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多事》 一、好孩子、好学生 儿时，在香山慈幼院幼稚(今称幼儿）园学过二年。那时家住西城，所选的这家幼稚园位于北沟沿地王庙，后来此地改为女三中，后为一六六中，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此地收归文物园林部门，改回地王庙去了。不知能否在旅游创收上有所成绩。 一次幼稚园教跳“皮匠舞”，我的动作老是不对，我很早就知道自己跳不了舞。我相信这是旧社会的封闭馈乏和教育的不完善造成的后果，长期营养缺乏造成了我的许多方面的低能与发育不良。 我小学在北师附小。北师是北京师范学校（中专）的简称，现已不存。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好学校。邻近的一个煤球厂的工人的孩子名叫小五儿，他几次想考这个小学，硬是不录取，他后来只好去上我们称之为“野孩子”上的西四北大街小学。 北师附小的学生看不起煤球工人的孩子，见了小五儿就唱道： 小五儿， 小六儿， 滴零疙瘩儿炒豆儿。 你一碗儿， 我一碗儿， 气得小五儿干瞪眼儿。 我是在差一个多月不满六岁时上的小学，我瘦弱，胆小，一下子不甚明白学生的角色要求。一年级的两个学期，我的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三名。家长怕我在学校受欺侮，告诉我有事就告诉老师。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喜欢“告老师”的不受欢迎的孩子。有一次告老师的结果是老师不去过问被我告状的孩子，而是先让我罚站，站在自己的位子上。我不耐烦了，便问老师我何时才能坐下，受到教师的呵斥，最后总还是坐下了，但我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教训。记住：过多告状的结果很可能不是整了被告，而是使自己烦人，讨嫌。“老板”喜欢的永远是替他分忧的人而不是给他找事儿的人。 二年级时我渐渐显出了“好学生”的特点，我的造句，我的作文，都受到华霞菱老师的激赏。我又极守规矩。有一次全班男生与女生骂起架来，无非也是因为女生爱告男生的状。只有我一个男生不参加战斗，于是几个大个子女生把我搂到怀里，引为同道。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耻辱。想起来倒也还有几分甜蜜。 我两次受到华老师的保护性教育，一次我与另一女生在写字课上没有带有关文具。按老师宣布的纪律，我俩应到教室外罚站。女生说王蒙是好学生，我一个人罚站就行了。我大喊同意。结果受到了深刻教育，我永远为之惭愧不已。一次是考试时偷看书本。华老师早已洞察，当时保留了我的面子，事后才进行了深刻教育。华教师对我的恩情我永志不忘。 一次是在先农坛举行全市运动会的开幕式，华老师给我以殊宠，带我去参加，并在路上请我到一家糕点店里喝油茶吃酥皮点心。（这样的经验我写在了《青春万岁》里，就是那个苏君请杨蔷云吃糕点的细节）。但是在运动会开幕式结束后观众挤成了一团，我与老师走散，我挤错了有轨电车，电车卖票的（那时尚无售票员的称谓）大喊“四牌楼，四牌楼”我就上了车，但我家住的是西四牌楼（现名西四，因牌楼已经拆掉），而此车走的是东四牌楼。下车到终点，是北新桥，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我知道走错了，初冬，冷风刺骨，肚内没食，我很紧张。于是我当机立断，唤了一辆洋车（骆驼祥子拉的那种双轮人力车），报出了家的详细地址，车夫为我放下了棉帘保暖，四十分钟后拉到了家门口，母亲正心急如焚，见我回来自然大喜，付了车费，并表扬了我的处理意外事件的应变能力，特事特办的能力。一般情况下我当然不敢自作主张叫车。 从二年级起，我次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小学三年级有一次作文，题目是《假使》。我乃做新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 我要把富人吃掉…… 这种左翼思想的萌芽，说来也简单，起因于我们家太穷。 三年级我首次参加讲演比赛，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学生”，讲稿是二姨为主帮助起草的。内容是要身体好、品行好与功课好，大致与新中国的三好学生标准思路一致。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上了讲台，我的妈，底下那么多脑袋，那么多黑头发和黑眼珠。我想成败在此一举，我必须控制自己，大声宣读讲稿，我做到了这一点，至少在发声方面取得了胜利。这是我在公众场合讲话从不怵头的开端。 三年级，原级任（现称班主任）沈老师走了，全班女生痛哭，我没有哭，我不知道一个级任教师的变动有什么必要动感情。不知道这是不是反映了我的理智、冷漠乃至无情的另一面。 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佟老师接任。她把我叫到她家去看她的戴着学士帽的毕业照，并布置我把头一学期的全部作业重新抄写一遍，说是教育局要给全市若干优秀生发奖学金，本校准备上报我。为此我十分辛苦，完成了任务。家长对于我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也十分欣喜。最后，没有评上。这也是很好的经验与教育，即使是“好学生”也不可能事事心想事成。有成有不成，才是常理。其实这时我已经充分享受了好孩子、好学生能够带来的一切精神与物质上的好处。年年免学费，老师另眼相待，家长笑口长开。 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一次下午上课以前，班上一位同学抓到一只小鸟，不知怎么办好，我兴冲冲地拿过来放入课桌。等到上课后，需要拿出课本与作业，我一掀桌盖，嗖地一声飞出一只鸟，全班哄堂，老师大怒，命我站立，斥道：“太放肆了！”我的这个“犯错误”的故事，是我的保留节目，给儿孙们讲，他们是百听不厌。 有一两个女生包括海云的原型，小性，北京歇后语叫做乡下人不认识樱桃，小杏（性）儿！爱生气，有时与老师冲突，翻着白眼瞪老师，而另外的挑皮鬼就会趁机生事，“老师，***瞪您！”偏偏教师还绝对不准瞪，于是会罚女生的站，会搞得不可开交。还有些功课太差或不敬师长的男生，常常受到老师的训斥乃至体罚与变相体罚：放学不准回家之类。这些事都使我很受刺激，并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是三、四年级的时候，一些男生突然对某个爱告状的女生捣蛋，成群结队地跑到此女生的家门口怪声怪叫。我参加过一次，尝到了某种捣蛋的类似吃禁果的快感。班上有一个油头粉面的男生，每次见到我都要亲我的脸庞，我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如果身高力大一些，早给他一顿饱打了。他喜欢讲一些下流话，说是某男生与某女生在北海山洞里“咕叽咕叽”。又传授说，要唱流行歌曲《花好月圆》：“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唱到“团圆美满，今朝醉”时正好搂住一个人亲吻之。他边说边示范，他的一切给我留下的是最令我作呕的一个恶劣经验。我认定，这是坏人，我不明白一个男孩子怎么从小就这样无耻和恶劣。我长大以后，绝对不做这样的坏人。 二、做诗与失眠 二年级后半学期，为了作文课的需要，我买了一本《模范作文读本》。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范文中对于月亮的描写，可以说，我从此对月亮有了感觉，有了情绪，有了神往。“皎洁”“团栾”“清辉”“玉兔”“一轮”“一弯”“如盘”“如眉”“浮云掩月”“月明如水”……都使我沉醉入迷。从此我见到月亮就要凝视良久，就奇怪它的存在，它的形状和它的遥远。月亮使我突感寂寞，突然把自己与月亮与夜空联系起来对比起来，觉得相互都是无依无靠无道理无来头可讲，我与世界与天空与众星相距极为遥远，当然我自己极为渺小。 从看月亮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有一个月亮，有星星，有天空，有白天，有黑夜，有我和家里的人，有那么多人。我是从什么时候有了对于月亮的知觉有了对于世界的知觉的，我是怎么成了我的，知道疼痛，知道亲爱，知道急躁，知道恐惧的。这个“我”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怎么凑巧生到现在的中国的。为什么我不是唐朝生的？为什么我不是欧洲人？为什么我不是女孩？如果我是一只猫？一个蚂蚁？一条虫子呢？为什么打我我疼痛而打别人我就不疼痛呢？如果我没有出生，关于我的一切感受和愿望，也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不可解释的呀。 模范作文的令一个动人的主题是对于春天的吟咏。潺潺的流水。青青的草地。桃花杏花梨花丁香海棠都令我入迷。老舍先生说过他不喜欢潺潺一词，并说他不知道何谓潺潺。我喜欢潺潺则是因为潺字的形象使我联想起小溪流的波纹——不知道这会不会使真正的语言文字学家气昏。而从此，不论是黎锦熙的歌曲：“桃花红，红艳艳，李花白，白淡淡”还是落华生的散文《梨花》，不论是南唐中主的“丁香空结雨中愁”还是温庭筠的“海棠花谢也，雨霏霏”，都使我有刻骨铭心，夺魄销魂之感。 模范作文中有几篇写母爱的文字，令我十分感动。有一篇是写自幼丧母的悲痛。我想起了幼稚园里学到的歌谣： 秋风凉，/天气变，/一根针，/一条线，/累得妈妈一身汗。/妈受累，/不要紧，/等儿大了多孝顺。 我确实也多次看到入冬前母亲准备被褥、衣服、缝缝连连的情景。与到了吃饭时候为做饭而操劳的情景。我忽然想到，母亲是会老的，是会死的，我们所有的人是地老的，是会死的，是一定要死的。一想到死我感到极大的压抑和虚空。 我立刻想到了养蚕的经验。姐姐比我大一岁半，小时候各种事多半是我跟随她，所以女孩子喜欢做的事我也常常参加，例如抓子儿、跳房子、踢毽……其中就有养蚕。每次遇到蚕吐丝的时候我就相当哀伤，因为从此蚕儿蛹儿蛾儿就在清楚地走向死亡，它们再不吃桑叶了。我想尽一切办法给吐丝的蚕给蛹给蛾子喂桑叶，当然没有效果。我亲眼看到一只只蛾子交配、雌蛾甩子，然后一个个枯萎死去，我完全无力回天。我知道明年从蚕子中还会孵化出大量的蚕，但是我清晰地断定，再有多少蚕也已经不是去年前年的“这一只”蚕儿了，这一只蚕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很可悲。 我早早就深深体会着“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悲剧性，远远比“蜡炬成灰泪始干”更绝望，更无计可施。 雨后的蜻蜓，夜间起飞的萤火虫，夏天的蝈蝈与秋天的蟋蟀，我也常常哀其生命之须臾。我喜欢养蝈蝈听叫声与养蟋蟀斗蛐蛐。听说有人用一个葫芦把虫儿放到里头，别到腰上，温暖着它们，就能把它们一直养到第二年春天，延长它们的生命近两三倍，我多次想找这样的葫芦，没有成功。 那时候大雨常常带来胡同里的没膝积水。我叠一只纸船扔到水上，目送它被水流和风带走，我想它也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它会到什么地方去呢？它将经历些什么呢？我，它的制造者与牵心者，不可能永远陪着它，这也叫生离死别吧。 我问姐姐，你说死是怎么回事？姐姐平静地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死观——死就和睡着了一样嘛。 姐姐的话并没有减少我对于死亡的恐惧，却使我愈想愈觉得睡觉是一件可怕的事，果然，睡着了无知无觉，与死一次是一样的。我想的不是死像睡眠，而是睡眠像死。 我还想到我的身体并不健康，也许离死亡并不是那么遥远。一天晚上，我在一个神经质的状态中，喝了一大口极腥的鱼肝油，那时候的人认为鱼肝油就是最厉害的保健药品了。夜晚躺在床上，发觉一轮满月整好照在我的脸上，那时住的小平房，是没有窗帘布也安装不起窗帘的。月光再次使我感到孤独，神秘。我感到不理解这个世界，不理解自己和家，不理解生命的偶然和无助。我忽然想，如果就这样睡去——死去呢？我只觉得正在向一个无底的深坑黑洞，陷落、陷落着再陷落着。我几乎惊叫失声，我不敢入睡。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失眠，第一次精神危机：大约只有九至十岁。 我在《青春万岁》中写到过一个人物的童年失眠，尊敬的恩师萧殷批道：“儿童贪玩不愿睡觉是有的，不敢睡觉是不可能的。”大概我的这些经验只能说明自己的心理健康方面有问题罢了。 失眠没有造成太大的问题，我从此只知道人必须硬着头皮活下去，该吃就吃下去，该喝就喝下去，该睡就呼呼地大睡最好。许多问题是想不清楚的，想不清楚的问题还一定要想，就是有了毛病啦。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热衷于背诵《唐诗三百首》，至今我认为此书是真正对我有益的少数几本书之一。治疗我的精神危机的方法便是学习、读书、背诵书。“春眠不觉晓，花落知多少……”我读得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也懂。“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与“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我则不解其意，但也兴高采烈地背诵得紧。“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的句子我略有所感。另两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则感受真切，离别是很遗憾的喽。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我也极欣赏，虽然那时我并没有看到过海，也不知道海上月出的情景。 大概与读古书有关，我相信画画也是极风雅极有味道的事情，于是我买了芥子园画谱。我画马，画竹子。竹子画得怎样，记不清了，马则画得与老鼠无异。但我还是大模大样地为画马题诗一首，时年十岁： 千里追风谁能匹， 长途跋涉不觉劳， 只因伯乐无从觅， 化做神龙上九霄。 我至今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写一首这样的酸溜溜的诗，有人还夸我气势不凡，我相信我这是带有模仿意味的学大人话，希望方家能帮我找出出处来。 诗却也有几分意思。一个是自吹与自信。一个是速率效率，千里追风也。一个是韧性，长途跋涉嘛。一个是终于未能有多大用处，只能上九霄自慰自遣，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话。 我家有过在报子胡同甲3号小住的经历，这里有一个废弃了的后花园，有假山石，有竹子，夜间，竹叶的影子映在窗户纸上，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居然没有能够成为郑板桥，只能证明我是一个美盲。也是，从上小学，美术作业都是得“乙”或“丙”，只有一次得过甲，是拿姐姐交过的作业，改头换面，用水彩抹掉原署名与给分的痕迹，作弊交给老师的。 反过头来只能阅读。我背诵《孝经》《大学》《苏辛词》《花间词》，我背诵冰心与巴金，后来还有鲁迅的《野草》。汉语的平仄四声，抑扬顿挫，句势的罗列反复，论述的大而无当，文字的美轮美奂却无定解，都使阅读与背诵，变得如此快乐迷人控制人，如歌咏如唱赞美诗，如颂咒语如祈祷上苍。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虑而后能得。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其心者先诚其意……” 诵读这样的书又像是洗澡，淋浴一样地扑头盖脸，盆浴一样地拥抱全身，旋转按摩一样地舒筋活血，桑拿蒸气一样地代谢新陈。合辙押韵，步步高升，颠扑不破，翻过来倒过去都合身，如旧北京卖布头的吆喝：经蹬又经踹，经拉又经拽，经铺又经盖，经洗又经晒！ 我也特别喜欢放假，每年夏天，临近假期，由于酷热，缺觉，考试，我都精疲力尽，憔悴不堪。一放暑假，先睡个好午觉，再赶上一场透雨，再逛逛北海公园与平则（阜成）门外，听蝉嘶，听水声，听鸟叫，再读读我喜欢读的小说故事，我感到欣喜若狂，我喜欢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我喜欢休假——目的不在于嬉戏而在于读书。每年暑假开始的时候我都制定出令人狂喜，催人奋进的暑期生活与学习计划同，而且执行得差强人意。放完假，我当真觉得自己的知识有所长进，乃至身体也有所发育了。这种喜欢自主度日，但并不懒散放任，尤其绝对不是销磨浪费时间的特点，可能至今保存在我身上。 三、我要革命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的民族情爱国心突然点燃。同学们个个兴奋得要死，天天上五年级的级任郑谊老师那里去谈论国家大事。郑老师说到，抗日战争前，蒋提倡“新生活运动”，国家本来有望，但是日军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复兴的进程，等等，我们义愤填膺。我愈想愈爱我们的国家，我自己多少次含泪下决心，为了中国，我宁愿意献出生命。顺便说一下，郑老师解放后曾经是全市著名的模范教师，1957年反右运动中，她也未能幸免。 也是这个夏季，我做出了跳班考中学的决定。我看了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画着三、四个孩子腿绑在一起走路，走得快的孩子被拖得无法前行，走得慢的孩子也被拖得狼狈不堪。我竟从此画中得到了灵感，我认为我就是那个走得快的孩子，而学校的分班级授课的制度就是绑在孩子腿上的绳索。我拿过比我高一级的姐姐正在被教授的六年级课本，认定那些课程对我已经毫无新意。而且，早就有这样的事了，低一年级的我帮助姐姐做高一年级的作业。只是现在说起来有点吹牛的不安感。 我本来想报考离家很近的位于祖家街街口的市立（男）三中，那时是男女分校。排到了报名窗口，人家要小学的毕业证书，并明言不收“同等学力”者，我只好去考私立的以教会伦敦会为依托的“平民中学”（现四十一中），一考就中，而且上学后仍是差不多年年考第一。 日本投降后父亲从青岛回来了，暂时消消停停。一天晚上他往家里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是文质彬彬的李新同志。当时，由国、共、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正在搞国、共的停战。驻北京（平）的调处小组的共方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将军。李新同志似是在叶将军身边工作。李新同志一到我们家就掌握了一切的主导权。他先是针对我刚刚发生的与姐姐的口角给我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道理，讲得我哑口无言，五体投地，体会到一个全新的思考与做人的路子，也是一个天衣无缝，严密妥贴，战无不胜的论证方式。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做圣人的路子，遇事先自我批评，太伟大了。自我批评一开始也让我感到有些丢面子，感到勉强，但是你逃脱不开李新同志的分析，只能跟着他走，服气之后——你无法不服气的——想通了之后，其舒畅与光明无与伦比。 紧接着李新叔叔知道我正在奉学校之命准备参加全市的中学生讲演比赛，比赛是第十一战区政治部举办的，要求讲时事政治的内容。父亲先表示对此不感兴趣，李新叔叔却说一定要讲，就讲三民主义与（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主旨是现在根本没有做到三民主义，也没有四大自由。我至今记得我的讲演中的一句话： “看看那些在垃圾堆上检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的民生主义做到了吗？” 毋须客气，这次比赛的初中组，我讲得最好，连主持者在总结发言时都提到王蒙的讲话声如铜钟。但我只得到了第三名，原因当然是主办者的政治倾向。他们闻出了我的讲话的味道。我也学到了在白区进行合法斗争的第一课。 顺便说一下。代表我校高中生参加讲演比赛的是杨虎山，他在解放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曾任我国驻利比亚的大使。 李新同志后来主要从事党史研究与著述，是著名的党史专家。作为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他的雄辩，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与表达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创造性、坚定性、完整性、系统性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顶，拨云见日，大放光明。 理论的力量在于与现实的联系。我满怀热情地迎接“国军”“美军”的到来，兴奋完了发现人们仍然是一贫如洗。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接收变“劫收”的贪官污吏，穷人无生计，一家四口服毒自杀，美军车横冲直撞，每天轧死多人，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食不裹腹，衣不敝体的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大吃大喝完毕脑满肠肥的狗男女们，他们正从我从来不敢问津的餐馆里走出来，餐馆发散出来的是一股股鸡鸭鱼肉油糖葱姜的气味，我确实对之切齿痛恨，确实相信“打土豪、分田地”的正义性与必要性，相信人民要的当然是平等正义的共产主义。 何况我正在读的书是巴金的《灭亡》，是曹禺的《日出》，是茅盾的《腐蚀》与《子夜》，还有绥摩拉菲支的《铁流》。这些书都告诉我社会已经腐烂，中国已经濒危，中国需要的是一场大变革，是一场狂风暴雨，是铁与血的洗礼。 还不仅仅是这些带有社会批判倾向的作品，我回想，包括安徒生童话与格林童话，包括《卖火柴的小女孩》《活命水》《灰姑娘》《快乐的王子》《稻草人》《大克劳斯与小克劳斯》《白雪公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强烈的激动，世上有许多不义，世上有许多美丽善良诚实而又爱苦的人，世上有许多“国王的新衣”需要戳穿，有许多“灰姑娘”和“白雪公主”和“小人鱼”等待着爱她们的王子，有许多被魔鬼变成了石头的生灵等待着“活命水”（有点像观音大士的杨枝净水）的起死回生。我的感觉革命才是这样的复活生灵的活命水。现实有太多的丑恶，理想是多么美好动人，能够把丑恶的现实变成美好的理想的唯有革命，为此，我们所革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为革命也是为理想，付出再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文艺，尤其是文学常常会成为一个革命的因子，从我自己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与李新成为对比的是国民党的官员。有一次我接到学校命令，必须收听市社会局长温某某的讲话。我们家的“话匣子”，是日本宣布投降后，住在胡同里的日军家属，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不得不以“跳楼”价卖掉一切东西、仓惶回国时，从她们手里买得的。 我完全不记得温局长讲了什么内容、为什么中学生必须听他的讲话，但是我记得他的怪声怪气，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我相信一个政权的完蛋是从语言文字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是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的。同样一个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他与李新同志的对比太如地下天上了。我当时立即坚信：李新同志、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润物启智、真理在手，颠扑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作为新生力量的共产党，她讲得是多么光明，多么科学，多么有作为，多么激动人心啊！ 还不仅仅是这两个人的对比。我读左翼著作，新名词，新思想，新观念，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强烈，鲜明，泼辣，讲得深，讲得透，讲得振聋发聩，醍醐灌顶，风雷电闪，通俗明白，耳目一新。而你再看旧政权的作品，例如蒋的《中国之命运》，半文半白，腐朽俗套，温温吞吞，含含糊糊，嘴里嚼着热茄子，不知所云，而又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无法昭昭。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 平民中学有一个打垒球的传统，我现在还不明晰当时我们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垒球是不是现名棒球的运动项目。垒球队有一个矮个子、高中二年级生，他是个性情活泼，机灵幽默，球风极佳的后垒手，名叫何平。即使他输了球漏了球，他的甜甜的潇洒的微笑也会为他赢得满场喝彩。一天中午我在操场上闲站，等待下午上课。他走过来与我交谈。我由于参加讲演比赛有成也已被许多同学知晓。他问我在读些什么书。 我回答了一些书名后说道：“……我的思想，”我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宣称：“——左倾！” 赶得别提多么巧，何平是老地下党员，我的宣示使他两眼放光，他从此成了我的革命的领路人。思想起来，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向并非熟知的同学做这样宣布的目的，也许我完全不懂得其危险性。我只能说这是历史，这是规律，这是天意，当革命的要求革命的依据革命的条件成熟而且强烈到连孩子都要作出革命的抉择革命的宣示的时候，当这种宣示就像木柴一样一碰就碰到了电火雷击的时候，这样的革命当然就完全是不可避免，无法遏止的了。 1986年冬，我在文化部长任上与一大批外国在华专家座谈。同座的还有一位比我小两岁、有过同样的曲折坎坷的经历的著名作家。我提到中国作家的左倾，提到左翼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我的这位同行兼好朋友就分辩说，他和他那一代人从来没有喜欢过左，从来是欲左也不可能。呜乎！我很惊讶，也很悲伤，到了一个仅仅比我小两岁的作家那里，左派竟然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名词了。夫复何言？谁可与言？ 此后，父亲随李新同志去了解放区，到父亲的老师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去了。而我，也立即跟随何平走上了一心要革命的道路。 四、我有没有童年 由于匮乏和苦难，由于兵荒马乱，由于太早地对于政治的关切和参与，我说过，我没有童年。 我没有童年，但是我有五岁六岁七岁直到十几岁的经历，一年也不少，一天也不少。回想旧事，仍然有许多快乐和依恋。 我喜欢和同学一起出平则门（阜城门）去玩，城门洞有刺刀出鞘的站岗的日本兵。过往的中国百姓要给他们鞠躬，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记忆。一出城门就是树林，草花，庄稼，河沟，充满植物的香气，一路走着要跳几次水沟。到大跃进时为止，此地的钓鱼台那边一直是天然野趣。那里的窄窄的两行杨树林，秋天树叶变黄的时候发出一种类似酸梨的气味，踏着落叶在树林里徜徉，使人觉得诗意盎然。城市后来是怎样地成倍成倍地扩大着啊。 我更喜欢从西城家中走太平仓（现平安里南边一条街，过去，从西四到地安门那边的环行路公共交通都是走太平仓而不是平安里的。）经厂桥、东官房到北海后门。太平仓那边有几家高档的四合院，大门上用油漆写着门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这些句子我早就学会了，不是从书本而从一些四合院的大门上学到的，这也说明我多次从那边走过。“芳草红”与“杏花红”的句子使我醉心，联想到了儿时学过的模范作文。 这些院落的围墙很高，有的墙上还绑着铁丝网，院里的树木把枝叶伸探到院外，院门经常紧闭，我从来到过任何人从这样的高级院落里出进。太平仓的胡同里两侧都是国槐，是典型的老北京的胡同——小街，在开通了从平安里拐弯的有轨电车道后，很少有车辆走这条要多拐几个弯的旧街。走在这样的胡同里，心情很微妙，应该算是一种享受。 一进北海后门，先听到的是水经过水闸下落的声音，立即感到了凉爽，进入了清凉世界。再向南走两步，响杨的树叶的巨大的哗哗声攫住了你，一时节世界只剩下了两排排列整齐、盖有年矣的杨树林，树干的疙里疙瘩与似曲实直，亭亭玉立与随风倾斜显示了既古旧久远又年轻潇洒的风格。《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抱怨过响杨的树叶噪音，我简直不懂。对于我，杨叶的作响是一片天籁，一片清凉，一片宽阔和生机。每听到北海后门两面排杨树的声音，我立刻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我得到的是盛夏酷暑中突然获救的感觉。 我也喜欢短时间的北京城向大自然的回归：夏夜，在院落中乃至到胡同口乘凉，听姐姐王洒背诵杜牧的咏什么“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的诗句。确实那时的北京夏夜到处都能看到款款飞着的萤火虫。二姨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孩子由于丢掉了打醋的一毛钱，被继母打死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死后变成了一只萤火虫，打着灯笼寻找他丢掉的一毛钱。从此我深为自己的母亲并非继母而特感幸福。 大雨之后胡同里积着齐膝的水，蜻蜓擦着水面飞。杨树上时有知了高唱。北京的国槐最多，春天则是小小的青虫，吊在从树干上垂下的丝上。我们解放前最后迁入的小绒线胡同二十七号，向东一拐，就有一棵特大的国槐树，我们的后院里也有一棵大槐树。后来，果然我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写到了槐花。秋天即使在庭院里也听得到蟋蟀的啼鸣。我曾经很热衷于养蟋蟀斗蟋蟀，热衷于给蟋蟀喂毛豆。行家告诉我，好蟋蟀需要喂人参，我就不明白了，谁知道什么是人参呢？ 夏日我也喜欢养蝈蝈，我有细秫秸杆编成错落有致的蝈蝈笼，传说故宫的角楼就是参照了民间编蝈蝈笼子的方法修建的。我懂得如何给蝈蝈喂黄瓜、西瓜皮和南瓜花朵，我从小喜欢听蝈蝈的啼叫。我不懂为什么有人讨厌蝈蝈的啼叫，嫌它吵，就像有人嫌交响乐吵闹，还有人怕听提琴或者二胡，说是听了“脑仁儿疼”一样。 我喜欢所有的吆喝，卖小金鱼和大田螺，卖卤鸡和卖糖葫芦，这二者都有抽签奖励的促销手段。卖硬面饽饽的，是山东乐亭人。卖爬糕和凉粉，像男高音。冬夜则是卖羊头肉，切得比纸还薄，切出来的肉片变得透明。仅仅是卖一筐水萝卜也是叫得曲折宛转十分出彩。寒冷的深夜，有时会听到盲人算命者的笛子声，“梭米瑞多瑞米拉梭——梭（低八度）多米瑞多……”我觉得极其凄凉。家里人说，这些人名为算命实际上很可能是卖烟土——贩毒的。这使我更感神秘了。白天我也常常看到瞎子，可怜的很。有一些与我同龄的男孩老是欺负盲人，残疾人，还有一对乞丐母女母亲的样子像是有精神疾患。我同情她们。 现如今，大约是为了安抚老北京们的怀旧情意，组织了舞台上的旧京吆喝合唱，一片混乱嘈杂的蛤蟆闹坑，恶劣透了。舞台不是胡同，集中在聚光灯底下闹轰也不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季节品种的吆喝，合唱团员们哪里有小贩的心情与声带？生活与艺术紧紧相连，然而生活与艺术是不能互相照搬的，照搬卖货吆喝的方法不可能成功，而只能是更告诉人们，过去的一切已经成为永不复返的过去。 我喜欢看老舍的话剧《龙须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于是之饰演的主角程疯子，能很地道地吆喝一嗓子：“卖哎大啊吉恩（金）鱼吁，卖哎稀噢（小）吉恩（金）鱼吁拉哎（来）唉……”这里的“稀奥（小）”是全句的重点，要拉够长声，要清晰地传达出复合韵母的全部特点。但我也有不满足，在我的记忆中，北京的春天除了小金鱼，就是是说卖金鱼的都捎带着卖“大田螺蛳”，程疯子怎么忘了吆喝大田螺蛳了呢？ 姐姐比我只大一岁半，我受了她和她的同学的玩法的影响，从小玩很多女孩儿的游戏：跳房子，踢毽，抓子儿（桃核与玻璃球），用丝线绑捆香包（小粽子），还有跳绳之类。但后来开始受到女孩的排斥，自己也觉得无趣了。 有几天我醉心于自己制造一部电影放映机，因为我知道了电影的原理和什么视觉留迹的作用。我想的是自己画出动画，装钉成册，迅速翻动册子，取得看电影的效果。努力良多，没有太成功。 我毕竟是男孩子，慢慢地就有了野一点的玩法，在墙头上玩打仗，每天没完没了地做手枪，时幻想着自己趁一只活像真枪的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嘎——咕，一枪毙“敌”于脚下。 但是我的蹦蹦跳跳的游戏并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我上初中的第二学期，到西什库第四中学看我们学校与四中的棒球比赛。男生们一个个都抄近道从一个墙头跳下去，我犹犹豫豫，上了墙头，欲跳又止，下去了，右脚脖子歪了一下，疼痛难忍。结果，造成了脚腕处骨裂，养了一个多月，影响了上课，唯一的这一学期，我的考试没有进名次。我尝到了挫折的滋味，梦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优异成绩，却在成绩通知单上看到了失败。梦中的我一再追问，这是真的还是梦？梦中的回答是，不，这不是梦，这是真的，就是我考得好，骨裂了仍然考得好。这样的信心正是我无比的屈辱感的根源：愈相信自己就愈感到丢人。 说下大天来，我的童年过得还是太怯弱了啊。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送给过我一个鹰状风筝，我试了几次始终没有放起来，读鲁迅的《风筝》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比文章里的弟弟与哥哥更可怜，我竟无待于暴力与蛮横的摧毁，我竟无待于封建吃人文化的压制，先是我自己就怯了，跳墙骨裂，放风筝堕地，打架无力还手，不必旁人欺负，也不可能战胜任何一个人…… 往者已矣，如今的北京已不是当年的城市，所有的儿时记忆已经没有可能再重现眼前。北海公园后门的水声依旧，但是杨树林的品种已经更新，不复有那哗哗的响动。到处车水马龙，到处高楼大厦，谁可以在墙头上掏出木头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呢？夏夜不再扑流萤，冬季的天空上也看不到成群的黑压压一片乌鸦飞过，春天听不到黄鹂，秋天听不到蟋蟀。 在新疆，我的二儿子王石经常自己做风筝，一放就放到半开空，我仰首观看，心旷神怡。有些心愿，自己这一代没有完成，下一代完成了，也是快乐。 在我68岁的生日，文化部给我开车的司机郝俊卿师傅送给了我一个大蜈蚣风筝，说是他看了我的有关放风筝的文字，他想，这还不容易吗？后来，我们一道有几次将风筝放到高空的经验。毕竟，一切希望都在人间，一切人间的希望都很可能实现，虽然可能是六十年后的实现。 五、雨果与周曼华 汪曾祺老在回答为什么走上了文学写作之路的时候，曾经戏言：“因为从小数学就不及格。” 我有点不同。我从小喜欢数学。小学时候，没有比分析那些四则文字题更令人觉得有趣的了，鸡兔同笼，有头多少，有腿多少，问是多少鸡多少兔。和尚挑水，大和尚一人挑两桶，老和尚两人抬一桶，小和尚一人提一桶……问是三种和尚各是几位。到现在我仍然喜欢这种逻辑的分析，而且我深信有的孩子解不出这样的题，其实主要原因是语文障碍，问题的叙述，已经包含了解决问题的逻辑，但某些孩子读不明晰，弄不清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弄不清条件与设问的关系，觉得文字已经很绕脖子了，还谈得上解题吗？有的孩子做错了题则是由于对文字题的设问词、语、句的理解上出了毛病。听清楚话，看清楚文字谈何容易！此后的大半生有多少人看不清文字语句却要与你争论，老天！ 后来在初中，则是平面几何使我如醉如痴，什么九点圆，什么悠勒尔线，那种完美，那种和谐，那种颠扑不破，那种从最简明的地点入手而徐徐升高，变得华彩炫目的过程，实是天机，实是上天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是上天给智慧的奖赏，是上天与智慧的联欢。而做一道证明题或作图题的过程如寻路，如觅光，如登山，如走出森林，那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分析的过程，那又是一个不断寻找，不断否定，不断舍弃，不断靠近，不断开辟的过程，当你慢慢走对了路的时候，你似乎听到了光明的合唱，你似乎看到了朝霞的绚烂，你似乎服膺了智慧的千姿百态，你似乎亲手造就了自身的成长，做出一道题你就长出一口气，你就又长高了一两个毫米。没有比逻辑和智慧更美丽更光明更忠诚更可靠的了。 我还要说，智慧的最高境界与忠诚密不可分，没有专心致志，没有始终如一，没有老实苦干，就只有小打小闹的阴谋诡计，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智慧使人变成巨人。智慧是美丽的。而在年逾七旬以后，我还要说，智慧是魅力，是风度，是远见也是胸怀。智慧是人化了的性感。智慧使男人变得高大英俊，使女子变得神奇迷人，智慧是美的孪生姐妹，智慧是善的明澈的观照。 我还要提到，我的初中几何老师王文溥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数学老师，他善于把一道几何题的做法，解决的过程说得栩栩如生，楚楚动人，诱人，他善于表达智慧的力量与快乐。我的喜欢数学与他的讲授关系太大。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四十一中的校庆日返校，见到他，他还在为我的弃数从文而惋惜。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你选择了别的路子……” 数学问题上我也表现了自己的狂想遐想。我做过一个题给王老师，我做了一个证明题，证明的是“点不能移动”。我的理由是，点从a移到b，必须先经过a与b中的中间点a’，而欲达到a’，必先经过a’’，欲达到a’’必先达到a’’’，而你是找不到那个最后的也就是距a最近的点的，这样点a的移动遂成为不可能。王老师大喜大笑，他说这是一个微积分的问题，是初等数学里所无法解决的，但是他欣赏我的钻研精神。 也有一次我与王老师讨论一道题的解法，我确实找到了比老师黑板上的演示更简明的解法，我举手，刚一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不等说完就打断了让我坐下了。为此，我受到了同班同学的嘲笑。我知道，老是有自以为高明的想法，并不会受集体和老师的欢迎，老显着你？讨厌！尤其是有了确实高明的想法，可能是更讨厌，不仅讨厌而且危险。我以为，一向虚怀若谷，对我宠爱有加的老师为什么不准我说话？只可能是一个原因，我刚一张口他就明白了，确实是他的演示不高明，那么与其让老师丢脸，不如让小小年纪的王蒙丢脸。在数学问题上出现了“人文思考”，麻烦了。 而自己的读书主要是童年与青少年时代。为什么爱读书？读书使我感觉良好，使我进入一个美好文明的世界，我明明觉到了，读书在增长我的知识、见闻、能力。而且，我那个时候确实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事像读书一样有益有意义。我三年级以来就常到离我们住的受壁胡同不到一站地的太安候（？）胡同的民众教育馆借书读。有时候近冬天黑得早，有时候气候严寒，阅览室里的铁炉里煤净火息，整个阅览室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工作人员有一个老汉还有一位中年妇女，他们见我不走，无可奈何，只好陪我不得下班，同时他们又笑嘻嘻地不无夸奖地欣赏我的喜读爱书。 我什么都读，有关于健身和练功的，其中最得益的是《绘图八段锦详解》，什么“左右开弓要射雕”，什么“摇头摆尾去心火”，我至今会练。我也读过一些太极拳方面的书，不懂，也很难学着练。我甚至省下早餐钱买了一本《太极拳式图解》，学会了“揽雀尾”“单鞭”“金鸡独立”诸名词，仍然无法照学照练。从此我深知世界上有些事情示范、比划、身体力行的意义远远胜于课本。 我也在那里读了《崆峒剑侠传》《峨嵋剑侠传》《大宋八义》《小武义》等章回小说。我喜欢郑证因的技击小说《鹰爪王》，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后者的人情世故的描写与冤冤相报的悲剧性的表现，使它的文学价值超过了当时的一般武侠小说。 我试图锻炼某种武功。先是迷上了“金钟罩、铁布衫”，说是有这这种功刀砍不入，剑劈不进。我用物体敲打头顶，高高抛起皮球，再抛起毽子用头顶去接，绑鸡毛的铜钱落到头上砸得生疼，但头部并无长厚长硬的征兆。“金”功锻炼无成，但我学会了对着月亮练蹲裆骑马式，我想汲取书上所说的“日月之精华”。学会了弓箭步、丁虚步、半卧步……我热衷过练气功，垂帘闭目，意守丹田，屏神静息，抱元持一，我期待着泥丸宫（囱顶）的洞开，期待着灵魂出窍，神游太虚。这些都未有成，倒是在前弓腰方面取得过一点成绩，那时我绷直双腿，可以用自己的嘴巴去吻膝盖。蹲裆骑马式也还有点成绩，比旁人做得长些，蹲得也低些。 最主要的是我在民众教育馆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一上来，先声夺人，雨果的书令我紧张感动得喘不过气来。看不懂也要看，对于社会的关注与忧思，对于阶级社会的不义的愤慨，“左倾”（虽然雨果时期还没有当今的“左”与“右”的分野）意识，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我也在那里读了鲁迅、冰心、巴金、老舍。我在家里读过一本曹禺的剧作《北京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说到北京的叫卖果子干的两个小铜碗的敲击声。我深作者的意思是中国已经腐烂，只能大动刀斧。其后又读了《日出》，我恨不得手刃金八爷（恶霸）拯救“小东西”。我喜欢鲁迅的《祝福》和《故乡》，我更喜欢他的《风筝》与《好的故事》。我从一开始就感到了鲁迅的深沉与重压，凝炼与悲情。我知道读鲁迅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读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看不懂。但我喜欢她的《水》，我觉得《水》在号召反抗，合我的心。 在家，我还读了《木偶奇遇记》与《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集》与《格林童话集》等书。它们大大地启迪了读者的爱心，读到木偶比诺乔的腿被烧掉的情节，我流下了眼泪。 我读了一本印刷精美的插图本《世界名人小传》，里边介绍了牛顿、居里夫人、狄更斯等人的事迹，这样的书对于我的立志有所成就，是起了作用的。 我也被带去看过多次电影。我记得梅熹、吕玉堃、白云、舒适、刘琼特别是李丽华、陈燕燕、陈云裳、周璇、周曼华、顾兰君的名字与形象，却不大记得起他们她们演的影片的故事。有一部片子叫《万紫千红》，是各种电影插曲的汇萃，并为此片专写了一首主题曲：《真善美》，众影星唱道： 真善美/真善美/它们的代价是脑髓/多少心血/多少眼泪/多少沉醉/换几个真善美…… 我不解其意，但是觉得它的词很别致，很怪，便记了下来。 有一个影片是周璇演的《渔家女》，她的几首歌我后来都学会了。我记得的是一个渔家少女上了阔少爷的当。少女千万要小心，我明白了。 我看过张恨水原著改编的《金粉世家》，我的一个印象是一男一女亲吻，后来女子就怀了孕。我不理解为什么一拥抱就会怀孕。但是我很明白，电影里的故事多是女性倒霉。我从电影中特别感受到女性的美丽，尤其是周曼华的《不求人》，她演的那些家务劳动，蒸饭炒菜，哭哭笑笑，都那么甜甘，那么平顺，那么实在，让人看着踏实，喜悦，爽利而又舒服。我甚至想到，我长大了有一个周曼华式的媳妇该有多好！ 女性美丽，女性倒霉，女性容易受男人的伤害。这就是我从小小年纪看电影中得到的结论。我长大了绝对要对得起女性，绝对不做对不起女人的事。我早就下了死死的决心，即使看到影片中女性的哭泣哭啼啼，我也难过得很。 我多次在家里听到邻居的或自己的收音机播送李丽华唱的《千里送京娘》插曲：“柳叶/青又青/妹坐马上哥步行/长途跋涉劳哥力/即便坐马动妹心/哥呀/不如同鞍/向前行……”然后是梅熹唱的两句男声：“用不着费心/我不怕/这崎岖的路程”。 这首歌使我十分感动，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故事也感动了我，京娘的自杀使我顿足。委婉软弱和渺小的情感，令我惭愧，也令我难以忘怀。解放后我拼命管住自己，再不应该为李丽华的歌曲而落泪啦，至少理论上我是认识到了。 我一直想看这部片子，但是始终没有看到。 当然更早的观影片的记忆应该提到莎绿邓波儿主演的《绿野仙踪》与万籁鸣等四兄弟制作的大动画片《铁扇公主》。“绿”的情节我完全不懂，但是影片中有一个水晶球式的宝贝，从球中能够看到远处的人的遭遇，球发光的那一组镜头令我目驰神迷，无法想像人间竟有这样的奇妙，而“铁”，更是醉人，我看了不止一次。我看的结果是相当同情铁扇公主而不是唐僧一行。牛魔王的妾玉面狐狸的山门与她的面容都很美丽。孙猴子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一节，叫人好难受。牛魔王大战孙悟空，最后显了原形，变成一只大牛，也令我同情，看来亲牛意识是贮存在国人的细胞基因里的。我也与家人一起听戏，一次是尚小云主演的《青城十九侠》，未有印象存留。有几次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看朱丽霞、花砚如演的评剧。我的印象是朱丽霞很美声音富有磁性，而花砚如演得活泼生动。她们的搭配就像后来的筱白玉霜与喜彩莲。 我也随着姐姐等学会了不少流行歌曲。大多是周璇唱过的：“春季里/艳阳天……你可不要把良心变”“人生何处不相逢……人生本是个梦”“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太阳”“这里的早晨真可爱/这里的早晨真自在”“天上旭日初升/湖面晨风和顺”我们都唱得滚瓜料熟。到了临近解放的时候，又有几只歌流行起来。一个是“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却原来这是吴祖光的歌词，是隐含着对于解放区的向往的。另一首是“春天的花是多么地香，秋天的月是多么地亮……”虽然浅，但是我无法抵抗它的动人。有趣的是1990所北京亚运会上香港体育代表队入场的时候，铜管乐奏的就是这一首歌。最后一首是《夫妻相骂》：“没有金条也没有金钢钻”“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这样的家庭简直是疯人院”，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的歌曲流行起来，旧社会灭亡的预兆也就无可怀疑了。 1949年以后，我以为这些光怪陆离与乌七八糟都是一去不复返了。有一次我无意中哼哼起《蔷薇蔷薇处处开》的调子，我的领导立刻指出，怎么从“重庆的防空洞中”（语出毛主席）刮出一道阴风……我更加明确，这过去的一切只能是决绝地无情地与之告别，与之永别了。去你妈的！ 六、从拜财神爷到思想赤化 那时候看电影，离家最近的影院有两家，一是现在的胜利影院，1945年后曾名建国西堂。更早叫什么，不记得了。另一家一直叫红楼影院，后来以放映记录片为主。每次看完电影，我们都是从西四往北过马路进帅府胡同或报子胡同，再往西走到我们家。对于童年的我，这两条胡同都是太长了，走起来颇感疲劳。我常常抱怨，怎么这么长的路啊，什么时候能把这条胡同砍去一截就好了。 有一次，在这条长胡同上疲倦地行走，我忽然发现了一个皮夹子，皮夹子里有少量的钱。这个巧遇使家人兴奋起来，每次走在那里都希望能捡到钱包。甚至说闲话时也不住地说，什么时候跌个跤，捡上个金镏子就好了。那时候物价日日飞涨，有钱的人都是用金条之类的东西保值或议价。租房是用“洋面”若干袋计价。我们没有见过金条，但是生活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后来在初中读到守株待兔的成语，我以为这个成语并不夸张。在没有保障和匮乏的生活里，真是昼思夜想也能捡到现成的兔子啊。 穷极更要供财神爷，每逢旧历腊月三十，到处都有高喊着“送财神爷喽”的小贩给各家“送财神爷”，一张质量低劣的草纸，画着赵公元帅。有一次家里刚刚买了这幅带来希望的神像，又传出来敲门的声音，我刚要喊“不要了”，立即受到大人的警告，不能说不要，也不能说刚买过，只能说“请过了！” 遇到大人与邻居玩麻将牌，我与姐姐就去给财神爷磕头。不论怎样地磕头，我的印象是，母亲与姨母的玩牌成绩多是负数。 日本投降以后，又时兴起了倒卖银元，我们家的胡同西口是北沟沿（后名赵登禹路）小市，它给我的印象像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所说的“破烂市”。许多穿着破长衫的人嘴里叫着“买两卖两”兜售并收购银元。穷得发疯的我们家也试过几次，我也学会了辨认“袁大头”什么的。说来也怪，我的印象是，只要我们家进了银元，银元一定落价，只要出手了银元，银元一定猛涨。 所有的这些卑微，所有的这些耻辱，所有的渺小和下贱，在接触到革命以后是怎样地一扫而光了啊。再不会想走路的时候拾到钱包了，再不会祈祷母亲打牌赢钱了，再不会梦想通过倒腾银元发财了。所有的关于不再苦熬地卑贱地生活下去的愿望，关于有朝一日闹翻身的愿望，都因了革命的存在革命的主张而有了寄托了。 何平与李新同志又不同了，他热情、理想、坦率、充满活力。他不遗余力地对我与我的一位好同学，昌平一家农民的子弟秦学儒进行赤化教育，我曾说，何平的家对于我们俩人来说，是一所家庭党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令我豁然贯通，无往而不利。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令我参尽天机天条，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必然规律，谁能违反？谁能改变？一读此书立即觉得是正义在胸，真理在手。杜民等的新知书店社会科学小丛书，使我遍览天下大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认识到革命道理的明快简洁，胸有成竹。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使我内心充满希望与对革命的拥戴。苏联小说《孤村情劫》（卡达耶夫著，原名《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瓦西列夫列夫斯卡娅著）、《妻》（卡达耶夫著）都使我心向往之。尤其是水夫译的《钢铁是怎能样炼成的》，那是青年人革命的圣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立即被我服膺，背诵，令我热血沸腾。朱赫来、保尔·柯察金都是我的偶像，对冬妮亚我也十分喜爱。 何平还带我去位于北新华街的朝华书店，说那是一个进步书店。我在那里看到了以苏商名义经营的“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时代三日刊》，是对开报纸形式，上有延安广播一栏，令生活在国统区的我们耳目一新。后来我又去过多次，估计书店已被旧北平当局封闭，关着门窗，一副永远打烊的样子，令我失落痛惜悲哀已极。 在何平给我的“赤化”书籍中有一本画册《苏联儿童之保护》，应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行的宣传品，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强调解放妇女，大规模开创了托儿所幼儿园的建设。在我少年时代，是把托儿所等视为苏联的发明与提倡的。 另一本名为《苏联纪行》，是由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们写的。他们高度赞扬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各项成就，但也对他们所说的苏联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等状况提出了疑问，这使我看了相当困惑。1987年我以官方身份访问英国的时候，我与英国工党影子内阁的文化大臣费舍尔谈起了我少年时代对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的文字的阅读。什么事都是这样，没有全无意义的阅读和行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一年多后何平中学毕业，就业了，他的地下工作从面向中学改为面向“职业青年”了，他不再与我们联系，而改由职业的革命者，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委中学工作委员会委员黎光同志联系我们。用地下的术语，我与秦学儒这两个“进步关系”（因我们当时并无组织身份）由黎光——当时告诉我们的名字是“刘枫”“带”。“带”是指地下党的单线联系的上级对于下级的指导。 刘枫一表人材，坚毅英俊，说话声音有很好的共鸣，许多年后我发现，他的外表很像曾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的著名演员石维坚。刘枫的形象完全符合我对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预期，他分析问题从来是要言不繁，切中要害。他的话没有何平那样多，也没有何平那样活泼和幽默，他带给我的革命事业的前景要严峻多了，他是一个严肃矜持的人，你与他在一起，你觉得他永远是胸有成竹，说一不二，坚定正确。 七、冬天里的春天 1948年底与1949年初，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冀高的学生多来自河北各县，由于战争，他们无法回家乡度寒假，省教育厅乃组织了“冬令营”。国民党的省长楚溪春还来了一趟此校。为了迎接解放，我寒假期间也不回家，住在冰窖般的学生宿舍。夜里太冷，我甚至把桌椅板凳也压到被褥上。然后同学们发展到半夜劈了桌椅点火。伙食达到了难以下咽的程度。我懂了，如果没有一点油水，只是白水煮萝卜，煮白菜，放点盐，那菜吃起来相当苦。我从家里得到了极少的一点零花钱，就到地安门附近的老德顺牛奶场的门市部喝一碗牛奶，多么香甜的牛奶啊，只是喝了这次就没有再喝的钱了。当局发行“金元券”并且限价，不准涨钱，没几天，老德顺干脆打烊了。 一个政权一种社会制度的末日更像是闹剧、喜剧和荒诞剧。物价一天涨几次，租房以几袋洋面计价而不是算钱，学生包围了市党部，并将“国民党”三个字更改成“刮民党”，而报纸上居然登出了要人的讲话，说是这是对国民党的侮辱。不这样登还好，这样一登，真叫我们痛快。在所谓“国民大会”上，蒋“当选”为“大总统”，而江苏某报的头题是蒋当选为“小总统”，后续报道说，由于“受害人”（蒋）未起诉，法院未有计划处理此事。一家亏损太多的报纸，干脆发一个号外，说是共产党的几位司令被俘，当时卖的时候就没有人相信，但是人的心理是即使是谣言也要听听它在说些什么，于是号外卖掉不少。于是“当局”以散布假消息为罪名处罚该报停刊三日，众人分析说，停报三日，它也总算赚了一笔。沿长江一个城市，说是国民党的官太太陪美军军官跳舞，中途停电，然后发生了强xx案。与此同时，盛传四川有个叫杨妹的女子，从生下来就不用吃饭，于是组织了医学专家追踪调查，将杨妹的身体检查情况包括妇科检查情况全部登在报上，最后说是从肛门处检查出了食物残渣，证明人不吃饭还是办不到的。然后报纸上又挖苦，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是证明人必须吃饭。 随着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大获全胜，入关包围了平、津，对立方面自知大势已去，一片萧条。学生中的地富子弟，绝望中贴出布告，搞什么“自救先锋队”，凄厉地号召学生参加“平津保卫战”，垂死挣扎一番，但应者寥寥。而学校原有的中统特务组织社团“暮鼓社”，张贴一些半哀鸣半狂吠半抽搐的怪声怪气的文字，宣传共产党怎么不好，扬言要消灭“匪谍”。 晚上自习时读革命书籍，被一位报名欲参加上述“先锋队”的学生看到，他阴沉地说：“小王蒙，小王蒙，别看你，哼……” 我未动声色。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地下组织的活动也就大胆起来。由于我校的一位锅炉工是党员，我们的活动乃以锅炉房为大本营，虽未正式沟通，冀高二、三年级的另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平行支部的成员已经与我们并肩战斗上了。我们准备了大量标语口号宣传品，并且不约而同地以“晨钟社”（向暮鼓社叫板）学生社团的名义在一个晚上铺天盖地地张贴满学校。而学校的原当局留守班子已经瘫痪，不起任何作用。一个政权垮起来，竟是这样不堪一击，摧枯拉朽，夸张一点，更像是儿童游戏而不像是严峻的斗争。 1949年1月中旬，在解放军正式的入城式前数日，有部分先遣部队入城，路经地安门一带。解放军穿着灰色棉袄，朴素整齐，精神奕奕。我校师生挤在校门口观看。“我们的，我们的！”我心里想。 这时看到一位省教育厅的留守人员，我便凑过去问道：“请问您作何感想？” 他怪笑了一声，只是重复说：“我作何感想？我作何感想？”他的声音尖厉凄惨，哭笑不得。 我想他的潜台词是“我算什么人？我又能作何感想呢？”我为什么要问他这样一个绝非善意的问题呢？我也想不出动机来。可能有好奇心，更可能有胜利者的快意。恶作剧，玩玩爪下的老鼠，这种爱好不仅属于猫儿。 接着以学联名义进行了大量校园内与街道上的宣传庆祝活动。各种标语随便写。不但有“打到南京去活捉某某某”，而且有“打到香港去”，“打到美国去”，“打到英国去”……也有针对性有限的说法：“现在是晨钟的时代，让暮鼓见鬼去吧”。 而街头宣传热闹非凡，锣鼓喧天，我化了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猫皮大衣，反穿在身上。大家先是无师自通地扭秧歌，然后是大锣鼓，然后我们给围观的市民讲演。我相信，跳舞与唱歌一样，也是属于革命属于共产党的，国民党时候，只有阔太太与不正经的女人跳交际舞，而共产党发动了全民跳舞，多么动人！一次我讲什么叫解放，我说，原来人民被捆绑着，现在，共产党把人民身上的绳索解开了，原来人民被反动派监禁着，现在我们放出来了，这就是解放！听众为我的话鼓掌欢呼叫好起来。我体会到了在广场直接向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宣传鼓动的风险与乐趣。一次讲话热烈成功，同样内容的另一次讲话可能毫无效果，再另一次讲话也可能被轰下台。这种不确定性也是革命的魅力之一种吧。 此后在学习延安版的《整风文献》时，我读到了本书收入的季米特洛夫的一次讲话《论宣传鼓动》，我很倾心。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一手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庭审中的自我辩护讲演早已经如雷贯耳，我是耳熟能详。后来看了苏联与保加利亚联合摄制的以此为题材的影片，我更是五体投地。我渴望做一个季米特洛夫式的革命鼓动家。我一直梦想着这样的场面：不觉悟的人民群众被蒙蔽，被误导，我以革命家的身份去讲演，雄辩的言词扭转了乾坤，人民流着热泪皈依了革命，用大刀和长矛向阶级敌人的头上杀去。 解放军的入城式如火如荼。我们看到了立在检阅车上的毛主席。我们看到了人民自己的坦克、重炮、装甲车、骑兵……我体会到那种真理终于物质化为强力，正义终于变成了轰轰烈烈的行进，受压迫者终于翻身成了统治者的快乐。 在顺城街宣武门附近的北大四院礼堂举行了北平市地下党员的大会，会场上震响着《国际歌》的歌声，主席台上悬挂着我们还相当陌生，所以更加令人激动的镰刀斧头红旗。彭真、林彪、聂荣臻、叶剑英、赵振声（李葆华）（李大钊同志的儿子，时任中共北平市委的副职）等一个又一个地讲话，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到午夜，中间由会议组织者出去采购烧饼、火烧、大饼、酱肉、窝头、面包……采购者给各小餐馆“包了圆”。满场飞着熟食快餐，一幅共产共享的图景。小子何能？与闻其盛，恭逢其盛，直如上了天一般。世上没有比革命成功更惬意更提气的事了。 在王府井帅府园的国立艺专（后中央美院，后拆除）礼堂，由周恩来作了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报告，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呀，防止糖衣炮弹呀等等著名论断使我等如醉如痴。周总理的声音与风度也同样迷人。 还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生（或学校）工作委员会召开过一次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大会。我看到被介绍给大家认识的大学委的委员，中学委的委员这些具有原先绝对秘密的身份的同志的公开亮相，我对他们佩服羡慕到了极点。我们的中学委书记是杨伯箴（后任团北京市委书记、驻瑞典公使与外交学院院长），副书记是光采照人的女同志杜萍（后任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等）。有一位女同志身穿当时并不多见的皮夹克，我尤其觉得她的风度像是苏联的革命家苏菲娅。即使从地下党的领导人的风采上我也深信最最优秀的人才已经集中到中国共产党内,得人心者得人才，势非可当。所有的名词：党、委员、书记、支部、贯彻、群众（工作）、积极分子、先锋作用、核心、作风、思想意识……都使我如饥似渴，如闻天启。我听到一个人议论某某在“闹情绪”，我觉得连“闹情绪”三个字也那么特殊、有新意、有创造性，一个人能够闹情绪，多么革命，多么伟大，多么不同凡响！ 我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大大革起命来，胜利起来，凯歌行进起来。世界已经是我们的了，中国已经是我们的了。北京或北平已经是我们的了。我已经知道北平即将更名为北京了。三月，我参加了工作，戴上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胸标与袖标，值夜班的时候我配备了左轮手枪……无限光荣，无限自信，无限骄傲。 只是在半个世纪多以后在我动笔回忆这一切的时候，我才不禁想到，对于我来说，革命是不是太轻易了呢？轻易的胜利里边，是不是孕藏着什么危险，什么后患呢？ 八、中央团校 1949年3月我被调入团市委时候，被认定的优点有思想清楚、看问题尖锐、动脑筋等等。此外，我从刘枫同志身上已经学到了一个本领，不论群众如何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都要从大处高处总结几条：革命在前进，群众的觉悟在提高，我们的工作成绩显著，新的积极分子正在涌现之类。听了这样的分析，人们会立刻得到一种登高望远、心旷神怡、团结一心、大有希望的感受。站得要高，看得要远，永远充满信心，永远从容有定，这是我的童子功，这影响了我一生。 但很快我就暴露了自己的少年的天真幼稚与心态上生理上的不符合工作需要的一面。例如，晚间开会时我会坐在椅子上呼呼入睡。从高中失眠起，我一辈子嗜睡，认定睡眠是健康与事业的首要保证。而那时的团市委干部的一班人（百分之九十七来自大中学生地下党员）的积极性的首要表现是熬夜加班，越到子夜越到假日，尤其是大年初一啦，新年节日啦更是绝对地不休息不睡觉，加班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我对此深为反感，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怎么可能只知道忙碌却忘记了从事业的辉煌与生活的壮阔中汲取真、善、美的灵感。我当时已经知道了一个词儿——事务主义，怎么这么多的事务主义者啊。我也相信列宁的名言：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我坚信累过了头一定要自我休整。我“精神”不够用，时有丢三拉四，把领导布置的事情忘掉。我要玩，要有时间旁观欣赏。当会议没完没了，车轱辘活越说越多的时候，我会突然魂不守舍去欣赏窗外的麻雀与云霞，灯光与有轨电车。 当人们冷静下来以后，便承认了一个常识：让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当干部，是太早了一些。1949年夏机构合并调整的时候，我被劝告继续回到学校上学。我却不想接受这个安排，我已经心浮气躁，心比天高，难以回到课桌后了。我实际已经“下岗”，便临时到暑期学习团去管伙食，这个时期我第一次学会了喝酒。我每天与粮油蔬菜供应私商打交道，今天你发现a店粉丝比b店便宜百分之二十，你换成a店，第二天你又发现c店的大米比a店又好又廉价。最后，你差不多放弃了利用私商间的竞争买到最划算的食物的希望，却学会了与私商碰杯。然而，学习团组织的大报告还是精彩得很，我听了艾青批判徐志摩的诗《别拧我，疼》，我听了周扬讲革命的文艺运动，好像还有哲学历史学方面的名家艾思奇等为参加学习团的学生们讲课，展示了解放区、共产党崭新的意识形态的丰富、辉煌、战无不胜与蓬勃焕发。 接着，八月底我被分配去中央团校二期学习。我在十五班。十五班多来自北京，曾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的徐萌山是我们班的学员，是当时班上的党支部委员。另有一些上海南京的学生党员。多是已经有一点“革命“的经验的团干部。十七班是来自上海的新生。而十八班是来自北京的新参加工作者为主。 开始中央团校还没有进城，我们的校址在京南的良乡县。到良乡县上学，这有象征意义。中国革命走的是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一解放，从乡下进城的人占领了头鳌。我的到良乡学习显示了老革命的色彩。我们就住在“号”来的老乡的房子里，我们争着给老乡挑水，我们继承了前辈革命者亲农的好传统。 这是我长大后首次生活在乡下，有新鲜感。 我们听了许多高质量高规格的大课，用现在的话，我们的教师可真是超豪华的阵容：李立三讲工人运动，陈绍禹（王明，时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讲婚姻法，邓颖超讲妇女工作，冯文彬（时任团中央书记）讲青年运动，艾思奇讲哲学，孙定国讲党史。邓颖超的北京口音清脆生动。艾思奇发像是四川口音。王明的讲话无任何特色。最难忘的则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他从下午讲到晚上，晚饭后续讲，讲到深夜。大课是露天进行的，我们每人自备一个小马扎，拿着本子猛记。天黑后点起煤汽灯，招引了太多的趋光飞虫，几次不得不停下讲课用纸包捉虫杀虫。我至今记得，田家英说，毛泽东思想像大海，每个人都可以去舀里边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泽东思想像钢琴，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无穷的精彩乐章。讲到毛泽东思想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的时候，田说，知识分子需要政治化与组织化。他说主席说过知识分子是“鸡毛蒜皮乱轰轰，争来争去一场空”，这些是我从其他材料中学不到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完全是用他自己的语言，讲的是他自己的心得，而且我能感觉得到他也陶醉在自己这种法律恣肆的讲演之中。 但是我也略有保留：他讲得如此滔滔不绝，大雨倾盆，全面贯输，耳不暇闻，一口气居然讲了六七个小时，除了中间吃晚饭外，连课间休息也没有，更没有什么互动、问答、讨论、质疑。他完全是一个解放者、拯救者、宣示者、指挥者，先知先觉者，他在手把手教这些年轻干部的导师，而听者只是单方面的接受者、吸收者，从零或者负数开始者。这种讲授至少使我感到了疲劳，替自己也替老师。我在晚九时后递了一个条子：“请掌握时间”。那个时候听讲是可以递条子的，不必署名。田老师拿起了并宣读了这个条子，他很民主，但是他不以为然也不以为意，他身旁的教务处领导表示“放开讲放开讲”，他也丝毫不加收敛地继续洋洋洒洒地讲了下下去。也有些同学听了老师念的条子显出了惊异的表情。 田家英当然不是一般人物，我与他没有直接接触，这里不多谈他，但我至少可以认定，他有学问，有才华，爱思索，有创意，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话语爆炸与思维加速的状态。 1980年我首度访美，在一个教授家的钢琴上看到一段话，说是人生就像钢琴，它的表现决定于你的演奏。它使我想起了已经阔别人世十余年的命运带有悲剧色彩的田家英同志。 在中央团校还进行了速成的思想改造，学员们如饥似渴地接受革命理论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联系实际，检查自己原有的思想认识当中有哪些不符合新观念，受了哪些反动理论的影响，具有哪些胡涂认识，哪些剥削阶级的偏见，做过哪些错事坏事，是怎样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革命。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一种风气，越是骂自己，越是忏悔自己的丑恶反动，就越证明学习有了收获。 我们班两次举行全班的批评大会，帮助两个学员，他们都是来自大学的新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其中一个人违反学校纪律与一位女学员搞恋爱，而且其表达爱情的方式被认为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他送给这位女生一块石头，用了一个什么谐音。另一个人是什么“学生领袖”，能说会道，喜出风头，性格豪爽，说过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话，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我们大家对他们二位进行了疾风暴雨式的批判，众人情绪高涨，感到新鲜而又热烈，面对面深揭猛批。实昔日闻所未闻。此二人尤其是后面那个人，也被枪林弹雨、铙钹齐鸣式的大会批评搞得亢奋悲壮，渴望着焕然一新的奇迹，渴望着本人历史的崭新篇章，声称是巨大帮助，巨大温暖，巨大推动…… 我们班上的团支部党支部进行了十分民主的改选，完全由党、团员提名，候选人还发表讲话，讲自己如果当选将怎样做。其他成员也自由发言，气氛极其活跃。那位被认为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是团支委的候选人，有人提出他性格急躁，是缺点时。另一位年轻人说，急躁固然不好，但也有好处，他的特点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大家鼓掌。但立即有人指出，把“五年计划，三年完成”说成是性格急躁的后果，这种说法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学员们又受到了一次教育。我感到后悔，即我本来也对“三年完成”急躁论取质疑态度，却没有立即严正指出，丧失了一个表达自己的高觉悟高水平的机会。 个人英雄主义者虽然被大会批判，却仍然当选为团支部委员，这很感人。 另一次我的水平是表现出来的了。关于休假，学校有一次安排，学员有些意见，经反映后校方采纳了学员的意见，一个学员说是“斗争取得了胜利”，我立即指出：这样的说法不妥。 我当然是被肯定的。 我相信我在团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各种小组大组联组讨论是竞相表现觉悟表现政治上的正确性的平台，上团校的任务就是要以掌握分析问题的方式而达到革命者的标准。我这方面决不落后，常常受到组内同志的夸奖乃至羡慕。但是班主任指出我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我想是指我太容易小有心得便大大发挥，我相信我当时“左”得惊人。 我们组有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同学，大家纷纷帮助他清算地主阶级的罪恶，他全部接受。他在学习中收到家信，得知祖父去世，一位比我大一岁但是显得比我孩子气同学说：“少了一个老浑蛋。”死者的孙子表现出不快的情绪，我们帮助他提高觉悟，自认为做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我表示不赞成谩骂死者，同时，骂了一个老地主也决无对之反感之理，我们煽情地设想了老地主的祖祖辈辈的剥削和压迫，养尊处优和掠夺民脂民膏，我们说得那位当事人五体投地。 另外，我在团校仍然身体不好，又犯了失眠症，难以治愈。此后很长时间我以充足睡眠为首要的养生之道，我开玩笑说，我是睡眠爱好者，睡眠可以冲击其他，其他却不可以冲击睡眠。这与我少年时代的痛苦的失眠经验有关。 在团校学习期间我们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我是作为腰鼓队的成员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咚叭咚叭咚咚叭咚叭，一想起这一切这样的节奏就会在耳边响起。我至今记得人民群众是怎样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怎么样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万岁”的。 我们还取材本组的故事编了话剧，内容是一个思想有问题的学员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在组织与群众的帮助下怎样放下了思想包袱，一通百通，跟上了革命前进的步伐。我是演员之一，演一个热心帮助别人解决思想问题的小同志。 中央团校的八个月的学习为我的理论知识打下了基础。此后我一直喜欢探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探讨列宁的建党学说与孟什维克的建党学说的分歧，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等等。 我养成了分析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什么问题都能分析它一个头头是道，都能有个一二三条看法，我这时已经开始注意培养自己的理论能力了。 在中央团校期间，我们的同组学员当中还有一些名门子弟，例如朱学范的长子朱培根，国民党将军庞炳勋的女儿庞屏阁。另一组有一位同学是一位著名民族工商业者的儿子，他曾经请我们全班师生到他家吃过晚餐，几进的大院，走廊，明亮的照明，一道道炒菜，使我想起自己的家人，我很辛酸。 团校毕业时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是不是就在后圆恩寺礼堂呢？我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在中南海。同时被接见的还有一个海军会议的参加者与另一些开财经方面的会议的与会人员，是联合接见。毛主席从台侧走了出来，各个聚光灯打开，照耀着主席的面孔，说好了，毛主席不准备讲话，他只是在照耀下站了站，略略做一点手势，有时背起手，有时摇一下手，有时往远处看，有时微笑一下。毛主席的形象相当雄伟，沉着，庄重，每个姿势与动作都有风度，有雕塑感。我想，做一个领袖人物真难呀，置身于聚光灯下，展现自己，定格造型，这是一种艺术，更是一个考验，普通人，那么一站，多么紧张，多么尴尬，而主席好像已经惯了，他举止自信而且有“派”。 我们组的学员鲍训吾同志代表团校毕业生向主席朗读并献上了致敬信，毛主席与他握了手，我们都感到了光荣，并纷纷与鲍同学握手。 团校二期后两个月搬进了北京城，后圆恩寺。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班的学员多次聚会，包括原来受过大会批评的人，对于团校这一段经历，仍然十分珍惜。 九、秋天的发现 一年四季，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同一个时间发现并感受的。冬天，我的体会最早，我的童年时代的冬天比后来严厉峻急得多。我上小学时戴带“耳朵”的帽子，戴口罩、耳套、脖套、手套，手揣子（状如圆筒，二手揣进去）穿棉衣棉裤和毛窝，仍然冻得手脚发麻，伸出手却写不了字，有一次我冻哭了，还有一次我冻得尿了裤子。 从小学二年级我注意到了夏天。夏天，我最喜欢的是大雨，大雨后胡同里可以有齐膝深的积水，大量蜻蜓在水面上飞。夏天的雨使你相信天无绝人之路，酷热到极以后，天会以雨搭救众生。 但夏天仍是有一种快乐，乘凉与闹雨仍是贫穷和匮乏的童年时代的一项美好的记忆。等着风，说着闲话，看着月亮和星星，有时候还看到带着小灯笼飞行的萤火虫，或是看着乌云，闻着雨带来的泥土气息，等待着使感觉翻一个个儿的暴雨前来。这是一种快乐，一种得自大自然的恩宠。 第三个发现的是秋天，是在中央团校，是在当时的河北省良乡县得到的。 良乡位于平原，有一座小小的完整的方城，诉说着历史、县份、华北和中国。秋天的庄稼，一望无际，闻到的是风中酸甜清爽潮润的气味，听到的是群虫加众鸟的合奏，看到的是庄稼草与树木在秋风中的摇曳，感到的是比北京的盛夏舒展多了的秋意。 良乡东城门附近有一家“刘饭铺”，我在那里用微薄的津贴吃过炸豆腐。一块整豆腐，炸过表皮，上面略放一点清酱和花椒之类的调料，作为小菜来卖。我要了一盘炸豆腐，吃起来感觉到自己已经长大，已经走南闯北，已经离家独立，已经有经济能力每月点一次炸豆腐乃至加一两（旧制，一市斤的十六分之一）散白酒，而且我已经感觉到了生活是美好的。 走出东门，是一道河。河水落差处有几块大石。秋日，昼渐短而夜渐长，傍晚，太阳早早接近下山，我利用休息时间，穿着小裤衩下到河中，钭躺在石头上，任凭流水在冲过巨石的同时洗刷我的孱弱的身体，与气温相比温度不低的清水带着响动哗啦哗啦地抚摸在敲击在出溜在我的皮肤上，给我增加了舒适，增加了活力，增加了润滑与欢快。而快乐使人增加了自信，增加了活力和志向。原来一年有四季，原来秋天是这样宜人，原来太阳、河流、石头和我之间是这样亲和，原来我可以从大自然那里得到这样多的安慰和启发，原来活着是这样有滋有味儿。 而此时我正在读李蕤著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里面讲到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喜欢风浴、雨浴、日光浴，喜欢读书、静坐，注意锻炼自身。尤其是毛泽东的最早填的词《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词，那时候他的诗词的发表并不正规，这个版本上的“怅寥阔”三个字印成了“张廖阁”，相当费解，书用纸是解放区出品的草制黄绿色的纸。但是它仍然大大地感动了我。 我感到的是震动更是共鸣。青春原来可以这样强健、才华原来可以这样纵横，英气原来可以这样蓬勃，胸怀原来可以这样吞吐挥洒。我只能不揣冒昧地说，在近十五岁的时候，在中央团校学习革命的理论的时候，在华北平原的良乡，在晴朗的秋天的夕阳照耀之下，在河边和河水的浸泡里，在毛泽东的事迹与诗词的启发引导之下，我开始找到了青春的感觉，秋天的感觉，生命的感觉，而且是类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感觉。辽阔，自由，鲜明…… 作为中央团校的学员，作为一个前途无量的革命人，我正在学到的真理，将做到把新世界的钥匙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历史的罗盘和缰绳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己创造自己的比世世代代先人更光明瑰丽的命运，把人类的新纪元的大门打开，开得大大的，把世世代代后人送到永远的幸福里。 著名的苏联科普作家伊林，除了写过名声极大的《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一本名著的：《人怎样变成巨人》，此说深得吾心，我不是正在变成巨人吗？ 我热爱和迷恋革命的理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党史，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家庭、私有财产和阶级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农村包围城市，整风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青年运动，先锋主义与尾巴主义，桥梁作用与后备军作用……这些严丝合缝的逻辑论述，是怎样地战无不胜，包罗万相，明晰确定，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分析的利器，是分析的保证，王蒙何幸，自幼就掌握了真理，从此只能是步步向前，从胜利走向胜利！ 从这个时期，我发现了秋天也发现了自己，发现了生活，也发现了志气，发现了毛泽东（读《长沙》比我当初也发现了诗：我不能虚度年华，不能碌碌无为，我必须努力，我应该努力，我自然要努力变成巨人。 我至今仍然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首词，认为它的完整与鲜明，匀称与格局超过了此后的许多诗词。只有《忆秦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能与之相比。《咏雪》很伟大，但《惜秦皇汉武……》几句未免平铺。《答李淑一》极感人，但“问讯吴刚所有……”两句未免太通俗。而《长沙》既精美又壮美，既纯净又豪迈，既兴之所至又无懈可击，乃极品也。 至于春天，我对春的感觉最迟。那是一九五零年，我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分配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第三区工作委员会任作部干事之后的事。 春的发现第一次是在北海公园，也受影响于《红楼梦》的阅读。北海前门，茶座那边的垂柳之下，无限依依的春水使我感到了春天。1950年的春天，我与姐姐王洒在石桥与牌坊近处赏湖，碰到了前来公园的女二中学生崔瑞芳。女二中在我所工作的第三区，而姐姐曾与崔共同参加过一个学习。我们说起话来。她的笑容使我难忘。而此后见到她，她不止一次问：“王蒙，你怎么会有那么小的姐姐？”我们似乎从此拉近了距离。 《红楼梦》的春天的描写则使我感到一种神经末梢的触动，感到一种悲哀与惶惑，有点拖泥带水。我毕竟是秋天生人，我更适合的是秋天。我的长子王山写过一首新诗《我是秋天的儿子》，我喜欢他的这个诗题。 十、充满阳光 1950年5月，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毕业的学员，我回到北京团市委，分配到了第三区团工委,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的负责人。当时北京没有开过团代会，故先称“筹备委员会”，后改称“工作委员会”。后来第三区改为东四区，略有扩大，后来东四区又与东单区合并乃有东城区。 虽然只是巧合，但是我这次比较稳定地开始了新的工作之时，恰逢苏联外国文出版局出版的中文版加里宁著《论共产主义教育》在中国发行，而且这本书被大大地宣传了一番。 加里宁曾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留着一个山羊胡子，给人以“加老”的感觉。加老的书深深打动了我，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这个提法最早出自马克思，含义是要克服资本主义使人服从流水生产线对于工作的极端局部的片面化的要求，克服生产线对于人的片面铸造），个个政治觉悟高，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姿态优美。记得加老的原话是由于人人练习舞蹈，连走路的姿势也是优美的，头脑明晰，谈吐优雅，组织纪律，热情洋溢，纯洁晶亮。同时我们也不知学习了多少次列宁在苏联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共青团的任务》，主要之点是，共青团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简称“学习学习再学习。” 当时畅销的一本书，是苏联劳动英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写的自传。书名《最主要之点》。当时认为最精彩之点在于，当她访问美国并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的时候，美国记者问道：“你有多少钱？”她的回答是“两亿多”。美国人大惊，说“你有两亿卢布？”（注：当时苏联卢布的官方比价比美元高许多），她回答说是两亿多苏联人民。 这些提法令我如火如荼。我设想着经过我们这些青年工作干部的努力，我好像看得见这些青年的笑容，看得到他们打着的裹腿，听得到号令他们集合、起步走、卧倒……的哨音。 我的周围有一大批这样的充满阳光的青年骨干。团区委的同志，王晋（后任北京市府文教办主任）、段天顺（后任北京民政局长）等志同道合自不必说，各个中学的团总支书记、副书记……这些“学生干部”既是工作同仁，也是青春革命伙伴。男男女女的团干部，人小心大，重任在肩，读书求知，才智出色，一心革命，豪情如火，功课好，能讲演，善分析，同时具有组织能力指挥能力，优秀得很。要不怎么说革命是亿万群众的伟大节日，革命时期一天十年！河北高中的郝柏林（后来的著名物理学家）范与中，五中的刘毓峻，一中的赵树枫，二十一中的何钢、陈良锟，女二中的刘倛、魏之光，女十一中的周美华、杨双挥，二十三中的白逎贤，以及二十二中、女十四中、道济护校等的团干部，都是我的好友我的激情与理想的见证。我们互相切磋，互相传递各种鼓舞人心的消息、思想、语句。晒得黑油油的郝柏林据说每天都要在地安门跑步，高声朗诵“高高的乌拉山啊……”他因此甚至获得了“乌拉山”的绰号。范与中绰号拼命三郎，如一团烈火。刘毓峻善于宣传鼓动。赵、何、陈分析什么都是鞭辟入里……与这些青春革命好友一起开总支书记联席会，汇报情况，传达指示，总结工作，交流经验，不但是公务是工作，也是友谊、学习、“充电”和享受。我们共同享受着革命，享受着胜利，享受着荣耀，享受着青春，享受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另外，不必讳言，他们对我也很佩服、亲近。 我把我们的这种对于人生、对于工作、对于青年的想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我致力于让我所联系的团组织的成员们懂得已经具备了怎样的可能，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怎样伟大的时代。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使社会使国家使人类使我们自身比已有的现有的好上千倍万倍。现在所以还没有做到那么好，那是由于受到了剥削阶级和私有财产的偏见的影响。从有了人类文明，私有制与剥削制就禁锢了我们，我们甚至于来不及想一想，摆脱了私有制与剥削制，摆脱了私心私欲，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的真人！ 我们的理想不但是建设全新的社会，而且培养起全新的社会主义的人，我们常说，敌人所以说我们的愿望是空想，那是因为出于剥削阶级的偏见，他们的阶级本能注定了他们不可能理解新人的出现的可能性。 一个是组织大报告，要让团员们真正动员起来。各个区的团委书记都极善于讲话，善于宣传鼓动，善于引用文学书籍上的材料和语言把青年人说得热血沸腾。同时，那个年代各个学校的团委也经常能请到一些英雄模范社会名流来给学生讲话，例如中国的保尔——吴运铎，还有一些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有一个女工叫李凤莲，她小时候是童养媳，婆婆打她的时候说，一天不打你就要上天呢！后来她当了劳模，作为中国工会的代表，她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她坐上飞机的时候她想到她现在真的上天啦……天翻地覆，日月重光，祖祖辈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人民如今扬眉吐气，谁能不感动涕零？谁能不高呼万岁？ 一个是组织文艺演出和联欢，正是在文艺节目当中，可以充分表达我们的美好的理想，我们的崇高的情操，我们的热烈的期望，我们的善良的心愿。有一阵。男校和女校联欢得都快疯了，革命带来的解放感青春感都是无与伦比的。革命是血腥的厮杀，革命的胜利带来的是天天艺术节，天天青年联欢节，天天爱情节。我永远不会忘记，女二中有一个叫做翟达的有点小胖子状的团员，她声音洪亮，宽广，领唱：“我们，唱一首最亲爱的歌，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当你走过普天之下，没有见过这样伟大的国家……”想一想近百年二百年来中国的屈辱经验吧，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亡国灭种，列强瓜分，军阀混战，河山破碎，引进了新思想的严复晚年只能抽鸦片，一代宗师的王国维只能投昆明湖自尽……就是喊口号背条条也没有这样宣扬过自己的祖国啊！ 而二十三中的团的书记白逎贤会用他的男高音高唱：“哪里有这样的国家，像我的祖国一样美丽，看花开千万朵……”他唱的是苏联歌曲，但与我们的心相通。 我参加过一对母女的同时举行的婚礼，女儿是地下党员，自不待说，母亲从小受到封建家庭的压迫，直到解放后在女儿的启发下提高觉悟当了妇联干部，勇敢地支持姐妹们争取幸福，也勇敢地为自己营造幸福。 再一个我相信的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会议上（叫做生活会，真是可爱呀，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是革命者的生活！）与私下里的交换意见。凡是好朋友，熟人，见面就会征求意见。“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这就是最最动人的友谊乃至爱情表白。关于给别人提意见，这就是魅力，这就是好心。我们都学会了吾日三省吾身，学会了君子相赠以言，学会了互作诤友，而绝对不作侫人。入木三分地分析自己的与他人的私心杂念，苦口婆心地劝导自己或者他人，解开思想包袱，放下思想负担，忘掉小我的小恩小怨小小不快，越是个人受挫越是要坦坦荡荡，阳光万丈，满足于快乐于无忧于大事业的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也变成了我的童子功，看家本领。 这样的做人、交友、处世态度，这样的人生基调我至今并不陌生更不丢弃。我给别人提过些什么批评，别人对自己提过些什么意见，倒真有点记不详细了。我记得同事中有一位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我们“帮助”他帮得不亦乐乎。他结婚，家里提供了一些物质条件，在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帮助下，最后全部拒绝。而他的父母也没有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同志们（不是新郎新娘）贯彻政策给他的父母去电话，他的母亲说：“由于阶级的关系”，他们就不来了。 而我的被批评包括爱睡觉，丢三拉四，流露骄傲（如说某个爱说爱笑爱表现的女同志无知、不读书所以“可怜”）。还有一条，当时有一苏联影片《勇敢的人》，描写一苏联英雄青年，敌后大战，扒火车，炸大桥，救美人等，社会主义内容，好来坞形式，煞是好看。中间有一德国胖军官，半裸着在小溪中洗澡，吹着口琴。我姐姐很敏感，学会了这个口琴旋律，又教给了我，我想它也是来自德国民间音乐旋律。我也就没事哼哼起来，同志们普遍认为我哼哼德寇的口琴小调是“感情不健康”的表现。 一个骄傲的问题，一个感情健康的问题，我始终是警惕的。人不应该骄傲，骄傲令与你一起的人讨厌，这是毫无疑问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与集体相比较，与人民相比较，个人不足恃，这些我都心悦诚服。感情健康问题我接受一部分批评，人是不可以放肆的，人应该时时自律，我同意。我也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例如苏联小说中极力描写渲染的人的美感、多情、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在我们这里动辄被说成是“不健康”“小资产阶级”？赏雨赏花，看云看鸟，追忆梦想，拭泪微笑，这些苏联人做起来就是美好，我们做起来就是不健康？这些又与大小“资产阶级”有什么关联？ 直到此后大搞反修的时候，我才明白了，我确实是有不健康之处的，否则何必那么喜欢苏联？ 那时我最爱读的苏联小说是《幸福》，作者巴甫连柯。我读了他描写第二号女主人公列娜的心情的文字：“陶醉于这个夏夜之美，列娜想到人生有多么漫长……”，像读了圣经，那种终极性的感动与体悟令我融化又令我升华。我也喜欢他描写红军在二战后期一个又一个地解放许多欧洲国家的情景。特别是他描写的维也纳，那里的圆舞曲。他还喜欢描写斯大林，令人神往。这一切如诗如梦，即使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能在纸上写出这样的东西也令人温暖和感动，佩服和赞赏。书里描写了克里米亚的葡萄酒，描写了美国客人的粗野与蛮横。书里他还写了一个苏联的战争孤儿，重度残废，但是仍然充满生活的热情与奋斗的志气，而美国客人认为这样的孩子活着只能带来痛苦。敢情美国人这样浑球儿！ 后来知道，巴甫连柯其人但制造个人迷信，而且善打报告，害人致死，苏联二十年代的大清洗中，他做过许多害人的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几十年后我曾经与一位曾驻苏联的外交使节谈起五十年代的一些事，他评论说：“那样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啦。” 有许多事都是一去不复返了，激动完了，你必须面对现实，面对完了你仍然会记起过往的一切。 我背诵了许多俄苏诗人的诗。我入迷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还有“……同干一杯吧我的不幸的青春时代的好友让我们用酒来浇愁酒杯在哪儿？像这样欢乐就会涌上心头……”等等 是的，能够亲切地怀恋往事的人是幸福的，能够想起你的不幸（或者干脆是幸运呢？）的青春时代的好友的人是有福了。怀恋和好友也许不能代替政策，却能产生普希金式的诗。 我也喜欢普希金的形象，他不算高大，但是秀气英俊，永远年轻，特别是一帧他手持后披的斗篷向前行进的照片。 我会背诵《青年近卫军》里奥列格朗读的诗：“不，我们既不恐惧也不忧伤生活之路并不使我们惊慌……”还有苏尔科夫的诗：“亲爱的不要紧就让那白发霜生在两鬓……请问哪一个真正的男人没有战争洒下的白盐粉？” 法国的左翼人士法齐，土耳其被囚禁的共产党员诗人希克梅特，智利的聂鲁达与巴西的亚马多的诗也叫我感动 我最爱看的电影是苏联电影。《勇敢的人》我看过三遍。《幸福的生活》我看过五、六遍。而《攻克柏林》（上下集）我至少看过七遍。所有这些影片都在观众的狂呼和鼓掌中放映。我坚信，如影片《攻克柏林》中的女教师、美丽的娜塔莎在花丛中行进的场面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 新中国的电影则是刚刚起步。第一部故事片，长春制片厂的《桥》，我们在中央团校就读期间已经看过了，此后的,《中华女儿》《赵一曼》都堪称党课教材，崇高英勇，抛头颅，洒热血，名存千秋。 我也组织指导区里的一些中学生的1951年新年联欢，我努力让他们做得最美最好，充分体现解放了的新中国的无限美丽。我为自己设计了1951一年的新年到来的情景，不是像苏联影片那样倒计时等待1952年的钟声敲响，而是在“检查”了几个中学的新年活动之后，恰恰在午夜前后骑着自行车走在路上，我从16岁走到了17岁，从1951年走到了1952年，我是行进着迎接新的时间新的前景的，我是多么幸福！ 在这段时间恰好出版了卓娅的母亲柳·科斯莫季缅扬斯卡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舒拉是卓娅的弟弟，坦克兵，在二战中英勇牺牲。母亲曾经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她讲道：“你们能够赢得和平，因为世界上有苏联！”我爱这句话胜过了一切诗句，我甚至能够想像伟大的母亲讲话的声音，慈祥而又沧凉，坚毅而又从容，她白发苍苍，她代表人类和上苍，中国人有权利也有义务表达对她的爱。我曾经为她们而感动，我的青春与这些人在一起，这是我永远的骄傲。 还必须提到“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的著作《把一切献给党》，他为了革命的军工事业，致重伤至残，但是他仍然坚持着为革命做奉献。革命者的精神韧力，发人深省，可泣可歌。 十一、终于离异 我必须补叙一下我的父母的事情。在成为地下党联系的一个“进步关系”之后，更不要说在入党之后，有一个万能的解释使我无往而不通透。那就是，人们的一切苦恼，一切不幸来自万恶的旧社会的制度。不论是贫穷、压迫、仇恨、欺骗、叛卖、悲苦、恶习、传染病、迷信、愚昧……都来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在建立了崭新的平等、公有、翻身、解放的新社会以后，各种死结都能解开，各种忿愤都能释放…… 在1950年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我读到过一篇写斯大林的文章，说是斯大林擦干了人们眼角的泪水。这太让人感动了，一个政党，一个政治领导人，把千千万万个愁苦人的眼泪擦干了，世世代代苦难尝遍的劳苦人民，终于破涕为笑，舒展了皱纹，舒放开嘴角，这样的情景令人何等地感慨！ 我一度认为父与母的生活也将揭开崭新的一页。一解放，身为华北大学四部研究员的父亲穿着灰色干部服回到了家中，而母亲不久也成了区各界代表会议的代表，我还以为从此天下大吉了呢。但是，当我知道父亲去了这么多年解放区却并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当我知道父亲在华北大学没有多少事可做，后来应聘到辅仁大学哲学系教书，而且他的课反映并不怎么样的时候，我失望了。母亲在全国妇联幼儿园的工作也没有能坚持下去，很简单，那里太辛苦了。而等到我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父亲又把他的离婚的问题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亲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从一解放起，差不多，总是父亲来找我，来诉苦，来出题目，来讲他的苦衷，讲他这一生有多少潜力被压制着，因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他的才能他的资质（这是他爱讲的一个词）是怎样地被忽视乃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种状况有时候让我痛苦、无奈直到愤慨。为什么我从十来岁就要背起自己这一代人、下一代人而且还有上一代人的种种重担！ 从理论上我认定，父亲与母亲离婚有可能为他们创造新的可能，离婚有可能成为一种文明，我来操办。我曾与全国妇联幼儿园的杨园长讲座过母亲的离婚问题，杨园长提出两点，第一，根据她与母亲的谈话，她认为母亲对父亲不无感情。第二，母亲的年龄正在临界点上，她再老一点就会全心全力地只顾孩子，再年轻一点，她会优先考虑丈夫。现在，她处于两难时间段。我从她的分析中得洋到什么帮助。 母亲提出每月50元的赡养费用，我说服父亲一口答应，当时父亲的月薪只有70多元，但是我采取了手段，第一，我答应每月给母亲送去50元后，再想办法要出钱来转手给父亲，至少退“税”20元，就是说父亲应该负担30元左右的费用给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们生活自立为止。第二，我明白，他们二人订的协议并无法律效力，先办了离婚，给父亲以自由，给母亲以尊严，其他的，再说。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确定离婚了，他似乎依依不舍，和全家，和母亲合影留念，眼泪汪汪，以至于我与姐姐等人以为他不离了，倒是母亲反过来说了点冠冕堂皇的话：这并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谁让我们赶上了旧社会，祝你前途光明远大。 当然，这些事后来办得很麻烦，为此我甚至于向旁人借过债，作为周转金。 然后父亲匆匆结了婚，不久又闹了起来，其火爆程度不亚于过去。然后父亲的潜力永远被压抑着。他常常来到我的工作的地方，大吐苦水：新婚失败，工作成绩不被肯定，群众关系（与周围同事关系）不佳，领导不待见，钱不够花，营养没有保证，缺东少西，邻居不讲礼貌，我的弟弟妹妹拒绝见他，写了文章没有地方发表，没有社交活动……他又善于抒情，讲得阴毒痉挛，颠狂冷笑，活不下去。什么（受到了）凌辱，什么他现在的地位是“次小尼姑”（意指《阿q正传》中地位最低的人物是小尼姑，连阿q都敢消遣之），什么他准备退职当“家庭主男”……都很刺激人。我不准备再回忆下去了。我得到一个教训，一个男人，尽量不要诉苦，不要把自己的罪过压力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不要搞痛苦与负担的接力传送，转嫁旁人尤其不要把自己的日子过不好告诉自己的孩子。一个男人一定要咬得紧牙关，不论什么处境，自己起码要扛得住自己。 但是父亲有一个特点，至今我也分析不清楚，他当时已因院系调整到了北大哲学系，他几乎对谁都不满意。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歌颂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他读列宁的《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笔记》，那种兴奋，那种服膺，那种称颂，堪称感天动地。他读毛主席的“两论”也是称颂备至，他对所有的大事大是大非都坚决听党的听中央的，而且，他对我这样带着激情，带着真情实感来讲，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几次几十次，不像是作秀也绝无作秀的必要。 父亲的全部表现中，唯一带点政治上的另类色彩的是他常常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重大的场面上的活动的参加者的名单，谁谁主持，谁谁讲话，谁谁剪彩，参加者有张某某，李某某……他会说：“老是一样的名单，多么寂寞啊。” 我的反应差不多是轻蔑地一笑：怎么着，您想上这个台盘吗？ 我记不清与父亲谈他的思想情绪工作直到生活经济问题几十次还是上百次，我每次都雄辩地，情理并茂地给以忠言，给以鼓舞，给以严肃的批评。一时会好一点，基本上没有效果。当然，每次临别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我们一道吃了点饭，他会再抒正面的情，什么为时不晚，他的资质不差，他要振作起来，要从头做起，从现在努力，正好做出成绩。 我读过巴甫连柯的一个短篇小说《话的力量》，是讲斯大林青年时代信守承诺的故事。而与父亲谈话，我感到的是话的没有力量。 批判胡适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我开始有点瞧他不起，无法设想人民日报会刊登他的文章。没几天，人民日报把大样寄给了他，他兴奋若狂，怎么样扬眉吐气，怎么样拿稿费请我们吃西餐，都说到了。他根据人民日报理论版的编辑王若水同志的意见反复对文章做了修改，每天等待着大作的发表。一天晚上他突然前来，拿着王的信，就是说最后决定不用他的文章了。于是冷水浇头，全部泡汤。他痛苦得要死要活，比范进、比孔乙己还要狼狈得多。当天晚上他睡在我的房间，半夜腹痛，洋相出尽。我们的团区委当时已迁移到东四北大街靠近北新桥处，我自己一间办公室，并设了床铺。 父亲永远想得很多，知道生活应该是怎么样，他自己本可以是怎么样。同时他永远纠缠于现实种种无聊的麻烦之中。他永远期盼着自己的潜力，他确实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穷潜力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发挥出来，这大致是真的。至于他的潜力到底如何，由于迄未发挥，难以鉴定，死无对证。 我通过区里有关部门，给母亲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她大致胜任。有一段她被吸收去听党课，她很兴奋，声称自己“入党了”，不知为什么，此事没有下文——可能与1957年后的形势与我的变故有关。 那时我们住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两个微型小院。父亲到前院看我，母亲甚至给他做过饭，符合我的文明离婚的设想。赡养费用的猫腻终于曝了光，改成了35元，母亲也接受了。 直到1956年，母亲得知父亲的后妻怀了孩子，母亲突然大怒，一直对父亲抱咬牙切齿的态度。此后母亲一直是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倒霉的人，她张口闭口都是讲一个恨字。 十二、初恋 那是一个特别无拘无束的年代。许多男女生恋爱，我们只觉得特别美好，从来没有那些学生不能谈恋爱之类的想法。所以，我后来称这个时期为恋爱的季节。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那时的中国是爱情的自由王国。 前边我说到过周曼华，那只是童年的一些遐想。我在区里工作期间，常常和一些女中的团干部打交道，我虽然不是贾宝玉，但我同样有男浊女清之叹。我相信所有的男生都有过近贾宝玉的想法，《红楼梦》首次把它写得那么夸张和生动，但毕竟不必大惊小怪。这些女生热情、聪明、长得好看，说话好听，都在男生之上。我相信没有青年的积极参预就没有革命，没有女青年的参预，就更没有革命。当你想到苏联的革命者的时候，你难道能够不想到永远的苏菲娅吗？ 我对其中一位矮个子的梳长辫子的高材生突然感到非常亲切，一个周末，本来无事，我临时决定到这个学校找她谈谈工作乃至谈谈思想。从小经历的组织生活，参加区委组织的学校支部的党员假期学习，使我已经很喜欢谈甚至自以为很善于谈思想品德修养。 她来了。在她来的那一刹那，我的所有的遐想都消失干净了。她的绝对的纯洁与郑重，使我立即回到了工作中，没有余地，没有空间，没有任何其他念头。 然而与芳就完全不同了。冬天来了，崔瑞芳到区委临时工作，使我感觉快乐。区委。大院子。冬天。三反五反。运动过后一切都会特别纯洁。一个女中学生党员，参加着火热的斗争。这些都令我醉心。头一年，就是1950年夏天，她到由我们团委组织的“暑期生活指导委员会”来开过会。她的笑容与善意十分迷人。那时她是女二中的学生会主席。她从1947年就是地下盟员，1949年夏入党。她还担任过首届的少先队大队长。 到了1951年-1952年冬季，她来到区里做“三反五反”，我们已经是第三次见面了。 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爱情。而我那个时期，我知道的是苏菲娅、喀秋莎，刑场上的婚礼，绝命书……还有苏尔科夫的诗，他的不只一首诗描写小伙子对于美丽的姑娘的追求，而姑娘的回答是要看小伙子能不能得到劳动模范的奖章。 每当我想起瑞芳，我想到的是她从小革命的经历，她在学校担负的繁重的工作，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她夜夜加班在那里统计“三反”“五反”的战果。她的笑容使整个区委大院光亮起来了。 我把一本薄薄的苏联小说《少年日记》借给她看。她后来说，我当时自己在读《安娜·卡列尼娜》，而给她读的是一本类似儿童文学的书，使她愤怒，她也不想看。 对于我来说，爱情是风，是歌。我才刚往追求瑞芳上动了一下念头，忽地呼呼地，大风、飓风、龙卷风吹得我离了地，在天空逡巡，城市和乡村，星辰和山河都在我身旁旋转。我唱：“从前在我少年时/鬓发未白气力壮/朝思暮想去航海……但海风使我忧/波浪使我愁……”我唱：“我曾漫游过全个宇宙/找不到一个爱人/如今在我的故国露西亚（俄罗斯）/爱情在向我召唤……”我唱“我的歌声飞过海洋/爱人啊你别悲伤/国家派我们到海洋/要掀起惊天风浪……”我唱“唱个歌儿给我听吧/快乐的风啊……”我也唱“正月里闹元宵/金扁绣开了……”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的革命歌曲里头基本不唱爱情，也有几句，“一对对绵羊/并排排走/谁和我相好/手拉手。”和“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人里头挑人就属哥哥好。”但是，它们未免太简单了，我觉得还夹杂着打趣，无法表达我的感情。 我得知她在班上写的作文《看苏联影片〈她在保卫祖国〉》被老师和同学称道。我得知她走在街道上被解放军的骑兵撞成了轻伤。我在“五·一”劳动节之夜，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寻找瑞芳，而居然找到了，这一年的“五·一”之夜我们一直狂欢到天明。 初恋似乎还意味着北海公园。漪澜堂和白塔，五龙亭和濠浦涧，垂柳、荷叶和小船，都使我们为城市，为生活，为青春而感动。我们首次在北海公园见的面，此后也多次来北海公园。我们在北海公园碰到过雨、雷和风。东四区离北海后门比较近，常常有团日在北海举行。有一次一个中学的团员在那里活动，轮到我给他们讲话的时候，晚霞正美，我建议先用一分钟大家欣赏晚霞，全场轰动。 但我们第一次两个人游公园是中山公园，那一天我一直唱《内蒙春光》里的主题歌：“草儿哟青青，溪水长，风吹哟，草低，见牛羊……”所有的美好的歌曲都与爱情相通。同一天我们一起在西单首都影院看了电影《萨根的春天》。看罢电影，在我幸福得尥蹦的时刻，瑞芳却说，我们不要再来往了吧。 大风吹得我天昏地暗。 芳情绪波动，没完没了，当然她只是个中学生，她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与我定下一切来呢？一会儿她对我极好，一会儿她说我不了解她，说是让过去的都永远地过去吧，一会儿边说再见边祝福我取得更大的惊人的成就。有一个多月我们已经不联系了，但是次年在北海“五·一”游园时又见了面。此次游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唱着《人民海军向前进》，铜管乐队伴奏。这个歌也永远与我的青春与爱情联系在一起。她事后还来电话说我不应该见到她那样躲避。唔，除了唱歌哼哼歌，除了读世界小说名著，除了含着泪喝下一杯啤酒，我能说什么呢？ 是的，初恋是一杯又一杯美酒，有了初恋，一切都变得那样醉人。 1952年的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结束后，瑞芳她们参加了团市委组织的在红山口的干部露营，我去看了一下，走了。我走的时候工地上播送的是好听的男高音独《唱歌唱二郎山》高音喇叭中的独唱声音摇曳，而我渐行渐远。瑞芳说，她从背景看着我，若有所动。这时，我们的来往终于有了相当的基础了。回到北京市，我还给我区参加中学生干部露营的人们写了一封信，说到我下山的时候，已觉秋意满怀。包括瑞芳在内的几个人，都对我的秋意满怀四个字感觉兴趣。 1952年冬天，我唯一的一个冬天，差不多每个周六晚上去什刹海溜冰场滑冰。那时的冰场其实很简陋，但是第一小卖部有冰凉的红果汤好买。冬天的红果汤的颜色，那是超人间的奇迹。第二，服务部免费给顾客电磨冰刀，磨刀时四溅的火星也令人神往。第三，最重要的是冰场上的高音喇叭里大声播放着苏联歌曲，最让我感动的是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多声部的俄罗斯女声合唱，民歌嗓子，浑厚炽烈，天真娇美，令人泪下： 晚霞中有一个青年， 他目光向我一闪…… 有谁知道他呢， 为什么目光一闪， 为什么目光一闪？ 最后一句更是摄魂夺魄。 1953年以后，我再也没有滑过冰，也再没有听到过这样好听的《有谁知道他呢》，直到52年以后，我才在莫斯科宇宙饭店听到了一次原装原味的俄罗斯女孩的演唱。而一切已经时过境迁，江山依旧，人事国事全非。 我流泪不止。 那个期间我读过弗拉伊尔曼的《早恋》，描写一个男孩把自己喜欢的一个女孩的名字通过粘贴后晒太阳的方法印到自己的胸上，还写他和妈妈怎样善待与妈妈已经离异的父亲与他的新婚妻子。小说的内容与我的心绪不沾边，但是小说对于人的心理的细腻描写仍然击中了我的神经，人与人，男与女，孩子与少年之间，原来有那么多风景，那么多感动。 我也读了屠格涅夫的《初恋》。它的孩子初恋的原来是父亲的情人的描写我很讨厌。一个小孩子爱一个大女人的故事也早就不适合我了。但是它的结尾处的抒情独“青春，青春，你什么都不在乎……连忧愁都给你以安慰……”我已经永远地背诵下来了。 我有没有初恋呢？我的第一个爱的人是芳。我的新婚妻子是芳。现在快要与我度金婚的妻子还是芳。但是，团区委的岁月，仍然是我的初恋，后来1955年至1956年我们有一年时光中断了来往，这是初恋的结束。初恋最美好。初恋常常不成功，这大体上仍然是对的。直到1956年夏天，我们开始了真正的青年人的恋情，1956年夏天的重逢使我如遭雷电击穿，一种近似先验的力量，一种与生命同在或者比生命还要郑重的存在才是值得珍惜的与不可缺少的。而所有的轻率，所有的迷惑，所有的无知从此再无痕迹。2004年我在莫斯科看巴蕾舞剧《天鹅湖》，我看到王子受了黑天鹅的迷惑，快要忘记白天鹅奥杰塔的时刻，舞台的背景上出现了一个窗口，是白天鹅的匆忙急迫的舞蹈，这使我回想旧事，热泪盈眶。人生中确实有这样的遭遇，这样的试炼，这样的关口，这样的陷阱。我们都有可能落入陷阱，万劫而不复。这样的故事我就知道不止一个。 我这一生常常失误，常常中招，常常轻信而造成许多狼狈。但是毕竟我还算善良，从不有意害人整人，不伤阴德，才得到护佑，在关系一生爱情婚姻的大事上没有陷入苦海。1956年我们相互的选择仍然与初恋时一样，我们永远这样。这帮助我谍过了多少惊险。这样的幸运并不是人人都有。 十三、艺术生活 我喜欢工作和学习，我也喜欢假日，我差不多把全部宝贵的休息时间（这个时间常常被占用），用到了阅读和欣赏（电影与演出）上。 作为一名青年工作者，我享有一个方便：常常获得各种文艺演出的赠票。还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我就看过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爱国者》，表现一个女革命家，如何在酷刑之下坚贞不屈。女演员的嗓子沙沙的，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力。刑讯的场面是通过投影表现的，惊心动魄。演出前廖承志同志前去中央团校讲课，还特别提到这出戏，当时，廖是“青艺”的院长，全国青联的主席。 我也看了两个版本的歌剧《刘胡兰》，和歌剧《白毛女》《赤叶河》和《血泪仇》。看完这些歌剧，我们的同伴，团区委的这些人，连喊带叫，兴奋得要命，充满阶级义愤，恨不得亲手把黄世仁毙掉。我在东单铁道部礼堂看《赤叶河》时，旁边坐着一个工人模样的人，他的口里发出了浓重的蒜气，我拼命抑制住自己的不适，努力说服自己，他的口气虽然不算清新，然而，他是我们的阶级弟兄，是最可爱的人，现在我面临的考验就是，以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嫌弃人家的蒜味呢，还是以无产阶级的情感来爱自己的阶级弟兄呢？我当然选择了后者。 我喜欢《刘胡兰》的旋律的晋剧味道与《白毛女》的河北梆子味道。“刀杀我，斧砍我，你不该这样糟蹋我……”一曲昂扬，二曲血泪，三曲绕梁，革命天生地与人民的文艺相亲。中国民歌民乐地方戏曲的忧愤、压抑、痛苦、火热、大喊大叫，天生与革命相亲，叫做一拍即合，绝了！ “洋（意大利）歌剧”也同样感动青春。我深深地为张权与李光曦演出的《茶花女》而激动，为饮酒歌而神彩飞扬，为薇奥列塔与阿尔佛雷德最后的二重唱而悲痛愤怒，在女主人公死前，他们唱道：“让我们离开这万恶的世界，去到那遥远的地方……”，我想告诉他们，“让我们摧毁万恶的旧世界，缔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吧。” 普契尼与威尔第的艺术，也修建了通向革命的大路！ 我也在春节前后看过小白玉霜的评剧《小女婿》与李桂云的河北梆子《陈妙常》。前者内容虽然浅白，唱得却是甜美温柔，深情动人。我至今能学两口：“鸟噢入呜林，鸡上窝喔喔噢，，黑嘿了啊噢天安嗯……”后者我更喜欢的是音乐，是伴奏的笛子，也是表演。而不论深也罢浅也罢，戏里弥漫着的仍然进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得不到幸福生活的悲哀。 那时候当然没有其他手段，然而仅仅从电子管收音机里，我也听遍了各地民歌与接近民歌的创作歌曲。共产党来了，我才知道中国各地有这样多精彩的民歌民乐，而国民党与日本时期，北京的空气里震响着的只有流行歌曲，靡靡之音。共产党能不胜吗？东北的《五更小调》《王二嫂拜年》，西北的《十二把镰刀》《信天游》《在那遥远的地方》，云南的《小河淌水》《猜调》，山西的《绣金扁》《兰花花》，新疆的《迎春舞曲》《新疆好》，内蒙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西藏的《藏族人民歌唱解放军》。我特别得意的是，一听《兰花花》我就觉得不凡，“你要是死来你早早地死，前晌你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词与调，这就是革命的火焰。一个同事听到这里说：“这个浪丫头！”我感到了太多的亵渎。我不喜欢。在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文学与艺术，歌曲与音乐都包含了太多的神圣，它不能容忍“凡人”的说三道四，甚至讨厌幽默。年轻人容易做到伤感和激情，却还太娇嫩，容不下幽默感。 还有一个是内蒙的歌手宝音得力格，她的长调我根本听不出是唱什么，但是我断定，她唱得太好了。 不久，《兰花花》大红大紫，苏军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尼基丁在独唱中也用中文演唱了《兰花花》。而宝音得力格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了大奖。我不能不肯定自己，是有听力有耳朵的。 我有一两次是自己云买票看中央歌舞团的演出，他们表演的红绸舞十分动人。 我更有幸看了许多苏联艺术家的演出。乌兰诺娃的芭蕾。卓娅、米哈依洛夫、尼基丁、哈丽玛·纳赛洛娃（哈萨克）、塔玛拉·哈侬（乌兹别克）、拉西德·培布托夫（阿赛尔拜疆），都令我叹为听止。尤其是米哈依洛夫唱的《伏尔加船夫曲》，深沉压抑。我相信这个歌加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的纤夫》也是十月革命的精神资源之一个组成部分。俄罗斯的文学与艺术太强烈太悲愤了，它必然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 尼基丁唱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华丽柔软，略嫌奶油。哈萨克歌手哈丽玛唱的《哈萨克圆舞曲》，开阔明亮，回肠荡气。她的融笑于歌，令我倾倒。阿赛尔拜疆的拉西德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卖布谣》，表现力十分丰富，摄人魂魄。 我深信，艺术是生活的真味，是生活的升华，是生活的动力，是幸福的源泉，是精神的攀升，是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生活应该通向艺术，只有通向艺术的生活才是值得的生活，才是新社会新人的生活。 这样，我也就对那些过于缺少艺术细胞的人感到遗憾，甚至对他们有所轻视，至少是有所疏离。这种对艺术的痴迷此后也令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何况我还在收音机里听柴可夫斯基，听贝多芬，听莫扎特，也听刘天华与瞎子阿炳。我知道人本来可以多么深情，多么文明，多么丰富，多么灿烂。而现实是……我想起了契诃夫的戏剧里人物的一句话：“多么野蛮的生活啊。” 我喜欢鲍罗金的管弦乐《中亚细亚的草原》,喜欢那种悠长与缠绵，无垠与眷恋的交织。我喜欢李姆斯基·哥萨柯夫的《谢赫拉萨达》组曲，即《一千零一夜》，它堪称华美流畅。我也爱唱格林卡的歌《北方的星》与德沃夏克的歌《母亲教我的歌》。所有的好的艺术成果都直入我心，深入我魂。我在团区委书记刘力邦的家里听过郭兰英的歌唱唱片，她的多情和纯正的声音同样令我陶醉流连。黄虹的《小河淌水》与《猜调》也给我以极大的喜悦。 我把更多的空闲时间放到阅读上了。我喜欢读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和《巨浪》。我知道他确有写得匆忙和粗糙的地方，但是毕竟他有宏大的格局，鸟瞰的眼光，浪漫的色彩，缤纷的回忆与无限的情思。以爱伦堡的处境和经历，他的情思真是难得！我至今记得他写到的游击队的歌词： 快点打口哨， 同志， 是战斗的时候了。 我现在已经看不出这词有什么好处，但是当时这三句词也令我热泪如注。 《暴风雨》以后写到二战后的保卫和平运动，他的新书叫做《九级浪》，也算“与生活同步”。我记得他写到的法国的贪吃的闲散的主人公，他每次正餐，都给战争中牺牲的家人留下座位，惊心动魄。 我喜欢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他的笔触细腻生动，精当神奇。我从中开始感受到了爱情，感受到了人生，感受到了交际、接触、魅力与神秘，更感受到了文学的精雕细刻的匠心与力量。安娜与渥伦斯基的见面，列文与吉提的滑冰，安娜儿子阿廖莎的生日，一次次舞会晚会，安娜的梦与死，都使我体会到了真正的不朽。 我用更舒适更贴近的心情读屠格涅夫。丽尼的译本优雅已极。《贵族之家》的丽莎后来作了修女。《前夜》里的叶卡杰琳娜鼓舞了保加利亚的革命者。《前夜》给人一种特别饱满的艺术享受。 而陀斯妥耶夫斯基令我震惊，他的行文像是大河滚滚，浊浪排空，你怎么难受他怎么写，他亲手摧毁你的（阅读中的）一切希望一切心愿，他让你绝望让你疯狂，他该有多么痛苦！ 1952年的深秋与初冬的夜晚我在阅读巴尔扎克中度过。我佩服与感动的是描写的准确性，一切都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人生有太多的精彩，而一切精彩只有在成为文学作品之后才能流传下去，比生命更光辉，比生命更永久。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鲁迅，《伤逝》是一首长长的散文诗。《孤独者》与《在酒楼上》字字血泪。我尤其喜欢他的《野草》，喜欢《秋夜》《风筝》与《好的故事》，还有《雪》：“那孤独的雪，是雨的精魂……”于是我也变得冷峻和忧愤起来，对茫茫人世，对麻木与冷漠者，对毫无恶意却每每做出伤害他人的事的人——如《祝福》中给祥林嫂讲死后对于再嫁者的惩罚的杨嫂——鲁迅最善于写这种浑仔愚妇，我感到巨大的失落。 我同时愈来愈喜爱契柯夫，他的忧郁，他的深思，他的叹息，他的双眼里含着的泪，叫我神魂颠倒。我也特别喜欢汝龙的翻译，顺溜而且文雅，含蓄而且深沉，字字句句都深入我心，发芽生长。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专家列斯里指导了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万尼亚舅舅》，我找来了焦菊隐译自英语版的《契诃夫戏剧集》，《海鸥》《三姊妹》《凡尼亚舅舅》《樱桃园》，它们使我迷狂。日常的生活，风景，烦闷，失望与不断破碎着的幻梦，怎么让契诃夫看似毫不费力地一鼓捣，就成了那样动人的戏剧。那是充溢着人生的况味，人的气息，大自然的形体与生命的无限苦恼的戏，那些戏里的对白，更是诗一样的散文，这正是我的最爱我的寻觅。我背诵着这些戏剧里的台词，万尼亚说的“大雨过去了……”，索尼亚说的“我们会有休息的……”《樱桃园》的结尾处作者对于效果的说明，天外传来的奇特的声音，斧子落到樱桃树上，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些人就这样毁灭了，然而塔妮娅梦想着新的生活，虽然没有人知道新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些，读来如得天启，如醍醐贯顶，如脱胎换骨，如五内俱洗，如灵魂升扬……我感到的是一种战栗，一种新生，一种解脱和一种恐惧。 为了购买《万尼亚舅舅》的门票，我不惜时间去排队。我还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剧场实况节目的编辑写信，要求播送。我得到了回信告诉了我播送的时间，但到时并未播送，不知其原由。 超越一切的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他能写出一代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青年人的灵魂，绝不教条，绝不老套，绝不投合，然而它是最绚丽最丰富也最进步最革命最正确的。古往今来，再不会有人写出这样的精神世界来了。纯净深邃的奥列格、幽谷百合般的邬丽娅、野性神勇的邱列宁、尤其是火一样花一样的刘芭……有这样的青年的国家只能是苏联，只能是列宁斯大林缔造的国家。 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甚至狂想也想不出这样美丽的精神世界。 我相信，文学提升了人生，文学使男人英武而使女人美丽，文学使生活鲜艳而使战斗豪迈，文学使思想丰富使情感深邃使话语与岁月迷人，文学使天与地，月与星，鸟与兽，花与草，使金木水火土都洋溢着生命。文学与革命都追求献身，追求完美，追求圣洁，追求爱恋和永恒，文学是多么光辉的事业！ 反过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某些作品，写合作化人物心里就只有一个合作化，写扫盲人物心里就只有一个扫盲，写养猪人物心里就只有养猪，把人奶让给猪吃。我们的人物为什么这样单打一，干巴巴呢？ 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不幸，文学与艺术，对于我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更不仅仅是娱乐的方式，接受它们的时候，我的投入我的激动我的沉浸，使它们成为我的年轻的生命的价值追求，价值标准，价值情愫。美好，诗意，才华，深情，感动，凝思，升华和永恒，不仅是年轻的王蒙的接受美学，而且成为王蒙的准宗教：理想，追求，活着的终极滋味，人生目标，人生哲学，价值光辉。我坚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因为它们比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美好得多诗意得多动人得多。我喜欢青年人喜欢真诚的人性情中人，因为他们会与我一样地倾心于艺术，倾心于精神世界的升华。我与某些人某些作法某些言语格格不入，因为它们会破坏会麻痹我心目中的艺术的光环。有些事我很起劲很热衷，因为它引起我的诗意的想像。有些事我开始厌倦开始推托应付，因为它太没有浪漫的创意。文学使我更加热爱生活与事业，热爱与自己情投意合的朋友，文学又使我开始冷淡直到厌倦太普通太实际太缺少创造的浪漫与风险的日常生活。在文学与生活的比赛中，我常常让文学得冠军——而这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幼稚与浮浅。年轻的王蒙这样一个心眼儿于艺术，又摆脱不了二十郎当岁的幼稚与浮浅，难免不毁了他自己。 几十年后我读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他以法国画家高更为模特儿，写一个居法的英国人，一个有良好职业与稳定收入的证券经纪人，在壮年时突然迷上了艺术。他的妻子大悲大怒，大意是，他的妻子认定，如果是有了外遇，她的对手是另一个女人，她完全有可能战胜一个同类。然而，一旦耽于艺术，她的对手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一种疯狂，十匹马拉不动他回头，他已经无可救药。他的妻子并且委托她的私人侦探，对外发布消息说丈夫是带着一个女人跑掉的，因为这会比为了艺术而出走正常与正当得多，她的面子会好看得多。 十四、苦难与升华 写作唤醒了所有的美梦。写作激活了所有的情感。写作调动了所有的记忆。写作生发了所有的趣味。同样写作使自己显得力不从心，千疮百孔，无一是处。如果你要写作，那么不论你曾经自以为或被认为多么丰富，仍然会显得贫乏，不论你自以为或曾经被认为多么聪明，仍然是太拙笨，不论你自以为或者被认为是多么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你仍然是太平庸，太容易走在别人的已有的辙印里，而不论你怎么样自认为或者被认定是天生的福将，你仍然发现前景是十分地没有把握，甚至是带几分凶险。 我知道我并非不能够成功。但是通向成功的路途险恶坎坷。我知道我与众不同，但是不同之处尚未得到权威的认可。我知道写作会使我大露头角，但是我知道我为此要付出不知什么样的代价。我知道从此我的一切经历经验，喜怒哀乐，阴晴圆缺，伟大渺小，风雨雷电，鸡毛蒜皮都有了色彩，有了意义，从此生命的一切都不会糟贱，从此生命的强音奏响了，生命的琴弦震动着王蒙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从此王蒙做了唯有王蒙做得出来的事情。我挽留了伟大的时代，我挽留了美好的青春，我挽留了独一无二的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人的激越，我挽留了生命的火焰与花饰。但是我为此要放弃，放弃，放弃许多我的最爱的许多实实在在的生活与快乐。而正是我的最爱，我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与快乐促使我拿起笔来，正是拿起笔来以后我只能面壁凝思，秃笔挥舞，神经兮兮，呆气十足，疏离我所最钟爱的生活、实际工作与群体。甚至于，写作会使我疏离领导，不论多么开明多么惜才，没有哪个干部科长处长局长书记会欢迎自己的部属一个又一个沉溺于文学写作。一个我所敬爱、许多国人所敬爱的领导人，曾经在私下场合说过：那么多青年都爱文学创作，中国会亡国的！我完全理解他的话，我并非不同意他的话。 周末晚上，与我们同址办公的区工会组织了露天舞会，《步步高》与《大学生圆舞曲》（苏联歌曲）的调子迷人，人们在跳，在体味新生活的开放与快乐，然而我不能去，我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写。 一次我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的集会，过去我会选择参加，把自己这一滴水珠投入到人民的青年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骄傲。但是我无法把写作的想法过分地与群体分享，我必须悄悄地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从事我的有点像冒险家的尝试。 我已经是团区委副书记，我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我在办公桌上摆着各式卷宗，中央、团中央、华北局与市委团市委区委的文件，各基层团总支部（那时成立团委的基层还很少）的汇报、总结、计划与请示，各种报批表格。我的桌子上摆满了那时候常用的办公纸头：一种劣质价廉的片艳纸，以及复写纸、薄而软的美浓纸，以及钉书机、钉书钉、曲别针、胶水和纸夹。我拿起片艳纸写我的伟大的小说，门一响我就用其他卷宗把小说草稿纸盖上。我觉得我的神色有点不自然，说话有点魂不守舍，希望结束谈话，越快越好，我有点不合群，起码与过去不太一样，我无法判断旁人的反映。 只是在动笔以后才知道写一部书有多么伟大、艰难、捉襟见肘、黔驴技穷、殚精竭虑、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你要考虑人物，你要考虑人物间的关系。你要考虑事件。你要考虑天气、场景、背景、道具、声响、树木、花草、虫鱼，日光和月光，朝霞和夕照，一年四季，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是非功过……你是在创造一个世界，你成了你的世界的上帝。 （后来到了1958年，是敬爱的吴伯萧老师写了一篇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作家上帝”论，因为我的交代材料里坦白了这个思想。） 而你只有1米68的身高，50多公斤的体重，营养不良发育不良的身躯，19岁的年龄，18级的待遇，高中一年级肄业的学历，300字报道、800字短文的发表积累……事业总是那么伟大，文学总是那么崇高，革命总是那么无私，感情总是那么火热，而从事这一切的你总是那么涉渺小乃至于卑微！ 而且你东想西想，一分钟一个主意，你徘徊犹豫，时刻站在十字路口。任何一段都有几十种上百种可能的选择，每一句话都有几十种上百种说法，每一个标点符号你也可以想上一次两次八次十八次。文学的自由使你变成了自由落体，落到了太空之中，什么都可能，什么都可以选择，什么都有可能成功，什么也都有可能不灵……这是多么恐怖，多么伤神撕肺！ 你没有经验。你从来不读指导写作的书。你很少读文学月刊与新出的书。比你小两岁的刘绍棠已经名声大噪，紧随其后的丛维熙已经崭露头角。你佩服感动得五体投地的邵燕祥已经巍然矗立。“在满天的繁星中我寻找着你，我凝视着你，你知道吗？”，“一只歌吹得小河涨水，一只歌吹得彩虹出现”，燕祥的《地球对着火星说》与《芦笛》已经写入了我的心，写出了我的梦，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的最最要命的失眠症又光顾了，我经历的是光明的进击，但也是一场真正的精神危机，我为写作的可能的成功前景而躁狂，为写作可能的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焦虑，为每阵风雨，每个声响，每个色彩，每个细节的触动而过敏，为每个失误，每个别扭，每个不胜其难其苦的畏难心理而悲伤。所有我曾经多次分析过批判过的“思想意识”毛病：患得患失，个人英雄主义，梦想一鸣惊人，不踏实，不甘心当螺丝钉，名利思想，自以为是，孤芳自赏，孤家寡人，脱离群众……都向我扑上来了，我变得脆弱了，病态了。 我写作的举动至少有点别别扭扭，有点影响我的和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影响我的“进步”。1954或1955年，一批我这个级别的干部都提了一级，然而，没有我的事。当然。 毕竟我在写，白纸上写下了黑字，写下了记忆和心绪，思想和梦幻，写下了诗意和柔情，编织着过往的和可能的一个个最珍贵的日子，岁月留痕，友谊长在，时代交响，一份自己的与伟大祖国伟大时代的见证将有可能完成和保持下来，年龄并没有徒增，干饭并没有白噇，头脑并没有白长，聪明并没有浪费，劳动能够开花也能够结果。 我的写作初稿越来越接近完成，我渐渐透露出了风声，我给几个要好的中学团委书记朗读我的初稿，我受到了一些赞扬，但也有人向上反映我的某些神经质的表现，我受到了团市委办公室一位负责同志的一点批评。 但我越来越破釜沉舟。我甚至想，如果我的小说成功，也许我能够被选派参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操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去一趟，经过一趟苏联，这辈子也不算白活。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了，我写过一首诗叫做《斯大林还会回来》。我常常流着泪唱“阳光普照美丽的祖国原野，原野成为光明的地方，我们编了一首美丽的歌曲，来把挚友和领袖歌唱……”这词也是苏尔科夫写的，他担任苏联作协的第一书记，法捷耶夫是主席。 我开始读一些谈写作的文章了，我记住了萧殷讲的“从生活出发”。我看到曾经担任夏伯阳的政委的富尔曼诺夫在写作日记里说什么成名的想法使他疯狂，我也深有同感，同时感到写作需要非常坚强的神经，它的风险和机会都是太超常了。 是福还是祸？我似乎已经走上了写作的不归之路。在契诃夫剧本《海鸥》里老作家特里果林谈到写作，说是每个具体的东西都是写作的源泉，比如一个玻璃瓶子……这个说法如同天启，如同曙光一闪。而另一个背兴的青年作家特里波列夫，追求女演员败给了老特里果林（后来曹禺甚至对我说他的印象特里果林是一个老流氓），写作也永远赶不上那个老家伙，他使我同情，乃至同病相怜，虽然我并未有情场文坛双失意的痛苦。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青年近卫军》，画出它的结构图。我想弄清那么多人物，作者是怎么样结构他的宏篇钜制的。在一个星期天有一次我去南池子中苏友协去听新唱片的音乐会，好像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一部新的交响乐。我突然发现：这就是结构，这就是组织长篇小说的法门。第一主题，小提琴和双簧管，第二主题，大提琴和大号，变奏，和声，不谐和音，突如其来的天外绝响，打击乐开始发疯，欢快的小鼓，独奏，游离和回归，衔接和中断，遥相呼应和渐行渐远，淡出，重振雄风，威严与震颤……我知道怎么写长篇小说了，乌拉！ 十五、青年作家 我是在开始写作以后才阅读《人民文学》《文艺报》并且开始关注我们的所谓文坛风云的。此前，我的印象是大多数时文不好看，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拿起笔来就有一种全盖帽儿的雄心或者野心，这虽然幼稚，却不足为奇：如果我认为我写的是现有文坛的成果的延伸，也许我最好是不写，继续积极地当我的团干部，前途可能要更无量得多。 一九五四年文艺报上开始批判“一本书主义”，我完全读不明白，作家的任务除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以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更重要更神圣不成？一本书主义不好，两本书、三本书还是零本书、没有书就更好吗？ 在对于丁玲的种种批评之中，没有比批“一本书主义”更荒唐，更不得人心的了。我这个当时的局外人认为。 出现了对于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批得崇高辉煌。我记得是宋之的同志写了这样的高屋建瓴的文字。而我最初读这篇小说时，感觉写得委婉深情，是那些年我读过的本国小说中比较动人的一篇，高于许多其他篇的一篇。例如报纸上登过一位著名老作家的作品，描写一个农村青年去结婚，一路上急人所急，难人所难，又是救病人，又是堵口子，又是排解交通事故……把新娘和亲友急坏了，最后在迟到多时、衣无完布的情况下举行了婚礼。这样的小说意思虽好，实在难于恭维。这个作品，倒是报上加了编者按大力提倡的。 而1955年开始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更使我一头雾水。毛主席的按语是写得真棒，针针见血，字字轰鸣，不但振聋发聩，而且天翻地覆——也就头晕目眩了。这个事件引发了各机关的肃反运动，我们一个小单位，把炊事员揪出来了，他说了一点关于宋庆龄的话。有几天不让他做饭而是让他扫地。河北高中一位老相识，也是地下外围组织的成员，更是被揪斗了个不亦乐乎。我暗暗吃惊，觉得可忧可怖。我觉得做得有点过头了，但总归是英明伟大之举。我要从中好好学习提高。 而1954年我发表的《小豆儿》是非常革命的，是肃反题材（发表后我才明白我是沾了肃反题材的光）。在写完《青春万岁》初稿后，我开始写一点短东西。写完不贴邮票就把稿子寄到《人民文学》杂志。那时候规定，稿件邮递是免收邮费的。稿子上我在结尾处有大段抒情，安东诺夫的路子。我自以为小说的重点不在检举坏人，而在于突出新中国的青少年，面临着怎样的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与急剧转变。我听说过一个因小儿麻痹症后遗而跛了腿的小孩的故事，她常常挨母亲的打，但是解放以后同样挨打时候她哭叫道：“毛主席不许打人！”这位残疾女孩信赖着呼唤着共产党，毛主席！她的故事令我涕泪横流。 我的《小豆儿》的抒情尾巴被《人民文学》杂志（当时是全国最有权威和地位的所谓“皇家”刊物）副主编葛洛全部删除。我很心疼，便写了信去抗议。葛主编接见了我，指出那一段我写得芜杂和俗气。这是我的“酸的馒头——sentimental”（感伤）主义的首次受挫。 我的《春节》原是一篇散文，寄给《新观察》，编辑的退稿信说，我写得很有感情，但是太散漫了。接到退稿，我用二十分钟时间编了一个故事，把同样的内容串了起来，寄出去，立即在《文艺学习》发出并受到夸奖。我一直不好意思编故事，用编故事的方法写小说我总觉得近于以雕虫小技骗人。我后来终于承认，写小说离不开编故事。 唉，写小说不可太俗气，太俗了像卖狗肉包子。也不可太清高自恋：太自命清高了，你根本就不该涉足小说，这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流行于酒肆茶馆，为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之流所喜爱的，有大说宏文的文体。 此前，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几周我和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头晕脑胀，眼冒金星，寝食难安，四肢丧力，全无把握，我写完了《青春万岁》的初稿。怕手稿丢掉，我把相当一部分稿子抄写到大型笔记本上，再买了大量五百字一张的竖写稿纸，往稿纸上誊。除了我自己，我还委托我的妹妹王鸣与一位同事朱文慧同志帮助我誊写。誊也誊完了，时至1954年冬，距离开始动笔整整一年，我算有了一份厚厚的稿件了。 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任何得意特别是失意者，赋闲者，自命怀才不遇的穷酸者，自恋者，梦游者，热情者有使命感者，也可能是妄想者，与编辑出版人员有私人关系者……都可一试，都有可能小示身手，而且，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差不多只有写作不由计划安排，你想写就写，写好了就能成事，那个时代有志于写作者何其多也。 同时，你一旦从事了那个叫做习作（一种酸酸的谦虚的说法）的事儿，你不管是怎么样地学富五车，有怎样的职位与学历，具备多么高尚的情操人格，多少经验阅历，多少才华灵感、奇思妙想和牺牲精神英雄气概……你仍然是不够用的，你最多只算是半瓶子醋。 但是也确有这样的写作者，虔敬，献身，追求，忘我，一股脑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文学，这样的人很难容于人众，也很难容于同道，也很难得到知音。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喜欢匍伏着痛哭流涕着去仰视文学。他们宁愿意去读书解愁破闷，借他人之故事言语浇自己之块垒。一个作家把文学想得太高太高，高入云端，高如上帝，而把自己按天使至少是按圣徒来设计。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不超过百分之一。而多半会搞得最后鼻青脸肿——粉身碎骨。 我想起父亲的一位同乡、同学，他就是来自老解放区，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老师。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里新住宅区。我第一次看到新的居民楼，我很欣赏。潘老师的妻子是一位话剧演员。身材娇好风韵犹存的她对我说：“赶明儿你写了剧本我们演。”令我醉迷欲融。 不久，潘叔叔来信说：“你有了不起的才华……”，这样的说法又使我发了一回高烧，只如快乐死了一回，又一缕“香魂”慢悠悠甜丝丝活了回来。 他说他把稿子介绍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吴笔名萧也牧，他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丁玲带头的严肃批评。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男与工农出身的女士的矛盾，其中有一段写男要赏月，女则抱怨月亮不如烧饼，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这样的小说与这样的批判（丁玲的批判文章题为《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包括上纲上线的文题，今日读起有喜剧色彩，但当时造成的却是货真价实的悲剧。此后吴小武的外形与言谈，声调与举止，都给我以背时晦气的感觉。 于是我昼夜苦等，梦里也看到了吴小武老师，得到了他的指点。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颤抖，活像一个太监在与皇上说话。吴告诉我，是编辑刘令蒙在审稿。直到次年春夏，没有消息，电话也打不到刘编辑，忽然又从团市委领导处得到刘编辑在反胡风运动中“有事”的传闻，我更是叫苦不迭。 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在东四十二条老君堂，离我工作与居住的地点很近。我骑着自行车去到出版社门口，看到一些戴着深度眼镜，说着南方口音的官话的一脸书气的编辑上班或者下班。我欲问无门，欲钻（营）无路，欲讨好无缘，欲交流不配，欲哭无泪。 我整整等了一年，我变得近于迷信了。我常常想，假如早晨天下了雨，就可能是《青春万岁》有了下文有了好消息的兆头。假如一只乌鸦向我连叫数声，我想这很可能是稿子被彻底否定的标志……到了1955年冬，吴小武并找上了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找我谈话。我们是在萧老师家、东城区赵堂子胡同八号（后萧老师到广东工作，此院转售予臧克家诗人）谈的。萧老师高度评价了稿子的基础和我的“艺术感觉”，指出书稿主要问题在于主线，没有主线成不了书。 原来如此！原来我的救苦救难神灵活菩萨，我的祖宗娘老子就是您，伟大的主线！主线就是俺的魂儿啊！也就是俺的刽子手，丧门神！这样的词别说写出来，理解并且实行起来，过去咱是听也没听过。我只知道写长篇最难的是结构，哪里知道结构里还有个“主线”老人家，他老就长在小说的命门穴上！ 身材高大，驼着背，不停地吸着香烟，手指薰得黑黑的吴小武同志肯定了我的激情，说：这篇东西改好，你会取得大的成功。吴小武爱说的一个词是“磨”，“还要好好磨一磨”。他这个磨字我听着很苦。萧殷老师则说准备由作协出具公函，给我请半年的创作假。 萧老师还谈到他因身体不好而正在注射的一种补剂，好像叫做什么“肝精”。他们二位也谈到了萧师一本书的稿费的事。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碰到高兴的事就想起杜甫，虽然杜甫的诗作与我的经历压根就不沾边。我以为，底下的事就该是一顺百顺，一通百通了。 ……我现在常想一件事，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而是另一样呢？如果吴小武与萧殷是把我的初稿干净利落地否定了呢？我还有勇气继续努力吗？多么脆弱的青春、才华、激情和创造的冲动呀！除了感激这些恩师，我能从中得出点什么更多的体悟来呢？ 在等待消息的这一年我还写过话剧剧本，我写在一间大办公室，午夜，挂钟敲响了12时，各地传来与阶级敌人战斗的报告，事业波澜壮阔，工作人员却是一些凡人。平凡的人与伟大的事业，这就是张力之所在，戏剧性之所在。 我把这个剧本的草稿寄给了曹禺大师。我很快接到他的答复，他邀我到他家共进午餐。他那时似乎住在铁狮子胡同。他说我写得有味道，但是内容不易掌握，说不清楚。此后数十年，我有机会见到曹师，他常常回忆他初读我的习作时的感想。 团市委痛快地批准了我的创作假。我至今记得时任团市委副书记，后来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与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汪家镠见到我的作协公函时说了一句：“作家协会，了不起！”是的，当时什么什么家协会的称谓是很唬人的。 一九五六年春，我应邀出席了由作协与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我尝到了梦想成真的滋味。怕骄傲，会议不叫青年作家，只叫作者。但众与会者还是跟得了气成了仙一样。我一下子就这样成了青年作家啦，真是又幸运又惭愧，仅仅一个《小豆儿》一个《春节》，只有汗颜。我想起了耀眼的鲁迅的书《致青年作家》与高尔基的同名书籍。大会安排我们住在正阳门旅馆，暖气热得我无法入眠。我确实感到了“烧得难受”的滋味…… 以短训班方式开会，茅盾、老舍、周扬、陈荒煤等都给我们讲了课。茅公讲人物的出场，老舍讲语言。周扬讲文艺思想，他似乎宁愿与作家们拉开点距离，他一上来就说：“你们是搞形象思维的，而我是搞逻辑思维的啦，哈哈哈……”他笑得得意洋洋。可能由于我是当时区的团委副书记，很被会议组织者看重，安排了当组长之类，但是我完全辜负了期望，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可以从政治上发挥点优势，可以导一导别人的向，却只剩下了自惭形秽。《小豆儿》远远谈不上精彩，而写出来《海滨的孩子》那样漂亮的儿童文学小说的宋萧平却只算会议的列席者。 在这个会议上青年作者们最常说的词儿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发”，可不是如今的发财的意思，指的是发表，谁的什么什么作品发了。这就立刻显得高人一等，谁的什么什么作品不发了，就是失败了倒霉了江郎才尽了前途暗淡了。第二个词是集子，因为大部分与会者都是写短小作品的，谁做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书，谁自然比仅仅在报刊上印成铅字又高明成功了许多。第三个词是入会，像刘绍棠什么的，早已经加入作协成为会员，又比我辈写了个把东西就来开会强得多阔得多了。 由于《小豆儿》，我在儿童文学组，我有机会瞻仰邵燕祥的风采，他写过《毛主席挖的甜水井》，算是儿童文学。他似乎是北京代表团的副团长。他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坐车时喜欢站在车门边。我觉得他的姿态像普希金，我正陶醉于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我相信邵一定能够写出普希金一类的作品。 在这个会议上。我也有机会看到戴宽边深色镜框眼镜的刘绍棠，他常常叼着香烟，说话声大气粗。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出版）合同与稿酬，当时他正热衷于像苏联的潘菲洛夫那样，写出中国的《磨刀石农庄》。这部小说以鸿篇巨制、一部接着一部而著名，但是至少是在中国，很少有人读过。说是刘老弟还在会上提出，宁可少活十年，也要早出作品一星期。我在小组会上听到老诗人臧克家对于刘绍棠辍学（北京大学）搞专业创作的微词。先是刘考上了北大中文系，受到全国的称赞。后来，他不可能安心就学，被中国青年报的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同志调到报社“养”了起来。我在儿童文学组还结识了郑文光、刘厚明、柯岩等作家，并与他们时有快乐的聚会。文光是归国华侨，有点实力，家有厨师，我们不止一次能在他那里改善生活研讨乃至朗读作品。其乐何如！ 会中，周总理会见了大家，并与大家在北京饭店大厅翩翩起舞。这是一代青年作者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空前记录，也差不多是最后一次的舞步匆匆、文思灼灼的阳光档案了。 会议组织了一次活动，众与会者与本市文学青年见面。我见到了组织这次活动的团市委某中层领导人，我才知道，我所艳羡的刘绍棠等知名青年作家，在我的同事某些团干部眼中是思想成问题、政治上不开展，亟待端正挽救改造的另类青年——我却并没有珍视我的干部资历与身份。而从刘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们是怎样地带几分轻狂，轻视和厌恶一心热爱文学、却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当不友好的话对另一个青年作家说：“你就撅他！驳儿他！千万别搭理他！”我和他们最终也无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来就夹在当间儿啦。 十六、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走上写作路后，我知道了苏联报告文学（更普及的称呼是“特写”）作家奥维奇金的名字，知道他曾经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与萧洛霍夫联手向作协的领导作家特别是西蒙诺夫挑战。包括《士敏土》的作者革拉特考夫专门发表了声明，谴责他与萧洛霍夫。他的“揭露阴暗面”的说法，令我如望禁果，惊喜惧交加。 记得是1955或者1956年，团中央发出号召，要全国青年与团员学习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此书描写一个刚刚走向生活的女农业技术人员娜斯佳，由于不妥协地与一切阴暗现象作斗争，而改变了大局，使集体农庄的工作改变了旧貌。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此书印了几百万册。当时农业问题，正像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问题一样，困扰着苏联当局与公众。 而我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青年，我是略有资历的青年工作干部了。我不相信娜斯佳有这样的运气，一坚持原则就马上势如破竹。我刚刚处理过一个事，一位陆姓团员，喜欢活动，并不服领导，到处提意见，受到留团察看两年的处分。我与一位曾在苏联团校学习过的市里管团的纪律检查的同志研究过小陆的问题，这位同志给我讲了一个概念：反对派。他说，总是充当反对派的角色，有可能最终变成反动派。他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此陆姓青年，名大彪，因受处分，连大学也没有被录取。后来他连连找我，我帮助他及时恢复了团籍，才被取到一个相对偏远一点的学校——山西太谷农学院。他显然汲取了教训，见了我只知鞠躬哈腰，一家伙就“成熟”起来了。）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人情都告诉我，娜斯佳的故事恐怕是廉价的乌托邦。但是娜斯佳式的天真、热情与理想主义，对于我，一个21岁的团干部，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来说，仍然颇有魅力。文学有文学的性格，文学有文学的蹊径洞天，直到想入非非：生活中到处碰壁、不受欢迎、尴尬狼狈，但并无大恶，乃至不无几分可爱的人物，也许仍然可以入梦入诗入小说吧，谁知道呢？对于他们，我有同情，有叹息，有怜悯，也有轻视甚或也有欣赏。他们也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改变环境不足，损毁自己有余。贾宝玉、林黛玉、晴雯或者芳官之类的青年，如果与我同事，肯定也会受处分被淘汰。但是，《红楼梦》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是他们大有用武，大行其道的地方。 我在改《青春万岁》，很顺利，我常常住到郊外，我父亲那里，中关村公寓，不受干扰。我已经找到了感觉，知道我在写什么，知道我正在写的与前边与后边都有着怎样的联结，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承接前文，什么时候应该有所变化，有所旁鹜。我愈来愈感到长篇小说的结构如同交响乐，既有第一主题，又有第二第三主题，既有和声，还有变奏，既有连续，有延伸、加强、重复又有突转与中断，还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刺激、冲撞……结构的问题，主线的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格式一种图形不如说是一种感觉，对于小说写作的音乐感韵律感与节奏感是多么地迷人！像作曲一样地写小说，这是幸福。什么地方应该再现，什么地方应该暗转，什么地方应该配合呼应，什么地方应该异军突起，什么地方应该紧锣密鼓，什么地方应该悠闲踱步，什么地方应该欲擒故纵，什么地方应该稀里哗啦……全靠一己的感觉。写作的人怎么会没有这种感觉呢？一一表述，另起一枝，抒情旁白，众声嘈杂，喁喁絮语，悬念如天，吊起胃口，原来如此，拍案惊奇，然后是余音袅袅，前后照应，会心尽意，天衣无缝或者故意卖个破绽，引人辗转反侧。写小说，有多少灵气就有多少招术……我定可如期改好，改得很好。我的感觉与悟性与我的设计，我的苦思冥想一致，我的感觉解决了所有我的设计与苦思冥想中碰到的难题。 当写作进入了找到感觉的状态，那可真妙。想了再想，好句子好情节好细节好抒情好刻划都油然而出，若有天助，若系天成，《青春万岁》本来就是那样圆润，晶莹，纯真，热烈，饱满，动人。《青春万岁》本来就呼吸在徘徊在飞翔在宇宙之间，等待着王蒙的寻找，等待着王蒙的发现，等待着王蒙的摭拾，等待着王蒙的抚摸。《青春万岁》比它的作者好得多，完善得多，可喜得多，英俊和美丽得多。作者可以一般乃至许多缺陷，可以羞煞愧煞，而《青春万岁》应该成为时代的天使，青春的天使，飞入千家万户，拥抱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身躯，滋润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心灵，漾起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微笑，点燃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热情。 在最最享受的状态中，我有余力再写点别的。我一直是这样，同时做一两件事情，互相调剂互相补充互相变化，避免单打一，避免重复与疲劳，互相促进又互为休整。于是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我可以以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奥维奇金名作之题）写成小说了，我可以大大地诗化浪漫化我的日常经验了，我可以提出娜斯嘉的故事的可信性这个大问题来了，我可以把我在剧本中没有完成却已经酝酿于心田的故事终于弄出个样儿来了。我可以表现我的经验，我的成熟，我的政治化，我的非同一般“文学青年”，我的入世与我的惶惑我的多情我的叹息我的艺术细胞来了，我可以把日子与事情写成诗篇，把诗心贯注到日子和事情上去。我相信我的忠诚和我的勇敢，相信我的世事洞明和我的摇曳多姿，相信我的“少共”风度和作家才气，我会成就一篇怎样的小说啊！ 5月份我寄去了稿子，6月份责任编辑谭之仁老师向我转达了主持常务的副主编秦兆阳老师对此稿的欣赏之意，并提出了原稿写得粗糙的地方，要我修改。我很兴奋，像写诗一样地把全篇背诵了下来，改了又改，推敲了又推敲，我体会到了改了再改，精益求精，像绣花一样的自得其乐的趣味，我再也不是初学写作者的“小豆儿”的面貌了。我终于觉得闹得像一篇精美的“大作”了——约两万字，放到以后该算中篇了——我二次送去了稿件。 稿子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不是头题，头题是东北作家杨大群的《小矿工》。 我在山西太原看到了这期新出版的刊物。瑞芳时在太原工学院就读，1956年九月我去山西看她。“破镜重圆”，无限感动。 我是说去就去了的，她事先不知道。她此后多次说起在学校宿舍听到一双小皮鞋咯噔咯噔作响时的情形，这双镂花皮鞋是从崇文门国际友人服务部买的，是苏联进口货，约二十余元，很豪华。皮底，小小铁掌，走起来清脆得吓人。我被她的同学们留住在女生宿舍的一间空屋里，想起来那时的大学可真自由。而且，她的同学们都欢迎我，而不欢迎另一个也许在打瑞芳的主意的什么人，并批判那个人有“挖墙角”的丑行。我在太原与芳同在柳巷吃了西餐，在剧院看丁果仙的晋剧。一出《鞭打芦花》也令我泪流满面：被虐待的孩子为几乎“被休”的继母说情，“母在一人单，母去三人寒”，这样的善良何等感人。我们徒步从城区走到西郊移村，经过汾河上的迎泽桥的时候，她说由于有桥栏杆挡住了风，她感到了暖和。这令我觉得十分可笑，因为桥栏杆疏疏落落，不可能挡风。而感觉是绝好的。我们一起去了晋祠，回来时差点错过了最后一般车，而且耽误了晚饭。那时的公共交通艰难极了，久等不至，拥挤不堪，道路颠簸，尘土飞扬。晋祠虽然破败，毕竟发思古幽情，我们在一个类似船体的建筑上留了影。临别时我喝了汾酒，至今我是汾酒的知音。我喜欢它的小曲香味。依依惜别的时候，微醺中，我在车站广场的报刊亭里发现了这期刊物，我买了送给她。我匆匆翻阅着自己的作品，就像读旁人的东西，小说，当然是另一个世界，不但对于读者，而且对于作者，都有一种陌生感，神秘感，和生动感。 我的原稿头一段是这样写的：“三月，天下落下的似雨似雪……”，我以“天上落下的”作主语，省略了落下的“东西”二字，我喜欢这样的造句。发表出来改成了“天上落下了似雨似雪的东西”。我不明白，为什么改得这样不文学。 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篇洋洋洒洒的“东西”，似雨似雪的“东西”从堂堂的《人民文学》这块高级天空上飘落下来了！ 我其实仍然沉浸在1956年夏的激动中。这一年暑假，在离开北京以前，芳去看了我，她的到来挽救了乾坤，挽救了我的一生，没有这个挽救，我根本经受不住考后来的考验。多少个画面，多少条街道，多少次接触，多少次想念，一时间纷至沓来，谁能不热泪盈眶？感谢生活，感谢上苍，一切都挽救过来了！ 那时的北京到太原要坐一夜火车。那时坐火车从来没有想到过坐什么卧铺。与我同车厢的硬座席上有中央乐团所属陕北绥德农家姑娘们组织的民歌合唱团，她们在午夜高唱“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她们健康，茁壮，质朴，脸蛋儿红得像苹果。同行的还有笛子演奏家冯子存，他给乘客吹了《放风筝》。那时的文艺工作者和那时的公众都是天使，生活在新社会新型的列车上就像生活在天国。 而一出太原火车站，就到了五·一广场，到处是吆喝叫卖，“老西儿”调子：“大众（音纵）电影儿，两毛儿一本儿！”还有“玉茭子，玉茭子”是卖青玉米的。 往事依稀犹入梦，如今面目已全非了。 说来可怜，我长大以后除了良乡的半年与天津的一晚上之外，我还没出过北京城呢。而太原，对于我来说，已经意味着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翻山越岭又过了片片农田，真是个遥远的地方啦。沿路的似曾相识却无缘一见的地名：保定、正定、石家庄、井陉、娘子关、寿阳、榆次，也那么使人感慨。大地辽阔，爱情弥天，才华驰骋，列车飞奔。进入山西，要经过八十多个山洞呢。 太原的一切使我入迷，柳巷繁华，有上海饭店与西餐馆。海子边公园后门旁的面馆，有一位矮个子男性服务员，他的效率与态度绝对是那个时候的李素丽。迎泽公园还是一片野地。而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新址的移村，那时还闻得见周围青纱帐的庄稼香气。移村紧连着西郊煤矿，常常看到矿工唱着小曲从校门前走过。夜间有挑着挑子卖醪糟鸡蛋的。我们还去了晋祠公园与郊区的双塔寺公园，在双塔寺，发生过芳的同班同学的风流事件。太原的气候更清爽怡人。1956年9月中旬我在太原的经历，甚至使我淡忘了《组织部……》这篇小说。 火车拉响了汽笛，车厢的收音机里播送着那一周的“每周一歌”节目，是一首湖北民歌：“金扇哟，银扇哟……咚咚锵……”（从此我一听到这个歌就百感交集）也是多情的歌曲。回想着新出的刊物，带着汾酒的与酱香、大曲香等不同的香气，怀着终于爱我所爱的对于上苍的感激，转着念头想回京后就提出来与芳结婚的请求，推敲着“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究竟有什么不妥，钻过山西境内石太线上的一个又一个山洞，越过一道又一道桥梁，框气咣当，框气咣当，夜色压过来了，正在吞噬一切。我迎接着组织部那个谁也不知是何许人也，谁也不知会碰上什么事情的年轻人的出世。 十七、这篇小说 我虽然有“童子功”，我虽然早已完全习惯于对一切精神现象作意识形态的分析，我虽然常常胜任地或勉力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文学，小说，诗，对于我，对于你，对于大家和后人，它不完全、不该仅仅是意识形态与思想分析的对象，不能够仅仅成为传声筒，成为观念的例证。 然而，甚至连我自己当时也有点混淆了文学与工作与现实的差别，小说的写作使我入了迷，使我自以为这不但是小说，而且富有所谓的现实意义，我曾以为我可以以这篇小说献给有关的领导机构。 其实，这本应是我的快乐和感动，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个性化的遐想与话题。和在太原火车站的告别一样，和穿过千山万水坐着火车听车轮的铿锵铿锵地响一样，和行进中的满足与晕眩一样，这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滋味，一种莫名的欢欣和失落。这应该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爱恋和悔恨，迟疑和献身，骄傲和留连忘返：就像我的入党和初恋，即使一遇就准，始终如一——也仍然黄河九曲，风波连天。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我的诗。陆文夫不断地说，王蒙首先是一个诗人。他的话里也许包含着他认为我不怎么善于把素材故事化的暗示。然而，许多年了，最重要的写作的冲动来自对于我的诗情之弦的拨响。小说里写道：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这是诗。三轮车夫说不要钱，这是诗。（其实没有这样的事，但是有一次我坐三轮到区委，车夫确实表达了对于区委的敬意与拥戴。）与老同志们交流，这是诗。见到了赵慧文，这更是诗。吃荸荠是诗。吃馄饨是诗。下大雨还是诗。槐花颂是诗。突然出现的“炸丸子开锅”的小贩吆喝也是诗。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就注意到了炸丸子的吆喝声，叹息良久，而且说从“炸丸子开锅里”感觉到了王蒙的特点。或许应该是：诗意与平凡，入世与出世，小与大，俗与超脱，有与无，骄傲与谦卑，灵界与人间…… 至少，这不是一个直奔主题的小说，后来，在我接受批判的时候，一位小领导批评说《组》里有许多不必要的描写，例如，林震与赵慧文长谈后，提到广播节目的变化的文字便属多余。我能说什么呢？ 它也是青春小说，与《青春万岁》一脉相承。青春洋溢着欢唱和自信，也充斥着糊涂与苦恼。青春总是自以为是，有时候还咄咄逼人。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烧情感。青春有斗争的勇气，青春也满是自卑和无奈。青春必然成长，成长又会面临失去青春的惆怅。文学是对青春的牵挂，对生活与记忆，对生命与往事的挽留，是对于成长的推延，至少是虚拟中的错后。是对于老化的拒绝，至少是对于生命历程的且战且进，至少要唱着青春万岁长大变老当然也变得炉火纯青。作为同样的青年，作者对林震二十四个同情，作为干部，作为已经执政的共产党党员，如果是在工作中生活中，作者只能把林震看作小儿科、爱莫能助，却又为之长太息以掩涕。林震说什么党是心脏，心脏里不能有尘土，所以党的机关不能够有缺点。笑话！这样的天真烂漫或者幼稚可笑，这样的十足废话毫无意义，作者写的时候未必不明白。然而，这是愿望，也是我们的审美幻想，审美对象。生活中缺少现实感的东西也许在审美中更加迷人。我们善良，我们天真，我们的愿望常常不能实现，因其不能实现就更要写到小说里。不是吗？在病历上、诊断书上、条例上、操作规程、使用说明书上与法律上写不进的东西，难道就不能写在小说里吗？ 我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它是我的另一套应该叫做心语的符码。它是我的情书，给所有我爱的与爱我的人。它是我的留言。有一天，没有我了，留言还在，这么一想已经使我热泪如注。它是我哼唱的一首歌曲。它是我微醺中的一次告白。它是我点燃灯火时，看到绿草发芽或者山桃开花时许下的愿。它是我献给生活的一朵小花。是我对自己，对青春，对不如意事常常有的人生的一些安慰。它又是对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新中国，伟大的机遇与伟大的世界，对于大地和江河山岭，对于日月和星辰，对于万物与生命的一种感恩，当然不无自得，不无飘飘然。它是我的问号，惊叹号和逗点。一个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年轻人，一个被历史所娇宠的天选人材、少年意气的共产党员，才会有这样的倾吐，这样的诗篇，这样的坦露心扉，这样的心灵絮语，或者硬起头皮说出来吧：这样的文学撒娇。 所以毛主席说了作者有文才。当然是毛主席，一眼看了出来。而另一面，叫做大洋彼岸的一些人，在将此作收入到意识形态挂帅的《苦果》（一九五八年出版于伦敦泰晤士出版社，副题是“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中的时候，在反共主义的激动中仍然没有忘记说了一下：王蒙的小说有一种differentstyle——不同的风格。是不同啊。比较一下那一年与王常常被同时提起的发表了影响甚大的“揭露阴暗面”特写的另一位写作人吧，与他的黑白分明，零和模式，极端对立，一念之差换转过来就万事大吉的对于生活的审理与判断相比较，或者哪怕是与苏联的奥维奇金、杜金采夫相比，小小的王蒙是多么地不同啊。 然而，与极其敏感又极其重要极其政治的题材相比，它的作者还是太年轻了。小说说不定与他本人一样有营养不良与发育不足，有孱弱与过敏，有钙和西斯敏的缺失。它的气象并不宏伟，它的自信并不坚决，它的分析并不面面俱到，它的展示并不有力，它的思辨并不分明，它在一个强有力的时代，在一个相信斗争，相信实力，相信意识形态决战的时刻，在一个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为圭臬的时刻，在核武器、北大西洋公约与华沙条约、暴力革命与坚信战争不可避免的年代，在镇反肃反、土改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清理中层……万众一心铸造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的当儿，在一个大气磅礴然而粗糙得出奇的年月，嘀嘀咕咕地诉说两个一知半解、脉脉含情、纯洁无用、善良软弱的青年人的小小昏话……这不是荒谬的吗？鸣乎哀哉，夫复何言！ 我曾经开玩笑说，用小说克服官僚主义吗？不，还是用官僚主义克服小说更方便更可操作。这里需要的是另外的尺度，另外的价值判断，另外的说法。 如果不是用反对什么克服什么的标尺，（尽管在作品的一些层面包含着反对什么不反对什么的含意，）而是用阅读的角度，沉吟与遐想的角度，参考、自慰与益智、怡情的角度，从心灵的共鸣与安放的角度，从审美和形象思维的角度来看呢？什么都克服不了的小说却在“克服”（谁让王蒙这样习惯于用这个特定年代的词儿呢？）着衰颓（这个词我在《青春万岁》里就事出有因地使用了，即老化）、克服着无动与衷与得过且过，克服着遗忘与淡漠，克服着乏味与创造力的缺失，一句话，小说想留下青春。小说不是什么有力量的存在。小说作者在许多情况下属于弱者，强者可以从政从军从商却看不上从文。小说的仅有的力量在于打动人心，供读者一恸、一哂、一惊、一皱眉或者一笑。小说的可能性是通过打动人，多多少少地，常常是少少地，快快慢慢地，常常是慢慢地，影响一下现实。有时候夤缘时会，小说也能红极一时，闹轰一通，时过境迁之后，你才知道那对小说与它的炮制者并非幸事，也绝对不能持久。 革命需要文学，需要文学的理想、批判、煽情鼓动。文学心仪革命，心仪革命的理想主义与批判锋芒，马克思说得多么好啊，无产阶级要用大炮来批判旧世界，叫做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文学也心仪革命的悲壮与浪漫，道德完成与自我牺牲。青年爱文学也爱革命，青年是革命的先锋，有时候还成为主力。革命使苦闷的、燃烧的、急躁的与诚挚的青春目标明确，阳光灿烂，想到就做，透体充实。然而革命也不会永远欣赏青春的空洞与摇摆，偏激与狂热，眼高与手低，脆弱与情绪化。而青春呢，当它发现革命的实际非常实际，革命的浪漫并非永久，革命的应许并非毫不走形地兑现百分之百，尤其是您哥儿几个设想的革命梦并非就是革命本身的时候，它会咕叽些什么呢？它会闹腾些什么呢？它会神经些什么、思考些什么、选择些什么呢？ 那么，给他们几篇像样的小说读读吧。在一个全民欢呼好几年了的伟大崭新的地方，让我们也听一听各种内心深处心灵深处的潜流一般的声音吧。 这就是时过半个世纪，作者本人对于differentstyle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夫子自道。 十八、青春万岁 就在“组织部……”发表出来的时候，我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也完稿了。 我为它写了序诗：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这是主要的感受，写作就是编织这些精彩绝伦的日子。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日子，像画片照片，像绿叶，像花瓣，像音符，像一张张的笑脸和闪烁的彩虹，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代青年的日子，没有比度过体味过这样的日子与编织这样的日子更幸福的了，在编织日子的激动中，我体会到写作是人生的真正的精神享受，是这种享受的峰巅。 我不会演奏任何乐器，然而我的写作是真正的乐器演奏。写《青春万岁》，我的感觉是弹响了一架钢琴，带动了一个小乐队，忽疾忽徐，高低杂响，流水叮咚，万籁齐鸣，雷击闪电，清风细雨，高昂狂欢，不离不即。而写《组》是一架小提琴，升天入地，揉撚急拨，呼应回环，如泣如诉，如歌如诗。 我不懂表演艺术，然而我的写作就像是在舞台上演出一部话剧，写到哪个人物的心情与话语，我就不由得默默地乃至出声地学着那个人物的腔调，念念有词，自我导演，自我欣赏，自我评判，入梦难眠。 我是在写小说，但是我的感觉更像是写一部诗，吟咏背诵，泪流满面。我的感觉又像在唱一首歌儿，高亢入云，低沉动地，多少心曲，余音绕梁。我的感觉又像是在表演体操，跳跃翻腾，伸展弯曲，追求姿态也追求健美，追求尽兴也追求精当。 确实，对于一个初学作者，第一个长篇小说是比创世还艰难的工程，光在哪里，影在哪里，人在哪里，物在哪里，时间何点，空间何处，季节怎样运行，悲欢怎样交替，生杀予夺，祸福通蹇，起承转合，哭笑开阖，机遇灾变，全权在我。我的权太大了，空中楼阁，全凭君便，反过来说，天衣细缝，大河小沙，应防功亏一匮，如若变成豆腐渣工程，责任在你，罪过在你，不能原谅：太累了，累死人啊。 现在，这个我创造的世界终于有模有样儿啦。 我还有一个体会，不知道算不算迹近离奇，相信古今中外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样想这样说。50年代初期我写作《青春万岁》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写一个长篇，需要的是一种类似当“领导人”的品质：胸襟、境界、才能和手段。领导艺术，小说艺术，作为艺术它们有相通处。你需要统筹兼顾，心揽全局。你不能顾此失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你需要知人善任，恰逢其会，你不能张冠李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你需要胸有成竹，举止有定，你不能任意胡擂。同时你必须应对突然和偶然，随机应便，飞扬灵动，不拘一格，时有神来之笔。你必须有时实话实说，把文章做足做透，而另外的时候另外的人物另外的情节上面，你必须点到为止，含蓄从容，惜墨如金，留有余地。你有时穷追不舍纤毫毕现，有时则是雾里看花，月朦胧，鸟朦胧。你有战略的与战术的考虑，有长远的与切近的安排，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写有所不写。有时候需要开门见山。有时候需要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有时候需要风云突变，出其不易，攻其不备，有时候则是投石问路，隔山震虎，把铺垫做足。有时候需要硬碰硬，正面拼搏，不避突兀，有时候欲取先予，欲擒先纵，与读者卖关子。有时候要知难而上，石破天惊，有时候要绕过暗礁，举重若轻，釜底抽薪，化险为夷。要保持虚与实的搭配。要注意急与缓的节拍。要平衡巧与拙的形象。要保持深邃与平易的观感。有时候要独具匠心，精雕细琢，有时候要借力打力，意在不言：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进入化境，使艺术变得平常些再平常些，使手段服从于真情真意，大道无术，大智无谋。时而抓住机遇，夯实凿穿，颠扑不破，扩大战果，延伸领域，上穷碧落下黄泉。时而网开一面，穷寇莫追，余音嫋嫋，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时而旁敲侧击，引而不发。时而疾风暴雨，十面埋伏。你不能拖拖沓沓，眉毛胡子一把抓。你要不耻下问，万事贯通，黑白两道，红绿逢源。你还要保持一点身段，爱惜羽毛，只见捻花而笑。你需要时时注意行云流水，道发自然，合情合理，不能强人所难，以意为之，矫情生硬。你对自己的部属、人物要有善意，要有理解，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能漫画化脸谱化。有时候称得上明察秋毫，见微知著，目能透视如x光b超ct。有时候又要大而化之，一笑了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严适度，捣糨糊和稀泥。你得劳逸结合，疏密得当，不能一味加班加点疲劳作战。你要能细心又能放手，能出手又能拉回来，你要尊重你的人物，你不能越俎代庖……等等。我简直怀疑，一个从来没有作过领导做过组织工作的人怎么样组织一部长篇小说。 当然，以上说法会引起多数同行的反感。相当的文学作者更愿意撇清关系与表现批判意识和桀傲不逊。万物相通但又相异。话语权也是一种权，权的运用当然有共同规律。当然也有不同，我自然明白，“太”做过领导了，写起小说来也许会碰到另外的更难以逾越的大门槛。 1956年初夏，收音机里播放的每周一歌是歌剧《茶花女》里的《饮酒歌》，走到哪里都听得到“……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青春好像小鸟，飞去不再飞回……”我去邵燕祥家祝贺他与谢文秀女士的新婚。我拿去了序诗，他帮我改了一点，原文在“让我编织你们”之后是“这该多么幸福”，他给改成了“用青春的缨络和幸福的金线，编织你们。”他说，这样也显得（字数）整齐一些。他在给我的信里还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 是的，这首诗是成功的，时至2004年5月4日，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是以“青春万岁”命名这场晚会的，而且，在会上朗诵了它的序诗，所有的日子，仍然活着。 《青》书的写作中我一直是沉迷其中，我背得下每一段，我不但设计人物，情节，场景，道具，而且在不断地不出声的或者读出声来的背诵中，我掂量每个字的平仄，声母与韵母，圆唇与非圆唇音，我要求它们的舒畅，婉转，幽雅，洁净和光明。我写到一群“积极”的学生到苏宁家中，用革命的书籍与艺术品布置苏宁的房间，取代她原来的房间中的情趣的部分（如老明星的照片，徐訏的书等），写完了，我提高一步，说是“那个巨大的光明的世界，就在姑娘们的笑声中，胜利地冲击到这里”——我真是得意。 书中还有一段旁白：“我每每寻觅，一种光明的奇妙的生活……”这是王蒙学了法捷耶夫，法在《青年近卫军》里的旁白“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最后是在纷飞的战火中，用靴子作容器，喝下了战友用生命作代价舀来的带着战士的苦味与友情的浓郁的水。荡气回肠，荡气回肠！ 耽于文学，这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命运。念念有词，若有所思，时时走神，不太像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下属，像写作之前那样了。从每天的偶然经历中得到灵感，一阵小风我觉得恰恰像是某个人物在某一段所感受到的。一个灯泡有点歪扭，怎么有这样的灯泡呢？正好写到另一个人的家中。上公共汽车后的一阵拥挤，启发我写到小说的结尾。年轻人的一阵哄笑，又使我感到某一章的构思需要重新调整。谁知道我的写作过程？有有预案的，有随机的，有突然改变的，有得意洋洋之后发现文本中怎么也容不下它的。有出去跑了一千米回来立即改变的。有看到一棵树突然改了主意的。生活的节奏，遭遇，触发，偶然事件与非偶然事件，天气与伙食，声音与气味，情绪与消化，血压与肌肉，山色与夜色，满月还是弦月，晴日还是阴晦，都与小说的写作纠合在一起，都带给作品以绝妙的影响，都改变着作品的面貌。写小说的人有福了！写小说的人的一切遭际都是宝贵的。连没有意义也是一种绝妙的小说题材，连失败也是小说的最好契机，连尴尬也能通过写作变成潇洒，连狼狈也能因笔而成为绝佳的幽默，连不知所云也能入小说而成为妙语如珠：人生是怎样地准备了这样的满汉全席、中西合壁的盛宴，丝丝入扣，滴滴销魂，用来款待小说作者！ 小说之所以是创造，不仅在于它给读者提供了新的人物故事场景，而且尤其在于它的创作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它时时给作者以新的惊喜，可能五分钟以前作者还没有想到过——也没有梦到过这一段，而五分钟后它从笔底流出来了，涌出来了，首先是给作者以新的冲击，令作者一蹦八尺，我怎么写得这么棒！我绝了！其次才能给读者以冲击。这固然有点可笑，有点容易造成作者的自我欣赏，自说自话，自以为天下第一。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一篇东西作者自身都不感动，它能感动读者吗？未必能有什么人像王蒙那样的歌唱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朝气，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人了。如果没有《青春万岁》，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吗？ 而这部书却命途多舛，半个多世纪前，即1953年开始写作，1956年定稿的本书，先是打入冷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79年后才出了书。时过境迁，这本书并没有受到专家们的重视。然而，时至今日，它仍然不断地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40多万册，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结束为止，文学史上有许多极其重要和精彩的书，然而，哪里还有其他书，能这样继续不停地发行着尤其是被年轻人阅读着的文本呢？为数很少。 一部不无幼稚的“老年间”的书，却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对于一个写作人，应该满足了。 十九、我喜欢这样 小说《组》发表没有两天，《人民文学》杂志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到西四北小绒线胡同27号我的家，给我送来了476元人民币的稿费。476元，相当于我的87元6角4分的月薪的5倍以上。这也够惊天动地的。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的文章题名《生活的激流在奔腾》。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闯将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丛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包括李友宾、戴宏森、王恩荣等著文批评之。后面这几个人也是我的朋友、熟人和半熟人，王恩荣同志还是我的老同学，是我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我从身份上说正好处于赞成的与反对的两组人之间。然而我又是小说的作者，对小说负有不可转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织部》，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相当不好意思地说。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我们订了合同，我得到了预付金500元。 也算一夜成名，虽然这种说法令人恶心。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他们已从作协等处得知我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作协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预告了文学新人的成绩，他说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与王蒙的《青春万岁》反映了文学新人的成果。于是文汇报的人带着预付的500元现金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我给他们讲了该小说的故事性不强，也许不适报纸连载。但他们坚持要载。 到了次年1月，我没有在报上看到连载，我问是怎么回事，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是计划选个五六万字登一下。我不快，便退回了500元，宣布此事作罢。 与此同时，批判《组》的调子渐高。出现了一些传闻。《中国青年报》的张总编辑与佘副总编辑，两位关心我提携我与我私交甚好的领导，找我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他们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要有自我批评。他们还引用一位刚刚调入我区工作的老区来的女领导同志的话说：“王蒙，有点不听话呀。” 同时，组织讨论的《文艺学习》的主编与副主编韦君宜与黄秋耘也找我谈，说是他们原没有想到此事闹得这么大，不好收场。黄是连连叹息，背诵小说里的词语，并表示可能遇到麻烦，他本人则对小说一百个欣赏。他的表现是既感动又无奈。韦则表达了对我的器重与爱护之情，同时试图帮助我认识到小说中的一些缺陷，以便正确对待批评。韦的爱人是杨述，时任市委文教书记，我知道韦的意见里包含着市领导的意思，我必须好好听取。 君宜还转达了杨述对于我在《北京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散文诗《新年》的批评，说是那篇东西看不出时代特点。是的，我写了时光，却没有刻意去写肃反、合作化、总路线等时代的特色。但是我以为，那种对于时光的珍惜与敏感，也绝对不是旧中国的文人写得出来的。 到了这时候，我自幼受到的党的教育训练就起作用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表示一定认真听取意见，提高认识，三省吾身，闻过则喜。同时我也辩解：《组》不是反对党的东西。当然，不论动机如何，如果有很严重的后果，我当正视与汲取教训。 1957年2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于《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我一惊，我并非没有想到与该报的相处上的小小不顺遂，但是我很清醒，从政治上往对立方面打，需要认真对待，这是大事，而其他只是小事一椿。 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早在中学生的暑期学习团管伙食的时候，我就听过周扬的报告，有关领导还特别说到过，新解放区的学生只知道丁玲艾青，他们哪里知道周扬的地位和影响！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约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谈。顾名思义，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过的地方，是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大会客厅。此后，我在文化部上岗时在此办过公，至今仍有时在此会见外宾。我与孑民堂确实有缘。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周扬也和我讨论，他说他和一些老作家老领导也讨论过，是不是人年岁一大就注定了要思想僵化呢？能不能说只有青年才反对官僚主义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令我汗颜，我怎么可能主张只要青年不要领导不要老革命呢。我只是略微解释了一下，我并没有试图把林震当英雄典范来写，在小说中，我要表达的是对林式人物的命运颇感困惑而不是树立榜样。 我的说话大致谦虚适度。我看得出周扬的满意，通过开青年作者会，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地口出狂言，惹恼领导。这时周皱着眉头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你对此什么看法？ 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我回答说，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严肃的立论，而不能随便一说。 我的含蓄的回答使周扬喜形于色。他一再表示对我的态度的赞许，重复我的话，同时嘘寒问暖，关切备至。甚至于说，你怎么这样瘦啊，检查过x光没有？没有肺结核吧？ 形势突变。我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席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什么什么，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主席说，我看也是言过其词。主席说王蒙我不认识，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比如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中央出过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成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我同时告诫自己，不可轻浮，注意表现，在自天而降的幸运面前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北京日报的记者对我进行采访，我的回答刊登于报纸后由新华社发了通稿，我是说各种对小说的议论批评对于我还是有帮助的，包括棍子式的批评，也有令人警惕的作用。当然，把小说看成政治上的异己之作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赞成对于作品进行两点论的分析，我还要提高改善自己的写作质量，大意如此。于是各方赞扬王某的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吴小武对我说，你说棍子也有好处，这是不对的，棍子就是棍子，不能欢迎。 近半个世纪后的2005年，写到这些事，我涂了两首旧诗，七律，《感怀》诗曰： 此生多事亦堪哀，九命七羊叹妙哉。 误解方愁诚似巧，夹击复笑妒犹猜。 河东皓月千山静，案底闲花四海开。 大块文章皆胜景，逢源蜀道过蓬莱。 激浪排空海未惊，沧桑一粲意从容。 朝云妩媚诗千里，暮雨迷蒙雾几重？ 尴尬风流成百味，纵横嘲谑也多情。 可怜犹梦如椽笔，写过春秋写月明。 头一首诗的第二句“九命”，俗说狗（或猫）有九条命，听北京人这样说过，而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而羊通祥，指常常逢凶化吉。 第三句谓浅者但知什么聪明不聪明，哪里知道境界与心胸。 妬犹猜，即猜忌之意。 第五句暗含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意而用之。 第六句含“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之意。闲花云云，指文学，谦词也。 第七句的大块不是文章的定语。用李白《夜宴春桃李园序》意：“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大块是指大自然，语出《庄子》。 第八句，指在艰难的道路上常有师友相助。蓬莱指仙境。此句亦含“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意。 第二首，朝云句或可指《青春万岁》。 暮雨句或可参考我在2005年《收获》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秋之雾》。 “朝云暮雨”，语出宋玉《高唐赋》。 而《尴尬风流》，是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拙作新书的题目。 如椽笔，可参阅拙作旧诗《秋兴》。 尾句“春秋”或谓指拙作“季节系列”。而“月明”，或指拙作《青狐》。 北京市文联也召开了座谈会谈这篇小说。我从而结识了林斤澜、邓友梅、葛翠琳等作家。青年作家都对《组》大唱赞歌，抨击棍子，情绪激昂，真心支持。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行云流水，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我的印象是有点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学问，很教授，很潇洒，很老练，很成熟，与毛头小子们果然不同。林斤澜着重谈小说技巧，不谈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这个选择他一直延续至今）。端木蕻良谈到了李长之叔叔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关于典型问题，李说写北京有这样的干部，是不典型的。端木老师则说自己与李都是教条主义——我的印象是，教条主义是一顶十分愜意十分暖人的帽子。 此后，传出来一个说法，说是市文联一位中年作家撰了一个词：“五小闹北京”——指的是除我外，邓友梅的《在悬崖上》，还有刘绍棠、丛维熙，可能还有邵燕祥几个人的作品引起了一些动静。文坛上的“词儿”，比作品多多。正如杜甫诗：“水深波浪阔，毋使蛟龙得”，“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卖杂货》流行歌曲也唱：“风波浪里危险多”。与当时的总的情况相比较，这倒也不足挂齿，它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的注意。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文坛多事，成为水深浪阔的险地，除了抓斗争的方针外，文坛本身的不忿儿，不服，白眼儿红眼儿，恶语伤人或者伤人不带恶语，也构成了每次大动干戈的舆论基础，群众基础。 二十、大起大落 这里我要补着交代一下，一个是由于团市委领导的关心，我自1956年秋，到四机部所属的783工厂——北京有线电厂，任团委副书记。我原来说过，写完反映中学生的《青春万岁》以后，我要再写一部反映大学生的作品。团市委领导王照华同志说，不要老写小资产阶级了，我就去了工厂。 工厂位于酒仙桥电子工业区，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工厂的对口援助单位是列宁格勒红霞工厂，从厂长，到总设计、总工艺、总会计师，一直到车间班组，都有相应的苏联专家与我们并肩工作。 1957年1月28日，我与瑞芳在京结婚。她还有半年的大学没有上完。《组》的所得已够我们购置了当时条件允许的一些装备，包括玻璃书柜、一头沉书桌、半软沙发椅等。我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只想着天天与芳在一起。 林默涵老师将他打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清样给我，征求意见。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批评谁先送过去看一看嘛，可以批评也可以反批评嘛。 此时萧殷应约正给《北京文艺》（现名《北京文学》）写一篇关于《组》的文字，他约我交谈。我告诉他林的文章的事，并告诉他，林文指出来的几处写得不妥的文字与小说结尾，都不是我的原作，而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修改的结果。萧殷非常重视这一情况，并强调此事必须说清，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我在给林默涵同志的回信中说及了此事。 于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约见我，说是要就作家与编辑的关系问题开一个座谈会，要我参加。我同样感到了邵对于我的呵护有加。他说话中提到秦兆阳同志为人有些骄傲，看来作协领导有意对秦有所批评。秦因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提出改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即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时代变了，但现实主义的精神不变……而引起了主流理论家的头疼，张光年同志发表专文批评了此文。 谈完话邵荃麟派他的专车送我回家，我感到荣幸。那时他住在大雅宝胡同的一个小院。 在此座谈会上，我对编辑部的修改抱一分为二的态度，我完全无意抱怨编辑部，更无推托“责任”之意。我比较不赞成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是写到林震怎么样注意到赵慧文的白白的手儿，这是我那时写男女之情哪怕只是友情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写法。一个是结尾，我的原作是林震同志敲响了区委书记周润祥同志的办公室的门，被删掉了，多少影响了小说的调子。对此，我并未在会议上挑明。此外，我认为他们修改的问题不太大，也有改得好的地方。例如原稿说什么刘世吾的“鹰一样的眼睛”如何如何，不妥，改掉了。座谈会上茅盾发言时就提到了这个例子。我觉得茅盾的发言有他“民主人士”的分寸，给我一种零度倾向的感觉。 有关发言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作家写来的，我记得她的笔名是“布文”，但此后怎样找也是查无此人。她在信里说，本应以此为契机把编辑们的问题好好说一说的，但想不到王蒙是那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给他们留了情。我按照她说的号码给她回了电话，她笑着说“算了算了，现在也没有像我这样多事的啦……” 文坛的深浅，其时我是一无所知。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更重要的背景，说是毛主席对于编辑擅改《组》稿事震怒了，他老说是：这样改缺阴德。 有趣的是我其时对《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远比对《文汇报》小，我的发言中倒是有不点名地说《文汇报》的话。该报的承受力很强，我发完言恰好看到了梅朵与他的妻子姚芳藻。他们见我边点头边笑，苦笑加傻笑，令你没了脾气。很快，浦熙修与梅朵登门拜访，千说万说一定要选载《青春万岁》。也幸亏有这么一选载，否则，一切要等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再说了。 三弄两闹，《组》的事不但化险为夷，而且变成了我的一件大幸事。当年“五·四”，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全国团代会上，团的中央委员（也可能是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后未成——估计是由于基层对我的反映不算正面。 我反省，我当时有点精神危机，工厂的生活我并没有钻进去。拥挤的公共汽车，挤得满满堂堂的工人宿舍（原来按苏联图纸修的是家庭用单元房子，变成集体宿舍，坐便式马桶工人用着不习惯，乃蹲到“圈”上大小便），排着长队买饭的大食堂，机器运转的噪声与机油气味，给我以新的印象也使我感到隔着一层。我定不下心来。我老觉得我应该有焕然一新之作，又作不上来。我不那么喜欢和同事谈荤笑话，谈级别和待遇，谈平常的话题。我这时满脑子是文学、艺术、激情、理想、深思、忧郁、悲哀、追求、大地、天空、繁星、永恒、色彩与交响……不能容忍一分一厘的世俗、庸俗、流俗。远比此后40年就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的一些中年作家的情绪更为偏激。我对反世俗的劲儿的切肤刻骨的体会太深太深。厂里其实对我很好，他们已经没法做得更好。厂里给我一间宿舍房，除了四面白墙，那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呆在这样的房间里我有一种空白的感觉。而每天下午，一看到太阳走向西边，我就觉得心神不定，恐慌，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渐趋贫乏。 我的对于契诃夫的迷恋也使我变得自恋和自闭起来，契诃夫的核心是对于庸俗的敏感、嘲笑与无可奈何的忧郁。一个人追求一个有醋栗树的院子，他得到了，他傻喝喝地怡然自得，他显得更加愚蠢乏味。一个女孩，过着好好的日子，迎接新婚，突然悟到了她的生活是多么庸俗和无聊，她抛弃了一切世俗的幸福，断然出走。看多了契訶夫的书，你不由得怀疑起那个叫做生活和日子的东西，世间有多少重复，多少从俗，多少随波逐流，多少干脆应该算是麻木的东西，有你不多，没有你不少，不想则已，一想，不免慌了神。 我应付过了《组》带来的危机，我的应对还算老练得体，我希望我的面目焕然一新，然而，新起来谈何容易？我甚至于想写一篇能够弥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不足的作品，我定名为《无果花》，正像我熟悉刘世吾那样的老气一样，熟悉年轻人在事业中的只开花不结果或只结酸果。然而，在为新的作品规定了题目以后，脑子里变成了一片空白。 说来惭愧，新婚乍别，我感到了一种酸楚。在班上缺少激情和投入，回家来孤孤单单，心神不定，心慌意乱，心浮气躁，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躁郁综合症。是成了“名人”烧的？是终于患上了文学原植物神经紊乱？是新婚乍别症？是小资产阶级脱离工农？还是反右前夕，密云欲雨的低气压造成的经络不通、脾胃不畅，水土不伏？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五七年的大鸣大放时期，外国人叫做百花时期，开始了又转变了，结束了。 我被邀请到有关文艺工作的各种征求意见会上。我注意不要放炮。我甚至在市委宣传部召集的一次会后，体己地告诉邓友梅，说话要慎重，根据我的了解，领导方面并不喜欢那些“鸣放”。 我还挤出了时间与芳一起参加自费香山旅游，赶上了大雨雷电，吃的是西餐。此后多次我去寻找那个我与芳住过一夜的地方，找不到了。那个地方叫做“香山别墅”。这是唯一的一年，北京试办了自费周末旅行。反右之后，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一锅端了，直到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 我常常想起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两姊妹》，书的开头描写夏天的克里米亚海滨，一个苍白的现代派诗人贝克与妹妹达莎的结识。根据小说改编的影片旁白说，这是最后一个夏天了，人们还在享受，还在腐烂，然后风暴掀起，烈火熊熊，天翻地覆……（大意如此）。我也想起影片《马克辛三部曲》中的圣诞夜场面，腐烂的资产阶级与贵族，狂欢放纵中掀起了女人的裙子，却不知道已经迎来的不是享乐，而是革命，不是纵欲，而是末日。 我被邀参加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我惊呆了，我惊异于为了批丁玲先从陈企霞的男女关系问题入手，发动柳溪同志以受害者的身份揭露她的一度的情人陈企霞。怎么是这样的手段？ 我也印象深刻于康濯发言时的特别激动的湖南口音与身体的大幅摆动。楼适宜等回想起左联时期与鲁迅关系处不好时的痛苦，与许广平同志听完发言后的面红耳赤。她回想起鲁迅病重中常常还要接受胡风、冯雪峰的来访，也很激动。 我始终记得骨瘦如柴的邵荃麟的自问自答。他说：也许有人会问，毁损一个丁玲这样的老作家大作家是否应该，他回答说，越是大作家革命的作家党员作家越是要接受党的挽救，党的帮助，是她们的错误思想首先毁损了她们自身，而我们的批判斗争，正是为了爱护帮助她们。 我不认为有谁在这个时候会提出类似“不要毁损”之类的“不同政见”。我认为他的发言反映了他自己的矛盾，然后他用特别高尚和感人的说词来说服自己，平息自己的内心波澜。可惜此后的事实是，通过这种特殊的爱护与帮助，把一个作家帮到地狱里去了——而后是邵荃麟的下场比丁玲惨得多。 我又为能参加这样的高级别会议而自得。我感觉到风浪来了，考验来了。我积极有加地参加过解放后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反封建，反把头，反会道门，三反五反，私营工商业改造……从反胡风我就有点没想到，吓了一跳之感。我知道我已经算不上积极分子了。我跟不上，从心眼里不喜欢这样的运动，只盼望着这样的运动早日结束。这次的反右更是既激动人心又肝胆震颤，怎么大鸣大放的结果变成了这样？我觉得不舒服，别扭，生硬。我叮嘱自己，可不敢大意，可得好好学习学习啦，同时一切要听领导的，想不通也少说话，又没有你的事。至少，有这样的特殊重要会议要参加，我可以免去许多天在东直门与酒仙桥的两头等上公共汽车之苦。 我感到愧悔的是，我主动向作协领导郭小川同志反映了冯雪峰老师与我的唯一的一次个别接触中谈及文艺问题的一些说法，他说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说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篇普普通通之作，却被吹了一个不亦乐乎。我还在大会上发了一次言，表示了批评丁玲冯雪峰之意，也表示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这不是一个光荣的记录，用现在的语言，人们会，人们可以，我自己也应该狠狠地责备自己。我应该忏悔。对不起冯雪峰老师，他在家里接待我，是对我的器重与照拂，我却从里头找出了“材料”。 我从小受到的一个教育就是，什么事都要向党汇报，向党坦白，然后，怎么都有救。 应该说，开头，甚至此后，文艺界的领导对我印象比较不错。但我知道，工厂方面对我不会那么感兴趣，我的文艺活动太多了，常不在厂，不在团委办公室，完全一个特殊人物。团干部间也流传着一些说法。 车间里的几个工人文学青年，在一个周末请了萧也牧来厂与工厂的文学社团成员见面。厂党委的宣传部领导立即说，萧是受过批判的，对党是不满的，怎么能请这样的人来厂？我听了很尴尬，很不好受，我没法做出反应。因为受过批判一定对党不满，因为对党不满，应该予以批判，这样的严丝合缝的逻辑令我无言。 这里有一个小的因素，我不能说成败仅仅决定于细节，但我敢说非主要矛盾也能起意想不到的大作用。我的新婚住房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我的工作地点在酒仙桥，公共汽车走一趟谈何容易？上下班时间汽车站排队等车的场面人山人海，一个小时过去了，你仍然上不去车。我试过几次骑自行车上班，太累。东直门一带道路常翻浆，动辄修路。有时晚上厂里还有会，我是能躲就躲。瑞芳假期从太原回来，只呆那么几周或几天，遇有市区开文艺会，而且确有重要内容，我可以晚点离家早点归家，我很快乐，但是厂里的同志怎么样反映我就不知道了。 我其实仍然重视在工厂的经验。欣欣向荣的新兴厂区与福利区（现称生活区），一家一户的单元房子作为单身集体宿舍，用得不伦不类。大部分人还不习惯用抽水马桶坐便，许多青工蹲在马桶盖上大小便。动力、机修、冲压、表面处理、装配……车间的分工，车、铣、钳、镗、刨……的工种，我在冲压四间参加过劳动。广东青工用电炉子在集体宿舍做饭的方法，与苏联专家打交道的经验，青年监督岗与青年突击队的工作，都是迷人的。我曾经想过写一篇反映工人生活的新作，但是愿望与认识，以及创作的感动，更不要说创作的完成，这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如此，进入21世纪，我在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还是运用了不少在酒仙桥有线电厂工作的经验。 我生活在一个路口，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确实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头，某些事情将要发生了。 二十一、《冬雨》与《尹薇薇》 也不能说这一段我完全丧失了文学的“灵感”。1956年秋末冬初，我发表了短篇小说《冬雨》，1957年初春，我写下了，《尹薇薇》。 《冬雨》取材于我的一次真实的经历。初冬，阴雨渐渐变成了霰粒，低气压，坏天气。我的小说的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今年的天气真见鬼”。公共汽车，拥挤的人群，不文明的推搡与碰撞，低郁的心情。近似“多么野蛮的生活呀……”的契诃夫式怨尤——当然没有出现同样的句子。这时有姐弟俩在车窗玻璃的雾气上画指画，画得很好，使粗鄙的乘客们出现了笑容，出现了一点美好的光辉。 这里有契诃夫，而且有泰戈尔：把儿童看作天使，把童真童心视为良药，追求一种纯净、快乐、如婴儿赤子式的返璞归真。也许事后回想，其中还有老子，“能如婴儿乎？”“如婴儿之未孩”。 我写得简练而且自然。是内心流淌出来的散文诗。只用了两千字。一口气写罢，全不费功夫。整好年底这一期《人民文学》编一期短短篇小说的专号，拿去两周，发出来了。估计是抽换了其他稿件的。 原团区委的领导刘力邦同志转来一封读者来信，十分地感动于此篇，并说到了才华呀契诃夫呀什么的。刘力邦还特别嘱咐我读了这样的信不要骄傲。 也有一些文友在称赞此篇的同时说：“怎么你的作品中出现了淡淡的哀愁？” 这恐怕也是真的，在我痴迷于文学与并非无视也并不对之特别糊涂的现实生活工作之间，有某种不和谐，不搭调，有某种分裂和平衡的难以保持。这时候，历练与身份，生活与人，简单的说就是王蒙这个53公斤重的小伙子已经压不住文学了，我有点拉不住自己的文学之车，文学这辆怪车神车正在向诗化，梦幻化，温情化，边缘化与自恋化等超现实化方向滚去。 批判我期间，w撇着嘴说到了此篇小说，用细细的声音说：“怎么两个小孩一画画全车厢就温暖了光明了，简直莫名其妙嘛，虚无缥缈嘛。” 没有办法，w是大学生，是主管团市委的宣传工作的，是爱读书包括读文艺书的人。 直到1980年，我首次赴美国，遇到了汉学家欧大伟（davidarkush）博士，他除了给我看他当年在哈佛大学时写的硕士论文《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外，还从图书馆复印了《冬雨》的英语译文给我，该英语稿发表在1961年，是捷克的一家外国文学刊物发表的。斯时我在三乐庄从事副食生产。 至于《尹薇薇》，写于1957年早春，那几天我患了感冒。先是张弦，后来是一些报刊的编辑来看完。由于毛主席的干预，我从文坛顽童忽然几乎变成了宠儿。一位女编辑当面对我说，开始，我们读了你的作品（指《组》），我们以为你多么严肃和盛气凛人，一见面，才知道王蒙其实是挺乖的。”另一位女编辑看到我正在病中，二话不说先到胡同口买了一盒“羚翘解毒丸”来。 病中我读鲁迅。我忽然想起亲友中的一些女性，她们原来也是地下党员，盟员，学生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这几年，大多结婚生子，暮气沉沉，小毛病也暴露了不少。我乃写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去看望老同学尹薇薇，发现尹的生活毫无亮色，甚至把大学年代她专门研究的白居易的诗稿《香山集》也卖给收旧货的了。尹忙着摆弄孩子，满室的尿布。尹对保姆的态度也极恶劣。结尾是“我”不吃饭而告辞，尹薇薇送别时若有所动，向“我”说了一句：“风大了，竖起你的大衣领子！” 这里有契诃夫，也有鲁迅，例如《在酒楼上》。这一段时间我喜欢屈原的诗句：“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那么这里也有屈原。而且，这里也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呢，宝玉老是慨叹，好端端的女孩儿，一结婚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而且，这里有法捷耶夫与《青年近卫军》。《青》书第二稿即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而进行的修改稿中，一位老党员苏尔迦到他多年未见的年轻时的女友叶李莎维塔·阿历克塞叶夫娜家，他本来想获得李莎的帮助，而叶李莎对当局发了牢骚。苏尔迦乃改为投奔另一个口头一切均好好好的党员福明，结果被福明所出卖。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作者需要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这个敌占区要靠一帮孩子抗击德寇。但是苏尔迦与叶李莎的见面写得非常动人，时光的无情，生活的销磨，未成眷属的往日情人的陌生，艰难时刻的昏花老眼，期待与失望，错误的失望与更加错误的自投罗网，都是如此动人。我显然在写到老友——当年的情人时隔多年相见的时候汲取了法捷耶夫的手法。 这篇东西写得浅，有点幼稚。最初，我给了《北京日报》副刊。后来责任编辑辛大明把清样退了回来，说是最后一分钟主编周游决定不用。稿子证明，责编遵命作了许多修改，如把尹薇薇有两个孩子改成了一个孩子——按，当时尚未实行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我把它转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的编辑把所有《北京日报》上改过的东西又都恢复成原状。然后在反右高xdx潮中，我自己叫了停。然后在反右高xdx潮快要过去了的时候，我主动交出了业经编辑们改得乱糟糟的原稿。 后来的事情发展在于，批判期间，尹薇薇成了一大问题。内部印成了绝密材料，一个个神情诡异，似乎犯了什么大事。 一位相对年轻一些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就在尹薇薇们咀嚼着他们的渺小的悲哀的时候，一列列火车拉着建筑材料在平原上飞跑，一座座大桥矗立起来，一座座水电站开始发电，一台台崭新的车床铣床飞速旋转，一处处农业合作社喜夺丰收……你与你的尹薇薇，是多么渺小，多么卑鄙！” 他讲得义正辞严，雄辩滔滔，极具说服力与煽动性煽情力。除了不合逻辑与略显俗气以外，符合一切要求。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偶然地找出了《尹薇薇》的原稿，我把它化用到新作《纸海勾沉——尹薇薇》中，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了。为此还获得了《十月》杂志的冰熊奖。 这两篇短东西是我的一个时期的写作的结束。我愿说它们是我的婚前写作、童男子写作的最后篇章，虽然后一篇可能是完稿于新婚之后不久。一个青年人，不论男女，童真时期与有了伴侣以后，心情感受是颇为不同的。前一个时期，他或者她比较别扭，有些夸张，耽于幻想，磨磨唧唧，往往立论于太空，抒情于镜子之前，奇想于回忆与联想之中。后一个时间段呢，又可能找不到感觉，江郎才尽，眼高手低，好为人师，嘲笑和恶毒渐渐取代了灵气和善意…… 有一句话是我很久很久之后才有所觉察的：风大了，风大了，风大了。是预兆吗？是巧合吗？是文学的谶语？是本能的直觉？大风起兮，云飞扬，竖起领子兮，难无恙！ 二十二、我与五十年代 1957年5月，在“鸣放”的关键时刻，我在工厂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是我的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毛主席在当年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的问题，给高级干部看，先在高级干部中做好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到反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我是怎样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时，改为不再保护了呢？详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祸也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认定，这不是市委的事。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原团市委书记张大中后来曾经明确地告诉我，市委宣传部未过问过我的划右派的事。他说市委文教书记杨述还曾提出王蒙的运动中的“问题”由市宣传文教口抓，但有关党委部门不同意，王既然是团干部，就不能特殊，只能由党团口抓。其中含义不难推测。市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刘仁同志，对我也是呵护的。我在六十年代由作协出面调动去了新疆，他事先不知此事，后来知道了，很不高兴，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自言自语几次：“怎么调到新疆去了？” 我不知道回忆录写到这里出现了什么问题，从1953年开始写作以来，我的回忆太围绕着个人的遭遇了。其实我比较不喜欢一味地说个人那点臭事，委委屈屈，得得失失，恩恩怨怨，酸溜溜，灰溜溜，叫苦连天。尤其是一个写作者，如果他的写作离不开个人的那点得失悲喜，离不开他个人周围三尺三方圆的那点破事，烦人不烦人，丢人不丢人啊。 还是放眼世界，放眼中国吧。五十年代，开玩笑吗？新中国，土改镇反，整顿财经，平抑物价，解放海南岛，进军西藏，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立足未稳的新中国顶住了强大的美国战争机器，别了司徒雷登，再评白皮书，中苏友好，斯大林逝世，第一次全国人代会，制定宪法，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思想改造，高校改革，批判《武训传》、胡适、俞平伯，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五年计划，三大革命运动，三大社会主义改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五十年代中期提出了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多少雄心，多少举措，多少新章程、新招数，多少尝试，多少胜利，多少远景！天行健，自强不息！ 我的青春是高调的。苏式的说法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时代的荣誉、智慧和良心，磐石般的团结。中式的说法是，照到哪里哪里亮，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人民江山万年长。我经常处在满意、赞佩、自信、骄傲、服膺、掌握着历史的舵轮、战斗在最前线的自我感觉之中。 清除了北京市区的垃圾，修起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建设了会刹海体育场，什刹海游泳池，交道口与新街口电影院，取缔了妓院——见记录影片《姐姐妹妹站起来》，取缔一贯道——见记录片《一贯害人道》，都令我和许多人欢声载道。 批《武训传》我始则没有想到，因为我初看此影片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尤其是王蓓饰演的小桃，这样一个自我牺牲的女性更使我感动。后来批起来了，杨耳即许立群撰写了有力的批判文章，更使我如醍醐灌顶，许立群是团市委第三任书记，开始是荣高棠，他为团市委号了房子就走了。第二任是李昌，我就是在李昌时期调到团市委的。第三任是许立群，他文质彬彬。他去东德作过一次访问，回来讲得我们热血沸腾，两眼放光。 《武训传》是批得“体无完肤”了。武训与小桃，尤其是小桃在银幕上的形象，仍然使我悲伤。我还看过王蓓饰演的蝉娟，在话剧《屈原》中，同样善良、纯洁、悲剧式地献身。后来我知道，她嫁给了作家白桦。 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使我大受鼓舞，对于小人物的支持使多少小人物包括王蒙跃跃欲试。 批胡适离我太远。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无论如何不像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包括反动意味。我早就读过鲁迅讥讽胡博士的文字，对胡没有什么好感。我只是感觉到，我这一代人太幸福了，选择了革命的这一代人就更是史无前例地幸福。而前几代或者说是此前的所有的中国人太倒霉了。我至今记得茅盾谈思想改造的一些文字，他说，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的思想，好像一只旅行箱子，上面盖满了各地的图徽标记。而革命的新思想，也盖在上面了，与各种陈旧的痕迹混在一起。 批胡风我比较震惊。早在解放前夕我就从香港的左翼出版物上读到了党的文艺理论家与胡风论战的文字，未得要领。变成反革命集团我则始料未及，并想斗争太严酷也太惊世骇俗了。 毛主席的关于合作化的文字催人奋进。例如作家秦兆阳深受农业合作化形势的鼓舞，写了热情洋溢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一次印30万册，大量发行，到处可见，后来还降价出售。 除四害，打麻雀，我有幸亲历，人们站在房顶上，敲锣打鼓，竹杆乱舞，喊声震天，使众麻雀惊飞，无地可落，眼见着只只麻雀过劳心脏破裂，坠地而亡，真是一大游戏，当然，从飞鸟保护的观点看，这样做太残酷了。那段时期，北京的许多副食店出售“炸铁雀”。我听过传达，毛主席对此还是留了活话的。他说，如果最后认为麻雀不应消灭，也不要紧，从国外进口一批麻雀就是了，他讲什么都是举重若轻。 敲锣打鼓，庆祝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宣告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全胜利，也令人额手相庆。只是过去我认为社会主义至少要够得上苏联的架式，拖拉机呀，康拜因呀，重工业呀，托儿所呀什么的，中国这么快就社会主义了反而令我从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中变得冷静了些。 五十年代中期一件大事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此前，贝利亚的处决，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被赫取而代之，苏联医生集团的平反等等，已经令人觉得苏联有了事。我们听了各种传达报告，学习了中国党政治局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的专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些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退党。文艺报发表文章批判退党的美国共产党员作家法斯特。巴金写了一篇，对法还是比较客气的。紧接着，文艺报便以“呸，叛徒法斯特！”为总题发表了声讨组文。波兰、匈牙利的事件使我感到意外与沉重，我觉得没有比发生这样的事件令富有崇高理想的共产党员更难过、更沉重的了。伊姆雷·纳吉最后被处决，更使我认识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你死我活、“不作铁锤，便作铁钻”（季米特洛夫语）的性质。参预了事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艺家卢卡契被宽大，保住了命。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说：“卢卡契本来是呆在书斋里的，现在，回他的书斋去吧……”令人欷歔。返顾自身，我益发感到自己与自己一类人的软弱渺小。 都说是希望在中国。我记得曾任团中央副书记、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同志的名言，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浪中，中国党最稳定。因为中国不搞个人崇拜，中国不搞肃反扩大化，中国不搞给领导人祝寿，用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等等。彭真同志还说，祝什么寿？过一年离死亡近一点就是了，还祝寿，低级趣味！ 而毛主席这时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双百方针更是为社会主义学说开了新生面。这时提出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令我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曙光。 毛主席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说了话，我当然感恩戴德，心里三呼五呼万岁。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这仅仅是毛主席对我个人的恩典。毛主席嘲笑苏联《文学报》转载了陈沂、陈其通、马寒冰等人的实质为批判“双百”方针的文章，而南斯拉夫的一家报纸转载了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是人以类聚，方以群分。不是正说明，毛主席既反“左”也反右，厥执乎中，正确无比吗？ 紧跟着却转入了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我的精神不再高调，我处于守势。我对报纸上揭出来的那些“右派”，并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肝火，我怕。我会出事吗？我问自己，我不明白。我忽然想起一句不伦不类的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时还没有此后的发展，叫做“没有苦劳，还有疲劳”。 我不安地苦笑着，不妙，实在不妙。 二十三、新的一页 1957年11月，领导通知，我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团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张进霖同志对我直言，要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诚然，党太英明了，我就是有“思想问题”。否则，一向指向哪里打向哪里，积极带头的我，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觉得那样勉强？甚至有点格格不入？我多么愿意清除掉所有的格格不入和勉强为难啊。 这时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开展起来，我的感觉是目不暇给，日新月异，眼花缭乱，而运动也有点横冲直撞，莫知就里。一次我接到通知去团中央礼堂参加对刘绍棠的批判会。刚坐下，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刘绍棠，我不禁魂飞天外。会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d发言精彩，对刘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刘也检讨了自己，还告诫了丛维熙，语重心长。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主持会议的老作家老革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的作者、诗人g作手势制止了鼓掌，说是不要鼓掌了，d业经所属单位研究定性，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d登时怔在了那里。离奇的是过了不久，传来消息，g老师g领导也划成分子了。 我惶惶不安，直到去团市委参加运动，我反倒觉得有了着落。团市委的干部大多来自地下党里的大、中学生党员，文化高，年纪轻，经过地下斗争的生死考验，立场坚定，积极进取，善于分析，热情敏锐，弱点是脱离生产生活实际。凡是运动，一到团市委，都如火如荼。1952年春三反五反后期，有个民主补课阶段，即发动各单位群众给领导提意见。不论是（中共）市委区委，都正常地进行完了，团市委则群情激昂，热泪盈眶，把领导斗了个不亦乐乎。团市委搞的反右，也是十分刺激，我去报到的时候,机关揪右派的指标早已超额完成了，仍然不断扩大着战果，一张又一张足以吓死人的从政治上下毒手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在团市委，反右派是真正成了群众运动，火上浇油，欲罢不能。 有一位l同事（为了不刺激一些人或他们的家属的神经，我使用一些代号，条件成熟时，可以完全转化成真实姓名），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很自然地留一点小胡子。他本人没上过大学，但他的妻子t是一位皮肤白皙、善于词令、被认为很“强”的大学生党员，她是南方人，善于分析，我行我素。她的自备茶杯上写着“tb（肺结核）大王之杯”，以防止别人随便使用。 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l，他上下打量我，唉声叹气，摇头不止：“王蒙，你怎么这样……”我才明白，是说我穿衣不整齐。我曾被认为是名士派头，不修边幅。其实绝对无意自诩名士，只是尚无这方面的知识与自觉，包括经济实力也还不够就是了。 什么原因，不知道，l一上来就被团市委揪出来了。我到达团市委后，一次无意在一间地下室（可能是资料室），碰见了他，他抬起头来，太可怕了，他的眼睛像是盲人的眼睛，满脸上都有一层雾气，使他与外界隔离，他的面部肌肉像是死人。我才知道资料室大概权充了他的隔离反省室，吓得我回身就跑。 据负责我的“问题”的w讲，l对一个女中学生有猥亵行为，运动后期，作为“触犯刑律”者，他被捕并判处8年徒刑。还传出来过他劳改中在清河农场织袜子。刑满释放前，他因病去世。 机关还有一个划为极右分子的广东人v，说是他在反省期间手淫，被人发现，成为右派乃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证明。 怎么会不吓人？好好的团市委，瞬间变成了看管阶级敌人的拘留所。 团市委所属一个单位（少年宫），一位女同志批判该单位的右派分子，揭发了此人的涉嫌污辱女性的“荤”话，此女同志由于激动，当场气晕过去，这种义愤也令人震惊。 团市委当时抓出一个右派比发现一个苍蝇还方便。w是抓运动的骨干之一。他戴一幅小眼镜，个子不高，很能分析问题。其时他刚刚离了婚。他找我谈了许多次话，中心是要帮助我转变，要把我拉回来，为此，就要挖、找自己的错误思想错误观念。他常常用归谬法，你有a问题，一个人怎么可能仅仅有a呢？有a就有b，然后是cdef……直到z，直到z+，z的无限次方。 w小火慢攻，启发诱导：你对区里的部门有这样那样的看法。那么对市里呢？对中央呢？对国务院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呢？你在斯大林的事出现后有糊涂认识，那么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呢？对于敌人呢？对于反共宣传呢？对于唯心主义呢？对于贝克莱大主教呢？（贝是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批判过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的代表）。 他的逻辑并非无懈可击，然而势能比逻辑更重要，他负责审察我帮助我批判我，我负责接受批判忏悔旧我。他的逻辑的优势与威严显而易见。 我对于w与他领导下的几个人采取的是全面合作的态度。我相信问题，该整，这是大前提。而组织的目的是教育我，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我相信党的政策历来如此。我相信w等同志对我是与人为善，他们都很尊重我，很客气。在批判最严厉的同时与我一个桌上吃饭，给我布菜，鼓励我要有好的态度，要我再检查再交代，再交代再检查，再上升一点，再深挖一点，再再再一点又一点永远点点点。我相信他们，真心相信对我是帮助是挽救是一片热忱。我也相信自己确实需要认真清理一下，我确实偏于软弱、过敏、多思，不够无产阶级。同样，对不起，我也深知，我极清楚：想怎么样你，这是完全无法抗拒的，任何微小的抗拒，只能带来更大的危难，你只剩下一条路，举双手投降，说啥就是啥。本来思想问题抓不着看不见，不能称不能量度，全看怎么分析。 对我的批评都与文艺问题有关，w表示他是懂文艺的，他也从艺术上批。如指出《组》中有哪些败笔。 w的名言是：关键在于鼻子与屁股。什么言论，什么文章，用鼻子先闻一闻，自然明了。屁股坐在哪里，看法自然不同，屁股决定取舍，屁股决定觉悟，屁股坐过来，你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有多么严重，不解决怎么得了？怎么得了？？？什么叫觉悟？什么叫聪明？聪明和觉悟就在于对阶级利益的敏感。你连自己的问题都敏感不到，你有什么聪明？你最愚蠢。你现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沙上的，要无情摧毁，你是有前途的，但是要换一个灵魂。 w还有一个独特的说法，叫做“革命的阿q主义”，就是要敢于承认自己犯了大错误，承认了比不承认好得多，既然敢承认就证明能够改正，既然能够改正就证明能够汲取经验，成长壮大，坏事就变成了好事，现在愈是承认自己错误极大，未来就越是光明无比。这样低头认罪就是伟大胜利。 第一我佩服他的分析帮助。第二，我分明感觉到他批判我时的快感。 我还必须承认，如果是我批判帮助一个人，如果是我“帮助”他，我的振振有词，不一定逊于他。 开了一天会，除我外共六个人，文明批判，有理有情，但也称得上慷慨激昂，金声玉震，六个人赛着看谁讲得更好、更巧、更深、更严正、更具杀伤力和爆破力。六个人都比被帮助的人高明万倍，六个人都有一种幸福感和被信任感和庄严感。也许当初对一个突然人五人六起来的人还有某些不解，某些羡妒。多么渺小！多么卑鄙！当说完这样的话也可能有一种自己从而伟大和高尚起来的满足感油然而生的吧。 然后挂起，直到1958年8月，确定帽子。半年前，清华的团委领导人阮铭先生已经向该校全体团员宣布了王某的帽子，我妹妹时为清华学生，大惊，告我。我为此找过w，w说尚未定性。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帽子，单位负责人w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w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交代出来的错误思想为根据，如被启发后想了想，觉得海德公园的办法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在批判会后三天，我照了一张照片，我开玩笑说是普希金的风格，我拿着背在肩上的小棉袄，一脸的光明与潇洒。整个青年时代，我没有照出过这样帅气的照片。只有一个晚上，我很慌乱，一夜无眠，不断地起夜小便。 w已经欲罢不能，搞完我后，又把他的一位副手几乎打成右派，只因名额限制，开除了该副手的党籍，却没有给他戴成帽子。此后w两次吞安眠药自杀，一次在庐山会议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时，救回来了，他只承认是严重神经衰弱，安眠药吃多了。最后他终于在文革一开始时死去了。他的心情有特别不好的一面，他的老婆很白净漂亮。传出来是他办不了事。文革后团市委给一批被文革迫害至死的同志开追悼会，w的追悼会我也去了。我在追悼，在告别一个时代。 总体来说，w收拾我并无个人动机，团市委的反右，我没有发现公报私仇的情形，像20余年后的一些文艺作品所表现的那样。人人为事业为原则与同事友人亲人突然撕破脸，大义灭亲，血箭封喉，这更要命。撕破脸，这三个字是当作正面语言公开提倡过，而心慈手软，是要不得的。那时候整天学习《东郭先生》与《农夫与蛇》，那时候有多少狼与毒蛇呼唤着人民的铁拳。 这里有一个重大得多的前提、原则，那就是，人们认定，党的领导是代表着工农劳苦大众，代表着世世代代受压迫受剥削的底层人众，代表着最最弱势的群体，虽然那时还不时兴这样的说法。人民有权利复仇、清算！这样的意识形态的特色和魅力在于，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让资产阶级在这样的意识形态面前发抖吧，总算到了这一天，把同，把几千年来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就是要覆地，就是要翻天！铁树开了花！哑吧说了话！世世代代的奴隶的黑手掌握了大权！只要想一想世世代代的杨白劳、喜儿、斯巴达克思、汤姆叔叔（《黑奴吁天录》又名《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受了多少贫穷、痛苦、侮辱、压迫，血海深仇，黑咕隆咚苦井万丈深，那么，请问，作为一个城市青年，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狗屁作家，一个养尊处优的却又打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旗号的干部，就不应该受受人民的严厉教训吗？怎么整治也是有理的，你怎么被轻视也仍然具有优于杨白劳的命运，你怎么被批判也优于喜儿的屈辱，你怎么丢脸也胜过做牛做马的工农。你当然已经具备了原罪心理，一想到自己包括上一代人与工农大众的距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就认定自己是一代一代欠着账的，必须通过自我批判改造，通过自虐性的自我否定，救赎自己的灵魂。 有了这个大前提，接受批判并非难事。也不是事后诸葛亮们用钙含量骨硬度的信口开河红口白牙能闹明白的。 等候处理期间我阅读了大量西洋文学作品。我爱读狄更斯。尤其爱读《双城记》。“这是光明的年代，这是黑暗的年代；人们走向天堂，人们直接下了地狱……”（非原文）的句式深得吾心。从狄那里，我越发明白，人生充满试炼，好人须历经险恶，命运无常，千钧一发，祸福生死，相隔一层薄纸，而最终最终，光明战胜黑暗，人必须挺住，不能失却信心。狄更斯的著作大大地帮助我度过了1957到1958那一段特殊的日子，虽然我的遭遇与狄更斯所写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 我也重读了《苦难的历程》。它的主人公与故事对我极其陌生，但是它的题记，什么人要在“血水中洗三次，在碱水中洗三次，在清水中洗三次……”令我感动万分。与这样的清洗九次相比，我的日子算是够舒服啦。 我与那些与我私交甚好的朋友文友一起谈起的时候，我们也一致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批判，应该晾晒灵魂，把恶臭的霉变清除，方能有无限光明的未来。特别是想起我在738工厂的精神危机，我更认为对我的批判非常及时，非常必要，这才是主要之点，其他则是细枝末节，鸡毛蒜皮。 而且我相信，通过一次这样巨大的震撼，这样一种史无前例，雷霆万钧，除了咱们这儿哪儿也搞不成甚至也不敢想的事变，中国社会将会焕然一新，这儿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光明的地方。为了大事业，牺牲个把小文人也是值得的。 我给身在太原的瑞芳写信，详细论述对我的批判帮助是必要的正确的有益的。然而，她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虽然她也读了狄更斯与阿·托尔斯泰。她在学校，拒绝接受将她搞成“官、骄、娇、暮、怨”“五气”的代表，不惜与校领导决裂，离开了学校。现在一切明白，如果我与她一样，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如果我没有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势，如果不是我自己见竿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根本绝对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我的这种事实上的极左与愚蠢也辜负了那么多其实想保护我的领导同志。归根结底，当然是当时的形势与做法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但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毫不过分。 二十四、置之死地而后生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我一听就觉得残酷，但身临其境了，就明白了，必然如此，只能如此，岂有他哉。 包括父亲，也表示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拥护。他早已吓破了胆。他虽然早在1946年入去了解放区，但因一贯自由散漫而又学无专长，一直不得烟抽。1955年结合反胡风各单位搞肃反，追起他的历史，他因在担任青岛师范校长期间当过日伪的国大代表，他自感罪大恶极，他表示他已做好接受人民的处决的准备。 父亲尤其鼓励我去参加劳动（改造）。他反复引用俄苏科学家巴甫洛夫的名言：“我爱脑力劳动也爱体力劳动，但是我更爱体力劳动。” 我在少年得志的时候还有点“不健康”情绪，包括青年作家同行也说我或有“淡淡的哀愁”。1958年翻车以后，我却只剩下“健康情绪”了。健康的年代你和我和他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绪与表现。而不健康的年代，你再不健康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活下来的都愈来愈健康。 等候处理期间我派到少年宫工地参加建筑劳动。我高高兴地一次与同伴共抬八块城砖。每块砖十八市斤。最多时我与另一人抬过十二块砖。我咬着牙大桶挑水，挑洋灰，挑沙子灰，用完右肩用左肩，我学会了换肩，就更能挑了。给抹灰工供泥供各种灰，用一长长木柄圆勺，上下挥舞，其乐如游戏。我曾经悲哀地想过，我太早地政治化了，我没有童年。现在，终于补偿上一些了。夏天大雨，工地宣布歇工，我与暑期回来的芳一起去新街口电影院看西班牙电影《骑车人之死》，冒着暴雨打着伞挤公共汽车，没赶上片头，电影散场了大雨未停，我感到很幸福。 我热爱生活，我享受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乡）的军饷大队（村）的桑峪生产队（自然村）。我背着行李什物，在京包线的雁翅火车站下车，走了三十六里地才到达桑峪。我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我看到了筑路大队与采石队的劳动，满耳都是大河哗啦哗啦与钢钎撞击在山石上的声音，满目都是山峰相连，一峰比一峰高，一山比一山远，而河流急湍，水道曲弯，浪花飞溅，青白白青，再没有什么柔情，什么温馨，什么腻腻乎乎，什么心灵的火花，而只有钢铁的火花，巨石的威严，大水的决绝，山道的绵延。我感到的，我既恐惧又欢呼的是空前的粗犷与充实。 从桑峪继续往深山里走，是这里的乡政府所在地斋堂，北大的“右派”包括才露头角的评论家乐黛云就在那里。当厄运成了规模的时候，厄运就变得容易接受了。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天灵灵，地灵灵，“点儿”走到这一步了。 但是劳动改造也并非易事。在山区我学会了背篓子，弓背弯腰前行，左右手的姆指与食指围成一个环形，遇坎可以小歇，摘下一绊可以卸载，我最多短程背过一百五十斤新收玉米，那是用大花篓。我的铁锨也用得不错，但是我没有什么眼力见儿，手也拙笨，锄草、平地，有些需要用脑用眼睛的活儿我干得不好，我的过于乐观，过于不拿自己当外人，与农民说说笑笑也令一些人看不惯。我需要进一步学习灰头灰脑、低声下气、摧眉折腰，谨小慎微。 东北有句俗话，小火炖吊子（吊着的小锅），慢慢来。右派的含义是慢慢体会的。《青春万岁》已经打出清样，却不能出版了，参加首次青年作者会议的人们，基本上全军覆没。尤其是从报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马的消息，只能使我苦笑。到了1959年，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分子，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代理人。我有一种终于弄假成真的感觉。木已成舟，需要以舟为戒，以惩效尤，岂有缓冲转圜的余地？ 土改也罢，三反也罢，肃反也罢，延安时期的整风抢救也罢，都有一个运动后期，落实政策，纠偏平反，宽大处理，欢声雷动，直到给受到错误审查的同志赔礼道歉。我还有许多同命运的人幻想反右后也有这么一场好事，我一想到这种可能就恨不得抢天哭地，叩头流血，不用来真的，只一想已经感激涕零。 然而，没有。与过往记录不同，与历次搞运动的传统不同，反右以来，从此只剩下了再反右再反右，再强硬再强硬。就因为这个运动最玄乎，最不具体，争议最多，没有或很少铁案，只有似是而非的泡沫案飞花案分析案论说案，如果开开一个口子，如果平反三个五个，有可能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使我不安的是芳，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我到远郊劳动去了，不能见面，她的处境也不好，怎么办呢？我们每天都通信，有时一天两封信，我的信全部是报喜不报忧，看我的信像是在欣赏山水，在学习提高，在搞农村调查，在补充学识。这样多的信我们一直存着，直到文革初期，才干脆一把火送它们到了子虚乌有的渺渺之境。 规定是两个月休息四天，第一次休假后芳乘火车送我到了雁翅。买不到硬座票了，我们俩干脆买了软席，偷偷摸摸，怕被人看见。却像一次小小的新婚郊游。这样的事也只有我们做得出来。 我想到在批判我的关头，我曾经中午一人悄悄地到附近的欧美同学会吃西餐。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也远远不是浮华者奢侈者，我接受批判，同时深信早晚能化凶为吉，化坎坷为坦途，我必须照顾好自己的饮食起居，必须兴致勃勃地生活下去。 1958年10月15日我的大儿子王山出生。直到他三个月了，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因为秋收和深翻地大跃进，延迟了休假。我给三个月的儿子唱那个年代的影片《徐秋影案件》的插曲、东北民歌《丢戒指》，王山随着我啊啊地叫。不久，这个影片与歌曲也都在报纸上受到了批评。已经愈来愈是这样一种无奈的情况了，你喜欢什么，它多半就快要挨批了。 长到二十多岁，第一个给我以深刻印象的农村是桑峪。当地人自称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口音特别，称叔为“绍”，称累了为“使”得慌或“使”着了，称有病是没精神。出门即山，梯田步步高，核桃树枣树，桃花梨花，荆蒿蔓草，花朵蜂蝶，山路崎岖，沿沟而上，山形险峻，移步换景。奇峰、奇石、奇路、奇田、奇溪、奇涧、奇谷，个神仙世界。登高望远，山村如画，山外公路，车辆如梭。春夏秋冬，阴晴寒暑，日月星辰，风雨雪霜，端的是无限风光，无限变化。这是哪儿来的机遇，脆弱的幼稚的神经纤细的王蒙能到这里一游一走一干活一锻炼一成长！ 我就是这样想，真实又乐观。 根本不存在别的选择。 这里是老区，农民中就有老党员老游击队员。又赶上了千年不遇的大跃进，花样翻新，包括不吃油而把食用油点到玉米地里。食堂化，吃饭不要钱，吃一次馒头，消息传到几十公里外，到了这一天，各地亲友来桑峪白吃。最高还吃过油炸黄米（黍子）面粘糕蘸蜂蜜。农民相信这是最耐饥的食物，谚云：红薯一溜屁，切糕二里地。秋季早战，每天夜三时前起床，先是背萝卜白薯，放入匆匆挖出的窖中，后来全部冻坏。接着深翻地，翻出阴土，造成减产。全民做诗，大跃进民歌响彻云霄。扫盲落实到人，三个月要消灭文盲。立秋节气家家门框上插着核桃叶。石块垒墙，石板代瓦盖顶子的民居简陋，但是好看，绝对比日后小康了挣了不少钱了的农民，盖的瓷砖贴面、塑钢门窗的新房好看。团市委的下放干部们，一面劳动一面高唱“共产党领导，把山治呀，人民的力量大无边！盘龙山上锁盘龙呀……”“阿哥阿妹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 前一个歌约出自影片《降龙伏虎》，后者出于《芦笙恋歌》。属于下放革命干部者，按期休假，他们看过这些电影，我们是看不上的。《徐秋影案件》则是在农村露天放映的。《芦笙恋歌》的原著是彭荆风，也已在运动中落马。 1958年4月，毛主席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提到形势发展觉悟提高，腐朽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过去的剥削阶级不想变也得变，有少数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无关大局…… 文章气势与内容都使我们深为触动。我们这人互相提醒不要变成花岗岩脑袋。一位爱讲笑话的“分子”说过，我们是反动派，但不是纸老虎，最多是纸老鼠，这次他又说，我们做不成花岗岩，最多做个花岗搓（读chai,第三声，即包谷糁子，为当地常吃的食品）儿粥。此话传了出去，本以为会批一通，结果尚称温馨，没怎么样。大概左派们听了这种玩笑也忍俊不禁。另外糟蹋自己硬要说也可以算是认罪伏法，是放下架子的表现，不无可爱吧。这段期间，我们的口才就都放在自我糟蹋上了。如领导让我们评改造的“上游、中游、下游”。我们干脆自称“下流”。谈到何时被揪，便说那时脸色与“屁薰”的一样。说到谁谁死了，便说无非“臭了一块地”。说到自己怎么“定了性”，划成了什么什么，便说“这回踏实啦。” 我们也参加了工具改革，什么什么都要车子化，还到北京参观了北京下放干部们搞的工具改革展览。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招改革工具，但也要作冥思苦想状，在纸上画了一些改进后的背篓子的图，无疾而终。 夏季，报上出现了快乐的言论，说是现在的问题是粮食太多吃不完，要考虑今后三分之一田地种粮，三分之一种花，三分之一休闲。到了冬天，却只剩下了一天喝两顿玉米搓子粥的份儿。拼命灌稀粥，灌得肚皮快要胀炸，五脏疼痛挪位，仍然不饱。然后只剩下了尿尿。大便少而且只有包谷皮皮，第二天风一起，大便居然毫无痕迹，真是干净得很。于是你病我病大家轮着生病，我也是一会儿长针眼，一会儿拉稀，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咳嗽不止。乡里有一个中医，是跛子，他的老婆是哑人，但很健康。他帮助了我们艰难地挺了过来。 即使这样，桑峪的经历仍然被我珍重，我与大自然，我与农村农民一拍即合。茫然中使我兴奋，宽阔中使我慰安，山野中使我得趣。我得到了新体验，新知识，新感觉。例如当地农民对于酒的评论，他们只承认白干，他们说葡萄酒是“酸泔水”，说啤酒是“马尿”。他们说“北京出（产）什么？就出大粪。”他们还说北京的东城，富人多，大粪有劲，价钱也比西城区的粪高。我们的掏粪队长李三，是当年的队游击队长。他一再嘱咐我们，越是脏活，越要做得干净利索。我也难忘公社化时家家把自己的淹好了的咸菜缸往食堂里送的情景。我也不能忘记立秋节气时家家门上插上一枝核桃叶。小子何德？与闻其盛！ 也许这当真是阿q精神？也许我当真忘记了自己的严峻处境？也许我的细胞里有中国失意文人徜徉山水之间的遗传基因？我毕竟还年轻，没有什么好着急的。山风清爽，山色斑烂，山径畸岖，山石踊跃，山野辽阔；水光鲜丽，水波粼粼，水道弯曲，水声如语；星空如洗，皓月如银；地块参差，田亩雕砌，草木旺盛，虫鸟飞翔；地气徐来，炊烟袅袅，农事辛劳，节气分明，民风朴厚，民俗亲近……美哉桑峪，秀哉山村，何缘相亲相依大半载，如诗如梦也哦！ 二十五、一担石沟 1959年春季，桑峪远山梯田上的梨花盛开，洁白如雪，（花瓣）翻飞如蝶，最美丽的季节到了，我也到了告别桑峪的时刻。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到这个名叫屁股峪，需要爬一个小时山路的地点去看梨花了。这儿有一株我平生看到过的最大的梨树。团市委的下放干部，主要是市团校的工作人员们回城了，我们这些另类被分配到潭柘寺附近的南辛房大队一担石沟。 一担石沟山势更加陡峭，梯田更加窄小，许多远地都已荒废。这里在大跃进中成立了造林大队，由市委、团市委、北京日报等单位出资、出人造林，远山油松侧柏、近山苹果蜜桃，还想搞点副食生产补助机关。由一位王姓主任负责这里的工作，上述单位的干部轮流前来劳动，一至两个月为期。我们编为八班，为长期工。另有一七班亦是长期，人数较我们少，属于历史有问题者。七班有一位同宗，旗人，说话极雅致，客气，温柔，标准老北京，略带女气，满脸带笑地用多礼的腔调对我介绍说：“您老八班是右派分子，我们七班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的调门与社交场合互相介绍：“这位是张老板，那位是刘二爷……”绝无二致。所谓语言暴力的另一面会成为语言的润滑与失义，成为语言的程式化空心化与社交化，就像英语称呼谁都是dear。我不知道，英语民族枪决一个犯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说“请过来，我亲爱的”。反正我听过老舍先生对于丁玲的批判，他说“……还有您，陈明同志，您的思想也是反动的……”他的第二人称尊称称谓，绝对一丝不苟。这位七班的老王君说起什么分子什么分子，也满溢着老北京“旗人”的穷而好礼，幽雅规矩。如果那五（邓友梅小说中人物）在场，该也是这样说话的吧。 这里我接触到了更多的帽子人物。我发现，相当一部分不是由于右，而是由于太左才找了倒霉。一位少年得志，已经是副局级的很红的青年纪检领导干部，在运动高xdx潮中上缴了自己的日记及与弟弟的通信，结果兄弟俩同时划为右派。一位团的纪检骨干，在运动基本结束的1958年7月1日——党的生日，慷慨激昂地大讲坚持延安传统的重要，痛批一些人进城后忘了本，学了陈士美停妻再娶，甚至堕落成右派。他的调门高了些，干脆，他就是右派。一位耳朵背，一副愚忠模样的同志，到了扫五气和向党交心阶段，狠狠地交了一回心，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结果是请君入瓮。一位女性热爱文学，少有成果，便在运动后期把自己的没有人用的作品初稿交上去了，据此，右而派之。 当时已经有一些对苏共二十大、对赫鲁晓夫的非议传出来了，1958年苏共在赫鲁晓夫的控制下把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定成反党集团，一位小干部表示对赫的不满（王按：他可能是为了表现积极），说“把莫老头接到咱们这儿来吧。”结果把他定成右派。一位长相漂亮、目光如水、出身名门文化教养很不错的女性，当了右派以后一再称颂对自己的批判如何“深刻”。还有两位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则主要是为人有问题，犯浑，爱吵，说粗野的话，弄成右派。我们班有一位理发师傅，自称不是干部，当不了右派，他是因了对统购统销乱讲话定成“反社会主义分子”的…… 八班有班长副班长各一人，领导大家。造林队办公室的王主任比较适合抓生产，他对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太钻得进去。一次他听八班的总结批判讨论会，睡着了，鼾声大作。于是二位班长挑起了担子，树立了很强的领导意识，并说过能领导这么一些人也不简单，将来回忆起来是有意义的。他们极力组织思想批判，用运动中自己领教过的方法与语辞自己搞自己。动辄深夜开会，抓住点什么就猛斗一气，一次斗得北京日报的漫画家李滨声几乎晕倒。“恬不知耻！”“自取灭亡！”“反动本能！”“欲盖弥彰！”时过午夜了八班还在喊叫不停，最后是其他班的具有革命干部身份的其他临时来参加劳动的同志提出意见，认为八班夜夜鬼哭狼嚎，丑调百出，扰人清梦，恶心讨厌……后来才稍稍降了一下斗争温度。可以说这是风欲静而树不止的奇观。 公平地说，不能把责任全推在二位班长身上，众右派们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积极性，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愿意至少是习惯于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强梁粗暴施之于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后），（驾轻就熟地）转施于人。不欲已受，必授他人。不欲，则授受最亲。常挨打的人打人容易凶狠，被冷淡的人容易冷淡旁人。这也是人性的一个变种。 二位班长还有雅兴抓文艺，下令我写一个反映右派改造的话剧剧本，并称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有意义的。我明知没有法写，但也天天熬夜，作苦思状。 无电灯，熬夜用明拈儿烧煤油（人们管这样的灯叫做“秃小子”）的灯照明，冒着黑烟，第二天所有的人五官黛黑，尤其是鼻孔，黑得出奇。我说，这样的灯冒出的烟中未充分氧化的炭分子太多，被众人笑道“王蒙的脑子里净是没氧化的炭分子……”无法再说下去，其实改善一下灯的状况不难，但是这里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对科学与科学主义的轻蔑：都右派了，要科学有屁用？你鼻子不薰黑，谁来薰呢？ 文艺活动倒还颇有成绩。我们中有一位少年宫的音乐老师，他指挥我们合唱，旧调新词，表达改造决心。“挑水来上山呀，我们的意志坚，不管风大天又寒……”歌词是新作，张永经（后任北京市广播局长）作词，音乐老师作曲。“一担石沟石头多，石头满地满山坡……”也是张作词，用的是《亚克西》的调子。“啧噶啧噶撒拉拉崩”，用的是江苏民歌，什么词忘了，但调儿实在好听。通过这些活动我初步养成了唱歌看指挥手势的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一唱歌，就要齐声高唱劫夫作的《社会主义好》，尤其要大声唱出“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句，一面唱一面互看莞尔，是为了表明立场的转变与彻底的服气吧，我想是这样。但从革命者方面看来，不知是何观感。 这里的学习、小组会主题是认罪，这个逻辑颠扑不破，很绕人：只有承认自己反党，才证明有可能改成不反党。想改成不反党，必须确认自己反党。声称自己没有反党，就是与组织（说你反党）唱对台戏，证明至今仍在反党。表白不反党是反党的铁证。自责反了党，则更是确实反了党的供认不讳。但存有希望：未来尚可能不再反党。却毕竟是铁案如山，永无翻身之日。翻过来掉过去，难逃反党恶名。这也像那个著名的难题，你到了某地，说实话要烧死，说假话要淹死。这又像那个著名的某某条军规，神经正常的人不准退役，神经失常的人不可能申请退役。 有一位团市委的原统战部副部长，大龄未婚，有洁癖，是从协和医院来的，可能受医科教育中了“毒”（其实他的本业不是医疗而是行政），死脑筋，怎么也不承认自己反党。他讲的各种鸡毛蒜皮的事例与abc式的理论令大家觉得只有白痴才琢磨这些小儿科心思——话语。大家又气又笑又骂，批斗帮助，喊口号，挥老拳，苦口婆心。他一天服，两天翻案，最后斗他也斗不起来了，大家喊什么不投降就灭亡之类，他也随着喊，喊完了与大家一起笑，笑着笑着又急迫起来甚至哭起来，急火攻心起来。而且他认定：我与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反党的，你们都承认了，那是有材料的！我可没有这方面的罪恶，我这儿什么材料都没有。这么一说就更讨厌之至，他当然是害群之马，咬群之驴。悲剧变成了喜剧、闹剧了，喜剧闹轰大发了又终于变成了悲剧。一致认为小子浑蛋一个，自找倒霉，活该！ 他喜读医书，有一个习惯，对照医书找自己的症状，今天认为自己得了a症，数天后来了新的医学资料，他改认定自己属于b症，谁劝他不要自己找病，他就又与你研究起现代医学的成就与重要性来，保准把你吓得退避三舍。 若干年后，他终于得了癌症，去世了。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作家丛维熙也在这里，他居然还找我谈创作问题，我觉得他不识时务了。我觉得他在找倒霉。我又觉得他实在迂诚。 需要一写的是徐宝伦，他是地下的河北高中的我那个支部的首任书记，比我大两三岁。他是东北人，喜欢冬天支楞着“耳朵”戴三片瓦型帽子。后他调到市委研究室。很合适，他喜欢研究理论，他关心的多是共运的大问题，喜欢使用大概念大名词。解放前他就对我说过，全中国人民都应该认识刘枫同志。1955年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他的理论文字，关于订立爱国公约问题的，令我羡慕佩服之至。我听说他的爱情生活不顺利，有一次他和他的女友吵架，他竟然拉住人家的围巾，几近暴力。他性情急，我知道。 在造林队遇到了他。他介绍说，他由于说过可以用“斯大林主义”一词以概括斯的纲领与实践而被划。眼光“远大”，与众不同。 在一担石沟，我看到他的搪瓷饭盆下面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唐诗：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虽然我早就喜欢李商隐了，对这首七律《北青萝》并不熟悉，也不算激赏，我默颂了会儿，向老战友徐轻轻一笑，我的笑容带有劝他放宽心思的潜台词。他则向我苦笑了一下。 我问：“你怎么样？” 他做了一个手势，说：“过去的事，全冻结了。”他的“冻结”两个字拉着长声。我咕哝了一句“想开一点……”无法再谈下去。那次我还向他借了几块钱，可能是因为快要休假了，我身上的钱已不够在路上应用。 半个月后，休假完毕，徐没有回来。问谁，都态度严肃，后来知道，就是这次休假，他在市委六楼图书馆自缢了。 我很吃惊。他怎么会这样？除了政治的原因以外，我相信这也与他爱情上的遭遇有关。我不能不感谢我的爱情生活的幸福。此后许多运动，我坚信挺不过来的人往往是因了腹背受敌，在社会上在单位挨斗，回到家也得不到温暖。青年人向往革命，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革命是烈火熊熊，它燃烧着旧世界也可能烧到自身，不要以为轻易地可以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革命家，不要以为革命既已成功、你就永远优越。不能不查。 我连忙找组织，说明我还欠着徐一点钱，后来徐父来料理丧事，我还了钱。但我心里的震惊与遗憾是无法消除干净的。 由于徐的自杀，市委从此对“分子”们的出入加强了管理。芳一次恰逢此时去与市委同楼办公的团市委领工资——顺便说一下，对我比较优厚，没有扣减工资——被有关人员白眼相待，是她一生中很少受过的侮辱。 丛维熙与原北京日报的几个人后来又进了大墙。据说与他们同一单位的副班长在这一事态发展中起了作用。说什么他们几人传看了南斯拉夫的“党”的纲领。结果是送去劳动教养。事态变得更加沉重了，我也更加默默无语。 已经没有心软心疼的余地，谁倒霉至少暂时只能是谁扛着，王蒙能够做到也必须做到的是照顾好自身，争取不跌入更凶更险的深渊。何况与此同时是一日千里的大好形势，要过共产主义关了，要“公社，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除了牙刷”（马雅可夫斯基）了。出版社追回《青春万岁》的预付稿费，我写信告诉芳，马上货币就要废除了，我们不必焦心。天行健，自强不息，不惜一切代价，跃进出一个最新最美的图画来，为了告慰先人先烈民族社会，我不能沉沦，我不能自戕，我不能胡来，我仍然相信革命相信党，相信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毛主席，想念有一只巨大的手仍然在保护着我，相信个人与国家早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十六、从一担石沟到三乐庄 我在一担石沟创造了个人饭量的最高记录，也是秋天深翻地，我发明了一种跃起踩锨法，即跳起后以全身体重置于一足，再用此足踩到锨背上将锨板压入土中，不论多么坚硬的土质，都会被足足实实地切入翻起。但这样干活消耗极大，我一天中午吃了六碗拌面，折合干面一市斤半。 我自幼身体不强，在团区委工作时，有领导当着我的面说，此孩太聪明，早熟的结果很可能是早夭。我的身体好转起始于1958年的劳动，初到建筑工地时感到手指变粗，腰腿变壮，肩膀经得住压。我坚信体力劳动对我有起死回生之效。到了桑峪，劳动使我浑身血脉畅通，心明眼亮。我这里只是说一个事实，无意为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涂脂抹粉。我甚至至今在想，如果不是用野蛮的与强制的办法，而是用文明和自愿的办法，能不能号召多一点专家教授去搞两年体力劳动呢？我坚信体力劳动有益身心健康。 还有一个愉快的经验，我曾几次骑着马去南辛房大队给马与驴钉铁掌。我敢骑马，不害怕，注意姿势，没有铲过屁股。我身躯灵活，认镫并不太死，随时可以跳下。我还有几次兴起，甩两鞭，跑几下颠几下，当然绝对注意不能累着马，不会让马四蹄出汗。 有过一两次，马欺负新手，走着走着突然跑回马厩，我的头顶撞到了马厩的门框，撞出了血，但幸亏我的个子并不太高，什么事，我对与马共舞的兴致也没有受影响。 在一担石沟我摆弄过草莓，单是草莓的名称也令我快乐。我相信，波兰圆舞曲中唱的“有个姑娘去到林中寻找红莓果”中的红莓果就是草莓。也有艰苦的工作，给灰窑背石灰石，垒窑。 一担石沟与桑峪不同，没有那种大山，而是许多陡峭的小山峰小山头。有好几个山头被削成了平地，可能作过当年单干时的私人场院，站到高处下眺，相当好看。我的草莓田也是一个近处的小山头。 在一担石沟我还打过猪草和割过荆条，这两件活都需要较好的眼力，我完成得不好，但也是一种狼狈中的新体验。 檀柘寺是京郊的著名风景区，一担石沟由于入沟时有两块圆形巨石而得名，圆形石上甚至于可以看到方心，是挑担子的痕迹，说是二郎神挑着这两块巨石追赶太阳，把石头放到了此处。这里山头林立，石头众多，树木葱茏，花草繁茂，常有松鼠出没。但还有一部分秃山。我们实行雨季造林，冒雨到林场苗圃挖出幼树，栽到预选挖好的鱼鳞坑中。我学会了一些树种名称，什么大久保（桃），什么阿尔巴特，什么油松，侧柏，马尾松等等，我们也偶而畅想一下未来：荒山变成花果山，平原变成米粮川之类。 生活、爱情、性是无处不在的。在八班中，传出了一些绯闻。我浑然无觉。而另一些朋友，激动地说这说那，并揭露了绯闻中的某些女性角色含有政治目的：为了摘帽子而靠拢改造得“好”的的积极分子。这样的传闻我第一不信，第二听后深为痛苦，尤其为女性痛苦，做名女人难？做女右派更不易，不信让那些名女人来右两下试试。第三不明白，我怎么看不出来？王蒙这样的木头人怎么还能写小说？第四，作积极分子真好啊，当了右派也要当积极分子呀，会有桃花运找上来呀。 事过多年以后，我忽然想起，为什么就不能从最最美好的意义上看这一切呢？到处有日月星辰，到处有春夏秋冬，到处有生命的热度，到处有犹未了的青春，到处有男子与女子的相亲，虽然已经批倒批臭，虽然已经置之死地，虽然已经不算人民，但是仍然有拥抱和狂吻，有瞬间的不顾一切，有和山脉河流一样节拍的颤动……如果该死的王蒙多一点活性野性少一点目不邪视与中规中矩，也许他的《失态的季节》《布礼》什么的会写得有魅力得多吧。 与桑峪比较，一担石沟的一大优点是吃得好，大体按干部标准吃饭，不必向贫下中农看齐。我坚信，只要吃饱睡足，劳动越辛苦越对身体精神有利。但是很快就到了1960年冬季，中国的一个饥馑之冬。粮食问题困扰着全中国，一担石沟虽然养着几头猪，对机关副食少有裨益。造林队转交给了报社作战备用，一担石沟从此静静地歇息在那里，再没有大跃进中的盛况，留下了我们用拆自古建筑的高级材料修起的古色古香的几间大房子，存放纸张和一些印刷用品。而那里种的树，除死掉的之外，几十年后也渐渐长起，松柏都超过一人高了。 市委系统的副食生产开辟了新点，位于南苑西红门大队三乐庄。离城市是更近了，环境是更单纯了，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太多“深入生活”的意味了，但是到了三乐庄以后休假能够方便一些；说好了两周就可休一次。于是1960年移师三乐庄，粮食定量从每月45斤一家伙降到32斤。 一位原团市委统战部长，因被认为统而不战，定性右派，他到了三乐庄后写决心书，内有一句：“为改善机关同志的副食供应而奋斗。”我劝告他删去了此语。 32斤的定量让人慌了神。找窍门找到了酒上，听说酒也产生热量，便想办法到大兴购买乌七八糟的色（读shai）酒。为此我受到了批评。有一位原来风度翩翩，出身高贵的人，被发现偷吃辣椒，班长跃跃欲试，准备藉此大抓批斗，被制止。而且团市委第一把手，农民出身的张进霖书记亲自来看望在三乐庄劳动的另册人士，嘘寒问暖，极尽安抚之能事，号召多休息，度过难关，直到表态：“你们夜间把尿桶干脆放入房间，这个措施是正确的。” 来三乐庄后人员少了，副班长原属于北京日报社，他们到别处去了，原七班的人也另有高就。人们尤其是班长，似乎有点失落。他本想再抓几场斗争，没有搞起来。一次抓住了那位原团市委的统战部长，在气势汹汹之时，此公“擅自”回京了，人们等待着他的“下场”，传来的却是另外的消息，此公找了团市委第一把手，领导同志打招呼不要没事找事地七斗八斗了。从此班长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我们也有一种即将掀开新的一页的感觉。 从桑峪到一担石沟再到三乐庄，这也是一个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程，与世界万事万物一样。一次比一次离北京更近，一次比一次人数更少，一次比一次更有务实的目的，一次比一次更带有熬时间的应付性质。生产副食，就是生产副食罢了，不必再闹个鸡飞狗跳。这里是平原，地势开阔，视线辽远，到处是望不到头的青纱帐，到处是粮食作物，与一片梯田的观感乃至气味都大不相同。只是三乐庄这边地势低洼，一片盐碱，弄不好颗粒无收，才被公社基本放弃。我们学会了次生盐碱化一词，整天挂在嘴上，找了农学书籍，但仍没有办法。 估计这里离市区也就20公里，一次深夜宣布次日休假，我乃骑上一辆破自行车返家。夜深人静，玉米叶子哗哗地响，路途全靠星光辩认，有的时候星光不见，全凭感觉。夜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永定门。我惊异于人的适应性人的克服困难的能力，还有人的勇气与地位的反比。 由于离市区近，我们离领导也近多了。团市委有一位同志多次与我们座谈，内容一是鼓励改造，一是反修，大家争先恐后地骂赫鲁晓夫，这么一骂，似乎找到了“自己人”的感受，缩小了与革命人民的距离。遇到这种时候，当然就要得罪了，修正主义者们！ 1961年5月1日，依例休假，但严令不可以回北京，我们当然懂其中的考虑。我在宿舍内正在看一本书，忽听到熟悉的声音。是瑞芳，她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穿着我们结婚时我给买的翻皮正皮两样相拼的半高跟鞋，精神奕奕、仪态从容地带着一盒点心来到三乐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来的。她的到来使我激动流泪而又神经紧张。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她怎么不告诉我就来到了这里！这里哪里是她来的地方！我与她出来并告诉她不可对这批右派太热情。我的怯懦使我至今脸红。 说什么好呢？一位和我关系很好，应该算是“难友”的人，分享了芳带来的小点心，同时背后说：“王某的爱人是资产阶级。”还好，没有把她“五·一”来访的事提到批评会上。 至少有五件事，我可以将芳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相提并论。那位俄罗斯女子曾到西伯利亚与自己的丈夫汇合，见到丈夫先吻他的镣铐。第一，她不受侮辱，宁可决裂吃亏。第二，他同坐火车送我去桑峪一直送到雁翅。第三，她曾陪我在1959年的春节去过一趟桑峪给农民拜年。为此她甚至受到亲人的指责，认为她太与右派界限毫无，她不惜与一切对我不好的亲人决裂。第四，她此年“五·一”节穿着半高跟鞋找到了南苑。许多看过她的书的人看到这里都说她太伟大了。第五，后面要写到的，1963年我决定要去新疆，我与她通电话，她三分钟不到就同意了。此后不但去了乌鲁木齐，还去了伊犁，去了公社和巴产岱大队。 在杨述同志再次关心与催促下，1961年秋，我算是摘掉了帽子，叫做“回到人民队伍”来啦。本来早就可以完成这项过程了，但是三乐庄的“分子”们常常陷于混战，关键在于我们的班长，他“右左”“右左”得你毫无办法。恰恰在当了右派以后，他尝到了做领导和抓斗争的其乐无穷。第一，他干活还是比较不错的，第二，他动辄放弃休假，而除了他以外，别人那个时候的唯一盼头便是到了日子能回家休息两天。凭这两条他就是表现得最好，无人匹敌的了。 实在拦不住休假了，他也要布置休假期间写思想总结，开两次会议汇报休假不忘改造的情况。我曾经不无小人之心地猜测，他肯定与爱人夫妻关系不佳，否则怎么可能老不回去？此后多年，当我看到一篇报道说某位艺术家或某位干部怎么以单位为家从不休假的时候我都会猜测他们的家庭关系是否有问题。抱歉的是，大部分我猜对了。三乐庄诸公一散伙，我也就听到了班长与妻子离异的消息。那位知名艺术家的家庭也是很快就解体了。 二十七、告别郊区劳动 1961年冬，我写了两首新诗，一首是《鸟儿》：“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另一首是《宫灯》，“点点暗红的宫灯/像城市的美丽的眼睛/顾盼我吧，我也注视着你/心中温煦如干罢醇酒” 形势已经有了一点松动，处境（表面上）已经有所好转，至少算得上是人民了。我的心情已经有了一点温暖，三面红旗仍然高举着，但斗的劲稍稍平缓了一些，知识分子和一些相对比较实是求是一点的干部们，不敢相信但仍然充满幻想，也许终于能够做一点事情了？ 1962年春天，我正在三乐庄大田干活，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信，编辑张慕兰，评论家许觉民的爱人，要求与我见面。当然这封信是杨述的爱人韦君宜（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关照发出的。确实，除了爱人的温暖支撑住了我以外，我一直有“贵人”相助。我的经历，我的为人，我的所谓“才”，使我很少处于绝望状态。在整个反右过程中，中国青年报张总编辑、佘副总编辑，也一直关心着我，他们的多次谈话帮助了我度过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我至今记得佘世光同志的名言：“不论什么情况什么事情，不能有对党的丝毫不满，不满像种子，它会生根发芽长大，直到不可收拾。”但后来1959年，他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了一通，不久平反。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可能促进了团市委对于我们这些人的出路的考虑。很快先是把我们调回城里，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到房山、延庆等地调查青年生活文娱学习婚姻等诸方面的状况。陈家台，大次洛，这些长满核桃、杏、梨、枣的山野与斋堂沟大同小异，但人们说话的口音又不同了。我们在王浒同志率领下来到这里，不但开座谈会，整理材料还货真价实地参加劳动，插白薯秧，间谷子苗。这方面的经验帮助我写出了短篇小说《夜雨》与《眼睛》。前者在《人民文学》后者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王浒同志是汪家镠同志(后曾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爱人，这时也小有麻烦。三乐庄阶段，虽然已经进入了我们下放劳动改造的后期，规模日小，但不时有人补充进来，原因多样化。其中有一个中层干部，虽然来了，仍然摆着架子，并从我们原八班的人的斗来斗去的现象，说是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丑恶面目之类。 到了暑期以后，我分配到了北京师范学院教中文去了。 就这样，连续四年的体力劳动生活草草结束。我想，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草草收兵，是宇宙间许多事物包括政治运动也包括文艺作品的发展规律。想想我们这些人，反右斗争，批判改造，脱胎换骨云云，讲得何等惊天动地，烈火惊雷；结果，做点农活，搞点副食，自行胡乱开会批评检讨一通，说一大堆虚恭一般的废话，一、二、三，哨也没吹就散伙了。 我说过，四年的劳动生活我仍然阳光。虽然这一段时间我也常常吟咏薛宝钗的咏香诗：“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而且没当右派前，硬是体会不了这首诗的沉痛。 回想在桑峪大山中的跋涉，一担石沟山峰之重叠峻峭，三乐庄之一望无垠，我却又心胸朗阔起来。何大自然之雍容而人事之局促焉！何人之不能回归自然而斤斤于荣辱得失也！宠辱无惊，说着好听，做起来是多么困难啊， 有一次休假，“革命干部”们都是搭自军饷至雁翅的班车，再从雁翅上火车到门头沟。但所有有帽子的人，都选择了凌晨三时起床，夜行山路十八公里，到雁翅火车站的办法。以至有人查问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说不太清，可能吧，一个是认为我们这些人应该多吃点苦，应该多锻炼锻炼。一个是都是一个等级的人一起走，反而会轻松些，更主要的是凌晨在大山中、在湍流旁、在乔木灌木花草中行进，这是何等地开阔快活。人生中再没有几次这样星夜走山路的机会了。 我也为在一担石沟挑水上山的火爆场面而大笑。雨季造林后几天，需要及时补水。平常空手难以攀登的崎岖山路，挑满了两桶水飞跑而上，成为一场没有明说比赛的大比赛。为了抄近路，甚至不走已有的路而是另辟蹊径，走在杂草棵子，乱石丛中，连蹿带蹦，连滑带溜，势如黄羊野鹿。平时空着手走到那里肯定要打滑的地方，压上份量以后，反而脚下生根，稳如泰山，步履坚实，一步一个脚印。同时要检查水的保持情况。有一个人由于丢水太多，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半桶而被指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挑水的人的姿势千姿百态，有的腰被压成了八道弯，受到大家笑骂，有的一副骄蛮样子，活像是金牌获得者——并没有人赏识夸奖。有的连说带笑，有的气喘如牛，有的咬牙切齿，被称作是作“操狗”状，有的闷头苦干，我则一边使劲一边说便宜话：“本人挑担，重量在若有若无之间……”劳改不忘牛皮，劳动是乐生的第一要素，既然马克思这样说的，事实自然如此。而下山的时候，由于往下狂奔，叽里咣当，众桶齐鸣，出溜到井边，谁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下来的。 在南苑，第一年风调雨顺，大萝卜长得令人击节赞叹。而收秋时我负责看青，每夜拿着六节电池的大手电、军棍到处巡逻，一面看月亮一面背诵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深深打动我心。但我绝无任何具体想头。“看青”中认识了市河北梆子剧团的一位看青者，他老哥不但给我讲了好多尚小云、李桂云的逸事，还款待了我许多烧烤的青玉米。对不起，我们俩也搞了点看守自盗。皎皎明月夜，天涯沦落人，青烟独袅袅，新黍香喷喷，已弃轻飘梦，常怀惭愧心，午夜观獾走，薄明喜鸟吟。个中的美感与至少是肚腹的满足感，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除了月夜读李白与闲听戏曲大家的逸事外，我看青的结果是结余了若干粮票，带回北京补助家里。到1961年，我已经有两个儿子了。夜班看青，有粮食的补助。 南苑我们的副食生产基地边是一大片坟地，我们奉命在那里迁过尸，面对烂棺木与骷髅遗骸，我们无喜无悲无惧，有过我辈经历的人早已做到了山崩不惊，地裂不动。我看青时常常到坟地一带小坐，夜深人静，在那里可以听到市区方向顺风传来的话声笑声，旁观俗世，兼思彼岸，遐想万年，不过如斯。在那里有时还听到一种据说叫“地牛”的虫子的叫声，闷声如牛，暗呜如虎。说这种虫子是把嘴伸入地下才叫唤起来的。我也数次听到猫头鹰的啼叫，由于我认知上已经得悉猫头鹰乃是益鸟，便不觉难听，更不觉不祥。右派与猫头鹰，当然是前者更晦气。 既空前又绝后，在三乐庄的这个护秋之月，我第一次感到与秋天，与月夜，与庄稼，与星空，与城乡，与坟墓，与虫鸟獾狐，与李白和苏轼，与唐诗和宋词，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与阴历和阳历是这样近这样亲，一种与万物融为一体的感觉，一种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感觉，一种独来独往飘然遗世自由逍遥含泪微笑的感觉，一种既悲凉又凄美、豁达、清幽的感觉太美好了，太美好了，比什么都美好！ 难忘的还有劳动期间的休假生活。在桑峪，说的是每两个月休息四天，秋天农忙，加上跃进的热火，曾经时隔三个多月才休息一次。在一担石沟，每月休息四天，大致符合每周歇一天的规矩。到了三乐庄，则是两周休息两天，休息是更正常些了。 休息时我与芳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到北海前门附近的茶座上要一点酱油瓜子，喝茶，闲聊，盛夏则可能点一点冷饮。柳条拂面，水波荡漾，阳光在头顶的席棚缝隙中与水波上闪烁。鼻孔里飘动着些微的鱼腥与荷叶清香气息。我们谈劳动中的趣闻，谈读书，谈电影新片与最近流行的歌曲。我们也谈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事，计划财务收支与购物目标，就是经过在北海茶座的商谈，我们购买了一台郑州产红灯牌两用四电子管收音机，所谓两用就是它可以带电唱机，我以为它能让我听到洪亮的意大利美声独唱呢，实际效果很差。 而且每次品茗清谈都讲许多有希望有趣味的事情，得出共同的结论就是生活可爱，形势大好，身体健康，思考有收获，困难正一步步克服，幸福正一点点缔造，明天更美好，前途极光明！ ……回忆种种，郊区劳动有关记忆，多属正面。但是我仍然坐下了作梦、梦呓乃至恶梦的毛病。直到十余年后，二十余年后，我有时会在刚刚睡下不久梦中骂人，家乡话与北京话，童年记忆，荤素全席，外加呻吟、憋气，据说煞是吓人。一担石沟期间有一位先生认为我的梦呓乃是思想有问题的表现，提出指责，未获响应，我也未因此再遭不测。 上述恶梦的主要特点是梦中骂人，骂得筋疲力尽，四肢如铁，显然与体力上的疲劳有关，与心情上的表面豁达开朗，实仍有压抑多多有关。 另外还有一种梦，与其说是恶梦，不如说是酸梦。我与芳1957年结婚，那时她的学业未完，我们分别生活于太原与北京，此后我下去劳动，又分了手。我休假回京，她有时住在她母亲与姐姐家，有时住在我家，两处一在西四，一在崇文区光明楼，当时认为相距甚远。我们的休假都采取突然宣布式，为的是怕说早了影响劳动情绪与改造自觉。两端都没有电话，我都是突然回家，但是不知道芳在哪里。有时我先到了西四，见没有芳，赶紧倒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往光明楼走，谁知此时她正坐在从光明楼到西四的公共交通车辆上，来回一找，休假时间能丢掉相当一部分。好久好久了，直到早已时过境迁，也许我们是共同住在某个外国的宾馆里，同一张床上，我仍会在梦中来回坐车，互相寻找，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而且电话不通，呼叫不灵，停电停灯停车，苦不堪说。 而有一次临时休假，正碰到芳在我的家，而且她刚好买了一个西瓜，正好我们一起吃瓜，这是我那个年代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你可以有大的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也仍然会有小的快乐，西瓜，茶水，买到了便宜的处理货物。反正你应该快乐，你必须快乐，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话。 这是我1989年写的小说《我又梦见了你》的一个来由。 从我个人来说，这四年的劳动经历仍然宝贵，可以说是缺什么补什么，这四年我经历的，正是我过去从没有过见闻，更没有亲历的。从国家来说呢，稀里糊涂弄了那么多高工资的农工生手，（再降级降薪也比雇农业工人昂贵啊）也没有什么人研究这种劳动对知识分子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政治社会经济财政效益到底如何？一笔糊涂账。似乎太大方，太粗糙了。 颇有领导自觉与心胸的班长，被分到了一处养兔，他本来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其他人有的去中学教书，有的到机关做事，还有一位降格从中级领导当了小领导，各归各位。一时夤缘时会在大时代与大家热闹了一阵子，乃至可以说是威风了一阵子的班长或不无寂寞。攀援之心，人皆有之，施展之心，人皆有之，耍闹之心，人皆有之，非（被认定派定的）分之心，人皆有之。王侯将相，人五人六，宁有种乎？而能实现一番发挥一番的机遇是这样少有，或者，只能变形地假实现代实现那么一下两下，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优孟衣冠，自作多情，梦里吃肉包，吹牛皮自慰……这还是好的。弄不好就只能饮鸠止渴，剜肉补疮，捉襟见肘，铤而走险，直到吮痈舐痔，丑态百出。 说实话，班长此人，原是做总务工作的一般干部，他在带领我等度过一段特殊时期中显示了他的沉稳，决断，坚忍，阴狠，要言不繁，善抓要点，指挥组织精明强悍，富有想像力的种种特点，他的潜力不小，他的志向不凡，他的“领导”不俗，他的知识面嫌窄，他的水平不高。 如果有各种条件，他并非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悲惨的是，文革一开始，他自尽了。我设想，当了右派，才当了班长，领导了一批原来的局级处级干部和作家画家演员以及名门之后的人物，竟成为他此生的一大亮点，在一担石沟才是他的“黄金时代”！一个人有所实现有所发挥，用家乡话是一个人有舞台耍把耍把，谈何容易！多少人怀才不遇，多少人郁郁而终，多少人刚露头就挨了一闷棍，多少人有这有那就是没有机遇……悲夫！ 二十八、邵荃麟与冯牧 应我的请求，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与我见了面。我给他的信里附上了我的旧体诗。诗中有“疾首煎肠忆旧时，风花雪雨曾相欺”“肩挑日月添神力，足踏山川闹自然”之语，无非是接受教训，努力改造，并无二心之意。 邵荃麟的接见本身就表现了极大好意。他一见先称赞我的旧体诗写得真挚。他说，经过一番惊涛骇浪，愿意与我谈谈心。他说，已告《人民文学》杂志向我约稿，还要介绍我成为作协会员。他说丁玲对说她反党想不通，这里可能有一些下意识的东西。他的下意识反党论固然奇特，但他说这些事有一种客观感和距离感，确实这也不是他能做主的事。我想起他在批判丁陈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毁损作家的问题来了。后来形势的发展恐怕早就超出了他老的想像，大火烧，小火炖，浓烟薰，吐沫淹的结果越来越不像是挽救帮助，更与今后写出好作品无涉了。 但是他主要与我谈的是一个观点，不但可以写先进人物，也可以写中间人物，写人物的转变。 我已经记不清是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我看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的头题，西戎的《赖大嫂》。写一个农村妇女，从赖皮厚颜到提高觉悟的故事。 当时正在搞什么文艺八条、十条，从政策上试图搞得合情合理一点，把反右派以来左了又左的文艺思想稍稍规范一下。邵的中间人物论也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他无法从更大的方面调整政策，只能说点中间人物之类的小打小闹，无非是让文学创作松动一下。 邵荃麟的好意决无怀疑，但是他能做的也有限，我还得自己努力。 这期间传出了海默的电影《洞箫横吹》受到老革命家保护的消息。《洞》片挨了棍子，后由于李先念同志看后觉得无大问题，乃转危为安。 《文艺报》上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使一篇已经被戴上了人性论帽子的小说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 刘绍棠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滑稽梯突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多么不可思议，刘整成那个样子，反而变得笑声不断了。 燕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诗《夜耕》，使我想到他在北大荒的劳动生活。为了避免麻烦，我没有与他们当中任何人联系。 从韦君宜的《月夜清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等作品中，都折射出他们几年来下放农村的经历，他们都以最美好的心情概括与回味农村劳动的生活，在苦水中培育出怡人情性的鲜花。汪的作品还运用了点心理独白，视角转换的手法，在那时已属空穴足音，令人感动了。 那个年代我最着迷的是茹志鹃与李準，后来才知道了浩然。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们是少数能够歌唱的天之骄子，他们明媚春光，他们欢声笑语，他们紧随时代，他们宣扬先进，他们独领风骚，他们是文学的骄子，时代的宠儿。李準的《李双双小传》本来是歌颂公社的食堂化的，但是在不搞食堂之后，他仍然能起死回生，写出性格生动火红的李双双来，拍了电影，得了奖。他的《耕云播雨》《龙马精神》都使我羡慕，心向往之，知自己实不能至。毕竟对农村生活没有李老兄熟悉呀。 而从阅读上给我以满足和亲近感的是茹志鹃，她仍然多情，她语言如歌如诗，她变成了我的唯一，既符合大跃进精神，也保持着语言与人物，题材与叙述的细腻的艺术感。我决心向茹志鹃学习，用心血歌颂时代。但不久她也受到了（老是写）家务事儿女情的非议。那确实是一个你想尽办法歌功颂德，想尽办法靠拢跟随，就是不让你歌颂得成，就是不要你靠拢跟随的时代。 那一段我读到艾芜的《雨》，同样歌颂大跃进，但写得丝丝入扣，多情多姿。法捷耶夫的一篇评论里高度评价安东诺夫的《雨》，说是像这样的小说，如果契诃夫有知也会称赞的。我找来了安的《雨》，果然精彩，而且比咱们放得开。 我读到了欧阳山的《在软席车厢里》，题材新颖，竟然写到了一个干部因写作而放弃了官职，最后失败的故事。我读到了菡子的《前方》，写解放战争，写战斗英雄、死难烈士，通篇用第二人称，如信如诗，直扣心扉，实属佳作。 我也读到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我只觉得作者有一种寂寞的心趣。回忆起来，他老也是批胡风的积极分子呢。 浩然的《喜鹊登枝》我是从《北京日报》上看到的，我佩服他的轻盈多姿，只是觉得浅得近乎廉价，更像极优秀的命题作文。 那一段我喜欢读的还有柳圯写抗日战争的《长城烟尘》，《王汶石》写大炼钢铁的《黑凤》，丁玲的长篇选载《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有秦兆阳的长篇选载。但所有这些长篇都未有完工。王汶石的写大跃进的中篇，开头极吸引人，写下去却不知所云，不知所终了。 《青春万岁》的出版事宜重新提到了日程上，令我不胜唏歔，却根本不敢相信其可能实现。中青社请了当时文艺报的负责人冯牧代审，冯对此稿印象颇好，只要我把太多的写到苏联文艺作品对于那时的中国青年的影响的地方删一删。这是我第一次到冯牧家里拜访，他眉清目秀，口齿清晰，忙忙碌碌，随随便便，他一直是这么一幅风度，不太像文人，更加不像领导。 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反右关口的黄秋耘对我关心备至。我常常到大雅宝胡同他家去看望他。每次他都是唉声叹气，无法可想。他在此年十月告诉了我“精神又变了”消息，他指的是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强调。他回顾了他亲历的整风反右时期的同样场面，他在邵荃麟家中，见到邵接了一个电话，立刻神情一变，紧张地说：“要收了。”他还说到邵荃麟的匪夷所思的想法，说是六十年代初期，作家们想写大跃进中的种种画面与教训，又不敢写，他设想能不能出一个内部文学刊物，只限于领导干部阅读参考，文学内参？旷古未闻。 他的说法令我产生了更加古怪的念头，不，不是念头，只是一个调侃罢了。我想说的是，如果阅读文学作品有级别限制的话，能不能搞个上限，即办一个只准二十三级以下员工和农民看的刊物？当然，我没有敢多说，我流露了几句，黄秋耘也没有听懂。 黄秋耘早年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喜爱文学，喜爱罗曼罗兰，尊崇人道主义。五十年代中期，他写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刺在哪里》为一些人和事不平，后来又写了《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为一篇揭露阴暗的作品张扬。六十年代，我得到了他老的极大的关心友谊，我永远忘不了他住的那套房子，他始终忧心忡忡，无可奈何，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无法帮我发表什么新作。 从此，昙花一现地发表了一点小文字的摘帽右派们再次销声匿迹。我的姐姐告诉我，上面已经传达，摘帽右派，就是右派，仍按右派掌握。姐姐唯恐我再找不素净，每次见面，不忘猛浇冷水降温。形势一变，文艺十条八条之类，偃旗息鼓，就跟没有发生过那回事一样。我的所有稿件都被退回。《青春万岁》再次搁浅。黄秋耘不断地给我出主意，一会儿说辽宁的《鸭绿江》开明一点，一会儿说天津的《新港》可能方便一些。但是我的稿子寄去，都没有戏。 这里有趣的是并没有文件或口头传达说什么什么人从此不要再出现了。一切决定于精神与气候，精神一变，气候一变，一切自然改变，谁都不愿意往枪口上撞，当然。同时谁也不会正式告诉你根据什么你就歇着吧，你就名存实亡吧……没有通知，没有禁令，胜似通知，胜似禁令。你已经无法可想。邵燕祥刚刚在上海发表了一篇《小闹闹》，写一个襁褓婴儿，也受到德高望重的老评论家唐弢的猛烈抨击。 甚至连说过《青春万岁》的好话的好人冯牧，当形势一变，别人问到他对王某长篇的看法时，据说他甚为尴尬。 二十九、在八大处反修 西山八大处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它比香山更自然也更佛教。山势舒展，山路纯朴，山林大体自然。长绿树与落叶树，乔木与灌木，花和草都很繁盛，远望一片苍翠。八处景点是八处佛寺。一处长安寺与八处证果寺（秘魔崖）偏于南北两隅，二处到七处连成一片。上到七处宝珠洞可以鸟瞰北京城。那里的地势有一段平缓的道路与辉煌的牌坊，令我想到唐僧取经，所谓西天，当是类似西山八大处中的六处香界寺与七处宝珠洞这样的地方吧。 八处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有一作协的创作别墅。文代会上我听浩然说到他在八处写长篇，应该就是《艳阳天》吧。能把宣传功能鲜明的小说写出那么多生活气息，算是难为了浩然了。另外我在郭小川的一首诗里看到他有在那一类别墅呆过的迹象，他的诗描写呆在山上渴望快快下山投入火热的生活的急迫心情。 而长安寺一直是中宣部的一个培训中心，组织干部学习的地方，至今。 1962年秋，我得到邀请，中国文联将在长安寺举办为期两周的读书会，内容主要是反（苏）修。 从1959年下半年以来，中苏关系已经成了仅次于粮食问题的人们关心的话题。我的心情一言难尽。 有什么办法，我是在天真的童年、少年时代毫无保留地，以全部心灵接受了苏联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文艺的影响的。保尔·柯察金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道路选择。《喀秋莎》是我第一个学会的苏联歌曲，我的政治意识，青春觉醒，阳光感受，献身愿望都来自这首像“明媚的春光”（出自《喀》的歌词）一样的歌。无论如何，苏联的小说，苏联的诗，苏联的音乐，苏联的歌曲都令我醉迷。由苏联而俄罗斯而乌克兰而格鲁吉亚。由文学与音乐而电影而绘画而芭蕾舞民间舞红军舞蹈而俄语的卷舌音，我都痴迷。我也没有忘记斯大林。我会唱许多歌颂斯大林的歌：“阳光普照美丽的祖国原野……”“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鹰在歌唱……”“我们辽阔的祖国日新月异……”1949年刚刚解放，12月份就到处为斯大林贺寿，毛主席其时正在苏联，参加了贺寿大会，还给斯带去了寿礼，包括山东出品的萝卜青菜和河北鸭梨。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全国哭成一团。 我曾经为中苏友好的词语而感动，首长致词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话：“中苏友好是万古长青的事业。”万古长青，只这四个字也让我心满意足，阳光灿烂。 斯大林去世后我渐渐感到了中苏关系中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我的一个心情十分费解，我觉得一个有着费奥多洛娃五姐妹的重唱《田野静悄悄》，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的合唱《有谁知道他呢》，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有那么多伟大作家的民族是不可以敌视，不可以战胜的。我可能永远爱他们。 然后首先是我自己的“翻车”。然后中苏斗争愈演愈烈。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我知道此事与中国的反右派之间有一点小小的关系。很可能中国的一部分老“右派”有亲美的问题，而另一部分相对年轻一点的“右派”有亲苏的问题。那么亲美亲苏，都有点冒傻气，政治上太嫩了点。当然还有人因为“反苏”而划为右派，那是顺手锄耘，被划的人硬要自找麻烦罢了。我的许多“不健康”的情绪、“不健康”的思想，都与苏联有关。从小太受苏联的影响，是我的原罪之一。而且这里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问题，苏联本来就不像想像的那样梦幻，当初苏联老大哥叫得未免肉麻，苏联的麻烦至少不比中国少。从长远看，中国必须摆脱苏联附庸的形象。这些我从一上来就不是不懂。我始终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无法宣示的两大战略举措，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两大奇勋：一个是一九四九年保留住香港不动。一个是和苏联决裂，摆脱开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走自己的路，最后又和美国开始发展某种往来。 但是我仍有悲哀，我少年时期的精神支柱又塌陷了一角一端。丁玲艾青包括胡风等左翼作家左翼知识分子打倒了，我不免嗒然若失。而苏联现在是往臭里搞，我再明白事理也还是忧心忡忡。 这样的事可不能开玩笑，我必须努力学习文件，反修防修，站稳立场，一直听上边的，就这么斗下去，来不得半点差池。 西山读书会的安排十分惬意，上午读书或讨论，下午看参考影片：《雁南飞》《晴朗的天空》《人与兽》《湖畔》，还有一部描写冷战中分属两个阵营的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的故事片。此外给我们放映了一些记录片，有呼拉圈舞，有西方评论人士对苏联的“新浪潮”的分析和报道。读书会的伙食极好，营养、花色、易消化、光洁素雅，在经过六十年代初的粮食困难之后，能到一个地方连吃两周高级伙食，不能等闲视之。何况秋高气爽，山色宜人，我和“同学”们一起于月夜从二处游到四处五处，树影婆娑，山寺宁静，月光清寒，石路如玉，与白天匆匆来一趟游八大处的感觉完全不同，人生真有美事，学而时飞之不亦说（悦）乎。 各省来的多是当地文艺口头面人物，有文联作协负责人，有刊物剧团负责人等。而北京市来的三个人，一是钟敬文教授，一是画家尹瘦石，一是我，都是有过帽子问题的，不知为何这样安排。 文联学习部王部长，联络部沈部长（女）在这里顶摊，二位都是老延安。沈慧同志能干爽丽，令人愉快。人们说，她是延安时期的几大美女之一，其他还有张颖（曾任剧协党组书记）和陆璀（曾任对外友协副主席）等。她说起在延安的时期，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我后来把此话说给父亲，父亲想了想，说，“我在想什么时候是我的黄金时代，我想的结果是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他的话让我感到绝望，1963年，他已经52岁，在我的心目中他已经没有多少未来，他还能等到什么样的黄金时代呢？ 文联党组负责人与副主席刘芝明、以及副主席田汉、老舍等来看望学员，讲话聚餐，十分红火。刘芝明曾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过宣传方面的工作，主持过批判萧军。他到北京后工作并不顺利，他给人的感觉是喜怒不形于色，脸上如戴着面具。而田汉老舍两位大作家则精神奕奕，情绪饱满，位居人上。共进晚餐时，钟敬文老先生向刘芝明同志表示他要好好学习，要控诉赫鲁晓夫，因为他的“犯错误”是上了“赫光头”的当。我也紧接着表示决心，说是对自己的“失足”感到痛心。刘芝明安慰我说：“你还年轻嘛……”他还小声嗫嚅：王某，很聪明嘛。 田汉讲话大骂赫鲁晓夫这个“光头”，他打趣说，“虽然我也是光头……”幽默而又鲜明坚定。能这样讲话也是一种自信和受信任的体现。 老舍也讲反修，说是现在苏联不行了嘛，世界要看中国，要看毛主席了嘛。在这样敏感同时具有核心性复杂性的问题上，他同样讲得同仇敌忾，有一种政治上的坚定与使命感，（被）信任感与光荣感乃至满足感。听到党外高级人士这样心明眼亮地论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纷歧与前途。我佩服，又略感不安，由他老人家包括田汉同志来论述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的争论与前途，似乎不那么顺溜，不那么自然。你又不能不钦佩党的领导的深入人心，怎么指怎么打，万众一心，从来没有疑问。 我听得专心致志，点头称是，心领神会，醍醐灌顶。从反右以后，我深深明了，在咱们这里，没有比领导的态度更重要的了，生杀予夺，吉凶福祸，全看领导对你的印象。我下了死的决心，一定要明白表示，反复证明，王某是最最尊重领导，服从领导的。不信你试试？ 我的小组会批修发言受到同组学员赞扬，因为我是钻到这些反面教材作品的创作构思、艺术思维里分析批判的，我断定苏联的这些文艺作品，确实用艺术的语言传播着和平主义、人性论、颓废、消沉，对革命的失望……我确实认为，批修的另一面就是给自己打预防针，就是改造思想，就是弃旧图新，我的发言必须触及灵魂（当时尚无此词通用）。一位外地的老领导鼓励我说，你确有才华，今后只要是方向正确，定能做出巨大的贡献。我很感谢，同时深感方向正确云云，谈何容易。我也奇怪，为什么凡是离文艺界的点距离的，都知道文艺界应该走什么方向，都能敏感到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丝毫不用费力就能知道该如何纠正文艺工作的方向错误。而凡是搞了文艺的人，从事文艺创作的人，都那么糊涂，那么不争气，老是不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老是给领导添忧增乱。或许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来只有从未上过庐山的人才明白得了庐山的方向。可怜的文艺呀，闹得人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东南西北，更分不清左与右了。 这个读书会上当然有浓厚的政治空气，大家都讲学习，讲政治，讲斗争，讲思想改造。只有一位地方的歌舞团创作员说了几句笑话，说是他们那里的俏皮话是：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条条在手，何愁不受批评……” 众人一笑，没有人认真。 也是在这个读书会上，我第一次阅读了作为反面教材印发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不觉得他写得多么深刻，但很真实，其中写到舍不得很快将午餐吃下去，因为一天只有吃饭这一会儿属于自己一节，特别真实。连连的跃进加班中，我有过类似的体验。作品还写到被流放者用“小胡子爸爸”称呼斯大林，则是到了新疆才明白的，维吾尔族有这种称呼，布鲁特大大，撒卡拉阿卡（小胡子爸爸，大胡子大哥）都是很普通的、有时带有反讽意味，有时又是很亲切的说法。 全世界的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确实惊心动魄。一边是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一边是毛主席、中国、阿尔巴尼亚、还有一些国家的加括弧、括弧里另加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你能掉以轻心吗？伊姆雷·纳吉原来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之一，他最后被枪决了，与他混到一起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则只是因为他是个书生，勉强保住了性命，何去何从，能大意吗？我当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对于一切教训，王蒙不敢忘记，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 那时候经常自收音机里听到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从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到九评，当读到苏共言论的引文时，广播员用一种特殊的，不屑的，平板的，反讽的，干脆说是阴阳怪气的调子，一听到这种调子，你不由得产生出你台面上端上了一盘红烧苍蝇的感觉。 而集中学习是一项美差，把旅游、疗养、学习、转弯子、改造思想舒舒服服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学习一开头，就注定了是分之百的圆满成功。 三十、大风大浪的预感 不久前中国文联开了一次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西山读书会上放了周总理与周扬在此会上的讲话录音。总理讲话中提到，是周扬翻译介绍了《安娜·卡列尼娜》到中国来（文本有一部分是谢素台译的），周扬立即表示这是他的一个失误。总理说，介绍这些名著，要有一个好的序言或后记，引导读者正确理解阅读名著。周扬也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因为遗产中的精华，才被众人接触，而即使是精华中也难免有毒素，如不批判，危害更大。这样的雄辩，确实高明，令人怵惕。 那时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动不动搞当头棒喝，击一猛掌，令人时时如大梦初醒，一头雾水，一身冷汗。 周扬的讲话中提到了王蒙的名字，他说：“王蒙，搞了个右派喽，现在，帽子去掉了，他还是有才华的，我们对他，要帮助。” 黄秋耘早就告诉了我周扬讲到我的话，并说这样讲对我是有好处的。 周总理讲话的中心意思是要迎接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他讲到他爱唱“洪湖水，浪打浪”，说有一张照片是他与演员们一起唱这首歌的情景，照片上只有一个习惯于洋嗓子的歌唱家圆张着口，与大家不协调。他讲用交响乐队在台上伴奏，使人听不清唱词，他只好躲到离舞台远远的地方。我想他的意思还是提倡音乐演出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也属于端正文艺工作的方向范畴，但火药味儿不算浓。 他讲到，有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啦，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呢？这时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递了一个条子，讲到协奏曲的成功与受群众欢迎的状况，周总理当场读了李的条子，而且说感谢李使他增加了对情况的了解与有关知识。周总理的虚怀若谷感动了我。 周总理讲话的核心不是这些具体问题，而是阶级斗争。总理要文艺界做好准备，要在阶级大风大浪中接受考验，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受到教育，增长才干，提高觉悟，克服弱点，等等。 总理讲得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乃至忧心忡忡。到底是什么风什么浪呢？他没有具体讲，我甚至于想也许这个问题当时他也弄不清。反正是风浪要来了，非同一般的大风浪要来了，他看出了趋势，他预感到了前面的考验非同小可。他要告诉朋友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准备啊！ 文艺界人也爱他，据说他早在重庆就与一批左翼文艺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在演出完毕，卸装以后的午夜时分，吃夜宵时会惊喜地发现，周总理与他们在一起，总理为他们的演出成功而干杯，一次喝光一玻璃茶杯茅台酒。而当演员们劝总理早点去休息的时候，总理会略带烦恼地说：“你们怎么不懂，我现在就是休息嘛。” 我想起许多这样的征兆。韦君宜说过，她参加一次教育界的会，说到防修防变质的事，大家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现在青年的思想问题有多么严重。 从韦君宜的叙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变修了吗？是真的如临大敌了吗？是紧张过度了吗？她似乎也弄不清，她似乎也满为难，满紧张。 不要说黄秋耘了，他说到陈翔鹤的《陶渊明挽歌》与《广陵散》找了大麻烦，由于后一篇作品的后记中写到，如果嵇康在今天，也会是一个什么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被康生指责为借古喻今。说是康生还指出，田汉的戏《谢瑶环》中奸臣采用的酷刑中有一种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联系到同一个时期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内中有上官婉儿私通谋反者一节，武后因惜才饶恕了上官，但在上官婉儿额头上刺了一朵梅花，以示片惩戒。黄说这样的细节，他看了觉得极不舒服。黄秋耘说起来，十分保秘，而且叹息不止，还能说什么呢？不久，他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与《鲁亮侪摘印》也都被揪出来批上了。他一直是摇头，叹息，紧张，小心翼翼而又不以为然。 更高层也更典型的人物应该是邵荃麟，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译者，这很有象征意义，因为，我相信一大批，一大大批共产党人，是出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悬的正义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瘦得两颊深陷，我见到他老，往往担心他的细瘦的身躯支持不住他的相对巨大的头颅。 形势有变，《青春万岁》审了又审，除冯牧外，团中央一位书记也参加了审稿行列，认为小说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是一大缺陷，但谁也不拍板，谁也不负放行或否定的责任。稿子又到了邵荃麟同志那里。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饰他对稿子的欣赏，语言啦，诗情啦，细节啦，王某会写散文啦，他说了一大堆。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为难，沉吟不已。怕的是有人批评：书里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我们国家，出一本长篇小说，也是大事。要不你再摆一摆？要不你找个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来？他这样说。我知道，又没戏了。我知道，他也颇感无奈。 高高低低的领导都预感到了大风大浪的逼近，但是没有人说得清风浪的来源与形式，内容与层次，更没有谁知道文艺界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准备。他们谈论的口气像是在谈论一次台风，或是一处峡谷险道，或是一次过关考试，更像是在谈论一次无法预测的地震。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客观的他者，一个身外的伟力，一个无法抗拒的威胁；不由他们做主，不由他们决定，不由他们欢迎或不欢迎，无法避免，无法逃脱，无法对之做出什么评价或者分析。 可以对之简单地解读成，主宰这种伟力的是毛主席的性格与决策，但那太廉价。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另外的重要词汇：形势（所谓形势比人强），规律（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所谓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则（所谓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包括理论（科学的，坚定的，高瞻远瞩与战无不胜的）等等。 我还常常考虑一个词，就是惯性，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激昂，悲壮，牺牲，热血，坚决，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它怎么可能安静下来，稳定下来，和平下来，建设起来。尤其是毛主席，他要的是轰轰烈烈，再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再如火如荼，高屋建瓴，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再势如破竹，随时都沸腾着热血，随时准备着冲锋、炸药包和手雷，一直到了此后很久很久。 还有一个事例，我现在讲起来可能是我的过敏。在一担石沟后期与我们一起劳动的有王浒同志。他说起过，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曾经个别问时任团市委书记的汪家璆：你说为什么不能搞包产到户？汪按照经典理论回答说，那样的话会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刘叹道：“你那个马列主义……”共同劳动的几个人一起琢磨，没有人能理解刘仁同志的问话的意思。倒是让人惶惑，那个时候任何平民都知道只要包产到户就能解决粮食问题，可包产到户是大忌大禁，说包产到户无异谋反。后来在新疆，一位平素不甚关心政治的大学毕业生，就半公开地说，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很简单，搞包产到户就是了。大家都笑，都知道他说得对，都知道不行，这里没有任何深奥，只有常识。伟人之所以有失误，往往不是误在高精尖上，而是误在常识上。如果轰轰烈烈搞了半生，最后不得不搞包产到户，从意识形态的亢奋性上来看，该是多么扫兴，多么沮丧啊。 解放初期我们学过的《干部必读》中有《整风文献》，其中《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主席提到共产党不能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靠实事求是，靠科学吃饭。又说，讲演做文章发指示，不能靠吓人，要靠真理，靠有用。毛泽东几次提不要装腔作势，藉以吓人，当时看着不知道是指什么，有的老同志说是指王明，我当然还是不甚了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品出点味儿来了，但是仍不敢想，更不敢说。毛泽东喜欢用一个词，齑粉，没有毛泽东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齑字。毛主席常说反动派要化为齑粉，经过1957、1958年，我已经初步尝到了化为准齑粉（即花岗糁子粥）的滋味了，可不能再化一次。 ……叹曰：历史方一瞬，此生或无缘。人生不再少，化齑情何堪？欲渡冰塞川，欲攀雪封山。烈烈或轰轰，凄凄犹惨惨。寂寂又唧唧，谁人好种田！焦首朝朝暮，煎心日日年。犹有一搏志，放眼望和闐！ 三十一、到新疆去 如果只求苟活，不化齑粉，也还好办一点，但是我要写作，要发表，这就难了。 我是一个刚刚露头就被砸下去的作者，《青春万岁》的出版已经遥遥无期，到1963年为止，我只发表过五个短篇小说和一点点散文之类，又面临着彻底封死的局面。越是要封或变相封杀，我越是急于发表东西，我变得急火攻心，饥不择文。事后想起，这也是一种急躁，一种轻浮，一种失态。这种心态，既无法改变不利的外在处境，也写不成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我反而对于在高校作教学更不安心了。 在西山的学习对于我来说最重大的意义不在于认识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而在于从这里出发去了新疆。 有一些从各省来的文艺工作的领导参加了西山读书会。他们与我闲聊时便介绍当地风土人情，令我神往。我想来想去，觉得在北京高校干不出什么名堂，尤其是我明白，我们的文学要的是写工厂农村，实际主要是写农村农民，在高校呆下去，就等于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火热的斗争，永远别想再创作了。而写作是多么迷人。记得我1958年下乡前看过一部日本影片《姐妹》，仅仅是那富有生活情趣的对话也叫我沉醉。我只想再接触一下文字工作，我只想再使用一下修辞的技巧，我只想再在文字中说几次“你好”“快乐”“缤纷”和“想你”……此生无憾。我不能就这样在小小的校园里呆下去，我要的是广阔的天地，我相信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与一些省区来的领导同志探讨去他们那里工作的可能性。江西，甘肃和新疆都表示欢迎我去。我觉得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魄力。同时，新疆文联的负责人刘萧芜同志恰恰从苏联回来路过北京，我与他见了面，加上参加读书会的新疆作协秘书长、《新疆文学》杂志主编王谷林同志，新疆当时就可以就我的调动总是拍板。于是我决定了去新疆。 却又不仅仅是为了写新疆，决定去新疆与写出新疆写好新疆之间应该有不短的距离，何况我的写作还有先验（无待创作与作品检验）的致命伤残。我之所以提出去新疆是由于我对生活的渴望。渴望文学与渴望生活，对于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我渴望大千世界，我渴望男女老幼，我渴望日月星辰，我渴望阴明雨雪，我渴望爱怨情仇，我渴望逆顺通蹇，我渴望喜怒哀乐，我怎么能才二十多岁就把自己囚禁在校园里？我渴望遥远的边陲，相异的民族与文化，即使不写，不让写，不能写，写不出，我也要读读生活、边疆、民族、还有荒凉与奋斗，艰难与快乐共生的大地！这是一本更伟大的书，为了读它，我甘愿付出代价。 我给芳所在的学校打电话，找到了芳，芳说她同意去新疆，她喜欢新疆的歌舞。都这时候了，我们还有着怎么样的近乎荒唐的好心情啊。 解放初期有几首新疆的维吾尔风味歌曲在各地流行,可以说，新中国的建立自然而然地带来了一个全国的民族民间艺术节的举办。“咳，我们尽情地跳动跃在五星红旗下面，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下面本应是过门“多多多多拉多拉，骚骚骚骚骚拉多”，但唱多了孩子们便唱道：“人人都说辣椒辣，我说辣椒是甜的……”，大家会笑成一团，但决不是解构而是快乐无边。另一首叫《伟大的毛泽东》，我从妹妹那里学到了，用汉语标上的当地的维吾尔语歌词：“巴哈米孜能巴哈班尼达黑毛泽东……（我们花园的园丁是领袖毛泽东）”使懂一点维语的瑞芳的同学皮云凌大吃一惊，她是独自一人从新疆来到了北京上学来的。由于她的积极，她很快入了团还当了团干部。后来却在天津上大学时划了右派，她跑到了新疆，又被揪回来，一言难尽。 韦君宜支持我去新疆，并说去新疆一个是可以写一些少争议的题材，民族团结啦，伟大祖国啦，美丽的边疆啦什么的。一个是，她说，我可以改变一下那种比较纤细的风格。这正是我所想的，我不能只有北海白塔和西单大街的灯火，我更需要的是茫茫大漠，雪峰冰河，天山昆仑山，绿州草原，胡杨骆驼刺，烽火边关。 黄秋耘则叹息良久，劝我至少先不要带家属去，以留退路。他吟诗相赠：“……文章与我同甘苦，肝胆唯君最热肠……且喜华年身力健，不辞绝域作家乡。”我想的则是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敢于全家一举赴疆，就一定有信心做出成绩，做不出成绩就自己负一切责任，不会吃后悔药，也无颜怨天尤人。 秋耘主动提出要借给我钱，支援我的远行。王谷林同志写信提醒我这种情况可以向组织申请一点补助，我申请了，立即得到了了800元补贴，在当时，这个数字相当惊人，是我的月工近十倍。我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中文系的总支副书记是毕玲，是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的吴学谦的爱人，而人事处长，批钱的，是总工会领导李颉伯的爱人。怎么能说不是到处都有贵人保佑呢？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一点“民心”，友善仍在人心，忠厚仍在人心，爱护仍在人心。王蒙回忆起来，永远心存感谢，永远不敢忘记。 各方饯行，王景山先生请我们吃萃华楼，施无己老先生请我们吃了湖南馆子，他是湖南人。通过读书会相识的钟敬文老师则设了家宴，他是广东人，与秋耘相熟，给我饯行的时候我、芳以外秋耘与尹瘦石兄也来了。钟先生家里有一些书法竖轴，其中有一幅写的是诗，描写一种朦胧的情感，黄秋耘一边读一边叹道：“赵慧文（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人物），赵慧文啊。”而我已觉隔世。 我找了一些有关新疆的书籍，越读越是发烧。我跑到阜成门外的新疆餐厅先尝新疆的味道。尤其是当时正上映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异域风情，神秘的大自然，歌舞翩跹，如诗如梦，能不神往？恨不得插翅飞向天山脚下。我学会了不少影片插曲，一时“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穿过千层岭咳，越过万道河，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戈壁汉上一股清泉，高山顶上一朵雪莲”的高唱响彻家中。 确定了要求去新疆，在读书会上就向有关领导提出来了。先是刘芝明同志表示“大力支持”，中国作协也支持并协助完成调动手续。证明去新疆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对韦君宜同志说，这也是“穷则思变”。当时批判主义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修。这种说法给人一种越捉摸越没辙的宿命感。 一起在一担石沟劳动地的副班长的妻子与芳同样任教，她名郑兆南，曾在北京日报工作，是一个极其积极热情的人。前不久，一零九中学的支部通过了她的入党申请，但是区里没有批准，显然是因为她的先生的帽子的原因。她为了给我们饯行，忙了一个通宵，在狭窄的房子里堆满各种菜肴。她和她的先生都发表了热情的讲话，鼓励我们到新疆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我感谢他们，却也感到他们的天真和——对不起，我说一句“忘恩负义”的话——几近张扬。我觉得他们仍然保持着习惯性的高调。他们用的语言大致仍然与我们在五十年代初期用的差不多。果然，后来我得知，北京日报一批帽子人士包括丛维熙的进入大墙，与副班长有关，也许他只是天真烂漫？而天真烂漫也会害人害己。而郑兆南在文革中的命运，更是惨绝人寰。 为出席郑老师的饯别晚宴，我来到了北京日报社的家属院，我顺便看望了一下漫画家李滨声先生的家。他住的地方一间门房，大约七平方米，东西叠着东西，家具压着家具，人也几乎摞上了人。那是一个沙丁鱼罐头式的家居。那样的日子不应该忘记。 对于去新疆，我与芳也是极其兴奋。出发前我在王府井一个牙科诊所修补了牙齿，买了一件中式丝棉绵袄。芳则一件大衣和一条呢料裤子，与她的母亲、姐姐合影留念。 1963年12月下旬，新年前夕，我们破釜沉舟，卖掉了无法携带的家具，带着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的孩子，出发赴乌鲁木齐。无直通车，先到西安，住了一夜车站附近的解放旅社，游了大雁塔，吃了耷拉火烧，（由于含油太多而肚腹不适，但含油如此之多又显示了农业形势正在迅速好转）再坐四天三夜火车，缓慢地行走在路基尚未完全轧实的兰新路上。张掖武威，乌鞘岭红柳河，嘉峪关玉门，这些地名就让我激动不已。我吟诗道： 嘉峪关前风噭狼，云天瀚海两茫茫，边山漫漫京华远，笑问何时入我疆。 乌鞘岿峰走铁龙，黄河浪阔架长虹，多情应笑天公老，自有男儿胜天公。 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它梦巍峨。 …… 我到达后，把一些诗寄给了原师范学院的同仁，他们回应说我还是有一番雄心壮志呢。 三十二、红旗如火 我受到了新疆自治区文联的同志们的很好的欢迎和照顾。我分到《新疆文学》杂志作编辑。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文艺单位，我们最初住在南门，离人民剧场、人民电影院、八一剧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黄河剧院都很近。到新疆后不久我就有机会在这些剧院里看演出，觉得非常快乐。 我们虽然是北方人，仍然觉得新疆的冬天不可思议，去厕所或者公用自来水龙头挑水，就像去一座冰山。走在大街上无时不在打滑，因为道路好像千层玉面峰糕，一层雪（然后部分化成水然后成冰）压着一层冰雪，每层冰雪上再有一层黑渍，这黑色主要来自煤炭，乌鲁木齐冬季包括家用都是烧质量良好的工业用烟煤，到处是黑烟袅袅。人们开玩笑说，在冬季，乌鲁木齐的麻雀也是黑褐色的。尤其是自行车，在冰雪上骑，冰雪上刻出了一道道细沟——车轮轨迹，后轮入沟，晃悠一下可以挣扎出来，前轮入沟入轨，就只能摔倒。对于儿子山、石来说倒也不错，他们走在街上就可以打冰出溜了。 而室内温暖胜春。生土胚做的火墙，砖砌的炉灶，洋铁烤箱，陶瓷温水罐，炉火熊熊，炉风呼呼，窗玻璃上冻着厚可二十毫米的霜花，我甚至从中悟出了爱斯基摩人住的房子是用冰建成的的道理，小学课堂上想不通的事，一到新疆就解过来了，在绝冷的室外气温下，冰房子不会融化，而且冰房子的保温性能超过了其他。 那时的乌鲁木齐也特殊情调，橙红色调的大楼，比荷兰流行的建筑的橙色还艳，市民的土泥顶子房屋，洋铁皮顶房屋。尤其是到处播放着的维吾尔歌曲，十分地不一般。购物用公制，买一斤肉不说买一斤，而说买五百公分。民族特需物品：乐器，花帽，负，铜壶，地毯与毡子，还有莫合烟，这时我才知道，苏联小说中所写的马合烟，就是新疆的莫合烟。我想起了特瓦尔陀夫斯基的长诗《华西里·焦尔金》，其中一段极其精彩：“战士的马合烟/就像战士的妻子/又苦、又辣，又凶恶/让你满是眼泪/但是你须臾不能离开她……” 我说什么呢？我这一辈子算是富有挑战意识的，敢于挑战自我也敢于回应挑战。我敢于做出决定，我也有文字感，语言感，思想感，我还有游水的爱好……同时，我也是旅游迷，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辈子几十年，我想看一看，知道知道，尝尝各地各时各种各个的滋味。与旅游二字相比，我更喜欢的词是“漫游”。漫游更放松也更自在甚至更诗意。我时时梦想着成为一个漫游者。即使在激情如火的解放初期，我看到一幅国画，比如什么听松图，观瀑图，卧石图或者钓雪图——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嘛，我就会产生一种漫游的冲动……我为此感到过苦恼，觉得自身的情调太酸腐。人生也罢，时代也罢，历史也罢，祖国也罢，世界也罢，成功也罢，挫折也罢，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个价值范畴，而且是漫游范畴，审美范畴，认识范畴，享用或消费范畴。这最后的说法可能有些令人不习惯，乃至觉得刺耳。在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经历一些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事件与地域的时候，我常常沉醉于体验、欣赏、惊喜、新奇与好奇。这可能是我的毛病，使我与一个好的工作者、实践者、办事者相差一道门槛：我在入乎其内的时候又常常神游物外。恰恰是在发现了周围事物的陌生以后，我欢呼的是世界与人生的丰富与快乐：一切都有意义，一切都不会白白糟蹋，永远要观察与谛听，品味与汲取，铭记与回味，编织与延伸，赞美并且叹息。呵，这种八面来风，受用不尽，故国如画，踏遍青山的感觉真好。 价值判断会因人因时因地因背景而异：拿我来说，少年辍学闹革命当干部，青年戴帽，中年赴疆，还断断续续地担任和不担任点什么什么职位，从价值意义上，福祸短长，优缺强弱，成败利钝，清浊高低……可能看法说法论法不一，各种说法看法论法会因时因地因人因潮流而异。但是这一切选择与命运的旅游漫游意义，绝无疑问。人就是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万种人，做百样事，懂百样道理千样行当万种风物。老王就是游了太多太多，看了太多太多，开眼开了太多太多，探险探了太多太多，获救获了太多太多，遇难遇了太多太多，呈祥又呈了太多太多，才成了今天的老王的。我观了景，我审了美，我碰了壁，我有见又有了点识。我陶醉，我歌唱，我少年得志，我低头认罪，我落入泥沼，我凌风抱月，我入地狱（我不入谁入？），我上天堂，我狼狈憔悴，我富贵荣华，而富贵于我如浮云！ 到新疆给了我多少漫游的趣味、快乐和启迪！我带着小金鱼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我登大雁塔而思唐玄装与极其务实的猪八戒。我观冬日长安而念汉唐盛世。古人吟道：长安不见使人愁。王蒙曰：长安不过是过路的一站，长安过客，还要远走天山。我咀嚼漫长的河西走廊，金张掖，银武威，嘉峪关，红柳河。我欣赏秦岭与八百里关中平川。我喜欢火车钻山洞的威严与一下子走出了山洞的豁然开朗。我喜欢车轮打在铁桥上的铿锵，与大江大河的汹涌澎湃。都1958年了，我在运动里出了事儿了，我还想过我最理想的出路就是做火车上的侍应生，每分钟都经过一个新地方，每次列车都见到一些新乘客，每一站都是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永远行进，永不停止。 到达乌鲁木齐之后，首先给我冲击的是火车站上播放的各族歌曲，然后是建筑，是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银行。是模仿塔什干风格的苏联援建的人民剧场。是南门外的大清真寺。是铺面的从右到左的横写维吾尔语招牌。是各个会议上的翻译过来再翻译过去的开法。是文联的俄罗斯族清洁女工娜塔莎。是上厕所如登冰山。是各家堆着自己的煤山。然后是零下二十度、三十度、有时候达四十度的严寒，是冰雪之神，是炉火之花，冬季的室内炉火轰轰地响，一间屋就像一个火车头。维吾尔谚语：火是冬天的花朵！有这样的智慧和表达的民族有福了，我怀着怎样的热烈与维吾尔人相会拥抱！世界真奇妙，大地真奇妙，我从来如此感觉。 我到新疆几天后就去看望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牛其义同志。这话要从团北京市委书记张进霖同志的关心说起。我决定了去疆，张进霖知道了，提出一定要到家里看我，不但看望，而且当场给与他一同出过国的原新疆团委书记牛其义写了一封信，说是“我们的年轻的老干部王蒙同志到新疆工作去了，他的情况他会向你汇报，请多加关心鞭策帮助……”内中含义，无需演绎。 张进霖的送行，还谈了另一个主题，就是我应该争取重新入党。 他的送行，他的关心，他的话题，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这也可以说是人心难测，但不是从负面意义上而是从极正面意义上，从最好的意义上理解这个难测，叫做好心难知。正像生活中有难测的陷阱与地雷一样，生活中同样有平时无意显山露水的的好意与援手，它准备着，必要时或适合时，它会毫不犹豫地及时雪里送炭。这就叫人心自有一杆秤。这就叫好人必有好报。在一个严酷的时期，在恶斗成风之时，人们会掩盖自己的善良而仍然行其善良，正像有的人会掩盖自己的丑恶，而终于会暴露出自己的丑恶一样。 不用说，牛秘书长对我极友善，事后，牛秘书长甚至向文联打招呼，说是张进霖同志告诉他，应该在适当时候解决我的重新入党之事。不久，牛其义又建议我去吐鲁番看看。于是编辑部安排我去吐鲁番，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去采风。 去吐鲁番的中间站是达坂城。达坂是维吾尔语山意思，但是达坂城是一个回族自治村。我想起了歌曲“达坂城的石头，硬又平啊……”到了新疆，就到了歌曲里，漫游之旅也是歌曲之旅。 吐鲁番的每一处每一人每一景都让我感到新奇和雀跃。我看到了冬暖流夏凉的纯土（泥）质拱形圆顶大屋子。我看到了晾晒葡萄干的通风土房。我看到了长达几百米的大葡萄架。我看到了坎儿井。我拜访了地质队。我拜访了种植葡萄的专家、我像欣赏新编交响乐一样地欣赏人们讲说的维吾尔语。我吃高梁馕和包谷馕。我长途跋涉到了正在施工的塔尔郎大渠工地，与农工一起用餐一起跳舞。我独自一人从工地沿铁路走了6个多小时，从晚饭后开拔，一直走到将后半夜。需要我警惕的只有狼只。我奇怪我已经这样有胆！自视越低，胆子就越大，越像个男子汉。毛主席说过高贵者愚蠢，卑贱者聪明的断语，至少是语出有因。而我要说，高贵者怯懦，卑贱者大胆，绝对如此。并愿一切高贵者、走向高贵者、梦想高贵者们引为警惕。我到达了三个月内只有两个乘客的夏甫吐拉（意为桃子）小站。由于这里难得有旅客，我的到达获得了车站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不但给我绿叶牌香烟吸（此时我已略能吸烟了），而且给我煮了卧鸡蛋的挂面。而且，他是北京老乡。在新疆一切漫游都是那样地神奇，如同进入了童话故事。 不久，我在《新疆文学》上发表了散文《春满吐鲁番》。王谷林同志对我很好，据说他还曾推荐我担任编辑部主任。同时他的领导意识也是当仁不让，一篇小文，他一会儿让你这样改，一会儿让你那样改，高屋建瓴，好为人师。但是我仍然高兴得无边无际，我来新疆是来对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