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


 名词带来的迷惑和清醒(代序)

    时下台湾青少年的新生语言，称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九年出生的人为“五年级生”，称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九年出生的人为“六年级生”。我生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算是个“一年级生”吧，正在述说“三年级”的故事。


    在学校里，二年级的学生看不懂七年级、八年级的功课，需要解说；人生往往相反，七年级、八年级的学生没见过四年级的功课，好奇，陌生，隔阂。


    “天地一舞台，人生一戏剧”，演戏的人都知道舞台分成六个区，每个区都有名称。“四年级”的时候，中国这个大舞台也分成好几个区，每个区也有名称，那些名词曾经天天见报，天天在生活中使用，到今天，那些新闻名词已成为历史名词，许多人看了觉得迷惑。


    我经历过那些名词，当新闻名词变成历史名词的时候，我反而清醒过来。


    今天述说那时的故事，那些名词都需要注释：


    国军：指中华民国政府统率的军队。


    共军：指中国共产党统率的军队。


    战区：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派大军侵入中国，引起长期战争，称为八年抗战，实际上打了八年一个月零八天。那时管正在打仗的地方叫战区。


    沦陷区：抗战发生后，大体上是日军从东往西攻，占领中国大片土地，把中国从北到南割成两片。日军控制的区域，中国人称之为沦陷区。


    国统区：日军全面进攻，中国土地上从南到北形成一条很长很长的战线，长线以西、由中央政府有效治理的这一半，当时被称为“国统区”，也叫大后方。


    解放区：战争期间，日军只能占据城市，控制铁路公路。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和山地组训民众，发展游击武力，建立地方政权，称为解放区。


    游击区：中央政府也在沦陷区发展游击武力、建立地方政权，称为游击区。


    收复区：日本战败投降，沦陷区由中国接收，称为收复区。


    此外还有几个热门名词。


    军事冲突：对中国人来说，抗战是突然胜利的，谁也没料到日本断然求降，如何把半个中国接收过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那些年，中共在华北各地发展很快，“解放区”的数量和实力超过中央遥控的“游击区”，正规的国军都隔着千山万水。日军从小据点撤退，向大城市集中，准备缴械回国，共军立即就近填补空隙，扩充地盘，把星星点点的解放区连接成大片大片。中央政府禁止中共这样做，派出国军接收，把共军赶出去，共军抵抗，再打回来，于是这里那里都有枪声炮声。依官方的解释，这不是战争，两个国家之间打仗、而且经过宣战，才叫战争；这也不算内战，国民党和共产党尚未以两个交战实体兵戎相见，双方因争夺接收而发生的局部战斗，官方称之为军事冲突。


    流亡学生：抗战发生后，沦陷区的爱国青年离开家乡，逃往大后方，称为流亡学生。政府成立学校收容他们，不收费用，还以“贷金”维持他们的生活。学校随着战局的变化迁徙不定，称为流亡学校。


    复员：一声抗战胜利，报上最常见的名词是“复员”，正确的解释是“国家由战时状态恢复到平时状态”。但是当时盛传“复员就是复原”，局促在偏僻地带、降低了生活水准的党政军人员，一个个回到富庶地区，位居要津，追慕浮华。


    从名词的解释，可以看出时代怎样产生了这些名词，名词的背后有种种不测的风涛，人与人之间多少难罢干休的纠葛，白纸上的黑字，俱是命运的幢幢阴影。如果“词条”增加，列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再列入内战、和谈、土改、参军，再列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那就沧桑兴亡，生死祸福，一一跃然纸上。难怪后来韩少功能用编辞典的方式写长篇小说，书名就叫《马桥辞典》。


    四年级还有许多名词，最后一个名词是“迁台”，国民党主控的政权完全退出中国大陆，迁到台湾。


    五十年后，我参加一个座谈会，一群热心的读友在讨论我的作品。有位细心的女士说，许多文选都收了我的《一方阳光》，我在《一方阳光》里用心描写老家的一只猫，猫在呼吸的时候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家乡父老相传，猫反复地说“许送、不送，许送、不送”。


    我解释，依家乡传说，世上本来没有猫，只有老鼠，老鼠太多，人类无法安居。齐天大圣孙悟空动了恻隐之心，他把玉皇大帝座下的御猫带到下界“度假”，丢下不管，御猫找不到归路，只好留在人间克制老鼠，子孙后代永远记得孙悟空没有实践诺言。有人问：这段情节可有什么象征意义?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写《一方阳光》的时候，正患着严重的怀乡病，我想起当中央政府“迁台”的时候，那个最有权势的人说过，我把你们带出来，一定再把你们带回去。可是终其一生，他没有做到。


    说到这里，居然有一位读者发问：这个“最有权势的人”是谁?我为之愕然。


    连“最有权势的人”竟然也有人不知道他是谁，那个时代是远去了!但是，“每个时代都是独特的时代”，都会留下独特的东西，“四年级”也有一些独特的迷离，独特的激动，独特的觉悟，应该留在人间。


    那时，我“主修”过几门功课，得到许多纪念品。我收藏、谛视、摩挲，最后，我要公开。珍珠不该是蚌的私财。

 第一部 1 竹林里的决定，离开汉阴

    父亲曾经告诉我，民国元年，他剪掉辫子，那年他二十岁。照此推算，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他五十四岁。可是依台湾的户籍记录，他老人家要小四岁。我的年龄也不准确，我家的户口资料全乱了，那年代，多少“外省人”的户口资料都错了、乱了。


    当年中国大陆户政不上轨道，多少人没有身份证明，内战中逃到台湾，台湾地方政府特准他们自行申报有关资料，申报人可能说错，台湾的户籍管理员的汉文程度不高，可能写错，户籍员守法的精神令“外省人”大吃一惊，资料一经入档，任何有权势的人都不能更改，除非提出“原始证件”。大家领到身份证，有人一看，他的名字是中文大字典里没有的字，有人一看，他的籍贯是中国地理没有的地方，他只有承认那是他的名字，那是他的家乡。一位国民党中央常委、蒋介石总统的文胆，新闻界称他为“头号公民”，他为了更正他父亲的名字“两把刀打到底”，奋斗了许多年，也不知道他到底成功了没有。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我刚刚读完初中最后一个学期。我是个流亡学生，我们的学校叫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山东名将李仙洲创办。学校原来设在安徽北部的阜阳，后来迁往陕西南部的汉阴，四面都是重重叠叠的大山。抗战时期，山区比平地安全，老校长李仙洲寻找校址，入山唯恐不深，有人戏称这地方是“李仙洲的保险箱”。


    我们天天盼望胜利，歌颂胜利，想不到胜利并非战争结束，而是另一场大战开始。为了回忆那一段慌乱迷惑的日子，我复查台北“中央研究院”编的大事记，日本一声投降，苏联红军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共军抢先一步进入东北，占领沈阳，成立东北局。国民政府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飞往长春接收，受到苏联的阻挠。美国军舰替国民政府运兵，把五十二军、五十三军运到河北省秦皇岛，准备出关。这是一九四五年九、十月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东北和我的命运有重大关系。


    我的注意力放在华北，尤其是山东。那时，共军攻打山东滕县、博山、黄县、曲阜、巨野、禹城、无棣，新四军占领我的家乡临沂。河北方面，共军攻长垣、衡水、磁县、迁安。山西方面，共军攻屯留、长子、长治。河南方面，共军攻开封、新乡、安阳、修武。江苏方面，共军攻淮安、高邮。由八月半到十月底，仅仅两个多月，居然发生了这么多意外，给我们这些流亡青年造成极大震撼。


    为了营造和平，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从中撮合，中共主席毛泽东飞到重庆，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会谈，留下一份《会谈纪要》，中共称为“双十协定”，但协而未定，局势并未改善，各地的军事冲突继续增加。十月底，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国军北上接收，行军至河北磁县境内遭共军伏击，军长高树勋率部投共，他是国军第一个起义投共的军长；副总司令马法武被俘，开国军一连串总司令被俘之先河。


    我特别阅读了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鲁南区党史大事记》，卷首有三幅地图，第一幅地图显示，一九四○年、也就是抗战第三年，中共根据地大约占鲁南面积的百分之十五，日军大约占百分之三十，国军大约占百分之二十，还有大约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地方群雄争逐，来去飘忽。第二幅地图显示，一九四三年日军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之后，共军的地盘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国军的地盘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日军控制的面积扩充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第三幅地图显示，一九四五年十月、抗战胜利之后，日军收缩集中，只控制了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沿线，国军全无踪影，百分之九十的面积全成解放区。


    我的家乡、山东省临沂县兰陵镇，本由日军占领，属于沦陷区。抗战胜利，日军撤往枣庄集中，共军接管兰陵，成为解放区。国军由江苏徐州北上接收，进占鲁南各地，兰陵又成为收复区。国军只能留下小部队据守，共军又回来把他们赶出去。兰陵一带忽而收复，忽而解放，当时叫做“拉锯”的地区。国军来了，亲共的居民要逃走，共军来了，地主、知识分子要逃走。“军事冲突”产生新的战区，“拉锯”制造新的难民，“复员”可能使我们无书可读，无家可归，政府一再告诫“复员不是复原”，我们的痛苦却是“复员不能复原”。


    “复员不能复原”，家中没有信来，家人可能失去通信的自由，我们也不敢写信回家。父亲曾经托一位“传教士”带了个口信给我，教我“不要回家”，此外不多说一个字，也不写一个字，父亲为人十分谨慎，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我无法知道详情，只能猜想。日本宣布投降时，山东没有国军，受国民政府摇控的游击队，多半被共军兼并或歼灭，鲁南各地驻留的日军向枣庄集中，故乡兰陵大概立即解放了，我既然不能回去，家人恐怕也不能留下。


    我有一位表姐在校本部读书，她的母亲是我的五姨母。五姨母是个优秀的基督徒，能登台证道，姨丈精通中医。表姐告诉我，她们全家逃到外地，分成两半谋生，姨母带着小表妹云游布道，姨丈带着大表哥到徐州乡下挂牌行医。我和表姐的家庭背景相同，他家既然必须流亡，我家当然无法安居。


    汉阴多竹，竹竿比碗口粗，乡下人盖屋，可以用竹做梁做柱。竹林里阴凉、干净、隐秘，我常常躲在里面思索未来。那时候，国军云集徐州，准备北进收复山东，兰陵是兵家必“经”之地。我特别为母亲忧虑，她裹着小脚，有严重的胃病，怎么能再出来逃一次难？我父亲五十四岁了，他是一个守旧的乡绅，没有应变的弹性。我的妹妹十二岁，弟弟十岁（也许只有九岁），都还没有成年。一九四二年我黎明辞家的那一幕涌上心头，父亲母亲都要我接替他们负起责任，我是长子，在那年代，这是长子的命运。


    我还能在这里继续读书吗？对我来说，坐在课堂里为七年以后的生活做准备，已是一种罪恶。流亡读书本来很苦，睡在跳蚤窝里，雪花从破窗飘进来，落在脸上，围着破棉被发抖，米饭冰冷，带着稻壳、碎石子和老鼠屎。但是时候来到，我忽然觉得这样已是非分享受，我怎么还能幻想去读大学？乡中父老常说，人要大学毕业才算是读书人，文凭即阶级，大学毕业后的职位待遇，都比中学毕业生高出很多，人事环境、社会关系和发展的机会，也都在另一个层次上。可是，等我读完大学，父母可能饥寒交迫而死，妹妹弟弟可能失散沦落，那时我捧着大学的文凭，又如何立于天地之间？从前的人家为父母办丧事，以“讣闻”通知亲友，照例说做儿子的“罪不自殒、祸延显考”，这样的文句受尽新文学家的耻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陈套。那天我忽然有了新的了解，“罪不自殒”就是自己不肯牺牲，“祸延显考”就是反而牺牲了父母。


    我需要职业，我要赚钱贴补家用，我得离开陕西到山东周边的地带谋生，就近支持家庭，至少，缩短距离可以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他们大概已经成为难民，在山东周边地区打转。可是我能做什么呢？我怎样离开陕西呢？老校长李仙洲没有参加山东的接收工作，反而要在重庆受训，他既然丧失了权位，二十二中怎能迁回山东？那时除了二十二中以外，山东人在安徽还有七所学校，在四川也有一所学校，谁能迁回去，谁不能迁回去，也成了战后分配政治利益的一个项目。


    学校不能迁回去，我必须自己回去。那时我离山东三千华里。抗战发生以后，国民政府治下有三千万人迁往内地，仅学校和训练机构就有两百零八个单位，教职员两万五千人，学生三十万人。人人都想东归，八年蓄积的人力一泻而东，新闻报道，百万人等候上路。那时交通非常困难，交通部特派员到芷江等飞机，他要到收复区去接收，商人、美国人都有位子，他没有，他和空运机构争执，交通部反而撤销了他的差事。公务机关包一条船走长江水路，军人强征轮船，把船上的文官和眷属赶上岸去，荒郊野外，任强盗劫掠一空。四川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罢课，要求迁回南京，结果是教育部下令解散。


    我一定得回去，我想，高尔基十一岁就独立生活，杰克·伦敦十一岁赚钱养家，张恨水十七岁负担大家庭的生计，我这年已经十九岁了，我总得汇点钱回家，哪怕是一块钱，有时候对他们也很重要。我也有过慷慨大志，可是我急速缩小。回去，总应该有一条路。那时，我认为人生在一场大雾之中，四顾茫茫，但是，如果你往前走，路就在脚下，你一步一步走，路一尺一尺延长。


    那时，“人生观”是个时髦的名词，主流思想强调“革命的人生观”，轻视私情。我常常觉得“家”就是“枷”，耶稣说，天国里不嫁不娶，那时我的解释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天国里的人快乐。我抬起头来从竹丛的空隙看青天，立志独身。后来我的“独身主义”不断加强，一直维持到一九六三年。


    那时局势混乱，我们短期的流亡可能变成长期的漂泊，细心的女同学开始注意可以互相扶持的对象，我也曾接触一些温柔的目光，我从来不看她们。那时有一种说法，情爱是上帝放下来的诱饵，把我们领进责任的圈套，纳入生生不已的大流，耗尽我们的生命。上帝设局骗人，他使年轻的女子都漂亮，使每一个女子都有一个男子梦寐以求。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女人的容貌越变越丑，个性的缺点也逐步扩大，她的丈夫只有忍耐适应。上帝使每一个婴儿都非常可爱，诱惑天下父母甘愿辛勤劳苦抚育儿女，孩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能力，就循序渐进去伤父母的心。


    我在竹林里独自作成重要的决定。以前，我生命中的几件大事，打游击、做流亡学生，父母决定；西迁陕西，老校长李仙洲决定；放弃学业，我第一次对人生作出选择并负责面对后果。


    我想，我能走出这一步，算是长大成人了！那时，我常常做一个大致相同的梦，总是我在空中飞行，飞得很远，但是怎么也飞不高，一次又一次几乎撞在屋脊上，我努力维持起码的高度，飞得很辛苦，很辛苦，看看就要坠在地上，我醒了！满身是汗。


    同样的梦境常常出现，不管怎样，我还是飞。


    现在，我读诗人向明评诗的文章，他称赞“一只鸟在思考方向”。真的没错，我在竹林里看见鸟，鸟站在树上，头部侧向左边又侧向右边，好像想飞、又拿不定主意飞到哪里去。看见我从竹林里走出来，它飞了，不管朝哪里飞，它总不能永远停在这里。

 第一部 2 宪兵连长以国家之名行骗

    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第二分校设在汉阴县的蒲溪镇，这里也是世局的一个小舞台。抗战胜利了，新戏码带来新演员，第一个登场的是个“骗子”。


    这个人姓吴，是宪兵第十四团的一个连长，那时宪兵十四团驻在陕西，派人出来招兵。这天，学校的布告栏里出现了这么一张东西：    <blockquote>


    宪兵学校招考通告    </blockquote>


    许多同学围着它看。这张通告只有几十个字，与其说是看，不如说大家仰着脸在那里幻想。军人的专业教育，有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名气很大，论层次都在黄埔军校之上，“宪兵学校”这四个字排列在那里，和他们等量齐观，十分诱人。校中有十几位教师，没人告诉我们，不管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还是宪兵学校，都不是初中学生能够投考的。


    “宪兵学校”招考通告中说，报名地点在本校教务处，考试日期是随到随考，通告由吴连长以招考委员具名，他盖了个私人名章。校中十几位教师，没人告诉我们，这样的通告应该由宪兵学校校长署名，应该加盖宪兵学校的大印。


    这算什么人师！很久很久以后，我才能够原谅他们的苦衷。


    陕西汉阴地区四面环山，资讯缺乏，我们都是井底之蛙，把这张不负责任的通告，当做遥远的、光亮的一线天空。只听得集合号响，全校学生到大操场听吴连长演讲。分校主任陪着他走上演讲台，那时候叫司令台，讲台后面竖着旗杆，旗杆顶上升着国旗。那天天气很好，吴连长就在青天白日下面，在青天白日的国旗下面告诉我们，宪兵对外代表政府，对内代表国家，是领袖的禁卫军，是革命的内层保障。


    他说，宪兵上等兵的待遇比照普通部队的少尉。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地位崇高，见官大一级。他说宪兵服役三年以后，由司令部保送去读大学。他很懂群众心理和演讲技巧，引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


    当年吴连长发表煽动性的演说，由分校主任陪同登台，这位主任不但先讲话介绍，并始终在场静听。他的态度，使我们误以为他对老吴的话完全认可，用今天流行的词汇，叫做“背书”。以这位主任的经验阅历，当然知道宪兵学校是培养军官的地方，吴连长只是招兵，并不是代表什么宪兵学校招考学生。他当然知道宪兵也只是一个兵，学制兵制，对他们没有任何另眼相看之处。可是他没露半句口风，他是分校主任，有责任保护学生，怎么简直像一个共犯？我也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体谅他。


    后来我知道了，人生在世，临到每一个紧要关头，你都是孤军哀兵。


    回想起来，吴连长是个优秀的军人，身材高挺，威武中有文雅，扎武装带，佩短剑，足蹬长筒马靴，彬彬有礼。他带着一个班长同来，两人都穿黄呢军服，这种衣料有个别名叫“将校呢”，这种服装被人称为“黄马褂”。黄马褂是清代皇帝赏赐给臣子的服装，代表某些特权，平民见了满心敬畏，吴连长说，现在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宪兵一律穿这种军服。战胜国的宪兵，世界四强之一的宪兵，就要衣锦荣归。那时我们哪里知道，即便是他，一个连长，也是为了出来招兵，团部破格特许他穿这套军服。


    他说宪兵十四团就要离开陕西空运到北平接收，宪兵队的旁边，就是北大清华。老吴的预言博得更热烈的掌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我们那一代对大都市有无限的向往，俗话说，“到北京放个屁，也给祖宗争口气！”什刹海、天安门、北京大学、全聚德烤鸭，全在名家的作品里再三向我们闪耀着。那是既不可即又不可望的天宫，如今我们却要去做主人。


    吴连长的演讲成功，大家一窝蜂报名，李孔思，我至今思念的难友，袁自立，五十年来缠绕在一条激流里的浮萍，都上了榜。你若问人生怎么开始，乡中父老说过一句话：小孩子是骗大的。李仙洲没骗我们，所以我们还没长大，李仙洲失势了，没法再照顾我们，我们在山坳里等着挨骗。


    许多年后，我百劫千难寄身纽约，美国有一家汽水公司大做广告，消费者可以拿他家的汽水瓶的瓶盖换奖品，谁能拿出三万个瓶盖，可以换一架飞机。真有一个人借了许多债，买了三万瓶汽水，交出三万个瓶盖，汽水公司没有飞机给他，他一状告到法院。大家都判断他一定赢，谁料法官的判决是：瓶盖换飞机，“一望而知其为不可能的事”，法官反而怪原告不能欣赏汽水广告的“幽默”。我立刻想起老吴的幽默来，他说了那么多“一望而知其为不可能的事”，可是我们不懂欣赏，信以为真。


    四十年后，我有幸和几位旧友通信，大家慨叹自己当年无知。骗局总是针对着人的贪念作出设计，我们妄想占尽天下便宜，活该报应，可是政府行骗，政府纵容默许行骗，总不成体统。可怜我们懂得什么，书本教我们相信政府，相信长官，相信现有的制度。我们还没学会怀疑。多年后，我从英文教科书里看见一句话“too good to believe”（说得太好不可相信）。林语堂并没有把这句话收进他编的教本，我们没有读过。罗兰夫人说：“没有诱惑，生活是没有眼睛的。”我们有诱惑，没眼睛。


    据黎东方教授写的《蒋介石序传》，当年蒋氏由广东出师北伐，对官兵提出承诺，北伐胜利全国统一之后，凡是参与北伐的官兵，都可以得到一份田地。黎东方很委婉地说，北伐成功以后，蒋氏左右的幕僚忘记提醒他们的领袖，以致授田并未实行。换言之，授田乃是虚诺。


    后来才知道，抗战八年，军事第一，国民政府开出多少空头支票！各地军政当局从未因为欺骗人民受到处罚，即使是严重的陷害。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受害，也正因为太幸运，不知道防范。抗战虽然胜利了，国民政府还得准备内战，罗网依然张开。如何使骗术得逞，考验吴连长的才能，也关乎他的荣辱穷通。他的快乐要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你如果行骗，必定骗最相信你的人，骗一向朝夕共处的人，骗曾经倾心吐胆的人。有一个人欺骗他的朋友，受骗者抗议：“我们是朋友，你怎么可以骗我？”他得到的回答是：“正因为是朋友，我才骗得到你。”这是定律，政府也得受它支配。所以公务员、军人、青年学子受害最大。政府只好打击拥护它的人，削弱它的基础，饥不择食，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


    我后来知道，骗子得手以后逃走了，消失了，他再也不会和你共同相处，你没有机会追究报复，可是“国家”不同，国家无计可逃，无处可藏，它永远面对被骗的人，还等着被骗的人对它效忠，为它牺牲。种种昨日，“国家”大而化之，难得糊涂，被骗的老百姓可是刻骨难忘！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人若是士兵，只要每次战斗每个人少放一枪，敌人就脱逃了；若是公务员，只要每个人每天积压一件公文，民怨就增加了；街谈巷议，只要每个人传播一句流言，民心就涣散了。这也是你应得的惩罚。


    也许政治人物命中注定要说谎，拿破仑承认，他在公众之前没说一句老实话。抗战八年，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都受了伤，都正在护理谎言重创后的心灵，而中共新兴乍起，犹能以遥想的理想铸造钢铁骑士！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籍华人小说家哈金的《战争垃圾》（war trash）出版，描写“朝鲜战争”后的劫余人物，哈金对我说，他喜欢人家把这本小说的名字译成《战废品》。中国对日抗战制造大量废品，但中共养精蓄锐，国共内战可说是废品对新品的战争。


    那年代，这里那里，高尚的理想都短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句“格言”正在中国大陆十二亿人民中间流行。


    我算是个“思而后行”的人，也还算有一点理想，那时吴连长住在学校附近的农家，我特别去见他，问他：宪兵十四团以河北为驻地，是否已经定案？他的回答斩钉截铁：精锐部队驻精华之区，十四团团部当然驻在北平，宪兵在全国各地的防区图早已画好，领袖已经核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已经下达，三个月内就要开拔。


    我一向痛恨官兵欺压良民，屡次幻想自己变成剑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问他：宪兵是否真能够整肃军纪？老吴（我们私下都管他叫老吴）拿出一本小册子给我看，上面写着：宪兵是国家“法治之兵种”，主掌军事警察，兼掌普通司法警察。宪兵是“民众之保，军伍之师”。抑强扶弱，除暴安良。他说，政府马上要实行宪政，推行法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宪兵这个“法治之兵种”负责兴利除弊，伸张正义。他张开双臂说，他代表国家政府号召有理想有胆识的青年。


    他用简要有力的言辞批评了军纪，他说，抗战把军纪抗坏了。军纪关乎民心，民心关乎国运，谁来力挽狂澜？宪兵！宪兵由领袖亲自指挥，国运在领袖手中，也在宪兵手中，这番话一片救国救民的情怀，把我感动了！军人欺压百姓太多了！太过分了！我见过，我恨过，我做过多少除暴安良的梦，现在我想，机会来了！


    我一直想做作家，那一年，陕南的《安康日报》副刊采用了我几篇文章，加强了我的野心。那时流行的文学理论说，作家第一个条件是丰富的、深刻的生活经验，所谓“生活”，那时指接触、了解、扶助劳苦担重担的，同情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宪兵举足军民之间，哪里有弱者到哪里去，见人所未见，经人所未经，岂不是进了写作素材的宝山？


    那时，我想，高尚的作家和低微的职务常常并存，薪水加上稿费，双倍收入，也就足以和大学毕业生的出路比美了吧？那时听说稿费的标准是千字斗米，鲁迅是大师，每千字稿费五元，可以买二百五十斤米。那时我读到谢冰莹女士一篇文章，她说，有一次她需要用钱，找某某书店想办法，书店查账，她的版税早已都领去了。谈话之间，一群学生来逛书店，有几个学生买了她的书，书店立时把版税结算给她。这一类故事我觉得很迷人。


    我决定离开学校，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念过“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以后世事茫茫，我的盘算落了空，天不绝人，只有文学未曾负我。

 第一部 3 参加学潮，反思学潮

    依中国传统，人在别离的时候要给对方留下好感，让他以后想念你，谓之“去思”。可是，我们没能这样做。（也许大家都做不到，公共厕所才会那么脏。）


    现在我要记述另一个重要“演员”，他是我们那一班的班长，名字叫曹湘源。这个“湘”字与湖南无关，他的原籍是山东日照。


    湘源瘦高个子，皮肤黝黑，微微驼背，功课勉强及格，篮球打得很好，得体育老师和军训教官欢心。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在山东打过游击，有领导能力，那时我们快要毕业了，毕业班的学生开始有自己的意见，对校方没那么顺从，曹湘源遇事肯出头，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的领袖。


    老吴来招兵，湘源也报了名，我们少数有意无意带动了多数，总共约有五十个人参加。　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都心志浮动，讨厌“读死书”；都怀乡心切，希望离开陕西，回到山东的周边地区；都对二分校的那个黑脸主任有强烈的反应，很想出一口气；都向往学潮，那时校本部（也就是高中部）的学生正在造反，他们把当时的校长软禁起来，清查学校的账目，轰动了大后方。校本部造反之前，重庆、昆明的大学生有了集体的政治活动，响应中共的主张。


    湘源对大家说，咱们不能无声无息走了，总得再闹一场才甘心。他说“再闹”，是因为我们为了王吉林同学的医疗和丧葬，已经闹过一次，上一部自传《怒目少年》有记述。他这么说，多数人赞成，现在不怕学校开除，士气高昂。回想起来，那时有人因为“走”，所以敢“闹”，有人根本是为了“闹”，才决心“走”。多年后，读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写的回忆录《西潮》，他说学生闹风潮好像小孩吃糖，越吃越多，越吃越想吃。我现在接下他的话头继续说，学生闹风潮好像男女接吻，有头一次就想有第二次，就想有以后许多次，就想升高、扩大、再进一步。


    我对湘源说，咱们已经是宪兵团的人，吴连长还没走，咱们一举一动他都看在眼里，咱们大闹天宫，会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湘源立刻说：“走，咱们找他谈谈。”


    我猜宪兵是个讲纪律的部队，大概反对我们的行为，谁知老吴表示完全同情，他说人应该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这是原则，宪兵团没有任何意见。他的态度这样开明，我和湘源都很兴奋，现在我理解，老吴要利用这件事观察我们，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思想、个性和能力。我们和学校的关系越恶劣，也对他越有利，我们自己断了归路，没有回来读书的可能，只能死心塌地做一名宪兵。不管湘源多精明，我有多谨慎，又怎能敌这个老狐狸？


    湘源颇有统御的才能，第一招他先树立共同目标，使人人争其所必争，把大家凝聚为一体。他说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的时候，他们有路费，有安家费，还有一笔慰劳金，我们也应该有。可想而知，大家个个点头称善，乐观其成，于是曹湘源应天顺人，发号施令。


    我想出四大理由，写成一纸请愿书。我们在校园里遇见分校主任，不等我们开口，他先说知识青年从军是中央发动，一切优待都有法令依据，你们想比照办理，钱从哪里来？曹湘源上前一步，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贪赃枉法是老手，这点小事难不倒你。”分校主任一听，掉头就走，曹湘源举起拳头追赶，我从后面把他抱住。湘源爱打斗，总想揍那个分校主任，每次都是我拦住。我主张谈判争取，说话不妨客气一点，目标决不放弃。湘源是领袖人才，他马上说：听你的！你去做谈判的代表好了！我事事出头，那个主任因此有点恨我，他只知道我是个坏学生，他永远不会知道，没有我，他要受一顿皮肉之苦。


    我们那一伙里头有个同学姓崔，鲁西菏泽人，心眼多，他出了许多点子。我们从不集合在一起开会，由徐秉文同学奔走串联，轮到应该说话的时候，数我能言善道，可以说个起承转合。同学们说，那次胡闹是靠徐秉文的“腿”，我的“嘴”，曹湘源的“拳头”和崔某某的“鬼”。我应该把细节写出来吗？算了吧，回想起来，那时心情绝望，自暴自弃，白天兴高采烈，夜间寂寞空虚。


    吴连长“批准”我们胡闹以后，就离开蒲溪小镇到汉阴城暂住，留下那位班长做观察员。我们耀武扬威地闹了几天，安家费和路费弄到手，也领到毕业文凭。湘源对我说，咱们最后来个高潮，为全校同学争一点权利。什么样的高潮呢，湘源拿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的是：


    要民主（学校实行民主管理，取消对学生的高压手段）。


    要和平（停止内战，使师生能顺利还乡）。


    湘源絮絮地说如何如何，我心里想，这不是中共的口号吗？湘源好像在说，写一份文件逼分校主任签字，再写一份文件，请全体同学照文件内容发表声明。我没有注意听他的话，心中一直想，这是中共的口号啊，民主，和平，延安才说出口，重庆和昆明的学生立刻响应，昆明、重庆、延安，远在天边，曹湘源是从哪里弄来的？


    看到口号，想起中共，由中共想到家乡，由家乡想起父母。离家时，父母的叮嘱是读书，自己的抱负是读书，李仙洲办这所学校收容我们，也是让我们有书可读。可是我决定不读书了，以后也永远与学校无缘了，过去，梦是这样短促，未来，偏离目标是如此之远，我不觉流下眼泪。


    我说，算了吧，这篇文章我做不出来。


    为了“怎样闹”，我和湘源有过多次争辩，可是这一次，他静静地收起字条，一句话也没说。他找不出第二个人替他做文章，只有放弃他的最后高潮。


    跟后来大专院校沸腾全国的学潮来比，我们是茶壶里的风波，不过由模型可以看大厦。领导学潮的人总是提出理想，例如反内战，要和平，再带领大家谋现实利益，例如争“公费”，争菜金，然后两者统一，例如停止内战，国库省下钱来增加老师们的薪水，免除学生的学费，改善学生的伙食。哪个学生能反对增加公费、反对改善伙食、反对替清寒学生募助学金？尤其是，助学发展成开舞会，反内战发展成罢课：坏学生欢迎罢课，逃避功课的压力，逍遥自在，好学生也由他罢课，减少竞争的对手，自己躲起来用功，凭成绩出类拔萃。所以拥护政府的“忠贞学生”苍白无力。


    学潮使学生立刻获得权力，与校长（或者也包括县长省长）分庭抗礼，恍如白昼飞升的神话人物。学潮也解放了学生的智力体力，大家抛开功课，自由发挥，居然无往不利，每个人立地成为拿破仑。这般情境非常迷人。闹学潮是挑战既存的社会秩序、价值标准，学生以小搏大，在如醉的昂扬中，也模糊觉得难以善了，索性豁了出去，说句漂亮话，就是宁为玉碎，于是行动步步升高，故意走绝路。后来大规模的学潮在全国各地发生，国民政府束手无策，正因为找不到办法逆转人性。


    湘源未能尽兴挥洒，颇感遗憾。事后回想，我那一时的软弱，也许正是命运的怜惜。后来知道，我们入营以后，宪兵团查考我们在校的记录，对我们这样一群新兵特别侦防，唯恐中共分子渗透。倘若真的照曹湘源的意思做了，以后在宪兵营里，这一段记录势必成为杯弓蛇影，我们的脑子里好像装着延安的指令，宪兵团非得像敲破核桃一样取出核桃仁来看清楚不可。我们要受到加倍的猜防，加倍的打压，加倍的嫉恨。后果更不堪设想。


    曹湘源也许不会这样想，那时他对我言听计从，文稿是我写的，他也许以为可以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后来知道，湘源并非中共分子，他从来不谈政治，我们那个学校历次闹事，都跟中共没有关系，风行草偃，我们并不知道风从哪里来。


    湘源后来脱离宪兵十四团，到四川进国立第六中学，六中一位体育教师介绍他参加中共的地下党，始终留在四川。他总算有本事，历史问题一大堆，却也熬过层层叠叠的政治运动，干到四川省德阳县人大常委，不过我那次拒绝合作，到底使他少了一笔政治资本。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西安、北京的校友编校史，认为我们的胡闹没有进步的意义，不肯写下一笔。


    秋风萧萧，很想无牵无挂走掉算了，但是忍不住还是写了几封信。一封给五叔，他是一位山炮营长，自从入缅甸作战就断了音讯，信笺上有我的眼泪。一封给校本部读书的二表姐，说明我的去向。一封给师范部的凌仲高老师，谢谢他指引我到二十二中来读书。还有一封给训育处，告诉他们怎样处置我以后的信件，我本来写的是请他们把来信一律退回，不知怎么又撕掉重写，信件由二表姐代收。这个决定对二表姐的影响大极了，说得夸张些，这件事改变了她的生命，一如她改变我的生命。我们都出于无心，唯其无心，才使我惊悚人世祸福之难测。


    我把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我们离开汉阴，到宝鸡入伍，二姐也高中毕业，考进武功的西北农学院。几个月后，二姐突然来到新兵连，拿出五叔汇给我的老法币三万元。五叔好意资助我求学，可是我已经当了兵，这笔钱还是退回去罢！二姐沉默不语。我既而一想，如果五叔的本意是栽培一个上进的青年，二姐比我更有资格接受，我何不建议五叔把这笔钱送给她？她凭衣食不周的公费读大学，实在艰苦得很啊。


    二姐仍然把钱分两份，给我留下一半。那时候尽管法币贬值，对我们而言，三万元仍是一笔大钱，二姐拿去的那一半，充分发挥了助学的效用。我的那一半呢？ ……我希望能找到我的父亲、弟弟和妹妹，一直找不到，通货天天膨胀……我的那一半就糊里糊涂地消失了。


    再想一想，我该向两个人当面辞行，一位是国文老师牛锡嘏先生，一位是事务员毕础基先生。我和牛老师的因缘，《怒目少年》有记述，以后还要提到他。我和毕先生的关系是，我替学校抄缮名册文件赚零用钱，他在他的职位上照顾我。我向他辞行，拿出用手工做的纪念册请他题字。他想也没想，提笔就写。好像他早已想好了句子，正等着我。他写的是：    <blockquote>


    冰山有泪逢春瘦


    雏雁无家入网栖    </blockquote>


    我一向爱读律诗，长于记诵对仗，这两句话很像是律诗中的一联，后来常念诵，常思想，陆陆续续有了解读。


    “冰山”应该是指国民党，我们的靠山。国共两立，互为消长，抗战八年，共军壮大，在日军占领区到处建立根据地，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到处发展地下组织。那时世界思潮向左，中共在国际间到处有声望，有支援，趁着日本突然投降的机会，在华北和东北出面接收，国民党正像开始融化的冰山，暗暗缩小。


    “雏雁”当然是指我们这些流亡的孩子。抗战已经胜利，流亡学生的身份还能维持多久？故乡成了解放区，又如何回老家？小鸟不能永远在空中飞翔，总要有个落脚之处，慌不择路，一头撞进网里，还以为那是个鸟窝呢！


    毕先生应该是这个意思，他的经验多，阅历广，世事如棋，他能看出下一步、再下一步。后事正如他所说，我们落入了捕鸟人的网罗。由他写下的两句话，可以体会他对我们的同情。往大处看，多少人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很清醒。


    我们这一群迷途羔羊离开蒲溪镇往西走，曹湘源是头羊，吴连长是牧人，宪兵十四团是饲主。第一站先到汉阴县城，老吴在那里等着我们。下午出发，昏黑到达，住在城南一个小村庄里。农家没有大房子，我们草草分成几组，各自找个宿处。我们住的地方，湘源没来看，湘源和他左右一批人住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显然已经分化。


    湘源放下行李，立即带着亲信人马，连夜急行军奔回蒲溪，蒋梦麟说的那块糖他没吃够，他非把分校主任和事务主任痛打一顿，二十二中这一章难画句号。依他设想，蒲溪是个偏僻的小镇，简陋的农舍散布各处，一伙人蒙上脸，半夜三更闯进去又打又砸，呼啸而去，结果必定不了了之。这件大动作他完全瞒着我去干。


    曹湘源一再说过，我们是“益者三友”：学友，难友，盟友。他说一同度过艰难困苦的人，彼此必定终生结交，同舟共济的情义，到老犹在。可是湘源以后的行为显示，盟友是可以随便抛弃的，狡兔死、走狗烹，帝王将相之间的事，也可以发生在平民身上。江湖行第一步，我就领受了深刻的教训。


    那一夜，湘源扑了个空。对方都是老江湖，料到曹湘源有此一着，他们藏起来了。


    第二天，听说老校长李仙洲将军在汉阴，我提议大家去向他辞行，他以无限爱心创校，我说“即使咱们给他磕一个头也应该”。我和湘源一同到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洽商，老校长拒绝接见。


    这才知道，学校迁到陕西以后，不断有学生投军，老校长召见过知识青年从军的三百人，考取军校第一分校的二百人，除此以外，参加炮兵第十二团的，参加海军的，参加兰州特训班的，还有我们这批投入宪兵的，他一律不见。褒贬臧否，他心中向有一架天平。


    许多年许多年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还觉得十分惭愧。


    这是我和湘源最后一次合作。

 第一部 4 最难走的路，穿越秦岭

    那几天，吴连长很得意，招兵能一网捞上来五十多个“知识青年”，他立了大功。他料定我们是煮熟的鸭子，丢在汉阴城外不理，他带着班长和曹湘源住在城里，每天陪着他吃喝游逛，他认为掌握了湘源可以掌握我们全体。


    谁晓得事有不然。


    这一夜，我又在做那个梦，梦里一心想飞。我终于飞起来，飞得很勉强，费尽力气拉高，还是往下坠。哎呀，我的肚皮几乎要擦着屋顶了！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候，有人把我一把拉上来。


    一个姓于的同学拉我起床，把我引到另一农家、另一间屋子，满屋子大约有三十个人，都是我们投入宪兵十四团的同学，众同学中间坐着一个军官，宪兵中尉。


    中尉望着我点点头，不说话，同学们个个眼睛朝地上看，也不说话，他们正陷于重大的疑难之中。终于拉我起床的于同学打破沉默，他向我介绍，那位军官是宪兵第六团的郑排长，他引述郑排长的消息，开到北平去服勤务的并不是十四团而是六团，十四团留在陕西不动，吴连长欺骗我们，大家聚在这里商量怎么办。


    我冲口而出：“既然六团驻北平，我改投六团。”


    郑排长微微一笑，他这才开口对我说话，一口陕西腔。他说他是本地人，做事要对得起当地父老，绝不说半句假话骗人，尤其不能欺骗纯洁的青年。他说十四团不可能驻北平（北京），司令部要他们留在陕西，派到北平去接收的是他们第六团，六团在西安一带的勤务已经移交给十四团了，正等候飞机空运北上。


    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表态，影响了犹豫不决的同学们。大家释然，郑排长欣然。那时六团驻在西安附近的宝鸡整训，郑排长也是来招兵，也看准了流亡学生是个兵源，他也想到一分校和师范部去演讲，碰了软钉子，于是追到汉阴来挖墙角。他是怎样及时找到这些同学，这些同学又怎样想到把我拉进来，至今是个谜。


    满屋子学生，没有一个想留在陕西，空运北上多神气啊，更加上要发泄对老吴的不满，立即形成一致的意见。这一次分裂把我和李孔思分开了，我曾在病中蒙他照顾，他于我有恩，可是他为人落落寡合，平时很难倾心吐胆。唉，反正以后的遭际祸福难料，也只有各人去碰各人的运气了！袁自立想了半天，也没通知他的好友陈培业，我们都有遗憾。


    郑排长也带了一个班长来，姓张，他的老家就在邻村。我们连夜迁到那个村子去住，在张班长家过中秋节，张班长的母亲是个慈祥的老太太，气氛很温暖。第二天夜里，张班长带我们再换一个村子，经过“三迁”之后，我们从此和老吴、还有老吴带走的那些同学断了音讯，四十年后，一九八六年，我才找到其中几个人，但是一直到今天，始终没找到李孔思。


    张班长说，我们“失踪”以后，吴连长酒气熏天，提着马灯满村搜寻，逢人便照，曹湘源望着空屋大哭一场。四十年后我写信告诉湘源，你如果每天有两个小时和我们在一起，郑排长无从乘隙而入，湘源回信承认错误。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改投六团，我非常需要离开陕西。


    由汉阴到宝鸡要经过汉中北上，沿途全是十四团的勤务区。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有，那要从安康穿秦岭到西安，十分辛苦。我坚持要走辛苦的山路，躲开十四团的势力范围，以免被他们扣留。郑排长说，他是本地人，强龙不敌地头蛇，老吴斗不过他。我说，扣留我们的未必是老吴。他说，六团团部会向十四团团部施压力，我说，我们突然脱离了十四团，是我们理亏，团部出面交涉，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同学们都认为我的见解正确，大家讨论时，郑排长非常注意地看着我。


    最后决定走山路，六团有个医官回团部，由他带队。秋风黄叶，上路的心情凄凉。好吧，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冤家。第一站去安康，走的是回头路，半路要经过蒲溪。后来越想越发觉郑排长会办事，由汉阴到蒲溪五十华里，由蒲溪到安康九十华里，二分校就在蒲溪大道旁边，郑排长极不愿意我们走这条路，他得防止我们回到学校里面看看，进了学校和老同学叙旧，也许改变主意又留下读书。许多人从军出于一时冲动，求学读书是永恒的愿望，他必须使我们远离诱惑，以防功败垂成。


    他设法弄来一辆大卡车运送我们，当年汉阴汽车极少，想必他费尽了力气。老吴不能把我们立刻带走，也是因为交涉车辆。车过蒲溪时特别加快速度，努力甩掉我们的旧梦。也是老天帮他的忙，学校门外的公路上有一个老者采樵归来，弯着腰挑着一担木柴，汽车与他擦身而过，吓得他踉跄跌倒，车轮卷起的飞尘埋葬他，露出一颗白苍苍的头颅，显出他在挣扎。我们在车上大笑，这一笑，我们忘记了二分校，确保了郑排长兵运的成果。这一笑，也笑出军心和民心之间的鸿沟。我们还是一个“准兵”，这老樵夫的痛痒已无关我们的痛痒，成为我们的开心果。以后国府调兵遣将，军人和民众始终各有各的喜怒哀乐，彼此很难产生同感。


    安康和流亡学生有缘，抗战初期，教育部在此收容华北青年，送入四川。一年前，学校由安徽西迁，一分校设在安康，我由老河口坐船溯汉水而上，在安康“起旱”步行到蒲溪。如今抗战胜利，走来时路，说是青春结伴好还乡，心中却只有惶惑。


    仅有的喜悦是匆匆拜访《安康日报》，《安康日报》副刊第一个把我的文稿用铅字印刷出来，它对我有重大的意义。报社是一座两层的小楼，编辑部设在楼上，副刊主编万钧先生和一分校的戴子腾老师早已等着我。我结识万主编出于戴先生介绍，我来向他俩告别。他们对我投入宪兵，没有一句询问、一句安慰、一句勉励，完全避开这个话题，无声之声应该是不以为然。倒是报社的总主笔，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夸奖我写的《评红豆村人诗稿》，对我不再读书深为奇怪，问明原因之后，嗟嗟两声，相当动听。万钧先生从楼下排字房请来一位王先生，好像是编辑部的负责人，他显然十分忙碌，握个手，送给我一本艾芜的《文学手册》。


    这是我今生看见的第一家报馆，虽然简陋，纸张和油墨的气味惹我喜欢，端正庄严的铅字，比手写体多了几分神圣，好像文字一经铅印，便入“古典”。它每天载着信息，漫天飞翔，触手化作灵魂的营养，幕后的工作者岂是常人。这半日流连，产生我无穷的遐想。


    他们登过我几篇文章，早就说给我一点稿费，见我远走他方，连忙东拼西凑拿出来以壮行色。我想起班上有位同学非常穷苦，而且生了慢性疾病，今天回想，也许是黄疸。我当场写了一张字条，授权那位同学来领钱。这笔钱是我生平第一笔稿费，钱数不多，给了他，我心里觉得很甜。有时自己也奇怪，为什么会觉得付出是甜美的？难怪我一生不能聚财。


    两年以后，我在河北省秦皇岛有了落脚之地，特地写信给《安康日报》，我说我是当年流亡学生中的忠实读者，我要求他们寄几份报纸给我看看。真难得，他们果然照办，而且是逐日付邮，连续一个星期。还是那样粗糙的土纸，还是那样缺边少框的铅字，一切并未因抗战胜利而改进。我本来想给他们的副刊再写几篇文章，这回我不要他们的稿酬，我要用文字酬答他们，可是他们的副刊已经取消了！我把报纸拿在手上抚摩久之，也惘然久之。


    四十年后，定居四川的郭剑青学长来信告诉我，老同学留在四川的，为数不少，有位某某，听到我的名字，表示当年曾得到我的资助。我想如果他肯来封信，开个头，从此温故知新，彼此都可以添制许多美好的回忆。可是他没来信，只撂下这么一句话。唉，四十年后，他还有这么一句话，也难得了。


    写到这里，又得加几行注解。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接着是国共内战，一九五○年，国民政府失去中国大陆，退守台湾，国共双方隔着海峡，严厉隔绝一切联系，大家“两世为人”。一九八○年左右，国共都改变政策，中国大陆和台湾和美国都可以自由交流，我开始设法寻找大陆亲友，自称“望乡台上看前生”。戴子腾住在湖北老河口，我寄去一份厚礼，他和我通信多次，但时存戒心，万钧住在湖南耒阳，根本拒绝和我联系，我完全没有机会对他表示回馈。他们在我心中的分量很重，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很轻，不能对称。


    在安康，郑排长安排我们住在安康警备司令部控有的一座房子里，我们一步踏进大门，恰逢几个大兵烤狗肉下酒，他们用广东大兵特有的方法，如我在第一本回忆录《昨天的云》里所记。我们闻见香气，听见他们猜拳行令，也听见如此议论我们：“这就是那批闹学潮的学生。”我才知道风潮也是成名的捷径，难怪诱惑多少“英雄”入彀。这是我对安康最后的记忆，回想起来并不舒服。


    以后的路程是由安康北行。还记得在安康城北渡汉水，初觉风寒衣单，迎面漫山红叶，血光火色，联想国共两军正在东北华北作战。我们此去正是走向杀声重围，山尖峻峭，山脊像刀剑阵势，不知怎能穿得过去。想起“上帝不能造两座山中间不留空隙”，人从山缝里找路，人也在山缝里耕种，生儿育女。


    穿越秦岭山区到西安，中间要经过镇安、柞水。在我们之前，一九四五年，日军进攻河南西部的时候，李永刚教授由河南走避敌锋，奔陕西安康，再由安康穿越秦岭到西安，他走的也是这条路线。他事后著《虎口余生记》，沿途经过的村庄城镇，他都记下名字和里程，我把书中记述的里程加起来，由安康到西安一共是五百七十华里。


    这一段路，他携家带眷走了十天，我们轻装赶路，作息不同，他记下的那些地名，除了几个重要的城镇，我都不知道。各有因缘，大概我们留宿的地方他也不知道。我走路很慢，而且容易疲劳，大家迁就我，在山中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后来我听说李孔思和陈培业脱离十四团，再回学校读书，也走过这条山路，他们晨昏疾行，只用三天。分校主任本来拒绝收容他们，经过全体教师说情，级任导师担保，他们以悔过待罪之身，勉强读完最后的课程。


    记得第一站在东镇街投宿，镇安县境。这是一个依坡而建的小镇，层层石级穿街而过，见妇女挑着两桶水挣扎而上，心中恻然，那时只听说自来水，没见过，暗想山中人哪一年有这个福气。想起全家逃难时我在外乡自己挑水的经验，念现在有谁替我家挑水。


    那一夜，我们投宿山家，郑排长忽然出现，他一直远远地尾随我们。他为什么不辞辛苦呢，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后来知道，他唯恐我们有人反悔，特意在后面拦截。中秋刚刚过去，月亮反而更团皎洁。他带来一瓶酒，托山家做了两样菜，说是陪我们赏月。我们坐在山村的小院里，夜色中四围皆黑，我们先看见光，后看见山，最后看见月。月光下看重重叠叠山，世界如同废墟，人和月的关系反而亲切，忘了月球也是废墟。有几位同学轮流向我劝酒，静悄悄望着我的脸让我一个人说话，我醺醺然，忘了我是谁，恍惚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文明毁灭，唯我幸存。又以为自己是李太白，笑傲江湖，五岳看山不辞远。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原来劝酒出于郑排长安排，趁我没注意，他离座走进屋去检查我的书包，取走我的毕业文凭。他以为我没有文凭就没有其他出路，也就没有脱队的动机，我的态度可能左右其他同学。经他导演，这些同学都做了称职的演员。我同甘苦共患难的伙伴啊！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后来我到台湾，又遇见美酒当前唯我独尊的场面，一伙平时自视甚高的人忽然谦虚和蔼，我就料到是怎么一回事了。


    郑排长虽不光明，仍然磊落，我们接受新兵训练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忽然来到营房探访我们，他只说来看看大家，没有一句八股，然后他掏出那张文凭当众还给我，说明他为什么扣下我的文凭。


    还记得镇安县城很小，站在市中心可以望见城墙，墙高刚刚超过人的身长。县政府的规模大约三房一厅，石墙瓦顶，算是全城最好的建筑，衙门大开，门外没有卫兵，黑黝黝空荡荡的大堂中间摆一张方桌，铺着红布，非常安静，桌上没摆文房四宝，古人称道的“花落讼庭闲”，也许就是这般模样。但愿不是这般模样，因为这并不代表民间没有争执，更不表示所有的争执都已公平解决。


    还记得有个地方叫火地塘，那里的小旅店，依我们抗战流亡时的标准看，也太简陋肮脏。此去东北也是赴汤蹈火，所以记住了这个地名。彻夜山风呼啸，默诵“我是太阳，我是永远不灭的火”，这支歌一向使我热血沸腾，火地塘之夜却不能增加体温。一度唱到“母亲啊，谢谢你的眼泪，爱人啊，谢谢你的柔情，别了！这些朋友温暖的手”。流下清泪，因为我已一无所有，也就一无可舍，也就没有那份能舍的悲壮，这才体会到“舍”也是福气。


    一路投宿，多在山家，石板盖的小屋，立在石块铺成的小径旁。没有院子，屋子里湿气很重。叠石为灶，大石当床，小石当枕头，只差石头不能当被子盖在身上。原来石头有香味，还有一种石头夜间发光。一宿无话，好像睡在石头缝里，山静似太古，我恍惚觉得是一个长生的人猿，从史前活到公元一九四五年。


    山中人腿短，个子细小，像山上的苦竹，他们爬山太多，脚趾抓着鞋子生长。男女都穿自己染色的粗布，黑如铁片。七岁八岁的孩子光着屁股，但是眉清目秀，看了觉得“疼”爱。他们沉默，不问山外事，我们喧哗，不问山中事，彼此面对面，中间隔着无形的山。


    书上说，秦岭以南的人吃米，秦岭以北的人吃面。我们在秦岭，吃的是水煮玉米屑、加入白萝卜、用酱油搅拌成团。滋味不坏，一面吃一面算计缺少哪些维他命。我们能买到的菜只有豆腐，想零食，只能两元法币买一斤胡桃。两块钱算什么呢，安康的猪肉二十几块钱一斤，这里胡桃满山是，他们收两元法币还觉得卖了好价钱。


    每天夜晚我都要想一想：人为什么要世世代代住在山里？为什么不离开？“路是人走出来的”啊！那时候，鲁迅的每一句话都是格言。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走，一定要走出去，山路崎岖，上山一身汗，下山一身冰冷，一天之内好几个寒来暑往，由脚掌到足踝都磨出高温，如炙如烤。走啊走，推开群山万壑，人要走路，山挡不住。一路都是晴朗的天气，风云变幻都在山外，偶然夜间有一阵小雨。夜宿农家，枕上听雨打蕉叶，早晨一看，门外并没有芭蕉，怎么回事，想了很久。


    越走山势越高，登上最高峰，有一片平地，没长树也没长草，居然有座庙，庙门居然加了一把大锁。山风如海啸，逼得我们不能走，在地上爬。这地方没有鸟，山坡挡风，树木才有机会歪着插在石缝里。我大喊一声，声音被风裹去，连我自己也听不见。高山比较接近太阳，反而比平地冷，书本上说，高处水气少，热量散发也快。不敢想象高寒最处，四顾无路，不知道自己怎么能来到这里。天空大了几圈，下望群山罗列在云中，一望无尽，云无尽山也无尽，看山尖把云海戳破，冒出头来，想象海上仙山。我并不指望遇见神仙，只盼出来个和尚，可是没有。


    越过这座最高的山峰之后，山路忽然平坦了！后来研习小说戏剧，情节冲突到达最高潮以后结束，跟秦岭山势吻合。多年后，我的秦岭经验帮助我领悟什么是“法自然”。到此山势尽，衣服不再每天湿透，汗水流完，心中一喜。路渐渐平坦，两旁巨岩有如拱门，大概就是谷口。谷形南北狭长，据说这是清军追击白莲教的战场，清军利用地形，设下埋伏，打一个大胜仗，来一次大屠杀。这地方怎么能打仗！纵是深山最深处，兵家也有理由必争。


    看见瓦房骡马，看见举世闻名的窑洞，陕西土质有黏性，气候又干燥，陕西人借山坡或土丘挖洞居住。窑洞名气大，里面住过王宝钏、毛泽东。看见以一排窑洞做校舍的中学，学生进进出出，活泼可爱。有些窑洞分两层，如同楼上楼下。洞门长圆，一团漆黑，很神秘，想起陕北的无产阶级革命。再往前走，踏上公路，看见中央军官学校七分校的学生，人字呢军服，宽皮带，英挺鲜亮。没想到日后大对决，大崩溃。


    匆匆过西安，夕阳西下，人也实在累了，不能欣赏城门城墙的古意，只嫌灰暗没落。看见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满街跑，身旁坐着中国少女，长发，涂很浓的口红。没想到日后北平出现“沈崇事件”，国民政府大伤元气。看见一片妓寮，屋内有人拉胡琴唱戏，屋外电灯光下冷冷清清，一个女子穿着红色的毛衣拉客。经过一处路旁，停着一具棺材，几个学生在材头烧香，上前探问，知道是某大学的一个女生死了，想起流亡学校郊外的累累新坟。后来读圣奥古斯汀自传，他第一次进巴黎时经过巴黎最肮脏落后的地段，以致终生对巴黎没有好感，我跟西安的因缘不幸也是如此。


    俱往矣！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新闻报道说，西安至安康间铁路业已修成，全长二百六十七点八公里。这条铁路号称隧道最长，桥梁最多，建造车站最困难。秦岭隧道长十八公里，中国最长，亚洲第二，世界第六，最长的有一千六百米。还是今天的人有福气，他们穿越秦岭再也没有我们的艰苦经验。


    然后新闻报道说，西安到安康一线，要修双线电气化铁路，正在用岩石掘进机挖掘世界上最长的隧道。秦岭深处被人发现“秀才村”，平均每四户人家有一个大专学生。还有一条消息说，日本人小椋英勇到秦岭捉蝴蝶，违反中国法律。秦岭和大专学生，电气化铁路，还有蝴蝶等名词一同出现，我有说不出理由来的轻松。


    当年我们徒步穿越秦岭，发挥了抗战时期锻炼而成的毅力，但是结局很可笑。我们在西安钻进火车，那时火车一路震动颠簸，座椅用木条制作，屁股像挨了板子一样痛。夜间行车，无从领略秦川风光。西安到宝鸡，一七三公里。宝鸡下车，鱼贯而入一个大院，四面有围墙。我们还没坐定，大门口已布下双岗卫兵，我想出门寄一封信，竟不可能。实在没想到，出了李仙洲的保险箱，关进宪兵团的保险箱，第一个保险箱想使我们与日军隔绝，后来第二个保险箱想使我们与社会隔绝。

 第一部 5 新兵是怎样炼成的(上)

    我们在宝鸡城内略事休息，开到一个叫做马营的小镇去接受新兵训练。今天看地图，马营在宝鸡城东南，隔着渭河，我不记得有河，因为受训形同囚禁，根本不准外出。


    马营没有寨墙，出操的时候，操场和田野连在一起，但是班长们好像能使用巫术，他们在操场四周建起无形的高墙，我们能望见田间的小径，却不能走上去，我也从来不想走上去，我的心思意念到操场的边缘为止。即便是野外教练，我们的“阵地”也选在马营镇的东南，马营的房屋隔断视线，我们看不见那河，更看不见宝鸡县城，他们用心剪掉我们思想的翅膀。


    马营的营房本是一座庙，那时乡镇庙宇都有大院子，容纳信众朝拜，都有很高的围墙，阻挡外面的红尘，正适合做管理新兵的地方。“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流水已把庙内的任何痕迹冲刷得干干净净。我在鲁南参加游击队的时候，中共的八路军从不住庙，如果万不得已要住，官兵不入正殿，荤腥不入庙门。国民政府的军队是鲁莽的，流亡期间见过几座庙宇，正殿神像所穿的锦缎袍服都不见了，据说是被军官的太太扒下来使用了。我能想象，马营这座宗教信仰的中心如何一步步遭受破坏。


    我们各地来的新兵编成一个连，叫做补充连。那时宪兵连的编制是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十个人。编队时，每排第一班都尽量挑选长相好、反应快的兵摆出来，排横队集合的时候，这一班站在最前面，好比一本书的封面，上级长官来训话的时候，可以看见最好的阵容，那时候，上级长官会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来，伸手一指，要一个兵回答，他总是随意从第一班挑人，列兵能答上来，连长才有面子。我们流亡学生分散在三个排里，却又大部分集中在每排的第一班里，这种安排显出我们是补充连新兵中的精英。


    我编入第一排第一班，全连集合的时候，这一班站在全连的前面，尤其是面子中的面子。我的个子高，站在第一班的排头。“排头兵”也是个荣誉，他是本班的标兵，操演班队形变换的时候，排头兵要立刻了解口令的意旨，要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指定的地点站好，全班列兵跟进，如果排头兵错了，全班的行动都错，如果排头兵慢了，全班的行动都慢。据说在火线上如果正副班长同时阵亡，排头兵立刻暂时代理班长。


    我们立刻知道宪兵根本不能保送升学，我们的薪饷服装和步兵完全相同，宪六团服勤的地区并非北平而是沈阳。真奇怪，也不知消息从哪里来，立刻人心浮动。班长不动声色，他们有经验，知道怎样走下一步棋。


    那时练兵，操课作业全在户外，营房只是睡觉的地方。倘若老天下雨，大家可以窝在地铺上，钉纽扣，写家信，伸懒腰，十分舒适。所以雨天是军中四喜之一，军中流传一首四喜诗：“早操逢阴雨，病号盖被子，安寝无岗夜，月底加菜时。”第二句需要解释一下，早晨起床以后，人人把棉被叠得方方正正，整天不碰不摸，晚上睡觉才准许打开。若是生了病，准了全休的病假，就可以盖上被子休息，滋味十分甘美。


    可是福兮祸所依，“暗账”也可能在下雨天欠下。


    下雨天也是擦枪的时候。那时，上面发给我们一支步枪，“汉阳造”，即使在游击队里，这种旧枪也是姥姥不疼，奶奶不爱，可是现在我们得好好地伺候它。军中对擦枪要求很高，规定很琐碎，那没上过战场的人不能领会“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只觉得这玩意儿既麻烦、又无聊。那位于同学，汉阴之夜把我从床上拉起来的那个人，协助郑排长挖人，功在六团，他在擦枪时想起读书的日子，他说了几句愤慨的话，“那些和我们竞争的人正在物理！化学！我们在这里玩弄一块废铁！”停了一会儿，他居然又说：“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尽头（意思是前程远大），他们已看见我们的尽头（意思是从此完蛋）。”他越说越气，举起手中的步枪往地铺上一丢。“老子不甘心！”


    在一种权力之下，无论那权力多小，多暴虐，无论那权力给你多大痛苦，总有受苦的人攀附它，出卖同类，逢迎它的需要。于同学放言无忌，小报告到了班长的耳朵里。


    全连官兵紧急集合，站成戏剧舞台所谓“三面墙”的队形，当时的“军语”——称之为讲话队形。连长先作了简短的训话，他说于某某严重破坏纪律，不可饶恕。接着两名班长把于同学架出来，按倒在队形缺口处的地上，打屁股。他们朝这人的口中塞一块软木，防他因疼痛咬断舌头，又在他小腹底下垫一个枕头，防他疼痛时挤破睾丸。最后一个步骤是，两名班长拉紧他的裤子，否则棍子打下去，裤子的褶皱会像刀刃一般纵横割裂他的皮肉，使他久久不易复元。


    本班的班长负责行刑，用乡下人挑东西的“扁担”代替军棍。我不敢看，闭上眼睛，听声音知道行刑的力度，知道挨打的皮肉之苦，想象各个人不同的表情，真个是感同身受！听觉果然可以代替（或者说包括）视觉和触觉，四年后我进广播电台写广播稿，这番体验帮助了我。


    打完了，队伍解散，班长立刻架起挨打的人，协助他艰难地踱步。班长知道要走满多少步，才可以把他领进禁闭室，把他平放在门板上。班长立刻褪下他的裤子，双手蘸满烧酒，为他推拿。他们还有一个偏方，把旧鞋的鞋底烧成灰，敷在打破了皮的地方，帮助伤口提前愈合。这是一套制式作业，唯有如此，挨打的人才不会留下后遗症，成为连队的弃材。


    新兵的抱怨立刻无声，窃窃私语也消失了，人人对班长的眼神反应灵敏，自己的面部表情却逐渐麻木，然后随着操场上基本教练的进度，每个人的肢体动作机械化了。人人随着班长的大呼小叫惊魂不定，同时又中规中矩，全部生活没有余地可以躲避，没有余暇可以喘息，以前，生活是悠然神往和忐忑不安合成的，现在只有麻木。


    我们在马营受训六个月，前三个月高潮多，每月都有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大刑伺候，另外两个是陕西青年。班长们也实在能干，他一天花多大精神监视我们，教育我们，打骂我们，连半分钟休闲也没有。他好像永不疲倦，我们的一切过失，他都能立刻发觉。


    他们每一次举起扁担来的时候，我都闭着眼睛，坚持不看。我心里一直想，他们行刑的动作怎么这样熟练，默契怎么这样好，他们究竟干过多少次了？尤其是受刑者嘴里的那块软木，每个班长行囊里都备有一块，一定是经过多次试验改进，定出规格，代代相传。经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累积的？传统是花了多少时间形成的？在此之前，究竟有多少人咬断了舌头、挤破了睾丸？


    在第一次大刑的震慑之后，各班班长面目一变，整天不说，不笑，只发口令，打人。他们管打耳光叫烧饼，管拳头叫面包，管脚踢叫火腿。那年代，我们没有人见过面包，也吃不到火腿，班长们使用这些代称，显示他们的幽默。


    原来新兵训练就是挨打，操课教材无非是打人的借口。起床号已响，你的动作慢了，要打；起床号未响，你的动作快了，要打。熄灯号未响，抢先上床，要打；熄灯号已响，还没有上床，也要打。他们打起人来真狠、真下毒手。


    夜间紧急集合是一个完善的样本。紧急集合的号声，把大家从梦中惊醒，穿衣服的时限是五分钟，动作慢一拍的人要挨打，罪名是“老百姓”。有人匆忙中把裤子穿反了，并不惊怕，好像挺有幽默感，该打，罪名是“老油条”。有人担心自己来不及，穿着衣服睡觉，该打，罪名是“神经病”。老百姓，老油条，神经病，班长每天动手动脚，念念有词。


    尤其是“老百姓”，这一条是每个新兵的原罪。班长打一下，骂一声活老百姓，打一下，骂一声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


    兵士来自民间，带着民间的习性和身段，也许和军事训练的目标相悖，但是你不该因此污辱老百姓，不该借此丑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几百万卑视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来。


    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八路军走出解放区，蹲在收复区农家的灶门，亲亲热热叫声老大娘老大爷：“八路军把鬼子打退了，蒋介石要下山来摘桃子……”


    以我亲身体会，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百姓为耻。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得到老百姓支持。一九四九年，那时国民政府已吞下一切苦果，我到台湾卖文为生，下笔东拉西扯，不知轻重。我给具有军方背景的《扫荡报》副刊写了一篇文章，直陈军中不可把“老百姓”当做骂人的话使用。


    忘记过了多久，政府通令全军，彻底废除“老百姓”一语。当然不会是根据我的意见，我想文章既然登在报上，而且是军方的日报，军方有人看过，反映到决策阶层。


    后来知道，立法定刑有所谓“法准”。班长打人并没有准则，早操跑步的时候，有人踩掉了前面列兵的鞋子。班长立刻把他揪出来，拿刺刀当戒尺打他的手心，打得很多，很重，挨打的人怕痛，没有军人气概，要狠打。有人硬挺着挨打，很有形象，把打人的班长激怒了。他一面用力打一面说：“你有种，你好汉，我一定要打到你哭。”后来挨打的人流下眼泪，班长打得更凶，一面说：“你哭，你哭，我一定打到你笑。”后来，唉，挨打的人一面挨打果然也一面笑出来，笑声凄厉，混合着哀伤、愤怒、绝望，完全不是人类的声音，我至今回想起来，毛骨悚然。


    班长们常说，你的事到了我的手里，要多轻松有多轻松，要多严重有多严重，这叫“提起千斤，放下四两”。多谢那些班长给我启了蒙、开了窍，五十年代的台湾，政府以“白色恐怖”安内，许多事不可以常情常理度量，我把千斤四两的心法传给好几位朋友，帮他们趋吉避凶。据说，殷海光教授听到这八个字，嗟叹久之，他把这八个字转换成学术用语，称为“不确定感”，并附以英文原名。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国民党用“不确定感”统治台湾。


    挨过板子的人，左手手心肿得像托着一个包子，他用一只手吃饭，咬着牙。有位同学帮他穿衣服，流下眼泪，班长发现了，也挨了几拳。班长认为流泪是一种批判，一面打他，一面追问：“班长什么地方做错了？你说！你说！”


    有一个新兵，唉，我也别说他的姓名了，相貌骨架都好，如果有心培养，将来是个人才。可惜他有个坏习惯，话多。也不知他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宪兵学校快要撤销了，由中央军校设一个宪兵科，训练宪兵军官。


    倘若这样，宪兵与步兵炮兵同列，丧失了自许的特殊性，很难再宣传自己是“法治之兵种”，做不成“革命的内层保障”，也不再是“领袖的近卫军”。虚幻的荣宠丧失了，对宪兵是难以容忍的毁谤。班长们叫这个同学站在院子里，一床棉被蒙在他的头上，几个班长把他围在中间，轮流加以拳打脚踢。这有个名堂，叫“八国联军”。如果在三伏天，烈日下，蒙在被子里的人又痛又热，惩罚的效果最大，我们冬天受训，“联军”的战果稍稍减色。


    这个阵式像排球选手练球，“八国”原则上稳站不动，把你打得东倒西歪，你歪到哪一“国”的手下脚旁，哪一国踢你捣你，用一拳一腿之力把你送给另一“国”。他们边打边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受处分？起初当然不知道，这是执迷不悟，该打，后来回答知道了，好，罪有应得，继续打。


    “八国联军”进攻的时候，我正坐在第三排杨排长的卧房里，他召我个别谈话。他听见窗外“八国联军”的杀伐之声，沉默下来，他好像考虑要不要介入。依照训练时期的不成文法，排长不能干涉班长的教育手段，为的是保持班长的权威性，班长是抟捏新兵人格的工匠。但是他好像认为够了，再打下去太过分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连长的声音，他出来结束了列强的“侵略”。连长名叫朱腾，从此他在我心目中留下好印象。


    我在公元二○○二年追述公元一九四五年的新兵训练，阅读相关资料，发现军中有些口耳相传的金科玉律，由大清朝的湘军淮军，民国初期的北洋军阀，经过北伐抗战，一直留传到国民党的台湾时代。


    例如，“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炼。”这两句格言在军中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训练既然可以包藏在磨炼之中，磨炼也就可以冒充训练，磨炼和折磨的界限模糊，以折磨新兵为乐趣的心态，也就百年不绝。


    班长们常说“好铁不打不成钉，好人不打不成兵”，打打打！他们警告“鸡蛋碰不过石头”，“胳臂拗不过大腿”，胳臂又细又短，是弱者，大腿又粗又壮，是强者，恃强可以凌弱，识时务者为俊杰，否则“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后来知道，这些话也是不朽的经典。


    排长们说话和行为比较文雅，对班长的这一套采旁观的态度，不管怎样，班长把我们“打碎了、和成泥、再捏一个”，他乐观其成。我们的张排长提醒我们“义不掌财，慈不带兵”。言外之意，一切小心。后来有位姓何的来当过几天排长，他没那么含蓄，他告诉我们军中流行两句话：“连长打死人，团长杀死人。”也就是，连长可以把一个兵打成重伤，如果这个兵的伤养不好，死掉了，连长可以报这个兵病死，上面不会追究。作战的时候，团长可以用抗命或作战不力的罪名就地枪毙士兵，上级也不会调查。他豪情万丈，自己甘愿先吃兔子后喂狮子，也就是“我先杀你，上级再杀我，我看见你死，你看不见我死”。


    我对这种训练非常失望，他们要把我们打造成没有个性、没有正义感的动物，他们要我们对暴力屈服，承认一切现状合理，这哪里像是训练“民众之保、军伍之师”？这样训练出来的机械人，又怎能担任“革命的内层保障、领袖的近卫军”！班长常常反复训示：你可以折断一根筷子，你不能折断一把筷子。他只是要把我们变成筷子。


    班长们联手营造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深入骨髓的恐怖气氛。他们确实精力过人，料事如神，我们的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全在他们的掌中。他们永远不休息，似乎也永远不睡觉。半夜，人人熟睡的时候，一个新兵起来上厕所，班长立即跟踪而至。偶然，两个同学趁左右无人，说几句悄悄话，转脸一看魂飞魄散，班长不知何时从天而降，逼你把对话重排一次，再罚二十个卧倒起立。


    两个月以后，我们同学之间断绝了一切沟通，如果还有谁找你攀谈，那人准是班长派出来的线民。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裸体，都好像透明，班长不戴手套，爱摸我们哪里就摸哪里。夜晚熄灯以后，我倒在枕头上，努力使呼吸均匀，唯恐有人数算我呼吸的次数。我合上眼再也不睁开，唯恐看见班长的眼睛正在上方注视，看我是真睡还是假睡。据说，在电影院里，如果一个男孩目不转睛地看前排的一个女孩，那女孩的后脑勺就会觉得有压力。我每夜总是带着这种压力。


    新兵训练和流亡学校的新生训练确乎不同，两者的区别，并非仅仅是严格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在新兵、新生一字之差。设立学校是教学生如何求生，使自己生存也使别人生存，新兵训练却是教人求死，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或者同归于尽，依军中通用的语言，这是“有我无敌，有敌无我”，这是“必死不死，幸生不生”。这是最特殊的一种训练，也是最反常的一种训练。


    所以当年国民政府对大兵没有退伍后的照顾，没人设想他活到七老八十。五十年代，国民党退守台湾，知耻知病，痛改前非，尊称老兵为荣誉国民，负责养老送终。八十年代，台湾“解严”，人民可以自由游行请愿，老兵也为自己的利益走上街头。竟有做过大官的人不以为然，依这位退休特任官的意见，老兵当年在营，作战不力，这个战役也没成仁，那个战役也没取义，一路败退到台湾，依赖政府养活直到耋耄之年，他们还有什么资格争长争短？他的意见能代表某一些人。


    我后来逐渐明白，军队的存在是一种非常的存在，和各行各业不同，因之，军人所受的训练，“老百姓”很难了解。那时，建立军队的特殊性，要从人人挨打的时候甘之如饴开始。他要摧毁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扫荡我们每个人的自尊，要我们再也没有判断力，再也没有自主性，放弃人生的一切理想，得过且过，自暴自弃。据说人到此时，从自轻自贱中生出勇敢，万众一心，视死如归。我称之为“无耻近乎勇”。


    新兵训练是一种轮回，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如此这般捏塑而成的士兵，当然不会爱民，一个人格破碎的人很难有爱，更难有大爱，除非后来从宗教情操得到救赎。如此这般成长的人又怎会威武不屈？如果班长是他们的教士，“胳臂拗不过大腿”、“别想拿鸡蛋碰石头”是他们代代相传的圣经，后来内战的战场上，处处有“四十万人齐解甲”的大场面，也就事出有因了。


    那时，跟我们隔着秦川平原生聚教训的中共，可不是这样练兵的！我得承认，自大清朝廷、北洋政府、国民革命军是一套文化，中共的解放军另是一种文化。


    如果说，当年宪兵团的苦修也使我受到什么造就，……一九四九年，我逃到台湾。台湾成为反共基地，出现了所谓白色恐怖。我凭着马营的学习心得，可以料到他们做什么、怎样做，我能理解、能忍受、能躲闪、能坦然相对。我把自己可能受到的伤害减到最小，可是也萎缩成一棵从未盛开的花。


    地球总是在转。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教育发达，军队素质提高，宪兵上等兵都是高中毕业，打骂教育完全废除。服役时有成就感，三年退伍，转业渠道也多，当宪兵是青年的一条好出路，可惜我早生了几十年。

 第一部 6 新兵是怎样炼成的(下)

    有这么一个故事：法国文豪雨果出国旅行，到了某国边境，接受检查登记，他和值勤的宪兵有一番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雨果。”


    “你靠什么谋生？”


    “笔杆子。”


    于是，宪兵在登记簿上写道：    <blockquote>


    姓名：雨果。


    职业：贩卖笔杆。    </blockquote>


    我现在记述的那个年代，中国一般宪兵的程度大概也就是如此吧？《中华民国建军史》说，一九三一年国民政府成立宪兵，明文规定要小学毕业才可以报名，事实上当时国民教育不发达，学童入学率很低，招兵时降低水平，只要识字就行。


    说到识字，当年文化界曾经辩论“文盲”的定义。有人说，只要有一个字不认识，就算文盲，翻开《康熙字典》看，我们有多少字不认识，我们都成了文盲？有人说，只要认识一个字就不是文盲，中国人的宗法观念强烈，无论如何都认识自己的姓，中国没有文盲？这一次，宪六团吸收了很多陕西乡村和山区的青年，其中有些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到底算不算文盲？


    这一次，吴连长到汉阴招兵，从二十二中一口气吸走五十多个中学生，算是破了宪兵历史上的纪录。


    新兵训练掌握在班长手里。各宪兵团选拔优秀的上等兵，保送进宪兵学校军士队受训，结业后成为班长。所谓优秀，是指木马跳得高，单杠耍得转，打野外跑得快，立正姿势站得久，并不重视他们的学科。


    我们新兵连有九个班长，三个副班长，我们很快发现他们除单杠、木马和立正稍息之外，严重缺乏必须的知识，只有一位郭班长，名叫郭伟，高中毕业，学冠群僚。当年马营有难同当的陈百融同学帮助我回忆，写出九个班长的姓名籍贯，他们多半来自陕西省的乡村，我今天隐恶扬善，也不必都写在这里了。


    我们那一连新兵的程度悬殊。招兵除了“只要识字就行”，还有意外收获。那时抗战突然胜利，时局激烈变动，出现了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临时有饭就吃。有一个人姓马，模样瘦、高、黑，果然长了一副狭长的脸。战干团出身，业已做到步兵连长，却突然变成和我们一同入伍的新兵。他对班长们十分恭顺，并且从不和我们任何新兵交谈，很懂得适应环境，班长也从不难为他。还有一位姓崔，身材矮胖，脸上有白麻子，第二十八集团军军官训练班毕业。还有一位，据说是黄埔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大家将信将疑，六团到沈阳，他果然做了某军的炮兵连长。新兵赵静佚，他的姐姐是国民政府驻美外交官，我们经过上海时，这位姐姐曾来探望弟弟。国府要人魏道明有个外甥，流落陕西，也进了招兵人员的网罗。熊允颐军长的儿子与继母不和，离家出走投军，更是宪兵连的“特殊材料”。凤翔先修班的流亡学生也来了十来个，他们是高中程度，连同我们从十四团改投六团的这三十个初中毕业生，人数超过全连三分之一。据说自宪兵成立以来，新兵的成色从来没有这样十足可观。不久六团开往东北，经过南京，南京当地的宪兵开了个欢迎会，六团沙团长致词的时候，特别提出“一个连有五十个中学毕业生”，赢得热烈掌声。


    这一批新兵给那些班长很大的压力。有人说笑话，军训教官懂一二三四，音乐教员懂一二三四五六七，数学教员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现在是只懂一二三四的人当权，管理教导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人，班长们有自卑感，他们必须打人维持尊严。他们知识不足以服人，道德不足以感人，气质不足以诱人，但膂力过人，打人最方便，最占优势，收效也最快。多年后，我读某一位俄国作家写的故事，他说他母亲一向用体罚管教孩子，母亲常说，“打一次比不打两次更有效。”班长们一定完全同意。


    班长在训话的时候说过多少次：“你们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蹲着。”以驯兽师自况，有优越感也有危机意识。这是没知识的人打有知识的人，这是行骗的人打被骗的人，也是吃饱了的人打吃不饱的人（新兵连的伙食很坏）。


    每天晚点名后，班长有一段单独训话的时间，每一排三位班长轮流值星，值星班长可以对全排训话，我有机会领教三位班长的言论，他们努力突出自己的文化水平。一个班长很得意地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推”。你们不长进，我就要往前“推”。一面说，一面做出推动的手势。


    有一次，某班长表示他也懂平面几何，喊过“向右看齐”的口令之后，嫌队形不够整齐，大吼一声：“两点之间可以成直线，你们有这么多点，为什么还不直？”他不知道，点越多，线越不直。


    班长训话到段落处，照例高声问我们：“听见了没有？”依照我们所受的训练，全班必须喊破喉咙，齐声回答：


    “听见了！”


    再问：“听懂了没有？”


    再答：“听懂了！”


    三问：“记住了没有？”


    三答：“记住了！”


    回答的声音必须一次比一次雄壮，我们觉得可笑，无聊，但是人人一本正经。


    有一个班长说，部下必须相信长官，信心可以产生无比的力量。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张钞票明明是一张纸，大家相信它是一块钱，它就是一块钱。这话没有经济学常识，我们仍然齐声高呼：听见了！听懂了！记住了！


    确实记住了，我直到今天没有忘记。


    几个月后，我们开到沈阳，赶马车的人沿街喊着：“一张票！一张票！”（一张一元的钞票。）意思是，市内车费由一块钱起价。不久物价上涨，通货贬值，赶马车的人照样喊叫“一张票”，这张票已经是十元的钞票了，虽然大家比以前更希望那张纸是一块钱，又有什么用。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政府改革币制，金圆券出笼，当时币信很高，多少人把黄金美钞送进银行换那张纸。几个月后，币值惨跌，老百姓用钞票糊墙，焦头烂额的我还草草想过：那位班长现在怎么样了？他怎么修改他的训词？


    为了表示自己有文化，班长们常在训话时诵念四首劝学诗，那是四首七律，作者吴澄，陕西的一位进士，陕西籍的班长们以他为荣。班长念诗，囫囵吞枣，我始终听不清全文，我也怀疑班长了解全文。我还记得有一联是：    <blockquote>


    人不修习何异兽，


    蛇能变化亦成龙。    </blockquote>


    意思不错。四首律诗的最末两句都是：    <blockquote>


    拳拳相勉无他意，


    三十年前好用功。    </blockquote>


    班长如此反复叮咛，实在教我伤心。我们那时不到二十岁，“三十年前好用功”，无异责备我们轻易放弃了学业，浪费最宝贵的光阴。学者说，三十岁以后，人多半是重复、加强他三十岁以前学到的东西，三十岁以前奠定广度，三十岁以后只能堆积厚度，老进士的话可以如此解读。可是你们把我们从学校里骗出来以后，怎么可以再对我们念诵这样的教条！他们迫切需要材料使用，却不知此时劝学，失言失人，他们但充面子，不计后果，也可能不知后果。


    每天晚点名的时候，照例要唱宪兵学校校歌，这是我们跟宪兵学校唯一的关联。我们是被他们用宪兵学校的名义骗来的，校歌声中有绵绵的新愁旧恨，对别的新兵，校歌连这一点感应也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试看歌词：    <blockquote>


    整军饬纪，宪兵所司，民众之保，军伍之师。


    以匡以导，必身先之，修己以教，教不虚施。


    充尔德性，肃尔威仪，大仁大勇，独立不移。


    克励尔学，务博尔知，唯勤唯敏，唯职之宜。


    军有纪律，国有纲维，孰为之率，唯尔是资。


    完成革命，奠固邦基，匪异人任，念兹在兹。    </blockquote>


    歌词的体例仿照中华民国国歌。国歌源于党歌，党歌歌词本是孙中山先生参加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训词，那时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一九三七年制定国歌，没有考量十三年后文化风尚和社会需要，只求在文献形式上延续传统，就歌词论歌词，已是一失。宪兵学校校歌继承了国歌歌词所有的缺点：文言深奥，一般国民很难接受；整齐的四言诗，没有长短错落，节奏呆板；国歌歌词押的是 ong 韵，离暮气太近，离昂扬的朝气太远。宪兵学校的校歌不见前鉴，押司，资，兹，声音从牙缝里出来，押施师，知，基，有“气”无力。而文字艰深又超过国歌。


    黄埔军校校歌押 wu，同样不顾声韵，使人想起苏东坡在赤壁赋里形容的“其声呜呜然”，可见当年南京重庆主持文宣大计的人，如何忽略了听觉。他们只想到继承已往的五千年，没设想开创未来的五千年。后来这种模仿繁衍成派，陆军后勤学校校歌，陆军化学兵学校校歌，工兵学校校歌，都学黄埔，不避 wu 韵。国防管理学院校歌，中山理工学院校歌，都学国歌，四言一句，不避 ong 韵。这些歌词有共同的“特色”：你得读过许多文言文，才看得懂，即使读过许多文言文，也听不懂。


    宪兵学校校歌的曲谱倒是容易唱，听来也雄壮，里面有一段掌故。当年中华民国教育部用孙中山先生的一段遗训作词，公开征求曲谱。负责决审的大人先生，采用了一首庄严肃穆的黄钟大吕之音（程懋筠作曲），另一首较为轻快活泼的进行曲，列为第二名（于镜涛作曲）拍板决审的大员但知满足自己的庙堂趣味，脱离大众国民。中华民国国歌的曲子，起初太强调字的单音，像祭孔的音乐，后来由低音到高音，差距太大，要受过声乐训练才唱得完。普通常见的情形是，开始大家一齐唱，以后调子越来越高，唱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七零八落，溃不成声。有人说，这是象征国祚不永。


    宪兵学校成立，处处想表示宪兵的特殊和不凡，不但采用了这首几乎成为国歌的曲谱，也模仿国歌作词，全体宪兵都唱这支歌，事实上成为宪兵的军歌，那年代，也是一首大多数宪兵唱不清、大多数老百姓听不懂的歌。


    也就在这时候，山东、河北、安徽、江苏，农村出身的中共干部，喜气洋洋地传播他们炮制的顺口溜：    <blockquote>


    想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


    想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blockquote>


    愚夫愚妇、男童女童朗朗上口。


    每天晚点名之后，全连官兵一同朗诵军人读训，制作文本的人简直拿大兵开心！例如：


    第三条：敬爱袍泽，保护人民，不容有倨傲粗暴之行为。


    第十条：诚心修身，笃守信义，不容有卑劣诈伪之行为。


    招兵时“卑劣诈伪”，练兵时“倨傲粗暴”，带领“只要识字就可以”的“老百姓”，念模糊不清的咒语。班长训话，从来不敢引用这些条文。晚点名时，班长入列，我个子高，做排头第一名列兵，三位班长就站在我旁边，我听得见他们随众朗诵，咬音不准，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几个什么字，有时候，他把第九条的（亵荡浪漫）和第十条的（卑劣诈伪）掉了包。


    就在我们嗡嗡作声、不知所云的时候，黄河北岸中共士兵朗朗上口的是：    <blockquote>


    人民的军队爱人民！    </blockquote>


    一听就会，触类旁通。


    班长也有教我们非常佩服的地方，他们的立正姿势很标准。他们上单杠、跳木马轻快如同游戏。他们卧倒、起立、踢正步漂亮迷人。他们只有把心思都花费在“术课”上，他们也的确是很好的教练。


    我们为了把立正站好，冤枉吃了很多苦，花了很多时间。对于立正，步兵操典冗长琐碎的规定，每一个班长都背得烂熟，到了排长，能把立正和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挂钩。我们站得腰酸背痛，头晕眼花，站成木雕泥塑，死灰槁木。这是一桩永远修不完也修不好的把式。我不相信这样可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我不相信一位大将“独立三边静”的时候，“两腿并立，两臂下垂，中指贴于裤缝。”我相信这样可以产生很好看的卫兵和仪队。


    踢正步的经验也痛苦不堪，我也怀疑有任何价值。尤其是训练踢正步，先要“拔慢步”，腿抬起来，手臂伸出去，做出正步走的姿势，却站在原地不动，简直是一种苦刑，弄得人人夜里睡不好，白天站不直。那时规定，齐步走每步七十五公分，每分钟一百一十四步，脚尖向左十五度；正步走又要脚尖向右，都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后来我读到蒋介石主席一段训词，他说，“可以先求内容、后求形式，也可以先求形式、后求内容。先有形式、后求内容，易；先有内容、后求形式，难。”是了，他想先有形式、后求内容，他想由徒具形式的教员、训练出精神内涵充实饱满的学生。


    现在知道，当我们恨不得个个站成植物人的时候，大河南北的共军，正在苦修另一门功课：战士怎样背着炸药包，挨近碉堡，悄悄坐下，背上的炸药包紧紧靠在碉堡上，自己断然引爆。他牺牲了，可是碉堡也炸出缺口来，被后继者一举攻下。他们完全不需要什么立正姿势。解放军从来不问全班士兵的鼻尖是否在一条线上，全班的棉被是否折成有棱有角的豆腐块。他们卧倒，起立，也不必像天桥的把式一样好看。


    现在知道，我们那些班长，每天在操场上呼天抢地，不过是为了“齐步走”——全排士兵的脚掌同时落地，为了“枪放下”——全班士兵的枪托同时落地。那时候，大河南北的共军干部，正在训练他们的战士如何对付国军的坦克，他们轻轻松松，以各种姿态，各种腔调，对坦克发出讥讽：    <blockquote>


    一怕天黑看不见。二怕步兵被切断。三怕飞雷和炸弹。四怕集束手榴弹。五怕战防枪。六怕战防炮。七怕火箭炮。八怕黑头穿甲弹。九怕有沟过不去。十怕白灰烟幕弹。十一特等射手打它的瞭望眼。十二英雄上车塞进手榴弹。    </blockquote>


    班长常常问我们：世界上有物理博士，有化学博士，你们可听说有军事家博士？没有，确实没有。班长又问：为什么军事家没有博士呢？他说，因为军事学问太高深，单说立正姿势已是神妙莫测，谁也没有资格评定他的成绩。班长侃侃而谈，洋洋得意，虽然对列兵讲话，也站出一个漂漂亮亮的立正来，仿佛他就是军事家。那时我已知道，因为大学没有军事家学位，所以世上没有军事家博士。


    地球总是在转。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教育发达，军队素质提高，军事学校开始设置硕士学位。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新闻报道，专家指出，踢正步有碍健康，减损战力，“踢正步的过程中，脚后跟经常猛烈着地，在医学上确实有伤及脑部之虞。世界上踢正步的国家早已不多，美、英部队不踢正步，军力一样强大。国军踢正步应系沿袭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陆军，日本则学步自德国普鲁士军人。战后的德国已不踢正步了。”老天爷！专家的发现往往是生活经验和常识的学术化，我怀疑，除了踢正步以外，训练立正姿势也“有碍健康、减损战力”，我们有许多人“立正”时昏倒在操场里。而且我怀疑，后来内战正式开打，国军坐困孤城，死而后已，正是“立正”训练的长远影响。

 第一部 7 两位排长怎样庇护我

    马营的打骂有教无类，我却没挨过打。新兵训练分“术课”和“学课”两大门类，传统偏重术课，像单杠、木马、跳远、拳术等。我有相当程度的“麻烦症候群”，不能承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回忆录第二册《怒目少年》有详细记述），马营新兵连六个月，我的术科成绩落后，挨打的机会很多，本该每天小打一次，每星期痛打一次，可是居然没有。


    这是奇迹，我有奇遇。多年以后，我写出两句众人引述的话来：“每一层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你如何遇见他；每一层天堂上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你如何躲开他。”马营如果是地狱，我有幸遇见天使。


    马营第一天，我们鱼贯进入营房，一个军官站在大门以内的走道旁注目看我们每一个人。后来知道，他是新兵连第三排的杨书质排长，那天他是全连的值星官，他要观察我们。由这件事情可以推论他是一位既优秀又尽责的排长，他这么一看，发生了我和他今世来生的“殊胜因缘”。


    新兵连的三位排长是：第一排排长张志华，陕西临潼人；第二排排长姓黄，广东人；第三排排长杨书质，河北沧州人。杨先生有“书生气质”，使我联想“下马草檄，上马杀贼”。开训一个星期，我的弱点完全暴露了，杨排长庇护我。后来知道，杨排长对连长说，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位列四强之一，军队的素质逐渐提高，如果宪兵的知识水准比他们低，就很难执行勤务。杨排长说，文武全才难得，只有取人之长，兼收并蓄，量材施用。训练新兵，他主张要给体质比较文弱而文化资质优秀的青年留下一席之地。当时在六团、甚至在宪兵司令部，这都是相当“前卫”的看法，感谢朱腾连长接受了他的建议。


    那时，在新兵连的三位排长之中，杨排长年纪最轻，今天推算，只有二十四岁。他的学识丰富，据说，他在宪兵学校受训的那两年，每逢星期假日，人家坐茶馆，进戏院，三朋四友打麻将，他去听名人演讲，到图书馆看报纸杂志。


    那时宪兵学校有学员队和学生队之分，学员队招收军校毕业生，施以一年的专业训练，使他具有宪兵军官的资格；学生队则是宪兵军官的“科班”，受完整的宪兵军官教育，是宪兵的嫡系正统。杨排长出身学生队，年轻有为，说句很俗气的话，行情高，面子大，他也说服了第一排的张志华排长。


    马营受训六个月，连上对我的术课没有严格要求。训练进行到后期，每月举行全连术科大竞赛，评审官给每个新兵打分数，给每个班算出平均分数，给全连九个班排定名次，如果名次低，班长的考绩也低。第一排第一班赵班长提出异议，认为我的分数会把第一班的名次拉下来，对他不公平。杨排长从中运作，连长同意，把我调到第二班，评审官核算第二班的成绩，把我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全班十名新兵，只拿九个人的分数来平均。


    当时我们每一分钟都控制在班长手中，班长绝对不许我们有“私密”的空间和时间。杨排长为我制造喘息的机会，他做值星官，一定找我个别谈话。连上有一挺轻机枪，按规定由第一排排头扛着出操，我调到第二班以后，顿时轻松许多。西北风里学筑城，挖战壕，指导员看杨排长的面子，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里写墙报，免除劳役。第二排黄排长以值星官身份训话的时候，强调术课重要，然后叫着我的名字说：“他的腿太长了！”表示原谅。如此这般，给人的印象是全连长官都护着我。


    回想起来，他们那时都是时代青年。杨排长年纪最小，个子也不高，但望之有威。朱连长比他大几岁，态度光明磊落，治兵大处着眼。张排长年龄最大，当年三十五岁，阅历丰富，有苦口婆心。三人风格不同，借用宪兵训练的口号来形容，张排长稳重，“钢胆沉着”，杨排长朝气蓬勃，“热心慧敏”，朱连长慷慨有大志，“向前向上”。这样三个人，他们带我去北平我就去北平，带我去沈阳我就去沈阳。


    军事训练一切讲话都有标准说词，千口一腔，辗转重复，十分乏味，但杨排长常有自己的见解。有一次，他以值星官身份对全连士兵讲话，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受军事训练？我们说为了报国，我们又说这是一种义务，他都装做没有听见。他的答案是：军事训练可以使青年人养成终身使用的良好习惯，像整洁、勤劳、勇气、效率、合群等等。他的角度不同，他从青年的利益看问题，答案新鲜。二十年后，我看到美国海军的招兵广告：“你想免费周游世界吗？”我又想到当年杨排长的见解多么“前卫”！


    杨排长常常找我个别谈话，他有一间小小的卧房，除了床铺，只容得下一张书桌。我们隔着桌子面对面坐下，在操课时间，他是一个不动而威的长官，个别谈话的时候，他像一个温和的教授。我能有一段时间完全脱离班长的掌握，已是一种幸福，何况又能分享人生道路上先行者的智慧。他虽然年轻，分寸拿捏得准，他暗中庇护我，但从未直接告诉我。他也从来没有一句话谈到政治（那该是指导员的工作），只谈青年人立身处世。还记得他引用成语，解释什么叫“有为有守”，他指出，我的性格偏向有守，远离了有为。那时候，他看出我的沮丧和萎缩。


    我必须记下来，他屡次问我有什么计划，他叮嘱我：如果想做什么事，务必先和他商量。我心中暗想，事到如今，个人的一切权利已遭剥夺，个人的一切发展已遭堵塞，我还能有什么计划？我只希望六团带我走出关中，走回华北地区，寻找我的父母、妹妹和弟弟。我并没有把这个意念说出来，说出来也没人相信，也许增加另一种猜疑。我心里的事情，他们知道得越少越好。


    多少年来，我十分思念杨排长，有一天恍然大悟：亲爱的杨老师啊，你是担心我自杀吧，你是用“防范自杀”才说服朱连长的吧，士兵自杀，连长要记过调职的呢！


    了不起的排长，你难道料事如神，那时我的心里的确常常冒出自杀的念头来。那时士兵自杀也是军中常事，奇怪，我们是新兵，不知怎么都听说了自杀的方法：你不是有一支步枪吗，你侧卧在床上，盖好棉被，被窝里抱住步枪，弹舱里装上子弹。你悄悄用脚趾拉开扳机，推子弹上膛，枪口抵住喉部，再用脚趾去扣扳机，惊天动地，一了百了，蚂蚁也有十分钟的轰轰烈烈。班长降级，排长记过，连长调去坐冷板凳，一个个灰头土脸，教你知道我的厉害。


    纵然班长有天眼通，连长有天耳通，你们也不知道我悄悄地演习过一次，当然用空枪。你看不起脚趾，没想过一发能动全局，枪机咔嚓一响，全身震动，若有所失，若有所得，赤条条来去，滋味很迷人呢。可是我几乎弄假成真，我不知道弹舱里真有子弹。


    必须解释一下：“汉阳造”步枪是把子弹装在薄铜片做成的弹夹里，再把弹夹装进弹舱，满夹有五发子弹，最后一颗子弹上膛，空弹夹自动跳出舱外，叫做“漏夹”。平时弹舱里不该有子弹，我没有事先检查，幸亏只有一颗子弹，我用脚趾把子弹推进枪膛，听见空弹夹当啷一声落下，好家伙，枪在警告我。幸亏是汉阳造，幸亏没有第二颗子弹，险哪！


    我怎么能自杀，父母家人挂在心上，我得活着。我只是研究自杀，排练自杀，宁可百日不用，不可一日无备。我既然掌握了自杀的方法，随时可以实施，反而好像吃了定心丸。亲爱的杨排长，我一直活着找你，我终于找到你，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


    二表姐突然来到马营，引起一阵轰动。她已在二十二中毕业，考进西北农学院，成为当时的明星级人物，女大学生。大学生有向上级控诉的能力，他们只好让我们见面，连长特别让出他的办公室，供我会客。我那当炮兵营长的五叔，音讯断绝已久，现在忽然汇给我法币三万元。二表姐是我指定的代理收信人，学校训导处把信转给她，她把钱领出来送给我。我很感伤，我说我已辍学，不配再花用这笔钱，咱们退回去吧。二表姐比较理智，主张收下，我这才想起，我有机会进二十二中，多亏二表姐导引成全，流亡学生的生活十分困苦，她现在考上大学，正是需要金钱支持的时候，我就用五叔这笔钱补报了她这份人情吧！五叔能够为家乡培养一个人才，也是一桩善举。


    但是二表姐坚持给我留下一半。那时对我们来说，一万五千元是很大一笔钱，有了这笔“基金”，加上半工半读，二表姐读完大学。我突然有了这笔钱，一时手足无措，那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可以收藏它。二表姐走后，我急忙报告班长，班长教我报告连长，连长教我存放在排长那里。我拿着厚厚一叠钞票去找杨排长。杨排长没说话，他只是找一张报纸把钱包起来，又找一根线捆扎了。他替我保管这笔钱，分文没有短少。


    我承办过一件重要的事情。抗战胜利，政府对士兵颁发“参加抗战证明书”，对尉级和校级军官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附有一张证明。新兵补充连收到一百多张空白的证明书，由我用毛笔填写番号和姓名，我愉快地完成了工作。连部有一位准尉司书，可是连部的官长都指定由我填写他们的名字，他们认为我的书法比较好，“插柳学诗”下的工夫还在身上。不过我心里有意见，士兵只是“参加”了抗战，尉官校官才值得“纪念”，将官不论他做过什么，一律颁发“抗战胜利奖章”。一个人对抗战的贡献有多大，竟完全由官阶决定！还有，证明书的纸张柔软，容易起毛，不耐久藏，难道要士兵装成镜框背在背上？


    我的“学科”成绩毕竟不错。杨排长为我们讲解步兵操典，张排长为我们讲授作战教范和阵中勤务令，这三门功课合起来简称“典范令”，十分重要。张排长年资深，已经训练过好几批新兵，不管新兵程度有多低，他都要照上面制定的课程表对牛弹琴，心中一定无可奈何。这一次面对我们这批流亡学生，他算是遇到知音，尤其是我，对他的讲授时时心领神会。他似乎想知道杨排长有没有看错人，讲课时随机拿一些问题考问我，例如背诵步兵操典第一条，背诵立正姿势的要领等等。还好，我都能答得上来。


    我甚至超出他们的期望。杨排长讲操典讲到步兵冲锋，操典规定，冲锋前要子弹上膛，关好保险。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关保险，依我揣想，士兵跳出阵地，平端步枪，冲向敌人，子弹既已上膛，当然要在双方刺刀尚未碰触之前射出这颗子弹，杀伤敌人，操典要我们关上保险，不知留下这颗子弹做什么用？杨排长听了大为惊奇。


    野外演习有个项目叫“步测距离”，测量的公式是两步算一复步，人人背诵公式“复步加复步乘二分之一、等于公尺数”。这个“复步乘二分之一”是什么玩意儿，难倒了多少新兵，也难为了多少班长。有一次，在操场里，张排长当众要我背诵这个公式，我脱口而出的是“复步加复步的一半”。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答错了，既而一想，满面堆下笑来，可不是？“复步的一半”多好懂，多好计算，要“复步乘二分之一”干什么！


    据说，这两桩公案都写进了新兵训练的例行报告，由连部贡献给团部；据说，团部汇报材料时加入这两条，上达宪兵司令部；据说……


    有一次，张排长突然问我：假使你守在阵地里，你抬头一看，敌人的炮兵就在眼前，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作战时，步兵在第一线推进，炮兵在第二线支持，怎会先出现敌人的炮兵？我凭直觉反问：“他的步兵在哪里？”张排长一笑：“算你答对了！”


    那时，我和他怎么也没料到，一年以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两年以后，共军有了炮兵。司令员料定国军缩守据点，不敢出击，就把炮兵调到第一线攻城。有时候，守军的确可以抬头看见共军的炮兵，若问怎么办，正确的答案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张排长讲课旁征博引，他讲到子弹的速度，也讲到声音的速度，我发现子弹的速度比声音快。有一天他问我们：听见枪声害怕不害怕？大家齐声高呼不怕。再问为什么不怕，一片鸦雀无声。我想起一个答案，我说子弹先到，声音后到，听见枪声，子弹已经飞过去了。这个答案传遍全团。


    二十年后，我在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写五百字小品专栏，使用了这个答案，表示人生有些恐惧是多余的。台湾最前线金门岛上的驻军打电话来，他们需要这篇文章做士兵的教材，并且问我另外还有没有这一类的文章。


    我的术科也并非一无是处。训练后期，步枪实弹打靶，每人射击两发子弹，每一枪的满分是十二环。我一枪打十一环，一枪打十二环，杨班长初露笑脸，张排长提高嗓门说我“太慌张了！”他认为瞄准时沉着一点，两枪都可以打十二环，我听了，体会出什么是“其词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论射击成绩，全连新兵仅此一人，我到底参加过游击队，见过准星尖。就凭这点虚名，后来有人想调我去执行罪犯的死刑，也就是做刽子手，我当然拒绝，那是六团开到沈阳以后的事了。国共内战，我只放过这两枪，这是我的幸运。


    靶场规则也有悠久传统。事先划定范围，通知村长乡长，临事派出哨兵，阻止行人通过，以防误伤百姓。列兵进入靶场以后一律卧倒，不准起立，步枪一律与身体平行，不准“出枪”（把枪管伸出去），枪机一律拉开，暴露空空的弹舱，没有子弹在内，以防误伤官兵。列兵就射击位置，班长跪在他的身旁，指导监看每一步动作，射击手打完子弹，归回原位，班长还要检查枪内有没有多余的子弹。如此谨慎周密，使我动心，影响了、或者加强了我以后行事的风格，或者还及于行文的风格。


    “团教练”野外演习，我又有一次精彩的表现。有一个项目是指挥官下达行军宿营的命令，命令的内容分中、前、右、左、后五个部分。演习完毕，全连成讲话队形听连长讲评，朱连长首先点了我的名，要我复诵演习时听到的命令。命令的内容看似复杂，其实次序井然，流亡学校也有军事训练，也有野外演习，军训教官也下达过这样的命令，我喜欢条理分明的东西，印象很深。朱连长临场抽考，我拼凑前后记忆，不足之处再稍加编造，居然一气呵成，很像那么一回事。等我复诵完毕，朱连长大声问全连新兵“听到了没有”，连问两次，十分高兴。


    这一连串考验使杨排长很有面子，各班班长对我另眼相看，似乎再也没有人非议我的特权。


    杨排长的大动作是改革新兵连的伙食。那时新兵穿不暖也吃不饱，高级军官常引用拿破仑一句话：“困苦与匮乏，乃优良士兵之学校。”作战的时候，挨冻受饿很寻常，平时不预习怎么行？可是怎么不想一想，平时养得壮，上了战场才挺得住啊！


    连上有专人管经费办伙食，官名很奇怪，叫做“特务长”。它本是特别勤务的意思，出操上课行军宿营是一般正常勤务，被服装具柴米油盐就是特别勤务了。后来我到联勤补给机构工作，有两位同事的职衔是特务员。这些特务长、特务员都和情报间谍没有关系，可是共产党虽然知彼知己，也还没精细到这般程度，后来特务长、特务员做了俘虏，还真受到些特别审问。


    那时军官、军士和大兵各有进餐的地方，菜饭成色有别，军中办伙食的准则是：“官长要吃得好，班长要吃得饱，兵有多少吃多少。”结果是，新兵半饥半饱。那时士兵腰间都扎一根皮带，开饭的时候并不解开，吃过饭以后，肚皮胀大，用手指插进皮带测试，如果插不进两根手指，算是吃饱。有一次，某班班长问列兵吃饱了没有，别人不敢回答，有个胆大的坦白说没吃饱。班长要他自己测验，看到了测验的结果，吩咐他“把皮带扎紧一点”。我们天天唱“太阳空气水，蒋委员长说它是三宝”，从来不提淀粉和脂肪。有时连开水也短缺，我们照以赛亚书所说，“以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


    写到这里，我应该谈到我们的待遇。招兵的人说，宪兵上等兵的薪饷比照步兵少尉，当然没那回事，到底比少尉差多少呢？我找到军政部当年编制的“陆军官兵待遇比较表”，那时少尉薪俸每月法币四十二元，战时加给三十元，生活补助费二百五十元，合计法币三百二十二元。二等兵饷金每月法币二十元，草鞋费六元，合计法币二十六元。少尉薪资是二等兵的十二点三倍。二等兵拿到的二十六元又是多少钱呢，我还记得当时阳春面每碗二元，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可以用十三碗阳春面的价格，想象当年二等兵的购买力，“国家”给的伙食吃不饱，他没有资财自己补充。


    我们每天活蹦乱跳，攀高举重，热量消耗很大，杨排长看在眼里，动了恻隐之心。全连伙食虽由特务长负责主办，却又由三位排长轮流监督，每人“任期”一个月。战时菜金少，物价高，人所共知，没有什么可说的。抗战突然胜利，菜肉的价钱降下来，杨排长认为新兵可以吃得好一些，就在轮到他“值月”的时候提议改善。


    这是对特务长的挑战，也微妙地碰触连长的威信和利益，另外两位排长知道不妥，但是谁也没有反对。以前，每天早晨，新兵推举出来的采买，带着炊事班长，向特务长领当天的菜金。杨排长的改革方案是，每月一日把上半月的菜金都领出来，到十六日再把下半月的菜金都领出来，统筹支配，货币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


    杨排长的设想没有错，然而特务长岂是好惹的？他欺杨排长不知世道险恶。一号那天，杨排长派人来领钱开伙，特务长把全月的菜金都给了他，却不告诉他全月一次付讫；而杨排长以为只支取了半数，另外还有一半到十六号再领。他用全月的菜金办半个月的伙食，当然有明显的改善，可是他十六号再去找特务长，才知道本月份已无钱可用，这一下子麻烦大了。


    杨排长必须马上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下半月的菜金如何筹措；第二，下半月的菜比上半月差得多，他如何向全连士兵解释。张排长、黄排长都为他分忧，各自对本排士兵说明委屈，他们谁也没怀疑杨排长贪污。我不知道杨排长如何渡过难关，即使在个别谈话的时候，他从未提过半句。他才二十四岁呐，这么有担当。


    不久，团部要把杨排长调到另一个连去做排长。团部没有发表书面的人事命令，只由主管业务的人打了个电话，并且指定前往报到的日期。杨排长认为团部作业程序违反规定，提出异议，但是团部置之不理。于是杨排长集合全连士兵告别。


    记得正是黄昏，地面晦暗，天空明亮。记得杨排长别出心裁，教我们蹲下。记得他说舍不得分离。记得他提高了声音说，团部把我调来调去，从来没有人事命令，我好像是一条狗。暮色渐浓，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色，只见他举起手帕拭泪，只听见他说：“他们拿人当狗！”这句话触动了每个新兵的伤心处，全场同声大哭。


    团部慌了手脚也发了脾气，一个排长居然跟新兵建立这样深的感情，这还了得！这种反应我了解，大地主雇个奶妈照顾小孩，就慎防孩子爱他的奶妈。杨排长暂时留下来，六团开往沈阳的日子近了，稳定新兵的情绪要紧，这笔账秋后再算。通过杨排长，我仿佛看见宪兵团的黑暗面。该看见的、总有一天会看见，但是现在未免太早。

 第一部 8 南京印象一叠报纸

    六团不去北京，大家颇为失望，大概团部为了安抚军心，颁下一套说辞，各位班长异口同声告诉我们，六团此行由西京长安出发，先到南京，再到以前满洲国的新京长春，一共是三个京城，北京去不去又有什么关系？


    陕西本土生长的新兵，偷偷地问我西京到新京有多远。我说不知道。今天我为了写这篇文章，特地翻查资料，掌握了一些里程数字，我们由陕西宝鸡出发，由宝鸡到西安，一七三公里。由西安到徐州，八六○公里。由徐州到南京，三四六公里。由南京到上海，三○九公里。然后海军把我们运送到葫芦岛，一三八四公里（七四七海里）。由葫芦岛到沈阳，二九三公里。沈阳到长春，三○五公里。一共是三千六百七十公里。


    那时，我们渴望和平。到了南京，第一件事情是看报，队伍入城，我沿街向卖报的报童买了几份日报，没想到买报这么方便！进了营房，全身披挂未卸，站在窗下打开报纸，恍如与世界重逢，心情激动。那时东北是世界注目的焦点，报上说，国军收复沈阳之北的重镇四平街，考其时为五月十九日。国军继续向北推进，占领长春，那是五月二十二日。这一段时间，史家称为东北国军的巅峰期。二十三日，国民政府蒋主席飞沈阳视察，那时我有个可笑的想法：你怎么不等我们到了沈阳再去视察？我们是你的禁卫军、是你的内层保障啊！六月六日，蒋氏对东北国军下达停战令，我们已在上海。我们在南京逗留的时间，大致可以推算出来。


    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占领东北，苏军撤退时把东北移交给共军，国军接收东北，事实上就是与共军作战。我关心东北，那是我即将前往的地方。我关心山东，那是我的故乡。抗战胜利，日军退走，山东百分之九十的面积、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由中共控制。一九四三年，蒋氏判断错误，下令撤回驻在山东敌后的国军，实际上放弃了山东，他并未料到一年以后日本投降。国军接收东北，陆路难通，必须聚集在北越的海防等美国军舰接运，有人怪他从温暖的昆明调军到严寒的东北作战，两地气候差别太大，官兵难以适应，可是他有什么选择？运兵的航线绕过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也就是经过南海、东海、黄海入渤海湾，路程到底有多远，我一时没法计算。若不是盟军指定中国接收北越，给了这么一个出海口，国军也许闷死在崇山峻岭里。可是共军由山东半岛出渤海到营口，二一七海里（四○二公里），到大连，八十九海里（一六五公里），共军坐帆船接收东北，抢在国军前头。


    我从报纸上看见蒋氏决心纠正他的过失，他以徐州为中心，部署大军四十六万人，准备向北、向东逐步压缩，打通山东境内的津浦路段。他先派李延年接收，后派王耀武去统领山东军政（老校长李仙洲在哪里呢？）准备以济南为中心向东推进，青岛的守军向西推进，协力打通胶济铁路。战云密布，只待一声霹雳。


    那时关内关外，每当共军受挫、国军得手的时候，也就是和平的呼声很高的时候，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平时有各种分歧，却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他们奔走呼号，痛陈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痛苦，催促国民政府大幅度让步谋和，表现了惊人的执著和热情。他们坦率大胆，指着鼻子骂人，抗战八年，几时见过这般不留情面的言论，简直让我慌了手脚，即使是汪精卫政府指责重庆政府，也比这些文章客气三分。（两年半以后，李宗仁主政，向共产党求和，这些人却全部保持沉默，并未对中共提出类似的要求。）


    想出现和平，需要双方罢手，想双方罢手，需要有人调停，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马歇尔将军已在中国辛苦工作了半年。马营听训，朱连长几次提到“马帅”，这马帅是个“吗帅？”（什么帅）他没细说。人到南京，耳聪目明，马帅者，马歇尔元帅也，他是美国的五星上将，大战中担任陆军参谋长，有运用组织和谈判的才能，长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化不可能为可能”，增加胜算。他又是一位战略家，运筹帷幄，高瞻远瞩，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倚为左右手。盟国对他的尊敬，美国民众对他的信赖，都可以用“极高”来形容。所以杜鲁门总统任命他做特使，调停国共冲突。


    半年来，马帅的工作并没有多大进展，他压迫国民党让步，换取中共的信任，所以国民党人不喜欢他。他又执行美国的政策，协助国民政府接收日军占领过的沦陷区，所以共产党人也不喜欢他。自古“调人”总是两面招怨，马歇尔正陷入窘境。他首先要促成“停战”，停战先要“停火”，他希望国军共军都在原地按兵不动，谁也别惹谁，等待谈判的结果。可是“冲突”仍然天天有，国共双方抢先告状，都说对方开火进攻，“停战小组”派人调查，哪能查出真相来？何况战线那么长，发生冲突的地点那么多，停战小组的人员那么少。


    那时我暗中纳闷：“停火”怎么会那么难？如果派出几批人马，把国共两军第一线的驻地画成地图，如果发生冲突，调查小组拿着地图到出事地点去核对，是非曲直岂不立刻可以判明？这样简单有效的办法，停战小组怎会想不出来？这个问题我一直闷在心里。


    那时南京是首善之区，“名牌”报纸杂志很多，《大公报》是一般读者的首选，报道比较中立，新闻常有独家。当然要看《中央日报》，抗战八年，家乡与后方隔绝，《中央日报》就是中央“公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各地抗日游击队等待上级指示，某地官员拿出一份《中央日报》给游击队领袖看，上面写的是游击队就地解散，那些打游击的庄稼汉就消失了。“龚大炮”办的《救国日报》反苏反共，常以通栏破格的大字标题批评政府，耸动四方。《文汇报》格调近似《大公报》，但激昂慷慨有过之，雍容大方则不及，境界低一级，形象小一圈。也看《扫荡报》（《和平日报》），我和它南京结缘，三年后觅食台北，竟有幸进了这家报馆。


    我也看《新民报》、《南京晚报》，觉得亲切，后来知道他们是当地的民营报纸，力求贴近市民。我也看上海来的《申报》、《新闻报》，曾在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屡次看到两报的大名，有崇拜的心情。还有……我什么报都看，唯有中共办的《新华日报》，我不敢看，班长们对我整天看报已经侧目而视，他们一向认为读书看报的兵不可靠，如果我再看中共的机关报，他们将无法忍耐，我自己也觉得太过分了。


    各家报纸立场不同，对同一件事各有不同的说法，我觉得十分新奇。在后方，我只知道一个观点，一种长短，对天下事只有一种看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应该仅是家务小事，至于国家大事，应该有大是大非，而大是大非应该由政府宣示。借用今天流行的词语，南京上海的报纸“颠覆”了、“解构”了我受的教育，那时我的确受到震撼。自此以后，我一直留在聚讼纷纭的社会中，没有再回到“一言堂”下讨生活。


    八十年代，中共建立的共和国开放对美留学，我在纽约认识一位北京来的留学生，他看到纽约新闻文化界“一件事情、十种说词”，深感苦恼，他又偏要自寻烦恼，到图书馆借出《明报月刊》十年来的合订本，《七十年代》十年来的合订本，挑灯夜读，深入察看，直看得面黄肌瘦，意乱情迷。我是过来人，我把当年的心路历程向他剖析一番，他说他得到很大的帮助。


    我们在南京逗留，只是为了一件事：“谒陵”，登上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参观致敬。那时复员的机构、来往的官员、过境的部队都要“谒陵”表示对党国的忠诚，事关意识形态，绝不可缺，大家挂号排队，争先恐后，管理陵园的官员也就有绝大的支配权，管你什么人物，谁敢站在中山陵园的门口放一个屁，个个只有小心说话，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守护汉文帝陵墓的小军官，如何侮慢李广将军。宪兵团一向自视甚高，想不到团部的公文无效，要宪兵司令部才行，少校团附拿了司令部的公文去交涉，人家不理，中校副团长出面，也不够看，最后还是团长亲自一行。那时流行一句话：“到了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的钱少。”物换星移天不变，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句话已经改成：“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上海，才知道自己的钱少。”然后不断有人增添，例如到了东北，才知道胆小，到了什么地方才知道肾脏不好，等等。


    逗留南京，我以为宪兵司令可能来校阅，或者什么人可能来训话，结果没有。我打过游击，见过中共练兵，他们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有人讲述当地的民情风俗，定下官兵遵守的事项，宪兵并没这样做（我们进驻东北以后，知道开进东北的五个军都没这样做）。中央大员忙着接收，营连官长忙着带队游览，我忙着看报。每天晚上，他们谈论秦淮河、雨花台、玄武湖，我独自咀嚼读报的滋味。我脱队读报，没人干涉，我把看过的报纸放在墙角，堆成厚厚一叠，今天回忆南京，马上想到一叠报纸，这一叠报纸放在那里，没有任何人去翻动一下。


    离开南京，到了上海，我“嗜报”到达高潮。从那时起，我养成看报的习惯，每天早晨没有报纸在手，怅怅然若有所失。后来到台北，我干脆进了报馆，职业与兴趣结合，实在是一大幸事。我曾追述我在上海读报的经验，写成一篇散文：《旧时天气，今日心情》。我一直认为，当你伸手买一份报纸的时候，你已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东西。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某公司正在推销百科全书，广告说，你只要花六分钱就可以买一条知识。我立时想起，报纸读者只要花一分钱，就可以买六条资讯。我在劝人读报的时候说，“一天开门八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报纸。”


    尽管我读报那么专心，尽管我读了那么多报纸，仍有许多事情我不知道。我难以想象，故乡兰陵成为中共的重要据点，临时设置了兰陵县。我知道国军沿苏北运河向北布防，并不知道他们攻入兰陵。我不知道中共从游击队手中夺取临沂县城，史家说，中共从此停止乡村游击战，开始正面进攻城市。我也不知道，中共在临沂设置山东省人民政府，召开“山东军区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陈毅在临沂严肃地批评了中共干部的“天下太平思想”，他反对“解甲归田”，宣称“自古只有打出来的江山”。我看报只知道中共呼吁和平，高音盖过一切。


    我完全不知道母亲已经一病不起，时在一九四五年九月。那时日军投降撤走，中共的老五团过境，中共地方党政干部进驻，管制工作开始，斗争尚未着手。她老人家素有肠胃痼疾，最后病发时，兰陵一带只有中医，没有中药，医师开出来的药方，药店无法配齐。我也不知道，父亲本来决心留在家乡做顺民，他知道逃到外地无法生活，可是他是没落的地主，他读过专科学校，他曾经是孙传芳的幕僚，他参加过国民政府遥控的抗日游击队，他有一个儿子当宪兵，他有一个弟弟是炮兵上校，中共革命，他没有生存的空间。


    起初，工作人员对我家还算宽容，称赞我母亲同情穷人，经常施舍，干部组织群众扫街，也因为我家没有劳动力，予以豁免。后来了解，这是拉拢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一个月后，他们突然拘捕父亲，解往兰陵镇北的卞庄镇关押。他已升高为主要敌人。


    父亲羁押期间，任何人不得探视，堂弟东才几番送去衣服食物，也没到父亲手中。干部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对父亲的素行展开细密的调查，乡人都说他没有劣迹，只好放他回家，这是中共的民主作风。后来了解，中共的调查其实是对群众的教育，劝说乡亲依靠人民，鼓励他们站稳立场，大义灭亲，为下次的拘捕审讯做准备，这是中共的专政原则。父亲细密谨慎，他在多次疲劳审讯的问话中窥见中共的鸿图远略。


    父亲回到家中衰弱疲惫，说话用气音，别人慰问，他只摇摇手，想象中他吃了苦。母亲逝世，父亲又遭拘押，十岁的弟弟和十二岁的妹妹由邻家勉强照料，也受了很多苦。说到受苦，这并非开始，也不是结束，以后许多年，家人聚居台北，每个人的苦自己藏在心里，谁也没说，谁也没问。当年母亲卧病的日子，我在异乡，十二岁的妹妹侍奉汤药，清洗秽物，还要每天做两顿饭，十指粗肿，后来见面，她没叫一声苦。多年来我们形成共识，不让家人复述痛苦的遭遇，我们能想象，能体会，但是未必能互相承担，每一个人所以受苦，对方多少是个因素，家庭是个奇怪的组织，如果不能互相增加幸福，那就要互相增加灾难，我是长子，我知道自己要负最大责任。


    随着鲁南战局的发展，共军退出兰陵，国军进入兰陵。然后，随着鲁南战局的发展，国军又退出兰陵。那天天气炎热，父亲带着弟弟、妹妹到大门外路旁边乘凉，看见国军大队出行，好像撤退的样子。他上前向一位“老总”求证，那时国军保密训练不足，“老总”对他说了实话，父亲当机立断，左手拉起他的小儿子，右手牵着他的小女儿，紧紧跟在国军的队伍走出去，他老人家一生谨慎周密，唯恐国军前脚走出，共军后脚进来，中间不留空隙，他也唯恐国军出城以后，中共地下人员紧闭城门，禁止出入，机不可失，他没有回到深宅大院里去多拿一件衣服。这时候，母亲已经逝世了，当父亲被捕的时候，母亲就已经离开人间，她没受到种种试炼，上帝释放了她，她释放了丈夫和儿女。


    这一老两小徒步来到徐州，夜色昏黑，想到继祖母处落脚，五叔给继祖母租了房子，留下生活费用。继祖母总算让他们进门，并不问他们吃过晚饭没有，教他们睡在客厅的泥土地上。父亲一夜未曾合眼，继祖母在隔壁卧房里也一夜没有住口，她抽着旱烟，数落父亲没有出息。好不容易天亮了，这一老两小仓皇辞出，流浪街头。


    天无绝人之路，他们也遇见天使。那时徐州乡下有一个地主，托人找私塾老师教他儿子读书，塾师住在他的家里，由他供给三餐，没有现金报酬。父亲前往面谈，要求子女同来，那地主勉强同意只带一个女儿。无可奈何，父亲另想办法安置儿子，那时常有难民夫妇双亡，教会收容遗下的孤儿，父亲带着弟弟前往，执事人员认为孩子还有父亲，条件不合，后来知道孩子的母亲是谁，破例答应。我母亲支持兰陵教会，接待四方传道人无数，结下善缘。弟弟在收容所里常常挨饿挨骂，夜间睡在地上，老鼠咬他的耳朵和脚指头。这一段生活经验，弟弟很久很久无法忘记。


    依情理推想，父亲终于断然出走，想是因为外面还有一个儿子吧！对于他老人家，我仅是空中的一根游丝，却也是他的一线希望，这根游丝也许能变成一根绳索，或者一个救生圈。也许真有心电感应，这根游丝由西北山区飘起，朝着他老人家飘来，稍一偏差，飘向东南沿海，在南京上空飘荡，在上海上空飘荡，又转一个大弯儿，飘到沈阳。飘来飘去，还只是一根游丝。

 第一部 9 南京印象一群难民

    回忆南京，另一个主要画面是一群难民。


    我们临时住在空置不用的库房里，那是日本人建造的库房，一排一排，占了相当大的面积。这么大一座仓库，想必存放了很多物资，我们来时，库房干干净净，可以说寸草不留，屋顶下孤零零拉着一根电线，稀落落挂着几个安置电灯的螺旋窝，没有灯泡。那时距日本投降十个月，“接收”还是热门新闻，接收人员常常侵吞盗卖敌伪物资，这些人有后台，胆子大，可以把一座一座仓库搬空，因此京沪报纸把“接收”写成“劫搜”。面对空空的库房，我对这个新词有深刻的体会。


    第一件事情是买灯泡。特务长从没见过灯泡，好歹找到电料行，店员问他“几度”，他怔住了。幸亏店员懂得怎样做生意，问清楚用途和使用的场所，替他作了主张。我还记得，一个灯泡的价钱是法币两百元，很贵。


    各排领到灯泡，都不知道怎样安装，李戬排长料到我们有困难，前来察看，他在重庆读宪兵学校，接触过都市文明。他亲手把灯泡装上去，仓库的屋顶高，他的身材又矮，我们出去到处找凳子，好不容易弄到一把椅子。


    他吩咐我们不要去碰那些灯泡，“触了电，就像天打雷劈！”他的声调很夸张。以后一连多天，电灯昼夜亮着，没人知道怎样把它关上，连长和值星排长偶然来过，都没有对电灯表示任何意见。


    我们在南京大约停留了一个多星期，然后去上海，整队出发时，有些灯泡已经烧坏了，玻璃球上蒙着一层黑雾，有些灯泡没坏，还迎着太阳发光。特务长带着勤务兵，搬来椅子，不分好坏，把灯泡一个一个取下来（他现在学会了），装进面粉口袋，郑重其事。烧坏了的灯泡还有什么用？我觉得奇怪。后来知道，那时灯泡也算财产，凭废品报销，机关部队迁移时，照例把灯泡取下来带走。你的新营房、新办公地点一定没有灯泡，你得交出废品，添购新品。


    闲言带过，按下不表。且说库房连着库房，我们的邻居是苏北逃来的难民，苏北有大片土地已经解放了。我对这些难民发生极大的关切，他们为什么要逃出来？中共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苏北鲁南，地理环境相同（一度有人主张把它们合并了，单独设置一个行省）。社会结构相同，战后的情势相同，中共在苏北怎样做，也会在鲁南怎样做，了解苏北，也就间接了解鲁南。


    我去访问这些难民，我担心，像我这样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排斥我。我走进他们群居的库房，表白来意，他们把我围在中间，热情接待，好像一直等着我。他们齐声诉苦，日本虽然投降，政府并未接收苏北，害他们流离失所。他们递过三次陈情书，请求政府派大军北进，赶走共军，没有回应，索性派出代表到国民政府请愿，警卫部队把他们轰回来。


    他们误会了，看我穿着军服，以为我是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我赶紧声明，我是一个作家，我来找材料写文章。他们的热情并未冷却，他们说，中共在苏北做的事，南京人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把《中央日报》的记者请来长谈，一五一十告诉他，可是《中央日报》一个字也没登。《文汇报》登他们的消息，说他们这些难民是家乡的恶势力，家乡人不欢迎他们，所以他们在家乡不能立足。“《文汇报》根本是胡说八道！我们写信去更正，也是石沉大海。”他们在南京的感觉是不见天日，非常希望有一支笔为他们拨开阴霾。他们问：“你的文章能在《中央日报》登出来吗？”我说能登出来。“你的文章能在《文汇报》登出来吗？”我也说能登出来。无可奈何，我欺骗了他们。


    大家争先发言，有人出来维持秩序，请一位绅士模样的老年人先说。他透露的讯息是，抗战时期，中共“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战”，大家相处得很好。不止一次，中共在根据地开会筹款，邀请住在城市里的大商人和大地主参加，他们瞒着日本占领军前往，要粮出粮，要钱出钱，中共对他们亲切友善，而且满口赞许。抗战胜利，日军撤走，共军前来接防，都变了。这位长者说，他百思难解，昨天共同抗战，今天怎么就反目成仇？


    老者说，中共刚来的时候，大家还想攀交情，讲斤两，但是那些人一出手就把地方上一个有名望的人杀了，家产也抄了，日军占领期间，这人做日本人和地方的中介，暗中又为国民党设置的江苏省政府效力，那些人说他既是汉奸，又是国民党特务。抗战八年，地方士绅迫于形势，个个都是两面敷衍，也可以说个个犯了同样的罪，现在拉出一个来祭刀，其他的人都吓坏了。再加上那些人虽不杀你，却派人到处调查你的罪行，人人服服贴贴，不敢大声喘气，那些人无论办什么样的事，也就一呼百诺了。


    一个中年人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地主，中共来了，成立“姐妹会”，把各家的妇女组织起来，每天开会上课，教她们识字，分派工作，给解放军战士做鞋，干部对她们反复申说：女人受男人压迫，受封建社会压迫，女人要联合起来，争独立，争平等，跟男人算账。又成立“儿童团”，把各家的孩子集中在一起，每天和孩子谈心，引孩子说出父母的言谈行为和交往，训练孩子放哨、站岗、监视出入行人。妇女、儿童都是清早出门，夜晚回家，这样一来，他的家庭就分裂了，他完全陷于孤立。那些人又把佃农组织起来，教佃农知道地主有罪，地主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大家要觉悟，要联合起来打倒地主阶级，把土地财产夺回来。这位小地主一听，大事不好，趁着妻子将信将疑，趁着儿女对父母还有几分依恋，也趁着佃农对他还有几分温情，连忙带着妻子儿女逃出来。


    座中有一个中学教员，他的经验又与别人不同，他不是地主，不是资本家，不是国民党员，也没当过汉奸，自己认为可以留在家乡活着。可是他有一个女儿，他为女婴请过一个奶妈，中共来了，这位奶妈一跃而为妇女干部，开斗争大会，昔日的奶妈指控雇主剥削，她的奶水本来应该喂养自己的孩子，却被特权阶级抢夺。中学教员俯首认错，原以为可以过关，夜晚，有位家长偷偷地通知他，第二天还要继续开会，奶妈将提出新的控诉，不但中学教员的孩子吃她的奶，那中学教员也吃他的奶，意思是性骚扰，甚至可以解释为逼奸。教师一听，这样如何担当得起，也急忙连夜逃出来了。


    斗争大会又是怎样运作的呢，透过一个难民的遭遇，可以大致了解。这人是地主，是国民党员，他的儿子在国军里当连长，他是反动分子家属，干部选定他教育群众。这人有个习惯，常到树林里散步，干部给他设定了一个罪名，借树林掩护，跟国民党特务联络，传送情报。怎么发现的呢，干部鼓励大义灭亲，由他的弟弟检举，他跟这个弟弟同父异母，小时候，弟弟受他欺压，怀恨在心。如果拒绝检举，哥哥株连弟弟，一同定罪，如果弟弟“站在人民的这一边”，登上斗争台，表现得很积极，不仅免罪，也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弟弟知道怎样选择。


    大会开始，被斗争的对象捆绑上台，干部派人沿街敲锣呐喊：“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全村集合，称为人民公审。干部对群众平时有训练，临事有布置。那年代，国军盛行“抓壮丁”，抓走了村中一个青年，从此没有消息，父母伤痛，不必细表。经过干部的一番“思想工作”，壮丁的父母登台控诉，多年的悲愤喷射出来，干部布置的“积极分子”抓住时机，高呼口号，狂热反复回增感染，许多人轮流上台揭发国军官兵的罪行，一时之间，那些罪行都好像是某连长的罪行，某连长的罪行也就是他爸爸妈妈的罪行。全场唯有干部和核心工作人员是冷静的，他们暗中记下谁没有呼口号，谁呼口号的声音太小。如果有人奋身忘我，自动冲上台去，给那连长的爸爸两个耳光，朝他脸上吐两口唾沫，那才是干部们最满意的镜头。高潮迭起之后，干部上台，请“人民”决定罪刑，群众高呼“枪毙他！活埋他！”斗争大会才算圆满成功。


    如果群众的反应迟疑敷衍呢？这是“群众的觉悟不够”，事情缓一缓，先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然后再开会斗争公审，决不勉强。禁止包办，禁止代替群众决定。“形势比人强”，价值标准一旦形成，自然有人揣摩运动的需要，自动献身配合，参与者互相竞赛，热忱步步上升，不但可以义正词严揭发别人，也可以痛哭流涕揭发自己。五十年代台湾盛行反共文学，很多小说把中共干部写成暴躁专横的杀人魔王，我曾告诉他们，中共不是这副模样，干部在“运动”中很冷静，杀人十分慎重。这句话说得太早了，他们听了目瞪口呆，第二天“线民”找上门来。


    中共究竟派来多少枪、多少兵、多少干部呢？它怎么能把你们控制得这样严密呢？他们说，军队并不插手，军队只是创造一个环境。外来的干部寥寥数人，他们就地取材，每一个村镇、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人，没受过教育，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这些人心里有无限委屈。大户人家瞧不起这些人，可是又怕这些人，大户人家的尊严，也不过是“隔着一层窗户纸，好歹别戳破了”。干部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手里就有了“硬”的，这些人敢作敢当，“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破坏旧秩序是他们的一大乐趣，干部用他们打前锋。地主士绅不管他以前是何等样人，一旦被这些冲锋陷阵的人拉下马、揪上台，另外那些需要自保的人，就按照干部的“教育”站出来，表示自己的觉悟。这些人虽然觉悟了，可是过了这一关过不了下一关，下一次轮到他上台挨斗，再演一出墙倒众人推，戏码重复，演员循环。


    我和难民一起混了三天，用他们提供的碎片，拼出大略的图形。中共要彻底改变这个社会，第一步，它先彻底扫除构成这个社会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的优势，第一是财产，第二是世袭的自尊，两者剥夺干净，精英立时变成垃圾。人要维持尊严，第一把某些事情掩盖起来，第二对某些事情作善意的解释，中共反其道而行，叫做“脱裤子”，脱掉他的裤子，再重新分配他的财产，他从此必须自食其力，或者沿街乞讨。他的子女已经参加革命，亲友也和他划清界限，他只能自生自灭。南京的难民声声诉苦叫冤，竭力辩说他们的财产是辛苦累积的，他们的素行代代忠厚传家，这些话完全没有意义。干部并非拿着一把秤一个一个称你，他拿着一把大扫帚“一塌瓜子”扫你。


    以后几年，我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我逃到台湾以后，进“中国广播公司”工作，“中共问题专家”某人来电台演讲，嘲笑“人民民主专政”不通，认为三个名词放在一起不合逻辑。那时电台的编撰部门由王健民教授主领，他对我说，中共是用“民主”的方法“专政”，“民主专政”有它实际的内容。


    我明白了！这些在苏北发生的变故，也正在我的家乡鲁南发生，我想华北所有的解放区都不例外，南京这些难民的遭遇，也就是徐州那些难民的遭遇。我和苏北的难民共处，时时产生类比推理：有一个老翁，带着两个幼小的孙子，小孙子时常吵闹哭泣，我想起我的父亲。有一个旧式读书人，幸而学过中医，他每天在马路旁边摆摊看病，我想起五姨父。一个教员，每天到夫子庙打鼓说书，他的太太帮场子，他的女儿向听众收钱，我想起潘子皋老师。有一个乡绅，虽然做了难民，仍然天天喝酒，喝醉了，就说要跳进长江自尽，我想起教我唐诗的“疯爷”。后来事实证明，后者前者的遭逢真的差不多。


    革命是由浅入深，苏北那些难民能逃出来，证明一切刚刚开始。即使如此，江南人并不相信他们的故事，一个南京人对他们说，“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再说，他们也做不到。”后来革命“深化”，那些故事，“国统区”的人民简直连听也懒得。北方发生的故事，离南方人的经验太远，凡是完全超出经验范围的事，都教人很难接受。大战期间，美国之音对德军说，美国善待俘虏，集中营里吃牛排，洗热水澡，还有俱乐部，可以看电影、打桥牌。美国之音报道的是实情，但是德军听了完全不信，因为德国对待俘虏很残酷，新资讯和旧经验很难融合。后来美国之音只好修改讲稿，把俘虏的待遇说得坏一些。


    我读过一个短篇小说，故事大概是，丈夫怀疑妻子不忠，杀死妻子，妻子在被杀的时候反复分辩：“哈利！我是纯洁的！”哈利是她丈夫的名字，她的叫喊当然无人听见，可是行凶现场有一只鹦鹉，后来鹦鹉辗转易主，所到之处它总是喊着“哈利！我是纯洁的！”当然无人理会。家乡人就像小说中的鹦鹉，逃到徐州，逃到南京上海，逃到广州，逃到台湾，一路上诉说“我是纯洁的”，没人注意他们到底说什么。


    真奇怪，难民带来的这些讯息，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作用，左派亲共的报纸不登倒也罢了，国民党办的报纸，国民政府影响力所及的报纸，为什么也不登？马歇尔发表谈话，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宣传仇恨猜忌，那时我从未读到“仇恨猜忌”中共的新闻报道或文学作品。还记得有一次《中央日报》刊出一条“小”消息，说是有一些作家决定以中共的“行为”为题材，创作诗歌小说。这条消息“小”到只有“题文一”，也就是连题目带内文只占一栏，一栏的高度是十个小字，长度也总在十五行到二十行吧！这条消息能够登出来，那些作家显然费了些力气，至于他们的作品，直到大陆撤守，我没有读到任何后续报道。


    新闻界元老王新命的回忆录打破了这个闷葫芦，他长期在《中央日报》服务。据他透露，那时国民党中央禁止报道评论中共的行为，营造气氛，为和谈留余地。新闻界另一耆宿雷啸岑（马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国共军事冲突期间，有一位将级军官阵亡，遗体运回南京，国府中央禁止刊登新闻，禁止军方参加治丧，避免刺激中共，升高对立。蒋氏似乎表现了儒家的人生哲学，他一直用宋明理学对付中共的唯物辩证法，始终没占上风。抗战期间，蒋氏一再批评中共没有信义，阎锡山告诉他，立场相同的人才有信义可讲，国共两党立场相反，你说人家没有信义，人家自己说这是革命。蒋氏爱将、官拜参谋本部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他的蒋校长曾对中共代表董必武讲“絜矩之道”，意思和“己所不欲，勿施予人”相同。西方人说，国共内战是美式代理人和俄式代理人的战争，我不同意，我看是中国孔孟文化与马列文化的战争，战争结果，中国传统文化失败。一九四九年撤守台湾，国民党“痛改前非”，这才放手推出“仇恨猜忌”的文宣来。


    六月二十三日，我在上海，“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晋京请愿，他们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苏北难民冲上去，见人就打，把团长马叙伦打了，把女代表雷洁琼也打了，连新闻记者和看热闹的一个女子也挨了打。此时我们在上海等船北渡，我读各报的新闻报道，一点也没觉得意外。打人当然是大错，这是评论，若要客观分析，那些难民怨气冲天，情绪极易冲动，“和平请愿代表团”的言论倒向一边，措词又十分激烈，并不能增加难民的理性。我相信难民到下关车站阻挠请愿，出于自发，我也不怀疑特务人员混杂其中，煽风点火，国人口诛笔伐至今未息，国民党应该完全承受。但是，我还要说，“和平请愿代表团”的成员都是高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国家的智慧，南京请愿一行，他们也的确没有好好地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过了几天，我们离开上海，前往沈阳，那时沈阳是一个没有难民的地方，新锣新戏，另有一番忙碌。我仍然天天看报，偶然看到苏北逃往南京的难民增加了，偶然看见上海也有苏北的难民，冬天到了，偶然看见苏北的难民冻死了几个。咳，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了！

 第一部 10 我爱上海我爱自来水

    一九四六年六月，我们逗留上海，等海军派船开往东北。解放区当道，关山难越，我们要走海路。


    我们住十六铺码头，靠近苏州河和黄浦江，过河可到上海著名的三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步行稍北，就是有名的外滩。十六铺码头罗列着非常大的仓库，库房一栋连一栋，一律平顶，团长训话，拿这一片房顶代替操场。好大的仓库！好大的上海！我们在库房里搭地铺，工程师把江水引到门前，我站在库房门口可以看见工人卸货。什么地方装了扩音喇叭，呼喝号令，指挥工人，清闲的日子转播广播电台的流行歌曲，常常听见周璇唱“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踏进上海，没忘记南京，南京是古城，上海是洋场，南京看古迹，上海看百货，南京官大，上海楼高。南京上海都有柏油路，都有自来水。上海是左翼作家集中射击的箭靶，闸北的工厂，外滩的银行，四马路的妓院，罪恶丛生，黑幕重重。我读过夏衍的《包身工》，老舍的《月牙儿》，茅盾的《子夜》，也读过一些短篇小说，反抗封建家庭的青年流落上海，跳进黄浦江自杀。抗战时期上海号称孤岛，做流亡学生的时候唱过《孤岛天堂》：“孤岛是困苦颠连者的地狱，孤岛是醉生梦死者的天堂。”尽是贬词。我一脚踏进上海，觉得上海宽敞清洁，好像不是可怕的地方，马路上人来人往，衣服干干净净，嘴唇红润，眼睛明亮，比华北的乡下人活得有精神。


    我爱自来水，在家乡，饮水多么难，挑水多么苦，我干过挑水的活儿，曾经掉进井里。曾经看见乡人凿井寻水，昼夜挖掘，结果汗水比井水多。曾经看见山区的居民打水，井深，井绳长，自己挑着水罐，却用一头驴子驮着井绳来去。乡下小媳妇的重担：一是推磨，二是挑水。少林寺小和尚苦修：一是打柴，二是挑水。八路军收揽民心：一是唱歌，一是挑水。大上海神通大，你只消伸出三个指头，轻轻转动龙头的旋钮，清水就哗啦哗啦流出来，要多少有多少，听那哗哗的水声真有些心疼，几乎流下眼泪。


    我爱柏油路，平坦宽阔，没有坑洞，没有石头，没有牛屎马粪。一眼望不到尽头，房屋和树木都排列两旁，不来阻挡。下雨天想起柏油路的好处，哪像家乡的泥巴路，一脚踏下去，泥深淹没到脚脖子，泥水脱掉你的鞋子，脱掉你的袜子，脚上免不了留下伤口，泥水里藏着铁钉子碎玻璃。晴天想起柏油路的好处，太阳光的热度藏在柏油路里，柏油路软软的，隔着你的鞋底轻轻地烫你的脚底板，像针灸一样，某种舒适贯满四肢，哪像河南的黄土路，飞沙扬尘，几乎要活埋几个人。忙里偷闲，柏油路上走走，真觉得到了外国。


    我对自己说，假如可能，我愿意今生永远住在有柏油路和自来水的地方。只要有柏油路和自来水，大概也会有医院、市场、车站、邮局，也会有报摊、书店、学校、教堂……没有医院车站、没有书店学校的地方绝不会更好。


    那时候我也意识到，如果做了作家，为了发表和出版方便，为了和同行交往观摩，为了及时得到信息，大概也必须寄生在都市里吧。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一半”住在上海，鲁迅、徐志摩、郁达夫、郑振铎、施蛰存……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寄居上海，读到左翼作家的作品，发现文艺可以凝聚意识，推动思潮，国民党这才有文艺政策，有文艺运动。这件事影响千万人，后来我也是其中一个。


    必须记下夏丏尊，他写过许多文章指导青年写作，我深受影响，后来他一度是我摹仿的人物。这年四月二十三日，夏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六十三岁。我到上海读到纪念他的文字，有一则轶事说，每逢闪电打雷的时候，他总是躲在床底下。他随大人一同看戏，台上演出石秀杀嫂的场面，他低下头去等它演完。他去世早，也去得及时，如果长寿，他怎么面对以后现实世界的震撼和杀戮。


    对了，别忘记张爱玲。我在上海读到有关张爱玲的消息，抗战胜利，政府审判汉奸，其中一项叫文化汉奸，张爱玲受到牵连。那年代，左翼批评家把张爱玲的小说贬为迎合小市民口味的流行故事，大家并不怎么看重她的作品，我那时喜欢看与法律有关的新闻，欣赏张爱玲为自己辩护的经过，基于法律观点，我支持她，一直没忘记她。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张爱玲早已跃居中国现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与鲁迅、沈从文相提并论，压倒茅盾、老舍、巴金。她的语言风格和观察人生的角度，引导许多作家摹仿，形成风气，多少人写文章记述她、讨论她，怎么也读不完。我也写过一篇《如此江山待才人》，其中有几句话，当时与众不同，事后各家袭用。


    我们到京沪时，日俘日侨犹未遣送完毕，京沪已嗅不到战争气氛，看不到中国受害的痕迹。“南京大屠杀”受难人数有争议，大屠杀确有其事（纳粹德国希特勒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数字也有争议，大屠杀也是事实）。总得留个万人坑给我们看看，竖个纪念碑给我们读读，怎么会没有。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一月廿八日，日军借口一个和尚被殴伤，攻击上海闸北天通庵驻军，打了四十多天，史称“一·二八”战役。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对日抗战正式开打，八月十三日，国军五十万将士在上海布成血肉长城，与日军对决，死伤近半，史称淞沪战役，总得有个古战场给我们凭吊一番，怎么也没有。


    日本投降，盟军占领日本，把日本政府的战时档案运到夏威夷，交给夏威夷大学整理，杨觉勇教授主持其事。后来杨教授受新泽西州西东大学罗致，担任亚洲系主任和远东研究院院长，并成立双语教学发展中心，负责编写中文、日文、韩文的教材，我在他指导下做中文编辑。他对我说，日本战时档案极多，美国联邦政府拨款极少，任务难以完成，他曾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建议，他聘用中国的历史学家参加工作，由中国政府资助酬劳，这些来自中国的学者，工作之余寻求中国需要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战时国军的贡献、战后日本的赔偿都很重要。国民政府主持对日外交的人答复他，中国对日本不念旧恶，无须搜集这样的资料。


    想想日本的做法：美军用原子弹轰炸广岛，造成空前的破坏与死亡，战后美国协助日本复兴，重建广岛，日本政府精确地记录了广岛受害的程度，特别留下一些废墟和树林残骸，让国人、也让世人触目惊心，没听说因此妨碍了日本和美国的邦交。


    那时京沪人士歌舞升平，我们是潮流中的泡沫，浪花怎样、泡沫也怎样。以我而论，南京时只关心大局，到了上海，注意力就分散了，音乐家大力挞伐“黄色歌曲”，引起我的兴趣。


    那时歌曲分“艺术歌曲”和“流行歌曲”，大部分流行歌曲视为“黄色歌曲”。这个名词源自“黄色新闻”，十九世纪，美国出现低级趣味的报纸，用黄色纸张印刷，被称为黄色新闻，延伸出黄色歌曲、黄色小说。黄色新闻传播色情，挑动情欲，那么黄色歌曲的含义不言而喻。甲方说，黄色歌曲就是靡靡之音，就是亡国之音，“乱世之征其词淫”，“亡国之音哀以思”，要不得。乙方说，“悲喜由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心悲苦，故闻乐而悲。”并非亡国之音造成亡国，乃是国家快要亡了，亡国之音出现。丙方说，流行歌曲对上海人没问题，对“内地人”才有问题，所以问题不在歌，在听歌的人。丁方说，歌曲未唱之前，无所谓黄不黄，只有唱出来才有分别，任何一首歌都可能唱成黄色歌曲，即使国歌也在内。那一场争论真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使我“民智大开”。


    战时歌曲音调雄壮，唱法朴拙，伴奏简单，歌词内容偏重国家利益、个人责任，它是密封个人欲念的一把锁，而婉转缠绵的抒情歌曲，正是开锁的钥匙。禁欲主义的苦行训练，把热情的哀愁的曲调、华丽的音乐一律视为危险品，我们对黄色歌曲闻名已久，怀有戒心。


    我们进南京的那天，路旁商店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歌曲，我停下来听了一会儿，节目报告员介绍，中央广播电台，xgoa，刚才是郎毓秀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我以为这就是黄色歌曲，其实中央广播电台那时不播流行歌曲，郎毓秀的节目是艺术歌曲。我坐在十六铺的库房里看报，外面扩音器源源转播民营广播电台的歌唱节目，那才是真正的流行歌曲，我的肌肉为之放松，心情为之柔和，感官为之舒适，享受欲念也为之上升。那时我们对流行歌曲一无所知，“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同伍的新兵听了一怔：“她说的是什么？”另一个新兵回答：“她说的是钱。”依我们的感受，所谓靡靡之音，白光应坐第一把金交椅，也许可以说只有她当之无愧，她一声“何必呢”教人如何不酥软，一个新兵直叫：“受不了！我像梦遗。”


    卢沟桥事变发生，我的家乡有了第一架收音机，我第一次听到广播节目，国民党经营的中央广播电台，正播送《义勇军进行曲》，呼号 xgoa，女声，响亮清脆。八年零十一个月以后我到南京，第一次听到广播节目《教我如何不想她》，也是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呼号 xgoa，仍是女声，响亮清脆。这里面有什么象征意义吗？时代把平时生活变成战时生活，转了一个大弯儿，又把战时生活变回平时生活，人如何在平时生活中仍然保有战时生活的优点？战后的大上海，除了有人辩论是否限制流行歌曲，还有人辩论是否禁止跳舞，是否劝阻妇女化妆，无非都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而已。上海人认为这些辩论真可笑，有人问：“女人不要化妆？难道房子不要粉刷？”一个商人告诉一个军人：“我必须跳舞，正如你必须出操上课。”


    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争论永不停止，“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两句诗简直是一排永远射不完的子弹。一九四九年，台北又对“跳舞”发生辩论，那时党营的广播事业迁到台湾，改组为“中国广播公司”，呼号改成 bed，我总觉得没有旧呼号动听。我考进节目部做资料员，奉命就跳舞问题写一篇对话稿供节目使用。我有从上海学到的辩才和“辩材”，充分呈现正反两面的意见，戛然而止，不作结论，留给听众去裁判。这种写法在当时颇有新意，层峰赏识，把我调到编撰科去写稿，正式成为一个“写作的人”。前后因缘，容后细说。


    人人各有所爱，我爱柏油路和自来水，别人爱什么？倘若能够知道，一定十分有趣，可惜当时不懂民意调查。回想当初，应该有人教导我们怎样承受大都会文明的撞击，可惜完全没有。两年零十一个月以后，中共的解放军进占上海，指导员事先告诉士兵，上海是人民的财产，我们要把它从资本家手里收回来，交还给人民，部队入城以后，看见花花世界，内心的困扰可以减轻。共军既入南京，指导员带士兵游雨花台，指指点点告诉大家，这里曾经是刑场，国民党在这里杀害了无数的革命烈士，雨花石上的红颜色，就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指导员在那儿作诗，他也有所本，上级发给他材料。每人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时，他们的上级在做什么，我们的上级又在做什么！


    我们连上有两个新兵都姓周，一个比较胖，人称“大周”，一个瘦小，大家管他叫“小周”，他俩并非兄弟，但彼此互相扶持。有一天，我和小周一同上街，他指着头顶上的高楼大厦说：“你看这楼多高多大，那么多窗户。唉，我只要一个窗户，只要有一个窗户是我的！……”走过几条街，经过银行门外，他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他们怎么这么有钱！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他爱的是钱。


    大周另有所爱，他爱站在百货公司、茶楼戏院门口看女人。唉，我和大周小周都从关中来，初到上海，我遇见女人抬不起头来。关中女子剪裁衣服，一心遮盖曲线，上海女子剪裁衣服，一心暴露曲线，初来乍见，怎么她好像没穿衣服！关中女子的衣服颜色简单，多半全黑、全灰、全蓝，上海女子的衣服多半花花绿绿，几种颜色设计配搭，日光之下全身发亮。上海女子穿高跟鞋，身体的重心后移，前胸张开挺出，走起路来脚步快，腰肢敢扭敢摆，一身丝绸衣料如同春水，细波轻浪，起伏不定。那年代还没听人说过“肉感”，大周说他已经“感”觉到“肉”。


    关中人论美女，标准是“细皮白肉”。上海女子如张爱玲形容：“肥白如代乳粉的广告。”董桥形容：“睡过午觉洗过澡的女人，仿佛刚蒸出来的春桃包子，红红的胭脂和白白的香粉，都敷上一层汗气。”那时上海流行旗袍，短袖玉臂，衣衩加长提高，露出全部小腿。好莱坞影星珍哈露说，小腿是女人最性感的地方，我莫名其妙，大周比我早熟。她们结拜姐妹，成群结队，衣饰化妆争新斗艳，大周敢看，他看了个够。


    咳，大周不知足，他说，“这样的女人脱光了，搂着睡一夜，第二天枪毙了也甘心。”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悄悄告诉我今天看到多少女人，他一个一个记下数目。他说美女川流不息，一个人瞄一眼，只瞄到她一部分，今天瞄了多少眼，带回来多少个“部分”，再慢慢拼凑成几个完整的女人。他爱的是女人。


    那年代，左翼作家耳提面命，教人敢爱敢恨。爱和恨都得付出代价，大周小周都为此丧失生命。那时我们都站在岔路口，我把以后发生的事情先写在这里：我们到了东北，驻在沈阳，大周小周又看见许多繁华，也看见多少人贪污发财。一九四八年，沈阳外围据点尽失，城内粮价一天一夜涨七十倍，粮店卖黄豆面，路边摊卖豆饼，买黑市米要用黄金。大周动了“捞一票”的念头，说服小周合作。


    他们交了个坏朋友，辎汽十七团的一个班长，区区班长居然租房子包女人，他们羡慕得不得了。这个班长告诉他们：“如果现在还不能发财，命中注定一辈子穷到底。”发财很容易，他可以提供卡车，宪兵可以提供身份，他们伪造沈阳防守司令部的公文，夜间查封粮栈，没收存粮，以低价卖给另一家粮栈。这个大眼球的大孩子当夜就分到一笔巨款，当夜就抱着漂亮的女人睡了一夜，他说过“死了也甘心”，第三天他就死了。


    宪六团有四个宪兵参加作案，三人归案，一人漏网，辎汽十七团二人，全案五人，沈阳防守司令部速审速决，立即行刑。死刑犯游街示众，特意经过六团团部门口，扫尽宪兵的颜面。沙团长拍电报到南京自请处分，没人回电，那时大人物已没有心思处理这等小事，再过四个月，沈阳守军投降，东北的战事就结束了。


    且说那个漏网的小鱼，姓李，大约十六岁吧，相貌文秀，说话轻声细语，怎么看也不像个明火执仗的人。一九四八年，他大约十八岁吧，暗恋一个守着摊位卖香烟的女孩，天天去买香烟，香烟一再涨价，到后来他一个月的薪饷只能买一包两包香烟，必须开辟财源。他入伙作案，只是想多买几包香烟而已，并无大志。他们“抢”了粮店之后，他越想越怕，仓皇摆脱伙伴，悄悄躲起来了。


    他往哪里躲？他常常买香烟，卖烟的女孩明白他的来意，沉默以对。有一天，女孩流下眼泪，对他说抽那么多香烟伤身体，劝他戒烟。其实他买了烟自己不抽，拿去分送给伤兵了，这就跟那些伤兵有了交情。那些伤兵把他也打扮成伤兵，藏在伤兵医院里，躲过缉拿。直到四个月后，共军接管了沈阳。可是以后？以后呢？


    “由西京到南京有多远”？他们的问题犹在我耳边，我已经知道答案。“由沈阳到天堂地狱有多远”，谁能答复？那时一个大兵，即便是宪兵，也没人照顾他们的灵魂，没人来教他们读书识字，没人来教他们念经祷告，没人来陪他们唱歌下棋，没人告诉他们怎样一步一步上进，他们能有多少定力、多少良知来抵抗罪恶的污染？他们又有几条命来偿付天地不仁？再过一年，全国解放，通信的障碍拆除了，他们的父母天天等待游子的消息，“时间”要用多少岁月来慢慢杀死“希望”？

 第一部 11 我所看到的日俘日侨

    抗战胜利，日本军人缴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国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侨，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管理他们，这个机构的名称，今人说法分歧，我记得我看见的招牌是“日侨俘管理处”。侨俘两个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


    那时“中国本部”（不包括东北和台湾）有日俘一百二十八万三千多人，日侨约八十万人，中国政府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当时称为“遣俘”和“遣侨”。那时“中国本部”使用广州、上海、秦皇岛、青岛等十三个港口进行遣送工作，上海最受重用，资料显示，上海港口送出日俘七十六万人，日侨约六十万人。我们逗留京沪时，遣送工作还没有结束。


    国际通例，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我们到南京时，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继续施工。多年后，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有名的电影：《桂河大桥》，演出英军战俘修桥的故事。虽然做了俘虏，为敌人修桥，那个英军上校还是很兴奋，他说，身为军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坏工作，难得有机会建设，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军攻打中国，一枪一个洞，一弹一个坑，留下无数断桥残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


    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修路，皇军一变而为苦力，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修路还是靠锹和镐，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操作十分熟练。动作比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不敷衍了事，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军官带队督工，工地狭长，他不停地走动察看。盟军规定，日俘遇见战胜国的军人，不论对方阶级高低，都要敬礼，而对方不必还礼（这是长官唯一叮嘱过的注意事项）。乖乖，他向我敬礼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如在梦中。下次再去，我到马路对面远远地看，躲着他。连上有个班长，他每天故意走过工地，每天享受一个敬礼，大日本皇军的军官，动作敏捷，姿势正确，从未违背盟军的规定。我听见有人笑那班长无聊，那班长说，“抗战八年，除了这个，咱们还能捞到什么？”他每天计算一共得到多少敬礼，到沈阳后，我听他数到第七十次。


    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那时怎么也没料到，两年零十一个月后，我狼狈奔往江湾，由江湾逃出大陆。


    听说上海的慈善机构想捐一批鞋袜给这些日俘，人家不要。如果说日俘决心给京沪人士留下“去思”，他们办到了，报纸杂志不断有人称道他们。据说他们在投降前一天照常出操上课，纪律严整。据说投降后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据说缴枪之前把枪擦得干干净净。据说他们登船回国，秩序井然，无人抢占好位子，而且让妇孺优先。他们的财物都得留下，只准带很少的钱、很少的随身用品，例如五百日元的现款，一只手表，一只自来水笔。宪兵检查严格，据说他们无人违反规定。


    不久，我们走海路赴东北，葫芦岛登岸，正是夕阳西下，我看见许多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弯着腰，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牵着小孩子，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没有声音，图画中才有那样的沉默，只听见海浪拍打堤防，连小孩子都不走、不跳、不哭、不叫。海水中一艘轮船等着送他们回国，记得是一艘年久失修的老船，外壳油漆斑驳，我当时有一个念头闪过：如果海上起了大风大浪，这样一艘船能把他们平安送到日本吗？


    “可怕的日本人”！京沪的论客如此判断，他们借小报一角，谈日本军人在硫磺岛上的壮烈，谈日本侨民在塞班岛上的壮烈，谈“自杀飞机”在空中的壮烈。我今天重读关于“神风特攻队”的记述，两千五百一十九个日本青年，志愿献身，他们驾着特制的小飞机，带着重磅炸弹，全速冲向美国军舰，粉身碎骨。他们炸沉了普林斯顿航空母舰、怀特普来恩斯航空母舰，以及其他军舰。美国的生产力雄厚庞大，马上可以补充损失，日本的自杀飞机却用光了。无论神风队如何英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仍然节节败退，亡国的命运注定，神风战术不能挽回。最后，执行此一战术的日本第五海军航空司令宇垣，亲自登上自杀飞机出动攻击；发明此一战术的海军参谋长大西切腹自杀，他留下遗书，对英勇牺牲的神风队员道谢，对那些队员的家属道歉。


    日本政府欺骗了日本青年，执行骗术的将领过于“入戏”，“入乎其中”而无法“出乎其外”，跟着假戏真做了。但是我至今不能认定这是中肯的论断，无论如何，日本军人的品质是优秀的，日本政府浪费了他们。无论如何，政略错误不能由军人用投降叛变来纠正。战地军官，军权至高，当地司令官以通敌和作战不力之类的罪名杀了多少人！结果高级将领以千万士兵做投降的资本，换一个新官位，他的部下经过改编整训，枪口换个方向，不是死在这个战场上，就是死在那个战场上，无论如何我不能承认这样的军人“优于”那样的军人。


    然而那样的军人的确可怕。抗战时期，我们都熟知兵学家蒋百里的名言，他说日本盛产清酒、樱花和鲤鱼，这三样东西可以代表日本人：清酒没有后劲，象征日本的国力难以为继；樱花突然满树盛开，也一夜败落干净，象征日本的国运无常；厨师烹鱼前，鲤鱼躺在砧板上不动，象征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酒厂再造；樱花谢尽了，明年重开；鲤鱼死了，来世轮回。京沪论客高分贝呼喝，教人莫唱《何日君再来》。


    投降，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闲言闲语很多。中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受降”，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我乍见那张照片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看了几十年，终于看出眉目来，那位降将双手送出“那张纸”时，纸离桌面太近，太低，“那张纸”也没过桌面的中线，何大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降将”有机心，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日本没输。


    然而一般军人也的确可怜，无论精神上、物质上他们都贫无立锥，战争耗尽了日本的一切资源，“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们回去连食物也没有。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强奸过中国妇女，此人的妻女正在卖淫；如果此人放火烧掉中国人的房子，此人的祖居已被烧夷弹或原子弹化为灰烬；如果此人用他的东洋皮靴踢过中国人的孩子，中国学童正把日本孩子推入水中。即使此人从未抢过中国人的东西，他的家已遭中国游民侵入，喜欢什么拿什么，“你们从中国人家里抢来的、我们收回。”即使此人一向尊敬中国读书人，中国学生打日本教师也形成一时风气。


    东北人性情刚烈，属于“北方之强”，那时他们远在“化外”，没听见“以德报怨”的广播，“恩仇不报非君子”，动手杀死许多日俘。多少日俘日侨被飞机炸死，被老百姓杀死，衣服被人扒光冻死，多少人生了病，得不到治疗，也是一死，还有不少人自杀而死。死神一次一次筛选，最后大难不死，再回到日本去受罪。现在读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书中有许多见证，跟我当初听到的传闻八九不离十。


    天皇下诏投降，教他们“不能忍者忍之，不能受者受之”，可怜天皇哪里知道个中隐痛辛酸。“忍”能维持自尊，也许这是日本人的特点，但是也只有在中国人手中办得到，或许可以说，这才是中国给他们的特惠。“南京大屠杀”一笔账，算来算去算到日军将领谷寿夫头上，他是第六师团长，一九四五年进占南京。中国法庭审判他，他十分庄重地说，他不知道有大屠杀，他从未下过那样的命令，但是他说，如果他的部下真的那样做了，他有责任，他愿意负起责任。声调沉稳，要言不烦。中国法庭杀了他，“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大体上说，盟国法庭杀战犯，仅仅杀了他们的肉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幽魂早在日本复活。任何国家都得有国魂，日本打造国魂，“二战”战犯的幽魂也做了材料，十四名甲级战犯的灵位移到靖国神社、日本的忠烈祠。二○○一年盂兰盆假期，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他说，那些战犯在艰难岁月中怀着对祖国未来的信念，血洒疆场，英灵不泯。


    我们到了沈阳，听到苏联军队干的坏事。奸淫掳掠的事容后再谈，单说对待俘虏，斯大林把二十八万日俘运往西伯利亚做苦工，饥寒交迫，劳动量很大，估计他们以青壮之年憔悴而死，斯大林杀了他们的身体，也杀了他们的灵魂。一九五○年，苏联把“在中国犯罪”的日本战犯交给中共，其中包括在山东执行“三光”政策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关东军制造细菌武器的七三一部队支队长神厚秀夫。日军投降时，中共力主严惩战犯，一朝战犯在手，个个从轻发落。中共只是杀了他们的灵魂。


    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抛弃妻子儿女，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


    那时还有日本女子沿街叫卖自己制作的食物，据说她们都是日本官员的女儿。日本女子也在街头搭建临时的小木屋卖酒，拉起白布条做成的广告，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二十岁模样的少女，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的工人或马车夫，这些粗鲁的男人乘其不备出手突袭，摸她们的胸脯，或者揪住头发吻她们的脸，她们都能说汉语，可是没有抗议争吵，也不流泪，默默地承受一切。


    资料显示，东北地区有日侨一百三十万人。沈阳一地大约有二十万人，其中妇女占百分之七十，包括由日本来的营妓舞女。东北遣送日俘日侨进度较慢，李修业在《遣送东北日侨俘的回忆》中说，这年十一月才遣送完毕。所以我们还有机会见到许多、听到许多。


    日本占领东北后，向东北大量移民，移民是他经营东北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人是特权分子，一声投降，全成了搁在沙滩上的鱼。那时她们非常恐惧，她们熟知日军在中国造了什么样的孽，伸长了脖子等待中国军人的屠刀。她们为丈夫乞命，为子女乞命，为自己乞命，既而发现中国男人所要的不过如此。她们也弄不清楚眼前这个中国人谁有多大权限、谁能发挥多少影响力，她们完全顺从“中介人”的摆布。所谓中介人，主要的是日侨管理所的中国干部，各方“权势”向他们要女人，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沈阳外围某市的市长，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他向人夸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管理日侨俘的处长和他所属的许多所长，都由当地党政要员兼任，他们从来不把这项兼职写在履历表上，他们的传记和墓志铭夸尽当年勇，从未提起管理日俘这一段。


    “淫媒”之类的人物也应运而生。我有一位本族的长辈，他在关内工作，因业务需要，经常往来沈阳，为起居方便，他在沈阳市买了一幢日式房屋，他若不来沈阳，房子就由他军中的密友们自由使用。管理房屋的副官告诉我，许多上校、少将级的人物轮流在那幢房子里宿夜，年老的日本妇女晚上送年轻的日本女子来，那些军官喝酒的节目也省了，有时一个人睡人家两个，有时两个人睡人家一个。关于这幢房子和它的主人，以后还有故事可讲。


    美色也是阶级，漂亮女子总是归官位高的人，门当户对。聪明的美女也总是赶快找一个“英雄”献身，受他的保护，免得再去伺候一个一个“人下人”。那年代，女囚收监以后，倘若无背景而有姿色，很可能由典狱长之类的人物召去陪睡，若是不从，她就会落进那些看守员的手里，他们轮流纵欲，使她悔不当初。日本女子毫不迟疑接受了她们的命运，而且竭力减少了损害。


    据说在床上，日本女子委屈迎合，那一份从里到外彻底奉献，才真是“无条件投降”。而且她们穿着华美的和服来，脱掉和服，里面并没有内衣，男人的这份骄傲和享受，也许只有皇帝召幸后宫嫔妃才可以得到。日本男人太刚，幸亏日本女人来补救，战胜国的男人尝过日本女子的委婉承接之后，对这个战败国有宽恕心。


    后来我到台湾，结识了一位剧作家，他当年在军中做政工，他的部队第一批出关，进占沈阳。他的官阶虽然低，却也有一段醇酒妇人的日子，他说，他们当时的口头禅是“以个人幸福庆祝抗战胜利”。他胸中有许多日侨女子的故事，但是没来得及写出来。


    我从他那里知道，日本的少妇和少女，装束有别，他们找来的都是少妇，上了床才发现是少女。他们纳闷：向来只见少妇冒充少女，何曾听说“反串”？后来明白了，日本少女认为贞操神圣，妇人就没那么严重，她以少妇装扮保留自尊心，同时她也表示大割大舍，没有什么“过渡”。那时中国男人嫖妓，也指明要日本女子，老鸨常以中国女子冒充。有经验的嫖客说，识别真伪很容易，你把手伸进女孩子的衣服里，抚摸她的胸部，如果她的肌肉温暖柔软，她是日本人；如果她的肌肉冰冷僵硬，她是中国人。面对横逆，日本女子有她的哲学，她完全撤除了心理的防线。日本女子挂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担当罪孽。


    动荡之世，“每一个维持尊严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牺牲尊严的女人。”日本男人亏欠中国人，中国男人亏欠日本女人。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美色，正如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权势，双方都有自知之明，不得已而求其次，连我们的几个班长都没留空白，他们总是白天外出，匆匆赶回来参加晚点名，一脸酒色财气，连长训话，要求大家“节制”。后来知道，美军占领日本以后，日本女子为美军官兵布置温柔乡，赚外汇，也争取美国对日本的同情。美国记者发出报道：“东京的妇女大半是妓女。”中国记者水平高：“日本的女子大半是西施。”西施牺牲肉身，图利本国。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台湾企业家许文龙旧话重提，他称赞日本女人牺牲色相，挽救日本危亡。

 第二部 1 沈阳市的马前马后

    上级通知我们更换装备，离开上海的日子到了。


    我们换了新枪，闻名已久的中正式步枪运到，连装箱的木料都崭新。打开木箱，但见油纸密封，揭破油纸，新步枪像罐头里的沙丁鱼密密排列，凡士林涂满枪身，灌满枪管，我们费了整整一天工夫擦枪，用不完的凡士林油大桶废弃。想起困居大后方的日子，弄一点凡士林调芥药多么珍贵，一声抗战胜利，物资又这么充裕，我觉得很奢侈。枪身木部纹理清晰，铁部一层晶晶的蓝，新得像个新娘子。枪管比较短，想起蒋委员长的身材。据《中国抗战时期的武器和装备》一书，它比汉阳造短 6.13 英寸，轻 0.06 公斤，携带比较方便。我常常觉得对日本兵来说，三八式步枪是太长了，冲锋枪对美国兵来说，又太短了。


    中正式步枪的弹舱是“暗舱”，藏在枪身里面，不露出来，枪身平坦，“枪上肩”就舒服多了。它用的弹夹叫“桥夹”，像一座桥把五发子弹托住，枪兵用拇指往下一按，子弹鱼贯下桥，进入弹舱。这个改变关系重大，我们用汉阳造步枪训练装子弹，学到的技术完全作废，新枪到手，行色匆匆，竟未经过充分操练。事后回想，倘若我们在海上或者在登陆的时候需要战斗，大部分人不会使用手中的武器，我也只能装一颗子弹射击一次，好像游击队员使用“单打一”，——它是土造的步枪，没有弹舱。幸而这样的状况没有发生。


    中正式步枪名气大，抗战还没发生的时候，民间盛传国军设计了制式的步枪，将来全国军队都用一种步枪，它是采用捷克斯拉夫的蓝图加上某些改进，民间俗名叫捷克式。这枪稀罕，游击队里偶然有几支，大家都很景仰，蚂蚁也有虚荣心，扛着这样一支枪出关有精神。三十五年后，我在美国听说有个世界武器博物馆，中国只有中正式步枪陈列在里面，认为它是中国研发出来的武器。我很想去看一看旧物，一直不知道博物馆坐落在哪里。


    接着换新军服，大家排队进仓库领军服，哇！管理人员一个一个打量我们的身材，发给相应的型号，太棒了！我领到的衣服不会再像紧身马甲，小周的衣服也不会再像睡袍了。哇！居然是“人字呢”，它是一种高档的布料，美国织造，纤维重叠成“人”字形，坚固美观，那时中国没有这么好的布料，所以尊称为“呢”。第一批人字呢进中国，它是罗斯福总统送给中国士兵的礼物，报纸称为“罗斯福呢”，后来中国用美援款项继续购买，可是多少军队南来北往，几曾在士兵身上见过？回到十六铺仓库，打开衣包，哇！原来是长裤，我们都穿短裤，下面打绑腿连接，我的裤子太短，一到冬天膝盖露在外面。马营冬天的气温通常是摄氏一度，我得了风湿病，青年壮年挺得住，老年变成了痼疾。


    我们也领到宪兵上等兵的领章和正式的符号。那时陆军各兵科的名称，依照顺序是步、骑、炮、工、辎，各兵科领章的底色，依照顺序是红、黄、蓝、白、黑。宪兵并未单独成科，领章也是红色，为表示地位特殊，又和步兵略有区别，官文书上说是“暗红色”，怎么给我们那个“暗”字！宪兵自己改称是粉红色，沙团长训话说是荷花的颜色，勉励我们出污泥而不染。说到这里，我慨叹那时参谋本部作业没学问，抗战时期，国军炮兵养了一些壮汉，以人力拖拉炮车，代替马匹，这些壮汉也是军人，他们在花名册上叫做“代马输卒”，轻贱侮慢，离纸三寸！作家张拓芜干过这份差使，他的自传叫做《代马输卒手记》。抗战胜利了，沦陷区里有汉奸武力，有国民政府遥控的游击武力，有自发自动、自生自灭的地方武力，国民政府订了个处理办法，竟笼统称之为“汉奸游杂部队”！当年抗战发生，政府派员游走华北，鼓励地方人士共赴国难，拿出空白的委任状当面加委，这个是司令，那个是总队长。这些人卖田买枪，艰难抗日，九死一生之余，最后国府说出实话，这些抗日武力的身份既游且杂，地位竟在汉奸之下，真是情何以堪！


    我们也领到宪兵独特的袖章，白底红字，两个大字“宪兵”，官版正印，十分醒目，宪兵执行勤务的时候把它套在左臂上，象征国家赋予的权力。我在沦陷区见过日本宪兵，中国建立宪兵以日本宪兵为蓝本，袖章的式样和日本宪兵相同。日本宪兵代表天皇，中国“宪兵令”第一条自称“对内代表政府，对外代表国家”。也是学日本宪兵的口气。没人喜欢日本宪兵，可是那时我崇拜纪律和效率，日本军人的表现感动了我。那时我不能用超乎国家的观点看世事，我认为那些品质是“日本的”才有害处，如果是“中国的”，就是优点。条件相同，结果可以大异，犹如两部汽车性能相同，年份相同，由于驾驶人不同，目的地不同，其中一部车翻覆了，另一部可以一路平安。


    穿戴整齐，再配上一双皮靴，“兵要衣装”，众列兵你看我、我看你，嘻嘻地笑，权当照镜子。这般模样，可以去见东北父老了！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有个“假设”：假设当年国军接收台湾，也先给官兵打扮打扮，台湾同胞还会说他们是“叫花子”兵吗？还会对中国失望藐视吗？“第一印象”很重要！后来我读到一篇报道，国军到越南北部受降时，部队先在边境的一条河里洗衣服、刮胡子。假使当年开进台湾的国军也有这番见识，尽可能注意军容，抗战艰苦的烙印不掩兴国的气象，台湾同胞以当时的爱国一念，也能接受甚至欣赏这样的“王师”。可惜……


    抗战胜利，还我河山，收复山东是小事，收复台湾和东北才是大事。我在《昨天的云》里写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东北，母校兰陵小学紧急集合的钟声，师生仓皇的表情，校长激昂的语调，犹在眼前。我在年年纪念“九·一八”国耻中长大，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点也没有地理隔阂，对东北的感觉一向亲切，一步踏上登陆艇，我就觉得是踏上了东北的土地，非常痛快，松花江上好像真有我一个家。


    海军派来一艘登陆舰，我们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船”，它的形状与“船”不同，尾部有一堵方形的铁墙，整面墙打开，里面是个大统舱，汽车坦克车都能开进去。我们又学会了一件事，登上甲板时、向后甲板升起的国旗敬礼，国旗的位置选在后甲板，因为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战死在那里，中国建军处处师法外国，创造难！这又是一个证明。我们鱼贯入舱，码头上喇叭里传来歌声，正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再来是三年以后，一九四九年三月，紧接着“五月的风，吹在花心上。……”


    海上浪花美丽，但即生即灭，一连三日（？）都是“没有月亮的晚上”。查陈年旧历，一九四六年六月底正是阴历的五月底。我也曾拂晓爬上甲板，银灰色的浓云密布，海景昏沉，没看见日出。海大得令人绝望，天下地上、你能看见的只有水，其中有一切的不可思议。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水”，没有风浪，水依然动荡，不是水在地球上动荡，而是地球在水里动荡。海水变幻，我们没人能控制它，没人能了解它，也就几乎没办法适应它。海！一张很大的面具，底下白骨成山，难测难防。


    航行中我不断思索，海到底有多大，要这么大的海做什么。我现在知道，地球上百分之七十是水，数学的答案：海洋面积是大约一三九下面加六个零、平方英里。中国成语“三山六水一分田”，没有科学知识的祖先居然猜个差不多。生物学家说，海是人类的故乡，可是事到如今，故乡难依难恋，我们在很大的压力下爬行，人在水中，心里想着“异乡”，暗自估量：现在走到苏北了，也许对岸就是徐州，现在走到鲁南了，也许对岸就是临沂，我们该进渤海了，也许对岸就是青岛。辽东半岛好像东北伸出来一只手，准备接引我们。我哪里知道，中国大地也像海一样，变化诡异，吞噬生灵，人的有情对大地的无情，当代滴几滴眼泪，后世一场笑谈。


    海水连天，人如浮在太虚之中，我是基督徒，这时应该想到神，可是我想到的只是：大水汪洋，船怎能躲开礁石，找到航道。一位海军军官告诉我，那时没有人造卫星导航，高级船舰上用“声呐”探测，我们坐的登陆艇没有那样的配备。海上自然有路，船长能找得到，船长白天看罗盘，晚上看星宿，当然还有经验，而经验来自学习和勇气。好一个“海上自然有路！”后来我到了台湾，一九五六年，台湾修建横贯公路，由西部到东部，穿过层层叠叠的崇山峻岭。我参加新闻采访团前往参观，总工程师胡美璜接待，我问他如何能在群山万壑找出路来，他指着山峰说：“你看，每座山都有路，如果没有路，水如何能流下来？”


    今天回想，我在海上进入了我的“无神论时代”。也许人人都有个无神论时代。少年时期，宗教是诗，老年，宗教是哲学，我的诗花已谢，哲学之树还没成林。我七尺血肉，跨步不过七十五公分，举重不过一百二十磅，投掷不过五十公尺，很想顶天立地。我是矛盾的，一天中午，我登上甲板，海水正蓝，有如温柔的眠床。我忽然想到自杀，大海实在是自杀最理想的场地，只要纵身一跳，身段潇洒，葬礼豪华，不远处有一条鱼，像一头牛那么大、那么壮、也那么不慌不忙，也许是等着观礼吧。那年代，讴歌死亡的文章多，讴歌生活的文章少，作者以各种不同的动机礼赞各种不同的结束，我赶紧下舱，躲避死神的诱惑。有一天，我也许会自杀，然而不是现在，绝对不是现在。


    登陆的地点不是旅顺，不是大连，而是葫芦岛。受苏联的阻挠，心仪已久的“旅大”无缘一见，葫芦岛成为军事运输的咽喉，它一向躲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胳膊弯里，知名度突然大增。我们舍舟登陆，五十多年后，张力教授说：“那批老船还在近海效命，堪称中华民国海军最长寿的舰只了。”暮色苍茫，扑面有风，只觉得风的温度不同，力度不同，风里传递的无字天书也不同。关外的风无情，南方来的游子怅然有所失，凛然有所惧。想起读过的两句诗，“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怎得不回头？”后来知道这是清人徐兰的出征诗，他吟咏的是嘉峪关。


    休说回头，我们整队直奔火车站。我对葫芦岛车站唯一的印象是：许多民众站在铁路旁边看兵，露着一排亮晶晶的眼睛，回想起来，其中应该有几只中共的情报眼。第二天早晨，列车在某站停靠，有一位中年农妇，左手提着一只大壶，右手拿着两个大碗，靠近车厢，问谁要喝茶。我问多少钱一碗，她很爽快地说不要钱，这是我仅见的一次壶浆迎军。我没有喝她的茶，她走过一节又一节车厢，好像没人喝茶，坐在火车里长途奔驰，解小便麻烦，那时我们年轻，能忍饥耐渴。回想起来，也许有没有人喝茶无所谓，烧茶的也许是个共产党员。但是那时我们谁也没有这样想过。


    宪兵勤务每省一个团，东北九省只派一个团，近乎点缀。那时有人说，内战是火，东北是火头头，增兵出关是火上浇油，第六团这一滴油作用不大。后来有人说，出兵东北是“蒋介石的孤注一掷”，第六团只是一个很小的筹码。今日论东北战事，各家著作摆满了书架，几乎没人提到六团，即使是大骂国民党扰民，也只是数说警察的罪恶，宪兵连作陪的份儿也没有。千名关中子弟，投入江湖，留芳遗臭都沾不上边，究竟是他们的幸、还是不幸？


    沈阳南站下车，好像是走过一段阴暗的地下道、再登上石阶“钻”出来，站前广场空旷，阳光明亮。后来一位东北青年告诉我，他是满洲国军队的成员，曾在这片广场上列队欢迎苏联红军，指挥官向红军部队长举起指挥刀，准备行“撇刀礼”，他在举刀时露出腕上的手表。那个老毛子军官一眼瞥见手表，立即抓住对方的手，把手表摘下来，装进口袋里，后面的官兵有样学样，纷纷动手，把仪队每个成员的手表抢走。


    广场中心竖着苏联红军炫耀战功的建筑物，那时报纸称为红军的胜利纪念碑（沈阳市志说，现在改称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不管名字叫什么，且看碑的造型，碑身像一根柱子拔地而起，高耸触天（现在知道全部高度二十七公尺），碑顶上“挑起”一座跃进式的坦克（现在知道坦克四公尺半高），南站是交通枢纽，每天成千上万的人从苏式坦克的阴影下走过，也就是苏式坦克每天从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头上碾过，建筑也是一种语言，苏联临行放话，何其粗暴！何其傲慢！沈阳留下苏联红军的胜利纪念碑，云南留下史迪威公路，台北留下罗斯福大街，都是出于政治谋略，藐视人民心理反应。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苏联这才出兵攻入东北，日本天皇已宣布投降，苏军继续推进，占领东北全境七个多月，劫走的工业设备价值美金二十亿元，劫走的金块价值美金三十亿元，劫走伪满时代的纸币军票，回头套购物资。在东北境内发行红军票九十七亿元，敲骨吸髓。苏联大兵在火车电车上公开奸淫妇女，中国女子剪发束胸，穿着男装，沈阳的朋友曾经把他太太变装的照片拿给我看。这样的军队，这样的胜利，居然还允许有这样的纪念碑！苏联在东北的行为没有国格，然而中国的国格又何在！我能感受到东北人的屈辱。


    跨进沈阳，迎头撞上“盗卖大豆案”。这是“黄金万两”的大案，东北的军政领导人、东北的经济最高主管、中央粮食部派到东北的钦差大臣、一干人等都受牵连。打开报纸，读到正在流行的顺口溜：“小宴天天有，大宴三六九。”形容接收人员的快乐生活。然后我们陆续听到“一万四千个”接收变劫搜的故事，报纸社论“问孝陵松柏几多存？年年少！”贪污的种子不择土壤，而东北土地肥沃，“一根筷子插下去也能发芽。”只见眼前一干人等，马前也是桃花，马后也是桃花。咳！也不过三年光景罢了，“争春不肯让分毫，转眼西风一阵。”

 第二部 2 宪兵的学科训练

    我们在南京上海耽误了许多时间，到了沈阳，立即开始“学科”的课程，时间也是六个月。术科是军事训练，学科是司法训练，有人说“宪兵以毫无司法常识之人兼任司法警察”颇失公允。各门课程由军官讲授，班长“靠边站”，军官们循循善诱，宪兵连这才有那么一点“学校”的气氛。我们一面上课，一面投入宪兵勤务，很像文学校清寒学生的半工半读。


    读些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法律课程，我最喜欢的也是法律课程。杨排长讲法学通论，讲刑法总则，我听得入神。法学通论先谈天地宇宙的大法，几乎提升到宗教层次，天地宇宙的一切秩序都是“法”，法律是人世的秩序。我后来能领悟什么是“天人合一”，这段话是起了作用的。《通论》又说，“法”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说明的”，也就是事实如此；还有一种是“规范的”，也就是应当如此，两者并不经常相等。那年代，万事宣传先行，宣传家常把“应然”当做“实然”来叙述，这是一种欺骗，人凭语言文字认识世界，语文训练又往往不足，容易落入陷阱，幸亏我先打了“防疫针”。后来我参加新闻工作，“新闻不是意见”，后来学写小说，小说也不是意见，我都老早开了窍。


    法律文字简练周密，千锤百炼。刑法总则说，直系亲属是“己身所出或己身所从出”，多一个“从”字，分开尊卑，真是悬之国门、不能增减。它又说“能作为当作为而不作为”要负法律责任，不得了，一句之中，“作为”重复三次，依然字斟句酌。刑法规定刑期，常说几年以上几年以下，“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俱连本数计算”，七年以上和七年以下都包括“七年”在内，不留漏洞。这些文句，我看一遍就能背诵，也了解为什么这样写，它们影响了我的文字风格。


    杨排长说，法律条文后面都有法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没错，若论法理，可分“绝对有效说”，“绝对无效说”，“相对有效说”。上级下达命令，下级绝对服从，如果命令违法，由上级负完全责任，这是一说。命令能够生效，由于下级执行，而执行视为同意，命令如果违法，同意者要负共同责任，这是一说。如果命令违法，它根本没有效力，下级当然不必执行，上级不得处罚，这又是一说。我一听，这可新鲜！这“三说”长在我心，后来我到台湾，听胡适之高谈人民对政府“合法的反抗”，同侪哗然，我心恍然。


    我正式投入社会组织以后，总是遇到大有谋略的上级，他总是希望部下勇敢地去破禁忌、试法网、创业绩。政府机关降罪，他顶住，若是顶不住，他牺牲你，弃车保帅。大家都硬着头皮照老板的意思做，他们不知道“三说”，好在多半平安没事。可是我心中有“三说”，我总是拒绝“同意”，我在法理上站得住，我在老板的阶下站不住，所以人家升官总是比我快。我虽然有些坎坷，老板宽大，倒也没让我挨冻受饿，文章写到此处，我遥向老板们在天之灵致谢。


    我还记得《服务规程》中有三句话：宪兵维持社会治安，要“防患于未然，遏难于将发，惩戒于事后”。我喜欢这样的句法，也喜欢这样的思想，相形之下，“谨小慎微”吞吞吐吐、模糊不清，“大风起于萍末”玄虚抽象、难以落实。我终身奉行这三句话，我常告诉朋友，我们都是弱者，将来有了难处，我不能替你担当，现在没有难处，我可以替你规划预防。我那时劝亲戚朋友，后来劝国家社会，法律条文使我思虑周密，言辞果决。


    沈阳时代，张志华排长调到团部办公，后来升了连长，他来给我们讲过几堂课。还记得他时时提出有趣的问题来，鼓励大家讨论，他说，“现行犯”的定义是“犯罪在进行中”，如果我骂你一句，马上闭嘴，算不算现行犯？他问，法律有“损毁国币罪”，我撕碎我自己的钞票，对别人有什么害处？为什么要定罪？有一次，他引用历史故事，皇帝出巡，看见一个老百姓随身带刀，立刻吩咐“拿下”，理由是他有凶器，可以杀人。随行的一位大臣指着路旁的一个男人，要求皇帝拿下，理由是他有阳具，可以奸淫。皇帝大笑，放了带刀的百姓。张排长要我们表示意见，大家踊跃发言，笑声一再哄堂，引得连长走过来察看。法律用词精准，对我启示良多。


    母亲曾经希望我做医生，父亲曾经猜想过各种职业，沈阳时代，我发现我最适合的职业是做法官，我喜欢咬文嚼字，斟酌权衡，坚持条条框框，忘记生死祸福。未能做医生，母亲的遗憾，未能做法官，我的遗憾。父亲不管我做什么，只要是正当职业，能分担家庭责任。我后来总算勉强做到。


    资深班长也有课，他们讲服勤务的经验，几乎没有例外，他们真心崇拜谷正伦。谷将军号称宪兵之父，其实他是第二任司令，在他手里，宪兵正规化和扩大发展，由八个团到二十三个团，由南京到各省，由军事警察到行政、司法。成立宪兵学校，蒋公介石兼任校长，他任教育长。抗战八年，宪兵扩充为四十个团（独立营），外加通信营，特务营。谷正伦生杀予夺，独断专行，创造了宪兵的父权时代，宪兵“见官大一级”，和黄埔军校学生、空军飞行员并列为最受女学生注目的军人。谷氏后来官拜贵州省主席，粮食部长，他是贵州人，风水先生说，贵州山多，河水外流，地气泄尽，难以产生大人物，但是贵州不但有何应钦、张道藩，还有谷正鼎、谷正纲、谷正伦，“一门三部长”。都说贵州安顺的谷家老太太有福气，生了三个好儿子，比美广东海南的宋家老太太，生了三个好女儿。


    宪兵勤务基本上是一种人际关系，处理人际关系要有技巧，也要看天时地利。那时宪兵完全没有这种观念！听老班长传经说法，他们个个都以为自己是谷正伦，铁口直断，一锤定音。但谷正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快要过去了，潮流冲击，宪兵需要蜕变，身上那一层硬壳脱不下来，只有一再收缩，减少时潮的冲击面，这是国民党丧失创造力的征候之一。我赶上中国宪兵衰落的时代，大体上说，宪兵在东北未尝为恶，也不能为善。


    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凡是当过中华民国宪兵的人，当然有历史问题。一九六八年，中央颁布公安六条，宪兵上等兵也定性为反革命，这就太抬举宪兵了。我们受训一年，从未学到能阻遏中共发展的东西，没喊一句反共口号，没读一页反共教材，没人讲解放区实况，没人讲侦破中共地下组织的案例。“国父遗教”、“领袖言行”，也都是退到台湾以后的新课程，我们都是没有思想的木偶，复杂的思想如民主自由，固然不该有，简单的思想如忠党爱国，似乎也不必有，最要紧的是服装整齐，姿势正确，站卫兵，摆仪队。哪能赶得上人家八路军，除了“人人都是战斗员”以外，还要“人人都是情报员，人人都是宣传员”。


    为了写回忆录，我苦读东北有关的文史资料，从沈阳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的《古城风云录》中得知，那时中共的地下工作条件匮乏而态度十分积极，他们推拉板车谋生，情报藏在轮胎里；他们摆摊卖菜为生，情报藏在挖空了的红辣椒里；他们贩卖豆油，情报就塞在瓶口里。他们把线装的皇历拆开，情报写在空白的边缘，再装订起来。我们几乎天天跟菜摊、板车擦身而过，“匪谍就在你身边？”可是从未起过疑心。


    我在宪兵队的那些日子，沈阳发生学潮，西区宪兵队奉命押送几个“共产党”到团部，这时二连换了连长，新连长是老资格，沉稳含蓄，他出来一看也忍不住说：“都是些孩子嘛！”口吻表情仿佛慈禧怜惜汪精卫。以后各地学潮越来越多，警备机关抓人也越来越多，事过境迁看资料，似乎从未抓到策动指挥学潮的共产党干部，抓到的都是“孩子”，年龄上的孩子或心智上的孩子。国民党到中共内部做情报工作太难了，简直雪里埋不住人，白白送死。国民党像个大蜂窝，处处可以潜伏，共产党人找一个洞蹲下，四邻不能发觉，即使事败被捕，好歹也还有条活路。了解背景，才可以了解国民党据守台湾以后的“过犹不及”。


    后来知道，宪兵团里面有个“特高组”，他们才是特务，他们的工作和人事，宪兵团长不能过问，宪兵司令部有独立的特务训练班，不属于宪兵学校。正确的说法是，宪兵里头藏着特务。一般人并不知道，国家排除危害，有警察、警备、作战三种手段，警备司令部可以指挥警察和军队执行任务，因此宪兵也常常出面调查和逮捕，他们的工作是在警备范围。


    一般宪兵离特务很远很远，究竟多远，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曾任宪兵第五团团长的赵良佐，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他一九四九年出任团长，想和中共的地下党接洽归顺，费尽心机，始终没接上头。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起义，他才知道中共地下工作的领导人，是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的一个军法官。


    有两件事情，老班长们津津乐道，引为宪兵的无上光荣。


    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吸收南京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供给情报。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协调不够，长江中游还停留着日本船舰七十艘，海军陆战队六千人，国民政府计划击沉船只，堵塞水道，把日本的这些武力完全歼灭。黄浚对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泄露机密，江中的日军船舰连夜逃入大海。这个案子是谷正伦指挥宪兵侦破的，黄浚和南造云子都被捕，黄浚处死。此人是一位才子，诗文俱佳，陈寅恪有诗悼念他。斯人也，名字不留在文学史上，而留在间谍史上，令人嗟叹。


    七七事变发生前三年，一九三四年六月，南京日本驻华使馆副总领事藏本英明失踪，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负责，调军舰溯江而上，声言派陆战队自行搜寻，又说要撤退在华日侨，一时情势十分紧张。依照日本政府的计划，藏本先失踪，后自杀，制造借口，向中国兴师问罪，但藏本贪生，迟疑不决，也是谷正伦派人找到了他，消弭了一场危机。


    宪兵的丰功伟绩也就是如此了吧？自此以后，由抗战到内战，特高组似乎没有重大贡献。我绝对不想当特务，但是从此对间谍小说、间谍电影发生兴趣，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发展成我唯一的秘密癖好。


    那时沙团长提倡读书，规定军官交读书报告，军官们常常找我执笔代撰，我因此读了一些“课外读物”。


    我替何排长读《孙子兵法》，他一度在本连当排长，挺着个大肚子，时常宣告“我的命令绝对有效”，是个有趣的人物，他调到第一连，仍然和我有联系。那时政坛论客常引孙子一句话：“民与上同意。”军队作战要能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共军做到了，国军没做到。我打开《孙子兵法》找这句话，发现原文是“令民与上同意”，还有一个动词：“令”。动词前面应该还有主词，中文惯例，主词可以省略，倘若补足，全句应该是“中共令民与上同意”，并非“民与上同意”，更非“上与民同意”。奈何有些论客将错就错，有些论客人云亦云！我抓住这句话做文章，何排长大而化之，他教我写了直接寄到团部，他连看也没看。


    我还有一些意见，当时没有写出来。孙子说，“兵以诈立，以利动。”你一旦出兵作战，你就是一个“不能输的人”。他一再批判道德观念，除非以道德行诈谋利。我念惯了“王者之师”、“仁者无敌”，对孙子的说法不能接受。后来阅历增长，我也得承认“兵不厌诈”、“兵不厌狠”往往是打胜仗的关键，我退一步想，倘若孙子兵法是“真理”，也只是战场上的真理，不能用于做人做事。这些念头一直萦绕心中，直到八十年代，我写了一篇《兵法与人生》。


    我替连长读《比较宪法》。那时国民政府定出时间表，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也就是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宪法”一字一句关系重大，学者咬文嚼字，争议不休。我代读的这本比较宪法，评介欧美多国的宪法，指陈得失，烘云托月，显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最好。依五权宪法，总统的权力很大，凌驾立法、司法、监察之上，民主人士予以负面的批评，我一时也没个主意。那时人人心里有数，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必定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主席，我想连长只能肯定五权宪法，只能赞成总统有权，于是我把这本书大大称赞一番。后来宪法通过，采取权力制衡，向欧美的两院制倾斜，但是“开卷有益”，这本比较宪法学术包装的部分，给我许多客观的知识，以后很有用处。


    指导员没教我替他读书，他教我替他做文章，上级常常出“策论题”考他，他需要助手。有一次，他拿出一个题目来：《用人唯德与用人唯才孰为得失》，要我提供意见，我想了两天，交了白卷。然后我继续在想，继续在看，越看越多，看出一个广度来，越想越透，想出一个高度来，最后，我把心得写进《随缘破密》那本书里，副产品还有一篇短评。


    我代读了十几本书，书目都是上级指定的，没有一本批判共产主义，没有一本分析国际局势，也没有一本介绍东北的民情风土。全连上下，没人知道“柿子”是番茄，“木樨”是鸡蛋，“冷子”是冰雹，“蒙事”是骗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一个少尉读兵法，为什么要一个上尉读宪法，最后这些书轮到一个上等兵来读，更是可笑。不过“开卷有益”，我获益匪浅。

 第二部 3 宪兵的勤务训练

    一九四六年八月，宪兵第六团第一营第二连成立“沈阳市西区宪兵队”，负责沈阳市铁西区的勤务，兵力为两个排，以连长朱腾为队长。队部设在一栋日式小洋楼里，后院宽敞，门前临街，过街有一片年轻的树林，它本是日人的产业，日本投降后由“敌产管理处”接收，分配给宪兵使用。那时沈阳市区本身有居民一百万人，铁西区占百分之二十二，是个大区。


    说起铁西区，如雷贯耳，当时的热门话题是“工业救国”，谈工业必定谈东北，谈东北工业必定谈到铁西区。铁西区的街道名称：兴工街，笃工街，励工街，劝工街，一片“舍我其谁”的雄心。公共汽车的车掌小姐报站名，声音响亮，中气充足，兴工劝工，如呼口号。数据显示，铁西区原有工厂二八八家。五月间，国民政府蒋主席视察沈阳，特别到铁西看那 一片烟囱，虽然大部分工厂因接收而停工，仓库变成军方的马厩，那些不冒烟的烟囱他也看了又看。四年以后，中共毛主席也曾站在天安门上指点北京，宣示“以后这里全是烟囱”，可见国家领导人醉心工业之情。那时他们都未曾预料，烟囱有一天会成为环保的敌人，都市的杀手，国家落后的标记。


    沈阳市有七个宪兵队，我们这些新手，先到各队跟老大哥学习，得以遍览各区风光。那时有个“北市区”，妓院和餐馆林立，那里的人巴结司法警察，算是一等管区。那时有个城中区，党政军高级官员的活动范围，戒备严，责任大，有机会与贵人结缘，算是二等管区。还有个北陵区，古迹多，风景好，环境单纯，没有疑难案件，算是三等管区。铁西区本是工业区，接收后工厂停工，空屋闲置，容易窝藏盗匪。铁西区又是个多事的地方，“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由铁西攻入沈阳，日本投降，苏联军队由铁西攻入沈阳，国军接收东北，也是由铁西攻入沈阳。人到铁西，“开门时人在门内，关门时人在门外”，没有归属感，可算是四等管区。


    铁西区既是“四战之区”，又是“不毛之地”，我们怎么会“沦落”到铁西呢？这得郑重介绍六团的副团长，他讨厌我们的朱连长，经常当众指责，而他的指责往往不成理由，长官指责部属，必须“不成理由”才显出权势。朱连长个性强，两次当众顶撞，违反军中（尤其是重视纪律的宪兵）伦理。分配勤务管区，副团长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把二连“置之死地”犹未满足，不久他找到机会，朱连长落了个撤职查办。


    那时朱连长毫无警觉，他仗着自己“走得稳、坐得正”，他忘了中国历史许多记载，清官往往死在“清”上，忠臣往往死在“忠”上。我不懂官场的阴阳八卦，只是一个念头掠过：日式房屋怎么能做宪兵队部呢？进屋脱皮靴，出门穿皮靴，一旦紧急集合怎么来得及！瞧那木板墙，一脚可以踢出一个窟窿，怎么大门正对着一片树林，夜晚卫兵怎么警戒，林中漆黑，纵有十个二十个人藏在里面你也看不见。我只是打过游击，我能想到，难道团部没想到？……还好，后来调整勤务，宪兵放弃了那栋洋房，也完全撤出铁西。


    上级规定，宪兵人人写日记，我们都领到统一颁发的日记本，布面硬皮活页装订，团部随时一通电话要查验，队部随时收集日记本上缴。队部每天向团部提出日报表，每十天提出旬报表，队部要讯问违反军风纪的人员，作成笔录，队部要接受民众投诉，作成记录，专案转报团部和警备司令部。种种作业，需要专人承办，连长指定中士班长郭伟负责，郭班长要求派我和李蕴玉两人做他的助手。这位郭班长像个白面书生，他高中毕业，本连九位班长，他的学历最高。或许由于“知识差距”，各位班长都和他很疏远，我们三人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各班班长经过门外，侧目而视。


    小小办公室开始使用，我问郭班长：西区宪兵队的管区多大？能不能弄一张地图挂在墙上？他一怔，说没有。我说咱们得制一张表，罗列管区内保甲长的姓名住址，他又一怔，问我怎么会想到这些，我说我打过游击嘛。这一图一表，我们始终没能得到，我每次出外执勤，不知天地之大，常常若有所失，尤其是夜晚，沈阳市应该有路灯，可是许多街道黑不见底，真有无依无助、大海孤航之感。


    工作展开，整天难得有事可做，出关的部队军纪那么好！出乎意外。每天出动四班巡查，难得遇见帽子没有戴正的军人，难得遇见风纪扣没有扣好的军人，难得遇见符号肮脏、字迹模糊的军人。整天也没个居民上门告状，说军人怎样欺负了他。没有这些材料，我写“日报”难以下笔，“日报”不能一日不报，郭班长授意可以伪造，我只好乱编违纪人的姓名，人名是假的，部队番号是真的，今天回想，对那些部队长十分抱歉。


    铁西区环境单纯，我没染上什么坏嗜好、坏习惯，有自己可用的时间，我记私人日记，读文学书籍，拼命向报社投稿。今天回想副团长“整”朱连长，我倒是个受益人，但是当时我不能原谅他。关于私人日记，我多年后写过一篇《鸳鸯绣就凭君看》，这里不再多说。


    军纪好，第一个原因是素质高。想那伞兵、青年军、新一军、新六军，士兵有高中以上学历，出过国门，英军美军并肩，“见贤思齐”。第二个原因是打胜仗，打胜仗的军人有自尊心。第三个原因是待遇提高了，衣食足知荣辱。后来我常想，如果派这样的部队去接收台湾，军民关系一定搞得好，也许给“二二八”事变打了防疫针。


    关于那时军人的待遇，我有过一个“诉诸印象”的说明。抗战前夕，军人追求“五皮”，皮鞋、皮带、皮夹、皮手套、皮背心。抗战期间，生活艰苦，但“一室之内，有生地、有死地”，仍有许多军人可以混到“五金”，五金者，金牙、金表、金戒指、金烟嘴、金边眼镜是也。五金代替了五皮。


    抗战胜利，出现“五子”，即窑子、馆子、骰子（赌场）、落子（戏院）、澡堂（塘）子。“五金”尚有储蓄的意愿，“五子”就完全是靡费享乐了。——此为一般军人的五子，与接收大员的五子有别。接收时，“五子”有不同的版本，我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上海，看见上海各报刊载的是车子、房子、条子（金条）、女子、面子。我相信这是正本原典。后来到台北，读到赵丽莲教授编印的英语教材，其中有篇文章谈到中文英译的困难，曾举“五子登科”为例，他的“五子”也是车子、房子、条子、女子、面子。


    很显然，后五子由前五子衍生而来，前五子由五金脱胎，五金又与五皮有递承关系。然则五皮又从何而来？我猜五皮源自民间的“五洋财神”，北伐前后，洋货涌至，商店改售洋烟、洋火（火柴）、洋布、洋皂（肥皂）、洋油（煤油），土货几乎全被淘汰。洋货种类极多，何以必举其五？这是因为中国向有“五路财神”也。陈陈相因，因时制宜，难怪有人说，所有的名言都是“长了胡子”的。


    我还记得，人到沈阳，宪兵上等兵每月的饷金，加上边远地区的勤务加给，总数是东北流通券四十元，折合法币五百二十元，跟关内的上等兵比较，高出百分之五十，跟马营时代的二等兵比较，高出二十倍。沈阳公车票、电车三毛钱一张票，军人半价，宪兵免费。那时有流动的马车载客，同一区内不分远近，一人一元。宪兵偶然也坐马车，人人自动付钱，没有纠纷。宪兵有了外务，也就有了朋友应酬，常常不回连部吃饭，尤其是班长，往往只有一个值星班长在家，粥多僧少，饭菜吃不完，再也没有伙食问题。


    新问题是，宪兵的程度不齐，西区宪兵队两个排，约有三分之一不能写“宪兵日记”，什么刑法民法违警罚法，对他都是白说。漫画书上说，新兵出操，不能分辨左脚右脚。二连真有这么一个人，齐步走，总是踩别人的脚后跟；“枪在肩”的时候，左转右转搞错方向。他的步枪碰别人的步枪，稀里哗啦。他乐天知命，笑口常开，班长想打他，无法下手。陕西招兵难，有时需要人头勉强充数，他是宪兵的稻草人。后来“天崩地裂”，我很为他担心，文章写到这里，不免停下笔来费一番猜想。


    宪兵执勤，常常查看军人的“差假证”。我们检验证明文件的真伪，靠关防大印的尺寸，每人有一本“手册”，末页边缘印着米达尺。这个方法极不可靠，但是限于宪兵的素质，那时只能如此。我们熟记：永久性的机构用方形大印，临时性机构用长方形关防，可怜我们怎知哪个机构永久、哪个机构临时呢！我们熟记：临时机构的首长若是中将，他的关防宽 6 公分、长 8.8 公分，临时机构的首长若是少将，他的关防宽 5.8 公分、长 8.5 公分，我们又怎知哪个机构的首长是少将、哪个机构的首长是中将呢？再说，伪造印信的人总是要找个真迹来摹刻，长宽尺寸一定符合，你量来量去有什么用呢。鉴别印信要知道当时的编制官位，要懂一点篆刻，能从刀法、线条、结体寻踪迹，我读过私塾，对篆刻稍稍有一知半解，那时你怎能求之于人呢！


    语言的隔阂很严重，陕西人的口音和东北人的口音差别大，常常把对方的意思弄错了，加上“同物异名”，“同音异字”，有时根本不能交通。很奇怪，上级却从未顾到这个问题，他应该在我们的“学科教育”里加一门课程，介绍“东北话”和东北风俗。中共的优势之一，就是当地人办当地事，无须向当地学习，国军的劣势之一，就是外地人来办本地事，又不肯向当地学习。作战部队飘忽不定，今天还在山东，明天也许空运到广东，无法学遍各地方言，宪兵长期驻扎，又和民众密切接触，为何要留下这个缺口？


    后来想想，我们那一票人，也都没有多少心思用在勤务上。宪兵极难升迁，一盆清水孵豆芽，谁也长不大。想到宪兵就想到天主教的结构，一批人有上进的阶梯，当神父，当主教，当总主教，当红衣大主教，红衣大主教有资格被选为教皇。另一批人有奉献的热忱，当修女，当修士，照顾病患、孤儿、残疾，伟大如德雷莎，也还是修女。依政府设计，宪兵是修女，但是宪兵缺乏奉献的精神，因为政府不是上帝。误入网罗的流亡学生马上投入补习班，苦修英文数学，待机脱离牢笼。


    我们得慢慢适应大都市的生活。过马路，我们得学着相信红绿灯，我们都不会关电灯，李戬排长夜晚来替我们关灯，我们不会用抽水马桶，李排长到商店借了一副马桶来做“教学道具”，教大家如何操作。有人找我带他到邮局买邮票寄家信，他一直怀疑那枚邮票管用。银行，我只知道里头有很多很多钱，严防歹徒抢劫，有时从门外经过，不敢转脸住里头看。


    我们闹了一些笑话。那时军用电话是“手摇式”，宪兵外出巡查，看见地摊上有几具“转盘式”电话机，以为是电报发报机，就没收了。有人走进电梯，门突然关上，无法打开，他以为被歹人劫持了，手枪子弹上膛，对准自动门，差一点弄出命案。有人奉命去看守一栋华宅，他对许多物件有好奇心，这里动一动，那里摸一摸，哗啦一声，自来水龙头打开，他心慌意乱，悄悄把门关好，悄悄走开，装做平安无事的样子。自来水流个不停，溢出盆外，满室地毯泡在水里。有人坐火车，他只有坐汽车的经验，火车缓缓离站，他想起了什么，大叫停车，列车长见他是宪兵，火车居然停下来。他又大叫退回去！退回去！火车居然又退回车站月台。那时东北同胞尊敬宪兵，路上相逢，常对出巡的宪兵鞠躬。


    “山坳里的孩子”突然得到权力，有人忘形。例如说，他听说日本人会向他敬礼，戴上袖章出去试试，遇见一个日本人没有敬礼，他乒乒乓乓给那人两个耳光。例如说，他听说只要他伸手做出阻挡的姿势，汽车就会停下来，他站在街心试试，车子停住，他又手足无措。这些人需要慢慢接受自己的角色，知道怎样去扮演。马路如虎口，站在街心很危险，天津消息，就这样，一个宪兵被汽车碾死。大家推测也许车子里有歹徒或毒品，更大的可能，驾驶者是个痛恨宪兵的人。慢慢地，我们知道有人痛恨宪兵，这种痛恨也需要我们去适应。


    不久，西区宪兵队分兵皇姑屯，成立皇姑屯宪兵队。当地有一个富商选女婿，选中了宪兵队的一位班长，结婚典礼相当铺张，邀请西区宪兵队全体官兵吃喜酒。结婚以后，这位班长白天穿着军服当值，晚上在家丝质棉袄，白底便鞋，俨然是个土财主。西区宪兵队再分兵四平街，成立四平街宪兵队，带队的排长喜欢洗澡，天天泡澡堂子，浴池公会的主席为他设立单独的房间，提供按摩女伺候。依沙团长的尺度，这是不能原谅的腐化，朝里有人好做官，副团长庇护他。


    以后，西区宪兵队就撤销了。


    我们那一票人大都出身农家，崇拜肥沃的土地，久仰东北的黑土层，我们一直在铺满水泥或木板的都市里走来走去，未能亲近原野。有一天，同连的一个列兵出差回来，黑土填平了他的靴底，他把皮靴脱下来给我们看，我用大头针把靴底沟槽里的黑土挖出来，大家轮流欣赏，欣赏中国人发誓要收复的地方。咳，那时候，我们的心念何其单纯！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报上刊载北京水利部的报告，由于人为的原因，东北的黑土层年年流失，每一年损失一厘米，生成这一厘米的黑土层，需要两百年到四百年，预计五十年后，黑土层流失净尽，寸草不生。哀哉，不肯爱护土地的人何其多！何其多！


    我很怀念铁西。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附属的 gramercy theatre 放映“铁西区”的纪录片，中国大陆导演王兵制作，我特地跑去看了。电影显示，“沈阳铁西区这个重工业区，解放后发展为中国面积最大、生产品种最多样化的工业重镇，可是到一九九○年代末，大多数工厂破产倒闭或转型迁移，‘文革’年代有如天之骄子的工人，在被逼下岗后生活困顿、前景未卜。王兵顺着铁路来往于工厂及工人住宅区，记录下灰冷荒芜间的日子。”铁西区外观尽改，奈何命运却有如循环！

 第二部 4 我第一天的差事

    我们终须与现实接触，我的差事来了，管区内发生车祸，郭班长命我前去“看看”。


    那时汽车少，车祸不多。队部没有汽车，我们坐公共汽车出外执勤，车祸早上七点钟发生，我九点才赶到出事地点。那时十字路口有个圆形建筑叫“圆环”，汽车绕过圆盘，谓之大转弯，不绕过圆盘，谓之小转弯，一辆军用卡车在应该大转弯的时候小转弯，撞上了商人用的小车，车头损毁，车里的人也受了重伤，伤者已送进医院，警察保留现场等我出现。


    肇事车辆的单位来了一位中尉军官，他把我拉到旁边，低声说：“咱们都是军人，胳臂弯儿往里拐，您上天言好事。”不等说完，捏着一沓钞票往我口袋里塞，我突然热血上冲，头昏脑涨，举手给他一个耳光，打得他倒退一步。我马上后悔了，我怎么可以打人，尤其是对方是一位军官。完全是反射作用，也许谷正伦阴魂附体，身不由己。那军官指着我说：“好！咱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匆匆钻进他的吉普车。


    回到队部写“日报”，我直言军车违反交通规则，除了文字说明，我还画了一张图。团部打电话来称赞，日报有图有文，这还是第一次。后来伤者死亡，肇事的单位希望和解，传话恐吓死者家属，“东北人胆大”，家属不屈，坚持告状。法庭传我作证，我实话实说，死者的子女当庭给我磕头。


    从车祸现场回来，路上遇见一件很特别的案子。那时国民政府战后裁军，“编余”了很多军官，这些人流落四方，找不到职业。有一位编余的少校营长，跑到铁西区，他在闹市的马路旁边铺下一幅白布，上面写着：他是黄埔军校哪一期毕业，参加过哪几个战役，负过伤，得过奖状、奖章，现在政府把他裁下来，他无家可归，陷于绝境，乞求仁人君子施舍。白布四周摆着他得到的奖章、奖状、“抗战胜利纪念章”、军校毕业生的文凭、佩剑，剑柄两面刻字，一面刻“成功成仁”，一面刻“蒋中正赠”。他这一手，北方人叫做“告地状”。


    宪兵以三种方式处理违纪：告诫放行，纠正放行，带队处理。我只有请这位老前辈到队部和连长谈谈，他朝我一挥手：“教你们连长自己来！”我回到队部报告，朱连长果然亲自去了，三言两语，原来两人是黄埔军校的同期同学，有了这层关系，气氛立刻活泼起来。编余军官干净利落，他卷起白布：“你看我该怎么处置？”朱连长针锋相对：“请到我的办公室喝茶。”


    他俩谈话，连长命我随侍在侧。编余的少校姓庄，他说出生时投错了胎，人人叫他庄营长，他是一个“假装”的营长，现在露了真身。他说抗战八年，都说为了收复东北和台湾，现在东北收复了，我这个东北人裁掉了，东北是我老家，我在老家门口讨饭，你们外路人凭什么管？想饿死我？我若饿死了，我的列祖列宗从坟墓里钻出来，抓你一把，咬你一口！他说，我们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只会爱国，现在国家把你一脚踢开，不稀罕你爱，还能做什么？他说“抗战胜利纪念章”是伤心章，毕业证书是牛马证明书。


    朱连长说，宪兵有宪兵的职责，你老兄一清二楚，你一定要在这里摆摊，我这个宪兵连长只有辞职，可是辞职没那么容易！裁掉了有裁掉的委屈，辞职辞不掉有辞不掉的委屈。你给我一个面子，离开我的管区。庄营长立刻站起来：没问题，一言为定！朱连长掏出几张钞票送他，他冷笑一声拒绝：你们宪兵清苦，自己留着用吧，你如果发了接收财，这点钱我嫌少呢！


    我送他出门，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告地状是发牢骚、开玩笑，“我会留在沈阳继续奋斗，咱们后会有期！”果然，我跟他“恶业”未了。我先补述一下抗战胜利后的裁军。


    日军投降以后，国府着手整编军队，军缩编为师，师缩编为旅，团以下酌量合并。究竟裁掉多少人，各家的记述不同，我不做研究，只抄台北“中央研究院”编撰的大事记，一九四六年七月，国防部提出报告，“裁汰”军官十四万人，“汰”字非常刺眼。抗战八年，只有师扩编为军，军扩编为集团军，只有连长升营长，营长升团长，突然反过来，军官在心理上很难适应。不仅如此，有些军官“编余”之时降了级，本来是中校，到头来只是上尉，从军时是少尉，一直升到上尉，抗战胜利编余，又回到少尉。为什么会这样呢？依照政府规定，中尉排长升上尉连长，要经过“任职”和“任官”两道手续。任职，确定你是连长，任官，确定你是上尉。战时戎马倥偬，全凭师长军长下个条子走马上任，人事部门没有替他办任官任职，他自己也不懂，国防部根据人事档案办编余、核官阶，很多汗牛血马白白出生入死。


    军人没有恒产，一旦失去军职，生活陷入困境。我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团长被裁掉了，他的太太上街头卖茶，羞愧难当，勉强支持了一天，晚上回家大哭大闹，寻死觅活。一个军官，跟他的女朋友以“初夜”庆祝抗战胜利，兴奋甜蜜，不幸裁军的第一刀就把这个军官切下来，他因此无法结婚，……后来带着她去打胎。这两个故事，开始都有很好的情节，我无法想出快乐的结局。


    “解甲归田”本是美谈，可是编余军官有三个原因不能回老家：其一，老家已成解放区，不能回去。其二，老家可以回去，但是苛政太多，官吏太腐败，军队纪律太坏，“什么都可以做，绝对不能做老百姓。”第三，亲友的轻蔑。马营和我们一同入伍的那位马连长，本是为了回北京探母，才和我们同路，他到了沈阳，并未照原计划行事。他说，他常常做一个同样的梦，梦见他回到老家，亲友把他围在中间，朝他身上吐唾沫。他说，有一个编余军官回到东北老家，冬夜严寒，国军派出来的侦察兵到他家取暖，硬把一家老小赶下热炕。老母冻得整夜咳嗽，一口气没上来，也许心脏病发，归天去了，亲友都来责难这个军官，问他在外边怎么混的。


    国民政府终于成立了十二个军官总队收容编余军官，维持他们的生活。这些军官都觉得受领袖和政府欺骗，他们自己求公平，办法是集体扰乱社会，欺压官民，军官总队纪律极坏，被称为社会的“四大害”之一，他们居心伤害国民党政权的基础，流行一句话：“你砸我的饭碗，我砸你的饭锅。”我听见有人说，蒋委员长曾对他们演讲：“我的事业就是你们的事业，你们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这人说，“现在我们的事业前途都完蛋了，且看他的事业前途还能有多久！”


    军官总队的本领大概如此。近人论裁军之失，多半说编余军官纷纷投共，国共军力因此消长。当年确有一种说法：“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当八路。”也曾出现传单：“不要吵，不要闹，老蒋不要老毛要，武汉领路费，延安去报到。”究其实际，可有资料证明，共军的哪一桩成就，有编余军官参与？共军的哪一次胜利，得了编余军官之力？可有数据记载，编余军官有多少校官，多少尉官“延安报到”？如是我闻：中共要枪不要人，要兵不要官，除非军官率领武装部队起义。国军军官秘密接洽个人投诚，中共的工作人员总是劝他：留在国民党里奋斗，等你能掌握部队了，挑个好日子再来。


    有人经过上海，看见“告地状”的编余军官，也曾问可曾考虑投共。他扬起眉毛：“笑话！我又没帮他放过一枪！”


    这次裁军，裁掉上将十五人，中将两百一十七人，少将五百七十六人，官阶越高，挫折感越大。南京有个军官总队，收容的尽是将官，这些将官到中山陵“哭陵”，发泄心中的愤懑，国民政府蒋主席听到报告，怒斥这些哭陵的人不识大体。我总觉得蒋氏理政往往没有因果观念，辣手裁军，种下这样的“因”，居然想结个“识大体”的果！他是基督徒，他之缺乏因果观念，可能因为《圣经》缺乏因果观念，在《圣经》里面，上帝说“成”，事情就成了，至于后果，上帝要它发生它才发生，上帝要它怎样发生它就怎样发生。党国元老陈立夫曾经指着蒋先生的画像说：“他是活着的上帝。”


    国府裁军，原则上裁官不裁兵，但老兵、弱兵、病兵一概不留。裁掉的兵比裁掉的官处境更艰难，但是编余将校只替自己说话，没人替士兵说话。我曾经集古人的诗句，代抒他们的心声，而今记忆残缺不全，还可以略见梗概：    <blockquote>


    问：你是什么时候当兵的


    答：少年十五二十时


    问：你上过战场吗


    答：一身转战三千里


    问：有没有遭到危险


    答：战士军前半死生


    问：你为什么还不回老家


    答：古来征战几人回


    问：你老家还有什么人


    答：旧业都随征战尽


    问：抗战胜利了，高兴吗


    答：空见葡萄入汉家


    问：你的老长官怎么不照顾你


    答：将军百战身名裂


    问：你的那些同事呢


    答：可怜无定河边骨


    问：你看时局怎么样


    答：百年世事不胜悲


    问：你以后怎么办呢


    答：生男埋没随百草


    …………    </blockquote>


    此文一出，立刻产生许多变体，问答的形式依旧，作家依自己的感想，设计新的问话，填入自己喜欢的诗句。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那时文网尚未周密，还在台北的报纸上看见一篇姊妹作，可见社会对裁军的广泛关怀。


    宪兵勤务，有一项取缔“非军人穿着军服”。关东军遗落了大批军服，充斥旧衣市场，沈阳街头常见市民穿着日本军服，团部命令限期禁绝。各区宪兵队加班加点，把这些穿军服的人带到宪兵队门口，门外放着一桶桐油，衣服涂上桐油，就不能再穿了。这是他们从陕西带来的土法，陕西出产桐油。我对郭班长说，这些人穿日本旧军服，多半因为穷，他们身上的军服也是花钱买来的，如果把涂桐油改成涂颜料，他们回去拆洗了，送进染房，染成别的颜色，布料还可以使用。郭班长立即采纳，并且吩咐我写入日报，向全团建议。


    “非军人穿着军服”视同冒充军人，而冒充军人视同利用军人身份掩护犯罪，这是“高高举起”。“非军人”没受过军事训练，没有军人的仪态，非军人穿着军服，妨害军人的形象，这是“轻轻放下”。我离开军伍以后对军服有恐怖感，老年移居美国，看见穿着军服的“非军人”很多，报上说，美国陆军的军服用特殊的衣料制成，既能防雨，也可透风，我大为心动，到专卖军用服装的商店去买了一件上装。我问售货员：“我不是军人，是否可以穿这件衣服？”店员用保证的语气回答：任何人都可以穿！他一面替我包装货物，一面把我的问题告诉柜台的收银员，两人相视而笑，仿佛发生了有趣的新闻。


    我有文书专长，一度豁免例行勤务，不久，两位老班长很有意见，于是特权取消，照常轮值夜间卫兵和昼间巡查。那时电影院是宪兵巡查的绿洲，里面设置“宪警弹压席”，备有清茶、糖果、瓜子、香烟，可以歇脚，我不抽烟，值勤时也不喝茶、不吃糖，我从未把整部电影看完，也从不带朋友进场看白戏。戏院经理看见我，总是露出害怕的神情，好像我是来者不善，使我非常纳闷。后来他明白我没有恶意，只不过初出茅庐，内方有欠外圆。他的态度由戒备改为亲热，不过有时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多次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好好地干哟！”我至今猜不透他什么意思。


    “我从未把整部电影看完”，居然也有好处，离开电影院以后，找个清静地方，推测以后的情节发展。我决心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写手，第二天，我再去看那部电影的后半部，拿我编想的情节和电影比照，训练我的想象力。《天堂春梦》、《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这个时候看到的，我从电影编导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我又看过一部电影，主角是个乡绅模样的中年男子，他有钱的时候装穷，等到真的没钱了，他又突然装阔，大出我意料之外，世人多半穷的时候哭穷，富的时候炫富，编导反其道而行，产生新意。“反其道而行”！这一部片子只能列为次等制作，许多次等制作也能给我一等的启发。


    我非常害怕再遇见行贿的场面，我从鸳鸯蝴蝶派小说改编的电影里看到行贿的方法，又从行贿的方法悟出拒贿的方法。如果对方把钞票塞进你的口袋，抽身离开，你就没有办法退回贿款，即使你掏出来丢在地上，他也不会回头捡起来，任它随风吹去，你依然不清不白，所以绝对不可让对方贴近身旁，要保持六英尺的距离。对方也可能利用握手的机会输送贿款，握手时用拇指按住手心里的钞票，手掌倾斜，手背掩护手心，趁两掌贴合时抽出拇指，钞票就到了对方的掌心里，人人都会不假思索握住已经到手的东西，这是本性使然，等到“既而一想”，已经难办了，所以绝不可与对方握手。如此这般，防患未然，哪里用得着打人耳光？豁然开朗，中心畅快，只苦没有机会马上建议全团，甚至建议全国。但是若干年后我有机会提醒所有的作家，读者亲近文学，有时是为了寻找方法解决难题。


    铁西区似乎没有妓院，我从未巡查过妓院。旅馆很多，规模简陋，尤其是“大车店”，大屋通铺，男女老幼一排一排睡在铺了草的地上。抗战流亡时，我也住过类似的店，没想到东北光复，老百姓还要过这样的生活。屋子里没装电灯，我得用手电筒照射他们的脸，光线微弱，面孔灰暗沮丧，不忍多看。我不信他们造反搞破坏。


    “正式”的旅馆当然有房间有床铺。那时规定，军警检查旅馆时，住宿的人都要站在房门口，手里拿着身份证明，等待检查人员过目，我有很好的机会观察各色人等。说来惭愧，我并未从治安的角度观察他们（坦白地说，这种方法也根本查不出什么违法犯罪的东西来，即使屋角里有机关枪，我也看不见）。我从写作的角度观察，我观察的能力幼稚薄弱，所见甚少，想得很多，回去写在私人的日记本上。


    对我来说，这样见多识广，当然比足不出户伏案办公好得多，老班长抵制郭班长，取消我的特权，焉知非福！我有材料可写，开始投稿，饷金之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


    服外勤还有最大最意外的收获，我因此遇上另外一位天使，当然，中间经过一些曲折。

 第二部 5 左翼文学熏陶纪事

    事出偶然，我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作品。


    这要从初到沈阳说起。我们进行学科训练，使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宿舍做教室，日本在东北经营的铁路以“满铁”为总管，财产庞大，房屋很多，我们奉命在某个范围内自己挑选。砖墙平顶的三层楼房，式样整齐划一，全是空屋，经年无人打扫，有些房屋的地板被人撬起来（据说是搜寻隐藏的浮财），未曾修复。后来找到一栋，不但完整可用，三楼还摆着许多图书。那时接收人员不要档案文卷，只要物资，《大公报》曾以社论责问《谁是今日之萧何》（刘邦破秦，先入咸阳，萧何不取财宝，一心搜集图籍记录）。日军侵入中国，大量掠夺，并未放过中国图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赵建民，台北“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王聿均，都写下专门论文。


    这些书苟全一时，虽是精装，尽是日文。连部找来一辆大卡车，停在窗下，书从三楼窗口掷下来，灰飞烟灭之前，先堕指裂肤。我发现其中有一套中国当代文学的选集，也许有十大本，收录的作品全依中文原典排印，导读、注解、作家小传才用日文。世界上竟然有这等事！我急忙抢救，保全了其中六本。


    那年代精装稀罕，家中只有《圣经》和《辞源》，我从邮购买过一部精装的《全国青年代表作》，视同珍品。文艺书平装钉装，连穿线装都很少。一本书祖传父，父传子，哥哥姊姊传给妹妹弟弟，封面破了、用牛皮纸糊起来，书页散了、用针线缝起来。那年月做母亲的除了补褂子、补袜子，还会修补破损的书。人在翻书的时候手指不离书口，书口是一本书最容易弄脏的地方，那年月有人出版毛边的书，书口没有切过，等书翻旧了、弄脏了，爱书人自己动手切齐，书口清洁如新，旧书好像恢复青春。我一下子弄到六册精装书，觉得发了接收财。


    翻看目录，六册文选收的是小说和散文，普通文选只收短篇，它这里长篇也收。文章取舍反映了当时的思潮，几乎全是左翼作家。那时连队生活没有私人的空间，这么厚一叠书无处存放，最好也别让连队长官知道我看鲁迅巴金的东西。队部附近有一家中药铺，房屋宽敞，老板善与人交，我借用他的店号对外通信，逃避指导员检查。我把六册文选寄放在他那儿，抽空到他店里看书，中药铺里读到鲁迅的小说《药》，感受特别深刻，我觉得“人血馒头”如能治病，烈士在天之灵也会赞成，可惜它只会传染疾病。读到祥子夜半求医，没有钱预付诊费，遭医生拒绝，恻然久之。多年后我写了一篇《骆驼祥子后事》，收进《活到老，真好》一书，我能理解那医生，大作家老舍不能。


    常有军官来买药。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军医院专为军人治病，一切免费，怎会有这些人依赖中医？而且这些人也不像生病的样子。老板说，他有祖传秘方配制的壮阳补品，远近驰名，军政人员接收东北，无非酒色财气。我听了大吃一惊，若是我的长官也来买药，我看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他恼羞成怒，忌恨在心，我还有好日子可过？我马上用帆布袋背起六册文选，另找地方。


    到哪里去呢？我想到教堂，教堂在哪里？跳上一辆马车，由它去找。那年代教堂的门整天敞开，使我想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见到一位执事，说明来意，我俩有一番对话，大略如下：


    “你这些书是什么书？”


    “都是文学。”


    “你是基督徒吗？”


    我硬着头皮说是。


    “基督徒应该读《圣经》，为什么读这些东西？你到教堂只能读《圣经》。”


    说得也是，可惜脸孔拉得太长，我想起“天堂的门是窄的”。我背起帆布袋，踯躅街头，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想起坐落在城内北部的地藏庵。


    地藏庵是女尼修行的地方，我们有个同学，自幼随母亲信佛，常随母亲到地藏庵上香。他到沈阳，发现沈阳也有地藏庵，非常高兴，常常去拜菩萨，吃素斋，也带我们不信佛的人去游玩。庵中三位女师父，一位年纪最长，接近六十岁，想是当家的住持，另外两位都是二十多岁的少女，一位法号“本参”，一位法号“本寅”，凭法号班辈，也许有人能知道她们的门派源流。两位说话都是沈阳本地口音，都是相貌清秀，体型适中，为什么会出家，想必背后都有曲折的故事。三位比丘尼对我们这一票人印象挺好，我打算到她们那里看书。


    都说佛门清静，难得她们容纳我这个俗人。厢房有桌子，有座位，小师父给我倒一杯茶，老师父在我右手边摆一部佛经，她并未劝我读佛经，她什么话也没说，她把佛经放在特制的小小的架子上，防茶水打翻污毁经页。佛经采折叠式，经上放一支竹签，小师父介绍读经的方法，手持竹签一页一页翻开，避免手指触摸。我每个星期天都去读书，放在我手边的经书常常更换，依靠联想作用，我还记得几部经的名称：《金刚经》联想到金刚钻，《八大人觉经》想到八大山人，《无量寿经》想到成语功德无量，还有《地藏王菩萨本愿经》，联想到地藏庵。这些经我一页未读，我只读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子夜》，老舍的《牛天赐传》。


    我凭六册文选初步认识中国的新文学，知道山东出了王统照、李广田，台湾出了许地山。我喜欢曹聚仁、萧乾，他俩和报馆渊源深，作品带报道文学风格，也许暗示我和新闻有缘。我喜欢丽尼，也许伏下我对“现代文学”的欣赏能力。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名作《边城》，写一个老人和一个孙女相依为命，使我想起老父正带着幼女流亡，难以终卷，那时我很难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接受文学。我也喜欢朱自清、周作人、赵景深，还有丁玲，他们展示广阔的生活经验。


    我重温郁达夫和冰心。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一度亲近郁达夫的作品，他写漂泊的经验很吸引我，他使我觉得漂泊有一种无形的美感。他的作品常常写人在流离不安中同情受苦的老百姓，漂泊的人因此减轻了自己的痛苦。我们那一伙文艺青年，得意的时候读老舍，老舍教我们冷讽热嘲、幸灾乐祸；失意的时候读鲁迅，鲁迅替我们骂人；在家读巴金，巴金教我们怎样讨厌家庭；离家读郁达夫，他教我们怎样流亡，怎样在流亡中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无产阶级的坚忍，资产阶级的诗情画意。


    我也是小学时代亲近冰心，后来觉得她的语言夹生，节奏紊乱。我到台湾后一度主编《中国语文月刊》，该刊的主要读者是中学的国文教师和学生，我曾经想开辟专栏，选择“台湾能够容忍的三十年代作家”，刊出他们的旧文，加以注释分析，帮助学生提升写作水平，这时才发觉许多前贤修辞马虎，有时造句也不通顺，尽管留下“杰作”，却不能做学习的范本。我把这个发现告诉某一位教授，他“顺藤摸瓜”，寻找病人，罗列病例，写了一篇“无情”的论文，我确实吓了一跳。


    我不喜欢鲁迅，那时我从未说出口来，即使是今天，说这句话还有些胆怯。我知道陈西滢、梁实秋、胡秋原、苏雪林也不喜欢鲁迅，但是我那时并未读到他们的评论，我的耳目所及尽是高度称颂。我不喜欢他大概是气性使然，我欣赏文学固然有局限，鲁迅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气性完全升华转化。现代诗人杨泽说，鲁迅是“恨世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说，鲁迅刻薄寡恩，他们展示多元的看法，先获我心。瞿秋白和鲁迅同世为人，他说鲁迅是狼族，有狼性。罗马神话：莱漠斯出生后吃狼奶长大，不离狼群。这话我到八十年代才读到，相见不恨晚。如果说读书变化气质，我拒绝变成这样的人，我也不能欣赏、不敢亲近这样的人。我在说我学习的过程，并非搞文学评论。


    我也不喜欢巴金、茅盾、郭沫若，他们都是高大的文学偶像，我对他们的成就总有几分怀疑。香港作家林以亮为乔志高译的《大亨小传》作序，文中有一段插话，他说，昔人那样推崇史坦培克，后人看来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我想史坦培克的名字也可以换成别人，例如巴金……那时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冷酷，不能陶情怡性。后来到台湾，我进文宣单位做事，知道文学作品可以先定方向，然后朝着方向设计。苏东坡设计“危险”，写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他拼贴足以产生危险的四项因素，事实上四项因素并未同时存在。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设计大师，他们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构成“语文的世界”，但评论家却以“写实主义”之名推广，代换人生的现在和未来。


    我爱好文学，但是没参加过他们的“读书会”，所以无从领会那些作品的价值。那时读书会是个很普遍的组织，左翼作品的内涵外延，靠它解说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确伟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点导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马太福音，读书会就是各地的教堂，没有教堂，马太福音只是一本小册子，有了教堂，马太福音就是《圣经》。有一位学者说，左翼文学并未发生多大影响，他举当年那些作品的销售数字为证，他忽略了：第一，当年一本书全家看、全校看，第二，读书会的组织和教化。正因为如此，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严厉取缔读书会和类似的结合，绝不手软。我如此说，只是指出前因后果。


    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令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临门一脚。一九九○年代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茶会，小说家于梨华在座。中国大陆来的一位作家问我，当年青年普遍左倾，我何以能脱离影响。我说这得从《阿 q 正传》说起，赵家被人抢劫，阿 q 蒙嫌受审，法官问作案始末，阿 q 很委屈地说：“他们没来叫我！”一座皆笑，只有于梨华尖声说：“你万幸！”巴金晚年呼吁成立现代文学馆，说：“我们的现代文学好比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输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可见他深晓葫芦里的春秋，我想鲁迅在这方面的功劳比他更大。


    我疏离上帝以后，我的心灵并未从文学中找到依傍，这些文豪，我在没有读到他们的作品之前，早已憧憬怀想了很久，可是读了他们的代表作，我这个文学小青年仿佛是一叶扁舟，在许多码头旁边漂来漂去，不能驶入，即使是我喜欢的作家，我也觉得找不到船坞、防波堤或是领航员。我曾经喜欢唐诗宋词，可是那时对我而言，唐诗宋词是废弃的码头，是仅供凭吊的古迹风景。


    我当然也有收获，六册文选读完，我眼界大开，立刻觉得长大了，比起同侪，我算是见多识广。白话文学在我血管里流来流去，所有的方块字都有新的生命，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世界装进一个口袋里，背起来万里长走。每一篇作品后面都有附录，介绍作品背景，作家生平，虽然用日文撰写，其中夹用的中文名词，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太阳社、小说月报、晨报副刊，还有每个作家重要作品的名称，都对我传递大量的讯息。我想，写文章除了赚稿费以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大部头的选集里挤进一个名字。


    即使是你反对的事情，你也会受它影响。这些大作家以及他们的诠释者、鼓吹者，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他们咒诅权力财富，制造困局，显示改进无望，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那时如果我听几句佛法，也许可以得些调剂，然而我心中只有一部《圣经》，有时候，我觉得基督徒也多半是“恨世者”，革命理论和基督教义的纠结，常使我头脑混乱。


    我后来做事常常抗上，不能和强者合作，脾气急躁，反应每每过当，我猜想肇因这些作品灌输的意识。感谢那些老板包容我，但是也有人在我的安全资料中加添麻辣。有一次，我为了弱者的利益和强者争辩，那强者问我：“像你这样的人应该留在大陆做共产党，跑到台湾来做什么？”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才发觉陷入很深的泥淖。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那时写实主义独霸中国文坛，主张写小人物，关注人间的穷苦、灾难、病患，揭露不公平的现象，他们强调生活经验，主张以调查、观察、访问搜集写作材料，反对泛滥的抒情和空疏的玄想。那时抒情是我所逃避的，想象力是我所缺乏的，他们给我创作的勇气，也可能强化了我的弱点。那时写实主义的诠释者和鼓吹者，只谈意识形态，不谈艺术技巧，作品有没有价值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为什么阶级说话，要看揭露的是什么、控诉的是什么。照原料打分数，不照成品打分数，对创作风气的影响是鼓励粗制滥造，助长傲慢自大，对我的影响是：几乎不知道有“形式美”。六十年代，台湾倡行“现代主义”，诠释者和鼓吹者纠正了我。


    感谢沈阳的地藏庵给我阅读、思考和空间，它是那样安静，我坐在那里，可以偶然想起唐人的诗句：“鸟鸣山更幽”，“潭影空人心”。很惭愧，我从未捐过香火钱，也不读她们预备的佛经，她们从未因此慢待我。我写这篇文章追记前事，屈指已在五十多年以后，其间天翻地覆，不知她们怎样适应，她们的来生当然没有问题，我忧虑的是今生，只要来生没有问题，今生也就不必太忧虑了吧？老师父应已圆寂，两位小师父呢？希望她们度一切苦厄，也许此刻尚在某处讲经说法。她们是否知道，我终于读了她们最后给我预备的一本经：《父母恩深难报经》，我决定离开沈阳，生命进入另一次大转折。她们是否料到，五十年后，我终于把她们放在我手边的佛经一一读完。

 第二部 6 我从文学的窗口进来

    我喜欢报纸的文学副刊，那年代，一家报纸要有文学副刊才算是一张大报。副刊展露报人的心胸识见，他除了理性，还有美感；除了算盘，还有胡琴；除了店面，还有花园；除了现实，还有想象；除了功利，还有性情。


    一步踏进沈阳，我就打听哪一家报办得好。有人推崇《中苏日报》，那时中苏订立友好条约，随着这个条约产生了中苏友好协会、中苏联谊社，我没法喜欢那个条约，也就没法喜欢那些戴着“中苏”帽子的招牌。我买到《新报》、《和平日报》，以非常勉强的心情顺手也买了一份《中苏日报》，没想到它的社论十分出色，虽有官方背景，却勇于批评官方的缺失。《新报》偏重本市新闻，活泼亲切，类似今天的社区报，版面上常有熟悉的身影晃动，它在本市拥有大量读者。《和平日报》只有一大张，副刊和文艺周刊齐全，令我感动。不久，《中苏日报》停刊，中苏友好协会销声匿迹，象征中苏蜜月结束，沈阳《中央日报》继之出现，重视副刊一向是《中央日报》的传统。


    我开始投稿，决定以字海战术向三报猛攻。各报都有征文启事，都要求投稿者使用“五百字稿纸”。我在陕西投稿，文章写在白纸上，每行没有一定的字数，每页没有一定的行数，根本不知道有所谓稿纸。我连跑几家书店，他们拿出来的是“原稿纸”，我以为原稿纸不是稿纸，而且每张只能写四百字，跟征稿启事的规定不合，没敢买。我在书店里看见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站在书架前面读了十几页，他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笼统解释社会关系，痛快淋漓。起初我以为这本书是游戏笔墨，近似李宗吾的《厚黑学》，继而一想，艾思奇也许是个俄国人？我做梦也没想到它会是立国的大经大法。我又看见书架上有一本《牡丹亭》，打开一看，里面是中共中央的许多决议和文告，我想一定是装订错误，并未发觉是中共宣传品瞒人耳目。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要限定五百字稿纸，若说计算字数方便，四百字或六百字效用也是一样。我用复写纸自己制作五百字稿纸，那时连队没有油印机，我并未想到编辑的“第一印象”重要，他一看稿纸，就知道你是毫无经验的新手，文章必然青涩幼稚，懒得再花工夫审阅。多年后我看见第一次投稿的人先印自己的专用稿纸，俨然名家，他们比我聪明。


    字海攻势并不顺利。我把“出潼关”的经过写成散文，投给《中苏日报》，文章还没登出来，《中苏日报》就停刊了。我写南京令我失望，小学教科书告诉我，浦口过江到南京有“轮渡”，人可以坐在火车上不动，我们还是下车换船。老师说，中山先生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放在玻璃棺里供人瞻仰，我们看见的是仰卧的石像，腿部的裤管粗直僵硬，相当“难看”。我把文章投给沈阳《中央日报》，我并不知道报纸有立场背景，《中央日报》岂能任你非议首都？我也写出我对上海的印象投给《和平日报》，两篇文章都如石沉大海。那时似乎各报都不退稿，我也不知道甲报不用的稿子可以改投乙报，文章像箭一样射出去，一根箭只射一次，我只有加紧造箭。


    经过一番观摩和琢磨，我发现关外的报纸爱登关外的事情，关内似乎太遥远了。后来知道报纸的内容讲求“邻近性”，我那时无师自通，心诚则灵，立刻改换题材，写我最熟悉的铁西区。我说雪降沈阳，铁西区的空气冰冷如铁，因为区内遍布停了工的工厂，房屋空洞高大，外墙坚硬，入夜以后相当恐怖。我说公共汽车的车掌小妹妹嗓音清亮，她本来逐站呼告站名，兴工街、笃工街、励工街、劝工街唤醒国人重视工业，现在怎么保持沉默、寂然无声？《新报》采用了这篇文章。


    我满心兴奋，立刻再写一篇，我写铁西区的戏院。这时候，沈阳的军纪渐渐变坏了，军人看白戏，塞满了电影院，一般观众裹足不前。依照规定，军人要买半票，他们硬要无票入场。戏院老板有幽默感，他说这些军人也有票，第一是摇头票，你向他收票，他摇摇头，进去了。第二是挺胸票，你向他收票，他胸脯一挺，进去了。第三是瞪眼票，你向他收票，他朝你瞪眼，进去了。那时军人几乎个个抽烟，剧场中香火鼎盛，数不清缕缕青烟袅袅上升，熄灯后，黑暗中，只见星星点点无数暗红色的烟蒂摇晃，舞台旁边竖着一面玻璃箱形的告示牌，两个朱红大字“禁烟”，烟雾太浓，两个字也模糊了。于是咳嗽声起起落落，吐痰的声音也相继不绝。这篇文章《新报》也采用了。


    但是稿费无踪无影。我投稿全用笔名，而且写一篇文章换一个笔名，避免以宪兵身份现形，久等心焦，没奈何，只得到报社查询。这才知道副刊主编是报社的客卿，并不按时上班，经人指点去找另一个部门。这才知道报社并没有“稿费通知单”一类玩意儿，作者要带着剪报上门申请，报社把采用外稿照“交货、验收、付款”总务三部曲办理。我没带剪报，承办人见我穿着军服，特别通融，自己打开存报找我的文章。他抬起头来对我说：“你的文章登在新闻版，新闻是没稿费的。”我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把我当成各机关的新闻发布员了。五年以后，我知道新闻版的特写、边栏仍然有稿费，若是外稿，报社里可能有人把稿费吃掉，通常以新闻版的编辑嫌疑最大。五十年代初期台湾也有吃稿费的主编，那时大家都穷。


    我没有灰心的权利，我继续写。经一事、长一智，我在投稿信的信封上郑重写明副刊编辑室。后来我知道，你若只写某某报社，你的稿子八成进了社长室，你若只写编辑部，你的稿子八成摆在总编辑的办公桌上，先失地利，后失人和，结果凶多吉少。文稿必须交到副刊主编手上，无论如何，他替作者想得多一些。


    我喜欢《中央日报》的副刊，向她投稿，连续五次都告失败。有一天，我经过沈阳市的万泉公园，看见满池白色的荷花，我们常常把荷花莲花混为一谈，传说菩萨坐在莲台上，我想安得每朵花上有一位菩萨，普遍拯救人世的劫难。那时中共锐意经营松花江北，它在鲁南苏北怎样做，也在东北怎样做。我“不点名”地写了苏北难民的处境，居然登出来了！我在南京欺骗苏北难民，答应为他们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算是有了补救。到底《中央日报》有规模，我第一次看见稿费通知单，辗转把玩，终身难忘。


    我迟迟未能进入《和平日报》的“和平花园”，直到有一天，我想起国军青年军二○七师，那时这一师人马驻在沈阳附近的抚顺。一九四四年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我们有些同学编入二○七师，抗战胜利，青年军复员，二○七师全体官兵志愿留营，所以这些老同学也都来到东北。他们都升了官，军官有军官的样子，不过也还有许多人到连队探望我们。我把这些人从军的悲壮、留营的慷慨写成文章，投给沈阳《和平日报》副刊，顺利刊出，也领到稿费。现在回想，《和平日报》前身是军报，我写军人的正面形象，副刊主编爱屋及乌。文章的命运往往由文学以外的因素左右，可惜我没及早参透这个道理。


    “该来的终于要来”，沈阳外围作战连连失利，市区也出现了难民。电影院里，难民家庭的小女孩向观众兜售香烟瓜子，看到她，我想起自己的妹妹。她把货品摆在箩筐里，穿一根布条挂在脖子上，两手把箩筐端平了，仿佛流亡学生使用写字板的样子。电影放映时，她在座位和座位之间的通道上慢慢后退，眼睛左右扫瞄观众的脸色，整天吸浓浓的二手烟，寻求顾主。座上全是军人，而且大半是伤兵，他们并非为了看戏，他们来享受冷气或暖气，戏散人不散，由中午坐到晚上，修心养性。那时沈阳警备司令部也曾想加以整饬，一面安排各戏院星期天办理免费劳军，一面通令各部队，除了星期天以外，禁止官兵“任意外出”。可是有什么用？戏院的宪警弹压席渐渐变成令我良心不安的地方，“该来的终于要来”，有一天，卖烟的小女孩向我哭诉，常有一只手伸过来突然抓走她的香烟瓜子，看不清是谁的手，只看见军服的袖子。那时电影院里光线极黑，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黑，一个女孩子不能和一个男孩子去看电影，人言可畏，除非你马上要嫁给他。我完全没有办法处理小女孩的投诉，只能朝她的箩筐里放一张钞票，她拒绝我的安慰，擦着眼泪离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件事写成文章。


    沈阳冬天寒冷，家家烧煤取暖，常见煤灰堆积在空旷之处，隆起如丘陵。难民家庭的小男孩围着灰堆挖掘，寻找尚未完全燃烧的煤核儿回家使用，个个小手冻得又红又肿，看见他们，我想起自己的弟弟。煤从抚顺运来，常有整车整车的煤停在铁轨上等待卸运，无顶车厢的底部往往有缝隙，煤屑漏下来，落在铁轨上，踏雪寻“煤”的孩子钻到车厢底下去，一撮一撮抓起来，一粒一粒捏起来。铁路警察看见了，抬起皮靴踢他们，身材大些的孩子，他踢屁股，身材小些的孩子，他踢腿肚子。我问警察，煤屑落地以后，你们不可能再收拾起来，何不由这些个孩子去打扫？警察告诉我，司机开动列车时，可能忘了从车尾到车头察看一遍，铁轮滚动，这些孩子就没命了。那么把他们喊出来也就是了，何必狠狠地踢呢？警察愤愤地说，你不踢，他们不罢手，喊破喉咙也枉然。我彷徨良久，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稿费，我记得每千字东北流通券五元，可谓聊胜于无。我不嫌少，我写一千字很容易，无论如何比“卖香烟的女孩”赚钱容易，对我父亲来说，一块钱也很重要，我不希求赚钱更容易的方法。那时枪决犯人大多由宪兵执行，有一位班长告诉我，现在团部人手不够，我打靶的成绩很好，足可胜任。他说每次出任务都有出差费，也都收到额外的红包。我不假思索地立刻反射：我反对死刑。“为什么反对？”我说法律常常改变，人死不能复生。“干吗还要他复生？”我说复生才能悔改。他睁大眼睛看我，像看一件从未见过的东西。事后我也奇怪，这反应对我没经过大脑，好像别人抢着替我回答，也许有些东西藏在我的潜意识里，忽然跳出来作怪。


    他是一番好意，可是我非常伤心，原来别人对我的看法是如此，这就是别人预测我将来要走的路。我很久很久不能释然，我太难过了，这个题材我无法处理。它的后续发展是，我以后真的反对死刑，我勤读有关的新闻和论文。以后，今天枪毙银元贩子，明天准许银元流通，昨天枪毙“通匪”的人，今天鼓励交流访问，我的感慨比人家深。


    有一个故事一直盘桓胸中。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华北，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迟迟不能出嫁，她的父亲对她说，现在优秀的男孩子不是去做汉奸，就是去当八路，都不能付托终身，我要等到抗战胜利再为你择婚，抗战必胜，日本必败，好日子很快就会来到。女儿每天在闺房里刺绣，准备嫁衣。


    果然，抗战胜利了，女孩子也长成大姑娘，做了新娘，她的夫婿在国军里当连长，抗战英雄，蒋委员长的学生，深受沦陷区人民的敬重。这位连长随部队出关，打过几场硬仗，他忽然厌恶内战，想回老家，但是“无钱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他把妻子卖给沈阳妓院的老鸨，筹措还乡的资金，他老家还有妻子。


    陷入火坑的女子写信向宪兵队求救，同时也写信给父亲，请父亲带钱来赎身。连长派我通知老鸨，在女子的父亲来到沈阳以前，不可强迫她接客，可是鸨母还是和她秘密订下最后期限。


    她的父亲必须卖掉田地筹钱，农民都等着中共土改分田，没有买主。后来国军进攻，占领了那一片土地，私产有了保障，才把田地脱手，可是时间已经拖延了半年之久。做父亲的匆匆赶到沈阳，首先问女儿失身了没有，女儿说情势不允许无限期拖下去，她业已真正堕落风尘。事已至此，这个父亲认为不值得再花这么大一笔钱，他竟带着赎金独自回家，据说他回到家乡，买回田地，可是国军忽然放弃那一片城乡，成千上万的难民拥入沈阳，他一家也在其中。据说他身无分文，依赖那没有赎回的女儿维持生存。


    这个题材太复杂了，我没有能力处理。


    我并没有把所有的生活经验都写成文章，许多材料留下来，我等待深度思考、完全的自由和成熟的技巧。沈阳时代，我写作的心态还没完全离开作文簿，投稿是交卷，副刊主编是国文老师，文章登出来是传阅给全班同学看。那时候，我把写文章当做学习一门技能，也把个人的阅历用文字传达出来，社会需要这一个行业。那时文坛先进再三宣告，文章材料要向外开发，不要向内冥想，现实生活的惊险、曲折、诡异，绝对超过所谓天才作家的虚构。也好，我也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感情，既不能以感情做文学的动力，也不能以文学做感情的结晶。


    以今日之我观昨日之我，报纸副刊只是文学的窗口，“从窗口爬进来的是贼”，我不是贼，也不是科班嫡传。他们的窗是玻璃窗，透明，没有上锁，我很感激。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主编是谁，我知道《和平日报》社长是阎奉璋，《中苏日报》和《中央日报》的社长都是余纪忠。余先生到台湾创办《中国时报》，我有幸投入成为麾下一员，但我从未向他提到这一线因缘，他不喜欢人家提到东北。我搜集资料，找到《中苏日报》长春特派员袁笑星写的《长春三害》，有警察没有宪兵，我很安慰。后来余先生到台北办报，袁笑星做过一任总编辑。文史资料记述沈阳学潮，也提到余先生在内部会议中反对军队镇压，力主劝导化解，那还是训政时期，东北是战地，他的身份是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难得能有这样开明的见解！由沈阳到台北，看来他对国事有一贯理念，我对他应该有更完整的认识。

 第二部 7 东北一寸一寸向下沉沦

    国军的军纪变坏，宪兵队冷衙变热，民众纷纷前来投诉，要求制止军人欺压。宪兵巡查沿途取缔违纪事项，每天带回整页记录，有时加上需要“带队处理”的军人。郭伟班长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案子，我是他的助手，往往忙到三更半夜才得休息。


    军纪是怎么变坏的呢？第一个原因是伤兵增加。


    军队作战，官兵当然有伤亡。伤者先由野战医院紧急治疗，转到后方医院继续治疗，他们或因留下后遗症，不能再上战场，或因心灰意冷，不愿再上战场，千方百计保留伤员的身份长期留院，于是后方医院兼有收容所的性质。好莱坞出品的电影里有一场戏，炸掉一条腿的大兵和炸瞎一只眼的大兵额手相庆：“对我们来说，战争已经过去，我们可以回家了！”国军的伤兵无家可归，你两条腿离家，怎么能一条腿回去？而且战争对他们并未过去，他们的家乡在解放区，缺一条腿或瞎一只眼，正是他残害人民的罪证，不能掩饰，无法原谅。这些人逗留戏院，游荡街头，心理不平衡，见谁跟谁生气。


    那时社会歧视“残废”的人，多少民间故事以嘲笑他们为题材，连儿童都以捉弄聋哑为乐。那时，基督教认为残废是上帝的惩罚，佛教认为残废是前世的业报。中国人把残废改成残障，再改成肢体障碍，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四十年前，给残障的人让路、开门、预留座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政府对伤兵没有康乐服务，没有职业训练，没有教育补习，没有宗教陶冶，甚至连医药卫生也照顾不周。九十年代，我读到美国心理学会一份调查报告，人若生活在困难的环境里，长期受疏忽蔑视，容易产生暴力倾向，这时人经常愤怒，爱打架，任意破坏物品虐待动物，喜欢携带武器。我觉得这番话几乎是为四十年代沈阳的伤兵而设。


    伤兵还想活，还想活得有自尊心，只有结队聚众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发现，一个伤兵是弱势，一群伤兵就是强势。他们并不游行请愿、奔走陈情，那时不兴这个，他们结伙横行，强力开辟生存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办法向社会讨公道、求补偿，例如成群结队吃馆子，上澡堂子，坐车，看戏，都不付钱，而且动不动把馆子戏院砸了。老百姓众口流传的顺口溜把“四大害”扩充为“十大害”，伤兵入选。沈阳市是东北军政首长集中办公的地方，伤兵还相当收敛，到了偏远县市，他们简直没有顾忌。陕西安康是我和文学结缘的地方，我手头有一部《安康市志》，明文记载安康八二医院伤兵激起公愤，民众冲进医院，杀伤四人，医院连夜迁走。


    我和伤兵有很多接触，我纳闷，他们为何不和市民和善相处。有一个伤兵对我说，他也很想发展军民关系，很想和老百姓起码有点头之交，无奈男人看见他就捂鼻子，女人转身就跑。有一次他到公园散步，看见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他走过去朝那男孩微笑，做母亲的立刻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向他怒目而视。他说我们是伤兵，只能做坏事，不能做好事，我们进饭店白吃白喝，社会能接受，大家认为我们就是这么个料子，我们做别的，社会不接受，认为我们不配干那个。


    他说将领以前玩弄他，现在政府舍弃他。二十多年以后，我自己有了孩子，孩子玩塑胶小兵，排列阵势，发现缺腿断手的小兵，挑出来丢掉，我在旁想起沈阳的伤兵，想了很久。


    他说小时候信奉基督，后来想上教堂，他告诉我在沈阳进教堂的经验。他只有一只脚，腋下拄着大拐杖，礼拜堂的大门正对着讲坛，牧师正在讲道，他走进去的时候，会众正在唱诗，他熟悉那首诗：    <blockquote>


    为你，为你，我命曾舍，


    你舍何事为我？


    为你，为你，我身曾舍，


    你忍何辱为我？    </blockquote>


    他说，会众看他走进来，立刻闭起嘴巴。他的拐杖落地，发出沉重的声音，咚、咚、咚，他一步一步往里面走，全堂听众都转过脸看他，好像都在等待什么。他忽然明白了，他闻到的气味，看到的脸色，知道那些人等他退出去，认为他不该进来，他转身往外走，他听见礼拜堂的大门在背后关上。


    他向我大声质问：“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年代教会使我们跌倒。后来我知道，不是上帝离弃我们，是上帝的代理人离弃我们，三十年后，我越过代理人，直接恢复信仰，有时想起那个伤兵，猜想他的灵魂在哪里。


    第二个原因是通货膨胀。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把东北定为经济特别区，发行九省流通券，希望币值稳定，减低腹地经济波动的冲击，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我们初到沈阳的时候，沈阳市的公共汽车和电车，一张车票三毛钱，另有私营的马车代步，车夫沿街招揽生意，不断喊着“一张票！一张票！”意思是花一块钱就可以上车，你可以坐车到铁西区内的任何地方，越区才加收车资。没过多久，这“一张票”居然变成十块钱了。我把以后的发展提前写在这里，据《沈阳市志》记述，两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六月，公车车票一张涨到两万元。再过三个月，币制改革，金圆券出笼，东北流通券三十万才换得新币一元！


    且说我们当时，有一个大兵坐上马车，下车的时候车夫向他收钱，他夺下赶车的鞭子，给车夫一顿狠狠地抽打。


    郭班长审问他，问他为什么坐马车不付钱，他说，一个月的饷只能买两条麻袋，拿什么付车钱？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要坐马车？军人坐电车、坐公共汽车都是免费的啊。他说沈阳市这么大，街巷这么复杂，我们外路人哪里摸得清楚？谁知道该坐哪辆车？下了车谁又知道怎么找门牌？


    你不付钱，已经过分，为什么还要打人？问到这里，“被告”的语气忽然激昂：“他根本不应该向军人要钱，我要立下规矩，教他们知道军人坐马车也得免费，规矩立下来，你们也可以不花钱坐马车。”


    我在旁边制作笔录，听到这番话怔住了。郭班长勃然大怒，抄起木板，命令他“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手心。吩咐我“写下来！把他说的话都写下来！我们要专案报上去。”


    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堪，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三个军人坐一辆马车，找个空旷无人之处，把车夫的双手倒剪，毛巾堵住嘴，面粉口袋套住头，推倒在地，三人赶着马车扬长而去。他们一定是把马卖了，把车也卖了，军营似海，这个案子谁也无法海底捞针。


    我记得，四小名旦有一位毛世来，他到沈阳登台公演，门票一张东北流通券五千元，爱好京戏的人想买票还得找门路。公演这天晚上，宪警在戏院四周每一个路口布下岗哨，文官的汽车，武官的吉普车，富商巨贾的私家马车，一望如水如龙，平时看白戏的人个个坐在家里死了心。


    我听见这样的对话：


    毛世来一张票凭什么卖五千块？


    大米卖到一万块一石了，毛世来也只是为五斗米折腰。


    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沈阳市有一条街叫太原街，这条街很长，商店很多，街道两旁摆满了卖银元的小摊，军公人员领到薪饷，急忙跑到太原街去买银元，当时叫做“保值”。那时银元市价紊乱，“货比三家不吃亏”，手里攒着钞票的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问价钱，怎么越问银元越值钱？还是开头第一家价码合算，急忙回到原处去买，这“第一家”居然比“最后一家”还要贵！“早晚市价不同”，货比三家吃了亏。


    于是国军的“五强”作风，渐渐由关内带到关外：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


    强买，商家定价一百元的货物，硬要二十块钱买下来。强卖，拿着东西到商店推销，明明只值二十块钱，硬要一百块卖给你。强借，借用老百姓家的东西，你不借也得借。中国人因为语言不通或腔调不同，互相轻视。有些士兵听不懂东北话，东北人也听不懂他的乡音，借东西沟通失败，自己升堂入室寻找，哪有工夫听老百姓争论，索性举手就打，拿了东西就走。强住，军人不带着房子走路，随地住在民家，眼睛只看屋子不看房主，一句商量也没有。强娶，团长或师长级的带兵官选中了对象要成亲，他的年龄可能比岳父大，说媒求亲纳采下聘样样按规矩来，花轿抬到门口，你还想怎样？强娶的例子关内多，关外少，但是影响面很大。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大战结束，英美苏并称三强，美国从欧洲拉来法国，从亚洲拉来中国，合称五强。那时“五强”经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大字标题里，实际上中国的国势很弱，老百姓把军人违纪扰民的行为凑成五项，冠以五强之名，真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个原因是成立许多保安团。


    几乎人人都说，政府没有收编东北的青年，犯下极大的错误。我到沈阳以后知道，经过苏联红军占领和中共抢先接收两番淘洗，等到国民政府的大员出现，“满洲国”的军队已不存在。国军也曾收容残余，编了两个师，战斗力平常，军纪也差。（据溥杰写的文章说，日本根本不希望“满洲国”有很好的军队。）第一批出关的军队也曾大量吸收东北青年入营，宪兵第六团也曾立刻招考新兵，我还奉命去监考。


    然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保安团，我曾看到保安第四十四团的番号。


    保安团是就地取材的“民兵”，军事当局先委派某人做团长，他再找营长连长，四处招兵。政府给他们的薪饷补给诸多不足，他们自己就地筹措，怎样筹措呢？除了“五强”，他们不知道别的办法。有个保安团长在铁西区弄到一栋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带着几个护兵四处寻猎，冲进一个中年商人的客厅，搬走全套设备。商人到西区宪兵队告状，郭班长派我去看他家空空的客厅。


    我奉令去找那个保安团长，冒着大雪找到他的家，他让我进门，却任我立正站在客厅里，不理不睬，他和他的朋友一同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锅，我说话他装做没听见。等到酒过三巡，我按捺不住，提高嗓门告诉他，他必须把东西归还原主，究竟哪一天归还，现在必须给我一个答复。他站起来指着我，斥责我目无长官：“你给我回去，叫你们连长来！”谷正伦的灵魂忽然附在我身上：“我正在执行勤务，我现在代表连长，代表警备司令部，代表国家的法律。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一定要归还。”说完，我离开他的家。


    他没有归还。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以队部名义起草报告，要求警备司令部处理。两个星期又过去了，我再起草一份言辞激烈的报告去催促，有几句话是：军队是国家的命脉，而军纪是军队的命脉，警备首长一再如此训示，宪兵未敢或忘，所以整饬军纪，锲而不舍，人微言重，要求长官决断。朱连长读了我起草的文稿沉吟良久，终于对“人微言重”四个字表示欣赏，算是批准发文。


    然后，我们的努力实现了，保安团副官带着大卡车送还家具。大概我在外面留下一点虚名，常常有市民写“呈文”给我，申诉“五强”遭遇，信末写着“谨呈上等兵王”。且慢高兴，我把那些信拿给郭班长看，他说“烧掉”，我遵命烧信，心里很痛苦。


    我的“第一天差事”，曾经和国军编余的一位营长打过交道，他姓庄。我又遇见他，他佩戴中校领章，进保安团当营长。他对我说：“现在我这个庄营长不是假装营长，是真正的营长。”那时许多人冒充连长营长在外招摇，他拍拍我的肩膀，“小兄弟，以后见我这一营的弟兄，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大家都得混口饭吃。”


    他沿街招兵，我总是在马路边碰见他，每次他都对我有忠告：“小兄弟，你们宪兵做事不方便，有些事可以来找我。”我不懂什么意思，他望着我微笑。


    有一次，他提议喝茶，坐定了，他又提议喝酒，我坚决拒绝。


    他说，他投考军校的时候也是个纯洁的青年，“像你一样纯洁”。但是人生漫长，总不能“一条路走到天黑”，以前当军人为“国”，这一次当军人为“家”，合起来还是“国家”。上一次做的是赔本生意，这一次要赚回来。


    他说：“我现在是真营长，你来，咱们共患难也共安乐，我给你当排长，你带两三个宪兵来，他们当班长，趁着天下大乱，好好地干它一场。”我急忙站起来往外走。这样的保安部队，我在河南见过，知道他们的三部曲：怕共，通共，降共。真奇怪，军政当局为什么要“一条路走到天黑”！


    第四个原因是国军常打败仗。


    春尽夏来秋又至，共军连番发动攻势，国军打了好几次败仗，撤出好多据点。败兵入城，自以为“入死”、“出生”，高人一等。这时，首批出关作战的精锐开疆拓土，越走越远，后续部队在训练、装备、教育程度各方面都次一档，基层官兵的旧习气比较深，坏习惯比较多，他们不但扰民，也和友军冲突，也和宪兵冲突。他们的长官多半有“家传”的统驭学，以包庇纵容部下的违纪行为来营造个人威望，维持士气。向来败兵难惹，即使是史可法，也只是一句“悍卒逢人欲弄戈”了事。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用冲锋枪向宪兵开火。


    说到兵家胜负，有人认为出关的国军多半从南方调来，难耐塞外的严寒，此言有理。记得出关第一年冬季，团部派几个人到长春出差，他们穿着皮衣皮裤，回沈阳都进了医院，小腿的肉冻坏了，必须开刀。我们的棉军服里面有纯毛的毛衣，外面有厚毛呢和咔叽布缝制的大衣，风雪之夜，卫兵只能在户外停留三十分钟，他得回到室内休息三十分钟再出来，室内有暖气，两班人马轮流取暖。天气影响士气和战力，我们睡在鸭绒睡袋里，睡袋的尺码形状照着人的身体设计，门户锁钥全仗中间一条拉链，拉链失灵，人就变成木乃伊。长春外围的共军半夜摸进国军的哨所，把躺在鸭绒睡袋里的哨兵抬走了好几个。


    可是想想共军：抗战胜利，时在夏天，中共急忙从山东、热河、河北、察哈尔抽调十万军队，出关接收，他们是穿着单衣上路的。国军出关以后，共军退到松花江北，那里比沈阳更冷，那时共军的补给十分简陋，纵然组织动员的能力高强，乡村妇女赶制出来的棉衣毕竟水平很低。东北的天气，借用武侠小说家古龙的话：“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他们如何度过第一个冬天？我在风雪之夜站卫兵的时候常替他们犯愁。


    那时有关共军的报道极少，偶然从报上读到一些，从小道消息听到一些。共军雪地行军，把棉军服翻过来穿，军服用白布做里子，白雪就成了他们的保护色，可以躲避国军飞机侦察，读了这条新闻，我知道他们还没有大衣。后续报道说，有一天，共军踏雪行军，头顶上忽然来了飞机，全体官兵一律蹲下，以免暴露目标，飞机盘旋几圈，掉头而去，可是蹲着的官兵大半站不起来，咳！他们冻僵了。


    听说国军出动突击，来到乡下，共军的一位军官正站在井旁，指挥民工打水，水桶里的水溢出水来，流到他的脚旁，结成冰，把他钉牢在地上。国军冲进来，他只有站在原地射击抵抗，当然，他阵亡了。由这条新闻看，他似乎穿着布鞋，咳！“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布鞋！


    沈阳市区几乎家家用蒸汽取暖，烧煤，煤由抚顺运来，可是共军挖断了铁路。这年冬天，沈阳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三十三度，我们的天花板罩上一层浓霜，还挂下檐溜，我躺进鸭绒睡袋，再盖上毛毯和大衣，还想打哆嗦。那时眼镜的镜片用玻璃制造，同班列兵郭某严重近视，他的眼镜冻裂了，一时没钱去配新的，排长暂时免了他的勤务。夜晚出外巡查，回来指甲发紫，这时暖气降到最低，特准我们到厨房里生火，一面烤火一面发抖。那时国军掌握城市，共军掌握乡村，乡村的建筑水平、取暖设备、食物热量都差一大截，那日子如何度过？咳，布鞋，没有大衣，还半夜出来摸哨，挖铁路。


    雪地行军，如大浪中浮沉。冷，人如生了锈的铁。我读到神话，共军入关，七日不眠，三日不食，冰上赤足行走三百里，零下四十五度照常出操。我不相信，他们也无须我相信。他们匮乏艰苦到极点，士气仍然很高，能征惯战，无论如何这是奇迹。毛泽东用兵如神，练兵也如神，其中的神秘性犹待揭开。


    无可奈何，有一个国军将领嗟叹：他们怎么没冻死！真是天亡我也，他们怎么冻不死！大家猜想，出关第一个冬天，共军可能冻死许多人，野狗常从雪后的路侧和田野里扒出尸体来，那穿白衣的（翻穿军服）的都是共军。可是直到现在，我没有看到有关的资料或听到传说，征人苦寒也还很少进入以内战为背景的小说诗歌。


    国军败兵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增加，违纪人员的阶级也一再提高，起初只有士兵，后来有尉官，然后出现上校。一名上校在旅馆里企图强暴一名女学生，女生从楼窗跳落街旁，严重骨折。恰巧宪兵巡查经过，举发他的罪行，死生有命，陈诚接东北行辕主任，立即杀他立威。然后出现少将，一名少将高参竟然私带鸦片，那时鸦片行情奇俏，号称“黑金”。宪兵（我还记得他叫周哲斌）发现，移送法办，可是死生有命，陈诚卸任走了，继任的卫立煌放了他！这位朱高参写了一张明信片到宪兵队部，文曰：“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其奈我何！”真名真姓落款，毫不含糊。巡查宪兵见他和美女并坐在吉普车上，从身边风驰而过。


    郭班长工作认真勤奋，那时处理过军人违纪，沿用谷正伦时代的老模式，侦讯，制作笔录，或者违纪者写悔过书，盖手印。然后郭班长问他：你愿意送回原部队处理呢，还是愿意打五个手心？大多数人立刻把手伸出来。办公室里有一根粗重的“刑具”，既像棍，又像板，郭班长下手不留情，他双手抡起，重重落下。他用这个板子打过二十几个校官，不计其数的尉官和士兵。他的脑子里有个小谷正伦。但是总觉得狂澜已倒，自己立脚不稳。


    夜晚，有人报案，他说一个军官尾随他太太进入客厅，坐下不走。郭班长带着我前往处理，进门一看，还是个少校呢，大模大样坐在椅子上喝茶。班长问他：“谁请你进来的？”他说主人的太太请他来的，太太坚决否认。“你怎知道太太请你进来？她对你怎么说？”太太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太太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太太好几次回头看他，他受到鼓励，一路跟进了客厅。


    郭班长听了，脸色一沉，吩咐我“出枪！”我把手枪从枪匣里取出来，退后一步，子弹上膛，班长同时取出手铐。他一脸茫然，反复分辩“她还给我倒茶呢！”我差一点笑出来。


    原告被告一同带回队部，连夜侦讯。要少校写悔过书，他说不会写。要他在口供上写名字、盖指纹，他用拿铅笔的方法拿毛笔。侦讯完毕，原告回家，郭班长对那被告说：“你私闯民宅，意图调戏良家妇女，我送你到警备司令部。”他扑通一声跪在地板上。


    班长说：“你不愿意？那么换一种处分，我打你五个手心。”他立刻把手伸出来，就这么着，他跪着，班长站起来，居高临下，打了几下，他的手掌肿高，面无人色。


    工作完毕，夜静无声。郭班长颓然坐下，他说太累了！低下头去，又抬起头来，他对我说，这种人也当少校，如果我出去干，他们得给我个少将。


    后来回想，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有去志。

 第二部 8 小兵立大功幻想破灭

    在我们眼里，朱腾连长的形象很完美，但是，如果副团长一直想整垮他，早晚会逮住机会。


    说起来我有罪。我们的营房兼西区宪兵队，设在一栋日本式的小楼里，纸门隔间，“榻榻米”铺地，房间里整面墙装设壁橱。我那时天天觉得睡眠不足，需要“昼寝”（用今天的医学常识来衡量，也许是患了某种程度的忧郁症吧）。营房里规矩严，我不能公然躺在榻榻米上，就钻进壁橱，拉上木板门。有一次我睡过了头，值星班长连问许多人，都说没看见我，他报告值星排长，两人往坏处想，以为中共地下人员绑架了我，他们正在惊疑不安，我揉着睡眼从壁橱里走出来。


    咳，我是一个不祥的动物吗，他们对这个营房本来不满意，潜伏在内心的疑惧因我而浮上台面。这么多壁橱都是视线的死角，倘若“歹徒”藏在里面，突然跳出来杀人，我们岂不要全军覆没？一道又一道纸门也是行动的障碍，“榻榻米”有优点，但是进屋要脱鞋，美式军靴穿上脱下都很费事，遇上紧急情况怎么行动！


    我不知道决策的过程，只听见朱连长下令“拆”！拆掉壁橱、拆掉纸门、拆除榻榻米，改成一览无余的大通铺，拆下来的木材当柴烧，省下来的煤卖掉做全连官兵的福利金。糟糕，营房怎任你胡乱装修，物资怎可擅自变卖，副团长在二连培养了一个卧底的排长，该排长又培养了一个卧底的班长，该班长向团部提出检举，团部一声令下，把朱连长拘押起来，说是要军法审判。


    那时离抗战时代未远，大家都缺乏法治观念，部队长拆东补西，不增加公家负担而能改善生活、提高士气，毋宁是可以欣赏的事。我们认为这是副团长以法律之名迫害忠良，他为了逞快一时，不惜给宪兵很大的伤害。


    毁坏营房、盗卖物资已是严重的罪名，副团长又指控朱连长私吞军火，这可怎么得了！我们在马营仓促成连，每个列兵领到一条子弹带，里面应该有一百发子弹，但是有些子弹带里面的子弹数目不足，连部只有设法弥缝。我们打靶，按规定每人射击三发，连部呈报团部，也是每人射击了三发，实际上每人只用了两发子弹，用另外一颗弥补亏空。这等事真个“提起千斤、放下四两”，他们简直想要朱连长这条命！


    二连的士兵都气愤不平，郭班长发起全连官兵上书为朱连长陈情，他指导我执笔写陈情书，全连官兵签名，据说那向团部告密的人也只好从众。陈情书第一段是“操守论”，连长操守很好，没有烟酒嫖赌等等嗜好，从不和商人结交，还没结婚，也还没有女朋友，生活非常俭朴，一心尽忠职守，他绝对没贪污，请长官珍惜他这个人才，给他继续效命的机会。第二段是“动机论”，朱连长热爱宪兵，以二连为家，他看见官兵生活清苦，想到自己应该想办法照顾大家，他发现有一个办法，既不增加长官的困难，又可解决士兵的困难，二连官兵感激长官，感激政府，更愿意肝胆热心，报效国家，朱连长因立功心切而触犯禁令，功过可以相抵。第三段可称为“影响论”，大意说沙团长治军严明，全军畏服，全国称颂，本来就没人敢贪污，朱连长尤其不会贪污。现在朱连长以贪污获罪，事出有因，他一人得失事小，下级官兵觉得长官用法过严，对下情的了解和体恤未足。


    呈文定稿，郭班长先拿给朱连长看，连长读后很感动，他要求这份原稿给他留着，事后送给他做纪念。据说陈情书送到团部，多人传阅，追问这是谁的手笔，嗟叹二连怎会有这样的兵，怎会有这样的班长。据说他们一度想把我调到团部工作，后来知道我写日记、写文章，“写文章的人思想复杂”，于是作罢。


    沙靖团长总算英明，朱连长一案“事出有因”，他不愿重办，但“查有实据”，无法不办，他把“撤职查办”改成免职，朱连长失去军职，也免了牢狱之灾。朱连长恢复自由，回连部惜别，他站在院子里，我们围着他，他说我们都还年轻，大家好自为之吧，态度从容，表情诚恳，没有抱怨，没有辩白，余音袅袅，常在我心。我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朱连长诚然顶撞了副团长，但副团长先恶意羞辱他！我认为武官是死士，统驭者对他应该不计小节，而且你给他的训练是威武不屈，养天地正气。


    随着朱连长去职，二连的人事大调动，三个排长“全都换”。第一排张志华排长旧学根柢好，是宪兵连知识水准的象征，他又回到团部办公去了，接替他的李排长改了主意，认为野战部队一刀一枪才像个军人，他调职走了。第三排杨排长最受新兵爱戴，他的眼睛是我们心里的光，他调到北大营训练新兵去了。我们并不怎么喜欢第二排的黄排长，可是一年新兵训练，他和我们一同披星戴月，常言道“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我们也希望他留下来，他也调走了。二连好像经过一场激烈的战役，很多人都消失了，我们内心沮丧，大受挫折。


    杨排长一直受团部打压。担任新兵训练的排长向来都是最优秀的军官，他们是种子，来做榜样。训练新兵是辛苦的差事，全部时间精力拿来观察新兵，了解新兵，关怀新兵，征服新兵。每天聚精会神，挺胸抬头，像对着照相机。东北的冬天，练兵更要在冰天雪地中做硬汉，耐天磨。依照惯例，他在完成二连的训练之后，应该去服勤务，或者坐办公室，调剂劳逸，现在中箭不下马，不给他留喘息的机会，明明“整人”。他有什么过错呢？无非因为他爱护新兵，替我们争到两餐饱饭而已！“慈不带兵”，这个“慈”字的对面应该是“严”，不应该是残忍冷酷。我们觉得对他有亏欠，宪兵自命神圣部队，居然也有世俗的黑幕。


    宪兵要求严格，升迁很难，又不参加第一线战斗，没人阵亡，所以后来继任的连长排长都接近中年，经验丰富，人情练达，我们觉得到底欠缺热力。新连长姓田，上任以后诸事也不顺心，团部打电话给他，教他逮捕刚刚上任的某排长押送团部，那时连队刚刚装上转盘式拨号电话机，他在三楼，一具分机装在二楼。事有凑巧，某排长在二楼和连长同时拿起电话，听到电话的内容，他悄悄放下电话，走出大门，从此不见踪影，简直就像电影情节。


    我们看见了田连长的沉稳老辣。事件的原委大概是，一连几天，巡查宪兵都发现某步兵团的士兵违纪，这些违纪官兵的姓名职级照例要呈报上去，由于违纪事件密集发生，团长营长受到上级申斥。他们的副团长带了一个排的兵力来找田连长评理，他教士兵在队部门前的树林里散开，面向宪兵队部，一挺轻机枪冲着队部的大门架好。副团长登上三楼，进入连长室，不久就听见他们大声争吵。那时排长外出，郭班长立刻关好大门，卫兵撤回门内监视“敌人”，把二连仅有的一架轻机枪取出来，请一位资深班长就射击位置，二楼三楼的楼梯口加派武装警卫，他自己带着手枪站在三楼的楼梯上，随时可上可下，如果连长室发生异常的情况，他随时准备冲进去。我想排长也未必做得比他更好，他的确是十位班长中的佼佼者。那天田连长坚持立场，寸步不让，最后连长告诉那位副团长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其一，连长打电话报告警备司令部，请他们派人来处理，其二，“你到窗口喊话，命令你的部队回营，你留在这里喝茶，喝完了茶再走。”副团长思前想后，只能接受第二个条件，我们胜利了！可是这事代表作战部队对宪兵的轻蔑，为后日的一再冲突显示预兆。


    大环境也打击我们。蒋先生开始实践他的诺言，“抗战胜利之日，训政结束之时”。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废止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三十八种，修正了若干种，公布宪法草案。十一月，政府为制定宪法，召开国民大会。沈阳街头，行人口袋里装着报纸，你若拦住他问话，他从口袋里掏出报纸来给你看宪法草案：人民有居住、言论、集会、结社等等自由。社会上空气弥漫，宪政就是人民向政府争权，宪兵警察都是民主宪政的障碍，公权力遭人奚落，小报开始管我们叫“馅饼”。第一营长对全营官兵训话的时候说，以后军队国家化，我们不能再说宪兵是领袖的近卫军，是革命的内层保障。那么宪兵是什么呢？他说不出来。此公糊涂，徒乱人意，但也显示时潮如何冲刷他的思维。


    战争时期，政府需要扩张权力。推行宪政，政府应该缩小权力，那时东北既是战时又是平时，我们处于夹缝之中。我看到命令，宪警执行勤务，搜查必须有搜索票，逮捕必须有拘票，搜索票、拘票由地方法院检察官发给，宪警事先陈述理由向法院申请。我也读到治安机关的陈情书，司法人员侦查犯罪，一要保密，二要迅速，反对事先申请，我还记得原句：“摘奸发伏，时机稍纵即逝。”法院一度发给我们空白的搜索票，盖好印章，由宪兵队自己填写使用，不久，上级又下令收回，可以想象两种权力拉锯，其中之一得到最后胜利。


    宪兵的金身一层一层剥落。那时国民政府受国际限制，只能派保安部队出关维持地方秩序，所以东北的最高军事机关叫保安司令部。起初，保安司令部行文所有的军事单位，军人违纪必须服从宪兵取缔，我们很高兴。后来保安司令部突然下令，说是宪兵归他指挥，我们一向轻视“保安”两个字，心里很不舒服，怎么宪兵团和保安团成了一丘之貉？然后又出现意外，联勤总部突然来文，宣称宪兵划归联勤，他连大印都替你刻好了，印模随命令颁示，印文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印”。紧接着宪兵司令部的公文来到：“本部仍由国防部直辖”。那时国军今日失一城，明日失一地，形势严峻，中央犹在钩心斗角，高峰似乎玩弄权谋。我实在纳闷，联勤管的是补给，他要军事警察权做什么？那时军纪荡然，宪兵在国防部的光环照耀之下，尚且无力整饬，联勤何德何能回天？


    当宪兵越来越难，外出执勤，有人被成群的大兵包围辱骂，夺走手枪。南京地区的一位宪兵不甘受辱，他的脑子里大概也有一个谷正伦，愤而开枪射击，把滋事的大兵打死了两个，军中和社会舆论都一面倒，大家责难“宪兵杀人” 。依照我们受训时背诵的条文，当“遭遇暴行胁迫有生命之虞”的时候，你可以开枪，但语意笼统模糊，标准难以认定。南京卫戍司令部匆匆审判，赶快把开枪的宪兵枪毙了！报纸记载这个“伏法”的宪兵很年轻，判决执行时，军法官照例允许被告作最后陈述，这个年轻的宪兵很激动地说，现在军人的风纪太坏了，时时刻刻扰民害民，动摇国本，他要求政府拿出决心和办法来。各地宪兵读到这条消息，真个是“寒夜饮冰水，点滴在心头”。


    宪兵进一步收缩自己，出外值勤一律佩带空枪，不准携带子弹，只有卫兵例外。料想这是宪兵司令部的统一规定，预防各地血气方刚的宪兵重演南京事件，也预防大兵夺枪后射杀宪兵。除此以外，听任反抗宪兵勤务的行为越来越多，没听说有什么对策。空枪出勤该是宪兵的业务机密，怎么外面立时传遍了？我们出街巡查，常遭路旁的大兵讥笑：“喂，老乡，又拿空枪出来吓唬老百姓啊？”聚在一起叼着烟卷游荡的大兵也常对我们提出挑战：“枪里有子弹没有？拉开枪膛看看！”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大兵像唱小曲似的：“枪里没弹，好比鸡巴没有卵，多难为情！”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连上的长官从来没有教导，他们装做不知道，我只有装做没发生。后来我在天津被解放军俘去，接受管训，发现他们每天晚上分组开会，彼此交换经验，改进缺点，解决疑难。这才想到，当初沈阳市内市外，到处可能有看不到的解放军，这种检讨会也是每晚都在举行的吧，他们缩短睡眠时间做工作，国府在东北的军政官员也缩短睡眠时间去享乐，正是：“台下卧薪台上舞，可怜俱是不眠人。”


    我不喜欢被人看透料中，你们以为我的枪是空枪，我偏偏装上子弹。我决不让他们夺走武器，必要时，我也打算开火。这种想法简直莫名其妙，根本破坏我的大计划，我应该苟全性命，争财不争气，和家人一同度过艰难岁月。一时负气，舍弃干线追逐支线，回想起来，那也是我最危险的时候。


    一天晚上，出外巡查的宪兵打来电话，他们遭一群大兵包围，困在一家饭馆里，难以脱身。郭班长带着我赶去处理，他徒手，我佩枪。现场群众对我们嬉笑怒骂，郭班长昂然说，宪兵在遇有暴行胁迫时可以使用武器。他们哈哈大笑，“你的枪是个哑巴，有没有子弹！”郭班长向我伸手，我把自来得手枪从枪匣里取出来交给他，他拉开枪机，一颗子弹跳出来，啪嗒一声落在灯光照不到的黑影里，枪里不但有子弹，而且子弹上膛！郭班长大吃一惊，他本来以为是空枪，拿出来虚张声势。出来巡查的三个宪兵心领神会，也都把枪拿出来装模作样，那一群大兵立刻气短。“南京事件”固然教训了我们，同时也教训了他们，其中有人较为老成，带头说“今天放他们一马”。


    我们外表沉着，内心慌乱，匆匆脱离现场，忘了那颗子弹。第二天，郭班长教我回头去找，哪里找得着？那时枪械子弹管理严格，枪弹短少，上级要追究流向，尤其是手枪子弹，可能涉及暗杀，十分敏感，等到“大检查”那天，我怎么交代？如果把实情说出来，恐怕连郭班长都要受处分。最好能找到一颗子弹补上，可是哪里去找？


    那天晚上总算撑过去了，但是事情总是向坏的一面发展，我把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沈阳四周的据点都丢了，沈阳是孤城也是围城，败兵入城，散乱错落，有人没戴帽子，有人不扣扣子，三五成群叼着香烟街头游荡，进馆子吃饭不付账。他们和巡查宪兵对抗，他们的长官开着吉普车来增援，车上有人开了冲锋枪，一名宪兵当场死亡。地点在第六连管区，沈阳市南站广场，也就是苏联红军留下纪念碑的地方。


    这时我和郭班长都已离开沈阳，我听说宪六团在沈阳市的南京戏院开追悼会，我认为追悼会应该由警备司令部主办，至少，东北军政首长应该有人出席演说支持宪兵，可是没有，好像这是宪六团的内部事务。沙团长发表激昂的演说，宣示宪兵的使命和决心，可是他一个人的声音何其小！气势不够。


    东北保安司令部改为东北剿匪总部，沈阳警备司令部改为防守司令部，沈阳由“警备”进入“作战”，野战军一把抓，成立军宪警联合纠察队，维持治安，城防司令部派员担任队长。他们的兴趣是抓赌，依照规定，抓赌只能没收赌桌上的现金，他们对赌客脱衣搜查，不分男女，连口袋里的钱也拿去。他们的兴趣是查妓院，命令姑娘们在屋子里排队，听候问话，嫖客站在院子排队，登记姓名职业。他们的兴趣是检查戏院，命令戏院中途停演，打开所有的灯光，辨认“逃犯”。他们的兴趣是检查货运，十辆二十辆大卡车停在路旁，一天两天不许开行，商人急得四处找门路。沙团长能做的是，命令宪兵退出联合纠察队，宪兵在东北名存实亡。人家不容分说，联合纠察队的全衔仍然冠以“军宪警”，沙团长无可奈何，“军宪警”也就晋入“十大害”的名单。

 第二部 9 我的名字王鹤霄

    我需要一颗子弹，“自来得手枪”的子弹。你看，天天看报有好处，报上说，联勤嘉奖办理东北补给有功的军官，其中有一位上校，名叫王润和，山东临沂人。临沂是我的故乡，“王润和”这个名字，很像是我族的长辈。那时全国划分了好几个补给区，东北排名第六，我到补给区司令部去找他。如果我没猜错，我从他那里不但可以得到一颗子弹，还可能得到父母家人的消息。


    我一直找到人事处的李处长，寻找“失散多年的爷爷”。他很疑惑：“你今年几岁？”我解释，我们是大家族，有“三岁的祖父，八十岁的孙子”。他教我留下姓名、职业、住址和父亲的名字，回去等消息。两个月后，这位王润和先生来一便条，约我到秋町十三号一谈。“秋町”是日本人留下的名称，国府更始以后，地方还在沿用。


    他是一个胖子，没有高级军官的英武，却有家族尊长的和蔼。他说他认识我的父亲，也认识我的五叔，他和五叔是黄埔军校炮科的同学。他的工作忙碌，经常关内关外飞来飞去，为了住宿方便，所以在沈阳买下这栋日式房子，交给一个副官留守。他问我工作情形如何，可有什么困难，我说我需要一颗子弹，自来得手枪的子弹。他莞尔一笑，话到此处，来了客人，他不再细问，教我“下星期你来找赵副官”。


    重到秋町，没见到上校爷爷，赵副官拉开抽屉给我看，里面手枪子弹成堆，我一颗在手，如释重负。赵副官劝我多拿几颗，我摇头，这玩意儿短少了是麻烦，多出来也是“湿手抓面”。第三次到秋町见这位爷爷，专诚探问家乡的变化，他拿出厚厚一叠信来，异乡的族人纷纷写信给他，其中有五叔，也有我的父亲。一眼看到信封上父亲留下的通信处，悲喜如劫后重逢。


    总算能够和父亲通信了，我赶紧把所有的钱寄给他，可恨通货膨胀，我手中的钱已严重缩水。能够和父亲通信，我应该兴奋，但是我十分胆怯，他的颠沛流离，我能想象，写出来，他痛苦，读一遍，我痛苦，我没问，他也没说。我“慌不择路，饥不择食”，他也能想象，写一遍，我痛苦，读一遍，他痛苦，他没问，我也没说。我们的通信简单扼要，毫不流露感情。


    父亲十分穷苦，但他从没有主动催我汇钱。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也瞒着。他每一封都传达母亲一句话：“你娘说，你每天早晨起床以后，要先喝一杯热水。”“你娘说，你夜晚要把棉被盖好。”“要读马太福音，你娘说的。”“你娘交代，洗衣服之前，要把每一个口袋掏干净。”他老人家不肯一次全说，好像有意制造错觉，后来知道，他在传达母亲的遗言，他尽可能维护我，估量我能承受的程度。


    直到五姨母来了一封信，她说，母亲重病时，姨母曾到兰陵探望，母亲有话托姨母设法转告：第一，帮助妹妹弟弟长大成人。第二，读《圣经》。第三，每天早晨起床以后要先喝一杯热水。第四，夜晚要把棉被盖好。姨母说，母亲去世时神态安详，弥留之际，兰陵教会的长老宗茂山，传道人张继圣，带领许多信友来到我家，整夜唱诗祈祷。老天爷！我早就有些怀疑了，我跟父亲中间隔着一层窗户纸，谁也没有勇气戳破。姨母还说，……我的天！她说的和父亲来信所说的一样，可是父亲省略了“帮助妹妹弟弟长大成人”一条。也许父亲知道我没有能力做到，也许父亲认为抚养子女毕竟是他的责任，也许他知道即使不说，我也会竭尽所能。


    五姨以后不再来信，天下已乱，人人学习无情，母亲去世，她好像认为和我家尘缘已了。她这封信不带感情，简洁客观。我读了她的信热血上涌，夺门而出，必须找一个地方去痛哭，我在马路上乱闯，哭不出来。我闯到地藏庵，小师父照例送来一杯茶，一部经，封面上写着《父母恩深难报经》。我推案而起，我来不及哭，我暗想，我离开宪兵的时候到了！整饬军纪根本没希望，我得另找生存的意义，通货膨胀太快，宪兵待遇太低，稿费收入又不稳定，我得变个法儿活。日本企业家松下说，倘若第一颗纽扣扣错了，以后会一直错下去，我的第一个纽扣已经扣错，现在得扣第二个。我浑身发烧，脑子像一块布幕，左右两股力量拉扯，越拉越紧，中间忽然裂开，露出后面一团漆黑。我悚然一惊，知道不能再想下去。


    那时一同出关的同学纷纷设法离开六团。跟我一同协助郭班长办案的李蕴玉，精细深沉，千方百计找到东北宿将万福麟写信，他一个初中毕业生进了杜聿明创办的中正大学。调到团部跟张志华排长一同工作的梁肇钦、陈百融，考进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前往四川成都受训。还有几个人考进长白师范学院……皇姑屯宪兵队，那位入赘当地富翁之家为婿的班长，作了最后的选择，老老实实当一名老百姓，几个受过军官养成教育的人都进五十三军，各就各位，回归本行。还有那位马连长，一路循规蹈矩演好二等兵的角色，功德圆满，恭恭敬敬跟班长排长握手道别。我们初到沈阳的时候，有位上尉军官到二连来找上等兵黄岳忠，黄的哥哥当师长，也调到东北，驻守沈阳。以后，我没再看见黄岳忠。


    现在轮到我了，蜻蜓要在吃完自己的尾巴之前找到食物。我决意另找职业。我去见上校爷爷，他毫不惊讶，毫不推诿，“好，我来想办法。”他了解我家的困境，似乎正等我找他，他的态度使我非常感激。


    我有一份新工作，地点：秦皇岛，机构：联勤补给的一个单位。


    秦皇岛在河北省东北部，紧靠渤海湾，离山海关只有十七公里。实际上它是一个小小的半岛，据说秦始皇曾经来到这里“鞭石入海”，所以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名字。


    一九四五年对日抗战结束，共军抢先进入东北，国军由秦皇岛登陆攻打山海关，取锦州沈阳，再北上长春。联勤的运输补给使用辽宁省的葫芦岛，葫芦岛离沈阳近一些，港口冬季结冰，因此又使用秦皇岛，路程远一些，冬天不结冰，有时结一层薄冰，也很容易用破冰船冲开。国军补给东北，以秦皇岛为冬港，以葫芦岛为夏港，特别成立秦葫港口司令部，由何世礼中将担任司令，统一指挥，经由这两个港口，满足东北四十万国军的需求，当地联勤的运补单位，可以说责任重大。论补给系统，秦皇岛属于关外，论地域区分，秦皇岛属于关内，这是我当时能够得到的因缘。


    仰赖“上校爷爷”的安排，我向秦皇岛的一个补给单位报到。那时该单位上尉军需王鹤霄辞职离任，由我来顶替他的名字，我必须记住：官兵薪饷名册里的那个王鹤霄，就是我。那时“冒名顶替”的现象普遍，我看到一份资料说，抗战八年死亡官兵三百二十万人，发出恤金三万一千人，其中又有若干恤金无人具领，这个数字有争议，但是足以说明问题：许多阵亡的士兵其实还活着，不敢出头，这种怪现象正是“冒名顶替”造成。


    为什么不办任免手续呢？其一，如果办公文报上去，说王鹤霄辞职了，上尉军需出缺了，上级机构可能不容分说“空降”一个人下来，老板的眼睛里无异渗进一粒沙子。其二，即使老板可以照自己的意思用人，他要用的人，譬如我，资历不合，上级也是不准。一个风调雨顺的单位，往往多年不任、不免、不奖、不惩，主办人事业务的官员是最清闲的人。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整军经武，每一个军人都有“军籍”，根绝冒名顶替，有人像演戏一样从大陆演到台湾，无法下台卸妆。三十年后两岸恢复交通，大陆上的父母到台湾找儿子，找到一个假儿子。或者真丈夫有个假身份，没法接妻子到台湾见面。这人得向法院自首，承认犯了伪造文书罪，法官认为情有可原，判个缓刑，当事人拿着判决书去更改户籍，再去做儿子、做丈夫。


    同事说我运气好，改了名字没改姓氏。真王鹤霄虽然是个上尉，假王鹤霄却只能领少尉的薪饷，两者的差额由会计部门存进老板的账。我完全没有意见，我知道，我若不来乞食，这份上尉的薪饷全部归他所得，现在他分一大部分给我，并非我分一小部分给他。我还记得我是月半到差，第一次领到饷袋时，里面装着法币一千多元，据此推算，全月饷金约两千多元，折合东北流通券，收入增加了五倍多，尽管通货膨胀厉害，数字本身给我很大的满足。我应该感激他，山重水复，好歹找到一条路，总得纪念修路的人。


    做了军官还可以领到眷粮，依规定，每人最多不得超过四口，于是一律按四口申报。我在名册上立刻有了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实际有眷的人领实物，实际无眷的人领代金，代金的价格低于实物，中间的差额也归老板。为防虚报冒领，要附全家照片，主办人替我找来三个“演员”，我付给演出酬劳法币一百五十元。


    我勉强照办，心里觉得十分别扭，忽而有得救的感觉，忽而充满了罪恶感。我又能怎样呢，以前政府骗我，我无法选择，现在我们集体欺骗政府，政府也无法选择。为了防备点名检查，我时时默念我叫王鹤霄，河北徐水人，徐水在保定之北，北京之南，东面天津，南面石家庄。太行山有一条河自西北流向东南，经过县城，徐水因此得名。徐水的特产是黄瓜和老醋。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得知徐水的新产品是好酒，假故乡和真故乡毕竟有共同之处，两者都是酒乡。我也时常提醒自己，我的妻子姓许，两个孩子叫大宝二宝。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跟随联勤单位以王鹤霄的名字入境台湾，离营后申报户籍，恢复为王鼎钧。不久，台湾保安司令部看到我写的一篇故事新编，传去问话，教我当面写一篇自传，我立即把两件事交代清楚：其一，我在联勤补给单位冒名顶替王鹤霄，其二，天津失守，我成为中共的俘虏。自此以后，我为这两件事填过各机关寄来的调查表，我实在怕人见到王鹤霄三个字，好像找到这三个字就找到我的真赃实犯。多年以后，我又常常挂念真正的王鹤霄那个人，好像他真的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我成了他的一部分，我用它做笔名写文章。我奉他的名活下来，不知他奉谁的名活着、活了多久。


    我从未遇见名册里的王鹤霄，却忽然和我照片上的妻子重逢。我穿过台北市新公园的时候遇见那位许小姐，她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好像想跟我说话，我低下头来躲开。事后自问为什么要躲？应该问一问她是怎么来台湾的，她的机缘也许比我更曲折艰难，我相信任何一个有故事癖的人都不会斩断这条线索，而我那时正在学写小说。比起真正的小说作家，我显然缺乏好奇心，也没有勇气正视人生。


    我在秦皇岛服务的这个单位分设好几个部门，经理室、会计室、参谋室、押运室、译电室、书记室、副官室、军医室。经理室是“心腹”，掌理金钱物资的机要作业，押运室是“股肱”，负责把军用物资收进来、运出去，其他各室聊备一格，像参谋室，仅有参谋一人，副官室，仅有副官一人。书记室负责收文、发文，缮写文件表册，管理一般档案，书生无用，受人轻视。医官是个四川人，非常健谈，他本来学兽医，战时应付紧急需要，把他改造成一般医生，大家爱听他谈笑，不找他看病。


    我到差时，书记室仅有我一个“司书”，各室拟办的公文都送到我那里缮正，这就给我机会大致了解全部业务。各单位为了争权利、推责任，公文往返，钩心斗角，或者报销遗失短缺的军品，巧用法规缝隙，我觉得妙趣横生。例如某一军品是由四个小件合成，遗失了一百“套”，要追究责任，遗失了四百“个”，可以注销。


    我马上学会了中文打字。当年中文打字机有一个字盘，还保留着“活字版”的模样，字盘中间排列常用字，两旁排列“间用字”，另外有个备用的字盘叫“罕用字”，一般公文语言简单，用字重复，打字速度很快。我们的单身寝室和办公室相连，我除了理发、洗澡、寄信，轻易不出大门，出门一步就要花钱。那时“压力”这个名字还未流行，我只觉得紧张疲倦，可是夜晚又要失眠，我拿林肯说过的一句话做药方：“只有工作是抵抗烦恼的工具。”我每天把所有的公文打好才上床，常常自动工作到深夜，秦皇岛附近有很多名胜，我从小就向往山海关上的那块匾，爱听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而今兴味索然。听说有个地方叫“无颜城”，据说吴三桂在那里跪迎清兵，我是个无地自容的人，看到这个地名动了心，想去看看，可是也没有实行。


    这就给老板留下深刻的印象。既然我那么喜欢留守在办公室里，他们就物尽其用，派我做“收发”。公文的来源很多，远方的机构从邮局寄来，当地的机构派专差送来，异地的押运员随身带来，必须随到随收，十分烦琐，他们发现了我，问题立刻解决。上海来的押运员，常在中午休息时间或傍晚下班以后匆匆赶到，他们阶级比我高，见了我又鞠躬又作揖，感谢我为他们加班，朝我抽屉里一包又一包塞前门牌香烟。我不抽烟，常有本单位的同事拉开我的抽屉顺手拿去。


    依照规定，收发公文的人只能读公文前面的“摘由”，按照摘由所说的业务，送交主管人员办理，不可以阅读全文，没人告诉我有这样的规定，我总是把每一件公文从头到底读完。那时国防部已完成军中的公文改革，废除传统的框架、腔调和“套语”，采用白话一条一条写出来，倘有图表或大量叙述，列为附件。国防部把公文分成几个等级，某一级公文遍发给某一个层级的单位，不再一层一层转下去，我们可以直接收到国防部或联勤总部的宣示，铅印精美，套着红色大印，上下距离骤然拉近了许多。


    我们的老板是上校，我们那个单位的编制是少将编阶，这叫“上校占少将缺”，凡是发到少将层级的公文，我们也有一份。上级常寄来一些与补给业务无关的讯息，既奇怪又复杂，老板对这一类公文置之不理，我却读来津津有味。我还记得，某单位来一公文，转述什么团体的意见：依宪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旗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该团体认为“左上角”不妥，应该改为“另一意识形态”，转知我们参考。还有某单位来文说，国军的帽徽本是国民党党徽，现在实行宪政，党国有别，新帽徽在党徽四周围一个红边，以国徽代替党徽。这太可笑了，抗战发生后，我在沦陷区生活了四年，看见汪精卫政权统率的军队，他们用青天白日帽徽，表示遵奉正统，却又在周围加上红边，表示和重庆有分别，国军如果要换帽徽，自己应该有创造力，怎么照抄“汉奸”的构想？


    许多年后，二十世纪已经结束了，我在纽约《世界日报》读到一则掌故，作者说，中华民国行宪以后，军队国家化，国军的帽徽不再用国民党的党徽，而是在党徽四周围个红圈，算是国徽。这是一个不幸的预兆，以后国共激战，国军的据点一一陷入共军的重重包围，成为死城，最后全部失守。可是我只记得有过这样一份公文，没领到这样的帽徽，联勤制发的军服并未更换帽徽，海军一向以国民党党旗为军旗，也始终一仍其旧。当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费人疑猜。


    那时部队调动频繁，由秦皇岛过境的部队，也由我们这个单位补给。依照规定，部队未到之前，联勤总部先从南京发电报通知我们，部队既到，军需人员拿着收据来领粮领弹，经理室根据电令核实。起初我大吃一惊，这教军队调动如何保密？既而一想，也只能这样办，否则，我们这些人视线不出办公室的四壁，可能把军品发给叛军，也可能发给敌军。史学教授黎东方，名记者陆铿，都曾在他们的著作里责怪补给单位，军队转战千里，竟然不发给他们子弹和棉衣，他们对联勤的补给作业太隔膜了。过境部队倘若缺粮，还可以发一天两天主食，再拍电报向南京请示，倘若要子弹棉衣，那是任他怎样吵闹辱骂也不能答应，必须等联勤总部回电，一点也怪他不得。


    运补东北越来越艰难，尤其是粮食。国军以大米为主食，米由上海装船启运，上海到秦皇岛六五七公里（一二一七海里），秦皇岛出山海关经锦州到沈阳，三八九公里，沈阳到长春三○五公里，全程一三九九公里，补给线太长。由山海关到长春这六九四公里，地形狭长，易入难出，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挂形阵地”，国军的形势不利。


    联勤运补用火车，后来火车不通，改用汽车。共军的确是打游击的天才，他们征集农家耕种用的“耙”摆在公路上，“耙”的形状像梯子，钉满了钢打的长钉，它本来的功用是划破土块以便播种，几百个“耙”翻过来，钉尖向上，公路就变成刀山，军用卡车不能前进，几十辆卡车编成的车队，一时又怎么后退？只有任凭他们把粮弹搬运一空。这个“钉板阵”，小说家莫言有生动的描写，他把背景放在山东对日抗战的时候，据我所知，抗战时期，至少在山东，共军从未使用这个奇特的战术。


    押运员送粮送弹，不分昼夜，不论雨雪，人人满脸风霜。和谈期间，沿途常遭共军射击，和谈破裂，共军改为袭击，押运员受伤、被俘不是新闻。联勤总部因应时局，派人到许多小据点设立堆积所，就地储存粮弹，供国军固守，用小据点拱卫大城。这些小据点一个一个失守，兵站派出去的库员纷纷下落不明，妻子儿女流离失所。


    后来东北的国军全面崩溃，第六补给区司令刘云翼告诉人家，东北国军从未因弹药缺乏而失一城一地。他的话大概可靠，今天读中共出版的战史，他们在攻占名城之后，记述俘虏了多少官兵，缴获了多少武器弹药，数量都很可观。据赵勤轩《沈阳，一九四八》一书记载，国军在沈阳遗留的弹药，可以装六百节火车车皮。张骏主编的《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说，共军解放济南，缴获炮弹二十二万多发，子弹一千一百多万发。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新闻报道，一九四九年国军撤出上海，遗留子弹将近一亿发，国军还把大量军火埋藏地下，现在一处一处都被上海民众挖掘出来。


    我在秦皇岛的日子，每天胸口郁闷，左胸疼痛，常常呼吸困难，只要辛苦工作，症状就会减轻或者暂时消失。我想劳累只能增加病痛，如果真有肺病或心脏病，情况应该相反，我决定不去看医生。后来，长时间持续不断的工作，会产生紧张饱满，一步步造成高潮，这时候非常快乐，跟性经验相同（那时我还没有性生活，我又“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了）。我一度怀疑，许多快乐（赛球、登山、看电影、赌博）都是性经验的模拟。


    老板发现我没有娱乐嗜好，没有交际应酬，沉默寡言，没有口舌是非，认为我可以进一步吸收使用，这是严重的误会。他想把我调到会计室，学习记账、打算盘、处理单据报销， 把我训练成一个亲信，我断然拒绝。老板大出意料之外，他的会计主任也不愿意增加新手，趁机向老板进言：“流亡学生多半有精神病。”我虽然是个边缘人，终于也发现这里每一种业务都在营私舞弊，依法办事乃是为了违法图利。我的心里有斗争，我不能在这样的机构里寻尺寸前程，早晚总得走出去。


    一夕之间，我由宠儿变成弃婴，老板不再理我，宦海多风涛，几个月后，他也翻了船。他是读书人，走得很潇洒。新老板来自上海，侩气僚气流气都有几分，都不十足，他带来几个人，当天更换粮仓的管理员，显示他是一个内行，不问江山问钱包。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无所谓，一转眼国军丧失了全部东北，放弃了秦葫两港。

 第二部 10 贪污哲学智仁勇

    国共内战期间，联勤运补东北国军，开支庞大，据说占全国军费的百分之四十。无数物资由上海运出，由秦皇岛葫芦岛两个港口运入，后来陆路交通断绝，仰赖空运，仍然由葫芦岛运往锦州，由秦皇岛运往天津，再由两地空军转接。


    军粮运补的工作最繁重，《孙子兵法》：“军无粮则亡。”但我从未想到军粮运补的方式如此粗糙而原始，手续繁复而不精确，每一道手续都有侵吞的机会。


    第一步，运粮的轮船进港，起重机卸下米包，每次十包，临时放在码头上。全船一共运来多少包，接粮的单位对“包数”要负责任。依照规定，准许有“船耗”，如果船舱漏水，一部分粮米潮湿霉坏，可以由船长出具证明，申请报废。于是每一艘运粮船的船舱都进水，每一位船长也都愿意证明，没听说哪位船长拒绝合作。为什么每一艘轮船都会漏水？政府从未监督改善。


    第二步，每一包米都要过磅，计算这一船米有多少公斤，接粮的单位对“斤数”要负责任。俗语说，两只碗同样大小，把满满一碗水倒进另一个空碗里，不会仍然满碗，依照规定，装船时允许有损耗，卸船时也允许有损耗，按路程远近定出百分比，于是每一船粮米都可以短少一些，完全合法。


    第三步，一包一包军米过磅以后，由码头工人背上火车。工人手里拿着一支铁钩，先把铁钩插进麻袋，用力向上一提，接着一转身，另一个工人两手捧起麻袋，向上一送，整袋米驮在背上，这时铁钩在麻袋上拉出缝隙，大米哗啦哗啦流到地上。地上早已打扫干净，从地上扫起来的米仍是好米，可是依照规定，这些米受了污染，需要整理，整理时有进一步的损耗，两斤折合一斤。每一船米都会有相当数量的“污染米”。工人为什么一定要用那把铁钩？政府从未过问。


    第四步，军粮装满火车，再一节车厢一节车厢过“地磅”，地磅装在铁轨上，称出整节车厢的重量，扣除“皮重”，求出“米重”。我一直纳闷，既要分包过磅，又要整厢过磅，这种设计有何必要？两种重量的差距又将如何对待？这个秘密，我始终没有窥破。


    有时候，船上运来的是面粉，面粉只问多少袋，不问多少斤，因而受另外一种待遇。除了船舱漏水产生废面以外，所有的面粉立即运到本单位特设的仓库，这个仓库由老板最信赖的军官管理，最信赖的工人操作，我们一律不得走近。若是老板调动，新老板必定带自己的人来上任，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仓库。


    据说这个仓库除了存放“废米”，有一间密室，四壁光洁，地上铺着细纹的席子。工人把一袋一袋面粉放在席子上，用藤条抽打，面粉从布袋纤维间飞出来，落在席子上，再扫起来，装进空袋里，由老板待机支配。据说每一袋面粉抽打多少下都有规定，抽打的力度角度都有训练，瘦身后的一袋面仍然是一袋，交出去没有困难。有一次，只有一次，我在二楼的办公室凭窗下望，看见一个满身雪白的工人经过，那天他一时怠忽，没有卸装就胡乱走动，算是让我看到一个旁证。


    每年一次或两次，本单位依法处理“废米”，照例由三家大粮行竞标，上级派员全程监督。依照规定，派下来的官员阶级一定要比我的老板高，他和我的老板必须没有历史关系，也没有亲戚关系。这些规定都没有发生作用，他们虽然没有历史关系和亲戚关系，他们却像电影里的黑帮人物，尽管素昧平生，只消一个手势，一句暗号，立刻产生完全的默契。他们都熟悉音乐和舞步，可以一见钟情，佳偶天成。高级首长派谁出来干这趟差事，就是看某一个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了，给他机会找些外快，当时叫做“调剂调剂”，也许由他顺便带些油水回来分享。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关系超过同乡同学同宗。


    监督者先视察仓库，他看见了“九千斤废米”，他做市场调查，证明“底标”的价格合理，他亲自主持开标，亲眼看见得标的粮商把“九千斤废米”运走，他负责证明这一切，千真万确。但是事实上三家粮行共同接下这笔大生意，他们以低价买去六万多斤好米，我们不眠不休，动员配合，完成表面作业。当年这叫“集体贪污”，今天称为“共犯结构”，可以想象，偌大一笔粮款，绝非老板可以独占，许多人都会有一份。


    当时政府筹粮，多管齐下，公文中有采购、派购、摊购、配购、抢购、搜购等等字眼，可见筹粮之辛苦积极，也可见民力负荷之重，运补单位并未受到感动。政府对运补的损耗设想种种可能，也算十分体贴，运补人员反而受到鼓励，浑水摸鱼。防弊的规定如此周密，作弊者破解跨越易如反掌，一切如德国小说家茨威格所说，由军粮处出发，有一条金线似的捷径，直伸到银行家和放高利贷的人。民间也有顺口溜：“从粮（良）不如当仓（娼），当仓不如直接税（睡）！”每年约有十艘万吨级轮船前来卸粮，当局没有丝毫检讨改进，我虽已放弃一切理想，仍不能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


    有一位唐中尉，老板的小同乡，他在十多位押运员中年龄最长。他在北洋政府时代当过宪兵，那时叫做陆军警察队，我俩有些共同语言。他偶尔找我聊天，他常说“吃纣王的饭不说纣王无道”。他说得对，可是我听不进。老板常说，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唐老说：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要具备智仁勇三德，才够条件当老板。他说得对，可是我也听不进。他说：“我们每天犯法才活得下去，联勤不犯法，不能运作；国民政府不犯法，不能存在。”我有时像欧几里得，动辄认为“那是不合理的”，然而唐老说，那是“合宜”的，人间事合宜为要，合理次之。他说得对，奈何我总是听不进！今天回想，那时人人疏远我，只有唐老接近我，他是有心人。


    有一天，他办公桌上放了一堆旧子弹，他一个个用力擦拭。我问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他押运重机枪子弹，账目上短少一千发，上级催讨，他还不出来，现在弄到几百颗废品，擦亮了，搪塞一下。这未免太荒唐了，子弹怎么可以短少一千发，一旦短少，上级机关应该追查原因，怎么可以要他赔，粮食可以赔，服装可以赔，子弹教他怎么赔！他的对策也奇怪，怎么可以用废品充数，接收的人难道是瞎子。我对唐老已经有感情，这些念头都不在话下，冲口而出的是替他担忧，我说，如果这些子弹发到某个连队手中，如果他们作战时不能射击，阵地因此失守，如果事后检讨战败的原因，追究这批子弹的来源，唐老如何担当得起？他说：“确实担当不起，我现在是瞎子碰上小数点，一筹莫展。”唐老提出一个办法，要我到军械库去找一位孙押运员，请他借给唐老一千颗子弹。是了，我有个“上校爷爷”主管军械补给，唐老看上我这个背景。后来回想，他故意擦废弹给我看，他是有心人。


    一千发子弹，而且是重机枪子弹，说是借，根本没法还，我认为孙押运员没有这么大的弹性，关说一定无成。谁知这个短小精悍的中尉一口答应，不过他说要我们那个主管军械的何上尉出借据。我想，何上尉为什么要欠这笔账？他必然拒绝，岂知何上尉欣欣然对唐老说：“咱们两人给他写个条子。”结果是唐老以借方签字，何上尉以证明人签字，我做双方的信使，子弹如数到手。


    他怎么会有那么多子弹！他哪里来的子弹！我正在百思不得其解，唐老忽然变了脸，不理我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在他眼里我只有这么一丁点儿利用价值，难道我像一颗子弹，只能使用一次。这颗心正没安顿处，消息传来，孙押运员向我的“上校爷爷”讨好，说是冲着我的面子借出去一千颗子弹，这些子弹是账外余物，绝对与库存无关。我以为我只是一个传话的人，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大影响力，“上校爷爷”认为我多管闲事。“上校爷爷”那里我留下坏印象，唐老那里我没留下交情，孙押运员那里反而欠了债。他们有心我无心，无心却被有心恼。


    这一段烦恼我久久不能忘记。并不是动机好就能把事情办好，一颗好心可以受到各式各样的利用。唐老从此紧闭双唇，但是他说过的话收不回去，他说：“合情仁也，合理智也，不必合法勇也。”至今令我拍案叫好。受他启发，我长期思考贪污问题，贪污的确需要勇气，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现在贪官污吏勇者不惧，我就是这么干，看你一个字能赚多少稿费！偶有贪官撤职，我都想送一副对联：“三德智仁勇，一官归去来。”


    那时贪污是热门话题，舆论界八音连弹，有人说，贪污是潮流，众官不贪，一官难贪，众官皆贪，一官难清。有人说，贪污是人性，贪污不能根绝，因为人性无法改变。有人说，贪污使人乐业，增进祥和气氛。有人说，贪污使人效忠，凝聚向心力。有人说，国富则多贪，“寄主”肥壮，寄生虫营养良好，贪污是好现象。我至今不能分辨谁说了正言，谁说了反话，谁在规劝，谁在讽刺。


    遏息贪风，有人提出十二字真言，要做到官吏“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不必贪”，也就是制度足以预防，法律足以吓阻，道德操守足以自约，薪俸足以维持合理的生活水准。看来面面俱到，实际上药方很好，药剂永远配不齐。凡是文章做得太好，实行一定困难，但是好文章一定引人幻想，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采用的生产方法奏效，但果然国富多贪，舆论又翻出这十二字真言来，念念有词。


    蒋介石本人是清廉的军政领袖，但是“一二人心之所向”不能转移社会风气。那时国民政府治下，贪污的现象严重而普遍，政府则表现了惊人的宽容，由蒋主席到蒋总统，发表多少文告训词，似乎从未针对惩治贪污宣示决心，贪污大案发生了，他可曾“干涉司法”，指示彻查重判？他这一阶段执政的特色是，未因操守问题杀一贪官，那时多少人骂他独裁，看来他像是《红楼梦》里的晴雯，枉担了虚名。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也许得等到他的日记全部公开了，历史学者才会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他退守台湾以后十分注意官员的操守，他整饬联勤的采购业务，他的第一家庭中有一位至亲涉案，他强迫那人自杀，他的决心在中国近代史上再无二人。这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


    毫无问题，秦葫港口司令何世礼操守高洁，他的父亲是香港富豪，财产多，他本人的生活俭朴刻苦，花钱少。他因血统关系生有异相，小孩子看见他，叫喊“洋人来了”，虽然对方是孩子，他总是用中国话郑重纠正：“我是中国人，不是洋人。”他的爱国心也不成问题。这人无论作战还是办补给都很认真，唯有对贪污问题漠然视之，他是坐汽车的大官，心中仿佛有个汽车哲学，做官如坐车，车是你的，开车坐车是我的事，修车换新车不是我的事。他虽然在英国美国受军事教育，却跟所谓正统嫡系没有矛盾，他在孙立人之外显示另一种可能。


    那时代贪官的风险很小，可以说，“有所不为”的风险比“无所不为”的风险还要大。“合情合理不能合法”，同事长官形成共识，大家有不成文的盟约，若是一个贪官倒下去、揭开来，所有的加盟者都成一网之鱼，他们必须互相保证人人可以全身而退。也正因为如此，贪污的数目必须竭力扩大，他必须计算各方打点之后还能剩下多少，他必须筹划怎样使加盟者皆大欢喜，结果贪得越多越安全。这是第一道防线。


    还有第二道防线。万一官司上身，推给部下承担，只要部下说一句“这是我干的，上司不知道”，上级顺水推舟，贪官金蝉脱壳。东方文化有“替死”的传统，首长平时注意物色人选，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有一个年轻人，朴实率真，讲忠讲义，没有才能见异思迁，有一点把柄可以掌握胁持，首长就拔擢这个人，把他放在他自己不能达到的位置，由他感恩图报，火中取栗。如果首长该坐牢，他也该坐牢，他一人坐牢可以大事化小，首长还可以照顾他的家小，供应他在狱中的需要，安排他出狱后的工作。我有时对着镜子看自己，觉得我好像正是这样一块材料，所以对进退出处特别谨慎。


    最大的恐惧是部下挺身检举，平时首长必须在维持尊严和安抚不驯之间取得平衡，这就增加了统驭的难度。倘若“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法网恢恢，那就启用第三道防线。没什么了不起！抗战时期，国府本有《惩治贪污条例》，明文规定要没收贪官的财产，胜利后检讨战时法规，认为这一条很像是专制时代的抄家，不合时代潮流，予以彻底修正，贪官失去权位，仍可以保有财富。我曾听见一位官太太在打牌的时候说：“我们这辈子和下一辈子吃不完也喝不完，什么都不怕！”她的丈夫因贪污判罪，正在狱中服刑。


    我永远不能忘记通货膨胀的噩梦，著名的“金圆券”，就在我挣扎觅食的那段年月出现，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一般军公人员都不能靠本薪过活，物价像鞭子，驱使人人向法纪的反面拥挤，贪官反而成了救星。什么是通货膨胀？外电报道有生动的注解，战前法币一元可以买到一只牛犊，战后一元法币只能买到一根油条。有位老太太，战前把积蓄存进银行，战后再去提出来，回到家里她疯了。换个角度说，如果某人居住京沪地区，拥有“中储券”一百万元，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兑成法币五千元，一九四八年废法币，只能兑到金圆券六角。他的钱哪里去了？老太太的牛又哪里去了？政府用增加通货发行的方式取去了！通货膨胀是一个骗局，而且全面行骗，天天行骗，悍然违反了林肯的告诫：“你不能永久欺骗所有的人。”


    “金圆券”并没有结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连续剧，金圆券把它推向更高的高潮。金圆券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出笼，规定银元二元或美金四元换金圆券一元，黄金每市两合金圆券二百元，民间的黄金白银都要送进银行。政府强力推行，今天枪杀粮商，明天逮捕金店老板，天天高呼打倒奸商豪门。据国府财政官员朱偰和黄元彬写的文章，八个月后，一九四九年四月，银元一元兑换金圆券三百六十万元！此时我在上海，看见面额一百万元的大钞，也看见臭水沟里都是百元千元一张的金圆券，上面印着蒋介石的侧面肖像，面对五百元一千元的数字。钞票变垃圾，景象恐怖，现实成虚幻，生存被彻底否定。丢弃钞票的人有意污损咒诅某一个人，这个人能有多大福分、禁得起这样折损？有一个人用金圆券当壁纸，糊满四壁，他邀我去参观，他说要在这间屋子里照一张相片传家，教后世儿孙知道他住过这么豪华的房子。到这般田地，军公人员除了抱紧不法手段和不法所得，教他怎么活？


    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国民政府再改币制，废除金圆券，发行银圆券，竟规定金圆券五亿元换银圆券一元！财经大员的勇气了得，可是智在哪里？仁在哪里？


    我每个月按时把钱寄给父亲。这时国军在山东连打败仗，乡人族人纷纷南下，父亲有我那一丁点儿接济，得以离开徐州，暂住浦口。百善孝为先，可是这一善究竟能抵消多少罪孽？当年山东土匪多，好汉们平时在远方打家劫舍，过年回家先给老娘磕响头，到了末日，基督怎样审判他？

 第二部 11 秦皇岛上的文学因缘

    “当你写不出文章来的时候，你就该阅读或旅行。”那几年我南船北马，心中渴求安定，旅行二字，味同嚼蜡。那时我读文艺小说义愤填膺（主流文艺作家爱写现实人世的愁苦不平，鼓励抗争），读爱情小说愁肠百结，几乎没力气揭开书本，没奈何，我找上武侠。


    那年代，文学界极力贬低武侠小说，认为写武侠的不是小说家，读武侠的不是文学人口，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武侠是“禁书”。我以“反抗期”的心情走进小说出租的商店，挑选了王度庐的《宝剑金钗》，这是我第一次仔细阅读武侠小说，没想到，他写得很好嘛！休要再说武侠小说有叙事而无抒情，《宝剑金钗》的爱情笔到情到，笔不到的地方情也到，而且常在情何以堪时调门突然拔高，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人际关系像瓷器，一旦出现裂缝，无论怎样修补也不能完整如初。他写的是武侠，总有一股柔情灌注其间，感动我，又不使我像雪人一样溶掉，我对武侠的看法立即改变。


    王度庐真正把我引进武侠的大门，接着我读了他的《鹤惊昆仑》、《卧虎藏龙》，这样的小说为何有人口诛笔伐？我左看右看找不出理由。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导演李安在好莱坞把《卧虎藏龙》拍成电影，夺得奥斯卡金像奖，王度庐再度受人注意。听说还珠楼主是承先启后的大师，我喜欢他的《青城十九侠》，他创作丰富，虽然多半结构有缺点，他笔下的脸谱、身段、场景、奇功异能，给后来的武侠小说建立了许多原型。我也看了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他们文笔简练遒劲，句句到位，我觉得顺心可口。


    文章写到这里停笔寻思，世上确有一些恶行，道德不能防止，法律不能制裁，人们盼望武侠手段能够救济。“侠”是“人间天理”，信侠和信神有相通之处，“武侠和神话”，可有人拿这个题目做论文？初期的侠士好像没有私生活，他们是理想化的人物，可称“神格武侠”，后来武侠也有自己的社会，那个社会里也有种种不公平，侠士彼此之间也有斗争，侠士也可能受欺凌陷害，有些武侠中人也做坏事，他们是“人格武侠”。神格武侠只须关心弱者的痛苦，而人格武侠，读者也得关心他们的痛苦。人格武侠比较好看，是武侠小说的进步，似乎同时也是对武侠人物的解构。


    我想，武侠小说算是一种“情节小说”，情节挂帅，情节密集，以情节之优劣定作品之优劣。严格而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只有一个情节：老渔夫出海，好不容易捕到一条大鱼，回航途中，大鱼的肉被鲨鱼吃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若是武侠，中文三万字总得写出十几个情节来，情节密集，把自然风景、人物心理、哲理思考、美感经验挤出去，全力诉诸好奇心的满足，所以武侠小说能使人废寝忘餐，堪称“杀时间”的利器。后来我到台北，听说台湾大学一位名教授不幸丧女，教授和夫人整天看武侠小说度过最悲痛的日子，他们把当时能找到的武侠小说统统读完了。


    那时代的武侠小说也许禁不起严格的文学检验，但是左翼阵营彻底否定武侠，我仍然觉得很难理解。武侠浪迹江湖，“江湖”向来与“庙堂”相悖，武侠除暴安良，济弱扶倾，又和“社会主义良心”可以挂钩，毛泽东能从《红楼梦》中看出阶级斗争，为何忽视了武侠小说中的“阶级意识”？左翼文坛欣赏《血溅鸳鸯楼》，推荐《打渔杀家》，怎能比武侠刀山血海、快意恩仇？中共宣传革命，利用一切“民族形式”，唯独放过武侠小说，真想知道他们当年是怎么考量的。武侠小说是没有受“红粉沾染”的文学门类。


    由武侠切入，我找到侦探，它也是一种“情节小说”。福尔摩斯是这一门类的魁首，必然要瞻仰，我一本一本看完他的“大全集”。我看了英国女作家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后来知道她是西方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开创者之一。我看过《侠盗亚森罗宾》，法国作家的作品，他的全名里也有一个“莫里哀”。


    我认为还是福尔摩斯最迷人。原来一只脚印，一个烟斗，一张看来随手乱画的便条，都可以是险谷入口，高峡栈道。原来人生的重峦叠嶂经不起这样单刀直入。原来我们的行为都会留下证据，而证据就在受人忽视的日常琐事之中。读福尔摩斯探案和读《圣经启示录》差不多，都能产生因果恐惧，只是福尔摩斯比耶稣曲折有趣。


    《施公案》、《彭公案》、《海公案》是本国古典，当然要拜读。这些奇案虽然知名度很高，一拿来跟福尔摩斯比就索然乏味了！包公、彭公那样武断草率，任意推理，信任神话和巧合，过程简单粗糙，也是一种可怕。包公、彭公的确破了许多冤案，但是用他的方法一定破不了那些冤案，也许还会制造冤案！写小说的人为才情功力所限，只能预设破案的结局，支持包公、彭公的行为，为了目的正义、牺牲程序正义。我后来知道，它正好反映了、助长了中国人论断是非的态度：经验主义优于证据主义。军中流行一句话，凡是干过三年军需的人一律可以枪毙，保证没有一个是冤枉的。福尔摩斯若是听到这句话，一定嗤之以鼻。


    我也读到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他模仿福尔摩斯，还有孙了红的《鲁平奇案》，他模仿亚森罗宾（鲁平、罗宾，连名字都近似）。我后来知道，就文学创作而言，模仿低于原创，但是这两位民国作家毕竟使用了较为严谨的推理，反映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胜过《包公案》、《彭公案》、《海公案》多多，但“三公”是朝廷命官，民间向往公正廉能、不畏权势的好官，所以爱听三公断案。后来《包公案》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故事重新设计，原有的缺点完全改正过来，收视率自始至终居高不下。


    我觉得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有共同点，两者都是“侠”，一个武侠一个文侠（我到台湾后一度鼓吹文侠）。也可以说，武侠是体制外的侦探，侦探是体制内的武侠，两者都情节密集，都必须设计情节与情节间的钩连纠结，需要紧密的结构。我后来知道了结构和逻辑的关系，逻辑观念发达的社会才产生福尔摩斯。


    胡适博士说《红楼梦》不好看，因为没有 plot，《基度山恩仇记》才好看。武侠和侦探都很注重 plot，侦探小说发展为推理小说，我也逐渐定型为理性的读者。我也读二流的、速朽的武侠和侦探。那时有人说，武侠诉诸人们的报复心，侦探诉诸人们的好奇心，报复和好奇都不是人类高尚的情操，所以……又过了好多年，我知道武侠也罢，侦探也罢，都是作品的题材，作家的艺术是把题材处理成某种高级象征，道在天地、道也在蝼蚁，作品不以他的叙写分大小，而以它的隐藏分大小。那时候武侠侦探没人做到，我怀疑他们也没人知道，直到金庸出现……


    基于模仿冲动，我也编过几个情节挂帅的故事。


    我们奉命闯入建在深山里的一座迷宫，任务是把躲藏在里头的人全部杀死，不许留一个活口。那夜是中秋节，月光照得见每个人的眉毛，但迷宫是黑暗的。我们冒险点亮所有的火把，没想到里面的人业已逃走，没留下半丝半缕线索，连桌椅床铺茶杯草纸都消失得干干净净，我们希望地上有脚印，门把上有指纹，也都落了空。看样子他们知道首领要下毒手。


    首领非常愤怒，他下达严厉的指令，必须追杀所有的逃犯。这几乎是一桩不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根本不知道住在里面的人是谁，首领没有任何具体指示。我们重回迷宫搜查，只见一片虚空死寂，唯一的动态是迷宫里面有一道流泉溢出宫外，形成一条小溪，躲在里面的人无须出来取水，行踪就更为隐秘，我们的调查工作就更为困难。


    我们住在迷宫里研究案情，早晨到溪旁捧起水来洗脸，水明如镜，照见每个人的影子，我们听一位巫师说过，每一个拿流水当镜子的人，他的面相永远留在水里，如同照相机的底片感光，高明的巫术能使隐没的人影显现。


    千方百计找到那巫师，带他到溪旁察看，他说水中人影都戴着面具，只有一人例外。我们教他把那人的相貌画出来，真令人惊骇莫名，那人就是我们的首领。我们立刻杀死了巫师，有人发抖，他知道首领必定杀死我们，我们决定分头逃亡，终身戴着面具，即使和情妇上床也不取下来。我们永远不用溪流洗脸，我们都立志使自己永远消失，使自己消失比使别人消失更难，你得杀死一个自己，再长成一个自己。


    我们约定，三十年后的中秋节，再到别墅后面的小溪旁聚晤，取下面具洗脸，那时首领应该已经死了。小溪依然清澈，可是没想到首领突然出现，不消说他一直侦察搜寻我们的行踪，虽然他已老态龙钟，我们还是魂飞魄散。可是……大家重逢以后，情节怎么发展呢？我没有能力把故事完成。


    我还设计过一个故事，作家在摊开的稿纸前面坐了很久，他想写一个故事，心中空空，不能落笔。忽然发生了奇怪的事情，纸上自动显出字来，速度很快，立刻连成一行，马上占满一页两页。那并不是他要写的文章，但是那是一篇很好的文章，预料有许多人爱读，一个作家很难抵抗这样的诱惑，他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呢？然后应该发生惊人的事件，对吧？我也不能把它完成。


    算是开卷有益吧，侦探小说给我许多逻辑训练。那时社会普遍缺乏逻辑思考，用意识形态论事。他们口中笔下的事实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的诠释。事实的发展永远是合乎逻辑的，事实的“诠释”却往往违反逻辑，这里那里都是意识形态正确、逻辑错误的顽童或玩童。


    举例来说，那时流行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共军一面说，一面攻打国军，国军也还击反攻或主动攻击。这一方说，国军是美帝走狗，不是中国人，另一方说，共军是苏联的爪牙，不是中国人。事实上都是中国人，一经诠释都成了外国人。当初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真正的意思是：我可以打你，你不能打我。那时我的同侪都不能发现其中的谬误。


    三民主义有句话：“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于是有人宣传，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我的同侪竟不能发觉，民生主义只是三民主义的一部分，部分是共产主义，并不等于全部是共产主义，原典的意思是，三民主义可以包含共产主义，并非共产主义可以包含三民主义。何况下面紧接着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国民党要实行的仍是民生主义。我的同侪几乎都不能这样条分缕析。国民党败退台湾，痛定思痛了二十年后，党国元老梁寒操还在党员代表大会上发出惊人之论，他说国民党反中共，反俄共，并不反对共产主义，因为总理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他老人家还是三民主义理论家呢！全场愕然，后台“把场”的蒋经国气得面无人色。


    那时有人批评知难行易，认为人的行为并不根据他的知识，而是根据他取得利益的方法。他也举出许多例证，其中一个是针对当时的通货膨胀而发，人人知道“囤积”使市面上物资短缺，使通货的流通量增加，使货币贬价的速度更快，但是人人都急忙把手中的钱抛出去，买更多的柴米油盐回来。报纸以半版的地位刊出这人写的论文，可见他并非等闲之辈。但是我不服气，古往今来，分明有多少人为了抽象目标自动抛弃了现实利益！照他的说法，这些人为名，而名也是利，这就混淆了“名”和“利”两个名词的界限，他说道德满足也是利，他又混淆了理想和现实的界限。他对“利益”一词没有严格的定义，他的大前提也就模糊不清。


    我闷在心里有口难开。我想尽办法找《中央日报》看，希望有人反驳澄清，似乎没有。我不自量力，自己写文章寄去，当然也没登出来。我到台湾以后认真读了几本讲述逻辑的书，我本来沉默寡言，我的逻辑癖把我变成一个喜欢辩论的人。


    另一方面，武侠使人果断，侦探使人冷酷，对我的写作大概有负面影响。至少写小说不能快刀斩乱麻，马上把结论提出来。小说，尤其长篇小说，常常要纠缠不清，浑沌不明，叙述的过程即是风景，过程比目的更重要，“感觉”比理解更重要，这些并不能从那时我读的武侠或侦探中学到。那个租书店的东墙摆武侠侦探，西墙摆着秦瘦鹃的《秋海棠》，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那时徐和张爱玲受委屈，他们的小说也被打入通俗作品，和以上诸人同列。我常想，如果我那时不看东墙看西墙，把那半墙社会言情、鸳鸯蝴蝶一气读完，我又会怎么样？

 第二部 12 由学运英雄于子三看学潮

    秦皇岛环境安定，工作简单，适合写作，但是我写不出文章来。我常常面对稿纸踌躇，同事好奇，有人跑过来问我看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屡次在梦中画钞票，一面画、一面惴惴不安，唯恐人家发现是伪钞。从生活经验到文学创作，应该有“转化”的过程，这才是“将真事隐去”、“满纸荒唐言”。在理论上一切经验都对作家有用，难言之隐，“无可如何之遇”，都能升华为极好的作品，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机缘听到或者读到这般指点。


    山重水复疑无路，忽然想到，报纸文章常常跟着新闻走，我何不一试？生活经验有限，新闻生灭无穷，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如海，何愁没有食物？回想起来，我后来为日报工作，配合新闻，写了三十年的小专栏，正是这一念种下的因。


    那时各地不断发生学潮，学生游行，军警弹压，发生流血冲突，是新闻也不是新闻。有一天，我在浙江学潮的新闻中看见“于子三”的名字，心中大动：于子三是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的同学，我在初中部，他在高中部，为人个性外向，口才敏捷，有领导能力，是一颗明星。那时国民党约束学生的课外活动，他嫌二十二中封闭保守，远走重庆，高中并未读完，以“特殊方法”进入浙江大学农学院，那时浙江大学设在贵州。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浙大年底复员，迁回杭州。他领导学潮，被警察逮捕，死于保安司令部看守所中，今考其时，已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我对学潮有感伤，感伤自己失学，于子三给我强烈的写作动机，我借学潮酒杯，浇自己块垒。我以母亲的口吻写了一篇对爱子的呼唤，我说求学的机会难得，何不及时努力？我引用当时教育部发表的统计资料，民国元年至三十二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十二万人，仅占全国青年的三千分之一。那时华北各省有水灾，有旱灾，有战祸，饿死病死了多少人，多少难民卖儿卖女，社会上有千千万万失学的青年，你们领公费，读大学，为什么要罢课？罢课就是自己制造失学啊！你是在爬梯子，多少人暗中嫉妒你，等着看你们的笑话，只有母亲揪着一颗心，怕你们掉下来。


    我没能把那篇文章写好，如果十年以后写，我会加上“孩子的体重增加一磅，母亲的寿命减少一年”，我会加上“儿行千里，母担万里忧”。我的母亲对我说过：“这是乱世，我不指望你伟大，只盼望你安全。”当年为劝阻学潮，浙大教务长张绍忠发表公开信：“纵诸同学不惜以身牺牲，如何对父母师长？”什么时候天下子女才知道体贴他们的母亲？


    于子三，浙江大学为他出了特刊，杭州文史资料为他出了专辑。据钟伯熙《于子三运动回忆片断》，曲言训《青山不老，英名长存》，他是山东牟平人，一九二五年出生，大概和我同年，死时二十三岁，正读四年级毕业班。他有兄弟姊妹十一人，父亲做小学教员，家境十分艰苦。他的父母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就要毕业，大概总希望儿子找一份工作，给这个家庭添几担柴、几升米吧，他跟我背景何其相似，选择又何其不同！但是于子三因缘际会成为英雄，英雄只要伟大，不要安全，他虽然不能给父母面包，却能给父母光荣。他葬在西子湖畔，与岳飞、秋瑾同列，墓园一派烈士气象，入选浙江大学创校以来的“百年人物”，俨然不朽。然而卷入学潮的青年无数，几人能感天动地？单说因于子三之死而引发的一连串学潮，全国二十九座学校、十五万多学生游行支援，持续四个多月，挨打被捕流血丧命的人轻如鸿毛，于子三只能有一个，这就是运动。


    那时候我的文章内容单薄，如果现在写，我会提到一九四五年的战地服务团，于子三入团为前方官兵服务，他在团内常受特务“骚扰”，心中愤愤不平，没人告诉他捐血之前先要验血。他的手掌温软，凡是和他握过手的人都久久不能忘记，国民党埋没他的才华，左派满足他的自尊心，他因此投入学潮。于子三是龙，左派是水，学潮是惊涛骇浪，龙的舞台。一九四七年五月，左派学生拥立他做浙大学生自治会长，那是他自信心最强的时候，也是对学校的权力最藐视的时候，没人告诉他，人生如戏，演员入戏，张翼德真以为自己喝断了当阳桥。


    如果文章现在写，我会说，“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我们振翅时，空中多少罗网；我们奔驰时，路标上多少错字；我们睡眠时，棉絮里多少蒺藜；我们受表扬时，玫瑰里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时，早有人为你准备好墓志铭。天晓得，因为热血，多么狭隘的视界，多么简单的思考，多么僵硬的性情，多么残酷的判断，多么大的反挫，多么苦的果报。


    如果是现在，我会说，学潮由中共授精，国民党授乳，中共与学潮之间曲曲折折的线，明明暗暗的人，闪闪烁烁的话，国民政府的情治人员只会逼上梁山。我会说，这是下一代反抗上一代，这是未来反抗现在，你的儿女反抗你、而你的看家护院打死他，你有再好的理由也难心平。情治机关很难捕到真正组织策动学潮的共产党员，以浙江大学而论，现在知道，真正指挥学潮的地下党负责人姓吕，事发之后，“安全转移”，他是牧人，于子三是引路的“头羊”，他们背后还有“东家”。中共开国以后，各路英雄写史料，夸功绩，直言不讳。那时各界都说学潮是学生自发的爱国行动，都说爱国学生被构陷栽赃，中共对学潮发出那么多文告指示，后来辑成那么厚一本书，当年“各界”有谁读过一行一字。中共对学潮用心之专，用力之勤，当年“各界”有谁知道。学生争民主，要和平，他们怎知道学潮是“解放战争的第二阵线”，于子三的九牛二虎之力，无非“策应苏北解放军的战斗”。


    于子三在保安司令部拘留所“以玻璃片割喉管自尽”，浙大校长竺可桢带校医同往探看，竺校长在日记中说，校医认为是“他杀”。这位医生说，割喉自杀应该鲜血喷射而出，玻璃片上应该染满血迹，于子三手中握持的玻璃片只有尖端染血，而血迹又和伤口的大小相符，不合医学常识。于是各校学生的激烈抗议燎原而起，连远在陕西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都想派代表到杭州参加追悼。


    我想写文章，材料不够，我用三个办法无话找话。第一个办法是“乱问”：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怎会杀死于子三？于子三死了，保安司令部能得到什么好处？保安司令部好不容易钓到这条大鱼，一定要慢慢审问，慢慢引诱，直到掏空所有的情报，于子三突然死了，那是保安司令部极大的损失。


    于子三是自杀而死吗？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崇拜英雄，英雄贵在成功，不在成仁。“以玻璃片割喉管自尽”，技术上并不容易，他关进去才五天，情势并未山穷水尽。


    我的第二个办法是“乱想”，由校医想到法医，校医仅是到场察看，法医验尸才是权威。报上没有验尸报告的内容，没有法医的谈话，民间如沸水，官方如止水，“立正”的功夫很好。由验尸想到指纹，于子三握在手中的玻璃片应该经过化验，上面也许有别人的指纹？那时法医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我由法医沉默联想到省主席沉默，负实际责任的保安副司令也沉默，一任群情汹涌。我认为高层治安单位应该立即展开专案调查，让社会有个期待，有期待才有安静。


    于子三怎么死的，我的第三个办法是“乱猜”。那时流行电刑逼供，很可能，他们朝于子三身上“通电”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于子三停止呼吸，他们要向社会交代，“畏罪自杀”是唯一可用的理由。浙大校长竺可桢的日记业已出版，书中逐天记载于子三案件的发展，客观详尽。看守所告诉竺校长，于子三已死了三天，可是校医察看尸体之后，认为于子三已经死了六天。这三天“差额”，大概是急救、请示、开会商讨和布置现场的时间，于子三的死完全是个“意外”。


    于子三死于学潮，触动我失学的伤感，这才文思泉涌，今天回想，还觉得满腔有话。且说当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于子三事件之后，北平又发生“七五事件”，我的老同学李蕴玉置身其中。李蕴玉是个男生，我们一同随二十二中迁到陕西，一同从军开到沈阳。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为“恭祝蒋校长六十寿辰”，策划成立中正大学，蕴玉得贵人之助，由初中毕业生一跃而为大学新鲜人。他曾写信告诉我：“社会正在改变，能吃苦爱工作的年轻人会受到重视。”我一看这般语气，知道他“进步”了。


    内战打到一九四七年底，东北败局无可挽回，南京教育部决定把沈阳的大学生迁到华北。左派学生发起运动，反对迁移，国民政府的“忠贞学生”不眠不休，艰苦战斗，总算把对方的气焰压下去。这些学校迁到北平，政府并没有给他们适当的照顾，许多学生没有上课的地方，教育部虎头蛇尾，难以自圆其说。蕴玉写信诉苦，他说天气寒冷，他需要棉被，我急忙买了一床棉被寄给他。这么多“流亡学生”，难免三五成群，游荡街头，北平参议会有位参议员看不顺眼，提案要求“处置东北学生”，认为这些学生都应该从军。那时已是一九四八年，“从军”可不是什么好字好词，流言飞语，“从军”提案乃是出于南京中央授意，东北学生引为奇耻大辱，力主迁校的“忠贞学生”哑口无言，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七五事件”因此而生。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东北流亡学生集体走上北平街头，军警布成人墙拦截，学生不退，军警开枪，学生九人死亡，七十多人受伤。蕴玉来信历述惊险，他说幸亏受过军事训练。那时我们比别人多些常识，恐慌的人群是死亡的旋涡，人潮席卷，容易因碰撞而受伤，如果撞倒在地，多半遭践踏丧命。商家住户看见学生游行请愿，连忙关紧大门，门板和墙壁相比，毕竟凹下去几寸，这几寸空间也能避难，身体紧紧贴在门板上，比随波逐流要安全。如果位置离门太远，挤不过去，那就抱住电线杆。我在文章里公布了蕴玉的救命秘笈。


    明知蕴玉身不由己，我仍然写信劝他“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这句话出于母亲的耳提面命，我用这句话做题目写了一篇文章，母亲说过，“人多胆子大，能做不能当”，她的话有道理。我还记得日本兵打到家乡，大家逃难，当前敌情不明，如果越走同行的越少，大家就害怕，即使那条路很安全，如果同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就放心，即使再走下去很危险。这叫“群胆”，好像大家互相担保，一同负责。“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到了台湾还一再引述。


    我没能把那篇文章写好，如果十年以后写，我会加上“人一多你就犯糊涂”，我已读过许多研究群众心理的文章，但我宁愿引用母亲这句家常话。我已知道个人一旦融入群众，往往陷于催眠状态，思考力、判断力很弱，据说智商只有十四岁，盲从妄动，跟大伙儿一齐叫、一齐冲。日本人常说“红灯大家一齐闯就安全”，其实“他所做的他自己不晓得”。这时候群众会像磁石一样，把旁观的人吸过去、卷进来。当年军警镇暴，也往往把看热闹的人打一顿，或者把中途经过现场的青年铐起来。


    “七五事件”也越闹越大，起爆点在军警的枪击，当时军警能够控制现场秩序，为何还要杀人？军警方面说，群众有人先开枪，这话本来不通，你并没有看见开枪的人，居然举枪就射，你把所有的人看成一个人，又认定这个人就是开枪的人，天下岂有此理？可是那时许多人接受这个理由。余波荡漾，有人说，共产党员混在学生的队伍里开枪，引诱军警、制造血案，以便扩大事态，耸动中外。有人说，便衣军警混在学生的队伍里开枪，制造镇压的借口。也有人说，学生队伍里根本没人开枪，军警编造谎言，掩饰错误，推卸责任。真相难明，而死者不可复生！后来我知道，在伊朗，在日本，在南美洲，都有“群众先向军警开枪”，军警胡乱镇压一番，这等事居然也有样板。


    我对学潮能理解，不能支持。读大陆校友所编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史初稿》，不谈敦品励学，不谈变化气质，大幅渲染一场受到《新华日报》称赞的学潮，我不能终卷。那时政界和教育界的要人发表许多文告，劝学生专心读书，似乎毫无作用，《蒋主席告全国青年书》，要求青年不要对现实期望过高，老生常谈对初生之犊，学生当做笑话。官员文告的说服力赶不上北洋政府时代的蔡元培，而学生的斗争技术超过五四，起初，学生是胆怯的，零乱的，当局略施小技可以对付过去，但是根本问题犹在。学生回去想一想，心里不服，还要再来，这一次他们比上一次能干一些，一次又一次，你那点子老练，那点子机变，那点子尔虞我诈，学生不久就摸清了，你也许有几个高招，但每一招式只能用一次，下一次，学生就知道怎样破解。你纵有可敬的品德，可爱的风范，可羡慕的学问，拿来掩护现实的缺憾，抵挡潮流的冲刷，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以有限对无限，终究要赤手空拳。


    文章写来容易，发表却很困难。秦皇岛当地没有报纸，天津北平的报纸档次太高。倒也奇怪，我针对学潮写的几篇短文，寄给沈阳的《中央日报》、天津的《民国日报》，他们居然采用了！我收到稿费，没看到报纸，秦皇岛看报不方便，那时文章发表后，报馆不兴把当天的报纸寄给作者。回想那年代谁敢批评学潮！胡适名高、技巧也高，抬出左派最喜欢的易卜生，引用他的名言，劝告学生“要救社会，你自己得先成器”。一言既出，四处回声，都说胡适脱离青年、不配做青年领袖了。我算老几？怎会有我的发言权？思来想去，一定是和声太多，“另类”太少，编辑台上降格以求吧？


    我经常“紧追新闻记者的马车，呼吸它扬起的灰尘”，为报纸“在豆腐干上刻字”，豆腐干卖不掉，丢进垃圾桶，不在话下，我跟同侪一同度过那个时代，记忆力比他们好得多，因为我读过、想过、写过。

 第二部 13 满纸荒唐见人心

    国共内战打到一九四八年，国军在两个主力决战的战场上都告失败，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山东只剩下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眼见反攻无望，坚守也难持久，河北战场唇齿相依，这时候也只剩下北平、天津、新保安、塘沽。


    形势日非，倘若由作家构想情节，我们人人垂头丧气，惶惶不安。然而我们那个承办后勤军运补给的办公室里，却经常出现亢奋的情绪，哄堂的笑声。秦皇岛到沈阳的火车已全线不通，押运员闲来无事，畅谈他们所见所闻。他们讲述国军投降或败退的情状痛快淋漓，共军征集民工两万六千人，以两昼夜工夫，将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铁轨全部翻转，他们嬉笑述说，如欣赏一幕闹剧。他们的情绪感染整个办公室的人，大家爱听，如同接受一个免费的娱乐节目。


    回想起来，那些押运员很像替我们“采风”，靠他们居间传播，我们得以略闻当时的街谈巷议，市井流言。那时是民国三十七年，民间耳语，中华民国的国运到民国四十年走到尽头，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说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国“谶语”之说深入人心，这句“戏言”很有震撼力。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好像是应了那句“谶语”。以后国民党在台湾的日子，有人描述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九七一年，台湾朝野庆祝“中华民国”开国六十年，我觉得恍如一梦。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二○○四年了，这些年，海外多少华人盼“中华民国”消失，盼到头发掉光，她也没消失；又有多少华人盼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盼到糖尿病末期，她也没崩溃。


    且说秦皇岛当年，眼看国军就要完全退出东北，中央的战略要确保华北，大家说：东北既然不保，紧接着华北也要丢掉，因为流行的口头禅是“没有关西（关系）”。那时候人对语言文字怎会那么敏感，“共产党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词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荣、共有、共渡、共得。蒋委员长当初教中国人“走路要靠左边走”，注定了中国人都要归共产党管。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当局沿用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说法，宣告国民政府“解散”，全国报纸以头版头题特大铅字刊登，大家说：“完了，完了，解散了！”这些校官尉官的声调表情简直幸灾乐祸，完全没想到那将是他们的末日。


    我一直很难了解那些人的感情，事前事后，他们都绝非中共的工作人员，国民党政权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何以完全没有留恋顾惜？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出笼，钞面印上蒋介石总统的肖像（以前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他们拿着新钞指指点点：谁的像印在钱币上谁垮台，袁世凯，孙中山，现在是蒋介石！他们又说，蒋穿着军服，面相瘦硬倔强，没有王者气象。为了预防钞票折叠时磨损人物肖像，新钞设计把蒋氏的相片从中间稍稍右移，这也成了恶兆，国民党要“偏安”！我知道，他们这些话都从亲朋邻舍那里听来，但是他们非仅不能过滤选择，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创造发明。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单位有位上尉，他读完了辽西战败的新闻，到处找《三国演义》，他要悠然低吟卷首那首西江月：“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好像他真以为自己是明代的杨慎或罗贯中，可以“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一九四九年我到台北，好不容易进《扫荡报》工作，不久，报社的财务发生问题，永久停刊。那时新职难觅，对员工本是很大的压力，可是人人如释重负。后来我读到意大利文豪卡尔维诺的话：“既想自卫又想逃跑，既希望消灭敌人又希望被敌人消灭。”好像被他说中了！


    那时中共高喊“形势比人强”，形势在变，人的想法在变，谈话也就换了内容。某同事信佛教，拜菩萨，我问拜哪位菩萨，他说我拜“大势至”菩萨，听来悚然一惊。新到差的参谋主任算是本单位的二把手，他为了联络同人感情，发起赴北戴河一游。北戴河距离秦皇岛十三公里，以避暑胜地闻名全国，我也跟着去了，那是我仅有的一次出游。我没有心情写游记，只记得看见一栋一栋精雅的别墅（现在知道有三百栋之多），全是当朝显要的产业，全国硝烟弥漫，山水失色，主人留下一个人看守空屋，飘然远去，预料他永远不再回来。我在庙里抽了一根签，签语是：“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释氏空，塞翁失，楚人得。”十分奇特。


    抗战时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我主爷起义在芒砀”（萧何追韩信），内战末期，爱好京戏的人信口哼几句“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让徐州）。那时最流行的流行歌曲是：“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当年的一切给了你，你却白白把我弃……从今以后，再也不要你这个坏东西！”它本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剧中妻子唱给负心的丈夫，电影演完以后，歌曲脱离剧情，自己生长，社会供给营养。新闻报道说，宋子文坐船游西湖，被某大学游湖的学生发现，学生的十几条船包围了他的船，大家齐唱“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发泄对财经政策的不满，宋氏十分狼狈。（所以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电影检查的办法里增加规定，某一部电影可以上映，但是其中的歌曲不准广播，不准制成唱片出售）。还有人把几首抗战歌曲混编，唱成：“委员长前进，我们跟他前进！委员长胜利，我们跟他胜利！委员长失败，我们跟他失败！我们再也无处流浪，也无处逃亡！”


    说到逃亡，那时流行一个说法，中国人有五等去处：第一巴西（想不到吧？），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国库的黄金运到巴西贮存，那里最安全。第二澳洲，原子尘的降落量最低。第三瑞士，永久中立国没有战争。第四昆明，第五广州，两地气候温暖，饿死冻不死，紧邻中南半岛和香港，如有必要，可以继续往外逃。美国和台湾榜上无名（更想不到吧？），美国有种族歧视，那时排华的风气还很表面化。台湾面积小，逃去的人已经太多了，道路传闻“连厕所里都住人”，有钱人都往外国逃，后来听说有人写了一篇很叫座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无祖国》。


    那时，茶余酒后有些小故事也该传下去。据说两个小国的国王见面交谈，一个问：“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你站在哪一边？”一个答：“我加入苏联集团，帮他们打美国。”那是为什么？美国有原子弹，胜算比较大啊？对方回答：“我也知道美国会打败苏联，我战败之后，美国一定给我大量金钱和物资，也会派很多专家来帮我修桥、盖楼、造铁路，我就有好日子过了。”结论是，宁可做美国的敌人，不可做美国的朋友。国民党正是美国的朋友！


    国军军服改制似在一九四六年，我查了好几种版本的大事记，都没有记载，服制改革是大事，比一城一地得失重要，编大事记的人没眼光。“失败主义”气氛弥漫，这件旧事也加入话题，新式军服废除了“武装带”，武装带模仿日本陆军，日本既已战败，成为可耻的或可同情的对象，中国应该走出它的阴影，可是民间说国军解除武装，难怪溃败投降。日本军官在武装带上挂指挥刀，中国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短剑，剑柄刻字“成功成仁”，服制改革后短剑不再随身佩带，国军从此既不能成功又不能成仁。旧式军服衣领上有“风纪扣”，军人出门必须把它扣好，否则就是违纪。这个风纪扣实在麻烦，它用铜丝制成，一公一母（以钩形钩住圈形）。被服厂工作粗糙，或者没有对准，或者没有钉牢，军服不是量身定做，领口太松或太紧，反而制造许多风纪问题，新式军服索性废除，大快军心，可是民间说从此国军风纪荡然。


    有人说，以上种种都出自中共文宣，中共改造了或者污染了国民党治下的意识形态。如果中共真有偌大能耐，咱们也服了，他也许像破坏铁路一样，自己起个头，拔掉几颗钉，以后靠铁轨枕木本身的压力自动进行。那时候我也对新式军服有“看法”，年轻人当然喜欢新衣服，我用今天的语言述说当年心情，新式军服受美军影响，设计比较“人性化”，但是它“颠覆”了国军陆军的形象。陆军的光荣史是北伐和抗战，战史留下许多照片，英雄健儿头戴窄边帽（野战小帽），身穿中山装改造的上衣，打着绑腿，这个造型和战史一同深入人心，上面附着多少人胜利的信心和英雄崇拜。忽然换成大盘帽，好像一阵风随时可以吹掉，窄腰身大裤脚，帽子上绣着嘉禾，上校帽檐有金色梅花，将官帽上有金箍，三分像征衫，七分像戏装，从服饰上看，陆军和它的光荣史脱离了。再看眼前的战争，陆军自从穿上这套明盔亮甲以后，怎么总是打败仗，有时全军覆没，有时全军投降，人们对这套新衣服很难产生敬意好感。


    我觉得这些都是写文章的好材料，可是我的文章一篇一篇寄出去无人采用，我的作家梦受到严重打击。那时我的心思全在如何写成一篇文章，我的喜怒哀乐全由文章是否见报所左右，时而欣然，时而茫然，时而兴致勃然，时而生趣索然，情绪极不稳定，长官同人常用好奇的眼神看我。那时他们不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他们不知道我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用今天的新词说当年事，我和别人严重“疏离”，彼此没有情感关系，没有道义关系，没有利害关系，以后的变局怎么应付，我完全没得到别人的关心指点，我也完全不能关心别人。一个人怎么能那样度过战乱，回想起来，那也是我很危险的时候。


    我读到一句话：“好文章是好的意见说得好。”好意见是内容，说得好是形式，有些文章并非论说，这把尺可以稍稍松动一些：“好的材料写得好。”以我的阅读经验，有些文章的技巧平常，只因材料难得，或者有些文章材料平常，只因技巧出色，也都能站得住，我有好材料为什么就不行！我把这些材料藏在心里，带到台湾，台湾文网严密，我是惊弓之鸟，不敢泄露只言片语。后来带到美国，打算写自传，这些见闻未曾轻易使用。一九九九年给纽约《世界日报》写定期小专栏，受截稿线煎熬，偶尔吐露些许。眨眼之间，于今五六年了。


    那时国民政府的公信力跌到谷底，无论政府说什么，老百姓总是不相信。那时英国人讽刺伦敦的气象预报，“如果他说今天是晴天，你出门时一定带一把雨伞。”中国人就拿这句话来讽刺自己的政府。这时候发生川岛芳子的生死问题，全国关心，扰攘不休，我也在一片嘈杂声中有幸发表了一篇文章。


    川岛芳子的中国名字叫金璧辉，满族肃亲王之女，日本政客川岛浪速收为义女，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把她训练成一名重要的间谍。抗战时期，她是许多传奇故事的主角，抗战胜利被捕，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一九四七年十月以汉奸罪判处死刑，一九四八年三月执行。川岛芳子受审和处死，都是轰动全国的大新闻，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旁听席满座三千人，庭外还有几千人拥挤，法院一度延期审理。


    川岛芳子的死刑是在夜间执行，刑场设在监狱里，不准中国记者进入监狱实地采访，法院称为“秘密执行”。众家无冕皇帝守在监狱门口看了一眼尸体，子弹射入头部，血迹模糊，长发散乱，无法辨认脸孔。于是谣言四起，记者大作反面文章，川岛没死，死者是一名替身。报纸扩大发掘，种种内幕出笼，替死的代价是一百根金条。有女子出面自称是她的姐姐替死，她家只拿到三十根金条。死刑执行多日之后，有人收到了川岛芳子一封信。有一家报纸在四月一日登出愚人节消息，记者深夜与金璧辉见面，第二天这家报纸虽然登出更正启事，但前一天造成的轰动效应继续滚雪球。中央政府派员调查，所有的传说都是凭空捏造，但民众只相信传说，不信政府的调查报告。


    当时各报质问的重点在“秘密执行”，为什么秘密执行？有何不能告人之处？我对这个问题略有了解，死刑本是公开示众以儆效尤，“看杀头”何止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法国断头台四周不也万头攒动？后来法律观念进步，发现公开执行可能出现两种后果：如果犯人恐惧战栗（有时不能举步，必须由人抬进刑场）。观众会觉得法律太残忍，损害政府的形象，也助长社会大众滋生残忍心。如果犯人很勇敢，昂然上路大喊小叫，那又打击法律尊严，助长悍然不顾一切的风气。因此现代法院处死犯人不再让大众参观，所谓“秘密执行”不过如此。如果“秘密执行”代表黑幕舞弊，怎能挂在法官嘴上？又怎会明文写在法律条文里？


    这篇文章登在天津的《经世日报》上，川岛芳子死了，我的信心活了。但是川岛仍然没死，几十年来，多少人谈论她的故事，仍然用买方替死结尾。到了八十年代，大导演李翰祥在香港写回忆录式的专栏，还咬住“秘密执行”不放。九十年代，李碧华以川岛的素材写小说，还暗示这位大间谍在日本终其余年。我那篇文章没人注意，有人即使看了也不肯吸收，成见是铜墙铁壁。“秘密执行”从日文译来，中文“秘密”一词有负面含义，当年翻译家或者不知语言“染色”之说，或者不信一粒沙里面有一座山。以后多年我一直寻思，怎能另外想一个词句代替“秘密执行”，我也没想出来。

 第二部 14 山东从洗衣板到绞肉机

    国共内战，由三大战役改朝换代，辽沈会战、平津会战和淮海会战（徐蚌会战）。不应忘记还有一个战场，交战时间久，战斗次数多，战祸损害大，关系国共力量的盈虚消长，那就是山东。


    概括地说，抗战胜利到大陆撤守，为时四年，山东战场的形势是：第一年，共军采取攻势，第二年和第三年，国军采取攻势，最后一年，共军又采取攻势。那时山东境内有两条铁路，胶济铁路自东而西，津浦铁路由北到南，好比两根扇骨夹出一个扇面，中间一大片山地，好比画在扇面上的山水，大小战役无数，双方争夺的就是两条扇骨一幅画。


    抗战胜利后，山东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俱在中共控制之下，国军锐意夺回，不断交战。往事如麻，我现在参考刘统著的《华东解放战争纪实》，还有丁永隆、孙宅巍合著的《南京政府崩溃始末》，加上族叔玉读的回忆，理出一个头绪来。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军由济南东进，青岛西进，打通胶济路。九月，国军沿津浦路北进。双方激战两个月。


    一九四六年十月，国军进攻鲁南，进展顺利。马励武败于此役。


    一九四七年一月，国军三十一万人，分南北两线进攻沂蒙山区。李仙洲败于此役（二月）。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军在华北各战区皆取守势，独向山东进攻，调动二十四个整编师，分三路指向沂蒙山区，同时企图打通山东境内之津浦铁路。张灵甫败于此役（五月）。


    一九四七年六月，国军以二十五个旅再攻沂蒙山区，南麻战斗即在此役（七月）。


    一九四七年八月，国军五个整编师进入鲁西南，与共军鏖战。


    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国军六个整编师攻入胶东。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国民政府划分二十个绥靖区，山东占了四个：第二绥靖区设在济南，第九绥靖区设在临沂，第十绥靖区兖州，第十一绥靖区青岛。


    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七月，共军攻，先取胶济路中段，再取津浦路中段，济南、青岛、临沂成为孤城。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失守，王耀武逃至中途被俘。


    一九四八年十月，临沂弃守，菏泽、烟台全失。


    一九四九年六月，国军撤出山东最后一个据点，青岛。


    看了以上的记述可以知道，蒋介石总统并不想放弃山东，至少在军事上他把山东看得非常重要。国军也并非只知道固守据点，大规模的攻势也曾再接再厉。可以说，国军作战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攻击，第二个阶段是以攻为守，第三个阶段才是“以孤城为最后碉堡”，死守守死。


    国军困于共军的“卷边战术”，顾此失彼，得不偿失，始终没有办法破解。“卷边战术”一词费解，王健民教授在他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里称为“对进战术”，并加上注解：“你到我家里来，我到你家里去。”举例来说，一九四七年国军从各地调集重兵打通北宁铁路，共军乘虚攻吉林、新立屯、黑山，占领朝阳、农安、德惠。一九四七年八月，国军以十个整编师追击刘邓，豫西、陕西、陕南一带空虚，共军进占洛阳和潼关之间陇海铁路。一九四八年四月，国军从各地调集重兵，企图收复开封，汉水流域空虚，共军趁机袭取襄阳、樊城。山东战场也是如此，例如一九四七年六月，国军指向蒙阴、新泰、莱芜，共军趁机南下，攻入鲁西南。


    《孙子兵法》说战争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率军出师的人有两个选项，但是战地的民众只有一个选项，山东苦矣，山东苦矣。


    “对进战术”产生“拉锯战”，忽而国军来赶走共军，忽而共军来赶走国军，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化作木屑，纷纷飞扬坠地。故乡兰陵是个小地方，平时媒体不值一提，基于“战争使小人物成名，使小地方出名”的原理，竟也在当时的报纸和事后的专门著述里频频出现。兰陵苦矣，兰陵苦矣。


    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军由苏北沿运河布防，一度进入兰陵。


    一九四六年一月，郝鹏举起义投共，由苏北入鲁南，经过兰陵。郝的部下还以为是和共军作战，把兰陵的中共干部抓起来。


    一九四六年春天，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在兰陵病死，军长陈毅到兰陵主持后事，安葬在兰陵东北的凤草山上。


    一九四六年秋，国军进攻山东峄县（峄城）、台儿庄，一八○旅旅部设在兰陵。


    一九四六年十月，国军撤出兰陵、峄县（峄城）、枣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国军进攻占领峄、枣，兰陵收复，次年一月又失去。


    一九四七年一月，国军共军战于向城、卞庄、兰陵。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军北攻沂蒙山区，沿途收临沂、峄县（峄城）、兰陵、枣庄、滕县、费县。


    一九四七年六月，两军在苍山（卞庄）、峄县一带作战，共军退向滨海区。七月，国军进出沂蒙山区，兰陵再失再得。


    一九四七年十月，共军取兰陵。


    一九四八年三月，共军取兰陵（在此之前想必有一次失兰陵）。


    一九四八年六月，台儿庄国军出动，收复兰陵，得而复失。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国军因徐蚌战役（淮海战役）放弃临沂，故乡“拉锯战”结束。


    抗战胜利时，沦陷区民众“想中央，盼中央”，不在话下。“拉锯战”前期，地方上的乡镇干部有两套班底，一套接待共军，一套接待国军。小学里有两套教材，国军占领期间使用这一套，共军占领期间使用另一套。乡镇公所办公室预备蒋先生的玉照，也准备毛先生的玉照。听说有个乡公所，高悬蒋的肖像，同一相框的反面就是毛的肖像，若是忽然换了占领军，乡长可以立即把相框翻身。最后国军一败涂地，共产党“铁打的江山”，老百姓也只能有一套教材、一张肖像了，也只能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国民党似乎并非因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土地才失去人民。


    我要写下一段文字纪念李仙洲将军。抗战后期，他创办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我在那所学校里读到初中毕业，那是我的最高学历。那时政府对学生采行军事管理，严厉刻苦，李仙洲爱护学生，居各位“将军创校人”之首，我们至今感念。


    老校长李仙洲，山东长清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山东“三李”之一，另外两位是李延年和李玉堂。山东还出了一位将领王耀武，黄埔三期毕业，年级比较低，但升迁比较快，军中常说“三李不如一王”，三李是纯粹军人，王耀武有政治手腕。他们的蒋校长把王耀武、李仙洲都派到山东，学历较低的人做一把手，学历较高的人做二把手。学历低的人如何指挥学历高的人，年纪大的人如何服从年纪轻的人，向来是个难题。据说，蒋校长故意如此配搭，利用矛盾是蒋氏一贯的统驭之术。


    一九四二年，李仙洲以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率军入鲁，遭到共军的激烈抵抗，黯然折回，从此失去兵权。据说他常静静地站在山东省地图前面，设想如何攻守制敌，希望有一天统领十万之众，完成未竟之业。一九四七年二月，国军出徐州，由台儿庄、郯城北上；出济南，由明水、淄川南下，想和共军陈毅决战，他自动请缨。他只看山东地图，没看全国地图，更没看世界全图。王耀武给他两个军、一个师，再加一个旅，共五万多人，向共军老根据地莱芜、新泰进攻，计划与南路欧震兵团会师，十天以后兵败被俘。


    他怎会这么快就做了俘虏呢？山东父老爱护他，为他编造了传奇。据说他骑在马上进入莱芜县城，牵马的“马童”是共谍，马童带他进入一所宅子，共军早在宅子下面挖好地道，在他床底下留了个出口。半夜时分，李仙洲睡在床上，怎么也没想到床底下突然钻出敌人的敢死队来。这个故事编得好，符合李仙洲鲁直憨厚的性格，夸张解放军舍正用奇的战术，给老校长留下几分面子。


    今天知道，老校长被俘并不在莱芜城内，而在莱芜城之北、吐丝口镇外的郊野，并不是马童出卖他，而是他指挥之下的一个军长出卖他。吐丝口吐丝不吐人，他且战且走，左腿中枪，跌下马来，失血昏倒。这一枪保全了老校长的颜面，与那个传说无关。


    莱芜兵败，南京国防部作了深刻的检讨，多年以后，参与此役的人也写了文章。国军沿公路向北突围，没有遵守战地行军安全六要：侦查、掩护、警戒、搜索、联络、通信。那时许多指挥官都不遵守“六要”，常为敌人所算，纸上谈兵的杨杰愤愤地说过，凡是被俘的、被袭击的、误入敌人陷阱的指挥官都该枪决！还有，莱芜之役大军撤退不能保密，难民和军队同时出城，拥挤混杂，以致大军行动迟缓，部队与部队间联系困难。老校长是山东人，无法用激烈手段排除难民造成的障碍，“鲁人治鲁”也有坏处。当年岳飞勒马敌前，等义民完全撤走才班师，因此费了秦桧的十二道金牌，老校长学岳飞，画虎不成。名布道家殷颖牧师参与此役，被俘脱险，他当时是政工小青年。


    老校长的上级也犯了错误。据说由莱芜、新泰南下是一条险路，胜算最小，南京参谋本部偏偏选了这一条路线。参谋本部认为北线没有共军主力，催促他急进，其实共军已布好口袋。他的部下也犯了错误，沿途乱丢辎重，明语喊话，听见枪响乱成一团。更不说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是中共的内应！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度流行所谓“莫非定律”，其中有一条说，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机构里，“每一个人都升到他不能胜任的职位为止”。一个科员做得很好，于是升科长，他做科长也很好，于是升副处长，如果他做副处长很平庸，也只有继续让他当副处长，既不能升他处长，也不能把他降回科长。老校长李仙洲和他的上级，大概也都“升到他不能胜任的职位”了吧！老校长苦矣，老校长苦矣。


    莱芜之败有代表性，它提供了一张切片，使我们看见为何共军能够一再得胜。李仙洲指挥两个军长作战，其中一个是中共间谍，这还了得！李仙洲召开会议决定撤退，会后这位军长不见了，他和躲在城里的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一同开会去了，国军怎样做，人家全知道，人家做什么，国军全不知道。几乎各战场都是如此。


    台北的《传记文学》出了一本专书，记述各个高级将帅的身边都有中共间谍，个个深受宠信。中共地下工作者渗透国军上下内部，潜伏了不知多少年，担任了多少重要的工作，情报部门始终没有发觉。参谋本部“一人之下”的运筹者竟是老共产党员，胡宗南挥军攻取延安，竟然找共产党人熊向晖草拟作战计划。每一战役的作战计划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同样也摆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南京电讯局设置“军话专用台”，专门转接国民政府总统、国防部长，以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的电话，工作人员九人，其中七人是中共间谍。许多人把国民政府的军事情报首脑形容为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可是“耳目所及尚如此”！国民党失去大陆，原因很多，我总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军事失败，而军事失败主要的原因，由于情报失败，金鱼缸撞保险箱，即使战后不裁军，即使没有马歇尔调停，恐怕也是这个结局。


    莱芜之役，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战死，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逃回济南。据说王耀武对着他拍案大骂：“即使你们是五万多头猪，也不会在三天以内全给人家捉去！”狼奔豕突，的确很难对付，然而李仙洲率领的不是猪，是人，人为万物之灵，看风向，识时务，趋吉避凶。济南守军十万，王耀武也只守了八天，天津守军十三万，只撑了二十九个小时，辽沈战役最后决战，廖兵团一夜瓦解。人啊人！


    莱芜既败，蒋介石总统亲自飞到济南，在绥靖区司令部召见王耀武，那时山东籍的名记者王潜石在济南采访新闻，据他得到的消息，蒋劈头就责备王耀武：“你把李大牛送出去……死特啦！”蒋氏称李仙洲为大牛，可见他对李的喜爱，也可见他知道李的局限。据说王耀武低声分辩了几句，蒋举起手杖就打。


    在台湾，李仙洲是“蜡像馆里溶掉的蜡像”，有时听到他的名字，心中难过，他不是一个灵活的人，如何适应中共的换魂改造？中共对地主、商人、教员、国民党工、中下级军官十分严厉，没想到对中将、上将、当朝一品、封疆大吏反而宽松，八十年代，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问世，公布了许多秘辛，那些超级俘虏既未遭受公审清算，也未经过痛哭认罪，没有强迫劳动，也无须天天背诵八股教条，大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闲来无事，相互夸耀过去腐化糜烂的生活。


    沈醉提到李仙洲的名字，他说老校长沉默寡言，从不参加别人的吹牛聊天小组。中共动员超级俘虏对台湾广播，劝国军官兵起义归顺，别人都公事公办，李仙洲总是婉言推辞，他说我打了败仗，做了俘虏，有什么颜面劝以前的同事部下投降？中共倒也不勉强他。天下事因果难测，《战犯改造所见闻》传到台湾，起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大家推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解放了，中共算账，也是官做得越大罚得越轻，“特任官住的牢房比简任官舒服，简任官住的牢房又比委任官舒服。”今天赶快力争上游吧！于是“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加强了党政团队的向心力。


    美国总统华盛顿说过，美国革命成功，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华盛顿。国民政府蒋主席引用这句话，他说中国抗战建国，要有千千万万个蒋中正。中共毛主席接着说，他只杀小蒋介石，不杀大蒋介石。国共内战究竟有多少“大蒋介石”落入中共手中，未见正式的统计数字，只知道中共关押国内战犯九二六人，军中系统者七三六人，包括中将七十二人，少将三百二十三人。一九五九年国庆，特赦三十三人。一九六○年又特赦五十人，李仙洲在内。一九七五年全部特赦完毕，未杀一人。老校长受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病逝济南，享年九十五岁，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校友百余人，从各地赶来参加追悼会。


    我还要提出另一张切片，从另一角度看内战。一九四六年十月，国军由徐州大举北上，次年二月初，整编廿六师师长马励武中将，下辖李良荣的快速纵队，一夜覆没，战场就在我的故乡。整编廿六师为美式装备，快速纵队是装甲战车，再加上炮五团，工兵总队，辎汽廿四团，共约五万之众，堪称精锐之师，先头部队由兰陵向北延伸，指挥部及后勤支援部队设在峄城。


    兰陵之北一片平原，适合装甲部队行动，但是那里有五公里左右的狭长地带，土质松软，晴天看上去没什么异样，天下雨立即成为烂泥塘，当地人称为“漏汁糊”。马励武枉为名将，趾高气扬，他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不知道有个“漏汁糊”，没人告诉他有个“漏汁糊”。据《苍山县志》和《临沂百年大事记》记载，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雨雪交加，廿六师官兵躲在装甲车旁的帐篷里忍受恶劣的天气，马励武接受官绅邀请，进城过年。共军自百华里之外的山区，强行军扑向峄城及兰陵以北地区，向马励武部队截击，国军所信任的地方民众，配合共军展开突袭行动，各地区指挥中心皆为共干控制，强大的精锐国军在一夜之间溃散不存。各路共军向快速纵队合围，装甲战车且战且走，大部分陷入“漏汁糊”中被共军炸毁，仅七辆坦克、九百步兵突围逃往峄城。


    九日晚间，共军围攻峄城，马励武把坦克摆在城墙上，当做防御炮使用，后来想突围，坦克没法从城墙上开下来，他真是“升到他不能胜任的位子上为止”了。十一日共军攻入城内，马励武投降，族叔毓白看见他高举双手，呼喊“不要打了”。


    徐州有百万山东“难民”，他们都坚决反共，国军出兵之时，山东难民推派代表到军部陈情，愿意担任向导，军部高官拒绝接见。国军进入鲁南，从共军手中夺回许多乡镇，各乡镇都没有倾向中央的居民，当地中共干部以民众身份出面欢迎，提供协助。徐州的反共难民返回乡里发觉不妥，大家又推派代表向当地的部队长反应实际情形，部队长认为这是地方派系贪功争宠，实际上他也没有办法分辨好坏，结果这些部队长全被中共的工作者蒙蔽包围。


    那时国军从不结合民众，他们不读史，不知一个农夫关系战争胜负、大军安危。在他们看来，老百姓都是“匪”，或者都“通匪”，中央军好像不是跟共军作战，而是跟全体老百姓作战。杨正民教授的回忆录《大地儿女》记述，他的老家在山东定陶，抗战胜利，国军开到，竟把村民都集中看管才放心宿营，国军真的进入了“无人之境”，没有人真心向着他。


    今天回想，许多故事血迹未干。国军进入村庄，探问敌情，得到的答复是附近没有共军，话犹未了，共军忽来围攻，国军先把答话的人一枪射死。某将军召集村民训话：“我军的行动，你们马上告诉敌人，你们若不通风报信，敌人会活埋你；可是敌人的行动，你们从来不告诉我，你们料定我不会活埋你。今天我来告诉你们，我也会活埋人！”说到此处，将军向民众伸手一指，士兵跑过去，拖出来一个小伙子；将军再一指，士兵拖出来一个老头儿，地上早就挖好了两个坑，等人下土。一时哀声动天，妻子爷娘满地打滚。一九四九年我到台湾，有时听败军之将谈作战经验，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


    当年国军心高气傲，瞧不起地方武力。所谓地方武力，概指抗战八年残留的游击队，所谓残留，因为这些游击队跟共军势不两立，双方经过无数战斗，大部分已被共军消灭，这些地方武力能顽强地生存下来，自有它的长处，他们身经百战，了解共军的战术，他们深入民间，情报灵通。国军把他们看成多余，实在是天下第一糊涂虫。


    那时张天佐、王洪九、张景月都是山东著名的游击领袖，他们想晋见一个团长都鹄候多时，官兵白眼相看，拿他当无知乡愚。共军围攻临沂外围王洪九的据点，有所谓“百日激战”，国军汤恩伯兵团入鲁北上，从临沂境外经过，先头部队陈大庆驻守百华里左右的滕县，山东省主席何思源一再发电向汤恩伯求救，只见飞机来了，空投一批宣传文件了事，听其溃散。陈毅围攻“鲁南反共军”王继美，国军在苏北运河沿线布防，坐观战事进行，王继美全军覆没，举枪自杀。黄伯韬以临沂地方武力为“死子”，掩护自己撤退，他自己到了苏北，过运河不派工兵架桥，难逃中共重击，依然损失惨重。国军的行止从来不通知乡公所，共军一再伪装国军占领乡公所，消灭各乡镇的反共力量。如果中央军嫡系部队消耗非嫡系，那么非嫡系也在消耗地方武力，山东精英肝脑涂地，只当做是脚底下的泥。


    那年月我并不在山东，但是我回忆过去，无法对故乡变故避而不谈。有人说，一九四二年国军撤出山东，负了山东，有人说，一九四六年国军攻入山东，害了山东，立场不同，见解不同，总而言之，古体诗人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新体诗人说，战争像洗衣板，反复揉搓一件旧衣服。最新的诗人没见过洗衣板，他说战争是绞肉机。两个比喻都有用，一个像八年抗战，一个像四年（？）内战。我落叶飘零，有负故乡，山东之痛，触及灵魂，我是山东的一部分，山东也是我的一部分。我始终不能用山东之痛代表中国之痛，象征人类之痛，我负了文学。

 第二部 15 山东天敌之下的九条命

    对日抗战发生前，山东没有中共一兵一卒，民间相传，中共“七支钢笔进山东”。那时中共只能秘密工作，称为地下党，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共由地下转到地上，公开活动，所以国民党人一再说，西安事变救了中共，他们恨张学良、杨虎城。抗战发生，中共党员可以深入农村，招兵征粮，募款买枪。山东籍的共产党员回到山东，可以向山东军政首长讨一张证明文件，回乡发展抗战的游击武力。人马多了，地盘大了，就要设立党部，委派乡长村长，于是有了解放区。据《天翻地覆三年间》一书说，抗战发生时，全国有七十个解放区，抗战胜利时，全国有两百个解放区。


    山东土匪多，国民政府允许民间拥枪自卫，抗战发生时，山东民间自卫存枪越过三十万支。抗战发生，地方以自卫武力为基础，发展抗日游击队，一度超过一百万支枪。中共赤手空拳，从头做起，竟能把这百万人马吃掉十分之九，累累战果，对中共的成长极有帮助，世人注意中共接收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忽略了中共并吞了山东的地方武力。有些史家说，抗战期间，国共双方机会均等，而中共后来居上，并不能完全用西安事变和日军侵华来解释。


    中共发展壮大的经纬，到现在还没人写出一部《资治通鉴》。以我个人的感受，中共制胜，由于它的行为处处与国民党相反，我是说“行为”，不包括动机和结果，“动机”口说无凭，“结果”木已成舟，“行为”才举足轻重。国共“相反”，非常普遍彻底，几乎可以看作是两种文化，一生一克。可以说，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天敌”，国民党虽有种种反共制共的方案，其实挡不住，纵然高呼“向敌人学习”，其实学不来。


    概括地说，国民党办事“执简驭繁”，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已经运作，国民党顺应这种运作，倚赖由运作产生的枢纽人物，掌握枢纽就掌握了社会。地主是佃农的枢纽，资本家是工人的枢纽，校长是学生的枢纽；一个校长等于全校学生，一个地主等于全村佃户，一个厂长、董事长能抵他旗下一千个工人。国民党注意拉拢这些人，重视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偏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


    共产党不怕麻烦，反方向而行，它搞“农村包围城市”、“小鱼吃大鱼”。它结合贫农，不要地主；它结合工人，不要资本家；它结合学生，不要教育部长。一部总机下面有一千具电话，但是它可以使九百具电话机不通。它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理直气壮地去组织学生和农民，因为上阵打仗要靠多数，不能靠少数。等到民众组织成功，军队训练成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当务之急是一齐动手摧毁那些枢纽，重组社会，痛快淋漓！


    说到改革社会，那时主要的表现是“土改”。山东省农村多、地主多，山东人对土改的感受特别深刻。农人一生离不开土地，农民多么渴望自己有一块田，多少农民终生流汗难以达到目的，而地主、尤其是大地主拥有那么多田产！“一家饱暖千家怨”，佃农对地主有心结。共产党来了，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佃农，因为“这块田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农民非常激动。然后中共又说，你们必须把地主彻底打倒，斩草除根，防他死灰复燃，夺回田产。充满了危机感的农民，用中共发明的方式，把地主斗倒、斗伤、斗死，这就和地主阶级结下血海冤仇。走到这一步，农民无路可退，无处可躲，只有紧紧依靠中共，从军支前，献上身家性命，以防地主的保护人国民党回来算账。


    山东土改惨烈，“五岳归来不看山”，山东是土改的“东岳”。文学作品写土改，《芙蓉镇》是扮家家酒，《白鹿原》比较深刻，其中有些细节，例如某长工最恨他的雇主，那人走路老是挺直腰杆，所以长工在土改时专门打断雇主的腰，让他到死直不起腰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一皋指出，农民“并非只想改善些子（一点点），那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经常梦想一下子翻飞到最高”。据我所知，土改充分满足了农民的幻想，农民可以用铡草的大刀把地主“铡”死，可以往地主头上浇开水把他烫死。斗争大会高潮迭起，地主不堪其苦，恰好会场旁边有一口井，他赶快跳进井里淹死。今天斗争熬过，明天斗争难熬，夫妇二人头上顶着“光前裕后”的门楣，面对面吊死。考验愈来愈严酷，刀尖向内，儿子清算老子，妻子检举丈夫，最好的朋友掌握你最多的秘密，也最有资格置你于死地。于今大学教授在他的论文里举重若轻，“尽管清算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但是由于这些法令条文都是原则性规定，缺少可行的严密性，而且随着运动深入，政策也随着变动，简单化的解释在实际操作上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外祖母是个寡居多年的老妇，家中田产早被舅舅卖光，她的身份仍然是地主。土改无情，她老人家按照规定“扫地出门”，不留田产，不给住所，不问生活。她死在村头的一个席棚里。我那个骑驴打游击的舅舅，乡人告诉我“他没能老死”，我千方百计找到舅舅留下的两个儿子。


    那时中共下达了一些文件，纠正运动中“过火”的行为。今天这些文件已经公开，从中可以知道，当年各地群众普遍打死人、逼死人。纠正过火是在过火的行为普遍发生以后，障碍已经清除，社会已经净化。


    且说那时候，“逃亡地主”的子弟组成还乡团，尾随国军进入新解放区。国军应该使用这些人安抚乡亲，笼络人心，可是国军发给他们枪械子弹，教他们去杀人报仇！这些子弟本是民间拥枪自卫的骨干，大多数打过游击，或者有跟共军交手的经验，看人流血并不手软。国共对进，共军走了，国军暂不进驻，预留短暂的真空时间，默许还乡团先去“惩罚奸民，铲除障碍”。还乡团杀掉为中共工作的人，杀掉分了他家田地的人，杀掉斗争会上活埋他父母的人，那些人也曾是他们的邻居、佃户或仆从。还乡团杀人不经过任何程序，路上遇见路上杀，田里遇见田里杀，家中捉到家中杀，那时农民耕田经常耕出尸体来。国军犯过许多大错，这是其中一错。还乡团杀人，逼得那些老百姓跟中共同命一体，今生今世再无反顾。


    兰陵王族是鲁南的一座“封建堡垒”，土改将之彻底摧毁，王氏族人也就出了几个还乡团的杰出团员。我有一个同族的叔叔，他逃到徐州郊区的九里山做难民，还在九里山野地里枪杀了他家的长工。他逃难逃到上海的时候，还藏着那把手枪。他看见上海市这么大，这么复杂，人和人又这么陌生疏远，以为可以藏身其中，苟且偷生，他低估了中共的统治能力。兰陵公安局派了一个人到上海南京寻找有血债的地主（认乡队？）把他揪出来押回兰陵，在镇中心的大街口枪决。


    那时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造匪”。陶行知在《申报》发表《论剿匪与造匪》，他说今日“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大。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若说“造匪”，源远流长，国民党始则联俄容共，继而团结抗战，千千万万人都和中共沾上关系，国民党的政策可以任意改变，这些人的历史不能随手涂抹，只因与“匪”偶然结缘，在国民党的档案中一世难解，这些人到了台湾，处境尤其艰难。而且陶公只读半部水浒，他只记得高俅逼林冲上山，忘了宋江也逼卢俊义上山，既有林冲又有卢俊义，《水浒传》这才丰富深刻。中共土改、学潮固无论矣，国军常常半夜出城到卫星村落去抓壮丁，乡村年轻人不敢在家睡觉，逃到离城很远的野地露宿，中共提供招待所管吃管住，只消三天两天，已在他们身上烙下印记，国军把他们列入通匪的黑名单，他们回家再也难以安居，只有离家正式“投匪”。


    中国人常说“人多了乱”，所以国民党害怕群众、疏离群众。中共相信“人多拾柴烧火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经过组织训练，人的个性泯灭，群性和公共运动掩盖一切，人人都是党的驯服工具，如此，万人只是一人，西方人的形容为“铁板一块”。北京大学教授刘一皋教授用他的学术语言这样包装起来：“新的编村制度全面实施，强化了政权对农村的直接控制，基本上完全改变了过去相对松散的行政结构。在乡村建立村民委员会、村武委会和民兵治保员等机构，职权包括生产、自卫、治安、财政、文教、调解、贸易、合作社等，涵盖了全部农村社会生活。同时农村中还普遍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农会、工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互助组等群众组织，传统的血缘、地缘组织被取消或改造，每个村民都要根据自己的政治、经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情况，加入数目不等的各种组织，农村社会被置于有机的严密的组织网络之中。”


    中共的组织能力反映到沂蒙山区的战场上，出现了军民一体，高度合作。国共对进，飘忽无定，共军部队未到、宣传队先到，老大娘老大爷叫得亲亲热热，解释我们为什么来；部队先走，宣传队后走，解释我们为什么走，告诉村民我们还要再来。宣传队挨家检查有没有打扫干净，有没有借了东西没还，有没有打破了碗没赔。我在秦皇岛的时候，五叔常和上校爷爷通信，一再谈到共军在山东山地坚壁清野之彻底。他当年透露的讯息，后来文史资料有更生动的描述，乡野有史，使无名英雄泣鬼神之事未曾淹没。战守期间，民众协助共军冒险争先，断路、埋雷、割线，炸桥，阻止国军前进。民众砸锅卖铁，拆屋喂马，支援共军作战。民众以树为家，树与树之间拉绳通信，草木皆兵。民家把家当丢进山谷里，国军所到之处，望谷兴叹，没有一根草可以喂马，没有一样生活必需品可用。七岁到十五岁的儿童，刺探国军行动，偷辎重，放火烧汽车。据有关的研究报告说，青少年容易受暴力和枪支诱惑，他们的人生经验一片空白，容易培养出绝对的忠贞，而且没有后顾之忧，十分勇敢。


    那时候，山东的解放区、也就是山区和农村都非常穷苦，但民众竭尽所有供应前方共军的军需。一九四七年一月有所谓“鲁南战役”，国共交战十八天，据苍山文史资料，仅我的家乡苍山一个小县，供给解放军毛线袜四万双，干菜两万斤，花生米五千斤，公粮一百二十万斤。家家把枕头套拿出来当口袋，参军一万人，家庭主妇蒸馒头，烙煎饼，九天九夜不休息，许多人累昏了，衣袖着火还不知道。一九四八年九月，共军攻打济南，单单我的家乡兰陵和我的外婆家南桥，两个乡镇昼夜赶工，磨出七万八千斤面粉，提供四万六千七百一十块门板做担架。一九四八年山东春旱，饥民两百万，鲁南为重灾区，战史讴歌淮海战役民众“支前”，山东出动民工两百万人，食油三十五万公斤，食盐三十六万公斤，肉四十三万公斤。单是兰陵一个镇，要负责前方一个师的补给和担架。各地民众推着小车，把这些补给品送到前方，车队千里，昼夜络绎不断。伟哉壮哉！神乎魔乎？


    国军穷竭民力，并没有弄到这个程度，它也无法做到这个程度，国民党编神话，也没有这么大的想象力。中共说过，农民自私保守，不可能自动放弃财产，必须如何如何。到底“如何如何”才做到“国民党吃鸡自己抓，共产党吃鸡送到家”？答案可以从“人民民主专政”六字真言中探索。学者既要维护学术尊严，不能说谎，又要符合当前政策，不能实话直说，发展出一套模棱两可、点到为止的说法：“许多工作都是依靠部分积极分子，特别是少数干部强力推行才得以完成的。”……“运动本身是发扬民主的一种方式；但大规模的带有激烈阶级斗争性质的运动，运作过程恰恰是经常违反民主原则的。”伟哉壮哉！神乎魔乎？自私保守的农民纷纷自动放弃财产，他们“划掉了自己”。


    那时许多人说，共产党员走的是“群众路线”，国民党员走的是“领袖路线”，怎样得到领袖的信任，怎样厚结领袖左右的亲信，耗尽他们的精力，他们也自以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文史资料说，中共经略东北，二十二个中央委员走出城市，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论资格，统统下乡，国民党员几乎不能想象。据段彩华为黄伯韬写的传记说，国军在山东打了败仗，中央追究责任，怪黄伯韬作战不力，黄氏登台辩解，历述山东作战的艰困，其中一项是没有可靠、详细的地图，他们只有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而且多处和实际地形地物不符。我后来读国军将领廖明哲写的《了了人生》，这是他的自传，他曾多次参加国共战役，经验丰富，书中也谈到国军作战的缺点，“无图上实地的侦察”。国民政府统治山东，即使从“九·一八”算起，那时也有十五年了，为何没有测绘五万分之一的新图？一位曾在有关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专业人员根本无法走出去实地测量。国军脱离民众支持，已严重到这般程度。


    中国人一向“离乡作恶，回乡为善”。平时，当地人碍于情面，不能兴利除弊，战时，国军来去如流水，没有责任心，到处作践百姓。我还记得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办理“土地陈报”，命令乡镇政府确实调查每一家地主有多少土地，据以征税，使税负公平。那时地主普遍逃税，短报他的田产，所以偌大兰陵没有任何人肯承办这个工作。镇长（也是族长）找上我的父亲，费了许多唇舌，逼我父亲答应，父亲素有正直之名，不会为任何人弄虚作假，众人信服，办起事来阻力较少。那时中国人不在老家当保安团长、警察局长、税捐处长，这些工作都会留子孙债，结来世怨。他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干这些差事，作了孽一走了之。


    中共作风不同，他把原籍兰陵的党员派回兰陵地区工作，鲁南专区的政委和主持土改工作的“各救会”会长，都是兰陵小学的老师，兰陵公安局长、武工队长、公安股长，都是兰陵小学的同学。此外还有我的族人。这些人面无表情，没有公事不跟你说话，路上碰见了，你若上前喊“大叔”或是“二哥”，他朝你一挥手：“太封建了，叫同志！”他们熟知兰陵每一家屋顶上有多少风雨阴晴，屋顶下面有多少恩怨矛盾，他们也熟悉每个人的性格、能力、知识程度、成长背景、人际脉络，甚至包括不可告人的隐私，他们来推行中共的政策，何等得心应手！他们断然六亲不认，他们并非包龙图，他们都是“新人”，推己及人，前来制造更多的新人。


    那些脱离民众的国军将领不仅屡战屡败，战败以后也无法逃走。据名记者龚选舞的回忆录说，济南失守，王耀武带着一个副官，假扮商人出城，走到寿光县境，王耀武上厕所，副官站在厕所门旁伺候，“事毕”，王耀武伸出一只手来，副官赶紧把雪白的卫生纸放在他的手上，被人看出破绽。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李自成破北京，崇祯皇帝逃出皇宫，在煤山上吊自杀，他怎么会打结？谁替他打结？临沂专员王洪九一向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兵溃以后，他往北走，化装成牛贩子，再赶牛南下，一路卖牛做盘缠。他最后逃到徐州脱险。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住在纽约，我说住在纽约的人得有九条命，一条命给儿女，一条命给老板，一条命给国税局，一条命给盗贼，一条命给艾滋病，……


    如果是教徒，留一条命给上帝，给活佛。


    如果是华侨，留一条命给中国。一条命也许还不够，人祸能把你的一条命气死，天灾能把你的一条命急死。


    做人太苦，太累，太要命，拿人命当儿戏的事情太多，拆东补西，哪还有命给上帝（当然成了无神论），哪还有命给非洲苦人（当然成为自了汉）！


    猫有九条命。料想有许多人是猫。如果只有一条命，今天我断乎不能坐在这里写文章。我的家乡旧侣，一条命给了黄河，一条命给了抗战，一条命给了内战，一条命给了土改或“文革”，一条命给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我们都还活着，隔海相看。

 第二部 16 东北，那些难忘的人

    思念沈阳，有几个人物，我得为他们记上一段。


    先说熊式辉，他是东北行辕主任，“行辕”的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也就是蒋介石主席在东北的办公厅，行辕主任等于说是蒋氏在东北的代表人，也就是东北九省军政总管。这么个大人物，有根神经跟我们相连。


    宪六团派宪兵秦毓庆做熊式辉的随身保安人员。秦毓庆告诉我们，熊氏的工作很辛苦，白天要接见许多人，要开会，半夜还在办公室批公文，熊氏没有下班回家，他也得全副武装伺候着。


    他说了一件轶闻。熊在办公室外有个人专用的厕所，每天下班后厕所锁起来，第二天上班时把门打开。这天晚上熊去上厕所，宪兵秦毓庆站在厕所门口等着，这时忽然停电，电灯都灭了，秦毓庆想起办公室的门敞着，急忙回去关门，就在这个时候，专门负责打扫这间厕所的清洁工走过，他发现专用厕所的门还没有上锁，就随手锁好。熊氏打不开门，不好意思叫喊，秦毓庆在厕所门外恭候，不敢催促，害得这位儒将在厕所里关了很久。熊氏大度包容，没有申斥处分任何人。


    沈阳各界庆祝东北光复周年，请京戏“四小名旦”之一毛世来公演，只演一场，轰动东北。进场看戏的人皆非等闲，无异是特权阶级大展览，六团负责安全，抽调宪兵严密作业，我的位置恰在戏院门侧，望见熊式辉进场。他的气概威仪可说是东北第一，可惜走路时两脚高低不平，竟是一个轻微的跛子，难免减色，我大感意外。后来知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辽宁省主席徐箴，也都不良于行，更觉诧异。蒋主席用人一向讲求相法和预感，接收东北怎会摆出一个步履艰难的画面？


    东北人对熊氏很有意见，认为这位儒将“儒”的成分多、“将”的成分少。熊氏长于折冲调和，东北人盼的是披荆斩棘之才。东北方言，“熊”是懦弱无能的意思，民间俗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行辕主任是上将职位，如何“熊”得？他们管熊式辉叫“熊十回”。蒋氏用人注意面相，但是他不懂东北方言，这也算是千虑一失吧？


    熊氏也有英明果断的一面，四平街第二次战役，守将陈明仁置之死地而后生，援军苦战解围。熊式辉争取在第一时间慰问将士，立即飞往四平，再坐汽车驰入市区，当时战场尚未清扫，沿途布满阵亡官兵的尸体，座车从死者身上碾过，熊氏面不改色。那时大家都称赞熊有帅风，可是我们这些上等兵的感受别是一番滋味。


    名将孙立人也有根神经跟我们相连。宪六团派出一个加强班到东北行辕站卫兵，大家对这位英雄十分崇敬，但是宪兵向他敬礼的时候他从不还礼。本来也没有什么，后来看电影，美国的巴顿将军也不还礼，不过人所共知，孙将军蔑视蒋氏的嫡系，他以爱兵著称，独薄宪兵，难免令人想得多一些。孙氏有军事天才，但口形倔强，好像随时准备吵架的样子，出入行辕，总是带着怒容。


    我在秋町十三号听见高级军官们谈论他，认为他既不能与上级合作，又不能与同僚合作，得民而不能得君，将兵而不知将将。他们说孙将军总认为和黄埔嫡系推挤才有他的空间，其实他也是嫡系，至少他也可以成为嫡系。不错，他战功显赫，认为战功高于一切那是中下级军官心态，“兵骄必败”，不仅是被敌人打败，也包括被自己人打败。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好，他不能取代所有的人，到了极不相容的时候，只有调整少数，维护多数，这是“经济”原则。有位军官本是孙氏部属，他千方百计调出来，他说良禽择木而栖，孙立人这棵树有危险。


    沈阳岁月，孙氏常有怨言，他的新一军负荷太重，折损太多。我们无力分析每一战役，不能指出指挥上的错误，一般而论，对付劲敌的时候当然要动用劲旅，最优秀的军人常在最艰苦的任务中牺牲，这是战争的“反淘汰”现象，从古如斯，为之奈何！


    孙将军有抱负，但东北战局并非他能扭转，塞翁失马，到台湾训练新兵，脱离了东北这一劫，本是幸事。他是英雄，看历史另有见地，终于卷入“兵变”冤案，幽居终身，亲信部属遭到无情的整肃，千古痛惜。《荀子》一书畅论君道与臣道，现在档案资料逐渐公开，孙将军臣道有失，蒋先生君道有亏，都付出惨痛代价。


    我们最喜欢的将领是赵家骧，他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参谋长，主持沈阳各部队的大会操，每星期一早晨举行一次。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大操场大得出奇，东北真个地大物博。我们二连驻地邻近操场，代表六团参加，赵家骧将军声音洪亮，措词简洁生动，善于掌握群众心理，使人精神大振。


    那时军政要人训话，宪兵参加陪听，只见他总是拿出稿子照念，这是抗战时期从未见过的事情。稿子由秘书撰写，秘书长于写挽联、寿序、八行书、工作报告，不懂听众心理，未受过口语化训练，演讲者咬字不准，没有节奏感，大部分听不懂，小部分听懂了，也沉闷无趣。蒋夫人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透露，她在陈列馆看见罗斯福总统的讲稿，有时一篇稿子经过十二次修改，眼前这些长官幕僚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修改。我只遇上两位不念稿子的人，除了赵家骥，还有陈诚，陈氏中气不足，浙江乡音极重，音质粗糙刺耳，我要第二天看报才知道他究竟讲了什么。赵将军便不同了，那时听演讲不兴鼓掌，每次听他讲话我都有鼓掌的冲动。


    大会操时，我的位置紧接伞兵的排尾，他们全是二十来岁的精壮青年，脸色放出光来，全套美式装备，草绿色尼龙军服，上装翻领，拉链半敞，没有扣纽扣的麻烦，一律佩带卡宾枪，短小轻便而又火力强大，从步枪轻机枪的压力下解放出来，风动袖管裤脚，若不是脚上一双沉重的长筒皮靴，简直飘飘欲仙，对那些扛着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来说，也就是天兵天将了。绝未料到中共能吃掉国民政府派出来的四十万大军。


    一九四八年十月底，沈阳不守，东北军事最高负责人卫立煌和他的参谋长赵家骧坐飞机离开沈阳。后来一再有人写文章称赞赵家骧有智谋，当时东塔机场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满地男女老幼箱笼行李，人群朝着卫立煌的座机一拥齐上，卫士把住机门，一脚一个踢下去，嫩江省主席逃到沈阳，挤不上飞机，挨了这么一脚。许多人的箱子摔破了、挤破了，满地美钞飘散没人捡，有人高呼“卫总司令我是某某”，有人大喊“我是国民党四十年的老党员，忠党爱国，给我一条生路”。这些人堵住跑道，飞机无法起飞，赵家骧出面宣布卫总司令有安排，后面还有四架飞机马上就到，请大家遵守秩序排队等候。他说话有公信力，大家安静下来，目送卫立煌的专机升空，等来等去四架飞机没出现，解放军倒冲进来了。赵家骧用“望梅止渴”之计排除障碍，大材小用，可惜了他的智谋！


    我还得记述一位东北耆宿冯庸。他原籍辽宁海城，在军界、工业界、教育界乃至慈善事业都是名人，他和张学良、莫德惠同为东北的象征。政府委派他做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监察处长，主持“东北军法执行部”，表示对东北人的信任尊重。他在“南七条”办公，每个星期一开周会，宪兵第二连全连参加，论人数算是捧场最热心的一个单位。


    东北军纪越来越坏，他没有多大作为，情有可原。执行军法非他所长，周会训话言之无物，好在这是国民政府笼络东北的一个形式，大家也能理解。可是有件事很奇怪，冯氏掌理军法，宪兵是他可用的力量，他对宪兵从来没有好言好语，还经常找麻烦。有一次周会结束，值星官喊立正口令，向冯敬礼，冯指着宪兵连大声斥责：“看！还有军官不向长官注目，你懂军人礼节吗？”他的指头正指着我的排长李戬。李排长高声回应：根据陆军礼节，由值星官发立正口令向受礼者敬礼，其他的人一律立正，立正的要领是抬头、挺胸、两眼向前平视，我没有错。冯当时很难下台。


    那是国民党人充满幻想的时代，每个人自己对着镜子替自己看相，只往好处看。他们个个面庞宽阔，肌肉厚实，步履稳健，个个都能死守据点。他们对外演讲无数，对内训话无数，没有一句“嘉言”流传。但是有两句话也许能在街谈巷议中保存百年：第一句，接收之后，蒋介石主席和夫人宋美龄女士一同到东北视察，沈阳市民特别为蒋夫人举行欢迎大会，万众云集，某大员登上讲台昭告群众：“东北收复，你们常说回到母亲的怀抱，现在母亲来了！”台下有许多白胡子老头儿，我不知夫人听了感受如何。下一句：东北溃败，四十万精锐几乎全军覆没，新六军潘军长逃到葫芦岛，新闻记者问他失败的原因，他愤愤地说：“我们这一场战役简直是共产党指挥的！”那时大家还不知道参谋本部主管作战的次长和处长都是共谍。军长一言透露消息，中央对东北战事的决策和指挥犯了许多错误。


    沈阳不守，宪兵第六团团长沙靖指示官兵自行“突围”，他发给每人一笔路费，指定到安徽省安庆市报到，六团是溃散，没有起义也没有投降，距离一九四六年六月出关，为时两年零六个月。


    沙靖绰号“沙和尚”，因为他有异相，“豹头环眼”，近似少数民族，也因为他廉洁严肃，清心寡欲。乱局之中，公财公物缺乏有效管理，遣散费是一笔大钱，他没有私人吞没，十分难得。他治军极严，抗战时期屡开杀戒，出纳亏空少数公款，部下军官与民间女子发生婚姻纠纷，都论罪处死，但他在东北未杀一人，未刑求一人，未借故罗织一人（“特高组”做的事不该由他负责）。眼看大局崩坏，他对从陕西带出来的质朴子弟似有怜惜之心。他本人变装离城，参加葫芦岛的最后撤退，辗转入川。一九四九年解放军破成都，没留他这个活口（张学良、龙云起事，都先杀宪兵团长）。我们说朱连长是好人，没有用，得副团长说他好才行；我们说沙团长是好人，也没有用，得中国共产党说他好才行。共产党也不是唯一的裁判，在这世界上谁也没有最后发言权。


    我非常关心杨书质排长和张志华排长，他俩个性不同，际遇有异。一九八○年，中国改革开放，一九八四年，我从纽约向国内写信寻找杨排长，唯一的线索是先向陕西临潼找张排长。当时军中传说，临潼人做不了大官，蒋介石主席非常讨厌“临潼”这两个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派兵到临潼拘捕蒋氏，实行兵谏，这是蒋氏一生最严重的挫折，他从此陷入国共相争的泥沼，步履艰难。蒋氏创巨痛深，对临潼产生过敏症候。幸亏有这个传说，我始终记住张排长的籍贯，也幸亏有临潼这条线索，我于分别四十二年以后，先在临潼乡下找到张排长，承他提供线索，又在沧州乡下找到杨排长。


    寻人谈何容易，惊动了共和国的驻美大使馆、侨办、侨联和统战部，最后蒙沧州市委交统战部办理，赖承办人王建国先生热心，发现杨老在沧州市河西陶庄子务农。一九八九年开始通信，这年杨老六十八岁，张老七十七岁。张老三代同堂，生活正常，杨老受的苦可就多了。他离开沈阳，回到天津做小生意。一九五一年镇反，他判了十二年劳改，押送内蒙古劳动改造。一九五九年提前释放，回沧州老家种田，这年杨老三十八岁。“像所有的故事一样”，劳改期间，杨太太跟他离婚，划清界限，幼子幼女无人抚养，离散失联。“像所有的故事一样”，国民党旧人的家属无论多么痛苦，并不怪中共的政策，只是同声责难一家之长害了全家。


    我跟杨老通信，连续十年，安慰他，感谢他，劝他，帮助他建立基本生活，寻找子女的下落。我也帮张老买洗衣机、修理房子。杨老反对“平反”，反对我在回忆录里写出他的名字，本书初版只称杨排长而不名，二十一年后本书改版，才把“书质”两个字补上。他拒绝回忆当年东北的工作和生活。他对现在和未来完全绝望，也完全厌恶自己的历史。他也不肯皈依佛教或耶教。他原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朝气的青年，他原是一个充满爱心和正义感的军官，他原是一个安分守己苟全性命的小市民！可是这几个角色命运一律不准他扮演。


    杨老接到我的信当然很激动，但是他在第一封信里写了一段他跟统战部官员的对话，他对官员说明跟我的关系，声明决不为任何搜集情报的人服务。虽然改革开放了，革命政党还是革命政党，我跟杨老张老通信得十分小心。后来我从《新新闻》杂志上读到一篇报道，一九四九年国军撤出大陆时，情报机构曾在各地布置人员，继续敌后工作。一九八○年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台湾的情报机构确曾派出人员，寻找当年的“布建”，看他们是否健在，还能否为台湾做什么，据报道，这个方案叫“踩雷计划”。这就难怪了！人生在世，你总是知道得越多，抱怨越少。


    我和杨老张老通信也有过虚惊。“六四”以后，美国华人寄给中国大陆亲友的信常常夹带反共传单，寄信人并不知情，收信人十分困扰，究竟何方高人有这般能耐，颇费疑猜。我把情况告诉张老和杨老，我说：“我有政治主张，没有政治活动，决不会自己夹带传单。”张老拿信给一个什么人看，那人判断这是我的伏笔，以后信中必有传单出现。经验发现，他们总是太聪明，冰雪聪明，玻璃片似的聪明，剃刀边缘似的聪明，使你无地自容。他的判断当然落空，可是害得张老好不担忧。


    郭班长也是我心中的牵挂，他是陕西人，他也念过那首“男儿立志出乡关，学未成名誓不还”。他入潼关，出山海关，一路慷慨。到了沈阳不写家信，若是收到家乡来信，他在信封上批注“此人已死，原件退回”。


    我曾经把我的困境告诉他：父母已老，弟弟妹妹尚幼，全家已成难民。他把他的计划告诉我：离开宪兵，到陆军求发展，他认为他起码也是个连长，很快就升成营长，他见过多少差劲的连长营长，才具仪表都在他之下，他要带着我一同奋斗。他告诉我，世上最势利的人不在外乡，在自己家里，你要回去，坐着小包车回去，你这个样子回去是步死棋，你去陪他们讨饭也没人感激你。人要升官发财再顾家，咱们留在东北奋斗，混出名堂来回去光宗耀祖，那时候你只要九牛一毛，他们就歌功颂德。我没有听他的，我的困难不能用他的方法解决。


    古来征战几人还，可是天下大乱也出奇迹，不知道郭班长是否“坐着小包车回去”。他山穷水尽找路走，形象突出，可以代表许多人。他看人情世故透彻，说出预言，大家心比天高，身似土贱，“有国有家终是梦，为龙为虎总成空。”他说得对，我做不到。他一直盘桓在我的心中，我很久很久不能放下。我也曾请求陕西省侨办找他，拜托张排长找他，没有结果。


    提到当年结伴出关的同学，我也得为他们写上一笔。我还在沈阳的时候，同学之间忽然兴起互相题字之风，为什么要题字呢？“说不出原因来，好像觉得我们随时可能分手。”我给他们写：“时代如酒，健儿易醉。”或者是：“墨比血浓，写不成一个归字。”有人一直保存着他的纪念册，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拿出来影印给我看。袁自立同学也到了台北，也到了美国，他多次念给我听。八十年代，他到山东老家探亲，回美后对我说：“归字到底写成了，不过是个简体字。”


    我和李孔思同学还有一段后话。陕南分手，他留在宪兵十四团，我改投宪兵六团，东北西北，云里雾里。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在秦皇岛，孔思突来一信，他说到西安考大学，不幸落榜，流落街头，没有出路。我欠他一笔人情，一九四三年我在阜阳病倒，正值日军策应中原战争，由蚌埠出兵北攻，阜阳进入紧急状态，幸亏他帮忙延医买药，治好了我的病，我应该回报他。无奈这时物价飞涨，我每月都把所有的钱汇给父亲，勉强维持他的生活，读了孔思的信非常羞愧。同事中有一位富上尉，本是一位江南佳公子，不知何种因缘也在我们这个单位落脚，他在西安有亲戚，那人干过师长，辞职后隐居。我借支薪水做电报费，央富上尉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这位退职的师长，请他为孔思找个职业，一封发给孔思，嘱他依照地址前去拜访。


    孔思又来一信，他要回宪兵十四团去了！我大吃一惊，以后断了音信，我只能闷在心里。直到一九八五年，我找到定居浦口的陈培业，向他打听，得到一个很好的故事。孔思在十四团受训，学科术科都是第一名，而且性情憨直，十四团赵团长对他有深刻的印象。孔思流落西安，赵团长派人找他，亲自接见面谈，要他重回十四团，并且立即派他做新兵连的训练班长，免除了军士队受训的过程。这是宪兵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赵团长行事风格不俗，很得我们的赞美。


    后事又如何呢？我希望找到孔思，我有能力回报他了。培业说，西北解放时，孔思驻川北广元服勤，随国军撤入成都，在成都起义，参加解放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宪兵起义日），以后不知下落。他是孔思的好朋友，应该熟知实际经过。


    女同学孟繁英另有说法，据她所知，孔思回到二十二中，随校迁往汉中，一九四九年四月在汉中投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入川受训，名列二十三期第三总队步兵科。十二月起义，进入解放军十八兵团随营学校学习。一九五○年九月复员，然后失去联络。她言之凿凿，似乎也可信。孔思字希圣，单看名号，可知他出身书香人家，背负着父母很大的期望。可是道路如此曲折，他只能破格做人，时也命也，为之奈何！


    我看电影的时候，常想剧中人物“出镜”以后做什么。我遍寻旧侣，向各地写过五百多封信，他们的故事不能尽说。袁枚诗：“胸中没有未了事，便是人间好光景。”我们无人修到这般境界，只有一位同学约略近似。他当年考取陆军中央军官学校，“为什么去考军校？”他说考军校是为了学杀人，学杀人是为了报父仇，他的父亲死于土改，此恨难消。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鼻翼掀动，呼吸有声。我找到他已是四十年后。当年他到成都入学，编入二十三期，他们还没毕业，共军已兵临城下。他们三个总队三千零四十一名学生，向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二野起义归顺。这个新政权教他如何适应？我很知道他的心路历程，不能明问，我转弯抹角，他也不能明答，他含糊其辞。他说有一年游历某地，参观某寺，寺门有对联一副，上联是“天下事没完没了以不了了之”。这句上联令我大惊大笑，这么好的上联必定有个非常好的下联，可惜他忘记了。我东找西找终于找到，全联是：   <blockquote>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慧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blockquote>


    上联醒豁，下联深奥，难怪上联易传，下联易忘。历史像擦黑板一样，也能擦去恩怨情仇，我的好朋友仅得上联已能解脱，下联也就姑置不论了吧。


    国军“入出”东北，惹人议论至今。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苏联占领东北，阻挠国军接收，做过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领魏德迈，反对国军接收东北，他建议把东北问题交给联合国解决，国府派最能干的军事将领和行政官吏，好好治理华北和华中，集中兵力与共军在华北决战。蒋著《苏俄在中国》书中也说，苏俄对东北问题既违约背信，中国也决定停止接收，最后又复动摇，仍然与他们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大错误。于是“如果不出兵接收东北，那就会如何如何”，一度是个热门的话题。


    历史只有“曾经”，没有“如果”。但是现在有“虚拟历史”出现，引用杨豫译介尼尔·弗格森的说法：作者以一种否定性假设的命题来挑战历史决定论观点，同时企图重新解释现代史。“如果没有发生美国大革命，英国持续统治美国，今日的北美洲将会是怎样的局面？”“如果英国没有克伦威尔，那么英国光荣革命会出现吗？”“如果德国在‘二战’打败苏联，德国可能持续统治欧洲吗？”“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会垮台吗？”饶富趣味的命题带领我们另类思考历史，沉思事件之间的因果意义是否那么线性逻辑与必然。


    我想联合国“监护”东北，中共多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口号可以借用，它在东北的发展可能更顺利。东北物产丰富，北邻苏联，南邻朝鲜，都是共产主义国家，有这么一块完整的根据地，华北岂有宁日？国民政府官吏怠惰，军事系统又全为共谍渗透，所谓“好好治理华北和华中”，所谓“集中兵力与共军在华北决战”，看来也都不会成功。我实在不敢相信“那样可以全力巩固华北、华中和华南，国民政府可以保住政权”。


    东北人常说，倘若派张学良去接收东北就好了！这话感情丰富，表现了对少帅的疼惜敬爱，我们有共鸣。无奈先人遗泽和同袍道义很难遏阻中共发展，战后东北的局面，有形而上的问题，有形而下的问题，幽居十年的少帅究竟能了解多少？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想象，抗战时期，如果少帅带兵“打鬼子”，他极可能是另一个张自忠，抗战胜利，如果派他主持东北军政，他也许是另一个傅作义。

 第二部 17 滚动的石头往哪里滚

    一九四八年秋天，长春、沈阳、锦州已成“最后的黄叶”，共军则发起“最后一阵秋风”。十月七日长春坠落，十月十四日锦州坠落，十一月二日沈阳坠落，二十五天内三大据点失守，国军收复东北最后的象征消失。十一月四日国军自动放弃葫芦岛，撤出军队及民众十四万人。屈指算来，国军从秦皇岛攻出山海关，又由葫芦岛撤往秦皇岛，相隔三年差七天。


    葫芦岛撤退后，空军派飞机侦察东北，在这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已无任何战斗迹象（陈嘉骥《白山黑水的悲歌》），只有松花江大桥的桥头堡上还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堡中孤军还没投降，算是黑板上剩下一个“顿点”。陈嘉骥感叹国军下级官兵忠勇，高级将领误国。只有顿点没有文字，顿点已没有意义，只是给文史资料添一段笔墨，记述共军怎样心战劝降。


    东北决战应该居“三大战役”之首，时间最早，影响也最大。依共方资料，东北交战，国军损失四十七万人，物资财力的耗费无法弥补，国际声望下坠无法恢复。张正隆著《雪白血红》，引《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共军出关十三万人，内战期间发展到一百七十五万五千人，东北全境解放时有共军一百三十万人，此时东北共军的武器装备战力超过关内的共军，士气尤其高昂。大军进关投入华北战场，五十八天内消灭国军五十二万人。


    那时我虽在关内的补给单位供职，补给地区却在关外，我们的眼睛一直望着东北，我们对东北事事关心，也事事揣测。起初，许多事出乎意料，后来我们从事物的发展中摸索规律，多少事都在意料之中。最后突然有一件大事发生，它打碎了我建立起来的规律，使我惊骇莫名。那就是长春围城。


    一九四六年四月，国军收复四平，北进长春。然后国军的力量由巅峰下降，一九四八年，国军打算放弃沈阳长春，固守由锦州到山海关的辽西走廊，与平津相呼应。东北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林彪主张，让长春的国军走出城来，半路截击，予以消灭。那时国军只要走出城垣碉堡，对大地山河满心恐惧，察哈尔和河北的国军撤退时惊魂不定，一个解放军战士可以俘虏二十个国军士兵，一个班可以俘虏一个营，十几个人占据一个村子，可以使兵团进退两难。此时毛泽东要林彪包围长春，严密封锁，不许一根柴一粒米入城。


    那时共军规定，国军官兵如果带枪出城，交枪可以放人。有一位连长以手枪换路条，连夜过沈阳出山海关，投奔“上校爷爷”。他面色青白，语音如垂危病人，演戏说话有“气音”，气胜于音，以气代音，这位连长用气音说话，有气其实无气，没有“士气”，看见了他，我才明白什么是士气。他常常深夜梦中痛哭，哭声倒是很大，惊醒众人。


    连长告诉“上校爷爷”，军中缺粮，国军空投接济，粮袋落下来，各部队派人抢米，自相残杀。他说天天看见老百姓饿死，长官还要派他到民家搜粮，“只要他们不派我去抢老百姓的粮食，我不会逃跑。”


    我也流下眼泪，我的眼泪冰冷，手指发麻。世界太可怕了，这要多大本领的人才配站在世界上，像我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能够存活。天崩地坍，我还有什么保障，平素读的书，信的教，抱的理念，一下子灰飞烟灭。我是弱者中的弱者，唯一的依靠是有权有势的人也有善念，欺善怕恶的人也有节制，可是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什么！很久很久，我的心不能平静下来。


    我觉得，消灭长春的国军，这样做“毫无必要”。后来才知道有必要，这一招吓坏了傅作义。一九四九年初，共军包围北平，傅作义恐惧长春围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二十五万大军放下武器。世人都说北京是古都，必须保护文物遗产，以免毁于炮火。毛和傅都心里明白，文物遗产一定无恙，只是饿死几十万人，这是土法炮制的“中子弹”，傅作义的投降宣言：“以我一人之毁灭，换取数十万人之新生。”要从这个角度解读。


    我青年时代的老板，《中国时报》的余董事长，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九八○年他在纽约，他和报社驻美人员聊天的时候透露，当初国军出关，攻下四平，国民政府蒋主席命令停止前进，杜聿明坚持拿下长春，蒋氏派白崇禧到东北处理。他们在火车上开会，白对杜说，你如果有把握拿下长春，你可以去打，我负责任；如果长春拿不下来，你自己负责任。杜一举攻入长春，这才有后来的大围城，大饥饿。有人抱怨国军没有渡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如果真的深入北满，会不会再增加两个长春？ ……当年我们的副团长要“整”我们的连长，最好的办法是派我们这个连到长春，可是官场斗争之道是把你最麻烦的部下留在身边，副团长也像杜聿明毛泽东，一念之差多少生死性命。


    长春围得久，东北垮得快，我们身不由己，脚不点地，离东北越来越远，长春围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围城的详情所知无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读到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以四十二页的篇幅写长春围城饥饿惨象，前所未见。古人所写不过“罗雀掘鼠”、“拾骨为爨、易子而食”，张正隆以现代报道文学的手法，用白话，用白描，用具体形象，为人间留信史、留痛史。人类历史的进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辅相成，视野辽阔，寄托深远。有人问我，写内战的书这么多，到底该看哪一本，我说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红》。


    长春围城对我的影响，好比波兰亡国对丘吉尔的影响。一九四四年，波兰在希特勒控制之下，波兰的“乡土军”追求独立自由，配合苏联红军的攻势，进行“华沙暴动”。乡土军起事以后，斯大林按兵不动，坐视纳粹军队消灭波兰的武装，六十三天后，“乡土军”溃败，波兰受难者多达二十万人，希特勒下令把华沙“夷为平地”。这件事“吓坏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断定无法跟苏联共谋天下大事，这才出现了日后的“冷战”。


    我在秦皇岛国军的后勤单位服务，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收容东北溃散的官兵。港口司令何世礼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能力，他加强已有的防御设施，重兵把守，阻挡来归官兵于铁丝网外，这些人饥寒交迫，我们立刻送去大米和菜金，他们穿平民衣服，昼夜跋涉，从小路翻越长城缺口，我们送上一套新军服，然后军事当局派卡车来，把他们集体运走，设法安置。这件事做得相当圆满，那时溃散官兵在南京、上海、青岛外围都有严重的纪律问题，却没有在秦皇岛造成任何困扰。


    看到他们来去，我想起一句洋格言：“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他们没有积蓄，没有家庭，没有历史渊源，没有社会关系，他们只是滚动，谁也不知道最后停留在什么地方。


    溃散官兵未必全都慌不择路，有些人想进秦皇岛，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单位或亲友。港口司令部设想周到，事先印好一种申请表，溃散官兵可以申请跟某某人见面，只要有人愿意接待，签名负责，他可以来把申请人领走。这种规定也是秦皇岛独有，赖何世礼将军的德政，我的老同学袁自立找到我。我带他理发、洗澡、换衣服、安排工作，他告诉我沈阳怎样不守，东北行辕主任卫立煌先坐飞机出走，沈阳市瘫痪在地上，等解放军收拾。他星夜疾走八百里，穿越战场，国军炸毁了大凌河的铁桥，但没有完全炸断，他攀住弯曲的铁梁匍匐而过，解放军围困锦州，挖了许多壕沟，他跳下去再爬出来。沿途多少死尸、野狗、废炮，空中飞舞盖好了大印的空白公文纸。


    秦皇岛和葫芦岛是东北国军的补给港，东北既已不守，两港随即放弃，秦葫港口司令部撤销，我和袁自立寄身的联勤补给单位调往塘沽，考其时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前一天，驻守山海关的国军撤到秦皇岛会合，二十四日黎明时分，全部到码头登船。我从未到港口观赏海景，这天站在甲板上迎晨曦朝阳，我才看到古人吟咏的“漫言此后难为水，试看当前不辨天”。码头伸入海中长约百米，面积约一平方公里，这么一个小小的半岛竟在现代史上有这么大的担当。


    我在秦皇岛结识了一位眼科大夫栾福铜先生，相处融洽，他是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战乱时期，他不但常常免费医治难民，也常常免费照顾过境的伤兵，令我钦佩感动。撤退的行动秘密而匆忙，我没有向他辞行，到了码头，才知道船舰要下午才离港，我站在码头上怅望陆地，对秦皇岛忽然有依依不舍之情。这地方对我太重要了，它和安徽阜阳（我求学的地方）、山东临沂（我生长的地方），同样重要，当然，除了这三个地方以外，还有台湾（我在台湾脱离青年，度过中年）。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事了。对秦皇岛，我惜别的情怀落实在栾大夫身上，我想此时市民都知道我们要走，保密已无必要，何不回到市内跟他告别？


    我的行为太鲁莽了！进了市区，才知道全市寂静如死，商家住户的门都关着，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影，公共汽车停驶，只见车站的站牌孤零零像一根豆芽。我应该折回码头，可是我仍然往前走，我的行为太鲁莽了！栾大夫诊所的门关着，我应该折回码头，可是我上前敲门，他打开了门，他还坐在诊所里等着救人。他并没有教我坐下（幸亏没有），我俩站在诊所里，他为我祷告，他左手拉着我的手，右手蒙着自己的脸，眼泪从他的指缝里流下来。七年以来流亡各地，这是我唯一得到的眼泪，我非常非常感动。


    我独自沿着大街走回，一路听自己的脚步声，我从不知道我的脚步声那样响亮。回到码头，船舰仍在，我不知道船舰一直升火待发，随时可以离港。今日读王海城《把红旗插在秦皇岛码头上》，国军撤出市区后，冀东军区独立第八团还不知道秦皇岛已是空城，这怎么会？当年共军情报何等灵通！事实俱在，我去探望栾大夫的时候，秦皇岛空在那里等新的主人，想想看，那又是一个我最危险的时候，军队行动“人不离群”，我犯了大忌。


    回到码头，正值港口司令部派兵搜船，搜出一些穿军服的少女来，她们每人都爱上一个青年军官，难分难舍，军官的同事们掩护她们上船同行，家长发现女儿失踪，跑到港口司令部投诉。她们虽然换上军服，但是军帽盖不住长发，加上身材曲线，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军法无情，码头上一片抽泣之声，女儿哭泣，女儿的母亲哭泣，青年军官也擦不完眼泪。今天想想，“地老天荒，堪叹古今情不尽！”那时我心肠硬，只觉得军纪废弛到这般地步，没人顾虑集体的安危，怎么不怕中共的地下党带着炸弹来！


    我们奉令进舱，听见炮声，国军军舰发炮射击，掩护撤退，运输船只缓缓离岸，我如果在市内再多逗留十分钟，就会被海军撂在码头上了。我听见炮声，想到当前并没有敌情，海军照本子办事，有板有眼，可惜用美金买来的炮弹，而且射击之后，大伙水兵要辛苦擦一遍炮膛。船到海中，有人等着眺望码头仓库爆炸的声音烟尘，据说爆破部队已完成准备，只待一声令下，可是上面改变了心意，最后命令没有下来。东北各地国军撤守时，炸毁了一些军火库，没有破坏道路桥梁自来水和发电厂，记得那时《大公报》有一篇社论加以称赞，社论中也隐然有和平的主张。


    船行一二七海里（二三五公里）到塘沽，三年前，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此登陆，给国军多留下一个“活眼”。东北失守以后，华北唇亡齿寒，南京中央打算把华北的国军撤到天津，由塘沽出海运往南方，那时傅作义主持华北军政，反对南迁，我们在塘沽住了大约十天，大概是等待最后决定。记得居住的环境像一个朴素的小镇，记得附近有个地方叫新河，国军三千人驻扎，我们奉命去设立弹药堆积所，以利驻军久守，可是一夜之间新河失守，一切尽入共军之手。记得房东女儿俊秀，同事中一个中尉押运员调戏她，回到办公室和死党计议如何弄上手。我想起古人说过“恶徒向来爱村姑”，我想起当时民间批评国军的顺口溜：“见了壮丁他要抽，见了钱包他要搜，见了女人他要勾。”东北的百万共军即将入关，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还有这等人不知死活。


    傅作义拒绝南撤，防守天津的陈长捷说，傅先生不走我也不走，于是我们带着大批粮食和弹药向天津进发。塘沽距离天津市中心只有四十五公里，可以说，当我们的专车开动的那一刻，华北国军的命运业已注定。我很想留在塘沽，塘沽是港口，有退路，可是塘沽没人发薪水给我，我怎么寄钱给父亲？滚动的石头只好继续滚动，我以后的命运也在那时注定了，小人物的生死祸福常系于大人物的一步棋。


    我很后悔，由一九四二年离家到一九四八年此时，我第一次为做过的事后悔不已。那时，我如果知道四十几天以后天津失守，我就留在塘沽和自立兄他们一同撤往上海了，可是我犹豫难决，我听到的判断是，东北共军需要整补，中共需要消化战果稳定后方，空军天天侦察，不见部队调动的迹象。共军大约要三个月到六个月才可以发动华北战役，他们要先打山海关，天津和北平这两个名城重镇大约可以坚守一年。我怎么可以一年没有收入？父亲断了接济，怎么支撑？不料通货膨胀那么快，平津的局面又维持得那么短。


    我硬着头皮北上，领到本月所得，直奔银行。我在天津只领到一次钱，然后天津就解放了，塘沽就撤退了！好像我是为这笔钱赴汤蹈火。后来父子重逢，父亲说他看到汇款通知，没有去领这笔钱，那点钱只能买几粒花生米，那时候小孩子吃花生米，可以一粒一粒买。我奋不顾身的全部所得啊！


    那时机关部队领到经费，先拿去投资进货，三天五天以后货物涨价几倍，他卖掉货物再发员工薪水，稳赚一大笔钱。汇兑也是这样，我领到薪水送进银行，银行里的某一个人，先把汇款并入他的资金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汇出去；对方银行收到了钱，也有那么一个人先拿去投资周转，一两个星期以后再通知我父亲，这时候那点钱就成了废纸。咳，“人为财死”，而我只是为了一叠废纸。


    多年后，一位在南京参谋本部参与情报作业的某将军告诉我，那时国军根本没有从东北来的情报，只能凭空军侦察，共军白天宿营，夜间行军，越过长城，瞒过空军。华北国军只注意山海关，根本忘了长城有很多缺口可以通行，自古以来，长城从未挡住入侵的军队。解放军入关以后，悄悄埋伏在乡村里，监视天津塘沽，“一面包围，一面休整。”


    天津，我留下一生最深的烙印，但对生活环境只有最浅的印象。我们住在市区南部，那一带从前是租界，我们借住的洋房依然洋味盎然，客厅大，地毯厚，一人高的落地大钟竖在墙角里，拖着长长的钢链，好大的钟摆！分量一定很重，也能照常摇来摆去，房主人的管家每天拉那根长链上紧发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钟摆！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钟！天津是一个洋化的都市，一眼望去处处洋房，那时中共憎恶西方的东西，我一直揣摩他们会怎样对付这些洋房。


    我完全没有心情游览，极少出门，只有一次，我远远离开居住的地方去找银行。管家指点先坐一段电车，那年代左派文人大骂天津电车，电车抢走了人力车的顾客，又一再撞死小童，我一路揣摩中共怎样对付电车。下车步行，走过一座漂亮的大桥，当地人管它叫法国桥，那么我是身在往日的法租界了？桥下流水是有名的海河。虽然天津已是危城，银行行员依然富泰尊贵，气定神闲，左派文人也曾大骂他们，我揣摩中共怎样对付银行。


    我沿途看见结婚的礼车来来去去，看见这里那里都有承办喜筵的馆子，悬灯结彩，贺客盈门，只是不准放鞭炮。眼看天变地变，他们赶快儿娶女嫁，了却心头一分牵挂。我想起“末日来临的时候，人们照样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人行道旁，难民牵着小女孩行乞，对过往行人作揖哀求，我在沈阳秦皇岛见过许多，现在反应没那么强烈，只希望他们也遇见天使。


    我们借用的洋房很坚固，地下室很深，看样子我们要准备忍受大炮轰击。不久，外围据点开始交火，天津塘沽之间的路切断了！我们各部门业务清闲，只有管军粮的王少校加倍忙碌，几乎每天都有野战部队上门领粮，每次都发生激烈的争吵。陈长捷真想久守，他规定每次只能发一个星期的主食，他的想法是，有战斗就有伤亡，各部队的人数就会减少，每个星期照实有的员额发粮，天津存粮就可以多支持一些日子，他要求部队长和补给单位“核实”。可是各部队领粮的单据上永远有那么多官兵，王少校质问他们：“你的兵难道一个也不死？一个也不逃？”对方回答他：“必死不死，幸生不生，别以为你在后方就能长命百岁！”伸手抚摸佩带的手枪，公然恐吓。起先王少校硬顶着，最后踪影不见，他了解战况，捏住分寸，再过两天，解放军进城，一了百了。


    从来没有人为了弹药争多争少，那时候弹药不能变钱。白花花的大米纵然不是金子也是银子，部队长都想多控制一些粮食，兵凶战危，王少校公事公办也就罢了，何必挡他们财路？原来那时补给单位也有私心，他们也想尽量把粮食控制在自己手里，所以对陈长捷的规定热心执行。那时为了减少战时损失，也为了运补方便，军粮分散寄存在几家粮栈里，城池一旦失守，公粮不必报销，粮栈老板算是进了一批便宜货，他立刻把“成本”付给某一个人，收款人当然不是王少校，当然也不是联勤总部。那时部队长、补给单位、粮栈商人，他们彼此有默契，天津很快就会“沦陷”，鬼才相信你能守半载一年。


    一月五日，天津保卫战开始，外围重要据点灰堆、北仓、东局子、张贵庄，纷纷失守。灰堆守军四千人，防守七个小时，好像“弹药堆积所”里堆的不是子弹，是“灰”。东局子像个赌场，开局坐庄后马上赔光。共军炮兵向城中射击，弹道划破空气，发出刺耳的啸声，我们席地而卧，全身的神经接受震动，轻轻呼吸硝烟的气味。想起在北戴河抽签，抽到“昨日云，今朝雷，明晚霞”，签语灵验？这就是那“雷”了！


    夜晚，东西南北都有信号弹冲天而起，报纸说共谍向炮兵指示目标，没说守军布线搜捕任何人。信号弹没法掩饰，发射信号弹的人又怎能掩藏，捉人应该容易，那时国军士气低落，谁也不想跟中共结怨，“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美国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助长了这种倾向，东北崩溃，人心悲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一天，市内出现共军的传单，报纸把传单的文句写入新闻，全登出来。变相为中共宣传！


    一月十四日，共军对天津市区发起总攻，这时天津已是“剥了皮的橘子”。天津市地形狭长，北部防守的兵力强，南部防卫工事强，共军由中部攻入，将天津市斩为两段。以平津之战为题材，中国大陆摄制了剧情片，电影描述，守军司令官陈长捷一再使用无线电话呼救，上级总是告诉他“援军马上就到”，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援军，最后一次，陈长捷听到同样的答复，丢下听筒，哈哈狂笑，笑声凄厉。那时国军顾此失彼，上级常常用“援军马上就到”让下级望梅止渴，可是天津并没有演出这一幕，陈长捷知道不可能有援军，他从未倚赖援军解围。后来的报道说，陈长捷唯一的怨言是：傅作义一面命令他坚守，一面暗中和中共商谈“投降”。他怎会不知道“兵不厌诈”也包括对自己的部下？他被俘，大赦，事隔多年，见到傅作义，还说出怨言。


    天津防守战役只打了二十九个小时。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枪声停止，我们躺在地下室里还不敢乱说乱动，同事中有位朱少校，他起来打背包。我很纳闷：你这是做什么！他有作战的经验，也有被俘的经验，他知道时候到了，我应该照着他的样子做，可是我没有那个智慧。然后，只听见地下室入口处有人喊叫：“出来！出来！缴枪不杀！”紧接着，咚咚咚一颗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我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手榴弹有点软。叨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地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那时共军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我们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大概我们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以后许多年，我每次想起这段奇遇浑身冰冷，又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我常常梦见像踢足球一样踢一颗手榴弹，它飞出去，又折回来，还是在我们面前爆炸了，我们彼此相看，个个好比风化了的石像，一张脸坑坑洼洼，面目模糊不清。


    不久，房主人的管家走下来，他说解放军已经知道我们是后勤人员，没有武器，欢迎我们上去迎接解放。朱少校立刻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踏上阶梯。有一位姓富的中尉，毫不迟疑，他也穿上大衣，背起背包，跟在后面。他年轻单纯，未经世故，但是他知道跟定一个人，一个年长厚道、人生经验丰富的人，有样学样。朱少校并未教他怎样做，他自动模仿，只做不问。事后证明他做对了。


    我们蛰伏在地下室里，不知道昨夜快雪初晴，冬天毕竟是冬天，地下室有暖气，院子里只有寒风，这温差教人怎么适应。我们在解放军军官指挥下，十几个人踏着残雪，排成横队，一律不准行动，人人羡慕朱少校有先见之明。军官声明优待俘虏，我们要求回地下室取大衣，或者请解放军战士代取大衣，得到的回答是：“你们的行李原封不动存在地下室里，等你们受训完毕再来拿走。”


    我一点也不怨朱少校，我已经知道，你在最紧要的关头总是最孤独。天不绝我，我们的何军械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只有他还可以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多么好的孩子！他回到地下室，给他父亲取来大衣。正好我和何军械官并肩站立，趁势请求他再跑一趟把我的大衣也取来，说时迟那时快，当这位小朋友抱着厚重的皮大衣登上地面的时候，我们也在解放军的押送下整队出发，我们都是滚动的石头，身不由己，何军械官频频回首，他急得脸色蜡黄，唯恐丢失了孩子，孩子很能干，一路小跑追上来。我接过大衣，悲喜交集，那是阳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阴历腊月，节气在小寒和大寒之间，没有这件大衣我怎么挺得住，我到底不是石头！我多么感激这位姓何的小朋友。


    正是这天，我成了“蒋匪军”的被俘官兵。我本是冒名顶替的一个上尉，如果是马克·吐温，他会说：“不知道那天被俘的究竟是不是山东临沂的王鼎钧，也不知道今天写自传的究竟是不是河北徐水的王鹤霄。”我可没有那份俏皮轻松，中共的官方资料说，解放天津，“全歼”守军十三万人。“歼”的意思是“杀尽”，从那一天起，我们已是死人，是虽生犹死的人，是该死没死的人。

 第三部 1 天津中共战俘营半月记

    解放军攻克天津的时候，对处理大批俘虏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缴械就擒的国军官兵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好像一切水到渠成。


    我的遭遇或许有代表性。我们这十几个后勤军官听从解放军的指挥，离开住所。路上只见掉下来的招牌，断了的电话线，倾斜翻转的电车汽车。成群结队的解放军交臂而过，没人看我们，我偷偷地看他。我们走进一所学校，只见成群的俘虏从各个方向陆续涌来，挤满了房子，挤满了院子。他们都是在第一线缴械就擒的战斗人员，军官跟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律不佩符号，但是你仍然一眼可以分出阶级，比方说，士兵穿又脏又旧的军服，连长穿干干净净的军服，团长穿崭新的军服。解放军的一位营指导员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管理我们，我们人数这么多，他们仅仅一位营指导员，身旁几个通信兵，门口几个卫兵，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们已有丰富的经验。


    虽说是押送和集中监视，他们并未怎样注意我们，反倒是我，我没忘记我是（或者准备是）一个作家，赶紧趁机会观察新事物。虽说是东北解放军入关，那些战士并不魁梧健壮，个个脸色憔悴，嘴唇皴裂，双手赤红，我担心他们生冻疮。有人光着头，大概是战斗中失去了帽子，倒是没人伸手来摘我们的皮帽子，很难得！他们没穿大衣，腰间扎着宽大的布带，想是为了御寒。装备陈旧，多是民间用手工缝制，土布的颜色单调，军容灰暗，只有腰间插着一双新布鞋崭新，兵贵神速，他们一昼夜可以急行两百华里，鞋子是最重要的装备。还记得国军宿营的时候，照例派人四出侦察，报告说百里之内并无敌踪，于是放心睡觉，谁知拂晓时分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神通就在这双布鞋。个别看，解放军哪里是雄师？何以集体表现席卷江山？当时被俘的国军军官陷入沉思，没有答案。


    我设法挤到办公室门口去看指导员，他抽烟，看不出香烟牌子，闻气味品质不坏。一个国军军官挤进来向他介绍自己是什么团的团长，跟指导员攀同乡，团长是在战斗位置上被俘的，他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要求指导员行个方便，让他回去看看孩子，他发誓一定回来报到。又有一个军官挤进来，他说他跟解放军司令员刘亚楼是亲戚，刘亚楼指挥解放天津的战斗，目前人在市内，他要求去找刘亚楼见面。那位指导员一面抽烟一面微笑，慢动作撕开香烟盒，掏出铅笔来写字，他用香烟盒的反面写报告，向上级请示。通讯兵去了又回来，字条上面批着两个字：“不准”，用的也是铅笔。他们的公文程序怎么简化到这般程度，我非常惊异。指导员拿批示给他们看，不说话。


    战斗结束了，许多国军军官没有回家，有些太太真勇敢，牵着小孩出来找丈夫。她们有人找到我们这一站，卫兵不许她们进来，但是可以替她们传话：“某某团的副团长某某在这里没有？你太太带着孩子在门口找你！”这样的话由大门外传到大门里，由院子里传到屋子里，没有反应。于是有人高声喊叫，重复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回声。于是有人低声议论，就算他在这里也不敢出头承认，他还想隐瞒身份呢。那时国军军官被俘后常常谎报级职姓名，武官冒充文官，将校官冒充尉官，这样做都是枉费心机，以后还有多次清查，总有办法把你一个一个揪出来。


    俘虏实在太多了，解放军不断增加临时收容的地方，我们这里一批人疏散出去，腾出空间，开始进行下一个程序，“区分山羊绵羊”。第一步，军官和士兵分开，他们把士兵带走了。第二步，上校以上的军官和中校以下的军官分开，他们又把上校以上的军官带走了。斩头去尾，我们中间这一段人数最多，这才发现我们那个单位只来了我们十几个呆鸟，别人早有脱身之计，人人秘而不宣。两个月后我逃到上海，发现我们的新老板先到一步，住在一栋花园楼房里。四个月后我逃到台北，陆续遇见许多同人，他们也都是狡兔。


    俘虏分类之后进行编队，编队之后立即前往指定的地点受训，指导员不再微笑，也没有讲话，他只是冷冷地看部下工作，他的部下也不多讲话，只是冷冷地工作，一片“晚来天欲雪”的感觉。他们为什么不讲话？这是不祥之兆吗？由闹哄哄到冷冰冰，看看日色西沉，解放军似乎要赶快把俘虏弄出天津市区，出门以后指导员不见了，他的脸色还像块冰压在我心上。我越走越心虚，胡思乱想，想起滚进地下室的手榴弹，想起德国纳粹把俘虏运到郊外集体枪决。


    还好，我们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杨柳青，东看西看好像没有杨柳。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北仓，看见碉堡残破，交通壕翻边，铁丝网零乱，大概是炮兵猛轰造成的吧，想见战斗还是很激烈。我们一直走下去，有路可走就好，这夜无星无月，野外有人不断发射照明弹，（为什么？）显示最后的战时景色，冷光下依稀可见队形蜿蜒。途中队伍距离拉得很长，身旁没人监视，可是一个人也没逃走。走了半夜才投宿农家，老大娘为我们烧火做饭，整天仅此一餐，可是并不觉得饿。


    第二天黎明上路，有大队解放军同行。我放慢脚步，一再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他们，他们的基本教练简单马虎，肩上的步枪东倒西歪。我注意他们的枪械，那时，“共军用步枪打败国军的飞机大炮”，已经成为流行的口号。我只看见日军的制式步枪“三八式”，国军的制式步枪“中正式”。我心头一凛，想起我在沈阳背过擦过的那支枪，那支枪流落何方？我还记得它的号码，真想看看他们每个人的枪，看他们的号码离我多近多远。解放军打天津，除了飞机以外，大炮机枪冲锋枪什么武器都有，据“火器堂”网上资料，抗战八年，内战四年，联勤的兵工厂大约制造了五十万支中正式步枪，我想平津战役结束时，总有三十万支已经握在解放军手中了吧？韩战发生，中共派志愿军抗美援朝，正好用“中正式”跟联军大战三百回合。


    我们一直往北走，天气忽然起了变化，风沙扑面而来，那风沙强悍诡异，难以形容。我拉低帽檐，掏出手帕遮脸，闭紧眼睛赶路，每隔几秒钟睁开一条缝，看一看脚下的路，尘土细沙趁势钻进来。四面一片濛濛的黄，空气有颜色也有重量，鼻孔太小，难以呼吸。我想到我的眼睛，那时我只为眼睛担忧，作家可以没有手，没有脚，必须有眼睛。现在我知道，那天我们遇上了“沙尘暴”，西北风挟带内蒙古的沙尘，向南扑来，它一年比一年严重，现在已经形成天灾，华北东北都成灾区。现在“沙尘暴”过境的时候，人取消户外活动，飞机停飞，沙尘落地造成“沙化”，土地没法耕种，人民没法安居。专家总是往坏处想，他们忧虑多少年后，东北华北一半变成沙漠。倘若真有那么一天，后世史家会指指点点，国共两党兴兵百万，血流成河，争的就是这几粒沙。


    当时风沙中辛苦挣扎，哪会想这许多，我只担心我的眼睛。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风也停了。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瓦房很多。我们先在村头一字排开，解放军战士抬了一个箩筐来，我们在军官监督下自己搜查自己的口袋，把所有的东西掏出来，钞票、银元、戒指、手表，都放在箩筐里，我能了解，这是防止我们逃亡。所有的文件也要放进去，钢笔、照片、符号、日记本，我明白，这是要从里面找情报。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好在我除了一张符号以外，什么财物也没有。我的职位是个上尉军需啊，军队里不是常说“穷书记、富军需”吗，解放军军官看了我一眼，他怎知道我实际上是个“穷书记”？似乎怀疑，倒也让我过关。他强调受训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会发还，这位军官是我们的指导员。


    下一步是分配住宿的地方，我们住在地主留下的空屋里，屋里没有任何家具，大概是“阶级斗争”取走了一切浮财。每一栋房屋都没有门，应该是民夫拆下门做担架去支援前方的战争。每一栋房屋也没有窗棂，这就奇怪了，我想不出理由来。既然门窗“洞”开，解放军战士管理俘虏，要看要听，十分方便。夜间风雪出入自如，仿佛回到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生活。


    我必须说，解放军管理俘虏还算和善宽松，伙食也不坏，一天两餐，菜里有肉。当然我们仍然要踏灰跳火，早晨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是集体跑步，这时，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俘虏全员到齐，有两百人左右，解放军驻扎的武力大约是两个班，果然以一当十。跑步之后，大家在广场集合，班长登台教唱，第一天学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天夜里降了一场浅浅的雪，天公慈悲，没刮大风，早晨白云折射天光，总算晴了。第二天学的是“换枪换枪快换枪，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送来大批美国枪”。我听了不觉一笑，也不知他们有幽默感，还是我有幽默感。


    所谓受训，除了跑步，就是唱歌。跑步容易唱歌难，终于有这么一天，早操以后，班长教唱，劈头就是“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我张口结舌，这未免太离谱了吧？解放军班长领头起句以后，全场默然，指导员一向不说话，脸色像上了一层釉子，这时带着枪的兵走过来，指着我们的鼻子喝问：“你们为什么不唱？为什么不唱？”队伍里这才有了嗡嗡之声。他不满意，又一个一个指着鼻子喝令：“大声唱！大声唱！”队伍里的歌声这才一句一句提高。


    我一直不肯学唱，于是被指导员带进办公室。我模仿朱连长向副团长抗辩的态度，立正站好，姿势笔挺，有问必答，一口一个“报告指导员”。他好像很受用，但是仍然厉声斥责，“你已经解放了，为什么不唱解放军的歌？”我告诉他，我是唱八路军的歌长大的。不待他考问，我自动唱起来，我采取提要式的唱法，“在那密密的树林里，有我们无数好兄弟。”唱了两句，马上换另外一首，“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再换一首，“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要当八路军。”再换一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军不打抗日军。”


    他大喝一声：“够了！你这些歌现在没人唱了，你到这里来受训，就是教你赶上形势。”我说报告指导员，八路军的那些歌真好，我们爱唱，有人禁止也禁不住。现在教的歌哪里比得上？现在这支歌怎么这么低俗？这哪里像解放军的歌？我不顾他的反应，连唱带说，他用锐利的眼神观察我，好像看我的精神是否正常。我后来知道，他们认为抗拒或争辩都是真情流露，他们对“真情”有兴趣，如果我马上无条件适应，他反而认为是虚伪，引起他们的戒备怀疑。


    他沉默片刻，忽然问我对这里的生活有什么意见。“报告指导员，没有意见。”怎么会没有？他不信。“报告指导员，抗战的时候，国民党的游击队捉到了八路军要活埋，我们都是该死没死的人，在这里吃得饱，睡得好，当然没有批评。”这几句话他听得进。你对国民党还有什么幻想？“报告指导员，没有任何幻想。”是不是还想倚靠蒋介石？“报告指导员，我跑江湖混饭吃，从来没倚靠蒋介石。”大概这句话太没水平，他皱了一下眉头。那么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报告指导员，我的父亲在南京做难民，我要到南京去养活他。”我简化问题，隐瞒了弟弟和妹妹。他说南京马上要解放了，全中国都要解放了，你去南京也是白去。他说他也有父母，个人的问题要放在全国解放的问题里解决。


    他静待我的反应，我默不作声。


    他拿出一本小册子来交给我，他说这是我从未读过的书，他用警告的语气说，“接受新知识的时候要用心，还要虚心。”他等着听我的心得报告。那时候我的左眼开始肿胀疼痛，天津失守那天，我们逆风行军，沙尘伤害了我的眼睛。他不看也不问我的病痛，他显然打算教我用一只眼睛读他指定的教材。


    俘虏营里没有医疗服务，班长忽然慈悲，替我弄到一截纱布，我只能把左眼包起来，乍看外表，倒是很像个伤兵。冷风吹拂，我发觉自己跑进指导员的射界，做了他的目标。他们闭上一只耳朵，没再强迫我唱歌，我难道已在享受某种优待？代价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人群中隐身，也许因而不能脱身，我那年才二十四岁，对中共多少有用处。


    五年前我也许愿意加入共青团，可是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我一心向往个人自由，我曾在新闻纪录片里看见要人走出飞机，仪队像一堵砖墙排列在旁边，新闻记者先是一拥而上，后是满地奔跑追赶，我当时曾暗暗立下志愿，从那一堵墙中走出来，到满地乱跑的人中间去。其实“自由”也有阴暗面，那时我还不知道“事情总是向相反的一面发展”，以螺旋形的轨迹寻求救赎。


    我已放弃一切伟大非凡的憧憬，无论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我只求能有必需的收入，养活父亲，帮助弟弟妹妹长大。我已知道解放区绝对没有这样的空间，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我很难适应，他对老百姓的期许我无法达到，我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涣散的”社会里去苟活。我必须奔向南京。


    脚下有到南京去的路吗？显然没有。如果我的左眼长期发炎得不到治疗，必定失明，中共不会要一个残废的人，那样我就可以一只眼睛去南京。我猜父亲看见一个“眇目”的儿子回来，不会有快乐的表情，但是半盲的乞丐也许会得到慷慨的施舍。我在两利两害之间忐忑不安。那时我的父亲并不知道他自己也面临选择：损失一个儿子、或者仅仅损失儿子的一只眼睛。


    我始终没读指导员交给我的那本书，只是偶然揭开封面看了一眼。果真“开卷有益”，封面里空白的那一页盖了一个图章：“东北军政大学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馆”，正好盖在左下角。我大吃一惊，天造地设，一张空白的公文纸，可以由我写一张路条。我以前从未想到逃走，这时左右无人，不假思索，我悄悄把它撕下来。解放军显然还未建立文书制度，士兵文化水平低，没有能力鉴别公文真伪，如果他们不放我，我也有办法！图章的印文是楷书简体，草莽色彩鲜明，后来知道，中共的印信一律废弃篆书。


    左眼越来越痛，“难友”朱少校帮助我，他说用食盐水冲洗可以延缓病情。我到附近农家讨盐，一位太太说，她家的盐用光了，还没有补充，她让我进厨房察看，柴米油盐一无所有，锅灶冰冷，使我想起“朝朝寒食”。我走进另一农家，当家的太太说她可以给我一撮盐，但是必须班长许可。我又到处去找班长。


    讨到了盐，朱少校卷起袖子，客串护士。每一次我只能讨到一撮盐，好一个慈悲的班长，他天天带我奔波找盐，他走在前面，我在后面六英尺左右跟着，他沉默无声，农家看他的脸色行事。今天回想，我最大的收获不是食盐，我有机会看到“老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好像家家都没有房门。我没看见男人。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打麦场边怎么没有一群孩子嬉戏，没有几只狗摇着尾巴团团转，怎么没有老翁抽着旱烟袋聊天，怎么也没有大鸡小鸡觅食，也没见高高堆起来的麦秸高粱秆。安静，清静，干干净净，一切投入战争，当初“不拿人民一针一线”，而今“人民不留一针一线”，这就是解放战争的魅力，这就是每一个班长的骄傲。


    我在俘虏营的那段日子，外面发生了两件大事，蒋介石总统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傅作义接受局部和平，北平解放。我们看不到报纸，两件事都由班长口头宣布，我还记得，蒋氏引退的消息夜晚传到俘虏营，我们都已躺好，宿舍里没电灯，班长站在黑暗里说，蒋介石“引退”了，理由是“不能视事”。我了解《中华民国宪法》，其中提到总统“缺位”和总统“因故不能视事”，两者有很大的区别，班长声调平静，用字精准，把“不能视事”重复了一次，表示强调，很有政治水准。也许是黑暗遮住了脸孔吧，大家竟鼓起掌来，那时大家在心理上忽然变成观众，歹戏拖棚，不如早点落幕，散场回家。


    散场以后一定可以回家吗？天晓得！资料显示，内战第一年，六十万俘虏参军，第二年，七十万俘虏参军。济南十万俘虏，或参军，或劳动生产，一个不放。中共占有东北全境后决定释放俘虏，而我恰恰在这个时候被俘，硬仗已经打完，俘虏太多，无处消耗，索性由他们投奔国民党，国民党既要照顾他们，又要防范他们，双方必然产生矛盾，他们纵然抗拒洗脑，多多少少仍然要受一点影响，他们不知不觉会把影响带到国府统治的地区，成为活性的“病灶”。世事总是如此，又是如此，千千万万小人物的命运系于大人物一念之间。必须说，中共这一着高明！国军退守台湾，大陆失败的教训深刻难忘，万事防谍当先，尽力布置一个无菌室，那千千万万“匪区来归官兵”跟有洁癖的人吃一锅饭，难免动辄得咎，军政机构疑人也要用，用人也要疑，额外消耗多少元气。


    我们在俘虏营过阴历年，万年历显示，那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岁次己丑。事后推想，那时他们已经决定释放我们了，所以停止一切争取吸收的工作。大约是为了留些“去思”，过年这天午餐加菜，质量丰富，一个高官骑着马带着秧歌队出现，据说是团政委。我第一次看见扭秧歌，身段步伐很像家乡人“踩高跷”，亲切，可是无论如何你不能拿它当做中国的“国风”。他们唱的是“今年一九四九年，今年是个解放年，锣鼓喧天闹得欢，我给大家来拜年”。先是纵队绕行，然后横队排开，唱到最后一句，全体向我们鞠躬，我又觉得折煞。


    团政委登台训话，我用我的一只眼睛努力看他，希望看得清、记得牢。他的气质复杂，我当时用三句成语概括记下：文质彬彬，威风凛凛，阴气沉沉。我被俘以后见到的解放军人，跟我在抗战时期见到的共产党人完全不同，前者比较阴沉。


    家乡父老常说“一分材料一分福”，团政委口才好，胜过连指营指。他称赞我们都是人才，可惜走错了路，迷途知返不嫌晚，谁愿意参加解放军，他伸出双手欢迎。然后他加强语气，谁对国民党还有幻想，解放军发路费，发路条，愿意去南京的去南京，愿意去广州的去广州，愿意去台湾的去台湾，你们去的地方都要解放，你们前脚到，解放军后脚到，水流千遭归大海，谁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番话铿锵有声，惊心动魄。他最后强调解放军守信用，说话算数，路条路费明天就发给你们，任你们行动自由。大家听呆了，不敢鼓掌。演说完毕，团政委上马，他还要到另一个村庄去演说，大概他要走遍附近的村庄。


    解放军说话算数，第二天路条到手，我打开一看，有效期间只有两天，我今天出了这个门，明天路条就成废纸，以后的路怎么走？路条的效期是两天，路费也是两天的伙食钱，他们好像假定我两天以后就可以到南京到广州了！我是否可以找指导员申述困难？正在犹豫不决，有个小伙子在我身旁急得团团转，他反复自问：“我的戒指呢？我的手表呢？”


    我想起来，我们进村子那天，人人把财物掏出来，一起放在大箩筐里，交给解放军保管，当时指导员明确交代，受训期满之日发还。这时候，有一个人，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个人，现在我才下笔写到这个人，他也是个俘虏，看样子是个中年人，是个病人，每天闭目打坐不说话，如果夜晚我们上了床不睡觉，如果我们谈天说地东拉西扯，他才喝一声：“赶快睡觉！不要扰乱别人！”倒还有几分精气神。有时候，我们三五个人在院子里闲谈几句，他也要站在门口呵斥：“走开走开！”声调毫不客气。他真有先见之明，总是我们听从他的呵斥之后，班长就像猎犬一样跑过来，察言观色一番。当那小伙子满口戒指手表追问不舍的时候，那个沉默的中年人又喝一声：“你这个混蛋！还不快滚！”人间确有当头棒喝，我和那个小伙子陡然醒悟，两百人的手表戒指都混杂在一个大筐里，哪个是你的？怎么发还？当初解放军收集俘虏财物的时候，并没有一人一个封套包装起来写上名字，可见压根儿就没打算发还，那还啰唆什么？难道想留下不走？我们大彻大悟，四大皆空，万缘放下，急忙上路。咳，那中年病夫是有心人，是好心人，文章写到这里我思念他，不知他后半生何处浮浮沉沉，可曾风平浪静。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失守，我当天被俘。一月二十九日过年，我次日释放。中间管训十五天，解放军果然说话算话。无奈人心不足，我时常想起某某公司设计的一张海报：美女当前，含情望着你，下面的文字是“某某公司信守承诺：某月某日这位女郎全身脱光”。人人记住这个日期，到了那一天，急忙去找海报，海报换新，女郎果然全裸，海滩辽阔，她只是个遥远的背影，下面一行文字：“某某公司永远信守承诺”。

 第三部 2 为一只眼睛奋斗

    没人愿意待在俘虏营里，可是我走出俘虏营以后，忽然觉得非常空虚，我不属于共产党，我也不再属于国民党，我也不是一个老百姓，大地茫茫，顿觉失去重心，飘浮在大气之中。我那时的感觉正如今天一位诗人所说：天空是没有彼岸的。


    人，有时候我觉得像演傀儡戏，总得有根线牵着你走，如果所有的线都剪断了，他会瘫痪下来。我们单位有位姜参谋，秦皇岛撤退，他回老家，平津不守，他带着家眷走出解放区，奔到国军控制的青岛，眼看青岛不能久守，他又带着妻小回头走，走回老家，因为他全身的线都剪断了！咳，这一去再也没有音讯！他是个老好人。


    我身上还有一根线没断，我有一个大家庭，我家老父、弱妹、幼弟都在“国统区”漂泊，母亲临终时托姨母带话，要我负起长子的责任。母亲晚年受尽辛苦，我没能还家给她一个笑脸，甚至没能亲亲热热给她写一封信，若说报答于万一，也只有照着她的心意全力以赴了。这是我今后生存的意义，我还得继续向前，今天回想，当时本来无路可走，凭此一念，我终于走了出来，虽然后来国事家事双重折磨，但若比起土改、反右、“文革”，又算得了什么？我不应有恨，不应有悔。


    俘虏营设在天津市以北的乡镇里，我们不知道地名，我也曾向当地居民打听，没人回答。出了俘虏营，行人问行人，才知道地在宝坻县境内，铁路资料显示，宝坻站到天津站一百一十五公里。离开宝坻，我由河北而山东，由青岛而上海，这一段路走得十分痛苦，我一向能够正视痛苦，反刍痛苦，唯有这一段经验不堪承受，我一直逃避它，隐藏它，尽可能遗忘它，于今细数平生，我曾想省略它，越过它，只因为这条路上有几位好人，我要用文字纪念他们，这才不得不写。


    我和朱少校、富上尉一同直奔天津，路旁风景和来时不同，农家在门口摆摊卖菜，村头也有人吸烟闲聚，我们的狼狈逃不掉他们的欣赏。我的左眼发炎，用纱布蒙住，他们以为解放军的炮火打瞎了我一只眼，特别爱看。众多“难友”们三三两两各奔前程，没人互相交谈，歧路分散，谁也没看谁一眼，炮弹震碎了人和人之间的纽带。一群民众揪住一位难友拳打脚踢，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居然犯了老毛病，随手拿了人家一个鸡蛋。这个“混蛋”！我低头疾走，不敢多看一眼。


    我一心记挂留在天津的行李。我们被俘的时候，解放军的军官说过，“东西放在这里，你们受完了训回来拿。”我身无分文，半丝半缕对我都很重要，解放后的天津市很安静，路上也没人盘查，房东仍然和气。他说，我们所有的东西，当天就被解放军取走了！料想如是，果然如是，总要到了黄河才死心。


    天津不能停留，朱少校问我下一步怎么走。我必须设法保全我的左眼，想起秦皇岛那位好心的眼科医生、栾福铜大夫，我断然作了一个危险的决定，回头两百八十六公里，深入解放区，独自再去秦皇岛。


    由天津车站登上火车，没人向我要票，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秦皇岛下车，没人多看我一眼，来到海阳路，街宽海风大，没灰尘，也没什么车马行人。我向瞎子学习，一只手扶着墙，低下头慢慢走，门巷依然，墙上的标语全换了，据说解放军第一天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刷掉旧标语写上新的，他们看重意识形态。重写标语表示要重写一切，标语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开始，我一向看轻了标语，现在才发现它关系重大。


    听见锣鼓秧歌队迎面而来，交臂而过。有什么东西劈脸扇我一个耳光，急忙抬头，秧歌队的排头人物撑着两面大红旗纵横飞舞，旗角扫到我的右颊，没碰眼睛。我用右眼看清楚了，左上角镰刀斧头，竟是苏联的国旗。后来才知道当时并没看清楚，那是苏联的党旗，比国旗多一颗星。那时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党旗都跟苏共一模一样，苏联是无产阶级祖国。


    栾大夫的诊所容易找，海阳路上，以前我们办公室旁边。我进门第一句话是：“栾大夫，我求你看眼来了！”他急忙起立，把我安置在就诊的位子上，按部就班检查了，用药水洗眼，点上眼药。我问病情，他这才说出第一句话来：“你多祷告。”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也许他劝人祷告已成习惯，可是我顿觉凶多吉少。


    栾大夫的眼科诊所和一位李大夫的牙科诊所共用一个大门，进了门，中间是两家诊所共用的候诊室。李大夫原籍哈尔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之后，东北华北一统，李大夫好不容易有返乡探亲的机会，只留下他的学徒看守诊所。栾大夫安排我跟这位青年一同吃饭，晚上睡在候诊室里。我遵照当局规定去申报临时户口，窗口里面军人当家，我把路条送进去，他瞄了一眼丢出来：“准你住半个月”！快刀切梨，好不爽快。


    栾大夫每天为我洗眼两次，我按时点眼药，病人稀少，我可以坐在候诊室里闭上眼睛背诵唐诗。我绝不出门，但是我已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有个小青年天天来东拉西扯，我在补给单位工作的那些日子早就认识他，他好像没有工作，但是营养良好，笑口常开，形象高出游手好闲的小混混，那时对他难猜难度。等到华北一统，他的生活方式未改，对我这样的人有兴趣，我对他的动机也就无须再猜再度。我知道我必须给他情报，否则他为了交差，一定胡编乱造，非常可怕，我提供情报时选择内容，也就控制了影响。我从来没有机会两利取其重，只懂得两害取其轻。


    我告诉他，解放军作战英勇无敌，我很佩服。我抄袭团政委说的话：国军退到哪里，解放军会追到哪里，哪怕是天涯海角。我把对连指导员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我是该死没死的人，感激中共宽大，我对国民党毫无幻想，但是我必须到南京一带去寻找我家的老小三口，照顾他们，即使回山东老家种田，我也得带他们一同回去。


    我知道我也必须有一点牢骚，对他们有几句批评，才可以减少他们的猜疑。我说我只是一个出门找饭吃的人，别说我反革命，我什么都不反，只反饿肚子。我说我也承认地主制度不合理，但是对付地主的手段太过分，弄得我在抗战胜利后无家可归。我说我是小人物，随波逐流，有奶便是娘，哪能跟共产党员一样？他们都是英雄豪杰，国民党的饭他们不要吃，国民党的官他们也不要做。


    这些话，小青年听得津津有味。


    我偶尔聪明，常常糊涂。星期天，栾大夫带我到教会，那时信徒还可以聚集，但是没人讲道，牧师知道神的意思，不知道人的意思，这时候人比神大。教友人人带着《圣经》，但是没人打开，那时候，当局允许整本《圣经》存在，《圣经》里的话未必句句可以存在，他们唯恐读错了章节。取消聚会，唯恐得罪神，参加聚会，又唯恐得罪“人”，个个像缠足的小媳妇，我这个“伤兵”突然出现，更增加了几分戒备的气氛，大家静坐，默祷，散会，彼此几乎没有寒暄。


    栾大夫安排我跟教会管理人面谈，对方认识我。这一次我犯了糊涂，他对我说“你要感谢神”，我说世上只有人，没有神。他立刻对我严阵以待。他说“你心里有魔鬼”，我说世上也没有魔鬼，只有人。他厉声说：“上帝已经降下刑罚，世人要知道悔改。”我说共产党创造历史，世界照着共产党的意思改变，不是照着神的意思改变。依照逻辑，他只有说共产党执行神的旨意，神借着共产党行使权能，可是他说不出口，他还没有进步到那种程度。直到今天，中国基督徒在这方面的进步仍然有限。


    我们不欢而散。今天回想，他希望听见“我是罪人”，求神垂怜。他希望我能提供神迹，例如我在天津市的地下室里祷告，手榴弹滚到我的身旁，天使出现了，手榴弹没有爆炸。栾大夫带我去聚会，也许是想替我争取一丁点儿关怀，可怜我身处绝境还不知道取悦于人，我跟在栾大夫后面一路走回，他一句话也没说，今天回想，他的沉默就是批判。


    我在秦皇岛住了一个星期，慢慢看见我给栾大夫带来的压力。他越来越沉默，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能够做什么。终于他对我说，明天有一班火车可以把我送到山东，机会难得。至于我的眼睛，他说没有问题，我带着眼药水上路，每天点三次。他问我有没有盘缠，我哪有一文钱，可是我觉得他已经帮了这么大的忙，对好人需求太多伤天害理，我咬紧牙关说“有”。


    这夜我做梦，又梦见驾着一架小飞机漫天飞，没有目标，也飞不高，急得出汗。拂晓时分，栾大夫带我从火车站贵宾室特别入口到月台，他做过铁路医院院长，有人脉。


    栾福铜医师是河北清苑人，心存慈悲，助人无数。四十年后，中国大陆对外开放，我辗转找到他的大公子，这才知道老太爷已在一九七六年去世，还有老太太健在，我说明缘由，献上感谢。栾医师敬畏上帝，一生热心救人。人生自古谁无死，怎么说他不该死于唐山大地震。那次大地震发生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仅十几秒钟时间，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二十四万人死亡，十六万人重伤，没有办法给死者个别营造坟墓，只能找许多地点集体掩埋。天心难测，难怪无神论者振振有词；所幸他的两位公子、一位女公子也都成了名医，驰誉国际，有神论者也还能找到支点。


    火车离开秦皇岛直奔天津，把这两百八十六公里再走一遍。车上人多，汗流浃背，不能转身。没看见女人小孩，个个男子汉都穿着深色的便服，只听见呼吸声。这到底是一列什么车？小站不靠，大站也没全停。天津站有人下车，我们沿津浦线南下，奔驰三百六十五公里到济南，一路上没见随车服务的铁路员工。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列什么车，我到底是托了什么人的福。


    一路上不断有人下车，车到沧州，站务人员减少客车车厢，加挂一串平台车，继续南行。车入山东境内，我知道要经过黄河，我也知道离黄河最近的车站，南有滦口，北有鹊山，中间是有名的黄河大铁桥。我很想下车步行，到河岸的草棚底下喝一碗鱼羹，到河中的浅滩上印几个脚印。


    我也料到火车可能不在滦口或鹊山停靠，我走出客车，坐在平台车上，等候看河。乘客坐在平台车上违反铁路局的安全规定，幸而没人干涉。车到鹊山，我扯下眼罩丢掉，火车果然直上铁桥，河水安静，火车匆匆，冬天的黄河水少，沙地枯草多，像缺水的湖，不像是哺育我们民族的河，也不像是多少母亲投水自尽的河。一九四六年出潼关，入河南，我有机会远望五月的黄河，一九四九年过山东，我远望二月的黄河，缘分比冬天的河水还浅。河宽桥长，奈何火车飞快。没有兴奋，没有伤感，烟景稍纵即逝，我只是像尽义务一样用心看，用力看，对中国工程界引以为傲的铁桥，对小学老师满口赞扬的铁桥，几乎没留下多少印象。黄河留在我的血管里，四十年后我六十三岁，它忽然沸腾，倾泻出一本《左心房旋涡》。


    一九四六年远望黄河，排长提起“不到黄河心不死”。一九四九年远望黄河，我想的是“跳进黄河洗不清”。行走在外，多少人问我这个山东人，这两句谚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猜第一句嘛，黄河之水天上来，它的长度，古人无法绕过，它的宽度，古人很难越过，它的深度，古人无法涉过，到了黄河就是到了尽头，到了绝路，只好放弃一切妄想。第二句嘛，人生在世要注意避嫌，一旦蒙受某种误解，可能永远无法剖白，纵然有黄河那么多的水，也无法洗净他的污垢。


    那天过黄河，我忽然另有一番领悟。黄河水多，但是非常混浊，书上，说这条河一年有十六亿吨泥沙，世界第一，每立方米河水含沙三十四公斤到九十公斤，龙门段的泥沙达到百分之九十，出海口的海滩每年延伸一百公尺。“黄河洗澡一身黄，黄河烧茶一锅汤。”河边居民用水，必须先用明矾把泥沙沉淀下去。所谓“跳进黄河洗不清”，应该是说，你已经跳进了黄河，还想洗清？你跳进了黄河，“所以”洗不清。是了！那时候我走出沈阳，天津被俘，正是跳进了黄河。


    眼药水用完，左眼算是康复了，但视力未能完全恢复，也比较容易疲劳。后来经常看医生，医生说心理作用大，“越接近头顶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疗”。我喜欢眼科医生，轻柔如一阵和风。医生叮嘱注意保养，我看书写稿一小时就闭上眼睛休息，常有人以为我在祷告。不喝酒，不抽烟，后来又加上不喝咖啡，不吃辣椒。常读有关眼疾的资料，偶尔难免紧张过度，自以为出现什么症候，这样那样检查，浪费医生的时间精力。医生说，《疾病大辞典》之类最好别看，看见什么病就好像得了什么病。没错，“越接近头顶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疗”。

 第三部 3 胶济路上的人间奇遇

    我在济南车站下车，没有立即沿胶济铁路东行，这是山东首府故乡的大门，我得上街走走。


    久闻济南马路用石块铺成，可是我没见“家家流水、户户垂杨”，路旁有垃圾，有斗象棋的摊子，也有游手好闲身份不明的人。也许是快要“白日依山尽”的缘故吧，色调灰暗，气象萧条，解放五个多月了，还带着战后的病容。


    我站在十字路口向南看，若要回老家，就从这里一直走。我已来到离临沂兰陵最近的地方，死火山忽然复活，我心潮汹涌，由拂晓离家的蒙昧，到流亡学校的热血，仓促投军的懊丧，不甘堕落的煎熬，生命归零的恐惧，瞬息之间重演一遍。我的心里装着一具指南针，泰安、曲阜、兖州、滕县、峄城、枣庄，这些地名都是磁石，我努力把身体钉在地上，这才明白为什么《旧约》里面的罗德之妻要化成盐柱，只有那样她才可以牢牢站定。


    我站在那里看了又看，我没有还乡的权利，只有漂泊的命运。我不是盐柱，我是无头苍蝇，凭本能横冲直撞。天色不早，费了一番力气转过身来回到车站，这才发现坐车必须买票，车站对客运管理已经有效执行。我扬起下巴看天，今晚无风无雨，决定沿胶济公路步行，抗战后期，流亡学校西迁，我曾一个人步行横跨河南全省。


    夜行省得宿店，而且走路可以取暖，第二天肚子饿了，就到路旁村子里去乞食。我有过乞食的历练，抗战发生后，日军打到家乡，父亲带我们逃到苏北避难，那时沿途难民也是无头苍蝇，成群结队，一家人常被日军的骑兵冲散。父亲一生谨慎，他设想了一种情况，万一孩子脱离了大人的掌握，没有饭吃，要懂得怎样乞讨，我曾奉命实习。他老人家万万没料到他的训练如此这般有了用处！


    胶济路乞食的经验很难堪。那时我穿着国军的军服，村头百姓大声嘲问：“老总，我家还有一只老母鸡，你要不要吃？”那时乡人跟国军士兵叫“老总”，国军纪律坏，老百姓家养的鸡捉来就杀，一个连长曾经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在山东行军作战的时候，炊事班长每天早上向他请示，问连长今天想吃什么菜，他眉头一皱：“来盘鸡心！”炊事班就挨家捉鸡，剖腹取心，炒一盘鸡心奉上，鸡肉丢进行军专用的大铁锅清炖，全连士兵享用。有时候他吃鸡肝，有时候他吃鸡脑。现在老百姓要出气，我只有装聋作哑。有人特别注意我的眼睛：“你的左眼怎么啦？是不是解放军的炮火打伤的？怎么没把你的两只眼睛都打瞎呢？”咳！我把心一横，挺胸昂首走过。


    心软的人肯施舍，然而他们穷苦，有人掀开锅盖，双手捧出地瓜叶豆饼混成的食物给我，他们自己也吃这种东西，我来增加他们的负担，心中另有一种羞愧。我双手接过食物，立刻上路，边走边吃，我是不祥之物，唯恐给“施主”添麻烦。


    有时候，我必须站在厨房里喝一碗开水。虽然我总是在村头村尾乞食，村干总会立刻出现，村中显然有高效率的通报系统。村干不跟我交谈，他站在厨房里盯着我把水喝完，那一碗水特别烫嘴。我在村干目送下离开村庄，担心他会责备那个施舍的家庭，咳，我成了那条路上的一害。


    那年山东半岛冬暖，走到中午，就像童话书所说“太阳劝人脱掉大衣”。我穿的是寒冷地区作战的美式装备，老天不会把我冻死，由济南到青岛三百多公里，乡亲也不会让我饿死。困倦来了，太阳劝人合上眼皮，我到空旷的田野里寻一个低洼的地方躺下，趁着一天之内温度最高的时分睡上一觉。


    心神不安，我总是突然睁开了眼，好像出现了危机。真奇怪，一只猪的大脸逼近，我在熟睡中感受到它的压力。猪于人无害，我从容看它，距离近，它脸上的皱纹都放大了，线条古朴，形象居然有悲苦之美。我从来不知道猪的脸这样好看，许多年后，有人发表他的审美观念：“远看女人近看猪。”闻者失笑，我没有笑。又过了许多年，台湾的摄影家黎汉龙以猪为题材，多次得到国外大奖，别人觉得奇怪，我不诧异。


    另外一次，我突然醒来，看见一只狗，它的嘴巴离我的脸大约只有一英尺。这还了得！它想干什么！父老相传，战场附近家犬多半吃过人的尸体，从此有了狼性，爱吃人，它即使不敢吃大人也敢吃小孩，不敢吃站着的人也敢吃躺着的人。胶济沿线正是国共两军多次激战的地方，我确实吓了一跳，不敢动也不敢不动，还好，它看见我睁开眼睛，掉头走开。它还是一只善良的狗。


    我遭到解放军人的搜查，我说“解放军人”　，因为我料定是他个人的行为。他独自徒手站在十字路口，只对穿国军军服的人有兴趣，他不看路条，不搜口袋，仔细摸我们衣服下摆的边缘，那时候流行把金戒指缝在那里，他大概尝到过甜头。任何人都能判断，这不是依照规范执行勤务的方式，我的衣服货色好，档次高，但是搜不出任何值得一看的东西，他观察我的脸，流露出怀疑的神气。


    盘查总以避免为上，我离开公路沿着铁轨走，这条路上没有行人，尤其是夜间，远处的人看不见我，火车经过的时候，我到路基下面卧倒隐蔽，不让车里面的人发现。沿途有几处简易的桥梁，铁轨悬空架设，人走在上面没法躲避火车，我使用打游击学来的方法，过桥之前，先用耳朵贴在铁轨旁听一听，如果远处有火车驶来，可以听见地壳震动的声音，我躲一躲，先让火车通过。后来回想，我的做法包藏着好几种危险。


    自作聪明的人总要受到惩罚。记得那天我进入潍县境内，庆幸全程已走过一半，仍然是夜间，仍然走在铁轨上，黑暗中突然听见哗啦一声子弹上膛，同时有人大喝一声：“站住！举起手来！”我站好，双手举高，说明自己的身份，对方命令：“你拍着巴掌走过来。”真好笑，我打游击的时候听到故事，敌人教他拍巴掌表示手中没有武器，他左手打自己耳光，右手握紧手枪，这个解放军战士居然没听说过。


    解放军在站外布哨，我进入警戒网，这又是以西各站没有的措施，可以看出中共对占领区的管理正在一步一步加强。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据点枯坐，天亮以后接受军官审问。


    受审时我呈上路条，他说你的路条早已过期作废了，我默然。他说你离开路条上的路线私自行动，违反规定，我又默然。我的天！他把路条撕了，他说我在河北山东逗留究竟有什么目的，他要调查，调查期间我到连队学习。


    班长拿来一套土布做的棉军服，换走我的美式装备。抗战期间我穿过那种土布军服，纤维疏松，粗细不匀，很像装米的麻袋，棉花薄，后背的棉絮沉淀到下摆去了，简直是一件夹衣，他们自己已经不穿这种衣服了，也许他们准备报废的东西，故意发给我这个可以报废的人。他们有棉大衣，也没给我，换装以后，立刻寒气逼人。没有路条，我不能行动，没有那套防寒的衣服，我怎么度过春寒？我是跌入谷底了！


    我加入连队以后，并没有人教我这样那样，他们几乎都不理我。有一天，我信步外出，试一试有多少自由，没人阻止盘问或跟踪。我看见一家中药铺，产生灵感，我对掌柜的说我想写一封家信，请他们借笔砚一用。


    果然人要衣装，掌柜的把我当成解放军战士，十分客气，立时端出文房四宝，还摆上茶烟。我仿效当年八路军的作风，一口茶没喝，一只烟没动，我从贴身内衣的口袋里把那张纸取出来，那张我在俘虏营的书本上偷偷撕下来的纸，上面印着“东北军政大会冀热辽边区分校图书室”的图章。我用那张纸写了一张路条，然后我按照当年八路军的传统，向掌柜的敬礼道谢。


    没人防止我逃走，他们也许盼望我逃走，看样子他们只对我的一身冬装有兴趣。我不必再回连队了，沿着胶济公路一直往东走。


    没错，人要衣装。走着走着，一辆汽车在我身旁停下来，民间商用的货车。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个人跳下来，问我要不要搭顺风车，他们的目的地是胶县。太好了！我又遇见天使，那时中共治下火车通到胶县为止，胶县以东是国军防守区，坐汽车去胶县简直一步登天。后来有人替我分析，也许车上有私货，他们要借你这一身老虎皮挡一下，我可不愿意那样想。


    胶县和城阳县相望，城阳是青岛的外围据点，国军尚在驻守，两者中间有一道“无人地带”。我路上遇见六七个“难友”结伙前行，国军哨兵制止，我们到哨所接受盘问，填表登记，交出证明文件，我就凭自己伪造的路条申请国军收容。


    那时代总统李宗仁派“颜邵章江”四老北上，正与中共商谈和平，考其时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底。那时国军征兵，把南方征集的新兵送到北方，防止他们逃亡，这些人想家，盼望和平。我对国军防地第一个印象是，守在碉堡外面和桥头的国军士兵都在翻看地图，看他的家乡在哪里，有一个小青年从未使用过地图，他请我教他怎样在图上找他的家乡，教他怎样估量离家乡有多远，他是江西赣县人，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后来我在台北听到青岛撤退的消息，还想起那个小兵，不知道他回到家乡了没有，咳！那年代，世界上最难到的地方就是老家。


    我在秦皇岛工作的时候，参与收容东北溃散的国军，发棉衣，发路费，车辆早已备妥，立即送往后方安置。我以为驻守青岛的国军也会这样办，我忘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辽沈战役结束时，平津的局面尚能维持，淮海战役还没开打，国军当局办事还有旧谱。平津既失，徐蚌又败，加上统帅引退，危局之中，就没有心情再谈大计顾后果了。我一路行来，发现中共乱中求治，天天改进，两相对照，看见国军阵营的“失败主义”。


    我们奉命住在城阳县城周边的村庄里，每天每人发给主食大米，没有菜金倒也罢了，没有燃料，生米如何煮成熟饭？那时青岛地区由山东名将刘安祺驻守，保境安民、抚慰流亡都是他的职责，将在外，国防部必须尊重他的意见，有些事情只要他认为重要，他可以弥补、挽回、便宜行事。我们这批残兵都从他眼皮底下过，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打算要我们怎么活？四十二年以后，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了他的口述历史，书中细说青岛勋绩，娓娓动人，只是对我们这些“压伤的芦苇”、这些到了黄河不死心的“余数”，只字未提。


    我们每十个人编成一班，生活各自料理。起初，我们卖掉一部分食米换钱买柴，马上发现食米的斤两本来不足，拿米换柴之后更吃不饱。我们两人一组轮番打柴，说是打柴，谁也不敢离村一里，一里之外都是解放区的天。村头村尾大树不少，我们没有工具，没有技术，没办法爬上去锯几枝下来。我们只能朝农家种的果树下手，果树枝丫多，姿势低，木质松脆，举手之劳喀嚓一声，“桃李杏春风一家”，桃李杏一同遭殃。我们的锅灶变热了，农家的脸和心变冷了。


    农民总有上诉的管道，我们奉指示（也不知谁的指示）保护果树。好吧，果树当然应该保护，我们又岂能“冻死不拆屋”？那时铁路两侧有很多碉堡，下面用木材支撑，上面堆土，时局演变到这一步，那些碉堡已经没有机会使用，里面的木材也干透了。三年前，美国的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冲突，中共要求拆除胶济铁路沿线的碉堡，国民政府坚决拒绝，停火谈判因此一度破裂，现在轮到我们动手。破坏碉堡是死罪，每座碉堡前面都挂着牌示，大家摸黑动工，我的后脑勺阵阵发凉，随时可能背后一声不许动！回身只见枪口，第二天就死在法场上。但是轮到干活的时候就得干，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饭来张口。幸亏边防巡查的部队贪睡怕苦，打牌喝酒，留给我们一线生机。哀哀父母，你们说过一千遍：犯病的（东西）不吃，犯法的（行为）不做。哀哀天地，你们普降下民做匪做盗，终于轮到我作恶。我至今痛恨自己做过这些事情，我的人生完全失败了！我也责怪刘安祺，他本来可以使我们不必做这些事情。


    解放军发给我的棉军服，增添了许多写文章的材料。“只看衣裳不看人”，别人总以为我是参加了解放军再逃回来。他们推想，参军之前要做积极分子，坑害一同被俘的人，参军之后多多少少对着国军放过几枪，他们如何能容纳这样的败类？我成为他们憎恨的对象，他们用白眼看我，没人跟我讲话，分配工作的时候，多数人拒绝跟我联手，他们之间若是必须提到我，就说“那个匪兵”。那时国军还没有推行整肃清洗，他们对我只能止于歧视，我把心一横，不屑寻求谅解。（我错了吗？）


    这套军服褴褛不堪，抗战时期，我们称之为“麻袋装”，没想到抗战胜利四年以后，还有这种衣服，没想到年光倒流，我又穿上这件衣服。我困在城阳大约一个星期，查万年历，阴历节令大约元宵节后，“六九”和“七九”之间，冬天还在当令。那年冬暖，白天好过，胶东半岛海风大，夜晚难熬，我仅这样一身衣服，加上食物的热量不足，单凭一句“春天还会远吗”实在挺不住。我们寄宿的农舍也是没门没窗，他们垄断铺草，占据“避风港”，我的位置正对房门，风吹进来正面泼在我身上，真个“一寒凉到骨”！我的胸腔腹腔好像成了冰箱，放出来的屁都成一股寒流，我夜夜咬紧牙关，白天满口牙根都痛。寒气由地下冒上来，我根本没法躺下去，幸亏还有一面破鼓没人要，我可以坐在鼓上，幸亏有一只猫没人发现，它悄悄挨过来，我把猫抱在怀里，贴近胸口，它像输血一样把温度输进我的心脏里，我趁此机会打个盹儿。


    事后回想，那又是我的“最危险的时候”，只要一场大雪，或者害一场重感冒，我就得劳动他们到乱葬岗挖一个坑，听他们一面挖一面咒骂。


    按规定我们不能进城，千幸万幸，当局说过也就算了，并未严格执行，竟有人跑到青岛市逛了一圈儿。我夜间身体缩成一团，白天天气好，也想出去舒展一下。我走到县立中学门外站住，学校永远是使我沉吟的地方。它立在大路旁边，围墙很高很长，大门两侧靠路的这面墙，石灰粉刷，平坦洁白，上面却密密麻麻写满了行人的留言：    <blockquote>


    祖宗保佑青岛见面不见不散


    城阳不能待我带孩子先走了


    但愿你能看到我留下的这行字谢天谢地    </blockquote>


    围墙上密密麻麻。我明白，这些题壁留言的人，城阳是他们从解放区逃出来的第一站，很显然，他们和亲人分头行动，或者途中和亲人离散，他们盼望亲人随后来到，读了放心，他们盼望彼此之间的某些约定能够实行。那是一个连一根游丝也要抓住的时代，他们在空中留下游丝。


    这时，学校大门里走出一个胖子来，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居然是我中学的国文老师，同时也是训育主任。他是胶东人，我在《怒目少年》里仔细写过他，上国文课的时候，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可是谈到训导管理，我是他的一个麻烦，加减乘除，他是宽大的。我上前敬礼，他的表情很难解读，好像说，怎么这样不争气，瞧你这副德性！他没有多讲话，把家中的地址告诉了我，（难得啊难得，我穿着一身破旧的军服呢！）晚上我到他家，吃到一顿饱饭，听他如何立志教育家乡子弟。他目前正是县立中学的教务主任，他说他可以安排学校雇用我，他知道我能用毛笔写整整齐齐的小楷，（难得啊难得，我穿着一身共军的制服呢！）听到我的婉谢，他掏出一块银圆给我，难得啊难得，他当天下午才领到薪水呢！我本想跟他要一套旧衣服，消除“匪兵”的形象，只是未免得寸进尺，我把心一横，没有开口。（我错了吗？）


    他的大名叫牛锡嘏，牛老师给的这块“大头”，后来发生了极大的作用。一九八六年我向中国大陆寻觅前生，知道牛老师在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他始终拒绝认罪，他认为抵抗日本侵略，教育青年子弟，都是正正当当的行为。“抗拒从严”，他受的折磨比别人多，他一向那样整洁，连抗战流亡都衣冠楚楚，奉命下放养猪，跟猪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像千千万万个故事一样，牛师母也和他离了婚，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不准读书，两个儿子都不识字。牛老师也好容易熬到邓小平拨乱反正，可是没多久就去世了！得青岛校友张力一之助，我找到牛老师的儿子牛阜生，“阜生”生于安徽阜阳，正是牛老师教我读书的地方，听来倍感亲切。我寄了一张支票给他，“这是我欠牛老师的债”，阜生收到了钱，不能自己回信。


    国共和谈的气氛浓得化不开，南京的国民政府为了向中共表示谋和的诚意，决定就地遣散“来归官兵”，（又来这一套！）我们面前出现了国防部派来的少将高参，此人形貌猥琐，大约是挂名吃闲饭的人物，想起国军多少窝囊“豆瓣酱”，难免有人不顺气。少将的护卫从农家借来一张桌子，少将站在桌子上对我们讲话，他说你们抗战八年，剿共四年，父母妻子倚门而望，现在国防部发路费，你们回家吧！听他一席话，大家怒火上升，有人立刻怒斥“放屁”，接着有人喊叫“揍他”！许多人一拥齐上，掀翻了桌子，少将跌倒在地，他带来的护卫一面挡住众人，一面把他拉起来。


    总有老成持重的人出面讲理，他才知道我们都有回家的路条，解放军也发了路费，若是愿意回家，根本不来城阳。少将毕竟是少将，他戴上帽子，整整衣服，扈从摆好方桌，他重新登台致词。他说我亲眼看见诸位反共爱国的精神，国家正需要这样的精神。他说回到青岛马上打电报告国防部，国防部一定会派船接人。


    没几天，我们登上卡车，驶向青岛码头。当时口耳相传，轮船送我们到上海，大家高兴，后来知道此乃一句假话。青岛擦边过，只记得街道高高下下，市内整齐清洁。只记得招商局的轮船有粗大的烟囱，分三段漆成三种颜色。我在甲板上遇见沈阳时期的指导员，他打扮成有钱的商人，棉袍和皮鞋（还有他的脸色）都发亮。我到底替他捉刀写过文章，我如果开口借钱，他很难拒绝，我把心一横，算了！他对我总得应付一下，急忙写了一个纸片给我：“这是我在上海的地址”，匆匆退入客舱。到了上海，我拿着他给我的地址团团转，找不到门牌，却遇见了一位天使，绝处逢生。不错，“生活”没有眼睛，“欺骗”是它的导盲犬。幸亏有这个假地址！


    好了，我已实现壮志，走完胶济全程，沿途大小车站五十个，三百四十四公里，大约等于台北到台南。大演奏照例有个尾声，“来归官兵”坐在货舱的舱底，同路人早已坐满了，我想找“立锥之地”很难，我挨近谁谁就教我滚开，在他们眼里，我是仇敌。我只有坐在由货舱通往甲板的楼梯上，依照规定，楼梯不能坐人，船员来赶我，我赖住不动，他无可奈何。


    最后有个小高潮。我坐在楼梯上打盹，一头栽下来跌到人丛中去了，他们按住我一顿打。这身军服给了我一些方便，也招来无妄之灾，祸福相倚也是一种拉锯战，寒来暑往如同患了一场疟疾。

 第三部 4 上海市生死传奇(上)

    由青岛到上海，海程四○八海里（七五六公里），一路风平浪静。我在舱底打盹，断断续续做梦，又梦见自己在空中飞行，肉身沉重，醒来筋骨酸痛，发觉船已停了，甲板上一片静悄悄，没有人声。


    我走上甲板察看，只见天气晴朗，红日东升，船停在水中，水色浊黄，岸上有树木人家，显然已离开大海，驶入江心。青岛上船时，听到的消息是上海报到，开航以后，船员说实话，他们奉命到安徽安庆第七绥靖区交人，这里显然仍在中途。


    我不想去安庆，直觉反应此处不宜久留，可是下一步怎么走？彷徨间只见有人摇着一只小舢板来卖香烟，我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千幸万幸他听得懂，他说这是上海，千幸万幸我也听得懂。我明白了，押船的官兵为我们布置了一个“水牢”，然后进城游乐去了！我当机立断，掏出牛老师给我的那一块银圆，那是我饥寒交迫中的全部财产，我知道必需罄其所有快刀斩麻。多么可爱的牛老师！多么可爱的银圆！然后，多么可爱的船夫啊，他立刻收起生意，渡我上岸。那是一九四九年三月，金圆券面临崩溃，银圆一元兑换纸券三十万元，这个数目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千幸万幸没人看见。上岸后照船夫指示的方向走，经过一些农家，看见田地里插着东倒西歪的木柱，挂着稀稀落落的铁丝网，心中纳闷：难道这就是防御工事？这样的工事怎能抵抗解放军进攻？一直往前走，掏出指导员留下的地址问路，一直走进中心区最繁华的地方，两年零十一个月以前我来过，我还认识它。


    指导员指定的那条马路，一侧全是高档商店，店员看见我走近，急忙拿出几个零钱来打发，我摇手拒绝，请他们看地址，他们伸手往马路对面一指。怎么对面这一边根本没有住宅？马路很长，我由这一头找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找到这一头，不见目标。好容易拦住一个行人，他懂普通话，他告诉我这里是上海有名的跑马厅，根本没有门牌号码。我的心往下一沉，可是我不死心，我不能离开这条马路，这条路是我在大海中的一根救生绳。我仍然沿着马路寻找，由这一头找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找到这一头。我想我是疯了。


    后来知道，那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组织了纠察队，沿街逮捕散兵游勇，倘若被他们捉到，以我尴尬的装扮、凶险的经历，经过他们的安排，我会化成保卫大上海的一滴血。可是我在市区逗留了那么久，没碰见纠察队。（也许他们正在打牌？）我是活在国民党的缺点里。（死在共产党的优点里？）


    万难设想，我碰见了同事朱少校，如果这是写小说，读者一定认为不可能、不合理。“不信书，信运气”，我是歹命，当命运打盹的时候，我就绝处逢生。


    我与朱少校一同在秦皇岛兵站办公，一同在天津被俘，同时释放，他在俘虏营里替我用盐水洗眼消炎，河北一别，我以为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他的脸色黯淡，那时到处可见精神委靡的军人，连续的挫败销蚀了他们的自信。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上校爷爷”担任上海军械总库的副总库长，秦皇岛的那个军械库也来了，设在江湾，可爱的朱少校，他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掏出几张钞票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回去，他淡然地说“你还是那个脾气”，像是褒又像是贬，不再勉强。


    他什么也没问我，倒是我问他时局怎么样，他说“坏透了”。我问他在哪个单位工作，他说他要去安徽安庆，安徽安庆？我真希望他这句话是个谎，倘若果真，一个月后解放军渡江南下，东南地区国军全线溃退，朱少校啊你在何方！


    奔到江湾军械库，先找我的堂弟东才和同学袁自立，他俩都是我在秦皇岛从中安排得到工作，劫后重逢，两人热情接待。不仅如此，我赫然发现父亲也在江湾，蒙他们两位照料！这一惊一喜非同小可。淮海战役发生，父亲难以留在浦口，妹妹和弟弟把他接到流亡学校里去住了些时，跟学生一同吃大锅饭，学校缺粮，他又到上海投奔堂弟。我能脱离解放区回到父亲身边，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个意外，他俩能在我行踪不明之后照料我的父亲，真是今世难见的高风。


    我和父亲无言相对，多少该说的话都没说，多少该问的问题都没问，多少该流的泪也没流。我们都知道相逢是个奇迹，但是也知道只有一个奇迹不够，下一个奇迹更难、更不可能。我们等待更大的痛苦，更深的绝望，因而陷入致命的疲倦之中。


    江湾区的位置在长江南岸，靠近吴淞口，水运方便，住宅稀少，适合囤放军械弹药，联勤选中这个地方，用铝版组合了一望无际的库房。我的工作是每天登记械弹发出和收进的数目，制作日报表呈报总库，工作清闲，可是我完全不能写作，因为我丧失了反刍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


    我也不再那么爱看报纸，我仿佛可以料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人若未卜先知，还需要新闻报道吗？办公室里有一份《新闻天地》周刊，那时正是这份刊物销量最大、声望最高的时候，我在江湾只接触到这一份新闻媒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找到《新闻天地》合订本，整理我的回忆。


    还记得我到上海不久，代总统李宗仁再派五名代表与中共议和，中共指定代表团四月一日北上，我看到这天出版的《新闻天地》，封面大字标题印着：“万愚！万愚！”四月一日是西方的愚人节，中共怎么选了这个好日子，简直是“痛苦的滑稽”！那时《新闻天地》热心讨论国府“划江自守”，国共“隔江而治”，它说长江以南没有共军，长江号称“天堑”，有利防守，“反共靠水”，国府尚有完整的海军。它说国府虽失去东北和华北，白崇禧的大军尚在湖北，胡宗南的大军尚在陕西，陈明仁兵团尚在湖南，山西有阎家，甘肃有马家，加上四川和云南，国府还有议和的本钱。它说斯大林反对解放军渡江，对毛泽东当然有影响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的时候，中共都坚持组织联合政府，现在中共可以一偿宿愿了！这些推断，可以代表当时江南多少人的希望。


    可是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父亲原住北四川路底，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在北四川路上通勤，看我生命中最后的上海。旧地重来，光景变了多少，怎么处处有衣冠楚楚的人摆地摊？原来百货滞销，公司没钱发薪，改用产品折价相抵，由员工满街摆摊求售，居然是日本投降日侨等待遣送的光景。历史决不重演，只是往往相似！交臂接踵，多少卖美钞的小贩，手中新钞刷刷响，多少卖银圆的小贩，手里的银圆叮当响，那是他们的广告，他们低着头沿着人行道不停地走来走去，等顾客找上来，一同躲进小巷里成交。那时贩卖美钞银圆是死罪，马路作刑场，就地枪决，我曾撞上行刑的场面。可是不久禁令解除了，又准许人民使用银圆，我情感麻木，理智未泯，这就是法律的“相对性”！书本上说，宣信爵士（james simpson）是最后一个因盗窃罪而被吊死的人，那么最后一个上法场的银圆小贩是谁？他也该留下名字。三十年后，两岸政策急转弯，总有最后一个因“通匪”而判刑的人，总有最后一个因“反革命”而劳改的人，他们应该是重要的新闻人物，让我们思考法律到底是什么。


    那时人人买银元，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餐馆卖酒按碗计算酒钱，第二碗的价钱比第一碗高，排队买米，排尾的付出的价钱比排头贵。坐火车的人发现餐车不断换价目表，一杯茶去时八万元，回时十万元。买一斤米，钞票的重量超过一斤，银行收款不数多少张，只数多少捆。信封贴在邮票上，而不是邮票贴在信封上。饭比碗值钱，煤比灶值钱，衣服比人值钱。“骑马赶不上行市”，“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生活矫治犹豫，训练果断，人人不留隔夜钱。乡间交易要盐不要钱，要草纸不要钞票。


    还记得读过张恨水的小说《大富国》，人人有一本钞票簿，每一页上印着“ 1”字，付款的时候，自己掏出橡皮图章盖数字，图章上刻着“ 0”字，你爱盖几个零就盖几个零。还读过谁写的《李伯大梦》，李伯打电话，接线生告诉他每分钟多少钱，通话中间，接线生每分钟插播进来，告诉他电话费涨了，现在每分钟多少钱了。算盘本来十三档，大商店用的算盘加到十七档，因为交易的款项动辄几百亿几千亿。


    那时只见新钞不见旧钞，钞票还没印好，印制的成本已急速上涨，许多新钞不能发出，或发出后成为废纸。我看见儿童用新钞折飞机互相投射，狼藉满地。政府只有拼命印大钞，小钞成捆，还有虚幻的重量和体积，三两张大钞在手，才令人孤苦悲凄，命薄如纸。最后新疆省银行发行过世界最大面额钞票，每张六十亿元，共印制四百八十万张。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美国一位收藏家展出这张钞票，电视幕上犹足以令人触目伤心，这一张钞票已说明多少人荡尽了家产。


    发行金圆券是个骇人的连环骗局，当初说金圆券一圆含金 0.22217 盎司，但是并未铸造硬币，这是一骗；当局定下比例，以金圆券二亿换回法币六百万亿，这是二骗；本说发行总量二十亿，马上又有“限外发行”，这是三骗；然后干脆无限制发行，最后发行量超出三十四万倍，这是四骗。他骗谁，金圆券出笼的那天，聪明狡黠的人立刻去换银圆、买黄金，把金银埋藏在地下，那效忠政府、信任政策的人，纷纷把黄金美钞送给银行兑换新钞，政府骗了最支持他的人，骗得很无情。那时民不聊生，我和父亲的生活当然也十分困难。


    乱世传奇多，这时候五叔忽然来到上海。我曾在上一册自述《怒目少年》里详细叙写五叔，他是个英勇的抗日军官，自武汉会战起，参加多次重大战役，抗战后期驻扎云南，曾参加缅甸的苦战。他受继祖母的影响，和我的父亲感情不睦，但是我做流亡学生的时候，他还是两次汇钱接济我。


    抗战胜利，国府裁军，多少军官降级或失业，五叔所属的第二军也改成整编第九师，他本是炮兵营中校营长，立下很多战功，整编时升为上校炮兵指挥官。国共两军冲突激烈，眼看要打内战，五叔反对内战，毅然辞职。当时国军将领一片主战之声，五叔写信给“上校爷爷”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引用孙子兵法：“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


    五叔脱离军职以后，一度在京沪线上经商，共军渡江之前，他到上海探望“上校爷爷”，顺便约集在上海做难民的本家本族见面。他叮嘱必须瞒住我们父子两个，他离开上海的时候又交代族人传话给父亲：“告诉他我来过。”五叔为什么这样做？我只能有一个解释，他要伤害我父亲。我怎样描述父亲的反应呢？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惊讶，也没有评论，我不知五叔达到目的了没有，我无法窥探父亲的心灵，他确实伤害了我，听到消息，我的小腹好像遭人猛击一拳，隐隐作痛，断断续续痛了许多年。五叔汇钱到流亡学校接济我，并且和父亲通信，那是表示对我有期望，上海过门不入，那是表示对我绝望，我连累了父亲。从那时起，以后许多年，我们再也不提五叔。我自己暗中纳闷：一九四九年，上海，当时已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时候，五叔干吗还要来这一套？


    以后的事情我提前写在这里。和谈破裂，共军渡江，五叔一家带着继祖母、五姑还有四叔一家逃难，他们经湖南、入广西、最后逃到云南。继祖母在广西柳州去世，五姑在广西南宁出嫁。五叔一家和四叔一家在云南昆明定居。五叔在昆明之南的呈贡弄到一块地，亲自下田耕种，做胼手胝足的农夫，他为了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努力转型。


    他不知道这种努力完全徒劳，他不知道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下，“隐居”是消极抵抗，“隐者”是敌人潜伏蹲点。终于有人检举他组织反共救国军，终于他受审、判刑、交付长期劳动改造。劳动改造驱使政治上毫无价值的人发挥他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寓有教育作用，“晒黑皮，炼红心，汗水洗掉旧思想。”不幸中之大幸，中共没有把五叔发回原籍受辱，异乡的心理压力毕竟轻一些。五叔没有恶行，审判他的人也知道“反共救国军”是欲加之罪，案情虽然严重，但只有他一个被告，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枪一弹。专政虽然严苛，好歹也还有些寸短尺长，仅仅判了劳改。昆明的气候保护了他，种植的作物容易生长，一年到头几乎没有冬天，挨冻和受饿都免了。但是人生如戏，场地布景有差别，剧本情节有样板，五婶和五叔划清界限，离婚改嫁了，他的子女分散各地。


    很惭愧，我虽然混到五十多岁，仍然没有力量充分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不得不想：五叔当年汇给我的三万老法币究竟是多少钱？中国人常以黄金衡量币值，我查出抗战胜利那年，依中央银行的牌价，黄金每市两恰是老法币三万元。我找到五叔下落的时候，黄金每盎斯美金三百五十元，一盎司不足一两，大约八钱多重，算来每市两黄金大约美金四百多元。五叔后人以大弟弟最为困窘，以小妹妹照顾五叔最多，还有五姑，她在患难中和五叔手足情深，我以当时十两黄金的售价回馈他们。


    不过中共对五叔的思想改造恐怕没有彻底成功，我看到他刑满释放后拍的一张半身照片，肌肉健壮，眼神流露着不明白和不甘心。那时政策上开始平反冤错假案，他四处出奔波申诉，没有成功。那时海外统战工作优先，海外关系吃香，他打听我在台北的地址，希望我能替他申请，无奈我们彼此音讯断绝。我本来不可能对五叔有任何用处，两岸新局硬是把我这样的人抬高，使我能做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五叔侥幸，我只有惭愧。我尊敬五叔的为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以后，我在纽约开始打听五叔的消息，他现在需要我，一如我当年需要他，他的投资并没有落空。第一步，我先和老家兰陵的族人通信，用“顺藤摸瓜”法找到五姑（广西南宁），又从五姑处找到五叔的大儿子（甘肃银川），再找到五叔的小女儿（云南南华）。那时海外华人流行给国内亲友寄钱，我也顺从时尚。五叔早已去世了，他在小女儿家终其天年，后事也是小女儿和女婿独力操办，我对这位小妹妹表示了偏爱。


    五叔念念不忘平反，我根据他老人家的遗志，找到本族出身的一位老革命王言诚先生。


    王言诚和五叔是少年时期的玩伴，战前参加共产党，名字改为“田兵”，他是田野诗人，随军记者，内战结束后调到中央，参与文艺政策的执行，虽然是老革命，始终还有儒家的忠恕之风。“文革”期间，忠恕之心误事，贬到贵州省做文联主任，人脉仍在。蒙他老人家出面运作，以我的名义提出申请，五叔的未了之愿得以实现。


    我看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面写着五叔晚年几件重大的事迹：    <blockquote>


    一九五六年，以组织反共自救军罪名被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不服上诉，加判五年，改判为二十年。


    一九七六年释放。


    一九九三年五月，原判撤销，宣告无罪。    </blockquote>


    我把判决书影印了，寄给五叔的子女们，每人两份。我希望他们把其中一份交给服务单位的人事部门存盘备查，使他们不再是黑五类反革命的后代。这些弟弟妹妹终有一天发觉这张纸重要。


    内战时期，解放军非常需要炮兵人才（还有工兵、通信兵和军医），五叔即使作战被俘，也能受到相当的优待。如果及早随着部队起义，还会吃香一阵子。五叔反战，因为内战是自相残杀，五叔拒降，因为投降丧失人格气节，他选择了“隐”，希望用背脊朝天低面求土赎回自己。这些年，我想来想去，他是个儒家，那年代，国内外一切儒家之徒都没有好下场，他不能幸免。


    五叔一九○八年四月生于兰陵，一九八四年一月因脑溢血死于南华，享年七十七岁。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八日正式营葬，墓地选在云南呈贡郊外的山坡上。据说兰陵王氏是由异地移民而来，许多山东人本来世居云南，因吴三桂反清失败，遭清廷集体发配山东。据说山东老人病故，家属在出殡时祝福亡灵“大道西南，一路平安”。意思是魂归云南故乡。五叔安葬云南，也算是死得其所了罢。

 第三部 5 山东青年的艰苦流亡

    一九四八年，解放军在山东战场上节节胜利，占领区不断扩大。那时中共要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对原有的价值标准、生活方式、伦理结构完全颠覆，而且手段极端激烈，原有的中上层阶级难以继续生存，所以每逢国军败退的时候，照例有大批难民跟随逃亡。这些难民原以为国军可以收复失地，他们可以重整家园，可是失地越来越多，他们却没有能力越逃越远。


    在他们逃亡的时候，许多学校也随着战局的变化迁出山东，成为流亡学校，孩子们离开父母，另外去过集体生活，他们的父母家庭坐地认命等候解放，他们的学校还能奔向天涯海角。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想法，即使剿家灭门，只要有一个孩子逃出去，这个家庭就有一条根留下来，对祖先有个交代。于是难民家庭纷纷把孩子送进流亡学校，这就是为什么山东有那么多流亡学生。


    依王志信、陶英惠两位先生合编的《山东流亡学校史》，那时山东省政府在江南一带成立了三十二所学校，收容学生三万多人。其后辗转迁移，山东省教育厅长李泰华，继任者徐轶千，主任秘书李梅生，加上全体督学，他们千辛万苦，各校校长更是历尽艰险。


    父亲住在徐州的时候，有人介绍他到乡下农家去教家教，也就是私塾。父亲知道资讯重要，每逢星期天进城打听新闻，他听说山东省政府在江苏宜兴成立“海岱中学”，收容鲁南鲁西的流亡学生，决定把弟弟妹妹送进去读书。那时妹妹和弟弟都没读过中学，资格不合，父亲步行北上到峄县，拜访峄县中学校长宋东甫，请他证明弟弟妹妹都是峄县中学的学生。徐州到峄县大约七十公里，父亲从这条路逃出家乡，现在又走回去，一路上只见尸体，不见行人，村庄里有枪声，没有炊烟，共军国军或还乡团都可能杀死他。他老人家一向行为谨慎，为了子女，这是他平生最大的冒险。


    父亲是个守旧的乡绅，严厉而沉默，平时和儿女没有什么沟通，更不相信　“以鼓励代替责难”之类的诫条，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他有许多缺点。但是他的道德勇气也是从旧环境旧人生观培养出来，他在激湍中坚定地撑着一艘又小又破的船，没有帮手，只有载重，他有高度的毅力和责任心，临难应变，大勇大怯，能屈能伸。


    宋校长慨然答应父亲的请求，他是一个有远见的教育家，相信年轻人“读书便佳”。他不久就率领峄县中学师生南迁，行前扩大招生，带出来一千多名家乡子弟，那时山东是全国流亡学生最多的一省，峄县则是山东全省流亡学生最多的一县。宋校长和他的学生加入济南第四联合中学，共军渡江，情况紧急，他带领师生经湖南广州到台湾，学校带出来一部“万有文库”，连一本也没丢掉，他治校的能力可见一斑，学生至今对他感念不忘。


    海岱中学校长先为马观海，后为刘洪九。校本部设在江苏常州，第二分校设在宜兴，上海、宜兴两地不远，中间隔着苏州。这些地方都在长江南岸，著名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就在江北一大片土地上进行，那时父亲住在长江北岸的浦口，国军失利，京沪一带的秩序已经乱了，十五岁的妹妹孤身一人，穿过一群一群散兵和难民，把六十二岁的父亲从浦口接到宜兴。妹妹去见校长，要求学校暂时收留父亲，妹妹还去见宜兴县长，要求县政府给父亲安插工作。平津战役结束，堂弟东才随军械补给库撤退到上海，妹妹跟他联络，要求他暂时照顾父亲。这位堂弟答应了，所以父亲到了上海，住在江湾。


    读《山东流亡学校史》，据刘朝贤、祁国祥撰文记述，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渡江南下，各流亡学校并没有完善的应变计划，仓促之间，有些学校陷入解放军的大包围圈，无路可逃，有些学校的师生认为走到这一步，流亡学校的人事已尽，今后只有各凭天命。海岱中学校长出差还没回来，校中无人定夺大计，出走的时机稍纵即逝，海岱中学校本部教务主任单一之对学生振臂一呼：“谁愿意走？跟着我！”八十几个人站到他的身边来，我的弟弟妹妹都在其中，第三分校训导主任王逊卿来了，他决定走，学生两百人紧随不舍。人在这个时候是孤独的，十几岁的孩子只有自己作出决定，自己负担后果。


    这时南京不守，上海保卫战开始，由宜兴到上海的路断了。他们绕了一个大圈子，上海在他们东边，他们不向东走，向南走，经过五昼夜奔波，到达杭州。海岱中学原有师生两千七百人，杭州集合只剩下六百多人，这时杭州已是空城。


    单一之、王逊卿两位老师再一次追问：大家谁愿意继续往前走？有些学生意志动摇，有些学生实在走不动，他们离开杭州的时候，只有两百多名男女学生一同上路，我的弟弟妹妹仍在其中。他们绕道萧山、绍兴、余姚、宁波，冒险前进，炮声中进入上海市。一路快跑慢跑都在“真空地带”，他们经过村庄，国军刚刚退走，他们离开村庄，共军跟着进来，这才明白什么叫“势如破竹”，用刀劈竹子，刀刃未到，竹已裂开，解放军未到，村镇城市已经解放了。那年弟弟十三岁，妹妹十五岁，年龄那么小，他们怎么能走过来，他们饿了吃什么，渴了喝什么，累了怎么休息，夜里怎么睡，万一病了怎么办，他们怎么能不掉队，掉了队落了单怎么还能找到路，我不敢想也不敢问，他们对这一段经历永远永远不能忘记。


    海岱中学师生两百多人五月八日到上海，当天晚上，弟弟妹妹来江湾见面。那时我逃到上海大约四十天，通货膨胀的压力沉重，我和父亲度日十分拮据，口袋里的钱只能请他们在路边摊喝开水吃烧饼。弟弟和妹妹长大了，还不够大，需要有人布置环境供他们顺利成长，共军渡江，流亡学生星散，他们能通过百分之九十的淘汰率，奋勇出线，也许在心理上、在下意识里，上海还有一个哥哥做了无形的牵引吧，但是我能做什么，“与君一世为兄弟，只是相逢在道旁！”


    我是流亡学生过来人，知道弟弟妹妹多么需要零用钱。我穿着解放军士兵的“麻袋装”到江湾，连一根皮带也没有，腰里捆着绳子，上海难民区有兰陵王族二十多家，没人请我喝过一杯开水。军情紧急，上海随时可以失陷，银行已停止贷款，商家已拒收期票，我如何能向同事借钱？我任他们空手而来，空手而去，我虽然麻木了，仍然觉得羞愧，比我在青岛外围收容所里偷鸡摸狗更羞愧。我只能暗中思想，以后，如果还有以后，我再努力补偿。


    短短十六年，中国出现三代流亡学生，短短十二年，我家出现两代流亡学生。我以第二代流亡学生看第三代流亡学生，弟弟出生对我十分重要，父亲一生唯谨慎，他有了第二个儿子才敢放走第一个儿子。他老人家的规划没有错，只可恨从第一个儿子流亡到第二个儿子流亡，命运给的时间太短了，我想我们是在张皇失措中挫伤了心灵，以后许多年，我们都不懂得怎样使别人快乐，也不懂得怎样使自己快乐。


    单、王两位老师求见指挥上海战役的汤恩伯，汤将军马上接见，也马上给他们调度船位。五月十九日，他们在机枪声中驶入大海，前往台湾，这时是上海失守前七天，普通人等乘船已不可能。抗战时期，汤恩伯办过流亡学校，他有观念，知道学生重要，“任何一层地狱里都有天使！”可是这些流亡学生到了广州，想去台湾，坐镇台湾的陈诚就另是一副面孔了。


    放眼看山东流亡学校的大流，烟台联合中学才是高潮。山东学生离乡流亡有两个出口，一条路南下到江苏徐州，一条路东进到青岛，青岛是山东全境最后的孤岛，青岛撤退前，省政府把流亡学生两千多人送往上海，成立烟台联合中学。


    烟台联合中学由五所学校合成，其中两位校长争着做总校长，相持不下，教育厅决定另外请一位更有声望、更有能力的教育家出山摆平，以免组织的裂缝扩大，他们想到张敏之。


    据《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张敏之先生年谱，他是山东牟平人，复旦大学毕业。他从二十六岁起即担任教育工作，三十一岁出任山东第六联合中学校长，有率领千余师生迁出战地的经验。李仙洲将军成立流亡学校（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聘他为教务主任，他三十五岁。山东省政府成立流亡学校（山东第一临时中学），聘他担任校长，他三十六岁。抗战胜利，共军扩充解放区，张敏之又率领第一临时中学师生走避徐州，希望迁回山东。他在战争威胁下一面流动一面推行正常教育，校风和教学成绩都是一等一。


    抗战时期，风闻山东省教育界有一“共识”，抗战胜利，第一临时中学当然就是山东省立山东中学，校址当然设在济南。可是爆竹一声胜利了，收复区发生政治利益分配的问题，连学校的校址也成为筹码，张敏之到了徐州，才知道“省立山东中学”已在济南成立，他一怒辞职，跑到青岛市政府去做参事。


    山东省教育厅主任秘书李梅生乡长对我谈起张敏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山东省教育厅长李泰华为烟台联中物色校长，唯恐张敏之心中尚有“前嫌”，不肯答应。李梅生认为张敏之是个肯做事的人，青岛市政府的那个参事是个闲差，他不会恋栈，如果他知道这里有两千多名山东子弟需要他，他的使命感会超过一切。


    可不是？电报打过去，人立刻飞过来。他十一月十五日带队出发，半个月后，也就是次年一月，烟台联中在湖南开学，这时张校长四十二岁。


    张校长真的跳了火坑，国军守不住江南，他把学生带到台湾澎湖，山东流亡学生到澎湖者约八千人，澎湖军方硬把五千多男生编入野战部队，各校推张敏之为总代表，为学生受教育的权益力争，澎湖军方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烟台联中匪谍组织”，置他和分校长邹鉴等七人于死地。而今而后，谈教育史必定谈到流亡学生，谈流亡学生必定谈到山东，谈山东流亡学生必定谈到张敏之、邹鉴，谈张、邹两位校长必定谈到烟台联合中学，先烈之血，教育之花。我常想，如果他留在青岛做他的参事，七个月后青岛也撤退了，他到台湾弄个中学校长干谅也不难，那些年，在台湾当中学校长是很舒服的差事。可是“他是一个肯做事的人”，老天这样对待他！难怪那是一个无神论的时代。


    张敏之校长就职四个半月，解放军渡江南下，各路流亡学生仓皇向广州集中，“地经七省，跋涉万里”（陈子雷语），三万流亡青年经过疾病的筛检，恐惧的筛检，饥饿的筛检，怀乡病的筛检，多少人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圈，那也是一种筛检。最后还有大约一万人奔到广州，那已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已经失守。


    那时山穷水尽，中国大陆势将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在国民政府眼中，这些人应该是非常难得的“余数”，如果国民政府还有价值标准的话，这些人应该是千挑万选的精金美玉。各校校长天天开会，天天奔走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把全体师生接到台湾，居然很难，很难。


    那时台湾由陈诚当家，他禁止学生入境，除非学生先当兵。政治大学和国民党渊源极深，陈诚拒绝他们的申请，他们只好退到四川。教育部青年辅导委员会要在台湾设立台湾办事处，竟然也办不到。我手边有长白师范学院学生杨道淮的《流亡学生日记》，海军擅自把他们由海南岛送到澎湖，陈诚大发雷霆，他们的院长奔走交涉，受尽委屈，最后还是必须把学生送进青年训练团。


    内战发生前后，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学潮，学生的口号和行动几乎都是配合中共的斗争路线，学潮成了中共的战术工具。国民政府处理学潮焦头烂额，既丧失颜面又消耗元气，多少军政要人对学生的看法情绪化了，陈诚不但把学生当做祸水，就他拒绝教育部的青年辅导委员会设立办事处来看，简直把教育看成乱源，可以说是这种情绪的代表，他“虐待”现在看得见的学生，当做是惩罚以前闹学潮的学生。后来澎湖军方对山东流亡学生打压摧残，特务和军队联手构陷，手段毒辣，恐怕也都同样出于“情绪失常”。


    那时秦德纯来到广州，他是军界前辈，以国防部次长兼山东省主席，他和陈诚对话，打开了流亡学校的申诉之门。聪明人想出一条妙计：山东的流亡学生不入台湾本岛，只到澎湖，而澎湖岛事实上是台湾的一部分。澎湖防卫司令部负责收容这些学生，十七岁以上的男生文武兼修，半天受战斗兵训练，半天受中学教育，如果解放军打过来，这些青年拿起枪杆进战壕，如果太平无事，这些青年将来拿着文凭去考大学，这批流亡学生既是兵也还是学生。另外军方成立“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供女生和十七岁以下的男生读书，陈诚的意志贯彻了，山东人的要求也没落空。


    无论如何这是把学生送进军队，军队怎样对待学生，老师们平素都有所见所闻，但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这时一个幻觉出现了，日暮穷途的人靠幻觉支持。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也是山东人，而且他的另一个名字也叫李仙洲，山东人称为“小李仙洲”。抗战时期，“大李仙洲”收容山东的流亡青年，教育的目标也曾以文武合一为名，实际上却是偃武修文，“大李仙洲”虽是军人，他对流亡学生的培育呵护俨然有大学校长之风，那个叫大李仙洲的山东人可靠，这个叫小李仙洲的山东人也应该可靠，于是大家由无可奈何变成心安理得，登上轮船。山东流亡学生原有三万多人，广州集结一万多人，登船去澎湖者八千多人。


    大难来时各自飞，怎么飞也飞不出苦难的网罗。那年代事情总是向坏的一面发展，澎湖防卫司令部把五千多名学生强迫编入步兵团，“文武兼修”根本是个骗局，骗局！学生抗议，他们暗杀学生，校长抗议，他们枪毙校长，这个“白色恐怖第一大案”在台湾发生，我的下一本回忆录写台湾岁月，势必有个下回分解。大李仙洲做梦也没想到，他留下信用，小李仙洲的干部拿去恶性倒闭，“每一层天堂里都有一个魔鬼”！天下事谁能先知，善因常结恶果，休怪我也有过无神论时代。


    这一群流亡学生虽然再经过销磨折损，还是出了许多人才。张敏之校长夫人王培五女士在特务监管、亲友疏离、生活贫困之中，把儿女教养成国际知名的学人，她并且在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里，缕述山东流亡学生日后的成就，计有：


    将级军官近百人，佼佼者如“国防部”副部长王文爕，“海巡部”司令王若愚，“陆军总司令”李祯林。


    文教界多人，佼佼者如政大校长欧阳勋，“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陶英惠、吕实强、张存武，“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国民党党史会主委李云汉。台大文学院长朱炎，台大教授孙同勋、韩复智。文化大学史学系主任马先醒，政大教授李瞻、杨懋春、徐炳宪、姜占魁，花莲师范学院校长鲍家聪，师大视听教育馆长陈永昭。


    政界学界两栖人物，佼佼者如台大校长、“国防部”部长孙震，台大教授、考试院秘书长王曾才，“内政部”主任秘书庄惠鼎。


    警界出身的佼佼者，如“警政署”署长颜世锡，“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刘蓬春，警务处长于春艳，“营建署”署长潘礼门。


    艺文界人士也极多，众人熟知者有编剧家张永祥、赵琦彬，画家于兆漪。


    科学方面有核子专家莫玮，昆虫学家程显华，太空医学中心主任王文景，三军总医院副院长杜方等多人。


    这么长的一串名字，证明当初禁止流亡学生入台，决策人犯了大错。不仅如此，这一串名单也提醒我们，人在压抑之下、忧患之中，仍然要勇猛精进。澎湖的生活一言难尽，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罚，冒着强劲的海风翻山越岭，修路筑碉，时时准备横尸海滩，保卫台湾，正如某政论家所说，政府对他们“待之不如牛马，所望有过于圣贤”。他们依然立志，依然进修，决不自暴自弃，压伤的芦苇自己不肯折断，将残的灯火那是自己熄灭。天助人助者，人助自助者，这群流亡学生无论成就大小，知名度高低，都成社会上的有用之材，“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动心忍性”，都发生了正面的作用，这“八千子弟”是八千个证人，证明咱们受中华文化陶冶的人可以具有这般韧性，青年朋友可以从中寻找大勉励、大启发。谁来从青年成长的角度写山东第二代流亡学生的历史？恨我不能。


    事后回想，我替“小李仙洲”可惜。一九四九年，澎湖，如果他能培养这批青年，上面这一张耀眼的名单，都是他的学生，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成就都是他的成就，这一群人对他的感念，足可使他的晚年享到天国的幸福。这张名单上，如果有任何一人不朽，足以使他不朽。在这方面，他的机会比“大李仙洲”好。他无须不择手段维持军权，可惜他没有智慧，无计两全。

 第三部 6 上海市生死传奇(下)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在上海的时候，国共内战未歇，大家仍然幻想和平。那时李宗仁主政谋和，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抗战期间，桂系人马常说，国民党蓝色，共产党红色，我们桂系是紫色。那时大家的印象是，中共一向主张和平，全是蒋介石要打。


    但是中共把李宗仁列为内战的第二号战犯（第一号是蒋介石），李宗仁上台努力谋和，中共的电台仍然天天广播四十三名战犯名单，要求严惩战犯，没有缓和的迹象。


    本来“战犯”是国际战争才有的罪名，国内战争用不上。那时抗战胜利未久，审判日本战犯的经过深入人心，中共宣传家乘势袭用这个名词，抢占正统上风。中共推出的和平条件“八条二十四款”，也是模仿盟军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现在可以读到张治中的回忆录，他是国府派出和谈的首席代表，一向亲共，主和最力，连他也在回忆录里说，中共的条件“苛刻”。


    可怜的北方难民，可怜的南方百姓，犹在巴望和平。霹雳一声，四月廿一日夜间，解放军在安徽荻港渡江，他们事先挖了一条运河，准备船只，国军毫无所知，而渡江前一连三个月，气象台向解放军提供天气风向风力预报，中央地质调查所提供了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说什么“长江无边，燕子也要飞三天”，说时迟那时快，西起九江，东至江阴，两天之内，三十万解放军全线强渡成功。


    那时依我们可怜的、有限的常识推想，江防既已不守，两军应在江南决战。可是国军纷纷不战而走，那时报纸使用次数最多的字就是“撤退”，刘汝明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那时国防部命令他在第二线布防，他找不到第一线在哪里。


    后来台湾的历史教授编写教科书，把这一连串撤退写成“不守”。十几岁的少年学生问老师“你们为什么不守”，二十几岁的青年教员怔住了，无法回答。李宗仁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指责当年蒋介石故意放弃东南的半壁江山，使他无法收拾残局，时人有云：蒋介石把门交给李宗仁，自己带走钥匙。今天回顾历史，他那时想“守”也不成。四月二十一日，江阴要塞投共。二十二日，海军第二舰队投共，浦口失守，我想起朱自清在浦口车站望着他父亲的“背影”。二十三日国军放弃南京，流民趁机抢粮店布店。京杭公路上，撤退的军队抢汽车汽油。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有一位女播音员，长于播报新闻，那天晚上九点钟的广播新闻仍然由她播出，只是换了不同的立场和口吻。


    南京是首都，依传统观念，首都失守就是“亡国”。安庆也失守了，军方曾指示溃散官兵都到安庆报到，抓到散兵游勇也送到安庆编训，安庆显然是整军经武的基地，除此之外，无锡、镇江、宜兴（我弟弟妹妹读书的地方啊）、嘉兴、常熟、常州、苏州纷纷告“失”。杭州也失守了，那是上海的大后方。解放军已在陆上三面包围上海，我顿觉呼吸迫促，氧气不足。


    在那一片崩溃声中，每天晚上，我在那局促的“蜗居”里和父亲相对，整晚不说一句话，任时间流过，命运逼近。那时我只有“无用的知识”，我坐在父亲面前，想到唐诗“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我也想起《桃花扇》里的名句：“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我偏爱《桃花扇》里那首七言排律：“龙钟阁部啼梅岭，跋扈将军噪武昌。九曲河流晴唤渡，千寻江岸夜移防。南内汤池仍蔓草，东陵辇路又斜阳。全开锁钥江淮泗，难整乾坤左史黄！ ……”


    我回想“插柳学诗”的时候，疯爷涕泗横流朗诵《哀江南》。疯爷安在？《桃花扇》有一折《沉江》，剧情是史可法投江自尽，疯爷也偏爱。他以大清遗民自命，不用中华民国年号，在这个年号之下，他还可以西轩南圃，喝酒骂人，共产党来了，他逃到徐州，徐州告急，他逃到浦口，浦口不守，他下落不明。一九八○年后，我千方百计找到他的女公子，也没问出究竟，传说他老人家拒绝渡江南逃，跳进长江去了！


    我常猜谜：那时，父亲心里想些什么呢？上海是父亲的旧游之地，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父亲“宦游”上海，那时军阀割据，上海是孙传芳的地盘。孙传芳，山东泰安人，他控制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兼任江苏省督军。他的总部下设八个处，有四个处长是临沂同乡，父亲也投奔孙传芳幕中，担任秘书，在上海办公。我见过他早年的照片，仪表称得上英俊，十里洋场的繁华，他是个过来人。他，二十多年以后，重来上海，沦为衣食不周的难民，没有说过一句“想当年”。他几乎没叹过一口气。


    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十六年八月龙潭之役，孙传芳全军覆没，父亲只提了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回家。都说军阀时代的官吏和贪污画等号，父亲的手提箱里却装满了上等的白纸！我曾写过一篇《白纸的故事》略述其事。


    父亲读过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所谓“法政”，就是今天的政治经济，这个学校专门训练那个时代的官僚。抗战发生后，他的同学纷纷在沦陷区出任伪政权的官吏，也就是当了汉奸，那时当汉奸是脱贫致富的捷径，可是父亲从来没动过心。那时伪政权把国民政府设置的专员公署改成“道”，委派“道尹”，临沂是沂州道，我父亲的同班同学来做道尹。我记得有一次，这位道尹坐小轿车经过兰陵，事先通知八区区长要和我父亲见面，区长在欢迎道尹的队伍里给父亲安排了最好的位置。我记得那天街巷特别安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列队欢迎道尹，父亲却留在家里和我一起读《荀子·劝学篇》。抗战胜利时，我家在经济上已是贫民，论政治成分仍是地主，他带着未成年的子女离乡逃亡，困苦颠连，没有钱的人走不远，最后来到上海束手无策，很多老人后悔他当年做过的好事，父亲从未说过一句“悔不该”。


    格言说“小心的人一直后悔”，父亲似乎从未后悔。


    南京失守以后，四月二十四日，失太原，五月初，失西安，五月十四日，失武汉。我说过，父亲一向重视资讯，他有个朋友在复旦大学教书，那人是父亲通往外界的一扇窗子，唯一的窗子。父亲常去找他谈时局，我到上海以后也跟着同去。这人的态度还算和气，他说你来了、父子团聚就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很少是消息，多半是意见。他说，老蒋打算死守上海，守到逐屋巷战，把上海守成二次大战时的斯大林格勒，倘若那样，上海市就要遭受很大的破坏。上海人本来很害怕，后来一想，汤恩伯不是能“死守”的人，老蒋把上海交给他，大家就放心了。


    他强烈反对内战，他说：“也许我的一个学生正在向另一个学生开枪。”抗战胜利后，  陈诚扬言六个月内消灭共军，复旦大学这位“进步人士”就说，国民党在写神话。上海保卫战开始，他说：守，上海是守不住的，逃，你们也逃不掉。他说，其实又何必逃？你换一顶新帽子还有三天不舒服呢，两星期后就习惯了。谈到中共的作风，他认为打天下的人照例不择手段，一旦打下江山，必定换一个做法，至少至少他要善待及早归顺为他出力的人，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逃得越远，罪孽越重。他介绍一首顺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祸，不投有过，早投没错。”


    那时民心如此，这位教授（？）的看法代表很多人的想法。保卫上海期间，上海影剧界拒绝劳军。国民党办的中央电影公司撤往台湾，电影厂的一切器材都没撤出来，员工“护厂”，工人拒绝搬运。人人闭口无言，连鸽子也是沉默的，可是，每天又几乎可以看见流言从家家门窗里流出来，里巷成河。你不是希望和平吗，“结束战争最好的方式就是投降”。解放军围城，中共的工作人员在市内深入家庭，教妇女扭秧歌，拿南方的圆形枕头当腰鼓，解放军入城，立即有万人秧歌队出来欢迎。标语画像也早已准备好，闹区和大道贴满。


    商店柜台上的收音机里总是有周璇的歌：    <blockquote>


    五月的风吹在天上


    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


    假如呀云儿确有知


    懂得人间的兴亡


    它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blockquote>


    上海的确守不住了，我们最后一次去复旦大学，他问我们有什么打算，父亲表情彷徨，教授说人到上海，回头是岸。他不断上下打量我，好像代表解放军看我是个什么材料。那时多少人犹豫不决，很像是叔本华说的那个寓言，一头驴子面前有两堆草，它不知道该吃哪一堆，结果饿死了。


    父亲默然无语。上海不守，我们侥幸脱走，而且越走越远，中国接连发生镇反，反右，“文革”，如果我们父子留在大陆上，以我们的性格和背景，恐怕是没法过关。


    五月十二日，共军开始攻打上海，他们手中有上海防卫工事的详图。上海南有黄浦江，北有长江，中间由西到东有苏州河，都是天然防线。军械库在苏州河以北，靠近“上海的脖子”吴淞口，出海方便。解放军从南部进攻，我们到二十二日听见炮声。我完全不知道战况发展，办公室里，每个人都不慌不忙，好像一切如常。到了二十四日这天，我看见每一位同事都袖手闲坐，停止办公，他们也不谈天，办公室异常寂静。我发现这天邮差没来，送报生也没来，由早晨到中午，电话没有响过，气氛诡异。后来知道，这天共军已越过黄浦江，攻打苏州河以南。


    二十四日这天下午，同事们一个一个减少。中校分库长没来上班，少校库员上午来过，下午不见了。然后是尉官悄悄消失，我看见某上尉往皮带里插一把手枪，顺手捞起一支气枪，大步出门，他抬头看电线上的小鸟，举起气枪射杀了一只。他怎么还有这份闲情！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不多积一点德！人走光了，空空的办公室装满惶恐，我知道我不能留下，可是我也不知道怎样离开，军人在“敌前”擅离职守，也许杀头！


    多年后，我知道有一首乐曲叫《告别交响曲》。据说当年某一乐团的团员很想回家过节，可是出钱支持乐团的“老板”要他们演奏，乐团的指挥特别写了这首曲子。我也从电视上看见演奏的场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两个团员放下乐器，退出舞台，最后所有参加演奏的人都走了，只剩下音乐指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江湾军械库办公室的情景宛然如此，不同的地方是：指挥先退，最后剩下的是我。后来知道此时汤恩伯已退到军舰上指挥作战，上海市长陈良已委派工务局长赵祖康代理市长，准备向中共办理移交，只做了七天市长的赵祖康，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为上海的“末日”留下速写。母亲常说：“我要你安全，不要你伟大。”她老人家不知道要伟大才有安全，那是“生男埋没随百草”的时代，我不去找危险，危险会来找我。


    且说那时，军械库办公室门外出现大队国军，一个气宇轩昂的人来到门外，左右随从打开地图，听他东指西画。他转头看见我：“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朝我的符号看了一眼：“你如果要走，那就赶快离开，如果你还不走，我就永远不让你再走。”看样子他是带着军队来布防，他现在有最高发言权。我能判断苏州河以南的阵地不保，江湾已成前线。


    好吧，战地指挥官教我走、我就走，带着我的父亲。此时已是夕阳西下，父亲问我：“往哪里走？有路吗？”我说，“没有路也得走。”父亲连忙用面粉口袋装了一点白米，这是他逃难养成的习惯。他提起米袋，环顾四壁，掉下一滴眼泪，好大一滴泪，只有一滴。我心头震动，原来父亲也有沧桑之感，家国之痛，炎凉之憾。


    通往吴淞口的公路上有成群结队的军人，路旁多少抛锚的汽车和坦克，东倒西歪。那时故乡的王氏家族四散奔逃，有二十几个年轻人逃到上海做难民，“上校爷爷”把他们一一安插在军械库的“监护营”里看守仓库，领饷吃粮，免受饥寒之苦，我在路上和他们相遇，他们和我一样，茫茫然往可能有船的地方走。他们有人和妻子诀别，告诉妻子说“你等我两年”，意思是两年以后我会回来，如果我不回来，你可以改嫁。妻子慨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时以为二十年就是天长地久了，谁知这一等就是三十五年。


    一路上右方和后方远处几处火头，后来知道国军烧毁了汽车千辆和机场仓库里的物资。众人走到一处军用码头旁边停住了，我们也停住，后来知道这个地方叫张华滨，位置邻近吴淞口，上海市出海的咽喉。众人怔怔地望着江水，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站在这里有什么希望。路已走到尽头，大海苍茫，前景辽阔天地一望无尽，但是我们寸步难移。“在家怕鬼，出门怕水”，水是我们的屏障，也是我们的绝路。


    暮色变夜色，炮声震动码头，看见炮弹爆炸的火光。海面电光闪闪，海军军舰发炮射击共军的阵地，掩护国军撤退。码头上堆着无数木箱，没有闲情推测里面是什么物资，只盼望它能挡炮弹的碎片。来时路在我们脚下骚动，好像随时可以竖起来，把我们举高，使我们纷纷滑落回到原点。以后许多年，我每逢看见“上海撤退”四个字，我就回想这天夜晚的情景，这是撤退吗？这是逃亡！上将先逃，以后按官阶高低、职权大小、分成梯次脱逃，上帝遗弃了将军，将军遗弃了下级官兵。


    后来知道，这天夜里，苏州河以南地区完全失守，负责守河的五十一军连夜开会，商讨起义投共。说时快那时慢，就在守军“找关系”向中共输诚的时候，张华滨海面驶来一艘船，起初我以为是幻觉，可是看众人的反应，证明那是事实。船缓缓靠岸，甲板上已经坐满了军人，它分明刚刚离开上海，为什么去而复返？这个伟大的谜、慈悲的谜，至今没人解得开。船离码头还有两三英尺远，岸边的人就往船上冲，大家都是军人，个个跳过木马。守船的部队也有准备，舷边甲板上站了一排强壮的士兵，你冲上来，他把你推下去，接二连三有人掉进江里，我听见类似下饺子的声音。还是有很多人往上冲，到了这般时分，你就是铜墙铁壁，也要来个鱼死网破。


    轮船赶紧后退，离码头更远一些，守船的军队开枪镇压，子弹从我们头上掠过。人群稍稍安静下来，据说岸上的高级军官和船上的高级军官展开协商。大概协商有了结果，由船舷到码头架上一条长长的木板，好像一座独木桥，我们可以从木板上走过去。可是又有变数，甲板上早已坐满了官兵，他们本来已经脱离战场，又要回来冒这莫名其妙的险，简直火冒三丈。更何况摸黑上船的人可能踩着他们的腿，踢着他们的头。第二波推挤出现，先上船的人朝船外推后上船的人，船外就是江水。


    我紧紧抓住父亲，我们裹在人流里，父亲跨上甲板，我的身体猛烈震荡，站立不稳，撒手下坠。我绝望中伸出一臂，幸而钩住了栏杆。我听见父亲低声唤我。可怜当初在新兵连咬牙切齿练过的单杠有了用处，我慢慢把身体举上来，这时候最怕有人再推我，这是我的最后关头。甲板上有只手拉了我一把，我转危为安，那天晚上这一推一拉，我历尽生死祸福。我们挤上甲板，只能在靠近码头的一边就地插针，以致船身开始倾斜，守船官兵再度开枪驱退码头上的人群，轮船急忙开入江心，驶向大海。天亮以后，我发现父亲是甲板上仅见的老人。我们周围都是愤愤的脸色。我小声探问昨天晚上是谁拉了我一把，居然没人回应，咳，他大概要避免触犯众怒吧，我想结一个生死之交的念头落空。


    许多年后，我看电影《红尘滚滚》，这部戏因三毛编剧而知名，因第一次把汉奸塑造成正面人物而引起讨论。这部戏里有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撤退的场面，一切如我亲身经历。但是我得指出，那天晚上，张华滨码头只有军人，没有平民。国军撤退，一向受难民拖累，到上海撤退的时候，上海的老百姓看清局势，没人再跟着一同颠沛流离。


    船上的滋味真好，“苦厌尘沙随马足，却思风浪拍船头。”我并不知道船往哪里开，只要开走就好。行走比停留好，道路比房屋好，海水比陆地好，漂浮比沉没好。三年半我奔波了六千七百公里，累了！而今而后，但愿能找到一尺土地可以站着不动，我再也不打算向外迈出一步。


    第二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中共史家以解放上海为段落作了一个小结：解放军以农村起家，费时三年九个月夺得全国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一千零六十一座），然后解放军仅仅以半年时间，再占领城市九百五十三座，合计为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这最后半年，解放军进展之速，可以想见。


    国军失去上海，时在抗战胜利、汤恩伯由柳州飞上海接收之后三年零八个月，我经过上海转往沈阳之后两年零十一个月。还得指出，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租界召开，共产主义在中国萌生，二十八年后，中共军队占领了上海。


    此地一为别，正合了后来隐地的诗句：    <blockquote>


    拥抱我们的人


    最后　都成为


    看不见的背影    </blockquote>

 写在《关山夺路》出版以后

    最近，我和作家朋友有一次对话。他说：咱们这么大年纪了，还写个什么劲呢！我说，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不是要为社会为读者写东西吗？他说，现代人写回忆录时兴别人替你执笔啊，我说，我是厨子，请客当然亲手做菜。你已写过很多了！是的，我已经写过不少，可是我总是觉得不够好，总希望写出更好的来。你现在写得够好吗？我不知道，我听说“从地窖里拿出来的酒，最后拿出来的是最好的”。


    回忆录第一册《昨天的云》，写我的故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第二册《怒目少年》，写抗战后期到大后方做流亡学生，那是对我很重要的锻炼。第三册《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时期奔波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以后还要写第四本，写我在台湾看到什么，学到什么，付出什么。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这些年，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教我作个见证。


    今天拿出来的第三本回忆录《关山夺路》，写我经历的国共内战。这一段时间大环境变化多，挑战强，我也进入青年时代，领受的能力也大，感应特别特别丰富。初稿写了三十多万字，太厚了，删存二十四万字，仍然是三本之中篇幅最多的一本。


    国共内战，依照国民政府的说法，打了三年。依中国共产党的说法，打了四年。内战从哪一天开始算起，他们的说法不同。内战有三个最重要的战役，其中两个：辽沈，平津，我劫数难逃，最后南京不守，上海撤退，我也触及灵魂。战争给作家一种丰富，写作的材料像一座山坍下来，作家搬石头盖自己的房子，搬不完，用不完。内战、抗战永远有人写，一代一代写不完，也永远不嫌晚。


    我们常说文学表现人生，我想，应该说文学表现精彩的人生，人生充满了枯燥、沉闷、单调，令人厌倦，不能做文学作品的素材。什么叫“精彩的人生”？


    第一是“对照”。比方说国共内战有一段时间叫拉锯战，国军忽然来了、又走了。共军忽然走了、又来了，像走马灯。在拉锯的地区，一个村子有两个村长，一个村长应付国军，一个村长接待共军。一个小学有两套教材，国军来了用这一套，共军来了用那一套。一个乡公所办公室有两张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这一张，共军来了挂那一张。有些乡镇拉锯拉得太快，拉得次数太频繁，乡长就做一个画框，正反两面两幅人像，一边毛先生，一边蒋先生，挂在办公室里，随时可以翻过来。这都是对照，都很精彩。


    第二是“危机”。比方说，解放军攻天津的时候，我在天津，我是国军后勤单位的一个下级军官，十几个人住在一家大楼的地下室里。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早晨，解放军占领天津市，我们躺在地下室里，不敢乱说乱动，只听见地下室入口处有人喊话：“出来！出来！缴枪不杀！”紧接着，咚咚咚一颗手榴弹从阶梯上滚下来，我们躺在地板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手榴弹有点软。叼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地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那时共军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我们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大概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这就是危机，很精彩。如果手榴弹爆炸了，就不精彩了，如果没有这颗手榴弹，也不够精彩，叼天之幸，有手榴弹，没爆炸，精彩！


    第三是“冲突”。比方说，平津战役结束，我在解放区穿国军军服，这身衣服跟环境冲突，当然处处不方便，今天想起来很精彩。后来由于一次精彩的遭遇，我又穿解放军的衣服进入国军的地盘，我的衣服跟环境冲突，又发生了一些精彩的事情。冲突会产生精彩。


    在《关山夺路》这本书里，对照、危机、冲突各自延长，互相纠缠，滚动前进。杨万里有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结果是“堂堂溪水出前村”。我们家乡有句俗话：“水要走路，山挡不住。”我还听到过一首歌：“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山，一条河流过两座山中间。左边碰壁弯一弯，右边碰壁弯一弯，不到河心不甘。”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


    由第二册回忆录到第三册，中间隔了十三年，这是因为：


    国共内战的题材怎么写，这边有这边的口径，那边有那边的样板，海峡两岸都时兴“长官出思想，作家出技术，群众出生活”，我不愿意符合他们的标准，我很想写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我应该没有政治立场，没有阶级立场，没有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览众山小。而且我应该有自己的语言，我不必第一千个用花比美女。办不到，我不写。


    我以前从未拿这一段遭遇写文章。当有权有位的人对文学充满了希望、对作家充满了期待的时候，我这本书没法写，直到他们对文学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认为你成事固然不足，败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让你自生自灭了，这时候文学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作家。


    所以隐地说，我写《关山夺路》使用了我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


    这四年的经验太痛苦，我不愿意写成控诉、呐喊而已，控诉、呐喊、绝望、痛恨，不能发现人生的精彩。愤怒出诗人，但是诗人未必一定要写出愤怒，他要把愤怒、伤心、悔恨蒸馏了，升华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现出来，生活原材变成文学素材。我办不到我也不写。


    五十年代台湾的反共文学，“文革”结束后大陆的伤痕文学，都太执著个人的生活经验，都不很精彩。可敬可爱的同行们！请听我一句话：读者不是我们诉苦申冤的对象，读者不能为了我们做七侠五义，读者不是来替我们承受压力。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拉拉队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弱势团体任意摆布的时代也过去了！读者不能只听见喊叫，他要听见唱歌。读者不能只看见血泪，他要看血泪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见染成的杜鹃花。心胸大的人看见明珠，可以把程序反过来倒推回去，发现你的血泪，心胸小的人你就让他赏心悦目自得其乐。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写，现在才写出来，所以我自己说：为了雕这块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


    多少人都写自传，因为人最关心他自己；可是大部分读者并不爱看别人的自传，因为读者最关心的是他自己，所以这年代，人了解别人很困难。我写回忆录在这个矛盾中奋斗，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所以我这四本书不叫自传，叫回忆录。有些年轻朋友很谦虚，他说他的父亲或者祖父那一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知道得太少，所以对父亲祖父的了解也很少，他读了这本书多知道一些事情，也好进一步了解老人家。这太可爱了！


    国共内战造成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希望读者由我认识内战，由内战认识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可能吗？我本来学习写小说、没有学会，小说家有一项专长：“由有限中见无限”，他们的这一手我学到了，我有时在《世界日报》上写一些小文章，《世界日报》的魏碧洲先生告诉我，那些小文章里面往往藏着很大的东西，这是他给我技术检定及格证明书，我的四本回忆录都要秉持同一个旨趣。


    当初我在台湾学习写作的时候，英国历史家汤因比的学说介绍到台湾，他说历史事件太多，历史方法处理不完，用科学方法处理；科学的方法仍然处理不完，那就由艺术家处理。他说艺术家的方法是使用“符号”。照他的说法，文学作品并不是小道，艺术作品也不是雕虫小技，我一直思考着他说的话。


    我发现，凡是“精彩”的事件都有“符号”的功能，“一粒沙见世界，一朵花见天国”，哪粒沙是精彩的沙，哪朵花是精彩的花。本来我不相信这句话，诗人帮助我，一位诗人颠覆庄子的话作了一首诗，他说“我把船藏在山洞里，把地球藏在船上。”还有一位诗人写《下午茶》，他说下午在茶里。牧师也帮助我，“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法师也帮助我，他说“纳须弥于芥子”。四年内战，发生多少事情，每一天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每一个小时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我用符号来处理，我写成一本书。


    中国人看国共内战，这里那里都有意见领袖，这本书那本书都有不同的说法。我写第一册回忆录《昨天的云》尽量避免议论，维持一个混沌未凿的少年。写第二本《怒目少年》，我忍不住了，我用几十年后的眼睛分析四十多年以前的世界。现在这本《关山夺路》，我又希望和以前两本不同，我的兴趣是叙述事实，由读者自己产生意见，如果读者见仁见智，如果读者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我也很高兴。除了跟自己不同，我也希望跟别人不完全相同，有许多现象，别人没写下来，有许多看法，以前没人提示过，有些内容跟人家差不多，我有我的表达方式。我再表白一次，我不能说跟别人完全一样的话，我是基督徒，我曾经报告我的牧师，请他包容我，一个作家，他说话如果跟别人完全相同，这个作家就死了！做好作家和做好基督徒有矛盾，好基督徒要说跟牧师一样的话。说跟教友一样的话。作家不然，他说话常跟蒋先生不一样，常跟毛先生不一样。我的同行因此付出多少代价，大家衣带渐宽终不悔。到了今天，朝代也改了，人也老了，儿女也变成外国人了，为什么还要勉强做学舌的鹦鹉？为名？为利？为情？为义？还是因为不争气？


    我的可敬可爱的同行们！“自古文人少同心”，我说的话应该跟你不一样，你说的话也应该跟我不一样。东风吹，战鼓擂，今天世界上谁怕谁！一个人说话怎么总是跟别人不一样？这样的人很难做好教徒，能不能做好雇员？好朋友？好党员？可怜的作家！他只有一条路，就是做好作家，他是一个浮士德，把灵魂押给了文学。


    以前有人问我，他想看一本关于国共内战的书，只看一本，他应该看哪一本。我说，如果只看一本，我推荐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解放战争，有角度就有局限，但是他的角度很大，角度越大面积也越大，局限也越小。我现在要说，只看一本书无论如何不够，因为我们的角度再大、也不能超过一百八十度，还得再加上一本，加上我的一百八十度，我从国军的角度看内战，角度也极大，也跳出个人遭遇政治环境的局限。也许我们都是瞎子摸象，但是，我们都确实摸到了象，而且不止摸到一条腿。


    文学艺术标榜真善美，各位大概还记得，有一首歌叫《真善美》，周璇唱过，咱们别因为它是流行歌曲就看轻了它，写歌词的人还真是个行家：    <blockquote>


    真善美。真善美，他们的代价是脑髓，是心血，是眼泪。……是疯狂，是沉醉，是憔悴。……多少因循，多少苦闷，多少徘徊，换几个真善美。多少牺牲，多少埋没，多少残毁，剩几个真善美。……真善美，欣赏的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有谁……    </blockquote>


    这首歌唱的简直就是一部艺术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内战四年，千万颗人头落地， 千万个家庭生离死别，海内海外也没产生几本真正的文学作品。我个人千思万想，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难万难，顾不了学业，顾不了爱情，顾不了成仁取义、礼义廉耻。看见多少疯狂，多少憔悴，多少牺牲，多少残毁。我有千言万语，欲休还说。我是后死者，我是耶和华从炉灶里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根柴不能变成朽木，雕虫也好，雕龙也好。我总得雕出一个玩意儿来。……我也不知道欣赏的有谁，爱好的有谁，需要的有谁。一本书出版以后有它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因缘。


    出书以前，照例先在刊物上亮相，把样品“秀”给大家看，希望引起大家的兴趣。除了长篇小说也不能全都登出来，总得留下一部分买了书才看得见，这样新书才有点新鲜。《关山夺路》共计三十六篇，出书以前发表了二十篇，我特别喜欢副刊，文章先投给副刊，各位副刊主编也鼓励我，《青年日报》（李宜涯）、《中央日报》（林黛嫚）、《中华日报》（吴涵碧），还有《联合报》副刊（陈义芝）、《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刘克襄）、《自由时报》副刊（蔡素芬），还有纽约的《世界日报》（田新彬）、《彼岸》月刊（宣树铮）。各位女士先生的名字我常记在心里。


    每一篇文章都有许多反应，有些反应从中国大陆的网站发出来，大陆的网站转贴了这些文章，网页的设计，读者可以在文章后面“跟帖”，把读后感贴上去。他们有他们的角度，有他们的语言风格，给我很多启发。我一面写、一面得到读者和编者的鼓励，鼓励使我文气奔放，鼓励使我胸襟开阔，所以这一本写得比前两本好。


    亲爱的读者，请听我一句话：表演事业需要鼓励，作家写作也是一种表演，他和演员、音乐家一样需要掌声，大家热烈鼓掌的时候，作家、演员、歌手都是小孩子。亲爱的读者，你是有影响力的人，请妥善运用你的影响。如果买书像买香烟一样，有多好！也许吸烟的人戒了烟买书，如果买书像投票一样，有多好！你投票才会有你喜欢的市长州长，你买书才会有你喜欢的诗人小说家。


    最后我说个比喻，明珠是在蚌的身体里头结成的，但是明珠并不是蚌的私人收藏，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我来了，我看见了，我也说出来了！

 参考资料

    铭谢各地政协文史委员会出版的文史资料，留下珍贵记述，兹永志各位方志史家芳名于此：


    名称


    期别


    出版日期


    有关作者


    阜阳史话


    第 3 辑


    1984 年 4 月


    刘奕云


    阜阳史话


    第 5 辑


    1985 年 8 月


    张树山/梅良材/岳镇/王登山


    阜阳史话


    第 6 辑


    1986 年 5 月


    廖运泽/周世忠


    枣庄名胜古迹


    1991 年 12 月


    王广才主编


    枣庄文史资料


    第 2 辑


    1990 年 9 月


    邵剑秋/童邱龙


    临沂文史资料


    第 2 辑


    魏宾/陈常进/王澎/吴仲贤/李泽钧/沈林甫


    临沂文史资料


    第 3 辑


    田玉峰/顾相贞


    临沂文史资料


    第 4 辑


    唐士文/田玉峰/郑慎


    临沂文史资料


    第 5 辑


    1986 年 4 月


    唐毓光/唐士文


    苍山文史资料


    第 1 辑


    1983 年 4 月


    党史办公室/张文明/刘廷尧/郭怀钦/李学忠/王善才


    苍山文史资料


    第 2 辑


    1983 年 12 月


    王伯华/靳耀南/秦泽甫/魏玉华/周志诚/田兵/戎相见


    苍山文史资料


    第 3 辑


    1984 年 11 月


    王子通/张文强


    苍山文史资料


    第 4 辑


    1985 年 11 月


    王玉璞/狄井芗/王庆祥


    苍山文史资料


    第 7 辑


    1991 年 2 月


    田兵/靳耀南/王玉久/异石河南


    文史资料


    第 25 辑


    1988 年 2 月


    杨廷贞/王国谟


    河南文史资料


    第 33 辑


    1990 年 2 月


    王凌云/陈浴春/别炳坤峄


    城文史资料


    第 1 辑


    1989 年 10 月


    孙业林/席德本峄


    城文史资料


    第 2 辑


    1990 年 9 月


    杨传珍峄


    城文史资料


    第 3 辑


    1991 年 4 月


    董益锡/苑畔岩


    南京文史集粹


    1986 年 7 月


    袁辟璋


    南京文史集粹


    第 3 辑


    1991 年 5 月


    曹艺


    古城风云录


    1988 年 3 月


    宋黎/郑诚/史香涛/孙海澜/赵略/佟理/李达一苍山县志


    阜阳市志


    阜阳县志


    安康县志


    汉阴县志


    沈阳市志


    南京市志


    上海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