无人之境；他高高在上，根本不懂得尊重文艺家与文艺规律；他一切从政治出发，反而忽视了文艺自身；他自我陶醉，把设计的美妙当作现实的美妙来要求作家描写。他的逻辑是：我们的目标这样伟大，我们的理论这样辉煌，我们的精神这样崇高，我们的事业这样壮丽，你们这些狗作家怎么不去好好地、乖乖地去表现我们的伟大、辉煌、壮丽、崇高呢？你们怎么不去五体投地地歌功颂德呢？你们怎么偏偏去写什么讽刺或者爱情呢？你们怎么对旧世界还有怀念情绪呢？你们不承认我们的生活已经是无比的美好，你们就是站在了国际资本主义一边，你们不跟我们一起崇高，你们就是卑微、渺小、腐烂、恶臭的蛆虫……不狠狠地批、狠狠地整，不消灭你们还行？ 这样的逻辑我们能够忘记吗？ 总之，时过境迁，历史已经得出了结论，日丹诺夫不论主观上怎么样自吹自擂、自高自大，他带来的是苏联文学的空前浩劫，是扼杀文艺生机与苏联各族人民生机的空前灾难。从最伟大美好的愿望出发，走到了无颜面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学的泥坑里。这样一段历史，怎么可能不让人叹息？这样的历史借鉴，怎么能让人等闲视之？ 附注：本文的全部资料系王燎同志提供。这些资料是他翻译或经他校改的现成译文。 《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与《在联共中央召开的音乐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选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苏联文学的崇高任务》为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真理报》社论。 17.话说朝三暮四 追溯一下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原意，思考一下这些成语典故含意的沿革，觉得很有意思。 比如说“朝三暮四”，《庄子.齐物论》中引用的这个故事，本是说一个养猴子的人与猴子们讨论它们的食物供应，早晨吃三个橡子，晚上吃四个，猴子们不满，闹起来。于是养猴者宣布改为早上发放四个，晚上三个，猴子们便没了意见。《齐物论》中讲这样的故事，用意显然在于否定一切是是非非的争论。所谓“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所谓“类与不类，相与为类”，这当然是一种消极的相对主义的思想，不足取的。 也有一些注家将庄子引用“朝三暮四”的故事解释为说明“圣人以智笼群愚”，即指一种愚弄旁人的手法，也说得通。 但今人只知用“朝三暮四”来形容一个人胸无定见，反复无常，说话不作数，则存其文而失其义、失其味，更全无什么深刻性了。 “争先恐后”这四个字的来历也很有意思。晋国的著名车把式王子期与赵襄子赛车——不知道这是不是有文字记载的车赛之祖，当然远在巴黎大赛、旧金山大赛之前——赵襄子老是赛不赢，便责备王子期没有诚意搞技术转让。王子期回答说驾车要注意马，而您老光盯着我，“今君后则欲逮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调于马？”是啊，您老盯人不盯马，管人不管马，对赛事中必然出现的先先后后的变化情况缺乏心理承受力，患得患失，计较名次，非欲压倒对手不可，越是这样越不能调理好马，不就越跑越跑不快了吗？ 可见，原来“争先恐后”是含有贬义的，是指一种私心杂念，一种小家子气，一种气量狭窄与气度焦躁，一种抓不住关键的舍本逐末。这对人们做事做人，其实是很有借鉴、警惕意义的。 现在呢，全拧过来了，争先恐后用来形容一种踊跃的动态了，成了好话了。 “焦头烂额”的故事本来也极有深度。《汉书.霍光传》中记载，徐福三次上疏汉宣帝，建议及早限制霍家权势，汉宣帝不听。霍光死后，霍家之后谋反被揭发，宣帝下令将霍家满门抄斩。之后，凡揭发霍家罪行的人都受到封赏，而最早指出问题希望未雨绸缪的徐福却被冷落在一边。于是一位为徐福请功的人讲述了“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座上客”的故事。“曲突徙薪”，指的是那种有预见性，善于采取预防措施的人；“焦头烂额”，指的是那种出了事能冲上去帮助扑灭火灾的人。后一种人比前一种人更被看好，这个故事还是有点意思的。 如今呢，“焦头烂额”的这一切含义都消失了，剩下的也只有字面上的最浅薄、最鄙俗的含义：说明一个人被各种事务所困扰的忙乱、狼狈、被动。 类似的现象多矣：“无中生有”语出《老子》，本来是老子的大道，叫作“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现今含义则指类似造谣生事的制造谎言、是非乃至冤案，百分之百的贬词。“左右逢源”本来是褒义，形容学习上的一种融会贯通、无往而不利的状况。现在呢，当然是指一种狡猾的类似两面派的为人处世了。“空洞无物”语出《世说新语.排调》：“王承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但容卿数百人。’”看，这里的“空洞无物”指的是一种宽阔的胸怀，一种大容量，又幽默诙谐，又充满自信、恢宏得意。如今的人们多实在，空洞无物嘛，那当然是没有内容的空架子啦…… 成语含义的演变告诉我们：第一，望文生义的确是人们容易犯的一种老毛病，是一种习惯甚至一种“传统”。现今不仅对成语，对外来语、对新术语的望文生义亦多之矣，甚至给人以辨不胜辨，正（名）不胜正之感。但即使已经是“辨不胜辨，正不胜正”了，我们仍然不可不察，以免轻易上当。第二，在普及一个文学故事、一段掌故、一个说法的时候，确实会产生去精取粗、去深取浅的情形，就是说，所谓自然淘汰，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优胜劣汰，还有一种是浅胜深汰。第三，约定俗成，成语含义的演变在所难免，考证得再好也难于（也不必要）重新改变成语的用法，用不着去纠正、去抬杠。例如，笔者写此小文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表示自己“无中生有”而又“空洞无物”。 至于说到“朝三暮四”的齐物思想，倒又使笔者联想到英国名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格列佛游记》中讲述一个地方由于吃煮鸡蛋是应该先磕破鸡蛋壳的大头还是先磕破鸡蛋壳的小头之争而搞得两派对立，内乱不已。笔者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两派斗争的高潮看这一段的，读完了，颇有些不敢回味的戒心，这个故事当然比“朝三暮四”的故事挖苦多了，抑或“朝三暮四”的故事更尖酸？反正作家是确实有点缺德的，他们自己未必免俗，偏又伶牙俐齿地把一些“俗”给捅了个不亦乐乎。 第二章 守住人生的底线 世界上的事情绝对不是谁消灭了对方就可以天下太平、光明灿烂。动不动把自己树成正确正义一方，把对方扣成错误乃至敌对一方，动不动想搞大批判骂倒对方——不论是依势的甲批乙还是迎潮的乙批甲，都带有欺世盗名、自我兜售的投机商味道与小儿科幼稚。 1.守住人生的底线 老子讲的“无为”实在是深刻极了、美妙极了，那是因为人的各种各样的轻举妄动、胡作非为、无效劳动、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自讨苦吃的“为”太多太多了。 也许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大贡献、大创造、大德行、大智慧，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尽量少做那种连常识都违背了的坏事与蠢事。 第一，不要反科学、反常识、违反客观规律、一厢情愿地“为”，即蛮干地“为”。如企图用群众运动来破百米短跑的世界纪录。 第二，不要为了表白自身的需要而乱“为”。我写过一篇微型小说，说是一个老人病了，他的几个孩子纷纷为了表达孝心而找一些江湖术士给老爷子治病，结果把老爷子吓跑了，即此意。 第三，不要过度地“为”。为办成一件事也许你需要找15个人帮忙，但如果你找了1500人呢？只能引起大反感、大麻烦，反而办不成了。 第四，不要斤斤计较地“为”，不要得不偿失地“为”。你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大动干戈，徒徒贻笑大方，至于造成的后遗症更是不堪设想。 第五，不要“为”那些丢人现眼的事，如钻营、吹嘘、卖弄、装疯卖傻…… 第六，不要张张扬扬、诈诈唬唬地“为”。如一般写作人都是愿意自己的东西发在大报、大刊上，更愿意发在头版头条上。但我对自己的探索性的东西，都特意寻找小报小刊上发，并特别关照不得发头条。我对于获得三等奖或不获奖也特别心安理得，无他，有利于平衡，有利于你过、别人也要好好过也。 第七，可以树立远大目标，以求自己有所作为，但也可以调整与修改目标，不“为”那种已经被多次证明“为”也“为”不成的事。如发明永动机之类。如《孟子》里所言：“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其他属于“无为”范畴里的注意事项还多着呢，如不投机取巧，不感情用事，不忽冷忽热，不滥发脾气，不标榜自己，不整人害人，不算计得过于精明，不预报自己即将取得惊人成就。 总之，也许我们无法为众人设计、规定出谁谁应该为什么做什么的蓝图，因为各种人条件、处境、志趣、价值选择是太不同了，正常情况下应该允许这种不同、这种多样性。 我们不可能建议人人成为炸碉堡的烈士，就像不能建议人人成为赚大钱的企业家；我们无法建议人人都去搞发明创造，就像无法建议人人都去当一辈子老黄牛。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建议他们不要去做什么，不要去做蠢事、坏事，不要去做愚而诈的事，不要去做逞一己之私愤而置后果于不顾的不负责任的事，等等。 人生苦短，百年一瞬，我们无法要求大家都有一样的成就，却可以希望人人都不把生命和精力，把有限的时间放在最不应该有的行为上。没有这些本应该没有的行为，没有这些劣迹和笑柄，没有这些罪过和低级下作，即使你的成就极有限，起码你还是正直地、正确地、正常地从而是心安理得地度过了一生。你回忆起自己的一切的时候，至少不必那样惭愧、那样羞耻、那样懊悔。 一个人的一生，应该从正面要求自己达到这个，做到那个，得到这个，感到那个，等等。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树立反面的界限，即不可这样，不得那样，摆脱这样，脱离那样。如此这般，也许你的人生反而更清晰、更明朗了，你将得到更多的光明与智慧，离开黑暗与愚蠢的苦海。那有多么好！ 2.爬行的现实主义 革命纲领总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没有理想而满足现状自然也就没有革命。理想既是对现实的批判，又是对积极的行动的驱遣。革命党人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理想主义的力量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的。革命的理想主义使革命者的思想道德大大地升华，那简直是诞生奇迹。 理想的实现靠的是实践而不是理想自身的不断重复宣讲。特别是在革命者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他的主要任务变成了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后。经济生活的组织首先是靠利益原则的正确运用而不仅仅是理想主义的宣传。理想主义的动员（在符合人们的利益和愿望的前提下）可能使一个普通人升华成为托着炸药包去炸敌人的碉堡的英雄，却未必能使一个亏损的、技术落后的企业变得先进、赢利、发展壮大。理想主义的口号（我们从来不乏这样的口号）可能感天动地，但是未必能解决效益问题。我们曾经十分悲壮而且合乎逻辑地诘问：“难道西方资产阶级做得到的，东方无产阶级就做不到吗？”然而这样的提问本身并没有带来成果。国民经济赶上西方中等发达国家还需要半个多世纪的实干奋斗，而且是在我们不犯大的错误的条件下。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的务实心态、追逐利益的心态有可能冲击战争与革命中行之有效的理想主义精神，冲击我们民族的源远流长的重义轻利的道德主义——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传统。于是会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等九斤老太式的慨叹，也会确实出现一些见利忘义的丑闻乃至犯罪。对这些现象，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攻其此点而要求开历史的倒车。在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幻想的新生活比实际上的仍然不乏麻烦的新生活更完美无缺，这是很自然的事。理想主义者的企盼是理想的、哪怕不尽如初衷的实现，而不是完善无缺、一成不变地悬挂在高空，这也是常识以内的事。 人类需要务实，人民大众夺得了政权就更需要务实，需要做许多实在的、琐细的、缺乏浪漫主义色彩的事。人类的第一位的实践活动是生产，而生产是务实的。需要认识客观规律、服从客观规律，否则，我们就只能生活在淹没一切的空谈中，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乃至毁灭于空谈之中。没有比用关于理想的夸夸其谈来败坏理想的声誉乃至埋葬理想更令人痛心的了。 人类也需要理想，需要在热烈地拥抱今天的同时看到、想到明天，需要对未来有所希冀、有所企盼，需要用理想来鼓舞自己、推动自己、提高自己的精神品位至少是安慰自己。否则，只剩下了“爬行的现实主义”，人们的生活将是多么乏味、多么可怜呀。 比较起来，经济生活更需要务实，而文化生活，也就是说人们的精神生活则更多一点理想色彩。我们常常说的“两张皮”状态的出现，除了工作上不协调的原因以外，这方面的各有侧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当前，我们的文化生活当然不能干扰、妨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这并不是一切。文化是一个更加广泛和变动周期相对来说要长得多的范畴。我们的文化生活不但要给经济建设以促进也要给予补充和某种匡正。人们当然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且说到底理想无非是更长远、更巨大、更有涵盖性的利益。但人们的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又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人们关心于自身的不仅仅有务实的方面，人们还需要温馨、友谊、激情、想象、智慧与道德的崇高的或纯洁的或美妙的火焰，人们的精神需要满足起来并不比物质需要简单。人们需要理想主义的光辉却不要理想主义的偏执与狂妄自大。单纯的务实易于通向平庸，而人的素质越高就越难以忍受平庸，单纯的理想易于通向“假大空”的自欺欺人。通向天堂的理想实际上却把人们引向了泥沼，“假大空”的结果反而使人们倒向另一个片面——怀疑一切与犬儒主义。我们不是没有这种浪漫而痛苦的经验。 我们的文化正在经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激励、冲击和考验。理想主义的色彩会有所削弱；而消费的色彩，消遣消闲的色彩，文化享受的色彩会有所增长。这是理所当然的却又是不无遗憾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虽然付出了代价我们仍然欢呼历史的前进。我们尝够了人为地保持昨天的理想主义和斗争气氛的苦头，我们已经积累了经验。任何理想在付诸实现的时候都会有所变动、有所折扣乃至使空想家与书呆子觉得走了样而愤愤不平。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价值的理想不会不倾听实践的呼声、接受实践的校正。只有务实地去实现那能够实现的，准备那今天还不能实现但明天有可能实现的，起码暂时不去为那明天也未必能够实现的而伤神闹事，才能永葆理想的青春生命力，才能在继承过往的理想主义传统的同时发展与创造新的理想主义精神：一种充分尊重现实和讲求实效的、给人民不断带来实惠与新的希望的理想——务实主义。我们的务实精神正在日益发扬并带来日新月异的现实的发展。我们的理想正在不断变为现实而又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修正完善和发展自己。我们的理想和务实都正在迈进一个新的时期、新的阶段。这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3.个体的全面贬值 请允许我用半通不通的数学方式再谈谈低调原则。 据说当年周总理有一个说法，他要求外事干部在涉外活动中饮酒只饮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我们姑称之为“三分之一律”。这说明，有一类事情，做满了，百分之百了，是有危险的。必须留有余地，而且是很大的余地。不是一切事情都要全力以赴、志在必得的，恰恰有些事只能三分力以赴，志在不得。前面在讲到人际纠纷的时候我也说过了，在这些纠纷问题上，偶一反击的话，也最多只发三分力。在为个人争点什么利益上，在自己的成果受到多少肯定的评价方面，在发布自身的计划、成就和自我评价上，在一些相对鸡毛蒜皮的问题上，在动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方面，多数情况下，也应该是以三当十，十分本钱用到三分，适可而止，不可声嘶力竭，不可努筋拔力，不可捶胸顿足，更不可连蒙带唬，超支透支，空头支票。而有的人，有了屁大一点成绩或者芝麻大一点职位，就疯狂张扬，发烧到极点，不可一世，闹得偌大一个中国装不下他，叫作竟然把十分本钱当作一千分来用，暴露了自己小人得志的可悲与可笑，不久碰壁，又是急火攻心，痛不欲生。这叫人家说什么好呢？ 例如有的人为了看演出的票好不好也能生一场气也能惊动领导。窃为之打算，这种事有什么不好办？和做具体工作的人士商量商量，再不行委托上一个人，拿上二百块钱还买不来好票吗？锱铢必较的结果是较之无趣、无力、无益，是“狼来了”的故事——真需要较的时候反倒没有人注意没有人理睬了，是自己的全面贬值，是只能掉自己的价。 也许另一个关于黄金分割的公式更适合这个话题。一个线段，最美的分割是使之做到全线段与大线段的比，等于大线段与小线段的比，这又叫作内外比。设大线段为a，小线段为b，则（a+b）:a=a:b。如果全线段为十分，那么大线段应是6.18分，而小线段为3.82分。设你的能力是10分，你得到了3.82分的评价或回报，足可以了。你做出的成绩实绩，应该力争不少于6.18分，而你的学习、你的投入、你的奋斗精神，应该只是多于而绝对不是少于10分。符合这个黄金分割的比例，你的形象是美丽的。如果你的获得超过了38.2%，你有可能被认定为一个侥幸者、投机者、早晚要跌下来者，春风得意于一时，不等于春风得意于永久。如果你的贡献少于61.8%，你会被认为是一个志大才疏者，乃至你有没有十分能力也颇成问题。而如果你不肯投入十分，学习十二分，那么你不过是白白糟蹋了自己的材料。反过来说，由于客观或偶然的原因，你的贡献天大，生前并未被承认，别说38.2%了，1%也没有，例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那确实是不幸者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毕竟完成了《红楼梦》的大部，他的作品无与伦比而且名垂青史，研究他与他的作品成就了一门独特的学问。幸耶非耶？我们应该怀念这些不幸者，这些奠基者与种树者，这些非凡的人物，并为我们毕竟生活在更好的条件下而庆幸。而反躬自问，我们能够向人民贡献出点什么来呢？ 用数学方式谈人生际遇与主观努力，不过是取其大意而已，反正这样分割一下，比三分成绩闹十分待遇，或者一分贡献闹十八分意见、发十八分牢骚好。 4.我们曾经都太讲心术了 术与道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高明技巧的掌握，与掌握技巧者的投入、敬业、勤奋、追求完美、心无旁骛、脚踏实地、服务社会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而一个人的工作上的二把刀、粗枝大叶、质量低劣、一事无成和一无所长，叫作不学无术的又多半会是和其人的疏懒、苟且、不思进取、好逸恶劳或者见异思迁、没有长性有关，这些已经不是术的问题而是道的问题了。 再比如一个礼貌待人的问题，有时候表现为一些技术性的细节，如用语上的讲究与禁忌，举止的规范，直到穿着、饮食、授受、迎送、表情各个方面，各地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规矩。这似乎是很技术性的问题，但这又与一个人对他人的尊重，对不同文化的尊重有关。在你希图谄媚的时候，你的言谈举止肯定会失之卑下；而当你不可一世视他人、他民族如草芥的时候，你的言谈举止肯定会失之倨傲。在你一肚子阴谋诡计的时候，待人接物中一定会失之于做作、虚伪以及小家子气。反过来说，学习礼貌用语、文明习惯、礼尚往来、互援互助的同时，也就是学习着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增加一点文明，减少一点愚昧和野蛮。养移体，居移气，学移神，行移貌，积身外之学会影响到、变化到身同之学，无疑是这样的。 但是，在不讲究技术的同时，我们曾经太讲心术了。读读《东周列国志》吧，在欧美人还不大开化的时候，我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心眼儿兜，变成了权谋与心术的专家。愚而诈，是许多人的可恶复可怜之处。为了治愚脱愚，需要的是学习。为了治诈，需要的是大道无术。你有了与人为善的大道，有了对自身的切实估量，有了对人对己的本性与弱点的理解，有了对于理念与现实的通观，有了应有的畏惧与无畏，献身与超拔，执着与宽宏，慈悲与决绝，坚持与调整……而最重要的是修辞立其诚，做人立其诚，那么对于各种复杂的情况多半都会应付裕如，无往不利，越是把人放松，越是各方面恰到好处，越靶靶十环、步步到位。而这个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失误，则恰恰是达到更大的完美的契机，是更上一层楼的铺垫，是欲擒前的故纵，是天做的交响乐的配器，是大海波涛的多彩多姿。这些都是心术、小术所不能做到的。 然而这里也有一个问题，你的大道太高明、太超常了，则大道若伪，大道若巧，大道若故弄玄虚。别人患得患失，你不计得失，谁能理解？别人思官若渴，你坚辞不就，人曰是否做秀？别人见钱眼开，你慷慨解囊，又会有人疑心，现在世上哪有这样的人？别人走极端，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势不两立，而你独自清醒、公正宽容，也许被认为是左右逢源的乡愿呢。这说明做到大道无术也很不易。 其实，作慷慨秀，作宽宏秀，作公正秀，以术代道，又谈何容易？什么秀都代替不了你自己的本色，什么秀都掩饰不了你的真情，什么术都会破绽百出、捉襟见肘。做这个做那个，还是做本色的自己，这样最出色、最真实、最方便、最胜任，道发自然，还是为身同之学，从根本上改善自身吧。 那就更要无术了，持之以恒，付之一笑，小术堪怜，私语堪悲，花招露底，心术枉费，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漠然置之，做你自己的事，走你自己的路。 大道是什么？就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万物的兴衰、消长、盈亏、沉浮、胜负、通变是被许多你的主观意愿之外的因素所决定的，你的心术对于这样的客观规律，其作用庶几等于零。知道了大道、知道了规律的人，自然行为言语得体，无往而不适，自己比较舒服，旁人看着也舒服一点，还要区区小术、小花招做什么？ 这里还有一个出发点，在人生的竞争、征战、比赛中，你靠什么取得应有的成绩乃至胜利？是靠提高自己还是靠降低自己？提高自己就是说各方面有一个基本的界限基本的原则基本的态度，于是泱泱乎，浩浩乎，坦坦荡荡，言必有中，行必有定，无往而不胜。降低自己就是搞一些小花招、小手段、小阴谋诡计，成就于一时，丢人现眼于长久。 同时大道无术又是一个理想、一个过程，你可能还正需要习术习道，你可能已经或正在悟术悟道，你可能既心仪大道而又不能忘情于小巧之术，你可能一阵大道又一阵小术，你也可能精于术而终得大道，至少是终近大道。大道无涯，大道无尽，术也可以精益求精，精到极处又是大道无术了。你做得可能还好也可能还相当差，但是你知不知道这样一个理想，你相信不相信这样一个前景呢？那就使自己、使事物的面貌大不一样了啊。 5.既非罪犯也非英雄的大多数 歌星云云，对于一个社会实在并没有什么不好，多是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一种现象而已。无非是歌舞升平一下子，文化消费一下子，点缀点缀，轻松轻松，至多是享乐的大大的有。 歌星义演骗人、歌星漏税，等等，都不是歌星表演与通俗音乐的应有必有之义。我们可以反对骗人漏税（或者说反对还不行，要予以制裁），却不必反对歌星；正如我们反对假冒伪劣、污辱与欺骗顾客的行为却并不一般地反对商场、商品与售货员、经理。 歌星要价太高，对于这种反映还是要分析。国家最好有个规定，有个杠杠，否则什么叫高，什么叫不高呢？跟谁比高，跟谁比反而可以说是太低了呢？至少歌星赚的不比倒卖房地产的人与挂靠在某单位搞边境贸易的人多，也不比利用某种身份与关系搞批件的人多。歌星的收入仍是劳动收入，这总比买空卖空、权力化为财富光荣。 有一些青年追星也不完全是坏事，至少比打架斗殴、赌博酗酒、闹事滋事更安全、更无害一些。当然特别有出息、有作为的青年不会老是疯狂追星，正如特别恶劣的罪犯也没有雅兴去追星。追星与旧社会的捧角一样，是一部分有钱而没有大善大恶的人的事。追星并不比打一宿扑克牌或一夜“筑城”更坏，多花一点钱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且钱花了可以促进流通——当然如果他们把钱都捐给灾区会更伟大得多，但是我们无法如此去要求每一个有钱的人。 我觉得我们做事需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对青年对人民的估计。这个估计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两头小中间大，雷锋、居里夫人式的人物很好，但在人们当中是少数，我们无法以他们的模式去设计青年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当然可以宣传之、提倡之、向往之，我们还必须承认——至少私下悄悄地承认，大多数人其实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心里还得有另一笔账：一般地说，一个青年奉公守法，敬业乐群，正当挣钱，自力消费，也就行了。对一般人我们的要求不能超出法律所准允的、起码的道德标准所准允的范围太多。毋宁说，我们过去思想工作的一大失误就是我们常常考虑到英雄并希望大家做到英雄，我们也常常考虑到罪犯也随时准备与罪犯进行殊死的斗争，却常常忽略了大多数——既非罪犯也非英雄的大多数。 有时我们宣传的标准太高，一般人做不到，宣传者自己也做不到。于是出现了一批“马列主义要求别人自由主义要求自己”光说不练的假英雄，使宣传的高调威信扫地，使应有的理想主义被虚无主义所取代。对另一个极端的过分关注则夸大了阶级斗争，把大量的所谓中间状态的人推到敌人一边去。 歌星另一个罪名似乎是他们败坏了人民的欣赏高雅艺术与民族传统艺术的能力，他们的冲击造成了高雅艺术的困境。 乍一听，振振有词；实际地细细地琢磨琢磨，未必。 有些发达国家，通俗艺术泛滥而又泛滥。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拥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大文豪，拥有世界第一流的作曲家、演奏家、指挥与乐队，拥有受到尊重与爱护的民族传统艺术。问题是在他们那里有国家与各界对高雅与民族传统艺术的关心支持，有相当多的能够欣赏高雅艺术的观众。他们把力量放在高雅或传统艺术的建设与发展上，却无须批评贬低通俗歌星。因为一个国家人们的文化素质再高也不可能人人都爱听交响乐，对欣赏趣味还不够高的多数人，总还是要给予他们能够接受的艺术享受。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高雅与传统艺术本身也还需要提高提高再提高。谁说中国观众不识货？怎么帕瓦罗蒂和多明戈来演出的时候是那样热烈空前？怎么费城交响乐团来演出的时候是那样广受欢迎？如果我们抱怨现在的观众不如梅、尚、程、荀时代的观众爱戏、懂戏，那么我们能不能也反思一下我们的角儿的水平与演出质量呢？ 谁也不可能把什么都占了。歌星赚得多，歌唱家地位高。当然如果你是帕瓦罗蒂式的歌唱家，就能够又有地位又是大款了。可惜，咱们暂时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也就达不到这个名利双收了。 6.现实里的等级观念 一 在中国，大师特别是文学大师给人以肃然起敬的感觉，例如人们认为鲁迅是大师，提到这个名字就像提到自己的精神上的父亲，大师是楷模，大师是先行者，大师是英烈，大师是光辉的旗帜，大师是某种终极关怀与绝对理念的象征；大师是权威（业务的尤其是道德的人文精神的即人类美德的），大师不容损毁、不容亵渎、不容不敬；大师是天一样崇高和海一样辽阔的崇敬与热爱对象，阐释和表达对大师的崇敬本身也是伟大崇高和不容苟且的事业。 大师一词相当于英语的master，但master远远没有中文大师一词这样神圣的意义。查一下牛津词典，在master词条下的解释包括：一、雇主。二、熟练技工、能手、独立经营者。三、男户主。四、商船船长。五、狗、马等的男主人。六、男教师。七、硕士。八、少爷。九、院长。十、艺术大师。十一、控制某种事物的人。十二、原版影片、磁带等。十三、指挥的、高超的、优秀的。十四、自己做主；自己说了算。（见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 这么多富有生活气息的，就是说比较自然、比较平常的解释，像是给大师这个圣殿一下子打开了许多透气的窗户，这会不会使人感到轻松一点，呼吸自如一点，使人用到这个词时脸色好看一点，但是否会降低了大师的规格呢？请英语专家教我。 英语没有把握，维吾尔语我是熟练的。维语中称大师为ustaz，其含义大致相同于汉语的师傅。任何能工巧匠都可以称为ustaz，而任何活计干得好都可以称赞曰：“bagusta！”就是说干得真熟练、真在行。去掉一个z为的是当副词用。“文革”时讲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云云，也是用的“伟大的ustaz”。我到新疆开始扬场扬得不太好，后来扬得好了，就被称为ustaz了。 故而，在新疆，人们也常常把类似大师的ustaz一词译作匠人，如果把伟大的导师译成伟大的匠人，会不会更亲切一些呢？大师者匠人也，操维语和懂维语的作家，讨论起谁谁是不是文学大师即文学匠人来，大概没有操汉语者那样悲愤。 中国长期处于尊卑长幼分明的等级制社会，语词也带有分明的等级色彩，不仅大师一词如此，作家（在多数外语中不过是写者之意）、总统（在英语中也指大学校长或某些机构的头一把手）、伟大（在有的外语中也可指甚好或大量）等词亦是这样。这样反过来，语言的等级色彩又强化了现实的等级观念。 那么汉语的“大师”“作家”诸词是不是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敬意呢，事物的意义都不是单一单向的，这也不妨一想。 二 一个很精彩的说法，说中国的骄傲是有了一个鲁迅，中国的悲哀是只有一个鲁迅。 具体的大师是永远不会有第二个的，不仅鲁迅如此，我们也可以问中国谁是第二个曹雪芹，谁是第二个李白；我们可以问英国人谁是第二个莎士比亚，谁是第二个狄更斯；我们可以问法国人谁是第二个巴尔扎克，谁是第二个普鲁斯特；问西班牙人谁是第二个塞万提斯。在现代印度，谁是泰戈尔第二，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我们崇拜大师，那么大师的首要条件是独创性不可重复性，大师都是第一而且都是唯一，没有第二，有第二的能复制的不是大师。大师的重复产生只能是灾难，文学尤其如此。 我也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哪个作家具有鲁迅式的严峻、深邃、凝重的道义权威，托尔斯泰当年也许在道德完成上比较出色，但也颇具争议。列宁、契诃夫都对托翁的道德自我完成说教不以为然，嘲讽有加。托翁似乎并无后来鲁迅式的权威。那些被某些人向往膜拜的诺贝尔奖金得主，更没有谁具有这种权威——所以不仅是中国，就是外国，也没有第二个鲁迅，不论是海明威还是加西亚，不论是帕斯捷尔纳克还是帕斯，都缺少鲁迅式的伟大人格影响，更不要说得了诺奖后又与纳粹合作的挪威作家哈姆逊了。他们是匠人，不是中文意义上的大师。 三 然而有一种理论令我懔然怵然，就是把鲁迅与中华民族分裂开来、对立起来，以鲁夫子的洞明证实国人的卑劣与没有希望，以鲁迅证明中国现当代其余作家的不足取，声称鲁迅是“一个人与全中国战斗”等。我有时候爱较劲即抬死杠：“如果一个人与全中国战斗，那是为了谁战斗呢？为外国？为联合国但不包括中国？为人类但不包括华人？”当然也可以解释为爱之深责之切，鲁迅深深地了解国人的弱点，沉重地鞭挞的目的还是为了国人的自救，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我直觉地认定鲁迅是非常中国的现象、非常中国的人物、非常中国的英雄，中外都无法重复。 四 大师的道义资格与技艺资格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时也颇让国人心焦。我们自古是重视道义资格的，讲人生，讲价值，最后都要归结到讲道义上，我们的政治常常是道德化的政治，故有王道、霸道的辨析，故有贰臣、忠臣的区别，这种概念至今被某些人乐道。我们的文化也常常是道德化的文化，叫作文以载道。修齐治平的理想的核心是通过个人的修身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先器识而后文艺，这是古往今来的不易律条。不论是从政从文，要取得参与的资格首先要取得道义资格。这方面从政的人好讲一点，有了权、有了政绩、有了群众拥戴，什么事都好说。从文的人则要跟着风接受各种审查和议论，先跟着风犯错误，再跟着风受批评。不但领导要你说清楚，人民尤其是同行更要求你在时过境迁之后说清楚。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提倡的是又红又专，一九六六年春为又红又专问题某权威大报就连发许多篇社论，一论再论达到吓人的许多论之多。现在则叫作德艺双馨，亦即选拔干部上的德才兼备，具体内容有不同，但思维模式差不多。 这当然是事出有因的，革命的威严与权威是压倒一切的，新生的革命政权，要求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忠诚可靠即红，如果你心怀叵测，技艺上再好也要批倒、批臭，至少是要封杀的。 外国人也有他们的类似又红又专、德艺双馨的价值系统，当然只需改动一字，即把红改成白或其他颜色即可。外国人不那么单一，至少是作多元状，鼓励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者，再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新左翼直至共产党人眉目传情、心心相印，有时候也还是有戏看的。 有趣的是我国如今的某些新新论者，也掌握着一个又x（红以外的颜色）又专或德艺双馨的标尺，只是把标准颠倒一下，你认为进步的、红的、有德的，我认为是软骨，你认为不红的，疏离的乃至有那么点反动的，我认为是宗师、是风范。他们分析起具体的知识分子来，其严肃性与诛心性，其用语与方法的严厉，很像是党的小组生活会上思想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标准虽然倒了个个儿，思想方法、思维模式、语言与表达方式并无不同；风向虽然变了，跟风哄秧子的劲儿并无不同。 五 许多大师在他或她生前并不被广大公众接受为大师。立时被广泛接受的有时可能是大众情人性质的人物。文学嘛，当时你我都可以说这说那，但很多情况下需要时间的考验。急于肯定或急于否定大师，都是至少常常是一厢情愿。 一面评定着当年当月的最佳作家作品，就是说如此地注重着时效时文，一面争论着谁是谁不是，证实着或证伪着大师，是不是急了一点？ 大师不大师，它的效应是滞后的而不是立时的。对否？ 至于以是否获得某项国际大奖作为是否大师的标准，这未免太通俗、太方便、太速食了，这无非是放弃自己的头脑功能罢了。 大师与否也是相对的吧。象棋大师、围棋大师乃至棋圣、汉剧大师、魔术大师、木偶大师、捏面人的大师……我们接受起来都不难，为什么提到文学大师就那么吓人？就那么自卑？大师是完美无缺的吗？理论上显然是不可能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巴尔扎克，比如杰克.伦敦，比如海明威，他们做人上的缺点是众所周知的；还有有过与纳粹合作记录的文学专业外的海德格尔与卡拉扬，他们恐怕都算得上大师。如果是我们的酷评（现已被戏称为醋评）者呢，会不会说契诃夫是软骨头，缺乏战斗性；说歌德是既得利益集团人物；说巴尔扎克缺乏献身的热情，更缺乏行动以及什么什么的？当然，这样说也具参考性。 大师云云，也是可以讨论可以变更的，小苗可能成长为大师，大师也可能变得过气乃至发霉生锈。这方面是大师，换一个行当，他或她连学徒都不够格。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大师千百万言，必有狗屎。不能因为是大师便不承认其失误，也不能因其失误便不承认是大师。 六 大师产生与历史境遇、人文环境之间的关系，常常不像人们想得那样简单。有些论者力主二十世纪中国无大师，其目的在于批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与中国环境。不错，现当代中国文人的境遇是有许多可圈可点、可思可叹之处，历史经验特别是“左”害也值得好好记取。不错，作为从业人之一，我希望作家的创作自由愈大愈好，稿费愈高愈好，住房愈宽愈好，全国的与世界的读书者愈多愈识货愈好。然而，研究一下文学史，你得不出作家愈受到历史的优待愈有成就的结论。曹雪芹得到了多大的创作自由，多大的物质支持？与雪芹相比，我们今天的作家不是幸运得多了吗？然而我们没有写出《红楼梦》来，我们没有雪芹那个本事、那个出息。设想一下，如果雪芹生活在今天，有高级职称，住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又当作协头面人物又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动不动得中外大奖，他写出来的书还是那个味儿吗？我们难以想象。 与其说是自由与幸福、关怀与支持生产大师，倒不如说悲愤与忧患、冷落与挣扎造就着大师。那么是不是为了多几位大师就建议对作家进行迫害呢？不会蠢到这一步的。而且，作家们、文人们的条件太差了，生存权、隐私权、发言权，吗权也没有了，活命都成了问题，遑论人文成果。那样的状况是难以长期为继的，是混不下去的。要求合理的条件，要求起码的标准，这是天经地义的与无法否定的。问题是谁也不能说准大师与境遇间的关系，人为地拔苗助长或修建温室对于文学人才的成长绝非必要。 七 是体面和敬畏好，还是平常心好呢？是匍匐地、神谕地仰望大师、大奖等好，还是民主地、人间性地平视好？是视大师伟大、高不可攀好，还是视他们为亲切的朋友好？既然人人可以为尧舜，人皆是佛，为什么不可以人人可以为大师呢？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就是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大师吗？是向大师请教、向大师学习也与大师商榷讨论好，还是一想到大师伟大就感到愧死，并要求非大师们愧死好？是以大师的名义吓人、震人好，还是以大师的名义春风化雨好？是一脸的所向无敌好，还是默默地微笑好？你怎样选择呢？噫！ 7.思想不是少数人的特权 我愿意特别强调和讨论学习的绝对性。学习对于我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为什么说是绝对的呢？因为第一，它是无条件的，什么条件下都能够学习。有书可以学，没有书照样要学；身体好的时候要学，躺在病榻上也要学。一切体验、经验都是学习。新体验、新经验当然是学习，老体验的重复也是一种学习，温故而知新，所有的“故”里都有你未曾发现的新天地、新可能、新感受，因为你并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股水流里。 第二，学习是从始至终的，全天候的，是与生俱始，与生俱终的。每个人每天的学习时间是24个小时，每周的学习日是7天，没有假期，没有休止。甚至睡眠中你仍然在记忆，仍然在温习，仍然在琢磨，仍然在酝酿，仍然在苦恼。你的所有的梦境与无梦，香甜的与苦涩的、安稳的与辗转反侧的、满足的与痛苦的睡眠经验都是人生体验的一部分，都能给你以人生的启示，都要求你更清明、更开阔、更高尚、更纯熟、更身心健康，都要求你有更高的人生境界，而这样的境界并不是不经学习就可以一蹴而就的。 第三，学习是一个人的真正看家本领，是人的第一特点、第一长处、第一智慧、第一本源，其他一切都是学习的结果、学习的恩泽。一个人正如一个群体，归根结蒂要有实力，而实力的绝大部分来自学习。本领需要学习，道德修养也需要学习；知识需要学习，机智与灵活反应也需要学习；做贡献、做牺牲需要学习，享受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也需要学习。健康的身心同样是学会了健康生活方式，特别是健康的心理活动模式的结果，学习的结果。学习的绝对性与学习的第一性是分不开的。 第四，学习是永远没有完结之日的，一切学习、一切教益，都有自己的时间、地点、课题的针对性、具体性、生命力与局限性。一切知识与判断，都不是永远的与无条件的。人的一切经历，一方面是真实的与清晰的——我并不主张人生如梦——因此是可以确定地把握的；另一方面却又是一时、一地、一事的，它未必能够代表一切时、一切地、一切事，而且它是或快或慢，正在成为过去、成为往事的。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到同一股水流中去。就是说，你永远会面临新问题，永远不会有百分之百的现成答案。你的判断与知识都是由于其具体性而获得了生命力的，却也是由于其具体性而并非长命百岁、一劳永逸。 当代西哲主张科学的特点在于它是可以被证伪的，而不在于它是被证实的。这个见解确实很高明。因为一切科学法则，都是通过多次实验、测试，即用归纳法概括出来的，而即使是一百万次的实验与测试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从理论上说，也并不能排除在第一百万零一次实验或测试中发现新的情况、新的数据，即证伪原来的结论的可能性。这正是科学的特质。而例如一些神学命题，则是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所以不属于科学范畴。这样一个思路，可以启发我们去体认科学与真理的一个特点、一个品格：寻找与正视已有的一切的不足，寻找对已有结论的突破，致力于自我批评方能自我完善，永远处于学习的过程中，而绝对不认为真理可以够用、可以终结。这将大大开拓我们的视野，突破我们自满自足与抱残守缺，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求学求知的新境界。 最后，学习是涵盖一切的。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学习即性格，性格的自我认知、发扬、发挥与自我控制、自我完善都是学习。学习即成就，成就即学习，使学到的东西化为成就至少是帮助成就的取得，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或曰学习，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并认识仍然存在的不足，以取得下一个更大的成就，当然更是学习。失误后的反省，反省后弥补的努力，暂时难以弥补状况下的善于等待，最恶劣情况下的从容镇定，宠辱无惊，这种学习是博士后的研究也未必能够达到的。 尤其重要的，实践即学习，认识即学习，思想即学习。从认识论的意义来说，一切实践都是认识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故而即学习。而凡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把握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的，都是善于学习者、有心者，另一个说法就是思想者。能够从实践里获得知识、获得认识，能够将直观的、具体的、零碎的活动升华为思想境界，这还不是思想者吗？不要以为只有读了一两本最新译著，并作大有思想状的人才有思想，更不要以为只有诞生在某一个特定年代，符合某个生辰八字的人才是思想者。能够从实践中汲取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的人，难道不是思想者吗？能够从人生的沧桑中获得光明的智慧的人，那才是思想者——至少我们应该同样重视那些有能力把经验与感受概括和升华为思想的人。 其实你只要学得稍稍深一点，就会突破死记硬背的层次而进入思想。分析、概括、联想、启发、寻觅、假设，都是思想，至少是思想的初步。我们有时候称赞一个人有思想，或者说他明心人，便是指他或她善于在实践中思考、判断、总结、分析、探索和综合。 一个人的思想，是非常值得赞美的东西，是智慧、清明、用心、明晰、深度和实力的保证，是对于愚昧、迷信、无知、糊涂、浅薄和无能的消除。 学也无涯，思也无涯，乐也无涯。不要以为只有那些跩新洋名词和港台泾浜的人，端起精英架子来并且怒气冲冲、怨毒唧唧、一脑门子阴影、别人欠他的账单和糊涂糨糊的人才是思想者。不要以为思想者都是苦大仇深，腰上别着炸弹，讲几句皮毛常识便壮烈得如同进行了自杀式袭击的人。 思想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不是做秀。爱学习就是爱思想，善学习就是善思想，爱实践并且聪明地而不是糊涂地实践着的人，都是思想者，至少都有可能向着创造性的、有价值的思想迈进。 8.被叛卖的政治 读《三国演义》还是小时候的事。近日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些同名电视剧的片段，产生了一些胡思乱想：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吗？什么英雄？争权夺利，好勇斗狠，尔虞我诈，就是英雄吗？刮骨疗毒，拔矢啖睛，一不怕疼二不怕死就是英雄吗？这疼与死又所为何来呢？ 他们关心的唯一热点无非是争夺权力，特别是争夺那唯一的一把龙椅罢了。为了争龙椅，不惜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不惜决堤放水，乘风放火，不惜生灵涂炭，啼饥号寒……这么多英雄怎么没有一个人替老百姓说一句话呢？ 刘备火烧新野，带了一些老百姓避难樊城，就大仁大义到了近乎迂腐的程度了。可如果他不搞什么火攻，老百姓又哪里有这种流离失所、星夜逃亡之苦？ 个别地看，英雄事迹不无感人之处，例如击鼓骂曹，例如孤胆英雄赵子龙长坂坡救主子的儿子；但综观全局和历史，这样的乱世英雄愈多，老百姓就愈没有好日子过，生产力就愈不发展，社会就愈不进步。中国已经吃够了这种争王位的英雄们的亏！ 赶巧前不久又看了电影《西楚霸王》，对巩俐、张丰毅等主演的这部片子的商业性改头换面及其得失这里暂且不表。问题是秦皇出巡时刘邦与项羽的反应“大丈夫当如是”也好，“彼可取而代之”也好，都透露了中国的有为之士以做皇帝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以官阶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的可怕与可悲。 价值标准的一元化、贫乏化、俗鄙化，“价值=权力”的公式，使终极目标千篇一律都成了“取皇帝之位而代之”。欲代之的“英雄”甚多，而皇帝的位置只有一个，如何能不争不斗不杀他个尸横遍野、白骨如山？ 价值标准的单一化看似是天下定于“一”了，有利于统一与稳定，但须知，“一”能定天下，也能乱天下。有了“一”就有了一切，便都来争这个“一”了，焉能不乱？ 政治=权力=升官图，而最高的价值=一切有为之士的终极目标=“龙位”——这样的等式实是中国数千年来战乱不断，发展缓慢，而终于在近百年显出了积弱来，即是说搞出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许，对于三国时期的英雄们来说，老百姓是太没有意义了。三国时期的英雄们，其实是拿老百姓当垫脚石、当工具、当牺牲品的英雄。这样的英雄今天难道还算英雄吗？我们能够无条件地接受“三国”的英雄观念吗？ 那个时候的政治呢？当然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这种政治的特点，一个是砍脑壳政治，一会儿就提溜一个一秒钟前的活人的脑袋进来，并以此为勇、为豪气、为人生最大快事。一个是阴谋政治，就是不断地使计谋。而计谋的核心在于欺骗、说谎，谁善于欺骗谁就胜利而且获得智多星的美名，谁相信了——轻信了别人谁就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这种心理暗示实在太可怕了。 “三国”里的计谋也有趣。例如王允巧使的所谓连环计，使计的一方如此卑劣而又一厢情愿，堪称愚而诈、小儿科而又不择手段。用如此下作的方法去做一件似乎是伟大的事业——忠君报国，就是说汉朝的社稷要靠色情间谍来维持。这未免可悲可耻。这种伟大事业的伟大性与正义性也随之可疑起来。 而被使计的一方，即董卓与吕布，居然一步一步全部彻底不打折扣地按照王允布下的圈套走，按照一个年方二八（周岁只不过十五）的小女子的指挥棒跳舞，说一不二，比校场操练还听话还准确，这能够令人相信吗？如果说董吕两个人也曾经掌握权柄，赫赫一时，能是这样彻头彻尾的白痴吗？何进中计一节也是一样的匪夷所思，如弱智傻瓜，如韩少功写的“爸爸爸”然。 如果吾国一个未接受过职业的色情间谍训练的十五岁的小女子，在一千几百年前就能胜任这样一个极端狡猾、极端残酷、极端非人性的角色，这是多么的不祥呀！我们这个民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这种权力政治的第三个特点是叛徒的政治。整个《三国演义》电视剧的第一部分叫作什么“群雄逐鹿”的，就是一部叛卖史。吃谁的饭砸谁的锅的吕布，没有好下场，不但快了人心，也体现了“三国”对叛徒政治的否定。 但是，以我们的头号英雄人物刘备来说，据说关羽、张飞、诸葛亮对他都是忠而又忠、义而又义的了，可他对谁忠义过呢？他投靠过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然后又都叛变了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与所谓反复无常的吕布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这也透露了封建政治的悖论。一方面要忠要义，一方面又有什么“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叛变有理”论。哪样对呢？全看“活学活用”了。 一些“三国”故事，颇有浓厚的黑社会、黑手党故事的意味。上来就是“桃园三结义”，典型的黑社会做法和黑手党语言：“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盗匪的亡命气。电视剧里张飞的形象尤其可笑复可憎，一副匪气霸气蠢气、恶声恶气、昏头昏脑、蛮不讲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大哥”如奴婢鹰犬、对他人如阎王虎狼的嘴脸，谁需要这样的“三弟”呢？只能是黑社会的大哥大。他给人们的视觉观感甚至还不如《沙家浜》里的胡传魁。 当然，《三国演义》并不是历史，而是民间的历史传说，它反映的是吾国百姓草民们对历史的观点，包括“误读”与趣味性、通俗性“重写”。但是想一想，吾国百姓们对于天下大事、历史沿革，特别是政治军事斗争包括对于英雄主义的解读竟曾经是如此简单化、俗鄙化、小儿科化、赤裸裸的野蛮与霸道化，这不能不给人以怵目惊心之感。 也许《三国演义》的故事里要把刘备树成一个仁义之主，王道而非霸道的化身，然而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按现在表现的，刘关张之属实在与曹孙袁乃至何进、董卓等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也许在封建社会，王道云云只是说一说的，而实际上，人们只承认霸道的力量。 霸道当然是有力量的，这力量却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了限度，就会走向反面。这种霸权主义，很实用实惠，但又是不无危险的，弄不好它会流于愚昧短见的野蛮主义、蒙昧主义。它是令我泱泱文明古国早期灿烂而后来停滞的一个原因，思之令人害臊叹息。 《三国演义》电视剧下了很大功夫，制片态度不可谓不严肃，但收视效果似不理想。除了某些观念上的愚昧野蛮令今人感到格格不入以外，我认为电视剧反映了作品本身的一些不足。人物的类型化与事件的简单化就是其中要者。 由于《三国演义》所述故事繁复纷纭而又千奇百怪，“三国”人物是又多又杂，似乎是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写到了，故而总体看来，“三国”的阅读效果堪称是相当成功的，人们的一般印象是“三国”写得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但这种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效果是粗线条的，一往屏幕上立，类型化、小儿科化的毛病就显出来了。 我想起了一位可敬的领导同志常举的例子来了，他多次说过：“谁说恋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三国演义》就没有写恋爱嘛，还不是一样写得栩栩如生？” 活人少而类型多，当然用不着爱情。但是不要轻视类型的生命力，愈是类型愈容易理解接受和普及，成为“典型”，成为“共鸣”。成了典型、共鸣了也还是暴露出了类型化的缺憾，这个问题似乎值得深思。 我草此小文的目的当然不是要以张飞的态度对《三国演义》这一古典文学名著搞一次砍杀，不是对于“三国”的全面评价，也不是——基本上不是对于同名电视剧的批评。电视剧里的某些情节处理得还是很妙的，例如袁绍兵败后派眼线搜集所部的言谈话语，有非议者立即杖责或处死，这么一干更是军心大乱。鉴于此，袁绍之子乃诛杀专门挑拨是非的打小报告的眼线。这段故事可圈可点，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但我也从同名电视剧上看到了一些值得反省、值得重视的东西——用金克木先生的名言叫作“前现代”的东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们的学问家热衷于“后现代”已经很久了。中国这么大，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中国的发展变化日益与世界同步，因而中国这里也有了超豪华、超奢侈的后现代，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毕竟这里多得多的是前现代——离现代化还远去了呢。 不论从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身上，还是从各位餐馆老板祭供的关老爷身上，或者是从电影屏幕上看个没完没了的这个帝、那个妃上（张中行先生在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文学自由谈》上对此有一精彩评论，读之大快），我都觉得我们应该比关注后现代还要严重地关心前现代。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首《西江月》列于全书卷首，也唱在每一集电视剧前头。很好，好得很。 当“三国”各路英雄活跃在黄金时间的千家万户之际，我看是该淘一淘了，洗一洗了。再不要出现这种“群雄并起”的局面了，再不要出现这样的豺狼英雄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该与前现代的“三国”精神、“三国”意识道一声“拜拜啦您”！ 9.人生最重要的是知道不做什么 一个人做成一件事情有许多条件，良好的人际关系只是条件之一，实力条件就更重要。机遇也很重要，就是说客观条件也很重要。还有许多临时的和偶然的因素，再加上主观的努力才能有望。不了解这一切，只是一味地活动操作、强求、争夺，往往是轻举妄动，枉费心机，揠苗助长，缘木求鱼，心劳日拙，疲于奔命。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我算是看够了，有的人整天发布自己即将青云直上的消息，有的人整天出入宅门，有的人整天表白吹嘘，有的人整天骂骂咧咧，意在让人相信全党全民都对不起他。这样的人最后到底做成了什么呢？他们的这种表演，除了臭自己以外，他们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甚至对个人、对家庭能够起什么有益的作用呢？ 一个人应该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更应该知道不应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其实做也做不到什么。比如说话，说话很重要，传播思想，确定方向，分配资源，行使权力，多要通过说话进行。但也有另外一面，就是说了许多话用处不大，说了许多狠话不过是打个水漂儿。说到说话，我们曾经是非常重视说话的，所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够可以的了。以歌颂斯大林著称的苏联作家巴甫连柯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就叫“话的力量”。很难找到与“文革”相比的说话高潮。“文革”干脆是一个话语狂欢节，什么好话、忠话、高谈阔论、豪言壮语都说尽了、说穿了、说透了底了，什么批判的话臭、人的话、咒骂的话、吓死人的话也都说尽了。姚文元就是说后一种话的能手，而林彪比较会说头一种话。曾几何时，姚乎林乎“文革”语言乎已经成了笑柄啦。这就是说，认识到话的重要力量还不够，还要认识到话的有时不必多说，说也白说，或者压根就不应该说。例如近二十余年的不争论方针，这就是洞晓了话的无力、话的坏事的那一面而得出的经验总结。琢磨琢磨不争论的原则吧，这不仅对国家政治而且对个人做人都有极大的意义。邓小平同志自称“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这可不是一句随便的话，这是中国文化更是总结近百年中国近代史、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结晶之语。 口是厉害的，俗话说众口铄金，然而那说的是众口，一只口就未必有那么大力量。一只口这样说，另几只口很可能是另一样说。众口也得看是真众口还是起哄或被迫的众口。例如“文革”当中，众口齐声打倒刘少奇，众口一声誓死保卫这个、誓死保卫那个，收效如何呢？只有真正代表民心的众口才有铄金的力量。再说，众口铄金，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并非全部，另一面则是真金不怕火炼，是淘尽黄沙才是金。另一面还有众口的随风倒，还有所谓“沉默的大多数”。需知世上除了“叱咤则风云变色”以外，也还有“喑呜则山岳崩颓”。 10.人在境遇中的主动性美德 不论处于什么情况下，下列美德是值得赞美的： 第一，清醒。能看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各种可能，各种不同的道理的产生的依据，共存的现状，与相反相成、互悖互补的关系。保持适度的超脱，保持一点观察的距离，保持非情绪化与非个人利害化的客观与全面，这些都有助于保持清醒。拒绝造势，拒绝连蒙带唬带恐吓，拒绝用人多势众代替思考和检验。 第二，思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线路反复思考一个又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以从结论来推前提，也可以从前提推算后果。可以逆向旁向论证，即为了论证必须如何，先论证如果不如何而成为另一种如何将会怎样。可以考虑一万，即正常情况下的必然性可预见性，也可以斟酌万一，即不可预见性与破例的可能，极小的可能，变异的可能，偶然的可能。为了闹清a是不是等于b，可以先弄清a与b各自与cdefg直到x的关系，再研究cde与vwx的关系。也可以先考察绝对不等于a的z与b的比较。顺着，倒着，逆着，增加着，减少着，变动着，都是你思量的方法。 第三，达观或者豁达。情感状态与人生态度息息相关，而这又是有传染性的。一张快乐善良的面孔会唤醒与换来无数旁人的快乐与善良，而一双恶狠狠的狼眼，必然会引起警惕与躲避。无理搅三分的不吃亏，可能由于旁人的避让而动辄“取胜”——自以为得计，但最终他或她失去的仍然比得到的多，他或她引起的只能是厌恶与轻蔑。而这样的人才是最可爱的： （1）不愉快的没有意义的事，尽快忘记。 （2）小小不言的挫折不存盘。 （3）从一切挫折中学乖，长出息。 （4）随时看到希望，看到新的可能性。 （5）相信自己有许多友人，如果今天确实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6）相信对立面中的人也会转化，如果今天还死缠着你，明天就会有点变化。 （7）相信时间，时间对善良有利，对智慧和光明有利，对阴谋不利，对狭隘不利。 （8）把握住自己，任凭风浪起，稳坐不需要船。 （9）相信什么难题都有解开的那一天，今天你无法办的事明天就会有办法，宇宙有办法，光阴有办法，历史有办法。你的天大的危难对于历史来说，连小菜一碟都谈不上。 （10）相信事物多半有不止一种解决的办法，相信选择的可能性，变通的可能性，也有时是不了了之的可能性，进入自由王国而不是必然的王国。 （11）相信自己有很多有意义的事等待去做，自己很忙，自己没功夫唉声叹气、自怨自嗟、咀嚼痛苦、奉陪纠纷。 （12）相信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不挫折在这里就挫折在那里。得失也是大致平衡的，不失在这里就失在那里，这里失了，那里会得，这里得了，那里会失。这里的挫折提醒你防备了那里的更大的危险，所谓破财可以免灾，小病可以免掉大灾。这里的小失也许同时准备着那里的大得，那里的小失也许准备着这里的大得。 第四，主动性。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依天行健，自强不息。关键在于什么情况下都有事干，至少是有科目要学。任何情况下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活计，长进的可能，积累的可能。找不到百分之百的可能就找百分之一的可能或千万分之一的可能，一点点可能也要发挥其作用。而毫不在乎有什么说法，有什么眼神。 第五，乐群、和群。在群体中感到有趣而不是痛苦，三人行必有吾师，而绝非三人行必有吾仇。 第六，适度的矜持。从而有所不为，有所不争，有所不言，有所不问。 第七，情趣。盎然，充沛，丰富多彩，津津有味，勃勃生机，其乐无穷。绝对不是贫乏、枯槁，单薄可怜，索然无味，死鱼眼睛，其苦无比。 第八，集中精力，长期不懈，百折不挠，务求做好本来就应该做好也可以做好的一件或几件事。 第三章 我的处世哲学 更令人震撼的是时间，时间比你想象得有力得多，无情得多，时间主宰着我们，像暴君。一位研究者曾经评论我的作品常常以空间的转移来写时间。是的，到日本使我想起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度过的。到新疆使我想起中年与壮年。而俄罗斯呢，一到俄罗斯青年时代的记忆就纷至沓来，浑若不胜。 1.我的处世哲学 我没有受过完好的学校教育，所读书卷也很有限。有时承蒙不弃，被认为还有点什么思想见解，并不随波逐流也者，首先是得益于生活实践的启示与好学好问的感悟。 就是说，我承认“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命题，同时也不否认基本之外的例外与变异。 马上就是我的生日了，积自己人生之经验，我能够告诉读者们一点什么呢？ 第一，不要相信简单化。 我到处讲一个意思：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凡把解决复杂的问题说得如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凡把麻烦的事情说成是一念之差，说成是一人之过，以为改此一念或除此一人则万事大吉者，皆不可信。 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说实话，我这一辈子还没怎么碰到过这么便宜的事情。大多数，绝大多数，是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反而更加突出激化、更加麻烦了。 所以我虽然赞扬针灸，却不相信点穴和咒语。 我知道世上没有万能药方，所以我也不为某味药的失灵而气恼或反目为仇。我常常不抱非分的期望，所以也很少过于悲观绝望。 第二，不要相信极端主义与独断论。 世界上绝对不是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善恶两种品德，敌我两种力量，正谬两种主张，资无两个阶级。 要善于面对和把握大量的中间状态、过渡状态、无序状态与自相矛盾的状态、可调控状态、可塑状态，等等。 世界上的事情绝对不是谁消灭了对方就可以天下太平、光明灿烂。动不动把自己树成正确正义一方，把对方扣成错误乃至敌对一方，动不动想搞大批判骂倒对方——不论是依势的甲批乙还是迎潮的乙批甲，都带有欺世盗名、自我兜售的投机商味道与小儿科幼稚。要学会面对真正的大千世界而不是只“面对”被某种意图或者理论过滤过、改绘过的简明挂图。 在没有绝对的把握的大量问题上，中道选择是可取的，是经得住考验的。 第三，不要被大话吓唬住，不要被胡说八道吓唬住，不要被旗号吓唬住。 因了发明一句话而搞得所向披靡者，多半大有水分。大而无当的论断下边不知道有多少漏洞和虚应糊弄。 过犹不及。过于伟大或过于卑微，过于高明或过于愚蠢，过于奇特或过于陈旧的话语，都值得怀疑。 不要陷于标签与旗号之争，不要认为一划类、一戴帽子就可以做出价值判断。不要以为一划类、一判决世界就井井有条了——多半是相反，更加歪曲了。 戴上桂冠的也可能是狗屎，扣上屎盆子的也可能冤枉，这是其一。桂冠云云可能本身就不可贵，盆子云云可能本身就不丢人，这是其二。同一个类属或概念之下可能掩盖着各种不同的状态以至于性质，这是其三。你的分类法本身就没有被证明过，你的划类术又极低智商，因此不足为凭，这是第四。 要善于使用概念而不是被概念所使用所主宰。 一般地说，在没有足够的根据的情况下，在常识与大言之间，我选择前者。但我也绝不轻率地否定一种惊人高论。对后者我愿意抱走着瞧的态度。 第四，不要搞排他，不要动不动视不同于自己的行为或认知为异端。 特别是在文学与艺术问题上，以及在许多问题上，宁可相信别人与自己都是处于瞎子摸象的过程中，人们各有道理又各执一词。世间的诸故事中，没有比瞎子摸象的比喻更深刻，更普遍，更给人以教益的了。 所以，多年来我坚持一种说法：可以党同，慎于或不要伐异。最好是党同喜异，党同学异。可以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要王麻子剪刀别无分号。提倡多元互补，不要动不动搞你死我活。正如《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我致力于提倡与树立建设性的学术品格。多数情况下，我主张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立了正确的才能破除也等于破除或扬弃谬误的。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立即没有建设的单纯破坏，带来的常常只能是失范、混乱、堕落，这种真空比没有破以前还糟糕。 第五，所以我提倡理解，相信理解比爱更高。 甚至于批评谬误，也要先理解对方，知道他是怎么失足，怎么片面而且膨胀的，知道他的局部的合理性乃至光彩照人与总体的荒谬性是怎么表现与“结合”的。而不是简单地把对方视如妖孽。没有人有权利动不动把对立面视如妖孽、牛鬼蛇神。 我主张见到自己没有见过或弄不清楚的事物先努力去理解它、体味它，确有把握了，再批评它、匡正它。我不赞成那种凡遇到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就声讨一番，先判罪再找理由的恶习。自己弄不懂的东西不一定就坏，对于自己闹不明白的东西明智的做法是一看二研究，不行就先挂起来。 所谓理解也就是弄清真相的意思，先弄清真相再做出价值判断，这是最根本的原则。先做出价值判断再去过问真相，乃至永不去过问真相，这是聪明的白痴的突出标志。 任何人试图以真理裁判者、道德裁判者自居，以救世主自居，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不要随便信他。 所以我提倡费厄泼赖，不相信鲁迅的原意是让人们无止无休地残酷斗争下去。 所以我赞成不搞无谓的争论，对于花样翻新的名词口号，对于热点热门，对于诈诈唬唬，我常常抱不为所动所怒，静观其变，不信其邪，言行对照，比较分析的态度。 所以我常常怀疑关于自己已经发现终极真理的自我作古的宣告。 第六，我承认特例，但更加重视常态，我梦想某种瞬间，但更重视经常，我不相信用特例和瞬间来否定常态和一般的矫情。不管这种矫情以什么样的大言的形式出现。 所以我原谅乃至常常同情凡俗，认为适度的宽容是必要的。 待人，我喜欢务实态度，我宁愿假定人是有缺点的，多数是平庸的，平庸不是罪，通俗不是罪，对于有毛病的人不必嫉恶如仇。利己也不是罪，但是不能害人，害人害国，只知谋私利，我很讨厌。 用到学术讨论上，我认为百家争鸣之中必然会有大量的浮言、偏言、陋言、“屁话”。我也说过许多次，一“百家”中，有三两家深刻而又真实的论述，也就不错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出金率”太小，并因而废除百家争鸣，说不定离真理更远而不是更近。不能因噎废食。 我当然承认特殊，承认特例，但是我不能苟同用特例否定一般规律。例如一谈到爱就强调不能爱结核菌，一强调业务就辩驳说某位烈士并非因了业务好而伟大等，这都是无聊的诡辩。我们重视特例，我们更应该着眼于一般，着眼于群体，着眼于正常情势下的状态。宽容云云，当然指的是常态，不是指与敌人拼刺刀的那一刹那。连这种废话都要说一说，我为此深觉遗憾。 第七，求学求知方面，我重视学习语言、外族语言、哲学、逻辑和一般的数学科学常识。我好读书刊报，喜思索，常对比，愿探讨，不苟同，不苟异，相信许多真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相信生活之树常绿。相信真、善、美各自之间与相互之间有许多相通互补之处。 我有兴趣于那些表面如此不同而实际如此接近，以及表面同属一类，实际如此不同的世间事物。看出这个，才是有趣的发现。 我特别希望能够培养自己的最不相同与相干的知识技能，至少是接受欣赏的范围。例如直观的诗与逻辑的理论。例如地方戏曲与交响乐以及摇滚乐。我每天都在警惕与破除自己的鼠目寸光、故步自封，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此种病魔的阴影。 第八，我重视结论，也重视方法。看一看他的方法，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以偏对偏，以暴易暴，以私易私。我常常发现激烈冲突的双方用的是同一种有我无你的方法，抹杀事实的方法，六经注我的方法，先有结论而后雄辩的方法，乃至吹牛皮、说大话、装腔作势吓唬人的方法。 我得益于辩证法良多，包括老庄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革命导师的辩证法；我更得益于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的启迪。所以我轻视那种哩哩啰啰，抱残守缺，耍丑售陋，自足循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三的死脑筋。 第九，在生活态度上，我喜欢乐生，喜欢对于各种新鲜与陈旧事物感兴趣。 我相信，多种多样的兴趣与快乐，不仅有益于健康也有益于学问、工作乃至处理公私事务。起码它有利于触类旁通，有利于发展想象力从而能够更好地选择，有利于举一反三，有利于从容讨论，有利于知己知彼，有利于细心体察，有利于海纳百川，有利于消除无知与偏见。 我最讨厌与轻视的是气急败坏，钻牛角尖，攻其一点，整人整己，千篇一律，画地为牢，搞个小圈子称王称霸。 第十，在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上，我主张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才能使国家得到切实的发展，有了切实的发展才有一切。没有切实的发展而只有仓促引进的观念，成不了事。如果说我们国家有某些痼疾，那就和一个人一样，人人去给他治病，并为医疗方案问题争个头破血流，那个人是非治死不可的。人人讳疾忌医，或者反过来自欺欺人，也是不可以的。正确的方法只能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注重积累，注重建设。 这里同样也有一个常态与非常态的问题。在非常时期，人们会扔掉自己的事，工农兵学商，大家来救亡。正像一个人应该一日三餐，这是常态，而非常态状况下，也许三天也不吃一顿饭。革命的结果究竟是让人们更多地过常态的生活呢，还是让人人都过非常态的生活呢？这本来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 第十一，在“做人”方面，我给自己杜撰了如下的格言： 大道无术：要自然而然地合乎大道，而毫不在乎一些技术、权术的小打小闹，小得小失。 大德无名：真正德行，真正做了有分量的好事，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风头的。 大智无谋：学大智慧，做大智者，行止皆合度，而不必心劳力绌地搞各种的计策——弄不好就是阴谋诡计成癖。 大勇无功：大勇之功无处不在，无法突出自己，无可炫耀，不可张扬，无功可表可吹。 （上述种种，大体不适用于我的文学审美观。我认为，文学艺术是人类实践活动与学术活动的补充与反拨，正是文艺活动，更需要奇想、狂想、非常态、神秘、潜意识、永无休止的探求与突破，等等。以为靠初中哲学教科书就可以指手画脚文艺，着实天真烂漫、一厢情愿。） 综合上述诸点，我想换一个比较“哲学”的概括方式来讲一讲自己多年来虽有实践却并不自觉的几条原则： (1)中道或中和原则。认同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认同世界的矛盾性与辩证性。认同每一种具体认识的相对性。认同历史的变动是由合力构成，而合力的方向是沿着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即中道——前进的。我一贯致力寻找不同的矛盾诸方面的契合点。我相信正常情势下的和为贵。 (2)常态或常识原则。不否认变态和异态，而是以常态的概念去包容异、变态。所谓异、变态是来自常态又复归常态的常态的变异，是常态的摇摆振荡，最后也是常态的一种形式。 所以我认同文化的此岸性、人间性，认同人类的世俗性，认同发展生产、提高生活、趋利避害的合理性，认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认同国家、民族、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生活与政治努力的合理性。而对各种横空出世的放言高论采取谨慎态度。 (3)健康原则。什么样的是健康的，而什么样的是不健康的呢？ 理性原则是健康的。气急败坏，大吹大擂，诈诈唬唬，一厢情愿是不健康的、病态的。 善意，与人为善，光明正大，胸怀宽广是健康的。恶狠狠，狗肚鸡肠，与人为恶，动不动就好勇斗狠是病态的。 乐观原则。面对一切麻烦，不抱幻想，但仍然保持对于人，对于历史，对于人类文明抱乐观态度是健康的。动不动就扬言要吊死在电线杆上则是病态的。 健康原则是一种利己的与乐生的原则，但也是一种道德原则。我认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总结。道德与智慧境界愈高，就愈能做、愈要做那些有利于自己的与别人的身心健康的事情，而不去做那些害人害己、折腾人折腾己的事情。 健康原则同样是智慧原则。智者常能更健康地对待各种问题。其例无数。 这些原则互不可分，互为条件。例如，善意是指常态，中道多半健康。 这些原则实在是太平凡、太软弱、太正常了。绝无惊人之处。在一个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艰难困苦、积怨重重的世界里，我的原则是太窝囊了。但我坚信，人们是需要这些常识性的原则的。希望在于这些原则而不是相反。 如此等等。我其实更偏重于经验，偏重于生活的启悟，偏重于事物的相对性方面，偏重于事物的常态、常理、常识方面。我实在没有什么发明也不喜欢表演黑马。而另一方面，如治学的谨严，体系的严整，旁征博引的渊博，杀伐决断的强硬，以及名词与论断的精确性方面，我都颇有弱点、疏漏。我的一些见解，与其说是学术，不如说是人生的常识。承认人生，承认常识，我们就获得了讨论与交流的基础。 2.高调门不一定是好事 美国人说他们选总统是“从两个坏人当中选一个不是太坏的”。除去幽默，这是典型的低调。这当然是对美式民主的一种讽刺，也是自嘲，倒也是面对现实。 如果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圣贤，一个是痞子；一个是天才，一个是白痴；一个是救星，一个是魔鬼，那就可以进行高调选择了。对于前者，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支持、维护、服膺，乃至为之流血牺牲，肝脑涂地；对于后者，我们应该一脚踢开，全部干净彻底消除，乃至拉出手榴弹的弦，抱上他与之同归于尽。 也就是说，当是非特别分明，斗争特别尖锐，选择特别严峻的时候，该有多么高的调子，不能含糊。例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杨靖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还有在宗教裁判面前坚持地球仍在转动的伽利略……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革命家、仁人志士，具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艺术家，舍己救人的英雄，誓死不降的烈士直至宗教家苦行僧，他们的精神是高昂的，他们的事迹是壮烈的。有了他们，才有历史的前进和社会与思想学问的进步，才有人类的今天。 但是世界上的选择包括非常重大的选择并非总是如此。比如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坚定的左派”与“走资派”的斗争，一些被我们内行地与骄傲地称为“论战”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大是大非”的理论，历次政治运动中先行的大批判，包括一些文坛上的笔墨官司，都曾经派上了极高极高——最高最高的调门。很可惜，这种高调少有能经得住实践和时间检验的。 毛主席论述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比一味强调阶级斗争、继续革命、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的调子低了许多。我们现在处理内部矛盾又积累了许多的新经验，例如不搞无谓的争论，强调疏导和化解矛盾，淡化处理某些问题，等等，调门都不算高，但是很有效，保证了稳定，保证了经济建设，有利于国泰民安。如此这般，真正建设社会主义、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调门才能上得去。 中国传统上也有讲低调选择的。如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这样的命题承认了许多事物的相对性，而事实上也承认了兼利全利与绝对无害无虞的往往不大可能。这反映了中国人的成熟的智慧。愈是机会主义者，至少是某种幼稚病患者，愈要强调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已经被不止一次地证明了。有时候会出现自己也不打算实行的不近情理的超高调，这种超高调常常是幼稚者与野心家的合资公司制造出来的。毛主席反感的一种文风就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毛主席早就指出，共产党靠实事求是吃饭，而不是靠吓人吃饭。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高调还是低调呢？欲行千里，其调不低。始于足下而不是始于九霄云外，其调不高。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俗语也是如此。以水穿石，以绳锯木，显然是低调。能穿石，能断木，却不妨看作壮志凌云。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命题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的理想是高的，初级阶段的论断又强调不能一味唱高调——例如“大跃进”时期的三年超英、五年超美或一步跨入共产主义之类。 影片《苏菲的选择》描写波兰女人苏菲被送入集中营后，法西斯军官强迫她在自己的一子一女中选一人留下，另一人则送去被消灭。与两个孩子同时被杀相较，留下一个孩子，当然是两害中的轻者。但在选择究竟留哪个舍哪个的时候，这种选择就太残酷了。因为失去这一个孩子与那一个孩子的轻重是无法权衡的。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也能告诉我们，低调选择常常是被迫的结果，是无奈的表现，不一定是被法西斯所迫，更多的是被客观条件所限制。愈是看得出人的不自由，愈是看得出世界的无尽的缺陷，选择的调门就会愈低。 而苏菲的男友尼敦倒是调子极高的。他深深地痛恨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他恨乌及屋，除了死者，他怀疑一切活着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出来的人，因而对苏菲污辱之、审察之、嫌憎之。是的，苏菲确有弱点或者叫污点。那么尼敦呢？影片告诉我们，以偏执、严厉、冷峻的面貌表现出来的尼敦，其实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精神分裂的疯子。 看一个人或一件事，不能只看调门，尤其不能看他责备旁人时的调门，重要的是看他的行动，他的记录。大德无名，大勇无功，大德大勇的人是不会为自己吹吹打打的。站着，所以不会腰疼的高调大话，是不算数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命题，看起来不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调门高，实际上呢？这还需要讨论吗？离开了实际实效实情，有些高调其实是相当可疑的。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只有壮烈牺牲了的人才有权要求别人在必要时壮烈，我们的哲学会不会变成胆小鬼乃至叛徒的哲学呢？这又是一个人生的悖论了。 我们设想一下另一种高调选择之可能：就是说需要选择的不是两个坏人中的不更坏的一个，而是在两个极好极好的人中选择最最好的。也就是说是两利中的选择。这令人想起俄罗斯民歌《山楂树》，树下的姑娘面对的是“两个一样好”的青年人，但是二者不可得兼的形势却孕育着严重的后果。如果幸福的姑娘久久不能在两个一样好的青年人中做出应有的选择，那么她就很可能要遭遇道德上、舆论上，直至人身安全上的麻烦。这也是福兮祸之所伏；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两利的结果产生了两害，就是说，你必须考虑：选择而有失误与迟迟不做选择的优柔寡断相比，这两害究竟哪个更轻呢？这值得三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这个比喻既高调又低调。从人的本性来说，其实是想要既食鱼又食熊掌的，但是人生在世并非什么百分点都可以占全了的——这又貌似低调了。孟子用这个二者不可得兼的比喻指向的却是“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的惊天动地的大问题，要求的是做出“舍生而取义也”的壮烈选择。这说明，低调与高调并非截然对立，低调地面对现实也会在必要时做出崇高壮烈的决定。 自然也有轻松的选择，例如购物。购物是在诸多利当中的选择。（也有害吧，起码你得交钱。）做这样的选择时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犹豫不决与动摇反悔，反悔了再去退货。购物的时候愈是犹豫不定、费尽心机的人，愈是容易在购后退货。可叹的是，他或她忘记了本应在无尽的挑剔占用了大量宝贵时间与为了节约时间宁可少挑剔一点、马虎一点之间选择。可惜的是人生中的许多选择的改变远远不像购物退货这样方便。于是人们发明了口号，叫作无悔，叫作义无反顾。无悔无反顾是可以的，而且这精神常常是伟大的，当你从事一件崇高的事情的时候必须如此。当你回顾做得并不漂亮的某些事的时候怎么样呢？有时候也要强调一下至今不悔之类，因为有些事老是悔，老是反顾，老是口欲言而嗫嚅、足欲行而趔趄，就会弄得十分糟糕，也就是说比硬着头皮顶住有害多了。但把某种坚决与无奈变成高调，就可能有些愚蠢了。我们究竟是不是已经够聪明乃至过分聪明了呢？其实人类是常常干蠢事的，一件蠢事也许会干几十年几百年，一种错误可以犯许多次。例如几千年前的秦始皇就派人寻找不死药，而至今人们仍在追求神秘的方术或在传媒中做“准不死药”的补药广告。 我看过一部法国影片，描写一个资深警察与一个黑手党头子斗争，为了逮住尚无足够犯罪证据的坏人，老警察采用了许多非法手段——从溜门撬锁到肉刑逼供。这使我深有警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以说是世界性的现象，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以之来说明人民对反动派的专政也许是非常贴切的表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普通的人际关系中如果这样做，你对我不仁所以我对你不义，你对我狡猾所以我就对你搞阴谋，会不会产生我们所不希望的后果呢？就是说，对人际的过分的斗争，我们是不是应该警惕斗争双方的某种趋同的可能呢？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夫妻一方有点狭隘、自私、暴躁、琐碎，动不动发歇斯底里，而另一方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奉陪到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斗争，这一方会不会也变得至少是显得同样狭隘、自私、暴躁、琐碎、歇斯底里起来呢？我看很有这种危险。以文坛而论，如果论战双方同样尖酸刻薄，同样意气用事，同样与人为恶，同样强词夺理，同样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读者会怎么想呢？他能想象其中的一方是真理另一方是谬误，一方是天使另一方是魔鬼，一方是玫瑰另一方是狗屎吗？ 在人际关系上，很多情况下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斗争中会出现双方趋同的征兆。如果耽于斗争，如果忽视了自己的主要任务、主要工作，如果发展到“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那一套，那么你就应该以你的对手为镜子照照你自己了。 在这个意义上，一定条件下的不争论确是明智之举，当然不是绝对的。设一个靶子，将之绝对化，再滔滔不绝地批评之，可笑也。我一定永远反思、永远警惕这种与之趋同的可能性。两害相衡，我宁愿选择置之不理。 人会犯各式各样的错误，从我个人和旁人的经验看来，对自己估计过高，暗暗地自恋是最常犯的一种。你爱来爱去，常常是在爱自己。人也真是的，老是觉得自己聪明，自己善良，自己为别人做了好事，自己写出了天下最好的文章，自己理应受到也确已受到了别人的拥护、赞同、跟随直至爱戴，自己理应得到这个再得到那个，等等。人还多半觉得自己很重要，很有力量，觉得形势对自己十分有利。人爱听对自己有利的言语，慢慢也学会了讲别人爱听的言语，听多了、说多了也就信以为真了；开始是喜欢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来什么；后来是有什么信什么，来什么收下什么；再发展到想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信什么；自己起动，自己运转，自己反馈，自己论证——实际上是自我封闭循环。等到一旦发觉事物并非如此，还以为是别人骗了自己，还愤世嫉俗地以为自己是更伟大了。 而人常忘记了事物的另一面：你聪明，旁人也不是傻子；你愈聪明，也许人家愈不服你。如果你不敢打保票说自己从未有过嫉妒心，你又如何为旁人嫉妒你而暴跳如雷？你善良，你自以为是天使，人家不一定相信你当真是那么纯净，也许人家从你的某些缺点当中得出了你作伪的结论。你清高，又有几个人能与你一同弹起不食人间烟火的雅调？像我这样身高不足一米七的人常常不理解冯骥才的一米九几是怎么长的。你的水平对低于这种水平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乃至难以信任的。你为了理想或原则或朋友放弃了许多东西，但是众人看到你的放弃使你获得了某些或更多的东西，或者你早已就获得了太多的一切——虽然你从不像某些人那样蝇营狗苟。你当了烈士，也还可能有人议论你沽名钓誉。你长得雪白，但是有人说你脸上有黑痣乌斑，而你说是旁人往你脸上抹了黑。况且你也有未能免俗处，你给自己立的标杆愈高，你的言行记录愈是高妙，就愈容易被人发现你有心无心露出的某些破绽。你受到的指望愈大，也愈容易由于你的某些表现不尽如人意而引起失望直至怨恨。你以为人家多么爱你，你知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背后戳你的脊梁骨？人家拥护你？有人对你有意见而不愿意讲出来就是了。你知道有多少人能向你披肝沥胆而不是投你所好或者对你虚与委蛇？你声名大噪？好，秀出于林，风必摧之。毛主席都说过：“人怕出名猪怕壮。”壮了必然挨一刀。好吧，确有许多人真诚地维护你、赞美你、爱你、疼你、帮你，但另一些人却认为你是在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呢。你说你没有这个动机，却有了这样的客观效果，怎么办？自杀还是杀人？你写的文章再好，也有人挑毛病或当真有缺点，有人硬是因了这些缺点或他自以为有的缺点而否定了你；甚至你的作品并无那么大的毛病却硬是有人不喜欢读，不读却又要说你写得不好。这既是悖论又是常情，不喜欢的不读，不读就更加无法喜欢起来，不读也要发表议论，论述他为什么不喜欢、为什么不读。不喜欢是不读的足够的理由，而不读，又是不喜欢的足够的理由。你气急败坏吗？气急败坏的结果只能是更加跌份。你争赢了吗？赢了就更让人不服，后患无穷。你输了吗？输了自然惨。你以为你很了解情况，其实你只听到某一种类型的意见，人以类聚，一伙一伙，这一伙人往往传播着与另一伙人完全不同的信息。谁能无过？谁能全知？谁能免祸？谁能辨得清一切误解？谁能防得住一切污水？ 没有别的办法。但愿人生有一二诤友，但愿你讲真话别人也对你讲真话，但愿人能摆脱抬轿子者，但愿人能够——这是关键——逐步做到把一己的私利置之度外。莫争一日之短长，公道自在人心——这是说最后，这是说“终极”。在最后与终极没有到来之前，还是豁达超脱一点的好。 谨以此自勉并与知我爱我也包括误解我讨厌我的人共勉。 3.为人处世是一门大学问 近年来学术界颇有人提倡宽容，与此同时，也有青年朋友提出拒绝宽容。对此，我的看法如下： 要提倡的宽容是指在文化政策层面上，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层面上，学术与文艺上不同的思想、观点、风格、流派共存而又相争的层面上，一般宜宽容而不宜苛刻压制。简单地说，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待不同的思想观点流派，在宪法与法律的基础上，应该抱宽容的态度，以保障与学术文化命运攸关的合法的学术自由与创作自由。 宽容的提出是针对多年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是针对意识形态领域里“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针对“文革”中的万马齐喑的局面，是针对动不动就给不同的学术观点或者艺术追求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的错误做法。它是有感而发的有的之矢。 宽容的基本依据是基于如下的认识：即学术文化的一系列问题上，人们是不可能一次完成对于真理的认识的，考虑到学术文化问题上见仁见智、多元互补的规律，考虑到学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全人类的、历史的、曲折的与逐渐积累的过程，考虑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我们中国在发展学术昌明文化的正反两方面或多方面的经验，人们愈益认识到，在对待不同的学术文化思潮、观点、流派的时候，还是宽容一点、民主一点为好。 宽容的对立面是文化专制主义、宗派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而不是嫉恶如仇的原则性与坚定性。 当然，不能离开学术、艺术思想层面，离开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与政策掌握层面，泛谈宽容。例如，严打刑事犯罪，不能宽容；立法执法，不能宽容；反腐倡廉，不能宽容；检验商品质量，不能宽容；运动员训练，也不能太宽容；国防、外交、海关，一系列涉及国家主权与利益的事宜，更不能随便宽容。这些都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不言自明的道理。 有时人们也把宽容引申到为人处世与个人涵养境界方面。作为私德，宽容也是褒词。“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宰相肚子里能撑船”，这都是好话。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则不足取。有气量、宽容云云，指的是要有容人、容言、容事的雅量——这是对古书里所说的“大人”“先生”即对政治家或比较高层次的人物的要求。不能用这个标尺来要求一切人，小人物本来就心比天高而怀才不遇，伸不开胳臂蹬不直腿，再要求他宽容，太不宽容了！ 个人修养上的宽容与做事情的严格并不矛盾。做事应该严格，待人应该宽容；律己应该严格而待人应该宽容，这大致是不错的。至于具体事宜，何者宜宽，何者宜严。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对于挑拨是非、两面三刀、落井下石、陷人于罪、背信弃义的宵小，对于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兴风作浪、不知悔改的恶人，一般不宜讲什么宽容。对于一般人可能有的弱点如：好出风头、抬高自己、维护私利乃至趣味与境界不高等，则不妨宽容一点。毛主席不是也讲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吗？为人处世是一门大学问，这里仅仅谈一个宽容或者不得宽容，都太不够用了。不要幻想用一两个词就可以一抓就灵。 一个纯粹的个人，特别是一个情绪色彩比较浓厚的文人，他强调自己为人处世方面嫉恶如仇、绝不宽容的一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个性选择。一个领导者、有影响的大人物，在强调稳定与建设的今天，就不宜讲得太峻急，正如不宜讲得太宽大无边。愈是正常情势下，愈是要多讲一点宽容，而在突发事件的情势下，如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等，则应该强调事物的严峻方面，不能一味宽容下去。就是说，宽容不宽容的问题上有常例也有变体，运用合宜，全在经验、修养、境界与智慧，用不着绝对化。 即使在应该宽容的层面上，宽容也不是绝对的与万能的，正像在坚持原则的问题上、在尖锐对立的问题上，坚持斗争与眼牙必还也不是绝对的。对敌斗争中也不无妥协，争鸣讨论也可能搞得十分尖锐，这又是问题的常识性层面了。该宽则宽，该严则严，这才是正确的，虽然这样讲像是说废话。“文革”之后，知识界有人讲了一点宽容，绝对没有叫大家都变成老好人、市侩、窝囊废、软骨症患者的意思，更不是为虎作伥之意。为了社会稳定、学术昌明、人尽其才，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文环境，人啊，在明明可以宽容的层面上，还是不要那么不肯宽容吧。 4.不争论主义 上次写完了那篇《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的文章，意犹未尽。 我想起了张中行老师关于“四七二十七”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争论的故事（见《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第五期）。这是我迄今为止读到过的最佳最佳的笑话。与一个认为四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是枉费唇舌，是自身的不够清醒所致。因此，县令责打坚持四七二十八的人的屁股，而判定主张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太妙了！这是一个关于不争论的最佳故事。与四七二十七的人争论活该挨打！ 即使您是正确的，您是坚持四七只能等于二十八的，也不必去与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去认真讨论那本来不讨论也可以明白的问题，这是其一。到头来，还是四七二十八的主张者挨揍，这是其二。坚持四七二十七的人无罪无皮肉之苦，这是其三。第一层含义是智慧，而且是非常东方式的关于“无”的智慧，正确的主张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宣讲的，在宣讲没有意义的时候，更正确的做法其实是保持沉默和静观，也就是保持无为。这个表述比西谚所云“好话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更加透彻。 第二层——关于四七二十八论者的挨打的含义——就有那么点辛酸了。 而第三层含义呢，四七二十七无罪论，真是滋味无穷！这是对于乖谬者们的最大讽刺，又是对正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一味说实话的呆子们的最大自嘲！ 有一个民间故事类此而格调稍低：是说两个人争论，一个说是《水浒传》上有个好汉名叫李达，另一个说是那好汉名叫李逵，二人打赌二十块钱，便互相扭打着找到了一位古典文学权威。权威判定《水浒传》上的好汉乃是李达，于是“李”后面是“逵”的主张者输了二十元。事后，“李逵派”质问权威为何如此荒唐断案，权威——看来与李逵派还是相识——答道：“你不过是损失了二十元钱，而我们害了那小子一辈子！他从此认定好汉乃是李达，还不出一辈子丑吗？” 这个故事也有趣，但未免阴损，缺乏绅士风度。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以肯定、可以认同的：即李达派蛮不讲理，或者还自以为有什么来头，或者还一心要扫除一切把“逵”字不读作“达”的人。不应该是权威要害他，而是他要害人，结果当然只能是害了自己。这个故事对于振振有词、坚持谬误，对于过于强硬搞得没有人愿意把事实真相告诉给他的人，还是有它特有的教育意义的。这个故事的最深刻之处在于告诉我们：对谬论唯唯诺诺、随声附和，恰恰是——至少客观上是——对谬论的最大惩罚！ 我也想起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主义问题还没有解决，实质上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权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胡适的这个主张被认为是反动那是当然的，因为他的这种主张有利于当时的政府而不利于当时一心想革命造反的共产党和人民。 但是在革命成功以后呢？这事就得另说了：革命成功了，您还是整天讲主义，整天讲为标签而不是为实际，为“社会主义的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苗”而大动干戈，不去解决实际问题，恐怕就要自乱阵脚。主义与问题本来也是分不开的，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根本的、前提性的问题，对于革命政党和人民来说这就是政权问题。政权问题解决了，各种实际问题就有了好好解决的条件了：只要一个革命党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只为了自己掌权，而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在夺取了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应该把目光放到多研究些问题上来。主义的伟大恰恰在于能更好更多地解决问题，能满足人民的实际利益要求。 最终，人民是务实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一个主义，并不在于这种旗帜本身，并不在于某种学说的论断、逻辑与文采，而在于这种主义和标榜这种主义的政权是不是能为老百姓解决他们的切身的实际问题。 提到不争论云云，老子的学说很有片面的深刻性与启发性。从反对人的盲目自大、盲目膨胀、庸人自扰、轻举妄动、自找麻烦、自找苦吃的意义上来理解，老子的学说实在精彩绝伦。他推崇“不争之德”“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他提出“希言自然”等，我们不妨理解为不必自以为是地、不适当地以喋喋不休的言语去干扰事物按照客观规律发展——说不定从中可以悟出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道理来。 老子还发现了“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至高至妙的道理。我们不妨认为，老子的主张是韬光养晦，不做出头椽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老子的主张也是高姿态，是对自己的充分自信。 耽于争论往往是缺乏自信的结果，例如文坛上一些动辄要争一争的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二三流作家、江郎才尽的过气作家而已，即使争到了一些蝇头小利，暴露出来的却是自己的极端鄙俗、极端心虚。而一个真正胸有成竹的作家，是不屑于争那些个低级趣味的。 为什么不争？一是不必，胸有成竹，不战而胜，是为上上。二是不屑，与四七二十七者争论，不是太降低了自己吗？三是没有时间，好人忙于建设，忙于创造，哪有空闲天天磨嘴皮子？以其不争，更显示了他的高尚与宽宏。 对不争的人，你能胜过他吗？你至多吹嘘一番为自己壮壮胆罢了，你至多充当一两次搅屎棍罢了，这不是只能越发显出你自身的高攀、疲累、要死要活还是够不着吗？这也是阿拉伯国家的谚语“狗在叫，骆驼队照旧前进”的含义所在，阿拉伯的智者也不主张骆驼队应该与狗争论。老子也说：“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我不认为这是老子主张大家都应该躺倒睡大觉，同样，他主张的是更实在地发展自己、充实自己、尊重客观规律、不做逆客观规律而动的事情。 老子提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俗话里也有“言多语失”“爱叫唤的猫不拿耗子”之类。消极地看，这一类说法似乎是教人谨小慎微。其实，个中自有深刻的道理。 依我们的经验，凡是要大喊大叫地说“就是好，就是好”的，常常是搞得不太好的。我们从来没有唱过“淮海战役就是好”“改革开放就是好”，却要不停地唱什么“公社就是好”或者“‘文革’就是好”，这还不清楚吗？所以懂得了“多言数穷”的道理，一是有助于不上当，二是有助于少做蠢事。话语确是人类的一大发明，安慰你、梳理你的同时蒙骗你、煽动你、辖制你、镇唬你，也堪说是人类的一大灾难。老子早就对话语的泛滥采取警惕和疑惑、批评的态度，实乃东方一大智者。 老子的名言还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他总结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我们不妨将这些教训理解为：直面人生，不为天花乱坠的话的力量所蒙蔽。多做实事，坚持重在建设与正面阐释，尽最大力量避免抽象无益、不看对象的争论。（这里的“善”的含义与其说是善人，不如说是聪明——善于做某事。）警惕那些卖弄博学的驳杂不纯者，只有那些不但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而且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人才有起码的知识。不必处心积虑为一己打算，“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固本自强，完全不必争一日之短长——尽量避免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人的排他性、狭隘性和破坏性。这些都是金玉良言。 反面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戈培尔的“谎言重复千次便是真理”。比如红海洋与背诵“老三篇”，动不动搞什么覆盖版面，还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类。“文革”当中，既是全面地、空前地展示了话的力量——威武雄壮，移山倒海，蔚为大观，是话的力量的一次大示威、大节日、大活剧；又是全面地、空前地展现了仅仅是话的力量的不足恃，是空前绝后、势如破竹的话的力量的终于破产。这是以话的力量兴风作浪的一出大悲剧，又是话的力量出尽洋相终于成为笑柄的一出闹剧、喜剧。 可惜的是，并不是人人都善于接受历史的教训，至今仍有一有机会就致力于搞大批判班子、情结于用话的力量吓唬人的“文革”思路迷恋者。 资本主义市场的广告的恶性泛滥也是一种话的力量的异化与膨胀。广告化的市场经济，广告化的政治，广告化的文艺，什么都靠包装，靠“炒热”，靠“托儿”。这些都可能奏效于一时，但是恐怕不可能从而成了什么气候。有时候吹的肥皂泡愈大、愈五颜六色，愈是接近于“噗”的一下子破灭。这样的例子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 市场广告常常使我想起“文革”中的所谓大造舆论，人为地通过权力来指挥传播媒介制造舆论。人为地通过权力来指挥传播媒介制造舆论，与通过金钱来占领传播媒介大登广告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大造云云，更给人以颠倒本末、推销伪劣的感觉。 无论如何，我们似乎应该承认，舆论首先是实际的反映，是民意的反映，一切的大造如果符合实际、符合民意，那将是一种正确的与必要的信息服务，一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把好东西贡献或推销出去。而如果产品伪劣，大造舆论也罢，大登广告也罢，效果只能是暂时的与有限的，最终，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培植出一批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并且使人民群众更加疏离。 我这里还想斗胆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样才算是正确地与全面地理解了列宁关于“灌输”的论述了呢？窃以为，列宁关于“灌输”的论述是宏观性的，是针对那种认为工人阶级可以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团主义的。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我们常说的所谓“灌”的教育方法，单向地、念念有词地把自己当作话源、话的主体而把受教育者视做话的接受器、话的客体，还会总是有效吗？如果只管这样“灌”下去，我们又怎么样理解毛泽东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教育上不要搞“注入式”而要搞“启发式”的命题呢？ 余才疏学浅。我十分希望有学长、学友能把古今中外的关于话的力量与不争论的故事拿出来让人们见识见识。 5.不能只关心国家大事 前不久，在美国遇到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在谈了国内的一些改革开放的成绩和麻烦，流露了她对国事的关心与利国利民的心愿之后，她问我：“你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脱口而出的回答是：“做好你自己的事。” 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在国外访问，希望您的讲学活动与学术交流活动成功，希望您用最大的努力去吸收各种有用的新知识，同时也尽您的力量促进外国人了解中国，等回国以后，继续为促进我国的学术事业的繁荣与中外学术交流而努力。 如果您在国内是打篮球的，我希望您把球打得更好。如果您是拉提琴的呢？我希望您拉得更好更好，最好和帕格尼尼一样好或者更好。 而我是个作家，我理应把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上面。 做好您自己的事也包括私事。我祝愿每个人都能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身体健康、家庭和睦、邻里平安。齐家并非就能治国，但齐家起码有利于治国而不是相反。 很简单，一个社会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大集体，没有合作就没有社会，没有分工也没有社会。除了战争时期、非常时期，如果希望安定与发展，就必须尊重社会的分工，起码是多数人各司其职、各安其业，而不能动不动搞全民总动员。如果把对社会的总体关心与做好自己的事割裂开来，就会出现一大批夸夸其谈、大言欺世、眼高手低、清谈误国的野心者与狗皮膏药人才、口力劳动英雄来。 我们过去常常有意无意地只讲大事情、整体的事情和万众一心对个体的决定作用，而从来不讲小事情、个体的事情、各人做好各人的事情对整体、对大事情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这就造成了一窝蜂、赶浪头，用政治空谈取代发展的硬道理之类的情况。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人人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的结果不是人人做好自己的事而是搞得全国内战、经济崩溃、百业俱废，那么“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只能是一场灾难。 其实以放弃各安其业为代价，大家共同关心一件大事，只能也只应该出现在国家的非常时期。例如发生了战争、瘟疫、全面地震、政变乃至狭义的——即夺取政权的——革命…… 我们也常常宣扬一种以见义勇为、“多管闲事”为特点的模范事迹。例如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村老大娘寻找儿子，等等，这当然好，当然很好。但是这里同样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每个人应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 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应该首先尽职尽责地把票卖好，把站名报好，把车内秩序疏导好，对乘客态度好。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当然不对，专管他人瓦上霜，不问自己门前雪也很矫情可疑。应该是先扫、必扫自己门前雪，然后尽量关心他人的瓦上霜——这样似乎比较合乎逻辑。 在一个连起码的敬业精神都有待于进一步培养的国家里，离开了做好自己的事，离开了实干兴邦的提倡，只谈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以世界革命为目标、以专门利人为榜样，等等——总是让人觉得未免替自己也替人家难为情。 6.恶是一种病态 一直以为善恶报应是小儿科的幻想、自慰或说教，而好人没有好报是一切煽情通俗悲剧的故事核心，是三流作家赚取读者（或观众）眼泪的主要手段——同样的小儿科。 一直以为几种排列组合都是可能的：好人好报，好人恶报，恶人好报，恶人恶报，好人无报，恶人无报…… 最近与友人闲谈。他忽然说起，当年一些整他的人、心术阴险的人、不择手段地拼命钻营的人——公认的恶人大多没有好下场，大多现在已经“身与名俱灭”了。我一想，也差不多如此。我熟知的几个对别人动不动下毒手的人，有的早已自杀了，有的得了恶症，有的出了灾祸。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报应率”已达百分之六七十。 便想，为什么？ 我恍然大悟，恶是一种病态。性未必都善，但大致还是应该过得去的。性情中有恶，但也没有大恶，性情中的恶，自私而已、私欲而已，当非大恶或极恶。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的恶远远超出了满足自我的范围，而是拼命地加害旁人、与人为恶、把一生的奋斗目标放在损人害人上，或者疯狂地自我膨胀，怎么摆也摆不下他了呢？他们或是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或是疑神疑鬼，坐卧不宁；或是阴谋鬼祟，伤神疲体；或是厚颜无耻，卑鄙下流，为了蝇头小利而不惜做出正常人做不出来的事；或是贪婪无度，违法乱纪……呢？ 这其实是一种心理疾患。表现为迫害狂、妄想狂；表现为幻听、幻视、幻觉、幻影；表现为非理性的躁狂或抑郁，即感情障碍型精神疾患；表现为顽固观念，钻牛角尖，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而又永远无以自解；表现为自惊自扰，神经衰弱；表现为喜怒无常，行止无度；表现为高度紧张，抑制与兴奋功能失调、失态；表现为反应过度，夸张诈唬；表现为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表现为自大狂、自恋狂、自虐狂，夜郎自大，顾影自怜，自吹自擂，自卖自夸，自我感觉和对外界的判断完全错乱，等等。 身心是分不开的，试想一个具有上述症状的同志是多么不幸呀！他必然常常怒气冲冲，贪婪红眼，头沉心悸，五行失调，阴阳难谐，消化不良，饮食无味，失眠盗汗，胸闷肉跳，牢骚满腹；老觉得别人欠自己二百吊钱，而又要滔滔不绝地表功表忠，表高表清，邀赏邀宠，邀名邀利，于是伤脾伤胃，如入炼狱，如堕火海；尤其是，你是人，人家也是人，你有点聪明，人家也未必没有——或者比你更聪明，你能整人人家也能反击你，于是恶人者人恒恶之，算计人者人恒算计之，疑人者人恒疑之。与人为恶者早晚有孤家寡人，四面楚歌，六月的韭菜臭一街的那一天，这就更增加了一层思想负担。 以恶的方法一时一事得利取胜是可能的，但岁月一天天过去，恶人终将受到社会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民心向善，人心喜善，这是恶人们没有办法的事，这也是恶人们永远得不到心理平衡与光明喜悦的根本原因。他们什么时候能够不痛苦或者少痛苦一些呢？ 奉劝世人还是要善良厚道一些，即使只是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7.我的喝酒 我不是什么豪饮者。“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畅饮三百杯”的纪录不但没有创造过，连想也不敢想。只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在新疆，我不但穷极无聊地学会了吸烟，吸过各种牌子的烟，置办过“烟具”——烟斗、烟嘴、烟荷包（装新疆的马合烟用），也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喝醉过若干次。 穷极无聊。是的，那岁月的最大痛苦是穷极无聊，是死一样的活着与活着死去。死去你的心，创造之心，思考之心，报国之心；死去你的情，任何激情都是可疑的或者有罪的；死去你的回忆——过去的一切如黑洞、惨不忍睹；死去你的想象——任何想象似乎都只能带来危险和痛苦。 然而还是活着，活着也总还有活着的快乐。比如学、说、读维吾尔语，比如自己养的母鸡下了蛋——有一次竟孵出了十只欢蹦乱跳的鸡雏。比如自制酸牛奶——质量不稳定，但总是可以喝到肚里；实在喝不下去了，就拿去发面，仍然物尽其用。比如，也比如饮酒。 饮酒，当知道某次聚会要饮酒的时候便已有了三分兴奋了。未饮三分醉，将饮已动情。我说的聚会是维吾尔农民的聚会。谁家做东，便把大家请到他家去，大家靠墙围坐在花毡子上，中间铺上一块布单，称为dastirhan。维吾尔人大多不喜用家具，一切饮食、待客、休息、睡眠，全部在铺在矮炕上的毡子（讲究的则是地毯）上进行。毡子上铺上了干净的dastirhan，就成了大饭桌了。然后大家吃馕（一种烤饼)，喝奶茶。吃饱了再喝酒，这种喝法有利于保养肠胃。 维吾尔人的围坐喝酒总是与说笑话、唱歌与弹奏二弦琴（都塔尔）结合起来。他们特别喜欢你一言我一语地、词带双关地笑谑。他们常常有各自的诨名，拿对方的诨名取笑便是最最自然的话题。每句笑谑都会引起一种爆发式的大笑，笑到一定时候，任何一句话都会引起起哄作乱式的大笑大闹。为大笑大闹开路，是饮酒的一大功能。这些谈话有时候带有相互挑战和比赛的性质，特别是遇到两三个善于辞令的人坐在一起，立刻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话带机锋地较量起来，常常是大战八十回合不分胜负。旁边的人随着说几句帮腔捧哏的话，就像在斗殴中“拉便宜手”一样，不冒风险，却也分享了战斗的豪情与胜利的荣耀。 玩笑之中也常常有“荤”话上场，最上乘的是似素实荤的话。如果讲得太露太黄，便会受到大家的皱眉、摇头、叹气与干脆制止，讲这种话的人是犯规和丢分的。另一种犯规和丢分的表现是因为招架不住旁人的笑谑而真的动起火来，表现出粗鲁不逊，这会被责为qidamas——受不了，即心胸狭窄、女人气。对了，忘了说了，这种聚会都是清一色的男性。 参加这样的交谈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自己无聊。因为交谈的内容很好笑，气氛很热烈，思路及方式颇具民俗学、文化学的价值。更因为这是我学习维吾尔语的好机会，我坚信参加一次这样的交谈比在大学维语系里上教授的三节课收获要大得多。 此后，当有人问我学习维吾尔语的经验的时候，我便开玩笑说：“要学习维吾尔语，就要和维吾尔人坐到一起，喝上它一顿两顿白酒才成！” 是的，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时期，酒几乎成了唯一的能使人获得一点兴奋和轻松的源泉。非汉民族的饮酒聚会似乎提醒人们在疯狂的人造阶级斗争中，太平地、愉快地享受生活的经验仍然存在，并没有完全灭绝。食满足的是肠胃的需要，酒满足的是精神的需要，是放松一下、兴奋一下、闹腾一下的需要，是哪怕一刻间忘记那些人皆有之、于我尤烈的政治上的麻烦、压力的需要。在饮下两三杯酒以后，似乎人和人的关系变得轻松了乃至靠拢了。人变得想说话，话变得多了。这是多么好啊！ 一些作家朋友最喜欢谈论的是饮酒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饮者像猴子，变得活泼、殷勤、好动。第二阶段像孔雀，饮者得意扬扬，开始炫耀吹嘘。第三阶段像老虎，饮者怒吼长啸、气势磅礴。第四阶段像猪。据说这个说法来自非洲。真是惟妙惟肖！而在“文革”中像老鼠一样生活着的我们，多么希望有一刻成为猴子，成为孔雀，成为老虎，哪怕最后烂醉如泥，成为一头猪啊！ 我也有过几次喝酒至醉的经验，虽然许多人在我喝酒与不喝酒的时候都频频夸奖我的自制能力与分寸感，不仅仅是对于喝酒。 真正喝醉了的境界是超阶段的，是不接受分期的。醉就是醉，不是猴子，不是孔雀，不是老虎，也不是猪。或者既是猴子也是孔雀，还是老虎与猪，更是喝醉了的自己，是一个瞬间麻痹了的生命。 有一次喝醉了以后，我仍然骑上自行车穿过闹市区回到家里。我当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醉（据说这就和一个精神病人如果能反省和审视自己的精神异常一样，说明没有大醉或大病）了，意识到酒后冬夜在闹市骑单车的危险。今天可一定不要出车祸呀！出了车祸一切就都完！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平衡！一定要躲避来往的车辆！看，对面的一辆汽车来了……一面骑车一面不断地提醒着自己，忘记了其他的一切。等回到家，我把车一扔，又是哭又是叫…… 有一次小醉之后，我骑着单车见到一株大树，便弃车扶树而俯身笑个不住。这个醉态该是美的吧？ 还有一次我小醉之后异想天开去打乒乓球。每球必输。终于意识到，喝醉了去打球，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喝醉了便全不在乎输赢，这倒是醉的妙处了。 最妙的一次醉酒是七十年代初期在乌鲁木齐郊区上“五七干校”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家还在伊犁，我常常和几个伊犁出生的少数民族朋友一起谈论伊犁，表达一种思乡的情绪，也表达一种对自己所在单位前自治区文联与当时的乌拉泊干校“一连”的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与揭发批判的厌倦。一次和这几个朋友在除夕之夜一起痛饮。喝到已醉，朋友们安慰我说：“老王，咱们一起回伊犁吧！”据说我当时立即断然否定，并且用右手敲着桌子大喊：“不，我想的并不是回伊犁！”我的醉话使朋友们愕然，他们面面相觑，并且事后告诉我说，他们从我的话中体味到了一些别的含义。而我大睡一觉醒来，完全、彻底、干净地忘掉了这件事。当朋友们告诉我醉后说了什么的时候，我自己不但不能记忆，也不能理解，甚至不能相信。但是我看到了受伤的右手，又看到了被我敲坏了桌面的桌子。显然，头一个晚上是醉了，真的醉了。 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花钱买醉，一醉方休，追求一种不清醒、不正常、不自觉、浑浑噩噩、莫知所以的精神状态呢？这在本质上是不是与吸毒有共通之处呢？也或者说和屈原《离骚》中的“独醒、独醉”有关系呢？当然，吸毒犯法，理应受到严厉的打击。酗酒非礼，至多遭受一些物议。我不是从法学或者伦理学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从人类的自我与人类的处境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的。 面对一个喝得醉、醉得癫狂的人，我常常感觉到自我的痛苦、生命的痛苦。对于自我的意识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这是生命的灵性，也是生命的负担。这是人优于一块石头的地方，也是人苦于一块石头之处。人生与社会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追求宗教也罢，追求（某些情况下）艺术也罢，追求学问也罢，追求美酒的一醉也罢，不都含有缓解一下自我的紧张与压迫的动机吗？不都表现了人们在一瞬间宁愿认同一只猴子、一只孔雀、一只虎或者一头猪的动机吗？当然，宗教艺术学问，还包含着更高、更阔、更繁复的动机，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而饮酒则比较简单易行、大众化、立竿见影，虽有它的害处却不至于像吸毒一样可怖，像赌博一样令人倾家荡产，甚至也不像吸烟一样有害无益。酒是与人的某种情绪的失调或待调有关的。酒是人类的自慰的产物。动物是不喜欢喝酒的。酒是存在是痛苦的象征。酒又是生活的滋味、活着的滋味的体现。撒完酒疯以后，人会变得衰弱和踏实——“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酒醉到极点就无知无觉，进入比猪更上一层楼的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的石头境界了。是的，在猴、孔雀、虎、猪之后，我们应该加上饮酒的最高阶段——石头。 好了，不再做这种无病呻吟了。(其实，无病的呻吟更加彻骨，更加来自生命自身。)让我们回到维吾尔人的欢乐的饮酒聚会中来。 在维吾尔人的饮酒聚会中，弹唱乃至起舞十分精彩。伊犁地区有一位盲歌手名叫司马义，他的声音浑厚中略有嘶哑。他唱的歌既压抑又舒缓，既忧愁又开阔，既有调又自然流露。他最初的两句歌总是使我怆然泪下。“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我猜想诗人是只有在微醺的状态下才能听一声《何满子》就落泪的。我最爱听的伊犁民歌是《羊羔一样的黑眼睛》，我是“一声黑眼睛，双泪落君前”。我现在在香港客居，写到这里，眼睛也湿润了。 和汉族同志一起饮酒没有这么热闹。那时酒的作用似乎在于诱发语言。把酒谈心，饮酒交心，以酒暖心，以心暖心，这就是最珍贵的了。 还有划拳，借机伸拳捋袖，乱喊乱叫一番。划拳的游戏中含有灌别人酒，看别人醉态、洋相的取笑动机，不足为训。但在那个时候也情有可原，否则您看什么呢？除了政治野心家的“秀”，什么“秀”也没有了。可惜我划拳的姿势和我跳交际舞的姿势处于同一水准，丑煞人也。讲究的划拳要收拢食指，我却常常把食指伸到对手的鼻子尖上。说也怪，我其实很注重勿以食指指人的交际礼貌，只是划拳时控制不住食指。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光阴须得酒消磨”，“明朝酒醒知何处”（后二句出自苏轼）……我们的酒神很少有淋漓酣畅的亢奋与浪漫，倒多是“举杯浇愁愁更愁”的烦闷，不得意即徒然地浪费生命的痛苦。我们的酒是常常与某种颓废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颓废也罢，有酒可浇，有诗可写，有情可抒，这仍然是一种文人的趣味、文人的方式。多获得一种趣味和方式，总是使日子好过一些，也使我们的诗词里多一点既压抑又豁达自解的风流。酒的贡献仍然不能说是消极的。至于电影《红高粱》里的所谓对“酒神”的赞歌，虽然不失为很好看的故事与画面，却是不可以当真的。制作一种有效果——特别是视觉效果——的风俗画，是该片导演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与中国人的酒文化未必相干。 近年来在国外旅行有过多次喝洋酒的机会，也不妨对中外的酒类做一些比较。许多洋酒在色泽与芳香上优于国酒，而国酒的醇厚别有一种深度。在我第一次喝干雪梨（cherry dry）酒的时候，颇兴奋于它与我们的绍兴花雕的接近，后来与内行们讨论过绍兴黄的出口前景（虽然我不做出口贸易）。我不能不叹息于绍兴黄的略嫌混浊的外观，既然黄河都可以治理得清爽一些，绍兴黄又有什么难清的呢？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葡萄酒要搞得那么甜。通化葡萄酒的质量是很上乘的，就是含糖量太高了。能不能也生产一种干红（黑）葡萄酒呢？ 我对中国南部一带就着菜喝“人头马”“xo”的习惯觉得别扭。看来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总认为洋酒有洋的喝法。饭前、饭间、饭后应该有区分。怎么拿杯子，怎么旋转杯子，也都是“茶道”一般的“酒道”。喝酒而无道，未知其可也。 而我的喝酒，正在向着有道而少酒、无酒的方向发展。医生已经明确建议我减少饮酒，我又一贯是最听医生的话，最听少年儿童报纸上刊载的卫生规则一类的话的人。就在我著文谈酒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到“饮之”的愿望。我不那么爱喝酒了。“文化大革命”的日子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又是一种什么境界呢？饮亦可，不沾唇亦可。饮亦一醉，不饮亦一醉。醉亦醒，不醉亦醒。醒亦可猴、可孔雀、可虎、可猪、可石头。醉亦可。可饮而不嗜。可嗜而不饮。可空谈饮酒，滔滔三日绕梁不绝而不见一滴。也可以从此戒酒，就像我自一九七八年四月起再也没有吸过一支烟一样。 8.目光比人还难作假 一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刚刚举家从新疆迁移回北京，临时住的地点离故宫护城河很近，晚饭后我常常沿着护城河散步。垂柳、角楼、劳动人民文化宫与公园后门，种种亲切和美丽使我陶醉感叹。 我几次看到四个（也许是三个？已经到了再不敢吹“记忆力”的年龄了）青年弹着吉他靠在河堤上唱歌。我觉得惊讶、羡慕、疑惑，甚至有点紧张。怎么能这样大模大样地在街头弹那个资产阶级——至少不是无产阶级——的乐器呢？自己玩就玩吧，何必跑到大街上呢？三四个人一起弹吉他，不是有点闲荡，有点不务正业吗？三四个人算不算聚众呢？惹得许多行人、骑自行车者停下来看，多出风头，多不好意思！许多人还吃不饱饭呢，他们却吃饱了撑得弹上吉他了。北京，北京，毕竟是北京啊！他们是不是有点可疑呢？需要不需要给他们一点劝告乃至监视呢？ 我是带着一种陌生感，一种不安，一种窃窃的喜悦来看这四个人的。觉得看多了不太方便也不太礼貌，每次看上几眼便迈步走过去。却也想，“四人帮”毕竟是倒台了呵。 一晃，时已八年。弹吉他的年轻人，你们过得可好？ 二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已经是风雨飘摇、土崩瓦解，一片将死未死的萧条景象。这时，在我居住的一条小胡同里，出现了一个挎着篮子卖杂货的老头（依我当时的年龄和眼光认为的老头，也许他不过才四十岁）。老头用洪亮而又甜美，应该说是软软的、嗲嗲的声音吆喝：“油炸花生米！老腌鸡子！” 除了炸花生米与煮好的咸鸡蛋，几乎没有别的商品。他见了谁都笑容可掬，见了小孩子马上用讲故事的声调说：“跟妈妈要点钱，买花生米吃！甭提多香了！” 果然有小孩子回家去又出来了，买了花生米。他给花生米应该说是相当“抠门儿”的，但态度实在和气。如果小孩子抱怨花生米给得少，他就会慈祥地说：“小少爷！您看我这花生米多干净！多油分！多个儿大！”确实，不论花生米还是鸡蛋，都干净极了。 一个月以后，老头从挎篮子变成了挑挑子，花生米从油炸发展到既有油炸又有水煮，鸡蛋从老腌发展到既有咸蛋又有茶蛋，还增加了瓜子、绿豆糕和炸油饼。 两个多月以后，他改成了推车，一辆崭新的售货车，以熟食为主，兼营白干酒。他仍然那样款款地、无腔无调却又多情地吆喝着：“花生米！老腌鸡子！白干酒！” 不像那些具有悠久的从业历史的小贩，那些人吆喝得出花儿来，称得上是婉转入云。他的吆喝只是大声说话罢了。他有很好的音量与音色，只是没有旋律，“无调性”。 然而他的“白干酒”三个字足以使每个酒徒泪下，传达出了生活的艰难、酒的苦辣温馨、小贩的效劳之情。 他越是笑得甜你就越觉得他走得辛苦、卖得辛苦。如果你在这样美丽的笑容与动情的吆喝声中扬长而过，无动于衷，那简直是铁石心肠，罪过！ 待到解放前夕，他已经开起了一座两间门脸的小铺，俨然食品杂货店的掌柜了。 以后我就顾不上再想他再看他。五十年代后期，我去这个小铺子买过一次东西。已经公私合营了，他穿着干部服，胖得出奇，没有吆喝，只有习惯性的微笑。 不久便听说他已病逝。 我始终觉得他的小小的发家史是一个难以思议的奇迹。 三 五十年代，我有几次机会去山西太原。在规整美丽的海子边公园附近，我吃过几次刀削面。很大的一个饭馆，从来都坐得满满的。山西的刀削面是驰名的，但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个专卖面的馆子了，不知道是由于人们的口味与“消费档次”已经提高还是由于利润指标的提高。反正那个时候，海子边公园近旁的海子边饭馆里，坐着的都是吃三棱形劲道利落的刀削面的。 给人的印象比面条还深的是一位服务员。矮矮的个子，留着平头，椭圆形的头脸，一脸孩子气的笑容，只是眼角皱纹透露出他已经并不年轻。他一只手端三碗，两只手端着六大碗面，你没准觉得面的体积和重量已经超过了他本人。他是奔跑着来为顾客上面的，又奔跑着去算账。那时候都是先吃饭后交钱，不像现在的饭馆，不但要先开票付款，而且要为每一个瘪三样的塑料杯子交押金。人心何其不古了啊！ 同店还有几个女服务员，但大家都喜欢招呼这位小个子。可能是因为他的笑容，因为他跑得快，账也算得快，一口清，声音洪亮。你一眼望去就可以认定他十分喜爱自己的工作。他是一个快乐的、甚至有几分得意的服务员，于是大家都叫他。他从这桌跑到那桌，从店堂跑到后厨，再从后厨跑到店堂。他满场飞，他满场飞跑着端面、拾掇餐具、擦桌子、摆碗筷、算钱、收钱、找钱，像一阵风，像是在跳舞，像在舞台上表演。所有的顾客都把目光投向他，欣赏着他的精力、热情与效率，满意地发出会心的微笑。 工作，本来是可以这样的啊！ 几十年过去了，再没有碰到过第二个这样工作的服务员。海子边饭馆和全国各地的各个饭馆一样，面貌一新。而我，对碰到这样的服务员却似乎愈来愈没有信心了。 四 目光，世界上没有比目光更有力量而又更费解的了。 在欢呼雀跃的场面里我看到呆木茫然的目光。在庄重深沉的嗓音后面我看到过傲慢而又闪烁的目光。当然也有谦卑后面的坚毅的目光，玩笑后面的大有深意的目光。 目光比人还难作假。 今年四月份访问日本时候，参加了一次在京都举行的招待会。招待会由著名作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常务理事司马辽太郎主持。会上有一位身材苗条的老太太来见我，她长着一头黑发——也许是染过的。她和我握手，笑着，注视着我说：“战争时候，我在华北。”她的汉语说得很慢。“华北”两个字说得非常沉重。我马上想起了我的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童年经历，想起“华北”在日本侵华史上的特有的含义。老太太继续笑着，说不清是苦笑还是喜笑。而她的眼睛那样深深地、深深地注视着我。惭愧，痛苦，留恋，感慨，友好，认错……我说不清，而她的“华北”两个字一下子复活了我的多少尘封已久的记忆！谁知道那一刻我的目光又有多少变化和流露呢？ 我永远忘不了这位纤瘦的老人的目光。我甚至觉得，大老远的来一趟日本，我就是为了看看这百感交集、感从中来的目光。 9.超脱.幽默.轻松 超　脱 我赞美投入，我赞美献身，我赞美燃烧与义无反顾，我也赞美超脱。超脱不是自私，不是消极躲避，不是莫管他人瓦上霜，而是一种更大的境界。 历史的眼光，不是只看到一时一地，而是看到历史的长河，看到前因与后果，弄清一个现象、一个命题、一个争论在历史上的位置和真正含意，避免鼠目寸光。 人类的眼光，不是只看到一个人、一组人、一群人的利益，而是看到一切人的利益。 宇宙的即哲学的眼光，看到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可能性、偶然性与变异性，看到选择的必要与可能，看到事物的变迁与稳定，看到冥冥中的大道的运行。 超脱就是从一时、一地、一人、一圈、一阵热闹中跳出来，尤其是从个人的利害中跳出来，保持冷静，保持全面，保持思考和选择，保持分寸感。从近现代史来看，如果我们的同胞都能做到这样，我们会少走多少弯路！ 超脱，即使在最热烈的投入中，也同时保留着、保护着清醒和自制，力争自身具有全面与更高的把握。现在很时兴歌颂片面，美其名曰片面的深刻性。难道只有片面，只有强不知以为知，只有一叶障目、瞎子摸象才是深刻的吗？对于什么事都是抓住一点皮毛，抓住片言只语，对于意见不同的人则是抓住一点辫子，就大呼小叫煽情哄闹一番，爆炸一番，这能是片面的深刻而不是片面的浅薄吗？深刻与全面更靠近，还是与片面更接近呢？深刻是要靠理性还是靠蛮横呢？ 我们不要动不动以片面的深刻自居，记住，那多半是片面的浅薄。我们还是追求全面的深刻与深刻的全面吧，我们还是相信全面有助于深刻，而深刻也会大大有助于全面吧。 幽　默 我希望多一点幽默，少一点气急败坏，少一点偏执极端。 从容才能幽默。平等待人才能幽默。超脱才能幽默。游刃有余才能幽默。聪明透彻才能幽默。 就是说，浮躁难以幽默。装腔作势难以幽默。钻牛角尖难以幽默。捉襟见肘难以幽默。迟钝拙笨难以幽默。 就是说，我希望多一点幽默，并不是仅仅为了一笑。当然也希望多一点笑容，少一点你死我活。 我更希望多一点清明的理性，少一点斗狠使气。多一点雍容大度，少一点斤斤计较。多一点趣味和轻松，少一点亡命习气。 也多一点语言的丰富、美感，乃至于游戏，少一点千篇一律、倒胃口和干巴巴。 有一种人自己不幽默也不许旁人幽默，他们太可怜了。我想起了一位外国作家的话，他说如果人群中有一个危险分子而你不知道是谁，那么请你讲一个笑话，有正常反应即有幽默感的人大体是好人，而一脑门子官司，老觉得旁人欠他二百吊钱，你愈说得可笑他愈是立目横眉，则多半是“克格勃”。 差不多！ 有一种极高明的说法，是说按外国的标准，特别是英国的标准，中国没有幽默。我不太相信这种有点吓人或者唬人的说法。一个没有幽默的国家是难以存活的，就像一个没有幽默的人是难以存活的一样。毫无幽默感，谁敢跟他打交道？谁敢与他或她共同生活？他还不是早就杀了人或是自杀了？ 轻　松 人活得不可能太轻松。要上学，要做事，要竞争。生也有涯，知也事也思也欲也无涯，要与时间赛跑，要加油，叫作未敢稍怠也。 这里说的不是这个，这样的奋斗是出成绩的，所以是有意思的。可怕的是人际关系的人为的紧张，明枪暗箭，钩心斗角，陷阱地雷，计谋韬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谁也别想出息。 最可怕的是人为的与虚妄的紧张，为虚妄的目标而紧张，为虚妄的对手而紧张，为虚妄的言语而紧张，吓人吓己，气急败坏，一惊一乍，被自己的影子追着猛跑。 上述的紧张都是无效劳动，结果都是零，如果不是比无效和零更坏的话。 为了把紧绷了多年的心情与关系缓解下来，我建议： 第一，各人做好各人的事。盯住你自己的事而不是盯住别人的疏漏。 第二，充分地把握今天，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辉煌胜利上。设若你有健康的身体，正当的职业，相爱的情侣或配偶……你已经十分幸福。你有权利争取更好的，但是你必须充分享受你已有的，并为此而感谢。 第三，当主客观不一致的时候，采取一种健康的自我批评态度。别人的不好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自己不好的合理的或足够的原因，只有不可救药的弱者才需要时时找出替罪羊和出气筒。 第四，没有不散的筵席。多好的事也有过去的时候，多坏的事也有过去的时候。拾得起来放得下去，记得住也丢得开，这才是“大丈夫”。“西瓜皮擦屁股——没结没完”，车轱辘话翻过来倒过去，对不起，您是鼻涕虫。 第五，与其忌妒别人的成功不如自己去做出成绩。与其因狭隘而“坐”出慢性病来，不如因实干而出点实绩。 第六，做一个普通人，多一点普通的乐趣。老大不小的脑袋，不能只有一个兴奋灶。位卑未敢忘忧国，这话对。大家一起“忧”，未必就能把“国”忧好了，不忧了，各人做好各人能做的事情，说不定“国”情反而会好得多。所以说，地球离了你照样转，这话也对。妄自膨胀与妄自菲薄同样的无益。在野心家与凡夫俗子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 第七，劳逸结合，该玩儿就玩儿。保持心情的一种健康从容状态是做出正确抉择的前提，是想象与创造的前提，是大手笔的特征，也是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前提。 第八，有所不为。不该管的事不管，管不了的事不管。不应做的事不做，做也做不成的事不做。得不出结论的问题干脆束之高阁。弄不明白的事只好留待以后。万能者最痛苦。万应灵丹最出洋相。包治百病的大夫最容易自己先害病。 第九，对一切采取一定程度的审美观照态度。大千世界，无限风光，空间时间，中国外国，善恶美丑，成败利钝，甘苦险夷，贵贱通蹇，尽收眼底，能记则记，该忘就忘。多乎哉，不多也；乐乎哉，其乐何如！ 等等。 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人们在诸多方面觉得轻松而在做出业务成绩方面觉得紧张而又有意思的社会。一个不健康的社会是在各方面都紧张，特别是在人际关系方面与政治方面觉得紧张而在业务成绩方面觉得松懈，甚至觉得可有可无的社会。一个不健康的社会往往是不讲轻松、无法轻松，不讲娱乐、无娱可乐，从而一个个“乌眼鸡似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正在日益健康化。让我们以健康、从容、轻松的姿态开始新的一年吧！让我们在春节拜年的时候不但说“恭喜发财”，而且说“恭喜健康”“恭喜快乐”“恭喜轻松”吧！ 10.幼稚的成熟与成熟的老到 我们常常议论到某个人的时候说谁谁比较幼稚，谁谁不够成熟，谁谁比较老到。那么请问，成熟和老到的标准是什么？成熟和幼稚的区别点是什么？ 很抱歉，我不能不说到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于恶的认识与对付恶的本领。很遗憾，人生中、社会中还有许多的不善，还有许多的恶，幼稚的人碰到这种不善和恶，会很伤心，很意外，很痛苦，很没辙，甚至会在最初的几次打击后颓然垮台，或者丧失了生活的勇气，或者走向了悲观和颓废，或者随波逐流自己也变成了不善和恶。这种遇恶则全无办法，遇恶则大呼小叫，遇恶则上当受骗，遇恶则精神崩溃，或者铤而走险，变成了一个偏激者、破坏性的愤世嫉俗者，直到冒险者和恐怖者——可以说，这些确是一个人相当幼稚的标志。 而一个成熟和老到的人，则会坚定不移而又从容应战、巧妙应对，化被动为主动，从恶的挑战中寻找善的契机，化不善的因素为善的因素，至少也要战胜恶、转化恶而弘扬善，直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直到出污泥而不染。从来不与恶打交道是不可能的，不在恶面前垮台自杀，也不变得那么恶，却是必须的与有用的。而我们的文化传统、出版规则，直到政策法令，又是偏向于不谈至少是不多谈、不深谈人间的恶的——对此，我倒没有太多的异议，因为这里确实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当人们的素质还相当不理想的时候，你谈恶谈得太多也许客观上变成了教唆为恶。 我无意在这里讨论出版的普泛性原则、适应性原则与价值性原则的悖论，我只是说，仅凭书本知识是不够的，人们会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把书写全面、出全面，你也会因了各种理由而没有读全面。人们有时候会在书中选择甜美，而忽略了苦咸辣涩酸，人们倾向于选择芳香而对腥臭视而不语。人们会接受随大流，而省略了或者干脆是回避了或者干脆是隐瞒了一些不雅的东西或者奥妙的东西或者过于敏感的东西。即使没有任何回避和隐瞒，也没有一本书是专门为你的此时此地而写出来的，相反，那些书是书的作者针对他或她的彼时彼地的情况和问题而写出来的。这样，我们就必须善于实践，善于思索，善于区分，善于分析和总结概括，善于从各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成败得失中找出规律、找出学问，琢磨出点玩意儿来。甚至学语言这种比较“死”的东西也是这样，从书本上学好发音和口语是很难的，你只有努力去听，一次一次地反复听，听以你要学的那种语言为母语的人是怎样地说话、怎样地发音，再不断地与自己的说话、自己的说法、自己的发音相比较，才能找到毛病，有所改进。 阅读对于学语言的意义不仅在于读懂了你正在读的东西，而且更在于从阅读中学习别人的修辞造句，学习别人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同样一句话也许能有几十种直到几百种说法，其中只有一两种对于此时此地此境此人才是最适合的。怎样在不同的情势、不同的讲话者的身份与不同的对讲者的身份上选好这一种或两种最佳说法，这是任何语言读本上都无法讲清楚的，只有自己通过无数范例包括反面的事例去总结经验，去学得更聪明、更能干些。 11.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尺度 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三个： 第一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与自己不同的人的力量。 第二是以自己为尺度衡量旁人。 第三是面对严重的问题常常抱侥幸心理。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即以自身为尺度的问题。说来有趣，你所喜爱的，你以为旁人也喜爱；你所恐惧的，你以为旁人也恐惧；你最厌恶的，你以为对旁人也十分有害。其实，事实往往并非完全如此。 我曾经竭尽全力地把我年轻时候喜欢唱的歌、喜欢读的书推荐给我的孩子们，孩子们嘲笑我唱过的“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和“灿烂的太阳，升起在东方”之类的词，他们说：“您那时候唱的歌的歌词怎么这么水呀？”我感到奇怪，因为我觉得他们唱的歌的歌词才不成样子呢。直到过了很久了才悟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他们有时会接受一点我的所爱，但是他们毕竟有自己的所爱。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下面，不可能各方面都一致。 我发现人这种以自己的好恶为尺度来判断事情的特点几乎可以上笑话大全。一个母亲从寒冷的北方出差回来，就会张罗着给自己的孩子添加衣服。一个父亲骑自行车回家骑得满头大汗，就会急着给孩子脱衣服。父母饿了也劝孩子多吃一点，父母撑得难受了就痛斥孩子太贪吃。父母寂寞了责备孩子太老实、太不活泼。父母想午睡了越发觉得孩子弄出的噪音讨厌。父母想读书了发现孩子不爱学习。父母想打球了发现孩子不爱体育。父母烦心的时候就更不必说了，一定是更看着孩子不顺眼了。 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消极评价，究竟有多少是靠得住的？有多少是以己度量人度量出来的？反过来说，下一代人不是也以自身当标尺吗？当他们看到上一代人已经发胖，已经白发，已经少懂了许多新名词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失望啊！你怎么不想一想，老一代也大大地火过呢。英语里有一句谚语：“every dog has it\''s own time.”（每一条狗都有它自己的时代。）上了年纪的人与年轻人之间，多么需要更多的相互了解。 我无意用简单的进化论观点来认定新的一代一定胜过上一代，但是至少，人们是发展变化的，社会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技术、思想理论、生活方式直至价值观念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你高兴，认为它越变越好，它会变化；你不高兴，断定它越变越坏了，它照旧变化。你给以很高的评价，它要变；你评价极差，认为是一代不如一代，全是败家子，它也要变。这里我不想轻率地对这种变化做出价值判断，前人的许多东西都是需要继承需要珍惜的，后人的变化中在得到进步、得到崭新的成果的同时也会失去一些好东西，付出一些也许是太高、太过分了的代价。但是想让下一代人不发生任何变化是不可能的，只有理解这些发展变化，才能占据历史的主动性，才能取得教育或影响下一代的主动权，也才能赢得下一代人的信赖和尊敬。同时年轻人也只有把前人的一切好东西继承下来，才有资格谈发展和创造。 在知道自己的尺度不是别人的尺度的时候，就要学会不讨人厌了。世上的人不但有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也还有讨厌与不讨厌的区别。讨厌的人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那些自视高得离了谱，顽固不化，见人就表白自己、攻击旁人，一点歪理啰里啰唆不停地自我重复，不管旁人爱听不爱听总是滔滔不绝，永无休止地侵占别人、从精神上强奸别人、要挟别人的人。我衷心祝愿这些人有一点哪怕是最无聊的爱好，请他们多玩儿几次麻将、多和几次一条龙吧，请他们多玩儿几次打百分、多钻几次桌子吧，请他们多吸几包烟、多喝一点二锅头吧，只要减少一点他们的诉苦、牢骚加牛皮哄哄就行。哪怕是多搞一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呢，那种事毕竟牵扯的面不太大，搞得太过分了还有法律和道德舆论管着他们，只要他们少一点牛皮和攻讦，少一点庸俗和自说自话。要知道民间的俗话，叫作：“吹牛皮不上税！” 个人爱好的另一面带有学习和丰富自己的性质，例如读书，欣赏音乐、美术、戏剧和比较有品位的影片等艺术作品，集邮、旅游、收藏等，这其中的乐趣与知识是无穷的。有的爱好与健身活动有关，如某种球类活动、登山、游泳、跳舞等。我从小身体情况不好，但我一直喜欢锻炼身体，长大后更嗜游泳。我多次与人说过，我的最高享受、最大愿望就是夏日在海滨，上午写作，下午游泳。真是赛过活神仙呀！ 还有的爱好也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条件。即使“文革”中，我在新疆过着艰窘的生活，但仍然时不时改变一下房间布置，学着烧几样小菜，换换窗帘、门帘，给自己一点新鲜感。当然最大的爱好就是生活，生活是奇异的和有趣的，是包含了许多可能性的。 甚至比较不算健康也不算高级的爱好也多半是有比没有好。如找朋友一起畅饮几杯，如玩儿牌，如聊天，愈是在不愉快的时候愈要有办法愉悦自己，不能使自己快乐，也要想办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哪怕只忘掉那最不愉快的事15分钟。有了15分钟的忘却，就有可能再平静一个小时，而再平静一个小时的结果也许能绝处逢生，也许能从黑暗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说得夸张一点，也许这是改变你的世界观的开始，是你的命运转折的开始。 12.成也圈子败也圈子 一些自命不凡的人，自命伟大或自命清高的人，交友也很难。他们心比天高，对别人非常严酷，有一种以我画线的味道。 我却认为对于知己不必要求得那么苛刻，非得莫逆、默契、心相印、心重叠不可。人与人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朋友之间没有永远与绝对要相互保持一致的义务，永远与绝对一致，夫妻父子之间也难以做到。而且各人的处境不同，不可能事事一致。其实保持一致云云，已经包含了不尽一致的意思，绝对的一致，是用不着费力保持的。比如有一些自己可以不予理睬的恶人，但是自己的朋友恰恰在此人的手下供职，就不能与你采取同样的置若罔闻的态度。你的朋友也许还要虚与委蛇，你的朋友不敢得罪你心目中的极不好的家伙。你怎么办？因而与你的朋友断交吗（那只能证明你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还是抱一个谅解的态度呢？世上有许多事，心中有数是可以的，锱铢必较却是不可取的。那种一句话不投机就割席绝交的故事总是令我难以接受。 对于一个人、一件事、一个观点的看法与做法也许你的某个朋友与你不一致，但是还有别的大量的人、大量的事、大量的观点呢，也许在更广阔得多的领域你们有着合作至少是交流的可能，为什么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态度，把自己的圈子搞得愈来愈小呢？再说那种要求别人是朋友就得永远忠于自己，只能从一而终的做法，是不是暴露了某些黑手党的习气，而太缺乏现代、民主、理性、客观的与容忍的人生态度了呢？ 再想一想，你的朋友都是忠于你的人，那是朋友还是你经营的小集团呢？你的朋友都是永远同意你、赞成你、歌颂你、紧跟你的人，你在他们中间听到的只有“是是是”“好好好”“对对对”，英明啊、正确呀、太棒啦、妙极啦的一套，你什么时候能听到逆耳的忠言，能听到不愉快的真实，能得知自己的失误与外界对自己的不良反映，能得到全面的与客观的信息反馈呢？那不是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吗？世上最可笑复可悲的莫过于拼凑一个小圈子，关起门来互相吹捧、同仇敌忾、诉苦喊冤、捶胸顿足，直到变成哭哭啼啼地自封伟大正确的闹剧了。这样的人自己被自己闹昏了头，弄假成真，真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正确的代表历史的中流砥柱了，这不跟吃错了药一样难办吗？ 还有，你能百分之百地保证你的一切选择都是最正确而且是千年不变的吗？如果你对某人、某事、某理论、某学派的态度与处置并非足金成色，如果你的对待本身就留下了可争议之处，如果你很正确、很伟大，但是随着时间的逝去、情势的变化，你的做法不无需要调整出新之处，就是说你也像众人一样有需要与时俱进之处，那么那些与你在此人、此事、此观点上不甚一致的朋友，不正是你的最合适的帮手吗？相反，如果你一上来就把事做绝、把话说绝、把与自己意见或做法不尽一致的人“灭绝”，你将使自己处于何等困难的境地！ 友谊不是绝对的，友谊不承担法律义务也不受法律保护，真正的友谊不需要也不喜欢指天发誓、结拜金兰，更不需要推出一个首领大家为他卖命，更可厌的是搞那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利益共同体。那是黑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把戏。有些人就是喜欢搞这一套，所谓要有自己的人，结果呢，成也圈子败也圈子，“自己人”不断地向你伸手要好处，你变得名誉扫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最后变成过街老鼠臭名昭著，你还觉得冤枉呢，你说可笑不可笑！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的这一总结很有深刻意义。我的外祖母不识字，不知所据何来，她每逢讲到“淡如水”时还要补充一句“小人之交甜如蜜”。 友谊永远是双向的、自然而然的，不需表白也不需要证明的，不需要培养也不需要经营的。需要培养和经营的不是友谊，而是准备加以利用的后备力量。我有一首小诗写到友谊： 友谊不必碰杯， 友谊不必友谊， 友谊只不过是， 我们不会忘记。 过分表白、过分强调的友谊，使人觉得可疑，给人以表演和另有目的的味道。 有时你会发现某个原来很亲密的朋友最近与你联系来往得比过去少了，有的人遇到这种状况就起了疑心，动起小心眼儿来，这实在是极无聊的事。交流多、来往多、联系多固然可喜，交流少、联系少、来往少亦颇不可忧。大家都很忙，用不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各人有各人的情况，难以一一向朋友说清。一时有一时的考虑，一天有一天的情况，也许是为了节省电话费和邮资，也许正忙于跑什么事情，也许心情不好，也许身体欠佳，他或她不可能对你永远随叫随到满脸微笑，那样去要求、那样去设想本身就是与实际的分离。 因此即使有朋友做了我认为不好的事，背后讲了我的坏话，我从来都拒绝使用“背叛”友谊这样的字眼儿，说背叛，就等于说你与你的朋友有互相效忠的任务或协议，那成了什么啦？ 有朋友特别是诤友和没有朋友的孤家寡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前者比较经得起折腾，能得到信息、得到忠告，能调剂自己的情绪，即使在困境、逆境中也比较能保持健康与乐观的生活态度。而后者就很可悲，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一个消极因素了。 在中国的典籍《大学》中有一个命题，叫作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什么叫“知止而后有定”呢？我缺少考据的功夫不能做出确解，但从字面上，我主观地愿意它可以做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是目标，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就有了稳定的追求稳定的方向了，这很容易理解，不赘。另一个我愿意做出的解释，止是限度，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你即使对最好的朋友也应该知道自己能说能做的限度，任何超过这种限度的言行都是对他人的不尊重，都涉嫌以己为尺度强加于人。己所欲必施于人，与己所不欲却施于人，都是不好的。对友如此，对诸事又何尝不如此？知止而后有定，不知止呢？可就不是有定，而是没了准、没了谱啦。 13.饥饿效应与陌生化代价 在人际关系问题上不要太浪漫主义。 人是很有趣的，往往在接触一个人时首先看到的都是他或她的优点，这一点颇像是在餐馆里用餐的经验，开始吃头盘或名冷碟的时候，印象很好，吃头两个主菜时，也是赞不绝口，愈吃愈趋于冷静，吃完了这顿筵席，缺点就都找出来了，于是转喜为怨，转赞美为责备、挑剔，转首肯为摇头。这是因为，第一，开始吃的时候你正处于饥饿状态，而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第二，你初到一个餐馆，开始举箸时有新鲜感，新盖的茅房三天香，这也可以叫作“陌生化效应”吧。 和人的关系也是有这种饥饿效应或陌生化效应的。一个新朋友，彼此有意无意地都要表现出自己的最好方面而克制自己的不良方面，后者例如粗鲁，例如急躁，例如斤斤计较……而一个新朋友就像一个新景点、一个新餐馆，乃至一件新衣服、一个新政权一样，都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某种新鲜的体验、新鲜的气息，都会满足人们的一种对于新事物、新变化的饥渴。结交久了，往往就是好的与不好的方面都显现出来了——当新鲜感逐渐淡漠下来以后，人们将必须面对现实，面对新事物也会褪色、也会变旧的事实，面对求新逐变需要付出的种种代价。 坚持浪漫主义的人际关系准则，在小说或者诗歌里可能是很感人的，至少是很有趣的，比如发现某人庸俗时立即与之割席绝交，初见一个人听完一席话便立即拔刀相助或叩头行礼……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极端化与绝对化的做法就给人一种不明事理、化解不开的感觉，这也正如鲁迅所说，你演戏的时候可以是关云长或林黛玉，从台上下来以后，你必须卸掉妆变回来成为常人，否则就是矫情欺世了，如果不是精神病的话。 了解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再碰到对于新相识某某某先是印象奇佳，后来不过如此，再往后原来如此，我们对这样一个过程也许应该增加一些承受力。 与其对旁人要求太高，寄予太大的希望，不如这样要求自己与希望自己。与其动辄对旁人失望不如自责。都是凡人，不必抬得过高，也不必发现什么问题就伤心过度。 14.我的二十一条人际准则 在人际关系上，我有几条基本准则： (1)不相信那些动辄汇报谁谁谁在骂你的人。 (2)不相信那些一见了你就夸奖、歌颂个没完没了的人。 (3)不讨厌那些曾经公开地与你争论、批评你的人。 (4)绝对不布置安排一些人去搜集旁人背后说了你一些什么。 (5)绝对不在公开场合，尤其不能在自己的权力影响范围内，即利用自己的权力或者影响召集一些人大谈旁人说了你什么，那样做等于拆自己的台。 (6)不回答任何对于你个人的人身攻击，只讨论不仅对于你和你的对手，而且对于更多的人众，对于社会和国家，对于某种学理的建设和艺术的创造确有意义的问题。 (7)一般不做自我辩护，但可以澄清一些观点、一些选择、一些是非。 (8)一时弄不清或一时背了黑锅也没关系。你还是你，他还是他。一个黑锅也背不起的人只能是弱者。 (9)不随便拒绝人，也不随便答应人。不许愿，不吊人家胃口，不在无谓的事情上炫耀自己的实力。 (10)不急于表现自己，也不急于纠正旁人，再听一听，再看一看，再琢磨琢磨。 (11)不在背后议论张长李短。 (12)记住，人际关系永远是双向的，学人者人恒学之，助人者人恒助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同时，说人者人恒说之，整人者人恒整之，害人者人恒害之，耍人者人恒耍之，虚伪应付人者人恒虚伪应付之。 (13)绝对不接受煽动，不接受挑拨，绝对不因a的煽动而与b为敌，也不因b的煽动而向着a冲去。 (14)在人际关系中永远不考虑从中捞取什么。 (15)永远不要以为任何你接触的人比你傻、比你笨、比你容易上套。 (16)对某人某事感到意外时，先从好处想想，可能他做这件事是为了帮助你，至少客观上对你无损，而千万不要立即以敌意设想旁人。 (17)永远不与任何人包括对你最不友好的人纠缠。你搞你的人际纠纷，我忙我的业务工作。你搞纠纷的结果未必能怎样怎样，我搞业务工作的结果很可能有一些成绩。我的一切成绩都是对你的最好回答，更是对友人的最大安慰。 (18)寻找结合点、契合点，而不是只盯着矛盾分歧。永远安然坦然，心平气和，视分歧为平常，视不同意见的人为现实的诤友或候补诤友，而不是小气鬼般的一见到意见不一的人就如坐针毡，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19)永远不从个人利害的角度谈论与思考问题，永远不“我、我、我”与人争论，宁可把一切争执学理化也不要搞狗屎化、个人化。 (20)把人际关系的处理当作一个特殊的课程，从中分析和进一步掌握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的哲学传统与时尚思潮，我们的逻辑学、科学、文明、教养、心理、健康，等等，这也就是上一条所说的学理化的意思。 (21)可以用足气力去学习、去工作、去写作、去装修房屋，乃至去旅游、去赛球、去玩儿，但是用在人际关系上，用在回应摩擦上，用在对付攻击上，最多只发三分力，最多发力30秒钟，然后立即回到专心致志地求学与做事状态，再多花一点时间和气力，都是绝对地浪费精力、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以上二十一条，我自己并没有完全做到，但我确实明白，凡这样做的，效果极佳；凡没有这样做的，都是犯蠢，都是糊涂，都是枉费心机，甚至是丢人现眼。这是丝毫不爽的。类似原则还可以生发出许多许多条，这二十一条不过是抛砖引玉，以为共勉。 我还想重点解说一个“准则”：记住，人际关系永远是双向的。这样说并不是说你一生没有朋友，没有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这样的友人，第一不是绝对的，不是黑社会小集团，不是亡命徒的结合，就是说它不应该具有一种排他性。今天我们意见一致，我们尽量合作，明天意见不一，或者你突然觉得与我一道做事有某种不便之处，自可各行其道，绝不反目成仇。你此一点上与我一致，故能相合相助，这当然好；另一点上与我处境不同、角度不同故而与我不一致，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比如你有你的经验，你认定了a先生品质恶劣难与相处，因之你选择了与a远远拉开距离的态度。他或她由于实力不支，由于在a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由于有求于a，便去向a讨好靠拢，你怎么办？因此你就认定他或她背叛了与你的友谊了吗？因此你就与他或她绝交了吗？我看大可不必。好的办法，是对此种情势你可以心中有数，可以避免在与他或她的交往合作中过多地谈及a的问题，同时看到人各有情况，人各有志，人各有方法，杀猪捅屁股，各有各的门道，剃头使锥子，一个师傅一个传授，鹰有鹰的道，蛇有蛇的道，你为什么要强求别人与你的选择绝对一致呢？ 记住，人际关系永远是双向的、相互的。你要求人家事事跟着你，你就得事事维护人家。让人家为了你的利益而不怕牺牲，哪怕是一时放弃自己的利益，那么你就必须有为了人家的利益而不惜得罪你不想得罪的人的思想准备。你不能承担的义务，最好不要要求别人为你而承担，你不想做的牺牲，最好不要动辄让别人为你做出。尤其是一些自作聪明而又极不正派的人，最最感兴趣的就是让别人为自己冲杀，为自己与对手缠住、不松手，自己隐蔽在背后充好人，其实这都是一厢情愿的鬼算盘，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仍然是自己。再如，你希望一些人对你恭恭敬敬、五体投地，那么你对旁人能不能先人后己，吃苦在先享受在后？ 人际关系又永远是可变的、不羁的。今天蜜里调油，明天也可能出现裂缝；今天配合默契，明天也可能三心二意。与旁人的关系好固然可喜，出现了裂痕、出现了困惑、出现了猜疑也不必痛心疾首，更不要急火攻心，气急败坏，而大可付之一笑，视为自然。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好来好散，君子之交也。 这里说的是不要搞小圈子，借一个词就是说不结盟。其次一个经验是不要投靠。我的态度是：我尊重每一位领导，但是不投靠；我善待每一个朋友，但是不拉帮结派。 在一个人政治色彩尚未绝迹的社会里，与领导的关系，给领导的印象至关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方面稍稍做得过一点就会成为奴颜婢膝、溜须拍马，为正人君子所不齿。这首先是一个形象问题，而一个形象恶劣的人的成功必然为自己的形象所制约，这是其一。其二，投靠者也能给投机取巧者带来某种利益，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第一险是站错了队，你不正派而能够投靠成功正说明你所投靠的那位人物也不够正派，至少是不够严格，你与之俱荣的希望也可能最后产生的是与之俱损的结果。所有不正派的人际关系都可能遭到腹诽，遭到批评，遭到弹劾，遭到查处，遭到恶报。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也是一个方面。你不正派的做法必然会付出不轻的代价。其三，你投靠a，他投靠b，于是你成了a的人，他成了b的狗。当权势者变a为b的时候，你的下场如何还用问吗？树倒猢狲散，当a或栽倒或退下以后，你除了投靠别无长技的处境，还能有什么好结局吗？其四，你把学问精力都用在与别人结党营私或投靠权势上了，你的宝贵时间花在难登大雅之堂上头了，你的心理承受能力支付在处理这些不正派的关系所面临的巨大心理压力上了，你还能有多少真本事，你还能有多少健康和长寿？ 让我们讨论一个问题：正常的对于旁人的尊重和善意与不正派的投靠和拉拢的区别界限何在呢？这里第一是道德原则。你的所有尊重和善意是合乎道德的吗？第二是良知原则。你的哪怕是讨好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你的部属、你的朋友的做法，有没有令你的良知感到不安的东西？第三是合法原则。你对某某人好，你的好有没有与法律准则相违背的东西？第四是公开原则。你与某某关系好，你敢不敢公开承认你们有友好的知己关系？就是说，你的人际关系的各种细节，有没有不可告人之处？第五是尊严原则。你是怎么样来尊重旁人和施惠于旁人的？你是否在人际关系中维护了自己和对方的尊严？你与旁人的关系中有没有有损于自己的人格或他人的人格的行为语言？最后是不苟树敌、不苟斗原则。力图自己有良好的人缘，力图得到更多的人的好感，这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允许的，但是动不动就拿旁人的人当对立面，动不动人前人后攻击旁人，传播对旁人不利的流言蜚语，乃至动不动打报告、写告状信、煽动一些人为你冲锋斗争，则是不可取的，应该说那是可恶的、下流的、可耻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人与你意见不一致、想法不一致，这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不一定就是你的敌手、对手，而你如果采取一种恶棍式的至少是杠头式的态度，如果你好斗，动辄气急败坏、每事必争、神经兮兮，你收获的也只能是批评、反感、反击、厌恶、孤立、绝望、天怒人怨而又是怨天尤人，叫作六月的韭菜——臭一街。 15.人性恶不一定只属于别人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实行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比较缺少相互保持距离、各自尊重隐私的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可能有许多缺憾，但是有一条，绝不孤独，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独立。虽然《孟子.尽心上》上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我们很难设想一个人一生与别人很少往来、我行我素、自行其是地活着。再说，我们的文化传统特别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许多道德规范，例如忠，例如孝，例如信，例如义和礼等，都是首先用来规范人际关系的。我们又特别重视情面，熟人好办事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现在的人们动辄讲什么关系学，这是事出有因的。 人际关系又是一个人们不太愿意正视的话题，因为这种关系并不就是一起吃吃喝喝，互相照顾一下，熟人好办事之类，那样的话虽然涉嫌俗气一点，倒也无甚挂碍。人际关系最要命的首先是人际纠纷，开始也许是正常的不同意见，慢慢就变成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麻烦，你想不麻烦亦不可能。人与人的矛盾，似乎比老虎与老虎、狼与狼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多。现在有一个词叫“对立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到处都有人与人相对立的事实。人多了容易相互冲撞，这也是事实。借改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世界上本没有事，人多了变生出许多事来。一群退休职工清晨到一起练健身操或健身舞，结果也分成了两派斗了起来，这样的事我也听到过。真是够好斗呀。在今天的社会上，谁又敢说自己与别人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呢？ 其实很多人最怕人际纠纷，一旦陷入人际纠纷就如陷入烂泥塘、大粪池，往往是跳也跳不出来，洗也洗不干净，争也争不明晰，退也无处可退。然而怕并不等于自己就可以不与别人发生关系，不等于自己可以洁身自好，离污泥而不染。而且更重要的，声称自己多么清高、多么纯洁、多么高尚、多么雅致的人不一定就在人际关系中无懈可击，不一定他或她的人际关系中的问题责任全在别人，不一定他或她就完全没有庸俗和自私，没有嫉妒和自吹自擂，没有多疑和斤斤计较，没有野心乃至于虚伪。就是说，人性恶的东西不一定只属于别人。 确实，人际纠纷问题常常最后成为一笔糊涂账，而且应该知道没有几个有分量、有头脑的人物会有兴趣、有闲情逸致去听取各方的诉苦——一般这种诉苦充满了添油加醋、借题发挥、避重就轻、强词夺理、任意涂抹，如果不是更坏即歪曲事实、编造谎言、信口开河、颠倒黑白的话。虽然你自己可能满觉得有理，满觉得你和你的对手的问题是大是大非之争，是道德高下之争，是维护天理良心之争，但是人家硬是没有兴趣去听你的申诉，谁也不想过分地介入你与你的对手的纷争，谁都认为进行这种没完没了的争斗是一件穷极无聊的事，这一点你自己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16.生命健康的三个标准 现在可以讨论心理健康的标准了。 第一是基本的善良。 对他人的善意，其中尤其要强调的是克制嫉妒。在大的阶级斗争、保卫祖国的斗争中遭遇的敌对关系不在本文讨论之列，那种敌对关系乃至生死存亡的关系不由个人心理来选择。这里说的是人们常常由于嫉妒而丧失了自己的善良本性。由于嫉妒，人们会以别人的失误为自己的成绩，把别人的跌跤当成自己的进益。而嫉妒基本上是一种弱者的心理，只有自己跑不快的人才盼望别人犯规罚下或者跌跤倒地。自己没有本事挣钱的人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丢钱包上。 嫉妒使人幸灾乐祸，仇恨贤能，坐卧不安，丑态毕露。嫉妒使人产生一种祸害他人的罪恶心理。东北某地一个人的侄子，竟因嫉妒叔叔大酱做得成功而偷偷跳墙跑到叔叔家里往众多酱缸里倒柴油。电视里他对电视台的记者仍是恶狠狠地说：“我让他升升火！”说了一遍还要再说一遍。可惜的是这种侄子在较高层次的人中也有，高级嫉妒者与大酱制造者的侄子并无二致，只是手段上比倒柴油高明一点，而且还要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道理来罢了。 《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是一个嫉妒的样板，她做了两个小人儿，写上宝玉与王熙凤的姓名、生辰八字，用针往小人儿心口上扎，这是嫉妒者的典型举措。据说世界各国都有过这种用类似巫术的方法整人的迷信。从某种意义上说，嫉妒是万恶之源。嫉妒给人的负担是太沉重了，给人的阴影是太黑暗了，只有尽量去除嫉妒心，把人际间的难免的不服气引导成为合法的、积极的、光明的与正当的竞争，才算健康。 第二是明朗。 善良才能明朗，嫉妒、狭隘、阴谋、怨毒，只会带来黑暗。与嫉妒同样可恶的还有自大狂、自我中心狂。自大狂与自我中心狂者容易变得失去理智，丧失自我控制的能力。他们吹嘘自己、表白自己、自恋自赏、自思自叹、乘着肥皂泡上天，同时急火攻心地攻击旁人，否定旁人，怨恨旁人，要求、勒索、讹诈旁人。过热的结果必然是失望，是灰心，是悲观厌世，是诅咒一切，也就是自我冰冻。 所谓癫狂，所谓狂热，如果表现为艺术的创造，那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有时狂热是天才的表现，然而这仅仅限于不存在操作的必要与可能，不存在指导性更不具有指令性的艺术创造。有时还包括某些学术研究或道德的自我完善，仅仅限于不存在以其为楷模、为行动纲领的目的，即完全非现实、非功利的人类活动上。你在狂热中创造的艺术品、提出的新观点也许惊世骇俗、独树一帜、不可替代，至少有比没有好，因为它的存在可以聊备一格。但如果你以这种失控的癫狂来治家、交友、发号施令，则会变得荒谬起来，不健康起来。 第三是理性与自我控制。 我其实是一个性格急躁、敏感、易怒的人。为此我从年轻时就反复地读《老子》《孟子》中关于抱冲、养气的论述。我也多次听长辈讲“读书深处意气平”的道理。但迄今为止，我的大半生中还是有多次生气、上火直至失态的经验。 我深深地体会到，不论你有多么正当的理由，怒火攻心永远是一种失败的表现，绝对属于消极的精神现象，绝对只能导致丢人现眼的结果。虚火上升，智力下降，形象丑恶，举措失当，伤及无辜，亲者痛而仇者快，这是必然的一连串发展。那么，实在没有控制住，发了火了，生了气了，失了态了，怎么办？无他，赶快降温灭火。这还算我的一个好处，我的火来得快去得也快，叫作不黏不滞，叫作日月之蚀，叫作迅雷暴雨之后，仍然是雨过天晴。我完全做不到无过无咎，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错就错，变本加厉，讳疾忌医，自取灭亡。 17.为自己创造不止一个世界 为自己创造不止一个世界，这是又一个忠告。一个人需要的世界不止一个，你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应该有自己的家庭，如果你选择了独身，就是说应该有自己的私生活，应该有自己的爱好——不论别人看得上或是看不上你的爱好。应该有不止一方面的专长，应该有自己的阅读、审美、收藏、记载的习惯，应该有自己的梦、自己的遐想、自己的内心世界，至少还应该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娱乐、自己的癖好。在工作不太顺心的时候，你至少可以在家里、在自己的住所里得到温馨，得到慰藉，得到欣赏、陶醉和补偿。连年政治运动期间常常批判“避风港”，太妙了，避风之港也。这是一个躲避至少是缓解灾难，保持稳定，休养生息，保护有生力量的处所，这种“避风港”为国家、为人民、为自身做出了很大贡献。没有“避风港”，经过政治运动的织地毯式的轰炸，还能有几个有用之才留下来？还能有今天这种一改革就奏效，一开放就发展的好事吗？ 在出现莫名其妙的灾变的时候，你至少可以听听音乐、养养花、摆弄摆弄宠物、写两篇不一定发表的诗。当某种专长一时派不上用场的时候，你还有别的专长可圈可点，可以一展身手。在新疆时我无法写作，但我至少还可以当维吾尔语与汉语之间的翻译，而在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翻译是非常重要的。我还看到过一些有自己的专业特长，叫作有一技之长的人，年龄到了，从官职上退下来以后，立即投入了自己的专业活动、专业实践，这边“下台”，那边“上台”，这边隐退，那边复出，妙矣！如鱼归海，如鸟飞天，得其所哉，生活又是一个开始。而那些除了开会传达文件别的什么都不会干的人，退下来以后真是空虚、寂寞难以排遣。没有特殊的专长，至少可以有一点兴趣癖好，你爱养花，你爱养猫狗宠物，你收藏，你集邮，你临帖，你喜欢打牌，你喜欢烹调，这都是你的自得其乐的世界。到了自己有几个世界的程度，你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相反呢，你就会看到一些偏执者、自私者、鼠目寸光者动辄走投无路，狼奔豕突，呼天抢地，日暮途穷，煞是可怜亦复可笑可叹。 既要集中精力又不可单打一，把自己紧绑在一根绳子上，个中相克、相生、相补充、相违拗的关系只能在实际生活中摸索。多几个世界并非彼此对立的，专心致志也并非只认一根绳子，没有活泼的思想，哪会有活泼的人生！ 当然，这同样没有铁的同一性，有的人一辈子就爱一件事，就钻一件事，就干一件事，再无爱好，再无旁骛，为一件事献出自己的一切，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怎么办呢？让我们向他或她致敬就是了。 第四章 时间的困惑与记忆 强势的存在是必要的，有势才有序，国家才不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强势之所以是强势，不仅在于他掌握了各种资源和手段，还在于他能够左右非强势者、弱势者的走向，能将沉默的多数变成趋奉的多数、不实事求是的多数、迫害少数说真话者的多数。 1.一个被腰斩的国家 一 在汉堡美丽的湖边，矗立着一幢灰白色的楼房，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饭店。旅店的排场确实与众不同，店门口总是站着一个头戴高礼帽，身穿笔挺的深色燕尾服，打着雪白领结的仆人，为所有的客人开车门、开店门、叫车，下雨的时候打着伞迎候。楼下的会客大厅也特别宽敞辉煌。站柜台的服务人员显得精干、文雅、标致和彬彬有礼，好像是精选出来的。高级旅舍自有高级旅舍的价目表，同样的冰激凌在这里吃要多付成倍的马克——当然，多付的马克会换来一种身价高贵的自我满足。 这些排场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老人，一个穿着整洁、动作拘谨、目不斜视、悄悄地活动在楼下大厅的一个角落里的老琴师。每天下午四点，他开始上班，在一架电子风琴前端坐下来，埋头演奏一支又一支温文尔雅的乐曲。乐曲的音量不高又不低，它不会打搅任何人的谈话，却又分明萦绕在你的耳边。乐曲的情绪不悲也不喜，它似乎意在使客人愉悦，却又难以捉摸。老人的表情呢，也是这样淡漠而又礼貌，专注而又恍惚，满足而又忧郁，洞悉一切、与世无争而又有所企求、有所期待。 没有一个人注意这个老人，没有一个人与他说话。在这个红光紫气、色调温暖、摆设华丽、灯光通明又充满了一种橄榄油和茉莉花芬芳的大厅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个著名的海港、著名的商业和文化城市汉堡的最大的一家旅舍里，老人显得孤独、遥远和陌生。我久久地注视着这个老人。他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而命途多舛、落魄江湖吗？他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具备真正的音乐家的素养，到头来仅仅为了饲口而按钟点出卖他的手指吗？他有一个幸福的或是不幸的或根本没有自己的家庭吗？他有孩子吗？他向往真正的艺术、真正的音乐吗？要知道他生活在一个诞生了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国家。他不可能没有听过科隆市附近贝多芬故居的古老幽香的楼板发出的吱吱声吧？当他想到贝多芬的奏鸣曲和协奏曲、室内乐和交响乐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注视着他，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引起了我极为复杂的情绪。但是我并不了解他，我说不清我的感受，我的联想和想象带有太大的冒险性，虽然曾经靠得那么近，然而太匆忙了，这只是匆匆来去中的匆匆一瞥。 这也就是我的西德之行的状况。我的印象众多、深刻，牵动着我的情思；然而，试图归纳和叙述这些印象，却太冒险。 二 最难忘的是海德堡的雨夜。六月十四日，一个奇热的天气，下午，我们离开了西德南部最大的城市明兴（即慕尼黑。慕尼黑，这是按英文翻译的，而按德文音译，应为明兴），乘火车前往海德堡。天气闷热欲雨，这四个小时的火车中我们所出的汗，比在德国逗留的其他全部时间加起来所出的汗还多。然而窗外的风光仍然是非常宜人，到处是茂密的绿树、庄稼、草地。看不见裸露的地面，即使起风的时候也不会扬起一点尘沙。青青的小麦中时而出现一簇一簇洋红色的鲜亮耀眼的罂粟花。终于，在一个傍山依水的地方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一个只有两万五千居民的旅游城镇、风景胜地海德堡。 当晚，我们在大河桥头窄小却别具风格的古堡里，与当地的文化、新闻界著名人士会见，共进便餐。仨一群，俩一伙，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与葡萄酒，一边热烈地、无拘束地交谈起来。直到夜里十一点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在这次文艺沙龙式的集会过程中，外面不时下着阵雨。告别主人走出来就到了桥上，雨却停了，凉风习习，水光灯影，令人心旷神怡。于是，我们提议步行回去，因为这里离我们下榻的鹿街旅舍距离并不远。 陪同我们访问，并充任向导、翻译，被我们戏称为“司令”的是精通汉语的苏珊娜小姐，她欣然同意了我们的提议，沿着第一个拐弯处，向着遍地盛开着玫瑰的山坡走去了。 这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于是，我们加快了脚步，连我们作家访问团最年长的马加同志，虽已七十高龄，也健步如飞，老当益壮地小跑起来。小雨似乎激起了精神，冲散了疲劳，大家连说带笑，叽叽嘎嘎，又是称颂晚间聚会主人的热情谦逊，又是赞美海德堡的风光如诗如画，又是念及我们的祖国的锦绣河山。大江南北，长河上下，不知有多少风景宜人之处，丝毫不逊于欧洲的游览胜地，只是在进一步保护和美化环境、基本建设和经营管理乃至于广告宣传方面，还有待于做大量的工作。这样，说笑之中，不觉愈走愈高，愈走离河流愈远，愈走树木和花草愈密，然而，仍然见不到我们的旅馆的踪影。 最早对“路线问题”提出疑问的是我们的女诗人柯岩同志。她说：“我们走错了！”又说，“小心，别遇上狗。” 然而，我们其他人都是“紧跟派”。我们的“司令”苏珊娜小姐热情、友好、细致、朴素、任劳任怨，安排我们的生活和活动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我们都坚信跟着她走是不会错的。这时，她正带着我们从山路折向一个石阶梯，每一个石磴都相当高，曲折狭窄，别有一番乐趣。雨下得大了，我们的头发、衣衫都已经是湿漉漉的了，然而兴致却愈来愈浓，甚至觉得如果真迷了路，倒也不赖。当时唯一叫人担心的是马加同志，但马老一再发出豪言壮语：“没事！”因此，女诗人的怀疑就得不到响应，而且她关于狗的警告还受到冯牧团长和我友好的嘲笑，冯牧同志说：“不要紧，有狗也只咬男人，不会咬妇女的。” 看来，先知先觉者总是要受一点误解的，嘲笑柯岩的话音未落，传来了狺狺的狗叫声，显然，石阶梯是属于一个私人的住宅。幸好狗被锁着，不然还真麻烦了。 此时，苏珊娜小姐也承认是迷路了，于是我们又匆匆下行，然后，向碰到的一个中年男人问路。 这位偶然碰到的先生立即把我们让到他的客厅里，我们几个北京来客已经有点落汤鸡的架势了，又狼狈、又兴奋、又快活。原来，这里是一所为外籍人员开设的德文补习学校。与我们邂逅的德国朋友是这所私立学校的教师，他对北京来客表示热烈欢迎，而且提出两条建议：一、路虽然不远，但因雨大，最好还是叫出租汽车来。二、邀请我们次日到他这里共饮咖啡。 这两条建议都被接受了。我们很快乘车回到了拥有五百年历史、小小的、古色古香的鹿街旅馆。第二天，临出发去法兰克福以前，我们也应邀去拜访了这位对中国人民充满自然而然的友好情谊的德国教师，并一同到这所学校的负责人，一位经济学博士的家里做客。当我们总结这次迷路的经验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好像回到了童年，好像获得了一种久已失去了的顽皮的乐趣。同时，大家一致认为，苏珊娜小姐之所以有小小失误，显然是受了“小迷糊阿姨”（这是柯岩的一本书的题目）的传染。 三 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自然而然的，也只有自然而然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友谊、热情、欢乐，一切美好的事物莫不如此。六月八日下午，在西柏林的汉堡旅舍，自由柏林大学社会哲学系东方研究中心的瓦格纳博士和顾彬博士前来看望我们。这是两位年轻的汉学家，顾彬博士汉话说得很流利，一见我就把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包括有方纪、艾芜、师陀、赵树理、秦兆阳、王汶石、周立波、李准、西戎、刘心武、李陀、王亚平和我的作品的中国短篇小说选（德译本）赠送给我。会面以后，他们邀请我们先到瓦格纳家中饮茶，然后到另一个汉学家家中吃饺子，冯牧与马加同志与瓦格纳同车走了。顾彬建议我和柯岩以及翻译王浣倩同志坐公共汽车转地铁前去。迎面第一条大街上，只见黑压压一片骑自行车的青年呐喊而来，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其阵势，只有一九六七年一次我在北京东四见到的“联动”的车队可以相比。经过询问，才知道这是一次和平的（从表情上看应该说是快乐的）示威，内容是要求限制以至取缔汽车，以保护环境。 在瓦格纳博士家里，我们就中国文学的现状进行了广泛而自由的讨论。顾彬说，他们这一批年轻的汉学家，许多人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极左的东西对于年轻人是很有诱惑力的。当天上午，我们在参观“柏林墙”时，已看到了六十年代写在“柏林墙”上西柏林“红卫兵”的标语。）一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了解到十年浩劫的真情，这使他们感到沮丧。顾彬还说，他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很感兴趣，而对《最宝贵的》颇表失望，对此，我只能报之以微笑。瓦格纳博士问道：“你那篇小说里提到的德国老头伦蒙和苏联作家英沙罗夫是怎么回事？”一句话问得我莫知所答，想了一会儿才弄明白。我问他们是否知道旧俄作家屠格涅夫，他们回答说知道。然后我谈到《贵族之家》和《前夜》，他们耸了耸肩，当我说明英沙罗夫并不是苏联作家而是《前夜》中一个人物的名字时，他们两个相视而笑。 和德国的中青年汉学家讨论当代中国文学是很有趣的事情。（老汉学家多半是研究“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的。在汉堡，我一踏进老汉学家傅吾康教授的家门，就看到了醒目的“难得糊涂”的中堂和“知足长乐、能忍自安”的对联。）瓦格纳的客厅里摆着那么多中国杂志。柯岩说，那里的气氛使她以为是回到了北京某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我们谈到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和电影剧本《在社会档案里》，我们还谈到了对某些香港出版物、某些说法的看法，很可能大家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但是，直率的讨论却是亲切和融洽的。 然后，我们来到另一位中年汉学家施德满先生家里。施德满的小院子里，两棵大树的巨大树冠下已经坐满了客人，有德国的汉学家，有华裔德籍学者，还有来自台湾的骨肉同胞，长凳上、靠椅上，坐的坐，站的站，欢声笑语，十分活跃。不一会儿，在北京语言大学派遣到柏林大学任教的张讲师的协助下，施德满夫人端来了他们包的饺子。饺子个儿很大，很好吃，也很解决问题。之后，女主人又端来了她亲手制作的中式甜点杏仁豆腐，也是高质量的，非常实惠。 黄胡须、身材不高、质朴而又热情洋溢的施德满带领我们参观了他的住房。房子不算大，室内陈设也比较简单。显然，男女主人都是“中国通”加“中国迷”，处处摆着中国货、中国工艺品，挂着中国画。主人对我们的参观没有做任何准备，甚至施德满的工作室里被子也没有叠。苏珊娜小姐对我说，追求物质生活是市民们的趣味，而一般知识分子，在生活上是并不讲究的。看来，天下“老九”也是一般“黑”的。施先生津津乐道的还有两条，一个是他的带有自动消字设备的打字机，如果打错了，一按消字键，再按原来错打的字母就可以消掉，真可谓舒卷如意。翻译王浣倩试了一下，她的打字技术和打字机的方便适用都受到了喝彩。另一个是他的阁楼，阁楼原来并没有，是他自己盖起来的。所需工具不过一把电钻，钻好了孔，买来各种板材，拼合之后，拧紧螺丝就多出一间小房来。“老九”自盖小房，北京与柏林也是颇有共同之处的。无怪乎后来到了汉堡，一位华裔德籍友人建议笔者买一个电钻回国，以便改善和扩大住宅。笔者考虑再三，一是对自己的劳动能力缺乏自信，一是钻完洞后到哪儿去找板壁材料，一时还想不清楚，故而作罢。 四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西柏林。由于众所周知的柏林的特殊地位，联邦德国（西德）的飞机不能飞越东德的领土，飞往西柏林。我们从波恩—科隆机场，乘坐占领国之一的英国的飞机，向柏林飞去。没有多长时间，就看到了柏林的高楼大厦，其气象自与波恩、科隆不同。顺便说一下，德国朋友常常说，他们是一个小国，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德国朋友强调说，西德的面积不过相当于一个四川省，而人口还没有四川省多，听了这话，让我们既兴奋又惭愧。然而事实如此，在德国境内旅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不算远，哪里有像我们从齐齐哈尔到广州，或者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遥远路程呢！ 当陪同人员告诉我们“下面就是西柏林”时，当我们从机场出来，坐着一辆面包车驶过柏林的街道时，我一时颇有感慨。过去，我只是从苏联的影片里看到过西柏林，似乎这里是一个魔窟，一个间谍如牛毛的特务中心，或者用赫鲁晓夫的话，说西柏林是一个“毒瘤”。现在，我身临其境了，西柏林，你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 西柏林闲散而又快活，热闹而又（与波恩等地比）喧嚣，说重一点，有那么一种乱哄哄的劲儿。高大的建筑物，欧洲最大的超级市场，各种肤色、各种服装、各种打扮的旅游者，在旅店或者咖啡馆门前、廊下或者露天喝咖啡的人群，易北河和人工河、人工湖，在战争中被破坏了的天主教堂与在教堂残骸两旁新修起的、带有现代派建筑味道的新教堂与新钟楼，在“纵火案”中烧毁的、一直搁置至今供人凭吊的前国会大厦，英占区戒备森严的苏军烈士塔，各种各样的啤酒广告，显然多于其他地方的残废者……所有这一切，都被结结实实地圈在一道墙里。墙其实并不高，也不厚，远远比不上我们的万里长城，但是墙的那一面还有一道铁丝网，铁丝网与墙之间还埋有地雷。一条举世闻名的菩提树大街被拦腰隔断，而东柏林电视塔的耸入云霄的形影赫然在目…… 我们到的那天是六月七日，星期六。西德各地都实行一周五天工作日制度，从星期五晚上，各机关、工厂……就都开始了假日。又加上我们到的那天是天主教宗教节日——圣体节的第二天，所以，我们赶上了亲眼观看市民的狂欢场面。 为了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柏林市政当局有意识地保留着被炸毁的教堂残骸不予修复或者清除。以这个教堂为中心，这一天，柏林的成万成十万的青年聚集狂欢。许多人佩戴着圣体节的纪念徽章，许多人传阅着宗教传单，然而更多的人显然是玩的。人们排着队买啤酒，围着圈坐在地上饮酒、吃东西，站在那里把装饮料的铁听扔到地上，用皮鞋把它踩扁。左一个乐队，右一个乐队，把赞美诗的旋律“爵士化”，人们随着这节拍跳舞。各种卖食品、卖纪念品、卖小百货的商摊也摆在了人群里。走路想不碰到别人是很困难的，正在走路的行人常常被人流冲散，于是我们作家团的同志与德国陪同人员，只得像托儿所的孩子那样拉起手来。苏珊娜小姐解释说：“我们喜欢这个样子，你挤着我，我挤着你。这样可以使人们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由于人们各自坐在自己的汽车里，使人们的相互关系变得愈来愈凉快。”苏珊娜的中文是讲得很标准和流利的，这里她说的是“冷淡”，她把它说成了“凉快”，很可能是口误，但也不妨认为是一个带有玩笑口吻的代用词。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凉快”了吗？这是我到西德后多次听到德国朋友提起来的话题。其罪魁祸首是汽车吗？ 西柏林的欢乐是西方世界刻意经营的结果。他们从全世界招揽旅游者，一到夏天，那里的旅店是最紧张的。西德政府规定，西德少年、儿童在校期间，每人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到西柏林游玩的权利。联邦德国的财政支出，有一半是补贴西柏林的。现在在西柏林，光是领养老金的人就有五十万，然后是七万大学生。这么多养老者（东德规定，东柏林市民过了退休年龄者可以不受限制地去西柏林），这么多青年学生，那么西柏林不是变成了一个消费城市了吗？它的收入，它的生产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很明确的回答。 我们参观了一个区的养老院。养老院的设备是第一流的，对老人的照顾也是无可挑剔和无微不至的。医护人员像托儿所的阿姨对待幼儿一样，哄慰着老人们，亲一亲这个的额头，摸一摸那个的脸蛋。洗澡、如厕，都为行动不便、不能自理生活的老人做了特殊安排，设置了特别装置。“他们没有儿女吗？”我们问。“有的有，有的没有。”养老院的负责人回答。“他们的子女不来照顾父母吗？”我们又问。“那要看感情而定，感情好的来得勤些，感情差的就不怎么来了。”说得倒也是。 我向一个八十岁的老妇人祝福，祝她健康和长寿。她打断了翻译，断然回答说：“我可再不愿意长寿！”我惶惑了。于是，对于其他老人，我只祝健康，不敢贸然去祝长寿了。 五 次于柏林的西德大城市中，我们还访问了汉堡、明兴和法兰克福，作为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客人，也许我们对于这些城市的高速公路、高层建筑、立体化交通、超级市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以及稠密的花坛、喷水池、石雕和精心修整的草坪还是很感兴趣的。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法兰克福一个美国金融机构的办公楼，四十多层高，外墙全是褐色的玻璃，其颜色正如我国风靡一时的蛤蟆镜，这大概可以说是一个戴着蛤蟆镜的高楼大厦吧。还有柏林的一幢六十多层的高楼，据说原来是要作市政大厦用的，但由于高楼不方便，许多设备又不配套，盖好以后一直没有什么部门、什么人肯往里搬，高楼长期闲置，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得削价卖给一个旅馆老板，只收回了建设成本的十分之一。 我们接触过的德国各界朋友对这些高楼大厦，对这种城市的现代化并不甚感兴趣。作家格拉斯还直截了当地建议说，希望中国不要盖那么高的楼，不要造那么多的汽车。我想，他们大概是为高楼、汽车太多而烦恼吧？我们呢，却还在为盖房、造车而奋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呀！ 听德国朋友说，现在他们那里的趋势是人们走向农村，愈来愈多的人愿意居住在农村，生活在大自然里。他们宁可放弃城市的某些现代化设备，到农村去，冬季烧木柴取暖。 德国朋友更有兴趣的不是夸耀他们的“现代化”，而是介绍他们的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技术上日新月异、发展速度十分惊人的德国，却又是一个非常好古、追求返璞归真的国家，这真有趣。到现在为止，有一些大城市的中心，仍然铺着数百年前的石路，红石头，修凿得方方正正，形状与大小类似我国的城墙砖，这样的街道，汽车在上面只能缓缓爬行。在海德堡，在这种红石路上，甚至还保留着客运马车，马蹄嘚嘚，车来了，到站停下，像公共汽车一样运载客人，更有点古色古香了。 西德有充足的电力，那里是鼓励人们多用电的。只有多用电，电厂才能赚钱，如果用电超额，用户将会受到厂方的优待和奖励，许多旅馆和餐厅大白天也开着电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得奖——和我们的“节电奖”相反，大概是“耗电奖”吧。但是，为了隆重，更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宴会上却要点红蜡烛。海德堡的那一家鹿街旅馆，以自己具有五百年的历史而自豪。那里的房间，可以算是相当低矮和狭小的。它的餐厅里，干脆把电灯做成煤油灯和蜡烛的形状，给你一种生活在五百年前的感觉。 至于德国的文物、名胜、古迹就更不消说了。六月五日，前驻华大使魏克德先生和夫人陪同我们去参观科隆的大教堂，教堂初建于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已有八百年的历史，高达一百四十三米，巍峨入云。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飞机大规模轰炸科隆，全市只剩下了三百间房屋未毁，其他全被夷为平地，但科隆大教堂完好无损。即使在战争中，交战一方对于人类文化的瑰宝也不能不优礼有加，古今中外，有几许强人在破坏文明遗产方面能与林彪、“四人帮”等相“媲美”呢！ 教堂旁边，在战争中的一个大炸弹坑的基础上，修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被命名为“罗马帝国时期的科隆”。 还有波恩郊区的贝多芬故居与法兰克福市区的歌德故居呢，两个人的经历不同，前者的故居窄小、寒碜，后者的故居阔气、排场。历史终于抹去这两位文化巨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地位差别，而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在走进他们的故居，攀上一层又一层的楼梯，在日光树影之中观看着他们的遗物和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一个深沉的、从容的声音，好像登上了一个令人感到天高地阔、心旷神怡的山峰，若有所得，若有所动，若有所悟。 六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历史、对于传统和古老文化的敬意，我确实发现了许多德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善意和尊崇。“中国人都很能干、勤劳、聪明、节俭，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一位德国朋友这样说，显然不是客套。我还在德国的书店里发现了各式各样介绍中国、中国见闻、中国游记之类的书籍，都很厚，装订精美，又附有照片，售价不算低廉。“这样的书卖得掉吗？”我问一位懂“行”的华裔德国学者。“介绍中国的书可畅销呢！”他回答说。 我总是忘不了波恩大学汉学系的学生海迪小姐，她穿着地道的中式土布褂，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学的问题。她和她的同学在华裔教授乔先生的指导下，已经把《呐喊》《骆驼祥子》译成了德文，现在正在翻译《生死场》。“中国什么时候才给萧红恢复名誉呢？”她问。我们解释说，第一，萧红压根儿并没有被“打倒”；第二，我们早已出版萧红的著作和不断地发表评介萧红的文章。 波恩还有一个曾经在一九七七年访问过中国的作家，可惜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他写了一本书：《中国文艺的春天到来了吗》，介绍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坛的动态。他关切地问我们：“现在中国文学创作是否还要受‘三突出’的限制？”我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说：“欢迎您再次去中国访问，您将亲眼看到，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多么大的变化！” 明兴有一家中国商店，店主人也是波恩大学汉学系的毕业生，中文名字叫作梅儒佩，他的妻子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他的商店一楼全是日用杂品，从火锅到千层底的布鞋，从榨菜、酱瓜到景德镇出品的仿清代龙纹茶具，应有尽有。二楼则是报刊书籍，我一眼就看到了马加同志的《开不败的花朵》，梅儒佩又拿来了《青春万岁》，我们分别为他签了名。他介绍说，他的生意并不十分好，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他说，他的店还从比利时买进那里的华人制作的豆腐，但豆腐这种食品不耐贮存，在冰箱里放上三五天，如果卖不出去，就自己吃掉。但是，梅儒佩的好友，同样精通汉语的康迈先生，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做老板的人从来不说自己的生意好。”也许，梅先生的商店还是蛮“发财”的吧？不过，说老实话，在我们在他的商店里逗留的将近一小时中，虽然时有顾客前来观望，却没有见哪一笔生意成交。话又说回来了，岂止这个中国商店呢，这里的各个商店、商场不都是这样吗？商品堆积如山，但很少看见顾客购买。 康迈是个高个子，留着长发，头发式样有点像果戈理。他两次与我们一起吃饭，坐在我们的旁边。他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并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见解。例如，他说，鲁迅是中国最受推崇的作家，但是从文体方面，鲁迅对晚于他的作家的影响似乎不如巴金大，也就是说，师承鲁迅文体的作家没有师承巴金的多。“鲁迅的文体可不好学啊。”我说。他又说，他觉得随着时间的逝去，“伤痕文学”的某些作者逐渐暴露了自己在艺术上的缺陷。他还认为，中国目前电影和戏剧上的成就，似乎不如小说大。他对中国小说描写的爱情都那么“圣洁”，不带烟火味，感到不能理解。他特别觉得令人困惑的是《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竟然称新婚妻子童贞为“总工程师同志”。我解释说，这个称呼是带有玩笑性质的，是带有幽默感的，绝不是说中国的夫妻互相以职务加同志相称。他将信将疑。他大概觉得中国人太呆板，我却觉得他未免太缺乏幽默感。他还表示了对《夜的眼》和《春之声》中手法的兴趣，并问这种手法能否被编辑部所接受。我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嘛，效果比我预计的还要好一些呢！” 七 德国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有人告诉我，德国人是最讲效率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分，他们是最严格、最能干的。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实际接触一下，并不像所传的那样的“神”。定好了时间，迟到几分钟，我们是屡屡碰到过的。从明兴上火车，是我们头一次在德国乘火车，而且明兴是发车站。谁想到发车时就误点十五分钟，登车站台从这个改到那个，又从那个改到另一个，搞得乘客们疲于奔命，为我们搬运行李的工人更是汗流浃背。马加同志问道：“德国的火车也误点吗？”他得到的回答是两个字：“当然。”至于城市交通，屡遇红灯、车行受阻，这也是常有的事。高速公路，立体交叉，无疑比我们强得多，但这些设备多是在城市外围，到了市中心，交通照样是个问题。这些现象也颇发人深思，令人头脑“凉快”一些，牢骚也可减少一些——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有火车误点问题、城市交通问题。这样说，当不致被认为是提倡向人家的缺点看齐，不求上进的自欺自慰吧！ 他们的时间观念要比我们强得多。“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口号未必散发着的全是铜臭。在城市街道上，我们看到的人都匆匆忙忙，没有一个踱方步、慢悠悠的。有些老太太，也是挺着胸，急急地迈着大步，姿势颇像竞走运动员。在西柏林，陪同我们的是一位个子矮矮的、戴着大眼镜的蔡斯先生。他总是胸有成竹，考虑周到，办事干脆，说话和走路都迅速异常。在那个狂欢的周末，他一再放慢和停下自己的脚步，虽然他明确地说自己是在散步，在逛大街，在东张西望，体验一下柏林市民的生活。但他一抬起脚，便情不自禁地表现了竞走速度，一下子就把客人们扔在了后面。柯岩同志称他为“快先生”，并当面把这个称号奉送给了他，他一笑接受。一路上“快先生”“慢先生”成了中德朋友们的一个话题。当谈到国内某些吃大锅饭的做法时，马加同志说：“那种办法对于‘慢先生’比较合适。”真是一针见血，令人失笑，也令人着急。 有人说德国人是严肃、深沉甚至有点刻板的。他们是一个理论的民族，喜欢创造各种各样抽象的体系，习惯于概念和推理的游戏，善于刨根问底及钻牛角尖，他们甚至是常常板着面孔和缺乏幽默感。这也很难下断语。也许他们之间的说笑不像我们那样多？在乘坐飞机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乘客之间闲聊天，大部分人利用途中的空闲时间阅报，有的在空中也不停止工作。从汉堡到明兴，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德国乘客一直皱着眉头，拿着一张写满了数字的表格，用一个袖珍电子计算器在那里计算，写写画画。这也是抓紧时间的一种表现吧？我们用在“摆龙门阵”上的生命实在是太多了，抑或这也是一种“凉快”的表现？ 在海德堡一座古代宫殿旁边的餐馆里，我们吃饭时忽然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的高声谈笑，这使我们非常吃惊。因为在德国，不管饭馆、咖啡馆里有多少人，所有的座位都被占满，即使连柜台前也站着一批整瓶子喝酒的顾客，你也是听不到多少喧哗的，大家都斯斯文文，轻声慢语，表现欢愉的多是微笑，很少听见“哈哈哈”的开怀大笑。这首先是一种文明习惯吧，确实令人佩服。但为什么在海德堡的饭馆里，说笑声是这样的毫无顾忌，近乎放肆了呢？ 果然，一问便知，那是一批美国游客，他们的性格与德国人是不同的。 在汉堡我们碰到了一位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小伙子，中文名字叫施特凡。他曾在北京大学留学。现在每月从当局领取八百马克的奖学金，正在以对秦始皇的评价为题写一篇学术论文。他就非常活泼、健谈。他说：“现在汉堡污染得很厉害，检察机关对一家化工厂提出了控告，但是这家化工厂有势力，又能走点小后门儿，威胁说如果这家工厂的生产活动受到损害，就会造成多少多少人失业，所以法院也奈何不了他们。”当他谈到他在中国的经验时，他说：“德国的官僚主义是有名的，也是很厉害的。德国的官僚主义再加上中国的官僚主义，那我们就寸步难行了。”他还说了许多有趣的话，神态和声调都像个“北京油子”（这是从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说的）。 陪同我们的苏珊娜小姐成天和我们一起说笑，她笑得非常质朴。有时候在为我们翻译一句话以前，她先兴奋地一笑，由衷地说一声：“就是！”表示对我们观点的拥护，然后再译过去。一路上，她把我们说的每一句成语或者俏皮话都记在本子上，认真学习。另一位由国际接待中心临时聘请的克利斯朵夫就不然了。他高身材，大胡须，长着一双碧蓝碧蓝的大眼睛，当他表示惊奇或者有点不耐烦的时候，眼睛就变得愈发蓝起来。他是不笑的，我很少见他笑。无怪乎当我们赠送给他一张韩美林画的动物画——猫头鹰的时候，他端详良久，认真地说：“画得好。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性格。而这个猫头鹰的性格呢，就像我自己。”这倒是够幽默的了。 也许，这次旅行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活泼和幽默者是一个孩子，他是明兴一个小学的学生。女教师为了欢迎我们，指挥学生为我们演奏了莫扎特的乐曲。教室很清洁，也很宽敞，一班只有十五六个学生，这样教师的工作就会细致得多。不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是半日制，上午上课，下午时间由自己支配。我提到的这个男孩子，胖胖的，圆脸，深深的笑靥，每一个目光和脸部肌肉的运动都透露着聪明和顽皮。他大概是没能掌握复杂的乐器或者因为什么事而受到惩罚，在器乐合奏中，他很寂寞，无所事事，他的任务只是敲那么一下铜铃。总共敲两三下，却要规规矩矩地站在队伍里十分钟。他抓耳挠腮，心神不定，如芒刺在背。我真同情他，我相信他有着太多潜在的聪明和精力还没有发挥出来。 有人对我说西德是最富的，德国人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他们的人口平均收入仅次于瑞士而在欧洲居第二位。这当然是事实。人富了就会过得讲究，首先是房子，德国人的住房条件当然是我们无法比拟的。魏克德先生的客厅宽敞舒适，玻璃墙外面是一个山坡，山坡上栽着人工培育的细草。坐在室内，观看着阳光、绿草、蓝天、白云……就像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海德堡邂逅的那位经济学博士，他的住房有四百多平方米。至于一些作家、学者、名流，更有好几处房子，分别在不同的城市、乡村乃至国度，然后随着季节的变化和自己的兴趣，不断更换自己的住宅。同时，在德国也有为低收入者准备的比较小的、公寓式的房子，也有的学者住在自盖的阁楼里。房租支出往往占一个人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其昂贵也是令我们咋舌的。 这种所谓“高消费”的社会物价，往往使我们觉得难以理解。一场歌剧五十三马克（约合人民币四十五元），一杯冰激凌六马克（约合人民币五元），买一份报纸也要一个半马克。然而，这种高价换取的是更讲究的商品和服务，这也是事实。例如在德国的城市，我看了几处菜店，从外观上来说，这菜店更像我们的王府井大街工艺美术服务部。这绝不是夸张。看看那鲜艳的色彩和光泽吧，再看看那规整的形状、清洁的环境和精致的包装吧，这哪里像我们的带着泥、带着土、带着烂叶子、烂帮子的菜店呢！西红柿和土豆，都是经过挑选的，大小一样，颜色相同，装在塑料袋里，放在冰箱里的，这样的蔬菜又怎么能不昂贵呢？ 然而西德并不是天堂。“高消费”并不能使人满足，更何况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高消费。在许多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时候，却有一些青年人由于不满意这种物质丰富、内心空虚的社会风气而倾心于宗教，希图到宗教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安慰。星期天在明兴的街头，我看到那么多当神甫、修士、修女的青年男女，不禁惊讶，我问：“他们是因为受到什么刺激才看破红尘的吗？”回答是：“不见得。他们只是在世俗生活中找不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才献身宗教的。”但不论怎么样，当一位身穿黑色道袍、把自己捂得严严的年轻美丽的修女在人群中走过，在花枝招展、纷纷显示自己身材、线条和“性感”的人群当中走过时，她令我觉得相当压抑，甚至不寒而栗。 在海德堡，我们还看到了几位衣衫褴褛的青年人，喇叭裤与紧身衫样子还是蛮俏的，但每个人的服装上都补着几十个补丁，补丁叠补丁，有的补丁已经破烂不堪，布纹、布丝以及毛茸茸的纤维末梢和撕开的口子，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恐怕不是因为贫困，而是一种对于社会追求物质享受风气的抗议吧？ 当然还有各种问题，就业问题、吸毒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英语叫作代沟问题，隔膜与“凉快”的问题。人毕竟是人，是万物之灵，仅仅物质方面的满足并不能使人幸福。从宫廷出走的释迦牟尼，难道是由于物质上的匮乏吗？物质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例如，德国是一个汽车工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到处可以看到包括在我国、在全世界都能常常看到的“奔驰”汽车的三叶形商标。然而，也正是在德国，我却看到了远远多于中国的那种微型的、廉价的、所谓“甲壳虫”式的汽车。坐在这种简陋的汽车里的人，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呢？另一方面，最新式、最时髦、最讲究的汽车，又能在人们的幸福中占多大的比重呢？ 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怀着“酸葡萄”的心理来藐视这一切，来自吹自擂也是不行的。我们的生产、生活水准是太低了，差距是太大了，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尽快创造一种更富裕也更文明的生活。否则，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 还有人对我说：德国人的生活是腐化的，糜烂的。在汉堡的妓院里，女人的肉体像商品一样展出和出售。有的电影的黄色镜头令人无法看下去，婚姻和家庭极不巩固，影响了下一代的身心健康…… 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我们这次并没有看到这些。当然我们既没有兴趣看这些，我们的主人也没有兴趣要我们看这些。各个旅馆里都有电视机，在电视节目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可以称为“黄色”的镜头。他们的新闻节目、专题访问和谈话讲演等比较严肃的节目所占时间之长，似乎比我们的电视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些德国青年朋友向我们表示了他们对于“古典式”的爱情、东方式的道德的向往和对社会风气的不满。当然，也有的德国朋友（特别是作家），对于中国人对男女问题的回避、禁忌、视为不洁等表示惊奇和难以理解。 总之，德国人也和别的国家的人一样，是各式各样的人，严肃的和轻浮的、纵欲的和苦行的、左的和右的、神气活现的和谦逊质朴的、自满自足的和愤世嫉俗的……人们的痛苦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人们的追求和希望也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社会的分裂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社会的平衡也恰恰依赖于这相互矛盾的倾向。德国社会向哪里去呢？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八 德国朋友有时候也对中国的事情发表一些看法和建议，这也很有趣。这种建议大致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建议中国千万不要向西方学习，不要受西方的影响，不要盖高楼，不要坐小汽车，不要拆除北京的城墙，不要改革京剧和地方戏曲，不要发展国画乃至户县农民画以外的画法……这许多建议是有一定的道理。有的出自对西方文化的鄙视和否定，有的出自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尊重。这些建议有它鼓舞中国人的方面，我们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民族个性。 但有时候我也怀疑，外国朋友是否出于一种猎奇的兴趣，出于一种对于东方文明的乌托邦主义，而忽视了中国的发展要求，却希望中国永远不变地保持太古之民的风貌呢？反正我们生活的古代化并不影响他的生活的现代化。 还有一些西方朋友，则似乎是从西方的观点要求中国。例如有的作家朋友认为身为作家而不描写“性”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当我们听到这种论断的时候，也觉得颇为不可思议。还有的作家朋友说：“我只写我自己愿意写的，社会效果如何与我有何相干呢？读者算什么？我为什么要管读者不读者呢？”这种高论，也只能使我们一笑。 反求诸己，当我们观察西方生活并加以叙述和描绘的时候，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形呢？ 九 在欧洲，在布满了花坛、草坪、喷水池和各式各样的雕像、各式各样的古典的哥特式尖顶建筑和现代化的摩天大厦的欧洲城市，在各种各样的黄头发、栗色头发、红头发、灰白头发的人们中间，你突然在未曾预料的情况下遇到了自己的同胞，遇到了黑头发、黑眼睛的轩辕氏子孙，这不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吗？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台湾同胞。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波恩大学汉学系，这些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本不是汉学系的，但是出自对祖国的作家、祖国的亲人的感情，他们主动来见我们，主动向我们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台湾来的。”只一句话就引起了我们的欢呼，我们热烈地握手，我们交换了亲切的目光。分别了几十年，终于，我们有机会见面了。然而，这是在德国、在波恩啊，什么时候，我们将在北京或者上海、基隆或者台北见面呢？ 我觉得特别难忘的是在贝多芬故居参观的时候，两名留着长发的台湾留美学生（她们来德国旅游）主动地用英语问我：“你们是中国人吗？”我回答说：“我们来自北京。”然后，她们表示希望和我们一起参观和听取解说。最后，我们又共同在故居的留名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们的活泼、开朗、友善的笑容，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在汉堡大学的汉学系图书馆里，我们会见了图书馆工作人员、来自台湾的许桂芬女士。冯牧同志对她说：“现在，来自台湾的和大陆的同胞，能够比较轻松、比较自然地见面和交谈了！”许桂芬女士高兴地说：“早该如此！”后来，她也参加了我们与学生们的会见。 当然，历史的负担、隔阂和台湾当局反共宣传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在波恩的德国之声电台，我们见到了几位来自台湾的华语广播员。其中有一位自称京剧迷的小伙子，就提了一些“大陆的杂志都是官办的吧？”“报纸上的稿子有群众写的吗？”“《人民日报》有没有副刊？《人民日报》篇幅为什么那么小，只出四开的？”之类的问题。我们告诉他，办刊物的作家团体是群众团体，告诉他许多重要报刊采用的群众来稿占到版面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人民日报》天天都有副刊，而且不是四开而是每天对开两张，星期天对开一张。他没有再说什么了，但好像还是不大信服。“到北京去玩玩吧！”我们说。我相信，大陆和台湾人民互相接近、互相了解，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其次，在德国看到的中国人最多的就是开餐馆的了。每个大城市差不多都有中国餐馆开设在繁荣的商业区。当你看到“大上海饭店”“亚细亚酒家”“远东餐厅”之类的中文招牌时，当然会产生一种亲切的感情。特别是汉堡的“亚细亚酒家”，烹调精美，其对祖国来客之热情，实在是已经达到了“友谊第一，不惜不赚钱”的地步。在这些地方用饭，德国朋友对中国的烹调技术也是颇多溢美之词。像什么“德国人会住，法国人会穿，美国人会玩，中国人会吃”之类的说法，俨然中国的发达程度与消费水平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了，真叫人哭笑不得！正像我们在中国也常见到来自德国的奔驰牌汽车和拜耳药片、日本的丰田汽车与精工手表行销全球一样，我们在德国的城市也能到处看到中国的菜肴，中国的烹调技术理应享受到这种“五大洲畅通无阻”的世界性声誉，对此，我们当之无愧。然而，伟大与历史悠久的祖国啊，难道你除了宫保鸡丁和糖醋鱼片以外，就拿不出更先进、更像样的技术成就吗？你当年拿出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时候的进取精神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在一个中国餐馆里遇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女青年。她因为在德国有亲戚，经政府批准离开了祖国，德国政府准许她长期在德居住，然而条件是不能给她解决就业问题。她在德国无所事事，西方的生活不是她所能习惯的，西方人（包括德籍华人）的圈子不是她所能轻易打入的，丈夫又生了病（与她共同来德国的）。她见了我们，肝肠寸断地哀哀哭泣，使她的上海同乡、我们的翻译王浣倩同志也陪着哭红了眼睛。她想祖国，想上海，想姆妈，想同学和友人。离开了祖国，就像离了根，丢了魂，她哭诉说，她宁愿回祖国继续到农村去“插队”。她的诉说怎样地赢得了我们的同情，激起了我们爱祖国、念祖国的深情。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多灾多难的、艰难前进的祖国啊，你的儿女对你充满了痴情！即使他们当中有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一时离开了你，身体离开了，心离不开、魂离不开啊！多少儿女在为你而流泪，多少儿女在为你而心焦，多少儿女一想到你还不像你应该有的那样的强大和富饶，他们是死不瞑目的呀！ 十 生活的轮子愈转愈快，生活的河流愈流愈急。访德归来，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十几天访问的记忆，已经差不多淹没到没完没了的会议、写作、校对清样、东奔西跑里了。 真是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但是，总会留下来一些永远忘不了的亲切的怀恋吧？ 七月底，我去了辽宁省的几个城市。当我和从维熙、刘心武、谌容坐在一辆面包车上从沈阳驶向鞍山的时候，当青纱帐、小山坡、草地和河流不断从窗外驰过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对西德的访问了。在西德，我们不也是这样地奔跑在大地上吗？不论德国还是中国，欧洲还是亚洲，法兰克福、科隆、柏林还是北京、大连、乌鲁木齐，不都在同一个地球上吗？天空、地面、海洋、航线、公路、铁路和水路把我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闭关锁国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德国人和中国人，柏林人和北京人是生活在同一个大地上的。让我们在大地上漫游，在大地上寻求，更多地去寻找友谊和知识吧！让我们不带偏见地去赞美西德的环境保护，赞美他们的工厂和汽车的消烟装置，赞美他们的覆盖面积占全国土地百分之三十七的茂密森林吧！当飞机飞回到我们祖国上空的时候，缺少森林的地面是显得多么光秃啊！让我们不带偏见地赞美德国人的干劲儿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们是一个被摧毁了的国家，是一个被“元首”搞得家破人亡、处于亡国灭种边缘的国家，是一个遍地废墟的国家，是一个被占领而且至今柏林仍然处于被占领状态的国家，是一个被腰斩的国家，是一个丧失了荣誉、信仰、自豪和自己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的国家。三十五年过去了，德国人重建了他们的家园，取得了令全世界惊羡的成绩！难道我们今天比战后的德国更困难吗？难道我们的广阔的领土、勤劳刻苦的人民、在坎坷的道路上锻炼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丰富的资源、三十年的底子和丰富经验还不如一九四五年的德国吗？只要别乱斗了，别再把精力用在整人上，别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鹿“打”成马，再费上三牛一虎之力去论证马不是鹿就行了。 让我们不带偏见地去观察西方社会的弊病和难题吧。我们称赞他们的一切应该称赞的东西，却绝不称赞那些不应该称赞的东西。许多德国朋友自己也是抱着批判的严厉态度，我们又何必盲目崇拜一切呢？ 我们生活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技术水平与他们全然不同的国家。然而，我们又是生活在共同的大地上。同样生长着绿树和红花，同样行走着汽车和火车，同样有挽着手热恋中的少男和少女，人民同样有着争取幸福和解放的愿望和有着用自己双手建设自己的生活本事。在大地上行走，在大地上漫游，定居下来开垦土地和建造房屋，我们的国家也是能建设好的，而且应该更好，更好！我们有多少本来应该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本钱，却没有用这本钱取得应有的成就啊！ 中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前进的中国影响着前进的世界。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几乎可以天天看见有关中国的消息。前进着的世界也不可能不影响中国。在中国的电视节目和报刊上，也愈来愈多地出现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消息。 六月十六日，我们来到了号称国际航空港的法兰克福机场。我们交验了护照，办好了登机手续，与不辞辛劳地陪同我们的苏珊娜小姐与克利斯朵夫先生告别。当我们转过身来的时候，虽然还没有离开机场，然而我感到我已经走在通向北京、通向东直门和东四的道路上了，正像六月四日在北京机场的海关交验我们的护照以后，当庄重精悍的海关警察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上了出境印章，当我们走到自动升降和调节距离的首都机场的登机舱里的时候，我觉得我正在走向德国。 中国作家在德国所走的路，正是在中国所走的路的继续，而如今在哈（尔滨）—大（连）公路上奔跑的面包车，不也正继续着柏林的面包车的路程吗？对德国的访问是结束了，然而，在大地上的漫游，在大地上的寻找、劳作和思考却是不会结束的，我们的人生旅途是不会结束的。让我们继续赶路吧，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友谊，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信心和更多的进步吧！ 1981年1月 2.不太愿意承认的超级大国意识 我两次访问过美国，访问过联邦德国和墨西哥。我曾经写下了一些出访见闻，写下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别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目瞪口呆或者哭笑不得的那些感受。 这些感受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关于美国的），可以用一个通俗的字眼来表示：“开眼。”你不去西方，你看得到那上百层的摩天大楼吗？你看得到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流吗？你看得到那灯红酒绿、奢侈丰盛的花花世界吗？ 而到苏联的访问完全不同。我无法用一种好奇的、幽默的、热烈而又清醒的旅人的旁观态度来环顾周围的一切。 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我是在四十五岁以后才考虑并实现访问美国的。访问美国对于一个作家的心灵来说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它好也罢，赖也罢，你有时候嗤之以鼻，有时候五体投地也罢，它是它，你是你。 只要你有足够的幽默感，你就会有足够的胃液去消化你的访美经验，既能消化，也能吸收。 但是苏联不行。我向往苏联，远远在具备足够的幽默感之前。 在苏联，我觉得光靠幽默是不够的。虽然我曾经自我欣赏、自我标榜过我的幽默。 访苏二十二天，我感到的是幽默的困惑。 我大概从十五岁起就梦想过去苏联，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那时候苏联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梦，而且是我为之不惜牺牲生命去追求的一个理想。 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悉、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帜、标语口号，它的小说、诗、戏剧、电影、绘画、歌曲和舞蹈。 到了莫斯科，一切都给我以似曾相识、似曾相逢的感觉：莫斯科河畔钓鱼的老人，列宁墓前铜像般一动不动地肃立着的两个哨兵的蓝眼睛，克里姆林宫钟楼上报时的钟声，用花岗岩铺地的红场与红场上的野鸽子，列宁山上的气魄雄伟却又显得有点傻气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地下铁路革命广场上成群的铜像，包括街道的名称——普希金大街（静悄悄的）、高尔基大街（两边都是商店）、赫尔岑大街（通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别林斯基大街（大概面貌与革命前没有区别）……这种似曾相识感甚至是令人战栗的。 我真的来到了列宁和斯大林、普希金和高尔基的故乡，我听到许多歌儿歌唱过、我自己也动情地唱过许多歌唱它的歌儿的莫斯科了吗？ 当然是初次邂逅。怎么又像是旧地重游？ 我倒没有幽默它一下，干脆用好莱坞电影的那个中文名字，叫作“鸳梦重温”。梦早已被当时是冰冷的现实、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变成历史的铁一样的严峻所打破。 游历苏联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外国像这个国家那样在我少年时代引起过那么多爱、迷恋、向往，后来提起它来又那么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好也罢，坏也罢，它和我们的关系是太深、太息息相关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感到一种少有的关切，都纳闷儿，都急于多得到一点有关它的信息。 游历苏联是一次充盈的内心体验，不仅仅是、远不只是一次“开眼”的旅游。 它的一切美丽都使我忧伤而又欣慰，它的一切不美丽都使我欣慰而又忧伤。 这是一次重温旧梦的旅行。当我看到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当我听到那报时的钟声，当我听到在苏联已经唱了二十多年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时候，我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 这又是一次告别旧梦旅行。我不是鲁迅的秋夜细小粉红花梦中的瘦诗人，我并无兴味把眼泪擦在粉红花最末的花瓣上。 重温旧梦带来忧伤的甜蜜和甜蜜的忧伤。告别旧梦带来希望的坚强和坚强的希望。 这是我们的近邻。 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以后便离开了我国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再大约一个小时，便来到了贝加尔湖上空。 地理书上讲过，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 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我和我的同伴都爱唱一支歌：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为争取自由而受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中国的革命浪潮，苏联所影响的世界革命浪潮，使贝加尔湖变成了一个亲切的湖。当我们少年时选择了革命道路的时候，我们都有为革命而到类似贝加尔湖地方去受难的准备。 天气晴朗，但是我没能看见贝加尔湖，只是在事后才听人们说起，贝加尔湖已经过去了。 原来这么快就进入了苏联上空，就掠过了贝加尔湖。原来是这么近！ 我俯瞰苏联的广袤的国土：灰褐色的土色，绿色的植被，稀稀落落偶尔一见的小房子。一路上没有看到任何城市。 这就是苏联？ 莫斯科国际机场庄严典雅。候机大厅的天花板上装饰着紫色的铜环，这确是一个盛产有色金属的国家。但天花板因此而显得低矮了，也影响了光照。 入境手续办理得缓慢而且仔细。边境警察的面孔没有表情，他仔细地审视着你的面孔，对照着你的护照上的照片，并把你护照上的有关部分复印下来。一位等待入境的人被要求摘下眼镜，以便更好地观察他的脸部（我的眼镜一直安然地戴在我的脸上，虽然我护照照片上的眼镜的镜框是另一种式样）。 海关要求一位等待入境者打开他的装有印刷品的纸箱子，纸箱子用短刀划开了，拿出一包又一包的印刷品，接受海关的检验。 包括持有苏联本国护照的苏联公民，也同样地履行着一切接受检验的手续。这是严肃的。 只有一点，莫斯科国际机场与西方国家的国际机场没有什么两样。我是说机场候机大厅的广播，先“嗡”那么一响，好像是敲响了一个音叉，然后是细声细气的温柔的女声广播，广播里可以听到“气声”。 其他一切都不同，尤其是气氛。 西方国家机场的商业气氛很浓。橱窗和橱窗里的灯光，装潢精美、反射着各色霓虹灯光的商品，各色各式但常常免不了有女人的大腿、腰身、金发的广告牌、酒吧、快餐部、咖啡馆、色情画报……从你登上它土地的第一秒钟便向你招手、向你媚笑：购买吧，花钱吧，消费吧——好像它们一齐拥上来这样说。 当然，例如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航空港，也不乏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腰里别着盒子枪、手里拿着报话机，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但他们的脸上似乎仍然隐含着一种嘲弄的笑容，他们的身后与四周是威士忌酒与长筒丝袜。 这就是苏联，这就是莫斯科。 红场、列宁墓、克里姆林宫尖顶上巨大的红星、晋谒列宁墓的人的长龙、列宁雕像、庄严巨大的政治标语、宣传画、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东正教堂的鎏金圆顶、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前奏与广播员的雄辩声调、进行曲风格的领唱与合唱、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庄严持重、自信自豪、自成体系而又充满警惕。 不错，这就是在电影《宣誓》《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里早被我们这一代人熟悉了的莫斯科——俄罗斯——苏联。 当然有许多方面已经变了，例如，众多的列宁像代替了斯大林像。但也确实有一些方面，六十余年如一日，真是惊人。 从莫斯科国际机场向市区行驶，阔大的绿地之中一个黑色的雕塑给我以强烈的印象。像是搭在一起的黑色长方木条，令人联想到铁丝网和堑壕，联想到战争和墓地上的十字架。 人们说，这个雕塑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牺牲者。 在塔什干，我们瞻仰了同样是纪念卫国战争中牺牲了的烈士的无名英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从它落成以来，这团“圣火”便昼夜点燃，从不停熄。在圣火旁边，一位年老的妇女指挥着几列身着黑衣的女孩子唱着无言的“啊……”歌，调子非常熟悉，却原来是舒曼的梦幻曲。 我不知道梦幻曲是不是安魂曲，反正那气氛不是浪漫的而是肃穆的。 据说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我曾在电视屏幕上两次看到这样一部片子，以一位戴满勋章的老年人向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始，以圣火的熊熊燃烧终，中间回顾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全过程：希特勒匪帮的突袭，斯大林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节在红场列宁墓上发表演说，大轰炸，苏联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苏联妇女在工厂加班生产、擦拭着炮弹头，坦克与大炮的轰鸣，直到胜利，苏联红军的检阅部队把缴获的希特勒军队的各种军旗踩到了脚下。 我不知道这部电视片是苏联的电视台公开播放以反复向居民进行传统教育的，还是专门的闭路电视，给外国客人们看的。 但这电视片的内容与精神深入人心。所有我见过的苏联人，男和女、老和少都喜欢讲这个话题：“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了一千二百万人，差不多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自己的成员或亲戚牺牲。我们容易吗？” 接着的一句话便自然是：“我们要和平。不要打仗，不要战争。” 差不多人人都这样说，说的时候神态十分严肃。 在苏联、在莫斯科、在塔什干、在撒马尔罕、在第比利斯，我参加了具有官方色彩（即不包括在私人家里举行的）的宴会八次。每一次主人都要祝酒“为世界和平干杯”，然后是“为了妇女”，特别是“为了在座的美丽的女人们”而干杯。这时候主人往往要挤挤眼睛，开几个幽默而又富于人情味的玩笑，有时候玩笑甚至开得有点荤。第三巡就该是“为了儿童，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让孩子们生活在晴朗的天空下面”了。 为和平、为妇女、为儿童，关键还是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几十年来，苏联朝野，总是讲和平，坚决把和平的旗帜抓在手里。 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个晚上，晚饭后我们在俄罗斯饭店周围散步。那是一个星期天，红场上、莫斯科河畔，到处是度假的苏联人。一些老人胸前满满当当地挂着勋章，悠闲而威严地踱着步子，有的是全家出游，不少人嘴里吐着伏特加的气味。相对来说，这种假日踱步的人流中年轻人比较少。一位和老伴挽着手、酒气很重、勋章有两三个的老人主动与我们攀谈。他先猜我们是日本人，又猜我们来自东南亚，等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之后，他略略一顿，然后紧接着的一句话是：“我们要和平，我们不要战争。” 六月二日，我们到达塔什干的第一天。 啊，那真是疲惫不堪的一天。起飞前等待办各种手续用了四个小时，飞机上飞了四个半小时，降落后又等了三个多小时来办理“报到”和“注册”的手续，然后才进入自己的房间。谢天谢地，总算是能洗一把脸，能喘一口气了。晚饭以后，我们外出散步，看到一位夜班看守私人汽车存车处的小伙子。小伙子是鞑靼人，精力充沛，热情而又饶舌，见到我们便攀谈，接着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对各项国际问题的看法来。当然他的看法都是《真理报》和《消息报》上登载过的，究其精髓仍然是同一句话：“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与塔什干亚非拉电影节的正式影展同时举行的还有一个电影市场。在电影市场上我们看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与西柏林一个电影机构合拍的影片《岸》。《岸》是根据尤利.邦达略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在乌鲁木齐南郊乌拉泊“五七干校”就读期间，我就拜读过这篇小说。对这篇小说回忆与写实交织的写法，特别是其中关于主人公第一篇作品发表时的种种趣事与蠢事的回顾，我都很欣赏。小说的那种对于生活、历史、现实进行宏观思索的气派，也很触动我。改编成宽银幕彩色上下集故事片，拍得也算得上一丝不苟，但我所激赏的主人公回忆青年时代处女作发表的情节全部删去了。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在德苏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位苏军下级军官摇着白绸子企图与据守一幢楼房的法西斯残余分子谈判，说服他们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毫无希望的抵抗。正当他像天使一样地摇着白绸去拯救那些已经注定要毁灭的可怜虫的时候，来自法西斯顽固分子枪口的一粒罪恶的子弹，打死了这位苏联军官。天使中弹牺牲的场面用慢动作重复了好几次，像一只白色的和平鸽在飞翔，像一只仙鹤的最后的展翅，悲而美的画面渲染着苏联是拯救人类、拯救世界的和平天使的主题思想。 《岸》的主题思想是鲜明、突出而且堪称模范的。影片的故事、场面也都曲折动人，横跨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写法尤其非同寻常。影片中的联邦德国十分暗淡、潦倒，这与我亲眼看到过的联邦德国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影片（原小说亦如此）把联邦德国一些旅游者玩电子枪的游戏与“好战、复仇”联系起来，也未免牵强。再一点是这部电影的节奏实在太慢了。主题鲜明、一丝不苟、节奏慢，这正是我看到的相当一部分苏联电影的特色。 在塔什干电影节的后期，全苏与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电影家协会有关负责人宴请我们，饭吃得轻松融洽，这至少有一小部分要归功于那每人一小碗的拉面。拉面的做法与新疆全无二致，只是要精致些。而且在塔什干，乌兹别克语称呼拉面也是“拉（个）面”，与新疆的维吾尔语一样，显然是汉语借词。吃饭当中，东道主之一，全苏影协的外联处处长娜杰日达.伏尔琴科娃感慨地说：“这是多么好啊！你们来了，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一起说说笑笑，我们互相微笑着。” 她的话使我感动。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开莫斯科。同机的有一批美国游客，他们是沿着奥斯陆—赫尔辛基—列宁格勒—莫斯科—北京—上海—香港—回国的顺序旅行的。一位三十多岁的保险公司职员对我发表感想说：“在苏联，我们实在受不了，那里的人没有微笑（no smile）。” 是这样的吗？我想不太清楚。反正有拉面吃的那次宴请上，娜杰日达.伏尔琴科娃的脸上一直浮现着端庄的笑容。另一位“地主”，乌兹别克影协主席马立克.克尤莫夫更是笑容可掬。但那位美国客人的说法也并非无端“攻击”。在苏联，陌生人之间是不大微笑也不问好的。当我按照在西方做客的习惯清晨起床之后向遇到的人道早安的时候，包括饭店的服务员也常常瞠目以对。 服务人员的笑容更是绝无仅有。在苏联的民航飞机上，基本上没有服务，当然更没有笑容。但是机票非常便宜，从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飞行三个半小时，只收三十七个卢布。而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场上，一公斤羊肉要十个卢布，当然，那是新宰杀的、品质极好的羊肉。商店服务员也是一副忙忙碌碌、公事公办的冷面孔，与塔什干、第比利斯相比较，莫斯科店员的面孔显得更加严厉。当然，这种状况同样也值得我们中国的服务行业人员反省。 至于一些领导人员就更不用说了，官愈大面孔板得愈厉害，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则。例如在塔什干电影节开幕式上，开幕、讲话、升旗之后应该是文艺晚会。大家都坐好了，也早已过了预定时间，已经有性急的观众稀稀落落地鼓掌了，但舞台大幕就是不拉开，铃声就是不响。后来鼓起掌来了，原来是当地的领导人姗姗来迟，气宇轩昂、豪迈自得地大踏步入座。最好的座位是留给他们的。他们的面孔都很严肃，也很神气。 闭幕式也出现了类似场面。各国代表团团长和一些演员被邀上主席台就座。大家坐好了，开会时间也已过了十二分钟，但主席台正中前两排的座位仍然虚席以待。著名苏联电影导演、来自莫斯科的格拉西莫夫原来是坐在第三排中间的，后来来了一位工作人员，经过动员和谦让、谦让和动员，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坐到第二排正中去了。但刚坐下没有三分钟，他又被叫起来了，被引到侧幕条边，加入领导人的行列，然后在大幕拉开以后，在掌声和铃声中与气宇轩昂的领导者们一起正式入座。 这种庄严郑重乃至缺乏笑容的印象也许来自一些城市的外观。莫斯科和塔什干都有许多庄重宏大的公共建筑，以列宁命名的博物馆、艺术宫、文化宫、电影之家，等等。与美国的玻璃加钢梁的摩天大厦不同，当然也不同于中国的砖木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苏联的这些公共建筑大多使用大量的巨石——花岗岩、大理石，等等，建筑内部使用大量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建筑内部和外部都有巨大的装饰图案附件，建筑占地面积很大，但一般都不太高。给人的印象是阔大、持重、庄严、坚固、充满自信。 美国的建筑则是另一种风格，不论形状上和材料上都显得峭拔、神奇、奔放，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那种玻璃材料的相互反光映射，更给人一种变幻莫测、光怪陆离的感觉。 而且所有的苏联城市街头都看不见任何商业广告，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里也没有广告。倒是常常看到庄严的集会与讲演。在莫斯科，商业网点似乎也不太多，有时汽车开了二十分钟，路两边看不到一个商店，只见一幢幢的大楼。比较起来，第比利斯的房屋、商店和街道似乎更轻松、更有人情味一些。 城市街头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标语与宣传画。标语最常见的有“光荣归于苏共”“光荣归于劳动（者）”“造福人民是苏共的最高目标”“苏共二十六大决议是我们的生命”等，红场附近的老发电厂厂房上悬挂着的标语则是“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也许更多的标语口号是“列宁主义万岁”和“在列宁的旗帜下战无不胜”，这些标语多半和列宁像在一道。当然，“给世界以和平”（mnp mnpy）的标语也到处可见。由于俄文中世界与和平都是mnp一词，这条标语极富文字与语言的精致性、严整性。 在塔什干，有两条标语很有特色。一条是“塔什干像鲜花一样盛开”，一条是“塔什干是和平与充满友谊的城市”。鲜花与友谊，在塔什干电影节期间，确实充盈洋溢，蔚为大观，献花、握手、碰杯……贯彻始终。 塔什干电影节还有自己的政治口号，叫作“为了和平、社会进步与各国人民的自由”。电影节期间，用各种语言写的这同一条标语，遍布塔什干的每一个角落。 而入夜以后，在塔什干街头，代替了商店霓虹灯的是大同小异的棉桃图案霓虹灯。看来，生产棉花乃是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要任务。 一切庄严神圣之中的庄严神圣当然是列宁。苏共二十大以后，对斯大林有所批评，与此同时大大突出了列宁，这样就不致出现什么“真空”或者“危机”，人们把从前崇敬斯大林之情加倍地奉献给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伟人列宁。 我们在苏联旅行期间，到处都看到列宁的雕像。铜像、石像、站像、坐像、沉思像、读书像、行进像、演说像、手势像、全身像、半身像，有竖在街头、广场中央的，有竖在大厅、前廊里的，也有放在案头的，都做得充满激情，亲切、伟大、质朴、热烈如火焰、慈祥如父母、智慧如海洋，多姿多态，栩栩如生，登峰造极。 还有许多列宁的画像，大多是巨大的头像。这些头像使你觉得列宁就在你的近处、你的面前，用他洞察一切的眼睛观察着你。 凡此种种，甚至使我这个自幼敬仰列宁、读过列宁一些著作，至今写文章仍然喜欢援引列宁的某些天才思想论断的人，使我这个不会对列宁的形象感到任何陌生的人，也为之一震。 塔什干电影节开幕的那一天，第一项活动便是向列宁广场的列宁像献花圈。当地的苏联领导人、电影节组织者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浩浩荡荡地去给高高耸立着的列宁像献花圈。这给苏联人和外国人都留下了强烈的心理影响，并且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当巨大的、中间是红的与白的玫瑰、四周是一圈红的鲜花和绿叶的花圈抬到似乎正在向前行走并潇洒地摆动着手臂的“列宁”面前的时候，我看到一位黑人（他是一个非洲国家的政府部长）掏出手帕揩眼泪。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是假日——苏联实行的亦是一周五日工作制。我们在塔什干街头亲眼看到一对对青年男女，穿着洋洋大观的礼服，从市苏维埃大厦登记结婚走出来。在亲友的追随陪同下，他们双手捧着鲜花，庄重诚挚地向列宁雕像走去。在苏联各地，新婚者都要向列宁像与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在莫斯科，便是直接向列宁墓献花了。 而列宁墓是全苏精神的聚焦点。列宁墓主要由赤色大理石垒成，中部有一圈蓝黑色的石头。墓门旁站着两个精选出来的卫兵，卫兵也像石头一样，一动也不动，无怪乎俄语中常用“坚如磐石”这个词。墓门两边摆放着用鲜花扎成的花圈。列宁墓位于红场西侧，旁边是克里姆林宫、红墙。南面是圣瓦西里东正教大教堂，教堂的穹顶类似中世纪武士的头盔，色彩艳丽。东面是巨大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内有五条大街，四层售货部。这个百货公司据说是革命前由一位法国人经营建造的。红场北面则是列宁博物馆。 每年五一劳动节与十月革命节，苏联领导人站在列宁墓上阅兵并检阅群众游行队伍，这已经坚持了六十多年了。 列宁墓并不经常开放，只要一开放，便排起长队，据说一般要排两个小时以上才得以瞻仰列宁的遗容。由于我们代表团在莫斯科只是途经中转，未能安排进去瞻仰，这是一个遗憾。听说遗体保存得极好，面容如生。 在一些正式场合，一些有地位的苏联人发言的时候常常要提到列宁。塔什干电影节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电影的组织者都援引了列宁的话，说电影是一切文学样式中最重要的一种。在苏中友协组织的欢迎中国艺术家的小型集会上，发言者提到苏共的时候还要加上铿锵响亮的同位语——“列宁的党”。 而斯大林业已基本消失。据说斯大林的故乡哥里城有全苏唯一的斯大林雕像。我们虽然到了第比利斯，却没有到二十公里外的哥里城去，所以没有看到这个雕像。 第比利斯最高的峰峦上，那个美丽清凉的公园仍然被称作斯大林中央公园。听说格鲁吉亚的汽车司机都喜欢在驾驶室里悬挂一枚斯大林像。一位苏联朋友告诉我，斯大林似乎成了山径崎岖的格鲁吉亚汽车司机的守护神。 在莫斯科与塔什干也有马克思像，世界驰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前便是矗立着马克思像的马克思广场。与列宁像相比，马克思像就显得寂寞了。 我常常忘不掉一九五〇年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学唱的一首由苏尔科夫作词的歌曲： ……阳光普照广大的苏维埃联邦， 联邦成为光明的地方， 斯大林灌溉着谷粮， 谷粮堆满在集体农庄。 斯大林是我们胜利的旗帜， 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 崇拜总是神圣的，没有神圣就没有崇拜，没有崇拜也就没有神圣。怀着至诚高唱这首歌曲时，我已经是一个十六岁的共产党员，无法摆脱谐音所带来的某种幽默感。谷粮这个词的发音与“姑娘”实在是太接近了，唱起这个歌时我常常觉得似乎是在唱“姑娘堆满在集体农庄”，我同时也真诚地相信，在斯大林的关怀下，苏联集体农庄的姑娘们个个像鲜花一样盛开怒放。 天若有情天亦老！ 但直到如今我有时候仍然唱起这首歌。不知道这算不算“为艺术而艺术”，反正并无他意。事物当然也会有另一面。 六月十日，我们离苏回国的前一天，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上散步。由于是星期天，商店都关着门。一位戴眼镜、略显驼背、脸上擦的胭脂极不均匀（稍微不敬一点，我要说她给我的印象像是抹上了红墨水）的女孩子主动用日语与我们攀谈，待我们声明我们并非来自日本之后她改用俄语。她说她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她会讲五种语言。她说你们来到莫斯科人生地不熟，如需要帮助，她愿效劳，并且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坐，说着便给我们写下她的住址与电话，我们表示感谢。她陪着我们走了六七分钟，闲谈了一会儿，终于转到了正题。她愿以大大高于官方规定的比价用卢布兑换我们手里的美元。 我们谢绝了她的好意之后，又碰到了一位女青年。这第二位比较干脆，开门见山，目的仍在于美元，五秒钟后便向我挥手道“多斯维达尼亚”——再见。 在俄罗斯饭店四周，有好几位“画家”在画莫斯科风光水彩画，他们大大方方地表示他们的画是为了卖美元。 在电视里我多次看到，同时在塔什干的几次盛大宴会上我也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些场面。三个长发女人，一两个脖子上挂着电吉他的头发也不短的男子，结合着当地的乌兹别克民歌旋律，用西方夜总会的发声方法、配器和节奏，唱着沙哑、热烈的歌，人们在这歌声中跳起扭摆舞。 扭摆舞在苏联（至少在城市）已经普及。据说当局最初想禁止，但是挡不住，便干脆予以引导，引导到与当地民歌相结合的轨道上去了。 歌手不断地做一些叉腰、前指、向上或向前、向侧把胳臂伸直、把手指张开的开放型大动作，这种动作出自女歌手，似乎缺了一点优美，更谈不上妩媚，但颇富伸展扩张乃至膨胀炸裂的热力，而且很适于充分表现欧美人修长的四肢美。据我的有限见闻，我认为这种动作全部是模仿百老汇。 与这种歌舞并存的既有比较古典的舞曲与交谊舞，也有非常“土”的乌兹别克与中亚其他民族的传统歌舞。 有一位和我们打过交道的女孩子，她说她的愿望是能有机会嫁给一个西方旅游客人，到西方去。她不掩饰她羡慕西方的物质生活。同时她说，她母亲已经警告她，如果她这样做就要把她活活打死。 在俄罗斯饭店“特殊餐厅”，我们还看到一个穿着牛仔裤的男孩子，每逢餐厅演员演奏演唱起来之后，他就离开座位到空地上扭摆一番。他扭摆得非常夸张，不找任何舞伴，只是在愉悦自己。他的座位前的餐桌上摆着一大瓶香槟酒，跳完了喝，喝完了跳，自得其乐。 在一次宴会上，由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碰杯，将一杯伏特加一下倾倒在我的喉咙里，一位面孔方圆的苏联朋友兴奋地吻了我三次。这时，悬挂着的扬声器里传来不知是谁的滔滔不绝的讲话声。我问我的这位酒友，在宴会上发表这种听起来颇雄辩的讲话的是谁。酒友耸一耸肩，用一种油滑的腔调回答道： “谁知道？也许是——xxxx？” 他说的是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名字，我认为他的幽默感就算是够大胆的了。 这大概也是一种庄严。在苏联，难得看见外国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 大街上行驶着不少汽车，莫斯科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私人汽车。小汽车现在在市场上是热门货，打算购买的人要事先登记，“排队”等上几年。但车的外观和型号都很单一，都是苏联国产，我看到有百分之七十或者更多的小汽车都是伏尔加。 飞机场上起飞、降落和停驶的飞机也不算少，伊尔62（目前我国民航北京—莫斯科国际航班与北京—乌鲁木齐航班就是用的这种飞机）就算是飞行距离最长、性能最好的了。大同小异的飞机，不是伊柳辛就是图波列夫，再不就是安东诺夫，反正全是苏联自己制造的。 百货商店里摆着大小不一的电视接收机，价格低廉。俄罗斯饭店是一九八一年火灾后重建的，本应是比较摩登的，但许多房间的电视接收机都是大而无彩色，我两次住不同的房间，都碰上二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 收录音机还不那么丰富。有的家庭用的仍然是那种笨重的大录音机。据说偶然有一点进口的日本的磁带，立刻被抢购一空，或者转到小白桦商店出售，只收外币。 电冰箱已经普及，也都是本国造，价格便宜、省电，性能规格都是比较简单的那一种。 住房据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现规定每人十二平方米，知识分子家庭可以增加十平方米，一般是木地板、塑料壁纸，有热力供应，规格当然比我国一般城市居民楼好得多，但仍显得相当拥挤。许多家庭都是用那种拼合式沙发，白天待客，晚上便变成了床。房屋可以卖给私人，分期付款，房价近年来有相当大幅度的上涨。 去年我曾会见过一位荷兰记者，他是先到莫斯科，后到北京的。我问他莫斯科怎样，他回答：“不大妙，没有吃的——no food。”一个no food——没有吃的，一个no smile——没有微笑，这与那个美国人的指责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我的印象中在苏联吃得还不错，大面包廉价供应，不限量，特别是黑面包，我很喜欢吃。乳制品——奶油和干酪也不少，干酪的品种和加工的细致远远逊于西方国家。肉的供应情况就有点可疑了。在莫斯科的国营商店，一公斤牛肉卖二到三卢布（相当人民币五到八元），购肉者需要排一点队。在塔什干的自由市场，我看到一队俄罗斯妇女耐心排列着等候猪肉的到来。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场上，新鲜的、成色极好的羊肉一公斤要价十卢布（超过人民币二十五元），牛肉每公斤六卢布。家禽类似乎更少些，但我在塔什干吃过几次鸡肉，其滋味远远比美国机械化饲养的那种鸡肉好。熟食也很单调，在列宁墓对面的大百货公司的熟食部我只见到一个品种，是一种硕大的肠子，一片大概就够我吃一顿。 饮料的状况也乏善可陈。咖啡毫无咖啡香味可言。啤酒一般，酒瓶子的样子与漱口药水的药瓶子无异，不能给人以任何愉快和美感。果汁品质也相当低劣。这些情况似乎与他们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国际地位不很相称。要知道，一九七九年苏联就生产了一亿四千九百万吨钢。我还记得年轻时候读过的战后斯大林对选民的讲演，他宣布要在未来使钢产量达到年产六千万吨，引起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苏联朋友有一个解释，即他们缺乏劳动力，未能对日用工业品与食品工业投入更大的力量。但是喀瓦斯、葡萄酒与伏特加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伏特加，柔中有刚，甘而醇，着实可爱。 五十年代，当时北京的苏联展览馆开幕时，我去莫斯科餐厅喝过从苏联运来的伏特加酒，印象不佳，觉得其味如药用酒精。不知这次为什么印象这么好，是他们的伏特加质量提高了呢，还是经过三十年的沧桑之后，我更会尝味道了？ 糖果点心都好，但包装差得出奇。很好的巧克力糖，只用一种暗淡的蓝色蜡纸包装，无金属箔，无闪光透明纸，无烫金字。 新鲜水果和蔬菜就更加昂贵，但鱼罐头价格低廉。 纺织品看来还不错，但花色品种不丰富，价格也贵。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在市场上极受欢迎，动辄被抢购一空，或者拿到小白桦商店去卖外币。 但总的来说，苏联的食物比西方食物更接近中国人的口味。对于中国人来说，例如美国和联邦德国的食物显得淡而无味，有些味又显得很怪（如甜食上的某些香料），但苏联的食品较能刺激口味，包括生葱、生蒜、芥末、茴香这些我们喜欢用的作料佐菜，在苏联的餐桌上都大大的有。不知道这是不是和地理位置有关，毕竟苏联是我们的近邻，与西方相比，我们同处于东方啊！ 除了食品以外，你还可以发现我们两国接近或干脆相同的一些事物和现象。 比如说，书和报纸都比较便宜，文艺演出（包括电影）票价也大大低于西方。我在塔什干纳瓦依剧院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票价一点五卢布。在莫斯科大剧院看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歌剧《沙皇的未婚妻》，票价三卢布。如果是在纽约看同等规格的演出，恐怕要付五十美元。 公共交通、飞机票、火车票都便宜。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密如蛛网，纵横交错（地下再立体交叉），每个车站都修得极漂亮，管理得也好，乘一次地铁只需十个戈比。而号称方便的美国纽约地下铁道，不但脏污不堪，而且经常发生暴力（抢劫、强奸、凶杀）事件，实在不能望其项背。 再比如，商业服务态度不好，官商作风这个问题也颇带共同性。苏联的许多商店，柜台后面站着疲劳的、面孔呆板的服务员。耐心的顾客一次又一次招呼着服务员，然后服务员来了，冷冷地给你开一个票，你去出纳处交钱，再拿着出纳盖上了“收讫”图章的发货票前去取货。这种场面我们当然并不陌生。 还比如，我到一位苏联朋友家去做客，主人指着他居住的居民楼旁边的地面说：“今天铺设这种管道，把地面挖开，填上以后又要铺设另一种管道，挖了填，填了挖，这是常事。” 当然也有许多地方迥然不同。我这里不谈政治、外交、文化传统上的重大差异，只记一点细节。例如苏联的商业人员收小费我们不收、苏联的饭馆从建筑到装潢到陈设都比我们的好得多，而我们的民航国际航班上的食品饮料供应比苏联好得多。苏联许多产品实惠、坚固、老大憨粗，我们的则轻巧得多。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用电话，莫斯科街头无人管理的公用电话主要是用金属而不是用化学合成材料做的，式样笨重，那电话常常使我联想起健身用的哑铃。 俄罗斯饭店的淋浴喷头大如向日葵花盘，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喷头，冲起来倒也过瘾。 有一件事使我难忘，虽然我不能判断这件事是否具有典型性。那还是去年秋天，在北京，我们会见过一次苏联人。苏联客人每人拿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字不漏地记录我们的发言。而我们的人谁也不记。 当然，我有时也不无苦味地想起，如果我们号召北京的青年登记结婚以后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或者至少去行一个注目礼，这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又是为什么？如果做得到，为什么不做？ 让我们再比较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中国出版界的一个代表团去年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书展，团中有一位作家朱春雨同志。朱春雨回国后写了六篇记叙他的访苏印象的散文，散文很快发表了。如所周知，这些记叙充满了友好情谊与交流的愿望。一些苏联朋友对这些文章能这么快地发表、这么顺利地发表表示惊奇，甚至觉得不可理解。 也许这个不可理解本身有点不好理解吧？既然开始了接触与友好往来，不管还有多少障碍，人民之间、文人之间，总是应该有一点符合友好交流精神的报道吧。为什么在苏联友好地报道一下中国的情况，至今仍是那么难呢？ 在塔什干电影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全苏与乌兹别克的电影领导机构负责人员与我们代表团会见。他们问：“你们能把你们在电影节期间的见闻报道给中国人民吗？”他们的样子似乎是在担心。 我爽快地回答：“当然能，那正是我的行当。我希望你们的报刊也能报道我们的活动。让我们来一个竞赛吧，看谁能写作和发表更多的文章，友好地、如实地报道对方。” 他们笑了，但是他们没有表示愿意和我竞赛。 无须讳言，在苏联的每一天，我都进行着对于种种生活细节的两相比较，一个是前面写到了的苏联与中国的比较，再一个则是苏联与美国的比较。 苏、美两国城市居民都对度周末抱着极大的劲头，一到周末，都纷纷往郊外跑。这大概是同属发达国家的一种表现吧。苏联有一些有地位、有钱的人在郊外是拥有别墅的。据说集体农庄的庄员还修了一些简易的房屋，类似中国的“窝棚”的，专门租给周末度假的城里人用。 两国都有很好的鲜花市场。在苏联，鲜花始终准许私人种植和出售。向朋友献鲜花，在苏联和美国同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礼节。 都保护鸟类，正像在纽约有许多许多鸟与人们和睦相处、相互愉悦一样，在莫斯科、在红场、在巨大的百货公司，甚至在地下铁道里，你到处可以看见灰色的野鸽子。野鸽子都很肥胖，看样子营养充足，根本不怕人，也绝对没有任何人伤害它们。 也都爱狗。美国人之爱狗是世界驰名的，如牵着狗散步，与狗同盆而浴直至抵足而眠。在美国，许多狗可以登堂入室，在主人的书房、客厅、起居室……自由地巡行。 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我们无意中碰上了一个“赛狗大会”。在一个高坡上的街头公园里，周围用绳子围了一围，狗专家们一个个正襟危坐、一丝不苟、铁面无私。狗的主人们把自己的狗带来，登记注册，遛狗，接受主考官狗专家们的审查、挑剔、批评、奖励，优胜者将得到证明书，为狗与自己赢得应有的荣誉与地位。 在苏联电影《白比姆黑耳朵》中，有过这种赛狗的场面。 甚至我觉得这种场面的宣传效果要比悬挂许多幅“给世界以和平”或者祝酒时候反复讲和平还大。 苏、美都很重视绿化，都拥有大面积的绿地，都重视绿地的保护，都有令人羡慕的绿油油的大草坪。在这两国旅行，都有一种胸襟开阔的大陆感。 甚至这一点也是相同的，双方的宣传都极力贬低和丑化对方，而实际上谁也骂不倒谁。 那么，除去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内外政策的不同而导致的明显巨大的差别以外，还有什么细节上的有趣的差异呢？ 美国女人瘦，注意减肥。而苏联女人胖壮，特别是莫斯科女人，一个赛一个。餐厅的女服务员一个个都是虎背熊腰，活像摔跤选手。如果两国举行一次女子相扑，我相信苏联队必获全胜。在第比利斯的埃维丽亚旅舍电梯上，忽然发现了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老妇女，我觉得蹊跷，便试着与她用英语攀谈，果然不出所料，她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游客。 美国的宴请，即使是很隆重的宴请，服务周到，程序讲究，排场很大。但吃的东西并不复杂，也都适量，桌上都是干干净净，吃完了一道菜，再上一道菜，宴会从头至尾，餐桌上不呈现杯盘狼藉状，而且宴会时间都不太长。 苏联的吃法不同，主人慷慨，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琳琅满目。一上来面包、黄油、干酪、鱼子、烤鸡、火腿、芥末、胡椒、大葱、黄瓜、小萝卜、西红柿就摆满一桌子，而且量都很大，带有某种炫耀的意味。吃起来、敬起酒来、讲起话来时间相当长。 在我国国内，我曾听到一些美籍友人抱怨说，他们回国以后吃一顿饭要不断地和人碰杯，这使他们觉得不习惯。我也想不明白这碰杯究竟出自何典，这次去苏联才找到了出处。苏联东道主每次宴请的时候都热情碰杯，格鲁吉亚的一位朋友还解释说：“这里有一个讲究。我们说酒这个东西，看得见、闻得见、也尝得着，但是没有声音，听不见。碰杯以后就完全了，能见、能听、能闻，全有了！” 美国人忌讳无意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任何身体触碰。哪怕是极轻微地挤撞了一下别人，双方都会主动地同时说一声“请原谅”。苏联就大不相同了，上下飞机的时候我几次被人拨拉过来拥过去。 美国的一位中年汉学家对我说：“正是六十年代，美中关系极度恶劣的时候，美国政府特别重视汉学家的培养和使用，不惜重金资助。现在随着与中国关系的正常，我们有些学中文的人反倒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我开玩笑说：“为了帮助你们，是否需要建议中国政府把美国狠狠地再整一下？”他和他的妻子同时开怀大笑说：“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 而苏联的一些汉学家见到中国客人时说：“我们还是友好吧，不然，我们要失业了！” 原来幽默感也各有不同。 撇开对外政策不谈，在访问了美国又访问了苏联以后，我觉得这两个超级大国各有一套，互相挖墙脚，双方有空子就钻，而又争分夺秒地相互竞赛，各不相让。这当然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威胁，却也包含着相反、相成、相对、相促、相挑战、相应答的某种合理性。 当然，世界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好，那样完美，但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全无是处。它的不完美说不定正是进步和发展的契机呢。 访问西柏林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五十年代看过的苏联电影和反间谍小说，那些作品把西柏林描写成魔窟。赫鲁晓夫则称西柏林为“毒瘤”。 访问波士顿的时候我们驱车到海边欣赏大西洋，大西洋浪涛滚滚，颜色紫黑。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代一些诗歌中常用的字眼：“大西洋彼岸的战争狂人。” 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车经捷尔任斯基广场，在捷尔任斯基的全身铜像后面便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大楼无甚奇处，正在修缮，楼外搭满了脚手架。我马上想起了法国影片《沉默的人》，那些关于“克格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 不是故意煞风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是食洋不化的意识流。沧桑也是一种财富，而开放与交流将带来新的清明与充实。幽默、困惑乃至伤感之中，将有一种新的满意。 在我的一篇小说中，可怜复可笑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唱道：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云游四方， 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 穆罕默德.阿麦德的愿望其实充满了普遍性与现代感。 苏联城市的威严面貌还在于你差不多到处可以看见大量警察和军人。 特别是在莫斯科，在我们居住的俄罗斯饭店附近和红场、克里姆林宫一带，在塔什干，在我们居住和活动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电影之家、列宁艺术宫一带，警察非常多。而且警察很少是单个的，常常是三五个、七八个在一起。 在第比利斯，看到的警察要少些。 莫斯科的警察多是一些标致而精悍的小伙子，服装整洁笔挺，领带打得认真，举止有风度有礼貌。没有看到过警察呵斥群众的事。 在塔什干，警察的风度稍差，我看到过他们在街上暴着脖子上的青筋喊叫，但好像是自己人之间相互叫喊，并不是喊老百姓。 电影节配备的翻译中有一些年轻的姑娘，而电影节每天的活动常常要进行到深夜。我们曾经问一位英语翻译：“每天这样晚回家，不会有什么不安全吧？” 她笑着说：“没事，哪儿都有警察。” 在塔什干，每逢参加电影节的外国代表团成员乘坐其他设备都好、只是没有空调因而闷热不堪的高级旅游轿车出行的时候，前面都有一辆三轮摩托——两位警察开路，后面跟一辆救护车。而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打开绿灯，其他车辆行人自动两边避让。参观撒马尔罕的时候就更加威风凛凛，外宾们乘坐十几辆大轿车，另有一辆空车随行以备不时之需。街道两旁，五步一哨，十步一岗。 如果是外国元首来访，加强保卫加岗增哨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多少引发了一些我对塔什干，尤其是对撒马尔罕市民的歉意。 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梦想着苏联。听到谁谁到苏联留学或者访问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羡慕得流泪。 那时候我想，人活一辈子，能去一趟苏联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苏联，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开始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的写作，我当时有一种隐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从而我有可能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由于这个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议也太一厢情愿了，所以我不敢、更羞于认真想下去。 三十年后我真的到了苏联，竟也真的和《青春万岁》有关。《青春万岁》改编成了电影，电影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正式演出。 而我这个并不怎么懂电影，也没有认真领会过苏联朋友动辄提起的列宁关于电影的重要性的论断的人，是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来到苏联的。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你原来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到那个房间去了。 五十年代中期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萨特阔》。那时一切苏联电影包括反特片与驯兽片一律令我倾倒。《萨特阔》里有一段俄罗斯大地、俄罗斯田野的空镜头，伴着又寂寞又辽阔，充满热恋和忧思的俄罗斯民歌女声领唱。这画面和这歌声是那样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种不可言状，像是在野外观看夕阳落山一样的激动。我想，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土地，了不起的人民。我想，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天空出现什么风云，都无法改变也无法抹杀我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爱。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预感。 苏联人民也没有忘记五十年代。甚至是太天真地、太不面对现实地说着五十年代。 一位女汉学家与《青春万岁》的导演、我们代表团的黄蜀芹同志谈起影片来，她问：“你们怎么会现在拍这样的片子？拍这样的片子会对你们个人有什么影响？” 这问题提得好生突兀。按照她们掌握的信息（这位女汉学家去年秋天访问过中国），也按照她们的思想方法，她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在中篇小说《相见时难》里曾经写过，中国是这样伟大、深邃、痛苦，简直是深不见底。许多指手画脚地议论中国的人，其实还没摸着它的边呢。 黄蜀芹同志回答这位苏联女汉学家说：“我们觉得五十年代的许多东西还是好的，虽然那时也有幼稚和简单的地方。” 女汉学家争辩说：“我不同意说那是幼稚和简单，那是美好的心灵嘛！” 谢谢了。 有一位诗人不断地到饭店看望中国艺术家。他胸前别着不少勋章绶带。他说，他是《莫斯科—北京》这首歌的词作者。他把他作词的另一首歌颂中苏友谊歌曲的复印件（上面有歌词的汉译）拿给我们。他不断地说：“斯大林！毛泽东！”兴奋异常。 近两年，中苏民间往来有了一些恢复。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者、专家，去了苏联，总要到他们曾经就学的母校去看望老师和同学。他们给我讲述过这种返校的场面，夹道欢迎，献花，然后是抱头痛哭。久别重逢，哭那失去的时光，也哭苏中关系的现状。有的苏联朋友边哭边说：还以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们了，听说十年期间把留苏人员全部枪杀了。也有的边哭边问：“为什么我们两国关系坏成了这个样子？” 对于绝大多数苏联老百姓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个谜。 旅舍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压低声音问我们：“怎么样？现在我们两国关系好一点了吗？”当获得肯定以后，她欣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在第比利斯街头，我们与两位个子高高的、身着深色连衣裙的中年妇女攀谈起来。她们自我介绍说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她们说：“听说中国客人要来，我们都高兴极了，我们就盼着我们的交往能够恢复！” 有的苏联人向我们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有人问我（同样压低了声音，不知为什么）：“你们怎么看待列宁，你们国家有没有列宁的雕像？”我说：“列宁当然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每逢重大节日，天安门广场要悬挂马、恩、列、斯的照片。至于雕像，不多，因为中国的城市雕塑本来就很少。”我本来还想谈一点我对建雕像的看法，但为了尊重苏联人民的感情，便没有多嘴。提问的人听了我的回答，脸上显出既欣慰又纳闷儿不解的神情。 还有人问，你们现在还读马列著作吗？有的人干脆问，你们是不是还搞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我们听了也许觉得哭笑不得，却反映了一种习以为常、自以为是而又无法自解的逻辑模式，当然，也反映出他们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是多么不翔实。 我们告诉他们，中国的大学讲授马列主义课程，国家出版社正在出版自己编译的迄今最新最完全的《列宁全集》新版本，我们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回答使他们感到惊奇费解还是他们如此提问使我们费解惊奇。 也有人听到了我们的肯定回答以后表示：“那我就放心了。” 他放心了，我却没有那么放心。就某些老百姓而言，我倒觉得苏联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孩子气些。他们是习惯于接受那种简明教科书式的、令人容易放心的、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了。他们好像理解不了由大脑皮层日益细密繁复的现代成人为主组成的现今国际社会，解不下（读“该不哈”，这是一句陕西方言）它的多线、多面、多向、多层次性——也可以说是它的恼人的复杂性。 但是他们的自我感觉大多很好，他们国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空间技术和新式武器。一些五十年代去过苏联的我国同志告诉我，如今苏联的面貌变化很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文明礼貌都大有提高。 苏联有一个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也许苏联政府是世界上最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政府。比如说一个作家，在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后立即可以享受到许多福利待遇乃至供应。我们至今有轻视表演艺术从业者的旧习气，但在苏联，一个名演员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人民演员、功勋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这些身份都是极大的荣誉。在我们下榻的俄罗斯饭店的东南方有一幢巨大的尖顶大楼，其规模几乎与莫斯科大学媲美，被称为“艺术之家”。用我国六十年代的名词来说，那是给“三名”“三高”们居住的高级住宅。我们也看到过苏联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办公楼与住宅楼，显然高于平均水平。各地修建的科学宫、艺术宫、文化宫、电影之家，都非常漂亮宏大。文艺家各协会的办公楼与活动场所，恐怕堪称是世界第一。 我们参加过一个宴会。先是来了加盟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级领导人，自然了，部长同志们都是气宇轩昂，够“份儿”也够“派”的。这时光临了一位诗人，据说诗人的著作翻译成了五种语言（按，也不能算很多）。按行政级别此诗人本来是隶属于部长同志手下的。但诗人一来，部长、副部长立即退居两侧侍候，甘作绿叶陪衬，由红花诗人突出一番。诗人口若悬河，热情洋溢，挥洒啸嗷，旁若无人。喝了两杯以后，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声疾呼地演说，尽情发挥，如入无人之境。部长并不以为放肆，他只在宴会结束前起立发言半分钟，表示对诗人百忙中亲临主持宴会、为宴会增色的感谢。 重视、吸引、团结知识分子，是苏联政权得以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经验。真正有学问、有本事的人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能得到较好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能得到相当的社会地位，这就使“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成不了大气候，不论西方的宣传报道有多么凶。 当然，以我有限的时间和材料，做出这样的判断或嫌太大、太表面、太感想式了。 好也罢，坏也罢，友也罢，敌也罢，牢不可破也罢，亡我之心未死也罢，反正苏联不简单，也不容易。到一九八七年，苏联就该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了。七十年来，还没有别的事件像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样深远。他们硬着头皮，有时候也吹着牛皮，在没有先例而又困难重重、常常是在骂声一片的形势下，硬是搞起了自己的一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足以与得天独厚的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利坚合众国相抗衡、相争夺、平起平坐。而且他们自认为在领导世界、拯救人类，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舍我其谁”的全球战略、它也许不太愿意承认的超级大国意识，倒颇与一些美国人相似。我在美国也碰到过一些自我感觉颇佳的朋友，他们热烈地、如数家珍地讨论这个洲那个洲、这个国那个国的事情，似乎都比当地人、该国人更了解当地与该国。他们都勇于也“善于”对外国的事情做出“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式的判断，并流露出令人吃惊的责任感。 我不知道这是正剧、悲剧、还是喜剧。 此文写罢，赞曰： 天道无常，人间沧桑。 成败功过，相因相生； 恩仇敌友，相反相成。 彼美人兮，彼芳邻兮， 此起彼涌，此覆彼倾。 天地为炉，造化为工； 热情如火，大智如风， 岁月如蓬，华年如梦。 青山依旧，浪潮几度； 往事非烟，来日有征。 相见时难，心潮难平； 握手有温，碰杯有声， 似喜似悲，似嘲似颂。 几行涂鸦，噫，难表我衷。 1984年 3.人们是需要许诺的 一、没有 没有。 还是没有。 终于找不着了啊。 2004年11月15日，我坐在俄航的北京—莫斯科航班上，是波音767型客机，而不是伊柳辛或者安东诺夫的型号。我戴上耳机寻找一个哪怕只是听着熟悉一点的，没有苏联味道，但是至少有一点俄罗斯民歌味道的歌曲，我找不着。 有意大利歌剧，有百老汇音乐剧，有交响乐，有爵士乐，大概也有俄罗斯的流行歌曲，摇滚风格的，都是我不熟悉的了。 在通向莫斯科的路上，我寻找的是自己的往日，这方面的话我已经说过太多，已经不能再说。我想起了“前苏联”一词，本来我觉得莫名其妙，谁不知道苏联已经“前”了？加一“前”字纯粹脱裤子放屁。但是在俄航班机上找寻歌曲的经验使我想起了那种前朝“遗老”的悲哀。我自嘲像是苏联的遗老，于是从遗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加“前”字的吗？ 历史，使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许多“前”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飞机的服务极好，至少飞机上没有我国民航上常见的那种飞行小姐扎堆聊天的。飞机起飞十多分钟了，已经完全平衡地飞行了，空中小姐们仍然紧紧系住安全带，端坐在特定的位子上，也不是我国或有的那种把最好的座位留给机组人员，先为自己再为人民服务的路子。直到统一宣布了可以不系安全带了，她们才开始走动，厕所也才开始启用，这是全球飞行业务中极严格的一批人，毕竟是俄罗斯人，没有中国人那么“灵活”。 八个半小时以后，到达莫斯科。我弄明白了，莫斯科国际机场旁边的仍然是密密的令人感觉是原始的大片白桦林，而不是我想象的山毛榉，像我在《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描写过的。我还发现，在俄罗斯画家偏爱的风景画中，树木，特别是白桦起着主角的作用，例如列维坦的《春天和大水》。我可怜的美术鉴赏能力和背景，使我喜爱列维坦胜过了法国和荷兰的大师。 可是，我又迷惑了，介绍说列维坦是立陶宛人，立陶宛在脱离苏联和远离俄罗斯方面是最积极的，它现在已经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还能把列维坦算作俄罗斯画家吗？ 莫斯科机场的屋顶仍然像是悬挂着金属易拉罐式的铜圆环，像我之前看到过的那样。俄罗斯是一个金属与林木都多得不得了的地方。“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祖国进行曲》的歌词完全是事实。这首歌是杜纳耶夫斯基作的曲，曾经脍炙人口，中国的“进步”青年无人不唱，头两句的旋律还作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的呼号，响彻全球。当然，机场里已经大大增加了商业气氛，而且许多是英语的标志、广告和霓虹灯，品牌也是国际化了的，例如耐克的对号与苏格兰威士忌的“红方”“黑方”和更昂贵的“蓝方”，好像还有维多利亚秘密牌的女子内衣。 彼此彼此。我想起了1988年访问匈牙利的情景，那时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还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当我向匈牙利同行介绍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笔会领导人不断用英语说着——应该说是喊着：“brother countries!”——兄弟国家嘛。 我也想到，一个商品的名牌竟然比五十年代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时气壮山河的长篇讲演更持久？半个世纪多前，大概也只有我这样的中华少年革命人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位据说在斯大林大清洗中立过功劳的同志的宏文谠论。现在，不论俄国还是中国，有几个人像我这样还念念不忘他老人家？ 二、宇宙饭店 我和妻与原来的助手崔建飞同志一行三人住在cosmos——“宇宙”饭店。说是前两年铁凝全家来旅游也在这里住过。一个四星级大饭店，大堂里明晃晃地设有赌博场地，当然还没有拉斯维加斯或者葡京饭店那种规模。住房里可以看到称作“欧洲电视”的高塔和设计气魄宏大的加加林纪念碑，像是一个长长的大钝角三角形，最短的底边在下，最尖的一角顶端指向太空。窗下是熙熙攘攘的和平大道。 然而最难忘的是宇宙饭店的餐厅：柯林卡，柯林卡就是雪球树，就是俄罗斯那首令我眩迷痴醉的民歌，先是高耸入云得近于孤单，而又委婉多情得近于凄凉的男高音的领唱，你原以为已经没有可能给这样的领唱以回应了，它只能曲高和寡地悬挂在那里了；然而狂欢式的近于暴烈的火一样的合唱响起，于是孤高的英雄与广场和四乡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扭成了可畏的扫荡一切的宇宙伟力。我那年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在香港太古广场听俄罗斯（马戏团）小丑艺人唱这首歌乞讨的感受，发表在《南方周末》上。 11月16日与17日，我有两个晚上在这个餐厅里吃饭。两个晚上都有民歌民乐。飞机上没有的地面上有。一个男子用弹拨乐器伴奏，两个青春无瑕的姑娘唱歌。有时她们俩也拿起三角琴或者摇鼓。我完全没有语言学的根据，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英语的girl最好译成“女孩”，俄语的“捷乌什卡”只能译成“姑娘”。这次旅行中，俄国译员把“捷乌什卡”说成“小姐”，我无法接受。 她们还在。民歌还在。她们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树，唱了红莓花开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不用书名号因为这就是她们唱的内容与心情，而不仅是歌曲题目。她们唱的却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节奏一样，旋律颇有区别，十分欢快活泼，接近说话——诉说——呼唤，似乎这些歌曲并没有固定的乐谱。这使我想起了延安，同年五月在延安旁的安塞县听到的革命歌曲，也都向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爱情“酸曲”上回归。 尤其是她们唱的《有谁知道他呢》，韵味悠长，纯情无限，天真无邪。一面唱一面轻轻摇着身体，像是微风中的花朵。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她们的歌声直出直入，无装饰、无表演、无技巧，自语自叹，却又俏皮谐谑，灵动随意。每句词都是以“啊、呀、nia、lia、达、掐”押韵，比中文词唱起来动人得多，开放得多，也热烈得多。这样的歌声是无法抵挡的，声声入耳入心，令人心荡神迷，难以自已，挥之不去。事隔数周，我至今一闭上眼耳边就有她们的“有谁知道他呢”响起。 中文中的“呢”字，很难唱出效果来。 我想起了1953年十九岁时候的冬季，那是唯一的一季冬天，我每周到什刹海冰场滑冰。可惜每周只休息一天。那是我陷入初恋的一年。那是我开始写作的一年。那是我欢呼祖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的一年。那是我每日每时都充盈着想象和感动的一年。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与歌唱过十九岁。我在什刹海冰场上听到原汁原味的苏联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我还知道这个合唱团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思建立的。 没有办法，在宇宙饭店雪球树餐厅听到的演唱给了我十九岁在滑冰场上的感觉。没有办法，苏联就是我的十九岁，就是我的初恋，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我告诉崔建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知道苏联已经“变修”，已经成为我们“敌人”的时候，我感到的是撕裂灵魂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处决我本人。本人处决了理想和梦还在，而苏联变修了呢？世界就是这样崩溃的。现在说起来未免无趣，老掉了牙，没有什么出息，不像男子汉哟！ 而在她们唱起雪球树的时候，我更加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苏联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树还在，《有谁知道他呢》还在，红莓花儿还在，俄罗斯姑娘的头饰与衣服花边还在，她们的天真与微笑还在，比“时代的荣誉、智慧和良心”（苏联共产党不断自诩的一个套话）更天长地久。 我赶紧布置要给她们小费。我毕竟是跟上了时代。艺术与小费不沾边，友谊、青春、爱情与梦里都不包含小费。然而，艺术的创造者传达者是人，艺人是在乎利益的，俄罗斯唱歌的姑娘们是不拒绝小费的。只要理念、不要利益的伟大实验未能成功，遗憾啊您哪。 给小费的行为中还包含了显示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崇高动机。 顺便记一笔，斯大林虽然众说纷纭，虽然现在的俄罗斯人不见得愿意正面地谈说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喜欢的庇雅特尼斯基民歌合唱团还在。几个俄罗斯朋友向我说明了这一点。 三、给列宁鞠躬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去了红场。日程上写的是游览市容，而莫斯科的市容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来说，离不开红场：克里姆林宫、红星、列宁墓——列宁斯大林墓——列宁墓，去过一次的人还会知道圣巴苏教堂、沙皇时期法国老板建的大百货公司。 上一次到莫斯科正好是二十年前，弹指一挥，人间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间。那次由于目的地是塔什干，没有怎么在莫斯科活动，当时想去克里姆林或者列宁墓也排不起队。我那年住在俄罗斯饭店，出门就是红场。两支队伍摆在眼前，要排队，必须有枯立五个小时以上的准备。 现在的列宁墓则每周只开放两天，参观人数不多。就这样此地还不断有人发出取消这一陵墓的言论。我们在小雪中排队，大家都很严肃，一次次反复进行安全检查，进入陵墓以后不得出声，不得交头接耳。五十余年前，有幸去瞻仰过列宁遗体的人都对我讲墓前的红军卫士如何如铜像般一动也不动。现在倒是也没有这样严格了。 墓中的水晶棺光照通明，列宁的面孔与衣装新鲜明丽，我恭恭敬敬地给遗体鞠了躬。想不到我瞻仰列宁墓瞻仰得这样迟。 如果是当年……而现在俄罗斯不乏对列宁的不敬乃至亵渎的说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草率和随意呢？难道能够无视历史？难道历史就像打秋千一样地摇摆极端？ 无言。无声胜有声。 我们也看到了红场检阅台背面的墓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柯希金、斯维尔德洛夫，等等。铜牌与字迹依旧。 我们进入了克里姆林，里边有一个现代化的办公会议楼，是依据赫鲁晓夫的命令修建的，为此拆除了大量古迹，真是得不偿失。许多次苏共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这里开的。另一个简朴的楼挂着俄罗斯的三色国旗，是现任总统普京的办公地点。更多的是看了里面的东正教堂，古色古香，蜡烛点燃，教堂特有的气味浓烈。苏维埃时期这些教堂只能算是博物馆，现在香火旺了起来。我乘机学到了一点有关东正教的知识，东正教的十字架，除大十字外，上端有一小横，说明耶稣的头部也曾被钉住，下端一个斜横，高的一端是一位圣徒宁死不屈，至死承认耶稣是主的儿子，从此端升入天堂。低的一端是一位被吓倒了改了口的软骨头，便从低端堕入了地狱。二分法的传统，“零和”的模式是古老的。 俄罗斯正在努力回到古老的俄罗斯去。克里姆林正在脱掉意识形态的外衣。虽然大红星仍然闪烁。说是那红星的配置是斯大林的意思，耗资无数，用了不知多少昂贵的红宝石，使之昼夜闪光，明耀寰宇。现在也有激进人士不断要求拆星、移星，当局以成本太高而财政困难不干。 我们也去了大百货公司。与我之前来的时候不同，现在柜台上摆着的多是西欧进口名牌货，应有尽有，规模与购物环境极佳。然后克里姆林宫的钟楼上大钟响了，正午十二时钟声“敲”出原苏联、现俄罗斯的国歌的第一句的旋律，原词是“俄罗斯联合各自由盟员共和国，行成永远不可摧毁的联盟……” 在小风雪中我们到了苏联一本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中描写过的阿尔巴特街。一条漂亮得大大方方很有品味的旅游街，街中心有卖礼品的摊档，而不是贴着墙根儿。过去，这里住过一些苏联要人高干子弟。现在是富商居住的“高尚住宅区”和商业街。这里的俄式大餐实在味道好极。我们点牛肉，不是大块牛排而是罐焖，点鸡肉，上的也不是半只西装鸡而是基辅式的黄油鸡卷：把一片鸡肉卷成卷，内装洋葱、蘑菇、奶酪等馅子，外裹蛋汁淀粉，煎熟，使我想起当年莫斯科餐厅在北京开业时的盛况。不知俄罗斯是否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口味介于东西之间，我辈华人易于接受俄餐。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绿。所有的理念都应该通向生活。附丽于生活，就没有，至少有可能减少破灭和虚空。 四、莫斯科 莫斯科毕竟是一个大地方，大都会，大国首都。 与二十年前的造访时相比，莫斯科焕然一新，地面大大地扩大了。我们住的宇宙饭店，原来只是郊区的田野。虽然不乏高层楼厦，基本风格仍然是石块、砖木、水泥与钢筋结构，浮雕式的建筑，与纽约或者香港的玻璃钢梁摩天大厦风味不同。建筑并不林立，仍然是“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仍然是“能够自由呼吸”的足够空间。 妻一到莫斯科就说：“莫斯科显得大气。”我补充说：“就像北京。”人们常常批评北京已经失落了古城名城的韵味，很可能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而且我曾经设想，如果我们的申奥口号不是“新北京，新奥运”，而是“老北京，新奥运”该有多好。幸好，搞申奥翻译的人明了这一点，英语的译文就根本没有留下任何“新北京”的“新”字的痕迹。然而北京仍然是北京，不是南京，不是上海，不是广州也不是香港。巴黎高雅而伦敦矜持，罗马雍容而悉尼舒适，维也纳华美而柏林严整，阿姆斯特丹自在而纽约高耸。北京和莫斯科一样，大气，而莫斯科却显得比北京天真。 比如那种我们在北京展览馆、上海展览馆身上已经领略了造型所谓的斯大林式建筑，在莫斯科一共七个。底盘大，楼层越是往上越是减少面积，像摆放好了的积木。正中的塔楼好像竖着一根旗杆，顶着一颗红星。我在布达佩斯等东欧城市也看到过苏联援建的这种类型的建筑。 据说斯大林原来下令修建四十处这样的大楼，作为“二战”胜利的纪念与“二战”期间莫斯科建筑受到破坏的补偿。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只修建了七处，斯大林逝世，于是此种楼不再。现在七处中重要的有莫斯科大学和俄罗斯外交部，仍是莫斯科的庞然大物。靠近红场最近的一处这样的大楼现在只是普通的居民楼。 莫斯科河给莫斯科带来了好风水。到处看得见莫斯科河。来到麻雀山，在莫斯科大学正前方，一道平直的栏杆，下面就是莫斯科河，远处——其实不然不远，就是红场，克里姆林。麻雀山曾名列宁山，一首苏联歌曲《列宁山》是我们年轻时候最喜爱的歌曲。我甚至不想说“之一”。“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峻峭的山岭多么神往……当我们回忆少年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我的莫斯科！” 峻峭山岭云云恐是译者杜撰，因为列宁山名为山，实际只是一个大高地，整个高地归莫斯科大学所有，开阔平坦。歌词里还有一句“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与现代环保观念不甚吻合，回忆起来有点滑稽。事实确是如此，从麻雀山看下去烟囱不少。其实当年我们开始搞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的梦想也是到处架起烟囱，各种黑烟、黄烟、白烟、红烟齐冒。 我在早先的文章中写过莫斯科大学给我以傻气的印象，奇怪的是，这一次，在俄国人不乏对于斯大林式建筑嘲笑抨击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莫大”这种大楼也挺气魄。是不是我的审美也受国家关系的影响呢？是不是因了苏联的变成“前”我反而遗老起来了呢？反正你不把它当成美梦看也不把它当成敌人看，你反而与之容易交往与沟通。这一回我两次造访莫大，一次在白天，一次在雪夜。白天有许多游人，包括冻得发抖的穿着婚纱拍结婚照的少男少女。苏维埃时期则是结婚者必在这里照相。雪夜中的莫斯科大学，灯火璀璨，光明令人仰视。雪花轻落，别来无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历史怒吼长啸，铁血生死，狂舞疾转，然后山河依然，城市依然，大学依然，生活依旧。现在有几百名中国留学生在此就学。 然而这么伟大的苏联，伟大的俄国，伟大的莫斯科，怎么连一条一截高速公路都没有呢？尤其是雪后，莫斯科的堵车甚至超过了我所体验过的以交通堵塞闻名于世的墨西哥城。雪后，我在莫斯科每天用在路上的时间五六个小时，而参加活动的时间只有路上时间的一半。说是没有钱，说是莫斯科人不能想象过路收费，所以也就无法进行良性循环，也就没有人投资修路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与一位匈牙利外交官的谈话，他说，中国、匈牙利现在经济改革还来得及，因为革命前的商人企业家还都活着，而苏联十月革命已经六十余年，懂商品经济的人已经死光了，再想搞什么商品经济，只怕后继无人了呢。当时我还以为他是说笑话。 俄国朋友说我们是幸运的，抵达莫斯科的时候是深秋，桦树上的叶子还没有落尽，柳条还是绿的，十月阳春，信然。几天后大雪飘飞，寒风怒吼，冬天来了。 五、莫斯科与北京 不，莫斯科与北京还是不同。莫斯科没有那么多铺面、摊贩、商店。看来，莫斯科的改革虽然激进，却没有像北京那样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是不是这样反而多了些“人文精神”，少了些铜臭呢？至少表面看是如此。中国的不少人文知识分子大概喜欢这样。 何况莫斯科比北京有更多的空地，更多的即使白雪覆盖下仍然保持碧绿的草坪，尤其是丛丛树林，树远比人多得多。而莫斯科的四周，干脆被森林所包围。伟大的俄罗斯呀，得天独厚的俄罗斯呀，这里有更多的被有心人们苦苦守护了半天仍然守不住的大自然。 但不论是入境、住店……办手续都相当慢，住酒店还动辄扣住你的护照，过数小时至一两天才还给你。这些事上，“前苏联”并没有怎么“前”，前起来也并非易事。有人说，中国规定，边防办入境手续正常情况下不得超过四十秒钟，而俄国规定不得少于四分钟。反正我觉得他们的认真管理精神大大超过了方便服务精神。 莫斯科有北京想象不到高质量的街头雕塑。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罗蒙诺索夫，包括马克思。我们在街旁的树林中看到一位老人家的慈祥的塑像，我们问这是谁，答：马克思。多么惭愧，竟然认不出马克思来了，在莫斯科。用文化人物名字命名了许多大街与广场，你觉得这确是一个重视文化、尊崇艺术的国家。苏维埃时期被贬斥过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坐式雕像也于近年落成。我想起了《白夜》《白痴》《卡玛拉佐夫兄弟》《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想起陀氏的癫痫病，想起他的陪绑绞刑，想起他的酷爱轮盘赌，想起他的落笔万言、泥沙俱下、拷问灵魂、扭住脖颈的文风，悲悯无限的陀氏终于坐到了莫斯科的街头，这使我感从中来，不胜唏嘘。 我忽然怪想，俄罗斯的文学太沉重、太悲哀、太激情，也太伟大、太发达了，这是不是造就她拥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因素之一呢？ 彼得大帝的雕像就矗立在从莫大回红场的路上，底座是一艘巨大的帆船，身高两米多的彼得一世手持双筒望远镜向远处（应该是向西方吧）眺望，气魄宏伟异常。而一想到北京近年来勉勉强强弄起的城市雕塑，实在牛不起来。 说是人们不一定愿意多提苏联的话题。说是苏联七十年，农业产量始终没有达到过沙皇时期的最高水平。而现在俄国人的收入也低于苏联的水准……上苍保佑吧。然而，莫斯科人穿戴打扮仍然美好，莫斯科姑娘的美丽度远远超过其他访问过的数十个国家和数百个城市，莫斯科的餐馆仍然颇有情调品味。 你到莫斯科大剧院看戏，你觉得这里的人的文化素质很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版的《天鹅湖》，白天鹅最后没有得救，而是死在了魔鬼手里。当黑天鹅搅得王子迷失本性的时候，背景上出现了一个小景框，小框里是白天鹅的悲戚与挣扎，音乐也变得急促不安，惊慌乃至于恐怖，令人神移。去掉了大团圆的结局，留下了沉重的困惑与遗憾，留下了沉重的悲剧感。 剧场的秩序与氛围极佳，比北京的剧场文化强。 苏联说没有就没有了，苏共说解散就解散了，卢布说贬值就土崩瓦解，一塌糊涂，而莫斯科居然基本平静有序，至少不像南斯拉夫也不像乌克兰。再想想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乱局……这在使你叹息的同时却也使你赞叹。 六、动荡年代的爱情 为了发行新版的拙作中短篇小说集俄文版，我们在“找到你自己”书店举行与读者见面会。 这个集子由托洛普采夫翻译编辑，他的眼光比较艺术。他选的是《夜的眼》《杂色》《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深的湖》《失去又找到了的月光园的故事》《焰火》《他来》等。 （俄女学者兼我们的导游阿克桑娜博士表达了对于“紫绸花服”的理解与欣赏。而在我们后来访问阿拉木图的时候，哈萨克斯坦国家图书馆馆长穆拉特先生引用“月光园”的故事评述世界与两国关系的失而复得，这都应该感谢这个译本。） 书店的楼下是礼品店，其中也有不少中国礼品，包括佛像、吉祥物、灯笼、刺绣等，快到圣诞节了，各种商品密密麻麻，碰头、撞脸、挡胳臂、绊腿，使我想起儿时旧北京街上开的文具店。 三十多个读者等候因为塞车而迟到一个多小时的我们，气氛比我想象的热烈。我的印象是他们对于中国的事情都很有兴趣，但又都不甚了解，特别是近年来的发展，他们想象不出来。 有一个中年男子提出与我共唱苏联歌曲。我们一起唱了一些比较流行的，诸如《喀秋莎》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后来我唱起《五一检阅歌》：“柔和晨光/在照耀着/克里姆林古城墙/无边无际苏维埃联邦/正在黎明中苏醒……”他和了几句后拍着脑袋表示已记不起歌词。我又唱了地下时候学会的第二首苏联歌：“我们的将军就是伏罗希洛夫/从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员……”（第一首是喀秋莎，当然。）还有另一首歌颂苏联名将肖尔斯的歌：“队伍沿着河岸……在那红旗下面/躺着一位游击队长……”他唱不出来了。 正式会见开始前一位年长的、身材仍然不错的女士来找我，向我介绍，她是一位诗人，我国苏联文学翻译家与研究家老g当年的恋人。g只是代号，不是高或者甘。我与老g是友人。女士把一本影集给我看，老g当年在莫斯科留学时候与她同班同学，那时他竟是这样潇洒英俊。内中有不少他们二人的合影，可以想象二人的感情的火热。影集中也包括了老g后来的照片，有他后来在国内结婚后的全家福。最后一张是老g前几年不幸猝逝后的灵堂，黑幔上写着老g的名字，悬挂着的是女诗人青年时代恋人的遗像，叫作天人相隔。 我惊讶震动，不仅在于她与老g的早年恋情，而在于老g从来没有、国内也从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这段故事。而当年的苏联姑娘，却坦白自然得很，这也是文化的差异吗？ 更令人震撼的是时间，时间比你想象得有力得多，无情得多，时间主宰着我们，像暴君。一位研究者曾经评论我的作品常常以空间的转移来写时间。是的，到日本使我想起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度过的。到新疆使我想起中年与壮年。而俄罗斯呢，一到俄罗斯青年时代的记忆就纷至沓来，浑若不胜。 朋友告诉我，老g与这位俄罗斯女诗人的爱情是不可能实现的，双方政府都有禁令，后来，两国关系又敌对成了那个样子。所以，虽然八十年代初期老g曾经供职于我驻莫斯科大使馆，也不可能与之见面，直到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老g费了老大的劲才终于找到了女诗人。 还说什么呢？恩怨情仇，藕断丝连。又是近邻，又是第三国际，又是共同的理念，牢不可破、万古长青……本是同根生，这是历史？这是命运？这是天意？你永远不可能非常理智、非常冷静、非常旁观地谈这个“外国”，看这个国家。你为她付出了太多的爱与不爱，希望与失望，梦迷与梦醒，欢乐、悲哀与恐惧……这占据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上一代人特别是革命的老知识分子的一生。而后，错错错，莫莫莫；长已已，永恻恻。你老了，去了，她也老了。 七、波罗的海的夕阳 这次还去了圣彼得堡。这个城市的古老名称，源于耶稣的十二个圣徒之一的圣彼得。后来改成彼得格勒，是为了纪念彼得一世即力行新政的彼得大帝。十月革命后定名为列宁格勒，当然是为了永忆列宁。现在又改了回去。城市的名字改了，但是城市所处的州的名称没有改，仍是列宁格勒州。而莫斯科通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名为列宁格勒火车站。想洗净一段重要的，震动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震动了本国也改变了本国的历史谈何容易？价值选择的变易不能代替历史的书写，而书写历史不等于历史本身。当我与该城的汉学家们座谈时，一位女学者问我：“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改革得太慢了？”我说：“没有啊，你们连城市的名字都改了呀……”有同行者以为我语带嘲讽，实无此意！我怎么会觉得他们慢呢？ 我不想再写这里的涅瓦河、冬宫、阿弗洛尔巡洋舰、购自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也不再写这里的大街了，有一首民歌叫作“沿着彼得大街”，抒发一个喝醉了酒的马车夫赶车的情景，歌曲里有车夫吆喝马的叫声。是我记错了吗？当我问导游哪里是彼得大街时，导游表示不知道。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曾经在与列宁格勒红霞工厂结成姊妹关系的北京有线电厂做共青团的工作，我在彼得堡，竟忘记了问这家工厂的情况。一位中国人告诉我，即使还有，也早已面目全非喽。 感谢导游带我们去“木木餐厅”用饭，餐厅门口有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狗“木木”的雕像，饭后老板送给我第一版“木木”的复制本。后来我们又到柴可夫斯基与科学院餐馆用餐。就冲这些餐馆名称也令人钦佩。彼得堡全城就是博物馆，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屠格涅夫的坟墓都在这里。 11月21日我们碰到了风雪，可能没有普希金小说里描写的“暴风雪”那样激烈，但已经可观。风是白色的，雪是散漫无形的，风成了雪的力量，雪成了风的形体。街道与巨石建筑也在瞬间出现了白色，剩下的河流显得格外黝黑。我在风雪中踉踉跄跄地奔向也是普希金描写过的“青铜骑士”——彼得大帝铜像前留影纪念。那里有交通警察，近处不得停车。咯哒一声，摄影完毕，胶片也没有了。 由于当天夜间还要乘车返莫斯科，我们便回旅馆休息。天昏地暗，疲劳的我们迅即躺下，合上眼睛。突然，一片火光使我惊醒，满室通红。睁开眼，得知红光来自窗户。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才知道天空忽然局部放晴，看整个天幕，远边仍是乌云。看海洋，似乎也阴沉得很。只有海平线上，留出了窄窄的却是明亮的长长光带，红色、金色、橙色、玫瑰色、紫色、蓝色、褐色……光芒四射，仪态万方，霞光千里，为宇宙扎上彩带。夕阳就停泊在波罗的海的海面上，夕阳傲视着我们，满目风光，满身骄傲。 我与妻都惊呆了。我们被一种狂喜的心情攫住。这像是沉郁中一次欢乐的爆炸，像是神圣的显示，像是波罗的海与圣彼得堡再次举行了开光典礼，像盘古开天的巨斧劈出了六合的辉煌，像是寂默之中突然铙钹齐鸣，响起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大合唱——《光明颂》。谁都知道彼得堡阴沉、寒冷的冬天，知道彼得堡一年只有六十个好天，却不知道暴风雪后突然展示的波罗的海的夕阳美轮美奂。 我们住在波罗的海宫，隔窗望去就是波罗的海、芬兰湾。而过去，芬兰湾的风光只在列宾的油画里见过。现在看出去，已经没有当年的野生水生植物，却多了一个灯光昼夜眨眼的海滨夜总会。远处也有灯火，我开始以为是芬兰，后来导游告诉我那边是喀琅施塔得岛。这个岛的名称我也不陌生，因为苏联七彩电影（那时叫七彩，以示比五彩更多彩）《难忘的一九一九》中有这个岛的水兵叛变的故事，有一个镜头是斯大林乘着摩托快艇破浪前行，前来解决水兵叛变问题，像圣者下凡一样，一时全电影院的观众欢声雷动。 很快，夕阳落入波罗的海，天立刻黑下来，阴云重新弥漫，风雪再次接续。我相信2004年彼得堡的寒冬自今夜开始。 谢谢你，波罗的海的夕阳，我相信你是特意冲破乌云，一显灵验，一展风采，向我们说一声“你好”的。波罗的海的夕阳是太阳、海、芬兰湾和城市的精魂，是两个彼得和一个列宁的精魂，是俄罗斯、苏联的精魂，是卫国战争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英勇牺牲了的百万列宁格勒人的精魂！法西斯硬是拿不下这个光明的城市，历史早已证明。 八、俄罗斯永在 这次去俄罗斯是应俄罗斯总统驻西伯利亚联邦区全权代表、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德列切夫斯基先生的邀请进行友好访问而进行的。而首先倡议这一安排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他们要利用此行我在莫斯科之际举行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仪式。 仪式上，依例所长季塔连柯院士有两个提问。一个是：“您是否准备继续致力于我们的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友好？”一个是：“……致力于科学的发展繁荣？”我都回答了“是的”，然后他将博士证书交到我手里。 这让我想起了基督教的婚姻仪式与法庭上作证前的宣誓；还有来自苏联，和在中国的规矩一样的少先队的誓言“时刻准备着”。人们是需要许诺的，中国古人称之为“然诺”，李白的“古风”里盛赞鲁仲连“一诺千金”的精神。我也应当记住这两项肯定的答复。 仪式后是我的讲演与学者们的发言。其中索罗金先生主要讲了我的《季节》系列，华克生讲了《活动变人形》，而托洛普采夫讲了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他们甚至谈到了近两年堪称畅销的《我的人生哲学》与《青狐》。他们还是真的了解情况啊。我想起1989年春陪当时的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同志宴请其时的苏联外长谢瓦尔泽纳德时的一件事，“谢”外长提到了我的《活动变人形》在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的事，此书的俄语版一次印了十万册，一抢而光，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文版平装第一次印刷二万九千册，加精装不过三万余册。我向客人介绍了这一情况，并且说我正在考虑今后是不是主要应为俄罗斯读者写作。于是引起了大笑。 前些时候读报看到，“谢”先生由于格鲁吉亚的“天鹅绒革命”已经被迫提前退休。也是命吧。我想起了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最后的台词，由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路曦扮演的索尼娅，抚摸着由金山扮演的，狂暴之后陷于极度颓丧的万尼亚舅舅的头，她说：“我们会有休息的，我们会有休息的，休息啊……” 话剧由苏联专家列斯里导演。 然后是午宴。在主人们轮流进行的热情洋溢几乎是溢美有加的祝酒词后面，我致了答词。我说：“苏联，俄罗斯，莫斯科是我青年时代的梦。现在，苏联没有了，我的梦想已经比青年时期发展成熟了很多。但是，俄罗斯还在，莫斯科还在，中俄人民的友谊还在，而且一切会更加繁荣和美丽。” 我相信我的话打动了俄罗斯朋友，这从他们目光的突然闪亮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熟语叫作为之动容，我也看到什么叫为之动容了。 4.一个需要自省的民族 一、爆炸的春天 我一九八七年与一九九四年两次访问东邻日本，两次都是在错过了樱花盛开时分的四月中旬。第一次为了看一眼樱花还去了一趟仙台，当然，仙台是鲁迅先生当年求学的地方，那里有鲁迅公园、鲁迅胸像，本来也应该去的。第二次为了看樱花去了一趟东京的郊区小诸。而此次是三月中旬到的日本，预计是赶不上樱花盛开的季节了。我还真的叹息自己命中注定与盛开的樱花失之交臂，不是早了就是晚了，可谁知道今年日本本州也与中国的北方一样，冬暖，在我们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就在皇宫附近看到了三株早开的樱花啦，我们在那里留了影。 后来又在新宿的御苑看到了早开的樱花。像中国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在日本大概应该说是春山风暖樱先知啦。什么事都是有先有后，早开的樱花引起了人们的惊喜，却也显得有点寂寞与孤独。 而等到从北海道再回到东京，住到了成田，却是千树万树春光好，樱花大开又特开了。 我这次得到了就近欣赏樱花的机会。花色略如桃花，花瓣更大更开放，黑色的树干树枝，巨大的树冠，花的规模也远胜于桃花。尤其一株株大树连成一片，更是全面地灿烂，全面地飞扬，铺天盖地的云霞，汹涌澎湃的春光。怎么会有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春天，转瞬间春意浓烈得如醉如痴，如歌如舞，如海如潮，如火如荼。日本的春天就这样在樱花的盛开中爆炸了。不过一周左右，这个春花怒放的季节便匆匆过去了。 而日本人对樱花的狂热，带有一种民族感情的燃烧性质。一到春天，各种媒体就报道樱花的信息，把樱花的开放与凋谢当作全民大事来看。盛开是感人的，而更感人的是樱花的凋谢，一九九四年那次，我们赶到了小诸，赶上的也只有落樱。落樱，正如“浅草”“新绿”等一样，是日本人对汉字的巧妙组合与运用。当我们看到一家一家日本人在樱树下铺上地毯，喝着啤酒、清酒，吃着野外烧烤，唱着令人凄然泪下的歌曲，且哭、且笑、且舞，同时沐浴着像雨点一样、像雪花一样从头顶上大片大片下落的樱花的时候，我是深深地被感动了。这是多么深厚的对季节推移的感应，这是多么深厚的对树木花草的眷恋，这里也许还包含着对人生无常、万物无常的悲哀，也还包含着对樱花的开便爆炸般瞬息开放、落便大雨般瞬间凋零的性格——这也是日本人引为自豪的民族性格——悲剧性的赞美。 我也沐浴在落樱中了，我更沐浴在那么多日本人对落樱的眷恋与悲歌中。我想起了黛玉葬花，而日本的男女林黛玉们更普遍、更群体、更壮观也更达观些。 日本是个岛国，精致却又显得局促。日本人是认真工作的民族，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日本人的礼貌约束着一些人不能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而日本的文化中，又有着太明显的来自中国或者来自欧洲的印迹。所有这些会不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压抑，成为一种力比都的情意结呢？幸亏有一个樱花，日本终于还是日本，日本的春天便是最有味道的春天，耽于工作，耽于礼节与计算的患得患失的日本人也得到了一个哭哭笑笑、唱唱跳跳的机会，甚至，在樱花上日本人凝聚起来了，独特起来了，深沉起来了。我不能否认，在看过了樱花的盛开与谢落以后，大大增加了我对日本国土、国民与文化的好感。一个能够为花而动情的民族就像一个动情如花的人一样，叫别人觉得亲近一些了。 二、最忆是杭州 在几次与日本友人的接触中经常听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赞美，说什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呀，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帮助了日本呀，从文字到建筑，从服装到风俗，连筷子也是从中国学的呀，还有各种好话。好话听多了就有点套话的意思了，甚至我还觉得有点溢美，中国一八四〇年以来曾经混到了什么份儿上了，差点没让您给亡了灭了，您还没完没了地捧，受得了吗您老？明明日本早就闹成了“脱亚”，现在更是唯美利坚合众国的马首是瞻，日本是七国会议、后来成了七加一国会议的成员，是发达国家了，再反反复复地抒发对于中华文明的深情，叫咱们说什么好呢？ 然而此次我是真的被打动了。这次抵日的第二天，我们乘火车到长野去看望病中的老作家水上勉。水上勉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访问中国，对日中文化交流极为热情。近年来年逾八旬的他因心脏病屡屡住院治疗，近日刚刚出院。听说我们会去看他，他激动得落下了泪水。我们在路上还接到了他儿子的电话。他这个儿子是他年轻贫困时所得，由于生活无着，他把儿子送给了一家鞋匠。后来他功成名就，思念儿子，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冒充他的儿子来相认。只有这个真儿子，他是一见就明白了。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的这个儿子也极要强，通过自我奋斗，不但成就了经营事业，同样也热心写作，已经出版了两部书。 我们在小田下车，经过一道街，转两个弯就是乡村土丘风景了。水上先生占有了一个山头，修了日式木房子。他坐在轮椅上，含着泪来欢迎我们。他说话缓慢，精力当然大不如前。回想我十五年前首次访日时与他的愉快交谈，得知他有好几处房屋时，我曾引用“狡兔三窟”的中国成语与之调侃，而其他日本友人则惊叹我的成语引用之精当合体。曾几何时，驻颜无术的我们都老了啊。而首次访日时能够见证我这个玩笑用语的井上靖、千田是野、东山魁夷、团伊玖磨等老友皆已乘鹤西去了。团先生还是在苏州，在日中文化交流的第一线上英勇殉职的。这次与水上先生的会面能不兴逝者如斯之叹乎？ 水上先生把他几次在中国各地旅行的写生图画与写就的散文拿给或送给我们。日语是读不通了，水彩画却显出了先生的绘画才能，更表现了先生对中国山河、风光、建筑、寺庙的感情。他说在中国旅行，常常产生来到自己的文化故乡的感觉。他说他只盼着身体再好一点，坐着轮椅去一趟中国，坐着轮椅围着杭州西湖转上一圈。西湖是太美丽了。 他噙着泪述说着他最忆是杭州的心情，我们也含泪祝福他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当然也爱西湖，拜访过水上勉以后，似乎更爱了。文化的力量不是立竿见影的，却是蚀骨与永远的。如果我们妄自菲薄，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好些，不但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胞，也对不起深受中国文化哺育的四方挚友啊。 顺便记一下，在水上先生家不远处，有一座“无言馆”，展览着当年这里的百十名美术学校学生的作品，他们全部是在战争后期被强征入伍，全部死难，白白做了军国主义的炮灰了。每个人的作品都标示着画家的生卒年月，有的死时三十一岁，有的死时才二十一岁，而且都是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间死的，那时军国主义已经穷途末路，败局早定了，但还是吃掉了那么多无辜生命。这个展览馆命名为“无言”，真是意味无尽。 三、旧事与新篇 我到国外访问，一般是持观光者、漫游者、访问者、交流者、游学者、探求者，或者说得媚俗一点叫作充电者的心态。喜其美，惊其异，叹其怪，觅其根，寻其由，找到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与相同的困扰；于是得知识，得见闻，得启示，得刺激，得补充，得新的体验；于是开阔胸臆，拓宽心智，畅游五洲，感受大千，喜而赞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岂可鼠目兮，耽寸光！与时俱进兮，歌徜徉！ 三次去日本都是这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这是我过去最不喜的一个短语），灯红酒绿，熙熙攘攘，光光溜溜，客客气气，精精细细，舒舒服服……都是我所感兴趣的。 然而不同，每次赴日都有那么几回，使我突然回忆起了童年，使我的白相之旅触动了旧事，使我的某一根心弦鸣响起来，又亲切、又凄凉、又暗淡、又遥远、又严峻、又悲伤：以为早已过去了，却原来仍然是心里的一个大疙瘩，也许还是一块病。 每天听到的“奥啊哟果砸依麻斯”“多模，阿里嘎多果砸依麻斯他”，使我想起了小学时期的日语课，我的幼儿园（那时叫幼稚园）与小学阶段都是在日本侵略军的占领下度过的，每所小学都有一个日本教官。有一次日本教官在全校朝会上大发雷霆，作威作福。回到班上中国老师很愤怒，就在黑板上写了“亡国奴”与“没骨头”六个字。可惜当时我年纪太小（六周岁左右），六个字里的斑斑血泪我还不懂得。我也记得这个日本教官一次在日语课的黑板上写了“山本”两个大字，讲述日本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的阵亡。也是这个教官，有一次在我的日语课考试卷子上给分偏低，我找他提出抗议，他问我“你认为应该给多少分”，我便随口说了一个高分，他“哈伊”一声，立即照办，将卷面改成了我所要的分数，这使我怀疑了自己高分的价值，也怀疑了自己找上门去索要高分的正当性。我还记得当年用日语排一个儿童话剧的情形，我们后来演出了。从我个人来说这实在不高明，说明我的爱国主义觉悟太低，但我曾经认认真真地学过日语却是千真万确的。小学五年级最后一课日语课文的标题是“中日满亲善合作”，由于全班同学一致抵制，把一个课堂哄成了一锅粥，这节课硬是没有上成。这是聊可自慰的爱国行为吧。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后，我也已经跳班升入了中学，未满十一岁的我才悟到学日语是被强迫，是屈辱，是不堪回首的旧事，今后再不要学日语啦。我也尽可能自觉地把它忘到一边去了。 这次去日本，为了表达友好，我特意准备了三分钟的日语讲稿，到这时候又想，当年继续把日语学下来就好了。不但是平假名，现在连片假名也认不全了，我只好用汉语拼音将读音注上，还好，我还能比较正确地发日语的音，毕竟有童子功在呀。而这一切更使我想起了许多旧事。 见到某些日本词语甚至见到日本仁丹（当年先是叫人丹）广告，我就想起了那时的“治安强化运动”与北京各个城门洞下执枪荷弹的凶神恶煞般的占领军，以及我吃过的难以下咽专门给中国人吃的混合面。 见到相对行鞠躬礼的日本友人，我也想起当年就住在我们胡同里的日本平民或日军家属。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城市街道上还是彬彬有礼的，没有给我这个孩子以什么特别恶劣的印象。有些日本男人夏天穿的衣服太少，走在大街上令中国女性深感不自在，不知道这里头是否也反映了占领者对于被占领国人民的不尊重。那时候“话匣子”（收音机）还是奢侈品，有几家日本人家里有，我放学时经过一家日本人的窗口，有时会听到广播声，这使我十分好奇也十分惊叹，我会短暂地停留一会儿，听听广播。我也还记得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这些胡同里的日本人仓皇离去的情景，他们极为廉价地卖掉了家用物品，急急如丧家犬般地回国走了，善良的北京百姓甚至有点可怜他们。在此次访日抵北海道招待会上，一位出生于北京的日本人说起了他的家庭战败后狼狈逃走的惨状，并说：“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他实事求是的态度倒是令我一惊。当然，他是对的。 还有《朝日新闻》上的“昭和”纪元，还有从“大东亚战争”到“保卫东亚战争”说词上的改变，还有日军“玉碎”和“神风突击队”（这开了自杀式攻击的先河）的报道，还有“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日伪机构名称…… 经过革命，经过新中国，经过学习苏联、一面倒与反修防修，又经过抗美援朝与和美国的那么多交流与摩擦，我还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显然有比日本更重要些的与美、苏（俄）有关的故事，早已使我忘记了与日本有关的童年诸事——即经过那么多结结实实与意义重大的经历，这些既不光彩也没有什么内容的经历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呢，谁知道，它们还在那里存着，还在那里发酵，还在那里哭泣呢。 在今春的访日期间，我梦到了我的童年。我有点伤心。 四、精致与包装 日本人最大的优点之一是精致。 吃日本餐，案上摆的更像是朵朵小花，各种颜色与形状的搭配都经过精心设计。随着季节的更迭，更换着食品的颜色，春天则是新绿与粉红，夏日则是浓绿如黑，秋天金黄与赭黄，冬天又是雪白和透明。以至有人说不忍得吃，不愿意造成美的毁灭。中国菜和西餐也注意菜肴的造型，但象牙雕刻般做得这么小巧瑰丽、抠抠哧哧的从未见到。日餐不但考虑到食品，更考虑到餐具，一个放筷子的小支撑架，玲珑剔透；一个放几根咸菜的小盘儿，做得像是一片弯曲有致的琉璃瓦。从中国传过去的筷子，到了日本磨得圆圆的而两头又是尖尖的，像是一种玩具。喝汤的漆碗，装米饭的瓷瓮，摆调羹的瓷片，装不同菜品的各式各样的碟子以及各种小得别人不会认真观察的器皿，有的像树叶，有的像小船，有的像桥，有的像笔记本，都更像工艺品而不是实用品。 日本人一般住房并不宽裕，我去过一些高层知识分子的家庭，也少有可供五个以上客人一坐的厅室。但他们的房屋布置得也是精致至极，特别是日式的榻榻米房屋，不但一尘不染，而且赏心悦目。从日本式家庭到餐馆都要求脱鞋入室，那个脱鞋换鞋的小门厅，也布置成一个趣味盎然的小天地，有花草，有书画，有摆设，有纯装饰用的覆盖物。 有一些中日共用的器皿，但日本人做了一些改进。比如家用小陶瓷茶壶，形状如中国茶壶，但壶嘴要大得多，有的加了过滤纱罩，这就避免了倒水不畅或茶叶堵嘴。有的在小小茶壶上安装了一个柄，拿起茶壶来方便了许多。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细心与认真。我甚至要说日本人做事时以及与你商讨工作事务时那种身体前倾、表情严肃（或者干脆是没有了表情）、两眼发直、不停地“哈依哈依”的神态似乎带几分傻气，一副紧跟照办万难不辞的神气。而欧美人与你商讨事务的时候多半会歪着头，别着腿，微笑着，轻轻晃动着，目光灵动着，舒舒服服，潇潇洒洒，面部与眼睛的表情随着你的话语而不断变化，一会儿睁大眼睛，一会儿抿一抿嘴，一会儿微微皱眉，一会儿莞尔一笑，一副虽然确是在聆听但同时也在选择判断、分析取舍，总之最后还是他说了算的架势。两者比较一下，很有意思。 我曾经与几个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经历的日本人探讨过中日两个民族的比较。他们说，中国人的智商其实是很高的，绝对不笨。我便说是不是中国人有的做事太不认真，他们用日本人的微笑回应了我的这一反省。同时他们谦虚说，日本人的精致往往是在一些小东西上，他们缺少宏观大气的思考。就是说，与我对印度的印象恰恰相反，日本人也许太不“哲学”了？那么能不能说咱们的中华儿女有时候气冲斗牛却大而无当，或者用刘备评论马谡的话——我太欣赏刘备的这两句话了，所以引用过无数次，叫作：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再一个突出的是日本物品的包装。可以说日本式的精致，尤其在包装；或者可以说日本式的包装，在于精致。如果你得到一个日本友人的礼品，那么典型的日式包装是一个深色包袱皮，一个金黄色纺织品作内包袱皮，一个纸套子，一个木盒子，再经过几道拆封的手续，拆掉了许多不忍毁弃的美丽的纸质、塑料质乃至丝质、木质的花饰，最后发现，里头可能是一只表，可能是一个日本人形（玩偶），可能是几块巧克力糖；但更可能是几小块蛋糕，几包茶，或者是几块饼干。总之，包装比礼物本身重要。包装所代表的虔敬、亲善、不厌其烦与一丝不苟，远远比礼物本身的价值（更不要说价格了）重要百倍。赠礼的程序、礼节、文明性与郑重性远远比给受礼者以物质上的利益更重要。这确实有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般都会认为包装是表面，是现象，是形式，是程序；而礼品才是真货色，是实质，是内容，是目的。而且中国人多半会认定，说下大天来，里边的货色比表面重要、实质比现象重要、内容比形式重要、目的比程序重要。那么，精心包装几块饼干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反过来说呢，人和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从物种上说区别，所有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不正在于程序和形式、重点和包装的区分上吗？通常所谓的内外、象质、形实的区分，果真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天经地义吗？这也不妨一想。 一位法国人有个说法，说日本搞的是空心文化，即搞的都是表面的、形式的、现象的与程序的东西，到了内核，却是一无所有。这样说恐怕太过分了吧。 我也听到过一位日本教授对自身文化的批评。他强调日本的许多文化都是引进的，但引进后会有些适应日本国情的改造。例如，日本在美国的贸易压力下不得不进口美国加州大米，但加州大米黏度不够，不合日本人的口味，于是日本人发明了一些加工美国加州大米的办法，使之变得与日本大米一样黏软。这位著名的日本学者说，日本文化充其量不过是上述加工办法之类的东西罢了。 这样说说能不能满足某些中国人的自尊自傲心呢？然而，也许我们更需要自省啊。比较一下中国人的不拘小节与日本人的一丝不苟，这确是很有趣的吧。 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已经好多年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名人都曾参与协会的活动，如作家中岛健藏、井上靖、水上勉、大庭美奈子（芥川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诺贝尔奖获得者）、戏剧家千田是野、画家东山魁夷、作曲家团伊久磨、电影演员栗原小卷等。他们组织了不知多少文化代表团访华，他们的常务理事白土吾夫到中国访问过一百三十多次。他们也邀请过大量的中国文化方面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包括官方的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的团体访日。他们的工作极其细致。此次我们友协的代表团下了飞机，刚上汽车，工作人员就递给我们每人一张纸片，上写各人入住饭店的房间号码与互相拨叫办法，字写得很大，显然是考虑到了团内一些有点岁数的成员眼睛可能昏花。在离开东京的时候，各人把交运的行李放到房间门口，他们的工作人员立即给每个人的行李上挂上了结实的名牌，便利了此后的旅行与转运。他们对中国客人的饮食更是关心备至，甚至无微不至。 然而他们的办公室只有一间屋，事务局的五女三男八个人挤在一起。给来访的客人安排五星级宾馆的他们只要最简朴的工作条件。许多年前就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据说当年周扬同志曾经造访过他们的办公处所，周扬还以为整个楼都是他们的呢，来了才大呼小小的办公室办了大事。想一下我们的群众团体吧，也太幸运、太排场啦。 他们没有什么财政给拨经费，也没有特殊的大财团后台，更没有公务员的级别和待遇，全靠自己组织的有偿（在日本叫作“有料”）活动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参加，参加的人愈多，效益就愈好。再有就是收一点会费。 而在所有的活动中，事务局的先生与女士们都将自己排在最后，而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出头露面。一点纪念品、一点小礼物，他们也是首先给文化人，宁可不给自己剩下什么。一切宴请，他们都尽可能地减少参加的人员，在代表团人员用餐的时候，他们不陪。他们精打细算，决不铺张。 他们是真正服务者，是公仆。他们中有的人，像佐藤纯子，像横川健，都已经在此协会工作数十年了，他们本身的待遇很有限，凭一种信念，他们会继续工作下去。 祝他们一切都好。 200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