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今天还在昨天》 手帕人生上的小人儿 对于人生，早已有了许多种比喻。 我想，人生也是可以比做一块画布的。有人的一生如巨幅的画布，其上所展现的情形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人的一生充满了泼墨式的，大写意式的浪漫，或充满了起伏跌宕的戏剧性。看他们的人生画布，好比看连环画。 但大多数人的人生画布是小幅的。我的人生画布就属于大多数人中的一例。我曾与朋友们戏称之为“手帕人生”。是的，我也就是在这么大的尺寸中，以写实的，有时甚至是以工笔的画法，相当认真地一层层涂抹我的寻常人生。我的人生画布上太缺乏浪漫色彩，更没什么戏剧性，内容简明甚是单调。我的童年和少年，其实也就根本不怎么值得回忆，更不值得写出来供人看。 又，我觉得，童年是人生画布的底色。底色上即使勾勒出了影影绰绰的人形，却往往属于“点彩”派、“印象”派的那一种。远看或还辨得清轮廓，近看则就与底色模糊成一片了。毕竟，那轮廓的边缘，与底色融得太平贴，并不能从底色上凸现出来…… 我觉得，少年是人生画布上关于人的首次白描。此时画布上一个少年的眉目略清。他的表情已能默默无言地预示着他未来的性情和品格。甚至，已有几分先天性的因素含蓄在他的眼里，预示着他未来的命运了…… 分析我们大多数人之人生的画布，皆证明着这么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我的童年和少年，在我人生的画布上，尤其符合此一种普遍性。那“手帕”上的小人儿有我今天的影子。 我自己这么认为…… 笔 它是黑色的，笔身粗大，外观笨拙。全裸的笔尖，旋拧的笔帽。胶皮笔囊没有夹管，吸墨水时，捏一下，鼓起缓慢。墨水吸得太足，写字常常“呕吐”，弄脏纸和手。 这种老式产品，十五年前就被淘汰了。如今，要寻找它的一个“同类”，不比寻找一件马褂容易。若坏了，任何修笔铺都无法修配，人家肯定会劝你干脆扔掉，买支新的。 我使用它，已经二十多年了。笔尖劈过，断过，被我磨齐了，也磨短了。笔道很粗，写一个笔划多的字，大稿纸的两个格子也容不下。已不能再用它写作，只能写便笺或信封。笔帽倘非胶布缠着，早就四分五裂。笔囊几年前就硬化，被我取消，权当蘸水笔用。笔杆换过了，用火烤着硬“安”上的。“安”是“安”上了，却不可能再拧下来。 它是母亲给我买的。是我使用的第一支钢笔。那一年，我升入小学五年级了。学校规定，每星期有两堂钢笔字课。某些作业，要求学生必须用钢笔完成。全班每一个同学，都有了一支崭新的钢笔。有的同学甚至两支。我却没有钢笔可用，连支旧的也没有。我只有蘸水钢笔。每次完成钢笔作业，右手总被墨水染蓝。染蓝了的手又将作业本弄脏。我常因此而感到委屈。我真羡慕我的同学们，做梦都想得到一支崭新的钢笔。 一天，我终于哭闹起来，折断了那支蘸水笔，逼着母亲非立刻给买一支吸水笔不可。 母亲对我说：“孩子，妈妈不是答应过你，等你爸爸寄回钱来，一定给你买支吸水笔吗?” 我不停止哭闹，喊叫：“不，不！我今天就要！你去给我借钱买！……” 母亲叹了口气，为难地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这月买粮的钱，是向邻居借的。交房费的钱，也是向邻居借的。给你妹妹看病，还是向邻居借的钱。为了今天给你买一支吸水笔，你就非逼着妈妈再去向邻居借钱么？叫妈妈怎么向邻居张得开口啊？……” 我却不管母亲好不好意思再向邻居张口借钱，哭闹得更凶。母亲心烦了，打了我两巴掌。我赌气哭着跑出了家门…… 那天下雨。我在雨中游荡了大半日不回家，衣服淋湿了，头脑也淋得平静了，心中不免后悔自责起来。是啊，家里生活困难，仅靠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每月寄回几十元钱过日子，母亲不得不经常向邻居开口借钱。母亲是个很顾脸面的人，每次走向邻居家借钱，都需鼓起一番勇气。我怎么能为了买一支吸水笔，就那样为难母亲呢？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对不起母亲了。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靠自己挣钱买一支钢笔。这个念头一产生，我就冒雨朝火车站走去。火车站附近有座坡度很陡的桥。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帮拉货的手推车夫们推上坡，可讨得五分钱或一角钱。 我走到那座大桥下，等待许久。不见有手推车来。雨越下越大，我只好站到一棵树下躲雨。雨点噼噼啪啪地抽打着肥大的杨树叶，冲刷着马路。马路上不见一个行人的影子，只有公共汽车偶尔驶来驶往。几根电线杆子远处，就迷迷蒙蒙地看不清楚什么了。 我正感到沮丧，想离开雨又太大，等下去肚子又饿，忽然发现了一辆手推车，装载着几层高高的木箱子，遮盖着雨布。拉车人在大雨中缓慢地、一步步地朝这里拉来。看得出，那人拉得非常吃力，腰弯得很低，上身几乎俯得与地面平行了，两条裤腿都挽到膝盖以上，双臂拼力压住车把，每迈一步，似乎都使出了浑身的劲。那人没穿雨衣，头上戴顶草帽。由于他上身俯得太低，无法看见他的脸，也不知他是个老头还是个小伙儿。 他刚将车拉到大桥坡下，我便从树下一跃而出，大声问：“要帮一把吗？” 他应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应的是什么，明白是正需要我“帮一把”的意思，就赶快绕到车后，一点也不隐藏力气地推起来。车上不知拉的何物，非常沉重。还未推到半坡，我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双腿发软，气喘吁吁。那时我才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钱并非容易挣到的。即或一角钱，也是并非容易挣到的。我空着肚子呢。又推了几步，实在推不动了，产生了“偷劲”的念头。反正拉车人是看不见我的！我刚刚松懈了一点力气，就觉得车轮分明顺坡倒转。不行！不容我“偷劲”。那拉车人，也肯定是凭着最后一点力气在坚持，在顽强地向坡上拉。我不忍心“偷劲”了。我咬紧牙关，憋足一股力气，发出一个孩子用力时的哼唷声，一步接一步，机械地向前迈动步子。 车轮忽然转动得迅速起来。我这才知道，已经将车推上了坡，开始下坡了。手推车飞快地朝坡下冲，那拉车人身子太轻，压不住车把，反被车把将身子悬起来，双腿离了地面，控制不住车的方向。幸亏车的方向并未偏往马路中间，始终贴着人行道边，一直滑到坡底才缓缓停下。 我一直跟在车后跑，车停了，我也站住了。那拉车人刚转过身，我便向他伸出一只手，大声说：“给钱！……” 那拉车人呆呆地望着我，一动不动，也不掏钱，也不说话。 我仰起脸看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原来是母亲！ 雨水，混合着汗水，从母亲憔悴的脸上直往下淌。母亲的衣服完全淋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显出了她那瘦削的两肩的轮廓。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望着母亲，母亲望着我，我们母子完全怔住了。 就在那一天，我得到了那支钢笔，梦寐以求的钢笔。 母亲将它放在我手中时，满怀期望地说：“孩子，你要用功读书啊！你要是不用功读书，就太对不起妈妈了啊！……” 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一刻都没有忘记过母亲满怀期望对我说的这番话。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母亲变成老太婆了。那支笔，也可以说早已完成它的使用价值和历史使命了。但我，却要永远保存它，永远珍视它，永远不抛弃它。 现在的五年级学生，是不会再因家里买不起一支钢笔而哭闹了；现在的母亲们，也是不会再为给孩子买一支钢笔而去冒着大雨拉车了。我们发展着的生活，正在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消除着贫困。成熟在贫困之中的有益的东西，将会存留在下一代心里。 母亲，母亲，我永远感激您当年为我买了那支老式的廉价的钢笔…… 我和橘皮的往事 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橘皮的往事…… 其实，校办工厂并非是今天的新事物。当年我的小学母校就有校办工厂。不过规模很小罢了。专从民间收集橘皮，烘干了，碾成粉，送到药厂去。所得加工费，用以补充学校的教学经费。 有一天，轮到我和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去那小厂房里义务劳动。一名同学问指派我们干活的师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几种病？师傅就告诉我们，可以治什么病，尤其对平喘和减缓支气管炎有良效。 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困扰，经常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比一冬季气喘得厉害。看着母亲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的痛苦样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里难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这么多这么多橘皮，我何不替母亲带回家一点儿呢？ 当天，我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 以后，每次义务劳动，我都往兜里偷偷揣几片干橘皮。 母亲喝了一阵子干橘皮泡的水，剧烈喘息的时候，分明地减少了，起码我觉着是那样。我内心里的高兴，真是没法儿形容。母亲自然问过我——从哪儿弄的干橘皮？我撒谎，骗母亲，说是校办工厂的师傅送给的。母亲就抚摸我的头，用微笑表达她对她的一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儿欣慰。那乃是穷孩子们的母亲们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于一名同学的告发，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块橡皮，半截铅笔，只要一旦和“偷”字连起来，也足以构成一个孩子从此无法洗刷掉的耻辱，也足以使一个孩子从此永无自尊可言。每每的，在大人们互相攻讦之时，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自小就是贼！”——那贼的罪名，却往往仅由于一块橡皮，半截铅笔。那贼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个人背负终生。即使往后别人忘了，不再提起了，在他或她的内心里，也是铭刻下了。这一种刻痕，往往扭曲了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学校的操场上，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当众，便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啊！…… 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于是我在学校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地是一个贼，一个小偷了。 我觉得，连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似乎都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 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讲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 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 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觉察出了我的异常处境。 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吩嘱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 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 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师，她以前对我从不曾偏爱过，以后也不曾。在她眼里，以前和以后，我都只不过是她的四十几名学生中的一个，最普通最寻常的一个…… 但是，从此，在我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了。尽管依然像以前那么严厉，依然戴六百度的近视镜…… 在“文革”中，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了，没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她，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改变，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堕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已自杀了…… 以后我受过许多险恶的伤害。但她使我永远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坏人，像她那样的好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我应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真诚热爱！ 过年的断想 我曾问儿子：“是不是经常盼着自己快快长大？” 他摇头，断然地回答：“不！” 我也曾郑重地问过他的小朋友们同样的话，他们都摇头断然地回答并不盼着自己快快长大。说长大了多没意思呀。现在才是小学生，每天上学就够累了。长大了每天上班岂不更累了？连过年过节都会变成一件累事儿。多没劲啊！瞧你们大人，年节前忙忙碌碌的。年节还没过完往往就开始抱怨——仿佛是为别人忙碌为别人过的…… 是的，生活在无忧无虑环境之中的孩子是不会盼着自己快快长大的。他们本能地推迟对任何一种责任感的承担。而一个穷人家庭里的孩子，却会像盼着穿上一件衣服似的，盼着自己早一天长大。他们或她们，本能地企望能早一天为家庭承担起某种责任。《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不是曾这么夸奖过女儿么—— 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从童年起，就是一个早当家的穷人的孩子。 有时候瞧着自己的儿子，在心里默默地问我自己——我十二岁的时候，真的每天要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到很远的地方去抬水吗？真的每个月要拉着小板车买一次煤和烧柴吗？那加在一起可是五六百斤啊！在做饭时，真的能将北方熬粥的直径两尺的大铁锅端起来吗？在买了粮后，真的能扛着二三十斤重的粮袋子，走一站多远回到家里吗？…… 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残存在记忆之中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情形都是真的。而又当然是真的。不是梦…… 由于家里穷，我小时候顶不愿过年过节。因为年节一定要过，总得有过年过节的一份钱。不管多少，不比平时的月份多点儿钱，那年那节可怎么个过法呢？但远在万里之外的四川工作的父亲，每个月寄回家里的钱，仅够维持最贫寒的生活。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体恤父亲。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他这位父亲活得太累太累，一个人挣钱，要养活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大家子七口人。他何尝不愿每年都让我们——他的子女，过年过节时都穿上新衣裳，吃上年节的饭菜呢？我们的身体年年长，他的工资却并不年年长。他总不能将自己的肉割下来，血灌起来，逢年过节寄回家啊。如果他是可以那样的，我想他一定会那样。而实际上，我们也等于是靠他的血汗哺养着…… 穷孩子们的母亲，逢年过节时是尤其令人怜悯的。这时候，人与鸟兽相比，便显出了人的无奈。鸟兽的生活是无年节之分的，故它们的母亲也就无须在乎某些日子将来临时，惶惶不安地日夜想着自己格外应尽的什么义务。 我讨厌过年过节，完全是因为看不得母亲不得不向邻居借钱时必须鼓起勇气又实在鼓不起多大勇气的样子。那时母亲的样子最使我心里暗暗难过。我们的邻居也都是些穷人家。穷人家向穷人家借钱，尤其逢年过节，大概是最不情愿的事之一。但年节客观地横现在日子里，不借钱则打发不过去。当然，不将年节当成年节，也是可以的。但那样一来，母亲又会觉得太对不起她的儿女们。借钱之前也是愁，借钱之后仍是愁。借了总得还的。总不能等我们都长大了，都挣钱了再还。母亲不敢多借。即或是过春节，一般总借二十元。有时邻居们会善良地问够不够？母亲总说：“够！够……”许多年的春节，我们家都是靠母亲借的二十来元过的。二十来元过春节，今天仿佛是不可思议之事。当年也真难为了母亲……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大约是我上初中一年级十四岁那一年，我坚决地对母亲说：“妈，今天春节，你不要再向邻居们借钱了！” 母亲叹口气说：“不借可怎么过呢？” 我说：“像平常日子一样过呗！” 母亲说：“那怎么行！你想得开，还有你弟弟妹妹们呢！” 我将家中环视一遍，又说：“那就把咱家这对破箱子卖了吧！” 那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买的一对箱子。 见母亲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买更新的，更好的！” 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母亲帮我将那一对破箱子捆在一只小爬犁上，拉到街市去卖。从下午等到天黑，没人买。我浑身冻透了，双脚冻僵了，后来终于冻哭了。我哭着喊：“谁买这一对儿箱子啊……” 我将两只没人买的破箱子又拖回了家。一进家门，我扑入母亲怀中，失声大哭…… 母亲也落泪了。母亲安慰我：“没人买更好，妈还舍不得卖呢……” 母亲告诉我——她估计我卖不掉，已借了十元钱。不过不是向同院的邻居借的。而是从城市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向从前的老邻居借的。向我出生以前的一家老邻居借的…… 如今，我真想哪一年的春节，和父母弟弟妹妹聚在一起，过一次春节。而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牙全掉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嚼不动了，只有看着的份儿。弟弟妹妹们都已成家了，做了父母了。往往针对我的想法说——“哥你又何必分什么年节呢！你什么时候高兴团聚，什么时候便当是咱们的年节呗！” 是啊，毕竟的，生活都好过些，年节的意义，对大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我现在也就不太把年当年，把节当节了。正如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便是有所准备地过年过节，多半也是为了儿女高兴…… 我的小学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而手生的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教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中的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们的儿女，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两眼涌出泪水，转身就走。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她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儿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 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儿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心间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啊？我知道你们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没有值得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标有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 老师又问：“哪一课？” 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 “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 “看过几遍了？” “两遍。” “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述给我们听。”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我被老师叫起后，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 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述到哪里，就讲述到哪里。” 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的妈妈要离开家……” 当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对我十分羡慕。 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他没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当他的某一方面“才能”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并且受到夸奖，他心里自然充满骄傲。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到讲那一堂新课时，照例先把我叫起，让我首先讲述给同学们听。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教学方法灵活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一名学生，喜爱我这样一名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而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是她给予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显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着我匮乏的虚荣心。后来，老师的这一语文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我们班听过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小学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被批斗完，握着扫帚扫校园，剃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她洗去。 我见她那样子，很难过，流泪了。 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好老师。” 她惨然地苦笑了，说：“有你这样一个学生，有你这样一句话，我挨批挨斗也心甘情愿了！走吧，以后别再来看老师了，记住老师曾多么喜爱你就行！”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不久，她跳楼自杀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还是我小学母校的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她在同学们中组织起了全市小学校的第一个“故事小组”和第一个“小记者委员会”。我小学时不是个好学生，经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除了语文成绩较好，算术、音乐、体育都仅是个“中等”生，直到五年级才入了队。还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多次力争下有幸戴上了红领巾。也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力争下才成为“故事小组”和“小记者委员会”的成员。对此，我的班主任老师很有意见，认为她所偏爱的是一个坏学生。我逃学并非因为我不爱学习。那时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学，是校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也跟母亲一样，早晨离家，晚上才归，全日制，就苦了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得给他们做饭吃，收拾屋子和担水，他们还常常哭着哀求我在家陪他们。将六岁、四岁、两岁的小弟小妹撇在家里，我常常于心不忍，便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班主任老师从来也没有到我家进行过家访，因而不体谅我也就情有可原，认为我是一个坏学生更理所当然。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还因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体面，不是过于肥大就是过于短小，不仅破，而且脏，衣襟几乎天天带着锅底灰和做饭时弄上的油污。在小学没有一个和我要好过的同学。 语文老师是我小学时期在学校里的唯一的一个朋友。 我至今不忘她。永远都难忘。 不仅因为她是我小学时期唯一关心过我喜爱过我的一位老师，不仅因为她给予了我唯一的树立起自豪感的机会和方式，还因她将我向文学的道路上推进了一步——由听故事到讲故事。 语文老师牵着我的手，重新把我带回了学校，重新带到教员室，让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开始给我理发。 语文教员室里的几位老师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她。 一位男老师对她说：“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曲老师因为这个学生都对你有意见了，你一点儿不知道？” 她笑笑，什么也未回答。 她一会儿用剪刀剪，一会儿用推子推，将我的头发剪剪推推摆弄了半天，总算“大功告成”。 她歉意地说：“老师没理过发，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给你理了个小平头，你可别生老师的气呀！” 教员室没面镜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头发却短得不能再短了。哪里是“小平头”，分明是被剃了一个不彻底的秃头。虮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被剪掉剃平。 我并未生她的气。 随后她又拿起她的脸盆，领我到锅炉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热水，兑一盆温水，给我洗头，洗了三遍。 只有母亲才如此认真地给我洗过头。 我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脸盆里。 她给我洗好头，再次把我领回教员室，脱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无法洗掉的污迹。她身材娇小，毛坎肩是绿色的，套在我身上尽管不伦不类，却并不显得肥大。 教员室里的另外几位老师，瞅着我和她，一个个摇头不止，忍俊不禁。 她说：“走吧，现在我可以送你回到你们班级去了！” 她带我走进我们班级的教室后，同学们顿时哄笑起来。大冬天的，我竟剃了个秃头，棉衣外还罩了件绿坎肩，模样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气了，严厉地喝问我的同学们：“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哄笑一个同学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耻的行为！如果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谁再敢哄笑我就把谁赶出教室！” 这话她一定是随口而出的，绝不会有任何针对我的班主任老师的意思。 我看到班主任老师的脸一下子拉长了。 班主任老师也对同学们呵斥：“不许笑！这又不是耍猴！” 班主任老师的话，更加使我感到被当众侮辱，而且我听出来了，班主任老师的话中，分明包含着针对语文老师的不满成分。 语文老师听没听出来，我却无法知道。我未看出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她对班主任老师说：“曲老师，就让梁绍生上课吧！” 班主任老师拖长语调回答：“你对他这么尽心尽意，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市教育局卫生检查团到我们班检查卫生时，没因为我们班有我这样一个剃了秃头，棉袄外套件绿色毛坎肩的学生而贴在我们教室门上一面黄旗或黑旗。他们只是觉得我滑稽古怪，惹他们发笑而已…… 从那时起直至我小学毕业，我们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的关系一直不融和。我知道这一点。我们班级的所有同学也都知道这一点，而这一点似乎完全是由于我这个学生导致的。几年来，我在一位关心我的老师和一位讨厌我的老师之间，处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力不胜任地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码的角色。扮演这种角色，对于一个小学生的心理，无异于扭曲，对我以后的性格形成不良影响，使我如今不可救药地成了一个忧郁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铭记语文老师对我的教诲，学习努力起来，成绩渐好。 班主任老师却不知为什么对我愈发冷漠无情了。 四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和算术破天荒第一遭拿了“双百”，而且《中国少年报》选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广播电台“红领巾”节目也广播了我的一篇作文，还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写在“儿童电影院”的宣传栏上。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了，许多老师也对我和蔼可亲了。 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表扬了我的语文老师，充分肯定了在我这个一度被视为坏学生的转变和进步过程中，她所付出的种种心血，号召全校老师向她那样对每一个学生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 受到表扬有时对一个人不是好事。 在她没有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前，许多师生都公认，我的“转变和进步”，与她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在她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后，某些老师竟认为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了。“文革”期间，有一张攻击她的大字报，赫赫醒目的标题即是——“看机会主义者xx是怎样在教育战线进行投机和沽名钓誉的！” 而我们班的几乎所有同学，都不知掌握了什么证据，断定我那三篇给自己带来荣誉的作文，是语文老师替我写的。于是流言传播，闹得全校沸沸扬扬。 四年二班梁绍生， 是个逃学精， 老师替他写作文， 《少年报》上登， 真该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学，还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在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包围着我讥骂。 班主任老师亲眼目睹过我被凌辱的情形，没制止。 班主任老师对我冷漠无情到视而不见的地步。她教算术。在她讲课时，连扫也不扫我一眼了。她提问或者叫同学在黑板上解答算术题时，无论我将手举得多高，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 一天，在她的课堂上，同学们做题，她坐在讲课桌前批改作业本。教室里静悄悄的。 “梁绍生！”她突然大声叫我的名字。 我吓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来。 全体同学都停了笔。 “到前边来！”班主任老师的语调中隐含着一股火气。 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讲桌前。 “作业为什么没写完？” “写完了。” “当面撒谎！你明明没写完！” “我写完了。中间空了一页。” 我的作业本中夹着印废了的一页，破了许多小洞，我写作业时随手翻过去了，写完作业后却忘了扯下来。 我低声下气地向她承认是我的过错。 她不说什么，翻过那一页，下一页竟仍是空页。 我万没想到我写作业时翻得匆忙，会连空两页。 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谎！撒谎！当面撒谎！你明明是没有完成作业！” 我默默地翻过了第二页空页，作业本上展现出我接着做完了的作业。 她的脸倏地红了：“你为什么连空两页？想要捉弄我一下是不是？！” 我垂下头，讷讷地回答：“不是。” 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这个用意！你别以为你现在是个出了名的学生了，还有一位在学校里红得发紫的老师护着你，托着你，拼命往高处抬举你，我就不敢批评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你的小学鉴定还得我写呢！” 我被彻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的语文老师！我爱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亲近的人！我觉得她像我的母亲一样，我内心里是视她为我的第二个母亲的！ 我突然抓起了讲台桌上的红墨水瓶。班主任以为我要打在她脸上，吃惊地远远躲开我，喝道：“梁绍生，你要干什么？！” 我并不想将墨水瓶打在她脸上，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是一个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是会愤怒的！ 我将墨水瓶使劲摔到墙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墙壁上出现了一片“血”迹！ 我接着又将粉笔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笔尽断，四处滚去。 教室里长久的一阵鸦雀无声，直至下课铃响。 那天放学后，我在学校大门外守候着语文老师回家。她走出学校时，我叫了她一声。 她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 我垂下头去，低声说：“我要跟您走一段路。” 她沉思地瞧了我片刻，一笑，说：“好吧，我们一块儿走。” 我们便默默地向前走。 她忽然问：“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吧？” 我说：“老师，我想转学。” 她站住，看着我，又问：“为什么？” 我说：“我不喜欢我们班级！在我们班级我没有朋友，曲老师讨厌我！要不请求您把我调到您当班主任的四班吧！”我说着想哭。 “那怎么行？不行！”她语气非常坚决，“以后你再也不许提这样的请求！” 我也非常坚决地说：“那我就只有转学了！”眼泪涌出了眼眶。 她说：“我不许你转学。” 我觉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 她一把扯住我，说：“别跑。你感到孤独是不是？老师也常常感到孤独啊！你的孤独是穷困带来的，老师的孤独……是另外的原因带来的。你转到其他学校也许照样会感到孤独的。我们一个孤独的老师和一个孤独的学生不是更应该在一所学校里吗？转学后你肯定会想念老师，老师也肯定会想念你的。孤独对一个人不见得是坏事……这一点你以后会明白的。再说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应该主动去接近同学们，而不应该对所有的同学都充满敌意，怀疑所有的同学心里都想欺负你……”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她已成泉下之人近二十年了。我只有在这篇纪实性的文字中，表达我对她虔诚的怀念。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谄富媚权的心态！ 而嫌贫谄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过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 时间即上帝 少年时读过高尔基的一篇散文——《时间》。高尔基在文中表现出了对时间的无比敬畏。不，不仅是敬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其恐惧的心理。是的。是那样。因为高尔基确乎在他的散文中用了“恐惧”一词。他写道——夜不能眠，在一片寂静中听钟表之声嘀哒，顿觉毛骨悚然，陷于恐惧…… 少年的我读这一篇散文时是何等的困惑不解啊！怎么，写过激情澎湃的《海燕》的高尔基，竟会写出《时间》那般沮丧的东西呢？ 步入中年后，我也经常对时间心生无比的敬畏。我对生死的问题比较地能想得开，所以对时间并无恐惧。 我对时间另有一些思考。 有神论者认为一位万能的神化的“上帝”是存在的。 无论神论者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上帝”。起码可以成为主宰自己精神境界的“上帝”。 我的理念倾向于无神论。 但，某种万能的，你想像其寻常便很寻常，你想像其神秘便很神秘的伟力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是什么呢？ 我认为它就是时间。 我认为时间即“上帝”。 它的伟力不因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 “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其意志可谓永恒，但用一百年挖掉了两座大山又如何？用一千年填平了一片大海又如何？因为时间完全可以再用一百年堆出两座更高的山来；完全可以再用一千年“造”出一片更广阔的海域来。甚至，可以在短短的几天内便依赖地壳的改变完成它的“杰作”。那时，后人早已忘了移山的愚公曾在时间的流程中存在过；也早已忘了精卫曾在时间的流程中存在过。而时间依然年轻。 只有一样事物是有计算单位但无限的，那就是时间。 “经受时间的考验”这一句话，细细想来，是人的一厢情愿——因为事实上，宇宙间没有任何事物能真正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一千年以后金字塔和长城也许成为传说，珠峰会怎样很难预见。 归根到底我要阐明的意思是——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计算的单位；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涂上了人性的色彩；因为有了人，时间才变得宝贵；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它自己的简史；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有了一切的意义…… 而在时间相对于人的一切意义中，我认为，首要的意义乃是——因为有了时间，人才思考活着的意义；因为在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式中，独有人进行这样的思考，人类才有创造的成就。 人类是最理解时间真谛，也是最接近着时间这一位“上帝”的。 每个具体的人亦如此。 连小孩子都会显出“时间来不及了！”的忐忑不安或“时间多着呢！”的从容自信。 决定着人的心情的诸事，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十之八九皆与时间发生密切关系。 人类赋予了冷冰冰的时间以人性的色彩；反过来，具有了人性色彩的时间，最终是以人性的标准“考验”着人类的状态——那么： 谁能说和平不是人性的概念？ 谁能说民主不是人性的概念？ 谁能说平等和博爱不是时间要求于人类的？ 人啊，敬畏时间呢，因为，它比一位神化的“上帝”对我们更宽容；也比一位神化的“上帝”对我们更严厉。 人敬畏它的好处是——无论自己手握多么至高无上的权杖，都不会幼稚地幻想自己是众生的“上帝”。因为也许，恰在人这么得意着的某个日子，时间离开了他的生命…… 让我迟钝 我从小是一个敏感的孩子。这主要体现在自尊心方面。但我又是一个在自尊心方面容易并且经常受伤的孩子。一个穷孩子要维护住自己的自尊心，像一只麻雀要孵化成功一枚孔雀蛋一样难。 青少年时期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拥有友情。明白了这一个道理之后我便是一个不乏友情的少年了。我少年时期的友情都是用友善换来的。它的一部分牢固地延绵至今。 我感激文学。文学对中学时期的我最重要最有益的影响那便是——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中接受了人性教育。我的中学的最后一年发生“文革”。我对自己较为满意的是——我虽是“红五类”、“红卫兵”，但我在“文革”中与任何“红卫兵”的劣迹无涉。我没有以“革命”的名义歧视过任何人，更没有以“革命”的名义伤害过任何人。恰恰相反，我以我当年仅能表现的方式，暗中有时甚至是公开地同情过遭到这样那样政治厄运的人。 “文革”对我最大的也最深刻的影响是——促使我以中学生的头脑思考政治。无论是知青的六年多里，亦或是“工农兵学员”的三年多里，我都是一名对“四人帮”的专制采取抵牾态度的青年。这一点使我那样一名默默无闻的知识青年，竟有幸与一些“另册”知识分子建立了友情。这也同时是成为作家的我，后来为什么不能成为“纯粹为文学”的作家，某些作品总难免具有政治色彩的原因。 成为作家的我依然是敏感的。我曾相信成为作家的我，是足以有能力来朝自认为更好的方面培养自己的人格了。我曾说过——人格非人的外衣，也非人的皮肤，而是人的质量的一方面。 我承认我对关乎自己人格的事，以及别人对自己人格的评价是敏感的。正因为这样，我承认——我常常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换取别人对我的人格的赞许和肯定。这一点从好的方面讲，渐渐形成了我做人的某些原则。那些原则本身绝对没什么问题；从不好的方面讲，任何人刻意而求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不自然的。 我承认，我对文学和作家这一职业，曾一度心怀相当神圣的理解。因为文学曾对我有过那么良好的影响。这一种越来越不切实际的理解，很费了一番“思想周折”才归于客观的“平常心”。 我承认，恰恰是在我成为作家以后，所受的伤害是最多的。从一九八二年我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以后，我几乎不间断地在友情和人格两方面受伤。原因诸多，有时因我的笔；有时因我的性格；有时那原因完完全全起于别人方面。我也冒犯过别人，故我对因此而受的伤害甘愿承担。 我承认，每当我被严重地误解时，我总会产生辩白的念头…… 我承认，每当我受了过分的伤害，我总会产生“以牙还牙”的冲动…… 我承认，每当我遭到辱骂和攻击时，即使表面不以为然，心头已积隐恨…… 我承认，我很自慰地承认，后来我渐渐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 我承认，即使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的我，也很难真的无动于衷……因为我具有了相当强的“免疫力”，并不等于我的妻儿、亲友，以及一切关爱着我的人也同时具有。一想到他们和她们也许同时受到伤害，我常打算做出激烈的反应。我的笔使我不无这种能力。它在作为武器时也肯定是够锐利的…… 但是近来我逐渐形成了另一种决心，那就是——从我写这篇文章的此时此刻起，我要求自己对于一切公开的辱骂、攻击、蓄意的合谋的伤害，不再做丝毫的反应。不再敏感，而要迟钝，而要麻木。这也是一种刻意。这一种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不太自然的。这与所谓表现气度无关，而与珍惜所剩的生命有关。所以即使也是一种刻意，即使也是不太自然的，却是必须如此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敏感，和一个人血管里的血，大脑中的脑细胞，和一个人的所有生命能动性一样，也是有限量的。生命像烟一样，不可能活一天附加一天。生命是一个一直到零的减法过程。 我觉得，我的敏感已大不如前。我的精力状况和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 我的精力正在一天天变得颓萎。 我的敏感“水平”正在一天天下降。 我只能而且必须极其“节省”地运用它。 故我要公开地发一个毒誓，从此时此刻起直至我死，我坚决地对一切伤害不再做出丝毫的反应。我也坚决地对一切误解不再做出任何辩白——今天以前的反应不包括在内。比如对吴戈其人的攻击所做的反应。它可能在今天以后见诸报刊，已无法撤消。 如果我竟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让我死于非命——患癌的可能性不包括在内。我们都知道，癌症是与遗传基因有关的。 我既发此毒誓，那么恭请一切报刊，万勿再就辱骂和攻击性、贬低性内容对我进行采访；倘明知我发此毒誓还一味企图从我口中讨个说法，显然便是不人道的了。 我既发此毒誓，那么恭请一切报刊放心，凡登载涉及我的文章，无论攻击性多么强，无论辱骂的话语多么恶劣，皆可毫无顾虑。我将一概地保持绝对沉默。近一时期我深受被采访之苦，远比对我的文字伤害更使我身心受损。而实际上，我的誓言其实早已悄悄生效——我基本做到了无论怎样“启发”，坚决地不对任何误解进行辩白；坚决地不对任何攻击、辱骂、贬低和人格侵犯说出一句反击性的话——今日《光明日报》一名女记者对我进行的采访又当例外。其中有对一件事的辩白，我经考虑认为是必要的。 那么，以后，我的敏感将仅仅体现在如下方面： 对感情的敏感反应——包括亲情、友情、同情。 对社会和时代现象的敏感反应…… 对想像与虚构能力的职业性的敏感反应…… 对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对修辞之职业水平的敏感反应…… 对自己责无旁贷的种种义务的敏感反应…… 我真的认为我的敏感将渐成我生命的微量元素，它是必须节省使用的了。倘在以上方面我仍能保持着它，我觉得对于我就已经是不容易之事了。 我预先做一个与鲁迅先生截然相反的声明：我死之际将不带走对一个世人的嫌恶和憎恨。因为归根结底，我们人类也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种动物。我们既然公认每一种动物的习性都有其必然性、合理性，那么自己的同类也何妨如此？ 我将严格恪守我的誓言至死不悔。倘我竟不能，我甘愿遭世人唾弃和嘲笑！ 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他死十几年了。 一个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军队的人。一个解放后兢兢业业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一个“右派”。一个至死也未得到“平反”的人。一个至死虔诚地认为自己可能对党对人民有罪，并且毫无怨言地接受改造和惩罚的人——尽管他也许根本不知那“罪”到底是什么。 上帝说：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相信上帝的人无可辩白。 因为上帝是不会错的——人的辩白则是罪上之罪。 大概正是基于这种宗教逻辑，他从不替自己辩白。 如果他活到了“平反”那一日，他定会震惊于上帝也会犯错误的吧？ 他是我接近过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 “右派”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要推翻社会主义”——我的中学政治课本上是这么写着的。我的中学政治老师也是这么教育我的。 所以在“文革”中，仍戴着“右派”帽子或已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遭到严酷批斗时，我虽常常不免被那种种批斗方式的严酷所惊悸，却隐藏起一个少年的仁慈，丝毫也不流露。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大荒。是在兵团举办的一次创作学习班上。 一天，吃早饭时，我发现多了一位形销骨立、面容枯槁憔悴的老者，奇怪地问坐在身旁的人：“那是谁？” “杨方。” “也是参加创作学习班的？” “嗯。” “老作家？” “老右派。” “那……” “他当过编辑，让他来帮着看看稿，边改造边利用嘛！” 我不由得又朝他多看几眼。创作学习班，成员大多数是知青，饭桌上也在高谈阔论小说之类。杨方一言不发，连目光也不旁视，瞅定一部分桌面，默默地吃饭。满口牙残缺不全，吃得极慢极慢。他那一张刀条脸，瘦得不能再瘦。两腮塌陷，颧骨高突，一双眼睛深深地隐蔽在眼窝里。面色青绿。每一嚼动，青绿的皱纹纵横的面皮便一紧一弛。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他的眉毛，左右眉峰各有长长的两束，无羁地飞扬着，箭竖着。仿佛除了剪断，是别无他法使其倒顺的。 我离开饭堂时，见他那一桌只剩了他自己，仍极慢极慢地吃着，仍瞅定一部分桌面，目不旁视。分明由于牙齿不健，连一个烧饼还未吃完。他不但吃得极慢，也吃得极小心，一手颤抖地端着碗接在口下，可能惟恐烧饼掉下的酥皮儿落在桌上，被人指责浪费农民血汗。 回到宿舍，听别人讲，我才知道，他原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由于在“反右”斗争中说了些“错话”，被打成了“右派”。即使在当时，那些“错话”的性质也并不很严重。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结果不严重也便严重了。“右派”的帽子不给他戴上给谁戴上呢？成了“右派”，自然也就被从革命军队中“清洗”而出，发配到了哈尔滨，后来据说改造得好，表现“老实”，调到了黑龙江出版社。“文革”中，遭第二次清洗，又被从黑龙江出版社逐出，发配到北大荒，在四师接受第二番改造，当一名注“另册”的农场职工。 别人还告诉我，他是好几本书的责任编辑，其中包括《苦菜花》和《迎春花》。当年这两本书是“大毒草”。所以那与其说是他的成绩，莫如说更是他的“罪行”。后来我曾特意重翻那两本书，却见印在书上的责任编辑并不是他。或者是人云亦云，造成误传；或者因为他成了“右派”，在那两本书还不是“大毒草”的年月，不便印上他的名字。 他一个人住在我们隔壁的小房间。不是出于照顾，而是因为他通宵达旦地咳嗽。和他住在一个房间的人，是根本无法睡觉的。除了每天吃三顿饭的时候，我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而在吃饭时见到的他，一如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他患有肺气肿，正值严冬，从住处到食堂，一两分钟的路，他也不得不戴着口罩。还患有神经性颤抖症，使人总担心他吃饭时端不住碗。还患有胃溃疡——都是“改造”的成果。 有天吃午饭，半个馒头从他手中掉到地上，被他捡起，已粘了不少土。他想剥皮，刚剥下一小块，却不敢往桌上放，不知如何是好。拿着半个脏馒头，吃不得，不吃又不行的样子。 我恰巧坐在他身旁，从他手中夺下了那半个脏馒头，又掰了半个馒头给他。 “不，不，我……还是吃了那半个脏的吧……” 我随手将那半个脏馒头抛进了剩饭桶。 同桌的伙伴们的目光都是赞许的。 惟他自己，满脸惴惴不安的神色。 我们同屋的三个知青，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时，常听到他在隔壁一阵阵剧烈的咳嗽。那咳嗽之声剧烈得连我们都替他喘不上气来。白天能听到，晚上也能听到。只要他在咳嗽，我们便知他在看我们的稿子。而一到夜晚，他每每咳嗽得更剧烈。 还有点人味儿的人，谁能不心疼这样一位为我们做“嫁衣裳”的老者呢？其实他当年还不算老，也许才五十五六岁，可看上去已衰弱得像七十来岁的人了。 他看稿极认真，从不在任何人的稿上乱勾乱画。连个符号也不记。连一页纸的纸角也不折。稿旁放一个小本，一切都记在小本上。如——p多少多少，第几行，有一个什么什么字错了…… 一视同仁。 对于那些稿面非常清洁的稿子，他更是格外显出一份儿对作者的尊重。看前，总是要用湿毛巾擦擦手，怕将稿面弄脏，或留下他的指印。 他谈稿子更认真。对一个不恰当的词，一个不真实的情节，一个概念化的细节，一句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对话，他总要预先替你设想出几种修改方案，与你谈时，极谦恭地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许改一改更好。我想出了几种改法，咱们共同商量，看确定哪一种方案更好？” 其实他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修改方案。他并不希望你立刻接受，而希望你在经过比较之后，自己选择那最佳的方案。你一时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也不急。更不和你争辩。耐心地听你谈完自己的想法，然后婉言劝你再去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他的意见，十之八九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 他的谦恭，常常使我们在他面前，更加心疼他那体弱多病的身体。而在他，那绝非虚伪。那是发自内心里的虔诚。因为他仿佛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右派”，一个确乎有“罪”的人，一个被“改造”着的人，一个不过被临时“利用”一下的人。而这种“利用”，又仿佛对他意味着是一种抬举，一种恩典，一次“赎罪”的小小的机会。他以他的全部虔诚，搭上他那衰弱之极的身体，回报这种抬举，这种恩典，这一次小小的“赎罪”的机会…… 他是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我当年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的第一篇小说《向导》，是在他与我长谈了三次之后才定稿的。 那一次创作学习班上，有个骄傲的小子，和他大吵大嚷，骂他“臭右派，装模作样假充内行”！他一言不发，默默地挨骂。我们大家气坏了，将那小子骗到郊野，狠揍了一顿。 我们都从内心里开始尊敬他。 有天夜里，同屋的一个伙伴醒了，把我们也都捅醒，说：“老杨怎么不咳嗽了？” 在那个年月，我们不能像如今一样，对我们所尊敬的文学界长者称“老师”一样，称他“杨老师”——这样的称呼也会使他自己惊恐的。我们只能叫他“老杨”。 我们都匆匆披上衣服闯入他的屋里——椅子翻在地上，他倒在地上，桌上是稿子，手中是笔…… 他脸色铁灰…… 那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立即将他背往师部卫生院…… 那一次，如若不是我们发现得早，他便死了。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 后来每年一次的创作学习班上，只要他的身体能撑得住，总会前去辅导。像辅导我们那一期学员一样虔诚…… 如今，许多经他辅导过的当年的知青，都走上了文学道路。 一九七五年，我在复旦大学，得知他病故了。 我们离开了北大荒。 他埋在了北大荒。 我是没法儿忘了他的。 一缅怀起他，我对那过去了的历史充满悸怖——它使好人无端变成“罪人”，竟是那么随便！那么轻而易举！并且连同无罪之人的无罪的意识，都一块儿奸污了！ 是以追记此文，寄托我对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的大的哀思！ 克隆一个我 结婚以后，对于做父亲，我心理上一直是挺忄西惶的。说穿了是怕承担起那一份儿责任。因为此前做哥哥，做弟弟，做儿子的责任，早已使我忧患多多。由于我的坚决，妻忍痛割爱。“舍弃”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妻深知我极愿有一个女儿，如今每每口出谴言：“那头胎必是女儿无疑。” 起初只当玩笑，不以为然。后来渐渐地竟有了罪过感。甚至，数次梦见我那“女儿”——一岁多的一个小裸孩儿，亦灵亦拙地朝我爬过来，其声甜甜怨怨地叫我“爸……” 妻知我陷于认真后，劝我：“想开点儿。如果对得起那女儿了，眼前这个大儿子不就不存在了吗？” 话倒是有理，可心内从此平添了一份惆怅。我的罪过感源于这样一种心理——那已然是一个小生命了啊！竟由于我的坚决，我的意志，便没有了出生的权利！我是谁？我是上帝吗？上帝即使真的存在，他漠视生命权利的做法也是该诅咒的啊！那小生命倘若出生，该在这世界上演绎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的意志，对于“她”是“不可抗力”。一个凡夫俗子以仿佛上帝般的“不可抗力”，吾语即出便灭绝了一个一旦出生可以编织童年、少年、青年、老年四篇漫长故事的小生命，难道还不是罪过吗？姑且不论那故事精彩或平庸。事实上，在我看来，人的出生本身即奇迹。我破坏了一个奇迹。它永不能再次发生。我极其憎恶我曾经“上帝”过一次……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儿子的爱深受影响。事实上我做了父亲以后，一直视父亲的责任为我人生最主要的责任之一。 我关心他的心脏是否健康。 也关心他的心灵是否健康。 我希望他将来成为这样一个男人——为人处事有原则。善良，富有同情心。不沾染任何纨绔的习气。 有时电视里播映某部打动人心的专题片，我必将他唤来，命他坐我身旁一道看。当然的，他往往并不情愿，但不敢违抗。他早已领教我此时是相当严厉的。 我欣慰的是，他的老师们都这么评价他：“这孩子特实诚。” 我做人有恪守的原则。 我当然只能按照我以为好的原则要求我的儿子。我希望他在做人的某些方面像我。 我惭愧的是——自从他升入初二以后，我在学习方面一点儿也辅导不了他了。 高一期末考试前，我郑重地对他说：“爸爸已经看到你刻苦用功的状态了，那么分数就顺其自然吧。如果你面对某一科的试卷头脑发蒙，全做不上来，我主张你干脆交白卷。谁也没理由责备自己刻苦用功了的儿子。因为这种责备是可恶的。” 考试前一天儿子睡得极酣。 我也是。 当然，他发挥得也还正常…… 我与儿子 我曾以为自己是缺少父爱情感的男人。 结婚后，我很怕过早负起父亲的责任。因为我太爱安静了。一想到我那十一平方米的家中，响起孩子的哭声，有个三四岁的男孩儿或女孩儿满地爬，我就觉得简直等于受折磨，有点儿毛骨悚然。 妻子初孕，我坚决主张“人流”。为此她备感委屈，大哭一场——那时我刚开始热衷于写作。哭归哭，她妥协了。 妻子第二次怀孕，我郑重地声明：三十五岁之前决不做父亲。她不但委屈而且愤怒了，我们大吵一架——结果是我妥协了。 儿子还没出生，我早说了无穷无尽的抱怨话。倘他在母腹中就知道，说不定会不想出生了。妻临产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惴惴不安，日夜紧张。 那时，妻总在半夜三更觉得要生了。已记不清我们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也记不清半夜三更，我搀扶着她去了几次医院。马路上不见人影，从北影到积水潭医院，一往一返慢慢地小小心心地走，大约三小时。 每次医生都说：“来早了，回家等着吧！” 妻子哭，我急，一块儿哀求。哀求也没用。 始终是那么一句话——“回家等着，没床位。” 有一夜，妻看上去很痛苦，但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她大概因为自己老没个准儿，觉得一次次地折腾我，有点儿对不住我。可我看出的确是“刻不容缓”了——妻已不能走。我用自行车将她推到医院。 医生又训斥我：“怎么这时候才来？你以为这是出门旅行，提前五分钟登上火车就行呀！” 反正你要当父亲了，当然是没理可讲的事了。 总算妻子生产顺利，一个胖墩墩的儿子出世了。 而我是半点儿喜悦也没有的，只感到舒了口气，卸下了一种重负。好比一个人的头被按在水盆里，连呛几口之后，终于抬了起来…… 儿子一回家，便被移交给一位老阿姨了。我和妻住办公室。一转眼就是两年。两年中我没怎么照看过儿子。待他会叫“爸爸”后，我也发自内心地喜爱过他，时时逗他玩一阵。但是从所谓潜意识来讲是很自私的——为着解闷儿。心里总是有种积怨，因为他的出生，使我有家不能归，不得不栖息在办公室。 夏天，我们住的那幢筒子楼，周围环境肮脏。一到晚上，蚊子多得不得了。点蚊香，喷药，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蚊子似乎对蚊香和蚊药有了很强的抵抗力。 有天早晨我回家吃早饭，老阿姨说：“几次叫你买蚊帐，你总拖，你看孩子被叮成什么样了？你真就那么忙？” 我俯身看儿子，见儿子遍身被叮起至少三四十个包，脸肿着。可他还冲我笑，叫“爸……”我正赶写一篇小说，突然我认识到自己太自私了。我抱起儿子落泪了…… 当天我去买了一顶五十多元的尼龙蚊帐。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修晓林初次到我家，没找到我。又到了办公室，才见着我。我挺兴奋地和他谈起我正在构思的一篇小说，他打断我说：“你放下笔，先回家看看你儿子吧，他发高烧呢！” 我一愣，这才想起——我已在办公室废寝忘食地写了两天。两天内吃妻子送来的饭，没回过家门—— 从这些方面讲，我真不是一位好父亲。如今儿子已经五岁了。我也已经三十九岁半了。人们都说儿子是个好儿子。许多人非常喜欢他。我的生活中，已不能没有他了。我欠儿子的责任和义务太多。至今我觉得对儿子很内疚。我觉得我太自私。但正是在那一两年内，我艰难地一步步地向文坛迈进。对儿子的责任和自己的责任，于我，当年确是难以两全之事。 儿子爱画画，我从未指导过他。尽管我也曾爱画画，指导一个五岁多的孩子，那点儿基础还是够用的。 儿子爱下象棋。我给他买了一副象棋，却难得认真陪他“杀一盘”。他常常哀求：“爸爸，和我杀一盘行不行啊？”结果他养成了自己和自己下象棋的习惯。 记得我有一次到幼儿园去接儿子，阿姨对我说：“你还是作家呢，你儿子连‘一’都写不直，回家好好下功夫辅导他吧！” 从那以后，我总算对儿子的作业较为关心。但要辅导他每天写完幼儿园的两页作业，差不多也得占去晚上的两个小时。而我尤视晚上的时间更为宝贵——白天难得安静，读书写作，全指望晚上的时间。 儿子曾有段时间不愿去幼儿园。每天早晨撒娇耍赖，哭哭啼啼，想留在家里。我终于弄明白，原来他不敢在幼儿园做早操。他太自卑，太难为情。以为他的动作，定是极古怪的，定会引起哄笑。 我便答应他，做早操时，到幼儿园去看他。我说话算话。他在院内做操，我在院外做操。有了我的奉陪，他的胆量壮了。 事后我问他：“如果你连当众伸伸胳膊踢踢腿都不敢，将来你还敢干什么？比如看见一个小偷在公共汽车上扒人家腰包，你敢抓住他的手腕吗？” 他沉吟许久，很严肃地回答：“要是小偷没带刀，我就敢。” 我笑了，先有这点儿胆量也行。 我又对他说：“只要你认为你是对的，谁也别怕。什么也别怕！” 我希望我的儿子在这一点将来像我一样。谁知道呢？ 总而言之，我不是位尽职的父亲。儿子天天在长大，今年就该上学了。我深知我对他的责任，将更大了。我要学会做一位好父亲，去掉些自私，少写几篇作品，多在他身上花些精力。归根到底，我的作品，也许都微不足道。但我教育出怎样一个人交给社会，那不仅是我对儿子的责任，也是我对社会的责任。 我不希望他多么有出息——这超出我的努力及我的愿望。 我开始告诉儿子…… 儿子九岁。明年上四年级。 我想，我有责任告诉他一些事情。 其实我早已这样做了。 儿子爱画。于是有朋友送来各种纸。儿子若自认为画得不好，哪怕仅仅画一笔，一张纸便作废了。这使我想起童年时的许多往事。有一天我命他坐在对面，郑重地严肃地告诉他——爸爸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一张这么好的纸。爸爸小时候也爱画。但所用的纸，是到商店去捡回来的，包装过东西的，皱巴巴的纸。裁了。自己订了。便是那样的纸，也舍不得画一笔就作废的。因为并不容易捡到。那一种纸是很黑很粗糙的。铅笔道画上看不清。因为那叫“马粪纸”…… “怎么叫‘马粪纸’呢？……” 于是我给他讲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几乎整整一代共和国的孩子们，都用“马粪纸”。一流大学里的教授们的讲义，也是印在“马粪纸”上的。还有书包，还有文具盒，还有彩色笔……哪一位像我这种年龄的父母，当年不得书包补了又补，文具盒一用几年乃至十几年呢？ …… “爸爸，我拿几毛钱好吗？” “干什么？” “想买一支雪糕吃。” 我同意了。几毛钱就是七毛钱。因为一支雪糕七毛钱。 于是儿子接连每天吃一支雪糕。 有一天我又命他坐在对面，郑重地严肃地告诉他——七毛钱等于爸爸或妈妈每天工资的一半。爸爸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总共吃了还不到三四十支——当然并非雪糕，而是“冰棍”。且是三分钱一支的。舍不得吃五分一支的。更不敢奢望一毛一支的。只能在春游或开运动会时，才认为自己有理由向妈妈要三分钱或六分钱…… 我对儿子进行类似的教育，被友人们碰到过几次。当着我儿子的面，友人们自然是不好说什么的。但背过儿子，皆对我大不以为然。觉得我这样做父亲，未免的煞有介事。甚至挖苦我是借用“忆苦思甜”的方法。 友人们的“批判”，我是极认真地想过的。然而那很过时的，可能被认为相当迂腐的方法，却至今仍在我家里沿用着。也许要一直沿用到儿子长大成人。打算在他干脆将我的话当耳旁风的时候打住。 所幸现今我告诉了他的，竟对他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一次，儿子把作业本拿给我看，虔诚地问：“爸爸，这一页我没撕掉。我贴得好吗？” 那是跟我学的方法——从旧作业本上剪下一条格子，贴在了写错字的一页上。 我是从来舍不得浪费一页稿纸的，尽管是从公家领的。 那一刻我内心里竟十分的激动。情不自禁地抱住他亲了一下。 “爸爸，你为什么哭呀？” 儿子困惑了。 我说：“儿子啊，你学会这样，你不知爸爸多高兴呢！” 我常常想，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拉扯着我们父母的破衣襟，跟着共和国趔趄的步子走过来的。怎么，我们的下一代消费起任何东西时的那种似乎理所当然和毫不吝惜的损弃之风，竟比西方富有之国富有之家的孩子们要甚得多呢？仿佛我们是他们的富有得不得了的爸爸妈妈似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荒诞到这么认为了吗？如果不，我们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一些他们应该知道的事呢？ 我的儿子当然可以用上等的复印纸习画，可以有许多彩色笔，可以不必背补过的书包，可以想吃“紫雪糕”时就吃一支…… 但他必须明白，这一切的确便是所谓“幸福”之一种了！ 我可不希望培养出一个从小似乎什么也不缺少，长大了却认为这世界什么什么都没为他准备齐全，因而只会抱怨乃至憎恶的人。 无忧无虑和基本上无所不缺，既可向将来的社会提供一个起码身心健康的人，也可“造就”成一批少爷。 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再也养不起那么多少爷的。现有的已经够多的了！ 难道不是吗？ 少爷小姐型的一代，是对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报应。而对一个穷国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则简直无异于是报复。 心灵的花园 谁不希望拥有一个小小花园？哪怕是一丈之地呢！若有，当代人定会以木栅围起。那木栅，我想也定会以各人的条件和意愿，摆弄得尽可能的美观。然后在春季撒下花种，或者移栽花秧。于是，企盼着自己喜爱的花儿，日日的生长、吐蕾，在夏季里散紫翻红开成一片。虽在秋季里凋零却并不忧伤。仔细收下了花籽儿，待来年再种，相信花儿能开得更美…… 真的，谁不曾怀有过这样的梦想呢？ 都市寸土千金，地价炒得越来越高。今后将更高。拥有一个小小花园的希望，对寻常之辈不啻是一种奢望，一种梦想。某些副部级以上的干部，而且是老资格的，才可能希望成现实。于是令寻常之人羡眼乜斜。 我想，其实谁都有一个小小花园，谁都是有苗圃之地的，这便是我们的内心世界。人的智力需要开发，人的内心世界也是需要开发的。人和动物的区别，除了众所周知的诸多方面，恐怕还在于人有内心世界。心不过是人的一个重要脏器，而内心世界是一种景观，它是由外部世界不断地作用于内心渐渐形成的。每个人都无比关注自己及至亲至爱之人心脏的健损，以至于稍有微疾便惶惶不可终日。但并非每个人都关注自己及至亲至爱之人的内心世界的阴晴，己所无视，遑论他人？ 我常“侍弄”我心灵的苗圃。身已不健，心倘尤秽，又岂能活得好些？职业的缘故，使我惯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灵予以研究。结论是——心灵，亦即我所言内心世界，是与人的身体健康同样重要的。故保健专家和学者们开口必言的一句话，不仅仅是“身体健康”而且是“身心健康”。 我爱我的儿子梁爽。他小学五年级。这正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开始形成的年龄。我也常教他学会如何“侍弄”他那小小心灵的苗圃。“侍弄”这个词，用在此处是很勉强的，不那么贴切，姑借用之吧！意思无非是——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果自己惰于拂拭，是会浮尘厚积、杂草丛生的。也许有人联系到禅家的一桩“公案”——“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之说的“俗”和“心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说的“彻悟”。 我系俗人，仅能以俗人的观念和方式教子。至于禅家乃至禅祖们的某些玄言，我一向是抱大不恭的轻慢态度的。认为除了诡辩技巧的机智，没什么真的“深奥”。现代人中，我不曾结识过一个内心完全“虚空”的。满口“虚空”，实际上内心物欲充盈、名利不忘的，倒是大有人在。何况我又不想让我的儿子将来出家，做什么云游高僧。故我对儿子首先的教诲是——人的内心世界，或言人的心灵，大概是最容易招惹尘埃、沾染污垢的，“时时勤拂拭”也无济于事。心灵的清洁卫生只能是相对的，好比人的居处的清洁卫生只能是相对的。而根本不拂拭，甚至不高兴别人指出尘埃和污垢，则是大不可取的态度，好比病人讳疾忌医。 一次儿子放学回到家里，进屋就说：“爸爸，今天xx同学的红领巾被老师收去了！” 我问为什么。 儿子回答：“犯错误了呗！把老师气坏了！” 那同学是他好朋友，但却有些日子不到家里来玩了。我依稀记得他讲过，似乎老师要在他们两者之间选拔一名班干部。 我又问：“你高兴？” 他怔怔地瞪着我。 我将他召至跟前，推心置腹地问：“跟爸爸说实话，你是不是因此而高兴？” 他便诚实地回答：“有点儿。” 我说：“你学过一个词，叫‘幸灾乐祸’，你能正确解释这个词吗？” 他说：“别人遭到灾祸时自己心里高兴。” 我说：“对。当然，红领巾被老师收去了，还算不得什么灾。但是，你心里已有了这种‘幸灾乐祸’的根苗，那么你哪一天听说他生病了，住院了，甚至生命有危险了，说不定你内心里也会暗暗地高兴。” 儿子的目光告诉我，他不相信自己会那样。 我又说：“为什么他的红领巾被老师收去了，你会高兴呢？让爸爸替你分析分析，你想一想对不对？——如果你们老师并不打算在你们两个之间选拔一名班干部，你倒未必幸灾乐祸。如果你心里清楚，老师最终选拔的肯定是你，你也未必幸灾乐祸。你之所以幸灾乐祸，是因为自己感到，他和你被选拔的可能性是相等的，甚至他被选拔的可能性更大些。于是你才因为他犯了错误，惹老师生气了而高兴。你觉得，这么一来，他被选拔的可能性缩小，你自己被选拔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你内心里这一种幸灾乐祸的想法，完全是由嫉妒产生的。你看，嫉妒心理多丑恶呀，它竟使人对朋友也幸灾乐祸！” 儿子低下了头。 我接着说：“如果他并没犯错误，而老师最终选拔他当了班干部，你现在幸灾乐祸，就可能变成一种内心里的愤恨了。那就叫嫉妒的愤恨。人心里一旦怀有这一种嫉妒的愤恨，就会进一步干出不计后果，危害别人危害社会的事，最后就只有自食恶果。一切怀有嫉妒的愤恨的人，最终只有那样一个下场……” 接着我给他讲了两件事——有两个女孩儿，她们原本是好朋友，又都是从小学芭蕾的。一次，老师要从她们两人中间选一个主角。其中一个，认为肯定是自己，应该是自己，可老师偏偏选了另一个。于是，她就在演出的头一天晚上，将她好朋友的舞裙，剪成了一片片。另外有两个女孩儿，是一对小杂技演员。一个是“尖子”，也就是被托举起来的。另一个是“底座”，也就是将对方托举起来的。她们的演出几乎场场获得热烈的掌声。可那个“底座”不知为什么，内心里怀上了嫉妒，总是莫名其妙地觉得，掌声是为“尖子”一个人鼓的。她觉得不公平。日复一日的，那一种暗暗的嫉妒，就变成了嫉妒的愤恨。她总是盼望着她的“尖子”出点儿什么不幸才好。终于有一天，她故意失手，制造了一场不幸，使她的“尖子”在演出时当场摔成重伤…… 最后我对儿子讲，如果那两个因嫉妒而干伤害别人之事的女孩儿，不是小孩儿是大人，那么她们的行为就是犯罪行为了…… 儿子问：“大人也嫉妒吗？” 我说大人尤其嫉妒。一旦嫉妒起来尤其厉害。甚至会因嫉妒杀人放火干种种坏事。也有因嫉妒太久，又没机会对被嫉妒的人下手而自杀的…… 我说，凡那样的大人，皆因从小的时候开始，就让嫉妒这颗种子，在心灵里深深扎了根。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是花园，不是苗圃，而是荆棘密布的乱石岗…… 儿子问：“爸爸你也嫉妒过吗？” 我说我当然也嫉妒过，直到现在还时常嫉妒比自己幸运的某方面比自己优越比自己强的人。我说人嫉妒人是没有办法的事。从伟大的人到普通的人，都有嫉妒之心。没产生过嫉妒心的人是根本没有的。 儿子问：“那怎么办呢？” 我说，第一，要明白嫉妒是丑恶的，是邪恶的。嫉妒和羡慕还不一样。羡慕一般不产生危害性，而嫉妒是对他人和社会具有危害性和危险性的。第二，要明白，不可能一切所谓好事，好的机会，都会理所当然地降临在你自己头上。当降临在别人头上时，你应对自己说，我的机会和幸运可能在下一次。而且，有些事情并不重要。比如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当上当不上班干部，并不说明什么。好好学习，才是首要的…… 儿子虽然只有十一岁，但我经常同他谈心灵。不是什么谈心，而是谈心灵问题。谈嫉妒，谈仇恨，谈自卑，谈虚荣，谈善良，谈友情，谈正直，谈宽容…… 不要以为那都是些大人们的话题。十一岁的孩子能懂这些方面的道理了。该懂了。而且，从我儿子，我认为，他们也很希望懂。我认为，这一切和人的内心世界有关的现象，将来也必和一个人的幸福与否有关。我愿我的儿子将来幸福，所以我提前告诉他这些…… 邻居们都很喜欢我的儿子，认为他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同学们跟他也都很友好，觉得和他在一起高兴，愉快。 我因此而高兴，而愉快。 我知道，一个心灵的小花园，“侍弄”得开始美好起来了…… 体恤儿子 现在，儿子是一点儿良好的自我感觉也没有了。稍微的一点儿也没有了。起码我这个父亲是这么看他的。 由小学生到中学生，他已算颇经历了一些事，或直白点是一些挫折。在学业竞争中呛了几次水，品咂了几次苦涩。 儿子自小就受到邻居的喜爱。“干妈”不少。“干妈”们认他这个“干儿子”，绝非冲着我认的。一个写作者的儿子没有什么稀罕的。在人际关系中对谁都不可能有实际的帮助。犯不着走“干儿子”路线，迂回巴结。当然也绝非冲着他亲妈认的。他亲妈我的“内人”乃工人阶级之一员，更是谁都犯不着讨好的。别人们喜爱他，纯粹是因为他自己有招人喜爱之处。长得招人喜爱，虎头虎脑，一副憨样儿。性情招人喜爱，不顽不闹，循规蹈矩，胆子还有些小，内向又文静。 在小学六年里，他由“一道杠”而“两道杠”，由小组长而班委，连续三年是“三好生”。这方面那方面，获奖获了不少。而优于我的一点是，“群众关系”极佳。同学们都乐于跟他交朋友。小学中的儿子，是班里的一个小“首领”，不是靠了争强好胜，而是靠了随和亲善。 六年级下学期，他顶在乎的一件事，便是能否评上“三好生”了。评上了，据他自己讲，就可以被“保送”了。然而儿子小学的最后一次考试，亦即毕业考试，却并没有考好。在我印象中，似乎数学九十六分，语文八十五分，平均九十点五分。结果可想而知，他在全班的名次排到了第二十几名。儿子终于意识到，“保送”是绝无希望了！ “但是我们老师说，一百二十三中也不错！以后可能升格为区重点中学呢！” 他这么安慰他自己。也希望他的父亲能从这番话中获得安慰。 我当然有些沮丧。但主要是替他感到的。 我说：“儿子，好学生不只出在重点中学里。你能自己往开了想，这一点爸爸赞成。” 在我印象中，一百二十三中是我们那一市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所中学。 然而儿子连这一所中学也没去成。 两天后他回到家里，表情从来没有过的那么抑郁。 他说：“爸，老师说去一百二十三中的同学，名次必须在二十名以前。” 我说：“那，你如果连一百二十三中也去不成的话，能去哪一所中学呢？” “老师悄悄告诉我，推荐我去北医大附中。”听来倒好像老师格外惠顾着他似的。而北医大附中，据我想来，已属“最后的退却”了。 我问：“你们老师不是说，考卷要发给家长们看看的吗？”——我这么问，是因为我凭着大人的社会经验，开始起了些疑心的。 “又不发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你自己怎么想？” “我……怎么想也没用了……” 我说：“儿子，听着。如果你希望进一所较好的中学，爸爸是可以试着办一办的。只不过太违反爸爸的性格。但爸爸从来没给你开过一次家长会，觉得很愧疚，也是肯在你感到需要时……” “爸你别说了！我不怪你。我去北医大附中就是了。” 看得出，儿子是不愿使我这个“老爸”做什么违心求人之事的。 然而儿子连北医大附中也没去成。 第二天他接到同学打来的一个电话后，伤心地哭了。 他被分到了一所仿佛是全市最差的中学。 我说：“别哭，也许是不一定的事儿呢！” 发榜那一天，结果却正是那么一回事儿。只不过他拿回了小学的最后一份“三好学生”证书。 于是该轮到我安慰他了。 我说：“哪怕最差的中学，只要学生自己努力，也是有可能考上最好的高中的。你难道没有信心做一名这样的中学生？” 他流着泪说：“有的……” 于是开学那一天，我亲自送他去报到…… 但是他的“干妈”们，和一直关心着他升学去向的我的朋友们，获知消息后，一个个都感到十分意外了，纷纷登门了——有的严厉地批评我对子女之不负责任，有的“见义勇为”地向儿子保证着什么…… 在正式开学的第三天，儿子转入了一所重点中学——这是我根本没有能力扭转，也不知究竟该怎么去办的事。全靠别人们的热心…… 如今，上了重点中学的儿子，仅仅一年，性情彻底变了，也成了家中最没有“业余时间”的成员——早晨我还在梦乡之中，他就已经离开家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了。晚上，妻子都已经下班了，儿子往往还没回到家里。一回到家里，就一头扎入他自己的小房间，将门关起来。吃过晚饭，搁下饭碗就又回到他的小房间…… 有一次我问他：“在同学中有新朋友了吗？” 他摇头，摇过头说：“都只顾学习。谁跟谁都没时间建立友谊。” 倒是他小学的同学们，星期天还常一伙一伙地来找他玩儿。瞧这些个小学的学友们在一起那股子亲密劲儿，我真从内心里替孩子们感到忧伤——缺乏友谊，缺少愉悦的时光，整天满脑子是分数、名次和来自于家长及学校双方的压力。这样的少年阶段，将来怕是连点儿值得回忆的内容都没了吧？几分之差，往往便意味着名次排列上前后的悬殊。所以为了几分乃至一分半分，他们彼此间的竞争态势，绝不比商人们在商场上的竞争性缓和…… 由我的儿子，我也很是体恤中国当代的所有上了中学的孩子们。他们小小年纪，也许是活得最累的一部分中国人了…… 父亲的遗物 我站在椅上打开吊柜寻找东西，蓦地看见角落里那一只手拎包。它是黑色的，革的，很旧的。拉锁已经拉不严了，有的地方已经破了。虽然在吊柜里，竟也还是落了一层灰尘。 我呆呆站在椅上看着它，像一条走失了多日又终于嗅着熟悉的气味儿回到了家里的小狗看着主人…… 那是父亲生前用的手拎包啊！ 父亲病故十余年了，手拎包在吊柜的那一个角落也放了十余年了。有时我会想到它在那儿。如同一个读书人有时会想到对自己影响特别大的某一部书在书架的第几排。更多的日子里更多的时候，我会忘记它在那儿。忘记自己曾经是儿子的种种体会…… 十余年中，我不只一次地打开过吊柜，也不只一次地看见过父亲的手拎包。但是却从没把它取下过。事实上我怕被它引起思父的感伤。从少年时期至青年时期至现在，我几乎一向处在多愁善感的心态中。我觉得我这个人被那一种心态实在缠绕得太久了。我怕陷入不可名状的亲情的回忆。我承认我每有逃避的企图…… 然而这一次我的手却不禁地向父亲的遗物伸了过去。近年来我内心里常涌起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倾诉愿望。但是我却不愿被任何人看出我其实也有此愿。这一种封闭在内心里的愿望，那一时刻使我对父亲的遗物备觉亲切。尽管我知道那即使不是父亲的遗物而是父亲本人仍活着，我也断不会向父亲倾诉我人生的疲惫感。 我的手伸出又缩回，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把手拎包取了下来…… 我并没打开它。 我认真仔细地把灰尘擦尽，转而腾出衣橱的一格，将它放入衣橱里了。我那么做时心情很内疚。因为那手拎包作为父亲的遗物，早就该放在一处更适当的地方。而十余年中，它却一直被放在吊柜的一角。那绝不是该放一位父亲的遗物的地方。一个对自己父亲感情很深的儿子，也是不该让自己父亲的遗物落满了灰尘的啊！ 我不必打开它，也知里面装的什么——一把刮胡刀。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父亲用那一把刮胡刀刮胡子。父亲的络腮胡子很重，刮时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父亲死前，刮胡刀的刀刃已被用窄了，大约只有原先的一半那么宽了。因为父亲的胡子硬，每用一次，必磨一次。父亲的胡子又长得快，一个月刮五六次，磨五六次，四十几年的岁月里，刀刃自然耗损明显。如今，连一些理发店里，也用起安全刀片来了。父亲那一把刮胡刀，接近于文物了…… 手拎包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牛皮套，其内是父亲的印章。父亲一辈子只刻过那么一枚印章——木质的，比我用的钢笔的笔身粗不到哪儿去。父亲一生离不开那印章。是工人时每月领工资要用，退休后每三个月寄来一次退休金，六十余元，一年仅用数次…… 一对玉石健身球。是我花五十元为父亲买的。父亲听我说是玉石的，虽然我强调我只花了五十元，父亲还是觉得那一对健身球特别宝贵似的。他只偶尔转在手里，之后立刻归放盒中。其中一只被他孙子小时候非要去玩，结果掉在阳台的水泥地摔裂了一条纹…… 父亲当时心疼得直跺脚，连说：“哎呀，哎呀，你呀，你呀！真败家，这是玉石的你知道不知道哇！……” 再有，就是父亲身证的影印件了。原件在办理死亡证明时被收缴注销了。我预先影印了，留做纪念。手拎包的里面儿，还有一层。那拉锁是好的。影印件就在夹层里。 除了以上东西，父亲这一位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再就没留下什么遗物了。仅有的这几件遗物中，健身球还是他的儿子给他买的。 手拎包的拉锁，父亲生前曾打算换过。但那要花三元多钱。花钱方面仔细了一辈子的父亲舍不得花三元多钱。父亲曾试图自己换，结果发现皮革已有些糟了，“咬”不住线了，自己没换成。我曾给过父亲一只开什么会发的真皮的手拎包。父亲却将那真皮的手拎包收起来了，舍不得用。他生前竟没往那真皮的手拎包里装过任何东西…… 他那只旧拎包夹层的拉锁却是好的。既然仍是好的，父亲就格外在意地保养它，方法是经常为它打蜡。父亲还往拉锁上安了一个纽扣那么大的小锁。因为那夹层里放过对父亲来说极重要的东西——有六千元整的存折。那是父亲一生的积攒。他常说是为他的孙子我的儿子积攒的…… 父亲逝前一个月，我为父亲买了六七盒“蛋白注射液”，大约用了近三千元钱。我明知那绝不能治愈父亲的癌症，仅为我自己获得到一点儿做儿子的心理安慰罢了。父亲那一天状态很好，目光特别温柔地望着我笑了。 可母亲走到了父亲的病床边，满脸忧愁地说：“你有多少钱啊？买这种药能报销吗？你想把你那点儿稿费都花光呀？你们一家三口以后不过了呀？……” 当时，已为父亲花了一万多元，父亲单位的效益不好，还一分钱也没给报销。母亲是知道这一点的。在已无药可医的丈夫和她的儿子之间，尤其当母亲看出我这个儿子似乎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延缓父亲的生命时，她的一种很大的忧虑便开始转向我这一方面了…… 当我捧着药给父亲看，告诉父亲那药对治好父亲的病疗效多么显著时，却听母亲从旁说出那种话，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仰躺着已瘦得虚脱了的父亲低声说：“如果我得的是治不好的病，就听你妈的话，别浪费钱了……” 沉默片刻，又说：“儿子，我不怕死。” 再听了父亲的话，我心凄然。 那药是我求人写了条子，骑自行车到很远的医院去买回来的呀！进门后脸上的汗还没来得及擦一下呀…… 结果我在父亲的病床边向母亲大声嚷嚷了起来…… “妈妈，你再说这种话，最好回哈尔滨算了！……” 我甚至对母亲说出了如此伤她老人家心的冷言冷语…… 母亲是那么的忍辱负重。她默默地听我大声嚷嚷，一言不发。 而我却觉得自己的孝心被破坏了，还哭了…… 母亲听我宣泄够了，离开了家，直至半夜十一点多才回家。如今想来，母亲也肯定是在外边的什么地方默默哭过的…… 哦，上帝，上帝，我真该死啊！当时我为什么不能以感动的心情去理解老母亲的话呢？我伤母亲的心竟怎么那么的近于冷酷呀？！ 一个月后，父亲去世了；母亲回哈尔滨了…… 心里总想着应向母亲认错，可直至母亲也去世了，认错的话竟没机会对母亲说过…… 母亲留下的遗物就更少了。我选了一条围脖和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围脖当年的冬季我一直围着，企图借以重温母子亲情。半导体收音机是我为母亲买的，现在给哥哥带到北京的精神病院去了。他也不听。我想哪次我去看他，要带回来，保存着。 我写字的房间里，挂着父亲的遗像——一位面容慈祥的美须老人；书架上摆着父亲和我们兄弟四人一个妹妹青少年时期的合影，都穿着棉衣。 我们一家竟没有一张“全家福”。 在哈尔滨市的四弟家里，有我们年龄更小时与母亲的合影。那是夏季的合影。那时母亲才四十来岁，看上去还挺年轻…… 父亲在世时，常对我儿子说：“你呀，你呀，几辈子人的福，全让你一个人享着了！” 现在上了高三的儿子，却从不认为他幸福。面临高考竞争的心理压力，使儿子过早地体会了人生的疲惫…… 现在，我自己竟每每想到死这个字了。 我也不怕死。 只是觉得，还有些亲情责任未尽周全。 我是根本不相信另一个世界之存在的。 但有时也孩子气地想：倘若有冥间，那么岂不就省了投胎转世的麻烦，直接地又可以去做父母的儿子了吗？ 那么我将再也不会伤父母的心了。 在我们这个阳世没尽到的孝，我就有机会在阴间弥补遗憾了。 阴间一定有些早夭的孩子，那么我愿在阴间做他们的老师。阴间一定没有升学竞争吧？那么孩子们和我双方的教与学一定是轻松快乐的。 我希望父亲做一名老校工。 我相信父亲一定会做得非常敬业。 我希望母亲为那阴间的学校养群鸡。母亲爱养鸡。我希望阴间的孩子们天天都有鸡蛋吃。 这想法其实并不使我悲观。恰恰相反，常使我感觉到某种乐观的呼唤。 故我又每每孩子气地在心里说：爸爸，妈妈，耐心等我…… 给儿子的留言 儿子： 你今天放学，爸爸已回哈市了。在你期末考试前，不知能否回来。因为四叔昨天夜里突然从哈市打电话告诉奶奶病了，正于医院抢救中……当时你睡了，爸爸没告诉你。 你无法完全理解爸爸对奶奶的亲情。这亲情中包含着太多太多儿子对母亲的内疚。等我从哈市回来再讲给你听——爸爸有一种极不祥的预感，可能爸爸此一去，将永远失去爸爸的妈妈了。写到这儿，眼泪在爸爸眼里转…… 但爸爸给你留言，主要是关于你对考试的态度嘱咐你几句——当了爸爸妈妈的中年男人女人几乎都这样，一颗心分几瓣儿。主要的两瓣儿给儿女，给自己的爸妈。所谓“上有老，下有小”。你将来也会人到中年，那时你也会有深切的体会…… 我认为——你已经努力学习了。这爸爸看到了，妈妈也看到了。所以，无论你此次考得多么差，爸爸妈妈都不会埋怨你的。因为你已经尽到了自己是学生的义务，已经表现出了自己对自己的责任心。爸爸妈妈因某一次考试的失利而埋怨你这样一个儿子是错误的，对儿子也是极不公平的。 考试——能否正常发挥自己的学习水平很重要。所谓正常，其实就是尽量做到凡自己会的，能答对的，不丢太多的分。甚至不丢分。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考场是一种氛围特殊的“场”。在规定时间内，面对那么多考卷，难免心里紧张。一紧张，每每会的，也似乎不会了。一道难题卡住，纠缠过久，时间不允许；干脆放弃，丢分又太多。以为对于别的同学根本不算难题，自己觉得难，乃因自己太笨。于考场的氛围中这么一想，先自气馁，于是自信崩溃…… 以上种种，皆考场紧张的心理原因。一半源自于外界，比如以前没考好，爸爸妈妈曾给脸色看。一半源自于内心，怕在同学中太失面子。 爸爸妈妈以前确因你没考好曾给你脸色看过。但那时的你太贪玩，学习缺乏上进心。现在你不是改变了吗？你既改变了，爸爸妈妈对你考试成绩的态度，不是也改变了吗？ 好固可喜，差亦欣然——这就是爸爸妈妈的态度。我保证，首先绝对是爸爸对你考试成绩的真实不相欺的态度。 丘吉尔也曾是中学的成绩差生。 巴尔扎克还是中学的厌学生。 中国的教育体制有问题，这是你们这几代学生所面对的现实；你们必须顺应这有问题的教育体制，这是你们这几代学生所面对的另一现实。 两种现实加起来，严重影响你们的人生。但再严重，也仅仅是影响而已。断不会是裁定。目前中国求知识的途径正多起来。别的途径也是可以成才，并进而推动人生的。 这么一想，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又怎么样？高考落榜又怎么样？——是遗憾，但绝非人生的深渊。 总之我是在指出——爸爸妈妈能正确对待了，你自己反而不太能正确对待了似的。否则你为什么临考前总失眠呢？为什么仅仅一科失利，就阴云满面呢？ 想想那些参加奥运会的各国运动员们吧！四年一赛，有人苦练四年，只为一搏。也有人一搏失利，由于年龄原因，以后再无搏的时机，那他们不活了吗？ 要学他们面对挫折的心理承受力。 除了心理要调整，“战术”上也要调整。 爸爸给你的建议是——不在难题上纠缠太久。看了两遍还没找到解题的良好感觉，干脆绕过。将会的题易的题全解完，回过头来再“攻克”。倘已没时间，拉倒。总之，一味只管做下去，遇难题就绕行。先将有把握的分数拿下再说。 高考前的一切考试，不过是“热身”式的考试。意义在于经验的积累和教训的总结。 考数学前一天，不必再苦苦钻研。干脆放松，连书也不翻。倒是应该静下心来，回想一下——自己以往所遇难题，有几种类型？解题和思路有什么规律性？其题可变异为另外的哪几种类型？如何看出特征，识别其变异？ 考语文前一天仍需看看书。还有外语。两门是须强记的学科。多记一点儿，便有多获几分的可能。作文勿跑题。不求事例新，但求事例准，较严格地符合题义。 倘或“出师不利”——第一天没考好，哪怕两门都没考好，也不要沮丧。 只不过是高二第一学期，说明不了什么根本问题。 临行匆匆，留言仓促，倘不认为是多此一举，则父望记。 儿子，请在内心里替奶奶祈祷几次！ 爸爸 关于罐头的记忆 不知“罐头”一词究竟是外语的直译，或中国百姓的惯说。每每视其而想，“罐”字似乎有些道理，后边连着“头”字却又是何意呢？百思不得其解。 我大约已有十年左右没吃过罐头了。确切地说，是没吃过自己花钱买的罐头。当然不是舍不得自己花钱买了吃。如今罐头实在是很便宜，瓶装的才四五元，和一个半大不小的西瓜等价。生活不是特别困难的人家，买几听罐头吃绝对不算奢侈。当然也不是吃够了，事实上我活到如今没吃过几次罐头。 有时开什么会或参加什么活动吃公饭，饭桌上往往有一盘罐头水果。或梨、或桃、或荔枝、或菠萝什么的。众人离开餐桌时，那一盘罐头水果，又往往并没明显地减少。有人可能吃了一口，有人可能都懒得向那盘中伸筷子或勺子。我属于后一种人。正是在那样的时候，便不禁地浮想联翩起来了。 逢年过节，客人登门，配衬着些小礼物，总有一两听罐头。客人一走，则就放入冰箱保存。而这一放，也许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忘了打开吃。终于某一天清理冰箱取出来，于是免不了大发指责。指责当然首先是冲妻子的。 “怎么回事？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吃？以为放在冰箱里就不会坏吗？在冰箱里放久了照样会坏的！这么点儿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吗？放坏了不是一种浪费吗？” 妻子则就会说：“那你吃啊！快打开吃！吃了就不必再往冰箱里放嘛！还省得占地方呢！” “我吃就我吃！” 话一出口，自己听着也觉得不太对味儿。仿佛体现着一种“见危险就上”的大无畏精神似的。 家庭中出现了危险，勇于舍己的当然应是丈夫应是父亲。可这不是危险啊！这是吃罐头啊！ 怎么的，吃罐头之对于中国人，竟成了这样的事了呢？仿佛还需要“战前动员”似的。 心里这么想着，就打开了。倒在碗里，自己先吃。有那么点儿以身作则的意味。 吃了点儿，喝了一口汁，觉得和记忆中的罐头的好吃简直没法比。明知自己一个人无论如何是吃不完的，于是分在三碗里。 “哎，你也得吃！” 这话是对妻子说的。 “还有你，别以为没你的事儿！” 这话是对儿子说的。 嘴上这么说着，自己听着，越发地觉得不像话了。好像在分派给妻儿极不情愿的“任务”。 妻子说：“先放那儿吧！没见我这会儿正忙着清理冰箱吗？” “一会儿别忘了吃啊！” 与其说是叮嘱，莫如说是威告。 儿子说：“我不吃。” 态度是那么的干脆。 “你不吃？凭什么你不吃？” “爸你这是什么话啊？什么叫凭什么啊？” “好，算我表达有误。那就不问你凭什么，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不吃？” “不为什么。不想吃而已。” “不想吃？还……还而已？！难道罐头不好吃吗？” “我也没说不好吃啊！” “没说不好吃，那就等于承认，罐头其实是一种好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而不想吃，就得说出个理由来！” “说理由就说理由，我胃疼。” “胃疼？撒谎！早不胃疼晚不胃疼，让你吃一小碗罐头就开始胃疼了？胃疼也得吃！吃罐头治胃疼！” 妻子从旁听不下去了，帮儿子解围：“你也太专制了吧！儿子已经说了他胃疼，你干吗还非逼他吃凉罐头？你也甭逼他，我替儿子吃！真是的，不就是一小碗罐头吗？” 听那口吻，大有舍身代罚的意味。 不愿惹得妻儿都不愉快，于是不再说什么，默默吃自己那一小碗。 心中不禁地又浮想联翩…… 待吃光了自己那一小碗，妻子也关上了清理后的冰箱。 我搭讪着说：“同志，我已经吃完了，你也得吃完啊！包括儿子的一份儿！” “去去去，别啰嗦！我什么时候吃，是我的事儿，不必你管。” 妻子洗了手，径自看电视去了。 可自己的心思，还在那两小碗罐头内容上。见妻子看电视看得那么的专注，一副根本没有“使命感”的模样，于是端了一小碗，凑将过去，尽量以亲爱的口吻说：“我替你端来了，一边看一边吃，怎么样？啊？” 妻子吃了两口，起身离开。随在妻身后“监视”着，见她将两碗罐头内容并为一碗，又放进了冰箱。 于是好言批评：“你看你，都打开了，倒出来了，不吃完，仍往冰箱里放，你不是成心要放坏吗？……” “那，我现在吃不下去怎么办？是罪？该杀？……” 于是自己一赌气，从冰箱捧出，捧着闷坐一旁，暗暗发誓非吃个一干二净不可。 的确吃了个一干二净。 但是第二天自己的肠胃就闹起病来…… 妻子非是富家女。全世界的富有人家并不整天价吃水果罐头，这是谁都知道的。因而妻子不存在是否吃伤的问题。自从她成为我的妻子，似乎只买过几次水果罐头。儿子小时候，我是为他买过几次罐头的。有数的几次。最多不超过五次。他一上到小学，就再也不爱吃水果罐头了。 一切的罐头都是西方人发明的。最先是军用食品的一种。后来才普及于市民。水果罐头又只不过是水果保存的方式。在西方，富人当然不吃水果罐头，而吃应季鲜果。水果罐头是大众食品。是专供百姓吃的。 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得较快。显著的提高体现在吃一方面。市场规律刺激了果农的积极性。所以近年来中国市场上瓜果梨桃供应极为丰富。有时甚至呈现过剩趋势。而且价格一年比一年便宜。即使按照低工资的消费水平比照，中国也几乎是寻常果类售价最便宜的国家。以北京为例，除了荔枝、桂圆、芒果、猕猴桃等南方果类的售价平民百姓轻易不敢问津，苹果、梨、桃、杏、菠萝、葡萄等，通常价几乎与菜蔬相等。自然的，水果罐头便不怎么受待见了。如今，连城里人送礼，也不再考虑水果罐头了。水果罐头的身价一贬再贬，只农村和小乡镇还沿袭着以水果罐头作为礼品相送的人情遗风。据我所知，全国的水果罐头厂，经济效益皆不景气。 在我小的时候，水果罐头却是平民百姓家的孩子稀见之物。 小学六年级，我才知道世界上有水果罐头这一种东西。 当年一名同学正与另几名同学大谈水果罐头如何好吃，我走过去听了一耳朵，只听清了“罐头”二字，便从旁插言道：“那谁没吃过？也不像你说的那么好吃呀！” 那同学相讥道：“就你们家那么穷，你会吃过罐头？鬼才信呢！” 我比划着说：“我当然吃过一次的！不就比月饼大一圈儿吗？很硬很硬的。白面烙的，细嚼怪香的！” 他说：“哈！哈！你吹牛吧？那叫罐头吗？那叫‘杠头’！‘杠头’不过是一种干粮！水果罐头，那是把水果削了皮，切成块儿，放进一个铁罐子里，再加上糖水，然后把铁罐子封上。你吃过的吗？你吃过的吗？……” 我说：“你才吹牛呢！把水果削了皮，剔了核，切成了块儿，却不吃，反而要装进铁罐儿里，还要封上盖儿，那是干什么嘛！那不是精神病吗？” 于是我们彼此攻击。 另外的同学们，只有一两个见过罐头的，便都站在事实一边儿，竭力支持他说世上有罐头这一种东西。其余的同学和我一样，不但从未见过，而且从未听说过，就像从未听说过巧克力、麦乳精、乐口福、冰淇淋一样，当然盲目而又自信地站在我一边儿，异口同声地冲着那个吃过罐头的同学嚷：“精神病！精神病！” 几天后，在校门外，在刚刚放学的时候，那名吃过罐头的同学和几天前支持过他的同学拦住了我。 他说：“你不是不相信世界上有罐头吗？来，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罐头！” 他将我引到一处僻静的地方，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听罐头——后来我知道，因他父亲是飞行员，所以他才有幸能吃上罐头。那是一种筒装啤酒一样的铁皮罐头。盖儿上有环，一拉盖儿便彻底翻开…… 于是他和那几个支持过他的同学当着我的面儿轮番喝罐头汁。接着又轮番用手指夹出果块津津有味地吃…… 后来他说：“还有呢！”——示意他们中个子最高的同学，将罐头放在了人家院子的柱顶上。 望着他们走远，我扬头看那“高高在上”的罐头。我心里对自己说，你可要有点儿志气，脚步却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我踮着脚，伸长一只手臂，却怎么也够不到柱子顶上那听罐头。但同学们喝时吃时故作出的夸张表情，惹得我真馋啊！我四下里找了几块碎砖头，摞起来，一只脚站上去才将那罐头够在手里。偏巧那人家里有人出屋，在院里大喝一声：“干什么？！”我一慌，摔了个屁蹲儿。手里仍拿着那听罐头…… 院子里的人并没出院子，又回到屋里去了。 站起来，低头看罐头，见里面其实空空如也。 当然很沮丧，但也非常不甘心，举起空罐头盒子仰起头张大嘴耐心地承接着。许久，终于有一滴特别甜特别甜的汁滴落口中。 那是我长到十三四岁从未品咂过的一种甜。它仿佛将我的嘴都甜得“麻木”了。仿佛在我胃里顿时溶解为一片，并经过胃渐渐渗入到我周身的血管里。好比世界上一块含糖量最高的冰糖渐渐溶解在一杯凉水里一样…… 如今回想起来，用“天上甘露”来形容绝不算夸张。 忽然我听到一阵大笑。一转身，见一堵墙后，闪现出了那几个同学的身影。 我羞愧难当，丢了空罐头盒，拔腿便跑…… 从那以后，“罐头”两个字，便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里。 我开始常在梦中梦见罐头，如常在梦中梦见新书包…… 老百姓家的孩子，只有在生病时，才可能吃到自己很馋而平时又吃不到的东西。比如煎鸡蛋、面条、一个苹果一只梨什么的…… 我因馋罐头而巴望自己生一场大病。 不久我真的病了。不过不是什么大病，是由于中耳炎引起的高烧。 老百姓家的母亲们，在这种时候问病了的小儿女们的话照例是——“孩子，想吃点儿什么呀？” 我鼓足勇气，犹犹豫豫地说：“妈，我想吃罐头。” 母亲愣了愣，问站在一旁的哥哥：“他说他想吃什么？” 哥哥替我回答了一遍：“妈，二弟说他想吃罐头。” 母亲又是一阵发愣，之后将哥哥扯到外间屋去。 我听到母亲在外间屋悄悄地说：“这老二，想吃什么不好，怎么偏偏想起吃罐头来了呢？他从哪儿听说罐头好吃的呢？以为咱们是什么人家了啊！” 而哥哥悄声地说：“妈，就给我二弟买听罐头吃吧。吃罐头有利于退烧呢！” 母亲低声训斥道：“住嘴，别胡说！”——片刻后又问：“一听罐头得多少钱？” 哥哥说一听罐头九角多。 “九角多？那么贵？够三四天的菜钱了！你就说哪儿哪儿都没买到罐头，给你二弟买两根冰棍儿就行了。冰棍儿更有利于退烧……” 接着，母亲回到里间屋，俯下身，充满爱意地注视着我说：“我让你哥给你买罐头去了！” 我羞愧地说：“妈，其实我也不怎么想吃罐头，随口说说的，你别那么当真。” 母亲却说：“一听罐头，妈还是舍得买给你吃的……” 母亲离开后，弟弟妹妹们围了过来，一个个咽着口水问我，罐头究竟是种什么东西，怎么个好吃法儿…… 而我，不禁地，就流泪了——因自己的过分高的要求，也因母亲那份儿兑现不起的母爱…… 第二年，父亲从大西北回来探家了。我从他的背包翻出了两个“赤身裸体”，没有任何纸包装的铁皮罐儿。眼睛一亮，心想那必是罐头无疑了。一问父亲，果然是。父亲说，那是他用一双劳保鞋和几双劳保手套在列车上与人换的。说为的是春节饭桌上能多道稀罕的菜。我问里边是什么？父亲说他也不知道。我说你与人交换时怎么不问问啊。父亲说，列车上许多人都争着用不能吃的东西换能吃的东西，自己挤上前换到手就谢天谢地了，哪儿还顾得上问啊！…… “三十儿”晚上，父亲亲自开罐头。父亲不慎将手指划了个大口子，流血不止。母亲替父亲包扎手指之际，我将两听罐头分别倒在两个盘子里…… 第一个盘子里出现的是没削皮的大红萝卜块儿；第二个盘子里出现的也是同样的东西。由于做罐头的铁皮不过关，由于过期，倒出的汁液浮着一层铁锈，变质的红萝卜块儿发出一股怪味儿。 它们根本就不能吃了…… 我下乡后，连队的小卖部就有罐头卖。但我哪里舍得买了吃呢？“够三四天的菜钱了！”看见罐头，母亲当年的话便在我耳边响起。我宁愿自己永远也不吃罐头，为在城市里过贫穷日子的母亲和弟弟妹妹省下三四天菜钱…… 但是我当班长时，班里的战士病了，我每每为他们买罐头。连队小卖部里除了罐头，也再无别的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买…… 当小学教员时，学生病了，我也为学生们买过罐头…… 每次探家，我去精神病院探视考上了大学而又因家境贫困读不起大学所以精神失常的哥哥，总是要拎上几听罐头…… 怀着感激去到那些帮助过我家以及帮助过我的好心人家里作礼节性的走动时，罐头往往也是必买的东西之一种…… 一九七四年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回老连队去向知青战友们告别。他们在大宿舍里为我“饯行”。几只饭盒摆在一起时，有一个战友看一看说：“怎么觉得少点儿什么呢？哎，你们看还少点儿什么？” 我一言不发，默默起身去了小卖部，将每种罐头都买了一听。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第一次吃罐头。而且是吃自己买的罐头。我只象征性地吃了几口，不知为什么，竟没感到特别好吃…… 大学毕业五年后，我成家了。我的工资五十元多一点点。妻的工资高我几元。有了儿子后，开销增加了，我们必得“勤俭持家”。 于是我在夏季西红柿便宜时，向邻居们学做西红柿“罐头”。那是“土法上马”的“制作”。诚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毛泽东当年的“最高指示”。做法说麻烦也麻烦，说简单也简单——将些葡萄糖瓶子水煮消毒，将西红柿洗净，切成条，由瓶口塞入瓶中，再加入糖醋，然后放在蒸锅里蒸。最后塞严橡皮瓶塞，再用塑料薄膜扎紧瓶口，摆放在阴凉处即可…… 有一年夏季我做了二十几瓶。冬季吃不了，送给别人家。甚至也送给岳父母家。接受的人享用后，都说很好吃…… 然而我却极少吃自己亲手做的罐头。天生吃不来一切罐头化了的水果或其他食品。在这一点上，我这个贫穷之家出身的人，又似乎显得太矫情了。 可当年落入口中那一滴罐头汁，为什么就特别特别的甘甜呢？个中缘由，我没细想过，自己也说不大清。 如今，在任何一家副食商店，罐头的专柜，大抵琳琅满目。品种之多，包装之美，非常吸引人的目光。 我喜欢站在罐头专柜前欣赏地看，但决不会买。 有时，竟会由欣赏而陷入浪漫的遐想，希望自己是一位神仙，口中暗念咒语，轻轻一挥手，将全中国大小商店里的，仓库里的，以及大小罐头厂里正在生产着的各种各样的罐头，全靠意念搬运到许多偏远农村的贫穷农家里去…… 素描与速写 谓之素描，当然是对自己的写真；谓之速写，当然是对自己的写意。鸟有爱惜自己羽毛的本能。 人有美化自己形象的愿望。我们经常照镜子，是因为需要照脸并非是需要照心。我们找医生是由于怀疑我们的心脏有问题而非是诊断内心世界。 我研究人是由于职业的必须。而我研究自己是为了更细致地了解和理解他人。 有一些研究成果出于对自我形象的慎重考虑暂时还不想公之于众。下面笔录的几桩，一则对自我形象似乎无伤大雅，二则也许有始料不及的反笔的妙处(我当然很期望这种妙处的效应发生)，不妨贡献出来让读者品咂…… 窃 秋 窃其实就是偷的意思。老百姓说同一行径是偷，而文人雅士说成是窃。溜门撬锁谓之盗，探囊取物于他人的衣袋儿谓之扒，这些事在文人雅士们做了则谓之为窃。比如偷了别人的文章或构思，我们说是“剽窃”；比如偷情在文人雅士们的文章里又常被写成“窃玉”之类。我常想这乃是我们的小小的狡猾，为了被指斥的时候以一个“窃”字企图强调与偷的行为有所区别…… 我家近处有公园。每年秋至，菊花便展眼地盛开了。我养过花，总也养不活。又很爱花，这就是一个矛盾。看了别人家花养得好，我羡慕。看了满公园的花盛开着，我常产生占为己有的强烈冲动。有了矛盾就得想办法解决。不解决矛盾便总是矛盾着。想来想去，那解决纠缠着我的矛盾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便是“窃”。这也可以说别无选择。 白天我到公园去散步。去散步与别的散步者有不同之目的。或曰：“心怀鬼胎”也未尝不可。留连忘返之间，我早已记住哪一处的哪几株花更值得一窃。挨到晚上——自然是很晚的时候，十点钟以前，纳秋凉的人还是不少的——我便揣把小剪刀前往。有时我怂恿儿子和我一块儿去“散步”，可是儿子知道我去干什么，也知道他去了充当的会是什么角色，坚决地摇头。揣把小剪刀的同时我总不忘揣一记者证什么的。万一被管理花园的或专爱管闲事的人逮住，记者证什么的便于搪塞过关或者乞讨下不为例的面子…… 总是绕着我白天记住的地方先缓缓走一遭，细心观察附近有无人影。如果有单个的人影我便不敢贸然，因为无法判定他或她是干什么的，也许正是个管理公园的或专爱管闲事的。如果是成双成对的我便没了顾忌，因为我知道他们不论是什么人和正在干什么，即使是平常专爱管闲事的，也肯定分不出心思来干涉我。于是行动极其敏捷，一两分钟内已剪下离开…… 当然也有空着手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便会觉得极其的沮丧和气恼，诅咒些使我目的不遂的那个人很恶毒的话…… 刮风下雨天我是一定要出去“散步”的。每次收获颇丰。我所窃的是些欲开未开的花，插于瓶中，置于案旁，看着觉得太美了。欣赏的满足混杂着占有的喜悦。花们日日的渐开，我觉得我值得…… 几场秋风秋雨后，公园里的花一片凋零。我盼秋风秋雨。那能为我创造较充分的条件，即使在大白天也可以公然地干我想干的事。 后来公园里的花再也没什么看头了。还能开几日看几日的，都插在我家的花瓶里。最多的时候这儿一瓶那儿一瓶，处处的摆了好多瓶。于是我每天去散步，也就只不过是散步了。望着满目凋零景象萧条的残秋，我心里不免暗暗自得——因为当别人再也没有什么开着的花儿欣赏的时候，我的欣赏需求仍得到着满足。与别人相比，那一种满足心理似乎更大…… 有一天我忽然面对眼前开得很宁静的花想——原来我内心里自私、贪婪、占有的欲望是多么强烈。幸而我不过是一个写小说的，内心欲望的直径充其量不过仅限于文坛。而且还能常常的自审着，自省着，自抑着。否则，延至官场、延至赌场、延至情场、延至商界、延至政界、延至一切更易激发人占有欲望的更易使人心污染的名利场，我这个人又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所贪婪而窃的又会是什么呢？我又将采取些什么样的狡猾和手段呢？…… 插在一个个瓶子里的花，仿佛一面面镜子，我从中照见了我的内心世界，我竟一时悚然。竟有点儿自己被自己吓住了…… 练 摊 儿 我练摊儿纯粹因为——熟悉我的朋友们断言，不管我卖什么，结果只能是——亏。他们说我根本不善于讲价钱。而我自认为我是善于的。并且自认为他们也太小瞧我了。我要向他们证明这一点。也要给自己争得另一份自信。 我没精力去倒什么。家里也没什么东西供我拿到市场上去卖。最终我的目光落在一捆捆杂志上。那都是各编辑部赠寄的。厚的三元多一册，薄的也一元多。赠寄我的刊物，我几乎全都翻阅，否则我觉得起码对不住编辑部。我又很注意爱惜。看过后打捆时，仍是崭新的。一捆一捆的摞放着，我常为它们感到惋惜。本应有更多的手和眼睛翻阅它们。有时我到大学去，便捎上几捆分送给大学生们，见他们喜欢，我觉得高兴。或者分送给厂里的门卫、司机。他们倒也不拒绝接受。谁说没人读纯文学刊物？他们只不过不愿花钱买罢了。不必花钱的东西，而且是新的。一般人们总会作如是想——不要白不要。要了，进而又会想——不看白不看。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样一种不经心的情况之下看了，便是纯文学的一慰了……但是我从未想到拿它们去卖。至少那一天以前。 我家附近有早市。早市很热闹。我怕我的“货”和白菜萝卜、蘑菇豆腐、大饼油条、瓜果味素之类摆在一起，缺乏起码的竞争力，便预先和“北影”、“童影”的朋友们打了招呼，要求他们届时去为我捧场，营造些儿购销气氛。我曾在电视商业讲座节目中，看过几眼片断，说是欲成功地销售什么，首先销售的是自己。意思是要注重销售者的自我形象，使购买者瞧着温文尔雅而又诚实可信才好。我的脸天生成的有那么几分诚实可信，于是刮了胡子理了发，很得意地修整了一番边幅…… 捧场者们挺投入地捧场。由于我没跟他们讲得很清楚，他们竟省略了付钱给我这一关键步骤，围着我的地摊挑，挑了便抱着夹着扬长而去。不认识的人们见此情形，亦争相光临。 我说：“哎哎，热爱文学的同志们，这是要钱的！” 他们说：“还要钱啊！” 有的就放下，怏怏地走了。 有的却并不，反问：“刚才那些怎么就可以白拿？” 我一时语塞。于是他们觉得我好生的没道理似的，也理所当然而且理直气壮地白拿着便走…… 顷刻我的摊前冷落，我的“货”已流失大半。 我正懊恼，一五十多岁的半秃顶的男人凑来。 我说：“不白给，要钱的！” 他说：“那当然，这年头哪有白给的东西。” 我说：“厚的一元五，薄的八毛，绝不削价！” 他说：“我也没提出这请求啊。” 我说：“你要统统买，我倒也可以考虑照顾你几折。” 他说：“可惜都是近期的，我更希望要些早期的。” 我暗想这人挺怪。我正是怕早期的有“大处理”之嫌，自行车驮来的全是近期的，他倒偏偏希望要早期的。岂非怀旧心理之一例嘛！但是不管这些了，反正我之目的是诱使他掏出钱包来。放过此人，更待何人？ 我便以诚实可信的口吻，怪神秘地说：“都买了吧老同志！这刊物就要停了！最后一期保存在手，将来必有价值！” 他正拿起一册《收获》不禁地哦了一声。 他问：“为什么？” 我更神秘地说：“还用问么？商品大潮的冲击，厉害呀！你这一册里有作家xxx的中篇。知道此人不？现实主义大师！这中篇捅了大娄子啦！还有这一册，xxx知道不？现代主义始作俑者！不久要出国了，以后在国内刊物上再难见到他的名字了！……统统买了吧！二十元怎么样？二十元买别的，你能买点啥？……” 我神吹海哨，意在骗他的钱。 他说：“你知道的还不少呢。” 我说：“知道我是谁不，梁晓声。我说我有名气似乎不大谦虚，可说我一点儿也没名气等于骗你。我也要出国去了！美国某大学聘我去讲学，当然也不打算回来了……” 他说：“你就是梁晓声呵，听倒仿佛听说过一点儿……” 总之在我的诚实态度的感召下，他统统买走了剩下的杂志。我极慷慨地搭上了铺地的旧塑料布。望着他推自行车离去，我心里别提有多么的快感。赚别人的钱原来竟是如此愉悦的事，以欺骗的手段赚别人的钱，你甚至还会觉得对方是很值得你暗加嘲笑的。我想起我不久前就在这市场上买了三斤菱角粉，吃着感到那一种粘稠可疑，请朋友找了个单位一化验，不过是淀粉渗了骨胶粉而已。我的快感中不但有骗人成功的愉悦，也还有报复了谁的解恨的成分。 始终站在一旁的电影学院的一位朋友问我：“知道那是谁么？” 我反问：“谁？” 他说：“北师大中文系的副教授啊！专门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他根本就不会相信你那些骗人的鬼话。” “您怎么不早说？！” “那不就干扰了你的一桩买卖嘛！” 我望着远去之人的背影，一时怔愣…… 市场管理员走来，对我说：“小伙子，掏钱吧。我早就瞄着你了，罚款二十五元！” 我说：“我怎么了你罚我款？” 他说：“怎么了？你无照经营。别人都是有临时摊照的，你有么？别看这么多摆摊的，一张生面孔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他一边说一边等待地向我剪动手指。 我嘟哝：“只挣了二十……” 他说：“我这有纸，那你打个欠条。明天一早送五元钱来。作家，梁晓声，对不？你刚才向人家自我介绍时，我已经记在本上了。你不送来，我有地方找你……” 我只好乖乖地打了一张欠罚款五元的欠条…… 色 狼 在杭州偶遇作家马原兄，率领一个电视专题片摄制组，闯入我的住宿处，正儿八经地言说采访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曾以为此君一定做人也很“现代”，不料却是那般的厚道而实在。起码言谈和模样给我那么一种印象。没缘由的竟从心里喜欢上这小子。 摄像机架着，镜头瞄准着，聚光灯举照着，面对面的，彼此故作斯文状地问答了些什么。 他忽然说：“最后一个问题，希望你立即回答，不犹豫，不加思考——作为一个男人，你对性和漂亮的女人有何高论？” 我说：“性是关于我们人自身一方面的科学命题。我们谈论它应和谈论我们的任何脏器一样坦率。不过我们并不会不分场合地谈论我们的肝、肾和肠胃，所以性不应是普遍的经常的高谈阔论的话题，大概因为多数人在性方面其实并不存在太大的危机。” “那么你对漂亮的女人呢？” “我欣赏她们。” “欣赏意味着什么？” “男人不可能使一切漂亮的女人成为他的妻子。欣赏是一种较明智的折衷心理。钟情于一个女人并不容易。同时爱两个顾此失彼。同时爱三个将筋疲力尽。欣赏在情欲方面符合节约的原则，而且弥补挂一失百的缺憾。” 我的回答没半秒钟犹豫，而且也的确不假思索。之后我问：“满意么？” 他给了我一句似乎刚及格的评语——“还行”。 我说：“其实我更打算用卡特回答世界著名女记者的话回答你——‘更多的时候我想和她们做爱。’考虑到你们是为中央电视台……” 录音师啪地关了机械，竖起大拇指，那意思是——ok！ 我笑了：“你们录了也白录，肯定被剪掉的。” 马原兄说：“如果我们混过了红灯呢？” 我不禁的发窘，赶紧解释：“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 我真正的意思是——男人对女人的所谓德行。尤其对漂亮的她们的德行，虽然在现实生活之中的确存在着君子式的范例，但以灵魂里，或者说在潜意识里，是不大经得起认真探究的。我们之所以并未都变成色狼，乃因为她们并不都像一只鸟儿一只蝴蝶那么容易逮住。何况男人们在当代社会根本不可能都像贾宝玉似的，什么事儿都不干，不愁吃穿，不缺钱花，专厮混在女孩儿堆里作秀。如果每一个男人都有过一次当帝王的机会。据我推测，这世界上十之七八的女人则便肯定地都当过一次嫔妃了，不管她们情愿不情愿…… “色”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标价最高的奢华“消费品”。一位不但是名人而且很是君子的男人说过——比金子更可贵的是珠宝，比珠宝更可贵的是钻石，比钻石可贵的是女人，比女人更可贵的……不存在。女人的“色”不可能不被她们意识到，是同男人的才智一样不用白不用的资本。迄今为止，挥霍成性的男人在个人消费方面最大的投资，皆体现在女人们身上。 有男人们抱怨，目前在大宾馆大饭店的女侍者，形象是越来越欠佳了。据说拥有优先“选购”权的是男性的“老外”，其次是亚洲种的男性“大亨”，再其次是本土的男性“大款”。言谈中，似大有感叹世风不古的酸味儿。其实在这方面世风又何尝“古”过呢？男人们自己又何尝“古”过呢？ 归根到底，男人们最终衡量衡量自己活着的精力，大概刚够爱一个女人，谁都富裕不到哪儿去。这才是男女阵营间的最主要的安定的因素吧？ 一次我见一漂亮女郎在书摊前拿起一册封面很“色”的书刊，翻了翻，放下后不屑地问：“还有比这内容更淫的么？” 书摊主立时刮目相视曰：“女的也爱看那类东西？” 女郎坦言：“你以为色狼全是公的？” 我大骇，暗自思忖——今后这世界八成将狼烟四起了…… 老 妪 有一个卖茶蛋的老妪。在十二月的一个冷天，在北京龙庆峡附近。儿子需作一篇“游记”，我带他到那儿“体验生活”。 卖茶蛋的皆乡村女孩儿和年轻妇女。就那么一个老妪，跻身她们中间。并不起劲儿地招徕。偶发一声叫卖，嗓音是沙哑的。所以她的生意就冷清。茶蛋都是蛋煮的。老妪锅里的蛋未见得比别人锅里的小。我不太能明白男人们为什么连买茶蛋还要物色女主人。 老妪似乎自甘冷清，低着头，拨弄煮锅里的蛋。时时抬头，目光睃向眼前行人，仿佛也只不过因为不能总低着头。目光里绝无半点儿乞意。 我出于一时的不平，一时的体恤，一时的怜悯，向她买了几个茶蛋。活在好人边儿上的人，大抵内心会发生这种一时的小善良，并且总克制不了这一种自我表现的冲动。表现了，自信自己仍立足在好人边上，便获得一种自愿，和证明了什么的心里安泰感和满足感…… 老妪应找我两毛钱。我则扯着儿子转身便走，佯装没有算清小账。 儿子边走边说：“爸，她少找咱们两毛钱。” 我说：“知道。但是咱们不要了。大冷的天她卖一只茶蛋挣不了几个钱，怪不易的……” 于是我向儿子讲，什么叫同情心，人为什么应有同情心，以及同情心是一种怎样的美德等等…… 两个多小时后，我和儿子从公园出来，被人叫住——竟是那老妪。袖着双手，缩着瘦颈，身子冷得佝偻着。 “这个人。”她说，“你刚才买我的茶蛋，我还没找你钱，一转眼，你不见了……” 老妪一只手从袖筒里抽出，干枯的一只老手，递向我两毛钱，皱巴巴的两毛钱…… 儿子仰脸看我。 我不得不接了钱。我不知自己当时对她说了句什么…… 而公园的守门人对我说：“人家老太太，为了你这两毛钱，站我旁边等了那么半天！……” 我和儿子又经过卖茶蛋的摊位时，见一老叟，守着她那煮锅。如老妪一样，低着头，摆弄煮锅里的蛋。偶发一声叫卖，嗓音同样是沙哑的。目光偶向眼前行人一睃，也只不过是任意的一睃，绝无半点乞意。比别人，生意依旧冷清…… 人心的尊贵，一旦近乎本能的，我们也就只有为之肃然了。我觉得我的类同施舍的行径，于那老妪，实在是很猥琐的…… 感 激 有一种情愫叫做感激。 有一句话是“谢谢”。 在年头临近年尾将终的日子里，最是人忙于做事的时候。仿佛有些事不加紧做完，便是一年的遗憾似的。 而在如此这般的日子里，我却往往心思难定，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什么事也做不下去我就索性什么事也不做。惟有一件事是不由自主的，那就是回忆。朋友们都说这可不好。这就是怀旧呀。怀旧更是老年人的心态呀！ 我却总觉得自己的回忆与怀旧是不太一样的。总觉得自己的回忆中有某种重要的东西。它们影响着我的人生，决定着我的人生的方方面面是现在的形态，而不是另外的形态。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我之所以频频回忆，实在是因为我内心里渐渐充满了感激。这感激是人间的温情从前播在一个少年心田的种子。我由少年而青年而中年，那些种子就悄悄地如春草般在我心田上生长…… 我感激父母给我以生命。我将孝而未来得及更周到地尽孝的年龄，他们先后故去，在我内心造成很大的两片空白。这是任什么别的事物都无法填补的空白。这使我那么哀伤。 我感激我少年记忆中的陈大娘。她常使我觉得自己的少年时期曾有两位母亲。在我们那个大院里，我们两家住在最里边，是隔壁邻居。她年轻时就守寡，靠卖冰棍拉扯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长大成人。童年的我甚至没有陈大娘家和我家是两户人家的意识区别。经常的，我闯入她家进门便说：“大娘，我妈不在家，家里也没吃的，快，我还要去上学呢！” 于是大娘一声不响放下手里的活，掀开锅盖说：“喏，就有俩窝窝头，你吃一个，给正子留一个。”——正子是他的儿子，比我大四五岁，饭量也比我大得多。那正是饥饿的年代。而我却每每吃得心安理得。 后来我们那个大院被动迁，我们两家分开了。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下午班每提前上学，去大娘家。大娘一看我脸色，便主动说：“又跟你妈赌气了是不是？准没在家吃饭！稍等会儿，我给你弄口吃的。” 仍是饥饿的年代。 我照例吃得心安理得。 少不更事，从不曾对大娘说过一个谢字。甚至，心中也从未生出过感激。 有次，在路口看见卖冰棍的大娘受恶青年欺辱，我一条凶猛的狼狗似的扑上去和他们打，咬他们手。我心中当时愤怒到极点，仿佛自己的母亲受欺辱…… 那便算是感激的另一种方式。也仅那么一次。 我下乡后再未见到过陈大娘。 我落户北京后她已去世。 我写过一篇小说是《长相忆》——可我多愿我表达感激的方式不是小说，不是曾为她和力不能抵的恶青年们打架，而是执手当面地告诉她——大娘…… 由陈大娘于是自然而然地忆起淑琴姐。她是大娘的二女儿，是我们那条街上顶漂亮的大姑娘。起码在我眼里是这样。我没姐姐，视她为姐姐。她关爱我，也像关爱一个弟弟。甚至，她谈恋爱，去公园幽会，最初几次也带上我，充当她的小伴郎。淑琴姐之于我的人生的意义，在于使我对于女性从小培养起了自认为良好的心态。我一向怀疑“男人越坏，女人越爱”这种男人的逻辑真的有什么道理。淑琴姐每对少年的我说：“不许学那些专爱在大姑娘面前说下流话的坏小子啊！你要变那样，我就不喜欢你了！”——男人对女人的终生的态度，据我想来，取决于他能不能有幸在少年时代就得到种种非血缘甚至也非亲缘的女人那一种长姐般的有益于感情质地形成的呵护和关爱。以及从她们那儿获得怎样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我这个希望自己有姐姐而并没有的少年，从陈大娘的漂亮的二女儿那儿幸运地都获得过。似姐非姐的淑琴姐当年使我明白——男人对于女人，有时仅仅心怀爱意是不够的，而加入几分敬意是必要的。我对女性的情感形成过程，从小是比较自然饱满的，也几乎是完全自由的。这不仅是幸运，何尝不是幸福？ 细细想来，我怎能不感激淑琴姐？ 她使当年是少年的我对于女性情感呵护和关爱的需要，有了温馨、美好又健康的获得。 六二年我的家加入到另一个区另一条街上的另一个大院。一个在五八年由女工们草草建成的大院。房屋的质量极其简陋。九户人家中七户是新邻居。 那是那一条街上邻里关系非常和睦的大院。 这一点不唯是少年的我的又一种幸运，也是我家的又一种幸运。邻里关系的和睦，即或在后来的“文革”时期，也丝毫不曾受外界骚乱的滋扰和破坏。我的家受众邻居们帮助多多。尤其在我的哥哥精神分裂以后，倘我的家不是处在那一种和睦的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中，日子就不堪设想了。 我永远感激我家当年的众邻居们！ 后来，我下乡了。 我感激我的同班同学杨志松。他现在是《大众健康》的主编。在班里他不是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只不过是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我们是全班下乡的第一批。而且这第一批只我二人。我没带褥子，与他合铺一条褥子半年之久。亲密的关系是在北大荒建立的。有他和我在一个连队，使我有了最能过心最可信赖的知青伙伴。当人明白自己有一个在任何情况之下都绝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的时候，他便会觉得自己有了一份特殊的财富。实际上他年龄比我小几个月。我那时是班长。我不习惯更不喜欢管理别人。小小的权力和职责反而使我变得似乎软弱可欺。因为我必须学会容忍制怒。故每当我受到挑衅，他便往往会挺身上前，厉喝一句——“干什么？想打架吗？！” 我也感激我另外的三名同班同学王嵩山、王玉刚、张云河。他们是“文革”中的“散兵游勇”，半点儿也不关心当年的“国家大事”。下乡前我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我力陈他们其实都是政治上多么“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惟恐一句半句不利于肯定他们“政治表现”的评语影响他们今后的人生。为此我和原则性极强的年轻的军宣队班长争执得面红耳赤。他们下乡时本可选择离哈尔滨近些的师团。但他们专执一念，愿望只有一个——我和杨志松在哪儿，他们去哪儿。结果在深夜被卡车载到了兵团最偏远的山沟里。见了我和杨志松的面，还都欢天喜地得忘乎所以。 他们的到来，使我在知青的大群体中，拥有了感情的保险箱。而且，是绝对保险的。在我们之间，友情高于一切。时常，我脚穿的是杨志松的鞋；头上戴的是王嵩山的帽子；棉袄可能是王玉刚的；而裤子，真的，我曾将张云河的一条新棉裤和一条新单裤都穿成旧的了。当年我知道，在某些知青眼里，我也许是个喜欢占便宜的家伙。但我的好同学们明白，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他们格外体恤我舍不得花钱买衣服的真正原因——为了治好哥哥的病，我每月尽量往家里多寄点儿钱…… 后来杨志松调到团部去了。分别那一天他郑重嘱咐另外三名同学：“多提醒晓声，不许他写日记，开会你们坐一块儿，限制他发言的冲动。” 再后来王嵩山和王玉刚调到别的师去了。 张云河调到别的连当卫生员去了。 一年后杨志松上大学去了……我陷入了空前的孤独…… 此时我有三个可以过心的朋友——一个叫吴志忠，是二班长；一个叫李鸿元，是司务长；还有一个叫王振东，是木匠。都是哈尔滨知青。 他们对我的友情，及时填补了由于同班同学先后离开我而对我的情感世界造成的严重塌方…… 对于我，仅仅有友情是不够的。我是那类非常渴望思想交流的知青。思想交流在当年是很冒险的事。我要感激我们连队的某些高中知青。和他们的思想交流使我明白——我头脑中对当年现实的某些质疑，并不证明我思想反动，或疯了。如果他们中仅仅有一人出卖了我，我的人生将肯定是另外的样子。然而我不曾被出卖过。这是很特殊的一种人际关系。因为我与他们，并不像与我的四名同班同学一样，彼此有着极深的感情作为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在我，近乎人性的分裂——感情给我的同班同学，思想却大胆地向高中知青们坦言。他们起初都有些吃惊，也很谨慎。但是渐渐的，都不对我设防了。“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和他们交流过许多对国家，当然也是对我们自身命运的看法。 真的，我很感激他们——他们使我在思想上不陷于封闭的苦闷…… 我还感激我的另外两名好同学——一个叫刘树起，一个叫徐彦。刘树起在我下乡后去了黑龙江省的饶河县插队；徐彦因母亲去世，妹妹有病，受照顾留城。一般而言，再好的中学同学，一旦天南地北，城里农村，感情也就渐渐淡了。即或夫妻，两地分居久了，还会发生感情的变异呢！ 但我和他们二人之间的感情，却相当不可思议，因为分离而感情更深。凡三十余年间，仿佛在感情上根本就不曾被分开过，故我每每形容，这是我人生的一份永不贬值的“不动产”。 我感激我们连队小学校的魏老师夫妻。魏老师是六六年转业北大荒的老战士，吉林人。他妻子也是吉林人。当年他们夫妻待我如兄嫂，说对我关怀备至丝毫也不夸大其词。离开北大荒后我再未见到过他们。魏老师九五年已经病故，我每年春节与嫂子通长途问安…… 七一年我调到了团部。 我感激宣传股的股长王喜楼。他是现役军人，十年前病故。他使宣传股像一个家，使我们一些知青报导员和干事如兄弟姐妹。在宣传股的一年半对我而言几乎每天都是愉快的。如果不每每忧虑家事，简直可以说很幸福。宣传股的姑娘们个个都是品貌俱佳的好姑娘，对我也格外友好。友好中包含着几分真挚的友爱。不知为什么，股里的同志都拿我当大孩子。仿佛我年龄最小，仿佛我感情最脆弱，仿佛我最需要时时予以安慰。这可能由于我天性里的忧郁，还可能由于我在个人生活方面一向瞎凑合。实事求是地说，我受到几位姑娘更多的友爱。友爱不是爱，友爱是亲情之一种。当年，那亲情营养过我的心灵，教会我怎样善待他人…… 我感激当年兵团宣传部的崔干事。他培养我成为兵团的文学创作员。他对于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起重要的作用。他就是我的小说《又是中秋》中的“老隋”。 他现因经济案被关押在哈尔滨市的监狱中。 虽然他是犯人，我是作家——但我对他的感激此生难忘。如果他的案件所涉及的仅是几万，或十几万，我一定替他还上。但据说两三百万，也许还要多。超出了我的能力。每忆起他，心为之怆然。 我感激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当我被惩处性地“精简”到那里，他们以友爱容纳了我。在劳动中尽可能地照顾我。仅半年内，就推荐我上大学。一年后，第二次推荐我。而且，两次推荐，选票居前。对于从团机关被“精简”到一个几乎陌生的知青群体的知青，这一般情况下是根本没指望的。若非他们对我如此关照，我后来上大学就没了前提。那时我已患了肝炎，自己不知道，只觉身体虚弱，但仍每天坚持在劳动最辛苦的出料流水线上。若非上大学及时解脱了我，我的身体某一天肯定会被超体能的强劳动压垮…… 我感激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位生物系抑或物理系的老师的名字我至今不知。实际上我只见过他两面。第一次在团招待所他住的房间，我们之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算是“面试”。第二次在复旦大学。我一入学就住进了复旦医务室的临时肝炎病房。我站在二楼平台上，他站在楼下，仰脸安慰我…… 任何一位招生老师，当年都有最简单干脆的原则和理由，取消一名公然嘲笑当年文艺现状的知青入学的资格。陈老师没那么做。正因为他没那么做，我才有幸终于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而这个机会，对我的人生，对我的人生和文学的关系，几乎是决定性的。 如果说，我的母亲用讲故事的古老方式无意中影响了我对故事的爱好，那么——崔干事、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将我直接送到了与文学最近的人生路口。他们都是那么理解我爱文学的心。他们都是那么无私地成全我。如果说，在所谓人生的紧要处其实只有几步路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是推我跨过那几步路的恩人。 我感激当年复旦大学创作专业的全体老师。七四年至七七年，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三年。我在这样的三年里读大学，自然会觉压抑。但于今回想，创作专业的任何一位老师其实都是爱护我的。翁世荣老师、秦耕老师、袁越老师又简直可以说对我有点庇护。教导员徐天德老师在具体一两件事上对我曾有误解。但误解一经澄清，他对我仍一如既往地友爱诚恳。这也是很令我感激的…… 我感激我的大学同学杜静安、刘金鸣、周进祥。因为思想上的压抑，因为在某些事上受了点儿冤屈，我竟产生过收拾行李一走了之的念头。他们当年都曾那么善意又那么耐心地劝慰过我。所谓“良言令人三月暖”。他们对我的友爱，当年确实使我备感温暖。我和小周，又同时是入党的培养对象。而且，据说二取一。这样的两个人，往往容易离心离德，终成对头。但幸亏他是那么明事明理的人，从未视我为妨碍他重要利益的人。记得有一天傍晚，我们相约在校园外散步，走了很久，谈了很多。从父母谈到兄弟姐妹谈到我们自己。最后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我们天南地北走到一起，实在是一种人生的缘分。我们都要珍惜这缘分。至于其他，那非我们自己探臂以求的，我们才不在乎！从那以后到毕业，我们对入党之事超之度外，彼此真诚，友情倍深。 我感激北影。我在北影的十年，北影文学部对我任职于电影厂而埋头文学创作，一向理解和支持，从未有过异议。 我感激北影十九号楼的众邻居。那是一幢走廊肮脏的筒子楼。我在那楼里只有十三平米的一间背阴住房。但邻居们的关系和睦又热闹，给我留下许多温馨的记忆…… 我也感激童影。童影分配给了我宽敞的住房，这使我总觉为它做的工作太少太少…… 我感激王姨——她是母亲的干姊妹。在我家生活最艰难的时日，她以女人对女人的同情和善良，给予过母亲许多世间温情，也给予过我家许多帮助…… 我感激北影卫生所的张姐——在父亲患癌症的半年里，她次次到我家为父亲打针，并细心嘱我怎样照料父亲…… 我感激北影工会的鲍婶、老放映员金师傅、文学部的老主任高振河——父亲逝世后，我已调到童影，但他们却仍为父亲的丧事操了许多心…… 我也要感激我所住的四号楼的几位老阿姨们。母亲在北京时，她们和母亲之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给了母亲许多愉快的时光…… 我还要感激我母亲的干儿女单雁文、迟淑珍、王辰铎、小李、秉坤等等。他们带给母亲的愉快，细细想来，只怕比我带给母亲的更多…… 我还要感激我哥哥的初中班主任王鸣歧老师。她对哥哥像母亲对儿子一样。哥哥患精神病后，其母爱般的老师感情依然。凡三十余年间不变。每与人谈及我的哥哥，必大动容。王老师已于两年前病逝…… 我还要感激我的班主任孙淑珍老师，以及她的丈夫赵老师——当年她是我们的老师时才二十二三岁。她对我曾有所厚望。但哥哥生病后，我开始厌学，总想为家庭早日工作。这使她一度对我特别失望。然恰恰是在“文革”中，她开始认识到我是她的一名较有独立思想的学生，因而我又成了她最为关心的几个学生之一…… 我还要感激我哥哥的高中同学杨文超大哥。他现在是哈尔滨一所大学的教授。我给弟弟的一封信家乡的报转载了。文超大哥看后说——“这肯定是我最好的高中同学的弟弟无疑！”于是主动四处探问我三弟的住址，亲自登门，为我三弟解决了工作问题——事实上，杨文超、张万林、滕宾生，加上我的哥哥，当年也确是最要好的四同学。曾使他们的学校和老师引以为荣。同学情深若此，不枉同学二字矣！ 我甚至要感激我家当年所属派出所的两名年轻警员——一姓巽，一姓童。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做片警时，一直对母亲操劳支撑的这个破家，给予着温暖的关怀…… 还有许许多多我应该感激的人，真是不能细想，越忆越多。比如哈尔滨市委前宣传部长陈凤珲，比如已故东北作家林予，都既不但有恩德于我，也有恩德于我的家。 在一九九八年底，我回头向自己的人生望过去，不禁讶然，继而肃然，继而内心里充满一大片感动！怎么，原来在我的人生中，竟有那么多那么多善良的好人帮助过我，关怀过我，给予过我持久的或终身难忘的世间友爱和温情吗？ 我此前怎么竟没意识到？ 这一点怎可被我漠视？ 没有那些好人，我将是谁？我的人生将会怎样？我的家当年又会怎样？ 我这个人的一生，却实际上是被众多的好人是被种种的世间温情簇拥着走到今天的啊！ 我凭什么获得着如此大的幸运而长久以来麻木地似乎浑然不觉呢？ 亏我今天还能顿悟到这一点！ 这顿悟使我心田生长一派感激的茵绿草地！ 生活，我感激你赐我如此这般的人生大幸运！ 我向我人生中的一切好人三鞠躬！ 让我借歌中的一句话，在一九九八年底祝好人一生平安！ 我想——心有感激，心有感动，多好！因为这样一来，人生中的另外一面，比如嫌恶、憎怨、敌意、细碎芥蒂，就显得非常小气、浅薄和庸人自扰了…… 再祝好人一生平安！ 怀念赵大爷 “赵大爷不在了……”妻下班一进家门，戚戚地说。 我不禁一怔：“调走了？还是不干了？” “去世了……” 我愕然。顿时想到了宿舍区传达室门外贴的那张讣告——赵德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四月十四日晚去世，终年六十岁。行文简短得不能再简短…… 那天，我看见了讣告。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赵德喜是赵大爷。此前我不知他的名字。当时我驻足讣告前，心想赵德喜是谁呢？我怎么不认识呢？ 我许久说不出话，一阵悲伤袭上心头。 以后的几天里，我的心情总是好不起来…… 赵大爷是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勤杂工。也是长期临时工。一个一辈子没结过婚的单身汉。一个一辈子没有过家的人。只在农村有一个弟弟…… 一九八八年底，我刚调到童影，接到女作家严亭亭的信，信中嘱我一定替她问赵大爷好。她在童影修改过剧本。赵大爷给她留下了非常善良的印象。 童影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称他赵大爷。我自然也一向称他赵大爷。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有次我和他打招呼，他挺郑重地对我说：“可不兴这么叫了，你老父亲比我大二十来岁，在老人家面前我算晚辈呢！”我说：“那我该怎么称你啊？”他说：“就叫我老赵吧！”我说：“那你以后也不许叫我梁老师了。”他说：“那我又该怎么称你啊？”我说：“叫我小梁吧。”过后他仍称我“梁老师”，而我仍称他“赵大爷”。 儿子有次写作文，题目是《我最尊敬的一个人》。 儿子问我：“爸，谁值得我尊敬啊？” 我说：“怎么能没有值得你尊敬的人呢？你好好想！”儿子想了半天，终于说：“赵大爷！”我问为什么。儿子说，赵大爷对工作最认真负责了，一年四季，每天早早起来，把咱们周围的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年开春，赵大爷总给院里院外的月季花修枝、浇水。每年元旦、春节，人们晚上只管放鞭炮开心，而第二天一清早，赵大爷一个人默默地扫尽遍地纸屑。赵大爷总在为我们干活儿…… 儿子那篇作文得了优。记得我曾想将儿子的作文给赵大爷看。为的是使他获得一份小小的愉悦。使他知道，一位像他那样默默地为大家尽职尽责服务的人，人们心里是会感激他的。起码，一个孩子在父亲的启发下，明白了他便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可是后来我没有这么做。不是想法改变了，而是忘了。现在我好悔。赵大爷是该得到那样一份小小的愉悦的，在他生前。 赵大爷无疑是穷人中的一个。五年多以来，我从未见他穿过一件哪怕稍微新一点儿的衣服。我给过他一些衣服，棉的、单的、毛的，却不曾见他穿。想必是自己舍不得穿，捎回农村去了吧？他不但负责清除宿舍楼七个门洞的垃圾，还要负责清除厂里的垃圾。他干的活儿不少，并且是要天天干的。哪一天不干，宿舍区和厂区的环境都会不大一样。据我所知，他每月只拿一百五十元。在今天，每月只拿一百五十元，干他天天必干的那种脏活儿，而且干得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的人，恐怕是太难找了！ 干完他应该干的活儿，他还经常帮人修自行车。他极愿帮助别人。据我所知，他大概是个完全没有文化的人。然而在我看来，他又是一个极其文明的人。一个极其文明的穷人。我从未见他跟谁吵过架。甚至从未见他和谁大声嚷嚷过。一些所谓有知识有文化的文明人，包括我这样的，心里稍不平衡，则国骂冲口而出。我却从未听到赵大爷口中吐出一个脏字。我完全相信，在别人高消费的比照下，穷是足以使人心灵晦暗的。然而在我看来，赵大爷的心灵是极其明澈的。似乎从没滋生过什么嫉仇或妒憎。他日复一日默默干他的活，月复一月挣他那一百五十元钱。从不窥测别人的生活。从不议论别人的日子。他从垃圾里捡出瓶子罐头盒，纸箱破鞋之类，积聚多了就卖。所得是他唯一的额外收入…… 这使我养成了习惯，旧报废书，替他积聚。就在他去世前一天，我还想，又够卖点儿钱了，该拎给赵大爷了…… 每逢年节，我都想着他，送包月饼，一盘饺子，一条鱼，一些水果什么的…… 赵大爷，我心里是很尊敬你的啊！你穷，可是你善；你没文化，可是你文明；你虽与任何名利无缘，可是你那么的敬业，敬业于自己扫院子、清除垃圾那一份脏活儿…… 你就那么默默地走了，使我直觉得欠下了你许多…… 好人赵大爷，穷人赵大爷，文明而善良的穷人赵大爷，干脏活而内心干净的赵大爷，穿破旧的衣服而受我及一家人敬爱的赵大爷，我们一家，和在传达室每日与你相处的老阿姨，将长久长久地缅怀你…… 朱师傅一家 赵大爷死后，朱师傅来了。接替赵大爷，成为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的管理员。职责和赵大爷一样，担负环境卫生及安全。 朱师傅可能比我年龄小七八岁，安徽农民。自然，他住在赵大爷住过的小小门房里。门房约十平方米左右，隔为两间。外间是收发和传达，朱师傅住里间。小小门房一分为二，里间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窄桌外，也就没什么余地了。 收发和传达另有人负责。地方也特别小。所以朱师傅的起居，客观上就限定在里间了。 别人都叫他朱师傅，或叫他老朱。他年龄明明比我小，我叫他老朱自觉不合适，故也随年轻人们叫他朱师傅。他则随年轻人们叫我“梁老师”。 有次我说：“朱师傅，别叫我梁老师，叫我老梁。” 他愣了愣，却说：“那哪儿成呢？那么多人都叫你梁老师，我怎么能叫你老梁呢？” 我说：“那就叫我晓声。不是也有那么多人叫我晓声吗？” 他说：“他们是你朋友啊！” 我说：“那你也当我是朋友嘛。” 他说：“行，梁老师，以后我就当你是朋友！” 直到现在，他仍叫我“梁老师”——虽然，我这方面觉得，他已经拿我当朋友了。看来“梁老师”他是叫定了，没法儿要求他改了。 和赵大爷一样，朱师傅也是极有责任心的人。我们宿舍楼周围的环境卫生一直挺好，人们都是比较满意的。这受益于朱师傅的责任心和勤劳。 记不得从哪一年起，朱师傅的女儿朱霞来了。朱霞已经是大姑娘了，二十一二岁了，但看去仍像少女。自幼患了小儿麻痹，一只手有些残疾。人们都很喜欢朱霞，我也喜欢地。她是个有礼貌又懂事的姑娘。人们也都很惋惜她的病，都希望她的病能在北京治好。 不久朱师傅的妻子和儿子也一道来了。他妻子是位质朴的农村妇女。她随朱师傅叫我“梁老师”，而我称她“嫂子”，这在辈分上是颠倒的。其实我应叫她“弟妹”。但我不习惯那么叫她。而她呢，既然我称她“嫂子”，她似乎也就只有姑妄听之了。 朱师傅的儿子比朱霞小两岁，叫朱凡。朱凡是个清秀且聪明的农村小青年。比少年大不点儿那类青年。 朱师傅常替人们修自行车。朱凡从旁看了几次，会修了。遇有谁家的自行车坏了，推到门房外，请朱师傅修，倘若朱师傅没时间亲自修，便将“任务”交待给朱凡。往往还要严肃地叮嘱：“要认真修啊，不许对付！” 我曾对朱师傅说：“朱师傅，别不好意思，要收钱。” 朱师傅笑着说：“那哪儿行呢？那成什么事儿了呢？” 我也曾对朱凡说：“你爸不好意思收钱，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要收！” 朱凡也和他父亲那么憨厚地笑，不吱声儿。 “朱霞，你收！” 朱霞也笑。 “嫂子，他们都不好意思，你出面收！在这一点上不必学雷锋，不必搞无偿服务！” 她同样憨厚地笑。 我也曾暗中对某些关系亲密者打招呼——“咱们都不要让人家朱师傅白修车啊！” 人们都说对。 其实街口就有修自行车的。但那修自行车的天一黑就收摊了。住在楼里的大人们或学生们，往往晚上了才想起自行车有毛病，怕影响第二天上班上学，于是只有求助于朱师傅。而朱师傅从来有求必应。即使自己没空儿，也是先应下来，让儿子修。尤其冬季的晚上，不能把自行车搬屋里修，只能将电灯拉到外边，冻手冻脚地修…… 这不给几元钱真是让人过意不去。 但据我所知，他们是从来不收钱的。非塞钱给他们，反而会搞得他们非常窘。 我妻子的自行车，我儿子的自行车，他们也不知贪黑给修过多少次了。 我们也只能送些东西，变相地表示感谢。 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过病，厂里为此发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总之几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愿。证明人们对朱师傅和他的一家都是很友善的。也证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 原本仅容得下一张床的传达室里间，四口之家是显然的，绝对的没法儿同住的。但这世上在一些人看来是显然的，绝对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们，往往也就不那么显然不那么绝对了。正所谓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间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气儿却可以大一些。朱师傅捡了一张破木床，修修，将两张木床摞起来了，成了双层的床。又捡了一块板，晚上临睡前将下床接出一条。就这样，显然而又绝对解决不了的困难，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朱霞和母亲每晚睡下床，睡得多么挤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师傅自己，则每晚在厂里到处找地方借宿。好在厂里有些供值班人员睡的床，一般情况下他借宿不会遭到拒绝。 现在，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师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着。 但我从未见朱师傅愁眉苦脸过。 朱师傅另外还有没有收入呢？ 有是有的——四处捡些废物卖。 他清除七个垃圾通道时，常将易拉罐儿，塑料瓶眼细地挑出来攒着。我也常见他推了满满一车废物送往什么地方的废品站。 我曾听有人说：“嘿，又发了，也许卖不少钱呢！” 我不相信现而今谁靠捡废物卖会“发”。 倘真能，为什么我们城里人不也“发”一把呢？ 一个易拉罐儿几分钱，一斤废报几角钱，这我也是知道的。一车废物卖不了多少钱的。明摆着的事儿。 朱师傅挣的是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人显然的，绝对的不愿挣的钱。也是显然地绝对地在靠诚实的劳动挣钱。 故我常将能卖钱的废物替朱师傅积攒了，亲自送给他。 有次我问：“怎么最近没见朱凡啊？” 他笑了，欣慰地说：“去学电脑了！” 这一位中年的，安徽农村来的农民父亲，就用自己卖废品所得的钱，供他的儿子去学最现代的谋职技能。 现在朱凡已经在某邮局谋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尽管收入和他父亲的收入一样很低微，但毕竟的，全家多了一份收入啊！ 某日，朱师傅见了我，吞吞吐吐地问：“你看，如果我想在车棚这一角用些胶板围一处我睡觉的地方，厂里会同意吗？” 我说：“我不是早就建议你这样做了吗？只管照你的想法做吧，厂里我替你说。” 厂里的领导也很体恤他一家。 现在，朱师傅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就在门房的边上，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用胶板围的一个箱子似的“房间”。睡在里边，夏天的闷热，冬天的森冷，大约非一般城里人所能忍受。 现在，这一家人已在北京——确切地说，在我们童影的门房生活了七八年了。除了朱霞，朱师傅、“嫂子”和朱凡，都在为生活而挣钱。不管一份工作多么脏，多么累，收入多么低微，在北京人看来是多么不值得干，不屑于干，在他们看来，却都是难得的机遇…… 在风天，在雨天，在寒冬里，在赤日下，我常见“嫂子”替朱师傅清理七个垃圾通道，替朱师傅打扫宿舍区和厂区的卫生。也像朱师傅一样，从垃圾里挑拣出可卖点儿钱的东西。她替朱师傅时，朱师傅则也许往废品站送废品去了，也许另有一份儿活，去挣另一份儿钱了。 “嫂子”推垃圾车的步态，腾腾有力，显示出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样子。 这一家的每一个成员，似乎总是那么乐观，似乎总是生活得那么亲情融融。 有时我不免奇怪地想——他们的乐观源于什么呢？ 当然的，我知道，他们一家人要通过共同的努力，早日积攒下一笔钱，然后回安徽农村去盖房子。 那须是多大数目的一笔钱呢？ 三万？还是五万？ 他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呢？ 似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再豁上七八年的时间也不足惜。而且，一定要达到，一定能达到。 难道，这便是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因由吗？ 哪一个人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哪一个家庭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家庭，身在到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不谤世妒人，不自卑自贱，不自暴自弃，一心确定一个不超出实际的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生活目标，全家人同舟共济，付出了一个七八年，并准备再付出一个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实现呢？ 我清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这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很可敬吗？ 自尊，自强，自立——于老百姓而言，不就是得像朱师傅一家一样吗？ 十分难得的是，他们还有那么一种仿佛任什么都腐蚀不了的乐观！ 这乐观可贵呀！ 我常对自己说——朱师傅是我的一面镜子。他这一面镜子，每每照出我这个小说家生活的矫情。 我也常对妻子和儿子说——朱师傅一家是我们一家的镜子。 相比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我和我的一家，还有什么理由不乐观地生活？我们对生活所常感到的不满足不如意，不是矫情又是什么呢？…… 给哥哥的信 亲爱的哥哥： 提笔给你写此信，真是百感交集。亦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屈指算来，弟弟妹妹们各自成家，哥哥入院，十五六年矣！这十五六年间，我竟一次也没探望过哥哥，甚至也没给哥哥写过一封信，我可算是个什么样的弟弟啊！ 回想从前的日子，哥哥没生病时，曾给予过我多少手足关怀和爱护啊！记得有次我感冒发烧，数日不退，哥哥请了假不上学，终日与母亲长守床边，服侍我吃药，用凉毛巾为我退烧。而那正是哥哥小学升中学的考试前夕呀！那一种手足亲情，绵绵温馨，历历在目。 我别的什么都不想吃，只要吃“带馅儿的点心”，哥哥就接了母亲给的两角多钱，二话不说，冒雨跑出家门。那一天的雨多大呀！家中连件雨衣连把雨伞都没有，天又快黑了，哥哥出家门时只头戴了一顶破草帽。哥哥跑遍了家附近的小店，都没有“带馅儿的点心”卖。哥哥为了我这个弟弟能在病中吃上“带馅儿的点心”，却不死心，冒大雨跑往市里去了。手中只攥着两角多钱，自然舍不得花掉一角多钱来回乘车。那样，剩下的钱恐怕连买一块“带馅儿的点心”也不够了。一个多小时后哥哥才回到家里，像落汤鸡，衣服裤子湿得能拧出半盆水！草帽被风刮去了，路上摔了几跤，膝盖也破了，淌着血。可哥哥终于为我买回了两块“带馅儿的点心”。点心因哥哥摔跤掉在雨水里，泡湿了。放在小盘里端在我面前时，已快拿不起来了。哥哥见点心成了那样子，一下就哭了……哥哥反觉太对不起我这个偏想吃“带馅儿的点心”的弟弟！唉，唉，我这个不懂事的弟弟呀，明知天在下雨，明知天快黑了，干吗非想吃“带馅儿的点心”呢？不是借着点儿病由闹矫情吗？ 还记得我上小学六年级，哥哥刚上高中时，我将家中的一把玻璃刀借给同学家用，被弄丢了。当时父亲已来过家信，说是就要回哈市探家了。父亲是工人。他爱工具。玻璃刀尤其是他认为宝贵的工具。的确啊，在当年，不是哪一个工人想有一把玻璃刀就可以有的。我怕受父亲的责骂，那些日子忐忑不安。而哥哥安慰我，一再说会替我担过。果然，父亲回到家里以后，有天要为家里的破窗换块玻璃，发现玻璃刀不见了，严厉询问，我吓得不敢吱声儿。哥哥鼓起勇气说，是被他借给人了。父亲要哥哥第二天讨回来，哥哥第二天当然是无法将一把玻璃刀交给父亲的。推说忘了。第三天，哥哥不得不“承认”是被自己弄丢了——结果哥哥挨了父亲一耳光。那一耳光是哥哥替我挨的呀…… 哥哥的病，完完全全是被一个“穷”字愁苦出来的。哥哥考大学没错。上大学也没错。因为那也是除了父亲而外，母亲及弟弟妹妹们非常支持的呀！父亲自然也有父亲的难处。他当年已五十多岁了，自觉力气大不如前了。对于一名靠力气挣钱的建筑工人，每望着眼面前一个个未成年的儿女，他深受着父亲抚养责任的压力哪！哥哥上大学并非出于一己抱负的自私，父亲反对哥哥上大学，主张哥哥早日工作，也是迫于家境的无奈啊！一句话，一个穷字，当年毁了一考入大学就被选为全校学生会主席的哥哥…… 我下乡以后，我们还经常通信是不哥哥？别人每将哥哥的信转给我，都会不禁地问：“谁给你写的信，字迹真好，是位练过书法的人吧？” 我将自己写的几首小诗寄给哥哥看，哥哥立刻明白——弟弟心里产生爱了！我也就很快地收到了哥哥的回信——一首词体的回信。太久了，我只能记住其中两句了——“遥遥相望锁唇舌，却将心相印，此情最可珍。” 即使在我下乡那些年，哥哥对我的关怀也依然是那么的温馨，信中每嘱我万勿酣睡于荒野之地，怕我被毒虫和毒蛇咬；嘱我万勿乱吃野果野蘑，怕我中毒；嘱我万勿擅动农机具，怕我出事故；嘱我万勿到河中戏水，怕下乡前还不会游泳的我被溺…… 哥哥，自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以后，和哥哥的通信就中断了。其间回过哈市五六次，每次都来去匆匆，竟每次都没去医院探望过哥哥！这是我最自责，最内疚，最难以原谅自己的！ 哥哥，亲爱的哥哥，但是我请求你的原谅和宽恕。家中的居住情况，因弟弟妹妹们各自结婚，二十八平米的破陋住房，前盖后接，不得不被分隔为四个“单元”。几乎每一尺空间都堆满了东西——这我看在眼里，怎么能不忧愁在心中呢？怎么能让父亲母亲在那样不堪的居住条件之下度过晚年呢？怎么能让弟弟妹妹们在那样不堪的居住条件之下生儿育女呢？连过年过节也不能接哥哥回家团圆，其实，乃因家中已没了哥哥的床位呀！是将哥哥在精神病院那一张床位，当成了哥哥在什么旅馆的永久“包床”啊！细想想，于父母亲和弟弟妹妹，是多么的万般无奈！于哥哥，又是多么的残酷！哥哥的病本没那么严重啊！如果家境不劣，哥哥的病早就好了！哥哥在病中，不是还曾在几所中学代过课吗？从数理化到文史地，不是都讲得很不错吗？…… 我十余年中，每次回哈，都是身负着特殊使命一样，为家中解决住房问题，为弟弟妹妹解决工作问题呀！是心中想念，却顾不上去医院探望哥哥啊！当年我其实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豁出自尊四处求助，往往的事倍功半罢了…… 如今，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哥哥了——我多年的稿费加上幸逢拆迁，弟弟妹妹的住房都已解决；弟弟妹妹们的工作都较安稳，虽收入低，但过百姓日子总还是过得下去的；弟弟妹妹们的三个女儿，也都上了高中或中专…… 如今，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哥哥了——父母二老还都健在，早已接来北京与我住在一起…… 望哥哥接此信后，一切都不必挂念。 春节快到了——春节前，我将雷打不动地回哈市，将哥哥从医院接出，与哥哥共度春节…… 今年五月，我将再次回哈市，再次将哥哥从医院接出，陪哥哥旅游半个月…… 如哥哥同意，我愿那之后，与哥哥同回北京——哥哥的晚年，可与我生活在一起…… 如哥哥心恋哈市亲情旧友多，那么，我将为哥哥在哈市郊区买一套房，装修妥善，布置周全——那里将是哥哥的家。 总之，我不要亲爱的哥哥再住在精神病院里！ 总之，我要竭尽全力为哥哥组建一个家庭，为哥哥积攒一笔钱，以保证哥哥晚年能过无忧无虑的正常的家庭生活！ 哥哥本来早就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过家庭生活的啊！这一点是连医生们心中都清楚的啊！只不过从前弟弟顾不上哥哥，只不过从前弟弟没有那份儿经济能力…… 哥哥，亲爱的哥哥——你实实在在是受了天大委屈！ 哥哥，亲爱的哥哥——耐心等我，我们不久就要在一起过春节了！ 哥哥，亲爱的哥哥——紧紧地拥抱你！ 你亲爱的弟弟绍生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于北京 (注：十年前失去了老父亲，去年又失去了老母亲，我乃天下一孤儿了！没有老父亲老母亲的感觉，一点儿也不好。特别的不好！我宁愿要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沉重，而不愿以永失父子母子的天伦亲情，去换一份卸却沉重的轻松。于我，其实从未觉得真的是什么沉重，而觉得是人生的一种福分，现在，没法再享那一种福分了！我真羡慕父母健康长寿的儿女！现在，对哥哥的义务和责任，乃我最大的义务和责任之一了。对哥哥的亲情，因十五六年间的顾不上的落失，现在对我尤其显得宝贵了。我要赶快为哥哥做。倘在将做未做之际而痛失哥哥，我想，我心的亲情伤口怕就难以愈合了。故有此信。) 过小百姓的生活 ——给妹妹的一封信 妹妹： 见字如面。知大伟学习成绩一向优异，我很高兴。在孙女外孙女中，母亲最喜欢大伟。每每说起大伟如何如何疼姥姥，善解人意。我也认为她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她学习努力，并且爱学习，不以为苦，善于从学习中体会到兴趣，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因而要由做父母的克服一切生活困难，成全孩子的学志。否则，便是家长的失责。前几次电话中，我也忘了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了。两年前动那次手术，愈后如何？该经常到医院去进行复查才是。 我知道，你一向希望我调动调动在哈市的战友关系、同学关系，替你们几个弟弟妹妹，转一个经济效益较好的单位，谋一份较稳定的工薪，以免你们的后顾之忧，也免我自己的后顾之忧。不错，我当年的某些知青战友、中学同学，如今已很有几位当了处长、局长，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但我不经常回哈市，与他们的关系都有点儿疏淡了。倘为了一种目的，一次次地回哈重新联络感情，铺垫友谊，实在是太违我的性情。他们当然对我都是很好的。我一向将我和他们之间的感情、友情，视为“不动产”，惟恐一运用，就贬值了。所以，你们几个弟弟妹妹的某些困难，还是由我个人来和你们分担吧！何况，如今之事，县官不如现管。便是我吞吞吐吐地开口了，他们也往往会为难。有一点是必须明白的——我这样的一个写小说的人，与某些政府官员之间，倘论友谊，那友谊也更是从前的某种特殊感情的延续。能延续到如今，已太具有例外性。这一种友谊在现实之中的基础，其实是较为薄脆的，因而尤需珍视。好比捏的江米人儿，存在着便是美好的。但若以为在腹空时可以充饥，则大错特错了。既不能抵一块巧克力什么的，也同时毁了那美好。更何况，如说友谊也应具有相互帮助的意义，那么也只有我求人家帮我之时，而几乎没有我也能助人家之日。我一个写小说的，能指望自己在哪一方面帮助别人呢？帮助既已注定了不能互相，我也就很有自知之明，封唇锁舌，不吐求字了。 除了以上原因，大约还有天性上的原因吧？那一种觉得“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天性，我想一定是咱们的父亲传给我的。我从北影调至童影，搬家我也没求过任何一个人。是靠了自行车、平板车，老鼠搬家似的搬了一个多星期。有天我一个人往三楼用背驮一只沙发，被清洁工赵大爷撞见了，甚为愕异。后来别人告诉我，他以为我人际关系太恶，连个肯帮我搬家的人都找不到。当然，像我这么个性极端了，也不好。我讲起这件事，是想指出——哈尔滨人有一种太不可取的“长”处，那就是几乎将开口求人根本不当成一回事儿。本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之事，也不论值不值得求人，哪怕刚刚认识，第二天就好意思相求。使对方犯难自己也不在乎。遭到当面回绝还不在乎。总之仿佛是习惯，是传统。好比一边走路一边踢石头，碰巧踢着的不是石头，是一把打开什么锁的钥匙，则兴高采烈。一路踢不着一把钥匙，却也不懊恼，继续地一路走一路踢将下去。石头碰疼了脚，皱皱眉而已。今天你求我，明天我求你，非但不能活得轻松，我以为反而会活得很累。 我主张首先设想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没有任何人可求任何人也帮不上忙的，主张首先自己将自己置在孤立无援的境地，而这么一来，结果却很可能是——我们发现，某些困难，并非我估计的那么不可克服。某些办成什么事的目的，即使没有达到，也并非我们估计的那么损失严重。我们会发现，有些目的，放弃了也就放弃了。企望怎样而最终没有怎样，人不是照活吗？我常想，我们的父亲，一个闯关东闯到东北的父亲，一个身无分文只有力气可出卖的山东汉子，当年遇到了困难又去求谁啊！我以为，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对于小百姓而言，求人简直意味着是高息贷款。我此话不是指求人要给人好处，而是指付出的利息往往是人的志气。没了这志气，人活着的状态，往往便自行地瘫软了。 妹妹，为了过好一种小百姓的生活而永远地打起精神来！小百姓的生活是近在眼前伸手就够得到的生活。正是这一种生活才是属于我们的。牢牢抓住这一种生活，便不必再去幻想别的某种生活。最近我常想，这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各种不同的生活水平线上，过着小百姓的生活。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我以为乃是温馨二字。没了温馨的生活，那还叫是生活吗？温馨是某种舒适，但又不仅仅是舒适。许多种生活很舒适，但是并不温馨。温馨是一种远离大与奢的生活情境。一幢豪宅往往只能与富贵有关。富贵不是温馨。温馨是那豪宅中的小卧室，或者小客厅。温馨往往是属于一种小的生活情境。富人们其实并不能享受到多少温馨。他们因其富，注定要追求大追求奢追求华糜。而温馨甚至是可以在穷人的小破房里呈现着的生活情境。温馨乃是小百姓的体会和享受。我说这些，意思是想强调——房子小一点儿没关系，只要小百姓主人勤快，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好。工资收入低一点儿没关系，只要小百姓自己善于节俭持家就好。只要小百姓善于为了贴补生活再靠诚实的劳动挣点儿钱就好，哪怕是双休日在家里揽点儿计件的活儿。在小的住房里，靠低的工资，勤勤快快、节节俭俭、和和睦睦地生活，即为小百姓差不多都能把握得住的温馨日子，小百姓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生活，绝对是我们想过上便能过上的。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将一个破家粉刷得多亮堂，收拾得多干净啊！每查卫生，几乎总得红旗。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日子又是多么的困难呀！但不也有许多温馨的时候吗？ 在物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绝对的胸无大志之人。但愿你们也是。不要说小百姓只配过小日子的沮丧话，而要换一种思想方法，多体会小百姓的小日子的某些温馨。并且要像编织鸟一样，织一个小小的温馨的家，将小百姓的每一个日子，从容不迫地细细地品咂着过。你千万不要笑我阿q精神大发扬。这不是在用阿q精神麻痹你，而是在教你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情况之下，只要不是苦役式的命运，完全没有自由的生活，那么人至少可取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至少可实际地选择两种不同的生活——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较乐观的生活和非常沮丧的生活。而这也就意味着获得同一情况之下两种不同的生活质量…… 哈市国有企业的现状是严峻的，令人堪忧的。东北三省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现状都是严峻的。这是一个艰难时代。对普遍的国有企业的工人尤其艰难。据我看来，绝非短时期内能全面改观的。国家有国家的难处，这难处不是一位英明人物的英明头脑，或一项英明决策所能一朝解决的。这个体制的负载早已太沉重了。从前中国工人的活法是七分靠国家，三分靠自己，现在看必得反过来了，必得七分靠自己，三分靠国家了。那三分，便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的责任。它大约也只能负起这么多责任了。这责任具有历史性。 既然必得七分靠自己了，你打算怎样，该认真想想。你来信说打算提前退休或干脆辞职。我支持，这就等于与自己所依赖惯了的体制彻底解除“婚约”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你毕竟有别于年轻人。而且得清楚，那体制不会像一个富有的丈夫似的，补偿你什么。届时你的心态应该平衡。不能被某种“吃了大亏”的想法长久纠缠住。而最主要的，是你做出决定前必得有自知之明，反复问自己什么是想干的，什么是能干的。在想干的和能干的之间，一定要确定客观实际的选择。 总之，你一旦决定了，你的困难，二哥会尽全力周济帮助的。 过些日子，我会嘱出版社寄一笔稿费去的。 抽时间去医院看望大哥。 今天，我集中精力写信。除了给你们三个弟弟妹妹写信，还要抓紧时间再写几封。告诉大伟，说二舅问她好。也替我问春雨好。嘱他干活注意安全。 余言后叙。 兄晓声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日于北京 关于蚁的杂感 清晨，我在家居附近的小公园里散步，见一个孩子驻足于我前边，呆呆地瞪着铺石路面。 我走到孩子身旁，也不禁好奇地看他所看——是一片树叶在“自行”移动。方向明确，显然“打算”横过石路。 一片叶子当然是不会“自行”移动的，下面肯定有虫无疑。 我最先想到的是条毛虫。我应算是个胆大的人，几次在近在咫尺的情况下遭遇过蛇，并不惊慌失措。当知青时，有次在河里游泳，潜游了一会儿，钻出水面换气，猝见一条婴儿手腕粗细、一米多长的蛇，正昂着头朝我游来。三角形的头证明它是一条毒蛇。我当机立断，赶紧又潜入水中，在水下与蛇相错而过。因为常识告诉我，蛇是不会潜游的。还有一次，我带着一个班的女知青背马草，跟随我后的姑娘忽发尖叫——她看见用绳子勒在我背上的马草捆中，有半截蛇身垂下来，扭曲甩动不已。它的上半截被绳子勒在马草中了，尾梢竟甩到了我的胯前……那我也只不过镇定地从背上解下马草捆，用镰刀砍死它罢了。 然而一条小小的毛虫或青肉虫，却往往会令我浑身一悸。有次我在家里的阳台上给花浇水，一边自言自语，奇怪哪儿来的虫将花叶吃得残缺不全？小阿姨走到阳台上看了一眼，指着花枝说：“叔叔，你眼睛不管事儿了？那不是一条大青虫吗？”我这才发现我以为的花枝，原来是一条呈“弓”形伪装在花株上的丑陋东西。我竟吓得水杯掉在地上，一口水呛入胸间，进而面色苍白，心跳剧烈，出了两手冷汗。并且，连夜噩梦，梦见家中这儿那儿，到处都是那种令我恐惧的青肉虫…… 所以，当看到路上的树叶移动而近，我不由得连退两步。 我对那孩子说：“快，踩！下边准是条毛虫子！” 孩子高抬一只脚，狠狠地踏了下去。 树叶停止了移动。然而，在我和孩子的瞪视下，片刻却又开始前进了！ 孩子害怕了，叫一声“妈呀！”转身拔腿就跑。 在树叶被踩过的地方，铺路方砖上，留下了五六只或伤或亡的蚂蚁。 我不禁因我的判断失误顿感罪过。在那片不足半个信封大小的杨树叶下，究竟排列着多少只蚂蚁呢？十几只还是二十几只？孩子的脚刚才对于它们造成的突然而巨大的不可抗力，为什么竟没使活着的它们舍弃背负着的那片叶子四面逃窜？ 我产生了一种企图赎罪的心理，驻足路旁，替那片继续向前移动的叶子担当“卫兵”，提醒过往行人勿踩踏了它。 于是，那片叶子又吸引了几个人驻足观看——忽然，叶子不再向前移动了，五六只蚂蚁从下面钻出，以很快的速度回到叶子被踏的地方，拖拽那几只或死或伤的同伴，并跟头把式地想方设法将它们“弄”到叶子上面。这一种堪称壮烈的情形，使人联想到战争或灾难境况中，人对人的搀伤扶残，生死与共…… 难道，它们在叶子下面开过一次短短的“会议”吗？在叶子停止向前移动的那片刻？ 是否，在它们想来，它们那几只在不可抗力下伤亡了的同伴，竟意味着是“殉职烈士”和“因公伤残”呢？ 毫无疑问，需要那一片叶子的，并不首先是叶子下面的蚂蚁，而是它们所属于的蚁族。它们也定是些工蚁，在为自己的蚁族搬运那一片叶子…… 蚁这种小小的生命是没有思维能力的，它们的一切行为，无论多么令我们人类惊诧，甚至感动，其实都只不过是本能。故我们人类将仅靠本能生存着的生命，统称为低级生命，尤其将蚁们这一类小生命轻蔑地都叫做“虫”。但某一种本能体现在蚁这一类小“虫”们身上，却又是多么的可敬呀！ 那片叶子又开始向前移动了。现在，搬运它的蚁们的数量减少了，它的重量却增加了——因为它同时也意味着是“担架”了，但叶子向前移动的速度竟反而加快了。相对于蚁，那片叶子是巨大的，将它下面的蚁们全都覆盖住了，我看不到它们齐心协力的情形，却能想像得到它们一只只会是多么的勇往直前。在它们遭到了一次自天而降的不可抗力的袭击之后，在它们的本能告诉它们，同样的袭击随时会再次发生之前，它们仍能那么的执着于一事，而且是必得竭尽全力的一事——这一点令我心大为肃然。 那片叶子终于横穿过石路，移动向路那一边的树林中去了…… 我和几个观看的人，相互笑笑，也就各自无言地散去。 我不知那一处蚁穴究竟在多远的地方，那些蚁们还会有怎样的遭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片叶子终将被搬运到蚁穴里去，即使搬运它的那些蚁们全都死了，死在最后的一只，也会向它的同类们发出讯号，于是会有更多的蚁们赶来，继续完成它们未完成之事。而且，并不弃了它们的尸体不管。 那片叶子对于某一族蚁很重要吗？为搬运它而死而伤的蚁们，对于其族的利益而言，是否也算死得其所，伤得其所呢？ 回到家里，我头脑中关于蚁们的一些想法，竟怎么也挥之不去了。 我记起马克?吐温曾写过一篇短文，对蚂蚁大加嘲讽——一只蚂蚁对付着一块比它大得多的骨头渣翻上钻下，煞费苦心地企图将骨渣弄到蚂蚁窝里去。马克?吐温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蚂蚁是贪婪的。 而我却一向认为蚂蚁是最不贪婪的。 我认为人才是地球上最贪婪的动物。与虫、鸟、兽们的占有本能相比，人的贪婪往往令人匪夷所思。 猛兽仅一次捕杀一只食草类动物维生，而人，只要有机会，就会大开杀戒，恨不得能将视野内的动物群体一次次捕杀绝种，为的是最大量地占有它们的皮毛、肉和骨。 猛禽的捕杀行为仅仅是为了生存。 在人脑的发达程度才比动物高一点的时候，人的捕杀行为也仅仅是为了生存。后来人的大脑特别发达了，人的许多方面的占有欲望也就更加难以填平和满足了。 “微软帝国”的发展理念，说到底只不过是八个字——胜者统吃，无限占有。 还说蚁，无论它对付一块骨渣的情形多么可笑，前提却是一点儿也不可笑的，不是受自己的欲望驱使，而是为了族的生存需要。 一只蚂蚁永远不会将某种它觉得好吃的东西带到仅有它自己知道的地方藏匿起来，以便长久独享。它发现了好吃的东西，会立刻传送讯号，“通告”它的同类都来享受。 “各尽所能”是马克思为人类所畅想的理想社会的原则之一，而千万年来，蚁类们一向是这样生存着的。工蚁们奉行任劳任怨的传统；兵蚁们则时时准备为捍卫族的安全奋勇迎敌，前仆后继，战死“疆场”。 “按需所取”也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原则之一。试想，人类的财富得积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经得住全体人类“按需”一取啊！ 而在蚁的社会里，千万年来，它们一直是“按需所取”的。在蚁穴里，共同拥有的食物绝不会派兵蚁看守，也没有一只蚁会盗自己的“粮库”。 是的，千万年来，蚁的社会里，从没有过“内贼”，也从没有过贪占现象。 蚁的社会，是典型的“共产主义”社会。 蚁的社会，却并不因而产生“懒汉”。 蚁的本能中没有丑恶的一面；而人性的丑恶面，却往往是连人类自己也觉得恐怖的。 然而，无论我多么赞美蚁和蚁的社会，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即使我有一百次生命，我也不打算用哪一次轮回为一只蚁，在蚁的社会里体会没有丑恶的生存秩序的美好，非因蚁只不过是小小的“虫”，而因蚁的社会里没有爱。 我还愿五十次生命仍做人，活在尽管有许多丑陋及丑恶但同时有种种爱的机会的人类社会。我留恋人类社会的首先一点，并不是因为别的诱惑，而是因为只有体现在人类身上才丰富多彩的爱的机会…… 余下的五十次生命，我祈祷上帝使我能以二十次生命变做天鹅；十次生命变做野马；十次生命变做北极犬；还有十次生命，就一次次都变做了松鼠吧！ 我喜欢松鼠生存方式的活泼和样子的可爱。 我也挺羡慕蝶活得美，但一想到那美要先是毛虫才能实现，就不愿列入生命的选择了…… 但我哪儿还会有九十九次生命呢？连这唯一的一次，也快耗尽了呀…… 关于蜂的杂感 在我们这个五十多亿人的地球上，我想，大约没谁会对蜜蜂不带好感吧？ 蜜蜂为人类提供的利益，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但凡算是一个商店，只要它经营十种以上的食品，那么人大抵是可以从中买到蜂蜜的。即使竟买不到蜂蜜，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它所经营的十种以上的食品，至少其中一种必包含有蜂蜜的成分。 蜂蜜这一成分还几乎被普遍地加工到药品中去。 所有不健康的和所有希望自己健康起来的人，无论大人还是儿童，首选的保健食品往往是蜂蜜，或是由蜂蜜所提炼。 蜂王浆对人体的好处更是不消说的。 十之七八的护肤养颜品中也都包含有蜂蜜的成分。 有时人细想一想，简直会觉得不可思议——全世界有五十亿人口啊，而蜂儿又是多么小的东西呀！它采蜜的方式只不过是靠腿上纤细得需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毫毛从花心中粘带。百只蜜蜂如此这般地辛勤劳作百次以上，大概还采集不够一克的蜜吧？而如果五十亿人口中哪怕每天只有五百分之一的人服用一点点蜜，那也是对一千万人的供给啊！ 这究竟需要多少蜜蜂每天在采集不止呢？ 小小的蜂儿还直接解决了多少人的生计问题啊！依赖于它们而全家生计有指靠的，首先当是那些养蜂人。小小的蜂儿是养蜂人不计报酬的“雇工”，它的工作态度根本无须监督，也无须用奖赏来鼓励或刺激，更无须靠惩罚制裁，因为几千万年以来，还没有过一只蜜蜂是懒惰的。 小小的蜂儿便是养蜂人的“牛”、“马”和“鱼鹰”。 农夫和车脚夫有时不得不用鞭子抽他们的牛和马；渔夫必得用绳子勒住鱼鹰的脖子，以防止它将叼到嘴里的鱼先吞入腹中。而蜂的早出晚归，却是根本不需要吆喝的，养蜂人只要将自己的蜂箱照看好就算不失其职了。 我家对面的小花园里，每年的春季起，都会照例支起养蜂人的帐篷。那是一对父子。我搬到那条街上住时，儿子是少年。如今那儿子已是青年了，他的父亲老了，他已接过了他父亲的班，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养蜂人了。我和他聊过。他父亲靠养十几箱蜂为他娶了媳妇成了家。他说，他要靠养蜂供他的儿子上大学。他自信那是他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当然是一个对蜂这种小东西怀有极大敬意的人。 我对蜂的敬意甚至超过我对蚁的敬意。 因为，蚁毕竟也有讨厌的方面。当它对我们的生活构成蚁害，则我们就不得不用药消灭它们，像消灭蟑螂和蚊蝇一样。而且，蚁还经常到很脏的地方钻进钻出，这是不由人不讨厌的。 但蜂儿却一向本能地往清洁的、环境优美的、有芬芳气息的地方飞。蜂儿是极其讲卫生的小东西。 我对蜂的敬意，不仅因为以上几点，还因为蜂的“和平主义”。 蜂是携带武器的小东西。它的武器便是它的刺。犹如古代的弩，犹如现代的枪。但那又是怎样的一种“弩”和“枪”呀，它的“弩弓”上只有一支“箭矢”，它的“枪膛”中仅有一颗“子弹”。 这一点决定了它们根本不可能也根本不愿意进行主动的攻击。 这一点让我想起前苏联的一部电影《克楚别伊》。片名用的是一位前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英雄的名字。他是夏伯阳式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伏龙芝元帅曾赠他一柄战刀，战刀上刻着伏龙芝对他的一句教导：“没有必要不拔；不立战功不插”。 蜂儿的“和平主义”便体现在“没有必要不拔”这一点上。 蜂儿是敏感的小东西，它们的家园意识特别强，它们的“武器”从不用来进攻，而是用来保卫家园。由于它们特别的敏感，又特别的洁身自好，所以它们最难容忍人或别的动物滋扰它们的家园。倘家园受到滋扰，它们必然会群起而攻之。但它们那一种自卫性的最初的攻击，只不过表现为一种威慑，目的仅仅是为了驱赶。如果敌人在它们的警告之下并不退缩，确乎对它们的家园构成了侵犯，那么它们也就只有被迫实战了。而结果呢，不管侵犯者是人或熊，没有不惊慌逃窜的。 胜利往往注定了在小小的蜂儿这一方面。 “不立战功不插”这一句话，用来形容蜂儿们也同样是非常恰当的。 蜂儿这一种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气概，往往也被人类加以利用。正如古代中国人曾利用牛群布下过势不可挡的火牛阵；古印度人曾利用受过训的狮、虎、豹充当先头部队一样，在美国对越南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越南军民也曾利用野蜂使美方的正规部队溃不成军…… 但是蜂的胜利，一向是以自己的生命换取的。当然人类在战争中的胜利，其代价也是人的伤亡。然而情况还是那么的不同，因为相对于蜂儿，它对敌人的攻击，乃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攻击，它根本不可能进行第二次，之后，它就必死无疑。而它的攻击，对敌人却一般不会是致命的(某种毒蜂除外)，甚至是小小不言的。比如它对人的攻击，涂几滴药水儿就解疼消肿了。没有药水，涂点儿牙膏或肥皂水，也行了。 “没有必要不拔；不立战功不插”两句话，体现在蜂儿们身上，是悲壮的，是惨烈的。 它们以自己的死来实践那两句话。 一只蜂儿，用它唯一的一支“箭”，或一颗“子弹”，进行了勇敢无畏的战斗，之后不一会儿，它便掉在地上死了。 这意味着些什么呢？ 这意味着它们不惜以死诠释它们的和平理念及战争理念。包含有这样的几层宣言性的自白： 我的装备只够进行一次性的自卫，这足以证明我是多么的主张和平…… 我不会置你于死地，因为我的本性是温和的…… 但我也是勇敢无畏的，我愿以我的死使你清楚一个事实——蜂的家园是不可以无端侵犯的。 你侵犯了我，你只不过受了点轻伤；我实行自卫，而我死了。我对某些我所厌恶之事即使参加了一次，即使是被迫的，我也还是耻于再活下去了——战争对我便是那样的事…… 真的，在地球上，在包括人的所有生命中，还有别的什么能够做到像小小的蜂儿这样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蜂儿是做到了。 “己所不欲，宁死而不二”——这一点，蜂儿也做到了。 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所以，倘一个人被蜂蜇了，我的同情，一般并不在人这一边，而在蜂儿那一边，因为人被蜇一下只不过疼片刻，最多几时，而一只蜜蜂蜇了人，它接着就只有死了。何况，人被蜇，必首先是人不对的结果。 我是孩子时，曾和别人做过这样的事——将背心或薄布的衣服用唾沫弄湿一小片，然后逮蜜蜂。逮着了，就用指尖儿捏住它们的翅，迫它们蜇背心或衣服湿了的地方，它们蜇过后，刺便被“吸”在上面了。我们比赛看谁从蜂们身上“缴获”的“武器”多…… 长大后，知道了我们儿时那样的恶作剧，实际上对蜂是杀害行径，便非常地后悔。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蜂的社会形态和生命意义，是理想化的具有诗性的啊…… 读的烙印 真的不知该给正开始写的这一篇文字取怎样的题。 自幼喜读，因某些书中的人或事，记住了那些书名。甚至还会终生记住它们的作者。然而也有这种情况，书名和作者是彻底地忘记了，无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但书中人或事，却长久地印在头脑中了。仿佛头脑是简，书中人或事是刻在大脑这种简上的。仿佛即使我死了，肉体完全地腐烂掉了，物质的大脑混入泥土了，依然会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存在于泥土中，雨水一冲，便会显现出来似的。又仿佛，即使我的尸体按照现今常规的方式火化掉，在我的颅骨的白森森的骸片上，定有类似几行文字的深深的刻痕清晰可见。告诉别人在我这个死者的大脑中，确乎的曾至死还保留过某种难以被岁月铲平的、与记忆有关的密码…… 其实呢，那些自书中复考入大脑的人和事，并不多么的惊心动魄，也根本没有什么曲折的因而特别引人入胜的情节。它们简单得像小学课文一样，普通得像自来水。并且，都是我少年时的记忆。 这记忆啊，它怎么一直纠缠不休呢？ 怎么像初恋似的难忘呢？ 我曾企图思考出一种能自己对自己说得通的解释。 然而我的思考从未有过使自己满意的结果。 正如初恋之始终是理性分析不清的。 所以呢，我想，还是让我用我的文字将它们写出来吧！ 我更愿我火化后的颅骨的骸片像白陶皿的碎片一样，而不愿它有使人觉得奇怪的痕迹…… 一 在乡村的医院里，有一位父亲要死了。但他顽强地坚持着不死，其坚持好比夕阳之不甘坠落。在自然界它体现在一小时内。相对于那位父亲，它将延长至十余小时。 生命在那一种情况下执拗又脆弱。 护士明白这一点。 医生更明白这一点。 那位父亲死不瞑目的原因不是由于身后的财产。他是果农，除了自家屋后院子里刚刚结了青果的几十棵果树，他再无任何财产。 除了他的儿子，他在这个世界上也再无任何亲人。 他坚持着不死是希望临死前再见一眼他的儿子。 他也没什么重要之事叮嘱他的儿子。 他只不过就是希望临死前再见一眼他的儿子，再握一握儿子的手…… 事实上他当时已不能说出话来。 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两阵昏迷之间的清醒时刻越来越短…… 但他的儿子远在俄亥俄州。 医院已经替他发出了电报——打长途电话未寻找到那儿子，电报就一定会及时送达那儿子的手中吗？即使及时送达了，估计他也只能买到第二天的机票了。下了飞机后，他要再乘四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才能来到他父亲身旁…… 而他的父亲真的竟能坚持那么久吗？ 濒死的生命坚持不死的现象，令人肃然也令人怜悯。而且，那么的令人无奈…… 夕阳是终于放弃它的坚持了，坠落不见了。 令人联想到晏殊的诗句——“无限年光有限身”，“夕阳西下几时回”？ 但是那位父亲仍在顽强地与死亡对峙着。那一种对峙注定了绝无获胜的机会。因而没有本能以外的任何意义…… 黄昏的余晖映入病房，像橘色的纱，罩在病床上，罩在那位父亲的身上，脸上…… 病房里寂静悄悄的。 最适合人咽最后一口气的那一种寂静…… 那位父亲只剩下几口气了。他喉间呼呼作喘，胸脯高起深伏，极其舍不得地运用他的每一口气。每一口气对他都是无比宝贵的。呼吸已仅仅是呼出着生命之气。 那是看了令人非常难过的“节省”。 分明的，他已处在弥留之际。 他闭着眼睛，徒劳地做最后的坚持。 他看去昏迷着，实则特别清醒。那清醒是生命在大脑领域的回光返照。 门轻轻地开了。 有人走入了病房。脚步声一直走到了他的病床边。 那是他在绝望中一直不肯稍微放松的企盼。 除了儿子，还会是谁呢？ 这时脆弱的生命做出了奇迹般的反应——他突然伸出一只手向床边抓去。而且，那么的巧，他抓住了中年的男医生的手…… “儿子！……” 他竟说出了话，那是他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一滴老泪从他眼角挤了出来…… 他已无力睁开双眼最后看他的“儿子”一眼了…… 他的手将医生的手抓得那么紧，那么紧…… 年轻的女护士是和医生一道进入病房的。濒死者始料不及的反应使她呆愣住。而她自己紧接着做出的反应是——跨前一步，打算拨开濒死者的手，使医生的手获得“解放”。 但医生以目光及时制止了她。 医生缓缓俯下身，在那位父亲的额上吻了一下。接着又将嘴凑向那位父亲的耳，低声说：“亲爱的父亲，是的，是我，您的儿子。” 医生直起腰，又以目光示意护士替他搬过去一把椅子。 在年轻女护士的注视之下，医生坐在椅子上了。那样，濒死者的手和医生的手，就可以放在床边了。医生并且将自己的另一只手，轻轻捂在当他是“儿子”的那位父亲的手上。 他示意护士离去。 三十几年后，当护士回忆这件事时，她写的一段话是：“我觉得我不是走出病房的，而是像空气一样飘出去的，惟恐哪怕是最轻微的脚步声，也会使那位临死的老人突然睁开双眼。我觉得仿佛是上帝将我的身体托离了地面……” 至今这段话仍印在我的颅骨内面，像释迦牟尼入禅的身影印在山洞的石壁上。 夜晚从病房里收回了黄昏橘色的余晖。 年轻的女护士从病房外望见医生的坐姿那么的端正，一动不动。 她知道，那一天是医生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他亲爱的妻子正等待着他回家共同庆贺一番。 黎明了——医生还坐在病床边…… 旭日的阳光普照入病房了——医生仍坐在病床边…… 因为他觉得握住他手的那只手，并没变冷变硬…… 到了下午，那只手才变冷变硬。 而医生几乎坐了二十个小时…… 他的手臂早已麻木了，他的双腿早已僵了，他已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了，是被别人搀扶起来的…… 院长感动地说：“我认为你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而医生平淡地回答：“我不是基督徒。不是上帝要求我的。是我自己要求我的。” 三十几年以后，当年年轻的护士变成了一位老护士，在她退休那一天，人们用“天使般的心”赞美她那颗充满着爱的护士的心时，她讲了以上一件使她终身难忘的事…… 最后她也以平淡的语调说：“我也不是基督徒。有时我们自己的心要求我们做的，比上帝用他的信条要求我们做的更情愿。仁爱是人间的事而我们有幸是人。所以我们比上帝更需要仁爱，也应比上帝更肯给予。” 没有掌声。 因为人们都在思考她讲的事，和她说的话，忘了鼓掌…… 在我们人间，使我们忘了鼓掌的事已少了；而我们大鼓其掌时真的都是那么由衷的吗？ 二 此事发生在国外一座大城市的一家小首饰店里。 冬季的傍晚，店外雪花飘舞。 三名售货员都是女性。确切地说，是三位年轻的姑娘。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才十八九岁。 已经到可以下班的时间了，另外两位姑娘与最年轻的姑娘打过招呼后，一起离开了小店。 现在，小首饰店里，只有最年轻的那位姑娘一人了。 正是西方诸国经济连锁大萧条的灰色时代。失业的人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到处可见忧郁的沮丧的面孔。银行门可罗雀。超市冷清。领取救济金的人们却从夜里就开始排队了。不管哪里，只要一贴出招聘广告，即使仅招聘一人，也会形成聚众不散的局面。 姑娘是在几天前获得这一份工作的。 她感到无比的幸运。 甚至可以说感到幸福。虽然工资是那么的低微。 她轻轻哼着歌，不时望一眼墙上的钟。 再过半小时，店主就会来的。她向店主汇报了一天的营业情况，也可以下班了。 姑娘很勤快，不想无所事事地等着。于是她扫地，擦柜台。这不见得会受到店主的夸奖。她也不指望受到夸奖。她勤快是由于她心情好。心情好是由于感到幸运和幸福。 忽然，门吱呀一声开了，迈进来一个中年男人。 他一肩雪花。头上没戴帽子。雪花在他头上形成了一顶白帽子。 姑娘立刻热情地说：“先生您好！” 男人点了一下头。 姑娘犹豫刹那，掏出手绢，替他抚去头上的、肩上的雪花。 接着她走到柜台后边，准备为这一位顾客服务。 其实她可以对她说：“先生，已过下班时间了，请明天来吧。” 但她没这么说。 经济萧条的时代，光临首饰店的人太少了，生意惨淡。 她希望能替老板多卖出一件首饰。 虽然才上了几天班，她却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那就是判断一个人的身。估计顾客可能对什么价格的首饰感兴趣。 她发现男人竖起着的大衣领的领边磨损得已暴露出呢纹了。而且，她看出那件大衣是一件过时货。当然，她也看出那男人的脸刚刮过，两颊泛青。 他的表情多么的阴沉啊！ 他企图靠斯文的举止掩饰他糟糕的心境。然而他分明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好演员。 姑娘判断他是一个钱夹里没有多少钱的人。 于是她引他凑向陈列着廉价首饰的柜台，向他一一介绍价格，可配怎样的衣着。 而他似乎对那些首饰不屑一顾。 他转向了陈列着价格较贵的首饰的柜台，要求姑娘不停地拿给他看。有一会儿他同时比较着两件首饰，仿佛就会做出最后的选择。 他几乎将那一柜台里的首饰全看遍了，却说一件都不买了。 姑娘自然是很失望的。 男人斯文而又抱歉地说：“小姐，麻烦了您这么半天，实在对不起。” 姑娘微笑着说：“先生，没什么。有机会为您服务我是很高兴的。” 当那男人转身向外走时，姑娘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柜台。漫不经心的一瞥使她顿时大惊失色——价格最贵的一枚戒指不见了！ 那是一家小首饰店，当然也不可能有贵到价值几千几万的戒指。 然而姑娘还是呆住了。仿佛被冻僵了一样。那一时刻她脸色苍白。心跳似乎停止了。血液也似乎不流通了…… 而男人已经推开了店门，一只脚已迈到了门外…… “先生！……” 姑娘听出了她自己的声音有多么颤抖。 男人的另一只脚，就没向门外迈。 男人也仿佛被冻僵在那儿了。 姑娘又说：“先生，我能请求您先别离开吗？” 男人已迈出店门的脚竟收回来了…… 他缓缓地，缓缓地转过了身…… 他低声说：“小姐，我还有很急迫的事等着我去办。” 分明的，他随时准备扬长而去…… 姑娘绕出柜台，走到门口，有意无意地将他挡在了门口…… 男人的目光冷森起来…… 姑娘说：“先生，我只请求您听我几句话……” 男人点了点头。 姑娘说：“先生，您也许会知道我找到这一份工作有多么的不容易！我的父亲失业了。我的哥哥也失业了。因为家里没钱养两个大男人，我的母亲带着我生病的弟弟回乡下去了。我的工资虽然低微，但我的父亲我的哥哥和我自己，正是靠了我的工资才每天能吃上几小块面包。如果我失去了这份工作，那么我们完了。除非我做妓女……” 姑娘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姑娘说不下去了。流泪了。无声地哭了…… 男人低声说：“小姐，我不明白您的话。” 姑娘又说：“先生，刚才给您看过的一枚戒指现在不见了。如果找不到它，我不但将失去工作，还肯定会被传到法院去的。而如果我不能向法官解释明白，我不是要坐牢的吗？先生，我现在绝望极了，害怕极了。我请求您帮着我找！我相信在您的帮助之下，我才会找到它……” 姑娘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由衷的话。 男人的目光不再冷森。 他犹豫片刻，又点了点头。 于是他从门口退开，帮着姑娘找。 两个人分头这儿找那儿找，没找到。 男人说：“小姐，我真的不能再帮您找了。我必须离开了。小姐您瞧，柜台前的这道地板缝多宽呀！我敢断定那枚戒指一定是掉在地板缝里了。您独自再找找吧！听我的话，千万不要失去信心……” 男人一说完就冲出门外去了…… 姑娘愣了一会儿，走到地板缝前俯身细瞧——戒指卡在地板缝间…… 而男人走前蹲在那儿系过鞋带…… 第二天，人们相互传告——夜里有一名中年男子抢银行未遂…… 几天后，当罪犯被押往监狱时，他的目光在道边围观的人群中望见了那姑娘…… 她走上前对他说：“先生，我要告诉您我找到那枚戒指了。因而我是多么的感激您啊！……” 并且，她送给了罪犯一个小面包圈儿。 她又说：“我只能送得起这么小的一个小面包圈儿。” 罪犯流泪了。 当囚车继续向前行驶，姑娘追随着囚车，真诚地说：“先生，听我的话，千万不要失去信心！……” 那是他对姑娘说过的话。 他——罪犯，点了点头…… 三 这是秋季的一个雨夜。雨时大时小。从天黑下来后一直未停。想必整夜不会停的了。 在城市某一个区的消防队值班室里，一名年老的消防队员和一名年轻的消防队员正下棋。棋盘旁边是电话机，是二人各自的咖啡杯。 他们的值班任务是——一有火灾报警电话打来，立即拉响报警器。 年老的消防队员再过些日子就要退休了；年轻的消防队员才参加工作没多久。 他们第一次共同值班。 老消防队员举起一枚棋子犹豫不决之际，电话铃骤响…… 年轻的消防队员反应迅速地一把抓起了电话…… “救救我……我的头磕在壁炉角上了，流着很多血……我快死了，救救我……” 话筒那端传来的是一位老女人微弱的声音。 那是一台扩音电话。 年轻的消防队员愣了愣，爱莫能助地回答：“可是夫人，您不该拨这个电话号码。这里是消防队值班室……” 话筒那一端却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传来。 年轻的消防队员一脸不安，缓缓地，缓缓地放下了电话。 他们的目光刚一重新落在棋盘上，便不约而同地又望向电话机了。 接着他们的目光注视在一起了…… 老消防队员说：“如果我没听错，她告诉我们她流着很多血……” 年轻的消防队员点了一下头：“是的。” “她还告诉我们，她快死了，是吗？” “是的。” “她在向我们求救。” “是的。” “可我们……在下棋……” “不……我怎么还会有心思下棋呢？” “我们总该做点儿什么应该做的事对不对？” “对……可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 老消防队员嘟哝：“总该做点儿什么的……” 他们就都不说话了。 都在想究竟该做点儿什么。 他们首先给急救中心挂了电话，但因为不清楚确切的住址，急救中心的回答是非常令他们遗憾的…… 他们也给警方挂了电话，同样的原因，警方的回答也非常令他们失望…… 该做的事已经做了，连老消防队员也不知道该继续做什么了…… 他说：“我们为救一个人的命已经做了两件事，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救了一个向我们求救过的人。” 年轻的消防队员说：“我也这么想。” “她肯定还在流血不止。” “肯定的。” “如果没有人实际上去救她，她真的会死的。” “真的会死的……” 年轻的消防队员说完，忽然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嘿，我们干吗不查问一下电话局？那样，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她住在哪一条街区！……” 老消防队员赶紧抓起了电话…… 一分钟后，他们知道求救者住在哪一条街了…… 两分钟后，他们从地图上找到了那一条街。 它在另一市区。 再将弄清的情况通告急救中心或警方吗？ 但是一方暂无急救车可以前往，一方的线路占线，连拨不通…… 老消防队员灵机一动，向另一市区的消防队值班室拨去了电话，希望派出消防车救一位老女人的命…… 他遭到了拒绝。 拒绝的理由简单又正当：派消防车救人？荒唐之事！在没有火灾也未经特批的情况下出动消防车，既不但严重违犯消防队的纪律条例，也严重违犯城市管理法啊！ 他们一筹莫展了…… 老消防队员发呆地望了一会儿挂在墙上的地图，主意已定地说：“那么，为了救一个人的命，就让我来违犯纪律和违法吧！……” 他起身拉响了报警器。 年轻的消防队员说：“不能让你在退休前受什么处罚。报警器是我拉响的，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 老消防队员说：“你还是一名见习队员，怎么能牵连你呢？报警器明明是我拉响的嘛！” 而院子里已经嘈杂起来，一些留宿待命的消防队员匆匆地穿着消防服…… 当老消防队员说明拉报警器的原因后，院子里一片肃静。 老消防队员说：“认为我们不是在胡闹的人，就请跟我们去吧！……” 他说完走向一辆消防车，年轻的消防队员紧随其后。 没有谁返身回到宿舍去。 也没有谁说什么问什么。 都分头踏上了两辆消防车…… 雨又下大了。 马路上的车辆皆缓慢行驶…… 两辆消防车一路鸣笛，争分夺秒地从本市区开往另一市区…… 它们很快就驶在那一条街道上了。 那是一条很长的街道。正是周末，人们睡的晚。几乎家家户户的窗子都明亮着。 求救者究竟倒在哪一幢楼的哪一间屋子里呢？ 断定本街上并没有火灾发生的市民，因消防车的到来滋扰了这里的宁静而愤怒。有人推开窗子大骂消防队员们…… 年轻的消防队员站立在消防车的踏板上，手持话筒做着必要的解释。 许多大人和孩子从自家的窗子后面，观望到了大雨浇着他和别的消防队员们的情形…… “市民们，请你们配合我们，关上你们各家所有房间的电灯！……” 年轻的消防队员反复要求着…… 一扇明亮的窗子黑了…… 又一扇明亮的窗子黑了…… 再也无人大骂了…… 在这一座城市，在这一条街道，在这一个夜晚，在瓢泼大雨中，两辆消防车如夜海上的巡逻舰，缓缓地一左一右地并驶着…… 迎头的各种车辆纷纷倒退…… 除了司机，每一名消防队员都站立在消防车两旁的踏板上，目光密切地关注着街道两侧的楼房。包括那位老消防队员…… 雨，是下得更大了…… 街道两旁的楼房的窗全都黑暗了，只有两行路灯亮着了…… 那一条街道那一时刻那么的寂静…… “看！……” 一名消防队员激动地大叫起来…… 他们终于发现了唯一一户人家亮着的窗…… 一位七十余岁的老妇人被消防车送往了医院…… 医生说，再晚十分钟，她的生命就会因失血过多不保了。 两名消防队员自然没受处罚。 市长亲自向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称赞他们是本市“最可爱的市民”。其他消防队员也受到了热情的表扬。 那位老妇人后来成为该市年龄最大也最积极的慈善活动志愿者…… 大约是在初一时，我从隔壁邻居卢叔收的废报刊堆里翻到了一册港版的《读者文摘》。其中的这一则纪实文章令我的心一阵阵感动。但是当年我不敢向任何人说出我所受的感动——因为事情发生在美国。 当年我少年的心又感动又困惑——因为美国大兵正在越南用现代武器杀人放火。 人性如泉，流在干净的地方带走不干净的东西；流在不干净的地方它自身也污浊。 后来就“文革”了。“文革”中我更多次地联想到这一则纪实…… 四 以下一则“故事”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那么让我也尊重“原版”，以第一人称叙述…… “我”是一位已毕业两年了的文科女大学生。“我”两年内几十次应聘，仅几次被试用过。更多次应聘谈话未结束就遭到了干脆的或客气的拒绝。即使那几次被试用，也很快被以各种理由打发走了…… 这使“我”产生了巨大的人生挫败感。 刚刚踏入社会啊！ “我”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我”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原因不是有什么品行劣迹，也不是能力天生很差——大学毕业前夕“我”被车刮倒过一次，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心情一紧张，两耳便失聪。 “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每次应聘，“我”都声明这一点。 而结果往往是——招聘主管者们欣赏“我”的诚实，但却不肯降格以用。“我”虽然对此充分理解，可无法减轻人生忧愁。 “我”仍不改初衷，每次应聘，还是一如既往地声明在先，也就一如既往地一次次希望落空…… 在“我”沮丧至极的日子里，很令“我”喜出望外的，“我”被一家报馆试用了！ 那是因为她的诚实起了作用。 也因为她诚实不改且不悔的经历引起了同情。 与“我”面谈的是一位部门主任。 他对“我”说：“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应该留给你这么诚实的人适合你的一种工作。否则，就谁也没有资格要求你热爱人生了。” 部门主任的话也令“我”大为感动。 “我”的具体工作是资料管理。 这一份工作获得不易，“我”异常珍惜。而且，也渐渐喜欢这一份工作了。“我”的心情从没有过地好，每天笑口常开。当然，双耳失聪的后遗症现象一次也没发生过…… 同事们不但接受了“我”这一名资料管理员，甚至开始称赞“我”良好的工作表现了。 试用期一天天地过去着，不久，“我”将被正式签约录用了。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呀！ “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反而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了。 某一天，那一天是试用期满的前三天——报馆同事上下忙碌，为争取对一新闻事件的最先报道，人人放弃了午休。到资料馆查询相关资料的人接二连三…… 受紧张气氛影响，“我”最担心之事发生了，“我”双耳失聪了！ 这使我陷于不知所措之境。 也使同事们陷于不知所措之境。 笔谈代替了话语。时间对于新闻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何况有多家媒体在与该报抢发同一条新闻！…… 结果该报在新闻战中败北了。 对于该报，几乎意味着是一支足球队在一次稳操胜券的比赛中惨遭淘汰…… 客观地说，如此结果，并非完全是由“我”一人造成的。但“我”确实难逃干系啊！ “我”觉得多么的对不起报社对不起同事们呀！ “我”内疚极了。 同时，多么的害怕三天后被冷淡地打发走呢！ “我”向所有当天到过资料室的人表示真诚的歉意；“我”向部门主任当面承认“错误”，尽管她不是因为工作态度而失职…… 一切人似乎都谅解了“我”。 在“我”看来，似乎而已。 “我”敏感异常地觉得，人们谅解自己是假的。是装模作样的。总之是表面的。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宽宏大量罢了…… “我”猜想，其实报社上上下下，都巴不得自己三天后没脸再来上班…… 但，那“我”不是又失业了吗？ “我”还能幸运地再找到一份工作吗？ 第二次幸运的机会究竟在哪儿呀？ “我”已根本不相信它的存在了…… 奇怪的是——三天后并没谁找“我”谈话，通知我被解聘了；当然也没谁来让“我”签订正式录用的合同。 “我”太珍惜获得不易的工作了！ “我”决定放弃自尊，没人通知就照常上班。 一切人见了“我”，依旧和“我”友好地点头，或打招呼。 但“我”觉得人们的友好已经变质了，微笑着的点头已是虚伪的了。 分明的，人们对“我”的态度，与以前是那么的不一样了。变得极不自然了。仿佛竭力要将自己的虚伪成功地掩饰起来似的…… 以前，每到周末，人们都会热情地邀请“我”参加报社一向的“派对”娱乐活动。 现在，两个周末过去了，“我”都没受到邀请——如果这还不是歧视，那什么才算歧视呢？ “我”由内疚由难过而生气了——倒莫如干脆打发“我”走！为什么要以如此虚伪的方式逼“我”自己离开呢？这不是既想达到目的又企图得善待试用者的美名吗？ “我”对当时决定试用自己的那一位部门主任，以及自己曾特别尊敬的报社同事们暗生嫌恶了。 都言虚伪是当代人之人性的通病，“我”算是深有体会了！ 第三个周末，下班后，人们又都匆匆地结伴走了。 “派对”娱乐活动室就在顶层，人们当然是去尽情娱乐了呀！ 只有“我”独自一人留在资料室发呆，继而落泪。 回家吗？ 明天还照常来上班吗？ 或者明天自己主动要求结清工资，然后将报社上上下下骂一通，扬长而去？ “我”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一经决定，“我”又想，干吗还要等到明天呢？干吗不今天晚上就到顶层去，突然出现，趁人们皆愣之际，大骂人们的虚伪。趁人们被骂得呆若木鸡，转身便走有何不可？ 难道虚伪是不该被骂的吗？！ 不就是三个星期的工资吗？为了自己替自己出一口气，不要就是了呀！ 于是“我”抹去泪，霍然站起，直奔电梯…… “我”一脚将娱乐活动室的门踢开了——人们对“我”的出现备感意外，确实的，都呆若木鸡；而“我”对眼前的情形也同样地备感意外，也同样地一时呆若木鸡…… “我”看到一位哑语教师，在教全报社的人哑语，包括主编和社长也在内…… 部门主任走上前以温和的语调说：“大家都明白你目前这一份工作对你是多么的重要。每个人都愿帮你保住你的工作。三个周末以来都是这样。我曾经对你说过——社会应该留给你这么诚实的人一份适合你的工作。我的话当时也是代表报社代表大家的。对你，我们大家都没有改变态度……” “我”环视同事们，大家都对“我”友善地微笑着…… 还是那些熟悉了的面孔，还是那些见惯了的微笑…… 却不再使“我”产生虚伪之感了。 还是那种关怀的目光，从老的和年轻的眼中望着“我”，似乎竟都包含着歉意，似乎每个人都在以目光默默地对“我”说：“原谅我们以前未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帮助你……” 曾使我感到幸运和幸福的一切内容，原来都没有变质。非但都没有变质，而且美好地温馨地连成一片令“我”感动不已的，看不见却真真实实地存在着的事物了…… “我”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我”站在门口，低着头，双手捂脸，孩子似的哭着哭着…… 眼泪因被关怀而流…… 也因对同事们的误解而流…… 那一时刻“我”又感动又羞愧，于是人们渐渐聚向“我”的身旁…… 五 还是冬季；还是雪花曼舞的傍晚；还是在人口不多的小城；事情还是与一家小小的首饰店有关…… 它是比前边讲到的那家首饰店更小了。前边讲的那家首饰店，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起码还雇得起三位姑娘。这一家小首饰店的主人，却是谁都雇不起的…… 他是三十二三岁的青年。未婚青年。他的家只剩他一个人了，父母早已过世了，姐姐远嫁到外地去了。小首饰店是父母传给他继承的。它算不上是一宗值得守护的财富，但是对他很重要，他靠它为生。 大萧条继续着。 他的小首饰店是越来越冷清了，他的经营是越来越惨淡了。 那是圣诞节的傍晚。 他寂寞地坐在柜台后看书，巴望有人光临他的小首饰店。已经五六天没人迈入他的小首饰店了。他既巴望着，也不多么的期待。在圣诞节的傍晚他坐在他的小首饰店里，纯粹是由于习惯。反正回到家里也是他一个人。也是一样的孤独和寂寞。几年以来的圣诞节或别的什么节日，他都是在他的小首饰店里度过的…… 万一有人…… 他只不过心存着一点点侥幸罢了。 如果不是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节日里尤其是圣诞节，光临他的小首饰店的人还是不少的。 因为他店里的首饰大部分是特别廉价的。是适合底层的人们一向选择了作为礼物的。 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是注定要剥夺人们某种资格的。首先剥夺的是底层人在节日里相互赠礼的资格。对于底层人，这一资格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成了奢侈之事…… 青年的目光，不时离开书页望向窗外，并长长地忧郁地叹上一口气…… 居然有人光临他的小首饰店了！ 光临者是一位少女。看上去只有十一二岁。一条旧的灰色的长围巾，严严实实地围住了她的头，只露出正面的小脸儿。 少女的脸儿冻得通红。 手也是。 只有老太婆才围她那种灰色的围巾。肯定的，在她临出家门时，疼爱她的祖母或外祖母将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了——青年这么想。 他放下书，起身说：“小姐，圣诞快乐！希望我能使你满意，您也能使我满意。”青年是高个子。 少女仰起脸望着他，庄重地回答：“先生，也祝您圣诞快乐！我想，我们一定都会满意的。” 她穿一件打了多处补丁的旧大衣。 她回答时，一只手朝她一边的大衣兜拍了一下。仿佛她是阔佬，那只大衣兜里揣着满满一袋金币似的。 青年的目光隔着柜台端详她，看见她穿一双靴腰很高的毡靴。毡靴也是旧的。显然地比她的脚要大得多。而大衣原先分明很长，是大姑娘们穿的无疑。谁替她将大衣的下裾剪去了，并且按照她的身材改缝过了吗？也是她的祖母或外祖母吗？ 他得出了结论——少女来自一个贫寒家庭。 她使他联想到了《卖火柴的小女孩》。而他刚才捧读的，正是一本安徒生的童话集。 青年忽然觉得自己对这少女特别地怜爱起来。觉得她脸上的表情那会儿纯洁得近乎圣洁。他决定，如果她想买的只不过是一只耳环，那么他将送给她。或仅象征性地收几枚小币…… 少女为了看得仔细，上身伏在柜台上，脸几乎贴着玻璃了——她近视。 青年猜到了这一点，一边用抹布擦柜台的玻璃，一边怜爱地瞧着少女。其实柜台的玻璃很干净，可以说一尘不染。他还要擦，是因为觉得自己总该为小女孩做些什么才对。 “先生，请把这串颈链取出来。” 少女终于抬起头指着说。 “怎么……” 他不禁犹豫。 “我要买下它。” 少女的语气那么自信，仿佛她大衣兜里的钱，足以买下他店里的任何一件首饰。 “可是……” 青年一时不知自己想说的话究竟该如何说才好。 “可是这串颈链很贵？” 少女的目光盯在他脸上。 他点了点头。 那串颈链是他小首饰店里最贵的。它是他的压店之宝。另外所有首饰的价格加起来，也抵不上那一串颈链的价格。当然，富人们对它肯定是不屑一顾的。而穷人们却只有欣赏而已。所以它陈列在柜台里多年也没卖出去。有它，青年才觉得自己毕竟是一家小首饰店的店主。他经常这么想——倘若哪一天他要结婚了，它还没卖出去，那么他就不卖它了。他要在婚礼上亲手将它戴在自己新娘的颈上…… 现在，他对自己说，他必须认真地对待面前的女孩了。 她感兴趣的可是他的压店之宝呀！ 不料少女说：“我买得起它。” 少女说罢，从大衣兜里费劲地掏出一只小布袋儿。小布袋儿看去沉甸甸的，仿佛装的真是一袋金币。 少女解开小布袋儿，往柜台上兜底儿一倒，于是柜台上出现了一堆硬币。但不是金灿灿的金币，而是一堆收入低微的工人们在小酒馆里喝酒时，表示大方当小费的小币…… 有几枚小币从柜台上滚落到了地上。少女弯腰一一捡起它们。由于她穿着高腰的毡靴，弯下腰很不容易。姿势像表演杂技似的。还有几枚小币滚到了柜台底下，她干脆趴在地上，将手臂伸到柜台底下去捡…… 她重新站在他面前时，脸涨得通红。她将捡起的那几枚小币也放在柜台上，一双大眼睛默默地庄严地望着青年，仿佛在问：“我用这么多钱还买不下你的颈链吗？” 青年的脸也涨得通红，他不由得躲闪她的目光。 他想说的话更不知该如何说才好了。 全部小币，不足以买下那串颈链的一颗，不，半颗珠子。 他沉吟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小姐，其实这串颈链并不怎么好。我……我愿向您推荐一只别致的耳环……” 少女摇头道：“不。我不要买什么耳环。我要买这串颈链……” “小姐，您的年龄，其实还没到非戴颈链不可的年龄……” “先生，这我明白。我是要买了它当做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姐姐，给她一个惊喜……” “可是小姐，一般是姐姐送妹妹圣诞礼物的……” “可是先生，您不知道我有多爱我的姐姐啊！我可爱她了！我无论送给她多么贵重的礼物，都不能表达我对她的爱……” 于是少女娓娓地讲述起她的姐姐来…… 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是她的姐姐将她抚养大的。她从三四岁起就体弱多病。没有姐姐像慈母照顾自己心爱的孩子一样照顾她，她也许早就死了。姐姐为了她一直未嫁。姐姐为了抚养她，什么受人歧视的下等工作都做过了，就差没当侍酒女郎了。但为了给她治病，已卖过两次血了…… 青年的表情渐渐肃穆。 女孩儿的话使他想起了他的姐姐。然而他的姐姐对他却一点儿都不好。出嫁后还回来与他争夺这小首饰店的继承权。那一年他才十九岁呀！他的姐姐伤透了他的心…… “先生，您明白我的想法了吗？”女孩儿噙着泪问。 他低声回答：“小姐，我完全理解。” “那么，请数一下我的钱吧。我相信您会把多余的钱如数退给我的……” 青年望着那堆小币愣了良久，竟默默地，郑重其事地开始数…… “小姐，这是您多余的钱，请收好。” 他居然还退给了少女几枚小币。连自己也不知自己在干什么。 他又默默地，郑重其事地将颈链放入它的盒子里，认认真真地包装好。 “小姐，现在，它归你了。” “先生，谢谢。” “尊敬的小姐，外面路滑，请走好。” 他绕出柜台，替她开门。仿佛她是慷慨的贵妇，已使他大赚了一笔似的。 望着少女的背影在夜幕中走出很远，他才关上他的店门。 失去了压店之宝，他顿觉他的小店变得空空荡荡不存一物似的。 他散漫的目光落在书上，不禁地在心里这么说：“安徒生先生啊，都是由于你的童话我才变得如此的傻。可我已经是大人了呀！……” 那一时刻，圣诞之夜的第一遍钟声响了…… 第二天，小首饰店关门。 青年到外地打工去了。带着他爱读的《安徒生童话集》…… 三年后，他又回到了小城。 圣诞夜，他又坐在他的小首饰店里，静静地读另一本安徒生的童话集…… 教堂敲响了入夜的第一遍钟声时，店门开了——进来的是三年前那一位少女，和她的姐姐，一位容貌端秀的二十四五岁的女郎…… 女郎说：“先生，三年来我和妹妹经常盼着您回到这座小城，像盼我们的亲人一样。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将颈链还给您了……” 长大了三岁的少女说：“先生，那我也还是要感谢您。因为您的颈链使我的姐姐更加明白，她对我是像母亲一样重要的……” 青年顿时热泪盈眶。 他和那女郎如果不相爱，不是就很奇怪了吗？ …… 以上五则，皆真人真事，起码在我的记忆中是的。从少年至青年至中年时代，他们曾像维生素保健人的身体一样营养过我的心。第四则的阅读时间稍近些。大约在七十年代末。那时我快三十岁了。“文革”结束才两三年，中国的伤痕一部分一部分地裸露给世人看了。它在最痛苦也在最普遍最令我们中国人羞耻的方面，乃是以许许多多同胞的命运的伤痕来体现的。也是我以少年的和青年的眼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的。“文革”即使没能彻底摧毁我对人性善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也使我在极大程度上开始怀疑人性善之合乎人作为人的法则。事实上经历了“文革”的我，竟有些感觉人性善之脆弱，之暧昧，之不怎么可靠了。我已经就快变成一个冷眼看世界的青年了。并且不得不准备硬了心肠体会我所生逢的中国时代了。 幸而“文革”结束了。 否则我不敢自信我生为人恪守的某些原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不敢自信我绝不会向那一时代妥协；甚至不敢自信我绝不会与那一时代沆瀣一气，同流合污…… 具体对我而言，我常想，“文革”之结束，未必不也是对我之人性质量的及时拯救，在它随时有可能变质的阶段…… 所以，当我读到人性内容的记录那么朴素，那么温馨的文字时，我之感动尤深。 我想，一个人可以从某一天开始一种新的人生，世间也是可以从某一年开始新的整合吧？ 于是我又重新祭起了对人性善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于是我又以特别理想主义的心去感受时代，以特别理想的眼去看社会了…… 这一种状态一直延续了十余年。十余年内，我的写作基本上是理想主义色彩鲜明的。偶有愤世嫉俗性的文字发表，那也往往是由于我认为时代和社会的理想化程度不和我一己的好恶…… 然而，步入中年以后，我坦率承认，我对以上几则“故事”的真实性越来越怀疑了。 可它们明明是真实的啊！ 它们明明坚定过我对人性善的信仰啊！ 它们明明营养过我的心啊！ 我知道，不但时代变了，我自己的理念架构也在浑然不觉间发生了重组。我清楚这一点。 我不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了。 并且，可能永远也不再会是了。 这使我经常暗自悲哀。 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人在少年和青年时期若不曾对人世特别的理想主义过，那么以后一辈子都将活得极为现实。 少年和青年时期理想主义过没什么不好，一辈子都活得极为现实的人生体会也不见得多么良好；反过来说也行。那就是——一辈子都活得极为现实的人生不算什么遗憾，少年和青年时期理想主义过也不见得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以上几则“故事”，依我想来，在当今中国之现实中，几乎都没有了“可操作”性。谁若在类似的情况下，像它们的当事人那么去思维去做，不知结果会怎样？恐怕会是自食恶果而且被人冷嘲曰自作自受的吧？ 我也不会那么去思维那么去做的了。 故我将它们追述出来，绝无倡导的意思。只不过是一种摆脱记忆粘连的方式罢了。 再有什么动机，那就是提供朴素的、温馨的人性和人道内容的欣赏了。 欣赏欣赏反正也不损失我们什么…… 理想的误区 依我看来，“理想”这一词的词性，是不太好一言以蔽之地确定的。我总觉得它也可以被当成形容词。因为它所意象着的目标必是引诱人的。它还可以被当成动词。起码可以被当成动词的前导词。因为有了理想往往接着便有追求。追求跟着理想走。 人类有理想，国家有理想，民族有理想，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通常也都有理想。 而具体的个人的理想，皆以他人的人生作参照。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一些人，一出生就已经是贵族了，甚至是王储，或公主…… 有一些人，一出生就已经是亿万富豪了，因为他或她命中注定是庞大遗产的继承者…… 有一些人，生逢其时，吉星高照，以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终换来了累累商业硕果…… 有一些人，靠着天才的头脑，抓住了机遇，成了发明家，名下的专利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滚滚钱钞…… 有一些人，赖父辈的家族的权力背景而立，捷足易蹬，仅仅几步就走向了奢侈的生活水平…… 有一些人，受“上帝”的青睐，胎里带着优秀的艺术细胞，于是而名而富…… 有一些人，由时代所选择，青年得志，功名利禄集齐一身…… 商业时代的媒体，一向对这一些人大加宣传。仿佛他们的人生，既不但是大家的人生的样板，也是大家只要有志气，便都可以追求到的“理想”似的。 这一种宣传的弊端是，使我们这个时代的，尤其是中国的青少年群体之相当多的一部分，陷于对社会普遍规律对人生普遍规律的基本认识的误区。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以上“一些”人之人生持什么否定的态度。我又不是傻瓜，和每一个不是傻瓜的人一样，毫无保留地认为以上“一些”人的人生，乃是极其幸运的人生。谁若能成为以上“一些”人中的任何一类，无疑将活得特别潇洒。那样的人生确是一种福分。姑且不论那样的人生也包含着可敬的或可悲的付出。 我要指出的是，那样“一些”人，实在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极少数的一类人。统统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几百万分之一。这还是指那样“一些”人中的“普通”类型。至于那样“一些”人中的佼佼者，则就是千万分之一了。比如整个亚洲半个世纪以来只出了一位李嘉诚和一位成龙。 那样“一些”人之人生，有的足以为我们提供成功人生的经验，有的却几乎没有任何可比因素。时代往往一次性地成全“一些”人的人生。时代完成它那一种使命，往往要具备不少先决的条件。时过境迁，条件改变了，那样“一些”人的人生，便非是靠志气和经验所能“复制”的了，只在精神激励的方面有“超现实”的积极意义了…… 我主张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少年，不必一味仰视着那样“一些”人开始走自己的人生之路；而首先要扫视一下自己的周围再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再决定自己的人生究竟该怎么走。 扫视一下自己的周围便会发展，许许多多堪称优秀的男人或女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其实都正过着仅比一般生活水平稍高一点儿的生活。他们毕业于名牌大学，他们留过学，他们有双学位甚至顶尖级的高学位，他们敬业而且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他们已经青春不再人届中年，他们有才华和才干，也有所谓的“知产”…… 但他们确乎的非是富有的“一些”人。 他们的月薪相对高点，但绝非“大款”。 他们住的相对宽敞但绝不敢奢想别墅。 他们买得起私车但必是“捷达”或“普桑”。 他们的人生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少说是在大学毕业后靠了五年的努力，多说靠了十年十五年的努力…… 如果算上他们从小学考初中，从初中考高中，从高中考大学，进而考硕考博所付出的孜孜不倦丝毫也不敢懈怠的学习方面的努力，那他们为已达到的现状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付出了多么沉甸甸的代价可想而知…… 对于最最广大的中国人而言，没有他们那一种付出和努力，欲使自己的人生达到他们那样的程度也简直是异想天开！ 或曰：那也算是成功的人生吗？ 究竟可不可以算是成功的人生我不敢妄下断言。 但我知道，那一种人生在中国已是很不容易争取到的人生。 即使在日本，在美国，在我们的同胞世代生存的香港和台湾，普遍的努力的人生，也只不过便是那样的…… 我主张正为自己的人生蓄力储智的青少年，首先应将这样的人生定为追求的目标。它近些。对它的追求也现实些。 我并不是在主张无为的人生。 我只不过主张人生目标的追求要分阶段，每一阶段都要脚踏实地去走。 至于更高的人生的目标，更大的人生的志向，似应在接近了最近最现实的人生目标以后再拟计划…… 这便是我认为的社会的普遍规律和人生的普遍规律。 倘连普遍都还难以超越，竟终日仰视“一些”人的极个别的人生，并且非那一种“理想”而不“追求”，则也许最终连拥有普遍的人生的资格都断送了…… 藏书断想 我对书籍的“收藏”是很纯粹意思的“收藏”——“收”就是从书架上“请”下来，爱惜地放入纸箱。“藏”则是对更爱惜的书的优待，用钉书器钉在大信封里，大信封再装进塑料袋里…… 几天前在整理书籍时，从“藏”的那一类中，发现了一册《连环画报》。一九八六年第十一期…… 心里好生纳闷——怎么一册《连环画报》，竟混淆进了我的“藏”书范畴？于是抽出搁置一边…… 临睡失眠，想起那册《连环画报》，自己对自己的困惑尚未解释，就躺着翻阅起来。自然先看目录——首篇是《只知道这么多》——土人绘。 《只知道这么多》——哪像是文学作品呢？搜索遍记忆，便排除在了名著以外。非文学更非名著，怎么就选作首篇了呢？ 于是翻到了这一篇，迫切地想知道《只知道这么多》能使我知道些什么…… 第二十八页，彩页的最后一页——海蓝色的衬底，上一幅，下一幅，其间两小幅，以最规矩的版式排满了四幅连环画。第一幅上面的是在海啸中倾沉着的一艘客轮。第四幅上画的是一位年轻的欧洲姑娘——她回首凝视，目光沉静又镇定，表情庄重，唯唇角挂着一抹似乎的微笑，传达出心灵里对他人的友爱和仁慈……我一下子合上了那册《连环画报》…… 我不禁地坐了起来…… 我肃然地看着封面——封面上是放大的第三幅绘画——在一些惊恐的人们之间，站立着一位她…… 我蓦地想起来了——画的是“泰坦尼克”号客轮一九一二年海上遇难事件啊！…… “坐我的位置吧！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 她说完这句话，迅速地就离开了救生艇，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两个儿童……她又从救生艇回到正在沉没着的客轮上去了——回到了许许多多男人们中间。在这生死关头，他们表现了种种将活着的机会让给别人，将死亡坦然地留给自己的高贵品质…… 她是女人，她有权留在救生艇上，她却放弃了这种权利…… 她成了一千五百多不幸遇难者中的一个。 她的名字叫伊文思。伊文思小姐。 她乘船回自己的家。 关于她的情况，活下来的人们——只知道这么多——《只知道这么多》…… 《连环画报》中夹着一页白纸。我轻轻抽出——白纸上写着这样几行字： 贵族——我以为，更应做这样的解释——人类心灵中很高贵的那一部分人。或曰那一“族”人。他们和她们的心灵之光，普照着我们，使我们在自私、唯利是图、相互嫉妒相互倾轧相互坑骗相互侵犯的时候，还能受着羞耻感的最后约制…… 我自己写在白纸上的。我竟能把这字写得那么工整！使我不免有些怀疑真是自己写的。然而，分明的，那的确是我自己写的。因为下方署着“晓声敬题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行小字……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会将这一册十五六年前的《连环画报》归入到自己格外爱惜的“藏”书一类…… 如今，“贵族”两个字，开始很被一些人津津乐道了。这儿那儿，也有了中国式的“贵族俱乐部”。更有了许多专供中国式的“贵族”们去享受和逍遥的地方。一旦经常能去那样的地方，似乎就快成“贵族”了。一旦挤进了“贵族俱乐部”，俨然就终于是“贵族”了…… 至于“精神”——“精神”似乎早已被“气质”这个词取代了。而“气质”又早已和名牌商品的广告联姻了…… 伊文思小姐“贵族”么？——因为世人“只知道这么多”，也就没有下结论的任何根据。 但是，就精神而言，就心灵而言，她乃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贵族”女性啊！…… 她从最高尚的含意，界定了“贵族”这两个字令人无比崇敬的概念。 不知我们中国的“新贵族”们，在“贵族俱乐部”里，是否也于物质享受的间歇，偶尔谈论到“贵族”的那点儿“精神”？…… 第二天，我又将那一册《连环画报》钉入了大信封，同时“收藏”起我对不知是不是“贵族”的伊文思小姐的永远的敬意。 十五六年来我自己的心灵受着种种的诱惑和侵蚀，它疤疤痢痢的，已越来越不堪自视了。亏我还没彻底泯灭了自省的本能，所以才从不屑于去冒充“贵族”。更不敢自诩是什么“精神贵族”…… 愿别的中国人比我幸运，不但皆渐渐的“贵族”起来，而且也还有那么一点儿精神可言…… 感谢“土人”先生，正因了他的绘画奉献，那一册《连环画报》才值得我珍藏了这么久。我要一直珍藏下去。我会的…… 关于《好人书卷》 《好人书卷》——这是迄今以前不曾有过的一种刊物。现在，也没有。不过我相信，许多的年轻人和长者，男人和女人，肯定是早已在内心里企望着这么一种刊物了。只不过他们或她们，都没有想出《好人书卷》这么一个具体的又是很好的刊名罢了。这世界无论到了哪一世纪，无论到了哪一地步，好人总是不至于灭绝的。好人使人类区别于兽类。好人的好以及他们或她们做的好事，抵消人和人之间，同胞和同胞之间的互相嫌恶，互相妒憎，互相敌视乃至仇视。好人是人间的天使。老的也罢，少的也罢，美的也罢，丑的也罢，只要真配得上被称做好人了，也就可属于我们人间的天使了。好人当然是不需要有一种刊物专为赞美他们或她们的。但活在好人边儿上的人们的心灵则需要。因为活在好人边儿上的，并不见得都那么心甘情愿的进而混到坏人边儿上去。我想混在坏人边儿上的人们的心灵大概也是需要的。因为这样的人中的十之六七，也是并不见得都那么心甘情愿的一不做二不休的成为坏人。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活在好人边儿上。这个我们当中包括我自己。所以《好人书卷》其实又是一种为大多数人而存在的刊物，尽管现在它还并不存在…… 因为《新华文摘》第九期转载了我的中篇小说《冉之父》，所以便认识了年轻的编辑潘学清。因为认识了他，所以才知道他一直打算创办一个刊物叫《好人书卷》，所以才有这一篇断想…… 当时他的想法深深地感动了我。竟有年轻人打算创办这样的一种刊物！为我们这些活在好人边儿上的人！ 四十多岁了还活在好人边儿上，细想想真惭愧。四十多岁了还能活在好人边儿上，细想想也真欣慰。都说人生很难，千难万难，大概活到老活成一个好人是最难的吧？ “好人”是人类语言中最朴素最直白的两个字。朴素得稍加形容和修饰就会顿然扭曲本意。直白得任谁都难以解释明白。 但是我们人类用好人两个字去说一个人的时候并不多。它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他们说话时最慎重最吝啬的两个字。也许因为好人委实太少了？也许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活在好人边儿上，所以不肯轻易承认别人比自己好？ 我们常说某某很有才华，常说某某在某一方面很有能力，常说某某很了不起，常说某某办事很周到，常说某男很帅很潇洒，常说某女很美很多情，常……却很少说某某是个好人。 难道不是这样么？ 我想，无论对于男人或女人，无论对于年轻人或长者，第一善良，第二正直，第三富有同情心，第四敬仰人道主义懂得理解和尊重美好事物，大致的也就应当算一个好人。可是就这么几点，竟是我们很难一身兼备的很难做到的！每一思忖，不禁的愧从中来，悲从中来…… 为什么我们常说某人善良却似乎偏不说他是好人呢？因为善良者中也有胆小如鼠之辈。那一种善良不过是犬儒主义者的善良。其实也不过就是对他人没有侵略性罢了。而眼见他人辱人、欺人、虐人，因为没有正义感托着那一点犬儒主义者的善良，乃是那么的狼狈。尽管他那一种善良以往完全可能是真的。为什么我们常说某人有正义感却偏不说他是好人呢？因正义者中也有冷酷之人。恰好比正义之师也可能是肆虐之旅。如果说正义存在的价值是与非正义抗衡，毋宁说它的价值首选体现在对践踏真善美以及践踏人道人性所表达的那一份愤慨，和由此产生的维护正义的冲动。这一冲动代表人类内心里的尊贵和尊严…… 电视正播《十八分钟》，记者采访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和她们因目睹某个人在火车轮下救了一个孩子的命而感动不已。我看出那一种感动是真实的。我也很受感动。我们还保持着被感动的本能——这是人的基本本能之一，多么好哇。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令人感动。因为现今太多的人被物欲所诱，似乎已经不大能被什么所感动了。我们曾见过一头被什么感动的驴或鸭子？蚯蚓或蟑螂么？ 印刷机每天都不停地转动。成吨的纸被印上无聊的无病呻吟的玩世不恭的低级庸俗的黄色下流的文字售于人间，那么多的人贪婪地看着如同非洲鬣狗和秃鹰贪婪饥食着腐尸…… 我相信某一天，某一印刷厂的印刷机，会印出一批刊物——而它的名字叫《好人书卷》。那时我将不仅是它忠实的读者而且是它忠实的撰稿人…… 我最初的故乡是书籍 这是一套为初中生和高中生们选编的文学类课外阅读丛书。是为他们，不，同学们，是为开阔和丰富你们的课外阅读视野而做的一件事情。 你们一升到高二，便开始分科了。有的同学归入了文科班，有的同学归入了理科班。 但是你们啊，且莫以为这套丛书仅只是为文班同学选编的，对理科班同学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不，我想建议理科班的高中同学，或虽还在读初中，但已确定了以后的理科志向的同学，在不至于影响理科成绩的前提之下，也是不妨读一读的。 因为，高考虽有文理之分，人却不应一生按高考的区别而活着。也就是说，人不分男女，不论所获是理科学位还是文科学位，多少有一些文学的修养，定比没有要可爱。何况，文学中不只文学，还有其他“营养”种种。正如粮食里不只淀粉，还包含有别的维生素。 一个有读书习惯的人，是善于将安安静静的阅读时光当成一种享受的。会觉得比饱餐美食更是一种享受。会觉得比“泡吧”或沉缅于网络聊天室不能自拔更是一种享受。 有此体味的人，与他人是不太一样的。 他深谙生命有时多么需要孤独一下的道理。那时他以书为伴，一卷在手，仿佛与良师益友避开着喧闹，倾心相谈。自然，须是值得一读的书。 而这一种享受，是要从学生时代便有所领悟的。正如好习惯是自小养成的。 同学们，我曾为你们写过一篇短文——《读是一种幸福》 这套丛书将教你们体味个中幸福。 据我所知，同类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是由王蒙和刘心武两位作家主编的。高中之小说部分，还收录了我的《同学》一篇。 所以，出版社诚邀我作编委，并请我写序时，我是很迟豫的。 及至详阅了他们寄来的目录，我不再顾虑什么，表示评委可作，序也愿意写。 因为两套书的篇目是很不一样的。 多出一种同类书，也好。 文科的，已买了前一套丛书的，家里经济条件宽余的同学，不妨再买这一套，相比较地阅读，阅读视野不是就扩大了一倍么？ 家里经济条件拮据的同学，也是可以向买了的同学借读的呀。 我十分尊重爱书的人其书必珍的心理。 但我是提倡一人有书，朋友可读的。只要借书的人爱护书，常借常还就行。 我曾多次到中学和大学去与同学们座谈。 同学们往往提出这样的要求：给我们列一份读书单吧！ 而我每觉茫然，忄西惶。甚至惭愧。 那是我根本列不出来的。 在书店里，我置身于书的海洋，连自己也常感顾此失彼。 我甚至认为，那样的一份书单，已非今日之某一人所能开列。 现在好了，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为同学们选编成了这一套丛书。 这一套丛书是他们专门集中了几位优秀的编辑力量，辛辛苦苦工作了两三个月才确定篇目的。目录中有几篇及作者，对我也是陌生的。 我没从书中发现林语堂的名字和他的文章。 林语堂的文章是我所喜爱的。 我将建议编者们务必补选一两篇。 但愿同学们也会喜欢他的文章。 我是初中生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也没从任何人口中听说过林语堂、徐志摩、梁遇春、沈从文、张爱玲。那时，国内是不出版他们的书的。连图书馆里也没有。现在，同学们不但能读到他们的书，以后上了大学，还能在课上一起与老师分析之，欣赏之。 同学们所了解的中国文学，相对于我们那一代是完整的，而非残缺的。 同学们是幸运的。 人类的文字之运用于文学的写作实践，是最符合人性的实践。也是最能揭示人性之丰富细腻的内容的。 文学使文字不朽。 高尔基说：“书籍包含着我们的先人，以及我们同代人的灵魂，书籍似乎就是人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本身事业的谈论，就是人类心灵关于生活的记载。” 而一位罗马皇帝的临终遗言则是：“我最初的故乡是书本。” 同学们，为自己拥有那一“故乡”而读这一套书吧！ 尽管我们都不会愚蠢地梦想当皇帝…… 只想当小知识分子 某日，偶被一个经常召开这样那样会议的地方通知去参加一次座谈会，也可以说是“恳谈会”。目前“谈”而不“恳”的会很多，很流行；“座”而不“做”的会也很多，也很流行；故强调是“恳谈会”，以示区别。 有位年长的知识分子悒然郁然慨慨然地痛陈时弊。 主持会议的人问：“那么该怎样是好呢？” 答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积极的参政议政！” 于是知识分子们纷纷颔首不已，除了最年轻的一个我而外。当时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很没把握觉得自己便是一个知识分子了…… “你怎么看？”——有人问我。 我说：“我做的事很普通，很微不足道。我被抬举地叫做‘文化人’。被叫做的根据是我仍写着小说。所以我要继续把小说这行当好好做下去。否则，连‘文化人’也不配再是了。更遑论是什么‘知识分子’了。而我这个‘文化人’，是从来没想过从‘政权’这么重大的方面对国家有所奉献的。自思绝对没有这个能力。所以除了写小说，倘还自认为可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那也不过就是——周围同事闹意见了，我帮着调解调解；左邻右舍产生矛盾了，我说和说和；单位领导和群众在某件事的主张上不一致了，我起点儿沟通作用；朋友们有困难了，充当个热心的角色；谁家里遭遇不幸，送去点儿安慰和友情；两口子闹离婚，劝他们慎重考虑考虑……如此而已，仅此而已。还要尽到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兄弟的种种家庭责任，实在已是觉着活得很累了，再不敢往自己身上揽扯什么使命了。强揽硬扯到身上，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众人一时沉默，少顷有一人道：“这是典型的小知识分子的活法。旧社会的私塾先生就常充当这样的社会角色而欣欣然。”我说：“我正是想当一个小知识分子，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而且明白，当好一个小小的，也须很竭诚。现在是新社会，当私塾先生得经过层层批准，恐怕还得有人赞助。否则，当那么一个老好人儿式的私塾先生，实在是我的一大愿望呢！” 真的。以上是我的极真实的想法。在目前这一个时代，倘能一边写着自己想写的小说，一边在自己生活着的小小社会平面上，充当一个老好人儿，与世无争，于世无害，与人无争，于人为善，乃是多大的造化，不亦悦乎？ 后半生，我要竭诚地当好一个小小的，小小的知识分子…… 想从前，我才不过是一个“知识青年”嘛！我不忘本。 我的使命 据我想来，一个时代如果矛盾纷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学的一部分，必然是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领子孙在马路上散步，蹿在窗台上的家猫发现了，必然会很有责任感或使命感地蹿到街上去，当然有的猫仍会处事不惊，依旧蜷在窗台上晒太阳，或者跃到宠养者的膝上去喵喵叫着讨乖。谁也没有权力，而且也没有办法，没有什么必要将一切猫都撵到街上去。但是在谈责任感或使命感时，前一种猫的自我感觉必然会好些。在那样的时代，有些小说家，自然而然的，可能由隐士或半隐士，而狷士而斗士。有些诗人，可能由吟花咏月，而爆发出诗人的呐喊。怎样的文学现象，更是由怎样的时代而决定的。忧患重重的时代，不必世人翘首期待和引颈呼唤，自会产生出忧患型的小说家和诗人。以任何手段压制他们的出现都是煞费苦心徒劳无益的。倘一个时代，矛盾得以大面积地化解，国泰民安，老百姓心满意足，喜滋乐滋，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也就会像嫁入了阔家的劳作妇的手一样，开始褪茧了。好比现如今人们养猫只是为了予宠，并不在乎它们逮不逮耗子。偶尔有谁家的娇猫不知从哪个土祠旮旯逮住一只耗子，叼在嘴里喵喵叫着去向主人证明自己的责任感或使命感，主人心里一定是甭提多么腻歪的了。在耗子太多的时代，能逮耗子的才是好猫。人家里需要猫是因为不需要耗子。人评价猫的时候，也往往首先评价它有没有逮耗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耗子不多了的时代，不逮耗子的猫才是好猫。人家里需要猫已并不是因为家里还有耗子。逮过耗子的猫再凑向饭桌或跃上主人的双膝，主人很可能正是由于它逮住耗子而呵唬它。嗅觉敏感的主人甚至会觉得它嘴里呼出一股死耗子味儿。在这样的时代，人们评价一只猫的时候，往往首先评价它的外观和皮毛。猫只不过是被宠爱和玩赏的活物。与养花养鱼已没了多大区别。狗的价值的嬗变也是这样。今天城里人养狗，不再是为了守门护院。狗市的繁荣，也和盗贼的多起来无关。何况对付耗子，今天有了杀伤力更强的鼠药。防患于失窃，也生产出了更保险的防盗门和防盗锁。 时代变了，猫变了，狗变了，文学也变了，小说家和诗人，不变也得变。原先是斗士，或一心想成为斗士以成为斗士为荣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变成狷士，或者干脆由狷士变成隐士。作一个现代的隐士并不那么简单，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虽然“隐”而“士”也总归潇洒不起来。所以旁操它业或使自己的手稿与“市场需求接轨”，细思忖也是那么的情有可谅。非但情有谅，简直就合情合理啊！鲁迅先生即便活到现在，并且继续活将下去的话，在当代青年对徐志摩的诗和梁实秋的散文很热衷了一阵子之后，还要坚持他的《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风骨么？他是不是也会面对各方约稿应酬不暇，用电脑打出一篇篇闲适的不能闲适的文章寄出去期待着稿费养家糊口呢？……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忧患更多了矛盾更普遍更尖锐了，还是忧患和矛盾已被大面积地化解，接近于国泰民安，老百姓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莺歌燕舞了？…… 任何一个人几乎都有一百条理由仍作一个忧患之士，比如信仰失落，道德沦丧，民心不古，情感沙化，官僚腐败，歹徒横行，吸毒卖淫，黑社会形成，贫富两极悬殊，大款穷奢极欲一掷万金，穷山沟里的孩子上不起学，男人娶不起老婆，拐卖妇女儿童案层出不穷…… 这些足令某些人身不由己地变成忧患之士。如果他不幸同时还是小说家或诗人(今天诗人已经被时代消化得所剩无几了)，那么他的小说里他的诗里，满溢着责任感使命感什么的，他大声疾呼文学要回归责任感使命感呀什么的，当他是个偏执狂，并不多么的公道，也难以证明自己才更是小说家或诗人。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过许许多多他这样的小说家和诗人，并不都是疯子，起码并不比尼采疯多少。比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诗，直到今天仍在被世人经常引用，一点儿也不比被自作聪明的后人贴上“纯诗”之标签的李清照和“超现实主义”之标签的李白缺少价值…… 任何一个人几乎又都有一百条理由作一个闲适之士。如果他刚好同时还是小说家或诗人，便几乎又都有一百条理由认为，文学的责任感已变得那么的多余。已成一种病入膏肓的呓语。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市场繁荣生活提高，“海”里很热闹岸上很消停，老百姓人人都一门心思挣钱奔小康，朗朗乾坤光明宇宙，文学远离现实的时代明明的已经到来了，还逞论什么责任感使命感喋喋不休地干什么哇烦人不烦人呀？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过许许多多他这样的小说家和诗人。他们的小说和诗正被一批又一批地重新发现重新评价重新出版掀起过一阵阵的什么什么热，似乎证明了没什么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远比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小说或诗文学之生命力更长久…… 倘偏说他们逃避现实也当然值得商榷。因为他们的为文的选择是不无现实根据的。 孰是孰非? 我想因人而异。甚至，更是因人的血质而异的吧？ 当然，也由人的所处经济的，政治的，自幼生活环境和家庭影响背景所决定的吧？南方老百姓对现实所持的态度，与北方老百姓相比就大有区别。 南方知识分子谈起改革来，与北方知识分子也难折一衷。 南方的官员与北方的官员同样有很多观点说不到一块儿去。 南方的作家和北方的作家，呈现出了近乎分道扬镳的观念态势，则丝毫也不足怪了。这就好比从前的猫与现在的猫，都想找到猫的那点子最佳的感觉，都以为自己找到的最佳亦最准确，其实作为猫，都仍是猫也不是猫了。于南方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进化。于北方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退化。只不过是同一个物种的嬗变罢了。何况，不论在南方和北方，作家还剩一小撮，快被时代干净、彻底地消化掉了。 所以现在是一个最不必讨论文学的时代。讨论也讨论不出个结果。恰符合“存在的即合理的”之哲学。 至于有几个西方人对中国文坛的评评点点，那是极肤浅极卖弄的。对于他们我是很知道一些底细的。他们来中国走了几遭，呆了些日子，学会了说些中国话，你总得允许他们寻找到卖弄的机会。权当那是吃猫罐头长大的洋猫对中国的猫们——由逮耗子的猫变成家庭宠物的猫，以及甘心变成家庭宠物，仍想逮耗子的猫们的喵喵叫罢。从种的意义上而谈，它们的嬗变先于我们。过来人总要说过来话，过来猫也如此。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而她又是以反映黑人生活而无愧受之的，这本身就是对美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含蓄的讽刺。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来越悟明白了——小说本质上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寻常的。连哲学都开始变得普及的时代，小说的所谓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评论”这碗饭的人的无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这么一种假象——所谓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在今天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为自己是大众的启蒙者或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士，自然很一厢情愿，很唐?吉诃德。但以为自己高超地脱离了这个时代，肩膀上业已长出了一双仿佛上帝赋予的翅膀，在一片没有尘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学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也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感觉。全没了半点儿文学的责任感的负担，并不能吊在自己吹大的“正宗”文学的气球飞上天堂，刚巧就落在缪斯女神在奥林匹斯山为他准备好的一把椅子上…… 但我有一天在北京电台的播音室里做热线嘉宾时，却没有说这么许多。归根结底，这是一些没意思的话。正如一切关于文学的话题今天都很没意思。所以还浪费笔墨写出来，乃是因为信马由缰地收不住笔了…… 某种错误 三十六岁的女人，是妻子已经十一年了。婚后第二年生了个女儿。但丈夫希望她生的却是儿子。于是这女人仿佛有了罪。在丈夫面前逆来顺受，几乎由妻子的身降低为婢女了。 女儿还未满周岁，丈夫进城打工去了。她所在的村并非一个穷村。人们只要勤劳，每家的小日子都能丰衣足食地过着。 丈夫是因为嫌弃她和他们的女儿才离乡的。 这一点女人心里十分清楚。 女儿一岁半那一年的春节，丈夫回家过一次；女儿四岁那一年，丈夫第二次探家；女儿七岁那一年，丈夫在家里住的日子最短，才十几天。 至今丈夫再没回过家。 起初还寄信回家，还寄钱回家；后来信写得短了，钱数少了；再后来只能收到钱，收不到信了…… 终于，连钱也收不到了。 这样的事，在人世间是不少的呀。农村有，城市也有；中国有，外国也有。 所以朋友讲给我听时，我并不特别往心里去。 女人和朋友沾点儿亲，他对她的生活现状挺关注。 他接着讲到的事，竟使我也成了关心那女人的一个人： 她是一个省吃俭用的女人。一分也不乱花丈夫寄给她的钱。不仅小有积蓄，还盖了两架塑料棚，种时令菜蔬，每年收入也可以。她雇了一名外省的帮工，曾做过他三年半的女东家。 丈夫第三次探家以后她雇的那帮工。他是一个流浪的打工者。有时也从城市流浪到农村，替别的农民种粮种菜。她是在县里的“劳力市场”上见到他的。询问了他一番，觉得他怪憨厚老实的。她又是个有心的女人，向劳力资格登记处的人方方面面地详细了解他。人家对她说只管放心地雇他。说他已经由这个“劳力市场”中介，被雇过数次了。没有雇主对他不满意的。 登记表上，写着那小伙子二十七岁，未婚。 “二十七岁了怎么还没成家呢？” “这话问的，穷地方的人啊！就是为了挣点儿钱娶媳妇才离开家乡的嘛！” 于是她将他带回村里，带回了自己家，腾空院子里的仓房让他住。 小伙子是个尽职的人，责任心很强。将她家的两架大棚当成自己家的一样精心侍弄。她每年靠那两架大棚所获的收入自然更值得欣慰了。她也和气地对待他，不当他是外人。 当年春节前，小伙子要回家乡去了。她大方地多给了他二百元工钱，还买了些东西送给他。 他临走问她：“东家，今年还雇我不？” 她说：“当然雇呀。不过你可以和老父母多团圆些日子。只要你五月底前能回来，我保证不雇别人。” 他走后，她想——这种关系，雇工哪有讲什么信用的？不可信他一过完春节就回来的话啊。他那么问我，无非因为我多给了他二百元工钱和些东西，他表示满意罢了。 她决定一开春就到“劳力市场”去再雇个人。 不料他初八就回到了她家里。 她问他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急呀？ 他说有点儿信不过她的保证，怕她雇下别人。 他说得老实。她听得笑了。 那一年菜蔬过剩，很不好卖。卖不是小伙子分内的事。她雇他时双方面讲明确的，他只负责大棚里的菜蔬生长得好坏。但小伙子连他分外的事也主动承担起来了。幸亏有他尽心尽力，那一年她的大棚没亏损…… 她更不当他是外人了。遇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事便愿与他商议，听听他的看法。他也简直将她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了，眼里总是有活儿。从早到晚干这干那，使她看着过意不去…… 她每每问他为什么不知道累呀？ 他憨厚地笑笑说，从小就喜欢干活儿。 连她的女儿，也觉得他是除了妈妈外第二可亲的人了。 当年十一月份，她一想到往年过春节母女二人的寂寞，不免地忧上心头，怨挂眉梢。 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试探地问他留下来陪她母女过春节行不行？ 他犹豫片刻，坦率地说，那得允许他先回家乡一次，将老父老母送到至亲家去。他说否则他会觉得愧对父母，怕父母在春节喜庆的日子里备感冷落。 她从他的话里听出，他是一个有孝心的儿子。也认为他的要求合情合理。提前与他结了工钱，放他走了。 春节是一天天地近着了。 过去一天，她就不免这么想——一个有孝心的儿子，怎么会已经回到了家乡，却不与老父老母团团圆圆地过春节，反而千里迢迢地赶回别省异地陪东家母女过春节呢？ 东家就是东家，雇工就是雇工，双方之间是有利益得失的互相算计的呀。关系处得再好那不过也是表面的现象呀。 然而他二十八那一天竟回到了她家，还带回了些他家乡的土特产。 多了一个男人，那一年春节，她的家里多了往年春节缺少的、除非男人才能带给一户人家的生气。 那一年春节女儿过得很开心。 她自己脸上也每浮现着少有的愉快微笑了。 她不是一个感觉粗糙的女人。渐渐地，从小伙子在她面前常常无缘无故地脸红这一点，她看出他是爱上她这位女东家了。 而她自己呢，夜里扪心自问，也不得不承认，她也是多么的喜欢上他了啊！ 但一想到她名分上是有丈夫的女人；一想到她大他三四岁；一想到两年来他一直是她的雇工，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清清白白；一想到他们之间如果有什么不该发生的事发生，即使无人知晓，自己在他面前还能维护住女东家的庄重形象吗？而倘若被外人觉察，口舌四播，自己还能在村里抬得起头来吗？ 于是她又故意在他面前处处不苟言笑，严肃得十分可以了…… 而那小伙子，他的身是雇工，他对女东家的感情——不，让我们照直了说就是对女东家的爱吧，是没资格主动流露的呀。对于一名雇工，那将是多么不明智的事啊！她对他好，那是抬举他；而她某天上午说辞退他，他是不可以滞留到下午的啊！正因为他爱上她了，他希望自己别被辞退。正因为他怕被辞退，他比刚到她家时话更少了，更循规蹈矩了。 他像一只蚌，将对女主人的爱，严严密密地夹在心壳里。 在她那方面，亦如此。 她是妇道观念特别强的女人。 他是特别本分的小伙子。在乎自己的品行端否，像传统的少女在乎贞操的存失。 爱这件事，在这样的两个人之间，注定了是不自然的，极为尴尬的。 它明明发生着了，却又被两个人处心积虑地，协力地掩盖着。尽管他们的心灵与肉体都是那么地渴望彼此亲近，彼此占有。哪怕是偷偷摸摸地，以类似通奸的方式…… 爱对于那一个男人和那一个女人，成了自己折磨自己也相互折磨之事。 然而他们的关系一直清清白白的。 他们从来也没想过那一种清清白白对他们各自的意义究竟何在？ 因为，相对于人性，相对于爱，甚至，仅仅相对于本能的情欲和性的渴望，一对暗暗爱着的男女之间那一种清清白白的意义，是根本不可深思的。一旦深思，便极可疑。一旦质疑，便会如窗上的霜花遭到了蒸蒸热气的喷射，化做微不足道的水滴，并显现它的晶莹所包含的尘粒…… 又一年过去了。 身为东家的女人，首先经受不住那一种爱的非凡的折磨了。 那对一个有丈夫而又等于常年守寡的三十余岁的女人，可以想像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啊！倘若没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还则罢了。明明有的呀，明明就同她生活在一个院子里，想要看见一抬头就能近在咫尺地看见的呀！又明明清楚他是爱她的呀！…… 人有时和自己人性作对的那一种莫名其妙的坚决，大约是连上帝也会大惑不解和吃惊不已的吧？ 有一天她对他推心置腹地说：“我非常感激你对我这东家的忠诚呀。我想我再也雇不到比你更好更值得信赖的雇工了。现在呢，我请求你一件事——我希望你到城市里去把我的丈夫找回来。你会明白这件事对我有多么重要。我除了求你，还能求谁呢？……” 她说完，给了他一处她丈夫早年的通讯地址，和两千元钱。 而他却只说了一个字：“行。” 说得毫不犹豫。 在那女人，将丈夫找回来，确乎是她多年以来的夙愿。 但她偏偏请求于他，还有另外的原因——她想打发他走。打发他走了，她觉得自己被爱所折磨的心就会渐渐平静了。倘他竟能替她将丈夫寻找回来不是很好吗？她自信她已经懂得如何牵住她的丈夫，不使他离自己而去了。倘这个目的没达到，她对她的雇工的信赖，不也是打发他走的最温良的方式吗？这个主意是她想了几个夜晚才想出来的。她不愿伤害他。她觉得她替自己替他都考虑得够全面的了…… 至于那小伙子当时做何想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他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她的家…… 半年内她没有他的任何音讯。他仿佛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于城市里了…… 女人的心确乎地渐渐平静了。然而这绝不等于她能够彻底地忘掉他。事实上她不能。事实上她经常想他。尤其在夜里，在女人的心最容易因孤独而苦闷的那种时候，她想他想得厉害，想得不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 那种时候她就对自己说她应该嫌恶他，理由是他辜负了她对他的信赖。她进而认为，他是为了占那两千元的便宜才毫无音讯的。 我多傻呀，我怎么可以信赖一名外省籍的雇工呢？难道女东家是可以信赖雇工的吗？那么还有哪种人是绝不能信赖的呢？ 所幸自己和他的关系是清清白白的。 这么一想，她就又觉得，损失两千元而从此确保了清白，是极其值得的了。 然而半年后的某一天，他竟回到了她的家里，并带回了她的丈夫。 那年轻人头发很长，脸上长出了胡子，衣衫不整，还蒙尘吸土的。 他避开她的丈夫，抱歉地对她说，按照她给他的地址没找到她的丈夫。他不死心，钱花光了，一边打工一边继续找，找了几个省才终于找到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不肯跟他回来，他打了她丈夫两次，把他打怕了，他才不得不跟回来的…… 她听了，一时竟不知对他说什么好。 他当天晚上就又离开了她的家。没告别，没留言，悄悄走的。 然而他替她找回来的是什么样的丈夫啊！丈夫起先在城市里学会了修理摩托，之后又学会了简单的汽车检修，挣了点钱；与人合伙开了个车辆修理辅。生意渐佳，钱包鼓了，就吃喝嫖赌起来。于是又把钱挥霍光了，把生意也断送了。乞讨过，骗过，抢过，被劳教过，却恶习难改。他本是没脸回家乡面对村人面对妻子女儿的。既然回来了，就收了劣心安居乐业吧？可他已经变成另类人了，不可救药，某夜偷了家中所有现钞，又溜了…… 几天后，那做妻的女人将女儿安排在一所学校里寄读，也离开村子到城市里去了。 她的目的极为明确——寻找男人。 不过，不是寻找是她丈夫的那个男人。 寻找一个四处漂泊的打工者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她却发誓一定要找到。 她找到了。 两年后。 在他的家乡。 他已是丈夫了。而且刚刚做了父亲。 她撒谎说不是去找他的，而是出远门路过他的家乡，一时心血来潮，想见他一面。 他知道她撒谎。因为他父母告诉过他，在他漂泊在外的日子，曾是他女东家的那个女人来找过他…… 但他当时已将后来是他妻子的姑娘带回了家乡…… 他留她住几天。 她自然不会住下的。连杯茶水也没喝完就走了…… 寻找他的两年里她变老了三四岁。 回到村里后又变老了三四岁。而且变得性情乖张，难以相处了…… “才三十六岁，看去像四十六岁似的。而且变成个手不离烟的女人了！还经常喝酒，每喝必醉……” 朋友这么结束了叙述。 而我，连续几天里，每每思索不止。 最终，我悟到了这么一点——每个人的一生，难免会犯许多种错误。而有些错误，无论对于自己的人生还是他人的人生，往往是无法纠正的。此类错误似乎具有显明的宿命的特征。因而常被索性用“注定”两个字加以解释。其实不然，正是此类似乎无法纠正的错误，最多地包含着理性的误区。 理性强的人并不都是“好人”。 俗言的“好人”，却通常都是自设理性樊篱较多的人。 “好人”大抵奉行维名立品的人生原则。 但是，当“好人”的理性和“好人”的人性相冲突时，“好人”们又是多么可能犯难以纠正的错误啊！ 普 通 人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悱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乎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的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吗? 我每每的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他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 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十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太紧密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 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通过，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吗?……”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们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 父亲他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景于中国的一个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地像一位朝鲜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视为一位朝鲜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真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的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吗?”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和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 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的?” 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是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吗?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吗?” 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 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 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 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 妻说：“走过去了。” 是啊，父亲所“演”，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在我写这篇文字时，又有人打来电话—— “梁晓声?” “是我。”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不起……” 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对方的歉意。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有些事，在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很吃亏的事。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的是他的一份愉悦。人对自己极反感之事，想要认真也是认真不起来的。这样解释，是完全解释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儿子，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解释，则证明我对自己的父亲太缺乏了解了! 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状的建筑工人。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人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予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十几年、几十年的，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广厦之功。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地问我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 偶思欲望 人皆有欲望。 我们谈的是欲望。不是在谈欲。 欲是本能。 欲望乃是超越于本能的精神活动。这一种精神活动，往往会变成强烈又伟大的精神冲动。它远非本能的满足所能抑制和限止。 欲与欲望的区别，好比性与爱情的区别。更好比洗澡与水上芭蕾的区别。 人类停止在欲的满足方面，这世界的变化也就戛然而止了。 一个家庭也有欲望。一个社团也有欲望。一个民族也有欲望。一个国家也有欲望。人类不可能没有欲望，因为具体的人都是有欲望的。人类不可以没有欲望，因为人类也是仰仗着自身的欲望进化，进步，和文明起来的。一个家庭，一个社团，只有依赖了成员们欲望的一致性而凝聚而各异其能，才可实现追求之目标。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家庭是靠了家长来统一欲望实现欲望的。社团是靠了核心成员起这种作用的。民族和国家是靠了领袖与杰出的政治人物起这种作用的。共同的欲望的实现，需要确立和维护某种权威。缺少权威的引导，共同的欲望难以实现。共同的欲望既难以实现，多数人的欲望的质量必大受影响。 欲望当然有好坏之分。好的欲望其实便是理想。坏的欲望其实便是野心。一个人产生坏的欲望，极易滑向犯罪的道路。一个家庭由种种坏的欲望氤氲一片，极易使家庭这个温馨之所变成罪恶之窝。一个社团由坏的欲望所凝聚，将对社会造成危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坏的欲望统治，则必危害全人类的和平。 因而一个具体人的欲望，是须时时自觉地用理智进行审省、判断和控制的。一个产生了又坏又强烈的欲望的人，一个这样的人而不能够审省、判断自己欲望的好坏，并且不能够控制它，那么这个人对别人是危险的人。一个社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 如果说欲望也就是目的，我们则应该明白，每一种欲望的达到，几乎都是以放弃另一种或另几种欲望为代价的。或者是以放弃另一部分来实现某一部分。一般而言，在实现欲望的过程中，理想的原则是不适用的。甚至，首先是要被放弃的。 大多数儿童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企图实现或获得，一心所求往往是全部。所以儿童们常会陷入此种两难之境——当他们把手伸入细颈陶罐掏取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手几乎都贪婪地抓得满满的。结果他们连自己的手也被卡住抽不出来了。他们要么会急得大哭起来。要么会发脾气将陶罐打破。哭是没用的。流再多的眼泪也不如放下去一点儿想得到的东西。而将陶罐打破，类乎于杀鸡取卵……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善于控制欲望的人。他们面对欲望，好比是有良好教养的人在宴会上的表现。每样东西都在面前，但他们只取适量的东西。他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之所以还有他们的一份儿转过去又转回来了，乃因餐厅里有秩序。餐厅里有秩序，乃因许多人都和他一样，在控制着自己的欲望。否则，餐刀餐叉，顷刻将会变成进攻的武器…… 改革开放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欲望。这是好的欲望。因而是理想。既是理想，当然时时须以理智加以审省和检验。谁也不能说“大跃进”不是好的欲望不是理想。但大跃进是不理智的。是儿童式的欲望。 好的欲望共同的理想，往往也会因不理智的因素而走向反面。 勿使民族和国家的好的欲望走向反面——政治家的最高责任和最大光荣，正体现在这一点上。 政治家是民族和国家的头脑。 这个头脑发烧了，全民族和整个国家就“打摆子”。 这个头脑始终清醒着，乃是民族和国家的幸运。 商业时代的初期，人们的种种欲望皆被空前刺激起来。这一个时期的人类欲望，具有着极其贪婪的色彩。如何使剧烈膨胀着的个人欲望，凝聚为民族和国家的共同理想，是时代的艰难使命。时代完不成这一使命，时代将走向反面。当许许多多的手都伸入细颈陶罐，都抓得满满的，都不愿放下一点点东西，都被卡住了抽不出来，陶罐是很容易被弄碎的。在此种情况下，少数人的理智已经难起什么作用了…… “宏观调控”是一种理智。 “反腐倡廉”是一种理智。 加强法制建设是一种理智。 扶贫救困是一种理智。 “下岗”再就业措施是一种理智…… 所幸都不甚晚！ 猴 子 公园的笼子里，有一群猴子。它们究竟被关在笼子里多久了，已经无人知晓。 我们说那是笼子，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更像网状的大房子，猴子们在里边享有着较充分的活动空间。在那空间里，它们是自由的。但，再大的笼子也毕竟是笼子，而不是丛林。 公园的笼子里，还有一棵大树。那树的躯干在笼中，那树的树冠却在笼外。确切地说，是在罩住笼子的铁网的上边。树在笼中的躯干部分，已有多处地方掉皮了，被小猴子淘气扒下去的。树的几茎老根，拱起而扭曲地暴露于地面，宛如丑陋的灰色的蛇。树干中间，还有一个朽洞，而且越朽越大。但那棵树却是一棵野果树。春季仍开花，秋季仍结些果子。树冠在雨天足以遮雨，在酷暑足以投阴。它所结的果子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今年秋季结的果子尤其少。于是从网眼掉入笼中的果子，再也不是共享的美食了。猴群是有地位之分和等级之分的。特权和公认的资格成为占有果子多少的前提。一些掉落在网罩上的果子，只有爬到树干的最上方，将猴臂从网眼伸出网外，才能用猴爪子抓到。却只有某些猴子可以爬到树干的最上方。首先当然是猴王。其次是猴王所亲昵待之的猴。再其次是强壮善斗的猴。 于是那一棵树既不只向笼中投下阴影，也在猴群中造成了不平等现象。 于是嫉妒产生了…… 于是愤懑产生了…… 于是争抢产生了…… 于是厮咬产生了…… 于是笼中每每充满了敌视的，战斗的气氛…… 年轻的管理员因为猴群的骚动不安而不安。他忧心忡忡地去请教老管理员自己究竟该怎么办？ 老管理员说：“别睬它们，由它们去。” 年轻的管理员困惑地问：“那怎么行？它们会彼此伤害的！” “它们在丛林中也并非永远和睦相处。有的猴在被逮着以前，就带着互相伤害留下的残疾了。” “可是……如果被咬死一只呢？” “死就死吧。死一只，还会出生两只。笼子不是丛林，生而不死，笼中将猴满为患的。” 年轻的管理员虽然觉得老管理员的话不无道理，但对老管理员淡然处之的态度还是有些不解。 老管理员看出了此点，以思想高深的口吻说：“对于我们动物园管理员而言，我们最成功的管理那就是，使无论猴子还是别的什么动物，彻底地遗忘它们的种群曾生存过的丛林、草原、深山和莽野。使它们的低级头脑之中逐渐形成这样的一种似乎本能的意识——它们天生便是笼中之物。笼子即它们的天地，它们的天地即笼子。通常情况下我们几乎对此无计可施，只有依赖时间，进一步说是依赖它们一代代的退化。退化了的动物不再向往笼子外面的世界，正如精神退化了的人类不再追求民主和自由……” 他正说着，笼子那边传来猴群发出的尖厉而使人惊悚的嚣叫。年轻的管理员看了他一眼，转身向笼子跑去…… 猴群在笼中正“战斗”得十分惨烈——具体地说，并非所有的猴子都投入了“战斗”。大多数猴子只不过又蹦又跳，蹿上蹿下，龇牙咧嘴，在自己一方“前线猛士”的后边助威。而双方的几只“猛士”却真的厮咬作一团。那一时刻，猴子显出了它们相当凶残的一面。它们的牙齿一旦咬住对方的要害，就是受到当头一棒，仿佛死也不会松口，仿佛宁肯同归于尽。那时猴的脸相，与咬住了猎物颈子的狼、狮、豹等猛兽的脸相没什么两样…… 年轻的管理员看得目瞪口呆。 一只手轻轻拍在他肩上，是老管理员的手。 老管理员眼望笼中惨烈的自戕情形，慢条斯理地说：“好，很好。对于我们，这是再好不过的现象了。看我手上这道疤，猴子挠的。几年前，这群猴子中还有出色的猴王。是的，那是一只出色的猴。它攻击我，因为它很恨人。它恨人，因为人使它和它的猴群变成了供人观看的笼中之物。它以为成功地攻击了我，就可能率它的猴群夺门而逃了。我挺钦佩那样的猴子，它那样证明它是一只向往丛林自由的猴子。瞧眼前这群猴子吧！它们中已不太可能产生那样的猴子了。它们相互攻击，厮咬，只不过是为了在笼子里的地位。几年前那一只出色的猴子，是被它的同类咬死的。我由于钦佩它，在动物园里选了个好地方把它埋了……” 一只比猴王更强壮的猴子，将猴王活活咬死了。当血从猴王的颈中射出，年轻的管理员转过了脸不忍看…… “现在，它们开始在它们的同类中树立敌人了。它们越这样，我们越容易成为它们的上帝了。对于我们，这是好现象。很好的现象……” 获胜的猴子，也就是新猴王，显得异常亢奋。它迅速地爬上树干的高处，又迅速地蹿下来，并不时地龇牙咧嘴。蹿上蹿下之际，不忘将猴臂从网眼伸出，抓取几颗果分抛给帮它夺得了王位的“有功之臣”。而那些毛上沾满了同类血迹的猴，则一只只围着树干蹦来蹦去，抓耳挠腮，显出无上光荣的猴子嘴脸。随后啃着果子，分别蹲踞在高高低低的树桠上了，像一只只秃鹫栖在高高低低的树桠上…… 于是，在动物园里，在笼子里，那一棵朽树又一次易主了。 从此，这群猴子，以及它们的下一代，低级的头脑中更没有了丛林的概念，更没有了对自由的向往。 从此，当然的，年轻的管理员的职责简单多了，尽管猴群中的“战斗”仍时有发生。他认为，那些为笼中地位死了的猴子，是根本不值得他挖个坑埋的…… 蛾 眉 半截燃烧着的烛在哭。 它不是那种在婚礼上，在生日，或在祭坛上被点亮的红烛。而是白色的，烛中最普通的，纯粹为了照明才被生产出来的烛。 天黑以后，一户人家的女孩儿，要到地下室去寻找她的旧玩具。 她说：“爸爸，地下室的灯坏了，我有点儿害怕去。你陪我去吧！” 她的爸爸正在看报。 他头也不抬地说：“让你妈妈陪你去。” 于是她请求妈妈陪她去。 她的妈妈说：“你没看见我正在往脸上敷面膜呀？” 女孩儿无奈，只得鼓起勇气，点亮了一支蜡烛擎着自己去。 那支蜡烛已经被用过几次了，在断电的时候。但是每次只被点亮过片刻，所以并不比一支崭新的蜡烛短太多。 女孩儿来到地下室，将蜡烛用蜡滴粘在一张破桌子的桌角上，很快地找到了她要找的旧玩具…… 她离开地下室时，忘了带走蜡烛。 于是，蜡烛就在桌角寂寞地，没有任何意义地燃烧着。 到了半夜时分，烛已经消耗得只剩半截了。 烛便忍不住哭起来。 因自己没有任何意义的燃烧…… 事实上烛始终在流泪不止。然而对于烛，一边燃烧一边缓缓地流着泪，并不就等于它在悲伤，更不等于它是哭了。那只不过是本能。像人在劳动的时候出汗一样。当烛燃烧到一半以后，烛的泪有一会儿会停止流淌了。斯际火苗根部开始凹下去。这是烛想要哭还没有哭的状态。烛的泪那会儿不再向下淌了。熔化了的烛体，如纯净水似的，积储在火苗根部，越积越满…… 极品的酒往杯里斟，酒往往可以满得高出杯沿而不溢。烛欲哭未哭之际，它的泪也是可以在火苗根部积储得那么高的。那时烛捻是一定烧得特别长了。烛捻的上端完全烧黑了，已经不能起捻的作用了。像烧黑的谷穗那般倒弯下来。也像烧黑的钩子或镰刀头。于是火苗那时会晃动，烛光忽明忽暗的。于是烛呈现一种极度忍悲，“泪盈满眶”的状态。此时如果不剪烛捻，则它不得不向下燃烧，便舔着积储火苗根部的烛泪了，便时而一下地发出细微的响声了。那就是烛哭出声了。积高不溢的烛泪，便再也聚不住，顷刻流淌下来，像人的泪水夺眶而出…… 此时烛是真的哭了，出声地哭了。 刚刚点燃的烛是只流泪不哭泣的。因为那时烛往往觉着一种燃烧的快乐。并因自己的光照而觉着一种情调。觉着有意思和好玩儿。即使它的光照毫无意义，它也不会觉得在白耗生命…… 但是燃烧到一半的烛是确乎会伤感起来的。 烛是有生命的物质。 它的伤感是由它对自己生命的无限眷恋而引发的。就像年过五旬之人每对生命的短促感伤起来。烛燃烧到一半以后，便处于最佳的燃烧状态了。自身消耗得也更快了…… 我们这一支烛意识到了这一点。它甚至有些忄西惶了。 “朋友，你为什么忧伤？” 它听到有一个声音在问它。那声音羞怯而婉约。 烛借着自己的光照四望，在地下室的上角，发现有几点小小的光亮飘舞着。那是一种橙色的光亮。比萤火虫尾部的光亮要大些，但是没有萤火虫尾部的光亮那么清楚。 烛想，那大约是地下室唯一有生命的东西了。那究竟是什么呢？ “我在问你呢，朋友。看着你泪水流淌的样子真使我心碎啊！” 声音果然是那几点橙色的光亮发出的。 烛悲哀地说：“不错，我是在哭着啊。可你是谁呢？” “我吗？我是蛾呀。一只小小的，丑陋的，刚出生三天的蛾啊！难道你没听说过我们蛾吗？” 蛾说着，向烛飞了过去…… 烛立刻警告地叫道：“别靠近我！千万别靠近我！快飞开去，快飞开去！……” 蛾四片翅膀上的四点磷光在空中划出四道橙色的优美的弧，改变了飞行的方向。但蛾是不能像青鸟那样靠不停地扇动翅膀悬在空中的。所以它听了烛的话后，只得在烛光未及处上下盘旋。 蛾诧异地问烛：“朋友，你竟如此的讨厌我吗？” 烛并不讨厌它。有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在烛的生命结束之前与烛交谈，正是烛求之不得的。然而这一支烛知道“飞蛾扑火”的常识。那常识每使这一支烛感到罪过。它不愿自己的烛火毁灭另一种生命。它认为蛾也是一种挺可爱的生命。别的烛曾告诉它，假如某一只蛾被它的烛火烧死了，那么它是大可不必感到罪过的。因为那意味着是蛾的咎由自取。何况蛾大抵都是使人讨厌的，对人有害的东西…… 烛沉默片刻，反问：“你这只缺乏常识的蛾啊，难道你不知道靠近我是多么的危险吗？” 不料蛾说：“我当然知道的呀。人认为那是我们蛾很活该的事。而你们烛，我想像得到，你们中善良的会觉得对不起我们蛾，你们中冷酷的会因我们的悲惨下场而自鸣得意，对吗？” 这一支烛没想到这一只蛾对它们的心理是有很准确的判断的。它一时不知该再说什么好。 “如果我说对了，那么你是属于哪一种烛呢？” 蛾继续翩翩飞舞着。它的口吻很天真。似乎，还有那么点儿顽皮。 烛光发红了。那是因为白烛很窘的缘故。蛾的出现，使它不再感到孤独。也使它悲哀的心情被冲淡了。 它低声嘟哝：“倘我是一支冷酷的烛，我还会警告你千万别靠近我吗？” 蛾高兴地说：“那么你是一支善良的烛了？但是你知道我们蛾对‘飞蛾扑火’这种事的看法吗？” 烛诚实地回答它不知道。 蛾说：“我们是为了爱慕你们烛才那样的呀！” “是为了爱慕我们？” 烛大惑不解。 “对，是为了爱慕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蛾来说，最美的，最值得我们爱的，其实不是其他，也不是我们同类中的英男俊女，恰恰是你们烛呀！真的，你们烛是多么的令我们爱慕啊！你们的身材都是那么的挺直。都是典型的，年轻的，帅气的绅士的身材。你们发出的光照那么柔和，你们的沉默，上帝啊，那是多么高贵的沉默啊！还有你们的泪，它使我们心碎又心醉！使我们的心房里一阵阵涌起抚爱你们的冲动。没有一只蛾居然能在你们烛前遏制自己的冲动……” 烛光是更红了。 烛害羞了。 作为烛，从别的烛的口中，它是很了解一些人对烛的赞美之词的，但是却第一次听到坦率又热烈的爱慕的表白，而且表白者是一只蛾。 它腼腆地说：“想不到真相会是这样，会是这样……” 蛾飞得有点儿累了。它降落在桌子的另一角，匍匐在那儿，又问：“你就不想知道我是一只对人有害的或无害的蛾吗？”——声音更加羞怯更加婉约，口吻更加天真。只不过那种似乎顽皮的意味儿，被庄重的意味儿取代了。 烛犹豫片刻，嗫嚅地问：“那么，你究竟是一只对人有害的，还是一只对人无害的蛾呢？” 蛾说：“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才出生三天呀。而且，我很少与别的蛾交谈。我只知道，我们蛾的生命虽然比一支燃烧着的烛要长许多，但却是极其平庸的，概念化的。具体对于我这一只小雌蛾是这样的——如果我不是在这间地下室里，而是在外面，那么我会被雄蛾纠缠和追求，或反过来我主动纠缠和追求它们。然后我们做爱。一生唯一的一次。接着我受孕，产卵。再接着我的卵在农田里孵出肉虫。丑陋的肉虫。于是我的生命结束。我的死相也很丑陋。往往是翅膀朝下仰翻着。我们连优美地死去都是梦想……” 蛾的语调也不禁伤感了。 烛于是明白，它是一只对人有害的蛾。 但是它却不愿告诉蛾这一点。 “烛啊，你肯定知道我究竟属于哪一种蛾了吧？那么请坦率告诉我。我想活个明白，也想死个明白。” 烛说：“不。我不知道。人的评判尺度并不完全是我们烛的评判尺度。而在我看来，你是一只漂亮的小雌蛾……” “你胡乱说什么呀！我……我哪里会是漂亮的呢！……” 蛾声音小小的，但是烛听出来了，它对这一只蛾的赞美，使这一只蛾很惊喜。 它竟对这一只羞怯的，说起话来语调婉约又顽皮的，情绪忽而乐观忽而感伤的蛾有点儿喜欢了。也许是由于自己的处境吧？总之这是连它自己也不明白的。 它借着自己发出的光照开始仔细地端详蛾，继续说：“你这只小蛾啊，我并非在违心而言。你的确很漂亮呢！” 烛这么说时，确乎觉得伏在斜对面的桌角上的蛾，是一只少见的漂亮的小蛾了。那是它仔细端详的结果。 于是它又说：“你的双眉真美。现在我终于明白，人为什么用‘蛾眉’来形容美女之眉了。” 蛾说：“这话我爱听。” “你的翅膀也很美。虽小，却精致。闭起来，像披着斗篷……” “可是与蝶的翅膀比起来，我就会无地自容了。” “可是蝶的翅膀却没有发光的磷点呀！一只在黑暗中飞舞的蝶，与蝙蝠有何不同呢？你刚才飞舞时，翅膀上的四点磷光闪烁，如人在舞‘火流星’一样……” “你真的欣赏吗？那我再飞给你看！……” 蛾说罢，立即飞起。它又顽皮起来了，越飞离烛火越近，并且一次次冒险地低掠着烛的火苗盘旋，使烛一次次提心吊胆，不断惊呼：“别胡闹！别胡闹！……” 于是死寂的地下室，产生了近乎热闹的气氛。在那一种气氛中，一支烛和一只蛾，各自心里的感伤荡然无存了。 快乐之后是又一番交谈。它们的交谈变得倾心起来。烛告诉蛾它是怎么被带到地下室的；而蛾告诉烛，它则完全是被烛引到地下室的——它本来在楼口的灯下自由自在地飞舞着，忽然一阵风，将它刮入了楼道。楼道里很黑，它正觉得不安，那秉烛的女孩儿走出了家门，结果它就怀着无限的爱慕之情，伴着烛光飞到地下室了…… 烛听了蛾的话，感到自己害了蛾，又流淌下了一串泪。 蛾却显得特别的欣慰。它说能有幸和烛独处同一空间，便死而无憾了。 烛又忧伤起来。 它说：“你这只漂亮的可爱的小蛾啊，你的话使我听起来，觉得我们是在谈情说爱似的。” 蛾问：“那有什么不好？” 烛反问：“在这样水泥墓穴似的地方？” 蛾说：“正因为是在这样的地方，我们除了彼此相爱，还有什么更值得做的事情？” 烛心事重重地自言自语：“我，和你？” 蛾说：“又有什么不可以？” 于是，它们由倾心交谈而心心相印了。由心心相印而情意绵绵了…… 午夜时分，烛燃得只剩半寸高了。 烛恋恋不舍地说：“漂亮的小蛾啊，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让我以一支烛无可怀疑的诚实告诉你吧，你使我的生命不算白过。” 蛾以情深似海的语调说：“我挚爱的伟大的烛啊，你以你的生命之光为我这一只小小的蛾驱除着黑暗，实在是我的幸福啊！你知道人间有一部戏叫《霸王别姬》吗？” 烛说：“我知道的。” 蛾说：“那么好，让我学那戏中的虞美人，为我的烛做诀别之舞。” 于是蛾再次飞起，亢奋而舞。 烛在痴情的欣赏中，渐渐接近着它的熄灭。 舞着的蛾在空中忽然热烈地说：“爱人，现在，我要飞向你！……” 烛意识到了蛾将要怎样，大叫：“别做傻事！” 蛾却说：“我要吻你！拥抱你！我要死得优美，并且陪你同死！……” “不，你给予我精神之爱，对我已经足够了！” “但我仍觉爱得不彻底！……” 蛾的话热烈，情炽，坚定不移。 “你为什么一定要自蹈悲惨？！……” 烛光剧晃，烛又哭了，急的。它再次泪如泉涌。 “像我这么一只不起眼的，令人鄙视的，被人认为对他们有害，想方设法欲加以灭绝的小小蛾子，能有机会为爱死，是上帝成全我啊！我无私的，光明的，一心舍己为人的爱人呀，快准备好接受我吧！我来啦！……” 蛾在空中做了最后几圈盘旋，高飞起来，接着猛扇四翼，专执一念地朝烛的火苗扑了过去…… 转瞬间，蛾用它的双翅紧紧抱住了烛的火…… 烛清楚地看到蛾的双眉向上一扬，呈现出一种泰然快慰的表情…… 烛清楚地听到蛾“啊”了一声。那声音中一半是痛楚，一半是幸福…… 烛的火苗随即灭了…… 烛泪在黑暗中将蛾“浇铸”…… 第二天，女孩儿想起了烛…… 她将残烛捧给妈妈看，奇怪地问：“妈妈，怎么会发生这么悲惨的事？” 她的妈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飞蛾扑火嘛，常有的事儿，快扔了，多脏！” 她又捧着去问爸爸，爸爸说：“由飞蛾扑火，应该想到自取灭亡一词对不？蛾不但讨厌，而且有害，死有余辜，死不足惜！……” 女孩儿并不满足于爸爸妈妈的话。她独自久久地捧着残烛看，心中对蛾油然生出一缕悲悯…… 女孩儿将残烛和蛾郑重其事地埋葬了。如同合葬了两条死去的鱼，或一对鸟，一双蝶…… 女孩儿对“飞蛾扑火”的现象，显然有着与爸爸妈妈相反的看法和联想。 后来，女孩儿上中学了。她在她的作文中写到了这件事。老师给予她的是她作文中最低的一次分数。还命她将她的作文在语文课上读了一遍…… 老师评论道：“蛾是有害的昆虫。怎么可以对有害的昆虫表达惋惜呢？这是作文的主题发生理念性错误的一例……” 她对老师的评论很不以为然。 再后来，她上大学了，工作了，恋爱了…… 她的恋人是她中学的男生。 有一次她问他：“你常说我美。告诉我，我究竟美在哪儿？” 他立即便说：“美在双眉！你知道你有一双怎样的眉吗？你的眉使我联想到蛾眉一词。而且认为，在我见过的所有女性中，只有你的双眉，才配用蛾眉二字形容。你的眉使你的脸儿显得那么清秀，衬托得你的眼睛那么沉静，使你有了一种婉约又妩媚的女性气质……” 确乎的，在一百个女人中，也挑不出一个女人生有比她更美的眉；确乎的，她的双眉，使她的脸儿平添清秀…… “那么，告诉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我的？” “在我们是初中同学时。你还记得你写过一篇关于蛾的作文吗？” “当然记得。” “你作文中有一段话是——与‘自取灭亡’一词恰恰相反，‘飞蛾扑火’使我联想到凄美的童话，忧伤的诗以及爱能够达到的无怨无悔。当时我就对自己说——这个女孩儿我爱定了！” 她哭了。 她偎在他怀里说：“谢谢你爱我。谢谢你懂我。我是那种为爱而来到这世上的女孩儿。我期待着爱已经很久了。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女孩儿如今已经不多了。可我天生这样不是我的错。谢谢你用你的爱庇护我这样的傻女孩儿……” 而他说：“你不傻。我寻找像你这样的女孩，也找了很久了。找来找去，终于明白要找的正是你啊！……” 于是他俯下头深吻她…… 孩子和雁 在北方广袤的大地上，三月像毛头毛脚的小伙子，行色匆匆地奔过去了。几乎没带走任何东西，也几乎没留下显明的足迹。北方的三月总是这样，仿佛是为躲避某种纠缠而来，仿佛是为摆脱被牵挂的情愫而去，仿佛故意不给人留下印象。这使人联想到徐志摩的诗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北方的三月，天空上一向没有干净的云彩；北方的三月，“衣袖”一挥，西南风逐着西北风。然而大地还是一派融冰残雪处处覆盖的肃杀景象…… 现在，四月翩跹而至了。 与三月比起来，四月像一位低调处世的长姐。其实，北方的四月只不过是温情内敛的呀。她把她对大地那份内敛而又庄重的温情，预先储存在她所拥有的每一个日子里。当她的脚步似乎漫不经心地徜徉在北方的大地上，北方的大地就一处处苏醒了。大地嗅着她春意微微的气息，开始它悄悄的一天比一天生机盎然的变化。天空上仿佛陈旧了整整一年的、三月不爱搭理的、吸灰棉团似的云彩，被四月的风一片一片地抚走了，也不知抚到哪里去了。四月吹送来了崭新的干净的云彩。那可能是四月从南方吹送来的云彩。白而且蓬软似的。又仿佛刚在南方清澈的泉水里洗过，连拧都不曾拧一下就那么松松散散地晾在北方的天空上了。除了山的背阳面，另处的雪是都已经化尽了。凉沁沁亮汩汩的雪水，一汪汪地渗到泥土中去了。河流彻底地解冻了。小草从泥土中钻出来了。柳枝由脆变柔了。树梢变绿了。还有，一队一队的雁，朝飞夕栖，也在四月里不倦地从南方飞回北方来了…… 在北方的这一处大地上有一条河；河水每年的春季都在它折了一个直角弯的地方溢出河床，漫向两岸的草野。于是那河的两岸，在四月里形成了近乎水乡泽国的一景。那儿是北归的雁群喜欢落宿的地方。 离那条河二三里远，有个村子。普通人家的日子都过得很穷的村子。其中最穷的人家有一个孩子。那孩子特别聪明。那特别聪明的孩子特别爱上学。 他从六七岁起就经常到河边钓鱼。 他十四岁那一年，也就是初二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妈妈又愁又无奈地告诉他——因为家里穷，不能供他继续上学了…… 这孩子就也愁起来。他委屈。委屈而又不知该向谁去诉说，于是一个人到他经常去的地方，也就是那条河边去哭。不止大人们愁了委屈了如此，孩子也往往如此。聪明的孩子和刚强的大人一样，只在别人不常去似乎仅属于自己的地方独自落泪。 那正是四月里某一天的傍晚。孩子哭着哭着，被一队雁自晚空徐徐滑翔下来的优美情形吸引住了目光。他想他还不如一只雁，小雁不必上学，不是也可以长成一只双翅丰满的大雁吗？他甚至想，他还不如死了的好…… 当然，这聪明的孩子没轻生。 他回到家里后，对爸爸妈妈郑重地宣布：他还是要上学读书，争取将来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爸爸妈妈就责备他不懂事。 而他又说：“我的学费，我要自己解决。” 爸爸妈妈认为他在说赌气话，并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但那一年，他却真的继续上学了。而且，学费也真的是自己解决的。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最近的一座县城里的某些餐馆，菜单上出现了“雁”字。不是徒有其名的一道菜，而的的确确是雁肉在后厨的肉案上被切被剁，被炸被烹…… 雁都是那孩子提供的。 后来《保护野生动物法》宣传到那座县城里了，惟利是图的餐馆的菜单上，不敢公然出现“雁”字了。但狡猾的店主每回悄问顾客：“想换换口味儿吗？要是想，我这儿可有雁肉。”倘顾客反感，板起脸来加以指责，店主就嘻嘻一笑，说开句玩笑嘛，何必当真！倘若顾客闻言眉飞色舞，显出一脸馋相，便有新鲜的或冷冻的雁肉，又在后厨的肉案上被切被剁。四五月间可以吃到新鲜的，以后则只能吃到冷冻的了…… 雁仍是那孩子提供的。 斯时那孩子已经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他在与餐馆老板们私下交易的过程中，学会了一些他认为对他来说很必要的狡猾。 他的父母当然知道他是靠什么解决自己的学费的。他们曾私下里担心地告诫他：“儿呀，那是违法的啊！” 他却说：“违法的事多了。我是一名优秀学生，为解决自己的学费每年春秋两季逮几只雁卖，法律就是追究起来，也会网开一面的。” “但大雁不是家养的鸡鸭鹅，是天地间的灵禽，儿子你做的事罪过呀！” “那叫我怎么办呢？我已经读到高中了。我相信我一定能考上大学。难道现在我该退学吗？” 见父母被问得哑口无言，又说：“我也知道我做的事不对，但以后我会以我的方式赎罪的。” 那些与他进行过交易的餐馆老板们，曾千方百计地企图从他嘴里套出“绝招”——他是如何能逮住雁的？ “你没有枪。再说你送来的雁都是活的，从没有一只带枪伤的。所以你不是用枪打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吧？” “是明摆着的事儿。” “对雁这东西，我也知道一点儿。如果它们在什么地方被枪打过了，哪怕一只也没死伤，那么它们第二年也不会落在同一个地方了，对不？” “对。” “何况，别说你没枪，全县谁家都没枪啊。但凡算支枪，都被收缴了。哪儿一响枪声，其后公安机关肯定详细调查。看来用枪打这种念头，也只能是想想罢了。” “不错，只能是想想罢了。” “那么用网罩行不行？” “不行。雁多灵警啊。不等人张着网挨近它们，它们早飞了。” “下绳套呢？” “绳粗了雁就发现了。雁的眼很尖。绳细了，即使套住了它，它也能用嘴把绳啄断。” “那就下铁夹子！” “雁喜欢落在水里，铁夹子怎么设呢？碰巧夹住一只，一只惊一群，你也别打算以后再逮住雁了。” “照你这么说就没法子了？” “怎么没法子，我不是每年没断了送雁给你吗？” “就是的呀。讲讲，你用的什么法子？” “不讲。讲了怕被你学去。” “咱们索性再做一种交易。我，告诉我给你五百元钱。” “不。” “那……一千！一千还打不动你的心吗？” “打不动。” “你自己说个数！” “谁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告诉。如果我为钱告诉了贪心的人，那我不是更罪过了吗？” …… 他的父母也纳闷地问过，他照例不说。 后来，他自然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而且第一志愿就被录取了——农业大学野生禽类研究专业。是他如愿以偿的专业。 再后来，他大学毕业了，没有理想的对口单位可去，便“下海从商”了。他是中国最早“下海从商”的一批大学毕业生之一。 如今，他带着他凭聪明和机遇赚得的五十三万元回到了家乡。他投资改造了那条河流，使河水在北归的雁群长久以来习惯了中途栖息的地方形成一片面积不小的人工湖。不，对北归的雁群来说，那儿已经不是它们中途栖息的地方了，而是它们乐于度夏的一处环境美好的家园了。 他在那地方立了一座碑——碑上刻的字告诉世人，从初中到高中的五年里，他为了上学，共逮住过五十三只雁，都卖给县城的餐馆被人吃掉了。 他还在那地方建了一幢木结构的简陋的“雁馆”，介绍雁的种类、习性、“集体观念”等等一切关于雁的趣事和知识。在“雁馆”不怎么显眼的地方，摆着几只用铁丝编成的漏斗形状的东西。 如今，那儿已成了一处景点。去赏雁的人渐多。 每当有人参观“雁馆”，最后他总会将人们引到那几只铁丝编成的漏斗形状的东西前，并且怀着几分罪过感坦率地告诉人们——他当年就是用那几种东西逮雁的。他说，他当年观察到，雁和别的野禽有些不同。大多数野禽，降落以后，翅膀还要张开着片刻才缓缓收拢。雁却不是那样。雁双掌降落和翅膀收拢，几乎是同时的。结果，雁的身体就很容易整个儿落入经过伪装的铁丝“漏斗”里。因为没有什么伤疼感，所以中计的雁一般不至于惶扑，雁群也不会受惊。飞了一天精疲力竭的雁，往往将头朝翅下一插，怀着几分奇怪大意地睡去。但它第二天可就伸展不开翅膀了，只能被雁群忽视地遗弃，继而乖乖就擒…… 之后，他又总会这么补充一句：“我希望人的聪明，尤其一个孩子的聪明，不再被贫穷逼得朝这方面发展。” 那时，人们望着他的目光里，便都有着宽恕了…… 在四月或十月，在清晨或傍晚，在北方大地上这处景色苍野透着旖旎的地方，常有同一个身影久久伫立天地之间，仰望长空，看雁队飞来翔去，听雁鸣阵阵入耳，并情不自禁地吟他所喜欢的两句诗：“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便是当年那个孩子了。 人们都传说——他将会一辈子驻守那地方的…… 母 与 女 这一户人家只有两个人了。是丈夫也是父亲的男人一年前病死了。 在二○○○年正月十五那一天，母亲很晚才回到家里。女儿竟还没吃晚饭。母亲说她也没吃。母亲带回了一盒元宵。母亲说完就煮元宵去了。 一会儿，母亲煮好了元宵，盛在两只碗里，女儿一碗，自己一碗。 女儿呆呆地望着碗，不动筷子。 母亲就很奇怪，拿起筷子，困惑地问：“女儿呀，你不饿吗？” 女儿低声说了一个字：“饿。” “既然饿，为什么看着不吃？不爱吃？” “……” “我记得你是爱吃元宵的啊。” “妈妈，我怕。” “怕？”——母亲更奇怪了：“怕什么？” “怕你在元宵里下了毒……” 女儿抬起头，目光定定地望着母亲，眼中已噙满了泪。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妈妈，你把筷子放下吧！我不想死，我也不愿你死……” “可我……” “可我觉得你肯定在元宵里放了毒……” 女儿的眼泪，吧嗒吧嗒掉在桌上，掉在碗里。 母亲缓缓放下了筷子，表情一时变得异常严肃。她也目光定定地望着女儿问：“女儿，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你头脑里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荒唐的想法？” “妈妈，我今天听来家里玩的同学讲，别的中学里有一名女生，和我一样爸爸也死了，妈妈下岗了。下岗的妈妈就买了一盒元宵，煮时下了毒，结果她自己和她的女儿吃了后，都死了……妈妈我知道你也下岗了。只不过你一直装出每天都去上班了的样子……妈妈我真的很怕死，也不愿你死……” 女儿说罢，女儿就哭起来了。 而母亲，则起身走到了女儿身旁；女儿扑在母亲怀里，双手紧紧搂抱住母亲。 母亲抚摸着女儿的头，用特别温柔的语调说：“好女儿呀，妈妈有多么爱你，你是知道的。妈妈怎么会忍心毒死你呢？妈妈才四十多岁，小时候挨过饿，十六七岁下乡，整整十年后才返城，结婚了仍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你十岁了我们终于有了房子，你爸爸又病了多年……妈妈的命虽苦，可妈妈珍惜自己的命，才不愿死呢！……” 母亲也流泪了。眼泪掉在女儿脸上、手上…… 母亲又说：“好女儿呀，不错，妈妈是下岗了，妈妈是一直在瞒着你这件事。妈妈每天早出晚归，就是去找工作的呀。” “找到了吗，妈妈？” “暂时还没有。” “那，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这是妈妈应该考虑的。是你不必发愁的。你替妈妈发愁也没用。你同学对你讲的事，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即使是真的，那个母亲的做法也是罪过的，妈妈才不会那样呢！” “妈妈，我错了，我不该胡乱瞎猜疑你。可……可我们以后究竟该怎么办呢？……” “女儿，你先放开妈妈……” 女儿放开了母亲，母亲就又回到桌子那一边坐下去了。女儿仍像刚才那样目光定定地望着母亲，但眼中已充满了信任。 母亲慢言细语地说：“好女儿呀，如果我们要鼓起勇气生存下去，那么，你就得和妈妈共同接受另一种现实。” 女儿说：“妈妈呀，不管那另一种现实是什么样的，我都有勇气和你共同面对它。” “其实那另一种现实无论对我还是对你，都并不多么可怕。” “妈妈，你就说吧。我做好种种心理准备了！” “我们住的这个两室的单元房，你爸爸活着时我们不是已经买下了吗？首先，我们将把它卖了。而且妈妈已找到了买主。那么，我们就有十几万元钱了……” “可……我们住哪儿呢？” “我们将用一半的钱买一处一居室。所以你以后不可能再有属于自己的房间了，你同意吗？……” “这……我听妈妈的。” “在那一间房子里，我们要摆一张双人的大床……” “我高兴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 “双人床上还要想办法架一只单人床，你将睡上边的单人床……” “为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呢，妈妈？双人床上架一只单人床，看上去多古怪呀！” “必须那样。因为，将有一个男人和妈妈睡在双人床上……” “……” “女儿，听明白妈妈的话了吗？” “妈妈，你要给我……找一个后爸？……” “是的。他比妈妈年龄大，五十多岁了。他是一个有技能的人，善于修理家电。剩下的钱中，妈妈将动用两万，租一个门面，向他学习家电修理，与他共同开好一个家电修理部。其余的钱，为你储蓄着，留做你上高中上大学的学费。女儿，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生活。妈妈本不打算在今天晚上和你说这些，但是你想的太多了，妈妈只有现在就讲……” 女儿眼圈一红，又低下了头。 母亲低声问：“女儿，你为什么不说话了？” “他……那个男人，会对你好吗，妈妈？你们不会整天吵架吧？” 女儿的声音比母亲的声音更低。 “妈妈怎么会找一个对妈妈不好，整天和妈妈吵架的男人呢？” “他……也会对我好吗？……” “妈妈保证他也会对你好，只要你能渐渐习惯于接受他。” “他……不酗酒吧？……” “他偶尔也喝，但是绝不酗酒……” “他赌钱吗？我比讨厌酗酒的男人还讨厌赌钱的男人……” “妈妈怎么会找一个赌徒呢！” “妈妈，你可要看准人呀！” “妈妈都是四十多岁的女人了，不是那么容易被男人的假相欺骗的。” “那么，妈妈，这一个现实，我也接受。” 女儿抹了一下眼泪，抬起了头。她望着她的母亲，见她的母亲脸上也和自己一样正淌着泪。 母亲抹了一下眼泪，嘴角微微一动，似乎笑了一下。 女儿觉得母亲真的是笑了一下，于是自己也笑了一下。 女儿低声说：“妈妈，咱们吃元宵吧，要不凉了。” 母亲说：“对，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于是女儿首先拿起了筷子。 “女儿，吃出什么馅儿的了吗？” “山楂馅儿的。酸甜。我爱吃。” “女儿呀，咱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命运就像这元宵做成的过程一样。做元宵不是首先得有馅儿吗？咱们就是元宵馅儿。咱们被在社会那只大簸箕上摇啊摇啊，渐渐地粘满江米面儿，一个个元宵就做成了。那就是咱们的命运形成了呀！咱们不能被摇散了。咱们应该经得起摇。摇散了的馅儿还怎么能滚成元宵呢？只要咱们自己不散，只要咱们本身酸甜酸甜的，咱们的命运就也会像元宵一样，有自己的滋味儿。女儿你说对不对？” “妈妈呀，你不但说得对，而且比喻得好极了。以后我要把你的话写进作文里！” 女儿的语调乐观起来了。 “还吃吗？” “妈妈，再给我盛一碗！” …… 在二○○○年的正月十五，有一个人听到了这母女二人的全部对话。 那一个人是我们都不太相信存在着的上帝。 上帝被母女二人的相互理解感动了。于是上帝使那个将要介入她们命运的男人的心肠变得更好，性情也变得更好。 那么，当然的，他很爱那个女人，也很爱她的女儿…… 喷 壶 在北方的这座城市，在一条老街的街角，有一间俄式小房子。它从前曾是美观的。也许，还曾有白色的或绿色的栅栏围着的吧？夏季，栅栏上曾攀缠过紫色的喇叭花吗？小院儿里曾有黄色的夜来香和粉色的扫帚梅赏心悦目吗？当栅栏被霏雨淋湿的时候，窗内曾有少女因怜花而捧腮凝睇吗？冬季，曾有孩子在小院儿里堆雪人吗？…… 是的。它从前确曾是美观的。 但是现在它像人一样地老了。从前中国人承认自己老了，常说这样一句话：“土埋半截了。” 这一间俄式小房子，几乎也被“土埋半截了”。沉陷至窗台那儿了。从前的铁瓦差不多快锈透了，这儿那儿打了许多处“补丁”。那些“补丁”是用亮锃锃的新铁皮“补”上去的。或圆形，或方形，或三角形和菱形，使房顶成为小房子现在最美观的部分，一种童话意味的美观。房檐下的接雨沿儿，也是用亮锃锃的新铁皮打做的。相对于未经镀亮的铁皮，那叫“白铁皮”。还叫“熟铁皮”。亮锃锃的接雨沿儿，仿佛那“土埋半截了”的“老”了的小房子扎在额上的一条银缎带。一年又一年的雨季，使小房子一侧的地面变成了赭红色。房顶的雨水通过接雨沿儿再通过垂直的流水管儿引向那儿的地面，是雨水带下来的铁锈将那儿的地面染成赭红色了…… 小房子门口有一棵树。树已经死了多年了。像一支长长的手臂从地底下伸出来，叉着短而粗的“五指”。其中一“指”上，挂着一串亮锃锃的铁皮葫芦。风吹即动，发出悦耳的响声。风铃的响声似的。 那小房子是一间黑白铁匠铺。 那一串亮锃锃的铁皮葫芦是它的标志。也是铁匠手艺的广告。 铁匠年近五十了。按从前的说法，他正是一个“土埋半截了”的人。按现在的说法，已走在通往火葬场的半路上。一个年近五十的人，无论男女，无论贫富，无论身高低，无论健康与否，无论是仍充满着种种野心雄心还是与世无争守穷认命地活着——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土埋半截了”的人。 这铁匠却并不守穷认命。当然他也没什么野心和雄心了。不过他仍有一个热切的、可以理解的愿望——在那条老街被推平之前，能凑足一笔钱，在别的街上租一间面积稍微大一点儿的房子。继续以铁匠手艺养家糊口，度日维生。 铁匠明白，这条老街总有一天是要被推平的。或两年后，或三年后，也可能一年后。那条老街已老得如同城市的一道丑陋的疤。 铁匠歇手吸烟时，便从小房子里出来，靠着枯树，以忧郁的目光望向街的另一端。他并不眷恋这条街。但这条老街倘被推平了，自己可怎么办呢？小房子的产权是别人的。确切地说，它不是一幢俄式小房子本身，而只不过是背阴的一小间。朝阳的三间住着人家，门开在另一条街上…… 现在城市里少见铁匠铺了。正如已少见游走木匠一样。这铁匠的另一个老同行不久前一觉不醒地死了。他是这座城市里唯一的没竞争对手的铁匠了。他的生意谈不上怎样的兴隆，终日做一些小锉子、小铲子、小桶、喷壶之类而已。在塑料品比比皆是的今天，这座城市的不少人家，居然以一种怀旧似的心情青睐起他做的那些寻常东西来。他的生意的前景，很有一天好过一天的可能。 但他的目光却是更加忧郁了。因为总有消息传来，说这条老街就要被推平了，就要被推平了…… 他却至今还没积蓄。要想在这座城市里租一间门面房，手中没几万元根本别做打算…… 某日，又有人出现在他的铁匠铺门前，是位七十多岁的老者。 “老人家，您做什么？” 铁匠自然是一向主动问的。因那样一位老者来他的铁匠铺前而奇怪。 “桶。” 老者西服革履。头发皆已银白。精神矍铄，气质儒雅。说时，伸手轻轻拨动了一下那串铁皮葫芦，于是铁皮葫芦发出一阵悦耳的响声。 “多大的呢？” 老者默默用手比量出了他所要的规格。 “得先交十元钱押金。” “不。我得先看看你的手艺如何。” “您不是已经看见了这几件样品吗？还说明不了我的手艺吗？” “样品是样品，不能代表你没给我做出来的桶。” “要是我做出来了，您又不要了，我不白做了吗？” “那还有机会卖给别人。可你要做得不合我意，又不退押金给我，我能把你怎么样呢？” 铁匠不禁笑了。 他自信地说：“好吧。那我就破一回例，依您老人家。” 是的，铁匠很自信。不过就是一只桶嘛。他怎么会打做出使顾主觉得不合意的桶呢？望着老者离去的背影，铁匠困惑地想——他要我为他做一只白铁皮的桶干什么用呢？他望见老者在街尽头上了一辆分明是等在那儿的黑色轿车…… 几天后，老者又来了。 铁匠指着已做好的桶让老者看。 不料老者说：“小了。” “小了？”——铁匠顿时一急。他强调，自己是按老者当时双手比量出的大小做的。 “反正是小了。”——老者的双手比量在桶的外周说：“我要的是这么大的。” “可……” “别急，你用的铁皮，费的工时，我一总付给你钱就是了。” “那，先付一半吧老人家……” 老者摇头，表情很固执。看上去显然没有商讨的余地。但也显然是一言九鼎，值得信任的态度。 铁匠又依了老者。 老者再来时，对第二只桶频频点头。 “这儿，要有个洞。” “为什么？老人家。” “你别管，按我的要求做就是。” 铁匠吸取了教训，塞给老人一截白粉笔。老者在桶的底部画了一个圆，没说什么就走了。 老者第四次来时，“指示”铁匠为那捅了一个洞的桶做上拎手和盖和水嘴儿。铁匠这才明白，老者要他做的是一只大壶，他心里纳闷儿，一开始说清楚不就得了吗？如果一开始说清楚，那洞可以直接在铁皮上就捅出来呀，那不是省事儿多了吗？ 但他已不问什么了。他想这件事儿非要这样不可，对那老者来说，是一定有其理由的。 铁匠错了。老者最终要他做的，也不是一只大壶，而是一只喷壶。 喷壶做成以后，老者很久没来。 而铁匠常一边吸烟，一边望着那只大喷壶发呆发愣。往日，铁匠每每手里敲打着，口中哼唱着。自从他做成那只大喷壶以后，铁匠铺里再也没传出过他的哼唱声。 却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替老者来过一次。她将那只大喷壶仔仔细细验看了一遍。分明的，想要有所挑剔。但那大喷壶做得确实无可挑剔。姑娘最后不得不说了两个字——“还行”。 “还要做九只一模一样的，一只比一只小，你肯做吗？” 铁匠目光定定地望着姑娘的脸，似乎在辨认从前的熟人，他知道那样望着对方有失礼貌，但他不由得不那样。 “你肯做？还是不肯做？” 姑娘并不回避他的目光。恰恰相反，她迎视着他的目光，仿佛要和他进行一番目光与目光的较量。 “你说话呀！” 姑娘皱起眉，表情显得不耐烦了。 “我……肯做。当然肯……” 铁匠一时有点儿不知所措…… “一年后来取，你承诺一只也不卖给别人吗？” 姑娘的口吻冷冷的。 “我……承诺……” 铁匠回答时，似乎自感卑贱地低下了他的头，一副目光不知望向哪里的样子…… “钱，也要一年以后才付。” “行，怎么都行。怎么我都愿意。” “那么，记住今天吧。我们一年以后的今天见。” 姑娘说完，转身就走。 铁匠跟出了门…… 他的脚步声使姑娘回头看他。她发现他是个瘸子。她想说什么，却只张了一下嘴，什么话都没说，一扭头快步而去。铁匠的目光，也一直将姑娘的背影送至街的那一端。他也看见她坐进了轿车里，对那辆黑色的轿车他已熟悉。 铁匠的目光不但忧郁，而且，竟很有些伤感了。他转身时，碰了那串铁皮葫芦，悦耳的声音刚一响，他便用双手轻轻捂住最下面的一个，仿佛捂住一只蜻蜓或一只蝴蝶，于是整串葫芦被稳住了，悦耳的声音也就停止了…… 铁匠并不放开双手。他仰起脸，望向天空。斯时正值中午，五月的太阳光芒柔和，并不耀眼。他的样子，看上去像在祈雨…… 后来，这铁匠就开始打做另外九只喷壶。他是那么的认真，仿佛工艺家在进行工艺创造。为此他婉拒了不少主动上门的活儿。 世上有些人没结过婚，但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爱过的。 铁匠由于自己是瘸子至今没结婚，但在他是一名初二男生时就爱过了。那时的他眉清目秀。他爱上了同班一名沉默寡言、性情特别内向的女生。其实她的容貌算不上出众，也许她吸引他的美点，只不过是她那红润的双唇，像樱桃那么红润。主观的老师曾在班上不点名地批评过她才是初二女生不该涂口红，她委屈得哭了。而事实证明她没涂过口红。但从此她更沉默寡言了。因为几乎全班的男生都开始注意她了，由于她像樱桃那么红润的唇。初二下学期他和她分在了同桌。起初他连看都不敢看她，他觉得她的红唇对自己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并且开始以审美的眼光暗自评价她的眼睛，认为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其实大多数少女的眼睛都会说话，她们眼睛的这一种“功能”要等到恋爱几次以后才渐渐“退化”，初二的男生不懂得这一点罢了。不久他又被她那双白皙的小手所诱惑，那倒的确是一双秀美的小手，白皙得近乎透明，唯有十个迷人的指尖儿微微泛着粉红…… 某一天，他终于鼓起一百二十分的勇气塞给了她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他“少年维特之烦恼”。三十几年前中学生的早恋方式与今天没什么不同，也都是以相互塞纸条开始的。但结果却往往与今天很不一样。 他首先被与自己的同桌分开了。 接着纸条被在全校大会上宣读了。再接着是找家长谈话。他的父亲——三十几年前的铁匠从学校回到家里，怒冲冲地将他毒打了一顿。而后是写检查和保证书…… 这初二男生的耻辱，直至“文革”开始以后方得以雪洗。他第一个冲上批斗台抡起皮带抽校长；他亲自操剪刀将女班主任老师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他对他的同桌的报复最为“文明”——在“文革”第一年的冬季，他命她拎着一只大喷壶，在校园中浇出一片滑冰场来！已经没哪个学生还有心思滑冰了，在那一个“革命风暴”凛冽的冬季。但那么多红卫兵成为他的拥护者。人性的恶被以“革命”的名义调动得天经地义理直气壮。那个冬季真是特别的寒冷啊，而他不许她戴着手套拎那把校工用来浇花的大喷壶。看着她那双秀美的白皙的小手怎样一触碰到水湿了的喷壶即被冻住，他觉得为报复而狂热地表现“革命”是多么的值得。谁叫她的父亲在国外，而且是资本家呢！“红五类”对“黑五类”冷酷无情是被公认的“革命”原则啊……整个冬季她也没浇出一片足以滑冰的冰场来。 春风吹化了她浇出的那一片冰的时候，她从学校里也从他的注意力中消失了。 再狂热“革命”的红卫兵也逃避不了“上山下乡”的命运。艰苦的劳动绝不像“革命”那么痛快，他永远明白了这一点，代价是成了瘸子。 返城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中，一名女同学忏悔地告诉他，其实当年不是他的同桌“出卖”了他。是那名和她特别亲密无间的女同学。他听了并不觉得内疚。他认为都是“文革”的过错。 但是当他又听说，三十几年前，为了浇出一片滑冰场她严重冻伤的双手被齐腕锯掉了，他没法再认为都是“文革”的过错了。他的忏悔远远大于那名当年“出卖”了她也“出卖”了他的女同学。 他顶怕的事就是有一天，一个没了双手的女人来到他的铁匠铺，欣赏着他的手艺说：“有一双手多好哇！”、“请给我打做一只喷壶，我要用它在冬季浇出一片滑冰场。”…… 现在，他知道，他顶怕的事终于发生了。尽管不是一个没了双手的女人亲自来…… 每一只喷壶的打做过程，都是人心的审判过程。 而在打做第十只，也就是最小的那一只喷壶时，铁锤和木槌几次敲砸在他手上。他那颗心的疤疤瘌瘌的数层外壳，也终于一层层地被彻底敲砸开了。他看到了他不愿承认更不愿看到的景观。自己灵魂之核的内容，人性丑陋而又邪恶的实证干瘪着，像一具打开了石棺盖因而呈现着的木乃伊。他自己最清楚，它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在自己灵魂里自生出的东西。原因是他的灵魂里自幼便缺少一种美好的养分——人性教育的养分。虽忏悔并不能抵消他所感到的颤栗…… 他非常想把那一只最小的喷壶打做得最美观，但是他的愿望没达到。 曾有人要买走那十只喷壶中的某几只，他不卖。 他一天天等待着他的“赎罪日”的到来…… 那条老街却在年底就被提前推平了。 他十分幸运地得到了一处门面房，而且是里外两间，而且是在一条市场街上。动迁部门告知他，因为有“贵人”关照着他。否则，他凭什么呢？休想。 他几回回暗问自己——我的命中也配有“贵人”吗？ 猜不出个结果，就不猜了。 这铁匠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专执一念等待着被羞辱、被报复。最后，竟连这一种惴惴不安的等待着的心理，也渐渐地趋于平静了。 一切事情总有个了结。他想。不至于也斩掉我的双手吧？这么一想，他又觉得自己未免庸人自扰。 他所等待的日子终于等到了。那老者却没来，那姑娘也没来。一个认识他的孩子将一封信送给了他，是他当年的同桌写给他的。她在信中这样写着： 我的老父亲一直盼望有机会见到你这个使他的女儿失去了双手的人！我的女儿懂事后也一直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他们都曾打算替女儿和母亲惩罚你。他们有报复你的足够的能力。但我们这一家人都是反对报复的人，所以他们反而在我的劝说之下帮助了你。因为，对我在少女时期爱过的那个少年，我怎么也狠不下心来…… 信封中还有一样东西——她当年看过他塞给她的纸条后，本打算塞给他的“复信”。两页作文本上扯下来的纸，记载着一个少女当年被爱所唤起的种种惊喜和幸福感。 那两页纸已发黄变脆…… 它们一下子被他的双手捂在了他脸上，片刻湿透了。 在五月的阳光下，在五月的微风中，铁匠铺外那串亮锃锃的铁皮葫芦响声悦耳…… 爱丽丝的自由 “爱丽丝！” “这儿呢！” “睡得好吗？” “很好。” “用早餐了吗？” “吃着呢。” “需要什么关照吗？” “谢啦！” 这是女孩儿和爱丽丝每天早晨照例的对话。女孩儿其实已经二十六岁了。科学家说地球还很年轻，所以年轻的地球上的男人们，忽一日似乎就都有理由认为三十岁以下的女性还皆是女孩儿了。她们喜欢男人们将她们仍看成女孩儿。男人们在这一点上不讨好她们，会显得男人太不懂事儿。我是个挺懂事儿的男人，故我不讳言在此有讨好的动机。讨好她们总不至于比讨好达官富贾更没出息。何况，我们这位女孩儿尚未结婚，人也标致，不讨好白不讨好。她在一家外企公司供职，年薪颇丰。眼下住的房子是租的，几年后就必定买得起房子买得起车了…… 而爱丽丝，是一只聪明的鹦鹉。女孩儿不清楚它的性别。我当然也不清楚。女孩儿是在鸟市上花高价买下它的。当时关着它的笼子很小，很旧。卖主说笼子白送给她了。女孩儿暗想，这么聪明可爱的鹦鹉，关在这么小这么旧的一只笼子里，真委屈死它了！几天以后，女孩儿为它换了一只大笼子。用镀铬铁丝编的那一种。编出了飞檐耸脊，笼门也编得非常美观，看上去像一座金灿灿的宫殿似的。 于是这鸟儿对它的新主人满怀感激。感激使它更聪明了。更聪明了的鹦鹉，学主人的话也就学得更快了。甚至连主人的语调都能模仿七分。新主人便更喜欢它了，觉得花高价买下它是值得的。 这鸟儿原先并没名字。它的旧主是鸟贩子。鸟贩子也是爱它的，但说到底是爱它所值的高价。鸟贩子教它说话，目的和旧中国的老鸨花心思教妓女学琴棋书画是一样的。它每学会了一句人话，身价就又在鸟市上抬高了些。这与女孩儿对它的喜欢是颇不同的。女孩儿刚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久，还未改变过任何别人的命运。能改变一只鹦鹉的命运，使女孩儿从心理上获得了一种优胜感。女孩儿教它说话时，每每将它视为孩子，而宁愿暂时从自己是女孩儿的时代角色中摆脱出来。因为二十六岁的这个女孩，已本能地有母性的情愫在内心里涌动着了；女孩儿也将它视为小弟弟小妹妹，因为女孩儿在她的家庭里是备受关爱的小妹妹，希望能有机会充当长姐；女孩儿也将那鸟儿视为男孩儿，也就是想像中的情人想像中的白马王子帅哥酷小伙儿。这是女孩儿们最为普遍的想像，实在不足为怪。 于是，那改变了命运的聪明的鸟儿，就学会了不少乖孩子的话语；学会了不少听起来善解人意的小弟弟小妹妹的话语；自然的，还学会了说一些多情种子常说的那类通俗诗句和一般的示爱昵语。其实呢，女孩儿若想听男人们对她说那类话，那么几乎她所认识的每一个男人，都早就在内心里储备好了能连绵不断地对她说上几个钟头的那类话。事实上一有机会，他们无不见缝插针地对她说上几句那类话。不少男人或女人都患着一种病，据说叫“肌肤饥饿症”。又据说这原本应属于儿科病，而且主要体现为对母体肌肤的饥饿状态。不知怎么着后来就传染给了不少男人女人。由这一种病人又发现自己还患着一种类似的病，或可叫“情话缺失症”，好比身体里缺钙缺碘一样。这一种病比前一种病疗治起来简单多了，便当多了，只须互相动动嘴，病症就明显减轻。好比低血糖患者嚼块糖马上头就不那么晕了。但是女孩儿听男人们对她说那类话早就听腻了。产生抗“药”力了。听鹦鹉说那类话却极为愉悦。因为鹦鹉似乎尤其善于将那类话说得很纯洁，很真诚似的。因为鹦鹉说那类话时别无企图。鹦鹉饿了食钵里没食了，它一定大叫“添食！添食！”而绝不会假惺惺地说什么“心肝儿宝贝儿”。男人们那么叫她时，眼里的内容往往挺复杂的。她也讨厌男人们看着她时眯起他们的眼睛。鹦鹉看着她时就从不眯眼睛。它歪着头，大瞪着一双无比坦白的眼睛看她。那时它如果说：“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她就高兴得心花怒放。恨不得将它抓在手里，举在面前，猛亲一阵…… 宠物之所以是宠物，盖因其聪明。纵然是一条蛇成了某人宠物，那也必是一条专善解某人之意的蛇。否则人断不会宠它。而普遍的规律是，宠物一经被宠，原本超过于同类的聪明便往往“发扬光大”。对于低级的宠物，比如蜥蜴吧，它的更加聪明是由于条件反射。它知道它若怎样，便会获得什么。它本能地明白它与宠它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承诺的契约关系。它明白只要它做出人喜欢的样子，人就会一直保障它在人的荫庇之下无忧无虑的生存。鹦鹉自然是高级于蜥蜴的宠物。鹦鹉善于学人说话这一点，又简直高级于一切的宠物。自从它的新主人使它领悟“爱丽丝”就是它以后，它对它的名字分外敏感。只要女孩儿一叫“爱丽丝”，那鸟儿就会对女孩儿说出一套套的甜言蜜语，直说得她眉开眼笑——尽管那都是她教它说的，半句也不是它自己天生就会说的。那鸟儿的聪明，不但使它住进了宫殿一般的宽敞的鸟笼，而且食钵水钵里一向是满的……那鸟儿的聪明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它能够根据主人的语调，听出自己应该扮演乖孩子，小弟弟小妹妹还是情人的角色。 一天，女孩儿突发奇想，打算试探那鸟儿对她的依恋有多深。她将鸟笼放在窗台上，开了笼门，怂恿地说：“飞吧！如果你觉得外边比笼子里好，那么我赐给你自由。” 这只鹦鹉是在笼中孵出的一代。它从没离开过笼子。它首先仅仅将头探出笼门，并且立刻就缩了回去。笼外的世界对它太陌生了。人对陌生的事物往往是缺乏信任的。在这一点上动物尤甚于人。我们人在陌生的自然环境里，特别是在深山老林里，往往会以为危险四伏。掬一捧溪水洗把脸，那动作也会比在家里洗脸快速得多。因为害怕前边不远处溪水积成的深潭里，会冷不丁地蹿出一匹狰狞的怪物；背靠大树吸支烟，会担心头顶上是不是正盘着一条蟒蛇；躺在平滑的石面上歇息，一阵风吹过，会联想到景阳冈那一只锦毛吊睛白额大虫……这只鹦鹉对笼外世界的胆怯也是如此。幸而笼外的世界当时天高云淡，阳光明媚，这使它终于有勇气站立在笼门上了。它歪头看它的主人，她也正任之由之地看它。人的泰然，使那鸟儿更加大胆了。终于，它扇翅飞去了。但它只在主人家窗前的天空盘旋了一小圈，之后赶紧落回窗台，蹦进笼子里去了…… 从那一天起，女孩儿索性将笼子固定在窗台上了。 从那一天起，笼门一直是开着的。 从那一天起，“爱丽丝”不但享受着充足的饮食，而且得以享受着飞翔的自由…… 它胆子越来越大了；它飞离得越来越远了；它对自由的感觉越来越好了…… 但它自由够了的时候，还是要回到笼子里去吃食饮水。 鱼与熊掌“爱丽丝”都要。而且都有了。它备觉自己是一只既幸运又幸福的鹦鹉了。由是它说女孩儿爱听的话说得更来劲了。 “爱丽丝”交上了两位朋友——一只喜鹊和一只麻雀。 它们经常栖在同一株树上聊天。 “爱丽丝，你爱过吗？” “爱？当然的！” “那，它是一只怎样的鹦鹉呢？” “鹦鹉？嘻，我怎么会爱一只鹦鹉呢？我爱的是一个人。我的主人！她使我幸福，所以我爱她！” 问它的是麻雀。麻雀困惑了，仰起头望上面树枝的喜鹊。那意思是——我们该如何理解鹦鹉的话呢？ 喜鹊于是也问：“爱丽丝，那么你究竟是一只雄鹦鹉呢？还是一只雌鹦鹉呢？” “爱丽丝”回答：“这我可不知道。我想我的主人从不在乎这一点。那么我也不在乎。只要我永远是我主人的宠物，性别对我有什么重要呢？” 结果连见多识广的喜鹊听了它的话不但也困惑，而且大为愕异了。一只鸟儿连自己究竟是雄的还是雌的都不知道，它怎么竟那么自信自己在幸福着呢？ 喜鹊和麻雀也有令“爱丽丝”吃惊的地方。 “爱丽丝”连续几天不见喜鹊的踪影，颇觉寂寞。终于见着后，奇怪地问为什么？喜鹊喜滋滋地说：“我和我的丈夫又有了一窝小宝宝了，我们不能让它们饿着呀！几张小嘴儿每天都等着喂东西呢。” 喜鹊刚一说完便匆匆地飞走了。 “爱丽丝”望着喜鹊的空中身姿，同情地自言自语：“唉，活得可真累。活得这么累怎么还被叫做喜鹊呢？” “爱丽丝”也困惑。 有一次“爱丽丝”看见麻雀在一个小水坑里扑腾，有些不安地从高枝上俯视它，问它在干什么？ 麻雀说在洗浴。 “哦，天呀，天呀，多脏的水啊，你还好意思说在洗浴！” 麻雀却说：“脏是脏了点儿，但附近的麻雀几乎都在这儿洗浴，我有什么资格例外呢？例外，也得在这儿洗浴啊！我爸爸妈妈都一辈子在这儿洗浴的……” 麻雀说完，抬头望天。麻雀告诉“爱丽丝”，它盼着快下一场大雨。再不下雨，水坑就要干了。那么它们麻雀不仅洗浴成了问题，连饮一口水也不得不飞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听了麻雀忧虑的话，“爱丽丝”万分地庆幸自己不是一只其貌不扬的麻雀，而是一只羽毛鲜艳美丽的鹦鹉。还是一只比许许多多鹦鹉都更善于学人话的鹦鹉…… 秋季的一个日子里，“爱丽丝”好说歹说，总算说服它的两位朋友跟随着它参观参观它高级的笼子了。它一直期待着向两位朋友炫耀幸福的机会，那机会使它得到炫耀者的大满足。 “难道不像是一座金灿灿的宫殿吗？” 喜鹊和麻雀都同意地说，那的确是一只美观的鸟笼子。 “瞧，我爱吃的小米是盛在这么高级的东西里的！”——“爱丽丝”一边以优越感极强的语调说着，一边从敞开的笼门蹦入到它的“宫殿”中去了。它在笼中啄了几口食后，得意地又说：“我爱吃的小米也是今年收获的新小米，而且拌了鸡蛋黄儿！” 它蹦到“宫殿”另一端，饮了几口水接着说：“我和主人一样，一向饮的是纯净水。” 笼中的食钵水钵，乃是正宗景德镇的烧制品，小巧精致。细腻光洁的白瓷上，绘着蓝色的古典风格的图案。喜鹊和麻雀隔笼欣赏，啧啧赞叹那两个它们从没见过的东西的高级。 笼的上方吊着一个亮晶晶的圆环。 “爱丽丝”轻轻一蹦，蹦到了环上，于是那环悠荡起来。 “这是我的秋千！定日为主人打扫房间的小时工，也负责为我清洁笼子。所以我的笼子永远如此干净。我的笼子底是可以抽开去的。下边是我专用的浴缸。我洗浴那是一定要用温水的，还要滴几滴洗浴液。我洗一次澡要换两次水，洗完后舒服极了！这就是我的羽毛为什么如此艳泽的原因。也就是你们为什么觉得我身上散发香味儿的秘密……” 喜鹊和麻雀，便都飞落到别人家的下一层的阳台上，引颈仰视，以便能欣赏到“爱丽丝”的“浴缸”。那“浴缸”当然更是它们从没见过的高级的东西。其实呢，也只不过就是一个美观的月饼盒子。 “两位朋友，为什么不进来体验体验住宫殿的感觉呢？为什么不进来享受一番今年的新小米和纯净水呢？” 于是喜鹊和麻雀又飞了上来。那笼子虽然美观，那笼子的一应配制虽然都特别高级(在鸟儿们看来)，但却并不是喜鹊和麻雀特别渴望一概拥有的东西。而今年的新小米和纯净水，对它们却产生了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别说拌了鸡蛋黄的小米了，就是一般的小米，隔了许多年的小米，这两只城市里的野鸟也没吃到过呀！什么又是纯净水呢？饮一口，一定像人喝琼浆玉液一样润肺沁腑吧？ 然而笼门太小，喜鹊太大，它试了几次，钻不进去。 麻雀蹦进笼中，啄了几口小米，连说：“好香！好香！”饮了几口纯净水，不禁叹道：“这才是水呀！” 麻雀没忘笼外的喜鹊，隔着笼子，啄了满满一嘴小米哺吐给喜鹊。 喜鹊吃了，由衷地承认，那不但是它自己，肯定也是所有的喜鹊从未享受过的美食。 麻雀以同样的方法使喜鹊也享受到了几口纯净水。 喜鹊又由衷地承认，那水对于它简直如同甘露。 在笼中，还有一个专为“爱丽丝”睡觉用的同样美观的窝。那可算是“爱丽丝”的笼中“卧房”。“爱丽丝”趴在“卧房”里，只将头探在外，看着喜鹊和麻雀一个笼内一个笼外受用它的食水，陶醉于虚荣心和满足感之中。它慷慨大方是因为它从不为饮食而忧。反正它们吃光了饮光了，主人还会给它添满的。 但是麻雀一不小心碰了笼门，笼门就落下来了。结果麻雀也成了笼中鸟了。于是麻雀惊慌万状。它在笼中东扑西撞，恐惧得大叫：“喜鹊救我！喜鹊救我！……” 它竟搞得自己羽毛纷落。 “爱丽丝”是在笼中“居”惯了的。麻雀那种仿佛大祸临头的样子使它看着很开心。它哈哈大笑起来。 喜鹊及时用它的爪子和尖嘴从外面将笼门打开了。麻雀扑撞而出，像一架被击中了的飞机，昏头晕脑地在空中倏上倏下了好一阵才掌握住平衡…… 当三只鸟儿重新聚在小树林中的一棵树上，麻雀惊魂甫定，不无羞愧和自我懊恼地说：“上帝，上帝，我再也不会为了拌蛋黄儿的小米和纯净水而进入一只鸟笼中去了！如果没有喜鹊救我，我岂不是永无自由了吗？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喜鹊说：“你的教训，也提醒我今后要远离一切的笼子。要么选择自由，要么选择笼子，对于一切的鸟儿，这两者是无法同时拥有的。” “爱丽丝”听了，不悦地反驳道：“那么我连一只鸟儿都不算是了吗？” 喜鹊说：“你的幸运和幸福，根本不可能是一切别的鸟儿的追求。如果竟是了，那么鸟儿们就太理想主义了。而理想主义对鸟儿们来说，也许是最迷幻也是最危险的陷阱啊！” “爱丽丝”极其反感喜鹊的话，它哼了一声，忽地飞走了…… 麻雀说：“它生气了。” 喜鹊说：“那我也没必要追上它去请求原谅。我们和它是太不同的两类鸟儿了。而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很难长久地成为朋友。我们和它的交往该结束了……” 麻雀感伤地说：“是啊，我们不会像它一样学人说话。所以我们没资格用我们的活法和它的活法比。” 喜鹊又说：“但它除了自我感觉未免太好，本质上还是一只可爱的鸟儿。让我们祝福它永远那么幸运那么幸福吧！” …… 女孩儿出差了。 女孩儿出差的第二天，冬季提前来临的第一股寒流猝至。 “爱丽丝！……” 三天后女孩儿回到家里，习惯地这么叫时，没听到鹦鹉的回应。 她奇怪地走到阳台上。她所见的情形令她大吃一惊——在狂风中，笼门落下了，“爱丽丝”被关在了笼外。饥渴和寒冷，以及对于季节骤变的惶悸，使它极欲往它安全的笼子里钻。但那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笼门不会因它的惶悸自行打开。笼中的鸟儿对于外面的世界最普遍的无知是——它们从没想到过自由是要经受季节骤变的严峻考验的。那考验对于“爱丽丝”是严峻的，对于喜鹊和麻雀，却又实在不算什么。因为它们都曾经历过最凛冽的严寒。“爱丽丝”由于一心想钻到它安全的笼中它温暖的“卧室”里去，结果头被两根笼条夹住在笼内了。这聪明的，可怜的，曾经幸运而又幸福的鹦鹉，两只翅膀伸展在笼外，两条腿朝后僵直着，就那么死去了。 食钵里拌了蛋黄儿的小米还剩不少…… 水钵里的纯净水也几乎仍满着…… 女孩儿用手指轻轻触了它一下，看出它有一只翅骨折断了。 它曾多么痛苦无助地挣扎可想而知…… 喜欢女孩儿的某一个男人，又为女孩儿买了一只鹦鹉。那也是一只灵舌巧嘴特别聪明的鹦鹉。女孩儿仍叫它“爱丽丝”。当然的，它拥有了前一只“爱丽丝”所拥有的高级的一切。 只是自从它入笼那一天起，就决定了它没有自由。 女孩儿总结经验了。 那经验就是——成为宠物的一只鸟儿，是不必再多此一举地赐给它什么自由的…… “爱丽丝！” “这儿呢！” 女孩儿与鹦鹉每天早晨的对话一如既往…… 有裂纹的花瓶 这是一只很普通的花瓶。深蓝色的，卷口，细颈，上宽下窄，最传统的样式。一件过时货。没有任何图案。除了通体的蓝色，也没有另外的釉彩点缀。 如今，已很难见到如此普通的花瓶了。正如已很难见到“解放”牌胶鞋；很难见到一件平纹或斜纹布的衣服；很难见到一只粗瓷大碗。 时代淘汰某些事物，真仿佛秋风从树枝上掠下落叶。 但这一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花瓶，却有幸多次成为恭贺新婚之喜的礼品。 最先收到它的是一对儿六十年代末的新婚夫妻。 它当年的标价才两元几角钱。 送它的人觉得将它作为贺婚之物未免“礼薄”，外加了五元钱。五元钱在当年是不少的“份子钱”。所以，它实际上等于是五元钱的陪送物。 这使花瓶怪失落的。它当然挺不情愿作为五元钱的陪送物。 幸而那一对儿新婚夫妻喜欢它。在六十年代末的中国，即使是城市人家，十之八九也并无花瓶。他们是一对儿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新房特别简陋。除了一张旧双人床，连桌子也没有。两只旧木箱并列摆在一处，就算是桌子了。他们在上面蒙了一块塑料布，将花瓶摆在当中。花瓶旁，是别人送的一只小闹钟。小闹钟也和花瓶一样，被新婚夫妻视为足以美观家居的“工艺品”。女主人找出一小块红布，叠了又叠，罩在小闹钟上。那是五月的日子，院子里有株老丁香树，正盛开着一簇簇淡蓝色的花，男主人剪下了几簇，插在花瓶里。简陋的新房，于是充满了让人迷醉的芬芳。 至夜，花瓶和小闹钟望着那一对儿新婚夫妻之间的无限恩爱，百般柔情，都深深地被感动了。 花瓶说：“是人真好。” 小闹钟忽闪着钟盘上的一双“猫眼”说：“是啊！” 花瓶又说：“爱情真好。” 小闹钟心有同感地说：“如果我的弦上得不是这么满，我宁愿我的指针移动得慢些，再慢些，好让这一对儿爱人度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新婚之夜。” 斯时，丈夫捧着妻子的脸，吻着她说：“我爱你！” 妻子也说：“我爱你！” 说这话时，她的眼睛好亮好亮。 花瓶就悄悄地对闹钟说：“听到了吗？我敢肯定，他们都在说诗句呀！” 闹钟喃喃回答：“如果这么美好的话语还不是诗，世界上就没有诗了。” 正是从那一刻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这一只花瓶，具有了与人性相通的灵性。 后来，就是“文革”了。那对儿夫妻去干校之前，又将它作为礼品，送给了另一对儿新婚夫妻。也觉得怪拿不出手的。也觉得应该外加几元钱。妻子说：“那就再加五元吧。” 丈夫说：“不妥。好像把人家曾送我们的，又过手转送了似的。加十元吧。多加五元，性质就不同了。” 于是，那花瓶又当了一回十元钱的陪送物。 在以往的年代，花瓶其实是一般人家的多余物。大多数城市人家，即使有花瓶，也无鲜花可插。在乎家居情调的人们，年节前只能买到纸花插。但纸花太招灰，招了灰的花又不能洗，往往年节一过，蒙上了灰的纸花被扔掉，花瓶便只不过是一件摆设了。 花瓶这样的多余之物，正适合做礼品转送来转送去，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以往中国人的收入普遍低得可怜，所以对此绝对“理解万岁”。只不过那花瓶每被转送一次，必有钱钞随贺罢了。钱多于五元时，花瓶就觉得委屈。因为那样一来，它似乎就更不被看重了。它不愿是陪送物。钱少于五元时，送的人自然局促窘迫，但花瓶却特高兴，因为它觉得这是以自己为主了。 这花瓶于是转了一家又一家…… 从自己是花瓶那一天开始，它便有着的一种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那就是——它渴望拥有属于它这只花瓶的一束鲜花。哪怕一枝也好啊！ 这乃是花瓶的本能的愿望。 于是，这一只花瓶它害上了一种病。我们人将那病叫做单相思。丁香花的芬芳，一直弥漫在它的回忆之中。它十分懊悔自己曾拥有那几束丁香花时，竟不太懂得爱情。它暗暗发誓，倘自己又拥有了一束花，不，哪怕一枝花，它对花将比人对人爱得还痴情。它要每天对它的爱人说一百遍那样的诗句——“我爱你！” 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人家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它这一只花瓶，不可能再有幸被当做贺婚礼品转送了。那会大遭白眼的。 结果它在最后一位主人家里成了多余之物。 尽管它内心里铭记了那么多人间爱情的悲喜剧…… 某天，女主人拿起它说：“越看越难看，还得擦它，扔了得啦！” 男主人说：“别扔啊！好歹曾是当初人家送的礼品。你要实在觉得难看，搁窗台上吧！” 于是花瓶连被摆在屋里的资格也没有了。 它从此被弃置于阳台的一个角落…… 男主人清理阳台时，将它碰倒了。结果，它就出现了一道裂纹。不太长，所以不太显眼，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的。裂纹在瓶腰处，自然容易漏水。 “唉，这下可彻底没用了！” 男主人拿起它，心想干脆把它摔碎算了。正要动手，又改变了主意。人恋旧物那一种情结，在他心里起了作用。他推开阳台窗户，将它放在阳台护栏内了。 这户人家有了一只新的花瓶。造型美观的一只水晶花瓶。男主人和女主人结婚整二十年了，朋友们送给他们这一贺念品。 到处都可以买到鲜花了。女主人喜欢花。水晶瓶里没断过鲜花。 那只有裂纹的花瓶，从阳台护栏内，是可以看到屋里那只水晶花瓶的。 它羡慕极了。 它忧伤极了。 花瓶对鲜花的渴望，正是它对爱的渴望呀！ 它也能从阳台护栏内，望见对面一栋楼的所有窗子。一户户的人家窗后有花瓶。九十年代的花瓶，造型皆那么新颖美观。所有那些它能望见的花瓶，都插着令人赏心悦目的鲜花。 它拥有一枝花，不，它仅仅想拥有一枝花的愿望，于是更加强烈了。 那乃是被羡慕和忧伤折磨着不泯的一种愿望。 …… 又有一天，女主人新买来一束花。她将插在瓶里开败了的那束玫瑰花取出，看到了带蕾的花枝。仅有一枝，太细弱了，花蕾也太小。把它重新插到花瓶里，怕是根本开不了的，她想。 在阳台处，她一眼瞥见了那只有裂纹的花瓶。“喏，赏赐给你吧，废物！” 她随手将那枝她认为根本开不了的花插入了花瓶。 有裂纹的花瓶激动得浑身一阵颤抖。 “哦，上帝，上帝，仁慈的上帝啊！我也终于有一枝属于我自己的花了！现在我可以用尽心思来爱这一小枝花了！虽然我很丑，虽然我被视为废物，但我将用我全部的爱，向我的爱人来证明我会爱得多么温柔，多么投入……” 可是，它哭了。因为它意识到，自己毕竟是一只没有水的花瓶啊！ 水！ 它曾见惯了人们对水的浪费。 但是，它却没有一滴水。 非但没有一滴水，而且被阳光晒得通体发烫。它听到已属于自己的那一小枝花，被它灼伤时发出一阵呻吟。 哪怕把要从水晶瓶里倒掉的水，给我一点点也好啊！ 但它眼睁睁地看着女主人双手捧着水晶瓶换水去了…… 一会儿，水晶瓶又被摆在了原处。插在水晶瓶里的一束白玫瑰，吸足水分，显得那么水灵！仿佛每一片叶子和花瓣，都往外渗着一层水珠似的。 但是它一滴水也没有。它和它的“小爱人”，只有绝望地相伴哭泣。 两三个小时后，它的“小爱人”蔫萎了…… 夜里，在它的“小爱人”昏睡了以后，有裂纹的这一只被弃的花瓶，虔诚地向上帝祈祷：“仁慈的上帝啊，你何以赏赐我爱，却不赏赐我营养爱的水分？你何以赏赐我这样一位楚楚可人的小爱人，却反而使我成为伤害她的罪人？如果你真是仁慈的，那么请你降一场大雨吧！……” 乌云汇聚…… 闪电…… 雷鸣…… 好一场大雨！ 那一小枝花被雨淋“醒”了。 有裂纹的花瓶，在雨中盛接了满满一瓶水！ 花说：“谢谢你的祈祷。” 有裂纹的花瓶说：“现在，我不知自己有没有爱你的资格，但我可以说出那句神圣的诗了——我的小爱人啊，我爱你！” 花就羞得低下了头。 花多情地在瓶口边，也就是在它的唇上吻了许久…… 然而，毕竟是有裂纹的。天亮时，花瓶中的水只剩一半了，它万分忧虑。 花安慰道：“我的爱人啊，你高兴起来吧！我有办法弥住你的裂痕呢！” 于是花就尽量地从它的枝中分泌出一种汁液，那汁液渗入了花瓶的裂纹里；花瓶跟着尽量绷紧它的身体，以使花的汁液更容易粘住自己的裂纹。 花那样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分泌出液体的同时，也在损失着养分；瓶那样对自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掌握不好力度，它则太容易因用力过大裂为两半。 但是它们为了它们的爱，为了爱对方，都宁愿付出任何损失，宁愿冒任何危险。 裂纹被粘住了。 半瓶水不再外渗了。 花渐渐恢复了生机，叶子开始变得滋润了，花蕾也一日日变大了。 花瓶陶醉在它的幸福之中。它每天都对它的“小爱人”说无数遍“我爱你！”；每天都给它的“小爱人”讲自己的经历。在花听来，它的经历那么曲折，那么富有传奇性。当它讲到伤感处，花就用吻安慰它的心情。有时，花瓶会自暴自弃，花就挺自豪地对它说：“我亲爱的爱人啊，不要贬低自己吧！你应该明白你是多么的值得我爱呀！因为你的历史使你有另外一种精神另外一种气质啊！这一点并不是什么高级的材料和成本所能带给一只花瓶的呀！……” 终于有一天，花蕾完全开放啦！ 红艳艳的一朵玫瑰，开放得那么娇美！那么妖娆！ 花瓶幸福得终日对它的“小爱人”说缠绵而甜蜜的情话，唱热烈而浪漫的情歌。说也说不完，唱也唱不够；花，一直那么娇美那么妖娆地开了六天。 在那六天里，瓶所感到的无限幸福，一天比一天浓，一天比一天深。用人的话说，瓶简直“幸福死了”！ 第七天早上，男主人望着阳台外诧异地说：“咦，怎么那破花瓶里有枝花在开着？” 女主人一边对镜梳妆一边回答：“是前几天扔进去的。既然开了，就取出来插水晶瓶里吧。搁在那破瓶里谁能看到呢？” 于是男主人走到了阳台上。 “永别了，我的小爱人！”有裂纹的花瓶顿时哽咽起来。 眼望着男主人，花低头吻着瓶的唇，镇定地说：“不，我亲爱的爱人，我只属于你这只有裂纹的花瓶，因为没有你，我不会开放。” “我的小爱人啊，别管我了，到水晶瓶那里去吧！那一束白玫瑰会把你衬托得更娇美！” “如果那样，我将再也吻不到你了，将再也听不到你对我说的情话为我唱的情歌了……” 男主人探臂将有裂纹的花瓶拿在手里，他奇怪它有裂纹怎么还能存住水？ “我们的爱情多么美好啊！亲爱的，我感激你啊！”花泣不成声。 花瓶轻轻点头，早已悲伤得说不出话来…… 当男主人的手刚将花从瓶中抽出时，那有裂纹的花瓶猝然四分五裂，碎片溅落，水也洒了一地…… 几乎同时，人手中娇美的玫瑰花，刹那间凋零了，变得一片光秃。 红艳艳的花瓣，每一瓣都落在花瓶的那些碎片上。 它们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次拥抱，依偎和亲吻。 “爱你！……” “爱你！……” ——真正的爱情，乃是义无反顾的，身怀感激的，因而具有誓言和诗性的意义。 ——出于感激而言爱情是不真实的；为了爱和被爱而彼此感激，爱情之“情”就更浓更深了。 此情可贵…… 烛 的 泪 这是一条无名的短马路。在北京市区交通图上找不到它。马路左侧，一幢幢高楼比肩耸立；右侧，几乎完全被一座仓库的围墙占据。围墙一人多高，去年国庆节前，刷成灰色。国庆节后，灰色的围墙上开始出现红的、白的、黄的油漆以各种字体书写的广告。于是围墙有点儿“浓妆艳抹”似的了。这又是一条只有一端可供行人和车辆出入的短马路。它的另一端是小河。小河载入了它的另一端。否则，它的另一端也许会伸延得很长…… 就在它的另一端，在围墙沿河畔转角处，有一间小房子。说那是房子，实在降低了房子的标准。因为它太矮了。房盖比围墙还低。也太小了。从外看，并不比书报亭大。房盖是油毡纸的。窗上无玻璃，木条十字交叉钉着蓝塑料布。在它的旁边，是一个比它大些的棚子。棚子只有油毡纸铺的盖儿，没墙。却也不能说没墙，只不过那若算墙，也降低了墙的标准。所谓的“墙”是用拆散的纸板箱的纸板拼凑成的。下半截拼凑的还挺严实，上半截靠各色塑料布挡风遮雨…… 那“房子”里住着一对儿外地来的乡下夫妻。男人三十来岁。女人二十六岁。他们在那棚子里为北京人弹棉花。他们已在那儿住了五年了。他们的临时居住是半合法的。因为他们每年都能办下暂住证来。这是合法的一面。马路对面的街道给他们办的。他们老实得像只会弹棉花的动物。他们一磨，街道的人心一软，每每网开一面地就给办了。但他们那“房子”和那棚子，又实属违章“建筑”，早应当拆除。所幸在路尽头，又在河边，被周围十几株树隐蔽着，一次次地蒙混过关了…… 北京虽然是全国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却仍有舍不得花一百多元买新被褥，而更愿花十来元钱弹软一床旧棉套的人家。这样一些百姓人家，是那一对儿乡下夫妻的“上帝”。 他们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女儿了。才两岁。在乡下。由他们的父母轮流抚养着。 春节前，他们原本打算回乡下去与亲人们团圆的。活儿积压得多，就日夜突击地弹。最后一件被人满意地取走了，竟到了四日的下午。而这一天正是除夕呀！ 女人说：“你什么也别管了。该收拾的我收拾。快去买晚上的火车票，咱们得争取初一这时候到家是不？” 男人表示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带着一头发一脸一身的棉絮，匆匆地出了门。 他回来时，女人什么也没收拾。女人在床上酣睡着。那是一张旧单人床。他们给一户人家弹了两件棉套，人家用那张床抵手工钱了。单人床睡不开他们两口子，加宽了一块板，用些砖垫着。女人的睡状，像个困极了的孩子。她的头侧枕在枕上，身子伏着，手臂压在胸脯下边。她的另一支手臂垂在床下；另一条腿也垂在床下。而且，脚蹬着地。仿佛那只脚在酣睡的情况下还使着劲儿似的。显然，男人刚一走，她就那样子扑在床上了…… 前几天北京寒冷，这女人感冒了。酣睡着的女人，两颊绯红。一线口水，从她半张着的嘴角流在枕上，竟已积成了一个围棋子般大的“珠子”。男人搓了搓手，想伸手去摸他女人的脸颊，看她是不是还在发烧？但他的手并没触到她的脸颊。他俯下头去，用自己的脸颊去贴女人的脸颊了。虽然外边的天气很暖和；虽然他的双手并不冷；虽然搓过了——他却仍怕自己手凉。女人的脸颊热乎乎的。女人还在发着低烧。女人睡得那么香，并没被她男人的脸颊贴醒。 男人的心里，倏忽间涌起对他女人的一种大的爱意。确切地说，那更是一种心疼。正是这女人，才使他在北京的这地方，这小“房子”和这弹棉花的棚子里，坚守了五年啊！这五年里，他们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弹棉花。他哪儿都没陪她去。她也没单独去过什么地方。更不曾请求他陪自己逛逛北京。他们之间的话语，也一天比一天少了。她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胳膊酸死了！”而他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就不累吗？”——但是这五年，不惟对他们自己未来的生活，对他们双方的家庭，对他们双方至亲的一些亲人，却是意义极其重大的：他们已为自己积蓄下了两万多元钱。他们靠着在北京弹棉花挣的钱，使双方的父母得以不愁衣食。而且，他们帮助过他们双方的一些穷亲戚。他们的家乡是个贫困的地方。那儿一百元钱可以使数口之家过一个月。五年多的日子里，他们已几十次地向家乡寄回过一百元了……想到这些，男人鼻子一酸，眼眶不禁地有些湿了。 他蹲下去，双手轻轻托起女人的手臂，将她的手臂放到了床上。接着，又那样儿将她的腿也放到了床上。他站起来，望着她犹豫片刻，小心地脱下她的两只鞋。 女人竟一直没醒。一只手臂压在胸脯下，嘴角继续淌着口水。五年来的冬天，她总穿现在穿的这一件上衣。实际上那是他的一件旧上衣。这一件粗布上衣已经快变成“绒”的了。五年里它所附着的棉絮，是水所无法洗去的了。若使之重新变成布的，非靠科技的方法用电子分离器不可了。她也和他一样，满头发满脸都是棉尘。这使她的头发和眉看去像是灰白的。然而这乡下女人的脸却长得怪秀气的。毕竟才二十六岁，又是少妇，女人味儿是棉尘所无法消减的…… 男人不由得怀着一腔温柔的怜爱吻他的女人。他起先只不过捧起她的一只手情不自禁地亲。那是一只多么纤小的手呀！像十几岁的少女的手。却又是一只多么粗糙的手呀！手心布满茧子。那是被弹棉花的弓子磨的。五个尖尖的手指尖儿，有三个缠着胶条，那是由于指甲两边儿的皮肤开裂了。他亲着她的手的时候，这男人就心疼得流下眼泪来了。他又亲她的额角，他的眼泪滴在她脸颊上。终于的，他忍不住双手捧着她的脸颊，用自己厚实的双唇严密地封闭住了他女人的嘴。女人一时喘不过气儿来，便醒了。女人睁开眼，懵懂似的仰视着他。明白他是在干什么后，推开他坐了起来。她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一条湿痕显现在她蒙了一层棉尘的脸颊上…… 她说：“你真烦人！” 她男人无声地笑了，眼里还含着泪光呢！ 女人却没发现这一点。 “你脱了我鞋干吗呀！”——女人一边穿鞋一边说：“我怎么这么没出息呢？怎么哪儿哪儿也没收拾就睡过去了呢……” 男人说：“没事儿的，一会儿我和你一块儿收拾。” 女人穿好鞋，站起来说：“别一会儿，现在就收拾吧！要不该误火车了……” 男人说：“今天，咱们……走不成了……” 说得吞吞吐吐。 女人这才将目光望向男人的脸，自己脸上的表情顿时起了变化。 “你哭过？……” “没……没有……”——男人掩饰地将头扭向一旁。 “你明明哭过！咱们今晚怎么走不成了？你把买票的钱丢了是不是？你倒说话呀！……” 女人急了。 “没丢没丢！今天的票卖光了……” “你骗我！” 女人的眼里也出现泪光了。三百多元钱对于他们是一笔大数。女人没法儿不急。 “没丢就是没丢嘛！哎，自打咱俩结婚，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男人赶紧掏出钱给女人看。 女人放心了。女人缓缓坐在床上。失望使这年轻的乡下女人一时发呆。 “有明天的票……可我没买。明天都初一了。春节主要过的就是三十儿和初一嘛。初二下午才到家……那……我考虑来考虑去，咱俩还不如不回去了……就在北京过春节吧！咱俩还没在北京过一次春节呀……” 女人忽然双手捂脸，嘤嘤地哭了。一年十二个月，天天弹棉花，盼就盼的回家过春节啊！这当女儿的女人太想她的爹娘了！这当母亲的女人太想她的女儿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但，她男人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呀！ 她除了哭泣，无话可说…… 于是男人走到她跟前，将她的头连同她的上身搂在怀里，以哄孩子那一种语调说：“别哭，别哭哇！五年里，咱们不就是这一个春节没能及时赶回去吗？听话别哭！再哭我可不高兴了！……” 女人反而哭得更伤感了。 爱女人的男人，是她的泪水的“闸”。女人本能地依赖这一点。她有时候哭，也是想试试那“闸”对她的感应还灵敏不灵敏。而爱她的男人，此时的表现则尤其温柔。他抚慰她，亲吻她，替她擦眼泪…… 女人不哭了以后，男人用半截铅笔在一页纸上写着什么。那看来是一项须认真对待，反复斟酌之事。他大口大口地吸着一支烟，一会儿写，一会儿划。终于“定稿”了，便抄清在另一页纸上。他将那页纸递给女人看。女人就也走到桌前，拿起铅笔划去几个姓名，添上几个姓名，更改一些姓名后的数字…… 再以后，他们点了些钱，揣了那页纸，都顾不上换身衣服，双双赶往邮局。那时已经四点多了，他们怕邮局提前下班，很快地走。男人甚至还扯着女人的手跑了一段路。 邮局工作人员果然已在盘点业务了。但一听说他们是要往家乡寄钱。立刻予以理解。春节，使得中国人之间格外和气了。见他们取了一打汇款单，人家还告诉他们别急，仔细填，一定将他们的汇款单加进当天的业务里…… 汇完了款，女人还想往家乡打长途电话。邮车已经开到小邮局的门口了。邮局工作人员已经往外拎邮包了。男人看了一眼收费电话，脸上显出为难的表情来。人家又说——打吧打吧，有多少话只管说，我们等。 很少被这么和气这么友好地理解过，那话使夫妻俩心里暖烘烘的。 十几分钟后才终于有人接电话。当然并不是他们的亲人，而是在村部值班的一个老头儿。一听到乡音，不是亲人也是亲人了。妻子双手抖抖地紧握电话，不停地尽说尽说，总之是解释回不了家乡的原因，让老头儿代问自己的父母及亲人们好的话罢了。说到女儿时，女人又流下泪来…… 离开邮局，他们走得从容了。男人低着头，脸上显出怏怏不乐的样子。经女人再三问，男人才说：“打了十几元钱的电话，你光说你爸你妈和你自己了，也不替我问问我爸我妈的情况，也不替我给我爸我妈拜个年……” 女人大惭，一路赔不是。 一回到“家”里，夫妻俩就开始收拾。乡下人也保持着干干净净过春节的习惯啊！“家”是哪儿都收拾干净了，夫妻俩的脸，却快变成黑人的脸了。 她说：“无论如何也得洗个澡。” 他说：“对！咱们也享受一次，去桑拿！” 于是妻子接着水管子里的凉水绞了把毛巾，马马虎虎地擦了擦自己的脸，也替丈夫擦了擦脸，就赶紧和丈夫出门了…… 在马路对面，在那片楼群间，有洗桑拿的地方。二十五元一位。女人一听价，犹豫了。男人连考虑都不考虑，把钱交了。女人向人家手指的门犹犹豫豫地走去时，男人跟随着。人家大声说：“嘿那男的，你跟去干吗？男的在二楼！” 他说：“我们两口子……” 人家说：“两口子也不行。” 他曾听别人讲，北京有让两口子一起洗桑拿的单间，叫什么“鸳鸯间”。他所以肯花五十元与他的女人来洗桑拿，正是为的此种享受啊！各洗各的，那还叫享受吗？那还值得花五十元吗？ “放心，你不必陪她，有人陪她。” 男人一听这话，眼睛瞪起来了。走到门前的女人，也不由退回了一步。 人家笑了，说“女部”正有一个女人在洗着，女人陪女人，你这男人瞪的什么眼睛呀！说如果不是除夕，才不会人这么少呢！ 男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一边往楼上迈，一边回头望他的女人。和自己的女人一起在北京洗一次桑拿，是他五年多的日子里常常梦想之事啊！唉，唉，他沮丧极了…… “多大年龄了？” “二十六。” “没结婚吧？” “结了。” “那……生过孩子吗？……” “生过了……” 于是坐在高台上的一个肥胖的女人，眼盯着坐在对面矮椅上的年轻的乡下女人的身子，羡慕得啧啧连声。她被盯得不好意思，只有低垂头。肥胖的女人下了高台，坐到她身旁，自暴自弃地喃喃：“我这身子是没治了，喝凉水都长膘儿，再怎么蒸也没用。”见她低垂着头不吱声，以为她不愿理自己，悻悻地返回到高台上坐着，以女巫发咒似的语调又说：“别看你现在身子长得这么好看，过不了几年也准得发胖，兴许比我还胖哪！我有这方面的专门眼光！”她更不知说什么好了。而那肥胖的女人再次下了高台，连往碳热器上泼了几次水，热浪逼人。她觉得窒息，也敏感到对方其实开始嫌她，起身逃了出去…… 男人比他的女人洗得还久。因为内心里暗觉二十五元花得亏，就一遍遍往头上用洗发液，往身上打皂。冲尽了就蒸；蒸出汗了又冲。总之他企图将亏了的事儿变成不亏甚而占便宜的事儿…… 当他换上带去的一身崭新衣服走到外边时，他几乎不敢认自己的女人了——坐在长椅上望着自己的那个女人，真的是自己的妻子吗？她头发湿漉漉的，她脸儿红扑扑的，她整个人看去水灵灵的。她的眼睛好明亮，仿佛她连眼睛也用香皂洗过了；她的嘴唇那么鲜润，仿佛抹了唇膏似的；她换上的新衣服使她显得更秀气了；那一双半高跟的皮鞋穿在她脚上使他看着怦然心动…… 在回“家”路上，男人向女人坦白：其实除夕的列车票最好买了，但他太希望能和她在北京过一次春节了！尽管他也是那么的想家乡，想父母，想女儿…… 他问：“我是不是做得太不对了呢？” 她叹了口气，依偎着他，有心责备，又那么的不忍…… 一回到“家”里，她就翻出新褥单，新被罩，新枕套，一一换上。于是他们在北京这个半合法半不合法的，寒酸简陋根本没个家样的“家”，竟也变得充满了家的温馨…… 她那么做时，男人从旁看着，有几分舍不得地说：“不都是要带回家乡去的么？” 女人被问得害羞起来，微微一笑，瞟了他一眼悄声细语地说：“我这不为了咱们好好儿过个春节么？” 他们相互配合着炒了三四样菜。配合得像他们弹棉花时一样默契。男人想起过“中秋”时还剩下半瓶葡萄酒，找到了，放在桌上。女人就给他和自己各斟了一杯。 他们的“家”里没电灯。电业部门不许他们擅自拉电线。他们是一对儿在北京很安分守己的乡下夫妻，五年多的日子里一直以蜡烛照明。一只破箱盖上的蜡烛快燃尽了——男人想起了什么，伸手从房顶吊着的小篮子里取出了一个报纸包儿。打开来，是一对红烛。比较粗的一对红烛。他有次花五元钱买的为着这一天，他其实早就在预谋了。 女人说：“两支都点上吧。” 他就将两支红烛都并列着点上了。 在两支烛光的交相辉映之下，在喝了几口酒以后，女人的脸越发显得娇俏了。男人充满爱悦地看着他的女人。就又想起他们到北京第二年夏天的一件事：那时有人主动介绍她去一家不小的饭店当服务员，说一个月可以挣五百，说还管两顿饭，他们欣然同意了。一年干下来就五六千啊！有天她还穿回了饭店发给服务员的衣服裙子，让他看穿在她身上漂亮不。当然漂亮！使她的模样看去活泼青春。可半个月后她不去了。他再三问她原因，她最后被问哭了，说一名是副经理的男人对她不怀好意。他要去打架，她跪下抱住他腿说：“咱们来的时候，不是互相嘱咐了遇事要忍的吗？……” 想起这件事，男人内心里对他的女人涌起了无边无限的感激。 当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开始在电视里播映时，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早早地睡下了。 在二○○○年的除夕，他们不说二○○○年，因为这个话题实在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也不看春节晚会的实况转播，因为他们没有电视。 他们在北京的这一个临时的“家”，那一时刻静悄悄的。因为他们该弹的棉絮都弹完了，不必像往日连夜加工了。 也没音乐，没相声，没歌曲，没广告介绍，没名人与主持人或名人与名人的侃侃而谈，在寂静之中，在人类已燃用了几千年之久的烛的光耀之下，只闻一个男人对他的女人喃喃喁喁的昵语，以及她唇贴着他的耳对他说的话；只有一个男人对他的女人的爱在热烈地进行着，以及她柔情缠绵地奉献给他的…… 忽然，一支红烛说话了：“我们照耀着的是什么？” 它问那一支快燃尽的烛。 “两个人。” 被问的烛“老泪纵横”，以渊博的口吻回答： “两个人在干什么呢？” “在爱。” “爱是怎么回事？” “爱对人很重要。靠了爱，他们应付起那种叫穷困的命运就容易多了。” “我喜欢照耀两个在爱着的人。” 另一支红烛插话了：“我也是。爱看起来很美。让我们将我们的烛光接近吧，让两个在爱着的人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祝福吧！” 于是两支红烛的光首先相互吸引，渐渐的，两个桔色的光环有一段弧“吻”在一起了。小小的空间顿时明亮许多…… 那支已快燃尽的烛，在破箱盖上努力将它的烛光做最后一次腾跃，随即暗淡。 它说：“我不可能继续照耀着他们的爱了，我的朋友，别了！” 它说完，淌下它最后的一行泪，烛光晃了几晃，越缩越小，缓缓地，灭了。 两只红烛的“吻”在一起的光环颤抖不已。 “我感激它。它告诉了我们爱。” “我也是。” 它们哭了。烛泪长流。 男人和女人自然并没听到烛们的话。 在北京；在二○○○年；在这间半合法半不合法的小“房子”里；在静悄悄的氛围之中；在吻合着的烛的光环的照耀之下；那男人和那女人的爱，是他们自己为自己举行的庆典…… 是他们除夕夜至高的享受…… 突 围 农村人家的土坯窗根下有道裂缝，裂缝里生存着一群蚁。不是那种肉色的极小的红蚁；是那种较大的，单独作战能力和自卫能力都很强的黑蚁。这是一群从大家族里分离出来的蚁，为数还不太多。它们在那道裂缝里大兴土木，打算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们建造幸福的有“社会”秩序的理想王国…… 它们每天由那道裂缝出出入入，往内拖食物，往外除垃圾，勤劳，忙碌，习惯成自然。 “哥，你看，这儿有蚂蚁哎！” “弟，让咱们来摆布摆布它们！” 有一天，那人家的两个孩子发现了那儿是蚁窝。他们正闲得无聊，于是开始“玩”它们。俩孩子蹲在窗根下，手中各捏一条帚枝，见有蚁从裂缝里出来，便用帚枝将其拨回去。 这是一次偶然“事件”。而且，仅仅是开始。 “拨”这个字，意味着动作幅度的小和力的轻微。“玩”蚂蚁不是斗牛，即使俩孩子，也很快就从心理上产生了一种自己是巨灵神似的优胜感。确实，蚂蚁们在他们的每一拨下，皆连翻筋斗，滚爬不迭，晕头转向。那轻微的一拨，对于它们意味着巨大的不可抗力。它们退回到裂缝里去，聚在裂缝内部的两侧，懵懂困惑地讨论刚刚发生过的情况。讨论了半天，也没讨论明白。于是一起去向一只老蚁请教。 老蚁听了它们的汇报，沉思良久，以权威的口吻说：“那是风啊！你们呀，真没见过什么世面，遭遇到了一场风就一个个大惊小怪，惶惶不安的。不怕下一代笑话吗？” 有一只中年的蚁反驳道：“前辈，我觉得我们不像是遭遇到了风。我经历过几场风的。风是有呼啸之声的呀！你们听到风声了吗？……” 被问的青年蚁，全摇头说没听到什么风声。全说外边阳光明媚，天气非常好。 “前辈您请看……” 中年的蚁指着裂缝，也就是它们的穴口——斯时一束阳光正从穴口射入进来…… “不是风？那么你有何见教呢？” 老蚁受到当众反驳，满脸不悦。 中年的蚁张口结舌，一时无话可答。 老蚁在两个青年蚁的搀扶下走到穴口，探头穴外，打算亲自察看究竟…… 这时，弟弟问哥哥：“咋一只都不往外爬了呢？” 哥哥说：“它们奇怪呗，肯定在开会哪。” “可我还没跟它们玩够呢！” 于是那弟弟双手按在地上，将头俯下去，将嘴凑近裂缝，鼓起腮帮，噗地向裂缝里猛吹了一口…… 他的头自然挡住了阳光，那一瞬间蚁穴里一片黑暗。 中年的蚁大叫：“危险！……” 但是已经晚了。 好一阵“狂风”扑灌蚁穴！——蚁穴内顿时“飞沙走石”，“风”力肆卷。那一股“狂风”在穴内左冲右突，寻不到个出处，经久卷蹿不止。所有聚在穴口的蚁们，都被狂风刮落到穴底去了。那只老蚁，虽有那只中年的蚁和青年蚁们舍生保护，还是摔伤得不轻。 那弟弟却仍双手按地俯头在那儿猛吹…… 穴内蚁族，整群惊悸，拥挤于穴角，团缩无敢稍动者。 当“狂风”终于过去，老蚁怒斥那中年的蚁：“我说错了吗？还不是风吗？你才见过几场风？！倘论对这世界的经验，你差得远呢！” 众目怨视，怒视，嘲视，那一只中年的蚁自感罪过和历世的浅薄，肃立聆训而已。从此明哲保身，唯唯诺诺，变成了一只不复有什么见解的沉默寡言的蚁。它是一只中年的工蚁。工蚁之间有互相交换食物的习惯。然而这习惯并不意味着友情，更不意味着亲情。那是蚁们的一种古老的习惯。它们的唾液里含有能传播信息的化合物。正如人类之间经由亲吻会传染感冒一样。于是在那一天，许多别的中青年工蚁们，从它的唾液之中接获了这样一种“思想”的暗示：免开尊口，少说为佳；人微言轻，说对了又如何？而说错了却有可能一辈子成为错误的典型…… 于是那许多别的中青年工蚁们，在那一天里，对它们所亲历的洞内洞外的“狂风”，都变得讳莫如深，沉默寡言，明哲保身起来。 经验一旦被“事实”证明是经验，便往往上升为权威认识。而权威认识一旦形成“经验主义”，并受到普遍的尊崇，再要推翻则十分不易了。甚至怀疑它都是狂妄的。 那一天里这一群蚁都不再出穴了。都自觉或半自觉地聚在老蚁身旁，听它讲种种关于“风”的知识。它一边接受着几名青年雌蚁的按摩，一边谆谆教导。它的教导一言以蔽之那就是——“风”是某种神明打的喷嚏。那神明在它的语言描绘之下，听来像一只无比巨大的蚂蚁。蚁的想像力毕竟是有限的，对于神明和对于妖魔的想像，都难免接近着蚁。 第二天依然是一个明媚朗日。 俩兄弟起得比蚂蚁们还早。阳光总是先从窗子照入人的房间，其后才从那道裂缝射入蚁穴。 弟弟一睁开眼就说：“哥，我今天还要弄蚂蚁玩儿。” 哥哥说：“行呀，今天咱们换个玩法儿！” 于是哥哥找到一支香，一折为二。自己一截，弟弟一截。 他们燃着香，又蹲在窗根前了。 “哥，蚂蚁怎么还不爬出来呢？” “别急。兴许它们昨天都被你吹感冒了，发着烧呢……” “瞧，有一只往外探头了！” “先别烫它，等它出来……” 探头的是那只变得明哲保身了的中年工蚁。它原本是一只在蚁群中颇受尊敬的工蚁。一只任劳任怨，责任感很强的工蚁。不惟老蚁摔得不轻，“保育园”里的许多小蚁也确实被“狂风”吹感冒了。尽管它对此并不应负什么直接的责任，但它一想到自己曾当众反驳老蚁，认为不是风，就一阵阵地独自脸红，仍因自己所犯的“言论错误”而觉得罪过。它率先来到穴口，是一种将功补过的表现。 它向外观察了一阵，没觉得外面的情况有什么异常，于是放心大胆地爬出。 啊，多好的天气呀！ 它仰望太阳，伸了几伸胳膊，分别将四条腿活动了一阵，之后向穴内发出平安无事的讯号。 于是一只只中青年工蚁们接连爬出了那道裂缝；而蚁穴里，蚁群按照“社会”的分工，又开始了一天按部就班的忙碌。心宽体胖的蚁后，照例通过它大量需要的早餐，从“化学鸡尾酒”中获得着关于种群的第一份“报告”，并一如既往地进行加工处理，从体内及时排出另一种化合物。它处理种群的各种指示，通过那另一种化合物的传播，在蚁穴的各个角落被有效地执行着，落实着…… 如果不是因为两个农村孩子的恶作剧，关于这一群蚁的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 哥哥见爬出来的蚁不少了，下达了袭击的口令：“开始！” 于是两个不可爱的孩子分别用香头烫那些蚁…… 对蚁们来说，这当然是比“风”更加突如其来的不可抗的灾难呀！ 蚁是不会发出任何声音的。否则，它们被烫时的哀号，也许会使俩孩子听了不忍，由不忍而停止他们的恶作剧。它们不会发出任何声音，那一时刻是它们多大的不幸啊！俩孩子见蚁们被烫得在地上翻来滚去，伤残之状惨痛触目，反而大为开心，其乐陶陶…… 蚁毕竟是蚁！ 从那道裂缝里爬出了更多的蚁。皆是勇猛善战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兵蚁。整队整队的兵蚁出动又能奈人何呢？它们的对手是它们仰视也看不明白的凶恶之物啊！对于蚁们而言，敌人是不可名状的，仿佛来自于上苍。那造成它们严重伤残的袭击，迅疾不可避，也根本无法招架，无法对抗，更无法反攻…… 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兵蚁们，最终也不过是靠着数量之多，使俩孩子顾此失彼，而得以将它们的伤残了的同胞一一抢救回裂缝里去。包括奄奄一息的，无一弃之不顾。 蚁这一种虫的天生可贵，斯时过人！ 群蚁大骇，大悲，大乱…… 蚁后接到紧急情报，出于战备考虑，决定将所排之卵全部孵化成善作战的兵蚁，以补充其数量的伤残损失…… 那一天，成群结队的蚁数次企图勇突而出，全都被两个人类的孩子成功地“狙击”回去了。 蚁们又不明白它们遭遇到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那是火呀！” 一些有经验的蚁如是说——但，是火为什么没有焰呢？ “那是雷电呀！” 另一些有经验的蚁这么说——但，是雷电为什么听不到霹雳呢？而外面的天空多么晴朗啊！ “依我想来，那一定是人干的……” 老蚁终于开口了。它的表情，它的语调，都非常地忧虑。它身后，一排排伤残了的蚁躺在地上痛苦扭动，没有任何办法能减轻它们的痛苦，也没有任何办法能疗治它们的伤残。它们中，某些其实已经死去。伤残和死亡，使老蚁的话老蚁的忧虑，显得无比严峻。 蚁穴完全被不祥的气氛笼罩着。 经久，面临大难的不安的沉默中，有一只小蚁胆怯地问：“人是什么？” 老蚁叹了口气，更加忧虑地说：“人，是地球上最神通广大的妖魔。它们善于发明多种武器。”——它回头看了一眼，又说：“我们那些可怜的兄弟，看来显然是被它们的武器所伤害的。” “可人为什么要伤害我们呢？”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人既然是最神通广大的妖魔，那它们当然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地球上从没另外一种动物有资格和它们谈判过，何况我们渺小的蚁！” “我们该怎么办呢？” 此话一经问出，绝望的哭声四起。 老蚁庄严地说：“都不许哭。哭是没意义的。人无论多么强大，却不能把我们蚁彻底灭绝。比如它们并不能钻入我们的穴中来加害我们。但这一个穴口，我们是必须堵上了。因为人也许会往我们的穴中扇烟、灌水、撒药……” 似乎也无第二种选择。 于是蚁后发布了她的总动员令；于是蚁们掩埋了死者，将伤残者们安置到更安全的地方，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劳动。它们并没将那道裂缝彻底堵死。它们还需要有一线阳光照射进来。它们在裂缝两旁备下了大量的泥土；派了观察员日夜观察外面的动静；派责任感最强的兵蚁把守在那儿，不许任何一只蚁以任何理由接近那儿。谨防由于某一只蚁的擅自行动，而使灾难再次降临在种群头上。种群的存亡高于一切。有敢违者，格杀勿论。之后它们另辟穴口。它们在穴中挖呀，掘呀，挖掘了一条条通道。有的通道由于碰到了坚石，事倍功半；有的通道由于判断错误，似乎永远也挖掘不到外面去，不得不放弃工程；而有的通道在挖掘的过程中坍塌了——那真是艰苦卓绝的劳动啊！小蚁和老蚁都责无旁贷地参加了。蚁们表现出的那一种百折不挠的信念和能者多劳的精神，伟大而又可歌可泣。终于的，有一天阳光从另一处地方照射进了通道。它们成功了。另一个穴口开辟出来了。斯时这一群蚁的每一只，都疲惫不堪精瘦精瘦。储存的食物越来越少，早已开始按定量分配了。考虑到“蚁多力量大”，所以蚁后加紧孵化后代，殚精竭虑了。幸而通道及时挖掘成功了，否则“她”肯定会以身殉职的…… 但那是一个多糟的穴口啊！它前边是水坑。水坑是由房檐滴水形成的。正是雨季，那水坑对蚁们而言，如同“汪洋大海”。它们一钻出穴口，就等于置身“汪洋大海”的海岸线上了…… 这一群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付出了很大很大的牺牲，以更伟大更可歌可泣的雄心壮志，硬是在“汪洋大海”中筑成了一条跨“海”坦途！ 然而“海”的彼岸并非风景独好。那是这群蚁从未涉足过的陌生地方。一条光溜溜的石铺小径的两旁，生长着茂密的野蒿，丛中散发着异香的气息。它们凭本能意识到那气息极端危险。它们的本能是正确的。那里曾是蚊子的家园，户主往那里喷过灭蚊的药剂。它们不敢到野蒿丛中去觅食。而若想在光溜溜的石铺小径上觅到足够种群为生的食物又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啊！并且，小径的前方，有一株老朽树。树洞里繁衍着另一蚁群。那是比它们在数量上多十几倍的庞大蚁族。它们也绝不敢轻意地，不自量力地闯入对方们的领地。它们发现一点儿食物是多么的惊喜啊！它们弄回穴里一点儿食物是多么的不易啊！可敬的工蚁们天天都在努力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然而每天弄回穴里的食物却刚刚够种群当日消费的，往往毫无剩余。也就是说几乎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储备。如此下去怎么行呢？每一只蚁都明白这一点。每一只蚁都为这一点而忧心忡忡。它们真是瞻念前程，不寒而栗啊！ 以往的日子是多么的无忧无虑呀！那时一出蚁穴，便是农家院子。那时它们从不为食物发愁。农家院子的每一角落，都仿佛是它们的露天仓库。都有它们永远也搬运不尽的营养丰富的食物。虽然院子只不过被汪洋隔住了，但是它们却已忘记了往日的幸运确曾存在于哪一方向。那地方在它们头脑中似有又无，遥远而又朦胧，仿佛变成了某种幻觉。蚁们具有从“意识”中彻底剪除苦难印象的本能。它们在哪条道路上受到过严重伤害，它们几乎就永不出现在那条道路上了。这乃是由它们那种化合物“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它们不会像人一样从苦难里总结和认知什么。它们只会忘记…… 然而在这群蚁中有一只蚁例外——就是那只曾问老蚁“人是什么”的小蚁。它现在已经成长为一只工蚁了。种群艰苦卓绝的劳动令它感动。种群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令它肃然和心疼。种群面临的生存危机也是它不可能视而不见的。每当疲惫而又成效甚微的劳动结束以后，它常独自待在原先那一穴口的高坡之下，仰望着那道几乎被砌死的裂缝，陷入长久的沉思。没有火再从那儿喷入穴中；没有“狂风”再从那儿刮入穴中；没有水从那儿灌入；没有“人”仍在洞外潜伏着时刻准备袭击——它认为这一点是显然的。人既是那么神通广大又善于制造武器的妖魔，那么它们若企图继续伤害自己，这个洞穴岂不是肯定的早就不存在了吗？…… 它想：已经发生过的事，必然另有某种原因。 那是怎样的原因呢？它苦苦思索，却并不能自信地给自己一个回答。它毕竟太年轻了。它对这世界完全缺乏经验。它的怀疑不是经验式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对这世界完全缺乏经验。 从那道几乎被砌死的裂缝透射进来的阳光，难道不是和别处的阳光一样地明媚吗？忆起往日在农家院子里自由自在地东游西荡，以及那多种多样的食物，内心的感觉，岂非美好而又诱人！这一只年轻的蚁原本是一只害羞的蚁。它刚刚成长为一只工蚁，还没主动与别的工蚁们交换过食物。因而它的头脑中，仍保留着一些尚未被种群同化的记忆的片断…… 但是它不敢登上高坡接近那道裂缝。只要它再向前迈出一步，高坡上忠于职守的兵蚁们，就会一齐地矛戟相向…… 那两个孩子——有天他们听老师读了一篇关于蚂蚁的童话，深深地被蚂蚁这一种小小的生命所具有的种种可贵品质感动了。他们联想到自己的恶作剧，不禁万分悔恨。他们企图向蚂蚁表示忏悔的方式是——将半个馒头搓成细屑，拌了红糖和香油，撒在那道裂缝的外面…… 混合型的香甜的气味儿，首先使最接近裂缝的兵蚁们的神经反应系统简直没法儿抗拒那一种吸引力。于是它们一队队被轮换得更勤了…… 一天深夜，那只年轻的蚁趁兵蚁们瞌睡之际，偷偷从那道裂缝爬了出去。正如它所愿望的那样，它在外面并没遭到任何危险，更未遭到人的袭击。多么迷人的夜色呀！多么好吃的食物呀！它大快朵颐。撑得饱饱的以后又将一些食物放在一茎柳叶上，向穴中拖。那对于它是非常吃力的，也是冒生命危险之事。然而这年轻的蚁认为值得…… 其实兵蚁们何曾打过瞌睡呢！在岗位上打瞌睡还配是兵蚁吗？它们的瞌睡之状都是佯装的。它们存心放自己的一个胆大的同类从那裂缝爬出去一次。自己由于角色的严格戒律不得为之的事，它们希望有一个兄弟去做。这有点儿阳奉阴违，却也算暗中的成全啊！ 它们帮助那只年轻的蚁将柳叶拖入了穴中。 “你犯了死罪，当格杀勿论！” “我知道的，可你们不是也想享受一顿美餐吗？” 于是，站岗的兵蚁们也大快朵颐起来。它们竟将柳叶上的食物全吃光了。 一只兵蚁说：“现在，我们应该拿这件事怎么办呢？” 一时间，大家面面相觑。 年轻的工蚁镇定地说：“要么，你们告发我；要么，我明天还从这儿出去，弄进来更多的食物。事实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这个事实应该让我们的种群知道的呀！……” 那些兵蚁们做了后一种选择。于是它们成了那只年轻的工蚁的“地下同志”…… 第二天夜里，从那裂缝爬到外面去的，至少有几十只工蚁。 两个孩子发现他们为蚂蚁撒在地上的食物一干二净了，非常高兴。他们搓了更多的馒头屑，拌得更香，更甜。 第三天、第四天的夜里，从那裂缝爬到外面去的蚂蚁也更多了…… 香而甜的馒头屑，于是成了种群中的定量外食物。这是种群的生存所必须的补充；却也是“非法”的食物。是种群的传统纪律所绝不容许的。“非法”的食物在经过咀嚼之后相互交换的过程中，使另一种化合式的思想在种群中蔓延开了——既然事实上可以从那裂缝出去，为什么不去做呢？为什么不将那裂缝开凿得更宽？为什么不使阳光更多地从那儿照耀进来？为什么不从那儿运进来更多更多的香甜食物？…… 胆大妄为的行动被发觉了…… “我们封起那道裂缝并派兵蚁把守是为了什么？！……”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开辟另一个穴口又是为了什么？！……” “但我们是可以仍从那儿出去的，而且我们已经平安地回来了……” “而且我们也是在履行着对种群的责任和义务……” 于是，在这一群蚁间，发生了激烈的“思想”的冲突。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且每一方都有根据那么认为。“思想”的冲突既然不再能统一，于是演变为暴力的征服与反征服…… 那是极为惨烈的情形。每一方都战斗得那么顽强。每一方都在为信念而攻守。每一只蚁都“牺牲”得特别悲壮。在这一场战斗中，那只变得明哲保身的中年的蚁，又被唤起了“崇高”的冲动。它用它的视死如归的勇敢证明了它不但是一只优秀的工蚁，而且不愧是一名蚁中的盲勇士。它的双眼是被香头烫瞎的。它的颈子是被那只年轻的蚁咬断的。当它的头从身体上掉下来的时候，那只年轻的蚁眼中滚落了大滴的泪。它原本是敬爱它的“敌人”的呀…… 一方众志成城，但勇进兮不有止，男儿到死心如铁；另一方同仇敌忾，忠诚岂顾血与骨，恒志绝不稍懈…… 蚁后自噬其腹而死；老蚁以头撞壁身亡。那是这一蚁的种群最大的一场劫难。对于它们，似乎也只有“眼前得丧等烟云，身后是非悬日月”这唯一的选择…… 当那只年轻的蚁率众从那道裂缝“突围”出来——农家的院子里主人正在和泥。如今大多数农村已不再用草泥抹墙了，用的是水泥。 “哥，哥，蚂蚁又从这儿出来了！……” “别伤害它们，这次千万别伤害它们……” 而农人，却用抹板平托着水泥，首先朝那道裂缝抹下去…… “爹！你不能……” “一边去！别妨碍我干活……” 水泥抹下去了。裂缝不见了。紧接着，第二抹板，第三抹板，水泥一次次抹下去——窗下的土砖墙，渐渐抹厚了。又厚又平滑…… 两个孩子呆住了，弟弟眼中充满了泪。 那年轻的蚁回头望去，身后跟随着小小的稀稀散散，踉踉跄跄的一支蚁队。窗下的水泥墙根告诉它，再也不会有一只蚁赶上来了…… 它遍体鳞伤，心中充满无边的愀然和悲怆。 它忽然意识到，对于它的种群，有比灾难和“人”更可怕的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呢？在它们的头脑中，还是在外界呢？它发誓一定得想明白这一点，并一代代告诉它们的后代…… 这一队死里逃生的蚁，在两个孩子一左一右的护送之下，缓缓地爬出了农家的院子，爬过了一条坑坑洼洼的村路，迁移向那个村子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