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脍炙英雄》 东博书院年度十大段子 1蒋介石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国民上街一律“右侧通行”,韩复榘说:“蒋委员长脑袋瓜子进水啦?让人走道都靠着右边走,那他妈的左边谁走啊?那马路不浪费了一半吗?”一个省主席,是断不会弱智到此种地步的,韩复榘假如确实说过此话,那就是故意装傻来反对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运动”。 2毛泽东为什么不当国家主席?就是不乐意上班,不乐意迎来送往,不乐意天天会见那些世界各地的弱智政客和无聊大款。他就乐意天天坐在菊香书屋那把破藤椅上,读二十四史就红烧肉,何其爽哉!读者文摘上有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说,小平同志陪毛泽东散步,向毛请教道:“租席,你说四街嗓,最痛苦的,四啥子事情啊?”毛主席大手一挥说:“桑板!”小平又问:“就没有更加痛苦的啦?”主席低头沉吟半晌,抬头深吸了一口烟,又是大手一挥说:“田田桑板!”可见,革命伟人也是讨厌上班的。 3毛泽东有个保健医生叫王鹤滨,有一次带着4岁的儿子王子翼去老毛那里玩,看见毛泽东正在津津有味吃辣椒。老毛夹了一筷子给小孩说:“这东西可好吃啦。”王鹤滨急忙拦阻,老毛就自己大嚼,故意引诱娃娃。王子翼好奇想吃,毛泽东便又夹了一截给他说:“吃吧,可好吃啦,不要听爸爸的。”王鹤滨再次拦阻,但毛泽东严肃地对他说:“你让他吃嘛。怕什么?让他上上当。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使他以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4长安街华灯初上,遂匆匆奔赴大剧院。暮色中远远望见那座巨大的王八蛋,仿佛在神七上看地球的感觉。走到近旁,见池水环绕,无路可达,便迎着人民大会堂的灯火,走向北门入场。却见数百名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胸挂号牌,逆我涌来。孔和尚素有一句名言:逆我者,必傻冒也。果然3分钟后,一干部模样者急急奔来大喊:“大家请返回,走反啦!”于是几百名脑白痴扭转后脑勺,步孔和尚之后尘,迤逦入蛋也。 5“扁”从象形的角度看,下面是四条腿,上面是个驴头马面似的的东西,所以凡是叫“扁”的,必离畜生不远。还有的测字先生说,“扁”字下面是三个“空牙槽”,有槽无牙,故凡是叫“扁”的,撒谎成性,说话都靠不住。这个解释恐怕有点八卦了,与文字学无关,属于“江湖阐释”也。还有的促狭鬼说,“扁”的字形,就是半头野驴的肚子上被横着打了一枪,孔老师觉得这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罗列在此,不予采纳也。 6我们那时经常贬低老皮的智商取乐,老皮也不生气。话说一日我们几个流落荒岛,饥饿难耐。老皮天性纯良,慨然道:“切吾手指,暂且充饥,他日或可再生。”郁文操刀欲切。老皮忽然喊停,补充道:“砸肿了再切,那样肉多!” 7吴组缃先生具有一种感人至深的真性情。当学生们问他,为什么创作成就不如茅盾时,吴先生一脸认真地说:“我孩子比他多啊!”此言每次回忆起来,我都不禁要笑。你说这是玩笑吧,但又确为实情,生活重担确实对事业有影响。但你要当真吧,又绝对不是那么回事,这话的后面肯定还有话。这就叫“北大水平的语言艺术”。还有我们问他为什么只研究古代文学,不研究现代文学了,吴先生说:“我让给王瑶了!”他把“让”字说得分外重,“本来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王瑶非要研究,我就让给他啦!”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开创者,是我们这些徒孙辈的祖师爷,大家都奉若神明,谁敢有半点不敬啊。听吴先生的口气,好像是照顾小兄弟一般,这话包含的信息量太大了,实在值得反复咀嚼。 8因为伍若兰脸上有点麻子,朱德就趁机打趣道:“你有麻子,我有胡子,我们就‘麻麻胡胡’结婚吧!”部队里的宣传员编了个顺口溜:“麻子胡子成一对,麻麻胡胡一头睡。惟有英雄配英雄,各当各的总指挥。” 9毛泽东说朱德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而说彭德怀是“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一个是坐帐的,一个是陷阵的,已经说得再透辟不过了。可惜彭大将军被夸糊涂了,有一天横刀立马杀到毛主席的帐前,毛主席一生气,就把他从马上给揪下去了。 101928年初春,担任广东军委书记的28岁的聂荣臻在香港给干部们上军事课,突然觉得那位18岁的河南信阳姑娘、党的机要交通员张瑞华(1909-1995)同志非常可爱,于是就找小张,说是要“谈谈”。孔老师敬告天下女青年:凡操巴蜀地区方言的男性找你,慢悠悠地号称“谈谈”,务必当心,一个不小心就谈进他的龙门阵里去啦!倘若东北男人找你“谈谈”,则尽管放心,顶多是求你替他保管500万现金而已——刚从银行抢出来的。聂书记跟小张这一谈,就谈了半个多世纪!什么叫浪漫?革命就是最大的浪漫。 向梁漱溟先生学习 今天上午秋高气爽,令人食欲大振,于是中午吃了6个包子两根黄瓜。饭后天色忽转阴沉,有点闹肚子,遂以孔门秘诀“四面出击法”治之。一边看电视,一边打棋谱,一边逗小猫,一边读点旧书。先读了本《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张申府、梁漱溟、汤用彤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重点阅读了梁漱溟的部分,其他部分快速浏览一遍。不知不觉陷入对梁漱溟问题的思考,遂又读了一本《梁漱溟问答录》,15万多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同年6月,梁漱溟老人就以95岁高龄仙逝了。这本问答录,是汪东林陆续整理的,86年就在《人物》杂志上连载过,我曾看过一部分。这次完整地读一遍,勾勾画画,写点心得。抬眼一看,已经是明月在窗,晴光满天了。 梁漱溟的大名,眼下有点火。其实跟其他被吹捧的大师一样,吹捧者大多既未曾见过其人,也未曾读过其文。只不过听说梁漱溟曾经跟毛泽东当面叫板过,于是就推崇为“反共大师”。当今的汉奸阵营也真是可怜,既无学问,也无德操,只要听说谁跟共产党红过脸,马上就认作亲爹。怪不得汪精卫先生一气之下,愤然填了海呢。 梁漱溟祖上并非汉人,所以请汉奸弟兄们就不要打他的主意啦。人家本来是元朝宗室,蒙古人,姓“也先帖木耳”,封为“梁王”,住在河南汝阳一带。元朝灭亡后,就改姓梁了,说是取自“孟子见梁惠王”。其实他们也先家族跟孟老夫子,八竿子打不着,这么说大约是为了显得有文化。不过孔老师觉得,孟子见梁惠王那一篇,讲的都是如何施仁政,如何建设理想国,什么“仁者无敌”啊,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啊,可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吧,这些恰巧跟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惊人相似,所以梁老先生印象深刻焉。 这个也先家族,跟汉族通婚了几百年,从河南跑到广西,再到河北,再到山西,再到北京,明朝的时候就给老朱家做官,清朝的时候就给爱新觉罗家做官,早已忘却自己是蒙古人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融合性,家谱里写着祖先,但不搞种族优越论,自然融合,平等竞争。梁漱溟的爹爹梁巨川,在清末当个四品官的内阁侍读,“意趣超俗,满腔热忱,一身侠骨,不肯随俗浮沉”,这样的人在时代转折处,有时候会想不开。当张勋复辟失败后,老人家知道大清王朝真的无可挽回了,就在1918年,自己花甲大寿的前夕,一头扎进积水潭,以身殉清,顿时轰动了京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一代文豪都写了文章,对这种封建余孽进行批判。但孔老师认为,凡是对自己的思想立场忠心耿耿,并不惜以身相殉者,不论那思想“对错”,这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梁漱溟幼年,亲历过八国联军闯进家中,把他的玩具都砸坏了。那些污蔑义和团是“暴徒”的汉奸们口口声声说八国联军是“文明之师,正义之师”,梁漱溟先生的看法则一定会让他们失望的。 梁漱溟七岁进了北京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后来多次转学。他学习比较差,最高学历是中学毕业,却年纪轻轻就成了北大教授。是不是梁漱溟天资聪颖,智商超人呢?非也。梁漱溟从小就体弱多病,脑子愚笨。他6岁了还不会系裤带,一天早上,母亲隔屋喊他,责问为何还不起床,他嚷道:“妹妹不帮我穿裤子呀!”招得全家大笑。进入青春期后,梁漱溟同学的智力才开始发达。所以大家明白孔老师为何推荐梁漱溟为学习对象了吧?像鲁迅胡适钱钟书张爱玲那类人尖子,平常人是学不来的。而梁漱溟这种资质低劣得近乎郭靖的人,后来居然成为一代大师,这足以激励千万个在班里排名到三十以后的朋友吧?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在《民国报》当记者时笔名寿民或瘦民。总编辑孙炳文(参见孔庆东《十大元帅情缘》系列文章)曾给他题了一个扇面曰“漱溟”,从此就用这个名了。按东博释名法,此名的三个字中都含水,所以后来才能跟毛泽东叫板,“毛泽东”加上“毛润之”才两个水,只好让他一筹,必须的。而毛泽东当时虽然生气,过后并不计较也。 梁漱溟一生关注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国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是互相联系的。孔老师认为,作为1840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谁要是不关心国家问题,或者号称只关心“普世价值”,而放弃中国的具体问题,那他就连一个“普世的人”也不配。我们把梁漱溟当作佛学大师也好,儒学大师也好,都不该忘记他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一个思想实践家。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参加国民党,都是为了救中国。后来退出国民党,组建民盟,也是为了救中国。梁漱溟通过观察思考认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而在自身。他到北大之前,在家里闲居了两年,大量研读佛经和佛学著作(跟鲁迅相似),19岁开始吃素,一度有出家之念,后来进一步看破,29岁那年结了婚。正像孔老师认为的,出家人未必是真和尚,特别是现代商业社会,庙里已经没有一个真僧,世上也没有一座真庙了。真正的好和尚,都拖家带口战斗在世俗的海洋里呢。 梁漱溟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当博导,读了两年自费博士,24岁就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当了哲学教授。现在很多糊涂人一窝蜂似的鼓吹“民主邪教”,他们不知道蔡元培当年之所以创造了北大神话,全靠“独裁专制”。蔡元培想请谁就请谁,想开除谁就开除谁,根本不用开什么教授会,也不用投什么狗屁票。层层负责,每个人用自己的名誉来担保自己的工作业绩。今天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办不好?原因之一是堂堂大学校长,连个门卫也指挥不了,想开除一个后勤的科长,都要先打听打听那家伙的姐夫是不是在教育部烧锅炉的。从评职称到卖馒头,万事无人负责,都是黑箱操作,美其名曰民主,其实就是一堆烂柿子淹死傲霜花,80个庸才(包括5个汉奸5个流氓)用投票的方式排挤陷害20个英才。蔡元培不问学历,不看出身,凭着自己的学术眼光,请梁漱溟到北大讲印度哲学。梁漱溟说自己一没上过大学,二没留过洋,对印度的六派哲学“素不留意”,“怕不能胜任”。蔡元培便说了那句百年名言: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也没有发现旁的人对此更精通。于是,梁漱溟就当了北大的哲学教授。 蔡元培还干过更出格的事儿,他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为了过教育部那一关,他亲自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都说造假不好,但如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去糊弄糊弄官僚,我看反而是个英雄,因为大学是为人民办的,不是为教育部办的!这样的神话在今天是不可再现的,因为即使有了蔡元培那样的伯乐,他也过不了教授们那嫉贤妒能的一道道鬼门关也。 梁漱溟为人不左不右,半新不旧,所以往往能客观看人。比如他肯定陈独秀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指出“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他跟李大钊也是好朋友,但那些共产党朋友谁也不曾介绍他入党,梁漱溟便知道“显然我这人条件不合。”他赞同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但不佩服胡适的人品,“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梁老师上课第一天,到校长室问蔡元培对孔子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地答道:我们也并不反对孔子,儒家的学说作为一门学问,是必须认真研讨的。”章士钊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不过“多才而多欲,细行不检,无所不为,甚为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气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处。”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7载后辞去,是因为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总结当时的青年学生有两种,一种是堕落鬼混来谋取文凭的,一种是自尊自强却烦闷苦痛的。所以梁漱溟要在学校教育之外,另辟挽救青年的战场。可惜那时候没有博客,否则漱溟先生一定会开辟一个“梁博书院”的。 从此梁老师就投身于乡村建设,奔走于山东、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山西等地。在那军阀割据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教育救国是远水不解近渴的,但禁赌禁毒、反对缠足、扫盲识字、指导农牧、保健防疫、移风易俗等活动,总体上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总不能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去领导人民闹革命吧。 梁漱溟在山东搞教育实验时,得到了山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民间有很多韩复榘不学无术的笑话,孔老师也会讲七八个。但实际上韩复榘文化水平很高,熟读四书五经,在县衙和部队里都当过“司书”,是以文武双全的本事当到一员大将的。传说中他那些愚蠢的搞笑之举,孔老师认为一部分是民间文学的“集合”作用,将发生在多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造成“典型”效果;另一部分则可能是韩复榘故意装傻充愣,其中又可分为幽默调侃和愤世嫉俗两种。比如蒋介石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国民上街一律“右侧通行”,韩复榘说:“蒋委员长脑袋瓜子进水啦?让人走道都靠着右边走,那他妈的左边谁走啊?那马路不浪费了一半吗?”一个省主席,是断不会弱智到此种地步的,韩复榘假如确实说过此话,那就是故意装傻来反对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运动”。而梁漱溟搞的教育实验,韩复榘就不但支持,而且亲自考察。韩复榘个性倔强,又佯狂傲物,所以冯玉祥蒋介石都很讨厌他。冯玉祥打过他一个耳光,老蒋则终于寻了个“不战而逃”的罪名,把韩复榘给诱杀了。 梁漱溟跟国共双方许多高人都有交往,自负是同盟会老资格,志向又高,学问又大,所以虽然待人平和,但心中敬佩的其实没几个人。抗战期间,他两赴延安。第一次与毛泽东彻夜长谈抗日前途,就被毛折服。毛泽东把即将写成的《论持久战》的观点向他和盘托出,梁漱溟顿时眼前一片光明。他说:“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能说服梁漱溟,后来当然也就说服了整个国民党和全国人民。第二次彻夜长谈建设新中国问题,在阶级斗争和改良主义上发生了争论。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按照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就可自然建设好,而毛泽东强调“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不革命就不能完成历史重任。“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谈话从容亲切,“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数年后,梁漱溟反思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承认中国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并非是毛泽东说服了他,而是抗日战争的现实唤醒了他。梁漱溟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部队,有的还牺牲了。目睹抗战现实和国民党畸形抗战积极反共的高压政策,梁漱溟参与创建了“民盟”,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人一旦参与政治,就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孔老师认为这两句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梁漱溟自负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家书中说“今后中国大局,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他多次遇到危险,都幸免于难,自以为是老天爷保佑他这个民族伟人的。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来都是共产党的地下英雄保护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庆不能说的关于建设国家的理想大大畅谈了一番,毛泽东找了十位中共领袖来听他上课。梁先生反内战、反腐败,可是对现状无可奈何,以为和平遥遥无期。没想到短短三年,共产党就打败了蒋介石,创建了新中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他的理想可以实现了。梁漱溟也曾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企图在国共之间和稀泥,甚至帮助国民党要削除中共的武装,导致那场著名的周恩来大怒事件。周恩来罕见地大发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辞所利用,所以他从此采取“只言论,不行动”,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的原则。这一点,孔老师十分赞成。我们知识分子关心天下大事是对的,但是政治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轻易涉入,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尽职尽责了,最好不要拉帮结党。具体的操作,则还是由专门的政治家去干,比较合适。书生满腔热忱地做了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历史上是很多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热情错解为政治能力。即使北大的政治学教授,当真搞起政治来,恐怕并不是一个街道老大妈的对手啊。 梁老师决定了只代表个人,他说话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师了。他一方面批评国民党,要国民党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下野认罪,接受惩办战犯。另一方面他认为共产党虽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向人民道歉。对于共产党建立的一党专政的新中国,梁漱溟并不认为是理想的。1950年毛泽东请他参加政府,梁漱溟不答应,他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梁老先生确实自负得太可爱了,总觉得自己这颗“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没正式出场呢。所以建国后,他总是给中共挑毛病,而毛泽东也总是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到西南考察土改后,梁漱溟对老毛称赞邓小平的才干,毛泽东笑着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社会实践家,从具体的社会考察中,他逐渐发生了思想转变,公开发表文章,说“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这不是见风使舵,而是服从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是因为他搞的乡村实验,并未真正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底层;二是因为他把“斗争”简单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斗,不明白毛泽东说的斗争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三是因为他主观地认为共产党主要是农民,后来读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过是共产党员的“历史出身”,共产党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先锋队,其中包括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本来是好事,但却导致了他的自我膨胀意识长期未能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了汉”,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才发生了1953年政协会上跟毛泽东的冲突。 那次会上讨论总路线问题,国家已经确定了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是走向现代化、避免再度成为殖民地的千秋大计,而且国家并没有轻视农业。而梁老师和孔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总是喜欢说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问题,而且喜欢夸大一点地说。梁漱溟言道,解放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农民还很苦,一个在九天,一个在九地,所以国家不应该遗漏农民。此话单独看没有毛病,但放入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的具体语境,就犯了“导向错误”。翌日,毛泽东未点名地批评此种论调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难道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倘若毛泽东直接批评梁漱溟,可能还不至于发生冲突,可是毛泽东采用了鲁迅笔法,希望给梁漱溟留面子,没想到梁漱溟最喜欢的就是单枪匹马挑战一个党,他偏偏要“顶风作案”,“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这实际上是下了要求辩论的战书,此种“好强逞能”之举,孔老师也干过,很能理解那种“英雄主义情怀”也。 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后,老毛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梁老师有个毛病,凡事非要长篇大论给人家上课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坚持自己立场不放松。这点就跟我们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还辩论干什么呢?真正的儒家风范,不仅体现在事后反省能够承认错误,更可贵的是当场认错,拨开云雾见明月,晴光满天。二人谈得不欢而散,梁漱溟却还要求“再觅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这话里的意思不但坚持自己是对的,而且还有一层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压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这是俺们知识分子跟领导发生冲突后经常会产生的心理,先不考虑对错,首先就把自己确定为一个“遭受了冤屈压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正义。于是就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了。 过了两天,梁漱溟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复述了他前两次发言的全部内容,又强调自己“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大会变成了梁老先生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当时没有人回应他。梁漱溟不知道,这次发言等于是他一个人向共产党发起了全线进攻,他就想着自己说得痛快,没有考虑执政党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受伤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倘若承认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说,共产党的全部功绩岂不顿时化为乌有?难道要把建国后农民生活还很艰苦的账,算到共产党的头上吗? 但毛泽东还是忍耐的,因为梁漱溟毕竟是仅仅代表个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国证监会或者代表中国足协,哈,那问题就严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领导对梁漱溟展开反击,举出他一贯“反动”的历史事例。而梁漱溟却想,你们光说我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事儿,我也反对过国民党,你们咋不说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点的同时,还要指出你的优点,可见梁漱溟已经不大理性了。他要求发言辩解,主持人让他回家准备,其实是给他个回旋余地。可梁老先生“不识好歹”,准备决一死战——我们想想,换了邓小平或者华国锋,哪怕是许世友,都不会这样做的。中央一再给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给对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开始发言,就宣布要从历史上讲起,“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这未免过分了,从普通与会者的角度来看,这次政协会的议题本来是讨论总路线,但是却被“民主”成为梁先生的个人表演。如果你开过上百次的学术会、政治会,就不难明白会议中出现一个这样表演欲极强的人的时候,大家的心里有多么讨厌。别人的“民主”权利跟你是一样的,为什么非要听你讲上五六七个小时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讲两天两夜都没问题。所以有些代表就轰他下去。其实这是梁老师最后一个下台阶的契机,可是他又一次选了错项,“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这是我闯下大祸,把错误扩大的开端。我在语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顾一切后果,是事后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既然你讲民主,就不该利用领袖的权威来获取发言权啊,梁老师的行为逻辑自相矛盾,这是我们所有书生都该记取的。 梁漱溟枪法一乱,于是就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把让不让他继续发言看做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考验”,“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这话表面上很文雅,其实已经包含了严重的个人品格攻击。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有没有“雅量”,要由梁老师来判定,要由是否给他一次长时间发言的特权来判定,倘若答应了这个特殊要求,共产党的“骨气”何在?共产党的“人格”何在?梁漱溟当时一定是急得糊涂了,而不是故意对毛泽东进行“话语要挟”,更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反共妙计”。假如对蒋介石,梁漱溟敢这样说么?用老百姓的话讲,都是共产党给“惯的”。 而毛泽东也是,干脆让他讲,或者不让他讲,任凭他说共产党没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论。可是毛泽东也像个大专辩论赛的学生似的,忘记了自己的领袖身份,在主席台上就跟梁漱溟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辩起来了,简直是“成何体统”。也许有人说毛泽东也是性情中人,不伪装,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毕竟是会场上的最高领导人,党和国家形象的代表,与一位著名学者任性争吵,影响肯定是坏的,而且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不民主”的。这种争辩延续下去,当然是对梁漱溟有利,对毛泽东不利,好比普通教员跟校长在大会上争论,受损害的当然是校长的形象。于是会场大哗,乱成一团,倘以局外立场看来,也够好笑的了。 梁漱溟眼中没有什么伟人,也不给老毛面子,左手握着“雅量”,右手举着“敬重”,死活就是坚持要讲。老毛大概也吵累了,就妥协说,你不要讲长了,“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都三点多了,“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在俺们北大当过教授的,潜意识里不耽误学生的吃饭,就显得自己讲课没本事啊。一个政协委员在国事大会上跟国家最高领导人这般讲话,这种情况今天能有吗?不论梁漱溟的做法对不对,我们能说今天的“民主”比那时候进步了?如果说民主和专制都是相对的,那时候的民主不但胜过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也是今天难以相比的。 随后会场又多次大哗,老毛几次维持秩序,让他“再讲十分钟”,过一会又让他“再讲十分钟”,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时间不够,但又不说要讲多长时间。可以看出梁漱溟善于长篇大论,而不具备在短时间内把基本问题说清楚的、或者暂时维持一个可以下台的局面的能力。这也正是现代中国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最后大会闹得一塌糊涂,老毛恢复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弄得一筹莫展。最后有人提出投票,表决是否让梁漱溟继续讲。毛泽东和中央委员都支持梁漱溟讲,而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梁漱溟无视民主投票之结果,还要继续讲——简直是疯了。主持会议的高岗只好请他另找时间再讲。 其实梁漱溟这次与毛泽东的冲突,形式看上去很激烈,但内容并不严重。梁漱溟既不反共反毛,也不反对总路线,他就是喜欢标新立异,仗着自己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学问大,名头响,就大耍个人风头。越是以为自己受了冤屈,就越觉得自己英雄。好比一个热恋中的青年,越是以为对方误解了自己,就越是觉得自己的爱情坚贞无比,感天动地。 不过,梁漱溟毕竟是修养高深的大学者,事后别人的攻击批评他不为所动,但儿子和学生、好友的劝告却使他省悟,他归结为“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孔老师觉得这句总结非常精彩,说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前提下,骂骂政府,骂骂领袖,其实是很出风头的一件事,能够博得社会赞赏甚至国际声誉。实事求是地说,政府和领袖也需要经常听到批评的声音。但是有些知识分子,首先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标新立异,不顾自己的言论是否对民众有利,是否对国家有利,其实是有胆量而没心肝的。而梁漱溟却能够从这件事中反思出自己的思想问题,他说看到中国共产党一举扭转了中国百年沉沦的恶运,让他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可嘴上就是喊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把狂妄当作“骨气”,把虚荣当作倔强。孔老师看到这里,反思自己也是如此。我虽然在文革中长大,但从未自己主动喊过“毛主席万岁”,反而有几次跟同学打赌,喊过“打倒毛主席”。这并非是什么“反对个人崇拜”的先知先觉,而是多读了几本书后,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肯面对另一个生命弯腰,隐隐觉得这是一种高贵的证明。有时候,我们明明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异性,折磨得自己寝食不安,却不好意思表露出来,装得镇定自若,甚至还要贬低挖苦对方,直到把事情弄得没戏了,或者把对方气跑了,才开始反省。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之一也。 梁漱溟虽然跟毛泽东“干了一仗”,但是并未受到任何处理,也从未戴过什么政治帽子。此后的几十年中,梁漱溟虽然不再“大闹会场”了,但遇事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观点,坚持“不跟共产党保持一致”。不论他说得对错,这种立场真不愧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比如60年代两会上,大家都说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是因为抓了阶级斗争,而梁漱溟却说这是毛主席共产党尊重科学依靠群众的结果。其实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但梁漱溟一定要说点跟别人不同的才舒服。四清运动中,梁漱溟主张逐步用教育代替处罚,他认为让犯错误的人去打扫厕所是不对的,因为扫厕所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是光荣的事,干部学生去淘粪是正常的劳动,不应当作为处罚。他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比共产党要“左”多了,反正他就是与众不同。1966年,一群红卫兵来抄家后,他却开始撰写《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他不反对林彪,但反对把接班人的名字写进宪法。梁漱溟每次提出“反动主张”,都会引来批判。但是上级却指示说:“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看来说话做事光明正大,心底无私,就百毒不侵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更是“大放其毒”。一说林彪跟孔子关系不大,批林何必批孔——这也是孔老师的主要观点;二说毛主席虽然有反孔的一面,但还有赞扬孔的一面,不能偏废——这也会得到很多人支持;三说林彪根本没有路线,因为路线不管对错,都是光明正大的,而林彪并没有公开的系统的治国思想,所以根本不存在“林彪反动路线”也。这可是等于全面否定了批林批孔运动,于是遭到围攻。没想到批了他一阵子,他忽然一股邪火上来,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哼,你们不给俺面子,那俺也不给你们面子,这脾气跟孔老师何其相似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漱溟更来神了,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不过没有那么多的与众不同了。他的思想被太多的鹦鹉学舌者千万次地复制着。梁漱溟总结国家发展的三要素为: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这是他80年代的看法,今天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倘若他活到今天,肯定又有新的“异同论”吧。 梁漱溟作为一代奇才,并非得益于早慧,也非得益于家学,更非得益于跟随名师名校或者留学东洋西洋。他的经验,孔老师总结为内外各四点,内四点:一是认真,二是正直,三是寡欲,四是自省。外四点:一是儒家的进取,二是佛家的悲悯,三是热爱祖国,四是社会实践。这八点,我们普通人能学习其中的四点,就足够“漱杯水于沧溟”了。 孔和尚自注:香港传真08年78期,是孔庆东的《向梁漱溟先生学习》,怀着自恋的心情拜读了一遍,写得真好啊。司马南先生评论曰:“读学习梁漱溟文,大悦之,弥畅之,甚快之。亦正亦谐,相得益彰,嬉笑怒骂,遂成一格。孔门奇才,牛b之至也。”潘维先生评论曰:“和尚最近的文章妙趣横生,特立独行。从讥韩到赞梁,还有评开幕式的美文,都曾拜读。羡慕,钦佩。赞梁一文,当为文章典范。”青年作家信恒先生听我课后评论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意识,快乐的精神,宽容的原则。”各方朋友的赞美,孔和尚更愿意看成是鼓励。能做到的时候毕竟少,做不到的时候,朋友们多喝酒多吃菜,够不着站起来啊。 41年前的国庆照 配图:1966年全家福 时代,跌跌撞撞进步了;人民,多多少少致富了;鸡鸭鱼肉,吃来吃去吃麻木了;九天长假,放得人心涣散百无聊赖一个个都沉醉不知归路了。 国庆节放这么长的假,是许多外国朋友都羡慕的。我想政府除了刺激消费的商业企图之外,也是对人民群众发一份善心,显示一下大国气度——俺们中国银,9天不干活,照样有吃有喝!别说9天了,想当年文革初期,全国大串连,不但不干活,而且白吃白喝白玩白住白坐车,成千上万的少年青年壮年中年,愣是免费旅游了90天还不止。你想想,那是天天吃不饱饭的国家能做到的吗?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经过“调巩充提”,农业连续13年大丰收,工交商贸几乎一年一个新台阶。根据国家统计局现在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除了67年68年因为大面积停产不干活而有所下降外,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 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更不要说两弹一星、八大油田、杂交水稻、成昆铁路、长江大桥、长沙马王堆一号、陕西兵马俑、农村合作医疗网、还有几十个世界级的冶金化肥纺织企业……这些,就是我们的父母一辈用激情和汗水给我们打下的赖以改革开放的雄厚基业和让我们能够吃喝玩乐的殷实家底。回首新中国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在那条阳光和风雨交织的大路上,站满了我们的恩人! 不管父母怎样打骂过我,怎样冤枉过我,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让好人喜欢、让坏人和汉奸害怕嫉妒得日夜发抖的平民学者,除了要感谢北大、感谢老师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共和国的创业者,是他们给了我从肉体到精神最重要的营养。 翻拍了一张老照片,是1966年的国庆,我刚刚两周岁时,父母带我,在哈尔滨一家普通的照相馆照的。姜昆有一个著名的相声《如此照相》,说文革时去照相馆都要喊毛主席语录,夸张得未免太离谱了。那是文革中的某一段,少数时髦革命青年的时尚创举,并非到处普及的“市民公约”。我两三岁时据说已经“记忆力惊人”,毛主席语录和“床前明月光”之类都过目不忘,我就只见过我们居民组的刘大娘和西大桥粮店的赵书记,还有和兴路百货大楼卖蛋糕的沈婷姐姐这几个人,有那么一阵子,见人就背毛主席语录,大伙都认为他们“有病”。过了几个月,他们也不背了。至于照相馆,从本质上说,历来都是隐隐代表着西方文明的“高雅文化场所”,安静地进去,温馨地出来,哪里会有那么多荒唐搞笑的黑色幽默呢? 小时候照相是稀罕事,我从出生到上大学,所有的照片加起来,可能也没有我如今出门一次被偷拍的数量多。那时候虽然科学知识普及了,明白照相不会“伤了元气”,更不会让洋鬼子把魂儿摄走后晚上来吃小孩儿,但人们仍然是“无事不照相”,把照相一事看得很庄重。现在人们随便照相、随便“走光”、随便上床,把很多有意思的事儿都给整得很没意思啦。 那时候因为照相少,所以每一次都记忆犹新。那天是文革时期的第一个国庆,虽然不放九天假,但因为恰逢礼拜六,所以放两天假还是让人挺高兴的。更巧的是,那天如果按照农历算,八月十七,是我的两岁大寿。因此母亲提议去照相。父亲因为对文革有意见,有点不乐意去。他参加的那个组织是保护老干部的,立场比较保守,被红卫兵批斗了几次,所以老骂红卫兵是“小兔崽子”。他说不乐意去照相,其实是想去喝酒。父亲曾经有一部照相机,在当时够奢侈的。可是在我出生之前便换酒喝了,他对照相之类远没有对喝酒感兴趣。但可能看见母亲和我都情绪很高,他就灵机一动,跟母亲要了两块钱,除了照相和加洗用去一块二之外,他可以贪污八毛钱,足够买四两烧酒和一荤一素两个菜了。 父亲胳膊上的赤卫队袖标和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都是为了照相戴上的“道具”,他平时是不戴的。但那支钢笔,真的是他天天别着的。父母写字都比我漂亮,喜欢记点笔记、抄点资料什么的。父亲厂里的木匠,写字都比我现在还要好。我给读者签名时,心里经常说:这臭字真拿不出手啊,对不起啦朋友! 父母照片上的衣服,就是平时的衣服。母亲的小花翻领,大概是那年的时髦打扮吧。哈尔滨人很讲究穿戴,我的父母算是很不讲究的普通工人,但他们从来没有穿过邋邋遢遢的破衣烂衫,他们60年代就比80年代的北大教授穿得挺括整齐。而我,上了北大,还有几件衣服是带补丁的。我一度不大理解我的父母,抗议说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活在旧社会!父亲却骂道:“你一个熊孩子,讲什么吃穿?老子南征北战那时候,鞋都没得穿,我今天享受享受是应该的,你他妈的能跟我比吗?”就冲父亲这种居功自傲的思想,我就觉得红卫兵批斗批斗他是应该的。对事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的习惯,我从很小就养成了。 父母的头发是不是当天新理的,我想不起来了。他们都很讲个人卫生,特别是父亲,在部队医院里工作过一段,简直是个卫生专家。他把理发当成享受,经常埋怨理发师给他服务的时间太短了。他最看不惯长头发——大姑娘的长辫子除外。我大学时,受资产阶级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留了很长的头发。假期回家,父亲就骂:“大学生,跟流氓一样,跟长毛鞑子一样!文化大革命,教育出你们这些不忠不孝的兔崽子!”我又气又乐,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呀?父亲挨过几次批斗,就把一切对人生的不满,都发泄到文革身上。我由此理解了很多文革中受过委屈的人,为什么一提文革,就火冒三丈地失去理性了。 至于我手中的花皮球,是母亲给我买了不久的玩具。我小时候的玩具,连买的带自己制造的,那是相当地多啊。要不是后来听说文革中很多高干高知受了迫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真觉得我们的童年是生活在天堂里。可惜天堂里也不太平,我的那些玩具,大多都被刘二他们给偷去了,最心疼的是一把彩色手枪,一搂扳机就嗒嗒嗒喷火,是那时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玩具了。 看看这张41年前的国庆照,自然朴素,又端庄大方。有对国家的感情,也有家庭内部的温馨。构图的每一个因素,都在诉说着那个时代普通市民的心声。一个国家刚刚建立短短的17年,一个普通的工人之家,就有这样的精神风貌。这是在旧中国的工农大众那里,所看不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身上的钱和脂肪都越来越多了,我们的玩具和服装卖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了。我们有了彩色照片,有了傻瓜相机,现在更有了想照多少就照多少的数码相机,照相馆大都改成婚纱摄影楼或者少女写真楼了。但是,我们再也照不出那样的国庆照了。正如荧屏上的很多八路军一个个油头粉面,荧屏上的红卫兵一个个张牙舞爪,要想恢复历史的真实,实在是太难了。 据记者从公安部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获悉,全国有40万人叫国庆,96万人叫建国,其中1960年至1969年出生的人名叫建国的最多,超过了29万。取名是一种自由自愿的行为,可见60年代,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以新中国自豪,自觉热爱祖国程度最高的时代。另外全国姓国的人有17万多,其中姓国名庆的有1894人。全国姓十的有1180人,其中9人姓十名一。这些都说明,尽管人民对这个国家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从心理上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孔老师今年还招收了一名姓国的研究生——是碰巧,可不是故意炒作啊。 那么,起码这些朋友家里都会保存着各种“国庆照”的。偶尔翻出来看两眼,即使发黄了,破损了,也自有一股清新健康的英气,可以滋养我们今天干涩枯萎的灵魂。因为那是父母一辈浩然的正气,是我们这个国家巍然的底气。 诋毁鲁迅的十大招法 虽然大多数人不可能完全读懂鲁迅,包括本报资浅记者孔庆东也承认,他对鲁迅只是一知半解,但只要鲁迅的光辉形象还在,中国就不会亡。所以那些一心要亡中国的正人君子们,几十年来不遗余力绞尽脑汁前赴后继愚公移山地进行着毁坏鲁迅形象的跨世纪宏伟工程。 破坏鲁迅形象,有十大常用招法。孔记者助人为乐,今天替他们归纳总结如下。请某些天下语文奇才睁大你的乳头看清楚了,下面的话不代表孔记者的立场啊。 一、鲁迅是拿卢布的。 因为他翻译过苏联的书,什么卢那察尔斯基啊,什么布哈林啊,反正是跟卢布有关,所以一定是拿了斯大林的钱,是共产国际的卧底,是民主共和最凶恶的敌人。张作霖大帅绞死李大钊的时候,应该把鲁迅也一起斩了。当时鲁迅很可能也藏在苏联大使馆里边呢,扔两颗手榴弹,肯定就跑出来了。 二、鲁迅是日本特务。 这也铁证如山。在日本留学多年,日语很棒,翻译了很多日文书,兄弟媳妇是日本娘们,还有个日本铁哥们叫内山完造,形势一紧张就往内山书店跑。临死前是日本医生给看的病。特别是他兄弟周作人,公开做了汉奸,所以鲁迅八成也是日本警视厅派来专门诋毁国民政府的。他的上司据专家考证,叫做藤野严九郎,曾经教过他点穴解穴之法。鲁迅经常辱骂国民政府,就是想瓦解政府的抗日力量,为日本鬼子充当马前卒。 三、鲁迅是共产党。 共产党的大当家的陈独秀,跟鲁迅来往密切。共党悍将陈赓在他那里养过伤,共党匪首瞿秋白冯雪峰都是他的铁哥们,共匪长征到达陕北,鲁迅发电报祝贺。毛匪泽东还曾拜访过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共党控制的左联,就是鲁迅给撑的腰。所以鲁迅必是反政府的恐怖分子,杀十次都不冤枉。他悼念的左联五烈士,都是共匪。那叫兔死狐悲。 四、鲁迅见钱眼开。 他经常跟书局计较稿费,少给他几个钱,或者晚给他几天,他就大发雷霆,把人家孩子都吓哭了,一副恶霸地主的嘴脸。他的日记里没有什么正经事,天天记载怎么挣钱,怎么花钱,比东博书院的流水账还流水账。最无耻的是他还敢哭穷,到处晒他的工资单,跑到教育部讨薪,被警察打落了一颗牙,吓得趴在宣武门那里做俯卧撑,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以谈钱?做人怎么可以这么无耻! 五、鲁迅是色狼。 年轻的时候长期不结婚,跑到日本发泄兽欲。后来家里给他娶了一个温柔贤惠的太太,他却跑到北京来胡天胡帝。家里有一个老婆还不够,又大肆勾引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都被他逼得活不下去,只好自己走向死地。后来这个色狼终于跟一个叫许广平的堕落女学生跑到上海非法同居,还生了一个儿子,居然脸不变色心不跳,可见心灵何其肮脏。鲁迅吹捧的女作家都是美女作家,比如丁玲啊,萧红啊。凡是他认为没有姿色的,就死活不肯吹捧,比如苏雪林啊,李宇春啊,郭敬明啊,这不是色狼是什么? 六、鲁迅不孝。 父亲早早病死了,他作为一个长子,什么也没做,就知道变卖家里的东西,连古人的卖身救父都不如,连董永都不如。父亲死了不久,他就抛下母亲,自己出国,只顾自己享乐。后来当了官也不养活母亲,连贪官都不如。他把老母抛在北京,一个人跟小蜜住在上海,何其残忍。他还炮制过一篇臭名昭著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公开提倡不忠不孝,这与畜生还有什么分别? 七、鲁迅粗野狭隘。 人家对他开展正常的平心静气的自由主义学术论争,教育他要增加点人性,不要心理变态,他却勃然大怒,跳到半空里去骂人,一点修养都没有,简直就是禽兽。他一生共骂过八百多万人,都是德高望重的自由主义国学大师,都是人性修养很高的得到英美世界普遍赞扬的民主人士。鲁迅却骂人家是“无物之阵”,起码的对人的尊重都没有,心胸狭隘,毫无宽容的美德。他还活在中世纪的食人族的世界里呢。 八、鲁迅没有爱心。 他污蔑底层人民,歧视弱势群体,讽刺挖苦阿q和祥林嫂这样的善良群众,连高考多次落榜的孔乙己他都进行惨无人道的冷嘲热讽,从来不想想孔乙己的内心是多么痛苦。祥林嫂问他死后有没有灵魂,他居然欺骗这样一个穷苦的劳动妇女说大约有吧。每年的水灾旱灾,也没见他捐出几本书的稿费出来,居然还恬不知耻地喝酒吸烟泡妞。他就知道欺软怕硬,打击一切好人好事,世界上就他一个人了不起,井底的蛤蟆只看见碗大的天。 九、鲁迅是没文化的骗子。 他的文字不通,整篇文章充满了病句和错别字,把“介绍”说成“绍介”,把“不能决定”说成“决不定”,人话都不会说就当作家。不具备起码的现代科学常识,这样的人居然是文坛领袖,青年导师,真是可耻。为什么北大只给他讲师不给他教授呢?就因为他不配当教授。当讲师都高抬他了,应该让他当扫地的。 十、鲁迅是反人类的。 他出国留学居然不去美国,连澳大利亚加拿大都不去,所以他就不懂什么叫民主自由,他出生在野蛮专制的中国,留学在法西斯的日本,所以他对人类充满了仇恨,不信上帝,自然也不懂正义,一辈子也不曾写文章赞美过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公然与人类作对,他是一个反人类的恶魔! 以上十大招法,分别使用,整体使用,轮流使用,组合使用,天天使用,隔三岔五地使用,变幻莫测地使用,改头换面地使用,推陈出新地使用,再猛的勇士也让他遍体鳞伤,身败名裂,再好的身体也让他土崩瓦解,活不到六十。 我们知道了这十大招法,我们就知道了怎样打败一切英雄。 英雄知道了这十大招法呢——他可能选择不当英雄了,但也可能因此而成为,真正的英雄。 我对家乐福事件的态度 这两天不断有电话、短信、邮件,询问我对于家乐福事件的态度,闭门家中坐,问号如雨来。我一个普通教师,不知为什么非得回答此类问题不可。看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口安静的火锅。迫不得已,只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 1、我对于家乐福事件,了解很少,基本是从网上和询问我的人那里,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据说是法国大型连锁超市家乐福的股东,出资支持藏独势力,而且法国朝野在这次奥运火炬传递活动中,表现得非常下流无耻,毫无一个文化大国风度,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中国部分爱国民众,发起了抵制家乐福的行动,号召大家不去家乐福购物。另据最新消息,法国政府出巨资力挺家乐福,要用大幅度降价措施,吸引中国民众蜂拥家乐福,让中国人自打耳光,让民族主义阵营冰消瓦解。不知是真是假。 2、我是知道世界上有家乐福这么个东西的,所谓和尚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但我向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三大王八蛋保证,我从来没去过家乐福,而且我不知道任何一间家乐福位居何处,门朝哪开。当然,没去过家乐福,并不代表一种光荣,也不意味着将来某一天,我就不进去买包手纸撒泡尿什么的。我周围的很多亲友同事都去过家乐福,所以我相信这家超市是经营成功的强势企业,我祝福世界上一切正当经营的企业都繁荣兴旺。我只是说,我既然从来没去过,也就无须乎在此时此刻专门“抵制”了,那岂不是成了一种表演?或者是捡一个现成的“爱国者”的便宜?我也没去过“沃尔玛”,也没去过“贵友”,也没去过“长城俱乐部”,能说我就是抵制它们吗?所以请小报记者们不要盯着我去哪里购物好不好? 3、我之所以不去家乐福,不去沃尔玛,没有任何政治原因。我基本不买东西,常年过着“无消费”的生活。家里给啥就吃啥,给啥就穿啥。兜里也经常装着几两银子,那是为了跟朋友聚会时,喝酒买单的。偶尔也逛商场,但十有八九是农贸市场。我听说家乐福物美价廉,我没去过,不敢评价。但我觉得世界上不可能有比中国的农贸市场更物美价廉的地方。吃饭,涮羊肉2元一盘,啤酒1元1瓶,而且有时候还免费。皮鞋,28元一双,我可以砍到18。馒头,3毛钱1个,山东戗面的。其他普通日常用品,有成排的“一元店”,10块钱以下,从挂表、电池到拖布、台灯,都可以解决。假如小两口新婚租了间房子,那么花500块钱,新房就可以布置得像模像样了。近来通货膨胀,物价涨了许多,但农贸市场还是相当便宜的。我昨天刚在那里挥金如土了一番,10块钱买了3本书,5块钱买了一对菠萝,1块5买了一捆水萝卜,带着翠绿的缨子,1块5买了1斤刚烙好的热乎乎的大油饼,1块钱买了1斤热豆浆,9块2买了1个肥满的酱猪蹄,1块6买了3根黄瓜,1块2买了4个馒头。一共花了32元钱,精神物质俱全,而且东西一天吃不完,书也一天读不完。这些钱倘若在日本,连一碗荞麦面都买不起。美国为什么非逼着咱人民币升值啊?他们看见人民币如此强大的购买力,他们恨哪!在美国拿着32个美元,你问他们能买到这些东西不? 4、这次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爱国青少年对家乐福的抵制,我们中老年朋友可以不参与,但也不应该泼冷水。抵制某种外货,从来不能达到强国御辱的目的,但这起码是一种爱国情绪的表示。我们的青少年,这也不让他们干,那也不许他们做,连这么点表示都给扼杀的话,未免太不“人权”,太不“民主”了。人家洋鬼子对奥运火炬的“表示”,你们这些理智的学者怎么不去泼冷水?偏偏学生娃们跑去给家乐福免费站岗了,你们就出来理智了。这让我想起当年的“一二·九”,日寇占了东三省,某些学者却批评学生不理智,说你们回去好好读书就是最大的爱国。他们怎么不劝鬼子回去好好读书呢? 5、爱国青少年朋友,对于人家的泼冷水也要正确对待。有的冷水是汉奸泼的,但多数冷水确实是出于善意和好心。爱国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职业,自会采取不同的办法,不要强迫别人跟自己一致。正像要求鲁迅老舍钱钟书都去跟鬼子拼刺刀,那不是爱国,而是坑国呢。据我所知,很多民众还是习惯去家乐福购物的,那就让他们去吧,宣传几句就行了,不要强行拦阻为好。到底家乐福跟藏独有多大的关联,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不能把抵制活动当成终极目的,敲打敲打他们就行了。从长远看,中国人民跟法国人民还要友好,人家也不是故意敌视中国,而是他们得到的信息跟咱们不同。如果有一天咱们得到的信息是,马赛是法国人强行霸占的殖民地,马赛人民天天被巴黎的警察殴打强xx,马赛人民坚决要求独立,也许咱们还积极支持“马独”呢。 6、从历史上看,学生总是时代的号角,他们总是冲锋陷阵在时代的最前线。学生的行动往往是鲁莽的,幼稚的,需要加以引导和指正。但没有这鲁莽和幼稚,也就没有随后的稳重和成熟,也就没有进步和超越。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学生永远是对的!”毛泽东是最讲辩证法的,可是他却说出这么偏激的很不“辩证”的话。他明知学生们会犯许多错误,但为什么偏偏这么说呢?让我们老中青三代都共同想一想,这对于我们思考和处理每一次爱国行动,都会有帮助吧。这,也就算是今天的思考题了。 发扬08精神,重建民族魂 中华民族进入2008年以来,接连遭受了一系列严峻的天灾人祸的打击。这打击不可谓不重,这打击不可谓不痛。这些打击暴露出中国的现代化还远未达到可以保证我们国泰民安的地步,暴露出我们的政府、社会、国民都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但是,在擦干泪水之后,我们也分明看到,中华民族没有被击倒,没有被击溃,没有被击败!一百多个日日夜夜以来,我们分明看到了一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伟大精神在神州大地的复活。这种精神,一方面来自悠久的君子自强不息的中华传统文明,一方面来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遗产,一方面来自新世纪中国人民宽阔的世界胸襟和国际视野。这几方面,共同组成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众志成城的“08精神”。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我们就不但能够战胜眼前的巨大痛苦,而且能够再次建立起崭新的民族之魂,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过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遭受了数不清的天灾人祸。从晚清到1949年,这个生育率极高的民族,人口始终徘徊在四五亿,有数以亿计的同胞,都被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夺去了生命,我们的社会、文化、风俗乃至人性,也遭受了深重的摧残。但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没有被压垮。以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改革先驱,看到了这个民族的精髓,看到了这个民族复兴的希望,也看到了真正振兴这个民族的关键——那就是改造国民灵魂。只有我们的国民成为真正的现代人,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用鲁迅的话说:“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为了这个“立人”的宏伟目标,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呐喊,无数的英雄豪杰牺牲,中国终于走出了灾难的最低谷,从一个几乎亡国灭种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的半殖民地,变成了一个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现代工业国家。在这个雄伟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走过了许多弯路,丢弃了很多美德,委屈了很多好人,损失了很多财物,但是,我们的国家终于一天天成熟起来了。我们的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不再随便挨打了,也不再年年挨饿了。这就很让某些持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世界观的人士,感到威胁、感到恐惧,于是,我们就遇到了新的麻烦。加上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失误,特别是社会安全保障机制的不完善和吏治的腐败,使得我们在遭遇重大的天灾人祸时,反应虽快但体制不够合理,激情澎湃但措施不够科学,人心虽齐但彼此不够信任。所以,一方面是万众一心,另一方面又相互争吵指责;一方面主要领导亲临前线,另一方面又有一些职能部门玩忽职守。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的08精神既可贵,又可忧。我们应该坚持这种精神,警惕“五分钟热血”式的爱国主义,在大力肯定民族精神的同时,勇于直面各项工作中存在的弊端。我们的人民,不会因为那些弊端的存在,就不热爱我们的国家了,就不相信我们的政府了。 在这次08灾难系列中,全体中国人民,不论左中右派人士,不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受到了一次人性的教育,一次仁爱的教育,一次公德的教育。灾难总会过去,重建和恢复的工作,是更艰巨,更寂寞,更容易被人忘记的。既然我们第一次为大规模的普通死难者降了半旗,那么就让我们记住这泪水与希望交织的2008年,发扬08精神,重建我们的民族之魂。 九一八与传媒 “九一八”到了,不忘国耻的朋友们,自然又会聚到媒体上念叨一番。我作为一个中国的东北人,自然每年也会感慨一番。然而年年念叨,年年感慨,日本却依然富强,中国则过去是“贫强”,现在是“富弱”,离真正的富强总差着一个“三八大盖”的射程。 中国很早就有了一种“富强”牌面粉,我们过去叫“富强粉”,包饺子擀面条,都很好吃的。然而为什么“富”跟“强”,总不能统一呢?可能问题就出在“粉”字上。经过鲁迅等几代先觉者的奋斗,中国人已经不是“一盘散沙”了,已经进步甚远了。可仍然没有达到毛泽东所号召的“团结起来”的程度,只是由一盘散沙,进化成了“一袋面粉”。面粉虽比沙子要和气善良些,但自己仍是不乐意团结的,必须经过一番暴力整顿,拿、捏、揉、揣、摔、打、按、压,这才乖乖地联为一体,变得坚韧筋道,刚柔相济。毛泽东时代据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七八亿人口的大多数还是很团结的,亲友邻里同事干群之间都相当友善的。百十来万受了委屈的“上等绅士”后来也基本都平了反,继续骑在人民脖子上作威作福,而且天天大骂毛泽东,随时准备向美国老爹献图献城,个人生活的幸福前景一片光明。而当今的社会,大小富豪们号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则天天人斗人,人骂人,人害人,甚至人吃人。富强粉早已绝迹了,我们吃上了朱自清宁肯饿死也拒绝吃的美国面粉,而原来那些为富强粉种麦子的农民,都涌到矿井下锻炼肺活量,或者是跑到高楼顶表演跳楼秀了。那拨无耻的歌星唱得多好哇:“咱老百姓,今儿啊今儿啊,真啊真高兴!” 不过时代毕竟总还有进步之处。民工只要正常拿到了劳动报酬,也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美国面粉也好日本汽车也罢,只要是平等的贸易往来,总有个“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时候。人斗人虽然很凶猛,但一般不开批斗会了,而是主要利用媒体来含沙射影或血口喷人,一般主要是精神伤害而宽恕肉体。如同鲁迅的研究报告所说:最好是惊吓忧愁死了,“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因此,当今的媒体从业者很有必要自省:救世还是杀人,往往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古今的例子都举不胜举,就随便拣一则跟“九一八”相关的吧。1931年9月18日的晚上,日军突袭沈阳北大营,堵着东北军的被窝枪射刀挑,哀嚎震天,惨不忍闻。伟大的自由民主领袖蒋介石先生密令不许抵抗,乖乖让出了东三省。而全国人民不知内情,都把责任推到了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身上。媒体推波助澜,马上就有八卦记者绘声绘色地报道曰,“九一八”那天晚上,张学良正抱着中国第一影后胡蝶小姐跳舞。这还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从此张学良戴了几乎一辈子,国人大有车裂张学良油炸胡蝶之愤慨。著名文人马君武很快做诗二首,其一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连赵四小姐也骂在里边。其二曰:“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写得仿佛亲眼看见一般。客观地说,诗是好诗——假若背景属实的话。然而问题就在于,谁看见张少帅跟胡小姐在一起了? 实际上,张学良跟胡蝶,从来没有见过。“九一八”当晚,张学良在北平会见宋哲元等抗日将领,后到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梅兰芳后来特别证明说那天晚上“张学良在戏院里看我演出。”而胡蝶那时还在天津,根本不在北平。有人劝胡蝶控告马君武诬蔑人格,但胡蝶以国家大局为重,不想制造更大的“刺激眼球”新闻,只冷冷说道:“蝶也国民之一份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人家也是个演艺界的“超女”,听听人家说的这话,某些无良记者和没脑艺人岂不愧煞? 国家要真正富强,光有面粉厂钢铁厂军工厂是远远不够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应该拥有强大而充满良知的媒体。媒体适当搞些风花雪月和丰乳肥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以此为主流,更不可无中造谣轻易信谣漫天传谣。面粉腐败了,吃坏的是肚子。钢铁腐败了,砍断的是刀子。而媒体腐败了,瓦解的是民众的意志和英雄的豪情,好不容易进化到一袋面粉的人群,恐怕又要退回到一盘散沙了。 漫话抄手过三九 老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现而今,过了三九是四九,虽然不用冰上走,咱也一般不出手。 这说的是北京,过去一到隆冬就人人袖着个手,然而遇见热闹,也并非只知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热烈评点,抱着膀子也要争夺那份“话语权”,这叫“袖手而得天下”。 而东北和山东一带把“袖手”叫“抄手”,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零下二十来度,讲究的是不戴帽子手套,不穿棉裤棉鞋。上身穿得稍厚点,下身穿条秋裤线裤,脚上穿双塑料底“懒汉鞋”,光着脑袋,两手对抄在袖中,但不时要抽出一只来,捂一捂冻得通红的耳朵,否则就有冻掉之虞。这是一种为了风度而牺牲温度的潇洒,我们称之为“耍单儿”。最酷的是抄着手在冰面上“打出溜滑”,不光要又稳又快,还要使用灵敏微妙的动作,将他人撞倒、碰倒、拐倒、闪倒。冰上打架,也是比普通的陆战水战都好看的。这是对“下盘功夫”的真实考验,摩擦系数的变化,使得战局每每发生不可预料的转折。我就亲见附近楼里一个很有名气的高大魁梧的流氓,因为冰上平衡技术欠佳,被一个穿一身单军衣的小瘦子打得热血四溅,最后昏卧在冰面上,手和脸都冻结在鲜红的冰上。抬回家去,当天夜里就死了。 所以父亲从来反对我“冬行夏令”,冬天就要穿冬装,夏天就要穿夏装。凡服饰不合时令者,父亲一律骂为“流氓”。男孩子一般都喜欢以不怕冷显示英雄气概,但我爹说: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我在家里穿得虽然质量最差,然而所有的“行头”是一件也不缺的。一到冬天,头上有大棉帽子,脚上有大棉“靰鞡”,上身大棉袄,下身大棉裤,手上是大“手闷子”,里边还穿着毛衣毛裤秋衣秋裤之类。所以,要讲耐寒能力,东北人绝对不是一流的,最不怕冷的乃是长江流域的人。人家零度左右还可以穿着单衣到处跑,按照我爹的标准,个个都是“流氓”。 父亲非常反感“抄手”,尤其反感抄手之后再抽出手来捂耳朵。他把那叫做“猴头八相,没个人样”。他要求人人都跟革命战士那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他说,国民党为什么打败仗?就因为一个个猴头八相,站岗抄着手,行军也抄着手。他又说,日本鬼子的军容军纪最好了,活着整整齐齐,死了也规规矩矩。日本鬼子的岗哨最难摸,上去两个人都按不住人家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抄着个手”,伪装成汉奸,凑上去突然袭击,一摸一个准。——原来父亲心里一直把“抄手”等同于汉奸,怪不得总是对此不依不饶的呢。 我上大学后得知,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把小水饺(也包括馄饨)叫做“抄手”,觉得非常有趣。寒冬腊月,深巷里一声慢幽幽的吆喝:“抄手——”,顿觉暖香扑面。特别是深夜劳顿的文人墨客,从楼上吊下一个小篮,买上两碗现包现煮的热气腾腾的抄手,或请朋友同吃,或与爱人共尝,那等优雅的滋味,非“抄手”二字不能形容。若是换作“水饺”则俗矣。“抄手”之妙,就在于那种“袖手可待”的轻巧劲儿,简捷而不轻浮,实惠而不厚腻。倘若只求一饱,那当然还是北京的烤白薯过瘾,更不用说沈阳的“雹至雹至”了。 20年前的冬天,我们师兄弟三人第一次去成都,就捧着旅游图,慕名去品尝“龙抄手”和“红油抄手”。因囊中羞涩,每样只吃了一两,所以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抄手就是不能多吃,因为吃的是个韵味。而北方的饺子,却不妨敞开弥勒佛之巨腹,尽情塞元宝也。我父亲说他们在部队上,每次吃饺子都要比赛。他们包的饺子非常大,3个就有1两。父亲能吃45个,而他们排的“大个子”,能吃60个。父亲说八路军拼刺刀,一个人拼不下一个日本鬼子,只有“大个子”,能拼两个日本鬼子。我问父亲能拼几个鬼子,父亲转移话题说:我是拿手枪的,一般指挥指挥就行了。我听了不免就有几分看不起父亲也。 我把父亲的不许“抄手”,看作一种封建意识。我觉得很多老革命,都有封建意识。我找到一个根据,我的外祖父是个戴帽地主,他也反对抄手。老八路跟地主的思想一样,这不是封建意识么?外祖父来哈尔滨,躺在我家暖和的炕头上,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让我背“二十四节气”。他对我说:“三九四九,是打骂不走啊!”我问,为什么打骂不走?他说:“那些长工,可无赖了。三九四九,出去不就冻死了吗?他们就赖在咱家不走,你摔锅打碗也好,连踢带打也好,他们就是不走,死皮赖脸,非得跟咱们一起过年。你说他们一磕头,咱能不给钱吗?都是旁边拉屯子的,干了一年了,怎么也得给个三毛两毛的,这压岁钱,一年就浪费好几块呀!”我说,人家干了一年了,压岁钱才给三毛,平均每个月只有几分钱呀。外祖父说:“给他们也是白给,正月里一耍钱,一分也剩不下,最后还得管咱家借。唉,七九六十三,是穷人把脸翻哪。”我问,为什么把脸翻?外祖父说:“天头暖和了,光腚出去也冻不死了,他们就翻脸不认人了呗。对穷人好那是白好,一个个自己不会过日子,抄着手偷懒,伸着手耍钱,还说我剥削他们,他们又不是洋葱土豆,我咋剥、咋削啊?”我觉得外祖父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属于明显的“对新社会不满”。他反对“抄手”,原来是把“抄手”等同于穷人,等同于懒汉。虽然跟父亲不同,但他们共同的意思都是把“抄手”看作“没出息”的标志。我不以为然,但又驳不倒他们,因为从生活中观察,人的品性确实跟身体的姿态有某些关联也。我从小就是在对各种复杂思想的“存疑”状态中成长的,驳不倒的观点就暂且听着,不像现在的勇敢少年这般,袖了两丸真理,便纵身跳踉叫骂。我上高中后冬天不穿棉衣,那是为了锻炼,此后连续近20年坚持天天冷水浴,都是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不敢存一丝“耍单儿”的念头。至于“抄手”的习惯,则始终未曾养成也。 后来见识略广,发现喜欢抄手者并非都是穷人俗人,地主老财乃至帝王将相都不乏其人,据说大学者章太炎和大作家赵树理也喜欢抄手。革命前辈也并非都不抄手,例如刘邓大军的“刘邓”二人,隆冬季节,邓小平在院子里坚持冷水浴,而刘伯承却双手抄在棉衣袖子里,嘿嘿地笑着说:“卧们的政委,身板儿蛮结实哟!”看来抄手与否,只是一种习惯或者习俗,顶多是一种自我修养的标准,不可用来一概论人也。 老衲自从“四十不坏”以后,抗病防冻能力急剧萎缩。某日黄昏,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蓦然一低头,发现自己的双手竟然对插进了袖中,不禁十分羞愧。遂将手抽出,搓了搓,插入衣袋。但那片刻的抄手,已使我领略到袖中的温暖,怪不得哲人推崇“袖里乾坤”,怪不得过去的某些商人在袖子里用手指头讲价,更怪不得古代的人喜欢宽袍大袖、金银财宝都塞在袖中呢。抄手极有可能是人类早就养成的本能,而非要克服这种本能,不论是为了发家还是为了做人,真的是那么必要吗? 再后来,俺到了东京。听日本朋友说,此地的冬天非常冷,零下好几度,还会下雪呢。三九天到了,日本的房间没有暖气,果然阴冷入骨。可出门一看,满街的少女少妇还是超短裙,长筒袜,不但没有抄手的,而且手都不闲着,不是按着手机,就是捏着眉笔。到了繁华市区,更是一片一片的光腿,织成一曲“温柔的嘹亮”,好像刚从冷藏车上成批卸下来,都成了精似的。这情景夏天不太引人注意,因为全世界都差不多,而在这个季节,实在蔚为壮观也,让人疑惑莫非是火锅店的广告?刘胡兰说“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那是因为解放军打了胜仗。可这些日本妹妹为啥如此不畏生冷捏?难道都属于俺爹说的“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吗?我对同行的春兰说:“当初娶个日本太太就好了,又不怎么吃饭又不怎么穿衣,而且也不怎么看书,这一年省多少钱呀!”春兰反驳道:“呸!你没看她们一年美容花多少钱哪?再说,得了关节炎,那看病不是钱哪?你没见日本满街都是整骨院吗?”我一想也是,自己的抄手问题还没整明白呢,管人家的抄腿问题岂不多余吗? 最后想起,“抄手”一词还有个意思,就是“抄写文章的人”。这个职业随着电脑的普及似乎消失了,但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改行”了——改为直接在网络上面抄了。这可是比“袖手旁观”和“红油抄手”都更轻巧的哦。 说说阿扁的扁 陈水扁先生今年不幸狗皮倒灶了,由马英九先生鹊巢鸠占。孔和尚曾在博客里出了道思考题,“扁”字跟“马”字合起来是个什么字?此题简单得近乎小学水平,颇有愚弄民众智商之嫌,所以很多人深想了一步,看出此题背后包含着孔和尚对台湾前途的隐忧也。 其实这也不是孔和尚的发明。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公元1908年,清光绪34年,广东革命党著名作家黄小配(1872-1913,笔名“黄帝嫡裔”,别号“世界一个人”),就在日本出版了一部谴责小说,名曰《大马扁》。这个“大马扁”,讽刺的是保皇党领袖康有为。书中借人物之口说道:“亏你还信康有为那人!我广东人那个不唤他做癫康?实则他诈癫扮戆,专一欺骗他人。本没点学问,又自称要做孔子,其实不过是个无赖子罢了。” 如此贬损康有为,实在有欠公道,康有为好歹也是个大学者和思想家,除了托福,门门全优的。这不过是当时革命党人一腔热血,恨不能打倒一切保守派而已。用今天的话说,是“极左”了。倒是书前“吾庐主人梭功氏”的序中讲了几句公道话,说虽然“康梁二人,招摇海外,借题棍骗,于马扁界中,别开一新面目”,但这是“社会害康梁,非康梁之害社会也。康梁之棍骗,非康梁之罪,而社会之罪也。夫社会不平,金钱实为万恶之原,世界一日有金钱,即人类一日不能无罪恶。康梁不幸生不逢社会平等之日,自呱呱坠地时,即浸淫于金钱铜臭之内,迷惘既深,则诪张为幻,人情大抵皆然,况才足以济奸者乎?故吾人方言康梁之不暇,而可以棍骗为康梁罪哉?”又说“海外侨民,蒙于祖国情势,先入为主”,这才上了康梁的当。 总而言之,归纳他的意思,是金钱社会、人欲横流,导致了“大马扁”的产生。不论他们讲改良,还是讲革命,不论讲台独,还是讲统一,其实都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已,哪有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所以打倒了“康梁”,又出来个“蒋汪”,打倒了“刘邓”,又出来个“林江”,打倒了天地会,又出来个青红帮,打倒了马三立,又出来个郭德纲。人生代代无穷已,马扁年年只相似。咱小民百姓,大多数情况下,分不清谁是真英雄,谁是伪君子,所以“莫谈国事”,倒不失为一条安身妙策。今天咱不言马高,也不论扁低,仅从语文角度,单说说这个“扁毛畜生”的“扁”字。 《说文解字》解释“扁”的意思曰:“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这是用的“拆字”解释法,把“扁”字拆为“户”和“册”,在门上写的标记,叫做“扁”。后来“扁”字的意思多了,就给这个意思单独设了一字,加了个框框,写作“匾”。比如你家防盗门上方钉了块木板,上面写着“啃的鸡”,或者“白虎节堂”,或者“色狼俱乐部”,那就叫“匾”。可是也有人怀疑这并非“扁”字的起源,因为最早的字都是象形字,“扁”从象形的角度看,下面是四条腿,上面是个驴头马面似的的东西,所以凡是叫“扁”的,必离畜生不远。还有的测字先生说,“扁”字下面是三个“空牙槽”,有槽无牙,故凡是叫“扁”的,撒谎成性,说话都靠不住。这个解释恐怕有点八卦了,与文字学无关,属于“江湖阐释”也。还有的促狭鬼说,“扁”的字形,就是半头野驴的肚子上被横着打了一枪,孔老师觉得这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罗列在此,不予采纳也。 “扁”是门上写字,这是公认的。但并非门上写字都叫“扁”。如果是竖着写的,那叫“额”,只有横着写的叫“扁”,合称“匾额”。由此,就产生了“扁”的一个比喻意:宽而薄的东西,逐渐被形容为“扁”,名词变成了形容词。比如“扁豆”,“扁担”,“扁桃体”。由于“扁”的东西一般不够丰满,立体感不强,所以再进一步,“不圆的”和“鼓不起来”的东西也被称作“扁”。饺子不如包子圆满,故称“扁食”,“平足”也叫做“扁平足”,女郎的身材过于平板,就被叫做“阿扁公主”等等。现代小说理论中专门有一对概念,叫“圆型人物”和“扁型人物”,后者指的就是“性格单一不够丰满的人物形象”,这是英国学者佛斯特发明的。北大的马振方教授又发明了一个“锥型人物”,作为对二者的补充。 汉语中的名词和形容词往往都可以做动词用,如果要将一个不扁的东西弄扁了,那么就可以直接说“扁之”。东西可以扁之,人也可以扁之,用现代北京话表述,就是“扁你丫的”,翻译成山东话,就是“俺揍扁了你个小舅子”。由此可见,“扁”字成了形容词以后,往往担负了一些不大正面的意义。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这不是好话。三圆四不扁,这也不是好话。让人痛扁了一顿,更不是好话。 由“扁”字衍生出的其他字,也多数不大正派。“扁”字加个“人”,叫做“偏”,意思是“不正”和“不全”。偏心眼儿,就不适宜当领导;偏听偏信,则连群众也当不好。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曰:“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不正确的意见叫做“偏颇”,所以《尚书·洪范》教导我们要“无偏无颇”。娶个老婆但家里已经有夫人了,就叫“偏房”,住的地段不热闹,叫“偏僻”,皇帝如果跑到偏僻的地方苟延残喘,叫“偏安”。老师出的题邪门,叫“偏题”,学生把出偏题的老师骂得狗血喷头,叫“偏激”,对偏激的学生一贯歧视,叫“偏见”。横陈在水里的一条扁鱼,可能是“偏口鱼”,身体的一半行动不便,叫“偏枯”或者“偏瘫”。推着偏瘫的老婆四处去骗人,偏巧被一颗子弹打成偏坠,则可以导致政局偏转,偏畸获胜。 这个“偏”字,在我们东北,还曾经是个专门的江湖术语,指“不良少女”。在六七十年代,广大都市青少年身心健康,朝气蓬勃,没有升学压力,也不用打工卖身,除了少数像孔和尚这样的变态学生整天读书外,其余的兄弟姐妹都是饱食终日,游手好闲,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所以其中就涌现出若干早熟的浮浪少年,男的一般被泛称为“小流氓”或者“小地赖子”,女的呢,北京地区叫“圈子”——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是这么叫的,王朔叶京傅彪冯小刚这些过来人都从这个称呼上找到了自己的少年情怀,我之所以喜欢这几人的作品,就是因为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绝不跟着那些汉奸一起污蔑自己的少年时代。我很理解他们,但觉得“圈子”一词未免不雅。我们东北地区,很长时间都管那些游荡在马路上的姑娘叫“马子”,如果男性与之勾搭,叫做“挂马子”。这也是一个很不雅的叫法。在东北,你打架斗殴,杀人放火,甚至篡党夺权,都不会被人歧视。被人看不起的行为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小提溜”,即小偷小摸,一个就是“挂马子”。英雄好汉应该不近女色,东北地区还保存着《水浒传》的光荣革命传统呢。谁家的儿子要是被指责“挂马子”,那就没脸见人。谁家的女儿要是被指责为“马子”,那地位还不如今天的三陪小姐呢。所以邻里之间或者公交乘客之间吵架,可以上骂三代,旁及姑表,但是不到忍无可忍血肉相拼之时,绝不可直骂对方是“马子”。 我家对面3号楼的一层,有个马子,她父母经常骂她,顶多也就是骂个“王八犊子”、“臭不要脸”之类。可是有一年夏天,她跟母亲对骂起来,把母亲气得暴跳如雷,抓起笤帚打她,她反推了母亲一把,从窗户跳出来。她母亲跳上窗台,大骂了一声:“你这个小马子!”女儿却毫不示弱,高声回敬了一句:“你这个老马子!”围观的众邻居都哈哈大笑,此后数日,他们全家人出门都抬不起头来。 “马子”这个词变得太粗野之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浮浪青少年组成的游荡群落中,开始管马子叫“偏”了。我揣测起源大概是“不正经、不正派”的意思。这个词的发音轻飘飘的,显得很神秘,甚至还有几分诗意。我现在一听京剧《二进宫》里那段“国太偏偏要让”,就觉得那国太有点像“偏”,心中不禁暗笑。而以前的“挂马子”则改称为“忽悠偏”,听上去仿佛是一种艺术工作。我后来到北京,结识了很多长发飘飘的美术家音乐家舞蹈家,虽然彼此是好朋友,但我心里还是有种偏见,觉得他们的工作就是“忽悠偏”的,可见语言对人的影响之深。 一般的“偏”叫“小偏”,资深的“偏”叫“大偏”,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熟女”。经常有几个闲散兄弟聚集在楼前,指点着路上走过的女郎,判断哪个是“偏”,那个不是“偏”。有时候伸着脖子喊一句:“喂,小偏,过来吃冰棍呀。”女郎们一般都不搭理,偶尔也会遇到泼辣的回敬道:“你妈才是偏呢!回家忽悠你妈去。”那些兄弟相互打趣时,也会说:“哥们儿脸色发青啊,昨晚上忽悠偏去啦?”或者说:“咱们找几个小偏忽悠忽悠去?吃冰棍,我请客。” 其他所谓的正派人,包括好学生好工人好干部,也经常谈论跟情色有关的话题,几乎每个月都会产生新的黄色笑话和故事。跟现在不同的是,那些笑话是纯黄色的,跟政治无关,更不会影射国家领导人。政治也是热门话题,但由“小道消息”来担负。我们“十八天大楼”有几位消息灵通又能说会道的人士,相当于凤凰卫视的杨锦麟加上评书大师单田芳。他们的节目分成若干类,分别叫做“小道消息”、“破案的”、“打仗的”和“流氓的”。其中“流氓的”就是情色类,包括“挂马子”、“搞对象”、“搞破鞋”和“两口子”等若干小类,与宋元话本小说的分类法惊人相似。我们这些小孩最爱听的是“破案的”和“打仗的”,比如《梅花党》、《一只绣花鞋》、《墨绿色尸体》、《许世友耍大刀》、《贺龙两把菜刀》、《珍宝岛打老毛子》等。大人们普遍爱听“小道消息”,而那些不良少年则爱听“流氓的”。现在有些人宣扬文革时期是什么“禁欲时代”,完全是以讹传讹,闭眼胡说。那个时候虽然不如现在这般人欲横流,但男女关系还是很开放的,青年恋人或夫妻大大方方地“压马路”,吃冰糕,到了没路灯的地方就亲嘴儿,所有的公园里都有男女青年野合,小孩儿们捡到安全套就当气球吹。极个别的坏警察如果想发财的时候,就去捉拿,每个晚上都可以罚个三五块钱花花。当然,汉奸们想要攻击文革,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他们这个谣言破产了,又会转而攻击那时候住房紧张,所以青年们才到公园里去吧。这个观点俺倒是部分同意的,那时候人口从6亿到了8亿,确实住房比较紧张。但主要还是公园里环境幽雅,情调浪漫。现今的大学生和小白领们住房更加紧张,但公园一则去不起,二则到处都是铜臭气,还不如校园呢。人的心如果长偏了,则看问题必然是戴着“偏光镜”的。胡说中国人民禁欲十年,那中国飞速增长的几亿人口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些对普通人民的幸福生活充满仇恨的朋友,你们干脆说文革时期年年山崩海啸,共产党从早到晚屠杀老百姓,十年没看见太阳,或者天天“日偏食”,岂不更加解恨么? 话题扯远了,一偏就偏到天上去了。“偏”和“扁”是具有天然联系的,心地偏狭,则看人必扁。而实际上,这个“扁”字,也可以读做“偏”。比如“扁舟”,就有两种读法。如果意思是“编列众舟为船”,就读上声“扁”。如果意思是“一只小船”,就读平声“偏”。李白宣州谢眺楼诗云:“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轼《前赤壁赋》曰:“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所以“扁舟”,也可以写作“偏舟”,或者直接写成一个字:“艑”。战国时有个名医叫秦越人,人们都用上古神医的名字叫他“扁鹊”,现在的语文课本里还有《扁鹊见蔡桓公》这一篇。这个“扁鹊”的“扁”,读音就有争论。一般人和字典上都读“扁担”的“扁”,上声字。可是有人主张读“偏”,平声字,还有人主张读“遍”,去声字。孔和尚专门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这个争论远在唐朝时就发生了。孔和尚的专业是研究小说的,小说史上有一部重要史料,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面记载道: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予意其饰非,大笑之。近读甄立言《本草音义》引曹宪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鹊姓秦,字越人。扁县郡属渤海。” 到底这个字本来应该怎样读,对语音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著名语言学家叶桂桐教授和北大耿振生教授的论文。孔和尚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唐朝人的语音,已经跟今天比较接近了,起码“扁”字的两个读音,跟今天是一致的。所以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不论你走到台湾或者美国,如果欠扁的话,自然就有人扁你。不像那些拼音文字的蛮夷之邦,三五百年,语音就发生极大变化,所以孙子不认爷爷,后代不认祖宗,忠孝二字,闻所未闻,那都是情有可原的。至于阿扁同学口口声声说他不是中国人,那他这个“扁”字,应该怎样读呢?是读成“毙俺”还是读成“剥衣俺”呢?回到唐朝问一问,估计秦叔宝和尉迟恭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就是扁之的扁啊!” “扁”字如果加上“马”,就是“骗”,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有行家质疑,撒谎欺骗,跟“马”有什么关系啊?马比我们人要诚实多啦。从象形字的角度看,“扁”字本身就是个牲口,何必再捆绑上一匹“马”呢,小马哥完全是无辜的啊。这个“骗”字,其实是从“谝”字的误写得来的。“扁”这个畜生,如果开口说话,加上一个“言”字旁,那就叫“谝”,后来引申为吹牛、闲聊天。至今西北诸省,都把不负责任的说闲话,叫做“谝”。我有一次去西安某大学讲座后,被一群热情的女娃子包围起来,说“饿们今天不想放你走,饿们今天要好好跟你谝一谝。”我说:“不就是谝个闲传么?你们去给饿买两个肉夹馍来——抹点油泼辣子,饿听听你们到底能谝出个啥。”陕西话的“谝闲传”,发音近似“撇旱船”,听起来特别亲民,特别草根。假如台湾的“撇旱船”大师阿扁先生用陕西话去竞选,那马英九可能一辈子都没希望了。 “扁”字如果加上足旁,就是“蹁”,等于多生了一只脚,表示走路不正。如果加上石旁,就是“碥”,意思是岸边长歪了的石头。如果加上火旁,就是“煸”,表示把菜炒得半生不熟。例如“干煸扁豆”就是一道名菜,扁豆炒得太熟就比汉奸的骨头还软了,所以对待这种欠扁的东西就得“干煸”。“扁”字加上虫旁,是人人见了恐惧讨厌的“蝙蝠”。“扁”字加上鱼旁,为“鳊”,是一种削尖了脑袋到处钻营的小扁鱼,用葱花料酒炝锅后稍炖一会儿,非常美味。“扁”字披上衣服,是气量狭小的“褊”,披上丝绸衣服,是胡编乱造的“编”。只有戴上斗笠,成了长篇大论的“篇”,才有几分文化气象。如果粘上翅膀,“翩翩”起舞,就更增添了几分魅力,但弄不好,又成了“百年魔怪舞翩跹”。“扁”字最好还是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虽然狗皮倒灶,却可以落个体面的结局,不论是“玩徧众生”的“徧”,还是“又谝了一遍”的“遍”,都不失为一场有滋有味的人生阅历也。 看来土里土气的一个“扁”,却暗藏许多奥妙,竟然是个不同寻常的字咧。怪不得陈水扁先生敢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台湾各界的丰功伟业,以此表示使用繁体字的台湾比使用简化字的大陆语文水平高,这确实跟俺们普通中国人差距比较大也。单从本文挂一漏万的“扁”字之分析上,也足证扁父先生给他取了一个多么伟大的名字,阿扁一家祖孙十八代的功德真是“擢发难数”啊。 有个相声叫《看匾》,几个近视眼争论匾上的字到底是什么,而其实那匾还没挂出来呢。然而孔和尚要说的是,即使那匾挂出来了,挂了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例如故宫里的“正大光明”匾,还有孙中山写的“天下为公”匾,我们就看懂了那匾上的字么? 古人云:“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和尚云:“何处没有扁,大扁加小扁。”幸好,并不都是大马扁。 脍炙人口说脍炙 自从30年前中国大张旗鼓地挺进野蛮发展阶段以来,国人的饮食也日趋“野蛮化”。吃陈粮、喝毒奶之外,大小城市遍布烧烤,街头巷尾,烟熏火燎,就是其标志之一。由陈佩斯那厮公然在春晚上大烤羊肉串开始,发展到陆海空、麻辣烫无所不烤,连大蒜香蕉萝卜皮也能烤着吃。套用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真可谓“烤而不死是为神”了。 新世纪之初,俺到韩国蛰伏了两年;隔了5载,又到日本隐居了一年,发现韩日两国也流行烧烤,只是规模比较小,尚不及中国的十分之一耳。中国现在到处是韩国烧烤城,什么权金城啊,汉拿山啊,导致国人误以为高丽朋友天天吃烧烤。这正如刚学汉语的纯朴老外,以为中国人天天吃北京烤鸭。日韩两国的饮食都较贵,老百姓不比中国市民可以天天下馆子。像中国人这种吃法,每年扔掉的剩饭就可养活两个非洲的,无论那个外国都承受不起,用不了3年就把经济吃崩溃了。中国人太能吃也太会吃,几十年前,本来人民公社办得好好的,忽然刮起了一股“大食堂”的妖风,集体开伙,白吃白喝。结果愣把好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给吃垮了,狂吃一年的代价是挨饿三载。人家外国就从来没这么吃过。例如韩国,平时以泡菜和酱汤为主,又节约又健康,隔三差五出去打打牙祭就算改善生活了,韩国话叫做“肉补”,就是补补肉,解解馋的意思。 俺在韩国的时候,韩国朋友对于他们的烧烤文化很自豪,多次问我:你们中国人不会吃烧烤吧?这还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朋友,他们的知识里,中国人都是吃炒菜的。倘若不了解中国的韩国人,从小受美国式教育长大的,那就以为中国人什么也吃不上,每年饿死几千万,饥寒交迫,跟他们60年代一样,每天在美国大兵的垃圾堆里拣罐头盒子舔呢。 后来到了日本,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日本人腼腆含蓄,一般不直接问,害怕伤了中国穷朋友的自尊。俺于是决定找个机会给他们上一堂烧烤课,促进一下大东亚之共荣。一天,十来位学中文的大学生研究生请俺去吃烧烤,里边有日本人韩国人和泰国人马来人,都是亚洲兄弟。十盘绚丽多彩的大和黑牛端上来,俺开口赞道:“好棒的牛肉,你看这花纹,大理石一般,真舍不得吃啊。”结果刚一开吃,便涉及到了中国人是否吃烧烤的问题。孔老师已然备了课,而且书包里带了读书卡片,便缓缓言道:“中国不但吃烧烤,而且遍地开花,无所不烤。你们学过的北京烤鸭,不就是烤吗?北京有两个烤肉老字号,一个叫烤肉宛,一个叫烤肉季。更不用说其他地方的烤乳猪、烤全羊了。在中国,从鸡鸭鱼肉到蔬菜水果,除了人肉,都可以烤。” 学生们不禁大乐。初学汉语的朴仁铉,是一位坚决反美的左翼朋友,他瓮声瓮气地说:“那不比上我们韩国,我们的国里,人肉也烤可以,不过只烤白种人,把他们的外肉烤吃了,里的骨头做出来高级白汤。” 崔俊生的汉语比较自信,他卷着舌头,赶紧插了一句:“别听他瞎说儿,他做梦都想吃美国人儿,我们韩国儿,压根儿没有人肉饭馆儿。”赵静淑的基础汉语,是去台湾学的,她慢悠悠地言道:“我有听说中国现在蛮喜欢吃烧烤的,是有受韩国的影响吧?你们过去是不吃的吧?”我说:“中国人是吃烧烤的老祖宗,我们从周口店、河姆渡和三星堆时代,就开始吃烧烤了。”韩国同学觉得似乎有道理,便又说:“那你们以前肯定不吃生鱼片的吧?吃生鱼片应该是受韩流影响吧?”我说:“中国吃生鱼片的历史就更早了,在没有发明火以前,主要是吃生鱼生肉,后来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我们就生的熟的一起吃了。” 风姿淑婉的村山秀美说:“原洗谢会的历洗,一般都系介样,但系中国用文字写的古代谢会里,有吃生的食的笔记吗?”我说:“你们等我吃上两口,再为诸君道来。” 咱们先讲两个汉字吧。中国有个成语,叫做“脍炙人口”,表示人人赞美的好文章好行为。为什么叫脍炙人口呢?这个脍,就是切得很细的肉片鱼片。炙,就是烤肉,这是个会意字,下面是火,上面是肉。汉字中的这个“月”做偏旁的时候,表示肉。你们看,人人赞美的好东西,用生肉片生鱼片和烤肉来比喻,这不是说明中国古人非常喜欢吃它们吗? 《论语》里有句孔子的名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表明周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可以把肉片切得非常细薄来显示生活的精致了。现在日本吃生鱼片,还用这个脍字,有的地方写成“鲙”,挂在饭馆的门口。你们韩国的生鱼片的发音,不也是kuai吗?其实就是脍。当然,鱼生的种类丰富了,又发展出一些别的词,不限于这个脍字。《礼记》上说:“肉腥,细者为脍,大者为轩。”这一点,日本还继承着,日本的生鱼片切得比较厚者,叫做短册,在《礼记》里,叫做札。日本是比较完整地保留着中国的古风的。鲁迅曾经调侃说孔夫子有胃病,其实孔子的意思是吃饭不要太精细了,但要讲究礼仪和卫生。《礼记》中云:“凡进食之礼,脍炙处外,醯酱处内。”意思是饭菜上桌时,要把油盐酱醋等佐料放在靠近人的内侧,生鱼片和烤肉片放在外侧。现在我们中日韩三国不都是这样的吗?日本的女大学生所学习的家政课,一项主要的内容就是如何“摆盘子”。而欧美人吃饭不是这样,每人面前一盘子牛排啊匹萨啊,或者煮熟的土豆蛋子啊,盐面胡椒面等装在小瓶里,放在旁边或者桌子中间,感觉口味儿不合适,就抓起小瓶胡洒一气,基本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 戴着厚厚眼镜的原田大庄说:“嗯,介说明中国古代也系七烧烤的,可系怎么能够证明中国古代的人非常喜欢七烧烤,超过喜欢七别的东西呢?” 我拿过一张纸,边写边说,等于上课了。《诗经》里有一篇《六月》,结尾有一句:“饮御诸友,炰鳖脍鲤。”出征凯旋,大家一起吃喝玩乐,烤大王八吃,还有鲤鱼的刺身。这个“炰”字,现在写做大炮的“炮”,本来的意思就是烧烤,而且是“整个浪”地烤,类似于“叫花鸡”的烤法,属于最野蛮的烧烤。现在我们管“粗制滥造”叫做“炮制”。这个炮制,本来是做中药的一种方法,就是把草药放在火上烘烤。你们韩国人说的“韩药”里,也使用这个术语。北宋大诗人苏东坡,有一首《和桃花源》诗,里面说:“耘樵得甘芳,龁齿谢炮制。”南宋的大诗人陆游,有一首《离家示妻子》写道:“儿为检药笼,桂姜手炮煎。”明白吗,中国人吃药都是要烧烤的。 商朝有个暴君叫纣王,发明一种酷刑,叫“炮烙”,就是把人当动物来烤。不过,他只是折磨人,并不是要吃人肉。而中非曾经有个暴君,叫博萨卡,他却喜欢吃烤人肉。他的皇宫里有个专用大厨房,挂着很多刚刚杀害的儿童和美女的尸体,天天给他烤着吃。他把示威游行的学生抓来烤着吃了,还强迫学生家长一块吃,简直令人发指。他把国家财产都变成个人财富,存到西方的银行里,所以帝国主义支持他。但他太残暴了,后来还是被推翻了。 再说这个炮字,后来因为多用于“枪炮”的意思了,所以不再用来表示烧烤。《诗经·瓠叶》里说:“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这里的炮和燔,都是烧烤的意思。老百姓招待客人,拿不出羊肉猪肉,烤个兔子吃,也算够意思了。现在的北京市民,还喜欢吃兔头。汪曾祺有篇小说《安乐居》,专门描绘过吃兔头: 最受欢迎的是兔头。一个酱兔头,三四毛钱,至大也就是五毛多钱,喝二两酒,够了。——这还是一年多以前的事,现在如果还有兔头也该涨价了。这些酒客们吃兔头是有一定章法的,先掰哪儿,后掰哪儿,最后磕开脑绷骨,把兔脑掏出来吃掉。没有抓起来乱啃的,吃得非常干净,连一丝肉都不剩。安乐居每年卖出的兔头真不老少。这个小饭馆大可另挂一块招牌:“兔头酒家”。 不过汪曾祺写的是酱兔头,不是烧兔头。古代有个形容最高级珍馐佳肴的成语,叫“烹龙炮凤”或者“炮凤烹龙”,其实凤是用野鸡代替的,龙是用白马代替的。这个“炮”,今天读“包”。现在中国有一个菜,叫“锅包肉”——注意,不是韩国的菜叶包烤肉。其烹饪步骤里,也是先要“烧一下”的。北方口味儿重,容易把这个菜烧得太焦熟了,有的地方也叫“锅爆肉”。 要说中国古人是否超级喜欢脍炙,除了孔子那么讲究之外,孟子也是一个例子。公孙丑曾经问孟子:“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大吼一声:“脍炙哉!”看,凡是革命英雄,都毫不掩饰自己对美食的欲望也。羊枣的味道也不错,但跟脍炙比起来,就显得又黑又瘦、味同嚼蜡了。 我再举几篇“七”字体的古文。汉魏时期,流行一种炫耀辞藻的骈文,题目都叫“七”什么。曹操的儿子曹植,写过一篇《七启》,里边要“脍西海之飞鳞。”孙毓的《七诱》则要“脍天流之潜鲂。”说的都是名贵的鱼生。枚乘的《七发》里客人向太子推荐的美味是“熊蹯之臑,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鲙。”连烧烤带刺身,包括佐料都全了。桓鳞的《七说》中“鲤之脍,叠似蚋羽。”形容鲤鱼片被切得宛如蚊子的翅膀那么薄。傅毅的《七激》则写道:“涔养之鱼,脍其鲤鲂。分毫之割,纤如发芒。”已经超过孔子说的“脍不厌细”了。傅玄的《七谟》就描绘得更玄了:‘脍锦肤,脔斑胎,飞刀浮切,毫分缕解。动从风散,聚似霞委。流采成文,灿若红绮。”简直如梦如幻,写得让人又想大吃,又舍不得吃,把生鱼片写到了仙境。还有刘邵的《七华》,张衡的《七辨》,张协的《七命》,里面的烧烤和鱼生,都写得相当诱人。当年北大的葛晓音老师教我们魏晋文学时,说这些“七”体的文章如何如何美,我和罗文华同学便回去读了。罗文华感受最深的是文章里有好多字不认识,这促使他成了我们班查《康熙字典》的第一高手。而我感受最深的是文章里有好多佳肴美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吃到俺嘴里呀。 吃生鱼片最有名的,要数西晋的张翰。这位张大哥字季鹰,是苏州人,在洛阳做官,总觉得河南菜不如苏州菜好吃。《晋书·张翰传》里写他“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他说人活在世上,舒服快乐是第一位的,跑这么老远当个破官儿,为了虚名而丢弃了莼菜羹和鲈鱼脍,那简直是大傻帽!于是他老兄就毅然辞官,回家享清福去了。这应该是世界上价钱最贵的刺身吧。他为美食而抛弃名利,却恰恰留下了千古美名,这不值得那些为了名利而时常泯灭人性之辈深思吗?他说的莼羹,让我想起现代苏州籍作家叶圣陶写过一篇《藕与莼菜》,是语文教材里的名篇。而鲈鱼脍,更是名肴。唐朝元稹《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里说:“莼菜银丝嫩,鲈鱼雪片肥。”看了就让人流口水。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更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里面写道:“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用的就是张翰的典故。据江浙的美食家说,鲈鱼脍最好搭配着莼菜羹一起吃,那样就相得益彰,相映生辉了。 刺身中本来鲤鱼最著名。《诗经·衡门》曰:“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东汉蔡邕诗曰:“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南北朝的神医陶弘景称赞鲤鱼是“诸鱼之长,食品上味”。至今黄河鲤鱼仍然是山东河南的名菜。可是从张翰开始,鲈鱼渐渐名满天下,“莼鲈之思”成了怀念故乡的一个成语。李白写过:“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白居易《偶吟》中说:“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苏东坡写过:“季鹰真得水中仙,直为鲈鱼也自贤”。北宋的范仲淹有一首《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入风波里。”这首诗,中国的小学生都会背,所以现在中国饭店里的鲈鱼很贵。而鲤鱼在唐朝以前名气很大,到唐朝的时候因为跟皇帝同姓,倒霉了,很长时间严禁捕吃,所以在大诗人笔下出现得少了,而且都不是当做美食来写。李白写过:“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未成龙,归来伴凡鱼。”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开篇是:“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都不算特著名。最好的要数李商隐的《板桥晓别》:“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但又比较晦涩。缺乏脍炙人口的名篇,鲤鱼渐渐就世俗化了,价格不但赶不上鲈鱼,连鳜鱼和武昌鱼都不如,因为唐朝张志和的《渔歌子》写过“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而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写过“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中国是文化大国,商品的价格往往要由文化含量来决定啊。有趣的是,日本平安朝的嵯峨天皇,模拟张志和写了一首《渔歌子》:“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可见,日本也喜欢鲈鱼胜过鲤鱼。我在日本看见河里到处都是肥硕的大鲤鱼,拥挤成一大片,跟北京街头堵车一样,竟然没人捕捞,真是太可惜啦。 原田问:“我机道我们日本七生鱼片是受唐朝的学习,唐朝以后,中国人还七刺身吗?” 我说:吃啊。比如元朝的大戏剧家关汉卿,写过一部《望江亭》,这个戏现在的京剧还在演。《望江亭》的全名叫《望江亭中秋切脍旦》,就是美女切生鱼片的故事。里面的女主人公谭记儿,为了救她的郎君,中秋时节,在望江亭上,用一条“三尺锦鳞”,骗走了杨衙内的金牌。观众一般都牵挂她的命运,或者欣赏她的唱腔——京剧这个戏唱得最有名的是张君秋先生,而我还多了一份牵挂,她篮子里的那条金色鲤鱼,多么好吃啊。杂剧的第三折叫《献鲙》,原词唱道:“则这鱼鳞甲鲜滋味别,这鱼不宜那水煮油煎,则是那薄批细切。”听着就馋人。杨衙内还想煎着吃,随从提醒他:“大人,不要他切就村了。”可见那时候鲜鱼生切着吃,还是一种不俗的品位呢。 “那近代的狮吼,中国人好像七筷子的少了吧?”小胖子麻尾忽然发问。 我先给他纠正发音:“时候,不是狮吼。脍炙,不是筷子。”然后说:中国越到近代,就吃脍炙越少,你说的对。为什么呢?一是因为中国的烹饪科学越来越发达,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体系,做菜吃菜的方法成百上千,煎、炒、烹、炸、溜、煮、焖、汆、蒸、扒、炝、煸、煲、煨、熬、涮……而烧烤和生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是绝对没有人吃了,而是在整个系统中占的比例小了。二是中国人觉得,烧烤和生吃,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主要依靠“手艺”,而工具和配料的效能发挥不够,产品的文化综合性不强,显示不出文明的水平,谁都能学会。在中国当厨师,是技术和艺术兼备的一种工作,现在还要专门学习和考试的。当然,在日本,做刺身的厨师也是讲究技术水平的,但跟中国的厨师比起来,是远远不在一个层次上的。日本的刺身师傅技术再好,也达不到傅玄说的“飞刀浮切,毫分缕解。动从风散,聚似霞委”的境界吧。 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写一个善于切脍的高手南孝廉“能作鲙,彀薄缕细,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因会客炫伎,先起架以陈之,忽暴风雨。震一声,鲙悉化为胡蝶飞去。南惊惧,遂折刀,誓不复作。”这种轻盈得能够吹起来的鱼片,叫做“化蝶脍”。杜甫写过:“豉化莼丝熟,刀鸣脍缕飞”和“饔子左右挥霜刀,脍飞金盘白雪高”。杜甫成天哭穷,其实是个大美食家,他经常在河边等着刚打上来的鲜鱼,就地大吃一顿。宋朝的黄庭坚写过:“虀臼方看金作屑,脍盘已见雪成堆。”这已经达到庄子讲的“庖丁解牛”的境地了。中国的高等宴席上,烧烤和刺身可以当做一道菜,但是宴席的档次和厨师的水平主要是通过其他主菜来显示的。即使是家常菜,例如普普通通的一道“地三鲜”或者“宫保鸡丁”,其技术含量也胜过烧烤和刺身的。 还有第三个原因,烧烤和生食,不能完全杀灭食物中的病菌和寄生虫,容易使人生病。这在人口密度不太大的古代还不重要,到了人口大幅度增长,都市人口密度激增的近古,就需要注意了。明朝的李时珍就告诫过,多吃生鱼片,对健康有害。他的《本草纲目》中写道:“鱼脍肉生,损人尤甚,为症瘕,为固疾,为奇瘤,不可不知。”今天很多中国人看到生肉生鱼,还是不敢吃,这并非胆小,而是人类文明成果在潜意识中的积淀,生命的本能告诉他,这个东西有危险,不可随便吃。为什么我们说火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开始呢?掌握了火,就掌握了改造世界万物的利器,有火则“明”矣。 泰国的皮绍福同学说:“那现在中国人又开始吃烧烤和生鱼了,是不是不文明了?” 我说:“如果完全吃生的,不吃熟的,那是倒退,是不文明了。但中国人现在总体上还是吃熟的,而且是非常熟的。中国人一般不吃半生不熟的鱼肉,半生不熟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连蔬菜,中国人也做熟了吃。西方人生吃蔬菜,嘎吱嘎吱嚼得满嘴淌绿水儿,中国人觉得他们跟兔子一样,很可怜。中国人最早懂得了温度与文明的关系,喝开水,吃熟食,这是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当然,太文明了,就容易腐败,中国人把太多的智慧用在研究好吃好喝的问题上了。所以现在,中国人煎炒烹炸吃腻了之后,也时常吃点烧烤,假装豪爽随意,逃避一下繁忙紧张的都市工作压力。这是寻找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并不是要回到古代去。中国人主要吃的还是八大菜系的菜。” 赵静淑问:“中国人经常有说八大菜系,我们的课文里也学了八大菜系。那么到底哪一个菜系最好吃呢?” 我说:“八大菜系各有特色和绝活,其中也有相互交融的共通之处。例如闽菜的细刀高汤、浙菜的南料北烹、徽菜的色油并重、湘菜的香酸软辣等。其中鲁菜川菜苏菜三大体系最重要,因为这三大区域文明最悠久,物产最丰富。鲁菜是英雄气概,川菜是名士风度,苏菜是美人清韵。粤菜也不错,好比浪荡公子,可以排第四位,但是广东人喜欢生食,而且什么东西都吃,所以广东地区跟食物相关的传染病全国最多。广东有道名菜‘龙虎斗’,用的是猫和蛇。但猫和蛇无论怎么做,体内的寄生虫都是杀不绝的。猫能够跟人类友好相处百十万年,古人也不吃猫,这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但你们主要吃海鱼,而且是深海鱼类,又注意食品安全检测,所以得病比较少。现在深海鱼类也开始受到污染,美国专家告诫,每周吃鱼不可多于两次,总量不超过340克,孕妇不超过60克啊。” 村山秀美说:“看来中国人还系最懂得七啊。我看你们中国人七生鱼片的席候,用很多的醋和酱油七,喜番那样的味道么?” 我告诉他们,喜欢味道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克制里面的细菌。李时珍老师教导我们:“凡诸鱼之鲜活者,薄切洗净血腥,沃以蒜、羹、姜、醋五味食之。”中国人讲究五味,用阴阳五行的道理保持食物在体内的生态平衡,例如吃茄子一定放蒜,吃螃蟹一定配姜,就是这个道理。张衡的《七辩》中说:“审其齐和,适其辛酸。芳目姜椒,拂吕桂兰。”调味的方法写得很详细。其实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食物不新鲜,色味不正常,烹饪不到位,时间不合适,佐料不搭配,都不能吃。这并非是酸文假醋地穷摆谱,而是人类最早的“食品卫生法”也。 现在吃生鱼片,当以日本为正宗。张协的《七命》里形容鱼片是“红肌绮散,素肤雪落”,形容绝世美人也不过如此了。我在日本就真的吃到了这么漂亮的美味,东京大学的中文科为了招待我,特意重金预约了日本最著名的刺身,其中最名贵的那条鱼,当天东京湾只打到了一条,天皇也只能预约第二天的了。而日本的佐料是酱油和山葵,另配萝卜丝海苔之类。日本的生鱼片,历史上有过多种写法,例如指味、差身、差味、差酢、刺子、刺躬,现在统一写作“刺身”,用东京话发音是“洒西米”。熟稔日本文化的郭沫若,曾经于1954年12月21日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一篇《刺身论》。他说sashimi本来是潮州人吃鱼生时所用的酱油,当地叫做“三渗”,大概是用酱油、醋和生姜汁三种佐料来食用生鱼片。而samsham(三渗)的发音因日本人不能发鼻音而说成sashimi。郭沫若的推断有一定的道理。现在韩国的著名品牌“三星”的发音,就有点接近samsham(三渗)。而潮州文化确实对日本文化有影响的,中国最爱吃鱼生的地方就是潮州。从潮州,厦门,经过台湾、冲绳、到日本本土,有一条很清晰的风俗文化变迁路线。我的林祁师姐在日本多年,她说一到冲绳,简直就像回到了她的福建老家也,东京大学的林少阳教授也有类似看法。从佐料名变成菜名,似乎符合文化误读的规律,也可聊备一说吧。 崔俊生道:“反正孔老师的意思是说儿,我们韩国和日本的文化儿,都是向中国学习的结果儿,我这么理解,没错儿吧?” 我说:“可不是那个意思。韩国和日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中日韩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的地方很多,但也各有所长,不必事事要一争长短。就拿烧烤和刺身来说吧,虽然中国古已有之,而且丰富多彩,但韩国和日本都发展出了自己的特长。现在要说吃烤肉,我是很喜欢汉城和光州的烧烤的。要说吃刺身,那无论韩国还是日本,都比中国要高级多了,例如我在仁川海边吃的生鱼,在北海道函馆海边吃的海胆,都是我终身难忘的。在日本,我吃到了品种最多的鱼,很多鱼的名字都是第一次知道。文化遗产的发明权归谁,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谁能体会出其中的文化滋味,才算是真正的文化主人啊。刚才这几盘子上等精肉,用傅玄的话说,真是流采成文,灿若红绮,要是不懂得欣赏,那就好比暴殄天物,可惜一边说话,都吃完了。你们今天又听我上了这宝贵的一课,这就叫做亲炙纶音啊——咱们再来5盘大和黑牛吧。” 学生们都说:“孔老师讲得真是脍炙人口啊,我们也更想吃多了,再来5盘是太少了,我们再来10盘吧。” 孔老师说:“好,这就叫炙不厌多,脍不厌嫩也。” 台湾已是武林天下 前些天,著名武侠出版家宋德令先生从台湾打来电话,一开口就是:“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我心想,洒家最近既未离婚也未买房,既未露点也未走光,祝贺我什么呀?便随口客气道:“哪里哪里,多谢多谢!全都拜托朋友们啦!”宋先生答道:“是呀,我们大家都一起去帮忙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去给马英九投票,马英九终于当选啦,咱们中国人民的愿望终于实现啦。” 哦,原来是祝贺马英九,我道的哪门子谢呀?于是我改口说:“是呀,确实不容易啊,看来是人心所向吧。” 宋先生说:“我们从下午就订了饭店,一边喝酒一边看直播。等结果终于出来——喔!我们兴奋哪!多么值得祝贺呀!” 宋大哥的情绪感染了我,我说:“是啊,是值得祝贺。不过,更值得祝贺的,是咱们武林中人,当上了台湾的领导啦!” 马英九政治方面的各项素质和价值取向,孔某人隔岸观火,不便评价。但据我所知,马英九年青时代,曾经写过武侠小说。那时,正是台湾武侠风起云涌的时代,司马翎卧龙生上官鼎、古龙柳残阳诸葛青云,一个个雄姿英发,撒豆成兵。马英九也是那时的热血青年之一,倘若坚持写下去,就凭这个潇洒的名字,也很有可能成为一代名家。但小马哥志不在此,而是将一腔豪情投入了现实的人生大业。 本次竞选,当王金平拒绝做他的副手时,小马恳请萧万长出山相助,萧万长本已金盆洗手,宣布退出五岳剑盟,几次谢绝。但最后,马英九一句话打动了他的壮怀:“台湾已经搞到今天这步田地,我们要救台湾!”这句话,说出了小马哥的侠士胸怀。台湾媒体称马英九具有侠客风范,这大概是从他在狂风恶浪面前处变不惊、终于化险为夷的气度上说的,我觉得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但我听说马英九竞选时,贴身保镖竟然是古龙的儿子,我顿时就明白了小马的心思——古龙的儿子未必功夫就高,请他做保镖,主要出于象征意义,象征着马英九对中华武侠精神的推崇。 如果说马英九的当选,还只能说明武侠精神的局部胜利的话,那么另一位人物的入阁,则铁证如山地证明了,台湾已是武林天下。这就是随即担任台湾“行政院长”的刘兆玄。 熟悉台湾政局的人士都知道,刘兆玄是湖南衡阳人,1943年出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化学博士,《科学杂志》总编,当过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和东吴大学校长。为保护学生,他曾抗议当局随便进校来抓共产党。后来当过台湾交通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是响当当的学者型政治家。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刘兆玄还是大名鼎鼎的武侠作家! 大陆的武侠迷可能会问:刘兆玄?武侠作家?没听说过呀。 孔老师告诉你,听说过“上官鼎”吧?你以为大名鼎鼎的“上官鼎”是复姓上官名鼎吗?错啦。用黄健翔的话说,“上官鼎”,他不是一个人!这是三兄弟共同使用的一个笔名。三兄弟者,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是也。上官者,预示三兄弟中的老大刘兆玄,必将担任高官也,“鼎”者,三兄弟手足相助,三足鼎立也。而他们共同创作的武侠小说,核心执笔人即为刘兆玄。60年代初,他就为古龙打工,代古龙续写过《剑毒梅香》(《河洛一剑》)。发现自己功夫很深后,遂自立门户,以《沉沙谷》一举成名。后来又写有《长干行》、《铁骑令》、《烽原豪侠传》、《七步干戈》、《萍踪万里录》、《侠骨头》、《金刀亭》等。1968年,因为要出国留学,刘兆玄“登报宣告封笔”,从此专攻化学,以“悲酥清风”和“三笑逍遥散”独步江湖。如今虽已金盆洗手(稍有些许绯闻),但仍以武林前辈自诩。2005年金庸访台,刘兆玄是当仁不让的座上嘉宾也。 闻知马英九当选,大陆武侠刊物的龙头老大,《今古传奇》武侠版的主编冯知明先生,便萌生了向马英九约稿的念头。孔老师一听,坚决支持,并认为海峡两岸真正实现三通的最佳方式,就是首先实现“武侠精神”的相通也。近年来“大陆新武侠”人才辈出,武侠小说进入了“自主创新期”,涌现出凤歌、小椴、步非烟、沧月等名家。台湾方面也浮出了一代新人,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出身的郑丰,竟然是国民党元老陈诚将军的孙女。借用冯主编的话说:“这帮武侠作家大都学历很高,心中澎湃着民族主义热血、爱国主义激情。有这样一批人支撑我们的刊物,使我们的刊物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历史继承性、时代包容性和跨文化的延展性。” 因此孔某认为,今日的台湾,已是“武林天下”。希望台湾新一届领导人,发扬我中华武侠精神,立志为国为民,追求侠之大者,以千秋青史做明鉴,为两岸苍生谋永福。 武术能不能进奥运 凌晨被万蹄乱踏之声震醒,以为张艺谋大哥在俺窗下率众击缶,又搞开幕式也。仔细一听,是哗哗的大雨,宛如天在哭泣。想起曾有占卜大师预测,八月北京“将有大震”,不禁一笑。此大震之说,实乃暗喻华国锋逝世也。虽只在位三载,按照封建迷信,也算一朝天子,天子驾崩,即为“天崩地裂”也。 下午冒雨去中国网,跟北京社科院的体育专家金灿老师一起谈武术进奥运的问题。金灿老师主要讲了奥运规则掌控于欧美之手,人家不乐意中国扩大奥运优势,这是武术进奥运的最大障碍。 我主要从武术自身讲,中华武术的核心思想是修身养性,跟“金牌意识”有着天然的冲突。再者,凡是表演的武术,俱为武术之末流,皆已蜕变为“功夫体操”。李连杰成龙,在现实的武林中,只是三流角色。真正的武林高手对决,可能一秒钟就分出胜负,哪里有什么观赏性?甚至连裁判都看不清楚,绝不可能像影视剧中那样,暴打三五分钟还一次次“死而复生”。套路清晰,看着漂亮的,不一定是高手。所以武术天然就跟奥运赞助商“一切为了好看”的铁血规则相矛盾。这跟做学问一样,外行人热烈吹捧的所谓国学大师,以在美国杂志上发表论文为荣的,可能有一半都是欺世盗名之徒,你以为你每天在家里“坐冷板凳”就是严肃的学者啦?那是因为没有热板凳给你坐。马谡出去打仗是废物,在家里呆着专门攻击别人也是废物。 现在人们经常拿跆拳道跟武术比,须知韩国跆拳道成功进入奥运,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跆拳道作为“东亚武术”系统中的一支,本来就是实战性最差的花拳绣腿,下盘不稳,单腿远击,遇到中等以上武师,等于送命。不过现代战争都使用热兵器,平常生活也是法制社会,不许打架斗殴,再高明的武术也已经实用性不大,所以人家干脆以短为长,按照奥运套路把跆拳道改造成一种“下半身拳击”,从而打进了奥林匹克家族。据此,我认为中国武术应该兵分两路,整体上要继承武术的博大精深、百花齐放,不可为奥运而暴殄天物。但武术界这么庞大,国家不妨抽出一支力量,致力于奥运战略,改造成便于观赏、便于评分的一种东东。虽然欧美百分之百会阻挠,而且奥运项目正在“瘦身”,但总要寻找恰当时机,占据一席之地,不可满足于本届的“表演项目”。而一旦武术进入了奥运,可千万记住,一定不要把金牌都自家得了,而要“环球同此凉热”。 说到欧美,本来多是孔和尚真正敬佩的体育强国。可是这两天,美国的媒体开始有点犯酸。大概是看到金牌霸主已经铁丢了,美国记者就开始算另外一本账了。有的说不能光看金牌,要看奖牌总数,金银铜加起来,今天美国已经比中国多了12枚。有的说现在的金牌含金量不如过去了,过去美国跟苏联拼,打的都是硬仗,一枚金牌等于现在的两枚。还有的说不能光看本届奥运,要完整地看待一部百年奥运史,美国在历届奥运会上所获金牌的总和,比中国多多啦!所以美国人民要振奋起来、坚决克服“恐华症”云云。这些话说得都对,千真万确的对!但这些话要是由中国人来说就得体了,现在由美国人说出来,怎么听着那么不是味儿?听着有点儿耳熟,好像是中国一位绍兴农民说的:“老子祖上比你阔多啦。”孔和尚还以为美国真的不在乎金牌呢?提醒美国记者朋友注意,学中国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学这种“未庄修辞法”啊。 回到家里,主动洗了手,到厨房寻了个酱猪蹄,盘腿作在地板上,一边啃一边看电视。有个中信银行的广告,里面老说一句话:“让泼妇恒久不变。”至今我也没弄懂到底是啥意思。《我爱我家》也看得津津有味,高远东师兄说该剧可算经典,但对我来说,这是90年代万马齐喑生活中一丝温馨的回忆。 今天中国只得了一枚跳水金牌,静等着美国奋起直追。女排女篮都输了,输得很惨,被人家啃得像烂猪蹄儿似的,每丢一分都疼在俺心上。刘大脑袋说:必、必须的。客问曰:“女排精神还在么?”和尚说:“在,在美国女排身上,在郎平身上。” 北大某著名教授发来邮件,高度称赞孔和尚的博客,“以为博大深沉,是马列路线,毛鲁风格,中国气派,北大文章。祝贺。”实在过奖了,孔某愧不敢当。不过,中国也确实需要出这样的文章了,未出之前,我们凑凑数尔。 整理手机,删去短信150余条。但记下了与小景教授的一番通信。 小景发来短信曰:“人文学界与实践领域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无法验证性,永远无法区分谁是真正的高手。滥竽充数尚有被识破的时候,伪大师们则绝无风险,只要装得越像就越得人敬仰。只有真高手能识破他们,所以真正的高手永远难逃被打击排斥的命运。” 孔和尚答复曰:“所以才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每遇社会大事,很多人就露馅了。” 小景曰:“露馅照样可以圆谎,脸皮厚些就是了。或者干脆死不认账,依然会有市场。相比其他领域简直太荒谬可笑了。这个弱智的圈子令人厌倦。” 孔曰:“不要厌倦,要跟他们捣乱。我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进来的,岂能让他们任意坑人?” 景曰:“这个圈子一流人物太少,二流大师大行其道自以为是,大家都是靠这个混饭吃,我觉得厕身其间挺可笑。” 孔曰:“我接触的理工科圈子也类似。不死掉一半人,危在旦夕,他们是不会让老毛出头的。” 景曰:“为什么所谓精英学者看不到西方遏制中国崛起的根本目的,还在虚心地跟人家探讨反思藏独民主自由的问题?到底是立场还是水平问题?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近期周围不少人让我大跌眼镜,怪不得老毛要改造这帮狗屁不通、清谈误国的知识分子。” 孔曰:“二者都有,但更根本的是人格问题。” 景曰:“所以我现在,怀疑曾经尊敬的人的人格,有些痛苦。” 孔曰:“尽人事而顺天命,上帝也只救了一船人而已。” 景曰:“这两年与你的通信中,我一直在成长。现在思想上更能理解你了。发现很难遇到你这样的良师益友,心中有了痛苦,总想跟你说说,打扰勿怪。” 孔曰:“我明白,我早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悲悯之吧,再宽容之,寻机启蒙之。这就是真正的革命斗争。小时的书和电影,原来就是教给我们认清坏人和对付坏世界的本事的。” 景曰:“但是我心中有时会怨恨,后悔不该做某些事。你不怨恨么?” 孔曰:“我本难产来到此世,一生受苦,无所怨也。在我看来,一切所谓苦,俱是喜乐。庸庸碌碌,才是大苦。你熟读我书,熟知我事,你看我怨过谁?反悔过什么事?范曾诗云,后路早已断,前行见大勇。对于孔和尚来说,日日是好日,事事都好玩,跟反动派斗争,其乐无穷也。至于能救得几个良民,倒不必挂怀。毛泽东说得好,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处此乱世,急也没用,自家的生活也要顾及些个。革命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争取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所以最终,我们是要争取做一个大雅大俗超越雅俗的自由革命活菩萨,也不枉白来这球世一回也。洒家要去喝酒吃肉了,下次再聊。” 收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寄来的铅印版流浪小说,谢旺霖的《转山》。该书已经于08年1月先在台湾出版,计划9月在大陆出版。这种崇尚勇气、向极限挑战的流浪小说,是值得提倡的。 但是我又想,不崇尚勇气、不向极限挑战,似乎也没什么不对吧?倘若奥运会的宗旨就是一味地“更快更高更强”,那是不是有些片面,是不是有些“法西斯”呢?武术进入奥运的意义,决不是为了中国多得几枚金牌,我们现在就单玩那些西方人发明的游戏,照样玩得他们晕头转向。武术进奥运,应该是为了告诉全人类,人的天职,除了挑战外界,还有自我修养,天人合一,才是“恒久不变”。 色不可戒——关于《色戒》的采访 孔子曰:“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我早已过了“少之时”,所以对于“色戒”也早已漠然视之,对于改编自同名小说的《色戒》电影也未能积极观看。不料采访还是特意寻了来,专门要听一个没看过者的絮叨。好话坏话别人都已经说得很精粹了,我只好说点疯话。总的态度是支持这部电影的上映,让人民熟悉和看清各种艺术流派,也支持对这部电影的各种严肃评论,但是不赞同把李安和张爱玲批判为“汉奸”,当然更不赞同把这部电影说成是无关政治的纯情少女。套用一个著名的句式吧:这个世界是色的,也是戒的,但归根到底还是色的,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朝气蓬勃,什么样的色也毁不了我们,哪里需要那么多的戒呢?色不可戒,但是对于那些束缚人民群众的清规戒律,却不可不戒也。好,话筒接通了,采访开始。 1、您看过电影《色戒》了吗?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总评价? 答:很遗憾,我本来想赶个时髦,看看这部电影,可是刚要看的时候,就先看到了关于这部影片的各种评论,赞扬一方的言辞大多是“愚昧人性论”的老调子,无非是革命者放弃革命了才叫高尚的人性,否则就是没有人性。令人看了这些赞扬就对这部电影大倒胃口,可以说,那些肉麻的赞扬等于是在辱骂李安先生,我不相信李安是那么个水平。而批评一方的言辞又太尖锐,令人估计到影片即使没有那么坏,但肯定存在某些令人反感之处,我又不是专业研究当代电影的,何必受那份罪,所以就兴趣大减,不急着看了。省出的时间,我看了没有在洋人那里获奖的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那部电影因为歌颂了毛泽东时代的纯真人性,因而不能在洋人那里获奖,我认为这恰恰是对姜文的最高奖励。 2、从郑苹如历史真实的原型故事、到张爱玲的小说《色戒》、再到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您是否都清楚?当前,中国媒体普遍关注电影《色戒》并且主要是一片叫好声,这俨然成了今日中国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答:艺术生产背后的复杂关系,即使专门的研究者,也很难完全清楚。但是这并不影响一件艺术品的最终评判。我们不知道电视机是怎么生产的,但是我们有权利批评一台具体的电视机好还是不好。中国媒体一片叫好声,主要因为李安是个出色的导演,在中国观众心目中具有较高的“信誉度”。其次是影片发行过程中的自然炒作。一个新商品上市了,开头肯定是一片赞扬,真正的评判要等到“尘埃落定”之后。比如你买了一件不晓得是否劣质的牛仔裤,刚穿的时候肯定也是一片赞扬,因为它并不会第一天就“开裆”啊。 3、关于电影《色戒》,中国的主流媒体上几乎看不到批评的声音,但网上的声音却截然相反,批评的声音很大,您如何看待这种状况? 答:我国的主流媒体,一般在政治问题上持谨慎态度,而在其他问题上持放荡态度。他们不乐意惹政治麻烦,万一将来美国打进来,龙应台陈水扁等文化英雄,说不定要当文化部长宣传部长的,那时候可能就不讲什么人性论了,想杀谁只要先宣传他没有人性,就可以采用民主的方法随便杀了。把持主流媒体的都是聪明人,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啊?而网上比较自由随便,广大人民群众终于利用现代科技,又一次获得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法宝,而且还带着对主流媒体的逆反心理,所以批评的声音就显得比较大。但我看其实也不算太大,比起美国准确地“误炸”中国大使馆的时候小多了。毕竟就是部电影嘛,还能把庐山给炸平了?我想假如李安再聪明一点,多花几个钱,请主流媒体主动批判一下《色戒》,也许很多群众就更支持《色戒》了。因为很多人的二元心理是:凡是政府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4、必须承认很多人对《色戒》是相当推崇的,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中间,为什么会这样?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答:中国的“精英阶层”所推崇的东西,靠得住吗?中国目前的所谓“精英阶层”,可能有钱有权有文凭,但多数是没什么文化的,包括一些学者博士,都是混进“精英阶层”的,随便问问他们能背几首唐诗,读过康德、但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吗,十个里有九个半立马露馅。我为什么无法忍耐长时间跟那些人敷衍周旋呢?因为他们给我的学生擦鞋都不配,却在那里装出指点江山的气概,让我看了,实在好笑。我宁肯跟普通的知识分子、商人、官吏乃至贩夫走卒交往,因为普通百姓活得真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人人还都有一些自己的真知灼见。我相信很多人推崇《色戒》是真心的,我也相信李安的艺术功力,这部电影一定有可看之处。但人云亦云,特别是自以为“精英”的人士,不敢说出冒犯“精英圈”的话,自觉遵守“精英黑社会”的潜规则,也是重要原因。伊利牛奶的老总,是不会贸然批评新浪海尔的老总的。 5、您对原著者张爱玲及其作品有何评价?您是否了解张爱玲的作品从小说到电影从港台到大陆逐步热起的历史过程?您如何看待中国大陆近年来长盛不衰的张爱玲热? 答: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其小说打通雅俗,透视人性,语言纯熟,刻画入微,我评价她为一流的小说家。无论怎么衡量,至少也是前十名吧。早期的现代文学史里没有张爱玲的位置,后来借助一位反共学者夏志清的小说史,我们重新认识了张爱玲。但是真正对张爱玲研究得比较客观深入的,还是大陆的一些学者,比如严家炎、杨义、陈子善等。高校之外,民间学者止庵也是张爱玲专家。海外学者李欧梵、王德威也是张爱玲研究的重镇。我认为,不要因为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就把张爱玲的作品说成“汉奸文学”,她在政治上反共与否,不影响她的作品的优秀度。同理,胡兰成和周作人这些当过文化汉奸的,其学问、其文章,该肯定的还是要充分肯定。张爱玲以数量颇丰的精彩小说和散文,奠定了她优秀作家的地位,不过《色戒》这篇,是她比较差的作品,或者说是个“主题先行”、思想大于形象的作品,说通俗点,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酱缸人性论”,一般看成是篇“鸳蝴派”的通俗小说。也许张爱玲是想进行一个艺术实验,看看自己能不能写这样的“媚俗文学”。现在终于有著名的世界级导演看中了这部小说,这充分说明了张爱玲的才华:她是完全具备创作媚俗小说的能力的。能雅能俗,是张爱玲得到广泛喜爱的根本原因,早期的文学史,对张爱玲确实是不公平的。但历史又总是矫枉过正的,90年代中期以后,张爱玲热已经发展到一种“恶俗”的境地,中文系每年都有以张爱玲为毕业论文题目的,小资们见面就谈张爱玲,动不动就来个“苍凉的手势”,苍凉得令人喷饭。这实际上把张爱玲贬低了,贬低到一个通俗歌星的地位。我就严肃地质问过中文系的学生:你们能不能有点新鲜的思路?为什么不写赵树理?为什么不写王蒙曲波和路遥?不过近几年情况有了好转,高校里已经不怎么神化张爱玲了,现在喜欢谈论张爱玲的,主要集中在最没有文化的文化单位——电视台了。 6、您对我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有何评价与建议?按照我国现行电影审查的法律制度,如果审查部门介入此事,禁止电影《色戒》公映,您认为是否属于“权力滥用”?有人认为现在允许电影《色戒》公映属于审查部门“失职”甚至“权力滥用”,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答:国家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机器,不论意识形态,任何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艺术品审查制度。关键不在于“允许”或者“禁止”,而在于审查者自身的素质和资格由谁来审查,不经过民主法制程序的审查权是否应当?比如上边一个命令,让孔庆东去审查原子弹生产过程或者让周国平去审查下水道质量标准,人民群众能放心吗?我不认为审查部门滥用了权力或者失职之类的,我相信他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我认为关键是要让人民群众都知道,到底是些什么人在审查什么领域的问题。比如我就特别想知道,出版社的哪些高人在审查我孔庆东的语文问题?是谁说世界上根本没有“昆乱不挡”这个词,悍然把这个词从孔庆东的文章里给删掉的。 7、有人说这是纯粹的艺术,无关政治,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答:世界上没有根本无关政治的东西,因为政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它好比空气,覆盖在一切生命之上。区别只在于显和隐、直和曲。越是政治性强的东西,往往越要打扮成“纯艺术”。电影《地雷战》里的鬼子工兵队长渡边,不就是打扮成一个回娘家的中国俏媳妇,利用“纯艺术”的形象,偷走了民兵的地雷么?有时候作者主观上没有政治动机,这是真的,但客观上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政治效果。比如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倘若你高唱莫扎特的小夜曲,你说你没有政治目的,但是肯定达到了某种政治效果吧?总会有人高兴有人愤怒吧? 8、有人说这部电影歌颂的是爱情和人性,无关政治和爱国等,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答:一切艺术品都可以说是表现“人性”的,这么说等于一句废话。人性是由千千万万种人的特殊性表现出来的,这里就包括政治和爱国等问题。爱情观和人性观,是千差万别的。谁也不可能同时表现所有的人性,总是要表现某些个具体的“人之性”。一个饭店咬定了说自己就是“卖饭的”,这等于是骗子,人们需要知道,你卖的是什么饭?老作家周瘦鹃写过一篇小说,一个中国女郎爱上了一位西洋军官,但她得知这个西洋军官是侵略中国杀人放火的仇人后,就杀死了这个军官,但是心里仍然保持着对情郎的挚爱。你说,难道这就不是“人性”么? 9、有人喜欢拿这部电影和前苏联的《第四十一个》做比较,您认为这两部电影有何异同? 答:共同点大概是,都想探讨面对政治立场与感情倾向的矛盾时,人的心理所发生的复杂变化。这种探讨是值得肯定的,也具有其严肃性的一面,这本身就是一种严肃的“政治”态度,干嘛非要否认自己的“政治性”呢?艺术上我没有看过后者,没有发言权,只能根据其他评论者提供的信息,两部影片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努力制造“震撼心灵”的效果吧。不同点是《第四十一个》弘扬的是人道主义,后者弘扬的是什么,我在没有看过的前提下,不能断定。我不知道如果江姐爱上了戴笠,或者赵一曼爱上了冈村宁次,这意味着什么。金庸的《碧血剑》里,袁承志去刺杀皇太极,但是忽然放弃了,原因是他听到皇太极的言论后,认为皇太极是个爱惜百姓的好皇帝,这里表现出金庸以天下苍生福祉为重的人民性立场。《色戒》可能没有把这个问题展示清楚,煮了一锅稀里糊涂的人性汤,所以难免很多还醒着的中国人就要问他: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10、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您认为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应该是什么? 答:既然已经跟人家一块“全球化”了,就应该努力学习人家先进国家特别是美国老大哥的主流价值观,那就是坚决捍卫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把一切反对我们破坏我们以及看着不怎么顺眼有可能威胁我们的,统统列入“流氓国家”和恐怖主义的黑名单。要把自己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夸得跟花儿似的,有机会就对其他国家进行指手画脚与和平演变。咱们的国民在外边受了一点欺负,姥姥!立马三百枚飞毛腿的干活。收买其他国家的学者官员明星老板,在全球设立“五个一工程奖”,凡会说中国某省方言的洋人,奖励当地经济适用房一套。凡中国国民,均可自由批评中国政府和社会现象。外国人敢说中国坏话一句,先给戴上“反人类”罪名,然后追到天涯海角,格杀勿论。当然啦,要做到这些,需要人家已然跟国际接了鬼的“审查部门”批准,咱可说了不算。正因为咱从来说了不算,所以也就吃饱了胡乱说点空山疯语,落得个清闲。 十大元帅的情缘-1 一、苦尽甘来总司令——朱德 朱老总乃是中国军魂,红军之父,十大元帅之首。“总司令”这一称呼,仿佛专为他而发明。他年纪最大,资历最老,地位最重,立场最稳,威望最高。身经百战而体无片伤,如有天神护躯。其婚恋情缘在十大元帅中也颇具有典型意义。 朱德(1886-1976)青少年时代,还是清朝。因为家里太穷,母亲生了13个孩子,死了5个。但父母还是让3个孩子读了书。朱德1905年参加了最后一次府试后,在家乡四川仪陇,由长辈做主,娶了比他大两岁的表姐刘氏为妻。刘氏颇贤惠,但朱德不甚喜欢,1906年离家求学,一去不归。后来国民党三次挖朱家祖坟,刘氏吃斋念佛,保佑朱德平安。建国后朱德要接刘氏去北京养老,刘奶奶摇头不去,1958年病逝,享年74岁。朱老总一般不提这段婚恋序曲,今人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中华民国元年,朱老总的现代婚恋正式开幕。1912年秋,26岁的滇军少校朱德,娶了昆明师院的18岁女学生萧菊芳,据说是朋友的妹妹,萧家曾经恩助过求学时代的朱德。朱德很喜欢这个没有缠足的进步姑娘。1916年9月生儿朱琦(宝书),朱德而立之年喜得一生中惟一的贵子,讨袁战场上又获得大捷,真是爽气弥天。但1917年初,萧菊芳不幸染疾,辗转病榻,到1919年不治而逝。朱德撰写挽联曰:“举案齐眉,颇自诩人间佳偶;离尘一笑,料仍是天上仙姝”。另有《悼亡诗》七首,其二云:“赞我军机到五更,双瞳秋水伴天明。每当觉察忧戎事,低语安心尚忆卿。”我评此诗为朱帅第一好诗。 看到朱德受病妻幼子拖累,其部属陈平辉便给他介绍了自己21岁的堂妹,名叫陈玉珍(贞),同时是朱德挚友、革命元老孙炳文(后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的外甥女,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陈玉珍也是个受过师范教育的大脚女性,帮助朱德照料萧菊芳和朱琦(1916-1974,即朱和平之父)。萧菊芳去世后,陈玉珍视朱琦如亲生,待朱德如骨肉,小家庭打理得温馨雅致(故居保存在宜宾南溪)。可惜朱德志在四方,已然混到堂堂旅长,西南名将,30多岁了还要跑出去打天下,救国救民。江湖上谣传朱老总丢下5个姨太太出川闹革命,那是没有根据的,未免有点神化伟人了。要是真有五朵金花珠围翠绕着,谁还革命啊?朱德是1922年8月出国的,1927年接陈玉珍小聚过一阵。南昌起义后,朱德一度听说陈玉珍被四川军阀杀害了。其实陈玉珍一直活到1967年,朱德的生母和嗣母都是陈玉珍奉养送终的。朱德抗战期间和建国后都给陈玉珍写过信,表示“你的深情,我是深知的。谢谢你……希望你努力加餐,为国珍重,将我和家乡忘掉好了,这是你真正的名言,是真知我爱我的。”朱德和康克清还于1960年到南溪登门看望。 朱德出川后,找过孙中山和陈独秀,后来由周恩来介绍入党,赴欧洲留学,又转到苏联。陪他出国的是一位19岁的能说英语德语的漂亮姑娘,四川开江女中教员贺治华(其他另有何芝华何稚华等说法,皆为南方人口音之误)。贺家父母热情地把女儿的终身托付给了朱德,托付仪式究竟何时举办的,说法不一,早的是1920年,晚的说是1922年。他们从德国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贺治华于1926年生下女儿朱敏(乳名“四旬”,因朱德该年40岁)。但二人因志趣不合很快分手,朱敏回国后一生未再见过母亲。贺治华另嫁给一位留学法国的比较年轻的革命者霍家新(其他如贺家兴何家兴等说法亦为南方口音之误),回到上海做地下工作,与邓颖超蔡畅等结拜成中央妇委“八姐妹”。谁料贺霍夫妇鬼迷心窍,竟然于1928年主动出卖中共领袖罗亦农,造成中共巨大损失,连前去接头的邓小平也仅差一分钟幸免于难。周恩来邓小平命令中共特科严惩叛徒(参见李维汉回忆),陈赓带领“红队”前去锄奸,将霍家新击毙,将贺治华击成重伤,跑回四川,嫁给一个农民,建国前病死。这是当年轰动大上海的国共特工史上一流的大案,怪不得朱老总从来不提这段往事,老人家心里一定特难受。倒是坐过纳粹集中营的朱敏比较豁达,能够从人性的角度去理性回忆。 就在贺治华背叛革命的1928年春,朱德率革命军攻下湖南耒阳,娶了活泼健美的当地女秀才、24岁的共产党员伍若兰。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说过,朱总司令就是个农民。此话不假,出身佃农的朱德,喜欢的女性都是高个大脚,还要识文断字,特别讲究个实惠。而伍若兰不但文笔出众,还是一员手使双枪的女将,一人可以抵挡一个班。伍若兰给朱德做了一双布鞋,还赋诗一首道:“莫以穿戴论英雄,为民甘愿受清贫。革命路长尘与土,有鞋才好赴征程。”因为伍若兰脸上有点麻子,朱德就趁机打趣道:“你有麻子,我有胡子,我们就‘麻麻胡胡’结婚吧!”部队里的宣传员编了个顺口溜:“麻子胡子成一对,麻麻胡胡一头睡。惟有英雄配英雄,各当各的总指挥。” 二人刚过蜜月,朱毛会师井冈山,朱老总宏图大展。不幸次年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时(国民党方面称为“会剿”),为掩护朱德突围,已经怀孕几个月的伍若兰率警卫班断后,在激战中负伤被捕,受酷刑而不屈。蒋介石亲发电报命令“割头示众”。今天有些朋友因为看到共产党的腐败就反而崇拜蒋介石,说蒋介石宽容民主,真不知是何心肠。朱德闻讯后,在毛泽东面前洒下了热泪。从此经常把伍若兰给他做的一双鞋带在身边。很多人都知道朱老总喜欢兰花,现在则应该知道他为啥喜欢兰花了吧?朱德1961年游广州越秀公园时,赋诗一首道:“越秀公园花木林,百花齐放各争春。唯有兰花香正好,一时名贵五羊城。”1962年在北京中山公园又写道:“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傍。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我藏有《朱德诗选》,青年时读到此诗,感觉写得很平庸,以为不过是领袖人物的应景之作,现在方体会到爱情之深,愈老愈醇。写此咏兰诗时,朱老总已经75岁啦。 (配图):双枪女秀才伍若兰 朱老总如此“克妻”,谁还敢嫁?可咱革命女青年,就是有那不信邪的。1929年,43岁的朱德军长在井冈山,与17岁的江西姑娘、红军女战士康克清喜结连理。康克清也是出身贫苦的健壮型美女,枪法好,觉悟高,当时文化稍差,经常请朱德教她认字。朱老总外表像农民,骨子里毕竟是留过洋的,便趁机向人家求婚。康克清境界不俗,要求打个胜仗才能结婚。朱德便约上老毛,一战打下长汀,歼敌2000多,果然保证了这桩婚事的大吉大利。毛泽东赞道:“秧好一半谷,妻好一半福。”这一次婚姻延续了47载,称得上是“准金婚”,可谓白头到老。中央首长都称康克清为“康大姐”,我等百姓一般称为“康妈妈”、“康奶奶”。朱老总四舍五入,苦尽甘来,正应了《绣金匾》里唱的“德高望重人人敬,能过好光景”也。 (配图):朱德与康克清在延安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中央文献研究室《话说朱德——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邓颖超传》,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永远的丰碑:孙炳文》,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蓝玉林《伍若兰:血洒赣州城的巾帼英雄》(《赣州晚报》2007年1月3日),罗欧《求索——一九二二年前的朱德》(云南出版社1985年版),《康克清令敌军闻风丧胆》,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温相《中共隐蔽战线写真》,叶永烈《名流侧影》,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余玮《敦厚朱德》(中共党史出版社),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当代中国出版社),吴殿尧《朱德和戴与龄的真挚友情》(《党史博览》2004年第10期),吴志菲《朱敏:我是元帅爹爹的平民女儿》(《大地》2006-05-15第八期),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 十大元帅的情缘-2 二、悲情侠义大将军——彭德怀 据中央气象台特别报道,东博书院的上两篇博客写得相当不错,阶级敌人恨得浑身刺挠,广大人民喜得遍体清爽,特别是几道思考题都回答得不但高度准确,而且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百看不厌,百度中国。为继续逗引阶级敌人来我书院吠日喘月,让人民群众开心入冬,今天推出《十大元帅的情缘》之二,并向主人公彭德怀前辈表示崇高的敬意。 老彭是共军第一猛帅,打硬仗,打狠仗,打得美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停战书上签了字。彭总发威时性如烈火,安静时剑拔弩张。他脾气倔强,命运多舛,婚恋也是大不幸运。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得华,谱名清宗,字石穿,1898年生于湖南湘潭乌石镇,6岁开始读《三字经》和《论语》,但10岁就出门讨饭,圣贤的境界与贫穷的现实相距太远。他初恋表妹周瑞莲,两人青梅竹马,1918年订下婚约。但彭德怀离家投军,去寻找“穷人的道理”之时,周瑞莲家却因地主逼债,父亲被逼死,瑞莲也为反抗卖身抵债而跳崖身亡。时为1920年,彭德怀刚混到一个小排长,对这个吃人的社会,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老彭一生为穷人说话,40年后还到瑞莲家的故址低首徘徊,他是从小就看透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也。 所以彭德怀虽然身在吃喝嫖赌的旧军队,但他跟同营战友黄公略等早就约法三章: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不扰民。1921年,他认识了一个13岁的青楼歌女月月红,本名张素娥,因为坚持卖艺不卖身遭受毒打。彭德怀当即跟朋友们凑了170块大洋给月月红赎身。月月红见彭德怀没有相好的,情愿服侍他一辈子。彭德怀却施恩不图报,给素娥买了船票送她回家了。老彭此举,真是男子汉也。 1922年,在亲友撮合下,24岁的湘军军官彭德怀,娶了尚不满12周岁(冒充14岁)的货郎之女刘细妹(过去很多劳动妇女发育成熟得早,不像现在有些女博士后30多岁了还不懂人事),给她改名刘坤模——“女中模范”之意,让她放足,还教她读书写字。(电影《路漫漫》里细妹子的原型即刘坤模) 1928年平江起义时,彭德怀让她回家,答应革命胜利后去接她,不料从此失去联系。刘坤模以“匪属”之身,漂泊辗转,历尽艰辛,走投无路之下,由陶铸的母亲搭线,在汉口另嫁他人,生有一女。1937年从报上得知彭德怀已经是八路军副总司令,便修书一封,上写“平型关彭德怀收”。老彭居然收到了,便接她到延安,给安排了工作。但二人已然不能破镜重圆,刘坤模后来嫁给了陕甘宁银行的一位处长、山西老红军任楚轩。建国后先在北京,后调到我们哈尔滨工作。80年代刘坤模还是哈尔滨政协委员,写了本《和彭德怀在一起的日子》,对老彭还是一片深情。1987年刘坤模老奶奶回湖南乌石彭总故居参观,写下一诗:“横刀人不见,乌石缅雄风,华厦开新宇,犹忆大将军”。读之令人落泪。 (配图):年轻时和离休后的刘坤模 彭德怀等了老婆将近十年,其间也曾有过若干情感风波,据说有美女红军、美女记者和一位著名的美女作家追求过他(猜猜是谁),其中还有金发碧眼的洋妞,虽然说法不一,但有案可查的至少两次。老彭都没有真正动心。那位洋妞追彭总时,老彭说:“我是打仗的,随时都要上前线,且准备牺牲,战争是长期的和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能相爱。”可对方听了此言,越发觉得老彭英雄,大叫一声说:“我爱你!为你,我不怕任何危险!”按照“好莱坞”模式,下面应该是什么场面了?可老彭居然不解风情,说了句大煞风景毁坏情节的话:“你爱我,我很感激,可我不爱你呀。”但这回见到刘坤模,他死心了。他说“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那只能怪命运了。 (配图):山高路远坑深 1938年双十节,由王明的夫人孟庆树介绍(一说陈赓介绍),40岁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延安娶了北师大著名的浦氏三姐妹(洁修、熙修、安修)中的小妹、20岁的嘉定姑娘浦安修(1918-1991),婚后无子女,但共度战争岁月,感情甚笃。庐山会议后,浦安修几经斟酌,终与彭德怀在60年代脱离关系。当时老彭切开一个大梨,二人各吃了一半。特殊时代,情有可原,外人也不好说三道四。1959年,彭德怀在政治郁闷中曾对秘书说:“我现在很思念刘坤模同志!”此言颇值回味也。文革中,北师大揪斗彭德怀,把浦安修也抓来陪斗,彭德怀大喊:“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但浦安修还是受了皮肉之苦,差点自杀。晚年中央仍然承认她是彭德怀夫人,参与了《彭德怀自述》的整理工作。 (配图):彭德怀与浦安修 老彭一生无儿无女,所有婚恋均无善终。除了抗美援朝回国后,以功高盖主之威,喑呜叱咤了那么几年之外,真没享受过几天顺心的日子。老将们说彭总粗暴专断,爱骂人训人,甚至骂哭过刘伯承,包括在庐山大会上用粗话骂毛泽东,这可能都跟他心情不顺有关,凡粗暴骂人者,往往是值得同情抚爱之人。 彭德怀面相有近似朱德之处,两人有案可查的情缘均为6次。但一望而知,朱德是个福相,而老彭是个苦相,属于活没少干,肉却没捞着吃几块的苦力。要不怎么朱德当总司令,老彭当副总司令呢。据朱敏回忆,他们两位老总喜欢下象棋。同样是吃子,朱德是先用自己的子将对方的子扫开,再拣出棋盘,排成一溜,有滋有味地欣赏自己的战利品。而彭德怀吃子的模样挺吓人,把自己的棋子砰然砸在对方棋子上面,然后从下面弹出来,扔在一边,一副提刀四顾的牛劲。老彭一悔棋,朱德就抓住他手腕圆睁眼睛叫道:“不能赖棋,放下。”彭德怀则梗着脖子:“你是偷吃,不算。”朱德说:“吃你的子,还要发表声明吗?战术不行就不行嘛,悔棋算啥子。” 彭德怀说话难听是著名的。抗战初期,蒋介石单独约见彭德怀,施以笼络,问他家中有何困难,一定予以关照。彭德怀答曰:“承委座垂询,职家早蒙何键主席关照过,连三代祖坟都挖了,家弟二人至今流落他乡。”蒋介石气得有苦难言,只好暗恨:“不识抬举,早晚有人收拾你!” 毛泽东说朱德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而说彭德怀是“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一个是坐帐的,一个是陷阵的,已经说得再透辟不过了。可惜彭大将军被夸糊涂了,有一天横刀立马杀到毛主席的帐前,毛主席一生气,就把他从马上给揪下去了。 (配图):看彭大将军,多牛!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月),《彭德怀大传》(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4月),凌辉《革命有情藕丝长——记彭德怀和他的原配夫人》(《家庭》1995年6期),王焰《彭德怀精神世界的深处》(《中华魂》1998年第10期)郭汾阳《彭德怀婚姻中的历史悲剧》(《新晚报》2002.12.1),滕叙兖《彭德怀三赴哈军工》(《传记文学》2007年第8期),《彭德怀元帅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风雨彭门》(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3月),王亚志《彭德怀遭遇“干女儿”风波》(《世纪》2007年第04期),《彭德怀的故事》(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9月) 十大元帅的情缘-3 三、柳暗花明林大帅——林彪 上回的博客,写得太成功了,老衲顾不得驴鸣犬吠,忍不住还要自吹自擂一番。不但革命群众欢欣鼓舞,还有两个反革命朋友来信,说以前把俺当成阶级敌人对待,是误会俺了,要跟俺化干戈为玉帛,从阶级敌人变成阶级兄弟。还有一位远在深圳的朋友,是唱着江水英的那段“手捧馒头热泪滚”入睡的,我想当今世界上,还会唱那段《面对着公字闸》的,恐怕不超过三五十人了吧?所以,为表达贫僧的满腔阶级情谊,今天特推出元帅情缘的重头戏——林彪一场。朋友们都知道林彪不好写,禁区重重,顾忌多多。贫僧还想多念几年糊涂经,所以写得那什么和那什么之处,还望朋友们能够心领神会,体谅小僧化缘之艰苦也。 林彪(1906-1971)是十大元帅中争议最多的人物,爱之者崇拜为天神,贬之者骂他是欺世盗名。这同时反映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复杂性和林彪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性。说不清楚林彪,则毛周刘邓和王张江姚等人就不可能完全说清楚也。 林总生于湖北黄冈,原名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蓉、育荣。据说早年还叫过林大勇——这个名字只配当个连长,幸亏1925年到黄埔后改名“林彪”,此名从姓名学角度来分析,通脱清俊,智勇双全,乱世能统百万兵,治世却须防霹雳。他们林家真是非同小可,一门堂兄弟三人都是中共政治局资格的。八路军一共三个师,林育蓉(林彪)任115师师长,林育英(张浩)任129师政委,毛泽东说:“如果林育南还活着的话,八路军这三师就由你们林家全包啦!”可惜林育南1931年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杀害,林育英(张浩)1945年在延安病逝,毛泽东朱德亲自抬棺。而林育蓉年纪最小,一生的戏剧性也最大。 育蓉刚到学龄,中国就已经进入民国时代了,男女风气逐渐开化。在武昌上中学时,已经接受革命思想的林育蓉有个比他大1岁的早恋对象叫陆若冰,长得白皙娇艳,亭亭玉立。本来二人是老乡,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可育蓉同学觉得自己不善言辞,就以笔代口,给人家写了若干比较露骨的情书,结果遭到了露骨的拒绝——陆若冰当时喜欢的是已经成家的林育南。2006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红色情书》中有3封是林育南给陆若冰的。此事对彪哥的感情伤害比较大,但可能对林彪军事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刺激意义。林彪军事思想的核心就是绝对周密的部署,没有绝对的把握就不能发起总攻,而一旦发起总攻就要不惜一切代价,穷追猛打直到把敌人打垮。可见早恋的失败对于男人的成长是颇有正面价值的。陆若冰后来嫁给革命者肖昌年,但肖昌年不幸牺牲,而陆若冰的哥哥、中共早期领袖之一陆沉,却叛变后当了国民党的特务,1940年因内讧被蓝衣社杀死。陆若冰建国后在全总工作,直到90年代还深情回忆林育南。 (配图):少女陆若冰 而林彪在家里其实也已然订亲。育蓉在幼儿园时代,体弱多病,脑袋上又长了跟阿q同类性质的贵恙,恰似陶渊明说的“黄发垂髫”。按照当地风俗,老人就找了个比他小3岁的女孩来当童养媳。可这女孩也是个病秧子,三天咳嗽两天发烧的,林家便将此女退回。到育蓉7岁那年,家里又正式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媳妇是比他只小一天的汪静宜——原名汪伯梅。 林彪早恋失败后,听别人总夸他那没过门的“媳妇”很漂亮,就跟父母提出要把汪静宜娶过门。可他父亲跟二诸葛一个毛病,查了查皇历说,今年不宜栽种,娃呀,咱明年再说吧。幸亏他老爸的这句话,否则中国就少了一位旷古军事奇才了。林彪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两头皆不能称心如意,郁闷之下,就考入黄埔军校,与家里断了联系(一说林彪1926年被父母骗回,差点强迫成婚)。直到抗战初期,家里才知大名鼎鼎的红军神将、平型关大捷的民族英雄林彪,就是他们家的育蓉啊,于是就要把汪静宜送到延安来成亲。此时的林彪,接受了新时代的思想洗礼,已经不是鲁迅胡适李大钊那一代人了,怎能答应这个?就把自己已然结婚的照片寄回去,断绝其念。可汪静宜那痴情姑娘,却苦等了林彪一辈子,直到1963年因肺病去世,枕下还压着林家的聘礼。林彪闻讯后叹道:“天下竟有这样的奇女子!”小汪不懂得,革命没有回头路,为天下人求解放的人,自己却往往最不自由,能留下个名字就算是幸福了。 1937年,林彪在延安娶了陕北姑娘张梅,生女林晓琳。张梅是延川人,本名刘新民,号称“陕北一枝花”,因为还不到20岁,活泼好动,大概还处于当今很时髦的“无知少女”阶段,不懂得关照老公过于高深的内心,与木讷深沉的林彪格格不入。后林彪负伤去苏联治疗,二人情冷缘断,终于离异。张梅后来在苏联嫁给徐介藩(1910-1983)。徐是老黄埔生,苏军参谋,1948年归国,又任驻苏参赞。1952年入朝,任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回国后担任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主任,曾抗拒总政主任谭政大将的批评,两人大拍桌子。后迁到西安成立装甲兵工程学院任副院长,晋升少将。70年代后期,张梅调到北京,在总参某部工作,离休后在京安度晚年。 林彪是十大元帅里最年轻的,20多岁就成了名闻天下的常胜将军,30多岁就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偶像,恋他追他的美女很多。而林彪却在莫斯科看中了学戏剧的孙维世(1921-1968)。 (配图):这是孙维世跟谁 20岁的孙维世,长得春花映月,秋水惊鸿(此乃洒家专为孙维世发明的两个成语),她是孙炳文的女儿,也就是朱德第三位妻子陈玉珍的表妹。孙炳文为革命牺牲后,周恩来夫妇收她为干女儿。(有些钻牛角尖的朋友认为:这不是占朱老总的便宜么?)斯大林说林彪价值15个将军,千军不换。可孙维世说是不愿中断事业,任凭林彪迂回穿插,就是不肯跟林彪回国——大概林总此时的军事造诣还未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这位人称“红色公主”的孙维世,不知是真的不喜欢林彪,还是另有所愿。美女加才女不可怕,美女加才女再加孤傲,则往往薄命。从林黛玉到孙维世,永远如此。孙维世1946年回到哈尔滨,受到林彪总司令盛宴招待。到北京后便成了戏剧大腕,政坛一景。先是给影剧界的风流小生金山做导演,金山便与张瑞芳离了婚,娶了孙维世。金山号称中国一流美男子,表演艺术有口皆碑,但生活方面是著名的浪子,曾经同时追求过中国影剧界的四大名旦——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周恩来没有去祝贺干女儿的婚礼,邓颖超去了,送的却是一部《婚姻法》。不久,金山到朝鲜慰问,竟然胆大包天,把金日成的女秘书给搞了,闯下政治大祸。彭德怀饶他一命,回国被开除党籍。当然,后来改正了错误,还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艺术家,特别是在《风暴》中扮演的施洋大律师,堪称一绝。孙维世则在政治漩涡里把自己玩了进去,文革中周恩来亲手签字逮捕了她,以“苏联特务”的罪名惨死狱中。这些事儿说起来太沉重,随便议论又显得站着说话不腰疼,网上的许多传闻都是海外“民主人士”以讹传讹,多数没有可靠的根据,禁不起推敲考证。咱以后再慢慢掰扯吧。 (配图):戏剧家孙维世 被孙维世拒绝后,林彪终于明白,他需要的不是把他仅仅当成偶像的女革命小资,而是一个真心愿意为他付出生命的女革命战士。用郁达夫的话说,我要的是“一副白热的心肠!”所以,当后来林彪重病躺在担架上,从昏迷中睁开眼睛,看见美丽的福建女郎叶群,手持短枪,护卫在旁,他确认,这个女人,才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半”。 (配图):中年叶群 叶群本名叶静宜,1914年生,小林彪8岁。毕业于北师大附中,曾是电台播音员,夺过演讲大赛的状元,可谓“声色俱佳”,号称延安八大美女之一。据说曾经跟《野百合花》的 作者王实味谈过恋爱,文革时传得很厉害。她听林彪说家里有个娃娃亲叫“汪静宜”,十分恼火,就毅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叶群”,她愿意为林彪献出一切。享誉世界的年轻的“红军之鹰”林彪,便娶了革命战友叶群同志——还是没逃出“静宜”的阴影。生下女儿林立衡,儿子林立果,皆一代才俊。可惜林总晚节未保,此事至今疑团重重,恐怕五十年内难以真相大白。结果林彪被国人痛骂数载,还拉上我家孔圣人陪绑,真真令人扼腕。我至今最喜欢的儿童歌曲之一,就是那首“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因为这首歌不但曲调欢快、歌声清脆,而且歌词极为幼稚荒诞,特别适合儿童和广大无脑人演唱也。 不过林彪在叶群生日所赠的手书:“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出自田汉《关汉卿》中的“蝶双飞”),不但表达了一种绝俗的情爱观,而且还当真以绝俗的方式实现了。叶群回赠曰:“教诲恩情永不忘,他年定随到黄泉。”真是让人读了,心中五味俱全。一百年后之人评价起来,必有一番公论也。 林彪有点像蒋介石,喜欢引用别人的诗文,这是因为他自己文韬远远不如武略,特别是诗词写得比较差。1966年写的《西江月·重上井冈山》,可能是他最好的“文艺作品”了:“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壮志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喜开颜,斗志不容稍减。”这水平无法跟陈帅叶帅比,连朱德刘伯承也比不上,可能也就比贺龙强吧。不过却朴素明白,既是缅怀,又是辩诬,还是明志。毛泽东骂林彪“一个娃娃懂什么”,其实是骂中有爱,带有父亲对儿子般的感情。林彪军事上政治上老谋深算的另一面,是在个人生活上颇有些娃娃气了。包括发表《林彪声明》跟女儿断绝关系,还有一个堂堂副统帅,居然亲笔写了一份证明,向党中央证明叶群跟他结婚时,确实是处女,这种事让人听起来,哭笑不得,感觉只有行为艺术家才干得出来,怎么也不能跟一个天才元帅挂上钩。看来人若在某个领域太有才了,在日常生活上就难免弱智一些。林彪晚年钻研中医,可以给自己开方抓药,但却到死都认不清人民币的元角分。我们熟悉的那些伟大的科学家,煮手表的煮手表,撞电线杆的撞电线杆,大概就跟彪哥属于同一类型吧。 本文部分参考文献: 《林彪赴苏联疗伤及回国内幕》,《吴法宪回忆录》,《刁光覃文选》,《红色公主孙维世悲惨的结局》,《百战将星刘亚楼》,《林彪的两个女儿》,《林彪一生的五个女人》,《林彪死亡惊人内幕》,《红色情书》,《林氏三兄弟》,《在大漠那边》,《徐介藩少将》,《谁是共和国第一元帅?》《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林彪传》,《林彪之死》,《中共早期叛徒》,《林彪将军》,《林彪的这一生》,《一个真实的林彪》,《林彪的最后岁月》,《林彪全传》,《林彪与毛泽东》,《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林彪死因之谜》,《林彪元帅》,《林彪将将》,《晚年林彪》…… 十大元帅的情缘-4 四、玄机莫测刘军神——刘伯承 十大元帅中最长寿的刘帅,号称军神。因为在战争中失去一目,早年军界有人叫他“刘瞎子”,而不知中国能掐会算的那些“半仙”,却多数都是瞎子也。刘伯承(1892-1986)论战功,稍逊于林彪彭德怀和粟裕,主要是邓小平本事太大了,没给刘帅更多的独当一面的机会——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唯一能够同时指挥两大野战军的,后来又劝老邓不要当元帅,还是当总书记更重要,此言意味着邓小平一个人等于两个元帅。毛把邓看作“隔代接班人”,相当于老邓看胡锦涛也。但刘伯承的军事造诣,公认是20世纪一流的。在为人处世方面,则属于能屈能伸的蛟龙。 刘军神1892年生于四川开县(今属重庆),五六岁开始读书习武,除了拳法棍法外,飞石功夫也不错,放到《水浒传》里,跟“没羽箭”张清有一拼。十大元帅要是单打独斗的话——假设时间为红军时期,大家身体都还不错,党中央搞个“井冈山论剑”——我估计徒手搏斗刘帅第一,用刀就是贺老总第一,枪法朱老总第一,轻功徐帅第一,狮子吼的功夫彭老总第一,边打架边作诗陈老总第一,但最后大家都累倒了,剩下一个人轻轻巧巧就获得了实际的第一,那个人是谁呢? 刘帅13岁那年,家里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女方叫程宜芝,小他两岁。可是刘伯承不乐意,相亲时故意拖着鼻涕自损形象(从小就懂得兵不厌诈),可女方还是看出了他的不凡气质,亲事说定。刘伯承外出求学,颇有逃婚之意,但程宜芝巧设温情计,感化了伯承兄。1910年,18岁的刘伯承与16岁的程宜芝结婚,1912年生子刘俊泰。是年刘伯承入重庆将校学堂,从此投身军旅,音信渐缺。 1914年,刘伯承写下一首豪迈的《出益州》:“微服孤行出益州,今春病起强登楼。海潮东去连天涌,江水西来带血流。壮士未埋荒草骨,书生犹剩少年头。手执青锋卫共和,独战饥寒又一秋。”1916年,他指挥丰都战役,头中两弹,眼部手术而不施麻药,获得“军神”之誉。1920年,川军团长刘伯承因“千里转战,凌厉无前”而威名大震。疆场厮杀十年,多次负伤,遍体弹痕,乃悟到救国真理。1924年,川军名将刘伯承放弃军阀生涯,走上革命道路,从此“天涯孤旅”,何以家为。程宜芝独力抚养儿子,据说直到1957年去世。 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刘伯承1927年南昌起义后,在上海小住。他的儿子刘俊泰由于缺乏教养,好吃懒做,带着一个浮浪女人去向他要钱,受到刘伯承的训斥后,竟然跑到巡捕房告发。幸亏刘伯承早有警觉,才幸免于难。刘伯承大骂“这个龟儿子”,很快党就派他去了苏联,对这个逆子也就不再顾及了。刘俊泰1969年死于老家。 1930年,刘伯承回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化名“林直木”,以教授身份娶了一位名叫吴景春的妻子。吴景春当时居然不晓得丈夫是个共产党,可见刘帅的兵法韬略真是“做到家了”。后来吴景春回忆说:“伯承同志在上海,工作是非常艰苦的,没有一点安逸的时候。白天,到外面做联络工作,到闸北等地讲军事课,夜晚用黑布罩起灯光,一字一句地翻译俄文,常常干到天亮。”人们多以外刘帅只是个“武将”,不了解他的“文才”。其实刘帅是中共最早的编译科长,堪称一名优秀的军事翻译家,很多苏联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条例,都是通过刘伯承引进和落实的。是他首先将“伙夫”译为“炊事员”,“马夫”译为“饲养员”,将“杂种旅”译为“混成旅”,将“黑猩猩战”译为“游击战”的。他一生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著作和190万字的翻译作品,对中国军队正规化出力甚多。不过这也是后来他被批判为教条主义和一些将军对他不大服气的原因。 1932年,刘伯承进入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后来又任红军总参谋长,于是又跟妻子失去了联系。因为不了解情况,在宁都会议上支持中央的极左主张,剥夺了毛泽东的兵权(毛泽东在党史上多次被批判为右倾路线和富农路线)。到了长征,他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远在自己之上,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而毛泽东也十分器重他,一直以“帅才”来使用刘伯承。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说:“我有刘伯承,蒋介石不可能不完蛋。”在军事上得到毛泽东如此之高评价的,只有林彪和刘伯承两人。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际,44岁的红军总参谋长“刘匪伯承”,忽然诗兴大发,给一个从安徽六安参军的名叫汪荣华的19岁女红军大写情书,而且是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二人遂于中秋节闪电结婚,属于金庸所说的既“一见钟情”又“白头到老”的理想婚姻。 (配图):女红军汪荣华 汪荣华14岁参加红军,三过草地,九死一生,跟刘帅结婚后,因战争残酷,也是聚少离多。但他们自得其乐,过得坦诚自然。除了大女儿被敌人暗杀以外,他们的另外6个儿女皆大学毕业,学有专长,为人低调朴素,继承了刘帅的作风。刘伯承1986年逝世,恰好是二人金婚之年。刘伯承晚年身体不好,却正应了俗话说的“病歪歪,活一百”,与世无争,恬淡隐忍,其实落得个清闲与长寿。刘伯承地位虽高,但从不揽权,既不称“刘总”、“刘老总”,连“刘帅”之称亦不喜欢,他最喜欢的称呼是“刘师长”,因为抗战期间他担任一二〇师师长之故也。毛泽东说刘伯承是江水挡不住的下凡的龙,除了刘伯承属龙之外,还寓意着刘伯承出川以后,就一路腾跃,越活越舒展了。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1月),《中国元帅刘伯承》,张鸿生《汪荣华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月),刘太行《永远都是太行山的儿子》(《湘潮》2006年8期》),李普《一代军事奇才:刘伯承元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罗会祥《刘伯承元帅和他的夫人汪荣华》,纪小平《刘伯承教子女立革命家风的故事》(《检察日报》3324期),孟红《刘伯承与汪荣华:长征伉俪结同心》(《文史春秋》2007年5期),《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十大元帅的情缘-5 五、草莽因缘贺胡子——贺龙 上次写刘帅的博文,得到大家的支持和谅解,本人深表谢忱。至于争论哪位将帅的功劳大,这是从建国以来就延续不衰的话题,当今的有关网站上更是吵个不休。此中有个人爱好,也有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影响。但本人看来,这种争论总体上是大有好处的,都是开国元勋,都非等闲之辈,也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争论既如实表达了中国民众对开国元勋们的共同尊敬,也通过争论进一步加深了对现代史和军事史的了解,还锻炼了综合分析判断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一是不要为了抬高某一位,就贬低和中伤其他人。恰如不要为了证明常昊的围棋水平高,就把古力骂得一钱不值。高手之间的水准,也就差个一目半目的。冠军诚可贵,亚军功亦高,开国经百战,个个是英豪。 二是不要过分自信所掌握的材料,动不动让人家“再去读读历史吧”。凡这等说话之人,都是没读过几本正经历史书的。你看真正的历史学家,哪有这样说话的?网上东看西看了一些所谓“材料”就说话者,只能获得“大胆发言”奖,但还要谦虚谨慎哦。比如谈论开国元帅,我是70年代开始就从父亲搜集的《红旗飘飘》系列读起的,自以为是高手了。后来遇到更高手,人家是从30年代的苏区小报读起的。手握一张百元大钞,就骂别人没见过票子,徒显小家子气也。 三是看待历史要多方存疑,不能沿着一个可能性飞奔不止,而忘了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老毛派邓小平给刘伯承当政委,可能是刘伯承本事不够,缺了邓部队就带不起来;也可能是刘伯承本事太够了,没有邓部队就会出事。还可能跟本事大小没关系,而是“留苏派”跟“留法派”的平衡问题。还可能是党性问题,毛让刘邓大军进大别山,明明是吸住国军重兵,牺牲中野,掩护华野和东野,只有邓小平这样党性至高的政委才能领会全局的关键:“就是中野打光了,咱俩都牺牲了,只要林彪还在,照样解放全中国!”这个境界,是十大元帅都没有的。所以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之后,老毛很快就后悔了,说还是邓小平党性强、是领袖之才。当然还有其他可能,比如一四方面军的老矛盾啦,刘伯承的身体啦,还有刘帅的单纯军事主义啦以及主要干部的籍贯和山头啦等等。在没有铁证的情况下,“存疑”才是最为科学的态度。 贺龙(1896-1969)这个名字,根据“东博神相”,天生就是为将帅之才准备的。越是惊涛激流,越能大展鸿图。而倘若四海升平、刀枪入库了,则不免要“中焦阻塞,呼吸不畅”也。朋友们不知有没有注意,十大元帅的标准像中,只有贺老总是留着胡子的。虽然威风,但若细看,胡须与眉毛的布局,是透着一股“凶气”的。 毛泽东称赞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人带出了一个军。贺老总是湘西桑植人,论血统属于白族。他出身草莽,少年时就加盟马帮。10岁那年,娶了17岁的童养媳徐月姑,后来圆房,生女贺金莲。若干年后,徐月姑病逝,贺龙则一直在江湖上过着刀头饮血的日子。关于“两把菜刀”的故事,有多种版本,大致说的都是他手舞两把菜刀,率领10来个铁哥们,袭击官军,拉起了一支威震湘西的队伍。权威版本应该是贺龙“七大”所填履历,“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1920年,贺龙父亲被土匪截杀,弟弟被蒸死,族里按照桑植风俗,要在丧事期间给贺龙续娶,以期生子,谓之“丧婚”。这样贺龙就娶了土家族姑娘向元姑。军阀混战的岁月里,贺龙从营长一直做到灃州镇守使,又纳了艺人出身的胡琴仙为妾。这在旧军队里,都是司空见惯的。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后,将家眷接到上海。后来向元姑从上海回到家乡,1929年病故。胡琴仙和贺金莲由于所住共产党机关被破获,不幸入狱,金莲被折磨致死。到国共合作以后,组织上营救胡琴仙出狱,化名回到家乡,晚年定居成都。 后来,贺龙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南昌起义时就是“总指挥”,但那时他没有实权,连党员都不是。“贺老总”的称呼应该根源于此)。长征前,贺龙与萧克将军(新中国第一上将)分别娶了出身商人家庭的一对学生姐妹,贺龙娶了姐姐蹇先任,萧克娶了妹妹蹇先佛。蹇先任头胎生了女儿红红,艰险的环境中不幸夭折。1935年11月,贺龙打了个大胜仗,王震将军发来贺电,上面写的是:“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原来湘西第一女红军蹇先任同志又生下一女,这就是后来的女将军贺捷生(萧克给取的名)。贺捷生出世18天就随父亲长征,被称为最年幼的小红军,看来的确是个将军命。可惜贺胡子跟蹇夫人后来感情不和,蹇先任便跟贺子珍一样,北上苏联。现在的女人要甩老公,一般都往美国日本跑,那时候则往苏联跑,反正都觉得外国才是天堂,等到终于明白老公才是天堂的时候,已经大错铸成,悔之晚矣。蹇先任比贺龙小13岁,后来回东北工作,当过我们哈尔滨的一个区长,后又调到武汉和中央,活了95岁,直到2004年去世。 (配图):蹇先任老人 贺龙跟蹇先任离婚后,1942年,娶了比他小20岁的天津姑娘、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同志。本来贺龙是去帮林彪说情的,请薛明做做好朋友叶群的工作,请叶群不要把林彪的情书四处显摆,弄得一个堂堂中央委员好没面子。贺龙让薛明转告叶群:“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张扬,明确表个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没想到人家叶群跟林彪不用他们帮忙,他们倒是帮了自己的忙。林彪叶群当年“七一”就结婚了,贺龙薛明赶着人家蜜月的尾巴,“八一”结的婚,也算是给贺龙这位“八一暴动”的总指挥做个南昌起义十五周年的纪念吧。 贺胡子几十年走南闯北,什么女人没见过(江湖上谣传贺老总参加革命前就有妻妾9人,未免属于夸张的小说家言),但薛明真正征服了他的心。一次在大会上做报告,贺龙竟然顺口说道:“我贺龙把一切都献给党了,包括生命、财产,只有那个青衣美人薛明是属于我的!”引起哄堂大笑。这跟叶群到处显摆林彪的情书,也有一拼了。1944年9月,大雨倾盆,毛泽东给贺胡子打电话,祝贺他半百得子。原来薛明生下了儿子贺鹏飞(关向应给取的名),后来又生了贺晓明。贺老总是个江湖命,虽与薛明恩爱,却很少顾家。他说话没有彭德怀那么倔,但却比彭德怀还要莽,经常嘴上没个把门的。比如他在延安整风时跟林彪说:“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揭发得好。你要提高警惕。我老婆有问题,你老婆也可以揭发嘛。”还有毛泽东向中央申请,要跟江青结婚,中央领导一片反对,只有贺龙大吼一声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让人听了好像是毛泽东拦路抢了个女人似的。怪不得建国后毛主席主要让他管体育呢,贺胡子在政治上未免过于天真了。 贺龙跟薛明结婚时,党内地位要高于林彪。可人家林彪的官是越做越大,最后大到天上去了,而贺龙的官是越做越小,临终前想吃一口猪耳朵都没得逞。不过总算得到一位知心知肝的终生伴侣,有人说薛明携津门之水,润泽了贺老总这条湘西之龙,此言甚是。1973年底,毛泽东在军委会上说贺龙的事情“搞错了”,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连鞠7个躬,据说每个躬都有含义的,到底是啥含义,以东博书院目前的科研水平,尚不能准确解释也。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菡芳《贺龙与白族》(《中国民族杂志》2005年1期),吴国恩《贺龙元帅轶事》(《党史纵览》2006年7期),王志军《贺龙:两把菜刀传威名》(《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11日),顾永忠《贺龙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贺龙全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李烈《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贺龙元帅》(长城出版社1988年1月),刘秉荣《建国后的贺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2月),《百年传奇之贺龙元帅与体育》(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社2006年8月),《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 十大元帅的情缘-6 六、情天恨海陈老总——陈毅 十大元帅里有四人被称为“老总”,朱德、彭德怀不用解释,贺龙是南昌起义和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也不用解释,只有陈毅(1901-1972),既非出身旧军队,也未当过“总司令”和“总指挥”(当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却被称作“老总”,这除了他作为新四军和三野的最高领导独当一面之外,恐怕主要是为人随和、令人亲近之故吧,正如孔老师从小学时代就一直被尊称为“老孔”一样也。其他各帅,林彪那么大的本事和威风,也只能叫个“林总”,可能威风太大了,毛泽东特意派了另一个元帅罗荣桓去镇他。刘伯承也是本事大,毛泽东就派了本事更大的邓小平去镇他,号称“刘邓大军”,结果镇得刘伯承连个“刘总”的称呼也没混上。倒是徐向前、聂荣臻没有人镇,便得了“徐总”、“聂总”的名分。叶剑英不曾单独挂印领兵,故也不能称“总”。所以十帅便可分成“四老三总三没有”也。 说到陈老总随和,你看他的面相,有点类似四川老乡朱老总,感情线也有点类似朱老总。不同之处是,陈毅的脸上不含杀气,一副儒将风采。人家朱德是军校的高材生,而陈毅报考军校却落了榜。陈毅是十大元帅里的才子,差点成为一个大文豪,所以他的婚恋经历也充满了浪漫。 陈毅原名陈世俊,小名秋江,1901年生于四川乐至,后迁成都。求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开始追求进步,特别喜爱文学。到法国勤工俭学因组织学潮被押送回国后,经常给重庆《新蜀报》投稿,1923年成为该报主笔。陈毅的诗文引来不止一位女性的爱慕,其中一位不知名的美女读了他的诗后,来信表达了“无限的缠绵”。可惜陈毅只跟这位少女见过一面,就被四川军阀杨森“礼送出境”,前往北京了。 但是另一位美女兼才女却被陈老总给“害苦了”,此人便是号称“绝世佳人”的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国民党少将)胡兰畦(1901-1994)。胡兰畦乃明朝开国重臣胡大海之后,祖祖辈辈以“反清复明”为专业的,自幼具有朴素的革命精神。军阀杨森慕她的姿色,欲讨之为妾,被她拒绝。作家茅盾听女友秦德君转述此事后,就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书中娇美而刚毅的女主人公梅行素,便是以胡兰畦为原型的。胡兰畦也因爱慕陈毅的诗文与他相识,留下传说种种,今天已经很难考证当时二人的“密友”关系究竟发展到何种地步。1924年,胡兰畦嫁给一位叫陈梦云的军官,夫妻二人掩护陈毅在军队中做了大量革命工作。1927年,形势危险,陈毅再次离川到武汉,胡兰畦夫妇也先后前往。南昌起义前夕,陈毅向二人辞行,一别就是10载。 胡兰畦1929年被蒋介石点名驱逐,1930年赴德留学,加入德共,坐过三个月法西斯的监牢,曾与大学者德共领袖莱曼相恋。出狱后到法国写了本《在德国女牢中》,遂名扬世界。几年后她去了苏联,深受苏联文豪高尔基的喜爱。高尔基逝世,斯大林等抬棺,胡兰畦执绋。但由于跟王明有矛盾,受到克格勃的监视,遂于1936年回国,担任何香凝的秘书。 (配图):少将胡兰畦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度过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最艰苦岁月,担任新四军领导。在南昌遇到了率领上海战地服务团一路宣传而来的团长胡兰畦,二人彻夜倾诉思念,遂订白首之盟。陈毅禀告父母,得到同意。然而组织上却不同意,新四军大当家的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说二人倘若结婚,则胡的党员身份就暴露了,你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二人只好痛哭而别,陈毅致信胡兰畦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三年后,陈毅“自由”了,可胡兰畦却一杯苦酒喝了终生。她牺牲个人幸福,孤独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保护同志,策反敌人,一个人做了一个师的工作。不料却因社会关系复杂,有时与国民党特务来往,引起中共情报堂堂主潘汉年的怀疑。1949年,上海解放,陈毅当了市长。胡兰畦写信要见他,来的却是副市长潘汉年,对胡兰畦说:“陈毅都儿女成群了,你还找人家干啥?”胡兰畦不知组织上对她有了误解,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因为1947年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陈毅阵亡”并详细报道了“陈毅追悼会”的经过。胡兰畦看后十分伤痛,拿出自己在成都的房地产赡养陈毅的二老,实在是以“儿媳”自居了。胡兰畦此后未再婚育,收养了妹妹的女儿。后来到北京工业学院管后勤,曾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在邓小平支持下,为老年事业贡献甚多。国际妇女界谈起胡兰畦,无不钦佩。 (配图):中年胡兰畦而陈毅的感情轨迹也是一路坎坷。他1925年进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开展工运、学运和统战,特别是支持女师大风潮(跟鲁迅不谋而合),赢得不少女同学的好感。一位张小姐向他表白了爱慕,陈毅不知何故谢绝了。后来那位张女士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 经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陈毅走上井冈山,成为一名干练的革命领袖。他1930年任红22军军长时,在江西信丰,娶了当地一位才貌出众的19岁女学生萧菊英(朱德的第一位妻子叫萧菊芳),次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归途遇白匪袭击,马死了,人活着,步行绕路回去,不料萧菊英认为陈毅已死,跳井殉情了。虽然感人肺腑,可这也太烈女了。所以奉劝天下烈性男女,听到爱人之噩耗,即使不能学杨过等上一十六载,起码等上一十六天还算可以吧。(另有一说是,萧菊英遇敌突袭,负伤后跳井)陈毅写下《忆亡》诗曰:“泉山渺渺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冰姿。”陈毅亲自化装去岳父家报信,解放后还请萧菊英的母亲兄弟到上海见面。可见陈毅待萧菊英之情深。 1932年,李富春蔡畅夫妇给陈毅介绍了18岁的兴国女红军赖月明,于重阳佳节洞房花烛。陈毅当时是江西军区司令兼政委,指挥6个独立师和所有地方武装,却居然没钱结婚,还是赖月明借了20块钱,摆了八桌宴席。可见当时共产党多么廉洁!二人婚后情深意重,却是聚少离多。1934年,红军长征后,担任石城县妇女部长的赖月明照料陈毅的腿伤。陈毅却动员她带头疏散,回乡打游击。想到此一去凶多吉少,生离死别,赖月明抓起手枪,要陈毅打死她,陈毅夺枪,要她服从大局。二人于10月20日,含泪分别。从此陈毅指挥南方八省游击战争,艰难困苦之状,可见《梅岭三章》。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几次派人寻找赖月明,得知赖月明被捕后为抗拒逼嫁,跳崖自尽了。陈毅心中翻江倒海,曾写下一首《兴国旅舍》:“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此诗写于农历九月初一,哪里来的“窗前透月明”?不用孔老师说,谁都可以看出,此诗是对“月明”的怀恋追忆,真挚感人。 1940年,陈毅与胡兰畦的三年之约差不多到了。年近不惑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与18岁的武汉姑娘张茜结婚,白头到老,生了长子陈昊苏,次子陈丹淮和老三陈晓鲁。张茜本名张春兰,陈毅追人家时,苦心经营了一首《赞春兰》:“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张茜婚后成为陈毅的得力助手和感情知音。动荡的战斗岁月里二人有时吟诗抒怀。有趣的是,孔老师发现陈老总有一首表达思念张茜的诗是这样写的:“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诗中又出现了“月明”,大概是想起了赖月明的“在天之灵”,希望前妻能够理解自己此时的心情吧。而新四军干部朱克靖调侃陈老总的诗却又写道:“将军为何多憔悴?半为兰畦半为茜。”大概天下英雄,虽然深情,但难免多情,特别是难忘旧情吧。 (配图):陈毅张茜结婚照 陈毅20年代是“文学研究会”成员,跟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人都是一伙的,所以他的生平特别充满出人意料的“文学性”。其实赖月明并没有死,她在战斗中失去组织联系后,流浪乞讨,被父亲抓回卖给一个鞋匠,次年鞋匠死了,她找到一位负伤掉队的红军结婚,生下一女二男。1959年她看到陈毅会见外宾的照片,想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儿女死死拦住。1972年陈毅逝世,赖月明从生产大队的喇叭里听到陈毅的讣告,焚香遥祭并发去唁电。读到陈毅那首《兴国旅舍》时,赖月明泪如雨下。直到1988年,她才到北京会见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1989年春,74岁的赖月明接受了记者采访,世人才知道陈老总的“月明”还在人间。而这些,陈毅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了。 陈老总能文能武,不乏聪明智慧,但因性情直爽,说起话来就有时候精彩,有时候惹祸。比如关于淮海战役到底是谁指挥的、谁功劳最大的问题,目前主要分成五派:势力最大的一派说是粟裕功劳最大,关键的决策和指挥都是粟裕独立进行的;另有支持刘伯承和陈毅的两派,一说刘伯承装备最差却歼敌最多,屡献要计,且具有大局观,一说陈毅发挥组织领导能力,沟通了华野和中野,凝散手为双拳,是真正的帅才,离了陈毅,粟裕什么也干不成;第四派是拥邓的,二帅一将去世后,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此言也并非老邓吹牛,他被派去做总前委书记,有最终决定权,二帅一将实际上都听命于他,而且又有老毛亲口所说“邓小平是唯一同时指挥过两大野战军的”一语作为铁证,遂成目前官方结论;还有第五派认为,华东和中原共军三年之中一直人数占优却胜败持平,直到林彪扫平东北,歼灭国军最强主力,打乱其全局部署,蒋介石臭招连发,淮海战役才获得险胜,否则杜聿明白崇禧必联手生擒刘邓陈粟也,因此还是林彪功劳最大。这观点未免过于偏激了,在孔老师看来,颇有“五官争功”之味道。还是陈老总概括得精妙:“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此言真是高屋建瓴,今人多看到60万胜80万,忘了那60万解放军的身后,还跟着500万不知道啥叫“下岗”的民工呢! 可有时候陈毅说话又显得愣头愣脑,不顾身份。文革初期外交部的造反派斗他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暗中保他的,毛泽东在内部表示,他这辈子要保两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陈毅。可陈毅的检讨刚通过,就在机场面对群众宣布:“我过去的检讨是假检讨,是江青逼着我检讨的。”这么说话让谁还敢保他?他还跟红卫兵当面叫板:“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老毛听到陈毅的“反动言论”,只是笑笑,因为知道他就是这个性格,没有阴谋和野心。可陈毅随后又在“二月逆流”里伙同叶徐二帅和谭老板,面对总理和康老,大骂文革小组,拍桌子打板凳的,不知内情的还以为他们要发动兵谏呢。毛泽东闻讯火冒三丈,以特有的“毛氏修辞”说道:“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叫陈毅来当组长,徐向前、谭震林当副组长,力量不够就请王明和张国焘回来,再不够就请美国、苏联都来。”能把老毛气成这样,也就陈毅有这个本事了。但毛泽东气头过后,还是保了陈毅。到了1970年,二次庐山会议,身为军委副主席的陈毅又跟着陈伯达大讲毛主席是天才,赞成老毛当国家主席,稀里糊涂地站到了林彪那边,迅即被批判为“二陈逆流”。但结果还是有惊无险,因为陈毅从来就事论事,对毛林刘邓都能公正看待,既不结党营私,也不落井下石。他并不反对文革,只是反对乱整人乱批判而已。看来人只要无私心,多说几次错话也不要紧。 后来陈毅逝世,毛泽东病得上不去汽车,却破天荒地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毛泽东有句最普通的名言:“陈毅是个好同志”,可能好就好在陈毅是个纯情痴情之人,是十大元帅里最幽默最有文人气质的一位儒帅吧。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罗英才《陈毅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刘树发《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新四军唯一的元帅》,《倪墨炎书话》(北京出版社1997年),《陈毅元帅——文武全才之谜》,《陈毅在文革中的特殊演讲》,《陈毅与张茜》,《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绝世佳人——胡兰畦》,《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席琳《再说潘汉年》,单世联《革命人》,夏蒙《青春的誓约》,晓言《母亲抗战的故事》,茅盾《虹》,陈毅《早年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中共党史出版社《陈毅传奇》,陈干群《肖菊英芳影如生随处在》(《大地》2000年第五期),王淑芳《战斗在我校的地下党员》(《北师大校友通讯》27期),胡居成《陈毅和“分配的媳妇”赖月明》(《党史纵览》2005年第02期),《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 十大元帅的情缘-7 七、德高才茂自圣贤——罗荣桓 罗帅的逸闻趣事不多,病逝又早,留下的回忆资料也比较少,加上工作性质不够大众化,更没有个人“死党”为之宣传,所以一般民众对他的印象甚浅。若非毛泽东有一首《七律·吊罗荣桓》,恐怕只有专业人士才了解他的生平了。 荣帅1902年出生,十大元帅里比他年轻的只有林彪。他的名字取自《诗经》“桓桓于征”。17岁那年,在老家湖南衡山,由父母作主,娶了一位比他大两岁的结发妻子颜月娥。这个名字很美,倘若叫张月娥李月娥便俗了,名叫月娥而居然姓颜,何其雅也。1926年,他们生下一个女儿。但罗荣桓离家求学,一心投身革命,为了不连累妻小,他1927年写了一份离婚书,劝月娥改嫁。但月娥不听,(书中暗表:月娥心想,万一俺男人造反成功,遇见个真命天子,日后当了元帅捏?)她依然在罗家当媳妇,凭着一手好针线,将女儿罗玉英抚养成人。 罗荣桓(1902-1963)先后读过青岛大学和武昌中山大学,读的都是土木工程,但他为了革命事业而中断了学业。1927年在毛泽东著名的井冈山“三湾改编”中,罗荣桓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从此成为毛泽东最信任的干部。据说荣帅枪法比较差,跟毛泽东差不多——估计两人相距50米,对射三分钟,谁也不会受伤。但在军事上罗帅还是非常有谋略的。比如毛泽东著名的战术是“敌进我退”,罗荣桓后来在山东却大胆提出了一个“敌进我进”,成为反扫荡的典型战法。毛泽东曾公开讲,他最信任的两个人,一是罗荣桓一是邓小平。据王力回忆,毛泽东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邓小平也差不多。”老毛身上有江湖气,谁跟他一起患过难,挨过整,他就觉得谁是好人。 1937年5月16日,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35岁的罗荣桓在延安与23岁的红军女干部林月琴结婚。婚前罗荣桓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说:“好呵!没有家庭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你俩结婚吧,我一定要喝这杯喜酒。” 结婚那天,他们煮了一大锅面条,里边放了萝卜白菜和若干鸡块(老孔又写吃的东西了),勾引同志们闻香前来祝贺,谭政、张爱萍他们都去了。战争岁月,又危险又艰苦,他们的长子罗北屯、长女罗林都不幸夭折了。但二人不屈不挠,随后又生了罗东进,罗南下,罗北捷和罗宁,听听这串名字,多有气魄!百万大军四方征战的岁月仿佛历历在目。 (配图):罗荣桓与林月琴新婚 林月琴生于安徽金寨,是15岁离家的老革命,18岁任鄂豫皖边区儿童局局长。父亲也是老党员,但在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中被杀了。长征途中,林月琴当过妇女工兵营的营长,曾经三过雪山草地,实际上走了“三万五千里”。她曾有过一次极其短暂的婚姻,前夫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干部,二人结婚一个多月,林月琴去中央党校,前夫参加了西路军。西路军兵败覆没后,传说在战斗中牺牲了,别人才介绍林月琴跟罗荣桓认识。不料她的前夫是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牢,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后被中共营救回延安。林月琴闻讯几乎惊呆了,此事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特意请林月琴去谈话,说一切由你自己决定,“你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林月琴去见了前夫,友好地分了手,罗荣桓也去见了面,握了手,那位同志祝他俩“恩恩爱爱,永远幸福”。毕竟都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胸怀宽,境界高。从理性角度讲,这只能怪中国的命运太苦难和战争太残酷,需要革命者付出超过想象的代价。不过咱不谈理性,让我们这些在和平年代长大的人听起来,还是觉得太令人伤感了。 解放军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林月琴是全军唯一的女大校(叶群只是上校)。在外工作出色,在家里一面生了一大串孩子,另一面则操持着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的生活,其干练、贤惠、善良,有口皆碑。2003年她以89岁高龄去世时,职位是副兵团级。 (配图):罗荣桓60寿辰与林月琴 罗帅是十大元帅中的“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领导在军队中的地位。他资历最浅而学历最高。其为人之公,律己之严,都在子女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延续。2006年,罗东进中将发起“重走长征路”活动,影响很大。可是他曾经几十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因为他生下就被寄养在百姓家里,父母都不记得了,他每年只好跟小妹妹罗宁一起过生日。直到40多岁,原38军政委、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偶然查日记,才发现了他的生日是1939年2月14日。毛泽东评价人,往往都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唯独对罗荣桓,严严肃肃、清清楚楚地说了一个大长句:“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相处这么多年,就是一个罗荣桓,还有一个邓小平。” 确实,人们多知道罗荣桓是个卓越的政委,但很少知道他独当一面的大本事。抗日战争中,山东是中共唯一的全面控制了战略要点的省份,这全靠山东军区司令兼政委罗荣桓的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办事魄力。山东的整风运动,在罗荣桓领导下,只整风不整人,保护了所有的干部,连王若望这样的“自由化分子”都只是进行一下批评检查。罗荣桓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干部,敌人早就给我们审查好了。”这般深刻的修辞,只有毛泽东林彪邓小平等几人才能说出。毛泽东感叹道:“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还动员了几万兵,都是从山东动员的。”后人只看到林彪率百万大军入关,横扫大江南北,但林彪百万大军的班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山东。看看峻青和莫言的小说,也会知道山东的战争是多么残酷。在那样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抽出十万少剑波杨子荣那样的干部去开辟东北,才有了沃野万里粮山煤海的雄厚根据地,才有了几十万人高马大的东北小伙子参军,才有了三大战役和横渡长江,才有了遍布九州大地的山东干部。这当然首先是毛泽东的雄才伟略,但罗荣桓的创业之功也是至关重要的。 林彪晚节不保后,很多人想当然地把罗帅树为反林彪的先驱,其实林罗的关系非常铁,二人推心置腹的程度恐怕不逊于“刘邓”。罗荣桓去世后,林彪非常悲痛,题词写道:“良师益友”,后来别人说林总您现在地位这么高,这个写法不合适,他才换了。林彪是连毛都敢顶撞的人,只有罗荣桓的批评他才听得进去。有些半瓶醋学者看了毛泽东吊罗荣桓的诗,就以为“斥鴳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是扬罗贬林,这是党史知识和治学精神双贫乏的表现。罗荣桓一生只跟林彪合作过那么几年,而且合作得很好,这个比喻用于林罗,“每闻”和“长笑”都对不上。其实罗荣桓跟另外的人合作共事更多,矛盾斗争也多。抗战前期,到处都宣传王明,认为海龟派大师王明比北大图书馆勤杂工毛泽东要伟大,甚至喊“王明万岁”,只有林家兄弟、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罗荣桓等几个老毛的“铁粉”,力排众议,坚定地拥护毛泽东为核心领袖。罗荣桓在山东的工作和建国后的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欺负、嘲笑罗荣桓的人多了,凭什么非要墙倒众人推地死盯着林彪呢?即使毛泽东觉得林彪某些方面不如罗荣桓,也不至于贬低到“斥鴳”和“昆鸡”的地步吧?那么,诗里的草鸡和雄鹰分别指谁呢? 高岗没出事前,称赞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荣帅自己心中无私,所以也敢于在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之外另搞一套,比如不进行康生那么严酷的“抢救运动”,不参加彭德怀那么壮观的“百团大战”,还有公开反对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毛选”,就都是经典之作。可惜荣帅鞠躬尽瘁,把身体累垮了,从1942年就带病作战,46年切除一肾,建国后因病辞去总政主任等高位,老毛特许他开会时随意退场。1963年12月16日,罗帅辞世。当晚消息送到中南海颐年堂,老毛正在听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他让大家起立默哀。默哀毕,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天夜里,毛泽东吃了安眠药,但还是久久不能入睡,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此言透露出的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倚重,似乎明显超出了罗荣桓所担任的职务。康生那么大的学问、周恩来那么大的本事、朱德那么高的人品,他们去世时,毛泽东都没有那么深的痛苦。另外毛泽东与罗荣桓关系这么铁,二人却没有一张合影,可见罗帅在毛泽东内心的“人际座标图”上,必有不为人知的重要地位也。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12月),黄瑶《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回忆罗荣桓》(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张正隆《雪白血红》(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肖伟俐《帅府家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罗东进:重走长征路》(央视《面对面》),崔向华《罗荣桓和他的家人》(《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林月琴《有关毛主席和罗荣桓交往的片断回忆》,叶剑英《悼罗荣桓同志》,朱德《悼罗荣桓同志》,张乃军等《罗荣桓在费县》(山东费县网),《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刘秉荣《红一方面军纪实》(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十大元帅的情缘-8 八、长看春意在人间——徐向前 由于中国现代革命战争从南方开始的原因,开国将帅大部分是南方人。十大元帅,9南1北,而且9个南方人集中在两湖和川广四省。要是再加上“十员大将”的籍贯,就更不平衡,湖南6(粟黄陈谭萧许),湖北2(徐王),广东1(张),四川1(罗)。也就是说开国元帅和大将共计20人中,湖南9,四川包括重庆5,湖北3,广东2,只有1个是北方人。到了57位开国上将那里,北方人合计占了9名,而湖南1个省就占了19名。这个历史形成的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北方人要想出人头地,必须付出十倍的努力才行。所以作为唯一的北方元帅,徐向前(1901-1990)的奋斗历程,确实艰苦卓绝。 徐帅的面相一望便知,在十大元帅里是最苦的,根据“东博神相”,是个骑着毛驴举着拖布追老虎的命。他当年报考黄埔军校时,差点被怀疑是“抽大烟的”给拒之门外。蒋介石召见过他一次,也没看出他的本事,后来追悔莫及。徐帅的仗打得艰难,婚姻也十分坎坷。其实徐向前在军史上拥有多项第一,比如他是唯一把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三个最高军职全部当遍了的——相当于体坛的“大满贯”。他是黄埔一期的共产党里最高的将领,国民党悬赏他的人头是10万到20万大洋,跟朱德毛泽东一个价。他是红军时期最年轻的方面军总指挥,是指挥部队人数最多的红军将领,也是门生弟子遍布四个野战军的老帅,手下出过一个国家主席李先念和一个总书记胡耀邦,同时还是历经张国焘、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等几个时代都巍然不倒的老帅。他指挥的反六路围攻,8万人抵挡20万,消灭10万;晋中战役,6万人歼敌10万;太原战役,10万人攻破13万人坚守的古城。如此惊人的战绩,林彪粟裕刘伯承也要佩服的。可惜宣传不够,人们多以为他仅仅是靠着黄埔军校和四方面军的老资格评上元帅的。所以千万不要被徐帅表面的“苦相”给迷惑了,他心中自有一份雄韬伟略,更有一份浩荡的“春意”也。 徐帅1901年生于山西五台,跟陈毅同岁,本名徐象谦,乳名银存。父亲是个晚清秀才,在村里教学堂。20岁那年,由父母包办,他在老家娶了文雅勤快的朱香婵为妻,那时徐象谦在阎锡山办的学校里担任教员,月薪20块大洋,小康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两年后生一女孩,取名松枝。孩子周岁,朱香婵不幸病逝。此时,徐向前失了业,离家投考黄埔军校,随即孤身转战,四海为家。松枝由爷爷奶奶抚养成人后,被聂荣臻接到延安,培养为一名军医。 1929年,已经学成一身韬略的徐向前来到鄂豫皖苏区,大展军事才华,很快成为令国军胆寒的名将。一次战斗中,他跳崖摔伤了腿。养伤期间,经人介绍,与湖北黄安的18岁女红军程训萱于年底结婚,两人非常恩爱。程训宣是金寨县委书记,3个哥哥1个弟弟都参加了革命。她大胆泼辣,说话爽直,徐向前曾经说她“嘴边没个站岗的”,劝她谨慎。 1932年,程训宣在张国焘的“白雀园肃反”中被处死,年仅21岁,徐向前心痛欲绝,但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后来西路军全军覆没,徐向前化装成小贩,几乎是一路乞讨,只身逃回延安,遇见耿飚前来接应,他叫了声“耿飚”,眼泪就下来了。但出人意料的是,九死一生的徐向前见了八路军副总彭德怀,从身上掏出10多个金戒指,说:“这是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那段路已走完了,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全部交公。”这就是那时候的共产党人,即使经受了再大的冤屈乃至迫害,也对革命痴心不改,借用一句诗来形容:“敲碎了,我片片都是忠诚!”毛泽东对徐总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不过在婚恋问题上,徐总却长期心灰意冷。他怀念冤死的妻子程训宣,对亡妻的母亲汪秀芝终生尽孝,照顾到老。直到建国后,他也不忍把程训宣的死讯告诉老人,经常对汪秀芝说,训宣的工作又调动了,所以不能见您。从北京调到陕西,又调到青海,再调到新疆,最后调到了苏联。善良的老人始终相信这个朴实的女婿,直到1972年,汪秀芝以96岁高龄辞世。临终前,老人看着徐帅给她剥开的桔子,微笑着流下了眼泪。她拉着徐帅的手说:“向前,你是个好心人。训宣跟着你,我死也放心了!”孔老师看到这段材料时,差点掉泪。 其实一直有不少红军女官兵喜欢徐向前,而且他手下还曾经有一个“妇女独立团”,一千多个活泼健壮的姑娘,葱茏青翠,可徐帅就是始终提不起情绪。听说有的干部没事去妇女团瞎转悠,他对妇女团政委张琴秋(陈昌浩夫人)大发雷霆说:“你那团是战斗队,不是老婆预备队。妇女团应作个规定,不准谈情说爱,不准男同志去团里乱串,不准结婚,不准……”结果妇女团都说徐总是个“怪人”,是“封建脑瓜”,“看见妇女就苦苦个脸”。 直到1940年,徐总到山东工作时,才经劝说与女干部王婧结了婚,生有一女,取名徐鲁溪——建国后到中科院物理所读研究生,曾任国家信息中心主任。三年后徐王二人因感情不合分了手(一说因为王不想再要孩子)。徐向前从山东调回延安,先是落马负伤,后是身染疾病,变得更加落落寡欢。据东博书院心理二所专家分析,徐帅属于老成持重型,不喜欢那些啥也不懂啥也不会就知道疯跑疯玩的黄毛丫头。 (配图):徐向前与黄杰 直到1946年的“五四”青年节,经一些“老大姐”说合,45岁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副司令兼参谋长徐向前,与36岁的延安保育院院长黄杰喜结良缘。婚礼的仪式很另类,先是打扑克——当时延安最高级的游戏,接着杀了一只鸭子大吃一顿(孔老师对这个最感兴趣),然后就共入洞房了。黄杰,湖北江陵人,也是资深老革命。少女时代为逃婚而离家出走,是徐向前20年代在武汉军校的学生,跟著名女烈士赵一曼同学。她1928年入党,十几年出生入死,是一位拥有传奇经历的女英雄,在上海跟着周恩来干地下工作时曾被捕入狱,经宋庆龄援手免于重判。被捕前,黄杰与中共重要领袖曾中生结婚,不久曾中生被聂荣臻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特委书记,与徐向前成为战友,可不幸于1935年也在张国焘的肃反中被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相似的痛苦经历,使徐向前和黄杰成为肝胆相照的终生夫妻。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徐小岩和徐小涛。徐帅很喜欢孩子,有时候给他们拉胡琴。每当此时,徐鲁溪就嚷道:“爸爸又在杀鸡哩!”徐帅听了,开怀大笑。黄杰建国后在纺织部管人事,2007年以97岁高龄去世,遵其遗嘱,徐帅后人将部分徐帅骨灰与黄杰的一道,撒入长江。 徐帅前半生颠沛流离,不过名字改得好,从“徐象谦”改为“徐向前”,“慢慢向前”。到了后半生,就越走越平坦,真如毛泽东说的“有鸡就有蛋”了。徐帅的五台老乡、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对徐向前是十分器重的。1937年国共合作,他遇见徐帅,十分亲热地说:“向前,你可以回家看看,我对你家人怎样,我可不是蒋介石,六亲不认,我阎某人是对得起乡亲的!”孔老师去过五台,也去过阎锡山抗战时苦心选择的驻地“克难坡”——万一顶不住日军,过了黄河就是陕北——深切感受到阎老西对家乡的一片丹心。阎锡山曾经慨叹曰:“我山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如果这两个人都为我所用,我就可以统治全中国,可惜他们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这个阎老西也是死脑筋,那你咋就不会也跑到共产党这边来捏? 其实徐向前文才也不错,兴趣广泛,他爱唱戏,懂摄影,喜读书,会乐器,能缝补,善手工,还喜欢练书法,长征路上还养过一只猴子,并且是十大元帅里唯一会织毛衣的,简直跟上海男人有一拼了!老人家80多岁写的《忆响堂铺之战》很有气魄:“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扑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弹指一去四十载,长看春意在人间。”这股精神,不禁令人想起一句著名的戏词儿,恰好用来结束此文:“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11月),耿飙《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元帅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晓亮、文军《开国元帅徐向前三次婚姻之谜》(《温州晚报》2006年9月17日),创民、于泽《徐向前元帅与夫人黄杰》(1999年2月《大地》第86期),张麟,马长志《中国元帅徐向前》(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01月),《徐向前元帅夫妇骨灰昨撒入长江》(《人民日报》2007年7月2日),梅世雄、徐壮志、李大伟《王泉媛:九死一生女团长》(《北京青年报》2004/08/12),张麟《徐向前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王树声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崔向华《徐帅和他的家人》(《解放军报》2001年11月5日),戴敦峰、鞠靖《一支钢笔做嫁妆》(《南方周末》2006年9月14日),肖伟俐《儿女眼中的布衣元帅徐向前》(《扬子晚报》2007年8月14日)。 十大元帅的情缘-9 九、福寿双全智慧深——聂荣臻 上面八位老帅,都有过两三次以上的情缘,其中朱彭林陈均为6次。瞻仰至此,大家或许以为,伟人嘛,肯定个保个的浪漫呗。但说到聂帅,那就比较例外。毛泽东两次说过:“聂荣臻是个厚道人。”毛主席说话,神机莫测,咱也不知他为啥说聂荣臻(1899-1992)厚道。但仅就婚恋这个问题来看,聂帅是十大元帅中最少“花絮”的。他跟罗帅一样,除了一次身不由己的旧式婚姻之外,就只有一位革命夫人。而关于聂帅元配夫人的情况也很少,孔老师拿出我们北大中文系老领导胡适先生的考证功夫,去年才查阅出,她名叫龙升贤(好大气的名字),品貌端庄,大约是1919年结婚,无子女。不久聂帅就去“洋插队”了,未再回去看她。龙升贤奉养公婆,并精心保存聂荣臻的用品,等老公的队伍得了天下,就把这些文物都献给了朝廷。建国后老人家由政府照顾,聂帅也每月给她寄钱,生活得比较安逸。晚年家里挂着聂帅的戎装照片,聂帅的孩子曾去看望过,1988年去世。所以虽说“花开两朵”,咱也只能单表一枝了。 (配图):聂荣臻同学在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化工系聂荣臻是十大元帅里最后辞世的,他资历深,职务多,退休晚,寿命长。他可以搞政治、搞军事、搞特工、搞建设,差不多是个跟耿飚一样的多面手。在中共党史的每个重要时期,都有他的名字。特别是获得元帅称号后,还能够立下“两弹一星”这样的功勋,这是其他元帅都比不了的。只是因为聂帅的很多重要战役都是跟林彪一起打的,光辉不免被林彪遮掩了。有些林彪的铁杆粉丝,对聂帅也颇有微词。聂帅的回忆录,确实集中批评了林彪。但要考虑到,那是80年代写的,当时林彪的公众形象是个不学无术的“大坏蛋”,聂帅在那种氛围下,必须跟林彪“划清界限”,但他还是分散地讲了许多林彪的功绩,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说那种回忆录多是秘书们执笔的,细节都难免有出入。比如聂帅没有参加过“二月逆流”,回忆录里却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其实林彪江青都跟聂帅没那么大的对立。林聂红军时期合作过4年,时间上超过林罗,为共和国打造出最王牌的一支御林军。抗战初期合作过两个月,就打出个振奋国威的平型关,胜利之夜,林彪和聂荣臻高兴得一宿睡不着,两个平时寡言少语的将领,在炕上一直聊到天明。解放战争他们又合作过两个月,打了个恩威并重的平津战役,这天下就基本归共产党了。网上有些军事迷,其实没读过几本正经书,更连治学的基本规则都不通,就在那里独吃了凤凰蛋似的相互指责不懂历史,每每令人苦笑。实事求是地讲,林彪的军事才华包括治军思想,那是古往今来没有几个人能比的,无论怎么抹黑都抹杀不掉的。可评元帅并不是评“杀敌模范”啊。孔老师认为,元帅是资历、战功、职位、党性和声望这五大要素综合评价的结果。正如现在的评职称,不能光看谁发表的文章多,也不能光看谁的名气大也。林彪的战功,应该有三分之一属于罗帅和聂帅的,这既对大家公平,也无损于林总。 还有的朋友列出聂帅打过的败仗,来说他军事上不行。我们看雄鹰不能只看它飞得低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看它飞过多高。败仗谁没打过?不论贺龙陈毅徐向前,还是林彪粟裕刘伯承,哪个没打过败仗?连朱老总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战役,都有败得灰头土脸的时候(以后孔老师要专门写写共军的败仗)。胜败不能只看次数,关键性的一次胜仗,可以抵消普普通通的十次败仗。十次全运会冠军,也不如一次奥运会冠军吧?沈从文很多小说写得很差,有的连句子都不通,但有了《边城》那么几篇力作,不就是大作家了吗?刘邦几乎败了一辈子,垓下一战胜了,不就成汉高祖了吗?聂帅跟林彪一起打的胜仗咱不论,光说1939年他指挥杨成武等人打的雁宿崖黄土岭一战,歼敌1500多,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日本举国震动,下半旗致哀,这一仗论漂亮、论战果、论影响,都不在平型关战役之下啊。1940年的百团大战,聂帅所部就先后出动了39个团。也就是在这次大战中,救出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儿,诞生了聂荣臻与美穗子“将军救孤女”的感人佳话。聂荣臻当晋察冀司令时,部下对日作战共达1万7千余次,歼敌23万多,就算败过3千5千次,不还有一万多个胜仗吗?要论大规模战役,聂帅47年的经典之作“解放石家庄”,也被誉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此前共军大规模歼敌主要靠运动战,那时候林彪还处在败走四平的阴影中,离粟裕的“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也还有将近一年哪。话扯远了,实在是因为聂帅在婚恋方面没多少情缘可说也。 (配图):聂司令与战火中救出的日本孤儿美穗子 聂荣臻抢在20世纪的前三天,出生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在江津中学保留的操行考查簿上,记载了当年的老师们对聂荣臻的操行评语:容仪——衣服朴素;动作——活泼,上课专心;言语——不欺、温和;品质——天性温和;智力——记忆力强;感情——进取;意志——坚固。这些特点可以说持续了聂荣臻整个一生。 咱们长话短说,1919年底聂荣臻到法国勤工俭学,22年转到比利时,23年加入中共,24年去莫斯科,25年回国,马不停蹄地就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看人家这进步速度,相当于一年拿下一个博士啊。聂荣臻总是“影绰”在核心领导群的背后,不大引人注意。其实他长期在中共的实权领袖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地位十分重要。对一个领域的名人,要了解到前十名之后,才算是入门也。 1928年初春,担任广东军委书记的28岁的聂荣臻在香港给干部们上军事课,突然觉得那位18岁的河南信阳姑娘、党的机要交通员张瑞华(1909-1995)同志非常可爱,于是就找小张,说是要“谈谈”。孔老师敬告天下女青年:凡操巴蜀地区方言的男性找你,慢悠悠地号称“谈谈”,务必当心,一个不小心就谈进他的龙门阵里去啦!倘若东北男人找你“谈谈”,则尽管放心,顶多是求你替他保管500万现金而已——刚从银行抢出来的。聂书记跟小张这一谈,就谈了半个多世纪!什么叫浪漫?革命就是最大的浪漫。在白色恐怖的屠刀下,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凭着共同的信仰和直觉的信任,两人一诺千金,一谈即合,一个闪电般的结合,却使他们生死与共了64年!没有媒人,没有聘礼,也没有仪式,只有周恩来到他们的秘密小巢拜访了一下,就算是历史的见证人了。如今咱这些口称爱情,12个小时就互不相认的新鸳鸯蝴蝶们,可堪一比? 不过莫要以为在香港工作,日子就安逸,那时候香港很穷,只有一条有轨电车,比上海天津都差多了。聂荣臻还算是个大领导,每月只有十几块钱——当然比苏区的陈毅他们还是阔多了。他穷得只有一件衬衣,晚上张瑞华给他洗了,白天再穿。有时候在电车上被特务或叛徒认出了,还得跳车逃命,售票员以为是逃票的,免不了还要痛骂几句,生命与人格双重受辱。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哪。 1930年,他们在上海生下一个女儿,因为当时聂荣臻化名做地下工作,所以孩子取名李丽。不久聂荣臻去了苏区,3岁的女儿跟母亲一起被抓进了监牢。出狱后张瑞华也去了苏区,孩子寄养在市郊一个讨饭为生的老婆婆家里。从此这个5岁的女孩子历尽艰辛,“为了生活,出去当雇工,带孩子,洗衣、做饭、锄草、放牛、喂猪、种地、割麦、插秧、纺棉线,什么活都干过。”直到抗战胜利后,16岁的女儿才重新见到了父母,才开始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苦难的童年可能毁掉人,也可能磨炼人,那么这个孩子后来呢? (配图):聂荣臻与张瑞华 聂荣臻负责山西地区的工作时,毛泽东曾经戏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书中暗表:如果聂荣臻和鲁智深合为一人的话,那不成了“聂鲁达”了吗?)鲁智深粗中有细,大彻大悟。聂荣臻长寿直追刘伯承,耄耋之年仍头脑清醒,85岁还写下一首《忆平型关大捷》:“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虽不合格律,但水平要比林彪高出一截。聂帅逝世前一年还指示陈希同张百发搞好北京地铁建设,别他娘的连3号线还没有呢就弄出个13号线欺骗人民。 提到聂帅跟张瑞华64载的“超金婚”,居然毫无“绯闻”,海内外各界名人无不佩服。聂荣臻的父亲给他取了一套好名好字:聂荣臻,字福骈,乳名双全。聂帅戎马一生,激烈的战斗中多少次亲历险境甚至绝境,却基本没受过伤,红军折损过半的湘江大战,敌军冲到了司令部,他跟林彪命悬一线,也只是被流弹擦伤了一下脚,照样走路,从四渡赤水到雪山草地。他搞地下工作从南方到北方,几次差点被捕,却吉星高照,全部逃脱,因此从来未被怀疑过动摇叛变之类。最后又是以93岁高龄于睡梦中飘然仙逝,你看人家这一辈子过的,确实是荣福双全也。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12月),《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聂荣臻青少年时代》(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马京生《成如容易却艰辛》,周均伦《聂荣臻年谱》(人民出版社1999年),周均伦《聂荣臻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07年1月),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赵延章《聂荣臻元帅的故事》(新蕾出版社1986年6月),朱少军、王晓阳《征程军魂:长征中的著名将领》(中共党史出版社),祁福管《聂荣臻青少年时代》(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日本战争遗孤美穗子再次来京》(《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08月25日第四版),姚远方《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1980年5月28日《解放军报》),《聂荣臻元帅纪念集》(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 十大元帅的情缘-10 十、羽扇纶巾定乾坤——叶剑英 十大元帅殿后的,就是中国现当代史上谁也不能不说谁都想说但是又谁也说不清楚的叶剑英(1897-1986)了。幸好咱只谈情缘,马马虎虎可以敷衍成篇,要是谈别的缘,孔老师自认能力不够也。 说起叶帅,毛泽东对叶剑英的两句评价可能太有名了:“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朋友们或许以为叶剑英如此严肃谨慎,恐怕在情缘方面只有一位夫人甚至一位也没有吧?那可是大错特错!十大元帅平均婚恋4.9次,全仗着咱叶帅这个“最高分”呢。别忘了,叶帅可是十大元帅里最酷的帅哥啊。用叶帅家乡的广东话讲,“衰锅”系一定离不开“霉铝”的啦。 网上很多军迷都说叶帅风流,“叶剑英”这个名字也给人“英俊小生”的感觉。他的养女、著名作家戴晴说:“世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绯闻,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近天方夜谭。”但孔老师认为,桃花运破空扑来之际,就是佛祖也挡不住。十大元帅总体来说,感情方面吃了很多苦,不是情侣牺牲,就是生离死别,当个元帅咋就那么倒霉呢?总得落实到某位身上补偿补偿吧。再说叶帅感情经历丰富,不等于他就没有痛苦和寂寞啊。直到叶帅去世已过20载的2007年,日本北海道还出了一个大骗子,冒充叶剑英,骗得2500万日元,被东京法院判了4年徒刑。叶帅倘若九泉有知,一定会哭笑不得吧。 叶剑英1897年生于广东梅县小商之家,属于客家人,因此跟俺们北方人有缘分。他18岁中学毕业时,写下“成则为周武三千,败则为田横五百,可常可变,可生可死”的壮语,既透露出岂甘人下的不凡之志,又表达了进退两可的人生智慧。据说他早年有桩包办婚姻,一无子女,二无音讯,估计跟其他老帅的原配情况大同小异,咱就不多八卦了。值得当今青少年记取的是这样一句话:“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大丈夫何患乎文凭!”同理可证,大丈夫又何患乎原配不原配呢? (配图):1921年的叶剑英 1924年初,叶剑英在广州与医务工作者冯华结婚。当年11月,生下长子叶选平,后又生了长女叶楚梅,名字都取得很漂亮。那时候叶剑英追随孙中山,在国民党内和黄埔军校担任要职,当过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师师长及第四军参谋长等。曾经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可以佩剑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二人关系相当铁。但发觉蒋介石依靠大款仇视工农的反革命面目后,叶剑英毅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人生也经历了极其重大的转折。 1927年,30岁的叶剑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率领教导团进行了广州起义。就在这一年,他娶了不到18岁的教导团女战士曾宪植(1910-1989)。曾宪植一是美貌,年轻时有人夸张地誉为“美若天仙”,二是名门之后,高祖曾国荃就是曾国藩的弟弟,率领湘军攻破天京的“九帅”。美貌加上名门,人生难免要倒几回霉。曾宪植两次被捕,第一次在上海,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第二次在日本,鬼子查出她是曾国藩后代,马上让她“开路开路的”。她1931年与叶剑英重逢,本来二人要共赴苏区,但顾虑到一对帅哥美眉同行,路上肯定不安全,阿曾遂改去了香港。1937年叶曾再度见面,但阴差阳错,又劳燕分飞。二人生有一子,即叶选宁将军(总政联络部长)。曾宪植是曾国藩家族中第一个共产党员,按“孔孟颜曾”叙谱之辈分,长孔老师一辈也。上次孔老师说,倘若不反对封建礼教,中国的辈分就乱不堪言也。有些无知老男人不懂俺的意思,以为俺又吹嘘自己是孔子后代,其实这些男人如此重视并气愤人家是谁的后代,才是充满封建落后的阴暗心理也。要是按照封建辈分,孙中山就是蒋介石的大舅子,曾宪植则是孔祥熙的祖奶奶。大作家茅盾原名沈德鸿,他的夫人本来是孔家令字辈,茅盾非让人家跟自己这个“沈德鸿”同辈,取名“孔德沚”,如果不查史料的话,很容易误解她比孔祥熙小两辈,再排下去,成何体统。孔仲尼先生活着时,哪里会想到后世弄出这么多麻烦来?辈分跟字体一样,既要尊重传统,也要因时简化,一个民族才能万古常新也。试想一群白发苍苍的长者给一个年纪轻轻的后生下跪磕头叫爷爷,一个字多达三十四十个笔画,这样的规矩不该“改革开放”吗? (配图):30年代曾宪植在香港 话说远了,回到曾宪植,她父亲曾昭和,正宗的“昭”字辈,她是“宪”字辈。她的下一辈是“庆”,即“曾庆红”这一辈。重庆出版社有本《曾国藩家族》,写得清清楚楚。研究历史深入不到这个层次,就敢胡说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啊,繁体字简化字啊,全是胡扯。对于曾国藩,蒋介石和毛泽东均十分推崇。1949年开国大典,搀扶宋庆龄毛泽东朱德走上天安门的就是曾宪植——当时江青也想上去,级别不够,被警卫给拦住了。曾宪植还任过邓颖超秘书,建国后一直做到全国妇联副主席,曾经到我们哈尔滨视察过。 1937年,40岁的叶剑英担任八路军参谋长,在延安与长征女干部、32岁的危拱之(1905-1973)结婚。危拱之出身于河南信阳的书香门第,多才多艺,革命资历很深,1927年广州起义时就曾率领黄埔军校女生跟随叶剑英的教导团一起战斗。二人婚后各自忙碌,没有子女。危拱之四处奔波,出生入死,二人的婚姻显然无法维系。危拱之后来担任过赤峰市委书记,1973年病逝。(一说二人没有正式结婚) (配图):猜猜哪位是危拱之? 1939年1月,叶剑英任南方局常委。1940年,与南方局机要员吴博结婚。吴博毕业于吴淞中学,原来在新四军军部工作,因为南方局缺少速记员,1939年2月周恩来到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后,特意从新四军速记训练班要了两人带回重庆红岩办事处,其中一个是支部书记吴博,另外一个是方卓芬,当年嫁给了《新华日报》编辑、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1906-1988)。叶帅与吴博结合后,日子过得紧张而愉快。叶剑英曾亲自下厨,做了他拿手的广东狗肉来招待工作人员。1941年,吴博给叶帅生下女儿叶向真,即著名影片《原野》的导演凌子,凤凰卫视近年对她进行过专访。 1948年末,蒋家王朝大厦散架,林彪聂荣臻百万大军把北平围得风雨不透。叶剑英抵达北平南面的房山县良乡,准备接管北平。新中国首任“京兆尹”即将出场,总得冲冲喜吧。在这里,他与华北“军大”学员李刚结婚,生子叶选廉,女儿叶文珊。1955年因感情不合,二人离异。以上为叶帅正式的6位夫人,在国家正规的出版物中均可查到。 此后30年的漫长岁月,因为生活和情感的需要,据说叶帅身边还先后有过三位女性(参见戴晴的有关叙述),其中最后一位比叶帅年轻将近60岁,超过杨振宁老师与翁帆同学的落差。但跟翁帆不同的是,这三位女性都没有名分。由于具体资料不是来自正规出版物,恐怕道听途说有所不实,此处就不再展开。让我们看看局内人戴晴的感叹: 他或许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经历,但那结局在常人看来,也许稍嫌寂寞了一点。这个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激情,也一直为她们所眷爱和景仰的人,在他“辉煌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边。 叶剑英文革前肩上的担子比较轻,文革开始后,得到毛泽东的一再提拔,进入政治局常委,位高权重,敢于跟江青拍桌子,把手都拍伤了。林彪出事、恩来病重、小平翻车后,叶帅更是独挑大梁,但又妙在不动声色也。最后当到军委实权副主席,坐镇中南海,一举擒拿王张江姚等4位顾命大臣,万国为之震颤。华国锋以龙位相让,叶帅却不居功,忠心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保驾护航,又保举邓小平东山再起,才换来了今天中国大地的多姿多彩和广东人民的幸福生活。唉,千言万语,也评价不透这样的伟人啊。 叶帅病逝后,政治局讨论参加追悼会的亲属名单,在聂帅的力主下,叶剑英的7位健在的遗孀均未参加,这就免去了很多麻烦,聂帅确实是个“厚道人”也。针对社会上好奇者的传闻,叶选平同志还专门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这并不是我们做子女的意见,而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们这些子女,至今仍同这七位女性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此看来,叶帅“艳遇”虽多,但是一清二楚,连中央都知道。叶剑英虽无独当一面的赫赫战功(晚年指挥过西沙之战),但他也就没有派系问题,属于坐镇中央的“军机元帅”(不过长征中也负过伤),所以毛泽东才非常信任他。叶剑英除了资历老、地位高之外,每每在历史转折关头以连环妙手四两拨千斤,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成了他一生的绝活。 叶帅为人有风趣,谈吐有文采,诗也写得蛮好。毛泽东曾说“剑英善七律”,让陈毅向叶帅学诗。叶帅晚年写的“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曾经是我中学时代的座右铭之一,激励我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他的政治智慧在十大元帅里是冠绝群雄的,在个人感情问题上,也必然是井井有条,多而不乱,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的。党史专家温相先生说:“据我所知,叶帅在私生活上是比较严谨的,至于网上说的那些个东西那是站不住脚的,也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的。……叶帅的多次婚姻只能是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而不能说明其他的什么问题。”这个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薄一波称赞叶帅是“老不糊涂”,此话大有深意也。 十大元帅全部活到60岁以上,8人超过70岁。在3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平均寿命达到80.1岁,其中5人活到89岁以上,除了革命军人旺盛的生命力和晚年较好的医疗保健之外,跟他们身边的女性恐怕也有密切的关系。谨以此文,向所有的新中国开国功臣,以及滋润过他们心灵的那些英魂,表达敬意。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月),《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成晓军《曾国藩家族》(重庆出版社2006年),戴晴《我的四个父亲》(联亚出版社1994年7月),《萦思录——怀念叶剑英》(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鲁明《初识许涤新》(《红岩春秋》2004年第04期),方卓芬《真挚的关怀》(《一代伟大的女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范硕《叶剑英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日本男子冒充中国已故领导人叶剑英行骗被判刑》(《中国青年报》2007年7月14日),丁抒《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当代中国研究》季刊2006年第3期) 十大元帅的情缘-附录 十大元帅情缘表 (孔庆东制) 10元帅婚恋情缘对象(共49人) 朱德:刘氏萧菊芳陈玉珍贺治华伍若兰康克清 彭德怀:周瑞莲月月红刘坤模女作家女记者浦安修 林彪:童养媳汪静宜陆若冰张梅孙维世叶群 刘伯承:程宜芝吴景春汪荣华 贺龙:徐月姑向元姑胡琴仙蹇先佛薛明 陈毅:无名女胡兰畦张女士萧菊英赖月明张茜 罗荣桓:颜月娥林月琴 徐向前:朱香婵程训宣王婧黄杰 聂荣臻:龙升贤张瑞华 叶剑英:元配冯华曾宪植危拱之吴博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