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故事1我穿墙过去》 第1章 vol.1 december 2015 1 noonstore 正午故事 我穿墙过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一个执拗的低音 《正午》创办的时候，媒体正四处唱着哀歌。在政治、资本的意志下，纸媒关闭、紧缩，新媒体看似时髦却总是焦虑于盈利模式，媒体人纷纷转型，更常见的词是，创业。频繁变动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临时状态：走一步，看一步。如今这种状态更为焦灼。在这样的氛围中，《正午》存活下来，并赢得好评，实在很难说清多大程度上是读者厌倦了喧哗，因此辨认出了一个“执拗的低音”？ 创办《正午》的几个编辑、记者，之所以留在媒体的逆流，除了别无所长，还因为我们都着迷于非虚构叙事这门技艺——在现实生活、作者和读者之间，制造出一个文字的场，三者互相牵引，紧张又优美。这一制造的过程，从发现选题、采访、研究、写作、编辑到面对读者，现实感和创造性融于一体，很有挑战，也很有乐趣。 由此产生的文体，我们简单地称为非虚构，而不再缠绕于此前的纷繁命名，纪实、特稿，等等。这意味着，只要没有事实层面的虚构，只要是好的写作，不拘任何形式。说到底，最重要的是你为读者讲述了什么，是否言之有物，又是否寻找到了合适的形式。而情书、墓志铭、学术散文、一次谈话、一段口述，都可能是充满理解力、感受力，在宽广层面的非虚构写作。 这种命名也解放了媒体逐渐建立起来的选题等级：官员、商人和热点优先，成功者的故事优先。有时，我们会捡起其他媒体弃而不用的选题，它们或者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够重要”，或者是“不像新闻”。尽管这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尽管写作者对题材充满感情，但是因为不“主流”，就有不被讲述、进而被遗忘的危险。历史的书写，从来如此。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曾经讲述自己为什么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母亲的表弟曾经顽强地抵抗纳粹突击队，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和其他抵抗的民众“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格拉斯决心让他活在自己的写作里，在他作品的碎片中，到处长眠着母亲心爱的表弟。 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最主要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个变种）。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本书所收录的，就是这些尝试的例证。 《正午》郭玉洁 写给《正午》的话通往写作的路径 特写裸体朋克 最后的文学青年 两个乌托邦人 阴阳人 随笔老师阿明 上海小风月 扑通扑通 视觉平行故事 个人史冯远征：我穿墙过去 访谈项飚 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 何伟 我总是被异乡人吸引 第2章 故事诗人出差 嗜酒者 写给《正午》的话 我给那些想要写作的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离开家。 ——保罗·索鲁 通往写作的路径 文_何伟（peter hessler） 译_黄昕宇 一 1991年春天，我在普林斯顿读大三时，选修了一门非虚构写作课程，老师是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那时，我读的是英语文学，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因此也上了一些虚构写作的课程。在那之前，我对非虚构没什么兴趣，也从来没有在校刊上发表过任何文章。关于写作，我所喜欢的那些东西——人物性格、幽默感、营造场景氛围——在传统的新闻范畴里似乎没有位置。但约翰·麦克菲很有名，他在《纽约客》写过许多题材各异的文章，从环保主义、体育到地质地理，都有涉猎。他几乎每年都出一本新书。而他在普林斯顿开设的这门课程，口碑非常好，对年轻作家很有影响力，因此我报了名。 这堂课限定人数十六个，每周交一篇习作，麦克菲会亲自批改。在我的读书生涯中，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批改的作业。他用铅笔批注，左手书写，字迹很密；他把不合适的字眼划掉，把需要重新组织的段落勾画出来。他还在空白处写下长长的评语。他从不打分——不同于普林斯顿的绝大多数课程，他的课是没有成绩的。但如果你已得到了麦克菲的关注，这些就无所谓了。常常是交上一页三十四行的稿子，一周后发回来，有二十行都被画上批注。有一次，我写了350个字，其中80个字被标注出来，空白处还多了另外90个字评语。 这些评语也和其他老师所说的截然不同。“这里头可织不出锦绣来（you can’t make a silk purse out of this）。”在一个不可救药的坏句子旁边，麦克菲写道。另有一次，我用形容词和从句堆砌了一段话，他写道：“把嘴里那些小石子吐出来再说话。”在一篇人物特写中，我在两句话里四次使用了主角的名字，麦克菲写：“听听，这人的名字响得跟马蹄声一样。变一下，多用代词。”他有时候无比直接。有一句评论是：“这类东西啰唆得令人抓狂。”另一句很简单：“拙劣的小聪明。”有时他只在空白处写一个大写的单词，还加上了下划线：“《新闻周刊》。” 第一次看见这个词，我不太确定这是什么意思。《新闻周刊》是好，还是不好？毕竟我父母也订阅这份杂志。于是在两周一次的师生单独见面时，我问他：“‘《新闻周刊》’的意思是，那是个好句子，还是个坏句子？”他很明确地说——不好，“《新闻周刊》”不是出色语句的标志。在麦克菲的世界里，传统的新闻写作是应该避免的，而非去效仿。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受到表扬，他会在我作业的某些语句边上写道“没错”，或“啊哈”，或者“一个闪光点”。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的写作完全可能兼具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找出自己的薄弱之处，并试着改善。我一直有重复词汇和短语的倾向，但此前从没有老师留意到这点。在某一份习作的末尾，麦克菲写道：“你必须注意你的段落写作，去掉不必要的重复，让叙述更紧凑。你要仔细审读你的作品，检查出那些散落在各页中的重复。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 在那堂课上，我第一次意识到，写作真的是一门手艺。我们总习惯把优秀的写作当成一种天赋，有时人们会说，写作是不能教的。但事实上，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曾经很糟，都曾写出充满缺点和恼人瑕疵的平庸文字。他最终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找到了让自己进步的方法。麦克菲的课程结束后，他的话一直伴随着我：“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必须依赖自己；我不能指望编辑或其他人来帮我改进自己的作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麦克菲的评论促使我在写作时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因为这能帮助我避免重复。这也使我得以倾听行文的节奏：当我听到自己正在写的文字时，我对一个句子如何与下一个句子相互作用、一个段落如何受到前后部分的影响，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大声朗读的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当我写作时，我时不时地朗读出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正因如此，我只能在房门紧闭的屋子里独自工作。我无法在咖啡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写作，否则会打扰别人。） 更重要的是，约翰·麦克菲的课教会我以职业的态度和方式动笔——写作不再是一项学业练习，而是真正变成了我的谋生方式和激情所在。我还体会到，非虚构写作的每个环节，都和写小说一样迷人而有趣。当麦克菲的课程结束时，我依然认为自己将会成为一个小说家，但我的某些兴趣点已经开始转移了。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开始作为自由撰稿人写一些非虚构的文章，并一直持续到研究生阶段，赚来的稿费正好支付我旅行的花销。在我加入“和平队”到中国之前，我已经在《纽约时报》和其他五六家报刊发表过文章了，我也因此意识到，我的未来可能在非虚构写作。事实上，我最后一次写虚构类作品是在涪陵当老师的第一个学期。我写了个短故事，并把背景设置在我的家乡密苏里，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篇足够像样的作品。但一写完，我就意识到：我何必身处涪陵，却编造关于密苏里的故事呢？中国的现实比我虚构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更有意思，更吸引人。自那以后，我的路径已定——我决定专注于非虚构写作。 二 给年轻写作者提出建议，从来就不容易。作家的成长途径各不相同，大家从不同的方向进入这一领域；这不像学医的，进入医学院是一条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作为一个美国人，给中国的年轻写作者提建议就更难了。我想强调的是，对我有效的那些方法，对其他人不一定有效，每一个学习中的写作者，都必须找到自己独有的成长路径。当我谈起约翰·麦克菲的写作课时，我自然清楚，绝大多数有抱负的写作者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但重点在于，很多人可以找到替代者。如果你在大学里有机会跟一位优秀的写作老师学习，或者，如果你遇到一位很棒的编辑，仔细听听他们的建议，抓住一切机会。多和你认识的作家聊聊他们的作品。如果你没法找到一个老师，那就从你所读到的一流文章中学习。这也是我写作教育中另一个关键的部分——我经常购买那些我欣赏的作家们的作品集，研究他们的文章，弄明白那些故事是如何结构的，他们又如何把握叙述的声音、腔调和节奏。约翰·麦克菲有一些精彩的选集（the john mcphee reader也许是其中最有用的），琼·迪迪恩（joan didion）的随笔集也很出色（slouching toward bethlehem， the white album）。我还会推荐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约瑟夫·米切尔（joseph mitchell）和苏珊·奥尔琳（susan orlean）的作品集。 虽然每个写作者都要找到自己的路径，但也有一些经验可能是通用的。首先，作家的成长期通常很长。年轻时，你很难认识到这点，但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也许是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事。这个领域需要持之以恒。总有一些人迅速成功，在二十几岁就已是很成熟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杜鲁门·卡波特、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但这样的例子很少。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作家得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一开始甚至经历过许多失败和否定。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到三四十岁甚至更大的年纪，才会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约翰·麦克菲为了给《纽约客》撰稿，努力了整整十年，却不断遭拒，直到他31岁那年。在34岁之前，他没有出过一本书。他跟我说过，这不是编辑或出版社看错了，而是他那时确实还不够好。“别用颠倒的望远镜来回顾我的职业生涯。”他曾告诉我。这是常犯的错误——人们只看到成功，却看不到这条路上所经历的一切挫败。 因此，对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持之以恒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必须具备极强的韧性。他不能因为失败而过于受挫。我去普林斯顿大学读书，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一流的写作课程，但我申请虚构写作概论课时，连续三个学期都遭到拒绝。大多数有希望的写作者，都是第一次，也可能第二次申请时就被接受了；一个严肃对待写作这门艺术的人，连续三次都被拒之门外是很不寻常的。我没有很强的高中背景，并且，我的作品确实不够优秀。幸运的是，我那时很坚持——我一直申请，直到最终被接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当我离开校园给各种杂志期刊投稿，大部分都被退回时，我依然保持着耐心。我从不期待这条路走得很容易，我可以获得适当的成功和不多的钱。 不过，我确实期待写作之路能带我远离家门。当我还是个大学生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缺乏足够的素材，以发展成为一个作家。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来自密苏里州，深处美国中部、没什么人关心的地方，当然也是因为我那时年纪还轻。我的人生还没什么意思。有时我会很沮丧；一些同班同学的经历似乎比我有趣、传奇得多。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渐渐意识到，这其实是我自己能掌控的事。我无法改变编辑和读者感受我作品的方式，我也无法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成熟作家，但我可以去体验精彩的生活。我可以去旅行，认识各种人；我可以变换自己居住的地方，正在做的事。到最后，这给了我自信——我知道自己愿意置身于那些具有挑战性的处境，那些看起来陌生古怪，甚至有点可怕的地方，我却毫不担心。我也不害怕挫折或不适。事实上我的成长环境并不富裕，这很可能成了我的一个优势，因为我并不渴望变得富有。我父母也不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我，他们从不向我施压，不逼我走上传统的职业发展道路。 参加过“和平队”的另一个作家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曾写道：“我给那些想要写作的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离开家。”我也觉得这话说得没错——离开家会迫使你变得更敏锐，你的想法、早已形成的思维观念都将接受挑战。所有这些都会帮助你成为一个作家。在我的人生中，在感性和智识上脱胎换骨成长的阶段，并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或牛津大学。它们当然都是很棒的大学，尤其我还幸运地遇到像麦克菲这样优秀的写作老师。但这仍然不是我作家训练中最重要的部分。让我收获最多的地方，是涪陵。当我第一次乘船从重庆前往涪陵，我才二十七岁，我知道自己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那会儿我还没打算把中国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知道自己还没准备好。但接下来两年发生的事却戏剧化地改变了我的能力。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刚开始动笔描写涪陵的时刻，那时我在“和平队”的历程即将结束。和往常一样，我一边写一边大声朗读，聆听叙述的节奏。突然，我像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我写作的腔调彻底变了——感觉很深沉，也更加笃定；页面上的那些字句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部分是因为我终于有了非常棒的写作素材——我在涪陵的经历是如此特别而迷人，我也深深地喜欢我所描写的那些人、那个地方。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是我成长了。身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1990年代中期的涪陵并不容易，有很多让人深感挫败或羞耻的时刻。但幸运地，也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愉悦的时刻。到最后，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两年之后，我彻底变了一个人。 所以这是我给年轻作者的最后一条建议。离开家。离开你的家庭，离开你熟悉的日常，离开你舒适的社交圈。花时间跟与你不同的人在一起。学着去观察、思考和描述其他人，而不仅仅只是写你自己。不要畏惧挑战。有时最让人生畏的可能性，反而带给你最丰厚的回报。当我回看自己早期的作家之路，有两个决定下得格外艰难。第一个是参加“和平队”，那意味着我将消失整整两年，而且每个月只能挣120美元。第二个艰难的决定是1999年，我结束了“和平队”生涯，回到美国试图找新闻方面的工作。我向十几家报纸杂志递交了简历，但全被拒了。因此我决定自行返回北京，试试看能否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当时，这个决定是挺吓人的，因为我不认识任何在中国的记者，也不确定自己究竟能否维持生计。但结果证明，这比留在美国接受一份工作好了不知多少，因为它使我身处一个能迅速收集到鲜活素材的位置。而且我还拥有自由——我可以自行决定写作的主题，还能依照我的方式去写，而不用听从某个编辑的建议。就像约翰·麦克菲曾告诉我的那样：“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对任何写作者都是一个经验，无论他在美国还是中国——一个写作者可以得到来自老师、编辑或者同事的多方助力，但他们能做的永远有限。最终，一个作家是由自己的努力造就的，也是由一路的失败和否定造就的。因此，慎重做出决定，并且认识到，你是被自己所掌控的，你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人生。说到底，你才是那个书写自己故事的人。 特写 唯一能够了解的道路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史蒂文斯 裸体朋克 文_叶三 一 1994年，吴维十九岁。这一年，他的两个朋友死了，一个混帮派死在街头，另一个死在他的背上。 第3章 那晚吴维住在朋友家，朋友和他的女友两人都吸毒。吸着吸着，朋友感觉不对劲，吴维背上他往医院跑，女孩在后面拼命追。深夜，街上连出租车都没有。到了医院，医生一看，“已经死了”。吴维说：“没有啊，我们出来的时候他还蛮有劲。” 那个夜晚吴维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了，我得离开武汉。 吴维在武胜路集贤街的一个八层小楼上长大。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吴维在民间工艺职业中学念书，学的是书画、篆刻和装裱。从小他就属于同学喜欢、老师不大喜欢的那种学生。 念书时选举班长，吴维得票最多，老师把他叫去谈话：“你票数确实最高，但你学习成绩不太好，我看……”吴维没当上班长。再后来，班上一个女同学险些被班主任强奸，吴维住在班主任家附近，亲眼看见大哭的女同学衣冠不整地从班主任家跑出来。事情被校方压了下去，吴维挑头联合全班同学写信要求罢免班主任，除了当时的班长，其他同学都签了名。然而事情再一次被校方压了下去。 “从那之后，我对学校，对老师，一点尊敬都没有了。”纪录片《武汉朋克》中，三十多岁的吴维晃晃悠悠地走在汉正街上，画外音这样说着。 初中到高中六年，吴维很少在家住。他说自己“室外室内都能睡”，满街都是他的混混朋友。 职高毕业，吴维被分到湖北书画院实习。书画院跟旅游局有关系，每个星期都用豪华大巴拉来一群中外游客买画。一张装裱好的仿古中堂山水装在盒子里卖给游客，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吴维画这样一张画要三天，画完交给书画院，报酬是五元。豪华大巴来了几趟，吴维不爽。他开始正式混大街，再也不出现在书画院。 舞厅、喝酒、消夜、打麻将、打架，吴维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考学深造对他来说是件特别荒谬的事。工作找不到像样的，他也不想找。于是就还是混。 那时候，吴维对音乐一点感觉也没有。当时家中有个三洋的录音机，姐姐用来听邓丽君，吴维的同学听的是小虎队，谭咏麟，张国荣，四大天王；可吴维从小只喜欢画画。某天他在书包里发现一盒朋友错放的磁带，放来一听，感觉大不一样，“有点意思，挺吸引我”。第二天朋友告诉他，这个乐队叫beyond，香港的，唱的是粤语。朋友又找来几盒给他听。 吸毒的朋友死后不久，还是在大街上，吴维翻到一本《音像世界》，看到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第一期的招生广告。“七百块钱三个月，这个不错。”他想，起码可以离开三个月。吴维跑到一家乐器行，找了个朋友咨询，“我想买beyond弹的那个，你给我介绍一下”。对方告诉他，这个是贝司、四根弦，那是吉他、六根弦，四根弦简单点。吴维说好好好。“买什么样的？”“要买就买最好的。”“进口的好，这个，雅马哈，两千七。”——店里最贵的一把。吴维不懂雅马哈是什么，还是说好好好。找外面混的朋友们凑了些钱，买下那把雅马哈贝司，吴维揣上余下的一千块，给家里留了张字条，独自去了北京。 那是1995年的2月，阴历正月十五，正值北京萧条的冬天。 当时的迷笛学校在北京双安商场旁边，学员们的宿舍在颐和园附近，一个澡堂旁边的工人房，八人一间，四张双层床。都是十几二十岁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凑到一起就是聊天。有人问吴维：“你喜欢什么乐队啊？”“beyond。”“beyond！不错，还有呢？”“啊？还有？没了吧？”“黑豹知道吧？”“黑豹？哪里的？”“……唐朝呢？”“……”“崔健？”“……”“你是来干吗的？” 没人再搭理他了。但吴维挺开心，这些人跟他以前熟悉的社会混混完全不一样，“看他们聊天说话，我就觉得，我靠，还有这种人，好单纯啊。这帮人，我很愿意和他们交朋友。” 给吴维上课的老师是“穴位”乐队的贝司手于微。下了课，吴维去找于微让他推荐乐队，于微拿了纸笔开始写，red hot chili peppers、led zeppelin、pink floyd……吴维说，老师，能不能推荐点中国乐队？于微看他一眼，说，不要听。吴维按照于微的指点，去北大附近买打口磁带，发现店里店外都是留着长头发的重金属青年。那正是重金属流行的时代。他又找到于微说，老师，能不能推荐点重金属？于微看他一眼，说，不要听。 在迷笛学校的三个月，吴维慢慢地听于微推荐给他的乐队。他还到书店里买了最基础的乐理知识书慢慢学，剩下的时间就是练琴，听同学们聊天。 三个月学期结束，吴维回了武汉。很快他发现自己没法再过那种混街头的生活，过了两个月，吴维又折回北京迷笛学校，这次，他结识了来自攀枝花的朱宁和四川人曹操，几个人随一名西昌吉他手去了西昌。 在西昌，吴维遇到了山鹰组合，他们原本是放伴奏带的，之后就邀请吴维一行人作为伴奏乐队一同巡演。那期间吴维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批作品。“一个噩梦让我忘记你，一次委身我要忘记你；切，切！自己，切，切！分离，上身给你，下身给你！”这首grunge风格的《拯救创作协会》后来被收入专辑《你是该死的》。在西昌，不可能有人听这种音乐。几个月后，曹操去了北京，朱宁和吴维回到武汉，他俩找到了迷笛的同学吉他手韩立峰。1996年底，三人阵容的朋克乐队“生命之饼”在武汉正式成立，吴维担任主唱。 “生命之饼”是吴维取的名。几年前他遇到一个传教的初中同学，拿了本《圣经》，从里面读到一句话：“擘开生命之饼，充我灵饥”。 二 1997年，吴维的一个朋友移民去了美国，他定期从美国给吴维邮寄各种音乐磁带，并细心地在上面注明乐队风格、乐坛地位等信息。在当时，这是非常难得的资源。朋友们在集贤街上的八楼听歌，创作，排练，吴维称之为“武汉朋克学习班”。 “生命之饼”排练了两个月，吴维听说武胜路的大音琴行要在武昌米高disco迪厅办一场大演出，他找到琴行老板试演了一次，老板同意让他们加入。演出当天，吴维才发现“原来武汉有这么多乐队”，十四支乐队里，“生命之饼”排在倒数第二上场。那是一场当地广播电视都要报道的演出，观众被隔离在舞台很远的外围。上了台，吴维对着观众喊：“你们赶快过来，赶快过来！你们不是来开会的吧？”观众呼的一下涌上舞台又蹦又跳，把现场的摄像师吓得不知所措。 演出之后，媒体从报道中把“生命之饼”删掉了。“他们觉得我们是来捣乱的。”“生命之饼”这第一次演出的收获是，吴维结识了更多的武汉乐队朋友。 从小混街头，吴维会跟各种人打交道，又喜助人，不仅“生命之饼”，其他当地乐队的演出也常常是他在操办。一次，吴维带着一帮乐手与一个酒吧老板谈合作，演出时间、收入分成种种都谈好了，酒吧老板瞅一眼坐在吴维身后一声不吭的几个乐手，悠悠地对吴维说：“我看，他们是搞音乐的，你是个商人。”—— 听得此话，吴维整整憋闷了十秒钟： “我的思绪啊，我的内脏！”那老板明明知道他是个乐队主唱。吴维用十秒钟稳定情绪，指出：“因为你是个商人，我就用商人的方式跟你对话。”说完他觉得自己挺牛逼。 “其实我还有下半句：你要是个搞音乐的，我才用搞音乐的方式跟你对话。”老板挥挥手说，得了，你们到时候来吧——于是吴维把下半句咽了回去，没说。 1997年，吴维带着“生命之饼”录制的几首小样再一次来到北京，住在“坏牙”乐队贝司手刘肖家。刘肖带他去看“新裤子”的首场演出，在现场遇到了崔健。刘肖指点他去跟崔健打招呼，“崔健，你知道吗？他在中国很有名，他肯定能帮你！”“我都不认识人家也没听过他的歌，他怎么帮我啊？”“反正肯定能帮你！”吴维被刘肖推过去，只得硬着头皮开口：“你好，你是崔健吗？我叫吴维，是武汉搞乐队的，我朋友很喜欢你，他极力推荐我跟你聊一下……”他把呼机号留给了崔健。 几天后，崔健联系吴维，约在cd咖啡酒吧见面。二人在酒吧外聊天，吴维将录音小样交给他，崔健告诉他帮他们安排好了一个酒吧去演出。聊了半天颇投机，吴维认为崔健人很好，足以交个朋友，考虑了一会儿，他决定交朋友必须先说实话：“崔健，感谢你帮我们安排演出，你这个人我也有点欣赏，但我要告诉你个事儿……我没听过你的歌。”崔健愣了片刻，答，好吧好吧，到时候你们去演出吧。说完也挥挥手，转身进了酒吧。 这次吴维在酒吧外面站了很久，“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三 1998年，武汉的四支朋克乐队“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眼”和“生命之饼”带着自己灌录的小样开始巡演。当时《通俗歌曲》编辑彭洪武第一次提出，武汉是“朋克之都”。 这一年，张晓舟在广州《南方都市报》工作，他是当时的地下文化搞手兼写手。四月，张晓舟和广州音乐人王磊组织了当时外省乐队第一次大规模集体演出，舌头、盘古、胡吗个、张浅潜都受邀而来。在广州的壹玖酒吧，张晓舟第一次见到了吴维。 “生命之饼”因成员变动临时缺贝司手，没能参与那次演出，吴维以观众的身份出现在酒吧门口——那就是一名“风尘仆仆的朋克”，张晓舟说。当天吴维身穿一件印着大麻的t恤，背着一个铺盖卷状的东西。 吴维问，可以在酒吧过夜吗？服务员一阵支吾。看完演出，吴维将酒吧的几张桌子拼在一起，铺盖卷打开铺好，爬上去睡了。 同年的圣诞节，广州又组织了一次演出，这回“生命之饼”登了台。新贝司手丑丑是吴维的表弟，用三个月的时间，吴维把他从一个白丁训练成一名能够演出的乐手。当天同台演出的还有祖咒（后来的左小祖咒）的“no”乐队。武汉朋克乐队“妈妈”的贝司手在台下听祖咒听得开心，猛灌半瓶啤酒，鼓足气，扬头喷上舞台——全喷在祖咒的脸上。 祖咒坚持唱完，下台咬牙切齿：“张主办啊，有人冲我喷屎啊！”张晓舟大笑，“你有点风度行不行？人家那是高兴，是喜欢你。”常驻北京的祖咒不习惯武汉朋克表达赞赏的方式。 那天的演出现场来了不少武汉朋克，其中包括胡娟和抗猫。“那天抗猫也是观众，她从头到尾一直在跳，不是在一个固定地方跳，是沿着酒吧的四个角跳跳跳跳。”吴维说，“她当时就是一个精力无处发泄的女孩。”几年后，抗猫在大四那一年退学，组建了朋克乐队subs，而胡娟成为了“生命之饼”的鼓手及吴维的第一任妻子。 第二年秋天，四支武汉朋克乐队再战广州，演出完毕，十二人全住在张晓舟六十八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夜里冷没有被子盖，衣橱里所有的衣服都被乐手们拉了出来包在身上。第二天在广州大道上，当时的南都总经理喻华峰遇到了率领着十几人的张晓舟。问清情况后，喻华峰自掏腰包，去招待所给四支乐队开了几间房。 对于吴维及所有的朋克乐队来说，音乐几乎无法给他们带来收入。由于朋克音乐风格本身的粗糙、不悦耳及政治风险，很少有商业演出愿意请他们，而出版专辑和巡演至多做到不赔钱。 吴维在“生命之饼”的主页上写过：“其实我们不是一支纯政治性的朋克乐队，歌词不是纯政治性，它只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做着让我们觉得舒服、高兴而力所能及的事。对我来说搞朋克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觉得过瘾，摧毁什么权力机器或世界那不是人类力量能做到的，过过嘴瘾罢了。” 2000年，吴维和“痛苦的信仰”乐队的高虎在北京“开心乐园”办了一次演出，只有“生命之饼”一支朋克乐队作为压轴。“前面十几个乐队都是千篇一律的，说好听点，当时我感觉有点审美疲劳。”没等到上场，吴维跟乐手说不想演了，受不了。乐手们劝他坚持到最后，原定的曲目八九首，上去后接线调音花了半个小时，吴维唱了一首歌就走了，耗时十六秒。同年，“生命之饼”在“嚎叫”唱片发行了《50000》，因为是公开出版物，歌词不得不删改了许多。那之后，吴维打消了在北京发展的念头，彻底回到武汉。 那几年，“生命之饼”的排练房一直在集贤街老楼的顶层，吴维长大的地方。小房四面间墙钉满棉絮隔音，吴维还用砖头和木板做了个舞台。尽管说是“过过嘴瘾”，吴维仍坚持歌词不删不改，因而《50000》之后的三张专辑全部是地下发行。通过看电影字幕，吴维开始自觉地学习英语，以争取更大的表达空间。在《wuhan prison》中，他这样唱：“我和我的家人生活在这个城市，感觉不到自由和安全；我们感觉像是在一个监狱里，我想要离开却找不到出路。” 2002年，吴维竖起了朋克最富标示性的鸡冠头。也是在这一年，鼓手朱宁离开了乐队，开办了live house vox，后来，那里成为武汉朋克的一大现场演出基地。 吴维曾在1999年兴致勃勃地写，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国际公民，“希望成为一支国际性乐队，去世界各地演出，那就是我们的目的！那太过瘾了！” 2004年，“生命之饼”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计划去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出，但最后只去了泰国。 第一场在曼谷演出结束后，吴维和乐手们坐了20小时的长途大巴，到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边境过关，停车检查签证。车上总共有四十多个游客，除了乐队四人加摄像师这五个中国人和泰国导游之外，其他都是白人，白人都顺利过了关。 边境官告诉吴维，他们持中国护照，从曼谷到马来西亚只能乘飞机，不能坐汽车和火车。吴维说，在办签证时你们的签证官没有这个要求。边境官说这是新规定，“有签证没用，你们必须坐飞机回去”。演出在当天的晚上，机票、乐器都出示了，边境官还是说“这是规定。”吴维说“规定也好、法律也好，你白纸黑字给我们看一下”。他说“没有”。吴维指着白人问为什么这些欧洲人美国人都可以，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要从曼谷坐飞机去？边境官火了，把枪拔出来指着吴维。 马来西亚的演出就这么黄了。 第4章 吴维第二次被枪指是在美国。那是2009年3月，华盛顿dc音乐节邀请“生命之饼”，他们想趁此机会在东海岸巡演，计划的行程是上海飞到底特律，再转巡演第一站迈阿密。 到底特律后，一行几人被带到办公室，说他们的签证有误。北京美国大使馆看过演出材料后，给他们发放了旅游签证，美国边境官看了说不行，他们需要回中国重新办签证。“那我们的演出就错过了！”“那没办法。”吴维看他们态度坚决，便建议，把所有演出都取消，“让我们作为普通的旅游者入境，可不可以？”“那也不行。” 吴维急了，他一急嗓门就大。当时正值奥巴马当选，吴维忽然想到奥巴马的口号“it’s time to change”，他说：“知道奥巴马说什么吗？it’s time to change！什么需要change？就是你们这种办事态度和方法需要change！”边境官回答“whatever”，召来了安保人员，掏出枪指着他们，拖着行李，安排最早的一趟航班把他们强制送回了中国。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美国，吴维他们在海关待了两个多小时，又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回来了。 除去这些略为荒唐的经历，当国际公民在全世界演出确实“很过瘾”，虽然收入仅能赚回路费，但吴维觉得“没花钱已经很不错了”。欧洲巡演时，乐队住在当地的squat（青年自治空间），接触到许多国外的朋克，吴维说：“他们有ngo组织，各种都是diy的。不论是乐队还是个人，他们都有强烈的政治主张，这种倾向在中国就体现不出来。”这些年，吴维读书，看电影，上网查阅了很多资料。与外国朋友们聊天，谈当下中国，吴维造了个词chinalism （中国主义），后来他以此为名写了首歌。 2008年，吴维剃掉了鸡冠头，他说“太麻烦了……睡觉不舒服。”2009年4月，吴维与胡娟结束了四年的婚姻和九年的乐队合作。胡娟的“wuhan prison”服装店就在同名酒吧旁边，吴维是酒吧的经理。离婚时他为胡娟交了半年的房租，从此二人再无往来。 吴维一直住在武汉，他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车，没有存款，是个彻底的无产者。 2006年，吉他手张华转而担任乐队的经纪人。2013年，他为“生命之饼”联系到了南京的一次演出。得知崔健是这场演出的压轴，吴维激动极了，1997年cd咖啡一别之后，吴维一直没机会再见崔健。“生命之饼”排在崔健前面上台，吴维打算好，演出完下台看崔健，然后去后台找他再聊两句。 演出前一天，乐队抵达南京。飞机落地，张华通知吴维，原定的十首曲目被砍到八首，吴维说“好”。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曲目砍到六首，吴维说“好”。乐队到后台准备了，砍到五首。上台唱完五首，台下观众不答应。吴维在台上告诉观众，最后一首我们只演奏不唱，“原因不说了”。演了半分钟，张华被台侧的文化官员推上台，吴维小声跟他说：“我们不唱，你放心吧”。一首奏完，吴维和乐队下台，两排特警夹送他们一路直通上了面包车，径直拉到酒店不许再出去。过了一会儿，张华满脸委屈地出现了，因为“阻止演出不力”，他被台下的当地文化官员直接扇了两耳光。 张华挨打的事给吴维的刺激更大。他完全忘了要去找崔健，告诉他，“你的歌我听了，很喜欢”。 四 与几乎是在街上长大的吴维不同，“死逗乐”的贝司手麦巅是湖北工业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后来又读了武汉大学的传播学硕士。2002年，他编撰的朋克文化杂志chaos印出了第一期。这本传播朋克文化的地下出版物共出了五期，所刊文章由麦巅及合作者们自费翻译写作，杂志也是自费印刷，每期印数不过两百，大部分免费发放。麦癫当年认为，收钱有悖于朋克精神。 当年与麦巅合作后两期chaos的刘学蔚则是武大传播系的博士，她曾介绍多支国外朋克来武汉巡演，现在武大任教，生活日趋安定。麦巅开玩笑，她现在是“城市中产阶级”。麦巅出生于1978年，刘学蔚1984年，两人都一直关注着“生命之饼”和吴维。 “武汉没有朋克。”刘学蔚这样说。过一分钟，她补充了一句：“如果说武汉还有朋克，那只有吴维一个。” 她与麦巅合译的《朋克的哲学》还未出版，麦巅仍在修改自己的文章，他关于朋克的理念一直在变。 2015年的春天，吉祥里的大排档夜间开始客满，抱着吉他的卖唱者穿行在餐桌间，筷子上夹的是武昌鱼，食客们唱的是童安格和beyond。晚上吃鱼白天看花，武汉大学的樱花开得浩浩荡荡，看花的人也浩浩荡荡——门票二十一张。穿过看花的人群，再走出武大的校门，迎面便是东湖。 五年前，吴维上网得知，房地产开发商华侨城在东湖圈了一块带水域的地，要填土盖作楼盘。他甚感不爽，建了一个名为“每个人的东湖”qq群组，又给所有认识的武汉朋友群发了邮件，希望大家提供方案。在麦巅的青年自治实验室，大家开了几次会，决定找个日子，准备些旗子标语，一起去东湖散个温柔的步。 散步前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过来约吴维见面，他去了。两个便衣坐在车里，问他一个问题，他回答一个问题。“问的所有问题都是我们qq、短信、email所交流的东西。所以我都如实回答。”问完，便衣问吴维，你们明天还去吗？吴维说，你觉得我们明天去还有意义吗？“我又问他，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呢？他说，不管怎么样你们要按程序。我说，我们去派出所报批能给我们批下来吗？他又七零八落说些别的。” 吴维知道第二天再去散步不会有任何效果，活动就取消了。之后，两名武汉艺术家发起了东湖艺术计划。“之前按照我们的章法做行不通，只能用艺术的方法来让大家去关注这个事情。所以东湖艺术计划的源起就是这样。”吴维说，“从第一天得到消息，决定要做什么事，我就知道我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但是我只是想说点话，表达一下态度。” 青年自治实验室位于植物园西侧，是一座幽静的二层小楼。午后，麦巅在院子里烧落叶。二楼他的房间里还有几本文物一般陈旧的chaos，客房里目前住着两个美国人，一楼有个放着乐器的排练室，墙壁上贴着东湖艺术计划的讲座通知：“空间的实践——以罗马为例”、“公共性诉求”、“闲谈空间的词与物”——这大概是武汉最squat的民租房了。 麦巅瘦弱沉静，戴一副眼镜，讲话语声很低。他目前所在的乐队名为“犯罪想法”，由几个中国人和几个老外组成，依然是朋克风格，一年巡演一次。吴维坐在他对面，一副敦实的中年人模样——今年五月，他将年满四十。吴维戴鸭舌帽，穿着淘来的旧衣服，衣裤上都印着他自己设计的“wuhan prison”标志。卷起的袖子下露出一段花臂，吴维小心地端起茶杯。他们喝着茶，聊一些闲话。吴维提到，这几年他客串过一些电影中的小角色，今年在北京一个剧组里，有个副导演对他很满意，约他去广州拍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电视剧。 “你恨日本人吧？你去演，往死里打就行！”那人这样说。“我当时就觉得恶心。”吴维与那副导演住一个房间，他连夜收拾行李离开了剧组，客串的几千块片酬也没找他拿。“不要了。” “生命之饼”的新专辑《中国来信》中有一首《献给陈怀民的歌》：“真正的抗战英雄早已被人民忘记。在你的墓碑面前我们在把你纪念……我们拿起了吉他，就像你驾着战机，我们会一直战斗，永远不言放弃。” 国民党飞行员陈怀民当年战死于武汉空战，他是“生命之饼”吉他手煦别的舅爷。吴维又说，武汉现在还没有陈怀民的雕像和纪念馆。 到了饭点，吴维站起来告辞。他吃过饭，马上要去酒吧上班。 vox位于鲁磨路上，旁边全是饭馆。香辣虾馆子的生意很不错，面目朴实的老板看到吴维进来，特地过来敬一支烟。吴维说，这个老板是蹲过大狱出来的。如今，当年跟吴维一起混大街的朋友们在黑白道上各有所成，两方都有人拉他入伙，他哪方都不想参与。晚饭时吴维没喝酒——酒要留到晚上去喝。吃过饭，经过vox的大门，拐入胡同，就是吴维上班的“wuhan prison”酒吧。这个酒吧六年来换了三个老板，吴维一直是经理，淡季每月工资两千多，旺季四五千。这是吴维唯一的固定收入。 吴维在酒吧里除了和客人们聊天，喝啤酒，还有就是放音乐。今天他放的是johnny cash。他说他在家里听巴赫。去年他又一次离了婚，“不结了”，他说。当年吴维带去广州的表弟丑丑当了上门女婿，孩子六岁，早就不碰贝司了。没事儿的时候，吴维在家写剧本，希望能赚点钱给母亲，“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去年，一个英国女人在“wuhan prison”找到了吴维。她递上名片，自称来自bbc，说：“两个月后，我们将来拍摄纪录片，需要采访你们一下，还要拍你们的表演。”吴维说“可以，没问题”。答应完了有点迷糊，吴维问她：“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英国女人说了句很经典的话，让我不知道说什么：e on， we are bbc。’我心想：这好像是个回答，也不是个回答，只好说：‘好吧好吧，那到时见。’” 几个月后，bbc的经济事务编辑罗伯特·派斯顿发布了纪录片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 again，片长五十多分钟，采访了武汉的市委书记、市长和企业高管，请他们谈武汉的经济发展。“……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武汉（这是毛主席横渡长江的传奇发生的地方），” 在bbc的网站上，罗伯特·派斯顿这样写道，“但它也许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更能讲述中国非凡的30年现代化和财富积累、其经济奇迹如何接近尾声的故事，以及它为什么面临一个灾难性崩溃的严重危险”。吴维说：“整个片子只有我一个人在讲反面的东西。”他记得他的观点大概包括“武汉发展得很快，但普通大众没什么收益”，“赚钱的还是权威阶层，包括这些跟政府有联系、生意的大公司，对普通大众没什么意义”，“gdp根本不代表什么”……不少人看了这部片子跑到酒吧来找吴维聊，但吴维自己还没看过，“我看不到，要翻墙才行”。 “wuhan prison”酒吧对面，鲁磨路的另一边，即将完工的大型社区立着广告牌，上书五个大字：“青年乌托邦”。 五 “朋克之春”演出现场藏在北京三里屯一个隐秘的工地里。想找到它，你得穿过一片工地和一群带着安全帽的工人，还得找到那架正确的货梯。一旦到了现场，事情就明白了——“嘿，今天全北京的朋克都在这儿了！”一个梳着脏辫的青年兴奋地对另一个梳着脏辫的青年说。 朋克与朋克其实大不相同。看发型、穿着、甚至鞋带的穿法，一个明眼人可以马上判断出old school、new school、oi、skinhead、ska……关于这些，“顶楼马戏团”乐队的梅二是专家。 “啥人还比我朋克，啥人敢比我朋克，侬老（很）朋克额（的）呶，侬老（很）幽默额（的）呶……”“顶楼马戏团”曾用上海话这样挤眉弄眼地调侃过朋克。看外表，上海人梅二不属于任何一种朋克——牛仔裤，运动鞋，双肩背包，配上光头和敦厚身材，他更像个it男。“实际上梅二是个狂热的朋克爱好者。”张晓舟说。 梅二经营的 “敌台”可以说是网络时代的chaos。这个只有几百个关注者的微信公众号孜孜不倦地传播着与朋克文化有关的知识，所有文章都是梅二和朋友在网络上搜索翻译并编辑的。“敌台”的更新频率原本是每天，后来降低到每周，现在则是不定期。梅二有点气馁。真心愿意关心研究这些的人太少了，“对于某些人来说，来看一场朋克演出跟去迪厅或健身房没什么区别”。 演出已经开始了，pogo的圈子照例在舞台前。吴维还没有到，昨天他刚和北京的朋友们喝了场大酒。几个月前，“生命之饼”发布了新专辑《中国来信》，这是他们签约兵马司后的第三张专辑——这是一家允许吴维不删改歌词的唱片公司。作为今天的压轴乐队，他们将演唱十首歌。 “活到二十岁，组了这个乐队，不唱感到痛苦，唱了才有些舒服，唱社会的痛处，揭历史的伤疤，只想要去表达，从没想过害怕。”新专辑中的《裸体朋克》这样唱。吴维曾说过，从开始做音乐起，他便不愤怒了。 他的愤怒和不妥协全部在音乐中，“反抗精神当然是朋克必备的。在西方，最早的朋克发起就是在挑战他们的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对不对？按照这个前提，在中国，我反对什么？我挑战什么？……我挑战我讨厌的东西。” 纪录片《武汉朋克》以新专辑中why why的一句歌词作为副标题：“我不会洒了我手中的酒，更不会松开我的拳头。”——梅二叮嘱，“看朋克演出要举拳头，不可以用‘魔鬼角’，那是金属的手势”。现在，舞台下一片拳头此起彼伏，狂躁的鼓点打着，愤怒的青年怒吼着，啤酒喷着，人群热起来了。歌词唱的什么，没人听得清。吴维从门口踱了进来，手持一瓶啤酒，一路与人打着招呼碰着杯。如今，和当年他不认识的崔健一样，吴维也被称为“大哥”甚至“教父”，音乐圈中流传着他调停分歧、主持公道的段子。 他从鸭舌帽下抬起眼睛，看看台上的乐队。那是一支日本主唱的乐队，主唱正脱下牛仔裤，露出鲜红的丁字裤，人群沸腾了。“i am happy！”主唱用不熟练的英文忘情地大喊。有人挥臂，将音箱上一排啤酒全扫到地上，酒瓶清脆地碎了满地，碎片溅到瘦腿牛仔裤和运动鞋上——那是崇尚健康的新派朋克；也溅到马丁靴上——那是老派的愤怒朋克。然后各种鞋跳起来，蹦起来，把地板踏得更加肮脏。 在梅二看来，“生命之饼”一直是中国朋克界的领袖级乐队，原因是“吴维始终坚持着底层反对者的立场……或许远离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独立坚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种称兄道弟的摇滚豪情中折损怒火，成为娇生惯养的皮衣青年”。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梅二这样写过，“除了‘生命之饼’等少数乐队之外，朋克，本质上是城市中产阶级青少年发泄青春期躁动的一种方式，这种愤怒往往针对父母和学校教育，因没有根基和来源，而给人对空挥拳的无力感。成长环境轻松的青少年会选择健康积极的new school punk，学历较高的乐队则以英语创作进入国际视野，但脱离了中国的现状。” “那些乐队的存在，证明了朋克在中国更多以音乐形式和生活方式而存在，思想性和斗争性是缺失的……”梅二期待着有一天，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工青年能拿起乐器，表达他们“有根基的愤怒”。 午夜两点，吴维拎着啤酒上场。十首歌的间隙，吴维说了不少话——他是现场唯一与观众有对话交流的主唱。他提到了毕福剑，抗日胜利和自己的四十岁生日。“scream for the life， scream for the right， scream for the truth and faith， we never stop what we are fighting for， we never stop singing！”他一瓶接一瓶地灌着啤酒，花臂在红色的灯光下狰狞地流着汗，苏格兰风笛尖叫着，疯狂的观众相互推着搡着，在漫天喷射的啤酒和人群之外，咆哮的大音箱前的空地上，张晓舟和梅二——两个穿着运动鞋的中年男人——举起拳头，情不自禁地pogo了起来。 最后的文学青年 第5章 文_王琛 一 阿乙前年生了病，肺部有斑点，他怀疑自己是绝症，在手上写了四个字——“是又怎样”。没事时，他就盯着手背，神经质地反复看，并就此展开各种推测，像在列小说提纲。治病要吃激素，他因此胖了几圈，下巴由尖变圆。朋友调笑说，终于有点像巴尔扎克了。 看着照片里的胖脸，阿乙很惆怅：“被气筒打气，也不至于这样。很忧伤。它不是被什么别的摧毁成这样的，就是被写作，被自己和别人的一些期待。”他自己仍说不清楚，多年过去，自己是焦虑而写作，还是写作而焦虑。 几年前还没成名，阿乙有次把小说手稿打到a4纸上，带到饭局，递给了文坛里的前辈。前辈见多了文青，接过手稿，就像接一根递过来的烟。阿乙忐忑地等着评价。可饭局终了，前辈起身走开，阿乙却发现，小说手稿被留在了座位上，但并非一无所用——至少刚刚垫了热屁股。 人生像个圈儿，历史总在打转。2015年春天，作家阿乙在单向街驻店写作，接待读者。这时也来了一个文学青年，表达了一番崇敬，打开书包，也掏出一叠a4纸，毕恭毕敬递了过去说，阿乙老师，我今天带了我的一篇小说，请您指点。 像接一根烟，阿乙也接过了手稿。他一边和周遭的人搭着话，一边翻着手上订得整齐的a4纸。隔了大半个小时，才告诉面前毕恭毕敬的文青：你不如去读读博尔赫斯，或许对你的写作有帮助。 这个回答聪明又妥帖。比起当年拿自己手稿垫屁股的前辈，阿乙令每个人都很体面——成名的作家对后辈的作品提出了具体建议，足见诚恳；亟须指路的文青得到了前辈的鼓励，言辞里自己的作品也和拉美文学大师有了一点关系，令人振奋。 每回遇到文青发作品给自己求评价，阿乙都想到过往的自己——求评价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绑架对方的表扬。有一回在网上，有个文青把诗歌发给他。阿乙客气地说，不错，你可以去诗歌圈儿混了。文青觉得阿乙的回答不符合期待，愤愤地还击。 阿乙叹一口气说，你看，文青是多么脆弱。 阿乙自己也脆弱，尤其是在三十多岁还没出过一本书时。那时他参加饭局，王小山介绍到阿乙，总加一句“我这个兄弟也是写小说的”。话一说完，阿乙就害臊得脸红了——因为一桌子人都是作家，他没出过书，觉得不好意思。 每有读者表达倾慕，阿乙总是习惯地摆摆手，看起来还是腼腆。当晚的读书沙龙，他几次站起来走动，把话筒交给嘉宾，自己不愿多说——“在中国太容易出名了，连我都出名了。” 当晚书店的沙龙主题是：“如何从县城经验出发，进行写作游戏的通关”。阿乙在江西小城瑞昌县生活了很多年，直到26岁才离开家乡。那时他并不知道，一度令他憋屈的生活会被称之为“县城经验”。在县城，他还不叫阿乙——那时他的名字是艾国柱。 二 高考是离开瑞昌县城的第一个通关机会。这带给了艾国柱陪伴终生的神经衰弱。1994年夏天，文科生艾国柱毕业于瑞昌二中高三二班，当年班里只有四个人过了大专线，艾国柱是第三名。他自认那是半生最阳光的一段日子。去省城读公安专科学校，课程容易，只需混完三年，毕业后成为三级警司，分配回来，便会一步踏入小城上流社会，一劳永逸。 但他只得意了一年。第二年，班上复读的同学纷纷考取重点大学，不乏名校。艾国柱失落了，他觉得自己是游得太快的精子，本不该做警察。 1997年，在警校外的游戏厅游荡了三年，艾国柱毕业了，分配回瑞昌公安局，迎接他的是更大的失落——在随笔里，他称之为放逐。坐着豪华大巴经过南昌八一大桥，再换乘破旧中巴离开九江市西二路，放逐之旅愈发潮湿、灰暗，最后停在了县城瑞昌。他绕了一圈回来，但只待了两个月，便被公安局分配到洪一派出所。艾国柱第一次知道瑞昌还有这个地方。 公安局大院的车往县城西边出发，路过一个又一个油菜花地，在每一个小镇都不停留，后来翻过一座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两个半小时后，抵达洪一乡。 这是他眼中的流放之地——因为偏远，洪一乡被称作瑞昌的西藏。艾国柱下车，一眼看见了洪一乡的全景。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两排不足五十米的矮屋，一家理发店、一个破损的台球桌和一间由民居改建的餐馆。自己将要工作的派出所，初创时就在这家餐馆二楼。在后来的小说和随笔里，他一再描摹这里的场景，仅仅对街上的土路，他就在三篇文章里提到过三次——“没有一粒柏油”、“没有一颗柏油”、“没有一滴柏油”。 流放之地只有土街。夜晚，街上漆黑一团，艾国柱躺在床上听河水声，感到这是世界尽头。父亲要他忍着，告诉他虽然艰苦，但这在档案里是基层工作经验，利于以后仕途上的提拔。 但不可能有比村再往下的地方了，艾国柱要离开这儿。一天下午，他独自走向一座山峰，站在山顶看见远处是山，山后面还是山，天上只有鸟，地上只有吃草的牛。要在这里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吗？艾国柱发下毒誓，要离开这里，回县城，还要离开县城，去城市，去省会，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最后去纽约。他的脑子全是摩天大楼上飞机的影子。 爱情总是苦闷青年最好的庇护所。艾国柱继续对一名女同学漫长的单恋。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这些轰轰烈烈的国家大事与艾国柱无关，宇宙就是洪一乡派出所那么大，艾国柱躲在里面，不停地往外写情书。他想，只要对方轻勾一下手指，他就听从召唤，愿意去任何地方。但那些信件好像被告席上挣扎的辩护，响亮却一厢情愿，直到一次见面，对方彻底宣判爱情的死刑。 这场单恋此后仍在绵延，一直起伏八年。“天使的马车飞驰过一棵棵杨树，天使啊马车啊年龄啊都不见了，只有杨树立在那里。”他在书里总结。 1999年，艾国柱被调回到瑞昌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位在最小的房间，只有几平方米，白天也要开日光灯。在这里他遇到当初一起分配的警校同学周琪源，一起写材料——大都是通知、简报、通讯和领导讲话。每天下班后他都觉得“像被刮过一遍，遍体鳞伤”。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流社会了吗？好像对艾国柱而言，又是一个无望的深渊。下班后，他常和工作结识的朋友抽烟喝酒，看着他们烂醉。除了在外厮混，艾国柱还要陪领导打牌。他担心自己会老死在麻将桌上。在一篇随笔和两篇小说里，艾国柱三次写到同一次打麻将的经历：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坐在北面，主任坐在西面，副主任坐在南面，自己作为科员坐在东面，因为某人手气不好，大家起身按照顺时针方向挪动了一次位置。于是二十多岁的艾国柱坐到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座位，三十多的副主任坐到四十多岁的主任座位，四十多岁的主任退居二线，坐到了五十多岁老同志的座位。艾国柱说，他一眼，看到了自己极度无聊的永生，就在麻将桌上，牙齿掉落，一颗种子走进坟墓。 在公安局办公室待了两年多，因为材料写得好，艾国柱被瑞昌市委组织部看中，借调过去。在瑞昌，这是一次令人眼红的升迁。在小说里，艾国柱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眼神里带有亲密，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直到有一次，见多了年轻人的组织部老司机，带着算命先生的笃定语气说：“你四十岁或许能升到副处级。” 艾国柱又想起了公安局办公室的麻将局，觉得人生寡淡，乏味到连一个司机也能推算他的命运。 哥哥艾国光的经历也刺激了他。艾国光本在县城矿产局上班，自己悄悄学了编程，在杭州找到了工作。艾国柱也想走，但觉得身无长物，小警察的身份出门“很搞笑”，担心只能做保安。艾国光鼓励弟弟，想出去就快出去，等学了技能就老了。 靠着哥哥在杭州寄回的二手电脑，艾国柱接触了网络。正值2002年世界杯，艾国柱写了些球评发到论坛。当时正是体育杂志兴盛的年月，艾国柱的球评渐渐发到了《体坛周报》《足球报》《东方体育日报》，每个月能领到一两千块的稿费。组织部收发室的人看着汇款单，惊呆了。 艾国柱开始留意着网上招聘。因为自己长于写材料，也在网上写过球评，他理所当然地关注着媒体的信息。很快得到两次面试机会，一次是天津的《滨海时报》，另一次是南昌的《信息日报》。在乌压成群的应试者里，艾国柱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愧，又被十几个面试官围起来审视，两次都落败而逃。他觉得，城市是个傲慢高贵的姑娘，而自己，则是被审判的羞惭乡下佬。 这段急于出走而不得的经历如此难挨，以至于在后来的代表作《意外杀人事件》里， 艾国柱干脆就给主角之一取名艾国柱。文中的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被父亲耻笑，全家人恐惧于县城外的世界，睡觉时掖紧被窝——“像掖一个深渊”。小说的结尾是悲剧。一个意外的精神病人流窜到了红乌县，像上帝一样，审判了县城秩序的反叛者，艾国柱死在他的刀下。 在艾国柱的小说里，上帝常常化身为一只鸟儿，盘桓在红乌县的天空，紧盯着地面上的苍生，随时处死每一个不甘庸常的人。 现实中的艾国柱却等来了转机。在西祠胡同论坛，《郑州晚报》发布了招聘体育编辑的帖子，艾国柱投了简历和几篇球评，隔了几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直截了当告诉他，马上过去上班。 三 这是2002年，网络论坛方兴未艾。混bbs写评论的文字精英，不时被正在扩张的各地报业发现，随即招安，文字印成铅字，成为当时颇具荣光的传统媒体人。 艾国柱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但父母和奶奶阻止他。他向组织部请假三天，临行前喝了酒，看着暴怒的父亲和哭喊扑打的奶奶，跳上出租车，钻进了火车站。 第二天到了郑州，面对高楼，他张开双臂，做了个电影般的仪式，他对自己说，郑州，啊，我来了。当晚，艾国柱住进报社安排的宿舍，对着窗流了一堆眼泪。他开始学做编辑。 离开瑞昌时是请假，保留着回去的余地，家人一直打电话催，要艾国柱回去上班。但《郑州晚报》又没立即签合同，艾国柱的命运就悬在了半空。每次接到家乡电话，他都大醉一场。组织部不同意停薪留职，催得越来越紧，艾国柱没有勇气做了断，一直拖延着。审判又来了，有一天他得知，自己已被取消了编制，彻底离职。 后路断了，瑞昌县回不去了，“就像有什么东西掉进深渊”。此后艾国柱不敢回家，一直等到半年后在报社转正，这年底，他的工资由瑞昌的八百块变成了郑州的两千八。 郑州是省会城市，有瑞昌县城不能比拟的精神资源。一次在网上讨论读书，朋友要艾国柱把读过的书列出来。此前自认为博学的艾国柱，列了十一本之后，再难下笔，第十二本，他写的是“读者合订本”。 朋友讥笑他，读者合订本能算是书吗？ 艾国柱脸红了，这年他26岁，此前的主要阅读是《参考消息》《体坛周报》《杂文选刊》《故事会》等报纸杂志，完整读过的名著只有两本：《红与黑》和《茶花女》。这些阅读积累给了他养分，支撑着他早期的球评写作。 艾国柱开始了有计划的阅读。他扔掉了过去上瘾的东西——王小波、柏杨、李敖等。暂时不知道读什么，他找来大学生和文学编辑，搜罗别人喜欢的外国名著。在郑州，每两个星期他去一次书店。通过这种笨拙的方式，艾国柱开始积累阅读。先从加缪和卡夫卡的书读起，渐渐读到威廉·福克纳。 加缪的《局外人》给了他最初的文学震撼。“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个经典开头，让他回忆起自己对待爷爷的死亡。当时，因为哭不出来，他只能靠警校学到的办法，睁大眼球长久盯着一个物体，祈求眼泪因为眼睛酸胀而流下，佯作悲痛。 艾国柱进入了小说世界。起初的写作以模仿加缪等名家为主。仿佛回到了在洪一乡写情书的时候。在郑州的出租房里，一个晚上，他熬夜就能写几千字的小说。这些练笔阶段的小说，起初放在博客上，后来被他贴在文学论坛里。网络论坛里已经形成了小圈子，党同伐异，想得到赞美，往往要付出夸奖糟糕作品的义务。几次不愉快后，艾国柱因此对混圈子有些忌惮。 第6章 在郑州，工作出色的他始终没分到工位，要与其他人共享一个办公桌，常常在用着电脑时不得不起身让位，这令高度自尊的他羞愤。 无亲无友，艾国柱喜欢在郑州的黄昏里漫无目的地走，路过城中村，期待着想象中的艳遇。但什么都没有，他只能侧耳研究楼上出租屋里偷情的声音。“我一直听着那漫长而销魂的呻吟声，就像江南一场绵绵细雨。” 很快，他真去了江南——就在工位刚刚定下来时，他得到了上海《青年报》的机会，想到自己当初的规划：县城、省会、直辖市，艾国柱没有多少犹豫，跳槽去了上海，没待半年，又受到正值鼎盛的《南方体育》吸引，南下广州。 这期间，一直写作的艾国柱积累了大量如何写烂故事的经验。传统媒体的编辑工作，也天然教会了他如何传递信息给读者，默默写了两年，他自认为渐渐处于“牛逼和不牛逼的人之间”。 2004年，朋友阿丁介绍他到了当时创刊不久的《新京报》。艾国柱完成了自己人生规划里的前面大半，他一级级通关，终于从洪一乡来到了首都。在随笔里，他提到《聊斋志异》里的贺生，面对色艺双全的瑞云时“紧张、急促、敏感、自卑”。北京正是瑞云，艾国柱始终是自卑的贺生。 在北京，艾国柱用上了警校时取的笔名“阿乙”。很快，阿乙这个名字，以饭局上旁若无人地看书而出名。王小山回忆说，阿乙腼腆，每次出来吃饭都带着书，往座位上一坐，不怎么开口，酒量也不好，就只好闷头读书，听到饭桌上有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突然冷不丁地插一句，往往是连珠的妙语。“典型的闷骚男。” “在人类的阴影下”，阿乙不知所措地坐着，早早吃好又不便退席，看书看困了，伏在桌上就睡了。有时醒来会有口水，但并不感到狼狈。 饭局也带给了他成名的最早契机。一次，仍是王小山组局，阿乙去得晚，坐在圆桌最外围，和同样晚到的东北人罗永浩坐在一起，离桌子远，两个大男人紧挨着，需要发生交谈，以打破尴尬。两人寒暄着，听说罗永浩在办牛博网，阿乙也想试试，老罗就把他的博客要了过去。交谈结束，阿乙拿出书本继续看书。 没想到过了几天，已经忘了这茬的阿乙突然接到罗永浩电话。老罗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兴奋，直夸阿乙写得好。 当时的老罗刚做牛博网不久，网罗了一批知名和不知名写作者。在首页，老罗以“史上最牛的非著名小说家”推荐阿乙，在最显眼处摆着他的作品。认识阿乙的人更多了，大部分都是和他相似的文学青年，他们身处各地，共同的特点是，愿意不知疲倦地写。原本属于媒体圈的阿乙，似乎更接近了文学圈。 四 对阿乙这一代人来说，文学圈一直充满诱惑力。当初介绍阿乙进京的阿丁，也是个文学青年。因为名字相似，他们俩常被误认是同一人。阿丁来自河北保定，走着和阿乙相似的写作之路，他早先是个麻醉科医生，后来辞职，进入媒体工作，先去重庆，几次跳槽，最后来到北京。 阿丁正式写小说也是在进入媒体后。起初也以模仿博尔赫斯等大师为主。那几年，工作之外，他最投入的事情就是写小说，创作令他兴奋，写出满意东西后惬意无比，“几乎超过了性快感”。写到2008年，他的不少作品已经在天涯、豆瓣等论坛流传，并被网友誉为“王小波之后不知名的故事高手”。 阿丁一直强调，讲好故事是写好小说的本分。他觉得严肃文学应该回归传统，“《聊斋志异》才是世界级的，好的文学家就是蒲松龄和荷马这种会讲故事的人”。在阿丁看来，如今许多写作者背离了讲故事的传统。“短篇小说的话语权基本被主流文学杂志和学院派垄断了，那基本是个圈子，大家都是熟人，也知道什么样的小说会发、会得奖。新人要不变成和他们一样，要不就没有出头的机会。”他觉得，更多来自民间的文学青年，拥有真正的创作热情，以及讲故事的天赋。 但“文学青年”四个字，随着时代变迁，早已偏离了原意，变得轻薄甚至是贬义。在80年代，文学青年是一种光荣而又时髦的称谓，常有人回忆说，当时走路，如果腋下有一本《人民文学》《收获》之类，便可昂首挺胸。但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让“文学青年”逐渐边缘，像受潮的彩色电视机，渐渐丧失了瑰丽。然后是互联网的兴起，似乎把一切都消解，但似乎又把一切都激活了——文学青年变成了文艺青年。 网络的兴起仿佛让“文学”变得唾手可得。谁都能成为作家，而且是畅销作家。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使得严肃文学越来越尴尬和艰难，尤其体现在了图书市场上。2010年，媒体统计作家收入榜，王蒙、贾平凹、周国平、麦家四人的总版税，敌不过写了《明朝那些事儿》的网络作家当年明月。 尽管市场如此，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李敬泽却坚信，所谓网络文学冲击严肃文学，只是个浮躁的伪命题。他认为，相比有着悠久历史的严肃文学，网络虽然带来了技术上的革新，但仍是个不确定概念，“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繁荣期，还是所谓的80年代，时代背景不同，都不能得到严肃文学复兴或者衰落的结论”。 在中国，《人民文学》一直是严肃文学期刊的桥头堡。但时代变了，他们也开始寻求转变。2011年4月，《人民文学》开始试水零售市场，他们“要寻找的读者是作家、文学爱好者和想要获得文学力量的人……看看皇帝的女儿有没有人要”。 不过，文学青年们仍试图在这个时代拥有自己的位置。2012年，阿丁出版了自己第一本长篇小说《无尾狗》。虽然颇受好评，但阿丁发现，即使梦想达成，成了作家，实现了出版，名动江湖，也并不能完全衣食无忧。 企图全职写作是奢侈的。从媒体离职后，阿丁开始思考文学青年的生存之道。他希望自己能有保障安心写作，也能帮助其他文学青年。 2012年，在移动新媒体蜂拥之时，阿丁却做了一本叫作“坚果”的小说杂志，但纸质杂志的成本太高，只出了一期，杂志就夭折了。阿丁并不甘心，又找朋友牵线投资，次年将杂志改为纯电子版，并更名为“果仁小说”——取“不成功便成仁”之意。他的想法是，为纯文学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反哺文学梦。 《果仁小说》开出千字五百元的稿费，这是严肃小说杂志里罕见的高价。阿丁招来两个刚毕业的文学青年做编辑，没有办公室，只能在咖啡馆开会，一直坚持了一年。2014年夏天，杂志断了投资，阿丁拿出自己最后的积蓄，给两个编辑发了最后一个月工资，此后杂志断粮。 但他们并不罢休，一边筹钱支付拖欠的稿费，一边想着为果仁续命。2015年3月，原本厌恶抛头露面的阿丁豁了出去，录制视频，为《果仁小说》发起众筹。短短一周，果仁众筹到30万，早早达到预期。这笔钱来得这么快，阿丁感到惊讶，这似乎印证了他一直坚持的想法。他始终认为，富足以后的中国人需要填补心灵的空虚，移动网络让阅读和写作变得更为方便了。 “我很乐观。”阿丁说，“网络不会冲击严肃文学，反而是助力。” 五 2008年，在罗永浩的热心联络下，阿乙的短篇集《灰故事》得以出版，收录了他挑选的三十一则短篇小说。出书后，自然被更多人认识。这年冬天，回乡的他正走在山路上，突然接到陌生电话，标准的普通话像是电台里的广播。 广播声问，是阿乙吗？阿乙答，我是。电话那边说，你好，我是北岛。山上信号差，电话断断续续通了四十分钟。北岛叮嘱他珍惜才华，把时间用在读书上。 在北岛的推荐下，《灰故事》的几个短篇以专题方式，发表在文学杂志《今天》。李敬泽因此也读到了阿乙，他称阿乙的小说令自己激动，是近些年少有的“闻到小说味道”的作品。随后《人民文学》刊登了《意外杀人事件》。小说里的文学青年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意外毙命，在现实里结束了流放，复活在文学期刊里，登堂入室。 但李敬泽并不认为自己对阿乙有文学上的助力。他说，阿乙写博客获得市场认可，直到在期刊发表作品，都是文学公道的体现。“一个文学青年写得好，渐渐走到更大的圈子，从小县城来到北京，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说明时代没有变过。” 发表与出版变得更为顺利。2010年，磨铁图书出版了阿乙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在书的封底，北岛对阿乙不吝赞美：“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 此后荣誉不停。2010年，《意外杀人事件》获得《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次年，阿乙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2012年，阿乙当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以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联合文学》二十位40岁以下华文作家、《东方早报》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这是一长串令文学青年们羡慕的奖项，对阿乙这一代作家来说，几乎意味着在文学圈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十多年前离开家乡时，阿乙还只是个小镇青年，如今他似乎成功了。但他却有点悲观——对大多数文学青年来说，他像个例外。 阿乙并不看好文学青年的命运。从洪一乡到北京，他见到了许多个和自己相似的文学青年倒下去，忘掉了乡音，普通话逐渐地道，再也不会去田野听蛙声寻找灵感。 在非虚构中篇作品《模范青年》里，阿乙回忆了同事周琪源。周是瑞昌的船厂子弟，与阿乙同年进入警校，分配至瑞昌后，在同一间办公室共事。在阿乙还厮混于县城夜宵摊时，周琪源已经笔耕不辍，早早在期刊杂志发表论文，令阿乙羡慕而嫉妒。但因为早已成家，周没有勇气出走，只能挣扎在县城的泥潭里，虽像万事俱备的勾践，却最终抑郁地死于鼻咽癌。 阿乙曾经拿电影《立春》里的王彩玲比喻周琪源——小镇上的王彩玲热爱美声，向往北京，不甘于平庸的教师生涯，穷尽办法出走县城，却始终碰壁。阿乙相信，在中国的县城里，有许多看不见的王彩玲，在菜市场和超市，他们并不作声，回到家里才偷偷拉起窗帘拉小提琴，或者背诵伟大的诗歌。 但即便阿乙实现了王彩玲的梦想，他时不时也会焦虑。有段时间，他得了广场恐惧症，走到人多的地方就心慌，只能躲回屋里。之前经常熬夜，他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直到前年生了大病。 他不再热衷向旧交展示自己。起初从城市回到家乡，他们仍一起喝酒，唱《霸王别姬》《世界第一等》《红日》和《好汉歌》，在酒桌上听旧同事赞美他出走的勇气，表达对城市的羡慕。但直到有一次，一个老同学喝多了，才吐了真话。他用瑞昌方言说，艾国柱你这个傻逼，放着机关里的皇帝日子不过，居然跑出去做流寇。 他曾梦见自己落跑北京，回到了瑞昌，在县纪委谋得职位，亲朋们无不关切，赞许他的回归。阿乙在梦里落下泪来，醒来发现身在北京，才安下心来。 “无疑是噩梦。”他醒来写道。阿乙始终觉得，自己并无文学天分可言，“燃烧的文学激情来自持续焦虑带来的惩罚”，离开瑞昌定居北京，依靠的是“傻逼式的勇气以及狗屎运气”。 但在王小山看来，阿乙有着充足的文学天分，他的焦虑和悲观，来自小镇青年无法摆脱的不自信。“我特别明白这种状态，我们这些小地方出来的人，到了四十岁依然不自信，哪怕混得再好，不自信渐渐没了，自信的东西还是很少。”这是阿乙，也是所有小镇文学青年的羁绊，也许需要时间来解决。 自2004年来到北京，阿乙换了好几次工作。他在报纸做过体育编辑，在杂志担任过文学编辑，还去一家出版社干了不到一年。所有这些工作到最后似乎都是为了写作而存在。然后他得了一场大病。2012年，他决定辞职，在家专事写作，每月靠着前几年的积蓄和几本书的版税过日子。“现在的收入与工作时相比，好像也没怎么下降。”他说，“我愿意继续在家待着”。 王小山曾担心名气会给阿乙带来压力。但他最后发现，“真正的作家是纯净的，而阿乙是纯之又纯的写作者”。 在2009年的一篇随笔中，阿乙描述了他生病之后某个无聊的一天。他拿到了一份体检报告，打算看场电影，闲逛之中到了一家书店。“写作是我修炼到今天几乎唯一的理想。”阿乙写道，“我曾以为我喜欢打仗，喜欢体育，喜欢新闻，最终发现还是喜欢写作。” 六 2015年，阿乙获得纽约书展的邀请，于5月份第一次前往纽约。阿乙还上了艾国柱在洪一乡发过的愿：去纽约，去人类的首都。 第7章 离行程还有几个月，父亲艾宏松病了。这是父亲近年第二次重病，上次是五年前，艾宏松洗澡时中风，偏瘫在床。他握住矿泉水瓶，左手捉住右手腕，在胸前旋转出圆圈，在锻炼中等待康复。病中有一天，他从身上取出一张纸，上面是自己用左手写的诗：“雨困郊原草木慌，东篱野菊独梳妆。何当借得秋风劲，洗净烦愁一色黄。” 艾宏松羞惭地告诉儿子，自己想打印出来，寄到一家诗词杂志。作家阿乙这才想起父亲衣柜上画过的画，以及家里早年被老鼠咬坏的《诗刊》，他终于确信，父亲也曾是一名“强悍的文学青年”。 小学时，艾国柱给上海的《小主人报》投过一篇几百字的文摘稿，题为“汉字知多少”。这是写作带给他的第一次欢喜。第二次就是转眼八年后，艾国柱在洪一乡派出所做警员，给县报写了破案通讯，六七百个字，标题他至今仍记得清楚：“山庙老尼遭奇辱，民警神勇破奇案”。 两个乌托邦人 文_李鱼 一 赛斯·罗伯茨（seth roberts）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有维基百科页面的人类，他的页面最后一次更新定格在今年（2015）4月26号，加州晴空万里。直到他死后，我才开始正正经经认识他。他的教授头衔、他的博客、他new york times榜上有名的畅销书，还有种种骨骼精奇、不管不顾的事迹。 我纳闷一个研究人类幸福的心理学家为何过上了社会传统价值观中离幸福最远的生活——他终生未婚，不养狗，每两天吃一顿正餐。其中这最后一点更让我难以接受。毕竟五道口号称宇宙中心，每每华灯初上时分，再孤独的人也被熏得留恋人间烟火。 可见赛斯的确是个奇葩。这份真相并不需要借助读心术就能领悟——他中年已过，辞掉uc berkeley终身教职搬到北京，一口气买下五台空气净化器。后来日子正常前行，他偶然发现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此情一往而深。但随之而来的将近五年里，赛斯的中文始终也没能突破“这个粥多少钱”的水平。以此中文，恐怕也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剧情可以在帝都展开。 而我在他追悼会上的使命，就是复述赛斯·罗伯茨人生中这最后一截。 二 追悼会在伯克利市班克罗夫特酒店进行，大宴会厅窗明几净，装点着新鲜百合。来宾中包括赛斯的母亲、妹妹，以及各路友人。既有西装领带的，也有仔裤球鞋的，总共坐满六张圆桌。没有人特意穿黑色。服务生在旁供应冰镇巴黎水或香槟，壁炉旁的长桌上体贴地摆了火腿、奶酪与新鲜草莓。 我迟到了，走进大宴会厅，怀着考试前夜的提心吊胆站上讲台，用英文问好。听众们纷纷鼓掌，我看见整扇落地窗边，加州阳光洒满百合的花瓣。 赛斯是在奥运会那年辞掉终身教职搬到北京的。他没有家眷，行李大约也不太多。同年秋天，他正式加入一所中国知名大学的心理系。这所大学在上世纪20年代原本成立过心理系，后经院系调整，并入兄弟学校。又因“文化大革命”对“唯心主义”的抨击，一时无法复建。在这期间，国际心理学界已形成科学的研究体系，四名心理学家荣膺诺贝尔经济学、生理学或医学奖。 赛斯·罗伯茨以知名国际学者的身份受到邀请，参与重建心理学系。他的照片挂在电梯门斜对面的墙上，在其他老师之中格外显眼——白人，蓝色眼珠，有点皱的格子衬衫，眼神明亮。走廊里不过六个房间，最大的作为教室，旁边便是赛斯的办公室。后来大家发现他几乎从来不去办公室，于是征得同意后改作了实验室组会的场地。 赛斯执教大一新生的《现代心理学前沿问题选讲》课程，第一份作业要求所有人自制一张名片写上中英文名、拼音和兴趣爱好。关于最后一项，大部分学生填上了自己儿时被父母送去的周末培训班名称，有“小提琴”、“国画”、“跆拳道”等。 赛思蹩脚地试图根据拼音点名，迎来一阵友好的哄笑。他说话轻而慢，停顿的时间似乎都用来喘气与思考，偶尔写些板书，一节课就过去。每堂课的末尾，他像洗牌一样从名片堆里抽出两三个人同他共进晚餐，被抽中的总是既兴奋、又紧张。 我是赛斯的第三届学生，听说他从第四届往后已经不满足于请学生在各大食堂的顶层零点，转而奔赴五道口开拓广阔新天地。 哪怕在他的请客地点仍流转于学校食堂时，这顿晚饭也总是值得期待的。与我们预料的相反，赛斯才是一直发问的那个，例如“想吃什么菜”、“为什么要读心理学”、“上大学感觉如何”。我们还等着他发表人生真谛，而他只是想知道我们喜欢葱油饼还是米饭。 第一个人说米饭，后面的也就跟着米饭了。我们转向更难的问题。为什么学心理？我不清楚其他领域的教授是否也会乐此不疲地打听动机，但心理系一直如此。或许他们相信学心理的志向会比学经济管理或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来得更加离奇，因此有额外解释的必要与乐趣。 赛斯后来才知道，班上一半以上的学生是接受了调剂——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下，要想确保被这所知名大学录取，五个志愿里总得有一个保底的，而心理学便肩负了这个重任。剩下的人中，有些想当心理医生（治别人或自己的病），有些奔着学读心术，有些则是兜兜转转实在看其他专业都没什么意思。他们把心理学填在首位，毫无意外地入选。 而赛斯呢，大家自然而然地问起。他自波特兰里德学院心理系本科，成为布朗大学博士，直至全美专业排名第一的加州伯克利大学终身教授，然后一待就是三十年。 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从小就想当科学家，而心理学是科学中最有意思的一门。 同桌人吃着香辣烤鱼、干煸豆角和白米饭，似懂非懂地点头同意。 在他的课上，学生们被要求观察校园现象，然后设计自己的实验。经全班匿名投票后，其中一项关于群体从众倾向的研究在第六教学楼的电梯内展开。上课前的早高峰，近十名学生挤到电梯里，一齐背朝电梯门，费力憋住笑。走廊中留守的观察员负责记录陌生人走进电梯后是否转身。 实验的结果令人失望，他们没能重复出索罗门·阿希（solomon e. asch）于1956年发表的经典结果。当年，这位社会心理学家邀请123位男性来到实验室进行“视觉辨别”任务：从三条线段中选出最短的一条。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可在心理学家假扮的“同伙”的影响下——他们会首先给出错误答案，留被试（编注：被试，指心理学实验中接受实验的对象）最后一个发言，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从众，也给出了错误答案。 可在赛斯学生们的实验中，苦守的近半小时里，甚至没有一个陌生人因“从众”而转身背对电梯门——大部分人在门开的当下就满脸讶异、快步走向楼梯间了。后来学生在分组反思失败的实验时，将原因归结为自己“笑点过低、吓跑了被试”。赛斯沉吟片刻，接受了这个解释。 学期过半，他布置的阅读材料是the man who would be queen，介绍了同性恋取向的生理基础。事前赛斯曾被友好的同事告知，大部分中国人对同性恋者尚持有从回避到反感不等的消极态度，所以他有些意外这本书在学生中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对于大一新生而言，明目张胆的恋爱无疑是新晋特权，而同性恋情更是在一系列网络流行词的攻势下成为了时髦话题。有学生甚至在看完书后去工体北路的酒吧猎奇，将身着红裙、肩披长发的男人背影以及出租车司机如何停下又驶离都原原本本写进了报告中。对于他的阅读材料，学生们并未完全记住基因、激素和神经递质如何造就了人们各异的性取向，正如人人不同的长相一样，但他们大多都赞同，接纳真实的自己属于勇敢的行为，值得敬佩。后来有人将毕业论文定题于此。 三 关于赛斯个人感情经历的讨论大约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起因是他在黑板上留下自己的邮箱，@符号前的字母拆开来，赫然写着“两个乌托邦人”。可除了他本人，那另外一个乌托邦人是谁呢？ 赛斯终身未婚，没有已知的绯闻，也不像藏着秘密情人。在两节大课的课间，学生们用中文推测，或许他曾经爱而未得，要么得到却失去了，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大家表情上一致的遗憾，几乎如同看到了自己精心设计却惨遭失败的实验。孤独不一定是可耻的，但应该蛮可怜的——潜台词里是这样一种观点：两个人老去总好过一个人。 好奇的学生于是结队去拜访他。为了更清楚地演示实验装置，赛斯把office hour的举办地改到了自己家中——教工宿舍顶层的两居室。屋里温度比楼道暖和了不少，刚爬完六层的学生气喘吁吁。赛斯指指书房的藤椅，示意他们可以把大衣搭上去。 客厅中三面白墙，还有一面贴满汉字卡片，宋体字上顶着拼音，少数被他做了笔记。贴墙放着三台体重秤，方圆各异，五彩斑斓。墙角是一台踏步机，支架用来固定他的笔记本电脑，后方窗台还摆了酸奶机和实验用的发酵茶叶。房间中仅有的装饰是饮水机机箱侧面用透明胶带固定的一只小小的红色中国结，看样子是谁赠送的礼物。赛斯穿着厚袜子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他公寓中的景象基本多年未变，除了不断添置的空气净化器。 学生们早已熟读他的代表作，一篇发表于《行为与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杂志上的文章《自我实验作为研究灵感来源：关于睡眠、心情、健康与体重的十例》（“self-experimentation as a source of new ideas： ten examples about sleep， mood， health and weight”）。这本杂志在学界广受认可，影响因子常年徘徊在二十上下，在行为科学的近五十种期刊中排名第一，在神经科学的二百四十余种期刊中也位列前三。 在赛斯长达十二年的实验中，被试总共只有一个。他每天测量自己的体重、血压血糖指标、四则运算速度，记录入睡和醒来时间，并为心情打分。他每年将自己的一绺头发寄送专业实验室检验微量元素含量。在某些实验期间，他只吃寿司、只喝糖水、或在早间特意注视电视屏幕上的人脸、每天站立六小时以上。他有时佩戴偏振眼镜滤掉全世界的蓝光，有时则大嚼特嚼红烧肉——这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减肥食品，如果运用条件得宜的话。 对于所有这些实验，学生们看热闹多过求真理。毕竟科学心理学的默认配置是大样本量基础上的概率统计，实验组与控制组间差异是否达到显著，多项苛刻条件才可得出因果关系。一个人的研究结论又怎么可能比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平均值来得可靠？ 这篇文章十年来总共被引用了三十一次，像个点缀学术期刊的花边，还不及他博士期间以白鼠为被试的文章引用量的二十分之一。 赛斯仍然好客地邀请大家品尝他未加糖的自酿酸奶与茶菌（一种发酵茶叶饮品，味道古怪），还展示了冰箱中的瓶装臭豆腐、纳豆。他最近十年的实验要求他严格控制进食量和食物种类，每天只吃一顿正餐（后来这个频率降低到了每两天一次）。 “那你这一顿肯定吃得特别豪华吧？”我问他，还问了一些实验上的问题，他一一作答。学期结束后的寒假，突然有一天赛斯打电话给我。两个他博客上的朋友来北京开会，他打算请他们吃烤鸭，在王府井，问我要不要同去。 我想大概是我的期末作业让他印象深刻，所以连翻译菜单时都格外挺胸抬头。他深爱一切中华美食，对自己家乡的垃圾食品也就不忍再提。互相问候过实验进展后，初次访问中国的客人开始好奇给中国大学生上课是什么感觉。赛斯简短评论道：“他们令人惊讶的聪明。” 他的朋友们看上去也同样惊讶——这与他们在报道中读到的不同。中国学生应该是被十年如一日的苦读扼杀了天性的，更何谈聪明？赛斯于是又补上一句：“美国学生越来越懒了。” 晚饭后四人站在惬意的夜风中开始打车，北京的大街仿佛从未如此空荡过。不知过了多久，还是冻在路边，我忍不住问赛斯为什么想起找我吃饭。他忙着眺望下一个红绿灯外的车流，随口回答：“我以为你是北京人，知道怎样在北京打到车。” 第8章 他的诚实远近闻名。据传，全系教师大会时，赛斯总安静坐在角落里。等到报告人完成发言，他就立刻毫不留情地指出这项研究的漏洞一二三四五六。去国家博物馆参观时，他在交互体验大屏幕前认真地手舞足蹈，路人无不侧目，他却好似一无所觉。学生们本以为他也会直白地拒绝给成绩稍差的人写入读研究生院的推荐信，谁知赛斯来者不拒，还专门开了一门课教学生写申请文书。他把一半的课时用来跟每个人单独谈话，总是绕着那栋曾经做过电梯实验的第六教学楼走了一圈又一圈。赛斯很少评价自己的某位学生是否适合或是否应该做科研，但只要他们开口管他要推荐信，他总是写一封好的。 后来我又同他吃过很多顿饭，每次都是从学校东门出发，骑着车，不一会儿就混入五道口的人群。第一次自行车被偷以后，赛斯决定买一辆能运转的车里看起来最破的，那辆车果然到现在都安全地在他楼下锁着。每次吃饭我总免不了迟到，只要超过约定时间三十秒，电话便应声而响。他也不抱怨，只是问我现在在哪里，还有几分钟能到。 有天我突然感到，我们都是赛斯·罗伯茨人生方程中的一个个变量。他精准计算每日摄入卡路里，他洞察周围环境里一切变化，他有用不完的好奇心，也从来不在乎别人是爱他还是恨他。于是我开始猜测，只是猜测，他终身未婚的原因并不一定藏着我们都想听的痴男怨女故事。比这要简单得多。或许他只是更喜欢一个人生活，不让“终身伴侣”这座巨大的未知变量源，对自我实验造成无关误差。 终于有次他迟到了。雪还没化开的傍晚，穿着牛仔裤和洞洞鞋的赛斯，戴一顶黑色毛线帽，沿草坪远远走来。我从未见他笑得如此开心过。 “你知道吗，我今天单腿在踏步机上站了二十五分钟！”在他身后，夕阳正沉入西山。 “我特别惊讶！我也不确定为什么能达到二十五分钟，一定跟我的食谱有关。或许我应该尝试不再吃豆制品……”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说实话，我对饮食、心情、睡眠几乎毫无兴趣。它们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而我就同其他人一样，等着它们发生。偶尔我追求美食，或者好心情，要么一夜饱睡。可它们不过是一剂调味，远非我生活的目的本身。 四 赛斯对健康心理学的热爱明显由来已久。他说他从大学一年级起，梦想就是当教授。后来成了博士生，他原本研究的是小白鼠的睡眠节律。这种哺乳动物由于基因序列与人类相近、个体间差异极小而被广泛应用于科研。直到成为动物认知领域的教授，他偶然读到一篇以小白鼠为被试的研究报告，结论指出糖精有明显的增重作用。赛斯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减肥”理论：食用低血糖指数（食物分解后增加血糖浓度的能力）的食物外加常吃寿司。通过自我实验减重二十磅之后，他对这一食谱建立起了足够的信心。2004年，赛斯又在游览巴黎期间意外发现一种当地软饮料的新异味道能够明显抑制食欲。他将这些生活中的点滴灵感收集起来，然后一一在自己身上检验。 2006年，他的《香格里拉饮食论》（the shangri diet）问世。这本书提倡在每日三餐期间额外摄取100至400卡路里的无味食物（vorless food），例如极淡的橄榄油，从而达到降低体重的效果。摄取无味食物的时间必须严格控制在进餐后一小时与下次进餐前一小时之间。《香格里拉饮食论》在同年五月登上new york times杂志畅销书榜，作者本人也受邀出现在《早安美国》节目中，并接受了abc新闻、《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采访。与此同时，批评声不绝于耳。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约翰·福德就指出，《香格里拉饮食论》尚未经受大样本科学研究的检验。赛斯对此的反应是：“你不需要花上一个超级大样本的实验去证明一件显而易见的事。” 更新博客是赛斯生活中的重要常规。世界各地的人们试用着他通过自我实验法提出的健康建议，并与他分析自己的数据，共同验证它们是否安全、有效。在他的中国学生中也有不少人试验了他发明的减肥法，结果是所有人都抱怨自己又胖了。赛斯愣了愣，回应道：“你吃得太多了。” 或许真有得天独厚的自控能力，他一生严于律己——尽管这份人生态度听上去与他一贯追求趣味的性格简直是两极。2013年圣诞节，赛斯特意打车到三里屯，寻找一间上过杂志版面的餐厅。两个澳洲人在这五平方米大的店面里烤着派，墙上贴满了剪报和狂热食客的留言。赛斯点了一份牛肉派，浇肉汁，配豌豆跟土豆。吃下第一口，他说：“我决定再吃一个。” “这就对了！今天可是圣诞节啊！”我问他：“你打算怎么庆祝？” “我回去之后要跟家人skype通话。” “还有呢？” “就这个，skype通话。” 赛斯吃完了第二个派，表示他以后还要再来。他着迷于影碟店的纪录片柜台，以及橱窗后面制作水果硬糖的手艺人，也很喜欢购物广场的圣诞灯光，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竟比加州伯克利的圣诞更加热闹——在那里，商店通常关门歇业，人们各自回家团聚。 驶离圣诞欢歌的出租车上，赛斯·罗伯茨说自己目前的人生目标是写一本书来帮助美国人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幸福。 或许是觉得这个理想听上去近乎抽象，他又补充了一句：“让人们学会自己帮助自己，而不是总去找医生。美国的医疗太贵了，而很多时候人们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习惯使自己变得更健康的。” 这本书并没有写完。连同一些原始数据和待校对的采访稿，都留在了他踏步机支架上的电脑里。墙上的中国字已经又换了一拨，他的中文水平还是不足够点上一盘野菜煎饺。 五 2014年4月末，赛斯·罗伯茨在加州伯克利山中徒步时昏倒，当天晚间去世。家人公布的遗愿只有一句，他希望所有想赠予他纪念物的亲友们将它们转而捐献给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这是一个成立于1961年的国际人权观察组织。 在伯克利市班克罗夫特酒店的追悼会上，赛斯的家人友好而幽默。他们毫不介怀我对老师那十分片面的、近乎无礼的评价。但我想赛斯还不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他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也一定会因朋友们揭发他的蠢事而笑出声。 有人说他从小就格格不入，是《间谍》杂志的忠实粉丝。有人说他的好奇简直像十万个为什么，连室友都觉得他太奇怪。有人说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初次当研究助理的第一天就被辞退，原因他本人至今未知。偶尔也有人提及赛斯的善良、乐于助人，但这些无关紧要的小品质总会迅速淹没在其他奇葩事迹里。 就连他的家人，也选出他的日记复印了几页，与他从小到大的照片贴在同一块纸板上。日记中歪歪扭扭的蓝色水笔小字，一行记着今日若干实验灵感，另一行则写着：“今天天气很好，想去游泳。泳池，漂亮姑娘，夏天。”旁边，博士毕业黑白照片上的那人半扬起头，微微皱眉，像刚从海底两万里的冒险跃出水面困惑地迎接朝阳，还挂着满脸骄傲。 全是一件件生活中的小事，倒没有人特意展示赛斯·罗伯茨学术上的成就。但在追悼会前一天，与他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们自发组织起五小时长的专题纪念报告会，分享了动物认知和健康心理学领域的相关成果。 家人们多少得到宽慰。事发突然，没有人知道赛斯一直患有冠状动脉疾病，北京和伯克利两地的医疗记录显示在过去多年中他甚至从未看过医生——他似乎并不信任他们。他的身体一直状态良好，还保持着自认为是最健康的食谱。以至于当他妹妹在博客上公布了死讯，至少一半读者在默哀的同时希望家人公布发病情况。他们把他的死因当作自我实验法的最后一组数据，一锤定音地质疑他的食谱可能并非他相信的那样完美。 但他的确是我们当中最了解自己的一个人。超过二十五年日复一日地记录各项生理与心理指标固然令人讶异，但更离奇的是他好像永远能随心所欲：收集《间谍》杂志、研究小白鼠、试验新食谱、搬离美国……每到岔路，他的选择总是最不委屈自己的那个。 心理学上有很多量表测量幸福，而赛斯只是简练地回答：“我在大部分日子里处于平均值以上的幸福。是的，我相当快乐。你呢？” 我不确定我敢这么说。我想起我们最后一两回见面，我正拼命申请一所西海岸大学的实习项目，我想接到录用通知那天我大概就能幸福了。 后来我接到通知，幸福了一阵，当晚就开始新工作的准备。临行前，赛斯请我在鼓楼边的一家潮汕小店吃粥。他问我对美国有没有很期待，我一个劲儿地把烧卖往嘴里塞，告诉他我很期待，但是又怕得要命。 过了两个月，超级碗比赛，同事们都早早抱着比萨可乐守在休息室的电视机前。北京时间仍是下午，赛斯去五道口的墨西哥酒吧看转播，跟所有美国人民一样把超级碗当成节日来庆祝。他对于酒吧里只有他一个顾客感到很高兴，吃着玉米片，蘸莎莎酱。 我从没问过他有没有想家。 没过多久，赛斯经首尔转机飞抵西海岸。他这次回国是为探望病重的母亲。由机场返回伯克利需驶过海湾大桥。这座悬索钢桥是80号州际公路的一部分，连接起旧金山与奥克兰。桥下太平洋的海水呈宝石蓝色。他住了多年地下室后终于在海边高层买下新的公寓。 在最后一封邮件中，他写道：“回家的感觉真不错。我的公寓很美……上次我只在这里住了几周就回北京了，现在我可以住得更久一点。海边景色优美、空气清新，但却奇怪的比北京更吵。如果我想要风景，就得听到车流……而且，我可以买到任何我想吃的东西，比如三文鱼。还能在图书馆找到任何我想看的书，更别提网络也都能用了……这里没有空气净化器的噪音，你可能知道，我在北京的公寓有五台空气净化器。”末尾，他落款道：“欢迎你来旧金山。” 我来参加追悼会，从旧金山乘地铁往伯克利，无法欣赏太平洋的好景色。可我已经从他的邮件中拾获了更漂亮的秘密，心满意足。 赛斯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人寻找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位置。我想起来老舍说，每人在这世间，就像八百尊罗汉，各有各的位置。你实在不能像对桌上的尘土一样，随手拿抹布就把我抹掉了。太平洋也真是座温情的海洋。它允许一个奇葩，这样合理地长大，实现梦想，拥有书、拥有沿海顶楼的好风光、拥有盛满三文鱼的冰箱。这无限孤独又无限美满的人生。 每当我怀疑，我的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的时候，我就会想想赛斯这奇葩。我会诧异如何从一开始每个人想要的都只不过是一个幸福的人生。结果走着走着，就变成了一个“独上高楼、高处不胜寒”的人生，变成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人生，变成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期待着总有一天能够赢取回报、得偿所愿，然后再终于快乐起来的人生。 我们等下去的时候，他蹦跶着跳进海里捞螃蟹，不知不觉就跑远了。我有些羡慕。 六 班克罗夫特酒店的宴会厅中，每个人都同我一样羡慕他。硅谷投资人、伯克利教授、三藩爱乐小提琴手，每一个人都想要更多幸福，可我们从来没有另一条路。他一生的研究并没能为人类幸福提供万能解药，却回答了我们少数无理取闹的问题。 例如你觉得中国大学生怎么样、你二十岁出头时梦想是什么、你过得是否幸福。 唯一没有问起的，是那第二个乌托邦人。偶尔有时话题扯近了，总是没来得及细问就错过去。再说，他所有的实验被试数都是一，也实在没有线索去判断那另外的人究竟存不存在。我逐渐发觉心理学以平均值导出关于人性若干结论的好笑之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使得一千个人与一个人的样本，距离真理都同样远。曾有一万人的数据表明勤奋带来成功，再加上三百回研究支持金钱与幸福的钟形曲线关系，可世上奇葩那样多，这些适用于群体的结论就必定不可能与任何一个个体完美匹配。这便是人类群体与小白鼠的区别，而赛斯最早看清。 他的邮箱地址暂时还在常用联系人列表里，“两个乌托邦人”，虽然迟早有天会被取代。 他让我看到，这样活过一生也ok。 第9章 阴阳人 文_ 黄昕宇 一 佑振不得不再去医院。两个月前，他注射了过量的雄性激素。那之后，他发生了两次休克，随后被送去医院做了更全面的检查。现在，他得去取体检报告。 “他”，多年来佑振坚持用这个人称。他认为自己是跨性别——生理性别是女的，但佑振心理认同是男人。注射激素，就是为了使二者一致。 从一个性别变成另一个性别，免不了和医院打交道。对佑振来说，如何选择医院是件很讲究的事。有些医院是不太友好的，也有些医院更加专业。他给很多医院打过电话，探探口风。如今这家医院还行，因为之前有过变性案例。佑振在电话里问起变性时，医生没有大惊小怪。 这所知名的三级甲等医院气势恢宏地稳踞于市中心。门诊大楼大片采用玻璃外墙，映射出幽蓝的光，大门边的外廊沿路贴着各科室专家名医的大幅标准照。佑振快步走过整溜庄严微笑的白大褂，转弯拐进大门。门诊大厅设计成挑高五层，用玻璃封顶，正午的阳光直落下来，把地面来往穿梭的人压得更矮。 医院从来就不是让人舒心的地方，对佑振来说更是。他从小就害怕体检和看病，每次一走进医院，全身就不自觉地缩紧。 坐在对面的专家五十多岁，花白头发，头顶微秃。佑振看不清他厚镜片后的眼神。医生接过护士递来的一沓检查报告。他看了很久，右手捏着眼镜腿，盯着报告单越凑越近，眉头拧了起来，一直没有开口。 佑振很紧张：“不会得了绝症吧。”突然，医生扯下眼镜，抬起头。佑振感觉到两道发亮的目光直逼过来， “你是个男的，”医生盯着他，“你知道吗？” 医生离开座椅，轮番拎出一页页片子、化验单，亢奋地比划解释：“你这叫两性畸形”，“这个阴影就是隐睾”，“你看你的染色体，你是45xy”…… 佑振默默听了半晌。然后他站起来，打断说：“我有点事，先走了。”他扭头走出诊室，一路小跑，冲下四楼，一口气走到了医院大门外的马路。路边有公共座椅，他不自觉地坐下去，掏出烟盒，点燃一支烟。 天气很热，太阳烤得头顶和背发烫。第二根烟快抽完了，佑振突然发现，医生刚才说的话自己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他踩灭烟头，转身一步一步走回医院，再次推开诊室的门，医生仍坐在那里，平静地说：“我就知道你要回来。” 出医院时已是下午3点。佑振忘了坐公交，也没有打车。他沿着主干道往家的方向走。公路上穿梭的车辆制造出持续的噪声。他在人行道上走得很慢，从一块树荫走到下一块树荫，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公交车站。日头从高处往下沉，最后一点夕阳消失在遥远的正前方，天色暗了下来，路灯亮了。这是2012年8月，夏日炎炎。 佑振掏出手机，给朋友沐沐发了条信息。 沐沐和佑振认识好多年了。她是个拉拉（女同性恋者），性子爽快，是个热心人。一年前，沐沐参加了某同志机构开办的酷儿大学纪录片训练营。她刚拍摄完一部跨性别的纪录片，佑振是那部片子的主要人物。 佑振在手机里给沐沐输入了一行字：“医生说我是个男的。” 二 二十多年来，性别问题一直困扰着佑振。 他的身份证性别为女，在家是女儿和妹妹，在学校是女同学。但佑振从小就很困惑。6岁上小学时，有次课间去厕所，他像男孩们一样走进了男厕。老师喊住他：“走错了！你是女生。”女孩身份带来的不适似乎从来就没断过。 读中学时，佑振喜欢男装打扮，比学校里的男孩更帅气。他很清瘦，穿仔裤t恤。头发剃得很短，刘海斜盖住半个额头，下颌有硬挺的棱角。他眼睛大，眼尾却上飞，很深的双眼皮盖住浓黑眸子的上缘。于是不笑的时候透出有点凶的严肃，就像压着眉头向前凝视。 学校有很多小女生明着暗着花痴他。他走在走廊上，跟在后面的女孩们就兴奋地窃窃私语：“就是很像男的那个”，“超帅的”。佑振厌烦背后的叽叽喳喳，扭头瞪她们。女生们一吓，更兴奋了，哇，好酷！ 佑振没想耍酷，他只是一直不高兴。没有人知道佑振心里隐秘的苦楚。他是全班闻名的憋尿狂。他竭力避免在学校上厕所。体育课跑出一身汗，口干舌燥地喘粗气，也扛着不喝水。填写表格时，性别一栏，他怎么也不肯填上一个“女”字，班主任也习惯了白他一眼再给填上。偶尔老师扫一眼看到那个空格被他填上了，就直接甩张新表勒令重填——他一定侥幸地写了个“男”。因为过于厌恶自己的身体和外形，他也几乎没有跟同学的合影，甚至在大学毕业合照那天落跑。他恨夏天，不能忍受单薄衣衫显出的胸部轮廓。 到了大学，积年累月的别扭和难受导致了长久的失眠、抑郁。他去求助心理医生。去之前，佑振先自行做了长久的心理建设，狠下决心，一定要跟医生倾吐实话。结果医生一见面就亲切地说：“这么秀气的男生啊，南方的孩子吧？”他到嘴边的话又一下吞了回去。三个疗程过去，除了得到一个中度抑郁的检测结果，一切如故。 只要有机会，佑振就想离开。到了大学后期，佑振终于通过学校的交流项目去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似乎什么人都能见到。有一天，他走在人群熙攘的小商品市场，目光被两个挺胸扭臀、蹬着高跟走过的女人吸引。她们太美了，妆容妖艳，大长卷，超短裙，高挑个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佑振看得呆了，不觉跟上前，听到她们说话竟是低沉的男声。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变性人。 回到住所，佑振立刻上网搜寻变性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不认同自己生理性别的人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法——跨性别。以前，他只听说过“人妖”。他还查到，跨性别里，也有想从女人变成男人的“女跨男”。他们以“兄弟”自称，不少人打雄性激素、做变性手术改变自己的外观和身体，希望变成男人。佑振多年的愿望，正是变成男人。他进一步找到了跨性别qq群，发现竟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 2010年佑振回国求职，外形和穿着让他的职业经历变得艰难。他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面试一次次受挫。后来，他想了个办法：翻了几百份报纸，找出字体、大小都几乎和护照基本信息页一样的“男”字，贴上。用复印机复印，翻印复印件，再翻印……几遍下来，护照复印件看起来就和真的一样。 2012年3月，沐沐打算拍一部纪录片，拍摄跨性别者中的兄弟——女跨男者。拍摄一波三折。第一位被拍摄者打算开始新的生活，拒绝了拍摄。继任的兄弟在做手术的医院院长的半逼半劝下，也不愿再参与。院长说：“这么丢人的事你还让人拍，不怕影响以后生活啊。 ” 拍摄陷入了僵局。沐沐不太知道如何跟跨性别者接触，担心说话举止出错，一开始就拉来佑振帮忙。他常帮着跑腿打杂，也出镜，和被拍摄的兄弟聊生活。他比沐沐更知道该聊什么。那时，佑振已经一年多没有稳定工作了，在一个路边大排档给朋友帮忙。沐沐和佑振商量，由他来做这部纪录片的主角。佑振考虑再三，答应了。 片子里有个“出柜”的场景设置在了一家火锅店。那是一个晚上，几个朋友一起在那里聚餐，沐沐说，今天就在饭桌上顺便聊聊跨性别都会遇到哪些问题吧，比如工作。大家嘻嘻哈哈好几次笑场。热菜啤酒下肚，朋友们聊开了，也就忘了架在一旁的摄像机。 “你们知道跨性别吗？”佑振说，“我们面对的，是家庭，是工作，是社会，这所有的压力……这种不公平，简直是生下来就注定的。”就在前一天，佑振得知有个兄弟在手术中大出血，抢救无效去世了。说到这里，佑振突然停了下来，眼眶红红的，喃喃道：“路太难走了。” 三 从医院出来后的那个夏夜，佑振终于知道自己原本就是个男人。但如此一来，沐沐的那部纪录片成了问题——佑振不再想以跨性别的身份曝光。纪录片已经结束全部拍摄，进入到剪辑阶段。佑振却突然被一个新的身份砸中。他没办法跟沐沐说清楚状况，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自处。有一阵子两人互相都不联系了。 佑振需要花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个变化。 他经常回想跨性别那几年的经历。注射激素很疼。他打双倍的剂量，急切地改变身体，长出胡楂。油性试剂注入缓慢，他把几厘米长的针头扎进大腿，龇牙咧嘴地推针要持续五六分钟。公交车上他插着耳机。坐着的乘客掩着嘴，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还是充斥入耳。他们观察他的汗毛，盯着他的喉结，赌他是男是女。佑振的羞愤最终爆发，扯下耳机跟人对骂。体内本就偏高的雄激素再加上注射的外用激素，已累积到严重超标，而他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一杯咖啡下肚，诱发激素超标的后果。他心脏猛跳，喘不上气以致昏厥，才被室友送到医院。医生警告他，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边上有人掐人中掐醒，否则非常危险。 这些经历转眼成为过去式，却依然货真价实，不可磨灭。佑振想，那部片子也是个见证，他终于同意纪录片公映。 2013年，纪录片如期在荷兰大使馆首映，日子定在5月17日，国际反恐同日。大会议室坐了一百多人，投影仪将影像投映到白色幕布，虚焦的画面逐渐清晰。佑振走上一座桥，跨越马路。影片开始，佑振对着镜头，讲述起自己激素过量休克的经历。 佑振和沐沐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片子放到一半，佑振听到身后一片低低的啜泣声，后排的观众悄悄递来纸巾。佑振也没绷住。 很多人都哭了。茶歇时，一个老师流着泪跟佑振说：“没有想到你们这么苦。”她抽纸巾擦泪水，又抽一张递给佑振。两个人对着哭了一会儿，老师说，不要再折腾自己身体了，都那样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佑振心凉了半截，世界上果然还是不存在感同身受。 第10章 放映之后是主创分享，佑振和沐沐坐到台上，面对观众。他向观众做了补充说明，解释自己近期身体检查的结果，他说他应该是个双性人。观众的反应跟沐沐和佑振预想的一样——没有反应。 跨性别原本就是lgbt里的少数，其中的“女跨男”更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公众视野里。佑振的情况再拐了个弯，他现在喜欢男人。一重又一重的，已经让观众反应不过来了，再加上个闻所未闻的“双性人”，观众完全懵了。 其实佑振自己也没办法跟人解释明白。但很快，他遇到了能说清楚的人。在北京的一场《兄弟》放映会之后，佑振见到了丘爱芝——指代丘爱芝，不能用“他”或者“她”，使用“ta”最为准确和尊重。ta没有男性的外生殖器，但平胸，也没有月经。 几乎每一个寻找同类的双性人都会找到丘爱芝。ta是台湾人，是国际阴阳人组织中文版的创办人，也是最早公开现身的双性华人。丘爱芝不到一米五，小男孩的身形，衬衫长裤的中性休闲打扮。见到佑振时，ta亲切地笑着，走上前，张开双臂，踮起脚拥抱了有点紧张的佑振。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拥抱，”佑振说，“ta那么瘦小，但力量好大。” 四 出于去污名化的目的，丘爱芝从“双性人”、“间性人”等几个不同的叫法里挑了最不好听的“阴阳人”来指代intersex人群——无法根据染色体、性腺或是外生殖器一刀判定男女的人。 阴阳人普遍畏惧医生和医院。丘爱芝说，这种恐惧也许从小就种下了——那时ta们不得不暴露生殖器、被动接受生殖器手术。“小baby很痛，但ta又不会说，谁care小baby痛不痛啊。” 孩子的主体性往往被直接遗忘。依照现代医学对阴阳儿的处置惯例，阴阳儿最好在2岁左右、性心理认同完成前进行性别指定手术，指定权在父母，而父母的依据一般就是代表权威的医生。当事的阴阳儿只能接受——反正都是为你好。这样的处置惯例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人类能成功完成变性手术之后。手术的目的是，把孩子以异性恋为依归进行“矫正”，或者，仅仅是为了可以把孩子归类为男或女。 丘爱芝6岁那年被医生判定为偏女性，于是切除了大阴蒂，以女孩的身份长大。但一直等到青春期的年纪过了，月经还是没有来，胸也没有发育，个子永远停留在10岁的高度。ta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想起了不明所以的那次可疑的手术。爸爸翻找出病历，丘爱芝用词典查到了病历上手写的英文单词：hermaphrodite——雌雄同体。 ta几次忍不住开口问父母自己的病到底是什么，刚提起，爸妈就会流泪。关于ta的身体成了禁忌的话题。 2008年，丘爱芝42岁，在朋友推荐下看了电影《双性传奇》，才第一次听到intersex这个单词。ta上网搜索，找到了国际阴阳人组织（oii）网站，惊觉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在此之前，丘爱芝一直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怪物”。ta于是和组织建立起联系。整个组织内只有丘爱芝一个华人阴阳人，ta便承担起网站的中文版翻译工作。 中文网上线了两年，无人知晓。为了找到其他的华人阴阳人朋友，丘爱芝决定现身。2010年的台北同志大游行，小个儿的丘爱芝举着很大的牌子走在游行队伍里，牌子上写着“拥抱阴阳人”。各式各样的人走过来拥抱丘爱芝，拥抱的画面很快就登上了各个媒体版面。 陆续有阴阳人朋友联系上了丘爱芝，他们都和曾经的ta一样，心里埋着羞耻生活，以为自己是“唯一的怪胎”。有一天，有个香港人在网上找到丘爱芝，自称是阴阳人家长。丘爱芝和她交流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她本人就是阴阳人。 细细老师50岁了，是个中医师。长直发，常穿素净的长裙，说话又慢又柔。她生命里的前三十几年都在努力做个合格的男人。小时候医生诊断她为性器官有问题的男性，必须“修理”，她阴茎细小，有碍生育，尿道不在阴茎内，不能站着排尿。8岁起她开始做手术，反复失败，五六年间，修复返工了二十多次。缝合口崩裂的时候，她尿尿就像花洒洒水。 直到三十多岁的一次体检，检查出她体内有发育不全的子宫和阴道，雄激素却比一般男性的正常值高出六倍之多。为免除高度患癌风险，她接受医生建议，变性为女。这次手术切除了当年医生判定她为男性的依据——两颗睾丸，其中一颗竟是发育不良的卵巢。二十几次手术的苦难，原来是场乌龙。 细细老师遇到的第一个阴阳人同类，是一个来找她做心理咨询的孩子。他们经过了长久的彼此试探，才向对方袒露身份。这个孩子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丘爱芝，又不确定ta真假好坏，细细老师于是以家长的身份先探口风。 长久以来关于阴阳人的新闻，无一例外的粗俗、猎奇。阴阳人每一回的对外交际都要小心翼翼。细细老师深知谨慎背后是怎样的脆弱，所以当香港媒体开始注意到阴阳人话题，四处搜索案例时，已经做好自我建设的她主动站出来分享自己的故事，以免其他没做好准备的阴阳人朋友意外被曝光，受到伤害。她成了第二个现身的华人阴阳人。 丘爱芝的“拥抱阴阳人”活动开展了四五年，原本期待有更多的阴阳人朋友参与进来，但直到现在，还是只有ta自己在抱来抱去。丘爱芝也理解“隐身”是一层多么重要的保护。ta有足够的耐心等着其他阴阳人朋友“觉醒”——“接受自己，自己长出力量”。 2010年，丘爱芝受邀到美国与其他国际阴阳人朋友见面，其中一位美国的阴阳人朋友hida viloria对于丘爱芝来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因为ta在旧金山阴阳人听证会上发言时总是笑着说话，阳光灿烂地，没有一点忧郁的气质。丘爱芝立刻成了ta的粉丝。 如今，佑振也把丘爱芝和细细老师视为偶像。 在北京见面时，丘爱芝对佑振说，你要相信，你不是孤独一个人，你还有我们。这话有安定人心的力量，佑振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同伴的温暖。 细细老师温柔得让佑振不知所措。第一次在活动中碰面时，细细老师的助理问佑振，要不要合影，他害羞，紧张地摆手。细细老师笑了，主动喊他合影。她经常跟佑振念叨要怎么调理身体，但自己却经常忙到深夜。佑振能感觉到细细老师温柔下强大的内心，她毫不怀疑未来的社会环境一定会更好，因此对当下做的努力格外笃定。 丘爱芝和细细老师为阴阳人奔走在各种公开场合，时常面对五花八门不甚礼貌的好奇和评价，却一直微笑，不厌其烦地答疑、解释。ta们在呼吁社会包容和接纳阴阳人，但佑振觉得，更多的时候，是ta们在包容这个社会。 阴阳人比跨性别有更高的隐身度，建立起线上联系的，两岸三地加起来，人数也不多。丘爱芝和细细老师就像护雏的母鹰，小心地保护同伴不受伤害。细细老师常说：“我经历过痛苦，希望你们的未来不是我这样的。” 分处在台湾和香港的两位前辈构筑起佑振的精神港湾，他受到感染，他得接受自己，然后让自己长出力量。2014年8月，佑振决定结束不断换工作的动荡状态，在市区租了一间店面，自己经营起一家休闲吧。 五 聚积的云笼在这个城市上空，开始一颗一颗地下雨。南大门对面是一条弯曲的小河道，古街以青石板随水铺就，走过石桥拐进河道后的小巷弄，佑振的休闲吧就藏身在这簇朴素的老矮房中。 我走进这家店里，佑振从木质吧台后站起来。由于注射激素，他比纪录片里显得胖了。棒球帽倒扣住圆寸，下巴圆了，棱角藏进了肉里。他第一眼看过来，眼神严肃又疲倦。 “喝点什么，加冰吗？”佑振问，换上了和善的微笑。他把饮料放在我面前，在我对面坐下，拖过桌边的烟灰缸，叼住烟，又突然停下点火的动作，抬头问：“我能抽烟吗？” 佑振组建了“山东兄弟会”，几个兄弟一块帮忙，做激素和女跨男变性手术的个体咨询服务。最主要的工作是给新手提供使用激素的指导和咨询。他把后果往重了说，“吓唬”年轻的兄弟，必须定期去医院查体，对自己负责。然后举自己过量休克的例子，那事已过去两年，但那种不计后果的迫切心情，现在想起来依然鲜明。 佑振是无意间开始做个体咨询的。有一天，群里有人问起了激素的问题，佑振随手回复了一句“用激素前必须查体”，瞬间就收到了十个好友请求，都是来问经验的兄弟，抓住佑振，就像终于抓到了救命稻草。 他曾经觉得自己至少得懂得心理学或者医学才能帮到别人，但有一次，他听到中文同志门户网站爱白网的星星博士说：“无论哪个领域，想帮助别人都可以做。”那次，佑振为十个找来的兄弟解答了疑惑，觉得一对一的咨询切实有效。 有天半夜，手机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呜呜”的风声。打电话来的是个18岁的小兄弟，他高中毕业，爸妈再也受不了他的男生打扮，买来了裙装和高跟鞋，逼他穿，否则不许去念大学。那个当下，他站在楼顶拨通了佑振的电话，哭着说：“我想死。” 佑振强迫自己镇静，开始劝那个孩子。“你还没有做手术，还没有变成男的，你不想等到那一天了吗？”佑振承诺找人帮忙做他爸妈工作。小兄弟听了劝，佑振让他下楼，用家里电话再打过来，直到几分钟后看到座机号码呼叫，才放下心来。 “绝望的时候就想自己的软肋，”佑振说，“我自杀的时候就是这样把自己劝回来的。” “你也自杀过？” “不止一次。” 佑振停了一会，接着说：“第一次应该就是中学那时候吧，那会儿抑郁症嘛。一份报纸放桌上，我能盯着它发呆一整天，一动不动。就那样。”他做出盯着桌子发呆的样子。然后就扯开了话题。好几次聊到抑郁、失眠的经历时，佑振都是这样，有意无意地几句话带过，或者说成笑话：“我手机下了俩app都是郭德纲的，定时60分钟自动关，大半夜‘哈哈哈’自己在那儿笑，难怪越来越活成逗比了。” “咳，我们那些群，”佑振翻了个白眼，“今天这个要死，明天那个要死，这些人都这样。”他笑了起来，“不过说出来比较好啦，说出来的就不会去死了。我们可以互相安慰。” 佑振说的qq群，有双性人群，有跨性别群，还有许多细分的手术群、技术群、平胸群等等。他们在群里寻求帮助，更抱团取暖。但几乎没有线下活动。有的人做完手术就再也不会出现，有的人在群里朋友的帮助下安排好形婚，却因为不得不穿上可耻的婚纱而不愿意让任何朋友看到。他们敏感，隐身在一个虚拟id背后分享秘密。群里的照片都是“没有脸的”，手术做完了拍成果，也都只有部位。 在这个群里的很多人看来，他们似乎是天生的少数派。但世界总是复杂多元的。也许科技的发展，能帮我们一步一步理清某些认识。在性别上，最早只能依照外生殖器的区别，将性别简单划分为男、女二元，后来人们发现了性腺和性激素，每个人的体内都同时存在着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却是以各自不同的量和比例。再后来，人类发现了染色体和基因，许多影响性别发育的基因作用于不同的发育阶段，而性染色体除了“46，xy”（男）和“46，xx”（女）还有许多变化。比如佑振，他的性染色体是45xy。 有人生而为男，有人生而为女，佑振则生在了男女之间。就如同体型有高矮胖瘦，肤色有黑白黄棕。每个人都是人类独特的一款存在形态，就像彩虹光谱里的每一个颜色。少数的存在，其实是这个社会丰富的展示。少数派与弱势群体画等号，不过是个长久的迷思。 “我不想以弱势群体的身份得到关怀。”佑振说。之前拍那部纪录片时，他还有点悲观，但现在他似乎想通了。“为什么跨性别就必须苦逼？为什么双性人就变态？” “不是的，我们可以融入这个社会。”他最后说，“我们要对抗，但一定记得，我们对抗的只是一个陈旧的观念。” 六 第11章 2015年春节，佑振打算回家过年。他很少谈及父母，但去年有次回家吃饭，爸妈又跟他念叨起结婚的事。他有些不耐烦，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医生都检查出我是双性人了，男的。”父亲耳朵尖，一下听到了“双性人”三个字，大吃一惊。佑振赶紧闭了嘴，向父亲示意：妈在呢，不说了。 几天后父亲突然到了佑振店里，带着点酒气。隔壁有家店铺是一对拉拉开的，佑振先从那家店聊起。父亲说：“现在都那么开放了，这也没什么”。他从没预料到父亲会说出这话。 那天下午佑振解释了自己的一切。 父亲沉默了一阵，说：“那你要注意身体。”佑振特意交代，先别告诉妈妈。但他知道，父亲藏不了话。 腊月廿八，佑振收拾完店里的活，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他拎上备好的一袋面粉和一桶油，打车回家。快到家时，父亲来了电话，喊他回家帮妈妈做年货。没过几分钟，佑振就拎着东西出现了。家里的油和面正好用完。 老家人过年讲究做“年事”，年三十的前几天就开始“炸年货”。佑振走进家门，桌上已经摆着三个大盆、五个小盆，备好待炸的鱼、藕盒和丸子。父亲抽着烟看电视。妈妈还在忙活。 “吃饭了吗？”妈问。 “没呢。” “那先吃吧，吃完帮忙。”妈妈说着，热了饭菜，摆上桌。她在饭桌边坐下，看佑振吃，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没由来地给他斟了一杯白酒。喝干了，又满上。 编者注： lgbt：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 文中，佑振、沐沐皆为化名。 随笔 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是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穆旦 老师阿明 文_郭玉洁 一 吴明益深目凝视，十分认真，会让你忽略眼镜。头发修剪得很短，是干净又不引人瞩目的长度。他常常穿黑灰两色的衬衣长裤，合身熨帖。有时右手插在裤子口袋，作势拿出来时，左手先从外面按住口袋，如此右手抽出而裤子始终平整。 他个子矮小，却黝黑结实，声音浑厚，不同声部在胸腔共鸣，像手风琴。这也是因为他上课十分用力，讲到快下课时累了，扯出好几个不和谐的音。在第一堂课，他鼓励我们练习在课堂发言，不要害怕，他说自己读书时也会紧张，因为舌头太厚，有些音会发错，所以常常沉默。仔细听，果然有的音仍然在舌尖和牙齿之间发涩。听同学说，吴明益刚开始做老师时，由于太紧张，上课前会去外面呕吐。 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会紧张，他已经如此知名——张大春说，吴明益是台湾最好的小说家，他在facebook上的文章每次都有上千人转发，他也已经是华文系最受欢迎的老师，每次开课，学生都坐满教室。 在第一周，他列出十五本书，说，这些书应该在两个礼拜就能看完吧。大家吸一口气，不敢作声。他又说，如果写作而没有才华，不如去卖红豆饼。他的右手从口袋里摸出来，伸出食指，作为强调的辅助手势，第一个指节伸不直，用力地勾着。于是下课后，教室旁边的吸烟区，都是垂头丧气的学生，计划去学校外的志学街卖红豆饼。 第二周，人少了一半，吴明益说，各位不用担心，这些书不用很快看完，我上次那些话，是为了吓退没有决心的学生。此时坐在下面的，不知是松了一口气，还是更觉得紧张了。 吴明益开的这门课，叫作《文学与环境》。这是他的写作方向，也是研究方向。他说，博士论文答辩时，有答辩委员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足以成为学术研究的题目，他不服气。但是今天，不会再有人这样说了。 和很多人一样，提到自然文学，我首先想到的是桃花源落英缤纷，诗人隐逸山林。但是在这门课上，“自然”是格物致知的科学体系。吴明益提醒我们，描写一棵树、一只鸟的时候，要写出它准确的名字。这不止是细节，也是对写作方式的选择。吴明益说，他这一代台湾写作者，生长于经济腾飞时，典型的“没有什么事发生”的时代，经历贫乏，写作材料少，好处是读书多，万物的知识都可以进入小说。“一本植物图鉴，有没有可能是文学？一本百科全书，有没有可能是文学？”他在课堂上问道。 这个时代的文学，离不开政治。自然文学背后是生态哲学。人类的扩张、对资源的滥用，迅速毁坏了自然的平衡。在每堂课，吴明益都会花一个小时，提出最新的环境议题，和我们讨论：美国牛肉进口事件、虐杀动物、核电厂、大陆游客……他提醒我们，对这些问题要有关怀，但是也不能缺少专业知识，不能基于简单的道德义愤，那是相当廉价而无效的。一次，提到珍稀动植物的过度捕猎和采摘，我举手举例，比如西藏的冬虫夏草……吴明益打断我说，你知道冬虫夏草是什么吗？我说，厄，就是冬天是虫子，夏天……吴明益目光移走，眉毛很轻微地皱着，泄露了一贯小心隐藏的不耐烦，说道，不是这样的。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冬虫夏草”是个谎言。 为了实践生态哲学，吴明益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块地。每天清晨下地，主要的工作是拔草——除草剂会污染土地，到期末，他收获了几个营养不良的玉米和胡萝卜，但是他高兴地说，云雀会栖息在他的田里，它们知道哪里是安全的。他也尽量少消耗能源，不使用冷气、除湿机，太潮湿了怎么办？“那就湿湿地睡。”他说。在课堂上，参考书每年循环使用，第一次开课时，他把参考书以八折卖给同学，学期末七折收回，再下学期七折卖，六折收，总有一天，书是零元。他用拇指和伸不直的食指比了一个圆圈。 他是很认真的老师，每次都做好投影片，影印一大沓资料，带着音箱，给同学们看影片，讲最新的时事、八卦，力争将学生牢牢抓在这个课堂。有时经过课堂，很远就听到他的声音，用了很大的激情，把自己整个丢进去，窗户里看见他，似乎头顶蒸腾着热气。 新知令人兴奋，混合着沮丧和迷惘，度过这门课。我像梦醒一般，注意到校园里每一种动植物都有自己的名字。东华大学有一种动物，如果在以前，我会叫它野鸡，但是现在我知道它是环颈雉。吴明益说每只环颈雉性格不同，7-11前面那只脾气不太好。 同学们对于吴明益有一种崇拜和恐惧混合的情感。私下里，大家叫他“阿明”，分享着关于他的传说。阿明很帅，也很在意自己的形象，他曾在写给毕业生的文章里说，这辈子如果发生两件事，他就去死，一是要他上台表演，二是秃头。阿明是神一样的存在，教书、写作、种田、演讲之余，每个月读二十八本书。阿明走过了花莲所有的溪流，查阅它们的历史和传说，写成了《家离水边这么近》。关于行走，他喜欢引用荒野文学作家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的话：人类不应该开车，而是应该步行体验荒野，那么老人呢？艾比说，他们有过机会。小孩呢？他们还有机会。吴明益写，智慧是往上走的，年轻的时候，智慧长在腿上，年老的时候，会走到头脑里。 在《家离水边这么近》中，吴明益写道，他曾计划从花莲徒步走到台北，可惜走了一个礼拜，到苏澳之后，背伤发作，没有继续。在那一个礼拜，几乎每天都下大雨。我心想，这真是一个很有决心的老师。 这种决心、认真，让同学们又尊敬，又害怕，课堂上低头躲避，尽量不发言。也是这种对自己的严格纪律，让著名小说家、学生心中的神吴明益在facebook上写道，每次上课之前，他都会失眠。 有时他会开车带我们外出，去他的田里，告诉我们草的名字，它们如何努力生存。他也带我们去花莲溪入海口，从望远镜里看一只很小的鸟。在他的书里，吴明益曾经写道，他曾带李锐来到花莲溪入海口，这位来自内陆山西的作家，沉默了好久，第一句话是，原来海的声音这么大。 二 东华大学英美文学系创作所，是台湾第一个创作学位。最初设立时，师资很壮，有诗人杨牧、小说家李永平、郭强生担任老师，并邀请不同作家来驻校讲课。杨牧回到美国、李永平退休之后，创作所从英美文学系转到华文系。没想到，台湾出生率降低、大学招生日渐低迷之时，很多专业都面临招生危机，创作专业倒连年报满。 我的同学通常都刚刚大学毕业，很多都有一种小老鼠的气质，沉默敏感。坐在距离老师最远的地方，头埋在桌上。一触碰就躲起来，或是跳得很高，这样的易感。 创作并不容易教，这是可以想象的。即使在创作专业最多的美国，人们也常常嘲笑、批评这种教学方式。小说家、诗人，真的是可以教的吗？ 第12章 华文系有吴明益，也有几位创作与研究兼顾的老师，除此之外，每个学期都会邀请校外作家驻校。曾经被邀请的作家有黄春明、骆以军、施叔青等，但是我在华文系上的第一门创作课，就令我大失所望。 这门“小说创作”，老师是一位从未听说过的作家l。查资料得知，她在八零年代成名、曾在报纸工作。l老师声音沙哑豪迈，开篇即称，自己教授小说创作多年：“老师对这门课还是很有心得的。”她宣称要在课上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她已想了很久。但是这门课一半时间都与写作无关，而是由各位同学报告台湾作家，这内容似乎应该在大一完成。更令人担忧的是l老师的教课状态，因为这门课是在晚上，l老师已经十分困倦。常常课时才到一半，课程已经进行完了。接下来讲什么呢？l老师不知在问自己还是我们，一边打一个大大的哈欠。有时同学正在作报告，老师已靠在椅背上睡着了。临近期末，l老师所谓的实验终于开始了，原来是在课上模拟一次文学奖，她收集了十来篇小说，由在场的同学打分，评选出首奖、优胜奖，等等。评奖结束后，她指着一篇获得优胜奖的作品，嘎嘎笑着：“你们怎么知道这是老师的作品？”原来这是她十多年、也许二三十年前的旧作。 第二学年，驻校作家是剧作家、诗人鸿鸿，他开了一门“舞台剧写作”。鸿鸿是一个微秃、素食、总是愉快微笑的中年人。相比l老师，我更相信鸿鸿已经教了多年写作课，他有一套熟练的计划，游刃有余。他要求每位同学各自采访一个人，这个人距离自己的生活越远越好。 同学们分别采访了餐厅打工的越南新娘、服饰店老板、地方报纸的记者、军人、灾区的原住民小孩、同志三温暖的老板。接下来，我们每个礼拜写一幕短剧，发展自己的人物。等到这些人物发展出性格，腔调，鸿鸿就要我们练习更复杂的形式，哑剧，历史剧，等等，直到期末写一出完整的舞台剧。 鸿鸿说，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师。他要我们观察人物，写出尽可能真实的人物。他指着我的第一份作业，讥笑说，这是真实生活中人们会讲的话吗？不是，这是偶像剧。 在课堂上，同学们围坐一圈，分角色念出每个人的剧本。念完之后，由作者解释，老师和同学们评点。除了对我的第一份作业，鸿鸿很少批评，他总是心情很好地，微笑着鼓励同学们互相讨论，使课程往前发展。课堂上的一切想必在他意料之中，无动于衷。这门课十分快乐，每个人都得到鼓励。无论作者是否想要搞笑，总能营造奇异的喜剧效果，让同学们哈哈大笑。 在这堂课上，最活跃的一位同学来自马来西亚，他凸起的眉骨、厚厚的嘴脣证明了这一点。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研究室，因此同学们叫他“土地公”。“土地公”个性好动，喜欢用动作、言语引人发笑，大家都喜欢请他读戏，这样，一幕无聊的戏也能好笑起来。 然而爱搞笑的“土地公”背后，有一个悲伤的故事。他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华人家庭，父亲非常严厉，因为他气质阴柔，常常被父亲责骂、被弟弟欺负，他更不可能暴露自己喜欢男生的真相。在东华大学华文系，他发现课堂上可以如此开放地讨论各种问题。于是他很快出柜了，并且决意留在台湾。 “土地公”的出柜，同学们都开怀接受，有人笑说难怪他这么喜欢紫色，喜欢穿紫色衣服，用紫色计算机。出柜还招来一个意外的结果，一些要好的女生故意靠近他，看他满脸嫌恶害怕地四处逃窜，以此取乐。 在舞台剧写作的课堂上，“土地公”采访的人物是同志三温暖的老板阿正。在逐渐发展人物的过程中，他袒露了更多。父亲是一个权威的形象，令他畏惧而又愤怒。同时马来西亚的宗教氛围、社会环境，都让他不可能以同志身份自在生活。因此他来台湾读书，发誓不再依赖父亲，每门功课都必须拿到优，才能拿到奖学金，而打工所得维持日常生活。他把自己的压抑、恐惧、对男性的情欲，都投射在了阿正身上。 三 骑摩托车经过大片草坪，出校门进入志学街，再拐入一个小巷子，看到田野里有一栋房子。这是一家咖啡馆，叫9803。我约了吴明益老师在这里见面。 在第一学年，他痛快答应，成为我的指导老师。我们师生之间关系松散，偶尔碰面。他给我很大的空间，很少摆出老师的架子。我既知创作之路只能独行，许多问题难有答案，不如不问。只大而化之，闲聊两个小时。 私下见面时，吴明益很放松，但仍然诚恳应对我的每一个疑问。这样认真的个性，让我想到，他说自己成长在一个保守的家庭，一直到念大学，还不敢自己去佐丹奴买衣服，要请姐姐帮忙。 我说在台湾读书，让我思考两岸文学体制的不同。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关于已故舅舅的散文，她说：“我想投文学奖，就去看历年文学奖作品集，结果发现，得首奖的散文都有一个人死了，于是我就写了一个死人。”同学们大笑，她也笑，又敲着桌子叫：“但我舅舅也是真的死了！” 比起我这一辈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台湾的同学对写作更自觉，在如此年轻的时候，立志做一个作家、诗人，令我羡慕。他们的稿件打印出来，奔赴台湾大大小小文学奖，有的同学已经拿了不小的奖项，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系办的贺报上，他们也因此更有信心地继续新的创作。尽管在台湾，很多人批评文学奖，但我仍然觉得，有如此清晰的登上文坛的路径，台湾文学青年是幸运的。 我们也曾有过清晰的文学路径，那是社会主义时期，作协、文联、文学期刊，但是到1990年代开始，我们已经不阅读，也不信任文学期刊，看不上作协、文联，也不可能被他们看上。和更年轻的韩寒、郭敬明相比，我们也还没有学习到文化商品的厉害之处。关于文学，我们失去了路径。 恰恰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媒体市场化浪潮兴起，需要大量新人。这是极少的可以借文字谋生的道路之一，初期甚至薪水不低。因此一代文学青年，多半成了记者、编辑、广告写手。直到日久年长，新闻写作日渐模式化，而内心抒发的渴望升腾不息，于是我听到身边很多人在说：我要写小说。只是此时已骑虎难下，文学创作难以养活自己，更难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自2000年前后投身媒体的人们，大都已经有一份不错的薪水，生活纷扰浮躁，若要离开这一切，进入全然的孤寂，需要不小的勇气。在这样的生活中，我的一位好友说，文学好像偷情。 如果说我们在偷情，那么台湾的文学体制，就是在相亲结婚，过着安稳的生活。偷情固然刺激，但是安稳生活也令人羡慕。也许这就是我来台湾的原因。 吴明益认真地听完，微微皱眉。他回忆说，台湾的文学体制，也有不同阶段。在六七十年代，报纸副刊被严密控制，文学杂志比较自由，于是许多作家创办同仁杂志，发表自己的作品，比如陈映真。80年代“解严”之后，文学中心又转回报纸副刊。当时大家不看电视，《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发行量都高达百万。这两份报纸的文学奖因此影响力巨大。 吴明益说：“我想前十届，两大报的文学奖获得者，真的好像得到一个钥匙。到了1990年代，我们这一代成长的时候，是两大报文学奖最蓬勃的时候，还是一个标杆。但是突然在1990年代中末期，媒体越来越多，网络兴起，电子媒体兴起，年轻人不看报纸了。等到我们得两大报文学奖的时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了。” 2001年，吴明益借小说《虎爷》，拿到了《联合报》小说首奖。但是这时，一个奖已经不够了，要多拿文学奖，文学杂志、报纸副刊的编辑才有可能认识你。在这种体制下，评委的口味就决定了文学的整体风格。像我的同学一样，吴明益也去研究前几届的得奖作品集，每一篇都看过，想一想说，这样的东西才是好东西。“这不是得奖或不得奖，而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样的是好作品。”他说。 我想到他曾讲过，在他年轻时，台湾流行情欲文学，性都写得很露骨，“但我的情欲经验实在乏善可陈”，他笑着，露出两边的牙龈，脸庞黑红。最终，他第一篇成名的小说《虎爷》，取材于当兵时的经历，被命名为“新乡土文学”。 摆脱了情欲文学、后设小说等文学风潮，吴明益从写实出发，他探索各种技巧，又不为技巧束缚。“我们越读越多，会发现真正的世界很复杂，有人写的这么简单，大家也说好，有人说不能在小说里论理，可是你看米兰·昆德拉，论理也会论得这么漂亮。” 今天的台湾，文学奖是年轻作家出道最重要的方式。我也终于明白，台湾的文学风格为何如此类似。不错，文学奖为文学青年准备了看得见的道路，就像我们曾有文学期刊，有作协，但是真正重要的，还是个人的才华和决心。一个人二十岁时是否写作，和文学体制有关，但是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时是否还写作，就真的和自己有关了。 四 和“舞台剧创作”同一个学期，吴明益教授“小说创作”。第一堂课，他照例放出狠话，想要吓退没有决心的人：“各位坐在这里，说明都是没有才华的人，如果你们有才华，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在吸烟区长吁短叹、计划去卖红豆饼的同学更多了。 和鸿鸿一样，吴明益要求我们去采访一个人物，写五百字的人物特写。在课堂上，他读出这些文字，再行点评。一位同学写的是一个喜欢钓鱼的人，吴明益追问，他用的钓竿是什么类型？同学答不上来。“土地公”写了一位越南新娘，吴明益念完之后，转头确定地说：“这不特别。” 课后哀鸿遍野。和其他课比起来，这些批评并非更严厉，也未尝不是事实，却打击更大许多。文学青年原本敏感，又自负，对自己的作品加倍在意，何况这是小说家吴明益的看法。“没有才华”，“这不特别”，这些词，如重鎚正中胸口。 三堂课下来，同学们像遭遇空气中的强大阻力，坐在最后最远处。每个提问都像石头扔在沙堆上，不起回响。这种课堂气氛，毫无疑问也对吴明益老师产生了影响，他少有地露出了无奈神情：“你们要不要坐前面一点？” “土地公”决定退选。吴明益的评论令他十分愤怒，同时，他有现实的考虑。这学期修课太多，这样下去，这门课恐怕拿不到高分。如果失去了奖学金，他在经济上将无法承担。 吴明益拒绝了。这门课名额有限，非常抢手，“土地公”选上而中途退选，吴明益认为，这对想选课而没有选上的同学不公平。同时，我想，以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原本就对上课深感挫折，此时想必更受打击。 小小的波折之后，“土地公”退选了，而吴明益也修改了教程，他不再在课堂上朗读、批评同学的作品，改为课后面谈。课堂上的时间，多半用来讨论新近出版的优秀小说。同学们松了一口气。我也松了一口气，又有说不出的怅然。 我们在9803咖啡馆谈话时，吴明益曾讲起上课的压力。今天师生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信息容易取得，老师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他不愿伤害学生，又总是觉得无力，如何能让学生爱上老舍、沈从文？至于小说创作，他很清楚，大部分人不会成为作家。事实上，我们都清楚。曾经有很多编辑跟他聊天，“过了中年，大家回想起来，说年轻时我也想成为作家，但是没有，今天变成你的编辑，”他能感到那种淡淡的感伤，至今还在，“我想有些学生会变成这样。” 站在讲台上，吴明益仍然慷慨地讲出自己所知所想，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小说技艺。他说，他常常在图书馆写小说，把不同种类的书摆在面前，比如一本村上春树的小说，一本贝壳图鉴。他写一写，翻翻图鉴，其中讲到贝壳的花纹是非常准确的几何图形。这很有趣，他说，于是我打算让男主人公把这些讲给女主人公，后来他们分手，女主人公到尼泊尔，看到卖贝壳的，觉得奇怪，为什么尼泊尔会有贝壳，不是内陆吗？卖贝壳的告诉她，因为很多很多年前，这里是海。 “这时候会不会就有点忧伤？”他得意地说，用大拇指和食指捏成一个圆，“这都是我零秒鬼扯出来的。有时候我会觉得妈的太滥情了，不要。”一位同学瞪圆了眼睛，“零秒鬼扯的吗？好厉害啊。”吴明益说：“因为我随时都在想这些事情。” 有一次，他讲到自己从小长大的中华商场。他家有一家鞋店，他年轻时常在那里看店。一个女生试了好几双鞋，他正在忙，回头看这个女生已经不见了。他追出门去，穿过商场的人潮，像间谍片情节一样，追上这个女生，“我对她说，你不买没关系，不过要跟我讲，讲完我就转身回去了。”说到这里，他似乎仍有余怒，冷冷看我们一眼，“这个店员的性格是不是很鲜明？” 有时讲了两句，他停下说，不对，铺垫不够。回去重讲。讲完之后，又说，“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课堂上讲的这些故事是真的。我是一个小说家。” 讲故事的时候，是他最有神采的时候。 五 夏天来了。下雨之后，草坪上热气酝蒸，草腐烂的味道，有时候很像马铃薯熟了。割草的工人每天清晨挥舞着小飞碟，在窗前轰鸣。白色的黄头鹅就会飞到学校，吃惊起的小虫。 课程进展到期末，“舞台剧创作”还是那么欢快。鸿鸿说：“剧场里只有一种剧，就是写实剧。剧场里没有抽象人物，没有人为了荒谬而存在。比如说，我这么认真地教你们，结果最后没有人成为剧作家，这不是很荒谬吗？但你们还是认真地上课，那更荒谬啦，越认真越荒谬。” 在这种游戏气质的鼓励之下，一位同学在期末作业里，让所有人在沙漠上历险，瞬间互换灵魂，两句台词之后，又互换，因此整个剧情就是所有人物，包括猫狗，都在疯狂地互换灵魂。而“土地公”设计甘肃老兵作为阿正的父亲，阿正迫于父亲的压力，打算迎娶一位印尼新娘，这婚姻是假的，阿正为了让父亲满意，新娘则为了拿到“中华民国”居留证。婚礼的晚上，父亲死了。“土地公”用这个剧情解决了自己的生命困境：同志身份，外籍人，家庭。 在“小说创作”的课堂上，师生都出现了一种忧郁。小说家吴明益和教师吴明益相互纠结，两种身份却越来越分离。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讨论阎连科的《发现真实》。在这本书中，阎连科把情节逻辑分为零因果、半因果、全因果、内因果，吴明益解释完之后，问：“大家有没有问题？”无人作声。他突然笑了一下：“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他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说道：“在流行音乐的课上，很多同学说喜欢伍佰，我问，你们有听过《小人国》吗，同学说没有，我说，那你不是真爱啊，对小说也是，课程还没有结束，很多同学就已经呈现疲态了，不是真爱啊。” 第13章 他继续说着，有点像自言自语：“如果课程再延长三个礼拜，我就会想死，因为我的精神状态没办法支撑下去了，挫折感……还有就是，我没办法去写小说……那个浪过来了，我看着浪过来，可能要看着浪过去，过去了就很难找回来了。我很想写小说，我知道自己的作品还不够好，要写的这两本书，都会比以前好，但是各种社会责任，家庭，学校……” 同学们更加沉默。我看着吴明益，他的声音、神情，和平常一样清楚认真，只有这段话本身令人震撼。我想到有一次，他说：“构思情节的工作，是一个小说作者每天都要做的，你做得太多，以至于觉得自己不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小说在我的生活里变得太重要，以至于我没有生活了。” 下课时，他又说：“我不应该说刚才那些话，事实上是我没办法做一个合格的老师了。” 我深深理解一个小说家的焦灼，同时想，他一定在恨我们。幸好，课程没有延长，这已经是最后一周。在几个日夜的写作之后，我结束了一篇小说。想到我的老师吴明益说，小说是一门展示心碎的技术，也是挽救心碎的技术。 这个学期结束了。 上海小风月 文_袁凌 一 在一家羊肉汤店，见到来京的老牛，喝汤时他微信收到两张老鲁发来的照片，是和女友出游余姚一处农耕园。打头一张双人床，接着是老鲁的一双大脚丫，抵在窗台的如画风景上。老牛说，这次终于被女友办了。 说起老鲁的女友，是富二代，开一辆大宝马，老牛形容为空间大，适合车震。同学老杨称她为“四十岁的小女孩”，与年方四二的老鲁也算般配。这次老鲁特意发来双人床的照片，暗示意味很明显，我们喝着羊肉汤，一边感叹老鲁有“老来福”。 老鲁是我和老牛的研究生同学，因为他姓鲁，性格也比较直钝，偶尔被称作“鲁男子”，但“翻版梁朝伟”实在是当年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尤其那两年上演了梁朝伟和张曼玉对手戏的《花样年华》。 但他对于自己这一外貌优点，似乎全无自知，和女生的交往绝少。自然，中文系的女研究生本来也是零星点缀。和半路出家的我们不同，老鲁出身复旦本科，又是上海人，血统纯正，这似乎也使他不能轻易放下身段。 但老鲁在复旦嫡系中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大和上海本地的同学们交往，在其中有些落落寡合，倒是和我们几个外地同学来往密切。这大概是由于他的童年背景。 老鲁的父母在“文革”前下放江西上饶支援“小三线”建设，老鲁在那里出生，上中学时和哥哥一起被送回上海由爷爷奶奶抚养，直到爷爷奶奶去世。老鲁的父母一直生活在江西，哥哥成家，老鲁一人住在爷爷奶奶留下的一间老房子里。几年前老鲁的母亲患绝症去世，似乎在母亲生病救治的事情上，父子和兄弟之间伤了感情，老鲁逢年过节都是单身。有时被同事或朋友叫去吃年夜饭，绝少和哥哥来往，更不曾回江西探父。 除了像梁朝伟，老鲁的一个长项是英语好。他的宿舍书架上不但插着砖头厚的韦伯大辞典，还有本校教授陆谷孙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令人生畏。有一年复旦南区不知为何流行吃枸杞，文雅些的拿水泡，老鲁和我们一样是生吃，吃法也像他的英语一样突出。那段时期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端坐在带书架的书桌前，桌上摊开一本英汉大辞典或其他工具书，另有一袋宁夏红枸杞，一手翻书，一只手里抓着一把枸杞，眼神有几分茫然地送进嘴里，无声地嚼动一番，又再送一把。 按照他喂料的分量和速度，一袋枸杞似乎经不住几次送。但枸杞入肚的大补功效，又全无用武之地，大约也是当初南区学子共同的一种悲哀吧。不知在那些寒窗之夜里，他是否领受过身体发热、辗转难眠的后果。 那个年代老鲁不打众人热衷的扑克。我和他有所交集的原因，一个可能是我英语不错，让他在一堆半路和尚中高看一眼。另外大抵是下围棋。对于这一风雅之事，他硬是从初级水平刻苦学习，到毕业时能够和班里高手抗衡，以后更是一枝独秀。这也说明了老鲁英语好的秘密，正是认真执着。执着大约是老鲁最大的特征。 二 毕业之后，起初天各一方，老鲁大约是嫡系的优势，进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我和老牛等人则分赴外地。此后多年，我又回到上海一段时间，有了较多交集。 老鲁此时已经从出版社离职，原因是想自己搞翻译。之前我已经在书店看到过他翻译的两种书，其一是美国畅销小说《保姆日记》，署名是“老鲁等”。这个“等”字让我把老鲁比作政治局排名最末的常委，原因是新闻联播一路名字念下来，到最后这位总是加上一个等字。但在内心深处，仍旧不免有钦羡之意。问他哪来的翻译资源，他淡淡回答是人家找过来的。说到离职一节，老鲁似乎也是极为干脆，与领导略有小隙，即断然请辞，反而让对方错愕。 但时间一长，老鲁离职的决定却显出不那么英明，原因是翻译的价格太低，低到一千字只有60元，连翻译大家也撑不过80到100元的价。一本书翻译下来所得不过万八千元。这时老鲁又显出硬气，对于旁人建议回头的意思不领情，表示出版社不是啥好地方。收入不丰且乏稳定，生活因此紧巴了，好在他有一间房子，不必为房租发愁。表现在饭局上，就是难得请上一回，甚至引起同学老杨的意见，称呼也由鲁男子退居鲁阿三。老鲁倒也能接受现实，对昵称无甚在意。 更成问题的则是一直没有女朋友。老鲁在复旦上学时据说是有初恋的，对象是暑假在三峡旅游轮船上认识的一个女孩，在南方上学。但似乎只到接吻的程度，两人面临两地分隔，老鲁因此坚决分手，连临别拥抱也免了，女孩颇有幽怨。以后老鲁在出版社，又偶蒙一个音乐世家青眼。 这个三口之家中的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领导，母亲也是高工之类，女儿从小就是钢琴家。大概老鲁作为名校才俊的气质被女孩父母相中，经过长辈介绍，两人开始交往。但老鲁似乎颇有压力，言语之中总提及女孩父母瞧不起他出身寒门的意思。女孩天南海北演出，聚少离多，和老鲁的关系也始终是隔层窗户纸，而老鲁不知是无意，还是不知道怎样去捅破。 一次女孩国外演出归来，特意告知到老鲁家过生日。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机会，老鲁因此也慎重布置，迎接女孩前来。 考虑到女孩是音乐家，老鲁布置的生日重头戏，是买了十几张莫扎特、贝多芬、格什温等人的碟片。晚上吃饭之后，女孩第一次来到老鲁家里，老鲁开始放碟片，两人一起欣赏。起初听完还交流意见，后来就剩下老鲁说两句，女孩不出声了。老鲁还是一张一张地放碟片。到十二点多，女孩起身说要回去，老鲁茫然，“还有一张你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没放呢，我给你留在最后的”。女孩无奈地笑笑。老鲁规规矩矩打车把女孩送到家，在电梯口回来。电梯阖上之后，老鲁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孩。 此事传为轶事，老鲁自己似乎不以为然。 老鲁的房子在闸北老区的一条小街，从同学活动的中心地点徐家汇打车去那里，要经过苏州河，的士在有钢筋的桥面上哐啷掠过，闻到淡淡的腥味儿。我因为下棋去过两次，发现不是他说的一间房那样简单。这是一套家属楼的单身宿舍，带着阳台和厨卫，厨卫以后被隔成了两进，阳台也被封了起来变成房间，这样整个房子有了四进，只是夹在中间的厨房非常暗。以后不知是在老鲁还是父母手上，又和上下楼的邻居一致行动，把阳台前端打通，硬生生再往街道上空伸出去一间，老鲁用来养花。这样所谓的一间房子就有了五进，我称之为“一条房子”。 老鲁最经常的活动空间，自然仍旧是在中段的大房子里。这间房子最显眼的是一张大床，相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床太大了，让人感觉是从爷爷奶奶时代的格局延续下来。此外是几大排书架上的书，还有一个显眼的棋墩子，说是花了六千块。为了学围棋，老鲁还请了专业教练，花的钱过万。另外就是阳台伸出去的房子养的各种花，我去的时候是月季，老鲁面有得色地细致讲解不同颜色的品种，据说都名贵，每一株上千块。老鲁做这些事都舍得认真花钱，譬如他为了打乒乓，也请了专业教练每周过浦东去练习，以求能和野路子的老牛抗衡。 他最不讲究的大概是伙食。日常的饮食无非是楼下本帮餐馆外卖的咸肉菜饭外带清汤，几乎是成年不变的。那几年的饭局，老鲁到席常常先申明“有没有米饭，只要让我好好地吃上一碗米饭”，看来作为上海人，他生活的底线和日常需求都是米饭，正像山里人的我之于土豆。 房间里另有一件先进的东西，是卫星电视接收装置，外表看来灰不溜秋，换频道要用手揿动按钮，但能够破解国外付费电视的代码，收看成人节目，老牛说最著名的是hard cow。据他想象，老鲁总是一个人坐在大床上，对着hard cow的剧烈动作场面自己打手枪的，那时还没有流行撸这个词，否则一定会与老鲁的名字联系起来。下棋间隙我对老鲁提出参观，他略有迟疑但未拒绝，似乎面无表情地打开那台不起眼的小电视，果然全是激烈的动作片场面，以西方人居多，据老牛说老鲁喜欢重口味。转了一圈全是白花花的人肉，让人有点心堵，我也就让老鲁关了电视，他脸上依旧是那种木讷的神情，似乎有点窘迫又不知如何回护。 我不由想起来时在楼下见到整整齐齐的一溜发廊，门面挂着粉红色的纱帘，似乎是一种行业标识，每个玻璃门里都有几个无所事事的女孩子，虽然是秋天，却穿得像纱帘一样透，裸露着大腿，一瞥之下让人操心她们冷不冷，脸上却又莫名地发热。这是老鲁每天目睹的情形，他的咸肉菜饭馆夹在这些粉红发廊之间，这也是他总是叫外卖不去馆子里用饭的原因吧。 以后听说老鲁干了一件很出名的事情。那些发廊营业的黄金时段一般是午夜，上下仅隔一层楼板，楼下传来男女之事的动静让老鲁实在难以入眠。他拨打110报警，接线的警察说这种事管不了。又去找居委会，人家言语之间还怪怪的，以为他多管闲事。老鲁一气之下，打通了一个担任闸北区副区长的亲戚电话，投诉此事。老鲁常年不和亲戚来往，这次实在是忍无可忍。 副区长一听颇以为严重，下令严查，终究封闭了楼下那一溜发廊，小姐们不知何去，居委会的人员还专程上门来向老鲁道歉，说是先前不重视扰民，工作失误。我第二次去到老鲁住处时，时隔一年，似乎略有回潮，又新开了两家发廊，但红纱的标志和女郎裸露的大腿不复旧观，似乎是正经做顶上功夫的。 三 翻译事业持续了二三年，未见有新著出版，价码全无改观。窘困之下，老鲁做翻译家的心力渐渐枯竭，偶尔有人约稿也不欲动笔。终究在老牛帮助下找了家泛时尚类杂志，以后又到一家大型的财经类报纸编文化副刊，只是不知为何，他总是和所在刊物的女上司发生矛盾，一怒之下辞饭碗而去。此后的许多年中，多半处于半死不活的就业状态，也就始终充当饭桌上的弱势群体。 饭桌之外，牌桌上的老鲁也难免气象局促。最初大家其实是不玩钱的，四个人打升级。配合之间难免差池，时有争执，后来就变成三打一斗地主，再后来演为搓麻将，并且盛行一种“咬三口”的上海花色玩法。 在那些徐家汇附近茶楼的漫长夜晚中，老杨和老鲁之间常常为了“咬三口”脸红，在一家辞书杂志做到副编审的老杨，因为时常和我们这帮不上进的同学来往，受到妻子一再埋怨。但咬到老鲁三口，看着老鲁脸色渐渐由木然变得赤红，脖子和呼吸都明显粗起来，恐怕实在是他在咬文嚼字的本职外不可或缺的乐趣。补偿之道则是请饭。 被老杨在牌桌上小咬之外，间歇失业中的老鲁，又被疯牛狠狠顶了一记。 2007年我刚从陕西回到上海滩，一头落入牛市的大潮中，每人都被席卷，又自以为弄潮儿。几个同学全部成了“股神”，尤其是一支特变电工股票，被老杨时时刻刻挂在嘴上，吃饭路上和的哥不忘交流几句，跑堂的东北阿叔也加入谈论“一万点”，我的自绝于股市难免被视为落后愚昧。一向轻易不动窝的老鲁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下，趁牛市冲破6000点关口之时入场，劈面赶上疯牛掉头，连续几个跌停板把老鲁压得半死。好在他果断割肉，进场的七万元积蓄变成三万，并且断然销户。老杨和老牛的损失其实更大，但受他们一再鼓动入场的老鲁无疑是冤案主角，义愤之下大半年绝缘牌局，两位同学不得不另拉牌腿子，却始终感觉不如老鲁在场，咬上了三口也没劲。 老鲁经常提醒赌友们，他参与牌局的成本要高出其他人，因为深夜回家的遥远路程需要打车，而来时一般也是打车。即使是在失业的困顿时期，老鲁也坚持打的，说“我们这样身份的人，怎么能不打车！” 不过终究他还是添置了一辆电驴子，用于上下班和往返牌局。老牛因此称呼老鲁为我们当中第一个有车族。老鲁很关心他的这辆坐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留心的是如何找到一个好的停车位，为此总是别人发牌了他才姗姗入场。他曾经认真地对我讲解电驴子的好处：有这么个东西，充了电，就会忠实地把他的身体搬运来去，也不计较他的发胖。 饭桌和牌局之外，难以解决的仍然还是男女关系。我在上海的一年多，老鲁在牌局上的待遇有些特殊：我和老牛的女友都会给老鲁带点吃的之类。老鲁因此感叹，我们的女友都比我们自己对他要好。又继而不忿，这么好的姑娘们落于我们这等滥人之手。尤其是老牛，十几年里不断换女友，相处时间最长也是对老鲁最好的方姑娘，才貌双全学历高单位好，竟由于想结婚被老牛甩，更令老鲁气愤。我曾因此建议老鲁干脆去追被弃的方姑娘，他沉默不答。 第14章 作为单身的复旦毕业生，老鲁其实不乏人介绍对象。问题是他过强的免疫力总是让女方知难而退，也最终让所有媒人铩羽而归，对他失去了信心。老鲁对于女性的一句警语是“不给机会”。老鲁对我说过，当年的恋人分手后曾经想要复合，他坚决“不给机会”回绝了。对于新交往的对象，他总能找到一个缺陷一票否决。譬如一个女律师交往一段后带了老鲁去了迪厅，灯光昏眩人影摇动，令老鲁感到庸俗，心脏不适应；退场后去她家，老鲁进卫生间看到洗手池里残留的黑水“感到恶心”，因此立刻决定“派司掉”（pass）这人。另一个女性被否决的原因则是不够丰满，被老鲁称为“骨感美人”。 徐家汇附近有许多歌厅，价格都比北京便宜。有次我出差去上海，大家在徐家汇附近k歌，老牛提前告知老鲁可能会带女伴来。果然老鲁携一位女性出席，据说是一位公司职员，看上去是老鲁认可的稍微丰满型。老鲁却并不介绍，自己先坐下了，开始问还有什么吃的。大家让他再点，他点了自己的一份，却并不理会女伴。吃饱后老鲁去点歌自己唱，也没有为干坐着的女伴点歌。这个女伴，我只见到了这次。 有几年老鲁不再谈风月。他告诉老牛，自己年纪增大，加上修养，好久不大想到男女之事了。老牛还为他担心境界成真，说不想真的不想了。不料来年春天，老鲁忽然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大意是：“天气热了。女人穿得少了。他妈的！”这个三段论短语立刻成了老鲁的又一名言。 那年春天在衡山路附近的棉花酒吧，老牛似乎前不久观赏过了钢管舞，临时起意带老鲁和我去开眼。老鲁令人意外地没有拒绝，三个人到了酒吧街的一家舞厅，钢管舞正要开场。老鲁紧靠插着两根钢管的台子下面入座，仰头观摩舞女登场表演，借助两根钢管上下翻飞，长腿几乎要撩到老鲁的乱发，老鲁浑然不避，一直到我们把他叫出来，去一个洗脚城。在我们的同学三人行中，洗脚也是第一次，那夜似乎是我们起了行善的念头，一定要带老鲁去感受一下。 到了洗脚城，三个人要了一个房间，一排三个外地少女，蹲在沙发床前为我们洗脚。老鲁开始像是有些不好意思，看着我和老牛的动作，也就接受下来。想必从来没有女孩子的手指，这样细致地接触过老鲁的肢体，我和老牛都跟女孩子说说话，他半闭眼睛一声也不出。女孩子问他手轻手重，他也只是回答一声嗯，也不知道他觉得是轻是重。就这样一直到按脚结束，女孩子收拾完东西，我们喊老鲁起身走，他惘然地问了一句：“结束了？” 那天按脚的钱三人是aa制，老鲁也没有怨言，过后骑电驴子回家。我想见他在闸北区老街上的家，小区已归于阒寂，楼下早没有了发廊的调笑噪音，不知老鲁会否想起当年的举报来。扛着电池爬上二楼，这幢从童年起就熟悉的老屋，早年曾经因人多而狭窄，眼下满架书籍似乎是真正的主人，见证着复旦求学及以后发奋翻译的岁月，却也渐蒙尘灰。只有四只猫先后向他迎来，还有一只胆小的躲在床下，从来不见人。 老鲁养猫的年份起始不详，开始是一只，后来配对，高峰时期到了六只。老鲁的养猫和养花下棋打乒乓同一路数，是纯种英格兰短毛猫，尾巴上都带着圆环。小猫出窝之后，老鲁拒绝送人，打算养大些卖。期间我介绍的有个女孩子到老鲁家参观，对老鲁有所意向，看到众猫可爱，示意希望能抱走一只，却被老鲁婉言谢绝说“一只要值好几千块”。女孩与老鲁之间以后终无下文。 小猫渐渐长大，伙食和起居渐成问题，老鲁在微博挂出信息，开始是转让纯种英格兰短尾猫，过一阵变成友情低价转让，再到后来一直不能脱手，购买猫粮的压力越来越大，小猫终于变成免费赠送，一时仍然无人接手。老鲁家众猫成灾，到了霸占床榻、使老鲁无处可睡的地步。 其间老鲁也结识几位猫友，有一位大姐常常开车到老鲁楼下，让老鲁抱小猫下来欣赏，老鲁却从未开口让人家上楼参观一下。 以后小猫渐渐脱手，家中恢复平静。老鲁的心境，却和他的身材一起渐次走样。 那几年或许是由于放弃了乒乓球，又有了电驴子代步，老鲁的肚皮迅速地大起来，在几个老同学中遥遥领先。这终究使老鲁产生了自我怀疑。有一次他郑重地告诉老牛，自己的肚子“大得不正常，里面一定是长了什么东西”。如果有一天他过世了，希望老牛尽同学之谊云云。他有胆囊息肉，多年没有去检查过，大概由此生出了联想。老牛自然说他是杞人忧天，又劝他检查身体。老鲁却表示自己坚决不会去，该怎样就是怎样。 老鲁发福的一个后果是，我再也不能似乎无心地对人提及，我有一个同学是翻版梁朝伟了。就像脱发的我不再指望别人会暗中发觉我像周杰伦。那段年月永久地逝去了。 想到老鲁的未来，我的脑子里开始浮现一些单身的老年男人，独居在上海某条弄堂的平房或亭子间里，除了买菜倒垃圾不大出门，橱架上摆着一溜各式各样的茶叶罐，或者老旧的收音机。每天起床的日程是喝一种不同的茶，或是把修好了又坏掉的收音机再度打开外壳，从头修理。他们的世界里实际已没有他人，这个过于庞大的城市也不记得他们。 这似乎是大上海弄堂特产的一类老男人。当年我就是为了免于这样的结局，逃离了上海。 四 三个人大致同时进入不惑之年，老鲁的运气仍旧起伏不定。 他进入新的行当，到了一本收藏品杂志工作，有段时间据说拥有一个特别大而通透的办公室，甚至加上一辆公务用车。但没到一年，杂志不景气而关闭。一个朋友带他到了一家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以后公司欠账老板跑路，老鲁小半年的工资没有到手，成了白干。 前两年，这个朋友咸鱼翻身又找到老鲁，拉起了另一家公司，再次找老鲁跟着干。老鲁认真地咨询我们的意见，我们都觉得不必两次找同一棵树上吊。老鲁的想法却不同，他的思路是，这个人亏了他一次，心里多少会有所歉疚，不至于亏他第二次。 老鲁再度成了这个人的助理。过了快一个月，公司又撑不下去需要裁员，这个朋友告诉老鲁，公司实在是周转不开，留不下你了，你这个月的工资就算了，当做帮我。 老鲁又回到了无业状态。 不料否极泰来，经过老牛讲述老鲁的事迹，一个从北京网信办受训归来、出任上海一家官方网站老总的朋友慨然允诺，带老鲁去当自己的助理，年薪20万。老鲁自然存疑前去，不料这次的诺言成真，年薪兑现之外，还为老鲁上了多年无人问津的五险一金，甚至还往前接上了中断的社保。日常的工作则是特派去一家被收购的赔钱养老人杂志看大样，和杂志主编共有决定权。老鲁不禁感叹“在这个单位，终于又有了家的感觉”。 不过他又总觉得，这样的好事“对我来说不会长久”。果然时过两年，那个朋友辞职，老鲁因此惴惴不安起来，担心毛将焉附。倒是老牛安慰他，这家官网是事业单位，不至于因为某人走了就撵走他带来的人，只管安心看大样。 更重要的一件事则是，老鲁终于转了女人运。 当所有媒人知难而退，对老鲁表示绝望之时，老鲁却悄悄在世纪佳缘上注册了会员，开辟了新阵地。据老牛说高峰时期，老鲁一周需要相亲三四次，态度正像他一贯的认真。虽然佳缘一直未遇，老鲁却不放弃，七年来不知投入了多少资金升级、看照片和见面。 眼下这个女友，就是世纪佳缘的成果。据说起初老鲁把这个对象作为备选，以后正牌对象流水无意，倒是这个备选态度实在，锲而不舍，老鲁的否决能力似乎也有所下降，两人终究比较稳定地交往起来，也开始一同出现在饭桌和牌局。老鲁在两种场所的做派，自然也与以前异趣。两年以前，我出差去上海，意外地第一次吃到了老鲁买单的酒席。女友不善牌技，却有耐心看老鲁打牌，偶尔“飞苍蝇”（注：旁观者参与下注），输了也从不抱怨老鲁运气差。老鲁脸上的肌肉松弛了许多，因被“咬三口”红脸的事情，也成了一页翻过去的历史。 或许出于女友规劝，老鲁今年春节破天荒地离开了闸北的“一条房子”，到江西上饶父亲家里吃团圆饭，又到哥哥家里走动。 旁人唯一担心的，还是他在和对象的节骨眼上翻不过去。眼下老鲁发来这张双人床照片，算是一张自颁的毕业证明吧。 据说这个富二代女友对老鲁执着的原因是，她看到照片就觉得老鲁像她的偶像梁朝伟。虽然见面时的肚子比想象中的大，也无非是“梁朝伟发福版”。 比起感情断续闹饥荒的我和老牛，老鲁似乎是一直不知道开口，却笑到了最后的人。我们暗中觉得，“梁朝伟”老来福的原因，是他的肚子失了控，人却一直认真。譬如他认真地发来双人大床的照片。 扑通扑通 文_陈晓舒 一 我有一条名叫扑通的小狗。三年前，它随我去了首都机场，在出租车上朝司机卖萌，在航站楼呼啸来呼啸去，玩累了趴在行李箱上和我玩自拍。扑通错认为这是一段美好的度假时光，但它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塞进了航空托运箱，称完体重后沿着传输带渐渐远去，被陌生人拎起来，最后放置在机舱内一个黑暗角落。两个半小时后，它离开北京抵达我南方的家乡。 那趟旅程导致扑通落下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只要坐上车就会浑身发抖哼哼唧唧，看到行李箱就尿裤子。 我把扑通送回了老家，这个决定实属无奈。那一阵子我出差得实在太过频繁，扑通作为一条狗，却特别地怕狗怕猫，甚至是毛绒玩具。根本没办法放心把它寄养在外。 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扑通有一天会回老家。我爸爸曾经是坚定的“反养狗人士”，横跨大半个中国，也没能阻挠他对我养狗的干涉——“养什么狗？不可以！”无论我什么时候提议养狗，他都不说理由，反对得干脆利落。 我先斩后奏有了一条狗。爸爸因为这件事和我怄气了好几个月。每次和家里通电话，我不得不捂住扑通爱吆喝的嘴，以免爸爸的各种不满从话筒里倾泻出来。 我妈妈曾经是个“毛状小动物恐惧症者”。我从小就知道她害怕一切带毛的小动物。巴掌大点儿的狗，她看见了都远远绕路走。 她在北京和扑通短暂地相处过半个月。头三天，她们俩总是相视而过，一副“好巧你怎么也在这儿”的模样。第四天，我试着把洗干净的扑通放入妈妈怀里，她吓坏了，全身僵硬，动也不敢动。 但在我试探性地提出把扑通送回老家时，爸爸却表现出了奇怪的大度。“只要不影响你工作，可以商量！”他回应说。妈妈则克服了她的动物恐惧症：“你没时间养，当然是我们来帮你养啦，快接回来吧。” 爸妈这一妥协显然出于“为我好”的原则。但对于扑通来说，在黑暗寒冷的航空箱里，它还不知道自己要面对怎样不确定的狗生。漫长的两个半小时，也许它嚎叫得喉咙嘶哑，几度哭晕在航空箱里。从旋转行李带被取下的那刻，扑通一改往日的娇气，乖乖地跟随在我身边，不要求抱也不呜呜叫。南方的初冬像春天一样，扑通的大耳朵被暖风吹得忽闪忽闪，我开始想象它未来的家庭生活。 二 第15章 我出生在南方小城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妈妈是最典型的闽南女子，任劳任怨，小时候我总觉得她是太软弱，白天工作晚上加班，还要按时按点干完所有家务，几乎每顿饭端上来，爸爸都能挑出毛病。爸爸则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从来不进厨房，不亲手洗一件衣物，没拖过一次地板。他只要回到家里，就会坐在阳台边上看报纸，永远看不完的报纸。 我的童年似乎很单调，回忆起来，除了坐在教室里上课，就是在家里的一日三餐，没有任何波澜。每天早上，妈妈五点多起床做饭，我的营养早餐是一大碗粥一大碗牛奶外加一个鸡蛋。十几年来，我每天都会趁妈妈不注意把牛奶倒在马桶里，她至今都没有发觉，也不知道我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 中午，我们一家三口会安安静静在餐桌上吃饭。妈妈偶尔会捡起单位里的琐事来讲，但太过于琐碎以至于我经常想不起她单位里有哪些人发生了哪些事。后来，单田芳拯救了我们的午餐，每天中午一家人边吃饭边听单老师讲故事。 单田芳的声音是从我们家那台古董收音机中传出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爸妈结婚时置办的家用电器之一，爸爸对任何东西都是过于精心保养，比如为保养空调而不开空调，热水器不能调超过55度，晚上8点后才能开电视，我们家的电器进门后就没有坏掉的。我一直都希望那台19寸的迷你电视机赶紧坏掉。虽然我被规定每个星期只有周六晚上才能看两个小时的电视，但我总觉得它小得让我看不清楚屏幕里的人脸。 家里的洗衣机和电冰箱也都是父母结婚时候置办的。有一次我在一家博物馆看到了同样的产品，躺在上世纪第几代电器的区域中，可在我家里，它们还没有退休。 我们的晚饭总是和新闻联播同步，收音机里的整点报时一响，妈妈就会仪式感般把所有的菜都端出来。在晚饭桌上，爸爸通常以提起建国议题才用的口吻提及我的学业，他似乎两相为难，既不想每天婆婆妈妈地问我学校发生的事情以保持家长尊严，又想以家长权威表示一天的关怀。学校里自然不会发生任何可以和家长们分享的事情，我常常含含糊糊地混过去。直到新闻联播结束，这顿晚饭才算吃完。 爸爸是个作息严格、规矩很多的人。他不在家时，每天晚上7点钟会打电话回来报平安。他对我也有严格的作息规定。我在午觉时间来回走动，他便会在床上大声呵斥。妈妈则是一个性格特别安静的人，很多时候家里连一点声响也没有。在闽南的茶屋里，常常能看见“静者多寿”的匾额，这里不少人确实也以此为人生信条，但我小时候却觉得无比沉闷。 我总是幻想有一条小狗，成为我独生子女生活的陪伴。不能看电视玩游戏机，独自锁在家里的假期，我会把《世界童话名著》来来回回地翻，那个小飞人的故事不知道看过多少遍。桑尼是一个生活在都市公寓里的七岁小男孩，他老实听话，遵规守矩。虽然家里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但大家都各忙各的事，没人愿意和这个小不点儿一起玩。寂寞的桑尼一直想要养只小狗做朋友，但爸妈始终不答应，他十分失望，只能整日望着天空发呆。 故事的最后，桑尼如愿以偿在生日当天得到一条小羊羔似的小狗。而我也总期待能够得到这样的生日惊喜，养一条小狗宾博，我一吹口哨，它就飞奔过来，道过晚安后它就睡在我床边的篮子里。 我不敢叨扰爸爸，就去磨妈妈，但她最终还得去问爸爸拿主意。他只是摆了摆手，一句话也没有说。妈妈为了安抚我，给了我一条黄白色的毛绒玩具狗，硬邦邦蹲在那儿。自那以后，每次我再说想养一条狗，她就说，你不是已经有了一条？ 三 扑通从北京回到老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担忧它的安危。“我们家扑通可乖啦。”我每次问及扑通，妈妈都这么回应。这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 凭借它超高的情商，扑通似乎安全地在家里生存了下来。每天爸妈回家，它都像迎接久别至亲一样欢呼雀跃。妈妈一进门就开心得赶紧抱抱它，奖励一块狗饼干，吃完了还得再抱抱。爸爸在扑通无比执着的求抱抱面前，也不得不和蔼亲切地回应：“好好好，好了。” 爸爸在阳台看报纸，它叼着球就过去，耐心观察着。爸爸有扔球的意思它就开心地去叼球，否则，它就坐进边上的狗窝晒太阳。更多的时候，它喜欢趴在两个客厅之间的角落里，一边看着妈妈在厨房里浓烟滚滚，一边注意爸爸在阳台里的动静。 午饭和晚饭也不需要收音机陪伴了。扑通对三餐极为关注，可以以站立的姿势坚持看主人吃完整顿饭，让人也能感觉到食物更可口。刚开始，爸妈吃饭时注意力完全被扑通吸引，看它撒娇卖萌，拿前蹄拍拍你，在确认无望得到食物后，大吼大叫，表现得很不理智。 有一天早上，妈妈打电话来，动情地告诉我：“你爸爸和我说，从来都没养过小动物，也对小动物不感冒，但扑通改变了他的想法。” 前一个晚上，爸爸应酬喝醉了，回家蹲在马桶上哇哇的吐。这可把扑通急坏了，它来回奔波，一会跑去拍拍爸爸，一会跑去叫妈妈。喝醉的爸爸一直夸：“扑通是个好同志！”妈妈对我说，你看扑通这么心疼家里人，你爸爸现在疼它疼得不行了。我心想，那不过是爸爸的呕吐物刺激了扑通，它闻到味道反应了。 扑通的日夜陪伴渐渐被爸妈所接受。到后来，他们吃饭时仔细确认餐桌上哪些是扑通可以吃的，哪些是它不喜欢吃的。妈妈不得不每天炖扑通喜欢的牛羊猪肉，她常常盛满一碗饭，自己扒拉一口白饭，把肉捣碎拌匀，浇上肉汤后再倒进狗碗里。爸爸就在边上一直喊：“够了够了太多了，这么小一个肚子怎么能吃这么多。”然后不断地挑出小软骨碎骨丢到扑通的碗里。 晚饭后，爸爸左叫右叫，扑通都假装是个聋子。以前从来不碰狗的爸爸只能把扑通提起来，像夹个狗皮包一样，夹在腋下出门遛狗去。扑通极其不愿意出家门，一天三次的外出拉屎，对它而言简直像受刑，而不是放风。 但在爸妈打算外出的晚上，扑通一整晚都会忧愁满面。妈妈从来不敢当着它的面提起晚上要出门，即便这样，它还是很早就能感应到。妈妈开始穿衣服梳头发时，它在边上呜呜直跳。“你知道扑通在说什么吗？‘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妈妈打电话告诉我，“就像个孩子一样，黏个半死。” 四 18岁之前，我也是拴在父母的裤腰带上生活。离家之后，才发现外面的食物都是咸的（爸爸一直只喜欢无盐食物），我可以自由选择一天吃两顿，或者一顿，也可以在晚上十点后还不睡觉。 我和妈妈每周通一次电话，有时候忙起来也就忘了。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她为了排解无聊，加入了单位的乒乓球队。爸爸则开始每天游泳，冬夏无休。每次打电话，妈妈就讲讲乒乓球队和冬泳队里发生的事情。 有一年放假我回家，吃完饭妈妈指着自己眼睛边上的乌青，问我能看出来吗。她开始绘声绘色讲，她和爸爸去江边散步，看到健身器械就玩了起来，在脚踏板前用力过猛，直接把脚踏板甩到了脸上。爸爸把她送到医院，醒来她才发现自己已经肿成了毕加索笔下的两张脸，四个多月才消下去。她一边比划着，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笑。我也跟着笑，盯着她眼角的皱纹。 后来我毕业工作，常常到处出差，日夜颠倒，有时候很久都没能和他们好好聊天。有次去厦门出差，打妈妈电话，居然是爸爸接的。我告诉他，想顺道回去待几天。他说，回来干吗，不要总回来，你还是回北京去。我觉得奇怪，问我妈呢。“在忙呢，没空。”他说。那时我已经买好票，隔天就能到家。爸爸知道后，以他一贯的坏脾气暴怒起来，骂得我莫名其妙。 第二天回家，爸爸去接我时，还在抱怨我回家的事情。他没有直接开车回家，我也不敢问，一路心慌慌的。到了骨科医院门口，他才说，你妈在家门口出了车祸，腰椎骨折了，现在躺在医院呢。 妈妈直挺挺被固定在病床上，不能翻身不能动弹，脸上的疤痕还没褪去。她笑着和我说，干吗没事回家啊，要再早两天来，你都认不出我了。你看我新长出来的皮肤是不是嫩了许多。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爸妈实在是太蠢了。很久以后，看到一个类似的公益广告，年迈的父母每次在固定时间跑回家接儿女电话报平安，但其实早就住进医院。也许天底下的父母大抵都是这样。 爸妈已经渐渐变老了，老到妈妈跑去报了个老年大学。开学第一天打电话给我，以她一贯高八度的兴奋音调说：“你知道我今天遇见谁？”分隔多年，她练就了一套卖关子的本事，总是努力想把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讲得像一部上下集的探案小说。“刘老师啊，你幼儿园的班主任，她看到我第一眼竟然能说出你的名字。”我妈妈完全沉浸在那一刻，“她现在是我们学校校长，我和同学说，我女儿都已经30岁了。”我的幼儿园老师成了妈妈老年大学的老师。 最终到了这一天，我的成长速度已经赶不及父母的衰老。过去我总是抱怨他们生活平淡无趣，现在却无时无刻不希望他们能再平淡再波澜无惊一些。我开始隔三岔五给我妈妈发微信，不要相信那些电话销售、陌生短信。我发了一篇北京广场舞诈骗案的文章给她看，第二天问她，看完有什么感想。她说，那些大妈还不是因为没有孩子关心，才会被跑来示好的陌生人欺骗。 五 2013年，我所在的杂志社策划了一个专题《远方的父母》。 一个同事写道：“在我劝说下，母亲养了条狗，很懂事，里外跟着她，她说自己睡觉都觉得踏实了……我发现她总是能和狗说上很久的话，家长里短的，不重样。” 自从扑通回了老家，我爸妈似乎也如此。每天晚上爸爸边看电视边给扑通按摩，妈妈则是左一个“宝”右一个“宝”问扑通：“在家有没有乖乖的？”“要奖励啊，好好有奖励”。她中午常坐在小沙发上给扑通梳狗毛，边梳边和它说话，扑通总是呜呜叫，妈妈又是批评又是鼓励，能说上一大堆。 很多时候，我和爸妈也说不了那么多话。我的朋友形容自己和远方父母的关系是“三天亲”——总是觉得很亏欠，总想和他们团圆，但是住到一起就只能亲三天，紧接着就是各种矛盾。 爸妈不喜欢开灯，我们一家人经常黑漆漆坐在客厅里。中午吃饭我一边打开灯，一边说：“扑通都看不见狗碗了。”爸爸总是立马抬出各种节能环保的大标题教育我，我就说：“在北京一个人，连个灯都不开，冷冷清清多可怜。”妈妈赶紧说，那是要开灯。 回到家以后，诸如饮食、作息此类生活琐事，我似乎总是有各种不适应。但扑通却早已适应了爸妈的生活节奏。每天晚上吃完饭，八点不到就乖乖地溜进狗窝里，一觉睡到早晨六点。爸爸对此非常满意，常常夸奖它是条作息规律的好狗。 每次我过年回家，似乎打破了扑通的规律作息。它常常不愿意我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客厅里，趴在边上陪我。爸爸喊它去睡觉，它极其不情愿又不得不服从命令地悻悻走开。半夜爸爸起来，发现倔强的扑通一直都没进狗窝，直愣愣坐在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 以我的经验，爸爸肯定会一掌拍过去。但这一次他却跑出来叫我：“快让你家扑通进窝睡觉，怎么坐在外面。” 这完全不像我印象中那个爆脾气的父亲。我记得扑通刚回家不久，他当着我的面打了扑通。那是在晚饭后，扑通也许认为自己在整个晚饭期间没有得到足够的奖赏，偷偷跑去厨房扒垃圾桶，叼了一嘴鱼骨头就往外跑。爸爸在客厅看见，大喝一声就冲了过去，吓得扑通赶紧吐掉。但爸爸还是不依不饶，拎起来打了一下。一掌下去，空气凝固。扑通低头认罪足足五分钟，爸爸自己也惊住了，站在那儿像雕塑一般。那是他第一次打扑通。之后，爸爸默默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把扑通叫过去，给它按摩。 我也仿佛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去了解过我的父母。有一天我发现他们说了一辈子的方言，却坚持用极其蹩脚的普通话和扑通交流。有次表哥来家里邀我们出门，临走时，他看到我那严厉又寡言少语的爸爸竟然蹲在狗窝边上，用带着地瓜腔的普通话和扑通商量着：“扑通在家看家好不好，自己乖乖在家哈。” “还用商量？”表哥捂嘴笑道。 爸爸对我的教育一直本着“无需商量”的态度，他是家里的一言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早就对我采取不干涉的交流方式，从没要求我选择离家近的学校和工作，不逼婚不催产也毫不干涉我的生活。相比起来，我却是每年一度试图侵犯他们生活中那些固执的小习惯。 我曾经提出把扑通接回北京。妈妈敷衍我：“扑通现在总是自己拿主意呢。”我只好说，那你问问扑通，它回不回来？妈妈问了好几天，才磨磨蹭蹭告诉我，扑通说再看看。 回家后，妈妈看到我天天抱着扑通，就摆出一副割爱的表情说：“你这么喜欢，就抱回去吧。”我开心坏了，告诉扑通：“你要回北京啦。”爸爸从报纸里抬起头问道：“你说的是真的吗？” 第16章 我想起爸爸以前是极好面子的，但如今居然抱着扑通跑去机场接我，就为了我第一眼能看到它而开心，妈妈每次给我发微信，也是先拍几张扑通的照片让我放心。以前他们给我电话，每次都是三句式问候：吃了吗？北京冷吗？最近忙吗？但有了扑通，我们几乎总围绕它的琐碎生活说话了。 我漫不经心回应说：“假的啦。”爸爸严肃地说：“假的就不要乱说，扑通会想很久。”我说它是狗，哪里能听懂。 “每一句它都能听懂。”爸爸很认真。 六 离家的那天，爸爸妈妈带着扑通去机场送我。扑通在车里呜呜直叫，紧张得上蹿下跳。妈妈说：“车里突然多了个姐姐，扑通不习惯吗？”抱着它使劲地哄。 过去十几年，从家里到机场的这一程总是很沉默，大家都想说点什么，但又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听着交通广播台一路走。但扑通回家后的这几年，这一段路程成了它的表演时间，紧张、不舍、害怕、担忧，我们总试图分析它这异常的反应到底代表了哪种情绪。 到了机场，爸爸依然跑去看北京的天气预报，扑通在妈妈的怀里，四处张望。“看，它在找你爸呢。”妈妈说。 我隔着安检门拍下外面摇摇招手的妈妈，她怀里的扑通难分难舍地呜呜直叫。爸爸远远站在一旁，假装毫不在意却撑长脖子注视我。相聚之日的镜头一个个闪过，有那么一刻，我觉得相互依靠生活的每个画面，都可以不断重复过上一万年。 视觉 一种同人亲近，摆脱孤独的渴望。 ——安德斯·皮特森 平行故事 文_游莉 2013年我从梨形美术馆的微博上初次看到罗马尼亚画家serban savu的作品，他的画很像我拍的照片。这之所以不是我个人的错觉，是因为这条微博下就有人@了我的名字，那之后也有一位朋友具体对比过我们的一张作品，描述的都是萧瑟的冬季，一群人在雪原上围观着什么我们无法说清的事情。第二年，朋友从美国为我带回一本他的画册。我注意到我们同样生于1978年，几乎同时上学和毕业，成长于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又接受了相似的美术教育。他笔下那个陌生的国家有着我熟悉的气息——他的画中人、风景，甚至汽车的样式都与我的记忆相吻合。 serban画面中的场景似乎都发生在城市的边缘，但又远离田园的诗意。它既不荒谬也不奇幻，并无什么可观之处，人对自然刚刚有一点改造，但又随时可以放弃。风景和土地一点也不伟大，是一种无趣的所在。缺少传统的风景画中画家对景色的眷恋之情，好像这是仅有一种的景色，没什么特别。那里有一些灰色的苏维埃式住宅楼，居民区，空旷的郊野中剩下一些似乎烂尾了的混凝土建筑，人们乘坐公交车往来，小汽车仍然昂贵又稀缺，这导致停车场上总是没能停放足够的汽车。而它们又总是坏掉，人们从而哪里也去不了。serban像常常使用长焦镜头的摄影者，透过遥远的距离注视着当时当地。空间被这种镜头感压缩了，地平线在居高临下的俯视中消失，工厂水坝荒野阡陌变成颜色和线条，呈现为一种灰绿色的背景。这个背景衬托着画面里面目难辨的人群，他们在土地上进行着微不足道的劳动，休憩，目睹被炸毁的建筑，看不出喜悦和悲情，对周遭发生的一切表现出一种“没指望了”的淡漠。 在罗马尼亚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推行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继而需要树立新的工人形象作为意识形态的代表。他们基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现代主义理念，进行了实验性的城市规划，国家在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新的城市。这些区域依山傍水，以便体现革命工作中人、自然以及科技的关系。曾经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被转移安置到这里。国家要将他们打造成一种社会主义“新人”（the new man）——理想世界中的新公民。这些人在新兴的工业区谋得一份工作，住进用廉价材料搭建起的公寓，心怀用劳动改造世界的抱负，准备通过自我牺牲式的工作热情向工人阶级的新形象无限靠拢。 然而，计划似乎出了什么问题，1989年罗马尼亚革命之后，齐奥塞斯库所领导的政权被推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投机热潮席卷了这个国家，短短的几年之内，国有资产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大量流失，工厂倒闭，罗马尼亚本来相对的低成本的劳动力随着中国开放了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而迅速丧失了市场竞争力。这致使罗马尼亚失业人口激增，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计划经济时代刚刚诞生的城市在短短几年内成了新的贫民窟。 这段罗马尼亚历史对大多数人来说太枯燥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国内关于这位画家的介绍里总是用诗意、孤独、静默这些词汇去形容有关他作品的感受。而我相信绘画和摄影都十分具体，尤其对于画家来说，他可以自由删减、创造具象的细节。serban画的正是关于那些社会主义“新人”在新贫民窟中的故事，他谨慎地暗示社会背景，这种指向性的线索，没有过度地展开下去，将发未发的可能被做了减法，充其量只在这个封闭的画面中提供一点点可辨识的形影。他画中这些压缩到仅有必要的所见，是一种时间承载的结果而非片段。 我或许可以给他写一封信，然而我能在信里说什么呢， “我很喜欢你的作品……”，这种乏善可陈的开篇本身就充满不祥的气氛。在今天“喜欢”已经被轻浮地滥用，而作品，我们真的可以谈论吗？用文字形容图像本身就相当可疑，这就好像诗歌无法翻译。我在摄影上也一直追求让文字和图释失去机会。我们可以谈谈其他人，我知道他喜欢jeff wall（我也喜欢，我认为serban在某一阶段的作品非常像80年代的jeff wall），他喜欢andreas gursky（我不喜欢）。也可以谈谈相似的经历，一个工业萧条的城市是我们最熟悉的事。然而从来没有两个人注视过相同的风景，更何况一个人要自我感觉多么良好才会对自己的身份津津乐道？必须避免这种尴尬的开始，就像我们在作品中追求的可读性一样——节制。 他的画册中有张他工作室的照片，只有画画的必需品，画布直接按在墙面上，建在以往制作笔刷的旧工厂内，这个细节也正好与他笔下的后工业状况相符。serban目睹了这个城市的“进化史”，它像指纹一样与他的作品叠加为一体。他成长于知识分子家庭，接受了“工人至上”的早期教育，又在青年时期游学威尼斯，在他所熟悉的克卢日，这个他曾经离开又折返回的城市，他对现实的审视更有把握，可以谈论一些更加微妙的话题。serban绘制了一种特定历史下平凡的现实，而我似乎熟悉这大树上的每片叶子，那另外二分之一的故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在我看来，我们的交集并非只是相似的经历，也因为跨过种种形式所探求的问题：我们是否有可能窥见什么是真正的生活？这是在失败的乌托邦里，唯一值得说的事情。 in the shadow of the dam，2008，布面油画，146 x 123cm ? serban savu；由纽约david nn画廊提供 the old roof，2009，布面油画，162 x 220cm ? serban savu；由纽约david nn画廊提供 寂静的纬度 ?游莉 the concrete cube，2009，布面油画，94 x 130cm ? serban savu；由纽约david nn画廊提供 寂静的纬度 第17章 ?游莉 ludus，2009，布面油画，93 x 140cm ? serban savu；由纽约david nn画廊提供 the tunnel，2010，布面油画，78 x 110cm ? serban savu；由纽约david nn画廊提供 spring cleaning，2010，布面油画，97 x 135cm ? serban savu；由纽约david nn画廊提供 寂静的纬度 ?游莉 the brick factory，2011，布面油画，141 x 190cm ? serban savu；由纽约david nn画廊提供 寂静的纬度 ?游莉 procession，2012，布面油画，30 x 40cm ? serban savu；由纽约david nn画廊提供 寂静的纬度 ?游莉 个人史 天下之看灯者，看灯灯外；看烟火者，看烟火烟火外。 ——张岱 冯远征：我穿墙过去 口述_冯远征 采访_张莹莹 一 1986年初，德国人露特·梅尔辛第一次来到中国。那年她将近六十岁，一头金发。在人艺，她成了我的老师。 第18章 那时我刚考入人艺不久。此前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尽管在考场上被当场选中，最终我还是给刷掉了，他们说我“形象一般”——那一届跟我形象差不多的不也进去了吗？所以，能进入人艺这个殿堂，我特别珍惜。 那几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多的时候。对西方艺术，中国正处于从茫然、不知所措到渐渐了解的过程中。格洛托夫斯基学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之外的表演流派，林兆华导演去欧洲，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认识了教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梅尔辛教授，他觉得这个流派很有意思，就跟剧院提议，把梅尔辛请到人艺，给我们上课。梅尔辛教授来北京，人艺只负责路费、住宿和每天的早午餐，晚上她还要自己掏钱吃饭。一个咱们当时以为是最看重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要任何报酬，是挺令人感动的事。 人艺师生对梅尔辛教授都很友好。但对于格洛托夫斯基学派，当时人艺的老师中有些争议。在训练中，梅尔辛教授大量使用身体技术来激发演员的潜能，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包括翻滚、跳跃等运动技巧，很辛苦，一些同学也有抵触。我们班的吴刚（《潜伏》里头演陆桥山那个），就跟梅尔辛教授说自己有脚气，逃避上课。翻译把脚气翻成“脚上有病”，梅尔辛教授一听，以为他骨折了，马上准假。 我上课一直特认真，不惜力，领悟也快，梅尔辛教授经常表扬我。 每天训练完，梅尔辛教授会盘腿坐在排练厅角落，一个一个地把我们叫过去悄声交流。说缺点时，别人听不见，保护你的自尊心；鼓励时，你会有“她是不是特别喜欢我”的窃喜；这就是当老师的艺术。 有一天，梅尔辛教授在角落里跟我说：“如果你明年去德国，考我的班，我会第一个录取你。”翻译以为自己听错了，请她再说一遍。她又说了一遍。“你愿意吗？”她问我。我回答：“不愿意。” 培训班结束后，梅尔辛教授让翻译把我叫到她的住处，正式邀请我明年考她的学校。我又拒绝了她，人艺是中国最好的剧院，我不想刚进来就离开。 然后，梅尔辛教授就回了德国。我继续在人艺。 1986年下半年，我从学员班被抽调到剧院排《北京人》，演曾文清，算是主演了。那个时候，剧院第二次把梅尔辛教授请来给我们上课。她再一次郑重地跟我谈，希望我去德国，我再一次回绝了她。还没毕业就当主演，前途很光明了，我为什么要去德国？我对德国的概念就是奔驰轿车、莱卡相机，以及柏林墙，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开了，墙在资本主义那一面还被画得乱七八糟，多可怕啊。 1987年暑假，梅尔辛教授第三次来到北京，这次剧院没有邀请她，她是以个人旅游的名义来的。她第四次邀请我去德国。那时我才知道她给我发过好几次邀请函，寄到人艺，都被扣下来了。我陪她在北京玩了近二十天。临走前，梅尔辛知道大概是无望了，便跟我说：“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德国上学，就去三个月吧，完整地看一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教学”。当时我在恋爱，她还邀请我和女朋友一起去，“我在德国给你们举办婚礼”。 一年之后，我从人艺毕业。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突然吹了，我大受打击，一心想离开中国。我给梅尔辛写了封信，告诉她我打算去德国，她特别高兴，立刻重新给我发了邀请函——这次寄到了我家里。 我开始一边拼命挣钱一边办手续。我花8000块买了单程机票，可日子快到了签证还没下来，我只好把票退了。签证下来了，我再去买机票，票已经没了。那时飞德国的航班一周才有一趟。卖机票的告诉我，我还可以坐火车。从北京到柏林火车要走8天。我一算，走8天也比等下一班飞机到得早。那是中国的动荡年代，夜长梦多，我只想赶紧走。买吧，头等软卧一人一间，1490元，我记得特清楚。我买了两天后出发的车票。 接下来那一天多，我疯了一样跟所有人匆匆告别。朋友们挤在我家里，大家都觉得，可能这就是永别。 二 1989年11月1日早晨，我从老北京站出发。火车会经过二连浩特进入蒙古，穿过苏联，在8号凌晨到达西柏林。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11月7号凌晨，列车抵达莫斯科，停留一天。那天正巧是十月革命节。置身红场的时候，我发现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天很冷，但广场上依然很多人摆着桶在卖鲜花，情侣们会买上一枝花庆祝节日，还有结婚的新人们在无名烈士纪念碑前合影。许多和平鸽在红场上空飞翔，我默默想，如果在中国，它们就被吃掉了。 晚上回到火车上，发现因为客满，头等舱变成了两人间。跟我一间的是个雄壮的俄罗斯女人，一米七五左右，还穿着高跟鞋，衬得我像个没长开的小孩。发现要跟一个男人同房，女人特别不高兴。同行的朋友告诉我，她是驻捷克使馆的参赞夫人。 参赞夫人提出，让我跟普通舱的中国女留学生换铺，我想想，同意了。结果三个女留学生都在车上谈起了恋爱，没一个愿意换的。这就不怪我了。 参赞夫人沉着脸坐在包厢里。“叮咚！”夫人按响了召人铃。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一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我在上铺百无聊赖，翻出“不老林”牛轧糖吃，一边吃一边把糖纸扔到下面烟灰缸里，却发现参赞夫人盯着那糖纸不错眼珠。 夫人把我扔的糖纸拿起来，小心展平了，夹在笔记本里。 于是，我抓了把糖放在桌子上，跟她说：“for you。”“for me？”她马上喜笑颜开，连说“thank you！ thank you！”一边把糖收到包里。我说：“eat，eat！”她摇摇头，“for my husband”，意思是留给她丈夫。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太牛了——我又抓了一把糖，“for you！” 夫人傻了——“叮咚！”，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两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夫人指指红茶，“for you！”。 我接着翻包。翻出准备带到德国送人的漆雕镯子，找出最大号的，“for you！”。她套在手腕上，激动得快哭了——“叮咚！”小点心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接下来，就是我不停地翻包，“for you！”，她不停地“叮咚！”。她用俄语加英语跟我说了好多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懂。火车到了东柏林，好多留学生呼噜呼噜下车，我正要搬行李，她一声“stop！”又“叮咚！”，召来列车员，一起摁住我。过了一会儿，到了西柏林，她才让我下车。 其实西柏林才是应该下车的地方。好多留学生不知道，到东柏林就下了。当时东西德边境尚未开放，他们要过一个严格检查的关口，行李要搜查，还要搜身，还有索贿的。这些我都没遇到。站台上，参赞夫人热烈地拥抱我，两个大胸把我的脸挤在中间，狐臭贴上我的脸，就像糊住了一样，我一挣脱开就大口喘气。 火车出了站，参赞夫人还在徐徐离去的窗口对我挥手。 西柏林时间凌晨一点，我在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等待天亮。第二天，他们即将转车去往波恩、科隆或汉堡，留在柏林的只有我一个人。萍水相逢的一群人胡乱说了好多话，这些人，后来都失去了联系。 我还记得那道在深夜穿过的墙：穿墙之前，东柏林一片黑暗，穿墙之后，西柏林是亮的，到处都是灯。我想，资本主义怎么这么亮啊，那些橱窗要费多少电啊？可是，真好看。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跟另一个留学生去买烟，误撞进了亮着彩色大灯泡的资本主义妓院。我以为会被黑得只看得清牙齿的黑人保安追打，但是并没有。早晨，我又遇到了一个兴奋的资本主义出租车司机，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着德语。在1989年11月8日早晨7点，我终于敲开了梅尔辛的家门。 梅尔辛来开门的时候还穿着睡袍，她一看见我就惊呆了——我从北京发给她的信还没到，人已经到了。坐在她家的餐桌前，我头一次吃到了凉牛奶泡麦片和黑面包抹果酱，它们粗糙地剌着我的嗓子，但我必须都咽下去。 我终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三 到西柏林的那天，梅尔辛请我在意大利餐厅吃了晚饭。吃完饭，梅尔辛带着我驱车前行，我还不会说德语，没法跟她交流，正琢磨我们要去哪儿的时候，我看见了柏林墙。 灯不太亮，但我能看到那些涂鸦——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梅尔辛用手画了个圈，示意我，西柏林在圈里，周围都是墙。她带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墙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宽的隔离地带，它空荡荡的，只有电网和岗哨，梅尔辛又示意我，要有人从那儿跑过，士兵就会开枪。 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柏林墙，那也是它形态完整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正在睡觉，梅尔辛砸门把我叫醒。电视屏幕上，好多人拿着鲜花泪流满面——东西德的边境开放了。 西柏林全民放假，无数的人涌上街头，到处都是挥动的旗帜。四处堵车，梅尔辛和我坐地铁到了勃兰登堡门，窜上那3米高、2米宽的墙往下看。西柏林人把啤酒、可乐扔到墙的另一边，堆成了小山，警察和军人还是背着手站着，动也不动。墙上的人太多，有人被挤得掉到了那边，警察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扶回墙上。 在勃兰登堡门，我遇到了在德国的中国人，他们给我讲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特别感动，想哭。 从那之后，我不断听到电钻钻墙的声音。东德人从此可以自由进入西柏林，在任意一家银行排队，凭身份证就可以领取一笔“欢迎费”，我记得是20西德马克。西德人当然也可以到东边去。那会儿，所有的中国人请客都去东柏林。东柏林物价太便宜了，20西德马克能请好几个人吃大餐，还带给个体面的小费。 去东柏林不麻烦，就是偶尔要搜身，因为东柏林官方知道到那儿去的西柏林人会夹带点“私货”——官方勒令东西德马克等价交换，可在东德的黑市，1个西德马克能换10个东德马克，差价太大，很多人偷偷带钱进去。我一个上海朋友过关时拿着中国护照跟东柏林警察说“brother，brother”，意思是“咱们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就别搜我了”——他立刻被带进小黑屋翻了个遍。后来他学精了，在东柏林找了棵树，钱藏树底下，每次入了境，“哎，你们等我一会儿”，偷偷摸摸跑树底下找钱。我也会藏点，把钞票卷起来塞进书包带的缝儿里，捏软了，过关检查时摸不出来。那一阵，好多中国人不打工也不开餐馆了，光靠倒腾东西德马克就发了财。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直到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 四 倒马克的事我没参与。到德国的前四个月，我一直在为语言发愁。 我是梅尔辛推荐的学生，按照规定，可以不经过专业考试，只要在四个月内语言交流过关就可以入学。这条件其实挺宽松，但那四个月必须能讲德语的要求真是让我心焦。梅尔辛出钱给我报了语言学校，我天天去上课，天天思考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发音。我成了一个有思想的婴儿，根本张不开嘴，要想跟梅尔辛说一句话，我得闷头在楼上自己的房间先背上好几遍，下楼跟她说完，她一搭茬，我就又张口结舌。 梅尔辛愤怒了。德国人很诚恳，请你来的时候很诚恳，表达怨气也很诚恳。梅尔辛给一个中国朋友打电话，让他用中文问我怎么还过不了语言关。这个朋友来德国前在中国学了四年德语，刚来的时候还是连一杯啤酒都不会要。我跟他诉说了半天，他转头跟梅尔辛解释：征确实在认真学德语，学得觉都睡不好，莫名其妙地头疼，他都想回中国了。 第19章 放下电话，梅尔辛看我的眼神变成了心疼，她立刻请我吃了一顿昂贵的大餐，之后，她再没怨过我“你是干吗来了”。 转眼，到了1989年的圣诞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圣诞节，一切都很新奇。梅尔辛的亲人朋友聚在家里，我们坐在圣诞树下吃点心、拆礼物，忽然，我开始说德语，我告诉梅尔辛我在中国怎样失恋，怎样来德国，这一路经历了什么。我的单词一个个往外蹦，梅尔辛全听懂了。“征，你会说话了！” 是啊，我会说话了，虽然那时说得错漏百出、滑稽可笑，但学语言就该这样，先死记硬背，张开嘴，再学语法；要先从语法学，什么都懂了还是不会说。 五 我顺利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注册入学，跟着梅尔辛上表演课，还修灯光、修舞台美术、修服装设计、修形体……课余时间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忙着打工、找房子，只有我和余隆（如今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不用打工，那个时候，每个月梅尔辛给我800马克的生活费，她希望我不打工，专心学习。没课的时候，余隆给我打电话，约我聊天、喝咖啡。 偶尔留学生们聚会，所有人都一肚子苦水，找房子的苦恼，打工的问题，跟德国人文化上的冲突，想家的感觉……谁唱一首悲伤的歌大家就都哭了，所以我们只聊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索性都不提，凑在一起就是瞎闹，乐呵。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书店里挑书，一个女孩跑过来问，你们俩是中国人吗？我们说是啊，她说她也是，“我是从难民营里跑出来玩儿的”。这个女孩在国内研究生毕业，本来在深圳有个很好的工作，动荡之后，她花钱偷渡到泰国，在泰国等了三个月申请到联合国派发的难民号，又被送到柏林，住在难民营里，一天拿几块钱发下来的生活费，等着再往下分配。 正好那天晚上有个中国人的聚会，我们就带她一起去。她给大家讲她偷渡的过程，大家都很高兴。快到8点，女孩说要走，“难民营有规定，白天可以出去，晚上9点之前必须回来，否则就要被遣送”。我们去送她，我跟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校食堂的咖啡馆找我们，那里的咖啡比外面便宜，我经常待在那儿。 她果然去食堂找过我们两三次，她说难民营里也有中国人，但都有点隔阂，还有那种四五十岁的男人，总想占她便宜。跟我们在一块儿，能说中国话，她慢慢就开心起来。 有一天她又来了，晚上我们又一块儿去中国人家里玩，大家说着中文，热热闹闹的。快8点了，她又说，我要走了；我说走啊，送你。她说，是要从柏林走了。消息传下来，她被分配到一个小镇——一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德国小镇，镇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她必须在那里待满八年才能拿到德国身份。 这么一个小女孩，在那么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方，怎么过啊？送她的路上，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想把话往开心了说，但总是开心不起来。她说，她有点后悔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这八年怎么过，也不知道八年后还能不能回中国。 把她送上了公交车，我跟朋友往回走，一句话都没说。后来我们谁也没再见过她。 还有一次我跟朋友喝咖啡，估计说话声音有点大，突然一个提大密码箱、穿西服的哥们儿三步两步冲过来，“哟，你们北京的？快跟我说说中国话，我憋死了！”我问他是干吗的，他报了个地址，我一听，难民营，“你怎么是难民呢？”他说，别提了。带着一副“给你们开开眼”的神气，他把箱子打开——大半箱美金。他请我们吃饭，聊了才知道，他在国内贪了一笔钱，赶上动荡，自己造了个假通缉令，以难民身份跑出来了。此人也是在泰国等难民号，等半年也没见发下来，后来才知道泰国那帮人故意拖着他——他在那儿多待一天，就可以多黑他一天的钱。到了柏林，也不知道接下来会被分到哪儿，他就天天提着钱在大街上走，怕在难民营被人偷。这个人，后来我也没再见过。 现在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谭平曾写过一本书，里头提到我。写完了他专门来跟我打个招呼：“我写你了啊，你别介意”，我心想，能写什么啊，“没事没事”。后来一看，他说我刚去德国的时候跟祥林嫂一样，逮谁跟谁说失恋。我问谭平，我真那样吗？——“差不多”。想想还真是，那时候我们聊天不想说不高兴的，就互相叙述感情经历解闷儿。记得刚到德国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学校碰到一个中国女孩，她跟我一样都是戏剧系。我请她在食堂喝咖啡，聊天，一张嘴我就开始说我的失恋，等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很久时，三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女孩一句话没说。我赶紧道歉，女孩说没关系，“你说的挺逗的”。——能不逗吗？我爆了那么多隐私。 这个女孩现在还在德国，她开了个餐馆。每次她回国，我们都会见面。 六 在梅尔辛家住了一年，我想搬出来了。中国留学生都说，没见过一个中国人能在德国人家里免费住三个月，你这也太奇怪了。我自己也觉得不像话，二十七八的人了，在别人家里白吃白喝白住，每月还拿800马克生活费，我多少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 梅尔辛不想让我搬出去，她希望我好好住在她家，好好上课，别的什么都不想。我们争执了一回，她拗不过我，还是听凭我开始找房子准备搬家。但梅尔辛给我铺好了后路，她安排我在她一个学生开的剧团里演戏，每月我有1500到2000马克的收入。 于是我开始跟那些德国演员一起排戏、演出。排练时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中间有一个小时休息。有天午休时，大家正边吃午饭边聊，我看见一名德国大提琴手没饭吃——中国人心态，一堆人冲着一个人吃东西不合适——我就把我打算下午吃的那块三明治塞给了他。 大提琴手听说我在找房子，便邀我住进他租的一套三居室。他和另一个德国人分住两个卧室，另外一个15平的小房间归我，不要房租。“有这么好的事？你干吗对我这么好？”大提琴手说，他觉得我是个好人，“德国人不会像你那样，给我一个三明治”。那我也不能白住。最终我们商量好，每个月我给他做两次中国饭作为回报。中国菜要用的食材和调料能在越南超市买到，这事不难。 其实，在德国，我一直遇见好人。我想过永远留在德国。这里生活挺好，只要认真工作就能挣到钱，没人干涉你。文化生活又丰富，尤其先锋派戏剧非常发达，剧多得每天都看不过来。它不是一个容易离开的地方。 但那一年多里的一些经历还是在慢慢影响着我的想法。 东西德刚统一时，很多德国朋友给我打电话，嘱咐我千万不要出门，否则遇到新纳粹可能挨打。有次我去朋友家玩，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家，车厢里九个人，七个是外国人，两个是德国人。到了一站，站台上五六个满身文身图案、扎好多耳钉的人忽然冲到车厢门口大喊“外国人滚蛋！”虽然他们只是喊喊，没有冲进车厢，地铁出站后，那两个德国人还是起身跟我们一一握手，为同胞道歉。我知道，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对我这样的外国人依然有着敌意。 有一天演出完，在剧场的酒吧里，我拿着一杯酒跟同剧团的德国同事聊天，正聊得高兴，突然有人在我旁边坐下来，“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演戏？”“我在这里学戏剧，能演戏对我是个机会，多好啊。”他就等着这句话，“你一个中国人在德国演戏，你知道有德国演员演不上戏吗？你是中国人，回中国演戏去啊！” 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个演员，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演上戏了。可以说大家都是凭实力，但是当个演员还要遭受敌意，我开始怀疑自己在德国演戏的意义。 还有一次，德国大选期间，平时玩得挺好的两个德国朋友因为支持不同的党派而争得面红耳赤，我在旁边说了一句，某某党挺好的，他们立刻同时住嘴，转头看向我，脸上的表情是“这跟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关系？” 那段时间，一个朋友拿到了德国国籍，我们一块吃饭，我敬他酒，为他庆祝，却发现他垂头丧气的。他跟一个德国女人结了婚，婚后俩人处不来闹离婚，他跟对方说，离婚可以，你得等我八年，好歹让我拿了身份。那德国女人也算仗义，真等了他八年。现在身份拿了，接下来准备办离婚，他说，以后回中国还要签证了，但是“不拿出护照，哪个德国人会认为我是个德国人呢？”这叫什么事啊！但已经等了八年，不拿又不甘心，他带着无奈，说：“这辈子就在德国混吧，也就这样了。” 这话太刺心了。在德国生活一年多之后，我开始像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毁灭”一样思考“留下或者回去”。相比之下，德国比中国自由，但一年语言学校加四年高等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很可能根本没有人找我做演员。即使能演戏，演的也一定不是我想演的角色，无非是糊口——像我在那个剧团里的角色，就叫“外国人”，不停地在台上跑来跑去，偶尔说上一句话，也就比龙套好一点。如果我继续读书，读戏剧史或戏剧理论，读到博士毕业都快四十岁了，然后呢？搞戏剧研究？一部戏出来我评论道“这戏真本土、真德国化”？——一个中国人说一部德国戏“本土”？吃饱了撑的吧？ 要留在德国就几条路，一是找德国人结婚，找不到真感情就只能假结婚，给她几万马克，她等你八年，拿到护照；二是放弃学业，利用签证期拼命打工，开个中国餐馆，变成老板之后把学生签转成工作签，再找个中国女人当老板娘，让老婆每天坐店里数钱，自己去吃喝嫖赌——所有在德国的中国餐馆都这样；三是最惨的：放弃学业当导游，打个小旗到机场接团。 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思考了半年，我让一个搞旅游的朋友帮我订一张回北京的机票，单程。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 七 走还是留，在德国的最后半年，我跟梅尔辛谈过三次。她总是说，你不要走，你是中国唯一学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人，你要把它学完。即使我完成学业，梅尔辛也不希望我回中国，“回那个地方干吗啊？”她这么说。那时中国的未来仍不清晰，许多留学生还在观望，而梅尔辛想让我继承格洛托夫斯基流派，成为她的传人。 我说，在德国我永远演不到我想演的角色；她说，那你可以教学、当老师啊。她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但我还是想做演员。终于有一天，我告诉梅尔辛，我决定了，我要回国看看我还能不能做演员。她非常生气，“好，征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演员！行，你走吧，走吧！” 回国的前一天，我又去了梅尔辛家，告诉她，明天我就走了，如果在中国境况不好，我会回来的。她很冷淡，说，你随便。 我知道我是真的让她难过了。 我又找到梅尔辛的妈妈，那年奶奶已经93岁了。住在梅尔辛家的那一年，经常家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们总是在她的小房间里聊天。老太太对我特别好，用彩笔给我画了很多幅小画。我跟老太太说，我要回中国了。“回中国干什么呀？”我只能胡乱编个谎话，说我要回国换护照。她问我，你还回来吗？我说，回来。她说，“你必须回来，我活着等你。”她亲了亲我的脸。看着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必须要走了。在门外，我拥抱了梅尔辛，哪怕她依然冷冰冰的。我说：“妈妈，再见，一切顺利。” 在德国的两年改变了我的生存观、世界观以及对艺术的认知。我看到了很多东西，用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在那个社会生活，我觉得如鱼得水，但最后还是无法彻底融入，即使我在那里成为一个演员——因为我长着这样一张中国人的脸。柏林墙已经拆了，但是在德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墙，就是中国跟德国之间文化的、生活习惯的墙。 回到北京，当天我就到了剧院，迎面碰上于是之老师，他问我：“你还回剧院吗？”我说，回。 后来我跟牟森在电影学院办了个培训班，推广格洛托夫斯基表演流派。培训班的那些孩子大都来自农村，自我感觉长得像张丰毅或巩俐，就觉得能当演员了。我跟他们说，估计今后你们这些人里一个演员也出不来，他们特别沮丧。 我带着学员们排《彼岸》，剧本是高行健写的。在电影学院演了六场，好多先锋派艺术家都来看，他们说，这才是中国的先锋戏剧。崔健也来了，看完之后说，你们什么都是中国的，怎么就音乐用外国的？回去他写了首歌，也叫《彼岸》。 格洛托夫斯基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流派最大的区别是，格洛托夫斯基认为任何人，只要智商没问题，都有成为好演员的潜质，就像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定数量的金子，差别只是我露出了三四公斤而你只露出了半公斤，老师不是教授者，而是掘金者。怎么掘，全靠老师的经验和理解。在这个流派中，老师的言传身教特别重要。梅尔辛师从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系传人，这也是为什么她把传人看得特别重。 在中国，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只有我会。给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排《死无葬身之地》时，我不跟那些90后去解释纳粹和存在主义，我告诉他们：“把这个戏当成职场戏来演就行了：你想跟老板告密？我们挤对死你。”——什么生死险境，一说这个他们就懂了。我不信谁演个戏演完三个月还“从角色中出不来”——那是装。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就是这样，你不需要知道我想什么，只要看到结果。 回国后的六年我一直在拍影视剧，后来，我又回到了戏剧舞台上。很多事情都看机遇，我赶上了。其实当初如果我再在德国待个五年十年，回来可能也能当演员，但我就不会遇到《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第20章 我感谢梅尔辛，没有她，没有格洛托夫斯基，我不会有今天。 我记得与梅尔辛告别的那天，出了她家的门我就开始流泪。回国之后我给她写过好几封信，她什么也没回，她是再也不想理会我了吗？2008年，《超级访问》采访我，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说想找到我的德国教授梅尔辛。节目组真的托人到梅尔辛家敲门，拿着我出的书，告诉她，现在冯远征在中国是很有名的演员。看着书上我的照片，梅尔辛说：“哦，他的头发比以前少了。” 那本书上都是我的影视剧剧照，梅尔辛说，征不做戏剧了很遗憾。后来我专门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请她告诉梅尔辛，我还在人艺，还在坚持演戏剧。 与梅尔辛告别二十二年后，2013年，我去了德国拜访她。我的车刚停下院门就打开了，我想，也许她一直坐在门口等着我来敲门。她坐在轮椅上，腿肿着，跟我记忆中那个精干的女性比起来，眼前的梅尔辛苍老了许多。那年她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我曾经住过的地方。二十二年之后，房子破败了。一千多平方米的草坪曾经我每星期都修剪，现在草长到半人高了也没人管；我住过的小房间凌乱不堪，我和梅尔辛的儿子在地下室建的小剧场现在堆满了杂物；梅尔辛的妈妈，那个说要活着等我的老太太早已去世，梅尔辛住进了她妈妈的房间，那里也是一片脏乱。 我们在门外拥抱，我向梅尔辛介绍我的太太，我太太拿出送她的珍珠项链，她马上要求我给她戴上。那个下午我们聊着天，她说，她本来只能见我半个小时，但忍不住和我们聊了两个小时。我邀请梅尔辛来中国，我想请中医来调理她的腿，她说，她坐不了那么久的飞机了。 然后我们再一次告别，这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告别。我抱着梅尔辛，说：“再见，妈妈，我爱你。”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梅尔辛，她的电话也变成了空号。也许她住进了养老院，也许……我不愿意往下想了。 访谈 思想比生存更好。 ——佩索阿 项飚 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 采访、文_郭玉洁 早在北京大学念书时，项飚就是一个传奇。1992年，读大二的他偶然听到温州人在北京南郊大红门聚居，人称“浙江村”。在一个早晨，他6点出发，倒了六趟车，到达南苑乡政府，开始了第一次田野调查。这一研究持续了四年，最后形成他的硕士论文《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成了中国社会学界的经典作品。在这部著作里，项飙描述了这个充满活力、不停变动的社区，他说，他们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那时他才26岁。 随后，项飚被牛津大学人类学系录取。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系，项飙成了一个谜。由于出国前忙于研究，他无心学习英语，曾去过新东方，但他感觉像进了气功班或其他神秘活动的讲演课，落荒而逃。因此到牛津之初，他连基本的对话都无法维持，也不敢去听课和各种讨论会，同学们觉得这个来自中国的男生神秘莫测。 项飚的迷惘不仅是来自语言、知识面，更是中国学人的普遍困境。现代学术来自西方，学术标准、理论话语，都离不开西方的影响。去欧美留学，项飚看作是去西天取经。但是西方理论立基于西方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问题，它和中国的现实有什么关系？同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国问题又绝不可能退回封闭的系统。项飚带着这种迷惘、野心，穿行在知识生产的世界体系，更穿行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世界体系。 他极其勤奋地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以下简称《猎身》）。在这项研究里，他描述了“猎身”这一印度独有的现象，即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办“劳力行”（body shop），从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据客户企业的项目需要，把这些劳动力提供给客户。围绕这一现象，项飚想要分析的是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印度为全球it产业贡献最有价值的资产——劳动力，美国在全世界吸收现成的、高质量的人才。硅谷的辉煌，离不开印度农村里低种姓的妇女儿童，离不开印度的嫁妆制度。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原本是连在一起的，而这是基于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并生产着新的不平等。 这部著作获得了人类学界的重要奖项，安东尼·利兹奖，也被视为全球民族志的新典范。对于中国新一代学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进入西方学术体系，而是创造着自己的世界观。 项飚留在了牛津人类学系，他的下一个研究对象是中国东北在全世界的移民。他仍在苦苦思索，想要通过这一研究，写出对于中国社会变化的创见。而一个好的学者，正是在思考世界的新角度，揭示别人没有发现的奥秘，由此，他帮助人们看待世界。 访谈 一 正午：我们从你最早对“浙江村”的研究谈起吧。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研究，当时印象很深刻，很好奇你为什么选择“浙江村”这样的地方，好像有点脏乱差，一般人都不太去的。这次读《跨越边界的社区》，回忆起当时的疑问，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们自己读书、求学也是一种流动，但是很显然，流动有阶层、文化身份的区别，“浙江村”和“中关村”似乎就有高下之分。你为什么会选择“浙江村”，当时在1990年代就有这种敏感吗，会选择比较边缘的群体、阶层？ 项飚：是有对边缘敏感，但不是从阶层的角度。我觉得对我个人也好，对中国国内的知识界、公众也好，阶层这个视角是2000年以后出现的。我当时对浙江村这么边缘的个案感兴趣，是因为中国改革从80年代以后，主导的思想就是要搞现代化，所谓中国落后了、要追赶，包括要发展市场经济，要有理性精神，这些在当时是笼罩性的话语。在这样的话语下，“浙江村”被当作一个问题，他们是“低素质的人口”，和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是一个负担。 因此，我对“浙江村”的兴趣，主要是为了对当时的主流话语进行反思和批判，想从这个边缘群体里面，看它内在的合理性。尽管用正式的教育标准衡量，他们素质很低，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计算方法，有内在的经济理性。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里有一个悖论，一方面，我想通过处在边缘的主体批判现代化主义、精英主义的模式，但是另一方面，我没有全面地对现代化话语的根基进行批判。由于这种批判的不彻底性，导致了我的一些盲点。盲点之一就是，对“浙江村”内部的阶层化不敏感。我们把“浙江村”想象成一个整体，这完全是通过户口体制，从北京主流的城市生活来看的。但是你用今天的阶层角度分析，就很难讲了，“浙江村”内部很多人显然比北京平均生活水平高很多，但同时也有很多来自江西、湖南的打工仔，情况相当不好。阶层之间并没有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虐待，但经济差异是很大的。我当时没有批判这一点，主要是我着急批判精英主义和户籍政策等。 正午：你一直在批评这种经济学主导的发展观忽略了人本身。但是这种发展观几乎笼罩一切，你觉得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项飚：我觉得很难精确概括，只能说就一般的观察，这让大家有一种普遍的失落、恐惧。市场力量笼罩一切，生活完全市场化。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反抗，包括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都可以认为是对市场化潮流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一般停留在人文情怀啊，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啊，我们没有真正在理论上把问题讲清楚，没有把市场作为经济的组织方式、我们生活的组织方式，做一个系统的严肃的分析。 什么意思呢，今天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大部分人觉得还是要靠市场的继续发展来解决。几年前，有官员面对老百姓的抗议，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解决。这个话，在国内的语境下听起来，是比较务实的看法，不要去打压，不要去抓人。因为人民群众要争的虽然有实际利益，但也要争一个理，争一口气，这个是原则问题。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按实际利益摆平。只要能摆平，只要你不去北京上访，我就给你钱。你这么做了之后，老百姓就顺着这么来了。所有社会冲突，都化约为实际利益。所以就有“刁民”，只要有空隙，即使没有理由，也要来围攻、上访，拿实际利益。 人活着，总是要讲公平、正义，总是要说“道理”的吧，这些是超越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要对市场进行制约的，但是现在连这一块都物质化了，用市场思维解决了，这肯定是越做越糟了。 从另一个角度，现在城市里的小资，有一种个人情感、生活方式方面的抗议，但根本上还是很弱。我们还是需要建立起一套超越了唯经济利益的公共生活的规则。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蜗居》这个电视剧有一个有意思的含义，就是说因为房子、基本的生活资料被完全市场化之后，真正纯洁的爱情，只能属于开发商，只有他们有经济条件去感受这种所谓的浪漫。 这方面我有点左派倾向。我觉得靠城市阶层的生活方式、人文情怀去抗拒市场，是非常表面的。因为你要搞这些情调，不是都要靠花钱去实现的吗？一定要跟工农结合，跟底层的生活方式、生活诉求结合起来，要做大的考虑，把整个中国的运行方式、结构想清楚。中国现在的情况，你要看底层，要看农民工，他们其实是非常市场化的，意识形态、生活追求上完全受物质利益驱动。他们没有办法，来城里打工，是最受剥削的劳动力。但是你问他的未来，也都是市场化的想象，比如说：“只要自己努力，就能成功。” 我的意思是，不能浪漫地认为，底层的生活方式会提供一个新的未来。要把他们的生活方式想透。是怎么样的情况把他们变成了这样一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有没有别的办法，使这样的工农群体有别的方式组织他们的生活？如果他们不转变，你只靠城市市民阶层的人文情怀，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工农群众哪一天也觉得，不用那么赚钱，自己也有比较舒适满意的生活，这个就是今后的理想目标。 这个可能是欧洲和我们最大的差别之一。他们的工人阶级，对幸福的追求确实是比较多元的，也有很强的自主性，不像中国，生活的意义完全是单一的，没有钱就是没有一切。 正午：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现状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也经历了漫长的工人运动？ 项飚：这个比较复杂，但是有一点：它意识形态上的多样化，是值得关注的。比方说英国，它的宗教势力，有非常黑暗、非常压迫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有反市场的因素在里头，所以宗教势力防止了市场力量的完全一体化。 第二，也许对我们国内读者来说更有意思的，其实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的竞争，对促进欧洲的社会进步很重要。当时欧洲资本主义要证明自己不比共产主义差，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又不断引用社会主义的各种实验来批判自己的社会，社会主义思潮是比较深入人心的，这样就形成了对市场和国家权力、对资本主义模式的批判。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福利制度。像伦敦，为什么艺术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六七十年代之后，很多人靠着国家福利，不用去工作了。我有很多大学同事，现在年纪很大了，就是当时那种yuppie（雅皮），反社会的，写小说啊，搞萨特啊，他们的物质基础全部来自国家福利制度。现在福利制度削减，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像英国他们积累很多，历史的根基还在，思想的创造性还有，不过会不会出现像七八十年代那种现代艺术大的发展，这个很难讲。 第21章 当时80年代像bbc，channel 4（第四频道），发展得很好，主要的原因第一是非商业性的，完全没有广告，操作上又是独立的；第二就是知识分子不断用东方的思想批判自己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有一批人批判苏联，对社会主义进行反思，再加上宗教的影响，当时社会心态上、思想上，一直是多元化，不使某一种力量太强大。 今天的情况，欧洲也很令人关注。我一直有个观点，“冷战”时期，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的世界想象，都很全球化，有全球视野，但是“冷战”结束之后，柏林墙倒塌之后，出现的不是全球化，是同一化，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缺乏了实际生活的源泉和参照。 最后讲到中国，为什么变成了今天这么一个格局，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没有多元化。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是在跟别的形态的交锋之中，不断丰富，对新的现实情况做出应对的。否则的话，没有一个对立面，没有参照系，那你就僵化了。现在欧美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僵化，也是因为这样，它也没有参照系了。中国也是这样，缺乏讨论，缺乏多样意识形态的交锋，导致了思想空虚和精神空虚，然后才会出现最近引起不少关注的新一代网络“红人”。新“红人”新在三个地方。一是年轻，80后；二是真诚，语言活泼生动，和老式的照本宣科的宣传很不一样；三是极端，有的选择了几乎是法西斯化的政治话语。这些都不矛盾。人在全面思想空虚之后，需要一种宗教式的皈依。绝对化的权力就可以满足这样的需要。他们的真诚是确实的，正因为真诚，所以特别值得讨论。 所以你可以看出我的颜色。第一在核心价值上，比较社会主义；第二在务实的层面，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在这方面我比较自由主义。我觉得一定要让社会主义跟别的主义竞争，在竞争中发展，不能仅仅靠推动。 正午：所以你认为学者、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增加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思考。 项飚：对的，所谓独立思考，当然在中国语境下有特定的含义，是有价值的。但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独立思考，独立性也不一定重要，重要的是要了解别人各种想法和实践的合理性。我觉得人类学的精神很重要，人类学就是不断地提醒我们：人类历史很长，人类的活法很多，你要去了解不同的活法，不要认为你自己的活法最好。最重要的是了解不同的活法、想法，理解它，然后你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 二 正午：你做完浙江村，好像还去了珠三角，当时有什么观察？ 项飚：1994年我去东莞，因为浙江村是个体商户形成社区，珠三角就是打工的，工厂里的年轻人为主。我观察到很多现象，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我所谓的 “悬浮群体”。什么意思呢？两个层面，从体制上讲，他们基本上没有下过地，在经济生活上、人际关系上，都不可能回农村了，但是因为户口制度，在城里待不下来，所以来回迁徙。在制度意义上，是被悬浮的。第二个层面，是从工作经历和生活体验上来看。我们当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以极高的频率换工作，两三个月就跳槽。因为第一个月工资通常不发，经常跳槽会损失很多钱，老板也经常说工人不好管，用各种严厉的手段管制。 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老跳槽？因为工厂里的各种矛盾，包括跟管理层的，跟其他工人的矛盾，没有任何解决方式，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离开，跳槽。因此跳槽成为在城市里工作的一个主线，这样的状态我叫作“悬浮”。他们的生活永远没有在群体里、在社会场域、甚至在物理空间里面沉淀下来、嵌入进去，而总是在跳跃中维持。就像蜂鸟，一种很小的鸟，必须高频度地振荡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悬浮”状况，我觉得这对后来的富士康事件和工厂的其他问题，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人的状况一直没有沉淀下来，就靠高频度地换工作来维持，是很脆弱的。 往大了讲，中国整个社会，很多人都在悬浮着。悬浮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哲学意义上，不对当下做深刻的思考。一切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未来的某一个目标。你要努力去做，不做，未来的目标就达不到；但是未来是什么，能不能达到，完全不知道。一切现在做的都是为了超越现在。现在去做工， “工”是没有乐趣的，是为了明天更好；小孩被逼着学钢琴、画画，就为了后来加分、成名。在进行的事情本身没有意义，都是手段。但目的又完全是不确定的。它的本质不是对未来的追求，而是对现在的否定。这个就是我说的，悬浮。把自己拔起来，悬在空中。 正午：我觉得你这个讲得非常好，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极度焦虑，又极度茫然。 项飚：对，这个状况我觉得是中国比较典型的现象，包括很多地方政府的行为，都是悬浮的，他搞很多工程，你问他，这个工程究竟有什么意义，他说不清楚，但是就要搞，不搞捞不到钱，一系列工具性的考虑，事情本身的意义是不重要的。 正午：你觉得这种心态是我们高度变动又互相竞争的社会现实的结果吗？还是一样，是因为除了市场经济以外，没有别的意识形态让大家内心有个依靠？ 项飚：对啊，多方面的原因，在中国，确实是因为我们唯发展论。发展是硬道理，在80年代，这个“硬”是有精神饱满的一面，有说服力的一面，但是到了90年代，这个“硬”，就是硬说了，不让你说别的，就讲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 但我也不是特别悲观，我觉得这种情况跟福利制度有关。你看民工的悬浮状态特别明显，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福利，在这个城市里面，每一口要吃的饭，都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可能有条件沉淀下来、对生活做更长远的考虑。但是2003年以后，社会福利的扩大，三险一金的扩大，可能会有一点改变。但是还得假以时日。 再一个，还有代际的问题，现在年轻一代出来，可能会对多样性有新的想法。现在四十岁，我们这一代，基本上被唯发展论俘虏了，我们很难想象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你像欧洲人那样，物质条件很一般，生活很乐呵，我们是很难理解的。 三 正午：你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温州的婚姻商品化和印度的嫁妆有共通之处，这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具体讲讲？ 项飚：印度嫁妆制度，作为一种风俗，历史是比较长的。但是原来这种风俗是象征性的，就是女儿出嫁的时候，带点首饰，日常用品什么的。一百多年前，嫁妆出现了质的变化，一方面是要大宗的财物，第二是，贫穷的家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你先把我女儿娶走，嫁妆分期付款，男方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嫁妆，就有可能虐待妻子，甚至逼迫妻子自杀，这个经常有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是跟殖民主义有直接联系的。英国殖民之后，极大地扭曲了印度的经济生活体系。印度受过高等教育、能讲英文的男子可以进入英国在印度的军队和政府，收入与地位和当地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因为它代表了外来的高于本地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有钱的女方家长，通过嫁妆制度，把女儿嫁给有特权的男子。所以现代嫁妆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层的性别化，也就是说出现了一群特权男性。传统的地主等特权阶层就要通过嫁妆，把女儿嫁给新的特权男子，和新的特权阶层发生联系。当时嫁妆的变化，是有历史资料证明的。学过英国法律的大学生，嫁妆最高。这是和婚姻的市场化联系在一起的。 温州的情况，也是在90年代以后出现变化。一个是婚姻的货币化，这个可能全国都一样；再一个就是婚姻的工具化。有些人很早，18岁，父母就把女儿登记在婚姻介绍所，开始寻找。婚姻不是在生活中邂逅、自然相爱形成结果，而是一个工程、项目。这样的项目化，就跟印度相似了，要通过很多人去找人，然后要谈判。 这个一方面你可以说非常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一切东西都要理性化，生活不能随便来，要理性地控制，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最后是非常可怕的，完全把生活、生命都理性化操作了，当然是加大了社会的不公平。我原来对温州这个情况可能不太注意，但是看到了印度这个婚姻制度的历史演变，对异文化的观察，促进了对本土化的反思。 正午：但是婚姻的变化，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回到传统，比如父母对经济的考量，很多人认为传统社会就有。你怎么认为？ 项飚：你问的很有意思，我不是专家，对婚姻制度的情况不太熟悉。我认为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现在和传统的婚姻，至少有两个很大的不一样。第一，原来传统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整个婚姻的功能是持续家族的延续，中心不是个体，是整个家族。所以父母之间的谈判，也会谈田产啊，生辰八字，但往往会首先考虑家族关系。现在父母要看男方的房子，女方的条件，不是为了家族的延续，中心还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但是把个体幸福做了特殊的理解，就是个体幸福必须建立在对物资的占有上，婚姻必须促进财富积累，不能下嫁，否则就白白损失了。 第二个转变是，在宗族延续的思维下，没有最大化的考虑，就是说门当户对，主要是要合适，要延续现在的格局。现在是要最大化，越有钱越好，千万不能损失财物。《婚姻法》解释三，就体现了这个要求。婚前财产证明啊，婚姻完全变成了契约。 现在的婚姻，倒得出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它是以个体幸福为中心，但又是在父母家庭强烈干预下的理性计算。这个有点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不平等。父母对婚姻的项目性计算，就是为了维持不平等的再生产，获得的东西千万不能失去，没有获得的东西一定要去争取。绝对不能让婚姻成为一个再分配机制。其实婚姻可以成为有意思的再分配机制，有钱的跟有才的人结婚，没才的学点才，没钱的也拿到点钱，现在这个不允许了。拒绝再分配，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心态。 正午：在你看过印度的例子之后，对家乡经验的反思，还有什么例子吗？ 项飚：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对不平等的关注。再一个，回过头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也有更好的认识。中国革命确立了个体的主体性。像民工、农民尽管生活状况不好，但是他对自己的自信，对平等的追求，觉得人应该平等、凭什么自己不如别人，这一方面当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冲动，是跟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主体性，作为革命的结果，是中国很大的一个潜在动力。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发展也是非常快的，这个跟自下而上地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不要讲王铁人啊那些劳动模范，就是在各个农村，修水渠、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都要通过个体农民。 传统和现代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传统的基础是高度等级化的体制，是抽取底层的价值，服务少数；现代化建设很重要的特征是大众动员、全面建设。在这方面，印度的大面积动员就很难。他们有另外一面，低种姓在的党派政治上势力很大，但是它的动员都是在投票行为，选举人给很多福利上的承诺，变成了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不能有效地转化成经济、公共生活上的动员。 但是现在个体主体性，完全被市场神话、市场逻辑俘虏了。怎么样把这种个体主体性和另外的社会想象结合起来，是新的问题。因为你的个体主体性，总是要和一种对更大的公共生活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那个想象，社会主义是无法实现的。 总的来讲，我对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丰富性、复杂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正午：有海外经验，对国内很多事情的理解，似乎和一直待在国内的人不太一样。 项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出国之后反而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化，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要观察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你只拿美国作为参照系统，就容易把中国简单化，比方说对中国革命传统，就认识不到它内在的丰富性。 正午：你在“浙江村”的研究中说，这些在北京的浙江人，并没有断了和故乡的联系，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公共事务还是有人在投入，尽管地已经包给外地人去种了，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把农村掏空了，农村在凋敝。 项飚：这个我必须得说明，我的研究是在90年代后期，现在肯定有很大变化。我后来跟踪浙江村的朋友，也是回去的越来越少，农村的凋敝，的确是一个大趋势。当时浙江村的情况，我想是过渡时期，因为在北京的情况还是很不明了，还是要被赶。现在很重要的是住房商品化之后，很多人买了房子，有钱的人融入城市社会，跟农村基本上是断了联系。 四 正午：在《印度猎身》（以下简称《猎身》）之后，你就是在做东北移民的研究？ 第22章 项飚：基本上《猎身》之后一个大的项目，就是关于东北移民。我2004年开始做这个项目，十年了，还是没有做完。我完全没有想到写这本书会花这么长时间。 正午：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 项飚：实事求是地讲，第一，我选择这个题目，当时并没有很强烈的问题意识。《猎身》是我的博士论文，是做得比较好的，当时全时间地挣扎，我看到了问题，并且写出来。博士毕业之后开始工作，等于进入了西方主流的学术生产体系。主流的学术生产体系主要有两个力量来支配你，第一就是发表论文的要求，第二个是资金投入，项目经费的要求。在那样的情况下，我选择东北移民输出，也不完全是自己的意愿，一定意义上是迎合了西方学术生产体系的期望。 东北移民当时在欧洲引起了很多关注，因为中国人在欧洲的，本来主要是浙江、福建人，1990年代之后，欧洲突然出现了很多东北人，引起了很多关注，人们想要了解是怎么回事。这个题目应对了这个焦虑，但是这个焦虑是欧洲人的。这个题目对中国社会本身、对全球变化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一直不清楚，思想进度就比较慢。没有明确的问题也有好处，实际调查中拿到的素材就更多，也更散，我了解了很多情况，但是没有一个灵魂。对我来讲，学术工作的灵魂，就是政治上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问题在胸膛燃烧，写出来的东西四平八稳，没有什么乐趣，也写得很慢。 第二个原因，我也处在一个转型中，总希望思考上能更深化，更概念性地提出一些问题。《猎身》主要还是对现象的直接分析和描述，没有就这个现象、对整个印度社会的变化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没有看到别人还没有看到的东西。我现在就想通过东北移民，对中国社会变化提出一些说法，这个就很难了，要不断地想，不断地读。再一个，也不断有别的事情，像香港问题，也牵扯了很多精力。 正午：你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党和国家的关系，指出之所以有“一国两制”这样的方案，正是因为党具有超越性的力量，党对领导权高度自信，这个很新鲜，在现在的知识分子当中，很少有你那样的视角。 项飚：我觉得我们要面对历史和现实，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它是历史形成的，所以要先在历史里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怎么会到了今天，而且这个历史形成的过程里面一定是有合理因素的。 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之前说的，1989年之后，我们经历的不是全球化，而是单一化。什么意思呢，我们失去了从自己的历史里面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一讲中国的问题，就是批判中国不民主、一党制，这个很难讲是对还是错，但是这整个说法是按照抽象的标准判定中国，没有把历史说清楚。从解决方案来讲，如果你总是从外在的标准批判，那么解决方案就非常极端，全盘西化，也无法操作，究竟从哪里开始做呢？如果你一定要把自己和一个抽象的标准去比，怎么样达到那个目的呢？这个是讲不清楚的。 我们必须从手里有的东西开始，要回到历史，看手里有的潜在的合理因素在哪里，把这些因素调动起来，才能往前走。否则的话，总是用外在标准来评判，我们就丧失了思考能力，更丧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争论就变得一方面很激烈，另一方面没有建设性。一方就说你就是维护极权的，另一方就说，你都是跟美国的，搞国际阴谋的。这个意义就不大了。 正午：回到你关于东北移民的研究，之前你好像写到两种，一个是劳工移植，一个是后备移民。 项飚：劳工移植是提出了一种关系，就是点对点的跨国关系，这个是说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角色。原来人们想象全世界变成了一体，就会有各种跨越了国界的社会关系，但这个至少在亚洲没有发生。我们出现的不是一个像水银落地、洪水决堤一样的全球覆盖式的全球联系，而是点对点的、在政府严密管制下的联系，至少在劳工、人的流动是这样，跟金融、物品流通不一样。 亚太地区，一方面经济是最开放的，跨国性和全球化是动力最强的，像apec，讲的就是自由贸易。但另一方面，亚洲的国家是非常强大的，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这个跨国的冲动和主权国家的力量，是怎么样结合的，东北劳工在亚洲的移民，体现了这个问题。 我在一篇英文文章还提出一个说法，叫“太平洋悖论”。意思是，在太平洋地区，经济上一体化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政治上军事上对立情绪越来越强。就出现了经济一体化，地域政治离心化的趋势，这是冷战后的格局。比如2014年11月在北京的apec峰会上提出的“区域全面合作伙伴”，跟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合作关系）在经济理念上是一致的，但是政治上是针锋相对的。 引申一下，冷战时期，对立的出发点不是地缘政治，而首先是意识形态，是经济模式上的不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不是民族主义，主要是道路选择的问题。今天太平洋悖论，经济上一体化、政治上分裂，就可能导致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 东北的后备移民，总体意思是每个人都是后备移民，真正走出去的是很少部分，但是作为社会可能的目标模式，很多人在那里谈出国，很多人都想象自己是后备移民。这跟我们讲的悬浮是有关的，那么多人想要超越现在，愿意付很多钱，打那个赌，要一个想象的未来。他们的出国费用非常高，就觉得这是一个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魔幻式的点，觉得出去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有点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逻辑在里面。好像生命不是由每一天的日常活动构成的。 正午：为什么东北有这么多移民？ 项飚：东北的这个变化，当然是跟下岗有关。从1994年，国有企业私有化开始。下岗没有工作，出国就是一个选择。但是有一点别人很少提到，东北下岗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下岗之后，有一个再就业中心，发三年基本工资，让你去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就介绍到社区，接受低保。同时，下岗工人没有生活资料的威胁，企业原来有住房。当然下岗的情况很惨，但是有生活资料、买断又有一定的现金，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钱能出国。 这个又回到了社会主义的遗产。不是下岗导致出国，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积累下的下岗，才导致出国。其实是把在公有制条件下的积累，做一个非常激进的赌博，投到市场上去。这也是我们市场经济转型很重要的特征，把当年积累起来的东西投到市场上去。对这个过程的研究课题可能要做一百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谁得益，原来形成的价值，谁评估，产生的社会后果是什么，这个要经过很多经济学的计算，但是也要通过很多哲学伦理上的反思去理解。当时很多价值，是不能用货币去衡量的。如果用货币衡量了，投到市场上，形成的收益和失败，怎么样去评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么大的转型，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事实，也是有利于丰富我们对道路选择的思考的资源。如果积累价值有不同的方式，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方式是什么，一种方式的价值转移到另一种方式，过程是怎么样的。把这些问题想透，把自己提到更高的视野去思考问题，是有好处的。东北移民把这个问题明显化了。 正午：如果不单指移民的话，东北人现在各地都有，也是因为下岗的原因吗？ 项飚：另外一方面，出现一种社会无组织化，东北黑社会化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讲，但是下岗后，立刻出现社会无组织化，比方说，街道、村委会形同虚设，每个人都在奔走自己的前途，这种情况下，流动化也会增强。 正午：他们没有像浙江村那样的家族吗？ 项飚：东北是高度城市化的社会，是50年代重工业化之后形成的，单位制非常发达，家族联系是相对弱的。所以单位解体后，社会关系网络就很弱了。 正午：你如何看待中产阶层的移民，为了空气、孩子的移民？ 项飚：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移民的“崛起”》，写的就是第三次移民浪潮，有钱人排队出国，投资移民，小孩的出国教育越来越年轻化。后来这篇文章标题被改成了《中国向外移民的新趋势》，将由在华盛顿的一个思想库“移民政策研究所”出版。中国的崛起是借用流行的说法，是打引号的，中国移民的崛起，也打引号，它的意思不是规模上的大量增加，而是说有向上集中的趋势：有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层以上成为移民主力，是“上升化”。这是中国社会分化的加剧，加上各种对环境、稳定的考虑，形成的向上的集中化。这些移民不是真的要去国外生活，最重要的动机，还是要保护自己的财产，一是保护既定财产，二是保护未来财产。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这个财产就不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声望啊、再生产不平等的欲望，所以它是维系不平等的一种跨国手段，当然又被中国的环境问题激化了一下。最重要的，我强调的是资本转移，不仅仅是空间转移——把中国的钱转到美国澳大利亚，还有把金钱资本转成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在教育里很明显，把孩子送出去，把这一代的金钱资本转换成下一代的文化资本，下一代的文化资本倒过来，又会维护现在的金钱资本。一个是空间上的跨国性，再一个就是不同资本之前的转移。 正午：所以这还是在维系和加剧不平等的状况？ 项飚：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线索。现在没有准确的数据，到底有多少人去了国外生活，我觉得没有很多啊。很多人不一定真的到国外生活，不得已买个房子，有点投资，但是赚钱还不是得靠在中国，中国生活打麻将方便，很多人没有把生活的重点转到国外，在国外只不过是把资本运作跨国化一下。 正午：你之前提到，“公民社会”这个词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是什么意思？ 项飚：这个概念主要从欧洲，哈贝马斯那里出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化之后一个很重要的变化。1980年代后期，“冷战”末期，东欧用这个词比较多，被认为是结束东欧社会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冷战”结束之后，很多人也会考虑怎么培养东欧的公民社会，当时的团结工会啊，等等，都被理解为公民社会。 基本的意思，公民社会，是政治上自由的个人之间的制度化的结合，从而形成和国家的一种制衡力量。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历史，以及短期的革命历史，党和国家在整个社会生活里是无处不在的。也有很多人研究，清朝晚期，出现了很多商会，形式上看，像早期的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了自主结社，但是他们跟地方政府关系都非常紧密。今天在中国，要形成自主性的空间，作为中国下一步改变的渠道，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没有基础。 你要问老百姓，“社会”怎么样，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坏的词儿，年轻人走向社会要小心，社会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有一种很模糊的国家崇拜。如果我们的政治思考不反映老百姓的实际诉求，那就不会有持续的生命力，可能“热”了一阵，就变得茫然、犬儒。 我的意思是，一方面，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词在中国不能精确地描述历史经验，也不能精确地描述变化态势，另一方面，从策略上讲，中国的政治变化，我个人觉得，不是在党和国家之外，再建立一个公民社会，而是加入到党和国家改革的斗争里面去。 项飚：1972年出生于温州市区一个教师家庭。1990年从温州中学毕业保送北京大学。1998年获北大硕士学位，当年受邀免考牛津大学博士，2002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牛津大学人类学院教授。 何伟 我总是被异乡人吸引 第23章 采访、文_谢丁 “何伟”这两个字，用重庆话讲，是“ho wei”，他在邮件中就这么称呼自己。也只有在涪陵，这名字听起来才有了意象，仿佛从山城的石梯蹦出来的，那里所有人都这么叫他。不像在北京上海，大家亲热地叫他“peter”，其实生分了很多。在中国的这两种地区，何伟也是两个样子。他无疑更喜欢待在涪陵或三岔，那里既是异乡，又是故乡。 我还记得我们初次交谈，是在涪陵一家宾馆的大堂。大堂吧只有我们一桌人。他长袖t恤，户外裤，领口上插一支钢笔。谈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他就掏出个小本子，把钢笔递过来，让我们写上去。比如“报告文学”——他好奇中国以前是怎么称呼非虚构写作的。谈到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他就拖过我们的笔记本，用那支钢笔写上一溜英文名字。有人名，也有书名。我想这是他成为作家的习惯，走到哪里，记到哪里。 那是2011年春天了。回到北京后，我按照他写的人名，挨个访谈了一遍。其中摄影师马克·里昂的谈话给我印象最深。他说何伟喜欢打篮球、喝可乐，喜欢吃一种雀巢的谷物早餐。每次写邮件，你写一句，他要回你一堆句子。听起来很美式，像个大男孩的喜好。那时何伟已回美国，正在学阿拉伯语。在我们后来的邮件来往中，果真如此——我小心翼翼地问几个问题，他热情洋溢地回答很长一篇文章。 那年（2011）秋天，麦克阿瑟天才奖公布后，何伟在邮件里吃惊地表示他也很意外，谦虚地说那不是他应得的。他们一家正打算搬到埃及去，他很期待即将发生的变化，无论是新生活还是写作。那篇关于小镇药剂师的故事，刚刚在《纽约客》刊登，之前已在编辑手里躺了半年了。有个电影制片人打电话给他，对药剂师很感兴趣。但他很明白，电影圈总是这样，说来说去，并不一定有结果。那个故事耗费了他一年时间。在何伟为《纽约客》撰写的所有文章中，“dr.don”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一篇。 “dr.don”收录于何伟今年出版的新书《奇石》。在中国目前的图书市场，非虚构已成为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其中，何伟的每一本书都会引起巨大反响。也许正因如此，《gq》智族杂志决定颁给他2014年的年度作家。 下面这篇访谈，是今年（2014）8月我们通过邮件完成的。那时他又回到了美国，坐在一个谷仓里给我回信。和往常一样，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文字。访谈很长很长，但我想对于喜欢何伟的读者来说，无论多长都不够。好作家的每一封信，都可能单独成为一篇好文章。这也是一篇单纯的作家访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写作更重要的事了。 访谈 正午：为什么这个时候回美国？ 何伟：我们每年夏天都会回去度假。我在科罗拉多当地有一些长期关注的话题，但是程度不深——几年之内我应该都不会动笔。不过只要我回科罗拉多，就会顺便做些采访工作，未来的某一天——或许十几年之后——我希望能够把它们写出来。 不过，这基本上还是个假期。我们在2011年离开了科罗拉多州的里奇韦市（ridgway， co），没打算再回去。我们在那里租了个房子，过了四年，然后把所有东西存进仓库，飞往开罗。在开罗住了一年以后，我发现自己突然很渴望在美国有一个永久的家。部分是由于我觉得埃及不太稳定。我知道那里很有可能发生严重的政治动荡，甚至是暴力事件，到时候我可能要安排leslie和女儿们撤离当地。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leslie和我都认为居有定所会帮助我们踏实下来。我现在已四十多岁。在中国的十年，我的生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条件也常常很艰苦，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写了三本书和很多杂志文章。但我觉得，这种生活真的不是长久之计。我开始把我的职业生涯视为一场马拉松长跑。未来很多年里，我希望能够继续写中国和埃及这些地方的故事。我并不想换一份安逸些的工作——我不想长期住在美国，或者成为政治评论员之类。我现在的工作才是我想要的。但随着年龄增长，又有了孩子，情况就会越来越难。所以我意识到必须设法处理好这件事。我决定在科罗拉多置产安家，这样每年夏天我们都能回到美国小住，换换环境，休息一下。也给孩子们一个美国的家。leslie和我希望她们每个夏天都可以回来，让这个地方陪伴她们的童年成长。 所以，在开罗住了一年之后，我们用一个星期回到里奇韦看房，最后买下了一个小农场。农场有一个谷仓和一辆房车，以及五公顷灌溉农田。这里水源充足（在科罗拉多，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植被丰富，风景优美。我们计划几年内盖一座房子，但是目前来说，住房车就可以了。我在谷仓里放了一张写字台，把它变成了我的办公室，这些天我正在那儿写一个故事。 不出意料，我们买下这处产业的一年后，开罗就发生了可怕的大屠杀，leslie和女儿们不得不回到美国住了两个月。幸运的是我们有这处房子，她们都很开心，leslie也能有地方工作。我们真的很高兴能有这个根据地。 正午：很多人都很好奇你在开罗的生活，是否真的很危险？在那边采访写作和中国有何不同？ 何伟：生活绝对比在中国艰苦，让我想起1996年住在涪陵而不是2005年住在北京的状态。生活不太方便。超市里很难找到你需要的东西，晚上常常会突然停电个把小时。虽然应付得来，但还是会劳心。你正准备给孩子们洗澡，或者刚开始吃晚饭的时候，所有的灯都灭了。时间一长，这些事会令人筋疲力尽。 但在治安方面，我们所住的街区以及日常生活都还好。开罗真的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让人惊讶。很少有暴力犯罪发生，即便是在革命之后的混乱时期，仍可以这样说。而且，我们住在扎马雷克（zamalek）区，位于尼罗河中央的一个小岛上，正因为它是个岛，所以有更好的保护性。那是个很棒的地方，位处中心地段——我们的住所距离解放广场（tahrir）仅1.5英里。但同时，通往小岛的桥梁又起到了区隔两地的作用。扎马雷克区有很多使馆，所以安全保卫措施很严密。距离我家两个街区之外就是中国大使馆。幸运的是，那些容易遭到示威抗议的使馆——美国的，英国的，以色列的，阿拉伯的——都不在扎马雷克区。所以那里一直很平静。 所以我并不觉得我的女儿们处境有多危险。我们的街区很静谧。但话虽如此，我也要坦白讲，在这里当记者并不安全。我尽力避开风险，但是你永远无法确定会发生什么事。举个例子，1月25日是革命三周年纪念日，所以我去离家1英里外的莫汉迪辛（mohandiseen）地区参加了一次抗议活动。抗议过程是和平的，规模也不大，但是警察和军队向那些抗议民众开枪。枪弹真的很猛烈密集，人人四散奔逃，很多人受了伤。我并没有被子弹击中，但在逃跑过程中，我的脚部有两处好像骨折了。结果，当天晚上我去看医生，他给我拍了x光片，告诉我没有骨折——埃及的医疗条件通常比较差。他说一周左右就会没事了。不过我能感觉到伤势比他的诊断要严重，所以接下来的六周，我都拄拐走路。回到科罗拉多后，我立即找到一位很好的骨科医生进行了复查，她拍了x光之后告诉我，我的脚上确实有两处骨折！幸亏我当时没用伤脚继续走路。她说由于我小心应对，患处恢复得还不错。 但这些场景真的让人不安。当然，和其他许多大规模屠杀相比，这次不算严重。目睹了这种公然的暴力行为，其可怕程度难以言喻。有一个视频，有人把我受伤的那次抗议活动拍下来放到网上了。你能看到四散的催泪弹，听到猛烈的枪声。这些行径其实都没有必要，真的。这令人悲哀。 正午：但去埃及写作，一直是你的计划之一。现在来看，它仍具有足够大的吸引力？ 何伟：我们很高兴将这个想法付诸行动了。当然，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为此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处理好几件事情真的很难——移居到一个新国家，学习一种新语言，想办法采访那些场面混乱而且瞬息万变的新闻事件，同时还要抚养一对双胞胎女儿。（我们搬到埃及的时候，孩子们才一岁半）。所以这一路并不容易。不过这也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过程，让我获益良多。而且，幸运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安稳。此外，埃及人真的很好玩。他们生性友善，有很强的幽默感。欢笑在他们的文化中是很重要的部分。外人很难了解到这一点，因为把他们推上新闻的都是大型政治事件。但是当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其实还不错，有滋有味的。 正午：你打算何时离开埃及？ 何伟：我目前正在为写新书做准备。我觉得，大部分的采访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但这是个大项目，所以我可能还需要再花一年时间做调研。我想或许能在2015年秋天动笔。我感觉我们可能会在三年后离开埃及。这应该能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本书，leslie也应该能结束她手上的工作。 正午：很多作家喜欢写自己熟悉的世界，但关于美国，你写得很少。对你来说，外国故事更有诱惑？ 何伟：我相信一个好作家能够在任何地方写作，这毫无疑问。我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专写中国的作家。我觉得，我需要向我的编辑和读者证明这一点，也需要证明给我自己看。我在美国也能写作并且快乐地生活，知道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当你在海外住了太久，你的职业生涯与另一个国家的关联过于密切之后，你会有种危机感，你担心自己回国过后反而失去了从事专业写作的能力。我不想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拥有在美国进行报道和写作的经历。 但我感觉，在发展中国家从事这项工作更有趣也更有意义。美国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很少有戏剧性的变化。而且，已经有太多人在写美国了。而中国和埃及这些国家还处于寻找未来方向的过程中。迅速而巨大的变革正在发生。同时，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太多的外国作者，尤其是非虚构写作方面。某种程度上，这问题并不复杂，因为它跟时间与年龄有关。干劲十足并愿意到埃及这些国家去实地采访的人都很年轻。但是作家们一般都比较年长，通常要到四十岁以后才渐入佳境。可是到了那个年纪，大多数人都更愿意留在美国过安稳的生活。如果我能适应埃及的生活，也愿意到那里去写出有趣而精彩的报道，并且我的妻子也跟我持同样想法，那么我们就该去做。我们的工作在那里更有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花太多时间在美国的原因。基本上，我们希望在美国把孩子生了，同时，我也希望写出一些不错的文章，以证明我有能力在美国工作。不过那之后我们还是想回到海外去。所以，由于时间有限，我并没有写很多关于美国的故事，但其中有几篇我个人非常喜欢，比如那篇小镇药剂师唐医生（dr. don）的特写，我自认为是我写过的最好的故事。 正午：在成为作家的路上，父亲和你的老师（约翰·麦克菲）对你影响很大。至今仍然如此吗？ 何伟：我的个人经历一直影响着我，正如我的学业背景也在影响我一样。这些都是造就我的基础。不过现阶段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作家，所以我需要遵循自己的方向。我尽量多抽时间去探望父亲，也常常和约翰交谈。但是，我生活中很多关键的部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生活的挑战，与他们两人的经历截然不同。所以我必须找到自己的路。 正午：在你读书最多的时期，哪些作家对你影响较大？ 何伟：从高中到牛津大学，那是我阅读量最大的时期 。对我影响最深的作家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斯考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以及约翰·麦克菲。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对我的影响，是在语言和笔调上。康拉德的作品让我有兴趣探寻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到发展中国家去游历和居住。麦克菲的作品让我思考如何将文学带入非虚构写作中。 正午：约翰·麦克菲的写作课堂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何伟：或许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去写“a set piece”。麦克菲给我们举的例子，来自他的《到乡下来》ing into the country），书里写道他沿着阿拉斯加的一条河流长途旅行时，看见了一头熊。然后，他专门用一个短章节写起了熊，描述它们的样貌，它们的生活方式，它们在大自然中的角色。这部分只有几页篇幅，然后他回过头来继续写他的沿河旅行。这种结构与写作方式，其实并未影响到文章的主线，读者也不会感到困惑——相反，它用颇富趣味性的方式有效传递了信息。这就是所谓的“a set piece”。在课堂上，我们认真阅读了这部分内容，麦克菲谈到了他的构思，以及采用这种结构的原因。 大部分记者永远不会学到这一点，因为报社的编辑并不鼓励记者去思考过于复杂的结构。但是麦克菲很早就教会了我们，我获益匪浅。当我到涪陵的时候，我已知道如何去运用处理“a set piece”了。 正午：你在他的课堂上写过什么故事？ 何伟：我在麦克菲的课上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没太大意思。但那年春天，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我身边。我的一个好朋友，被揭穿是个骗子，我和他曾一起在普林斯顿大学田径队训练。他伪造了学历证明，编造了个人简历，获得了奖学金。我们都以为他19岁，但实际上他已经31岁了，还坐过牢。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到他上地理课的教室逮捕了他，他回到了监狱。那年春天我去探望了他，并且在麦克菲的课上写了这件事。 但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样生猛而又艰难的题材是很难驾驭的——发现我的朋友并非我想的那样，并且看到他入狱，这让我很受打击。所以我在课堂上写的这个故事并不成熟，肯定无法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不过，未来某一天我会把这件事完整地写出来，或许是等我决定写回忆录的时候。无论如何，那次经历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你或许还记得《江城》（river town）里的某些章节，我写到了“何伟（ho wei）”，以及这个名字如何成为了我的新身份——我的中国身份。我写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我的那位大学同窗。我在思考改变身份给一个人带来的自由状态。在中国涪陵，我小小尝试了一下“变身”的滋味，这也帮助我理解了为什么我的朋友要那么做。 第24章 正午：那时你最想写的是什么？ 何伟：那时我更喜欢虚构类作品。主要是因为我对这类题材更熟悉，我想我当时相信小说更重要，更有文学性，更具艺术感。这在我们的文学生态中也是一种通识。小说比非虚构更有声望。小说界的奖项也更多——比如，诺贝尔奖会颁给非虚构作品吗？一切都在暗示非虚构类作品没有艺术性。我那时很年轻，大概未加思索就接受了这种偏见。 所以上学期间我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写小说上。但一份工作将我带入了非虚构的领域。那时每个暑假我都去做调研员，那些工作包括采访与整理资料，都是非常实用的技巧。大三之后，我得到了一份在凯洛格基金会（kellogg foundation）担任人种学调研员的暑期工。我要前往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城赛克斯顿（sikeston），在当地做些调研，写一份较长的人类学论文。因为他们想更深入地了解那个地方，从而为当地的年轻人开发一些课程。 我当时非常年轻，但那份工作给我了很大的自由度和责任感。我必须自己规划所有的调研，没人会指导我。我开车南下到赛克斯顿，住进一家旅馆，然后采访当地社区的居民。那真是一段非常棒的经历，毫无疑问是我在大学期间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最后，我在一家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这篇调研文章，但那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与大学课程无关。那就是一份暑期工而已。这就是教育面临的困境——你仍然需要在规定学科之外不断地学习。我很幸运在大学就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在成为一名作家的路上，它对我影响很大。当我打算写一个长江边的小城时，我仍然能用到当年写密西西比河边那个小镇时的经验。 正午：你最初发表的都是什么样的故事？ 何伟：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我开始零散接一些自由撰稿的活儿。我曾去瑞士报道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可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我在牛津也不常写东西，对我来说，那是令人沮丧的一段时间。 1994年夏天毕业后，我决定花半年时间环游世界，到东方去看看。我当时的想法是多走一些国家，然后决定接下来住在哪里。但我也计划写点什么。旅途中我一直都在寻找故事，回到美国后我把它们都写了出来。 第一个故事，是我乘火车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经历。那是一次迷人的旅行，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我写了一篇随笔，寄给了《纽约时报》。我不认识那里的任何人，只是盲目地投了稿。奇迹地是，他们发表了那篇文章。我就这样开始了。那段时间我的署名是pete hessler，而不是peter hessler。大部分作品都是游记。 正午：编辑们是怎么反馈他们的意见的？ 何伟：他们对我真的很好。我那时不在纽约或华盛顿，住在密苏里的父母家里，文章写好后再邮寄给他们。在媒体这一行，我不认识任何人。最初我每年都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两三篇文章，同时还为the phdelphia inquirer，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newark star-ledger和其他报刊撰稿。the newark star-ledger的编辑给了我最大的鼓励。他说，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 正午：那时在美国做一名全职作家，是否很难？ 何伟：那时我其实还没有能力养活自己。虽然我已经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章，但绝大部分都是发在报纸的旅游版上，稿酬并不丰厚。所以，我跟父母一起住以节省生活开销，同时我还在密苏里大学教书以及担任助教。那段期间我还尝试写一本书，讲述我从牛津返回美国期间的旅行经历。我写了大约150页之后把稿子寄给了纽约的一家出版商。一位编辑给我答复说，有些章节很不错，但是她不觉得达到了可以出版的标准。我同意她的意见。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消极。我很享受写书的过程，并且我相信自己最终会拿出更好的作品。 我想当时我对未来并不确定——我知道要成为一名作家会很难，而且我仍然不知道自己应该着重写小说还是写非虚构。 但我确定自己想学习一门外语，并且去国外生活，写点更深入的东西。所以我加入了和平队，到了中国。 正午：写《江城》之前，你在涪陵居住时都在写什么？ 何伟：我在涪陵写的大部分故事，都没有发表。写过一些旅行故事，其中一两篇还不错，发表在《纽约时报》。有一篇是我在成都的一家茶馆坐了12个小时，观察周围的人。但我并没做太多自由撰稿。因为给纽约的编辑发稿真的很麻烦——我当时没有电子邮件。稿子是邮寄过去的，然后当我们需要编辑修改时，每次都要长途跋涉到乌江对面去收发传真！ 正午：会写日记吗？ 何伟：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事实上我从来没干过这事。但每当遇到好玩的事，我都会写下来。比如，我们参加过一次疯狂的酒席，真的很好笑，然后我回家就坐下写出来。我还写了很多有关教书的东西，也拷贝了很多学生作业，因为我发现他们写得非常优美有趣。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出书。我写作是因为这些经历太浓烈，而写作是个美妙的回味过程。这也是一个作家领悟到的最好的事——当你写下身边发生的故事，你会有很多收获，并非仅仅是为了发表。你在记录那些可能会被遗忘的故事。你在培养自己成为一名作家。并且，你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去思考和消化它们。 正午：《江城》的结构很有趣。除了主文，还夹杂着一些第三人称的章节。你是怎么结构的？ 何伟：关于这本书的结构，我想过很多。在涪陵最后一年的1月，约翰·麦克菲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建议我考虑写一本关于涪陵的书。没有他的建议，我不会想要开始写书。但突然之间一切显得顺理成章，我便开始准备。 我意识到这本书有一个难点。我希望自己能描绘涪陵——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地方特色感。我留意到大多数描写中国的外国作品，都没有突出这一点，因为外国人通常都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居住。但对我来说，涪陵是可以那样处理的。我在当地常常徒步旅行和跑步，因此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很熟悉。 但同时，我还想描述出一个毫无头绪的外国人刚刚抵达涪陵时那种感觉，然后让那个地方的特色以及语言慢慢清晰起来。问题在于：如果我写到自己初到涪陵，什么都不了解，然后突然又开始深入描述这座山城，这样读起来会非常奇怪。因为我好像才刚一无所知，马上又了如指掌。读者可能会想，这家伙刚刚下船，怎能这么详细地描述这里。所以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把我自己从这些章节中去掉。我不再使用“我”来描述这个小城、群山，以及一些当地老百姓。随后，我把这些内容，安插在那些以第一人称讲述并按时间顺序推进的章节之间。 正午：这两部分内容，是一起完成的吗？ 何伟：我能感觉到，那种结构会让这本书呈现出多变的笔调。所以，在涪陵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四处走访，把所有使用第三人称的部分都写完了。我也理清了这本书的结构，但那时我没有开始写第一人称讲述的部分。我想这是个性使然，我希望能在告别涪陵后再写它。 然后我带着那些用第三人称讲述的章节飞回老家密苏里，坐下来开始写我在涪陵的生活。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完成。不过，在涪陵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写那些第三人称的章节时，我能感到自己的声音成熟了许多。听起来，我像个真正的作家了。 正午：但在结构《甲骨文》那本书时，你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何伟：在《甲骨文》里，结构则起到了完全不同的作用。我希望有两种叙述方式：一种是编年体，每章的标题都标有故事发生的时间，连续讲述特定的人物与事件。这是书的主要部分，它是线性呈现的——随时间平铺直叙。但在这些章节之间，我希望能够加入一些立体的、跳跃式的短章。这些短章不会沿着主体的方向发展；而是以一种随笔式的方式，调查一些话题。当然，这类章节的大部分内容都与考古或历史有关。我的想法是希望能结合多种情感：时间的流逝，现实的演变，以及你只有在考古学中才能体会到的所谓的“deep time”。 当然，这两种叙述方式之间还是有些许关联的。我写到了考古学家正在为一座被掩埋的城市“绘制”地下城墙，然后我们看到深圳的艾米丽（emily）被一个现代经济特区的藩篱包围着。我写到了梅维恒（victor mair）谈论马和考古的关系，然后我们看到姜文从他的马上坠落。并且中文的副标题与英文的主标题也不同。书中有很多小线索和小包袱，只有那些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人才能领会。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充满乐趣。但是工作量非常大，素材也让我很费神——整理资料是项艰巨的工作。 这本书可能是中国三部曲里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部。我觉得它非常特别。我写了一些老人，他们几乎从来没在记者的文章和书里出现过，这有点悲哀。我们不应该如此轻易地忘记那几代人，不过中国的活力以及年轻一代也确实更具魅力。在这本书里，我还有机会写了我喜欢的地方——台湾。 正午：你居住在北京时，写过一些偏新闻、偏记者式的短文，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 何伟：从1999年3月到2000年秋天，我频繁地写了很多短文，然后我开始把重心完全转移到杂志的长篇故事和写书上面了。所以那是个短暂的时期。但它很有用，因为你能尝试不同的风格，看看到底哪种感觉比较自然。这类工作还迫使我出去采访。这一点至关重要——我走了很多地方，和很多人聊天。而且我学会了推销故事，学会谋生。那非常关键。靠写作赚钱并非易事，你必须有一些经济头脑。在涪陵时相对贫穷的历练，以及身为一名年轻的自由撰稿人的困扰，这些都让我学会了如何去打理这种生意。能自己处理这些事务，可以给我更多写作上的自由，而不必为钱担心。 我很幸运那段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大约一年半，刚刚好。因为最终你无法在短篇文章中尝试那么多有趣的结构和故事。所以，我从中汲取了“营养”之后，接着写我的长篇去了。 正午：吃老鼠肉的那个故事，怎么登上《纽约客》的？ 何伟：你知道，我当时要去香港办理签证，这样我就能继续非法地在中国做自由撰稿人了。我每半年都要办一次，所以我才得以在深圳认识艾米丽——去香港时我会住在深圳。而且，坐火车去深圳，比飞香港便宜得多。 我在中国的媒体上读过关于老鼠肉餐厅的故事，决定去看看，争取能写篇稿子，这样我此行的旅费就有着落了。随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被《南华早报》买走了。其间我也给我的朋友们，包括麦克菲，寄去了一篇不那么正式的关于这个故事的随笔。他很喜欢，就发给了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纽约客》编辑）。然后雷姆尼克来信说他想发表在《纽约客》上。当然可以，那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是我已经把文章卖给《南华早报》了！我给他们打电话，恳求先不要发表，他们同意了。他们真是大好人。这个故事刊登在《纽约客》后，《南华早报》随即也在他们的报纸上刊发了，所以他们应该没太大损失。 之后，雷姆尼克问我还有没有其他故事。一年前，我去过一次朝鲜边境，写了一篇文章。我把它寄给了《大西洋月刊》，但没有任何回应。于是现在我可以给雷姆尼克了，他很喜欢，又发表了。他们还想看看我的书，随后我们从中抽取了一部分，又发表了。很快我开始给《纽约客》撰写第一篇报道，也就是深圳的艾米丽的故事。 正午：《纽约客》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何伟：当然，上面说的一切完全改变了我的职业历程。但在当时，我并不知道如何应对，所以转型的过程很困难。我本应飞到纽约去与编辑们见面的，但是我人在中国。在面对面见到《纽约客》杂志的任何人之前，我已经发表了五六篇文章。我从未自信他们会继续发表我的文章。我们在沟通上出现过很多问题。分隔两地也增加了沟通的难度，而我从没有为任何刊物像记者那样工作过，所以我真的不懂这个行业里的文化。而且，我对中国的看法与绝大多数记者不同。我不想写名人，或者大的政治人物。我觉得继续自己在《江城》里的那种风格会更有意义。所以，《纽约客》与我之间并非总是能理解对方。实话实说，直到2005或2006年，我在这份工作上才有了一点安全感。 第25章 正午：《纽约客》想要什么样的故事？在选题上，你们之间有过冲突吗？ 何伟：坦白说，我基本上从没按照他们的选题建议写过稿子。编辑们为此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放弃了努力，停止向我提要求了。事实上，我是不想为他们提出的那些选题去调研和采访，大多都很传统或者政治性太强，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实际产出。我很清楚自己想要写什么，但很多想法也都被他们拒绝了。《甲骨文》里有五个故事都是被《纽约客》毙掉的。 最让人伤心的是那篇关于姜文的特写。那是《纽约客》指派的选题，出钱让我采写，还派了个摄影师。但最后他们不喜欢那篇文章，一直没有发表。我对此很难接受。姜文很大方地给了我很多时间，这个结果让我很尴尬。不过我知道那篇文章不错。如果我当时人在纽约，或者好好地与编辑们沟通，也许文章能通过。但它最终还是被毙了。还好，我在《甲骨文》一书中收录了这个故事。因此，当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一篇书评中特别提到他很喜欢姜文那个章节时，我非常高兴。 正午：你是怎么推销你真正想写的故事的？ 何伟：我常常先斩后奏。我知道如果我报上一个有点晦涩的选题，他们十有八九是不想要的，所以干脆直接先写出来。我自己负担前期的费用，没有任何担保，然后赌一赌他们是否要这稿子。我能这么做是因为《江城》和《甲骨文》两本书的销量还不错，这让我在财务上有些余地。很多我非常喜欢的文章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比如，我写过一篇在中国开车的随笔，就采取了那种冒险的方式。《中国巴比松》和《唐医生》也是如此。如果我先告诉他们我想写一个偏僻小镇里的药剂师，他们一定会拒绝。所以我花了一年时间自己去采访，然后写完。这都是一些创作上的决策，有可能实现，是因为我出书存下了一些积蓄。 我很庆幸自己现在有能力这样做。我也很感激杂志社，当我把文章发给他们之后，他们一般都很开明地接受。他们愿意看到任何态度积极的报道，也乐于发表。我们学会了如何与对方交流。那耗费了不少时间，但如今我们能相互理解，合作也非常愉快。过去五六年我的挣扎以及文章被拒的经历，现在看来也都是值得的。我必须按部就班地工作，这样才能继续写出像《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样的书。 正午：即便《纽约客》的文章，有时也难免落入窠臼和某种套路。你如何避免程式化的写作？ 何伟：我想最主要的是保持独立。我尽量与杂志社保持一定距离——我并不经常去拜访他们，我也没结识几个《纽约客》的其他作家。我很少与其他外国记者来往（除了我太太之外！），这有助于让我保持思路上的独立。我不想遵循别人的套路。我的个人经历也比较特殊，这也有助于我保持独立。我在密苏里中部一个并不富裕的宗教家庭里成长。然后我去了普林斯顿、牛津、涪陵。我大学修读的是文学及创意写作而非新闻，我还学了中文，这是条比较奇怪的人生路径。我后来又在北京、里奇韦和埃及居住过，就更奇怪了！我想是这种经历让我的想法与众不同吧。 正午：你如何同时开展好几个写作计划？ 何伟：我从来无法预料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写完一篇文章，所以我更喜欢同时着手好几个选题。坦白说，这是个麻烦。想要多管齐下是很难的，这也让我的编辑们抓狂。比如，今年春天有很长一段时间，大约四个月左右，我同时在进行五个选题，每一个都需要认真对待并且花费大量精力，都是我以后写书以及杂志文章需要的素材。这意味着我无法在那段时间真正完成任何一个选题——所有计划都是正在进行中。经济上倒没什么问题——幸运的是我的存款足以支持我用这种方式工作，但是编辑们都很头疼，他们希望我的工作节奏能更有计划一些。 正午：这些选题之间，不会互相干扰？ 何伟：对新事物我总是持开明态度，这也是不循规蹈矩的表现之一吧。我不喜欢大多数报道的产生方式——有人看到了一则消息，然后他们决定围绕这个主题再去写一篇报道。我更喜欢跟随事件顺其自然的发展。举个例子，大约一年前，我正在埃及南部地区的阿拜多斯（abydos）进行考古学方面的调研。但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埃及南部另一个地区阿玛那（amarna）也有些新鲜事值得写写。所以我去那里开始了新的走访。然后我在阿玛那又遇见了一些住在那里的中国人——跟考古毫无关系——我对他们也产生了兴趣。所以从那以后，每当我到埃及南部去，我就会去走访阿拜多斯、阿玛那、还有那些中国人。那简直疯狂！但是我知道一切最终都会有意义，所以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素材。 正午：你通常都手写笔记吗？ 何伟：采访期间，我会尽快整理笔记。我通常用手写，但最近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录音笔，因为被访者觉得这样更自在。但在中国，我从来不录音，因为那让人们觉得不安和紧张，特别是我的采访对象更多是农民和工薪阶层。或许现在情况不同了，人们已经对高科技习以为常。现在我去中国采访时应该会录音吧。 正午：所有素材收集结束后，你怎么开始一天的写作？ 何伟：我喜欢在晨间写作，但有了小孩后，早上的时间通常很忙碌。所以现在我的写作时间很灵活。不过我确实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但也并不一定十全十美。在里奇韦，我是在谷仓里写作的。 给杂志写稿子时，如果效率高，我通常每天能写1000字。写书则更快，因为随着时间的推进你会越来越有干劲。《寻路中国》和《甲骨文》我每天能写1500字。如果有必要，有时我也能写得非常快。关于埃及的一些报道是在很大压力下写完的。报道军事政变时，我四天之内就写完了7000字。 正午：谁是你的第一个读者？ 何伟：我最重要的读者是道格·杭特（doug hunt），他是密苏里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我大学期间就与他相识，因为他就住在我父母家附近。他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和作家，一直对我非常照顾。他是《江城》的第一个读者，从那以后，他一直是我所有书籍以及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大多数情况下，我并不需要很多编辑工作。我已经独立写作太多年，所以我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编辑了。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我会有点找不到方向，是道格帮我挽救了一些文章。 当然，我也会把文章发给leslie。有时候也发给迈克尔·迈耶（michael meyer）和张彦（ian johnson）。 正午：在稿件发表前，你会发给采访对象看吗？ 何伟：我基本上不会在发表前把稿子拿给受访对象看。我会核对事实，但不会让他们看到文章。这实际上是《纽约客》的一项规定。因为你无法预料到一名受访对象会对文章作何反应。但也有几次例外——比如，我给艾米丽看了那篇关于深圳的文章。不过通常来说，我不会让他们提前看，这不是合著作品，我是作者。这一点让我与他们的关系变得很关键——他们必须信任我。我在写作时，也时时感受到自己肩负着他们的信任。 正午：就写作而言，你曾说《寻路中国》是最成熟的一本书。你具体指的是哪方面？ 何伟：我想，从写作技巧上来说——笔调，意象，行文节奏——《寻路中国》都是最好的一本。我也说过，就结构和素材而言，《甲骨文》是最丰富的一本。写《寻路中国》时，我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方式。我考虑了一下自己曾写过的不同文体——旅行文学，更多个人体验式的叙述，以及以大量采访为主的报道类文章。我希望写一本同时含有这三种风格的书。很高兴我做到了——我的目标一直都是写出三本风格截然不同的书。我不想让它们有雷同的结构或者腔调。 但即便如此，我仍觉得《寻路中国》的中段，也就是三岔村的章节，是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虽然浙江那部分内容有很翔实的调研和观察，但是我在三岔村投入的个人感受，无法复制到别处。我觉得自己与三岔村和魏子淇一家人在情感上有深切的关联。而且我住在那里时，有一些非常戏剧化的事情发生。魏佳的病是我在中国经历过的最吃力也最紧张的事。我很担心他会死去。那段时间我一直陪在魏子淇身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给孩子争取更好的医疗。2007年离开中国前，我回到三岔去跟他们告别。我与魏家人一起吃了顿告别饭，魏子淇和我一路哭了三个小时。晚餐刚摆好我们就开始哭，根本停不下来。这么多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事情。 正午：《纽约客》的lillian ross写过十几条给记者的建议。其中一条说，不要去写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你和你故事里的人物关系如何？ 何伟：听上去是很不错的建议。不过现实情况是，你通常无法提前知道。不过总体说来，我写过的人物都是我钦佩的人，我很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其中有些人还和我成了好朋友。魏子淇，曹春梅，当然还有艾米丽和威利（willy）。石彬伦（david spindler）和拉吉夫·葛亚尔（rajeev goyal）也常常和我联系，我很敬重他们。我也和纽克拉（nu）的唐·柯尔克特（don colcord）保持着紧密联系。我希望能联系上丽水那些被我写过的人，但新移民经常更换号码，所以慢慢就失去消息了。 当你完成一篇报道后，和你写过的人物多联系，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你得看看报道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我想那有助于你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更有责任感。我愿意去写那些人的原因是他们有趣，让人产生好感，而不仅仅只是你书中的一个好角色。所以我不想让他们觉得，一旦书或者报道付印，我就对他们失去了兴趣。 正午：人们总说你写的是普通人，但其实细看那些人物，每个人都有非常独特的一面。他们身上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或许是因为他们其实并不普通。即使魏子淇，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超乎寻常地聪明，并且专注于提升自己。作为一名作家，你总是会被那些更具魅力的人吸引。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在描述他们的世界时，你也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了他们。对我来说，最主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到一个还没那么出名的人。人一旦有了名气，就会有意识地注意如何维护自己的形象，你就很难接触到更真实的东西。他们懂得如何应对媒体，通常也就不会与你敞开心扉。 我总是被异乡人吸引，或许这与我个人成年后的经历有关。从密苏里到普林斯顿是一段动荡的时光，后来到牛津又到中国更是如此。我学会了让自己习惯处在一个异乡人的视角，并且我想这也能帮助我更好地观察四周。这还意味着我与这些异乡人有着深刻的共鸣。我能感觉到自己与深圳的艾米丽，华盛顿的拉吉夫或者长城上的石彬伦间的情感关联。我知道，离开舒适的环境而到外面的世界去冒险，需要很大勇气，这也是我喜欢住在中国的原因之一——我钦佩所有那些我遇见的背井离乡、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他们是我的灵感源泉。 正午：书出版后，你会亲自去推销它吗？ 何伟：我并不认为推销有那么重要。推销的重点总是集中在出版初期——也就是上市后的第一年。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一本书经过了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获得的评价，而你是不可能推销那么久的。所以你只需要尽全力写出一本好书，然后随它去，希望能有读者产生共鸣。 《江城》出版时我几乎没做任何宣传。没有精装本的巡回签售，出版商也没打广告什么的。我也没接到文学研讨会一类的邀请。但我觉得那样挺好。我没把时间花在推销上，而是集中精力准备《甲骨文》。到了《甲骨文》出版时，我的重心已经放在《寻路中国》上了。 第26章 正午：但作家是否需要在这个时代营销自己？ 何伟：这也是我不喜欢推特（twitter）的部分原因。作为一个作家，推特很大一部分的作用是宣传。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过分关注自我宣传，不太健康。同时我也觉得，对驻外记者来说，这是一种糟糕的报道形式。我不想发一篇只有140个字的快讯来讲述埃及发生的事。当你从埃及或者中国发回报道，你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而不是只言片语，更不用说让从事长篇报道的作者按照这种限定格式思考是多么糟糕了。 正午：你也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吧？ 何伟：我很少遇到写作上的问题，但有时候我觉得开篇很困难。我尽量不去担心，保持冷静与耐心，写作需要更多时间，我接受这个事实。过去十五年，我写了那么多文章，这让我心里比较踏实。我知道我可以。我也明白，很多我本人很喜欢的故事，开头并不顺利。写作这件事没什么清晰的脉络可循。有时候一篇报道写起来顺畅无比，比如《唐医生》——我很快就写好了。但是《恕我直言》（all due respect）的写作过程中则遇到了麻烦，初稿做了很大改动。不过，最终完成后也成了我最喜爱的文章之一。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一点——我总是有修改的余地，有时候开篇难产的文章到最后却是非常精彩的。 而且，我在写作时总是会重读我喜欢的那些作家。我会读几页海明威，或者麦克菲，或者菲茨杰拉德，或者琼·迪迪昂（joan didion）。他们给我灵感，帮我保持镇定。 正午：那么最麻烦的是什么？ 何伟：总体来说，我觉得写作相对容易，调研和采访则困难得多。我的所有写作计划都是无法预料的，这让我很有压力。而且，当你写到那些不为人知、也从未被媒体报道过的人，文章的重点就不是那么明显。作为采访者，你需要具备更多的智慧和耐心。我常常担心自己没有拿到最翔实的资料，或者故事进行不下去了。我也担心自己浪费了受访者的时间。为了写“唐医生”，我花了一年多收集素材，那段时间我真的不知道这篇文章能否出来。直到最后一刻，一切才水到渠成。 故事 无意深刻，随事曲折。 ——唐度 诗人出差 文_李纯 一 竖靠在竹木椅子上，几乎快要睡着了。和年轻时候相比，他的身材几乎没有走样，甚至更加瘦骨嶙峋了。我们约在上海复兴路上一家不显眼的咖啡馆。我走近唤醒他，微微握手，已入初春，气温却降了几度，他裹了裹深色的羽绒服。 “经过了十二年，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他像是怕惊扰到周围人，声音轻柔，几乎听不出语调的起伏。我慢慢意识到他所说的变化——在此之前，我在北京遇到一些诗人，从他们嘴里飘出的关于竖的只言片语，听上去活脱脱是个劣迹斑斑的北漂青年。 “竖是个酒鬼，他可以24小时不停地喝酒，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养竖很好养，买一条烟一箱酒他能喝一天。” “我记得是2003年，凌晨三四点，公安局打电话给我，竖喝醉了踢了警车，罚了两千块钱，我保释他出来的。” “竖的婚礼是我见过办得最好的婚礼，灯光慢慢亮起来，他一边唱歌一边从暗处缓缓走出来，竖一直认为他歌唱得不错。” 而现在，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父亲。他的女儿已经快三岁了，他正在打开手机相册略带骄傲地向我展示他给女儿画的肖像——身体胖得团成一个球。“你怎么不把她画得美丽一点？”“她就是这样，我不喜欢美化。” 他信佛，戒酒，并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竖。一个多月前，在北京，我看过一部电影《诗人出差了》，导演雎安奇。那是一部拍摄于2002年的电影，但十二年后才剪辑完成，2015年获得鹿特丹电影节亚洲最佳电影奖。竖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 电影的开头，是新疆一个破旧的旅馆房间，竖刚刚和一个妓女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性爱。妓女踮在高跟鞋上穿衣服，竖盘着腿，全身赤裸地坐在床上抽烟。他操着一口阴郁的上海话：“我是一个诗人，我没出过差。2002年的秋天，也就是十二年前，我决定派自己去新疆出一趟差，在出差的路上，我写了16首诗。” 和电影里一样，竖是一个诗人。 诗人身份，始终陪伴、折磨同时也慰藉着竖的生活。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诗人，他无法依靠写作获得周围人的认同和尊重。别人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没有工作，我是一个诗人。”“写诗能养活自己吗？”“不能。得借钱生活。”“那你写诗干什么？”“不写不行，像我的一个本能，我怎么能够阉割掉自己的本能？” 说了一半，他沉默几秒，“一切都过去了”。 二 有一次，竖试图自杀。那是1999年，他在上海的一家网络公司做设计，生活琐碎又无趣。他坐在双层巴士的上层，巴士开在繁华的淮海路上，夜晚的街景看起来五光十色，他像一个多余的人，觉得一切没意思透了。回到家，他打开煤气，用湿布把门缝塞上，突然电话响了，谁会在他临死前给他打电话呢？他好奇地去接，是诗人乌青的电话。那时候乌青和他一样困窘，除了借钱一般不会给他打电话。他告诉乌青，卡号报给你密码报给你，你自己拿，我要自杀去了。挂完电话不多久，警察找上门。竖自杀未遂，他骂骂咧咧：他妈的，乌青这小子可以啊，居然还报警了。 那次之后，竖就交了狗屎运，发了一笔意外横财——他的诗歌被一家网站的老板看中，给了他一万块钱稿费。他拿着这笔钱，激动地辞掉工作准备去成都找何小竹和杨黎。但那早已不是一个诗歌的年代，勃发于80年代后期以反朦胧诗为旗号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偃旗息鼓，90年代的弄潮儿已是财富的制造者。杨黎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中“非非”诗派的代表之一，在经历了“非非”集体下海之后，正闲在成都打麻将消磨时光。竖拉上乌青和另一个朋友到了成都，和两个诗歌前辈在一家火锅店里碰面。三个年轻人挨个给前辈念自己的诗，那是一顿惺惺相惜的火锅——“就好像党组织终于找到了根据地”。 在成都，竖很快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留在成都参与创办杨黎、韩东、何小竹发起的一个诗歌论坛——橡皮先锋文学网站。他会一点美工，做网页设计。不久，他和一个来自北京的女诗人陷入了一段歇斯底里的恋情，并和她前往北京生活。三个月以后，激情耗尽，他们分手了，竖回到上海。 在上海，竖当起了厨房排气管道的货运工，把铝制管道从上海运送到其他城市。他痴迷美国的西部公路片，对此兴致勃勃。直到半年后，他遇见了一个“疯子”。 那天，他和几个人把货运到上海的某个仓库。卸完货，工人们蹲在地上抽烟。远处，天空中的火烧云层层叠叠，红光似乎晕染了整个世界。竖抬起头，看见高楼的阳台上，有个男人站在板凳上，俯视地面，像希特勒那样挥舞双臂，慷慨激昂：“你们这些人都是不知道天意的，你们都在违背自己的良心在做事，你们迟早有一天会受到报应的！”那副景象，“就像末世预言”。 工人们议论纷纷：“一定是个神经病！” “我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的，那我是不是也是个神经病？”竖反问。 工人们答应：“对，你一看差不多也是这种人。” 那个人给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并不是一个粗暴的人，相反，他说话音调不高，看上去温文尔雅。可是他的内心，时刻感受到与周围人的格格不入。几条路线反复跑来跑去，他产生了厌倦，每天耗费太多时间在公路上，挤占了他阅读和写作的精力。那时，全国各地有很多诗人纷纷涌至北京，他们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诗歌和文学创作，杨黎打电话给竖：“来北京吧，你在上海干什么？”“做装卸工。”“你有毛病啊，赶快过来。” 竖在北京开始了一段乌托邦式的生活。起初，竖和两个诗人一起租了一套单元房，随后人数不断增加，前来投奔的诗人一个接一个。他们在客厅安置了一个像炕一样的大床，五六个人并排躺着睡。他们爱喝酒，床底下常年堆积无数的啤酒瓶，场面十分壮观。 他们把居住的地方命名为“火星招待所”，像一个根据地，接纳来自各地的诗歌爱好者。有一次，房东打开门，吓了一跳，十几个男男女女睡在一起，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酒瓶。他们被房东轰了出去，搬到郊区。 在通州的“火星招待所”，竖和朋友们没日没夜地谈论诗歌，话题从一首诗或者一个诗人引申，讨论到最后常常指向某个宏大命题——诗是什么，诗和语言的关系，怎么写诗。讨论无疑是严肃而又情绪激动的，两个诗人聊着聊着，一个人指着另一个人骂：“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诗。”有人从外地赶来，又立马夺门而出。 第27章 大部分诗人无所事事，一个人去工作，赚来的钱养活其他诗人，等这个诗人工作烦了，再换另一个诗人去工作。在初期，这种群居生活仿佛有种奇妙的激励作用，每天早上醒来他们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我要写一首什么样的诗呢？”北京的生活让竖感到新鲜又刺激，而写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与其他诗人之间相互温暖的社交方式。 有时，竖也会去参加一些艺术家的聚会——这个城市和他相似的“神经病”太多了。不过，当他认识雎安奇并决定和他一起拍电影的那一刻，他并没有意识到，生活因此会泛起短暂的波澜。 三 2002年8月的一个夏夜，导演雎安奇第一次见到竖，是在三里屯南街的一个酒吧。那是一场艺术家的小型聚会。当时雎安奇正在筹备一部实验电影《诗人出差了》，四处寻觅男主角。一本文学杂志的编辑介绍竖给他认识。竖瘦高个，长得有几分帅气，第一眼见到竖，他散发出的诗人特有的一股子忧郁气质，让雎安奇觉得，“竖就像是为这个片子而生的”。 这是雎安奇的第二部影片，距离他的处女作《北京的风很大》已经过去两年多。那部电影入选了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并以其强烈的实验性和风格化，收获了巨大的赞誉。回到北京，《北京的风很大》举办了三十多场放映。这个24岁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小伙子在京城艺术圈，闯出了名堂。 在柏林电影节，雎安奇认识了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斯通问他：“你有没有什么计划？”那时候，雎安奇已经在构思自己的第二部电影。他是新疆人，从小在乌鲁木齐长大，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出现了大批从内地前来支援的年轻人，因此产生了很多支边家庭。他计划拍一部关于支边家庭的电影。 回到北京，他发给斯通一个粗略的故事大纲。斯通很快回信了：“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当你写完剧本时，给我寄一份。”这封信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他拉上一个朋友，带上摄影机，跑去新疆的一个兵工厂附近采风。有一辆警车注意到他们，一下子把他们抓了起来。 他们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分开审讯。雎安奇吓坏了，他很担心朋友会被收容遣送。公安打电话给他在乌鲁木齐的父母，家人知道后气急败坏地质问他：“你疯了吗？你在干吗？惹这么多事儿？”他和父母大吵了一架，从公安局出来以后，他甚至连家都不敢回，只能和朋友猫在宾馆里。 他仍然决心要把这部电影拍出来，剧本的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唯一缺的就是钱——他设计了跌宕的剧情，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预算也飙升至百万。他四处找投资，谈了几家都不了了之。有一次，他在新疆拍广告，认识了当地一家货运公司的老板。老板也出生于支边家庭，看完剧本，感动得痛哭，当场许诺：“我要投资你这部电影。”不料，次年老板生意失败，电影拍不成了。 现实浇灭了他所有的热情。雎安奇独自在新疆待了将近一个月，从南疆走到北疆。这是一段对电影狂热的青年为自己疗伤的失意的旅程。他住在公路边破旧的旅馆里，见到了很多妓女。他突然想起十一岁经历的那个炎热暑假，他跟着同学哥哥的运输卡车从乌鲁木齐前往南疆，沿路经过很多公路旅馆，中午吃饭，司机把车停靠在旅馆门前，他总要等候很长时间才继续上路。有一次他等得不耐烦了，跑进旅馆房间，推开门，看见司机正和妓女混在一起。他震惊极了。那是他第一次明白妓女的存在。 十一岁的记忆片段像触电一样来回在雎安奇的大脑里乱窜。他蜗居在一个山谷的旅馆里，重新构思新的剧本——一个诗人为自己开启的一段放任的不断寻找妓女的旅途，毫无目的地在风景和欲望中穿梭。和《北京的风很大》一样，这是一部极具风格和概念性的影片，更重要的似乎是，这样的电影拍起来不需要什么钱。毕竟再没有人会给他投资拍一部故事片了。 雎安奇很快开始找演员。整个过程几乎有点瞎撞。他先找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职业演员，一开始演员热情很高，他找了一个妓女给他试戏：“你们干，我在旁边拍。”当他拿起摄像机蹲在旁边，接着靠近拍特写，演员突然发火：“你这不成毛片了吗？你别耍我行不行？”演员愤然离场，给他发了一条带着劝告又义正词严的短信：“雎安奇，一个人做事要有底线啊。”他接着在宋庄找了一个画家，但对方态度十分闲散。有朋友甚至介绍了演员张嘉译给他，两人在国贸的星巴克见面，“不行，张嘉译长得太正派了。” 时间已经滑到8月下旬，再不出发就要错过最好的拍摄季节——一入深秋，新疆昼夜温差极大，多变的天气将给拍摄增加不必要的难度。而此时，雎安奇和摄制组在拍摄理念上也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他希望增加影片的机动性，把人员和装备简化至最少。 “最起码我们得租辆车搁设备，不可能我们每个人背着行李拍电影吧？”其他人问。 “没有车。” 雎安奇说，“传统的拍法，你会丧失很多真实的东西。” “拍多久？” “一个多月。” “一个月？你要我们背着行李去录音？你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雎安奇，你把我们当傻逼啊。” “那就全都不要了，彻底一点吧！”他赌气似的。 “雎安奇疯了！” 但是当诗人竖听完雎安奇的这些描述，竟没有半点犹豫，立即答应了。“有句话叫，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仅仅是锁链。我有什么好失去的，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流氓在字典里的定义吗？没有身份没有财产没有精神家园，我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竖说。 第二天一早，雎安奇带着机器到“火星招待所”去试拍。他一进门就被诗人颓丧的群居生活震撼到了——房间里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床和被子，琳琅满目的酒瓶散落在地上。他给竖试镜的时候，“旁边还有诗人在打飞机！” 雎安奇仍不放心。他在呼家楼居民区里租了一个破旧的旅馆房间，让竖一个人待在那里适应环境：未来几十天，竖将在这样简陋的房间里肆意发泄自己的欲望，同时也必然承受前所未有的孤独。他布置了一堆行头：两个黑色大包、托友人从美国带回的便携调音台、自制的摄影机肩托、水杯、运动鞋、外套、还有十几盒安全套。一切都显得粗糙而又匆忙——一个是急于证明自身的导演，另一个是毫无经验的诗人。当他们从北京的西客站搭乘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时，谁也无法预测，未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将遭遇什么。他们甚至不能肯定，这样一部极端的电影到底能不能成立。 四 抵达乌鲁木齐的当晚，雎安奇就进入拍摄状态。这是竖人生中第一次嫖妓，他非常怯场，“甚至生理上都跟不上”。他本打算和妓女聊天以缓解紧张感，关上房门，还没来得及开口，妓女迅速褪去了衣服，“一开始我根本进入不了状态”。 几次之后，竖的状态放松了许多，但他仍然时常感到恐慌。有一次，他们来到一个小卖部，问：“哪里有妓女？”老板说这里没有正规的妓女，但有当地的农妇做这类生意。他来到农妇的家里，她抿着嘴不说话，像例行公事一样脱光了衣服，他能明显感觉到她对于外来人强烈的厌恶和偏见。 在歌舞厅，拍摄常常在隐匿中进行。即便妓女同意，他们也必须躲避服务员和经理的目光。有一次，服务员中途开门，看见雎安奇正在架机器，随后，经理带上两个打手冲进房间，凶神恶煞：“你们在干吗？你们哪儿人？为什么要拍东西？”他们狼狈地逃出了歌舞厅。有的时候刚拍完，担心妓女反悔，销毁磁带，他们得赶紧收拾行李换其他地方住。 那真是一次惊险、放纵、一生中再也无法复制的旅程。他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库尔勒，穿过和田，再到尉犁县，穿越南疆和北疆之间的大峡谷，到达巩乃斯的国营农场，再到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奎屯，途经果子沟和赛里木湖，至阿勒泰。白天，他们搭车，像游客一样邂逅风景与人交谈，夜晚，他们进入旅馆，放荡地寻找妓女。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他们经过一个叫作塔中的石油基地，地面空旷，许多辆废弃的汽车像玩具一样被随手扔放在沙漠上。竖看见旁边有人在劈柴，噼噼啪啪非常暴力，他对雎安奇说：“我也想劈一下。”雎安奇指着那些汽车：“你可以随便踩这些车。”竖跳上车顶，用力蹦跳，车身被他踩扁，车窗玻璃被他砸碎，引擎盖被他掀翻。雎安奇打开机器一边拍一边哈哈大笑，“感觉像脱离了地球，来到一个魔幻世界”。 但更多时刻，他们处于一种消耗过度的紧张和疲惫的状态。雎安奇期望随时捕捉可能有用的素材。即便在旅馆，他也要求竖不停地走动，开门、进门、关门，前后左右来来回回，一个简单的关门动作就要重复七八遍。对于从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竖来说，他很快变得不耐烦。起初他觉得好玩、刺激，随后他愤怒，发脾气，“即使工作，这一天里也有一些时间应该是我自己的，你不能完全侵占我的时间，更何况我不是卖给你，而且我连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拿”。到了最后，他消极，麻木，“从朋友角度来讲，我仁至义尽了，能够贡献的力量我已经贡献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雎安奇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包揽了导演、制片、录音甚至导游的工作。一方面，他庆幸当初砍掉摄制组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当他和竖搭乘新疆人的汽车，逼仄的车厢里，除了一个演员和拍摄者，再没有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更何况机器。雎安奇常常得弓着身子，蹲在车窗的仪表盘上拍摄。另一方面，他身心俱疲，几乎到达极限。这种即兴的创作方式让他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敏感。每到达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就开始思考：今天住在哪一家招待所？去哪里找小姐，宾馆还是歌厅？需要设置哪些情节？ 雎安奇也常常提心吊胆。竖爱喝酒，喝一瓶就晕晕乎乎，他不断提醒竖：有些事情你得悠着点，不能冲动，遇事一定要冷静。他把每个设备编号，每次临走前点好数才放心。几十天来他从没有安稳地睡过一次。一节电池的续航时长只有一个多小时，他只带了一个充电器，晚上不得不每两个小时醒来，换另一节电池充电。他自嘲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人”，“这是最极端的环境了，除了导演和演员没有其他人，你还能怎么样呢？” 其间，他们遭遇了一次意外。在尉犁县拍摄沙漠的时候，雎安奇的机器里面进了沙子，监视器坏了。他们来到当地一个修电器的地方，修理工粗鲁地把机器拆开，排线断了一根，他尝试把排线挑出，找了一根铜丝把两端的排线焊接在一起，铜丝裸露在外面，放进包里，就折断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雎安奇决定坐车回乌鲁木齐修理机器。他在车站等候上车的时候，一辆大客车从他身旁拐了一个弯，他被夹在两辆车之间，甚至能够感觉到客车擦过了他的脊背，他浑身颤抖，以为自己一定会被掀翻了，那辆车打了一把方向划了过去。 “危机重重，太可怕了”他说，“我觉得自己会死在这个路上。” 若不是身处其中，很难体会那种孤绝的境地。漫长的行程像慢镜头把人的脆弱和孤独拉长放大。雎安奇抱着不顾一切的心态拍摄这部电影，事实上连他自己也对这样的行为产生了怀疑，他不断地自我审视，不断地自我怀疑，他知道他把自己逼入了一个绝境，“那种感觉，就像陷入了梦魇，逃不出来了”。 而对于这部电影是否成立的怀疑，是雎安奇和竖一直惧怕但又不敢戳破的一只脆弱气球。它时刻飘浮在竖和雎安奇之间，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爆破。 他们开始争吵，甚至相互羞辱。“都多长时间了，你的表演还不开窍！”“你就是个傻逼！你这堆东西拍出来就是垃圾！” 打台球是他们休息时候唯一的娱乐活动，也是两个男人之间互相排解怨气的出口。有一晚，在奎屯，雎安奇连赢竖三盘，竖明显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对于雎安奇来说，竖的沮丧就是一种胜利。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回到旅馆，他痛哭流涕，抱着酒瓶一边喝酒一边唱歌。雎安奇又感到后悔，“作为一个导演怎么能够影响演员的情绪呢？” 在和田，他们遇到一个新疆妓女。对于拍摄，她表露出不同于一般妓女的友善。竖和她坐在床上抽烟，像两个老朋友。她突然动情地哭起来，斜靠在竖的肩膀上，竖抚摸她的背：“你有啥不开心吗？”“开心。” 新疆转完一圈，雎安奇没底，要补戏。他们回到和田，又来到相同的旅馆。那个新疆妓女认出了竖，提出要和竖睡觉。雎安奇反对：“你不能和她睡觉，你明天还要补戏，你已经很累了，这样明天状态会更差。”竖不听，那晚他和那个新疆妓女上了床，他递给她四十块钱的嫖资，他以为妓女不会收，但事实证明他对妓女的看法太过单纯，妓女离开后，他感到非常失落。 雎安奇冲进房间，好像他一直守在门外。他讥讽竖：“你看你这个傻逼，是不是我说的那样？” 很快，他们起了争执，并蔓延到人身攻击，他们互不相让，恶狠狠地回击对方。 “你他妈连妓女看着都要害怕的傻逼。” “你个蠢玩意儿，生活中炮打得不够就在电影里找！” 那只飘浮的气球终于破裂，争吵持续到深夜一点多。竖和雎安奇同时背起行李，走出旅馆，一个朝南，一个往北，分道扬镳。 第28章 五 竖沿着戈壁走了三四个小时。一轮不规则的月亮悬挂在深色的天幕之中，雪白的光照在他的身上，但他没有心思欣赏这些，他又冷又饿。走了一段路，他听见狼群的嘶吼，他攥紧口袋里的打火机，边走边想与狼群搏斗的方法——如果狼来了，他可以用唯一的打火机把衣服烧着驱逐狼群。 狼的鸣叫声没有减弱。他试图搭车，可谁也不敢在深夜搭载一个陌生人。他极度疲倦，同时害怕，他大声唱起了歌，把他从小学会的歌唱了个遍，直到天亮。 雎安奇也走了一夜，走累了他就蹲下来，抽根烟。他后悔懊恼同时充满担忧，“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但这一次，即便捏着电话，谁也没主动给对方一个台阶下，他更多的感觉是饥饿。他走到一个旅店门口，敲敲门，一个维吾尔族老头探出头，他问老头要了一碗过油肉拌面，老头边做边唠叨：“这么早就吃拌面了。” “这个拌面太好吃了，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拌面呢？”雎安奇想了想，“我太饿了。” 到达乌鲁木齐，雎安奇接到竖的电话。但竖并没有道歉的意思——他身上的钱不够买回北京的车票：“我没钱回去，即使你对我再有矛盾，我出发点还是帮你做这件事情，无论怎样，车费给我。” 他们在乌鲁木齐又见了一面。雎安奇把钱塞进一个信封，狠狠地扔给竖，依然怒气未消。为了“图便宜”，雎安奇经朋友介绍搭乘了一辆军用飞机，机舱并不宽敞，他的座位旁神奇地出现了一只烤全羊，全机舱漂浮着烤全羊的香味，他背着几十盒录像带守在羊的旁边，像做梦一样，伴着烧烤味回到了北京。 起初，他打印了一摞厚厚的剪辑表，尝试着想要把片子剪出来。但在回到北京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精神几近崩溃，他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了。 他总是处于一种走在路上的幻觉中。睡觉时不停地做梦，总是和新疆有关。妓女、公路、司机和性，像梦魇一样令他无法摆脱。好几次，他睡醒了，躺在床上，以为自己还在新疆的旅馆里。有一次他睡着睡着，突然坐起来，奇怪自己怎么还在新疆，直到他的女朋友把他叫醒，他才回过神来。 有一次去大连拍广告。晚上他住在酒店的宾馆里，一种对旅馆房间无名的恐惧感袭来，他一刻也待不下去，几乎要打开窗户跳楼自杀，第二天一早他就返回北京。 伤害并不止于精神折磨。在新疆拍摄的四十多天，每日背负重达三十多公斤的摄影器材给他的肩部带来难以愈合的损伤。拍摄到后期，新疆的气候变得寒冷，受损的肩部开始受风，等他回到北京，不得不依靠定期理疗缓解疼痛。 “对我的伤害非常巨大，把青春的勇气用尽了。”雎安奇后来回忆。将近一年，他无法面对有关新疆的一切，而那几十盘磁带，被他永久地尘封在一个箱子里，此后十余年，再也没有打开过。 为了摆脱新疆带来的伤害，雎安奇决定拍一部新的影片。他把拍摄对象定格在一个非常温暖的日常用品——被子。他去全国各地找各种各样的被子，火车上的、轮船上的、蒙古包里的，甚至去延安把毛主席睡过的被子也拍了下来。他为自己制造了一场刻意疗伤的拍摄行程，他感受不同的被子所带来的温暖，噩梦渐渐地从他的睡眠中消失，他的生活开始趋于平静。 到了2004年，他突然想起竖。那时候他在东直门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室，事业说不上飞腾，进展倒也平稳。他约竖吃了一顿饭。俩人见面，像约好了一样，谁都没有开口谈起那部电影。雎安奇问起竖的境况，听说竖没地方住，不得不寄居在一对夫妻家中，他很爽快地提议：“你住到我的工作室去吧。” 竖搬了过去，但仅仅一个多月，两人再度不欢而散。那时竖依然嗜酒，比以前喝得更凶了，喝完酒，他到处给人打电话聊天。结果，那个月雎安奇收到了五百多块话费账单，他打电话给竖，在电话中再度争吵，和在新疆一样互不相让。雎安奇挂掉电话：“你自己保重吧。” 此后八年，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六 在北京，竖并没有经受雎安奇所遭遇的阵痛。零星会有人好奇：“你不是去新疆拍了一部毛片吗？”他回答：“拍砸了，没有这部电影。”后来，他不提也没有人再问过他，那部电影像投到他生活的一块石子，沉进去，消失了。 相反，他重新回归到“火星招待所”，继续被中断的乌托邦生活，在集体写作的氛围中，他的创作欲望被激起，诗歌创作进入了短暂的黄金期。他的诗歌风格强调出离，比起情感的沉溺，他更在乎形式。他在诗歌中有意消减掉形容词、修辞、情感甚至态度，这是一种极度自我而又任性的创作偏好。 但经过最初亢奋的写作期，竖渐渐对这种群体性的生活产生了厌倦。同住的诗人们非常懒散，谁也不愿意出门工作赚钱，生活难以为继。创作上，竖也陷入重复，“写诗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你肯定不想重复，因为重复就没有生命力，但是不改变生活方式，生活还是重复的，你很难在创作上有新的见地”。曾经令他向往的诗歌群体对他不再具有写作上的刺激，他离开“火星招待所”，去一家南非驻北京的公司卖起了红茶。公司位于一座环境优雅的公园里，他就寄住在公司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过起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从新疆回到北京后，一开始，竖的生活确实产生某种积极意义上的改变。至少，当他混迹于北京的文人圈子，别人往往通过阅读他的诗进而与其结交。但他期待的更深层次的改变并没有发生——他参加过许多诗歌朗诵会，非常冷场。他的诗除了在一个诗人的小圈子之内传播，无法被更多的大众喜欢，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诗集。 日子逐渐陷入虚无。他嗜酒如命，除了上班，就是混饭局，一个饭局结束了，他又转往另一个。比起诗人，他更像一个混子，靠喝酒释放心中的压抑。 他腻味这种丧失自我的生活，但仍然沉溺其中难以自拔。他把自己比作“陀螺”，被空虚和欲望的鞭子驱使，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惯性。喝酒之后的狂欢和表演让他感到释放，人们互相刻薄，显摆自己的才华。“饭局上的人们非常刻薄，他们能够一眼看出你这个人的弱点然后迅速地像苍蝇一样追过去抓住这个人的缺点，极尽刻薄极尽讽刺， 把你的弱点无限放大。”他被酒精麻痹，对生活的思考停滞，有两三年的时间，他写不出诗了。 2007年，竖的父亲得了喉癌，确诊时已是晚期。他决定结束这种毫无意义又无休无止的混子生活，离开北京回到上海。 在上海的最初几个月，他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绝望又低落。他的父亲经历了两次手术和长期化疗，脾气变得暴躁，经常把家里砸得稀巴烂。为了麻醉生理上的痛苦，他喝酒非常凶，从早晨一直喝到晚上。 竖对父亲怀有深厚而复杂的情感。在他眼里，父亲的一生是一场妥协的悲剧。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员，和竖一样，有着浪漫而不切实际的特质，爱好文艺，厌倦名利。竖的母亲则刚好相反，不断要求他赚更多的钱，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当竖表现出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反叛时，父亲为儿子的前途感到担忧。他以一种过来人的经验劝告儿子：“写诗作为业余爱好可以，不要把它当作主业。否则，你的生活会很动荡，你的生活质量会出现问题，连你周围的人都会受到你的连累。”竖反驳：“那我不结婚不就完了？” 为了解除家人的担忧，竖向父亲妥协，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脱离北京的诗人圈子，他想找个喝酒的同伴都没有，“上海太安静了，像个太平间”。 父亲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是他最低落的时期。他找不到精神依托，但又开始写诗了。他变得絮絮叨叨，写出的诗变得绵长，像是一种对日常的讲述和祈祷。他已步入中年，却依然无法获得期许的尊重。年轻时候他对未来充满期待，他手握大把的时间，总能折腾些名堂，而现在，连时间都不站在他这边了。他觉得自己像个“风箱里的老鼠”，庸庸碌碌。 他阅读宗教书籍，希冀从宗教信仰中寻求答案。他去灵隐寺祈愿，像其他癌症患者的家属一样，把医学上得不到的希望寄托于佛祖的加持。直到有一次，他打开一个讲述佛教教义的光盘，看到一段杀牛的视频，牛睁大了眼睛瞪着他，他像顿悟一样，读到了三个字：“不平等”。他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感觉佛教可能是要告诉一些他什么。他开始学习佛教，每日诵经，学会宽容周围的人，包括宽容自己。他戒酒，戒荤腥，过了几年，他的心态变得好起来。他遇见了一个女孩子，他们很快坠入爱河并结婚，妻子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 七 竖回到上海的那一年，对雎安奇来说则是其导演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年份。他写了一个名叫《生日快乐！安先生》的电影剧本，讲述的是一个失败的男人在30岁生日这一天所经历的一系列荒诞故事。和以往独立、地下的拍摄方式不同，他找了制片公司，向电影局报审批，拿到了拍摄许可证，请姜武和郝蕾做主演，调度一百多个人的摄制组——这是他第一部决定公映的商业电影，他壮志雄心。“我要做商业电影，要么不出手，我一出手一定要颠覆这个市场的！”但这次尝试以一种无能为力的失败姿态收场，电影很快被禁，理由至今他还没弄清。“他们说调子太灰色，可能，那时候奥运会全国上下正欢欣鼓舞，也会影响些什么。”他失意极了，带着十本书，一个人躲到秦皇岛的祖山修炼气功，等到心情平复，才回到北京。 2012年，雎安奇带着新创作的剧本去上海参加电影节。在电影节上他碰到竖的一个诗人朋友，他们聊起竖的近况，听说竖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生活安稳，还结婚了，他十分惊讶，“竖以前是烟酒不离手的一个人啊。”结束后，他打电话给竖，约他见面。 当天晚上，雎安奇见到竖，简直有点认不出来了——竖穿了一身西装，拎着公文包，骑着一辆自行车，看上去和普通的上海白领没什么两样。那时，竖的父亲刚刚去世一个月，而他的女儿即将出生。竖仍记得雎安奇喜欢露天吃饭。“走，我带你去一个大排档，非常好吃。” 竖骑车载他，雎安奇坐在后车座，自行车在上海狭窄的弄堂间行驶，歪歪斜斜。那一刻，他们似乎又回到2002年从北京西客站搭乘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的那个清晨——一种彼此息息相关的感觉再次出现在他们之间。雎安奇想起了北野武的电影《坏孩子的天空》那个场景——一个男孩骑车带着另一个男孩在操场上转圈。 那次吃饭，他们不再争吵，互相称赞对方的优点。竖送给雎安奇一本朋友帮他出的诗集《和一个混蛋去埃及》。雎安奇没想到竖还在写诗，“就像是现实中的卡夫卡，一个小职员，别人不知道他写出来的东西有多么伟大”。 回到北京，雎安奇翻阅竖的诗集。他非常感动，发短信给竖：“写得真好，太感动了，我们的缘分毕竟不是没缘没由的。”他终于能够平静地面对那次旅程。他打开尘封多年的磁带，有的磁带磁粉已经脱落，很多男女镜头甚至出现了马赛克，他不无感慨：“时间给这些肉体打上了马赛克。”他决定把这部片子剪出来，并在电影里以字幕的方式插入竖的十六首诗。他反复调整影片的节奏，一剪就是一年多。 此间，竖从广告公司辞职，在嘉定的上海工艺美院学习版画。由于和妻子性格不合，他离婚了。他净身出户，没有任何积蓄，他像一个大学生住在学校宿舍里，每个月拿一千块钱的补贴。 父亲身份给竖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改变。他厌倦了广告行业的虚情假意，认为那些夸张的广告词充斥了欺骗，“做的事情就是吹牛撒谎，我不想我的女儿看到她父亲在做他厌恶的事情”。 版画是一项古老的传统艺术，但在中国几乎失传。竖所在的学校学习这项技艺的只有两个人，更多人会选择玉雕这类具有市场前景的技艺。他给我看许多日本版画，“浮世绘也是版画的一种，你看日本的版画发展到了多么高级的艺术水准，但在中国却逐渐沦为非常边缘的民俗”。 期间，雎安奇和竖偶尔联系一两次，主要是关于影片后期的合作——由于拍摄和剪辑之间相隔了十二年，竖需要为片子重新配音，甚至语态也随之调整。直到2014年8月，影片终于成型。9月，鹿特丹电影节亚洲选片人gerwin来到北京雎安奇的工作室观看了刚刚剪辑完毕的《诗人出差了》。回到鹿特丹，gerwin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够带这部影片参加电影节，而同时柏林电影节也给雎安奇发出了邀请。他非常兴奋，打电话给竖：“我们的电影如果开头出现的是鹿特丹的那只老虎，太牛气了！” 2015年1月，雎安奇和竖一起应邀前往鹿特丹参加电影节。竖来到北京和雎安奇会合，临行前，他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 当影片开始，他恍如隔世，电影里发生的所有情景他说的所有台词，他完全不记得了。唯一能够确定的，他知道那个人是他，“这让我觉得有点恐怖，一个人的遗忘竟然是这么厉害”。 他看完非常感动，几乎要哭了出来，“如果这个片子当时就剪出来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甚至不可能好，那个时候我们对待人生都太过尖锐，有一口恶气要出，那个东西一定是不平和的。现在我看到的这部电影没有锋芒，只有真诚，这个力量更大更重要”。 “你最喜欢电影的哪个部分？”我问竖。 “故事的结尾。在一天清晨，我继续上路，我是一个带有希望的人。哪怕这个希望非常微弱，像蜡烛的光一直在摇曳随时被吹灭，但对我来说就是希望，我一直没有熄灭这个希望。” 第29章 片子的结尾是一首叫《宝石》的诗，只有一句话：我得到宝石/我看到宝石上的光。 八 我和竖走出饭馆的时候已是深夜，天气寒冷，他递给我一根烟。我的脑海里还是影片中竖的模样，那时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头发遮住眉毛，放荡不羁。而现在，他的模样倒也没有什么变化，依然瘦削，颧骨突出，但明显苍老了，白发像杂草一样钻了出来，笑的时候额头显出很深的皱纹。不过他的生活像是倒退回了少年，还有几天，他就开学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在他的学校再次见面。我倒了两次地铁，一直坐到地铁11号线的末站，再转乘公交才到达工艺美院。他在校门口向我介绍：“这个校区搬来有十年，徐汇那边还有一个老校区。” “在徐汇可能更方便一些。” 他断然否定：“市里有朋友嘛，在这里，荒郊野岭，特别不方便也就踏实了。” 我们来到他学习版画的工作室，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方形小屋。屋内整齐地摆放着电脑，每个桌子上架着长条形的用于照明木板的电灯棒。竖的办公桌很好辨认，他在电脑显示屏的右下角贴了一个“诗”字。 我们围着他的桌子坐下来闲聊。他拿出一张纸，列了一串他开学以后每日的生活作息表，俨然像一个在家修行的佛教徒：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念早课，习书法，等到9点去工作室刻版，下午4点结束后，他的时间几乎都用来诵经——楞严咒、地藏经、大悲咒，晚上他给鬼道众生施食，他端起一个蓝色的喷壶，“这是西藏运来的甘露丸泡在里面，还有一个专门的法器，放一点米在法器里面，再喷一些甘露水”。他像一个“自我的囚徒”，用佛教严格的礼节束缚自己的欲望。他已经禁欲半年，手淫也是禁忌，连脑子里有性的念头都是犯错。 聊了一会，话题再度回到那部影片。 竖向我回忆了一个画面。有一天，他和雎安奇过了达坂城，来到一个叫库米什的小镇。他一个人到外面溜达，走在戈壁上，一眼望去，到处是沙漠、岩石和稀疏的树木，和月球表面没什么两样。他想起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这个地球上哪里是尽头？”他边走边思索，如果有一个尽头，他所在的位置太符合尽头的意味了，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的旅程还在继续，他得出结论，“也许，哪里都是世界的尽头”。 “这个想法非常虚幻，既然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是世界的尽头，尽头有什么了不起的呢？”竖接着说，“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比如说在你绝望的时候，好像来到了世界的尽头，或者你人生的尽头，没问题，再往前走一走看看是不是。既然每个点都是尽头，那你再往前走走，不也是尽头吗？” 《诗人出差了》获奖之后，一些许久不联系的朋友向他表达了赞誉：“早就知道你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好像他飞黄腾达了一样。他反应平静，“他们称赞只是因为这部片子获奖了，平时看美剧的人，能够理解这部片子吗？我不相信”。他的前妻没好气地评论：“孩子他爹主演的电影获奖了，但是这样一部电影，你让我们的女儿什么时候看合适呢？” 他记得在鹿特丹电影节，片场坐满了观众，放映结束时，每个人对他点头微笑。他偷偷对雎安奇说：“这一切就像一场梦。我唯一能够确定的，这是一个好梦。” 从鹿特丹电影节回国，他感到非常幸福。有一天，这种幸福感几乎要从他身体中溢出来了，他像个小孩一样，希望把这种幸福传递给周围的人，但又不知如何释放。他走在街上，看到一辆献血车，他上车献了40的血。 “献完感觉怎么样？” “头好晕。” 嗜酒者 文_杨语 一 阿宽在他25岁生日那两天里自杀了三次。他一觉醒来，发现所有的酒瓶都空了，烟盒里只剩一根烟，身上的秋衣已经两个多月没换，臭烘烘的。没有人跟他说生日快乐，朋友被他酒后胡言乱语的骚扰电话得罪完了，甚至有人扬言要杀他和他的家人。阿宽感到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他把仅剩的那根烟点上，吸一口，给自己唱了一遍生日快乐歌。很快，他手上只剩下滤嘴。 在他尚能控制饮酒量的那段日子里，酒为他增加了不少魅力。他第一次喝酒是在12岁。大院里的哥哥们出去拼酒，赢回一瓶沱牌酒。他们拿着那瓶白酒问他，敢不敢喝一点。他接过来，一口气喝掉了三分之一，再递回去的时候，所有人都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这是阿宽少有的体验。从记事起他就跟这些朋友们格格不入。在阿宽出生的军区大院里，他的父母是少有的“普通老百姓”，他的自卑或许就是由此而起。尽管爷爷是军医，家境也不错，他还是不知如何面对院子里的“军属”小伙伴。他只有一个朋友。对这个朋友，阿宽与他分享零食，展示自己的玩具，用大把的零花钱来吸引对方并给自己堆砌一些优越感。他敏感地注意着对方眼神的变化，生怕出现厌烦。如果他的零花钱用完了，他也不敢去找这位朋友。这段钱堆起来的友谊最终还是无疾而终，而阿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家里他也时常感到无助。看到母亲被父亲家暴，阿宽走过去对哭着的母亲说，等我长大了就帮你打他。母亲还没等到他长大就跟父亲离婚了。那时阿宽刚上小学，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他看到别的孩子被父母带着出游会感到痛苦，也因此更加自卑。他常想象自己拥有高超的打架技术而备受伙伴们尊崇，在女生面前谈笑风生的样子。但现实中他是个虚弱的小胖子，跟女生说不了两句话就面红耳赤，走路总是低着头。 阿宽初中毕业后学起了跆拳道，打得还不错，拿了省级比赛的亚军。这让阿宽离自己想象中的形象近了一步。他打架常下重手，因此少有人敢接近他，也没有帮派敢喊他一起去打群架，怕他下手太重惹麻烦。他依旧没有朋友，依旧在和女孩子说话时面红耳赤。 他依旧有的是花不完的零用钱。他开始频繁地出入酒吧。两三瓶啤酒下肚后，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段子从他嘴里蹦出来，引得旁桌女孩侧目。大家都喜欢他喝了酒的样子，这与没有酒的他判若两人。他成了自己幻想中的阿宽。 “普通人他们生下来就会得到一份生活说明书，告诉他们该怎么去做，”阿宽说，“但是戒酒之前我没有这个说明书。” 他不知所措时，只能求助于酒精。酒精遍地都是，从不令人失望。 二 大约是从2001年，刘萍本科毕业出国留学的那年，她开始频繁地饮酒。 此前在大学，刘萍只是偶尔在聚会上喝酒。她酒量大，先于她醉倒的朋友都由她打车送回家，因此得到“酒风很正”的好评。在那个地区，酒量大是一件光荣的事。同学们一夜宿醉后都头疼得昏昏沉沉的，刘萍却没有丝毫不适。她的身体似乎对酒精有一种天生的好感。刘萍的舅舅在她还未断奶时喂她白酒，她没有被辣哭，反而表现出喜爱。 刘萍从没因为喝酒被父母责骂过，这与母亲对她过度的爱护有关。在刘萍的成长中，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地帮她屏蔽那些本该面对的压力。为了让刘萍免于老师的责罚或当上班干部，母亲会拿着家里贵重的瓷器找老师说情，回来跟父亲说摔坏了。所以当刘萍到了国外，脱离了母亲的保护圈，对那些扑面而来的压力和困难，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海外四年，刘萍换了好几个国家，朋友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一个“一想到跟他的那个什么未来就要喝”的男朋友。刘萍意识到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但她说不出那是什么。酒精无法给她答案，但可以让她不用面对自己的孤独脆弱和无助。甚至，必要时，酒还能帮助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在纽约时，刘萍牙龈发炎，她没有保险，也拿不出800美金的医疗费，便连着喝了一个星期的伏特加，每晚一杯，牙齿就消炎了。 刘萍躲在宿舍自酌自饮的次数越来越多。那四年里，她的中枢神经一直在自我调整以适应她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她不知道自己身体里的斗争。偶尔地，刘萍突然隐约察觉到自己对酒精的依赖，便告诉自己，喝酒是因为心情不好、学习累、失恋了、朋友来了、大家都在喝、女人喝酒是件挺有品位的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喝了就不用眼睁睁看着自己像被困住一样，等等所有她能想到的理由。她暗示自己并没上瘾。 刘萍说不出困住自己的到底是什么。现在她回想起来，可能是回国的日期一天天逼近，那意味着她要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本是她大学毕业时就该面对的压力，刘萍不愿意面对，便说服父母送自己出国。她还没来得及弄清楚自己欠缺的是什么，就该回国了。 回国没多久她就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那是一家雄心勃勃的私企，他们正准备开拓欧洲市场。成绩优异且实习经历丰富的刘萍被寄予厚望，公司甚至专门为她成立了新的部门。刘萍的生活看起来充满了希望。 与此同时，刘萍的中枢神经与她血液内浓度常年居高不下的酒精达成了一种病态的平衡。她必须每天喝酒，除了醉着的时候，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处在对酒精的渴求中。这种渴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疯狂，而酒精能带来的快感也会逐渐消失。 但在那时，刘萍还是能享受醉酒的，“我的头脑转得飞快，就像一部特别好的车，有特别好的引擎，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车没有闸，而且我就喜欢这种没有闸的感觉”。她乘着想象的翅膀，在msn空间上写肆意汪洋的文字，对自己的才华和文笔击节赞叹。 三 刚上大学时，阿宽的烟瘾比酒瘾重。跟同学闹矛盾、跟女朋友吵架之类，这些现在看来属于“鸡毛蒜皮”的小事，那时都能让他痛苦得抽上一整夜的烟。后来这些小事都成了喝酒的理由。阿宽还是酒吧的常客，同学间频繁的酒局他也极少缺席。他的酒量从四瓶啤酒逐渐增加到八瓶，喝断片过一次后，他一沾酒就抑制不住地要把自己灌醉。 阿宽对自己的酒精依赖毫无知觉。“酒徒”是个很酷的词。酒是诗人的好友，是侠客和将军的知己，能与酒为友的，都是豪爽的性情中人。阿宽自豪地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 但阿宽酒后的滑稽行为却和诗人侠客大相径庭。他把脖子上的玉佛摘下来，以烟代香对它顶礼膜拜；或者在喝得酣畅时把带着自己钱包的女朋友赶回家，第二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去向女友道歉；尿失禁也让他有些难为情，好在他总能想出办法把床单弄干。为了避免在人前做出荒唐行径，他克制着不在酒桌上多喝，回家再把自己灌醉。这显然无法解决什么问题。有一天他宿醉醒来，发现自己打了女朋友。他恨打母亲的父亲，现在他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第30章 阿宽觉得自己像个怪物，这让他苦恼，但是没有让他停酒。喝酒的理由千千万万，不喝酒的理由都不堪一击。跟同学闹矛盾了；跟女朋友吵架了；大学毕业了；工作太累了；又跟女朋友吵架了；跟女朋友分手了……阿宽在经理的规劝和训斥下尝试过停酒。为了不影响工作，他用雪碧代替，只在假期里喝酒。后来他连雪碧也放弃了，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2007年，阿宽二十三岁，每天晚上把自己关在在公司宿舍里，听着歌，喝得烂醉如泥。 自己的月薪加上母亲依旧定期供应的零用钱，阿宽每个月有将近两千元钱可以自由支配。这些钱大都用于买醉。有时他一觉醒来，在房间里数出20多个空酒瓶，才知道昨晚自己喝了多少。为了节约成本，阿宽把啤酒换成白酒。如此，每天晚上他只要花七块钱就可以成功把自己灌醉。 与酒量同时增长的是他脾气的火爆程度。不知不觉阿宽已经成了有两年工作经历的老员工，新人依赖他，但他对他们几乎毫无耐心。对老同事也是如此，他无法容忍别人犯的任何过错，为此被调了几个部门。公司曾经非常看好阿宽，他们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他再努力一点将会被升为店长。阿宽没有放在心上，喝酒才是最重要的。 他依旧每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如果第二天起不来，他就随便编个借口请假。阿宽说谎日渐频繁，自己都记不住哪句是真话。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因为起不来床而无故旷工和无故失踪的次数和频率让公司忍无可忍。阿宽25岁生日前几个月，公司告知，他们决定解除他的劳务合同。 他收拾东西时在柜子里发现一个酒瓶，里面残留着他不知何年何月喝剩的几口白酒。他拧开盖子，喝着酒走出了公司。 阿宽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全职喝酒啦。 四 对于公司踌躇满志地准备进军的欧洲市场，刘萍并不看好。她认为“如果要对接上欧洲标准，产品的成本必须大幅度提升，那么老板所期待的利润空间就不存在了”。但她不知道该如何向老板陈述这条简单的理由。 这是她未能说出口的缺陷之一。她已经停酒四年，逐渐学会如何与她曾经看为“权威符号”的人交流。从小到大，父亲总是毫不留情地指责她犯的所有错误，责打是泄恨式的，丝毫不近人情。对父亲的恐惧和怨恨延伸到了老师、老板、警察、政府……这些对刘萍来说都是无法交流的权威符号。 她借口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并需要调整工作时间以对接欧洲时间。她每天晚6个小时到办公室，等所有人都下班后，她一边喝酒一边看资料到后半夜。她要开拓一个不可能的市场，压力无处排遣。 但是酒后的世界没有任何压力。“当你很疲惫时，能感觉到全身同时一下子就特别地放松，头脑里那些嘈杂的声音一下子就没了。世界一下子开阔了，眼前的问题也不是问题了，我是那个英雄，是宇宙的中心。” 至于欧洲市场，从公司的角度看，工作开展得实在太慢，最终他们决定辞退这个效率低下的高级人才。刘萍失业了。 离职后刘萍的忧虑不断增加，关于生活、未来和酒精依赖。 她陆陆续续换了几个工作。跟朋友合伙做过生意，当过两年独立翻译，在一家涉外酒店工作过，最后又去了一家刚起步的私企。每当找到一份新工作，到了一个新环境，刘萍都下决心要开始新生活，但都失败了。 现在困住她的不只是那个她依然说不出来的缺陷，还有酒瘾。 即使在涉外酒店工作，她也会在上班之前喝两罐啤酒，换衣服时躲在更衣室里又喝两罐，没有酒她无法镇定地面对客人。酒是维持身体平衡的必需品，放假或失业时则成了生活的全部。刘萍在家里不分昼夜地喝酒，控制不住地喝到昏迷，等到酒精消退后，再把自己灌倒。 五 阿宽在失业后四个月里几乎不停地喝酒。 酒精模糊了虚幻和现实的界限。他曾无意中在交友网站上看到一个女孩子的照片，心中油然升起一股使命感，他要找到这个女孩子，把她救出来，娶回家，用一生呵护她。他甚至发誓，此生非她不娶。但其实他毫无行动力。他生活在一堆酒瓶子中间，蓬头垢面，几个月没换的衣服上沾满酒渍。 他依然每喝必醉，醉后跑到大街上撒酒疯，或者拿起手机乱拨号码，对着电话那头胡言乱语。如果是个女人接电话，他还会调戏一下。酒醒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一点点回忆起那些胡言乱语的内容。他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说成懦夫和妓女，把曾经信任他的朋友告诉他的秘密告诉每一个人。 他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但是有人扬言要杀他和他的家人。所以他每次酒醒之后打电话给所有亲戚，看看他们是否还安好。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骂他是畜生和人渣。家里人对他也逐渐疏远了。 半醒半醉之间，阿宽的自责和绝望日渐加重，但他也想不出任何办法，只好继续喝酒。在酒后的世界，他就是他自己的神。他拥有《海贼王》中各种恶魔果实的能力和江户川柯南的智商，集钢铁侠、超人、蝙蝠侠、蜘蛛侠、奥特曼等所有他知道的超级英雄的超能力于一身。他时而抗日救国，时而拯救地球，在日本侵略者和宇宙恶棍面前所向披靡，有惊无险地通过一道道关卡。唯一让他烦恼的，是酒醒后疼痛昏涨的脑袋，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无力。 失业四个月后，在25岁生日那天，阿宽决心停酒。那天他坐在一堆空酒瓶里，感到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抽完烟盒里的最后一根烟，他换上干净的衣服去姨妈家。姨妈做了一桌子菜给他庆祝生日。由于过量饮酒和沉重的心情，阿宽几乎没有任何食欲。姨父问他：“你吸毒了吗？”他沉默着，想起自己曾经吸过两次冰毒。姨父叹气：“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吸毒了呢？”他解释自己没有上瘾，又为那些胡言乱语的电话道歉。姨妈和姨父安慰他，并送了两包烟和两百元作为生日礼物。 阿宽已经几个小时没有喝酒了，他忍着买酒的欲望走回家，把自己关到房间里。他没有任何关于酒瘾的医学知识，不知道由于血液中酒精浓度的下降，中枢神经已经无法控制他的身体。幻听出现了。 六 关于停酒，刘萍被朋友劝过几次。 “我必须得跟你说了，你这样子是有点问题的，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姑娘怎么把自己搞得闻起来跟七十多岁老头似的。”朋友们讨论后，将刘萍的酒精成瘾归结于她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神经衰弱。刘萍提前三天停酒，给自己化好妆，鼓起勇气去了安定医院。她委婉地告诉药物依赖科的医生，自己最近“喝酒可能喝得有点多”。 医生告诉她过度饮酒的危害，这些没能吓住刘萍。她现在能确定自己对酒精的依赖了，但停酒对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2007年，刘萍因为肝损伤住院。她化验单上的各项指标高得连医生都受到了惊吓。住院期间，她回了一次家，看见爸爸泡的药酒，“喝一盅不会伤肝的”，她想。继而又想起那些高出常人数倍的指标，看着手上密密麻麻的针孔，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 一阵纠结之后，刘萍还是给自己倒了一小盅。焦躁和不安在酒滑过喉咙的瞬间全部消散。刘萍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感觉，仿佛一个有鼻子有眼的人在对她说：“这次这一小盅先放过你，只不过想证明一下，我对你有绝对掌控权。” 出院后刘萍过了两个月滴酒不沾的生活。这段生活是怎么结束的，她自己也想不起来。 朋友再劝她，已是2010年。她们坐在家乡火车站的候车室，朋友正陪着刘萍等开往北京的夜车。 “你喝酒有问题。”朋友说。 “我没问题。”刘萍极少在人前承认自己饮酒失控。 “这是一种疾病，我不会因为这个瞧不起你。但是你的这个病我帮不了你，谁也帮不了你。”朋友劝道，“北京有那么多资源那么多信息，我相信北京一定有人能帮到你。到北京之后你要去求助。” 出门之前，刘萍喝了两罐啤酒，醉意未消，她承认自己的酒精依赖，并答应了朋友的要求。朋友走后，她又买了三罐啤酒。身体里的酒精浓度在下降，她需要补充。刘萍打开一罐喝完，又打开第二罐。喝了一口，她大脑里响起一个声音：“如果你这辈子还想有所改变的话，就不要再拖了，你总要有个开始。” 刘萍停酒的决心从未如此强大。她把喝了一口的啤酒连同剩下的那罐一起扔了，然后坐了一夜火车。 戒断反应很严重，刘萍躺在火车上铺，身体止不住地震颤，冷汗湿透了衣服，又染湿了被褥。半梦半醒之间，一个个梦魇从眼前飘过。最可怕的是心悸，心脏像是要从胸口跳到喉咙。 死就死了吧。她想，如果真这么死了，就省心了。 七 从姨夫家里出来后，阿宽停酒的决心坚定。他忍着强烈的戒断反应，直到幻听出现。 阿宽坐在房间里，忽然听到有人在骂他是畜生，是人渣。他站起来，想弄清楚是谁在骂他。辱骂变成了惨叫，声音很熟悉，好像属于哪个亲人。惨叫声逐渐多起来，男人和女人的声音都有，阿宽听见所有的亲人都在被人折磨。 阿宽走出房间又走出家门到了大院里，还是找不到声音的来源。他嘴里疯狂地喊着“别伤害我的家人”走了一圈又一圈。邻居听到声音探出头来问：“怎么了失火了？”看到是阿宽又缩了回去。他给父母打电话，没有打通。耳边的声音又变了，数不清的声音在告诉他你的家人都死了你的父母也死了。他想起爷爷，爷爷好像还在家里，有个声音说：“你爷爷一定得死，要不你现在把你爷爷杀了吧。” 阿宽被这个声音驱使着回家。他拿上枕头走到爷爷床边，叫醒爷爷，为自己对家人的伤害道歉。爷爷很奇怪，安慰阿宽“怎么会呢”。阿宽回到自己房间，为刚才的举动深深自责：“我真是个畜生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爷爷又睡着了。阿宽走到厨房找到一把菜刀拿回房间，在左手腕割开一条深深的切口，又在右手腕上割开一条。“不能死在家里面，”他想，“爷爷会受不了。”他走出门躲到一条小巷子里，在臭水沟边上坐下等血流干。他想起自己属鼠，臭水沟是个不错的归宿。 第31章 没多久，阿宽绝望地发现两个伤口的血都凝固了。他只能回家。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两点，爸爸和爷爷正在擦他流在地上和桌上的血。这场景加深了他的自责：“我是个畜生，我死了他们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他上床躺下，没多久就醒了。厨房的刀都被爷爷藏起来，阿宽还是找到一把水果刀。他握紧水果刀向脖子猛扎，半条衬衫瞬间被血浸透。房门没锁，阿宽看到爷爷在门外。天还黑着，爷爷没有看清他身上的血迹。“爷爷，任何人来你都别开门啊。”阿宽把门锁上，回到床上躺着，很快失去了知觉。 再醒来时，爸爸在房间里，正准备送他去医院。昨晚上的声音又出现在耳边：“你要去了医院的话你家人全都会死。”阿宽把爸爸劝走，甚至不让他给自己包扎，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去买安眠药。店员看着人模鬼样的阿宽，确定这是个因焦虑而长期失眠的人。阿宽把买到的六盒安眠药全部吞下。他想，这回应该可以了吧。 阿宽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多少事。他睁眼后发现自己被绑在一张病床上，手上扎着滞留针，姨妈在旁边问他要不要喝水。阿宽反应了一会儿，才弄清楚自己在医院的急救室。 后来家人告诉他，他差点就死在了那里。 八 嗜酒者一旦认识到这是一种病，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医院。在北京，他们大多选择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安定医院或者回龙观医院。所有到这些医院求助的患者，都能在药物的帮助下脱离对酒精的躯体依赖。但毫无例外地，出院之后，他们又开始喝酒。然后很快，他们又回到了那种抑制不住、不分昼夜的酗酒状态。 那种状态被互诫协会（嗜酒者互诫协会 alcoholic anonymous，简称aa）的成员称作“喝到底层”。 用阿宽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喝到底层”好长一段时间了。25岁生日那次的自杀之后，他从医院出来，被父亲送到北京一所计算机学校。很快，他在那里酒瘾复发，每天在宿舍里喝得烂醉。他的两个手腕和右边脖子上还留着刀疤。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无法理解他的酒精依赖。阿宽没见过任何一个人像他这样无法控制酒量，直到2010年的国庆节。 他突然在《醉梦人生》中看到了与自己极其相似的故事。这部由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拍摄的纪录片用两位嗜酒者的经历来向大众介绍酒瘾。两位上海的互诫协会会员与一名尚在北京回龙观医院治疗的嗜酒者在纪录片里出镜，北京安定医院的会场也被摄入其中。 在互诫协会的传统中，会员的姓名和图片不应出现于广播、影视或公共印刷品中。《醉梦人生》因此在互诫协会中引起了争论。但是阿宽对那些争论一无所知。视频中主人公的经历与他何其相似。他们在停酒和复饮中的挣扎，他们的戒断反应，他们看见的幻觉，阿宽被这些相似的经历吓得毛骨悚然。最后，两名嗜酒者找到了互诫协会，并在其中成功戒酒。 阿宽也想去互诫协会。他在网上搜到了一个qq群，群里是互诫协会在全国各地的会员。 刘萍也在网上找到了互诫协会。一夜的戒断反应后，刘萍连从火车上铺下来的力气都没有。她回到家，在百度上搜“戒酒”，然后，由于现在她称之为“天意”的力量的左右，她加了一个空格后输入了“团体”。 刘萍找到了互诫协会在北京东四十条的会场。一位会员讲述了自己的酗酒经历。“他就说了几句吧，我就觉得我们是一伙儿的。”刘萍后来回忆说。那位会员告诉她，自己已经停酒六年。这对刘萍来说是个天文数字。随后，另一位女孩分享了自己停酒后与父亲改善了关系，而刘萍，当时正在与父亲冷战，这也让她惊讶不已。 九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任医师，名叫李冰。1983年本科毕业后的十几年里，她被挪威科学文学院聘为国外院士，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聘为国外通讯研究员，主编的《精神病学》大型参考书出了三版，但是她却从来没有成功地帮助任何一个嗜酒者完全戒除酒瘾。 直到2000年6月，美国人david（一位在中国工作的互诫协会会员）邀请李冰，前往纽约参加互诫协会五年一次的国际大会。结伴而行的，还有她在安定医院药物依赖科的同学郭崧。那一年，互诫协会已经在150多个国家中组建了超过99000个分会。李冰在会场看到150多面飘扬的国旗，五星红旗不在其列。 李冰和郭崧参加了当地的互诫协会小组会，让他们诧异的是，“国外有那么多人能把酒戒了，很年轻就戒了”，而且“他们都那么快乐”。根据《嗜酒者互诫协会》中的数据，2000年，在世界各地的216万名会员中，八分之一的会员在30岁以下。李冰对国外的团体治疗早有耳闻，但亲眼目睹其形式和效果还是第一次。 两位医生决定将互诫协会引进中国。李冰联系了陈友，这是一位年过半百的有近三十年酒精成瘾史的嗜酒者。在他第三次住院戒酒时，李冰告诉他，根据国外的经验，嗜酒者之间的互助比医院的治疗更有效。 2000年10月5日被认为是北医六院互诫协会会议的起始日。陈友和哥哥，与在中国工作的两名外籍互诫协会会员在星巴克分享了彼此的酗酒经历。其中一名外籍会员表示，愿意每周五开放自己的公寓来举行双语的互诫协会会议。而李冰也将病房中的多功能厅开放，用作每周一次互诫协会会议的会场。那年7月，郭崧在安定医院也已组织了互诫协会会议。尽管成员不多，但互诫协会在北京有了三个会场，其中两个在医院。 安定医院的会议时有中断，北医六院的会议和双语会议则不间断地持续至今。 十 在1939年出版的《嗜酒者互诫协会》中，aa创始人比尔（bill wilson）的自述被放在第一章。这本书在aa会员中被称为“大书”，视作终身学习的教科书。几乎每个嗜酒者都能从比尔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尤其是比尔的人生在停酒和复饮的反复中不断下滑的故事。 在比尔17年的嗜酒岁月中，他尝试了自己也数不清多少次的停酒以及两次医院的脱瘾治疗。他发现即便自己在其他事情上有多么顽强的毅力，但面对酒精，他根本不堪一击。这位参加过一战，又在战后大繁荣中成为华尔街坐拥上百万美元资产的知名股票经纪人，因为嗜酒落得几乎一无所有。每天宿醉清醒之后，他都被后悔、恐惧和无望的感觉充斥着，身体每况愈下。医生告诉他的妻子：比尔将在谵妄发作中死于心力衰竭，或者可能在一年内发生脑水肿。 1934年11月，尽管已经有了医生的警告，比尔还是每天喝得不省人事。在自述里，比尔将其称为自己的最后一段堕落，“黎明之前，黑暗是多么深重！”他写道。 黎明的开端是比尔一位旧时酒友的拜访。这位酒友的变化让比尔诧异。“门开了，他站在那儿，皮肤红润，神采奕奕，目光中有种特别的东西。他与从前判若两人。这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比尔，他信教了，参加了牛津团契（oxford group），并因此戒了酒。他向比尔传道，而比尔却在思考他何时向自己手中的杜松子酒屈服。 比尔是个不可知论者，打动他的是这位朋友的变化。“和我一样，他也曾承认自己一败涂地。但他却终于从死亡中复生，突然间从一堆废物中一跃而起，过上了一种他自己从未想到过的美好生活！这种力量是源于他自己吗？显然不是。那时，他自身的力量一点不比我当时拥有的力量大，这点力量微小得几乎不存在……我开始发现，宗教人士所言也许是对的。人的内心深处有某种力量在运作，它使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得以实现。” 在比尔的自述中，朋友没有强迫他接受自己信仰的上帝。“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个你自己所理解的‘上苍’呢？”朋友说。此后，经过近80年的发展，互诫协会成员的信仰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哲学。 在自述里，比尔意识到自己只要相信存在一个比他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就足以支撑他开始新生活了。比尔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上苍，祈求上苍将他所有的罪恶连根拔除。此后他在朋友的推荐下参加了牛津团契。他的参与度不高，但这个曾经在北美新教徒中风行一时的道德重整运动无疑影响了比尔。他列出自己曾经伤害和嫉恨的人，努力接近他们并道歉。 至于生活中遇到的新难题，比尔会祈求“上苍”赐力量解决。不论这位“上苍”是否存在，至少直到1971年去世，比尔一直过着滴酒不沾的生活。 但保持停酒并非易事。1935年6月，比尔前往俄亥俄州开拓生意，几无收效。他意识到自己极有可能因为低落的情绪复饮。为了避免惨剧发生，他必须将自己的信息传递给另一个嗜酒者。 在认识比尔之前，医生鲍勃尝试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精神方法来帮助自己戒酒，都没能成功。比尔向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精神工具，即道德上的检讨、对人格缺陷的悔悟、对受过自己伤害的人的补偿、对他人的帮助以及对“上苍”的信赖。 “这个人是个有过许多年可怕的嗜酒经历的人，他有过人间所知的一切醉鬼体验，但他正是用我所试图采用的方法治愈了顽疾，这就是精神方法……在与我谈过话的活生生的人当中，他是第一个因自己的经历而了解自己所谈的酒瘾问题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用共同的语言交谈。他知道所有的答案，当然不是在阅读中找到的。”在《嗜酒者互诫协会》结尾鲍勃医生的自述中，他如此写道。 1935年6月10日，最后一次宿醉后，鲍勃决定接受比尔向他传递的精神疗法，自此他也过上了滴酒不沾的生活。比尔曾向许多嗜酒者传递自己的精神疗法，而鲍勃医生是第一位接受此疗法并借此保持清醒生活的人。1935年6月10日，鲍勃医生的清醒生日，也因此被定为aa的诞辰日。 十一 比尔和鲍勃并未因为停酒马上出现转机。比尔的生意挫败，几近破产，鲍勃医生则因为三十年的狂喝滥饮债台高筑。他们意识到自己必须保持积极活跃的精神状态，不然极有可能复饮。他们找到当地医院的一位酒瘾患者，向他讲述自己的成瘾史和精神体验。这位患者后来成了互诫协会的第三名会员。他们继续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嗜酒者，那年年底，互诫协会的人数增长到10人。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传递互诫协会，甚至有一对夫妇开放自己的家给会员们聚会。 鲍勃医生在自述中谈到他这么做的理由：“责任感；这是一种快乐；因为这样做可以报答那个花费时间将这些讯息传给我的人；因为我每次这样做，都为防止自己失足增加了一分保险。” 出于同样的原因，孟军耐心听着阿宽每一次醉酒后的倾诉，并且不厌其烦问阿宽是否愿意到互诫协会的现场开会。孟军看起来是个和蔼的男人，中等个子，三十岁左右。阿宽在qq群上联系到他时，他停酒已经好几年。 阿宽还在被幻听困扰着，他依然以为自己是许多人的暗杀对象。他在北医六院参加的第一个互诫协会会议，是坐着孟军的车去的。孟军和朋友在前座谈笑风生，阿宽则坐在车后座一边不住地发抖，一边诧异于这两位同是嗜酒者的人看起来如此快乐轻松。 当阿宽在北医六院的多功能厅里听着会员们谈论上苍，心想：“这是传销吧？” 自认为是五好青年的阿宽决定，他以后不来参加“邪教会议”了。 但是，在阿宽从“邪教会议”回去后的三个月里，在每个阿宽醉酒后打过来的倾诉电话里，孟军还是不厌其烦地问：“你愿意来开会吗？愿意的话我来接你。” 阿宽被说服了，他连续21天出现在互诫协会的会场。第21天，他看着屋子里平均年龄在40岁上下的会员，心想他才25岁，还可以再喝两年，再来过互诫协会所提议的滴酒不沾的生活。“一辈子不喝酒？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第22天，阿宽没有到互诫协会会场，他又在宿舍里喝醉了。阿宽连着过了一个月烂醉的生活，同学因为受不了他没日没夜地醉酒都搬出了宿舍。阿宽打电话给孟军，哭着问该怎么办。孟军的回答依旧是，你愿意来开会吗？愿意的话我来接你。 阿宽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他的父母不允许他住院。 2010年12月，离26岁生日还有两天，阿宽回到了互诫协会会场。那天是个读书会，会员们轮流念出书上的一段话，然后自由发言。坐在会场后面的一位会员说：“我们得的是一种精神病，终身不能治愈无药可医的病。” 第32章 “我是个疯子，”阿宽想，“我是一败类我是一人渣，我还是一精神病？”那位会员的话给阿宽的打击太大了，自杀的念头又跳出来。散会后他走到大街上，想跳到马路中间给自己制造一场车祸。但他最终只是很颓废地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宿舍。他翻出一盒劳拉西泮，那是之前互诫协会会员带他去医院开的抗焦虑药。阿宽吃下了至少14片，是正常药量的七倍。过了十多分钟他才从不畅的呼吸和眩晕中缓过来。 阿宽发现自己痛哭流涕地不停说“对不起”。这是说给那些曾被他电话骚扰过的亲朋好友的，那些电话一直在他心里压着——他称之为“电话事件”。 但无论如何，用阿宽自己的话说，他又开始在互诫协会过日子了。 十二 2014年，阿宽和刘萍停酒三年，他们在一个月内先后来到互诫协会，情如姐弟。在停酒后的这段时间里，他们每周至少要花三个晚上在互诫协会的会场。会场不大，只是一间六十平方米左右的单身公寓。每周的二、四、六晚上，中国会员们在这里聚会，剩下几天的晚上则是外国会员的聚会。 除了那间单身公寓，每天晚上8点在yy语音也有线上会议，那是为了照顾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会员组织的。张川主动承担了互诫协会的网络传播，那是他在互诫协会的主要服务项目之一。也是张川建立了互诫协会的qq群，阿宽就是在那个qq群找到了孟军。 2008年，张川到北医六院住院戒酒时第一次参加了互诫协会，然后保持清醒至今。他提起北医六院时带着亲切感，至于李冰，张川有些害怕她的严肃，却对她赞誉有加。 张川曾因为焦虑症酗酒16年，住院脱瘾三次，复饮两次，原因都是焦虑发作。最后一次他住了三个月院，可能是因为住院“资历最老”，他被选为酒精依赖组的组长。张川一直以为自己的问题是焦虑症而非酒瘾，所以那三个月里，虽然每周一晚上都有互诫协会的会议，张川却从不参加。现在他成了组长，不去就不好意思了。 但是为什么出院后会留在互诫协会，张川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担心自己焦虑发作会复饮，就在六院旁边租了房子。他没有工作，每天都往六院跑。他躲在病房里，等护士长查房结束就跑出来跟病人们谈天说地。每周一晚上互诫协会的会议他也一直参加。在那里他认识了陈友。陈友问他：“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你放心。” “我放什么心啊，你戒酒又不是我戒酒，”陈友说，“你得跟我们在一起啊。” 出于停酒六年后张川依然说不出的原因，他听了陈友的话，留在互诫协会里。张川的确喜欢和这些嗜酒者们在一起。他公寓的门从来不锁，手机也24小时开机，会员们想要找他，可以直接去他家里或者拨他电话。 刚停酒的那三个月，刘萍没有工作，互诫协会的会议是她的生活重心。每天，她和同样没有工作的会员一起等着开会，有时就在张川家里等，到了晚上再一起去会场。周一在北医六院，剩下的几天在东四十条的单身公寓。散会了就和会员们聚餐。聚餐被戏称为“会后会”，公寓附近的一家东北菜馆是他们的最爱。 聚餐时，张川身上完全看不到焦虑的影子。加入互诫协会之前，他不喝酒就无法与人交流，一个人连地铁都不敢坐。现在他的神经放松不少。一位女会员跟他开玩笑；“你最近恢复得真好！真有精神！”张川竖起两个夸张的大拇指：“你最好！你给我的帮助最大！”他眉毛和嘴角都向上扬着，笑得很开心。 “所有的aa会员跟我都是生死之交。”张川说，“酒瘾患者必须找到其他酒瘾患者，组成一个团体，才有可能康复。”他告诉互诫协会的会员，有问题随时找他，“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安全的”。 十三 “我们即将体会到一种新的自由、新的幸福。我们不会追悔过去，也不会对往事讳莫如深。我们会理解宁静的含义，会懂得平和的价值。不论我们曾经跌落到多深的低谷，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经验有益于他人。无用、自怜的感觉会一扫而空。我们会对自私自利之事失去兴趣，而更有兴趣关心他人。自我追求会烟消云散，整个人生态度和观念会发生变化。我们不会再有对人、对经济不稳定的恐惧感。过去使我们不知所措的情况，我们会凭直觉知道如何处理。我们会幡然悔悟，知道‘上苍’正在做着我们单凭自己做不到的事。这些都是浮夸的诺言吗？” “我们认为不是。”房间里的所有会员齐声答道。 这段文字写在《嗜酒者互诫协会》第六章。第五章介绍了以“十二步骤”为主的互诫计划，这一章则鼓励嗜酒者们按照互诫计划行动。2011年的1月4日，刘萍第一次参加互诫协会会议时，这段文字让她抑制不住地哭了出来。 停酒三年后，这段诺言真的在她身上实现了。她找到了新工作，与人相处的障碍在逐渐消除，那些曾经她看为“无法沟通的权威符号”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人，有时甚至需要她的关心。而这一切的实现，则是通过刘萍称之为“行动的计划”的十二步骤。 那是比尔在停酒之后根据自己的精神体验列出的康复步骤。在互诫协会中，这被视作一套精神工具。刘萍认为它帮助自己接通了力量的源泉，即在中文版的《嗜酒者互诫协会》被译为“上苍”的存在，它可以用来代称会员认可的任何一种高于自身的力量。 阿宽把互诫协会当作自己的“上苍”。他几乎把自己酗酒期间做过的所有傻事都告诉了其他会员，包括压得他喘不过气的电话事件。这些秘密他原本想带进坟墓，现在却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对此会员们大多一笑置之，“没事，这是咱们生的病，这是我们生病之后做的事情，只要不喝酒就不会再做了”。 阿宽渐渐在互诫协会找到了归属感。他期待每天晚上的会议，期待在会议开头报出自己的停酒天数，然后被报以热烈的掌声。会员们的信任让他感觉很温暖。他的笑容多起来，但常被浮上心头的电话事件打断。会员们建议他：“要不你做步骤吧？” 完全按照要求将“十二步骤”的行动计划做一遍。花了阿宽将近一年的时间。第一步要求他承认自己对酒瘾无能为力，第二步则要求他相信有一种超越于自身的力量可以帮助他恢复正常的心智；第三步要求他将他的愿望和生活托付给“上苍”照管，阿宽也做到了。在接下来的四步里，他列出自己所有的缺点，并请求“上苍”除去这些缺点。“我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阿宽看着包含了19条缺点的列表想。但他也因此不再怨恨和他分手的女友，以及那些疏远他的朋友们。 到了第八步，孟军成了阿宽的助帮人。阿宽在他的帮助下列出自己伤害过的人。他列出了自己的家人，还有那些在电话事件中被他泄露秘密的人。第九步要求他在不伤害这些人的前提下向他们道歉并补偿他们。阿宽已经向父母道过歉了，他甚至还没开口，父亲就把他安慰了一通。但是名单上剩下的那些人，阿宽抱着必死的决心看着他们的名字，他不敢想象如果他出现在这些人面前，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可能会杀了他。 但是孟军对他说，你不用去找这些人了。 阿宽放松下来，他不用伤害自己了，但也感觉有种说不出的遗憾。他的眼眶红了。 “阿宽，你做这些事情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做的？”孟军问。 “喝完酒之后。” “你觉得那个时候你还能控制你自己吗？” “控制不了。”阿宽摇头。 “当你看见一个发疯的人脱光了衣服在大街上发疯发泼，你怎么看他？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笑的人还是同情他？” “同情他。” “你那时候就是在发疯，你控制不了自己。”孟军说。 阿宽一直不承认自己醉酒后的无能为力，他不愿意接受自己醉酒后的样子。但现在他似乎可以了。他不是一个卑鄙的人，只是醉酒后控制不住自己。 阿宽哭了出来。从那天起，那些电话再也没困扰他。 十四 “互诫协会对于我们，就如降压药之于高血压患者。”张川说。阿宽则认为，如果没有互诫协会，他会一直在醉酒后疯下去。刘萍也丝毫不介意自己对互诫协会的依赖，她认定，如果离开互诫协会，她必定会复饮。依赖互诫协会总比依赖酒精强。 这群嗜酒者们似乎在一起就能消化彼此的压力。有会员说，他们进会场时大多皱着眉头，一个小时的会议结束后，大家的表情都放松下来。 刘萍喜欢她的新工作，新老板给了她极高的信任。刘萍总担心自己会让他失望。而她的助帮人也总在一边提醒着，她的想法其实是出于对经济不稳定的恐惧和人际关系上的不安全感。她们用“十二步骤”的第六步，祈求上苍除去这些恐惧和对金钱的贪婪。 但酒瘾依然在每个会员身上存在着。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一沾酒就会迅速回到过去狂喝滥饮的状态。他们必须保证自己的心理状态不要跌破底线。在需要帮助时，他们可以给任何一位会员打电话。张川时不时接到刘萍的电话，电话那边是刘萍气急败坏的声音。她遇到状况啦，她很愤怒，气得连话都说不下去，在电话那头喘着粗气。张川听她喘了一会儿，悠悠地问：“要给你叫辆救护车吗？” 刘萍沉默了两秒后笑出声来。这件事看起来也没那么值得生气。如果是加入互诫协会之前，她除了喝得酩酊大醉，想不出任何办法。 她也有了自己的信仰，但也不排斥其他宗教。在她的朋友圈封面，耶稣搂着佛陀和《薄伽梵歌》中的黑天，看起来一片和谐。她在互诫协会的另一位好朋友是基督徒，她们从没有因为信仰不同而吵过架。 阿宽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他每天晚上对着国旗祈祷。当“十二步骤”进行到第十一步时，要求他默祷和冥想，但他不知道该冥想些什么。 孟军告诉他，可以想象这么一幅画面： 第33章 你和所有与你有关系的人都坐在一艘船上，掌船的是你的上苍。当船开到一片漂亮的瀑布，你的上苍会对你说，阿宽你走下去吧，所有的一切我帮你照管。你可以走过一片青草地，欣赏一路的风景。你走进那个瀑布，看到水帘后有个小洞，你找到路进去，里面有一束阳光从山顶的洞口照下。你感受到了，那是上苍的力量。现在你可以走回去，把这个力量传递给船上所有人。 阿宽时不时会想象这幅画面。很难说这种想象会给阿宽的内心带来什么力量。重要的是，他已经三年滴酒不沾，有了新工作，充满信心地规划未来的生活，并且，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至少24小时内，他不会碰哪怕一滴酒。对于一个曾经在酒精控制下三次试图自杀的人来说，这就够了。 注： 嗜酒者匿名互诫协会，又名戒酒匿名会（alcoholic anonymous，简称aa），创立于1935年6月10日。该协会是帮助个人戒酒的自愿自助组织。根据其官方材料介绍，戒酒的愿望是入会的唯一条件。互诫协会不收会费或费用，通过会员的捐献自给自足。互诫协会不与任何宗派、教派、政治势力、组织或机构结盟；不愿介入任何纷争，既不赞同也不反对任何事业。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嗜酒者获致清醒。至2000年，大约150个国家有互诫协会的活动，分会超过99000个，会员总数在全世界已经超过一百万人。 嗜酒者互诫协会“十二传统”中第十一条规定：“aa的公共关系基本策略是吸引人来参加而不是推动别人前来。对于报章、电台和影视媒体，我们恪守不透露个人姓名的原则。”因此，本文中提及的姓名皆为化名。 《正午》团队 谢丁： 《正午》负责人。记者十年，减肥十年，都未成功。 郭玉洁： 《正午》编辑。关注社会变革，喜欢人的故事，现实主义的信徒。 叶三： 《正午》编辑。喜欢猫、食物和好艺术的虚无主义者。 朱墨： 《正午》视觉编辑。靠谱的文艺王。 陈晓舒： 记者八年，曾就职于《中国新闻周刊》、《财经》杂志。 爱好是“宅”和“出门玩”，分裂的天秤座。 王琛： 1988年生于山东。2012年在广州开始做记者，写稿越来越慢。曾居上海、深圳、广州，现居北京常营。初入《正午》时，误以为自己是一名作家。 李纯： 毕业于盛产美女和非直男的五角场文秘技术学院，学了6年新闻，有种被坑惨的后知后觉。曾供职于《南都周刊》，现在是《正午》记者。相信人们听故事的渴望和人类一样古老。 黄昕宇： 《正午》记者。特别害怕认识停滞，因此寄望于写作，希望它能带自己走得更远。 本期其他作者 袁凌： 1973年生于陕西，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资深媒体人，曾在《新京报》、《财经》杂志、新浪网等工作，现任《凤凰周刊》主笔。出版非虚构作品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在唐诗中穿行》，获得腾讯书院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 张莹莹： 居北京，写字为生。为人之愿就是坐在观众席前排，看看舞台边缘人的动作与表情，如遇怅惘，或可会心。至于舞台中间的那些锣鼓，听听就行。 游莉： 摄影师，工作生活在中国沈阳。 杨语： 即将毕业的新闻系大学生；非虚构文学和近代史爱好者；巴赫和拉赫玛尼诺夫的崇拜者；神话传说、武侠、史诗等所有荡气回肠的故事的爱好者；身体力行的美食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