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第01章 我光着脚丫，头发象一堆快腐烂的水藻，泡在泥浆里。泥浆渐渐稠了，我的头因此动不了，似乎头发是伸进土壤的无数条根须。 我动不了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我快死了。对这点我特别明智。不过我还是想动一动，这个姿势死起来太不舒服了。我几乎被倒悬着。山势很陡，我头朝下坡躺着，不久前那场泥石流就这样不负责任地把我搁在这儿。 这棵和我一样年轻的树，是跟我一块倒下的。假如我当时不是那样死乞白赖地楼紧它，肯定死得相当爽快。它的树冠很密实，整个盖住了我，以免飞来一只鹞子啄我眼珠。山里鹞子很多，我亲眼看见这些天使把一只羊剔成干干净净的骨头架子。 天是深蓝色，我看不见远处，但我知道山头上肯定有一道漂亮的夕阳，因为我头顶上这些树叶象金子。大自然毫不因我要死而改变点什么，这可太令人伤心了。 我的死，多少有点马虎。本来挺壮烈的事，搞得象不了了之。周围该有些人才对，那样肯定气氛不错。死是人生舞台上最后一招，理应有点反响。会有各种反响的，比如大美丽孙煤，她可能不会哭，搞不好还会振奋一下。“瞧，他又成我的了。”她曾是我的班长、好友、保护人和情敌。本来我认为“情敌”这词儿挺浪漫，自她给了我一耳掴子，我才对这层关系严肃起来。我其实无意与她为敌，我没那个实力。她长相漂亮得要命，只要冲哪个男子投个眼风，他就得全线崩溃。她丢了他可不该赖我，完完全全是她自己大意。 入伍头一天，我和他就彼此关注起来，这感觉很神秘。“他叫徐北方。”孙煤告诉我，眼神有点狐疑。现在想起来，她打那时就开始提防我了。其实我那时才十六岁，欠发育的两条细腿使我显得贼瘦，一点看头也没有，却不知什么吸引得他总朝我出神。 “徐北方，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孙煤意识到我和他这种目光来往反而危险，便喊住他。 他就过来了。孙煤正替我缝领章，这时停下手，对我侧目而视，她的感觉同样神秘。我简直不敢相信舞台上又蠢又丑的“胡传魁”就是这个翩翩人物。头天晚上胡传魁的扮演者得了急症，他临时客串，演得还象样，只是在与阿庆嫂逗趣时笑得太狂，竟把个大肚子抖掉在台上——因为他瘦，临时给他揣了个棉花包。 “你的模样挺逗……”走近还这么瞧我可就不妥了，我急忙去看孙煤的眼睛。虽然刚刚相处，我已懂得这双美丽眼睛的阴晴圆缺。 “我来介绍吧，”孙煤急匆匆插到我和他中间，“她叫陶小童；这位呢，是老兵油子徐北方。来吧，你们握个手！”她把我们完全置于她的安排中，好象我们相识是由于她行了方便。 我们没敢握手，孙煤笑起来，她得计了。我们俩都红起脸来，似乎心里真有鬼。那回他讪讪地走了。过了几天，他见到我表情自然了些。那天是老兵教新兵刺杀，木枪上有根刺扎进我的手掌，孙煤替我挑刺时，他凑过来，很关心的样子观望。 “有什么看头？” “看你笨手笨脚，还不如我。”他说。 “那你来！” 他落落大方地抓起我的手。孙煤这下倒意外了。 “你这人真讨厌！”她说。 “你这人真可爱。”他说。于是孙煤就被逗笑了。从一开始我就特爱看这个美丽的女班长笑，她的笑简直是灿烂的。冲谁一笑，谁就等于发了一笔精神大洋财。 事后，大美丽班长显得很烦躁，对我说：“我告诉你，你以后少理他。他不是什么好人！” 关于这点，团支书王掖生也暗示过我。 我得设法改变一下首足颠倒的睡姿。谁有团支书那个本事？他酷爱拿大顶，并多次介绍：拿大顶能使身体得到最有效的休息。反其道而行之的生理循环毕竟不合理，我此刻感到它对我的折磨超过七八处伤痛。山这会倒安静，我盼它再发一次泥石流，调整一下我的位置，死既是长眠，躺的地方不能太将就。 团文书王掖生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搞不好也眼我一样，老老实实躺在哪里。他若能动一动，一定要找我的。要是找到我，咱们就聊聊。我可以告诉他，我宁愿听他做思想工作也不听他谈爱情。他一谈爱情就失去了威信。在爱情以外的领域，他可算一个无懈可击的人，除了长相一般，其他都太不一般了。 他很直接了当地说过我：“你这人啥都不缺，就缺思想改造。”他当时手里拿着扫帚。 每天我听号音起床时，院子里扫地的人已干到了白热化。我不是故意偷懒，而是认为院子实在够干净了。有的人把角落的东西扫到路当中，又有人把路当中的东西扫回角落。至于正在崛起的庞大垃圾堆，不管它如何用恶臭折损大伙寿命，却无人感兴趣。扫地的人们十分严肃，有种神圣意味，虽然我认为地大可不必搞得象脸一样清洁，但每回经过扫地的人群时，总有类似好逸恶劳的惭愧。有一回，我也拿起一把笤帚，还没扫，就有人对我大喊：“你放下，那是我的！”那人不客气地夺过笤帚，在我面前横一下、竖一下，很神气地扫开了。我当时好生奇怪，好象我抢的不是笤帚，而是人家的饭碗！ “要争取入团，自己又不努力。”团支书对我说，“我调查过，哪次扫地都有两人不参加。你和徐北方。是不是？”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和他又没结盟。 他点起一堆火，把巨大垃圾堆上的可燃物质处理一部份。我望着这个方方的后脑勺，想着他何苦老跟我过意不去。 “……根本找不到扫帚哇。你知道，老兵都把它藏着。” “人家小彭也是新兵！”他指的是扫地人群中最活跃的矮胖子彭沙沙。 彭沙沙干起活来简直叱咤风云，端水冲厕所总是一路呼啸：“让开让开！”来不及躲闪，一盘水已泼到你脚上，她却忙得连“对不起”都懒得讲，接着干下一件事去了。自从她发明用手搅拌猪食，其他人再也不敢用过去那根木棒了。用手和用木捧在思想改造上到底差着一个层次。 “这不是干不干的向题。”团支书又说，“你对思想改造啥认识也没有！”火总烧不旺，烟却特大，他被熏的擤了把鼻涕。他多次发动群众，把这座垃圾山移走，但人们用沉默嘲笑了他：甭妄想。我发现大伙对真格的体力活并不起劲。 天色暗了，这山里别有狼什么的。我还没死，被它生拉活拽可不好受。到目前为止，我对死还如此无所谓，这证明我不是孬种。等有人发现我时，一定会惊呆：瞧这女兵死得多妙——还象活着一样微笑！至于光着脚丫，满头烂泥，希望他们别在意。 其实我生前倒不怎么微笑。一笑就傻呵呵地咧开嘴。奇怪的是，竟有人说我笑得很聪明。 “我发现只有你笑对了地方。” 刚才他在刻薄乐队的号手伊农，说他练号象达摩面壁。伊农每天五更起床，死抵住一面墙壁就开始吹。徐北方分析他的号声之所以毫无人情味，跟他总是背朝世界吹奏有关。这话引我傻笑起来。 “你笑是你搞懂了可笑之处。”他说，“很多人笑是随大流。” 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笑，叫微笑。”说完他做了张自以为是微笑的怪脸。 这时孙煤走进来，饭堂顿时象照进一缕阳光。她穿着件红格子衬衫，俏得无与伦比。在那个年代穿红的需要大气魄。我发现徐北方早把我撇下了。 “喂，大美丽！你这件衣裳是借李铁梅的吧！”有人怪叫。 其他人齐声合唱，“噢，大美丽！噢，大美丽！” 孙煤直挺挺闯进男性阵营，挨个用饭盆磕那些脑勺。人们嘻哈着躲开她亲切的虐待，但很快又凑上去。 她不反对别人叫她“大美丽”。尤其穿这件衬衫，专门要惹人叫几声的。她提了干，绝不牺牲半点优势，尽可能地区别普通一兵。她在徐北方头上那一记磕得最轻，但脸上却充满仇恨。 我知道我又惹她不快了。徐北方对我有点兴趣，这不能怪我呀。 “他干嘛老那样看你？”有一天她恼火地问我。 我无话可答。她异样地笑笑，意思是。你真能装傻。过一会，她专注地照了照镜子，说：“你就是白。宣传队数你顶白了——一白遮十丑呀。” 不知是夸我白，还是暗示我丑。没人的时候，我也痛痛快快照了好长时间镜子。我才不丑呢，对这点我心里还有底。只是我脸上长得过分干净，眉毛淡得只有两弯影子。我阿奶对我这副相貌很心满意足。“女孩子两只眼大得象桂圆，不雅，不好看。”阿奶见到漂亮女孩就这样说。她认为女孩子的眼睛不要大，但要干净，黑白不能有一点含混。自我出世，就枕着一个特别的枕头：里面装着蚕沙，据说蚕沙可以明目。可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一种屎。所以我对阿奶这种恶劣做法始终怀恨。但我从没抗拒过，因为既能收集这么多蚕屎，可见阿奶的劲头和决心了。 我对阿爷的态度就大不同了。我敢反对他，跟他发脾气，因为我知道他好欺负。阿奶只要说一声。“你要再烦我，我就把小童送回上海她父母那里去！”阿爷就不作声了，接着便对我猛讨好。 有次团支书王掖生找到我：“你就是陶小童？”他拿着我的入团申请书。新兵连大家都写申请书，我就写了。反正没有比入团申请更好的东西可写。他们都是相互抄着写的，我没抄。谁知没抄反而倒霉，团支书叫我重新写过。 “申请书是严肃的，你写的这叫啥？”他和蔼地说。 我说我可动了真感情。 他呵呵笑起来，并说团员们在看我这份申请时都笑了。“你瞧——”他指着某一行字：“你说你自己是一团乱丝，需要团组织把你织成锦缎。你写这干啥……”他又笑起来，好象想忍也忍不住。 我的真感情给他们一取笑，是有点不伦不类，连我自已也觉得好蠢。 在他跟我谈了一大阵团组织的一系列伟大原则后，我服了。他还真行，能把一份最标准的申请书背给我听。然后他对我的名字发表了意见。 “这名字不好。你想，有啥意思呢？” 前一阵流行改名字，我们街口小食店的大师傅都改叫“张红卫”。我也想改，可阿爷坚决不让。我明白团支书的暗示，我的名字既无时代感也无革命性。比如孙煤，她家兄妹四个，分别叫“钢、煤、棉、粮”，都是解决国家大问题的。王掖生，生在山东掖城，那是个老根据地，意义也不浅。 我躺着。突然感到很饿。真让我惊喜：一套垂危的脏器居然还有这样正常的要求。我想去咬头顶上的树叶，它看上去汁水充分。可我够不着，稍微动一动，全身七八处伤就同时给我厉害瞧。我还想喝点什么。真烦人，一个快不行了的家伙事还挺多。 我要是活活饿死可就惨了。饿死的人都把眼睛睁得老大，那样形象不好。我才二十二岁，这年龄的少女理应有个美好的死法。可能的话，周围搞些花。谢天谢地，不要那些永不凋谢的塑料，那种花可以开到下一个英雄牺牲的时候。 我的名字的确不够分量。陶小童？一点也不帅。不象别的英雄，光是名字就把人镇住了。 我长到很大还没名字。上小学报名时，阿爷一路上提了几十个方案，都被我否了，一直讨论到老师面前，仍没结果。老师催问，阿爷一急，随口出来一个“陶小童”。大概直觉帮了忙，他忽然发现孙女极象瓷娃娃。 回家路上，祖孙俩都不满意这名字，彼此怄起气来。早知道就取这样一个拆烂污名字，何必绞那么多年脑汁。我当时想，阿爷真不象他自己说的那样有学问。 阿爷取名字的计划先于我的出世。早在我呆在娘胎里他就开始伤脑筋了。他要取一个见学问、叫得响、写得美，脱俗又不怪癖、简单而又独到、雅致而又浑朴、别出心裁又不见匠心、似曾相识又耳目一新的名字。他对自己的才华、学识抱希望过大了，所以它们难免不让他失望。 阿爷首先搜刮出一肚子故事，来启发灵感。娥皇好、女英也好；宣姜美、庄姜也美；夏姬呢，害得三个国家为她开仗。妲己爱看封王杀人，要不得；褒拟不错，又太古怪，非要点烽火台才肯笑，把国给搞亡了；阿娇可爱，但千金买得相如赋也没换回宠来，命苦。阿爷说，他羡慕古人取名字的无拘无束，似乎越近代，取名的套子越多，左邻右舍，唤阿珍的就十个不止。可太脱俗不行，总得取个象名字的名字吧。老阿爷对着一大堆古今中外的名字茫然了。 其实阿爷并不是我的亲祖父。这是我家一个秘密，无论谁触到这个秘密，阿爷就会变得极谦卑。有次我问，“爸爸姓陶，阿爷为啥不姓陶？”阿奶装聋，阿爷则很害怕的样子盯着她。爸爸与阿爷的关系也很怪，他喜欢翻阿爷的柜子，翻出一块刻图章的石头或一只很旧的烟斗，就大获全胜似的对阿爷说：“这个不是你的吧？”阿爷忙堆起笑说：“你拿去吧，拿去吧。”有次听见爸爸问阿奶：“你老实讲，我爹还留了什么给你？”阿奶立刻叫他滚蛋。阿奶虽说脾气恶劣，倒还没叫过谁滚蛋哩。 既然阿爷不是阿爷的孩子，那我从哪里来的？似乎我的的哥哥姐姐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背着父母叫我“外地瘪三”。小学头一个暑假，我带着成绩册到上海，父亲看着上面的名字，立刻对母亲做了个轻蔑的表情。母亲马上响应：“陶小童，这名字有什么学问？”她猛摇头，表示一百个瞧不上。父亲又说：“我们等了七八年，以为他能取出个惊世骇俗的名字呢！”隔了一会儿，他突然大喊一声：“陶小童！”我神经质地从凳子上起立，父母一起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似乎在喊一头小动物，这小动物果然对自己的称号有明显反应，于是逗乐了他们。 我想我用不了多久就会死的。 然后，千万个人将会很顺口地念出陶小童这个名字。 第02章 刘队长有时真想辞职不干了。他认为组织这么个宣传队完全是某首长的心血来潮。那类首长酷爱文艺，只因为他们全然不懂文艺，以为这就叫演出；这就值得印些五颜六色的戏票到处发，让人们来享受。那些观众很傻，真把舞台上的胡闹当赏心悦目的东西来观赏。刘队长眼里，这就叫胡闹。什么叫“酝酿情绪”、“进入规定情景”，他们全不懂。 刘队长是半年前从专业文工团调来的，因为他在那里已老得不能再演戏。但他很懂演戏，越懂便越对这群人灰心失望。有次他兴致勃勃地对他们讲解“内心体验”的问题，他认为已讲得很透彻，很系统。但立刻就有位自作聪明的姑娘发言说：“我知道了，就是做表情！” “什么叫做表情？” “就是对着观众做表情！” “你的意思是：表情是能够做出来的？” 他大惊失色，反过来向她讨教了。 “对呀！”她欣喜万分，认为队长真行，这样快就跟她取得了一致看法。 下面再对她谈什么“自我意识”，什么“进入角色”全白搭。她的理解就这样简单明了：“做表情”。他费那么多口舌讲解的深奥理论，只需她一语道破。这使他对这个宣传队的种种美妙打算一下破灭，使他大干一场的决心也动摇了。他记住了那个女兵，她叫孙煤。 孙煤长得很标致，是个丰腴健美、讨人喜爱、充满活力的女兵。但就是搞不清楚她最擅长什么。她参军前在滑翔学校，那是女飞行员的苗圃。再往前她在体校少年跳伞队，更早还跳过水，最初却是柔软体操运动员。宣传队成立之前，她在机关卫生所当护士。首长们都喜欢她，但谁也不敢让她打针，因为这姑娘干什么都象跳舞。因此，她便是刘队长手下头一名部下。当时宣传队在筹备，还住帐篷，她快快活活背着背包就来了。她本人很愿意调换工作，因为多换一个地方，就多一些人喜欢她。反正她走到哪里都被人宠，都会一帆风顺。世界对这样的姑娘总象欠着情分，所以处处要讨她们欢心。最近刘队长又发现她一个擅长，就是在舞台上向侧幕里的某人飞眼。那是个搞舞美的男兵，叫徐北方。 徐北方是最让过去那个教导员头疼的人物。教导员指着他的背影，表情郑重地对刘队长说：“你看，他流里流气，要注意他。”教导员生活严肃，每时每刻都对身边的人和事保持高度警惕。他从来不忘记扣风纪扣和戴军帽，每次戴军帽都用手摸摸帽徽，再摸摸鼻尖，看它俩是否在一条垂直线上。这就使他有一副一成不变的端庄容颜。他不苟言笑，再逗趣的笑话他也认为没什么可笑的。他认为一切俏皮话都是油嘴滑舌。他简直不懂，刘队长对徐北方这种流里流气、满嘴俏皮话的人怎么能够听之任之。他为这个宣传队的思想作风操碎了心，但最终还是完全失去信心地走掉了。 使刘队长和指导员发生分歧的是他开展的宣誓活动。每场演出前，他认为不能糊里糊涂就开演，必须把全队人员集合起来，站得笔直，齐声背诵一段语录，再背诵一段由他撰写的誓词，再唱一首情绪庄严的歌。有次有人在这中间打了个哈欠，他就让他单独把这一套重来一次，结果演出为此推迟十分钟。后来发展到开会，早操，睡觉、吃饭。都要搞这活动。他亲自指挥这项形式庄严的活动。若在开饭前，必定会有个人在唱歌时密报今天的菜谱，这个菜谱便飞快传遍整个队伍。即便每个人都在奋力唱歌，也有办法传递消息。一旦菜谱传开，所有人就会把无论多庄严的歌唱得飞快，这就使站在那里打拍子的教导员被迫加快速度，结果他反过来被他们指挥得手忙脚乱。有次刘队长和他吵起来。因为两个演员在宣誓活动中相互做鬼脸，教导员让他俩重来，并挑了一段长极了的语录让他们背。 他们费很大劲把语录背下来，上了台却把台词忘个精光。 “演出是前提，一个宣传队要首先保证演出质量……”刘队长恼火地说。 “演出质量由思想作风来保证。”教导员有板有眼地说。 “那思想作风由什么保证？” “思想作风靠长期的、坚持不断的培养。” “就是宣誓、唱歌？” “不能小看宣誓唱歌，它关系到一个队伍的建设方向！” “建没方向不包括演出质量？” “演出质最由思想作风来保证！” “思想作风拿什么保证？！， “靠长期的、坚持不断的培养！” “就是宣誓、唱歌？！” “不能小看……” 争到这里，俩人激动而困惑地看着对方。什么时候这个论点自己转了个圈？刘队长想起这很象一种妙不可言的音乐技巧“卡农”。这技巧的最大特点，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变调，使结尾能平滑无痕迹地偷渡到开头；在转了几圈之后，听众感到似乎巳远离原来的调了，可滑稽的是，它突然又不动声色地出现在原来的调上。 和刘队长的争论使教导员一向不愉快的心情更加不愉快了。但最后迫使他下决心离开这个思想作风很差劲的宣传队，是因为宣传队有了舒适的住处。他极力反对宣传队搬到任何舒适的地方去。他认为住帐篷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生活过得越艰苦，日子过得越不舒服，人的境界才会越高。见大伙欢天喜地地拆帐篷，他觉得这伙人没救了。反正他花了全部力气也没使这支队伍优秀起来，这就证明只有如此，他无能为力了。 当大伙看见那把藤椅越来越破，积满尘垢，才想起教导员真的走了。再也没人坐到那把椅子上，滔滔不绝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大家从此管那把藤椅叫“教导椅”。有次刘队长训话，有人好心好意端了“教导椅”给他坐，不料他训完话，站起来喊“解散”时，那藤椅却紧紧扣在他身上，两侧扶手钳住了他的屁股。他带着它走了好几步，才摆脱它。 宣传队新搬的地方是幼儿园的卫生院。幼儿园就在马路对面，他们在那边新开辟了一块地盘建了个卫生院。迫使卫生院搬迁的是隔壁这家橡胶厂，日夜机器轰呜，还时常撒出恶臭气。来这里住院的小家伙们夜里常常惊醒，还被臭气熏得面黄肌瘦。本来这院子打算拆，首长们灵机一动，不拆了，正好赏给宣传队。反正宣传队不怕吵，他们本身就够吵的。 刘队长派人在卫生院饭厅镶了些镜子，就改作排练室了。这些镜子是花很少的钱买来的，因为它能使人彻底改变模样。只有名叫彭沙沙的女兵特爱照这镜子。她矮胖，但镜子却能把她抻长，浑身还尽是曲线。 刘队长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些人对演出的随便态度。他们可以在一分钟前谈笑风生，一上舞台立刻变成一张悲愤交加的脸。刘队长认为，不论是悲愤和喜悦都要早早呆在那里准备，把情绪蕴积在心里。因此他总是一刻不停地到处呼啸：“情绪情绪！没事别瞎跑，坐在那里想想角色！”对于这个宣传队，他相当于正规军领导一帮土八路，时时让他感到吃力无比。 “徐北方哪里去了？谁见他了？”他不相信居然有人能从他眼皮底下溜走。 “我看见他出去了。”有个人答道。这人是团支书王掖生，他正拿大顶。因为头朝下，他嗓音变得很怪诞。他酷爱拿大顶。拿大顶对于他有多种功效，能鼓劲也能休息。他从不伸懒腰，睡醒觉先在床上拿个大顶。 “是上厕所去了吗？”刘队长问。 团支书说：“不是。他往桃园那边去了。”他回答得很肯定，因为他头朝下也能东张西望。 桃园里，徐北方回头看一眼身后的陶小童说：“我打赌，你现在就猛打哆嗦！” “真去偷啊？” “你小声点。那地方不远，就在这园子后面……” 一会儿工夫，俩人便钻进这黑房子。门上了大锁，贴着封条，他们是从破窗洞里钻进去的。窗子没玻璃，钉着马粪纸。用手一捅，纸板竟象油酥饼一样松软。他们没想到一切会如此顺利。 徐北方划根火柴：“怎么样？看清没？” 陶小童呆住了——四周全是书！ “他妈的，咱俩死这儿算啦！”他张牙舞爪，“来！用绳子捆！” 俩人摸黑象刨土一样把书从高处刨下来。书就这样胡乱垒成一座山。这几间房子原来是园林工友们住的。六六年，他们卷了铺盖造反去了，便用它来堆放俱乐部的破烂，比如书，比如唱片，比如办美术训练班用的石膏像。清仓查库那天，光是书就用翻斗车装卸了几回。石膏像一尊尊被蒙了布，抬到途中，孩子们非要挑开看清某些局部，一趟趟跟着跑，显出对生理器官急不可待的求知欲。然后这屋子一锁就是好几年。大孩子吓唬小孩子说，桃园后面有个太平间。 “你怎么会叫我来？”陶小童问。 “因为你肯定来。” “为什么？” “因为你要不来我就一个人干。不过我有把握，你肯定来！” 俩人准备出去时，发现桃园里有哨兵。今年桃子结得很疯，一嘟噜一嘟噜坠到地下，首长便叫警卫连派哨兵保卫。桃子越结越大，哨兵便越派越稠。一到晚上，桃园就象封锁线。 徐北方说：“把这些书大模大样扛出去根本不可能！”他将一本书扣到军帽里。 陶小童挽起肥大的军裤，她的腿细得可笑。用绳子把书缠到腿上，放下裤管，看上去那腿竟比原先正常些。徐北方在裤腰上整整齐齐别了一圈书，弄得他魁梧了许多，背也不驼了，但很不好受。他嗅了嗅，说这下俩人身上都充满垃圾味。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变成真正的垃圾堆、真正的太平间，堆满书的发臭的尸体。 俩人决定分头穿过桃园。陶小童起初还沉住气慢慢走，可突然撒开腿跑。几支手电同时向她射来，她后悔了：这一跑就不象好人了。哨兵发现是个女兵，并不认真追，只怪叫了一阵。可她没头没脑差不多跑了一两里地，彻底相信没人逮她，才停住脚。她摸摸腿，发现书在途中跑丢了，只剩下了一本。等到后来刘队长为她误场而发脾气时，她才觉得这一晚上多么不合算。 她气喘吁吁回到后台，一下子就被刘队长揪住：“你昏头啦？怎么还不换服装？” 她却一动不动，因为两只膝盖紧紧挟着最后一本书。刘队长气急败坏地边跑边叫：“通知台上，‘烧开水’多唱几遍！有人还没换服装！” 舞台上正演男声小合唱，名字叫《八路军来了烧开水》。歌词一共就两句：“八路军来了烧开水，鬼子兵来了埋地雷。”新兵们一到宣传队马上也学会了这支歌。因为这队里的人走路、打饭、上厕所都唱这支歌。炊事兵也会唱，有人说，他们做出那样千篇一律的饭菜与这歌有关。 陶小童手忙脚乱地换衣服。小合唱在为她拖延时间，“八路军来了、八路军、八路军……”他们开始四部轮唱。这样显得八路军人多势众、神出鬼没、前赴后继。这个歌唱多少遍向来取决于后台需要。有次一个演员闹肚子，蹲厕所去了，他们就没命地傻唱。唱到第十遍“八路军来了”时，观众席里有人喊：“你妈来了！” 陶小童早顾不得那本书了，她把它塞进化妆箱的一大摞棉纸下。下面一个节目是大型魔术。本来魔术属“四旧”，不能演，但表演魔术的董大个很懂行情，从柜子里变出样板戏中的几位女主角。舞台上被掏了个洞，陶小童等人要先在洞里埋伏好。洞上镶了块活板，就这么点窍门。结果陶小童还是误了场，没来得及到洞里去埋伏。 董大个毫无思想准备。本来他一撩布帘，头一个变出的是由陶小童扮演的白毛女；乐队奏起温柔的旋律，却蹦出个满睑怒气的小常宝。演小常宝的彭沙沙对董大个大叫：“叔叔，我说！我说！……”把他吓得直往后退。接下去，秩序全乱了。魔术师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下面将变出谁来，他可负不了责。 演出结束，开现场小结会，刘队长大发脾气。他说这个队存在严重的“流寇思想”。在刘队长大为痛心的时侯，徐北方一点也不惭愧。他出的事故不比陶小童误场小。节目里有《沙家浜》选场《奔袭》，唱词中有一句：“此一去——呀——”那位郭建光总要“呀”出故障来，队长便派他每次藏在幕后帮着“呀”。徐北方专职舞美，嗓子却随便多高都能唱上去。而今天露了马脚，该“呀”的时候徐北方却不见了。观众不明白其中奥妙，见这位英雄人物傻张着嘴，一点声也没有，便哄堂大笑起来。 那时徐北方正躲在一节水泥管道里。这一带修“人防”工程，巨大的水泥管道堆得到处都是。他听见郭建光没“呀”出来，也乐不可交。他要不钻到管道里，早被哨兵活捉了。他不知怎么七拐八绕才把哨兵甩掉，同时所有的书也被甩掉了，不然他没法跑快。 陶小童卸妆时，他凑过来，从挎包里拿出两团白东西：“看，不错吧？” 她看清其中一个是维纳斯的石膏脑袋。另外一个，据他说是大卫的中段：一块最著名的肉大肌。接着他又从裤兜里掏出一只手和一只脚。她大吃一惊：这位勇士那一小会就肢解了两个“大名人”。 “不要跟思想意识差劲的人沾。”徐北方一走，团支书就对陶小童说。他也在卸妆，几色油彩被卸妆油一搅拌，象糊一脸豆腐乳汁，本来长得很马虎的五官，差不多什么都没了。团支书王掖生是教导员认为唯一有希望的人。 “我跟你说，出点错不可怕，因为这是小问题。”团支书说。 “嗯。” “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出点错不可怕，因为这是小问题。” 他满意地点点头：“但思想根源是大问题。” “嗯。” “要狠狠挖一挖，毫不留情。” “嗯。” “现在你知道咋对待自己了吧？” “知道了。狠狠挖一挖，毫不留情。” 团文书不想马上放过她，但又无话可说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小女兵挨批评的时候很沉得住气。 陶小童闷头走开时，团文书又想起一句话，便追着她说：“对待缺点千万别灰心。” 陶小童坐在帐子里，找了几条语录反复背，就在她头脑最清醒时忽然倒下睡着了。但不久，她又被一阵相当轻的脚步惊醒。她不止一次发现班长孙煤的奇怪行径，她从不敢对别人讲。有天夜里同屋的蔡玲也被惊醒，她却说陶小童大惊小怪：班长起夜有什么可操心的？偏偏陶小童比别人想得多，有天夜里她就眼睁睁坐在帐子里等，起码等了两个钟头，也未见班长回来。她怀疑班长搞不好得了梦游症。她还渐渐发现一个规律，班长的毛病不是天天夜里发作，而是隔三天来一次，很准时。 这时孙煤无声无息地下了床。她光着脚，先走到蔡玲床前张望一会，又来打量陶小童。她把脸贴在帐子上，凑得很近往里看。陶小童吓坏了：深更半夜，班长要检查我什么？她死死闭住眼，装睡。等她再睁开眼时，发现班长在往脚上套鞋子。然后又把被子整理老半天，但并没铺整齐，听说梦游的人动作不很准确。她倒把蚁帐掖得相当仔细，象怕被子挨蚊子咬。最奇怪的是她蹲下来摆拖鞋，摆了一只正，一只歪。 接着班长就从窗子翻了出去。翻得一点声响也没有，动作简洁熟练。从落地的轻盈程度看，她穿的是双软底舞蹈鞋。陶小童认为，继续对班长的病情听之任之就不够朋友了。她起身，先到班长床前看了看。这一看吓坏了：帐子里还像躺着个人！被子的曲线，帐杆上挂的衣帽，床前一双看上去放得很随意的拖鞋。 她站了半天，浑身冰凉，闹不清是救自己还是救班长。她真想叫醒蔡玲。但蔡玲对人家的事都不感兴趣，她只是全心全意维护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睡眠。蔡玲最感兴趣的是跟人换东西。所有东西在她眼里都能迅速比较出优劣来。新兵连头一天，蔡玲就换走了陶小童的棉衣。孙煤上来干涉：“你怎么会眼馋别人的东西？不害臊！” 蔡玲有一对深棕色的眼睛，很温顺。似乎世界在她眼里永远可爱。她并不因班长的斥责恼怒，甚至毫不计较。她终于心平气和地拿着陶小童的棉衣走了。以后人们发现她在做这类交易时总有足够的耐心，简直锲而不舍。过了几天，她又看中了陶小童的褥子。 班长孙煤大叫：“别换！你的好，傻瓜！” 发服装那天，管理员错把寒区的褥子给了陶小童，因此比一般的厚。但她经不住蔡玲那真诚羡慕的目光，心想让别人满足一下也是一种幸福，就决定换给她了。 大家都责备蔡玲太过分了。 蔡玲仍不恼。她在占便宜时竟显得无比厚道。徐北方管她叫“伯利恒小镇”1来的姑娘。她表情单调，安详，从山区小镇来参军时，所有行李是装在一只竹背篓里背来的。孙煤见蔡玲又一次得逞，突然问道：“我问你，蔡玲，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是什么？”蔡玲说没吃过。孙煤说；“你当然没吃过——最难吃的是亏呀！对不对，陶小童” 1耶稣诞生的小镇。 蔡玲似乎没听懂。她紧抱着换到手的褥子感到十分踏实——每当多捞点什么，她就显出这副圣徒式的可爱表情。她认为一切好东西都该归她，因为她最知道疼爱好东西；好东西放在她手里比放在任何人手里都合理，都保险。 等陶小童来到院子里，发现班长早没影子了。院子很黑，只有徐北方的窗子投下一根亮线。他就住陶小童头顶上。此人在队里无法无天，每夜作画到深夜，可没人知道他画些什么。每晚上熄灯号响毕，刘队长务必在院里喊：“熄灯！都熄灯！”其实喊的就是他。他后来搞了副厚窗帘，就把队长糊弄了。住在他脚下的人知道他不仅没睡，而且远比白天活跃。有天夜里，他画得高兴，一跺脚，把楼下天花板上一个白瓷灯罩给震下来，差点砸了蔡玲的脑瓜。蔡玲发现这东西能当个蛮高极的痰孟，就一点牢骚也没了。 她前院后院找了一大圈，回到楼前正和一个人撞上。俩人都吓得一蹦。“是陶小童啊？！” 她也看清此人是彭沙沙。 “你知道现在几点？”彭沙沙哑着嗓子问。 陶小童见她手里拿扫帚：“你疯啦！深更半夜你扫地？……” “真的呀！”她笑起来。她的笑声特象咳嗽，“我以为是早晨了呢！” 湖北兵彭沙沙发现一个窍门：越是干自己份外的事，越容易引起别人好感。好比农村，老实种田吃不饱，一搞副业马上就阔。拿到此地来说，舞台上尽可以混一混，扫地冲厕所却得用心用力。谁一旦干了许多不属于自己份内的事情就肯定捞到荣誉，这可能是个永远灵验的诀窍。陶小童傻就傻在这里。但彭沙沙决不会把这个诀窍告诉她。 “那你起来干吗？”彭沙沙不放心地问。她总是心惊肉跳，生怕谁能比她更早起床，抢在她前面扫地。 “我上厕所……”陶小童不假思索地说。班长若真有梦游症，头一个就不能让彭沙沙知道。所有最糟糕的事情都能使她倍受鼓舞。 彭沙沙拖着扫帚走了。她要把扫帚藏个更保险的地方。她每天花很大工夫去发掘别人藏的扫帚，再花很大工夫把自己的扫帚不断转移。她僧恨那些偷她扫帚的人，为此她总是去偷别人的扫帚。扫帚本来是够多的，可这样一搞，气氛总是很紧张，所以她一再提高警惕性。 陶小童走进楼后的浴室，里面砌有一排排可爱的小浴盆，成年人使用它很不好受，但改建是不可能的，没那笔钱。她拉了一下开关，灯是坏的。这浴室虽不适用，但极考究，雪白的瓷砖直砌到天花扳。能上这个幼儿园的，绝不是寻常百姓家子孙。最次的家长，也比刘队长官大。刘队长是老资洛，可正经当个什么长，这还是头一次。 陶小童想，除了男厕所和男宿舍，一切地方都找遍了。她最大担心就是班长会一头栽到哪里，着凉伤风。 班长孙煤是个明朗而健康的人。陶小童若把她这种奇怪的病讲给别人听，准保所有人都斥她说胡话。她美丽而活泼，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团闹嚷嚷的欢乐。陶小童因误场受了批评，孙煤笑嘻嘻地戮着她的脸蛋说：“你活该！傻瓜蛋。”过一会她又笑道：“你和他钻到桃树林子里去啦？” 陶小童又急又臊，她却洋洋得意地大笑起来。“我逗你的，我知道你跟他去偷东西！他本来拉我去，我不理他。对这事我才没兴趣！他有点喜欢你，对不对？……好哇，你心里有鬼，脸红啦！”她就用她的笑狠狠把陶小童折磨一番。她的笑是一步步紧逼过来的，让人来不及防守。 她回屋时，发现门关紧了，她走时明明留了条}}c她蔽了敲。 “谁呀？！” 陶小童惊呆了，里面竟是孙煤的声音！她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想：搞不好得梦游症的是她自己。 门打开了，走廊有灯，她发现班长满脸倦容，确实象从很沉的睡眠中惊醒的。她和她的眼神对视一会，那是一刹那连她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的较量。班长竟什么也不问，什么也没说。她也保持着沉默。 陶小童躺着，觉得整个黑暗的空间是个大疑团。 第03章 我刚才好象听见有人喊我。恐怕是梦。 让我这样躺着，却不让我动，搞得我很窝囊。那段小梦，使我这颗天真的心脏傻头傻脑地跳快了一倍。我梦见有人来搭救我，捧住我的脑袋，象拔一种根茎类植物一样用力地拔。我的头发死死牵住泥土，使他们很难拔出一个全须全尾的东西。还有人喊我，我的名字变成了一首颂歌，被许多人用假嗓子合唱，拖着长腔。 我在梦里忽然变得不想死了。可那些人全都对我板着脸，意思好象说：事情闹到这一步，你耍赖可不行。我真想对他们说：我不需要你们的颂歌，劳驾你们闭上嘴，不然我宁可不死了。但我不好意思讲真话，那样不是得罪人家吗。 直到我清醒，还听见袅袅的一点余音，“陶——小——童……” 我记得，我是逆着山势躺着的。全身的血都灌进脑子，这使我犹如一条底朝天的口袋，所有东西都陆陆续续往下倒，倒到最后，我发现自己最耿耿于怀的是孙煤半夜失踪的事。那件事使我大长见识也大受刺激。 孙煤能在那么一件荒唐事里表现出正义和勇敢，真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发现我蛮应该当一个密探，因为这方面我条件杰出：机敏、多疑，孜孜不倦。与密探不同的则是，我对当事人怀有极善良的愿望。真的，当时我对班长那种不知害燥的行为嫌恶的同时，又为她担忧到了心律不齐的地步。 我忽然又听见什么地方有人呼唤我。我否认我又做了什么梦。仔细听听，山上的树和草在索索响，除此以外，没什么再证明地球上还有活物。 我没见过比这更可怕的灾害。大自然想折腾所有生灵是太容易了，它不过发了十分钟的牢骚，把所有的“大寨田”都恢复成亿万年前的状态。人们无穷尽地利用它，这使它不耐烦。它一阵疯狂的哆嗦，象要甩脱一切强加于它的负担。于是山崩了，河断了，泥沙与石头汹涌得象大潮一样从山上倾泻，人们精心营造了多年的村庄毁了。我随“抗震救灾”大军开进这里时，一切都乱得不成话，没人知道该从何处救起。 这是我来到此地头一次见到月亮。真的，几天来，连太阳也不曾出来过，何况月亮。 灾区的月亮，又白又大，象“阿斯匹林”大药片。 我能很痛快地吞下任何药片。阿奶曾对我的吃药精神深感恐怖：一颗随便多大的药，被我一瞪眼就咽下去，“咕咚”一声，象块石头落到井里，接着再吃第二颗，看样子象吃起来没够。“这小孩吃药有瘾头吧？……”阿奶疑惑地问母亲。 “她吃药一向蛮乖。就是一碰两碰地生病，伤脑筋！”母亲说。 我也太爱生病了，为此我感到害臊。每次母亲对着我叹息：“唉！老天爷，你怎么又生病了？”我就感到很对不住她。她的牢骚和烦躁我非常体谅。那次阿奶把我带走了，她坚持说我没什么病，主要怪母亲养得太马虎。 阿爷看见我高兴得发狂，很庄重的脸做出各种怪样子来逗我笑，我一笑，他更得意忘形。没想到，我这一岁半的病孩子倒挺让这老头子看重。 我很争气，从此不再病。阿奶在两年后领着我去了回上海，脸上很光彩。父亲要把我留下来，跟哥哥姐姐一道受父母关怀，阿奶手指点着自己鼻子，说：“除非我死。” 这回的的确确有人喊我。七八处伤都在剧痛，证明我醒着，没做梦，我要把它当个梦或幻觉什么的可就亏啦。 是许多人在喊我，声音怪悠扬的。 我的耳朵出奇的好，大概它们略有些招风的缘故。因此，我梳辫子时尽量用头发把它们盖掉一些。徐北方说：“你掩饰了一个小缺点，却丢掉一个大特色。”以后，我就放心地把耳朵露出来。在通过我入团的大会上，有人提出这么一条优点：“陶小童听取别人意见时很虚心。”大概是这双丑耳朵给人的错觉。 渐渐地，我似乎连那些人的脚步声也听见了。准是团支书王掖生活下来了，领着大伙来找我。我就知道，团文书轻易折腾不死。那回新兵投弹，彭沙沙瞎使劲，把手榴弹丢到身后，正敲在团文书脑袋上，他稍一晃悠，立刻就站稳了。然后他方方正正的脸变得蜡黄，一揭军帽，一股血汹涌地淌下来。医生说，他那脑袋够经砸的，换个人，不死也傻了。 “陶小童！陶——小——童！” 终于，我真切地听见了。 我不知怎么会紧张起来。我衣冠不整，蓬头垢面，躺的姿势也很笨拙，待会儿相逢时，我的形象大概不如他们想象中的英勇。 他们在喊我，战友们。我光着的脚丫突然有些发热，手指在往泥土里抠。我明白，这叫激动。我幸亏没死，不然就错过了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陶——小——童！” 我试着应了一声。一张口，吓了我一跳：嗓子眼只出来一股粗气，这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怎么突然间没了声音？ 从那次修“人防”工程，成立鼓动组，我的声音差不多就被判了死刑。变魔才的董大个负责筹备鼓动组。我当时挤过去对他嚷：“我参加！我我我！” 他说。“别起哄！”董大个的长手臂左挥右挥，分配谁谁打鼓，谁谁敲锣。最后也没看上我。他事后笑着对找说：“你的嗓子只能讲悄悄话。”大美丽孙煤是鼓动组的主力。她就是不报名，也有人请。她即便不张口，往那儿一站，就是鼓动。她深深勒着闪闪发光的腰带，上面挎着竹板，红穗子一飘一飘，真让我羡慕得不想活。鼓动组占了一块高地，成了整个工地、几千军民瞩目的中心。他们临时搭了座大牌楼，学生们扎许多纸花饰上去，打扮得象顶巨大花轿。“花轿”一侧贴满对解放军的赞美之词，另一侧又是解放军把同样的词推让给老百姓，给人感觉是军民在抬杠。后来鼓动组扩充人马，全宣传队几乎都挤到“大花轿”里去了，剩下可怜的人数还在暴烈的日头下刨大坑抬大筐，其中就有我，还有团支书王掖生。我肩膀上肿了个紫红的小馒头，真希望他们也把我收容到鼓动组去。把我和团支书搁一块可真冤死我了，我虽然声音小，但不是左嗓子，他连语录歌都会唱走调。哪天打起仗来，鼓动组就是全牺牲了，也轮不上他去唱。 我又试了一次，嗓子还是“呼哧”一声，象破了的手风琴风箱，更象排废气的管道。我急了，我若与战友们失之交臂，就意味着永远这样不舒服地躺下去，可我早就躺腻味了。并不是我对死这事有什么反悔，我是说，连最后亮相都免去的死法我有点不甘心。 一批批汗珠从我的毛孔里冒出来。我无法挣扎、无法叫喊、无法向来找我的人发出一个我没死的证明。一棵树严严实实掩盖着我，是我把它弄断的，现在它要断送我。 “陶——小——童！” 你们这样喊是白搭。 过去我常常很不服气地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操练操练嗓子，不信它就那么点能耐。以后证明我行：只要没顾虑，我也能发出大喇叭似的嗓音。任命我当新兵班长的当天，我的嗓门之大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我懂了，我目前的状况叫失声。人的神经受到强刺激后，就会出现这种官能性的失声。 阿奶喜欢静悄悄的女孩子。她不喜欢姐姐，因为她成天哇啦哇啦。女孩子讲话要尽量轻声，别怕人家听不清。 阿奶最后是被一帮哇哇乱喊的人活活给吓死的。他们冲进来，站在院子里喊了一下午，一边喊一边翻箱倒柜，说是找阿爷的发报机。他们断定阿爷每天要跟台湾联系。阿奶当晚就故世了，她闭上眼的时候，阿爷大声叫她名字，她突然睁开限咕噜一句：“行行好，别吵我。”我本来已准备放声大哭了，这时改变了主意，哭得极轻声。到最后我都是阿奶最赏识的女孩。 我一筹莫展地听着他们声嘶力竭地喊。他们在靠近我，大概只隔百来米了。天黑透了，“阿斯匹林”似的月亮已被云吞掉。这山上尽是大小石头，一场泥石流几乎把全世界的混账石头都集中到这里，藏下我这么个人，象大海淹没一枚贝壳般省事。你们别这么喊好不好，喊得我难受得要死。我的手指已往泥土里抠得更深，整个感觉象做恶梦。谁都做过那种梦的：自身囿于巨大危险，却动不了，无法摆脱，最可怕的是喊不出来。 我张大嘴巴，鼓足劲头，结果还是“呼——”，好象它除了出气，不会干别的了。我知道他们已离我很近，我哪怕讲句悄悄话，他们听得见。 我发现我在哭，热乎乎的眼泪被招风耳盛接住。我有很久没哭过了，当新兵的时候，一哭，班长孙煤就说：你们新兵少给我来这一套。后来我当了班长也照样这么说。孙煤从来不哭，我认为这是她顶过硬的招，当着部下的面一哭，威信全砸了。 我最害怕看见老头子的眼泪。阿奶一死，爸爸宣布马上领我回去，阿爷慌慌张张看我一眼，忽然哭起来。他哭的时候头一点一点，不注意还以为他打瞌睡。 妈妈对我说：“他有什么可哭的，你又不是他亲孙女！” 爸爸说：“立刻收拾东西！”他命令我把自己的和阿奶的一切东西都归到一处，由他们带回上海。 半夜，我悄悄从妈妈身边溜开。见阿爷的房里还有灯光，便趴在门缝上往里看。老头子纹丝未动地坐在原地，我想他准睡着了。推开门，他一下子回过头，苍老的脸上全是泪。 虽然我知道一哭准糟，但我还是哭起来。我们俩就这样隔得老远，相对垂泪，直哭到妈妈闻声赶来。她莫名其妙也跟着哭起来，接着哭醒了爸爸。似乎到了此刻，大家被一种共同的悲哀团结起来了，其实是各哭各的。第二天一早父母离开了苏州。他们改变了主意：把我留给阿爷，暂时安慰安慰他，这是看阿奶的情分。阿爷感激不尽地笑了。我从来没见他这样笑过——这样复杂，这样自卑。 “我们下次来，是要给小童迁户口的！”爸爸口气强硬，他已战胜了暂时的脆弱。不管我懂不懂，爸爸已在阿奶死后告诉我：阿奶和阿爷有过极不名誉的过去。 他们又朝四周喊起我的名字来。 我感到又饿又渴，口干舌燥。一再努力而发不出声音，使我的两扇肺也疼起来。人有了希望而无法接近它，真是活受罪。 有人在轻轻抽泣。听出来了，是蔡玲。 “哭有什么用？” 一个熟极了的声音说。但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这是谁的声音。 “大家别喊了！”熟悉的声音又说，“你们想想，她要听得见咱们喊，会不答应吗？” 我又张大嘴，丹田微微发颤，但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我急得要发疯了。可越急越找不到发音要领。就象蔡玲那种奇怪的病，小便憋得越厉害越尿不出。 他们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停下来。其实他们再往前一点，就有可能发现我。但他们灰心了，提前为我哀悼起来。没人再吭气。 我突然冒出了个怪念头：是不是我已经算死了？死搞不好就是这种状态吧，它使你照样感觉着人间的一切，却无法做出反应。其实谁能搞清楚死人有没有想法，思维是否与肉体同时停止活动，灵魂何时脱离躯壳，出窍的灵魂又以什么形式存在，等等等等。真的，说不定我已经死过了，活着的是灵魂。 这样一想，我更希望他们把我找到，由别人鉴定一下：我是否活着。我不相信自己的鉴定，好比我不敢自己下结论说自己是个绝对的好人一样。 我做过无数好事，但我不一定是个好人；我还在转各种念头，但我不一定还活着，两者是同样道理。 蔡玲一边哭一边用手在石堆里刨。在那儿是挖不出什么名堂的，假如你再前进几步，就会刨出我的一堆头发。 我的头发又黑又密。有次洗完头，我站在院子里晒太阳，徐北方偷偷把我画下来，还给画取名叫“穿黑蓑衣的姑娘”。他准备拿这张画去投稿，结果被孙煤撕了。其实画的是背影，不知她凭什么咬定是我。我早上说过，孙煤的感觉很神秘。 当然，徐北方现在失去了画一切人的自由。他闹得太过火了，居然亮出一杆真枪来，还把枪口朝一位首长脑瓜子比划，这下性质就变了。按待遇他该送军事法庭，但另一位首长说造成他行凶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单方面追究责任，先把他关进警卫连小黑屋写几天交代再说。宣传队派人去送东西，问他什么话他都回答：“他妈的！” “喂！你们看！”蔡玲果真刨出东西来：“一只鞋！” 那是我的鞋。 “证明她肯定在附近！” 我突然听出来了：做出如此英明判断的人是孙煤！我的班长，我的情敌！她差点当上电影明星已离开宣传队快一年了，她怎么会来这里，来救我？” “咱们分头找吧！”有人说。 “天这么黑，瞎找能找出个鬼来呀！”有人又说。 “对，明天天亮再来找吧！”一大群陌生人说。 只有蔡玲还在卖力地刨挖。她又刨出我另一只鞋子。似乎坚持刨下去，就能把我一部分、一部分地刨出来。她呼哧呼哧的喘息几乎就在我耳边。 这回我说什么也得喊出来。我张大嘴…… “蔡玲！你先别挖，我好象听见什么声音！……”孙煤说。 大家都静下来，听我往外猛呵气，我的嗓子眼就这么大本领了。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哇。” “别说话！”蔡玲说，“我好象也听见了，好象有人哼哼！” 那是她听错了，我可没哼哼。 “不是哼哼，我听见的是喘气的声音！”孙煤坚定地说，“再找找！分头找找！” “我明明听见有人哼哼！”蔡玲趴下身子，把耳朵贴在她刚刨的坑上。 想必人们是散开来寻找我。但很快又都失望归来，说压根没有任何声音。有几个人几乎从我身边绕过，如果他们费心稍微找得仔细些，也不至于漏下我。 天是黑得愈加浓重了。我身上这棵树不再抖索它的枝叶，一切都静下来。大自然象在酝酿新的阴谋，万物都在心惊肉跳地等待着…… “天变了，搞不好还要下雨……” “我听人说，天亮前这里还有一场泥石流。” “那我们怎么办？……” 起初这议论声像窃窃私语，渐渐明朗起来，似乎这没什么不光彩。说明白些，他们不愿陪着我在这危险区域待下去。我也认为这想法正常极了：为一个死得差不多了的人，何必让一群年轻生命冒恁大险？ 不过你们一走，我会好孤单好孤单。 看来他们认为我死定了，拿着我的一双脏极了鞋——作为我的凭证——走了。那双鞋将代表我参加我的追悼会，一定是这样。 他们撇下了我，我好难过好难过。我已经连张大嘴喘粗气的力气也没了。我认了。 “别……我真的听见了！”蔡玲显然被人扯将起来。 “我肯定听见了！是陶小童的声音！” “要发泥石流了！”许多人劝她。 “再找找……” 孙煤突然说：“别吵，听——是不是喘气声？” 我哗哗地流着泪，因为我的嗓子眼好象有了点要发声的意思。我感觉到了。 “陶——小——童！” 我纳闷我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象虫叫，又细又沙。但我毕竞不是一声不吭了。 “陶——小——童——你——在——哪？” 蔡玲用她宽厚的女中音叫道。这个黑夜，一位女中音歌唱家诞生了，因为她苦练了若干年，终于在这一刻领略了歌唱要领。她现在的声音光滑圆润，听上去回肠荡气。过去她一张口，她的声乐老师就说：“你的声音象一团肉。你永远也找不到位置！”她为“一团肉”的嗓音曾哭得死去活来。可就在这一刹那，她成了歌唱家，找到了他们那一行最重要的“位置”。 我继续用尽全身力气，让嗓子发出虫叫。 人们兴奋了。我这点可怜又可怕的声音捉弄得他们东跑西奔，一会儿说声音在这边，一会儿说好象在那边。 我使劲“叫”着。好象新学会一样把戏，兴致很高地抓紧练习。 “陶——小——童！” 蔡玲，你回去就这样喊给你老师听听，他保准心花怒放。我快不行了，每“叫”一声，元气就耗掉一部分。我听见有人朝我的方位走来…… “陶小童！你在这儿吗，陶小童？……” 你来晚了，班长。我感到身体深深地往下一坠，世界和我不再有什么关系。就这样，我死了。没错，这才叫真正的死呐。 第04章 好象有两个月时间，班长孙煤夜里睡得很规矩。陶小童也对这事放松了警惕，因为“人防”工程，人人都累脱一层皮。 下了大雨，工程被迫停工，大家只好撤回去开总结会。徐北方拿了个本子，在会上画画，给每个人画像，谁发言他就画谁。炊事班长叫吴太宽，他在纸上只画了半只鼻子和一张嘴，但大家一看马上明白他画的谁。伙房打菜的窗口开得极小，似乎为避免内外感情交流，生出偏心眼来，于是每次打菜，大家只能看见吴班长半只鼻子和一张嘴。 那“人防”工程开始声势浩大，干到最后就剩下部队和小学生了。刘队长的小儿子天天在工地上搬砖。他们的任务是把整块的砖从工地东边往西边搬，半截子砖再从西边搬回东边，一点不得含糊。刘队长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很象他，块头特足；小儿子叫“小半拉儿”，是个七个月的早产儿，因此长到一百二十五厘米，坚决不长了。他上小学六年级，红领巾拖到肚脐眼。队长的爱人在外地，每回探亲回来，都拿尺子仔细给“小半拉儿”量一番，尺码从来不变，有时“小半拉儿”见他妈伤心，就欠脚跟搞点鬼，又及时被他哥哥“大半拉儿”揭发。因此队长的家庭气氛是滑稽而不愉快的。 徐北方谁都画，就是从不画“小半拉儿”。画他就不厚道了。而且甭管你怎样如实地画，别人也会说你丑化他。 连下几天暴雨，浩大的“人防”工程改变了全市下水道，造成“内分泌”失调。积存的雨水再也不肯规规矩矩走老路，马路上车行如船。最壮观的是宣传队这个地势低洼的院子，似乎成了全市的蓄水池。门口那座高高的垃圾山淹得只剩个顶巅了。于是这院子又添了一大景：有了山，又有水。 团支书王掖生到处筑坝。宿舍楼地势稍高，坝可以筑得马虎些；厕所一定要拦严实，水若灌进去，再漫出来，这院子就不像话了；还有猪圈，猪那畜牲戏起水来搞不好要掉膘；还有米仓、煤囤、菜窑子。总之他很忙。 其他人都把长裤挽成短裤，站在排练厅开总结会。 彭沙沙一想，坏事了！一发大水，她藏的几把笤帚全得漂出来。有好多天没扫地了，她有些惆怅，因为会上大伙猛表扬陶小童，孙煤还扒开她的衣领，让许多人围上去看她肩膀上的大紫疱。大家一边看，孙煤一边讲解，声调简直像控拆什么。搞不好就这么个大紫疱，陶小童要先一步入团了。 正在彭沙沙对陶小童突来的运气羡慕不已时，徐北方抓住她这一瞬间的神态将她画下来。这一瞬间很有代表性。彭沙沙干什么事都带有点疯狂，两眼发直。每逢演出，她就紧握一把笤帚到处转，谁丢一张化妆纸，她就如获至宝地冲上去扫。 彭沙沙长得不好看。舞台上绝没有前途，因此她拼命要在另一方面有所建树，比如扫地冲厕所。她整天都像打仗一样忙，头发也来不及梳。徐北方画她只需在那堆头发上下功夫。有回陶小童跟别人说：“彭沙沙说不定有非洲血统。”她说只有黑人才长这种“纱发”。彭沙沙为此气疯了，一定要陶小童道歉。 陶小童只好在饭堂里宣布：“我们队有个人没长非洲人那种头发。”因为彭沙沙事先不准她点她的名。 这下反而全队都知道了。当初刘队长把她领到新兵连门口时，大家都呆了。孙煤憋住笑捣捣陶小童：“喂，你去问问队长，从哪来的这么个活宝？”所有人都转着同一个念头：队长怎么啦？让这个丑丫头上台不是惩罚观众吗？彭沙沙察觉到人们的神色，干脆傲慢，对自己的长相表现出绝对的无辜。 徐北方也画过陶小童，一张轻描淡写的速写。孙煤看后“噢”的一声尖叫起来。 “好好好！你画她你画她！” “你别撕——” “她在你眼里就这样好看？她明明没这么好看！” “你别撕——” 她倒没真撕。过一会儿，她拿了支笔，在那两只眼之间画一根弯弯曲曲的线。本来她鼻梁上就有那么一根青筋嘛。画完，这张脸完蛋了，她才没闹下去。他没精打采地发着火，骂她是害人精，她反倒嘻嘻笑起来，说：“那好，我再不害你了，你找她去吧。”她走到门口又扭回头，嘴抿着，虽然有点弄姿作态，但这副样子上帝都会动心。漂亮姑娘的造作，谁也不计较。 她也有静悄悄的时候。她可以一动不动地保持某个姿势，让他画，那是很累的，尤其夏天，她待过的地方往往有一摊汗渍。有时她突然跳起来，莫名其妙地发起脾气来。 “你喜欢她！” “谁呀？” “你装蒜！”一双美丽的大眼里顿时冒出火来。 “你小声点。” “你喜欢她！” “别瞎扯！” 她跑过来，目光中带有诱惑：“那你就说：你不喜欢她。” “你不喜欢她。” “不对！你说，我不喜欢她！” “你说，我不喜欢她。” 他把她逗哭了。打那以后的几天，他见陶小童每晚用孙煤的大脸盆，端满满一盆热水回去，路上要歇好几回。问她干吗打那么多水，她说班长让她顺便替她也打一点。他不敢再跟这小姑娘接近，为了他，这小姑娘显然被她的班长小小报复了一下。 有时他心里滑过一丝犯罪感，这是他偶尔对那个女孩子想入非非之后。她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孩子，还没有洞察到自己的魅力和运用这魅力。但魅力是有了。她有种奇怪的，不很显眼，又很突出的气质。这气质还有待研究。她一张并不出色的脸上总带有悲天悯人的感觉，眼睛很单纯，却十分多情。一张孩子气的面孔说不上是欢乐还是忧郁，说不上是健康还是病态，等等这些，使那副极简单的容貌变得无比耐看。尤其对她的多情，他感到很好玩，甚至让他有点动心。 当然，陶小童对他有点什么意思，他是知道的。 团支书让陶小童重写一份入团申请书。 院子里的水基本退了，落叶紧紧粘在泥土上。大家都换上了干爽的衣服，惟有团支书仍然浑身泥水。他不在乎自己的模样，人们也认为他若不是这模样反倒不顺眼。 “喂，你怎么啦？” “我说我一定好好写。” “我说你现在——你为什么不吃面条？” 陶小童是很怕吃面条的。不知为什么，从小她就腻歪面条。小时候她用很不像话的比喻形容过这长长的、白而滑溜的东西。 “在部队，吃饭挑三拣四，给人啥印象？”团支书说。他认为这女兵有意搞得与众不同。 炊事班长吴太宽有个神功夫，让你明明看见满菜盆都是肉，但吃完后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吃。他还代理司务长，最乐意干的事就是抄表格；每月都用一张大纸打上格子，公布各项节余。他样样东西都能抠一点，余在那儿。假如有一个月某一项超支，他就觉得没脸活下去，必定要由炊事兵小周来劝他想开点。 “又是哨子面！吃了一万年了……” “妈的炊事班，非搞掉它不可！……” “死咸！” “我们要吃肉！” 通往伙房的门打开了，小周把一桶面往外一搁，贼似的立刻缩回去，像提防挨揍。 所有的抱怨全没了，所有人都围住那个桶。被围在最里面的某人发出惨叫，因为外面的人越过他头顶去捞面，把滚烫的面条漏进他衣领里了。炊事班长吴太宽算把这帮人摸透了：骂归骂，从来没哪个绝食。 团支书有个特大的绿色海碗，吃起面来整个头都埋进去，像在洗脸。他吃的时候显得很凶猛，但咀嚼时又很矜持，为压抑过强的食欲，他做出心事重重的样子。 “你怎么总也丢不掉你那一套？” 团支书突然说。 陶小童停止“呼啦呼啦”地吸面条，呆看着他。他每天都能在她身上发现新毛病；她见到他就浑身不对劲，一点自信也没了。本来出操走得挺好，只要他当值星，准让她单独在众目之下来回走，弄到她彻底晕头转向，不分前后左右，才饶她。她怕他是怕透了，但又感到不应该躲开他，躲开他就是躲开一种正确的东西。 “你要把你那一套，”团支书用食指在脑门上绕了一下，“丢掉。你那一套，”他又绕一下，“跟部队这一套，格格不入。你要入团，就要丢掉你那一套！”他最后又果断地在脑门上那样一绕。 老实巴交的团支书词汇少得可怜，但他偏偏爱给人做思想工作。有人发现一个窍门，如果你不想听团支书的“思想工作”，就盯着他面孔看。他谈话最怕人家看他脸，他希望俩人最好东张西望。如果谁盯牢他，他就会着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他找过徐北方几次。徐北方在他刚想开口时，就用充满景仰的目光盯着他，他居然一言不发就结束了“思想工作”。 有一点陶小童至少是听懂了，团支书想发展她入团；有一点她怎么也听不懂，团支书反来复去说的“那一套”，是指什么。 孙煤认为陶小童太不像话了。 吃过晚饭，她召集全班开会。她是班长，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候开会。 彭沙沙忽然人五人六地拍拍陶小童肩膀，说：“你这个人啊，思想有问题。” 大家都板着脸：陶小童把我们所有人都骗了。 “陶小童同志，你经常写学习心得吗？”班长口气严厉地问。 “写……写心得。” “你每天晚上写的是心得吗？”班长紧逼着问。 “是……是心得。” 彭沙沙耐不住了，一下从椅子上蹦起来，张嘴发出一声很长很长的“啊”。 陶小童忽然明白出了什么事。 大家都笑起来。彭沙沙扭着腰，向前伸着两只短胳膊，又发出一声很长很长的“啊”。大家笑着，陶小童也傻乎乎跟着笑，怎么办呢？不笑她就被孤立了。 彭沙沙更加眉飞色舞。她向来希望捧场的人越多越好。这个丑姑娘有一大优点：先天下之乐而乐。有次去一个空军疗养院慰问演出，那地方有温泉，大家被优待去享受一回。池子里一股怪味，据说是水中含硫磺的缘故，不仅有益健康，还有漂白功效。女兵们要先把彭沙沙扔进池里，看看能否将她屁股上那块黑胎记漂掉。 彭沙沙不等别人扔她，自己喊着“冲啊”就蹦进池子。“喂，彭沙沙！”班长孙煤说，“站起来，叫我们看看你屁股上的黑记掉了没有？” 她真的站起来，把背掉向众人。班长顿时笑得浑身每条优美的曲线都随着波动，指着彭沙沙大叫：“你有救啦！……那块黑记真漂白啦！不信你扭头看看！” 彭沙沙装着很认真地扭身往后看，结果像猫逮尾巴似的原地直打转。 女兵们被她逗得呼天抢地地笑。彭沙沙不怕丑化自己。她就凭这点征服了众人。只要能让大家高兴，她就可着劲糟蹋自己。有时搞得陶小童为她痛心。 这时彭沙沙用哆哆嗦嗦的嗓音朗诵道： 啊！这就是你吗——我初夏的小雨？ 你温柔地、轻轻地—— 你斜的、竖的 织成一张情网，把我裹得 这样 严密…… 陶小童脸上出现一种得意感，把孙煤简直气坏了。 彭沙沙记性不坏，她能把陶小童的诗整段背诵。 有人也学着“啊”了一声，马上就叽叽咕咕地笑起来。这种笑很微妙，是从一个似懂非懂、却又非常敏感的区域发出的。 啊…… 夏夜的风，是浅蓝的， 彭沙沙继续表演。 伸出手，你就能掠来一块 浅蓝的纱绸…… 她把“掠”字读成了“抢”，陶小童想纠正，却不忍打断这么好的句子。啊……风啊……飘免啊…… 彭沙沙忘了词，胡乱啊起来。其实陶小童前面那些诗也并没写过那么多“啊”。她故意拖腔拖调，像不会唱歌的人偏要加上许多花哨的装饰音。她到陶小童抽屉里找针线，意外发现这个本子，便不客气地打开看了。原来，陶小童每晚干的就是这个。 陶小童这时被自己的诗搞得好陶醉。但不得不指出：“是飘逸，不是飘免，你读白字了……” “明明是免，我们都看了！” 班长孙煤大声道。她上了个不小的当；在发展团员的会上，她竭力抬举陶小童，说她“学习心得”写了多厚一本。 陶小童说：“没有飘免这个词的。” “谁知道有没有！反正是你写的！ “我写的是飘逸！” “我证明——”彭沙沙站起来，“不是！” 蔡玲说：“我也证明……”“对对对，不是！”大家都说。 陶小童忽然给她们搞晕了：“不是什么？” “谁知道不是什么，反正你写的！” 大家有点恼了。陶小童更加糊涂：你们火什么呀？ “我写的是‘飘逸’不是‘飘免，”她尽量和气地说，“不过随你们便。管它呢。” 尽管被读错了字，陶小童想，诗听上去也不错。公道话：不错。她每天只顾闷头写写，今天叫人家一朗诵才知道自己真有两下子。不简单。乍一听还以为哪个真正的诗人写的呢。有些句子很妙，虽然彭沙沙把它念得馊里巴叽的。不简单不简单。这不是天分是什么？…… “我问你：这就是你写的学习心得吗？”班长终于制止住彭沙沙的表演欲，正色问陶小童。 “是心得……”灵感总是得自于心的。 班长一挑双眉：“算了！”她那双眉毛生就特别神气。“全是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玩艺儿！” 陶小童的态度也太恶劣了，她居然敢硬说这些叫人肉麻的东西是“心得”。她大脑不健全还是成心捣乱？真傻得拿这些东西当“心得”写吗？过去他们错看了、或说小看了这个陶小童。她那颗香瓜似的椭圆脑瓜不知整天转什么念头，真叫人看不透。 “小资产阶级、不健康、软绵绵、麻痹人们斗志、什么什么玩艺儿！” 陶小童已看不清周围有多少张嘴在翕动。她应接不暇、恍惚不安，却又莫名其妙。自命不凡的脑瓜顿时成了白痴，使她找不着一句得力的话为自己解释。她喜欢写写诗什么的，那是因为某天心情特别好，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可爱，雨也好风也好，都激起她一种美好的冲动。她就是想写，写出来就舒服了，不过这么回事。现在她实在冤得够呛，听大伙口气，好像她私下里搞了什么勾当。 打这开始，陶小童不写诗了。去你的“飘逸”。还是坠下来好。从天上坠下来，结结实实砸个屁股墩儿吧。陶小童要写真正的心得了。 一天，蔡玲桌上摊了张表格。彭沙沙也拿到一张表格，神秘得不得了，在那里填。陶小童写诗的事，很快被全队知道了。几天来，人人都对这个奇怪的小姑娘发生了兴趣，无缘无故地朝她笑或做鬼脸。早操一解散，常有人“啊——”地一声，把大家吓一跳。还有人迎面走到她跟前时，翻翻眼：“啊——小雨啊——蓝天”，并把她的诗篡改得一塌糊涂，什么“蓝蓝的天上一丝不挂……”陶小童简直觉得自己在诲淫诲盗。 有人把陶小童的诗反映到团支部去了。团支书认为这事很严重，不是孤立存在的。前两天，他从某人口中得知，有本黄色小说从队里冒出来。 “你打哪里弄到这本书的？”团支书问。 “化妆箱里。两个月前，那天晚上演出完，我就把它搞到手了。不知谁把它藏在一大摞化妆纸下面。”那男兵说。 “……是本啥书？” “不知道，没头没尾。”他狡猾地笑了一下，“里面都是爱情。” “后来呢！” “我看完又给放回去了。前天放回去的。” 俩人跑到库房，化妆箱里根本没什么书。伊农正堵在库房门口吹号，一次次顽强地爬到最高的音阶上。有人断定他总有一天要吹死。他长得苍白细长，头发稀稀落落，肩胛骨残忍地耸出来。他看上去很不健康，因为他是医生的后代，还因为他对各种药过分信赖。他总是疑心自己没按时吃药，因此补吃；三天的药往往被他在一天里吃光。他吹号必须歪着嘴，因为嘴唇必须将就左侧一颗突出的虎牙，不歪着他的嘴就漏气。 “不知道。”他回答完了立刻又吹起来。这时你打他都不碍事。 “怎么会没了呢？” “这还不明白？你去问问，谁买过草纸？咱们男子汉都是偷化妆纸解手。” “你说谁把书给解了手了？” “妈的很可能。” “很可能？” “我就是蹲在茅坑上，边看边扯几页擦屁股！后来我觉得这么干不太卫生，就把它搁回去了。” 俩人谈到这里，炊事班小周从他们旁边一闪而过。他不想干炊事员了，在学吹笛子，还跟团支书央求过，要学拿大顶。团支书说他屁股大、下身沉，学不出来，但他不死心。 小周听见他俩在谈书的事。他怀里就揣着一本书，是拿一套新军装刚跟人换来的。 蔡玲夜里起来解手。马上要上西藏巡回演出了，她打听到那里的厕所多半又黑又远，已提前苦恼了。 “喂，蔡玲……”陶小童在帐子里叫道。 “啊？” “刚才你听见什么声音吗？” “没有……” “那你起来干什么？” “我解手。” 陶小童蓦地钻出来，十分紧张地说：“我告诉你，肯定是班长不见了！” “胡扯八道！”孙煤在帐子里愤怒道，“陶小童，你神经有毛病没有？！” 蔡玲也懵懵懂懂地说：“就是，你神经病！” 回到床上，陶小童手心一把冷汗。她决心不再管班长的闲事。 听见两个姑娘都拉长了呼吸，孙煤才感到困意袭来。早晚这事会被人知道，头一个瞒不住的就是陶小童。这个十六岁的小丫头太鬼了。这事一旦败露，她必定没脸活下去。 窗外投进一缕月光，孙煤的皮肤微微发亮。有个人说她皮肤像缎子，没错，确实像。 第05章 有个形象，有个模糊而又真切的形象，我对他轻轻说一句：“我爱你。” 我记不得他长的什么样子，但我认为他英俊，于是我就说了那句没皮没脸的话：“我爱你。”其实我什么也没说。我心里很吵闹。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爱“他”，但我又肯定我爱“他”。一个十四岁的女孩，穿着一双新布鞋，她老是低头看这双鞋。很多很多的人挤她撞她，但她还是看这双鞋。我记得清楚极了，那小姑娘就是穿着一双这样的鞋。 一团白东西凑近我，白东西中间有两个黑东西。我想起来了！……眼睛！反正不是别的。两块白东西中间留了条空隙，空隙上的两个黑东西是眼睛。我被我准确无误的判断搞得心花怒放。 “陶小童！……你醒过来了？……她醒了！”眼睛不见了。 “休克整整两个钟头。”一个不痛不痒的声音说。 两块白东西——我是这么认为的——其中大的一块是口罩，小的是帽子，一旦有这么两块白东西在你身边打转，你就算交了厄运。 我还看见头顶上一块天空，蓝灰发白，说不上什么颜色。 我明显地感到，我躺得比较舒服了。 “换个人抬吧。孙煤，我看你累得差不多了。” 他们要抬什么？孙煤？就是我那个班长孙煤吗？我懒得打听那些事，一个快死的人最好不要多管闲事。我认定我快完结了。没有完结是因为我浑身脏器彼此在进行最后的扯皮。 医生们也在与我的生命扯皮。 一块冰凉的东西伸进我胸口，那是听诊器。其实我比它更清楚我的心脏跳得如何倦怠。 “一定要在天亮前送上公路。她目前状况很危险！” 十四岁的女孩子谈爱情还不如骂几句混账话。你懂什么？阿爷气坏了：难道你小小年纪可以对我说“你懂什么”吗？我苦苦把你从你父母手里夺回来，就为了让你来气我吗？一双新布鞋，打了掌子，就这么点事，有什么气头？好了阿爷，你看，我穿这打掌子的鞋能踮脚尖！好看吗？不好看。一双新鞋弄得像破鞋子。阿爷拿了靠在门后的榔头，上工去了。他在公路上敲石子，跟他一块敲的有一帮子人，都是些有问题的人。 我感到自己飘浮起来，像乘了一块飞毯。 我被人抬着。一群人前呼后拥，担架上抬着个半死不活的人，就是我。我先是被他们从石头堆里翻腾出来，然后检查了一番，确定我还有救，就不辞辛苦地抬起我开路。他们抬着我在滚满石头的山坡上走得东倒西歪，有时差点把我从担架里倒出去。 担架的背带，套在她美丽的脖子上，使她头略向前伸，呈出天鹅颈子般的曲线。她就是由各条优美曲线组合起来的完美物体。我头一次看见这些曲线全然裸露时，简直呆掉了。那时我想，跟她一比，我是个什么东西呀。我现在更完了，一定难看得要了人命。我的班长，真有你的，当时你一点都不害臊吗？那样光着身体，你一点都不感到别扭？你真不懂得，在那种情况下脱光衣服是犯大错误吗？ 她走得那样吃力。抬着我这快报废的躯体的，是我爱过、怕过、崇拜过、鄙夷过、给过我爱护也给过我一个大嘴巴的班长孙煤。 一只手来号我的脉。然后担架放下了。接着人们忙碌起来。他们把针扎到我稍厚的那块肉里，推药水简直像按什么电钮一样快。他们还把嘴凑到我嘴上吹气，好像我这具被石头砸扁的身体，一经吹足气就会重新饱满起来。 “血压多少？……” “低压测不出来，高压三十……” “心跳？” “很弱。不过強心针已经打了。” “氧气袋！” “氧气已经用光。” 一阵绝望的寂静。这下大家踏实了吧。其实我早想劝他们，不必费这么大傻劲。 “还有希望吗？……”孙煤的声音。 “这话别问我。来，继续做人工呼吸！” 十四岁的女孩穿着心爱的布鞋。一群女孩放学了。喂，你阿爷在那里敲石头！我没阿爷。你瞎讲！那个瘦老头子，敲石头最卖力的就是你阿爷。我没……阿爷，真的，不信你们可以问我爸爸。那这个老头子是谁？你看，他在对你笑呢！他在叫你呢！你回头看，他真的在对你笑。十四岁的女孩穿着打掌子的布鞋可以踮起脚尖跳舞。这叫什么呀？横踢一脚竖踢一脚，如今作戏文怎么这样野蛮？阿爷，你不懂，不要乱讲。阿爷你嫌野蛮我不跳给你看了。你讲样板戏野蛮，你反动。你为什么总要跟我吵？ 十四岁的女孩爱过一个人。 十四岁的女孩穿着新布鞋。头发梳成一根辫子盘在脑后，这样有点老气横秋，但毕竟与那些浑沌痴顽的无性别孩子区别开了。 我当时就那样一副打扮跑到火车站。 许许多多人冲进院子，来抬阿爷的东西。他们拿别人的东西像拿自己的一样顺手，真奇怪。火车站人多得快要挤死我了。我扑上去，你们干吗拿阿爷的书？你们要把我们家抢空啊！？小鬼，让开，你想吃苦头啊？！我要买一张到上海的票！空空的墙壁，那里曾经一字排开四只一模一样的红木柜，里面装着书。现在只剩空空的墙壁了。上海的票没有了，你买明天的吧？不行，我不愿回那个空荡荡的家了，我要到父母那里去。我不管你到哪去，反正票卖光了。阿爷朝那些人关照：这些书有的是孤本、善本，读起来请你们格外当心。死老头子！让开，你作死啊？！火车站挤满了人。不管阿爷伤不伤心，反正我不愿待在他身边，守着空荡荡的房子。阿爷像个受气包。 我当时就那样在火车站荡来荡去。 一列火车进站，候车室大乱起来。莫名其妙，人都疯了一样相互挤着，盲目地撞着。人都疯了。我被挤到一个角落，这是“忠字台”，我没有退路了。阿爷每天敲石头回来，进院门第一件事就是唤我。唤得又急又慌，像在把一个晕过去的人唤醒。当我应声跑出来，他的眼神才慢慢安稳下来，好像魂刚刚附体。我知道，他是怕某一天回来，我已经被父母连户口簿一块带走了。所以我想离开他，我怕这种心惊肉跳的日子。反正我迟早要离开他，父亲已下过最后通牒。 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这样挤。我一点也不愿意到父母那里去。我离开阿爷，是为了他好，他提心吊胆地维护着一点点希望，实在是备受折磨。父母反正要带我走，早晚我会离开他，何必维护这点虚伪的希望呢。我下决心把他的这点可怜巴巴的希望搞掉。火车站怎么啦？人们都怎么啦？上海在搞大疏散，于是此地的人像发了酵。我没有退路，后面是“忠字台”。 十四岁的女孩要说爱过谁，人家准当笑话讲。但事实证明，这种青春期高发病，每个女孩子都要发的。每个女孩在她十四岁的时候都爱过一个人，假如她不说谎，她就承认，她爱过。或者她不同意我的说法：把那叫爱情。管它呢，反正性质一样。可惜没有谁诚实到把十四岁的爱情讲给人家听。 没完没了的人工呼吸，他们把汗滴在我脸上。我不动声色，他们要我活下去，所以事情只好由他们决定了。 假如我不死，荣誉便会大大减少。人们对活着的英雄总有些不习惯。你在死后享用不完的东西，也不允许你拿到生前来占有。他们要把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救活，而我注定要成为一个英雄去死。 我的一切都在渐渐衰竭。绝望是那么彻底。正因为彻底，才使我心地坦然。 我感到我来不及讲完那个多年前的爱情故事了…… 我汗流浃背，拼命抵御着狂乱的人群。我也开始挤，每个人都在剧烈动荡中才可能求得稳定。“哗啦！”一声响—— 人群突然不动了。一个挨一个，像直立着窒息了。 我不用回头，就知道出了天大的事。 “忠字台”不该用这样削薄的板片来筑造。这些板片暴露了，使人一眼看透那忠诚的虚伪。一层红布下的崇拜，是那样不牢靠。总之，它垮下来。并没有巨大的声响，几乎是一声不响，但人们却像五雷轰顶。 我想离开这里。离开这一堆曾是伟大象征的碎片。 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打算从一群呆若木鸡的人眼皮下溜走。“呃——是她！”她的离去恰巧提醒了人们。 我被人揪住了。许多双手伸向我，我发起抖来，像真正的坏蛋那样狼狈地发抖。我这才相信，没有罪恶的人也.会发抖。不是我，不是我。是她是她！不是的不是……人.们发现这样是扯不清楚的，索性上来扭住我。 粤菜有道名菜，就是众所周知的猴脑。厨子将客人领到笼子前面，让客人自己点一只中意的猴子。猴子们在这时一齐下跪，瑟瑟发抖。但只要客人的手指点到哪只猴子，其它同伴会一拥而上，叽叽乱叫着，把这只被点中的猴子抓住，急不可待地交往厨子手里。 人们揪住十四岁的女孩，叽叽乱叫着。 找到一名替罪者，大家顿时感到安全了。 我麻木了，不再挣扎。我的同类不过是高级灵长类，在进化中或许有偶然的退化。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不必对他们抱什么希望。 我挨了第一拳，第二拳，第三拳。没想到十四岁的女孩挺经打。突然，一个声音压住一片嘈杂：“住手！” 与此同时，一个身影插在我和广大群众之间。逆着灯光，看不清他的脸，但我凭直觉感到用不着害怕了。这是个宽肩膀、中等身材的男青年，白衬衫束在细细的腰里。使人感到，要打，谁都不在他话下。 “你们干吗欺负一个小姑娘？！” 他北方口音，声音很硬朗。 “她破坏！……她是现行！……应该把她捉起来！” “住口！” 人们莫名其妙了一会，真的住口了。 “不是她！我看见的，不是她！” “为什么不是她？” “不是她就不是她！我证明！” “你……是干什么的，包庇她？！” 那人不开口，像是很随意地从挎包拿出一件衣服，抖开，穿上。这下大家老实了。还有人傻里傻气地尖叫起来：“哟，你是解放军呀！” 过了一会儿，堵塞良久的车站就流通起来。我感到一种无可言喻的幸福，真的，我从来没这么幸福过。我决定不去上海，不到父母那儿去了，因为这个城市有“他”。 我的肩膀始终保留着很新鲜的感觉。那是它头一次被一个男性触摸，何况这男性是个英武之极的军人。我说得清清楚楚，他在保护我的时候，右手碰到了我的左肩。那个动作在一瞬间使我产生错觉；似乎他会一把抱起我，冲出人群。 十四岁的女孩凭着肩膀上新鲜的感觉，在车站周围寻找。我太蠢了，竟没跟他说句什么，我像个傻丫头一样瞪眼看着他消失在人群里。我幸福得完全傻掉了。 我找啊找啊。好像我生来就在找个什么东西。长长的队伍通过检票口，我在队伍里找到了他。他缓慢地随大流向前挪动，缓慢但不可挽回地要离开这座包含着我的城市。 我犹豫地跟随着他。他偶然回头，看见了我，并没有表示什么。当他一再回头看见我时，显得有些不安了。我固执地跟着他。他微微一笑，笑得像未成年的男孩一样发窘。我那样紧盯他不放，真像打他什么歹主意似的。 我居然一口气跟他进了站。他终于被我打动，正式向我转过身。我想我的发辫和新布鞋毕竟使我有了讨人喜爱的模样。 “再见吧！”他朝我伸出手。 我的手在他的手里真细小得惭愧。我不愿他的手离开。我不愿他把我当个孩子。我不愿他走。我不愿事情刚开始就这样打住。我不愿对他讲那句傻话，更不愿把这句傻话憋回去而事后后悔。反正，我不愿。 火车开了。火车才不管我呢。他从窗口探身向我致意，他完全没想到在这座途经的小城里还会有人诚心诚意地送别。 我纳闷这个形象怎么会眼熟。我从来不清楚自己要找什么；但一旦这东西出现，我断定找的不是它。我始终没看清他长的什么样，但我断定我已经永远记住了他。他早就在我的臆想中或梦想中出现过，像现实中一样模糊而肯定。我没有看清他，但我感到他英俊极了。 在车终于开得不见影子时，我轻轻说了句：“哦，我爱你。”很可能我什么也没说。 “血压上升了。” “心跳四十五。” “稳住，就有希望。内出血估计还没止住。” “明天赶到医院，来得及吗？”孙煤的声音。她上气不接下气，刚把她的血——她的健康匀了一部分给我。 孙煤在俯身时，我清楚地看见她胸口那块光滑而鲜艳的皮肤。我说过，我对她那完美的身体简直惊讶透顶。她当时在一盏特别灯光的照耀下，完全像假的那样无可挑剔。我最最惊讶的，是她对自己裸露的身体全不在乎，听之任之。真是怪事，天下竟有把自己一切隐秘不放在心上的姑娘。她那时是我的班长，我不敢对她评头论足，对她的行为发表异议就更不合适。 天亮了，我看见这座大山，这座与我有着不浅的交情的山。它险些永远收留了我。 在下雨。我被盖上了雨布。前面要上公路了，一辆白色的救护车正等着我。 赭红色的泥浆又悄悄淌下来。人们松了一口气：到底抢在泥石流之前下了山。 可我突然想起一个严重问题。 从我遇救到此刻，并没有见到团支书王掖生。难道人们把他忘了？他是和我一块冲进险区，在我倒下去的一瞬间，还看见他完好地活着。可他现在哪里去了？或许在我之后他也倒了霉、让石头给砸得稀里哗啦、眼前正顽强地躺在哪里给自己的一生做结论。雨来了，他不知道接踵而来的是下一场泥石流！ “怎么啦？陶小童？！”孙煤心急火燎地凑近我问。“你哪里难受？……是伤疼？！……主任！你看她！” 许多白东西一下子团团将我围住。 我在尽可能地扭动，我想对他们叫喊：团支书还在山上！但他们全都惊恐地盯着我，以为我在垂死挣扎或无理取闹。 不能把团支书活活丢下！不能让泥石流活活埋了他！你们明白了吗？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不明白。“快！抬上救护车！” 浑身伤疼与焦急使我大汗如洗。可他们不明白。雨越来越大，大山似乎发出一种骚动不安的声响。 “快快，抬上车！……” 孙煤到底比别人了解我，一个劲问：“你要什么？你怎么啦？”我用尽全力扯住她白大褂的一角。 团支书当时的行动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瞒住大家跑去劝阻我：我当时大概英勇得过头了，连他都感到不近情理。他要阻拦我的英勇，但他说不清为什么要阻拦，也说不清为什么要瞒住大家。只有我知道，我是在最后一瞬间懂得了他…… 总之，他现在还无可奈何地躺在那里，在山上，在石头缝里；很难受很疼痛地躺着。没有道理把他撇下！ 但没有人懂得我的意思。除了语言，我不具备其他表达手段。还不如白蚁和猴子，它们的群体成员之间通过十个到一百个不合语法规则的信号进行交流。又一场更壮观的泥石流要爆发了，遥远的高处传来闷声闷气的隆隆声。可团支书还在山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被撇在山上，撇给泥石流去收拾了！ 我感到我的手指渐渐松弛了。有种解脱了的感觉，说不上是惬意还是痛苦。我和这个世界被什么东西剥离了。这次我有了经验：这不是死，叫休克。 我讨厌休克。 第06章 进藏演出出发那天，刘队长把徐北方和孙煤分别安排到两辆车上，他看出这俩人有某种苗头了。见徐北方上车，大来都轰他：“噢！谁要脏猪上我们车！”他一向被公认为全队最脏的，因为每次查卫生他都锁了门逃跑。惟有陶小童红着脸，眼里闪着一片喜悦。 才九月。达马拉山上就下了大雪。刘队长颇有经验，沿途不少小兵站都放弃演出，生怕在高原好季节结束前赶不回内地。没想到还是遇上了雪。 公路挂在山边上，险得像古栈道。深不见底的山涧，像大山咧开的嘴。车慌里慌张地在逃避它的吞噬。在深远的涧底，传来细微的淙淙声，那是未封冻的溪涧，是大山分泌的唾涎。这样巨大而柔软的“嘴”，两辆“解放牌”填进去连声响都不会有。它将不动声色地消化它们。 车在半山腰停下休息。女兵们慌了，四下里白茫茫一片，无论你在哪里蹲下，几里路外都一目了然。她们转来转去，蔡玲憋得直扭秧歌，却实在找不到一块可靠地方。 刘队长朝几个正往高处攀的女兵喊：“你们干什么去？！” “上厕所！” “不是说过以汽车为界，男左女右吗？……” 徐北方端着照相机到处瞄准，这时说：“别管她们，她们想找抽水马桶！” 司机小毛一边检查车况一边用假嗓子学道：“停车——我的帽子被风吹跑了！停车！——我的手帕！停车——我们要喝水……”他断定女兵除了瞎耽误工夫，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女兵们好容易选好地形，但又出了新问题：雪下得太深，一蹲下，屁股就坐进雪里了。于是大家开始扒坑。扒着扒着，陶小童扒出一大摞搪瓷碗，同时有人扒出个纸箱，里面竟是成打的运动服！这一来，蔡玲怎么也不肯走了，一口气扒了十几个坑，却什么也没扒出来，手套冻成了大冰疙瘩。大家被她淘金般的疯狂吓坏了。 刘队长看看表，纳闷这帮姑奶奶是否真去找抽水马桶，一去不返。他对伊农说：“叫她们回来！” 伊农糊涂了：“我去叫？！” “你吹号啊！”‘ 伊农随时随地抱着他的号。号盒子外面套着帆布套，帆布套上贴了三块“伤湿止痛膏”，第一块上画把雨伞，第二块上画只酒杯，第三块上画了个箭头，还写上”请勿倒置”。他只要有空就把号拿出来练，吹到高音总要吹破，偶尔没吹破，大家反而不踏实：感觉如履薄冰，早晚冰要破，不如快些掉下去。 伊农对着远处吹起熄灯号，他只记得熄灯号的号谱。 男兵们聚在一堆讨论这地方的地名。 “这地方叫‘鬼招手’。有一次——我这可是听一个爷爷辈的汽车兵说的——这地方一连翻下去四台车……”司机小毛说：“临到第五台车，司机看见前面有了影子一晃一晃的，然后方向盘就不当家了，跟着那影子就去！这小子还算有脑子，死死踩住脚闸。等车煞住，他下去一看：乖乖！前轱辘只有半个挂在山边边上！” 大伙听得魂飞魄散，但又故作轻松地把小毛推来搡去，嘘他道：“屁！”“屎！”“扯你的淡！” 司机班长更正了这个故事，说他自当了汽车兵就听说什么“鬼招手”，不过谁都搞不清它在啥地点，碰到一处险路就说它是“鬼招手”。 这时彭沙沙大声报告，说女兵们在山洼里挖出了宝藏。 徐北方端着相机连滚带爬从雪坡上奔下来。蔡玲还在到处刨坑，还是什么也没刨出来。徐北方拿起一只摔破了相的搪瓷碗，像鉴定古董那样反复打量起来。 “这有啥稀奇嘛。”司机班长说，他指指山顶：“哪个背时鬼从上头翻下来了。” “那车呢？”有人问。 “恐怕掉到下画去了。有次一辆车从五道班一下掉到一道班。”班长轻描淡写地说。顿时有人往山涧里探身，但立刻连喊“好家伙”倒退回来。 “那……那人呢？” “人？”司机班长意味深长地翻翻白眼。问得好蠢，搪瓷碗都摔扁了，人还不零散了。 蔡玲不敢再刨坑了，生怕刨出胳膊腿什么的。 女兵们提出要照相，男兵说到底她们膘厚，经饿耐冻。早上出发太早，大家空着肚子想多赶些路，没料遇上雪，预计的午饭已落了空。刘队长只好让闹饥荒的小子们先走一步。孙煤趁机留下来，与徐北方同车。 陶小童突然有些不快活了。这情绪很暧昧：她不愿自己与孙煤同时出现在徐北方面前。彭沙沙跑来抱怨，这山上的风竟把她的棉帽也能刮跑。“把你的军帽借给我照相！”但那帽子她死活扣不上：“啧！你脑袋怎么这么点大？” 陶小童想，也不知咱俩谁脑袋没长合适。 刘队长有时也挺纳闷；当时不知搭错哪根神经，把这丫头挑来了。有人分析，队长潜意识里感到这丑姑娘长得像小半拉儿，所以发生了情感上的错乱。不过谁也不敢当面说彭沙沙和小半拉儿相像，她听见这话就气得不想活。她怎么能与那个小怪物同日而语呢。她能唱能跳，什么都敢来。有次居然说了段评书，那千般万种的脸谱，使队长暗想，这姑娘说不定在这方面有前途，招她来不算太亏. 彭沙沙拉上班长孙煤合影。进藏前每个班配备两支长枪一支短枪，现在正好做照相的道具。一高一矮两个女兵都斜挎“五四式”手枪，横眉立目，虽是合影，看上去像谁也不睬谁。合完影，彭沙沙要求单照一张，不巧一阵大风吹散她的头发，她顾不及蓬得老大的头，做了个挥手向前的动作。顿时有人指着她大叫：“啊呀——鬼招手！” 这张照砸了，彭沙沙要补照一张。蔡玲不干了，说她俩合买的胶卷，彭沙沙已照够了数。 再坐上车，大家都感到心神不安。他们对川藏线的险恶领略一路，今天才算见到实证。司机班长发现防滑链也不能使车辆与冰层的磨擦系数增大，只好频频踩煞车。车后一条车辙小心翼翼地扭来扭去。那摞搪瓷碗扔在车中间，给人不祥之感。人们看它一眼，心里就默默合计：说不定明年后年，有人在积雪里扒出锣呀鼓呀什么的，还有伊农那把宝贝号。 车将到山顶时，雪停了，天地间失去了惟一的动感。四野全是白的，一切都没了棱角，没了层次，没了反差，但极亮。视神经已发生危机，因为它投出去的所有信号都被迅速反射回来。整个纯白的世界成了无生命的真空，使人焦躁、憋闷；使人产生尽快突出去、撞出去，撕破这无尽白色的疯狂念头。努力想在白色里寻一丝缝隙的眼睛，像在无际大海里的泅水者，精疲力尽地企望一块礁石出现。人们充分感到白色所具有的巨大恐怖。似乎再持续下去，人就会被这太单调、太冷酷的空间弄得发狂。 气温低得吓人。不少人拆开背包，把棉被拿出来披在身上。孙煤与陶小童合盖一条被，徐北方挨着孙煤在打盹。过不一会儿，陶小童发现自己这一半棉被越来越少，原来孙煤又匀出一部分给徐北方。 又过一会儿，孙煤也暖暖和和地睡着了。 车猛然颠了一下，陶小童忽然一冷，这才发现盖在身上的棉被颠掉了。去拾棉被时，她大吃一惊：熟睡的徐北方和孙煤，俩人竟手拉手；俩人的手难分难解地缠扭在一起！原来他俩在棉被下面另过着这般小日子。她感到狠狠上了一个当。好像埋了个宝贝在那里，许多天挖开一看，它刻着别人的记号。车上人都昏昏欲睡，没人注意这个惊险场面。她脸红腮热，心跳得没了章程，不知下一步该干什么。 也许只是一刹那的迟疑，她重又将棉被给他们盖好。这回只盖他们俩人，她退出来，宁可挨冻。那是仅属于他俩的秘密小世界，她不该介入，也没资格介入。她冷得要命，当然知道棉被下有多温暖，可她不能硬挤在里面，像挤进别人家里、厚脸皮的不速之客。 孙煤醒来时，看见陶小童被冻得鼻青脸肿，眼边一摊冻成冰的泪渍。她横问竖问，陶小童只是抿着嘴，一言不发。有句誓言恰好形容她眼下的心情：“嫉妒的沉默是最吵闹的。” 更糟的事发生了：车抛了锚。司机班长修到天擦黑，它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每个人都冻得半死，饿得发晕。 “刘队长，中午咱们为什么不进洛桑兵站吃饭呢？” “你废话。”队长说。路过洛桑兵站时。见几个战士还在门口贴欢迎演出队的大标语。他们看见车上的大红鼓和女兵，一齐欢呼起来。当时大家一口咬定，宁可不吃饭，也不能为这么个小不点兵站耽误时间；他们十来个人，也得正经八本演一场，不划算。几个战士正欢呼着，见车非但不停，反而加速，顿时感到事情不妙。一个战士跳起来喊了句什么粗话，其他人呆若木鸡，失望之极地目送他们逃命似的从兵站门前一驰而过。刘队长当时觉得这行径多少有点无耻。 “前面那辆车恐怕已经到兵站了！” “肯定到了！早知道我坐那辆车走……” “照相照相，哼！……” “搞不好他们现在正吃罐头肉！” “热乎的！” “唉呀——我恨死他们了！” “吵啥吵啥？！”团支书制止女兵们的乱嚷，胸有成竹地微笑着。突然，他解开大衣，从里面掉出四个焦黄的烤馒头。等一瞬间馒头化为乌有，有人才想起方才吃下去的东西好像很烫。怎么会烫呢？这冰天雪地。 “车一开就是锅炉嘛。”徐北方用手指将嘴边一粒馒头渣抹进去，意犹未尽地嚼着：“你们想，水箱的水都能烧开。这么简单的事还用伤脑筋？” 女兵们一齐嘘他：这么简单的事，你那个聪明大脑怎么没想到啊？你这人真无赖，吃掉最大一块馒头，还要卖乖。你差劲透了…… 团支书在一边憨憨地笑，似乎数他吃得最饱。谁也没留神，当大伙呼啸着扑向馒头时，他就这样袖着手笑。他笑得如此踏实，没人会相信他一口也不曾吃。 一块拇指大的馍，带着清清楚楚的轨迹落进胃里。失业多时的胃顿时被唤起责任感，过分殷勤地工作起来，表示它对付那样小的食物，实在太轻易了。它搅动得人们心慌意乱，甚至比什么也不吃更饿。似乎刚才的饿是抽象的，这一来变具体了。大家苦恼地面面相觑，仿佛在探询有什么法子可以平息胃的闹腾。 女兵们翻着各自的挎包，有的翻出一两颗糖果，有人抖出十来粒瓜子。男同胞们大度地表示，决不参与她们“过家家”。在大家搜刮家底时，惟有蔡玲死抱着挎包不放。那里面有一只硕大的苹果——那是专门生长在高寒地区的苹果，肉质紧，水分少。当时那个农场端出它来招待时，没人瞧得上这种酷似红薯的东西。蔡玲有远见，藏了一只下来，那一只约有四五两沉。现在她成了财主。一想起它那粮食般的果肉，众人馋得受不住了——它彼时彼地的缺点，到此时此地全成了优点。但无论谁，怎样诱导，蔡玲都毫不动心，把挎包抱得笃定。班长孙煤想，得跟她挑明了说，山里姑娘脑子不拐弯。 “喂！蔡玲，你挎包里怎么凸那么大个包哇？！” “啊？……”她看看班长，又看看挎包，似乎也感到这色凸得奇怪。 “是什么呀，里面？” 大家满怀希望地看孙煤逼近目标。 “啊……”她用手在挎包外面摸，摸得打心眼里舒服。 “是苹果吧？”女班长大眼紧盯她，叫她无法逃遁。 “是苹果。”她根本不回避，诚实得令人感动。 孙煤又盯她一会儿。“噢……”女班长泄了气。仿佛说：原来是个苹果呀。 大家反倒跟着孙煤窘迫起来。蔡玲坦然地抱着挎包，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 “苹果？！谁有？！”徐北方假装从瞌睡中惊醒，用贪婪而激动的嗓音问。 “我呀。”蔡玲温和地告诉他。 “咳！这会儿有苹果，还等什么？吃掉算了！”他嗓子眼里简直快伸出手来抢了。 “我不想吃。” “你为什么不想吃？！” 蔡玲咯咯地乐了，乐他竟提出这样无理的问题。 “那你拿出来，给想吃的人吃！我就想吃！” 她又乐了，乐他竞有这样无赖的打算。 “这样好不好——现在算借，回成都还你十斤苹果！” 她乐得更邪乎，乐他竟有这样不屈不挠的劲头。 “你借不借？” 她闷了一会儿，忽然说：“哪个要你还！” “徐某人说到做到——诸位别急，苹果由我来分！” 大家想，到底这小子有能耐。 “我不借。” “啊？！”他像被敲了一闷棍。 “我从来不向人家借东西。”她很自负地说。 人们一想，也是。 徐北方突然冒出火气，纯粹是恼羞成怒：“你这人也太不像话了！葛朗台！阿巴贡！抠门儿！” “咋个嘛，是抠嘛。我又没抠人家的。”蔡玲不恼，慢吞吞说道。她对自己的吝啬抱如此磊落的态度，使徐北方那一系列带揭露性的词，全无意义。 忽然，很远很远，响起马达声。 司机班长从引擎盖下伸出头听着：“有车！这下好了！”十分钟之后，一辆军车慢慢开上来。他赶紧准备好一条钢缆。 司机班长将车拦下，从驾驶室钻出了年轻的汽车兵。商量一会儿，对方连说不行。班长的计划是十分冒险的；在这样的夜晚，行这种冰雪之路，沿途有数不清的急弯、死弯，即便单车行驶都是玩命，别提再用绳子拖上另一辆瘫痪车。年轻的汽车兵拒绝合作。 大家眼巴巴看着车开走了。司机班长团起一个大雪团，狠狠砸在那车屁股上。 山谷又重归寂静。有人哼唧，说脚好像不在了，有人的口罩冻成一块铁板。刘队长动员大家下来围着汽车跑步，但他自己刚跑两步就不行了，高山缺氧差点让他背过气去。团支书不断背诵：“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他的声音很有点悲壮意味，但老要被徐北方打断。徐北方一听他背诵就莫名其妙地呻吟一声：“哎——哟！” 司机班长不知怎么一鼓捣，车居然”轰”一声响了，大家刚一欢呼，它却“嗤”地一声又“昏”过去。 “都下来推！”班长喊。 人们纷纷将信将疑地把肩抵到车的各个部位。团支书突然哼起家乡的号子，大家都跟着他哼，奇怪的是，这会儿没人计较他是否走调。徐北方把整个后背挤在轮子上，两脚快速蹬地，看上去又蠢又卖力。团支书的力量却用得很实惠，车似乎因他发力而挪动。 “要是……他妈的这样把车推到兵站，我干脆现在死掉算了！”徐北方挣扎着说。 孙煤挤在他身边：“你少说落后话！” 这时大家发现有个人还留在车上。 “蔡玲！”孙煤怒喊，“你好意思？大家推，你坐？！” “单缺我一个呀？”她柔声细语，但所有人还是听出她声音是突破某种阻塞发出的。苹果！她正在独吞那个足有半斤的苹果！她给自己安排了好时机：趁车上没人，免得自己吃起来不得清静。 “真恶劣！……”许多人说，“下来！” “让她吃吧，”徐北方道，“她心疼我们：吃了它让我们推着轻些！蔡玲，您慢慢吃噢，别噎着！” 有人禁不住笑起来。努力喊号子的团支书愤怒了：“笑什么？！” 司机班长猛转手摇柄，快要累瘫了，始终大叫：“有希望！有希望！” 车终于发动，只是老在原地打滑。原来后轮正停在低洼处。团支书毫不犹豫脱大衣垫上去。大家都跟着脱大衣，刘队长大声疾呼：“没必要！冻死你们！” 团支书冻得合不拢下巴，仍喊号子。 车开出去十多米，死活不再往前了。它与大家开了个辛酸的玩笑。空气冷得凝固了。女兵们搂作一团，有人偷偷流起眼泪来。她们感到绝望，似乎永远不可能走出这冰雪世界了。 团支书又背诵：“我们的同志……”他虔诚地相信它能解决一切：冷、饿、疲乏、缺氧。他冻得上下牙乱磕，因为大衣还被车轮压住，怎样也拽不出来。当他朝女兵们背诵时，她们吓得不敢哭了。 突然一道车灯迎面射过来。刚才撇下他们的年轻司机不知怎么又返回来了。有人建议揍他，有人说先看这小子葫芦里卖啥药。 “我想想不放心。都是女娃子，万一碰到狼啊啥子，晓得你们会不会放枪哟。”他解释自己的动机，“同生死，共患难嘛！” 司机班长“哼”了一声，坚决不领情。 他从车厢摸出几个纸板箱和一些木条，泼上点汽油，燃起一堆火。大家总算有了点暖意，想这小子还不太缺德。遗憾的是肚子还瘪着，要能有点吃的，这日子就不算坏了。 徐北方这时压低声音：“我探到一个情报：那车上装的是罐头！”然后他富有煽动性地加一句：“咋样？！” “当然吃！” “跟他商量商量。”徐北方说，“我担保他小子也饿得肠粘连了！” 一听要吃罐头，年轻司机跳起来：“我这是战备物资！” “你怎么死心眼啊，”徐北方开导他，“战备物资不是给人吃的？今天这情况不跟打仗差不离了嘛！” “战备物资不能随便动用！” “谁随便啦？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吗？你说说，还有比这情况更特殊的吗？” “宁愿饿死，也不吃战备物资！” 徐北方急了：“我他妈真想找个东西，照你脑瓜来一下，看看里头是不是实心儿的！” 刘队长及时插进来：“这样吧，小同志，我们给你上级写封信，把责任算在我们头上……你瞧，全是女兵，一整天没吃饭了……” “我……我从昨晚到现在还没吃一顿饭呢！我日夜赶路，就为送这一车战备物资！” 徐北方说：“我们买你的，行不行？” “我不卖！”他感到大受侮辱。 “少卖点，我们给你开张收据！”队长点头哈腰陪笑脸。 “对了，少卖点没关系……”徐北方说着去拉他。 他却说：“去你的！” “好好好！既然你不通情理，我们就自己动手！同志们，上！”徐北方做冲锋状。 刘队长大叫：“小徐，你给我站住！” 那司机突然从驾驶室拖出一支冲锋枪：“你们——敢！”他威严地挺立着，篝火使他稚气的脸充满神圣感。“谁敢——？！”他嗓子劈了，并流出悲愤的眼泪。 大家呆住了。相比之下，徐北方的形象太不光辉了。 “真可笑！简直愚昧到极点！”徐北方挣脱刘队长，“我为了二十条生命！看你敢对我开枪！”他又要冲锋了。 那司机也不顾一切地迎上来。 “你开枪啊！” “你冲啊！” 徐北方一把揪住他的枪把。 “老子要开枪啦！” “你不开是他妈孬种！” “住手！”团支书喊道，“啥脸都丢完了！”他轻而易举扯开双方。 “这是啥宣传队！啥作风！”团支书痛心道，“……我听说有几个战士，在运送边防物资时遇到洪水。他们被困了五天五夜，直到死，也没动用车上一点食品！” 听了这话，刘队长也惭愧起来。 “同志们，这说明了啥？”团支书说。 “说明他们活该！”徐北方吼道。 大家都被这个壮烈的故事打动了，一致斥责徐北方“太反动”。他一下子失尽人心，连素来暗自倾心他的陶小童都对他失望透顶。 “哼！连生命价值都不懂的人，那样死了等于自杀！谁愿意自杀不是活该吗？可笑可笑，可笑之极——这样的人都被当成英雄偶像来崇拜！他们对自己都不肯施行一点人道主义，试想，这种人会去爱人类吗？” 人们被他的咆哮搞懵了，一时无法分析这番深奥的话到底有无道理。但静默一刹那，声讨他的人更多了。陶小童倒很欣赏他刚才那番话，但觉得不合时宜；这话不是从前的，就是未来的，反正眼下讲很不受听。 一场非正式的批判会，直开到把每个人最后一点热量消耗完。徐北方耷拉着头，心想，我是没劲跟你们抬杠了，你们随便说什么我都认了。这时，有辆车从山下开来，大伙才放了徐北方。那车喇叭大鸣，显然在呼叫谁。司机班长马上明白了，也用喇叭回答它。+ “我们是洛桑兵站的！……”车还没停下，就听见喊声。“给你们送饭来啦！” 刘队长步履踉跄地迎上去，心想这个被甩下的小不点儿兵站，竟有这样大度量。 从车上下来一位军人，自我介绍道，“我姓唐，是洛桑的站长！”他说傍晚接到前面兵站的电话，才知道演出队一多半人被撂在雪山上了，赶紧张罗把饭送上来。火光映着这位站长年轻的脸，使他显得很漂亮、很神气。 陶小童忘乎所以地盯着他。不知他哪个动作或哪个神情，给她一丝熟识感。她忽然一阵焦躁，因为她不敢断定是否曾见过他。 第07章 我当时差不多肯定，唐站长就是在火车站救我的人。唐站长一出现，我立刻觉得自己是个傻瓜蛋：为什么要去嫉妒孙煤？那些眼泪实在淌得冤死了。徐北方跟谁好就跟谁好，我干吗要难受？他跟孙煤私下里手拉手，就惹得我那样想不开，淌了那么多眼泪，真活该。 说真的，当时唐站长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火车站富有传奇色彩的邂逅改变了我的命运。从那开始，我朝思暮想地要当兵。我认为军人是正义的使者，能对邪恶与强暴那样满不在乎的只有军人。人们都敬畏军人，不论好人坏人都怕他，而被人怕着该有多了不起。反正，从此我脑子整天转念头，想当兵。 我不知凭哪点认为唐站长很像那个军人。其实我一点也想不起那军人的模样，但我感到唐站长像。我武断地认为唐站长像我心目中的军人，同时又觉得记忆中那点依据靠不住，当时我就这样矛盾。 那天夜里，我们被兵站的车拖回洛桑。因为唐站长接到电报，下半夜有暴风雪，我们不可能继续前进。这样，演出队被一座雪山、一场风雪劈成两半，大部分人在洛桑小站住下来，等待雪住。 我们锣齐鼓不齐地为洛桑兵站演出，说实话，演得糟透了。一个舞蹈缺人，就让徐北方顶替。结果他把一颗造型逼真的海绵手榴弹扔到观众里去了。观众起先大惊，但很快照准他扔回来。动作因此乱了套，好端端个集体舞，搞得像打群架。刘队长只好在幕后喊“一二三四”，统一节拍。节拍不知怎么慢下来，音乐一个劲出怪腔。原来这个兵站自己发电，一台小马达不胜其累，所以录音机速度不对了，曲子沉重得像哀乐，舞蹈动作也成了电影慢镜头。一个舞蹈跳了半个钟头，大伙简直像爬雪山过草地一样辛苦。 在洛桑兵站住了三天，我和唐站长仍没有那种惊心动魄的相认，相反，他连正眼都不对我瞧。演出在饭堂里，演员和观众面对面。唐站长坐头一排，一到女演员跳舞他就显得坐立不安；我动作优美，感情奔放，反而搞得他头也不敢抬。但我越来越觉得他像。他天天衔着哨子指挥车队进站，骄傲地挥着小旗，每当这时我从他身边走过，就冲动得不得了，认为他忘了我是不对的。有时我真想来个干脆的：先让他把我看个仔细，然后谴责他那坏透了的记性。但我没这么干。我不是干那种勇敢事的料。我窝窝囊囊地走近他，心里像有人放“二踢脚”，没等和他照面，我就悄悄溜了；事到临头，我忽然对这事一点把握也没有。 有一天我们一帮女兵替兵站劈柴。原先柴场有专职劈柴的战士，见这么多女兵来抢斧子，顿时溃不成军地散开了。我刚劈一下就拔不出斧子，唐站长正好走过，便替我拔，一边说：“小同志精神可嘉。”我张口结舌地傻笑，事后为这副傻样我直想扇自己耳光。他走了，什么也没发生，我倒在几秒中里经历了一场死去活来。 后来……就是在洛桑的最后一天，我们赶上了当地的跑马节。兵站山后是片草地，藏民们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牛铃声遥相呼应，男人女人很原始地吼着，草地上挤满花花绿绿的帐篷。真奇怪。这个寥无人烟的地方，一下子不知打哪儿冒出这么些大活人。 我想不起当时怎么产生那股奇怪的兴致，钻到一顶帐篷里去了。我一进去立刻被按住。是个老人，又固执又热情，又慈祥又凶狠的老人。老人嘴里一颗牙也没有，脸上一根眉毛也没有，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 就这样一位老人按住我，要煮茶厚待我。帐篷里充满又膻又香的热气，老人将袍子上半身脱下去。我大吃一惊：两只皱巴巴的乳房在我眼前乱晃，我原以为这是个老爹哩！ 老奶奶很想跟我交谈，但她的话我句句不懂。她失望一会儿，突然用汉语唱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惰大”来，边唱边得意地点头，表示终于找到一种沟通方式。她在歌里加进他们民族独特的颤音，使这歌变得好听起来。 这时帐篷里闯进一个姑娘，背上还驮着个小男孩。这男孩约十岁，一下地就满地打滚。老奶奶不唱了，脸上露出愚蠢的爱怜。 “得去叫医生！你们这里的医生呢？门巴？” 姑娘说：“我们没得门巴。”她用生硬的汉语说。我见男孩脸上东一块西一块的白斑，估计他是让蛔虫闹的。 老奶奶此刻拿出一块什么肉劝极度痛苦的男孩吃。大概她认为世上一切不舒服皆因吃得不够。我奔出帐篷。等我回到帐篷时，身后跟了一大群毫无医疗知识的演出队员。 团支书胸有成竹的样子，主张灌那孩子姜汤。他们村里都用这法子治肚疼，很灵的。伊农狠狠白了他一眼，仿佛说：竟有这种无知无识的东西。 伊农向老奶奶要了根缝衣针，又在一碗水里放了盐。然后把针在火上烧了烧。他用自己的手帕蘸着盐水在男孩黑乎乎的肚皮上猛擦，顿时这块皮肤颜色浅了，但手帕却脏得一蹋糊涂。他用缝衣针代替银针，针灸止痛。谁想到，刻板的伊农在这方面却有一手。 男孩的姐姐发出一声惨号。见弟弟肚皮上竖着一根针，她一脸恐惧和不解。突然，她扑过去咬伊农的肩膀，从声带深处发出报复的低吼。我玩命去扳她的头，可扳她不动。于是大家都来扳。 伊农倒蛮镇定，随她咬。事后他说幸亏穿了棉衣，不然胳膊就被她啃下去了.那男孩果然安生多了。 许多藏民也涌进帐篷，围住伊农，显出拥戴的样子。“现现现、现在暂时止疼，”他结结巴巴地说，“虫不打下来，闹个胆道蛔虫，死活都难说。得马上找个医生来！” 我说我回兵站去找。人群里出来一条汉子，用重浊的低音说：“我骑马送你！” 汉子穿褪尽颜色的蓝制服，口袋上还插了钢笔；腰间缠着藏袍，并挎有尺把长的腰刀。最滑稽的是脚上竟穿一双内地时兴的北京松紧口鞋。 我坐前，他坐后。马跑出去时，我看见同伴们都用生离死别的目光盯着我。我忽然害怕了。进藏前听到各种不可思议的传说，其一就是这里的男人会用牛皮口袋把汉族女人装到老山沟去。我要是被装进牛皮口袋，可是自找的。 马颠得我浑身不舒服。我越想越怕，尽量把身体前倾，想躲开那汉子强悍的胸脯。那胸脯热气扑人。有股生羊肉、熟羊皮、鼻烟与汗混合的乱七八糟的气味。我就这样把小命交给了这个带有陌生气味的壮汉子。快上公路时，我稍松了口气，因为公路上常有道班巡路，或有军车过往，他要收拾我，也不会太省事。 不料他一抖缰绳，马拐了个弯，绕开公路，朝山坡跑去。这下我完了。 “哎！哎呀！”我叫道，“你要带我去哪儿？！” “走近路！”他答道，“莫动，坐好！”他用魔鬼般有劲的胳膊钳紧我。我觉得这股劲来自一种古老的欲望。天蓝得有些失常。太阳完全融化在自己的炽热里，使人感觉不到它本身的存在、它的形状和位置。山坡上长着乱蓬蓬的草。完全是一片蛮荒时期的宁静，危机四伏的宁静。我被他钳得一动不动，脑子在想那些糟透了的对策。 大黑马上山之后，自动走“之”字形。这牲口也搞这些拐弯抹角的名堂，它也会搞鬼，它站在他一边。我想，我要带着枪多好。这时我突然恨起孙煤来，班里发一把“五四式”她整天挎个没够，除了上厕所让别人挎一会儿。我要有那把“五四式”就全解决了。在那家伙张开牛皮口袋的当口，我猝然亮出枪来，然后我便像女英雄那样冷笑：“哼哼！”坏就坏在我手无寸铁，倒是他别了把刀在腰里。我见识过那种刀的锋利，割起牛皮来比裁纸还省劲。 他们就那样把一整头牛刹时割零碎了，全数填进肚子。惟一能降住腰刀的就是枪。炸弹也行，拉下导火索，听那“嗤嗤”声该多过瘾。我生来头一次对各种凶器生出渴望。枪，是个多么可爱的东西，有枪我现在就照后头来一下。 眼看大黑马向山顶走去。山那边一定更荒凉，有个洞穴什么的。马走不动了，踏空好几下蹄子，要不是那汉子挟得我死紧，我说不定能趁机跳下去逃掉。可我不想喊，只有傻瓜才毫无作用地哇哇乱叫；我也不挣扎，因为那是白搭。那汉子恶狠狠地咒骂着马，用大巴掌拍它屁股，拍得比鞭子抽还响。翻过这山顶，这家伙就彻底得逞了。我完了。我等于自己送死。 我漠然看着自己淡蓝色的血管，它像地图上的河流标志。我的胳膊很年轻，血管也年轻，不像我的脸，步步紧追着我的年龄。我一生气或激动，鼻梁上的血管，就是扯住两只眼睛、怕它们彼此失散的那根，它就会鼓起来。它已不像胳膊上的血管这样柔软。不知从何时起，我变得不那么好惹，甚至爱生气了。 她把注射针头抽出去。这段时间里，他们把一管又一管莫名其妙的液体往我体内输送。我胳膊上大概留了无数针眼，他们像在那上面刺绣或纳鞋底。我只剩一条好胳膊了，那一条给绑了夹板。他们带来的全部夹板给我一个人用还不够，在我小腿上，就捆了两条板凳腿。我被他们捆绑得不成形状。据说我全身有五处骨折，两处外伤和内出血。我偶尔睁开眼睛，孙煤却不睬我。她戴着大口罩、白帽子，以为我就认不得她了。自从知道她和徐北方有一手，我就不怎么怕她了，尽管表面上还很顺从。由于我的坚持不懈，终于搞清了她的秘密。那是个能置人于死地的秘密，当时把我也吓个半死。我蹑手蹑足地跟踪她，本不是想刺探她什么秘密，我最讨厌小探子。我深夜跟踪完全是好心好意，想调查她的“梦游症”临床表现。我居然始终把她当作“梦游症”，我蠢就蠢在这里。事实证明我不是探子，我没有出卖孙煤，尽管她后来欺人太甚，给了我一个嘴巴，我还是守口如瓶。在她被选去演电影之后，不知怎么心血来潮，扇了我一巴掌。那时电影里的女主角差不多都有这个动作。 我说我爱徐北方，她就给了我那么一下，就这么回事。其实我也是心血来潮，成心要气气她。正式跟徐北方建立情侣关系，是在那一巴掌之后；也就是说，我没什么对不住她的，我是先发宣言后付诸行动。 其实我到现在也没看透自己。对徐北方，我到底是什么感情。他与我心目中那个标准军人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 救护车里就躺了我一个。四周有很多架子，还有很多瓶子、管子，它们通向我体内，有出有进，川流不息。 车并没有如期开出。路被堵住了，那些石头仿佛从天而降。雨点打在车顶篷上，使车内有了点活力。医生焦急得要命，他们断言我拖不过今晚了。有时我闭上眼，他们就肆无忌惮地讨论我的大致断气时间，以及断气前的一系列麻烦。其实我只是闭闭眼，并没睡着，他们的话我全听得见。我的确长了一对过敏的耳朵。好在人到了我这份上，就不在乎那些话刺耳了。那些话他们不说，我也有数。 一小时之前，蔡玲代表全队来看我。孙煤没让她上车。他们认为，一切可能引起我情绪波动的事都该避免。情绪波动会让我出意外。所以他们不许我讲话，尽管我还有说点悄悄话的力量。蔡玲在车外雨地里站了好大一会儿。昨晚蔡玲劳苦功高，全仗了她把我发掘出来。多年前在雪山洼里扒出一些搪瓷碗，打那以后她落下了毛病：一逢刨坑挖洞这类事她就特别来劲；不论在哪里、刨什么，她都十分留神。不负她苦心，这辈子她刨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 我极想从蔡玲那儿得知团支书王掖生的情况。我相信他不会死。可他现在在哪里，我却不敢去想。 我说了句：团支书…… 他们马上制止我。孙煤轻轻伏在我耳边：“别想那么多……” 车总算开了。它跌跌撞撞像个醉汉。 ……大黑马耸肩扭胯，还是前进不了。我被它弄得几乎要跌下来。那汉子不再用手打马屁股，他跳下来，继续对马进行诅咒。我豁出去了，连滚带爬地下了马。这下我可以逃了。不料我第二条腿还未及脱镫，那混账马猛向前窜了几步，我顿时倒挂，由它拖去。 汉子及时拉住马缰，对我说：“叫你莫动！” 他轻轻一抬臂膀，我就重新被扔上马背。 我斗不过他俩：他和那牲口。 这时他牵着马在前头走。这样就有希望了，我悄悄把两只脚从鞍镫里抽出来，以免重复刚才那个愚蠢动作。我打不定主意往左还是往右跳；不管我往哪边跳，都有跌断腿的危险。 马终于上了山顶，我还在磨磨蹭蹭。可怎么回事呢？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绝对不敢相信。兵站魔幻般出现在山的这一面。我感到一下从阴间还了阳。 没错，那的的确确是洛桑兵站：两排红房，半个球场；那不是一队军车在进站？那小不点儿的身影不就是唐站长？我简直激动得要哭，哭得跑进兵站，扑到年轻的站长面前：我这一扑也是无可非议的吧？虽然什么也没发生，可我比死里逃生还索。在这时，我更感到唐站长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军人。 这藏族汉子蛮够朋友嘛。凭刚才那一番胡思乱想，我也该向他道歉。 我找到兵站卫生员，他听说给藏民瞧病，头摆得飞快。我说那孩子挺危险。 “越危险越去不得！” “为什么？” “老藏民的事情……”他又飞快地摆头。 我说：“他要死了怎么办？” “死了谁都知道怎么办。” “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就算是吧。” “你不管人民死活……” “就算是吧。” 我气疯了。这时正好唐站长从卫生室经过，我叫住他。卫生员抢先说：“打死我也不去。” 唐站长轻描淡写地说：“不去拉倒吧。” 我想我这双分得颇开的眼睛这时肯定聚到了一起。我就那么把站长死死盯着。好哇好哇，这就是我打心眼里爱慕的形象！我就那么盯着他，用我的黑白分明、并不美丽的眼睛。我要盯到他害臊，感动，或理亏。 可他一点都不在乎。“这种闲事你别管。”他好心好意对我说。 我垮掉了。真可怕，人就能在一瞬间随着自己精心塑造的东西垮掉。我伤心至极，看着这个陌生人。他完完全全是个陌生人，那熟识感、钦佩感、爱慕感骤然消失殆尽，连同他的英武、俊拔一块消失了。我别提多失望了，费这么大劲寻找、并认为终于找到的，不过是个误会。我心目中那个标准军人的底版一下子全然曝光。望着站长走出去的背影，我想：他并不怎样魁梧高大。 我自作主张拿了打虫药和其他一些药品，给了那病孩子。我这才知道，受那场惊吓太多余：这个藏族汉子是当地乡党委书记。坐他的马，就像在省城乘司令员的小卧车一样保险，同时应感到荣幸才对。 当晚给兵站作告别演出。正唱“八路军来了……”忽然冲进一个警卫战士。紧张地对唐站长嘀咕几句什么。站长脸一沉，马上跟他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回到饭堂，对演员们大喊一声：“停！” 刘队长从幕条后探出身间：“啥情况？” “出事了！”站长挺凶地一挥手，“警卫班集合，都给我上岗楼待命！演出队找地方隐蔽！他们又要打兵站了！” 我们哪见过这阵势，简直像爆发了世界大战。从窗口望去，山坡上一溜火把，隐约可听见杂沓的马蹄声。火把渐渐逼近，已能看见那些被火光歪曲的脸。 电闸扳开了，一个温暖的兵站顿时落进夜的山谷。唐站长摸黑走到我们中间，让演出队连夜撤走。 “那合适吗？……”刘队长道：“到底怎么回辜？！” “我也搞不清！”站长说，“你们今天给一个小孩治了病？……肯定给他吃错了药，他们找上门算账来了！这事发生不止一次了……” 我这才知道祸是我闯下的。这下我跑不掉了。 以团支书为首的几个男兵说，要撤女兵撤，他们留下帮兵站抵抗。女兵们一向恨自己没生在战争年代，了不起的事全让刘胡兰等人干完了，现在好了，可出事了，怎么甘心撤？ 唐站长好歹把演出队弄上了车。车刚要开，又有人跑来报告，说他们的先头部队已堵了大门，车恐怕开不出去了。 听说全国闹武斗的年头，这个兵站就出过一次事件。那次有个得严重肝腹水的老乡，已奄奄一息，卫生员送了药去，但第二天人就死了。结果他们就来包围兵站，并扬言要放火把兵站烧掉。最后兵站抵挡不住，让他们冲进来，混战了大半夜。后来他们打饿了，弄走伙房所有的馒头和熟肉，才兴高采烈撤走。这一仗伤了兵站不少人，幸亏卫生员藏在大米箱里，不然准让他们宰了。 这时我才谅解了卫生员和唐站长。 没想到我闯下这么大祸，把兵站和演出队全坑了。 藏民在兵站门口越聚越多。一名警卫战士从岗楼跑下来对站长说：“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一个劲唱歌！” “发什么神经！谁唱歌？！” “藏民啊！把我们都唱糊涂了！” 果然，歌声越来越响，听上去竟无敌意，甚至充满欢乐。但我仍感到恐惧。所有人都被这歌声搞得毛骨悚然。 当年铁木真的部队进攻时，马队排成鳌齐的方阵，每个骑手都用奇特的喉音连续发出短促的吼声，那吼声可怕极了，先就把你的精神吓得溃散。 但藏民只是唱唱而已，并不往兵站内侵犯。演出队陆续从车上下来，仍保持警惕。唐站长这时跑来宣布：解除战备！这群藏民是病孩子的姐姐领来感恩的！ 我一露面，就被病孩子的姐姐认准。跟着我就被藏民包围了。所有火把扔在地上，聚起几大篷篝火。他们力气极大，我被拽得东倒西歪。他们把我拉到火边，我看见一只血淋淋的整羊。 乱哄哄的人群突然有了秩序。一个贼亮的女高音领唱，其他人团团围住篝火开始跳舞。不一会儿，兵站和演出队也加入了这种原始的舞蹈。伴奏的弦子是几根羊肠线绷在一只罐头筒上，拉起来尽管很动情，但总有些像羊叫。舞蹈永远绕着一个圈子，永远重复一个动作。我跟在唐站长身后跳，惊讶他的动作竟做得如此地道。我的心此刻充满宁静。 奇怪的宁静。我头脑清醒了，眼前的唐站长是个挺不错的人，但他决不是我刻意求慕的那个男性，那个救了我，又把永恒的魅力留在我心里的标准军人。 “不要想什么事，要平静。” 这时孙煤对我说。她知道我在想事哩。她能看透我就像我能看透她一样。 我还是想抓紧时间多想点什么。糊里糊涂、连总结都不做就死掉，是图省事，是对自己不负责。什么事都得有个总结，不然就没头没尾。我还来得及想很多事呢。 车猛颠一下，孙煤马上紧张地看看我。我还受得住。他们说我脊柱受了严重损伤，因此我的下肢像不在了，但并不感到十分疼。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车停下来。外面一片吵吵嚷嚷的声音。 “让开让开！先让我们过去！”孙煤喊道，“我们有急救伤员！” 吵嚷声越来越大，还夹着各种汽车喇叭。 “让开你也过不去！……”一个人说，“前面舟桥连在架桥！” 几个围绕我的医生一下散开，纷纷跳下车去：“怎么回事？这桥要架多久？” “他们讲是讲三个钟头，我们已经第五个钟头了，影子都还没有！恐怕还要十个钟头！” 十个钟头我是无论如何等不及了。 “我去找舟桥连！”孙煤说着就跑远了。 紧接着，我们这辆车拉开刺耳的救护警报。我想，何必为我一个人把局势搞这么严重？ 第08章 一回到成都，刘队长立刻被召去开会。他的儿子小半拉儿挤眉弄眼地到处说：“林秃子摔死啦！” “啊？！你怎么敢……”大家想这孩子准疯了。 “我就敢叫他‘林秃子’！”他拍拍面积很可怜的胸脯。 小半拉儿最近心情很好。他多了个伙伴，是条肥肥的小狗。这只良种牧羊犬是孙煤那个女兵班救下的一条命，有次途经一个道班时，狗的兄弟姐妹正被人逐个烤了吃。狗名叫“颗勒”，因为它是条男狗。藏民叫“颗勒”就像内地管十分熟识的人叫“爷们儿”。回到成都，活玩具已长成一条真正的狗，站着、走着、叫着，都有点威风凛凛的味道了。除了小半拉儿整日跟它厮混，再没人顾上搭理它。因为刘队长开完那个重要会，马上又召集党员，然后是团员，然后是青年、群众。直到开会前，伊农听某个党员一口一个“林秃子”，他还结结巴巴要辟谣。炊事兵小周听完文件后，一下反映不过来，受了刺激，夜里大哭不止。炊事班长吴太宽问他抽什么风，他泣不成声地说：“不晓得毛主席现在还住不住在中南海……”原来他操心伟大领袖的安全。一切日常生活都停止了，这院子跟全国各地一样，每个人都呆呆傻傻，脑子却都在飞快地转，思考的尽是大事情。 最繁重的任务是写批判稿。孙煤这个班的稿子老收不齐。团支书指责她，她就快快活活地说：“我们班没文化！”她们班的女兵写一篇稿子，总要不断地往走廊上跑，然后站在走廊里喊：“x字怎么写？谁会写x字？”这时十几个房间就会给她十几种似是而非的答案。团支书只好派了几个有文化的到她们班，其中包括徐北方和小号手伊农。 团支书王掖生拿了一大摞文件来念。他把“螳螂捕蝉”的“蝉”字读成了“单”，陶小童马上替他纠正：“念蝉。这个字读蝉。” 团支书的四方脸涨红起来。一抬头，发现徐北方满怀景仰地凝视他。每到这种时候，这家伙总是很有耐心地等着他把洋相出大。 “你再重念一遍，我们没听清。”徐北方做出天真的样子说。 不料团支书很快放下面子，用颇谦卑的语气说：“这个字我不认得。陶小童你刚才说它念什么来着？”他虚心而诚恳，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蝉，就是知了……知了的学名叫蝉……”她怯生生解释道。 “好了。”团支书打了个手势。 孙煤却叫起来：“谁说念‘蝉’？就念‘单’！我在体校时就一直念‘单，——‘单连冠军’嘛！” “是蝉连冠军。” “你刚才不是说蝉是知了？” “对呀！” “知了跟冠军有什么相干？” 陶小童耐心地说：“知了有个习惯……” 彭沙沙突然蹦起来指着陶小童：“她舌头有问题！有一次她对门诊部医生说她咳嗽，咳出很多‘蛋’（吴语‘痰’与‘蛋’同音），把医生吓坏了！” 大家嘿嘿嘿地笑起来。 彭沙沙又举一例证明陶小童口音的靠不住：她曾把她一个好端端的名字误叫成“嘣嚓嚓”，害得别人老要想起那种怪下流的三步舞。 “就是华尔兹！……”有人眉飞色舞地解释。 “华尔兹？……” “看，就这样——嘣嚓嚓、嘣嚓嚓……” “喂！是一男一女！……” 团支书简直已经被人忘了。他无论是跺脚还是把文件翻得哗哗响都继续被忽略。他的四方脸忽然涨得紫红：“现在是听中央文件，你们在搞啥名堂？！” 徐北方扯起嗓子说：“对呀！听中央文件，你们蛋啊蛋的像话吗？”他嬉皮笑脸的面孔转向团支书，“我差点以为你念错了字呢。” 团支书老实地说：“我是念错了字。” 徐北方立刻严肃起来：“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念对呢？” 团支书愤怒而窘迫地沉默着。徐北方简直开心得要死了。 过一会儿，蔡玲突然懵懵懂懂地叹一声：“哎呀烦死人。” “咱们干吗老这么坐着？”有人问。 徐北方说：“嗨，瞧你说的。不在这坐着就到其他地方坐着，除非你没有屁股。” 最后有人指出问问伊农，他当年险些考上南开大学，要不是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话。 伊农最恨谁提他很有学问的历史，立刻飞快地说：“蝉、蝉、蝉，那字读、读、读蝉！”他整天沉默寡言，当众说话就像要他命一样难。他越是惧怕讲话，别人越要千方百计逗他开口。他从来不笑。总是憋一肚子气，再通过那支小号把气撤出去。他之所以爱吹号就因为通过这支铜管他多少能消掉点气。他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他生来就对一切都有气。 有人发现伊农私下说话很正常。但谈话对象超过两个，他就结巴了。 徐北方说口吃现象有着古老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专门研究过口吃。说口吃是人的四种基本情绪发生混乱的结果，即喜怒哀乐彼此厮扭。 伊农不乐意了，反驳说自己的喜怒哀乐特别规矩，向来不发生什么混乱。伊农吃力地辩解道：“用用用医学来解释口吃，不过……是极简单的病理：因因因为口腔送气不足，不不不能把要讲的话音连续发出。就就就这么回事。” 陶小童对这个讨论发生了兴趣。她认为口吃源于初学语时。一般儿童都是模仿父母说话，如果父母说话过分的快和流利，必然使孩子学语时急躁。要不就是父母过分严厉，在他们面前，孩子始终畏缩，所以说话便迟迟疑疑，久而形成口吃。 徐北方说陶小童只是一般逻辑推理，缺乏名家理论做依据，如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专家指出，人的敌意或焦虑使语言表达发生阻碍——也就是结巴。他们认为，口吃是一种精神性疾病。 伊农抗议他总把这问题往精神病上扯。 “是精神性疾病，不是精神病。”孙煤帮徐北方解释。好半天她因插不上嘴而不悦。在大家争论“蝉”字时，她认真查了字典。她不得不承认，体育学校毕竟不是训练脑子的地方。她认为陶小童这时简直洋洋得意，跟徐北方有来有往地争论。他俩几乎甩开所有人，所有人都只有糊里糊涂跟着傻笑的份。 伊农口吃得更凶，往往张好多次口都发不出音，所以没等他有效地驳证，女兵们就一齐哈哈大笑，笑得他捶胸顿足。徐北方再趁机加强攻势，认定口吃决不是口腔缺陷而是精神缺陷，起码是脑子有问题。陶小童马上接着说，她曾看过一位外国精神病大师著的书，说口吃是大脑的两个半球体争夺对语言的控制权，而造成的冲突；这冲突使发音器官无所适从，便出现口吃。 伊农被种种玄而又玄的学术分析差点气疯。他脸成了紫色，嘴一龇一龇露出那颗虎牙。他这样子更让女兵们开心。陶小童觉得他有点可怜，便安慰他说：世界上十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口吃，他大可不必感到孤独。 然而徐北方却咬着精神性疾病不放。 “我不是精神病！”伊农突然喊了一句，把大家吓一跳。他这句话说得不能再流利了。他忽然倒抽一口气，又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这叫作一刹那的精神愈合。”徐北方立刻又手舞足蹈地讲解，“这说明精神性疾病的不稳定性和神秘性。它往往出现一刹那令人意外的灵光。所以口吃现象在当今世界仍是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疑谜。有的精神病学者专门设立研究口吃的学科。”见伊农又在椅子上耸了几耸，他双手—按：“你别一听精神病几个字就难受。用国外精神病专家的说法，每个人都患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精神病。所以国外平均每个精神病大夫要负责二十五个人的心理健康。伊农同志，这有什么不合情理呢？” 团支书王掖生真的被人忘得一干二净，连他自己也把自己忘了。他开始认为他们不像话，撇下他和一大堆文件去讨论结巴问题。渐渐他听得有点入神了，觉得那不是胡说八道，那是一些挺深的学问。他觉得徐北方这人稀松散漫，但那个聪明劲还是讨人喜欢的。他就凭这点讨人喜欢。他几次想打断他们的讨论，但忍住了。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点胆怯，或说是自卑。 团支书第一次感到有种奇妙的东西在吸引他。他默默坐着，装作心不在焉，其实他对每个陌生的词汇都抓住不放。 正式的批判会在饭堂里举行。 炊事班长吴太宽读批判稿时大哭。他最近心情不好，不知为什么。他总想找个合适地方发作一下。他批判稿中联系到苦难的家史，说他家过去从来吃不起肉，最了不得就是到屠宰场弄些猪尾巴回来吃。他是为这哭吗？不是，他还想到母亲的沙眼，父亲的罗锅背，妹妹十二岁才上小学，还留级，以及他最近错了笔账、炊事员小周不安分等等。他哭着控诉，那么宽大个人竟瑟瑟发抖。他恨不得把一辈子的不顺心都清算了。 刘队长松了口气，一台配合形势的新节目终于排出来了。除了《八路军来了烧开水》还接着唱，其他一律换新节目。有个歌舞表演叫《历史车轮决不能倒转》，具有很复杂的悲剧情节。他拿不定主意让谁担任剧中女主角。 “队长，是你叫我吗？”彭沙沙一蹦，趴到他家窗台上。她跟队长讲话总是特别天真。 “我说，你别见天到处扫地，有时间抓抓自己的业务……”队长说。 彭沙沙一会儿把头偏向左边，一会儿又偏向右边。她在人群里一贯扮演小淘气之类的角色，但分寸总掌握不好。她虽然晃着头，却也把队长摊在桌上的“演员表”看清了。那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并用红笔把名字打了个框。跟着她又看到陶小童名字也打了红框。 在彭沙沙看来，陶小童的表演才华根本不在她话下。上西藏之前精简演出人员，陶小童差点让减下去。后来排了个表演唱，里面有个哑巴角色，陶小童赶紧声明她可以演这哑巴。彭沙沙说既是哑巴，我也能演。刘队长就把专业文工团那套搬来了，安排ab角，让她俩替换着演。可b角彭沙沙一出场就大放光彩。于是她自作主张连续演下去。起初陶小童不好意思提出异议，有一天实在忍不住暗示彭沙沙，她们是ab角关系。 彭沙沙却人五人六叹了口气说：“你这样争角色可不对啊。” 班长孙煤也插手了这件事，明确说，她反感任何人争角色。她认为那是旧文艺界最令人恶心的事。争着出风头是最糟糕的作风。班务会上，她就这么说的。大家一致反映陶小童演得不如彭沙沙。虽然演得蛮像哑巴，但剧场效果不如彭沙沙强烈。彭沙沙一上台就有人笑。陶小童还不服，说：剧情在此处并无喜剧性发展，观众不是笑错了地方吗？ “什么剧情，管它呢。让人笑总是好事！”大家都这么说。并劝陶小童应该虛心把彭沙沙那套学到手。那些层出不穷的噱头真把人逗死了。 陶小童闷闷不乐。后来她忍无可忍地大声说：“你们说得不对！”她脸通红，圆脑门也红得厉害。她正告众人；艺术的第一要素是准确。随心所欲地出洋相，靠这个取悦观众是江湖艺人廉价的技艺。 大家起初愣了一会，没反应过来。后来彭沙沙跳起来，指着陶小童对大家说：“什么呀！什么呀！你们都听见没有？” “江湖艺人怎么啦？他们都是劳动人民，你贬低劳动人民！”彭沙沙说得很有力量。 “我没贬低……” 大家一口咬定她对劳动人民确实不大恭敬。连一向温和、无所谓是非的蔡玲也义愤地跺跺脚，因为她讲不出什么。 “我们不是在讨论表演方法吗？……”陶小童寡不敌众，“我不知道你们到底要说什么！” “你明明贬低劳动人民！” “我没说……” “你没说江湖艺人？” “我说了……” “那你说你没说！” “我说了江湖艺人……” “那你说你没说什么？” 陶小童眨着眼睛：“啊？不是你们说我说了什么什么吗？”不知是她被大家搞糊涂了还是她搞糊涂了大家。后来彭沙沙一直把“哑巴”演下去，越演越来劲，直到有回在某兵站饭堂演出，地方太小，她险些给观众来个耳掴子，才有人意识到她那表演已夸张得不成话了。 刘队长把彭沙沙和陶小童比较的结果，还是把主角给了前者。别人说他对矮矮胖胖的人存在偏爱，是他对小半拉儿的剩余感情所致。他觉得这样说的人无聊。 炊事班长吴太宽把“颗勒”那狗踢得大声惨叫。小半拉儿哭着跑来，叫他爸管管这事。吴太宽心里有火，这是谁也管不了的。他干了四年火头军，却让小周那小子捞着改行了。那个《历史车轮决不能倒转》里缺人数，小周就去当演员了。他天天在伙房练习拿大顶，原来有图头。 小周聪明伶俐，在一帮演员里不显得碍手碍脚。他一边排练一边对吴太宽挤眼，下来又说：“老吴你不行。你那张大宽脸要化起妆来还不跟漆门板似的。”吴太宽那笔账算错就因为怄气。 但到了正式演出，并没让小周上场。有人反映他神经有毛病。症状是他常对几头猪唱歌，还说猪听了音乐胃口好，容易上膘；有时却到猪圈去猛敲一通大锣，吓得猪乱跑，他说这样吓吓，它们体型会好，不至于全长肥肉。他学会吹笛子，却不用嘴吹，用鼻孔。每天夜里很晚不睡，发明一只腌咸蛋的坛子，使腌熟的蛋自动顺一个小口跑进槽里。据他说这是根据比重改变的原理，结果发明搞砸了，津贴赔了蛋钱。总之他有很多可疑行径。总之让估上台是不妥的。这么严肃的演出，万一让他闹出政治事故大家倒霉。幕拉开了。 由彭沙沙扮演的孤苦伶仃的小女孩在台上东倒西歪地舞着。灯光惨淡，表示旧社会暗无天日。天幕是徐北方挖空心思制造的机关布景：一片灰白的芦苇被风刮得左摇右伏。他告诉人们，这是象征生命在挣扎。 彭沙沙演得很来情绪。这姑娘有个好处是干任何事都劲头十足。比如她扫地，简直像跟地有深仇大恨似的。有回陶小童见她对准一小块地方横扫竖扫，扫得非常认真吃力，便奇怪地凑上去问：“彭沙沙，你在扫什么呀？” 她头也不抬地说：“你看谁扔了块纸，粘在地上了。怎么也扫不下来！” 陶小童乐了：“什么纸呀，你再仔细看看！” 她稍冷静了些，一看，原来屋顶漏下一缕阳光，投在地上形成一块白斑，被扫地心切的彭沙沙当成纸了。因为大家都很看重扫地，所以能找到一点可扫的东西颇难。后来陶小童到处跟别人讲，彭沙沙是近视眼。彭沙沙为了下台阶，就此真像近视那样眯起眼来。 不过彭沙沙在舞台上从不眯眼。她只有一个优势就是眼睛。她的眼睛说流泪就流泪。她扮演给地主放鹅的小女孩，不断有泪水从她腮帮上滚下来。 陶小童跟在孙煤后面，舞台上有十个姑娘为彭沙沙伴唱伴舞。年底有两个女兵复员，宿舍作了调整，孙煤把陶小童换到另一间寝室去了。搬床的时候，俩人的目光右点心照不宣。陶小童凭直觉感到离班长的秘密已非常近了，可班长来了这一手。孙煤知道自己这一手是很有效的。 彭沙沙穿着烂成丝丝缕缕的衣服在台上咚咚作响地舞着，烂衣衫紧裹着她的胖身材。剧情发展到后面，这放鹅的小女孩饿死在芦苇荡里。音乐是由一位新调来的作曲家写的，到此处简直像台风警报。小号蠢头蠢脑地冒出几串高音，给人恐怖感。小提琴手们闭着眼拉着没完没了的颤音。而作曲家刻意在大家谱子上标明：“此处悲痛欲绝，怒火中烧，催人泪下……”这曲子由作曲家亲自指挥，他全不管乐队奏出的效果如何，只管一个劲注视舞台上的孙煤。他觉得这姑娘简直美得要了他的命。他这样美的乐曲全是为她写的，让矮胖子彭沙沙给糟践了。彭沙沙已跳得颠三倒四，她踉跄着，趔趄着，表演生命垂危。她准备奋不顾身地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往地上一倒。这一倒要倒得真实就得不怕疼。只听“砰”的一声，彭沙沙在舞台中央倒下去。 观众们呆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这“砰”的一声把他们吓坏了。他们从这“砰”一声中感到上了当。台上这个“穷孩子”那圆滚滚的小腿真结实啊；还有那屁股，拱得像座小山！这孩子哪能是饿死的，活活是撑死的！ 观众笑了！这还了得！侧幕里的男演员也笑出声来。担任伴舞的十个姑娘努力忍住，但还是有人开了头。笑在舞台上是多米诺骨牌，有个开端，后面的妄想抵挡。开始她们还闷在嗓子眼里笑，不一会儿就浑身抽筋，腮帮子作酸。后来她们索性撒开来笑，虽然有一丝明智在提醒着：再笑下去要倒霉的，但谁也停不下来。刘队长在幕边呐喊：“不准笑！不准！……”乐队拉出的颤音一点不心酸，听上去也是笑。 直到观众们先醒过神，意识到这类节目是不该笑的。他们全惊愕地睁大眼，望着这帮失去理智的演员。这事态发展下去可不得了。 只有彭沙沙一个人稳住气，躺在台上纹丝不动。听见有人笑，她简直悲愤透顶。她想，这样笑还有点原则吗？她决定就这样躺着，让自己苦难的姿态给一切人留下深刻印象。 第09章 我和许许多多的人拥塞在河这边的公路上。装载我的救护车由于警报长鸣，所有车都为它让了道。它现在开到最前面，只要舟桥合拢，它必将头一个冲过去。看见了吧，我的情况就这样严重，所有人为抢救我都做了让步。 按我身体提供的各项参数，他们断定我的生命还有几个小时，至多十来个小时。这点时间还够他们干什么？我认为他们这样玩命地抢救我没必要。真的没必要。他们这样干是他们这一行的教条。 他们抢救我或许因为我不是个一般人物？拥塞在道路上的所有人都向这辆车里垂危的女英雄致意。我知道，他们肯定向这辆救护车行了注目礼。他们钦佩我就像我曾经钦佩别人。一个长长的时代，每个段落总有那么一些人矗立着，作为时代的支撑点。我就是一个。我并不是大言不惭的人，我的确在献身的一刻毫无杂念，满怀虔诚，并找到一种气概，或说是英雄特有的内心境界与自我感觉吧。就像在舞台上扮演英雄一样，感觉找得不对就白搭，偶尔找到感觉是很舒服的。感觉是一股气，融会贯通。在舞台上找不到感觉你简直就没治。 他们曾说我没演出“兵”的形象来。说我没劲没劲，一点力量也没有。没有那种令他们自豪的大老粗劲头。我觉得这是我的先天缺陷。我请教过不少人，学他们的一招一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比如变魔术的董大个，他演英雄人物的要领在亮相。他说相要亮得毒、亮得猛。为了这一毒二猛，他的经验是完全屏住呼吸，让气全憋在胸里。有次他客串李玉和，憋了一口气等着亮相，结果那一锣敲迟了，他差点憋晕过去。我不行。我一上台就飘飘忽忽，把什么都忘了，只想着给人留一个优美的印象。事实证明我不适合塑造英雄人物。 可现在我蛮过硬，死到临头，一声不吭。许多人从现在开始把我看得了不起，一个女英雄。我没工夫推敲，这事是否有点滑稽。 孙煤又爬上车来。她来来回回地跑，总是传达同一个消息：舟桥还没合拢。我纳闷，什么原因使她放着现成的电影明星不当，又干起护理来。大家都说她比“田春苗”长得好看。她要演电影非成大名人不可。 孙煤看着我。我呢，也看着她。我的眼神很呆，她呢，依旧有神。我不欠她什么情分，看来她在我最后这点时间里也不想和我算总账。就这么看着看着，我觉得她挥手掸下一颗晶亮的东西。别是我看错了。我想，是我俩讲和的时候了。 徐北方现在还关在那黑房里。他要能请个假来看看我多好。我要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他和孙煤的手拉过来，再紧紧捏到一块。我要用最后的力气干完这事。等着瞧吧，这事准让我干得相当漂亮。 救护车外一片混乱的紧张，或叫严肃的混乱。各种声音汇进我这双有所特长的耳朵：它的形态对一切声音接收得过分有效。我觉得吵闹得无可忍耐。工兵要修路，救护团要抢救，话务兵要架线，炊事兵要做饭，各自都有理由妨碍别人。好像整个救灾大军都集聚在我的车外。我到底没有找到解释，为什么我对声音会如此敏感。 从门被推开的声音我就判断出，进来的不是阿爷。父母风尘仆仆，从上海赶来，这回没什么说的了，他们决定带我走，彻底走。阿爷去砸石子，他每天要到天黑才收工。 父母对我进行血统教育。这时我十四岁，对自己的来历已不感兴趣。这个谜我猜得太久，好奇心早就耗尽了。 父亲说：你阿奶当年的行为很不像话。 母亲说：对呀对呀，她也太风流了。 父亲说：你别插嘴。你没什么资格管我们家的事。 母亲说：好极啦，以后你少把你死去的娘那些馊事情讲给我听。你们家什么东西。 父亲说：你闭嘴。让我来跟小童讲。小童，我们不是讲你阿奶坏话，她年轻时…… 我觉得父亲的表情像个女人，像个盘嘴饶舌的上年纪女人。我听完后一点也不吃惊，相反，我觉得阿奶特棒，真不简单。想想看吧，她在富有的丈夫身边，公然去爱一个穷学生，凭这点，她在九泉之下就该受我深深致意。阿奶怀着几个月的身孕从家里偷跑出来，去寻那学生。她只见过他一面，是在一次募捐会上听了他讲演。她找到他时，他已经被警察逮走。她等着，一直等到他死在大牢里。阿奶当时失去一切希望，再回丈夫那里已不可能，她就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分娩了。这时有个青年来看望她，并把她接到自己家住，这个青年是死者的同学。阿奶并不爱这青年，孩子满月后，她便悄悄离开了他。她回到故乡，见满城张贴寻找她的启事。她万念俱灰地回到家里，丈夫却因思念她死了。 父亲说：你阿奶这时候才知道好歹，才晓得后悔了。 不过我认为阿奶不一定后悔。她只是遗憾：她深爱一个人而被人更深地爱着；她为了去爱那一个却毁了这一个。 故事没有完。许多年后，那个曾救过阿奶的青年忽然找上门来。这人其貌不扬，凭他在政府里任一个不起眼的职位，就想娶阿奶。阿奶被他的诚心打动，便不冷不热地与他来往。后来他辞了职，带着几十箱子书住在阿奶家里。他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合了。 这个人就是在马路上敲石子的阿爷。我那善良、懦弱的老阿爷。 母亲说，你阿奶死了也有两年了，我们仁至义尽。现在他（指阿爷）知足了。这次我们正式来给你迁户口。 其实她和父亲早在阿奶生前就开始挖墙脚。那时我八岁。上海举行全国少年诗歌大赛，我中了奖。父母那天都到了场。我领了奖品后走到他们面前。我很生疏，他们也感到生疏。他们一时竟没找出话来对我讲。只记得母亲古怪地朝父亲笑了一下。我猜她是说：早晓得这孩子长大这么出息，小时我们该对她好点。从那时起，他们就绞尽脑汁要收回抚养权。 阿爷没下工，父母趁机先把我攻垮。但我十四岁了，要我就范也不那么容易。 阿爷终于蓬头垢面地出现在门口。一见父母，他一双眼睛立刻掉进两个深深的坑里。 接下去的三天，父母两头忙，分别跟我和阿爷谈话。他们十分严厉，要一老一少放明白点，正视前途：我和阿爷相依为命的日子是过到头了。 我妥协了。阿爷压根没对这事抱什么希望。最残酷的是，父母还要造出一个假象：是我自愿离开阿爷的。他们让我当着阿爷面宣布这种选择。 我表示一切都按父母安排的去做。只能这样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头一次想到“命里注定”这类词。阿奶阿爷和我，我们能联系在一块乍看极偶然，其实全是必然。我不妥协还能干什么？ 隆重的“选择”仪式在阿爷空荡荡的客厅里举行。这里过去摆满令他骄傲的大堆书籍。我站在中央，阿爷坐这端，父母坐那一端。马上要由我自己发出我背叛阿爷的宣言。父母这么干够绝的。这么干他们开脱干净了。他们狡猾、虚伪，阿爷哪是他们的对手！ “小童！现在爸爸妈妈不勉强你，你自己做出决定：今后留在这里，还是跟我们回上海？随你便，你说实话好了。” 我不偏不倚地站在“三八线”上，看着自己的脚尖，精神在过大刑。一会儿，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很快在地上聚了一小滩水。 “你说话呀！爸爸妈妈决不勉强你，完全由你自由选择！” 有一阵，我突然想冲过去和父母拼掉。我此刻一点也不觉得他们生下我有什么功劳。我恨他们。他们正当年富力强，有足够的智慧和精力对付一老一少。他们在老的和小的之间显得那样自信和霸道。我真的恨他们。他们控制着孩子的命运，从来不把孩子的感情当回事。他们漫不经心地行使自己法定的权力，要怎样就怎样；孩子的真切悲哀被他们看成挺好玩的事，而孩子的反抗全被当作无理取闹。我咬紧牙关，不然我真的会照我想的瞎说一通。我还有一丝理智：父母是得罪不得的。 我想，我还是老实点吧。眼泪在我脚前越聚越多。按预先排演好的台词，我这时该说：阿爷，我考虑了很久，还是跟爸妈走的好。一方面上海学校好些，再说您年纪大了，又在被窜查，照顾不了我。我走了，会常来看您。您也能去上海看我，不是还像没分开一样吗？ 这段话，父母设计得天衣无缝，合情合理，可我怎么努力也张不开口。 阿爷始终安详地坐着。他比我转弯子转得早。我想他天生是个受气包。 “小童！你讲话呀！不是让你自由选择吗？有什么哭头！……”母亲快沉不住气了。 我哭得头都晕了。我怎么这样倒霉？ 父亲胸有成竹地说：“让孩子自己选择嘛，我们都不要强迫她。” “不要让孩子为难了！”阿爷忽然提高嗓门，“你们折磨一个孩子干什么？”没想到老头子原是有脾气的。他使我们三人都吃了一惊。 “这怎么是折磨呢？”母亲说，“小童，你快讲话！” “怎么不是折磨？！你们就忍心让她哭成这样？小童，阿爷领你心了。你不必为难，跟父母是对的。哪个孩子不跟父母呢……” 我忽然长长吸一口气。三个人都静下来，盯着我，像三个下了大注的人盯着要停下来的赌盘。 我绝望地看看阿爷。阿爷似乎明白自己不应再奢求什么。但他仍怀着一丝儿侥幸，这一丝侥幸使他看上去不堪一击。 “阿爷……”我泣不成声。 父母露出稳操胜券的神气。 “阿爷……我、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你！” 说完我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到现在我也没搞清那是真的晕倒还是我装出来的。我的确觉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我大概装得非常逼真，把我那毫无医学常识的父母吓得够呛。那样吓吓他们如今想起来还极称我心。 这次休克是耳朵首先苏醒的。我听见“嚁嚁”的声音，起初以为是蟋蟀什么的，后来它越来越响，我才听出是哨了。见我醒了，那些聚拢在我眼前的面孔慢慢散开。休克，是让我一遍遍演习着死亡。到时候，我就可以信心百倍在对死亡说：好了，来吧。我准备就绪。 “嚁嚁”的哨音使医生们烦躁至极。他们骂舟桥连是笨蛋，从早干到晚，桥还合不拢。一定是河水太急，这场灾难使一切都变了态，一座看上去挺牢固的桥几天前被河水冲垮。孙煤总是悄悄地为我做着一切：撤下那根管子，换上这个瓶子。她把这些事做得很细致。我对自己说：好好看看吧，记住这个形象。她在我最后的印象里未必恶劣，甚至美好起来。我知道，这正是她巴望的。 我说过我不想再管班长的闲事。可她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寝室。她随随便便就给我来这一手，这可让我受不了。这一来我断定她心里一定有鬼。 我想把这事跟谁谈谈。我头一个想到了徐北方。 不知怎么回事，这段时间我越来越想跟他待在一块。我一看见他就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活，同时又察觉到这快活不很正当。十七岁的女孩子不该有那些不明不白的念头。 我常常躺在床上，在入睡前踏踏实实想他半小时。一想，就想起那双聪明的眼睛。那是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嵌在与众不同的额骨下，显得格外与众不同。有人反映他在侧幕里常对舞台上的女演员挤眼，孙煤立刻说：绝没有这回事！那人又说：你叫唤什么，他就是跟你挤眼！我不相信徐北方干过这种不雅的事。我偶尔回头，倒见他常常对着我出神，一双眼睛很茫然并带有某种忧郁。当然，他也常常看孙煤，但那眼神要单纯得多，仅仅是对一个完美物体的惊叹。我认为谁对孙煤的美麻木不仁谁就是白痴。 但我摸不透他这个人。他有时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有时我对他近乎傻气地瞎殷勤半天，他表现得却是浑然不觉。我拿不准他到底喜不喜欢我。有次我在洗衣台碰见他。夏天的中午，这里没人。他问起我的日记是否惨遭批判，我顿时流下眼泪来。这不怪我，是他那亲近体贴的样子使我大受感动。 “你真傻，干吗要在日记里写真话？” 自从我作诗的才华被遏止，我就开始写真正的心得了。我老老实实地记录了我的一些想法和对别人的一些看法。不知怎么，有人又不客气地打开看了。彭沙沙悲忿地指着我说：“好哇好哇，你说我入团是扫地扫来的！还说咱们班许多同志，打手电在被窝里学毛选没必要……” “她说是装装样子！” 连厚道的蔡玲也控诉我：”你还说我爱照相！” “还说、还说咱们班长！说她有件衣服打的是假补丁！……有意见当面提嘛，到背地捣什么鬼！” 我讲不过她们。但有一点我是讲明白了：我反对别人翻我日记本。你们凭什么乱翻我的日记？那是能随便翻的吗？真荒唐。日记是每个人内心生活的保险柜，怎么可以随便打开窃取里面的内容呢？每个人都有思索的自由，感受的自由，也有把思索与感受记录下来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应被干涉，比如你随便去搜人家私宅要被人理直气壮的打出来，并喊你“滚”！这是人的权利之一，这权利不是说有法律保护吗？法律，可了得！那么甭管我怎样思索与感受，都属于我个人权利范围，怎样写都没错，因为我从不用它去影响别人。那么我到底怎么啦？ 徐北方听完我的话哈哈大笑，说我这些年白活了：“什么他妈的人的权利，你简直是个糊涂虫！……” 我说没错，她们的确叫我糊涂虫来着。她们发现我太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全冲我嚷起来：“什么？日记是个人秘密？只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才是秘密！” “雷锋日记怎么不是秘密？” “还有王杰日记……” “刘英俊日记……” 我想说：彭沙沙的日记也不是秘密。她常把日记拿到“讲用会”上去读。她的日记我相信所有人都烂熟了；开头她怎样落后，有哪些“活思想”；后来猛学习，从红宝书里找到某一条，把“活思想”干掉了。我承认彭沙沙的日记写得不错，但永远这样写，不知她本人怎样，人家听起来可够腻昧。 后来，大家起劲地给各种日记定性：有革命日记，也有反动日记。比如某地有个坏蛋，日记上全是反动话，假如也保护他的“个人权利”，那不乱套了吗？ 徐北方笑眯眯地看着我。好像我的一脸倒霉相把他逗乐了。 “我的日记也公开！”他摊开两手说，“真的不骗你。不过没人能看懂。我在日记里尽胡扯八道，编好些暗语。比方说，把开会写成‘磨豆腐’；把刘队长写成‘老面瓜，；把蔫头蔫脑的伊农写成‘茄子’，中间我还用一些只有我懂的阿拉伯数字，再加些英语单词和汉语拼音，你想想看，这么乱七八糟的日记就是公开，有谁高兴看？” “那你自己看得懂吗？”我担心地问。这人对自己也如此恶作剧。 “自己还能看不懂？唉，我劝你学学我。” 我闷声不响了。我想我可学不了他。 他却还要跟我唠叨：“你不要把生活搞那么严肃，学学我。我有个奇怪的感觉：你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当成负担了。” 哎呀，他可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这时发现他在反复洗一个颜料罐。我忽然猜出，这罐子并不需要那样认真洗，他来这里是为了我；为了见我或开导我。望着他热情的、有点神经质的脸，我心里一阵从未有过的温热。这感觉没治了：又异常又舒服。他说得很对，我从小就是个孤独的孩子，往往需要隐藏自己的聪明，才能得到伙伴们的认可与信任。我发现他正在盯着我，用那种被我熟悉了的茫然和忧郁的目光. “你真逗。”他忽然讪讪说一句。 我很孤独。我很想问问他是不是也孤独；我还想问他，在这个热热闹闹的集体里，孤独从哪里来的。 “喂，把你的手给我！” 我吓了一跳，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人家说过分聪明就像长六个手指。”他不容我迟疑，抓住我的手，并没有去看它便用力一攥。 “记住，以后我们是好朋友了，你有什么为难事，或者委屈事，就来对我说。你认为我这人怎样，还是挺能开导人的吧？” 我点点头。等一下，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遥远的、儿时的愿望，我想对他请求：“哦，抱抱我！” 他有一双聪明的眼睛，能看懂我深藏着的愿望。因此，他有点不知所措起来。 两只握在一起的手渐渐冷了，僵在那里。谁也想不出怎样将手抽回最得体。似乎我们同时感到两只手都带着很复杂的表情，远比我们的脸复杂得多。 事后，我稍微冷静地想：跟自己的班长争夺情人不够明智。所有人都知道他喜欢孙煤，我要插进去，人家准说我不地道。再说我不一定插得进去。再说我还不一定想插进去。再说我还没搞清自己对徐北方的感情是怎么回事。 我想我喜欢这家伙。这个我行我素的人物。仅用“喜欢”来表述，已显得太乏力。它超出“喜欢”的厚度深度与广度。“喜欢”是一大堆混乱不堪的情绪的主旋律。有着许多远比“喜欢“强烈的意识混在其中，搞得我一刻也不得安生。 不过我否认这是爱。我早已谈过我那段了不起的爱情经历。我爱的领域狭小得只容得下那个标准军人。“他”像神灵一样主宰我的爱情，使我不敢乱来，随随便便再对另一个人动心。有时我也疑惑这主宰未免空虚，但我立刻又笃信：爱，是不应有人间烟火味的。 当我用这点信念鉴定自己对徐北方的感情时，并非有足够把握。我甚至感到自己可耻，当徐北方一出现，心目中那个偶像立刻让我忘得一干二净，什么“主宰”也没了。但我不再感到空虚，我实实在在享受着充满人间烟火味的异性气息。 我真不知自己是个什么玩艺，把感情搞得没了真理！ 就在我那个充满情愫又充满烦恼的晚上，班长的秘密，就是深夜失踪的秘密，被我识破了。 我至今一想到那件事，浑身还会起鸡皮疙瘩，但决不是恐惧。我现在的健康状况不适于去想那件事。那事太刺激了。不过我担心我不是把事搞清楚，人们会错看孙煤。其实她不像后来传说的那样下作。人们用生物学概念去给她的行动下结论是不公正的。我只怕没有时间和精力把这事讲清楚了。 又是血压计、听诊器、人工呼吸……他们真能打搅我。 大月亮下，我发现班长孙煤穿着一件深红色运动衫。睡梦里只听见一声轻微至极的响声，我就醒了。我只需那么点响就足够了。因为我等的就是它。 我并没把班长往坏处想，只是好奇，想调查一下她奇怪的毛病究竟是怎样一个发作方式。我也打窗子翻出去，因为我要顺着长长的走廊走出去肯定跟不上她。她走得又轻又快，穿着软底练功鞋的双脚显示着理想的弹力。 我跟踪是很成功，一点没惊动她。我说过我在这方面是挺杰出的。她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然后拐了个弯，我差点叫她“站住”！因为她毫不客气地闯进了男宿舍，队长有规定，夏天男女宿舍互为“禁区”。 我最好先把这座楼的地理环境交代清楚：它坐落在院子中央，楼有两个出口，各自东西。这幢楼绝就绝在这里，楼上楼下不能相通，各有各的进出口。假如楼下的人想上楼必须先走出自己的走廊，再穿过院子，从另一端上楼。此地过去是卫生院，楼上是隔离区，这样避免了病员自由交往，可防止交叉感染。我闭上眼也能把这楼的平面图画下来，但我不知我是否把它描述清楚了。 就这样，班长孙煤从另一端钻进黑洞洞的楼门里去了。楼上全住着男兵。我想这事不那样简单。 我迟迟疑疑也上了楼。走廊两边的宿舍全开着门。因为天热，我们女兵睡觉也不关门了。整个走廊充满音色不同的各神鼾声。一股汗味和脚臭味，还有令我莫名其妙的一些气味。这是我完全陌生的领域，但孙煤显得轻车熟路。我不敢往前走，在楼梯拐角隐藏起来。 孙煤这时回头看了看，但她绝对发现不了我。我瘦，贴在墙上薄薄一片。她感到安全了，便推开走廊尽头的门。我把那屋的位置与楼下房间核对一下，心里“轰隆”一声，就不再跳了。 那是徐北方的房间。 我不知道怎样处理精神混乱的自己。也不知靠着发粘的墙站了多久；我更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推动我来到那房间门前。 屋里亮着灯，只不过门上方的玻璃遮了深色布帘。我终于在门下端找到一条极细的缝。我缩下身体，姿势一定又笨拙又丑陋，为的是能把眼睛贴到门缝上。我像个密探或狗特务，这副姿态连我自己也嫌恶。 门缝里显出这样的图景：孙煤伏卧在地上，脸朝下，双手伸向前方，像在够什么东西，却够不着，模样十分痛苦。 我纳闷透顶，真想闯进去问问，这叫什么把戏。 一会儿，徐北方的背影把孙煤挡住了。他手里端着调色板。他走来走去，房里几盏灯被调整得同时照准孙煤。 我知道了，他把她当模特儿。我看得眼睛酸胀，撑在地上的双手微微颤抖。 等这个背影从门缝挪开，我傻掉了。我看见一个完美得令人昏厥的人体霍然诞生！维纳斯的诞生！ 好哇，这就是我们那个神气活现、威风十足的班长啊。她往我们面前一站，对我们讲述什么风纪问题。可她倒好，跑到这里，在几盏灯照耀下，痛痛快快把自个剥个精光，我的天，我的天！ 我感到心脏像在胸腔外面使劲捶打着我。我气喘不停，手指冰凉而发粘。似乎我自己正囿于巨大危险之中又无力摆脱。半晌，我咽下一口沉重的唾沫，几乎连舌头一块咽下去了。我痴痴呆呆沿来路往回走，下了楼，我突然撒腿就跑。 我就在院子里跑开了。我觉得非得用这种剧烈的形式，才能使我胡蹦乱跳的心步调一致。我想，他们可把我毁了！ 我再次被他们抢救过来。 外面的天色已暗下来。舟桥连从早干到晚，桥总算搭成了。听医生们说那个挥小旗的指挥官把一模一样的动作重复了一万遍，看得所有人都厌烦了，他仍旧满怀信心。 救护车头一个过桥，轧得钢板“咣咣”作响。孙煤极力护住我，不让我受太大颠簸。她美丽的脸挨我很近。我回忆我当时是怎样恨她来着。我感到受骗，徐北方骗了我，班长也骗了我。她那样不知羞臊，真令我咬牙切齿地恨她。我也认为自己是下作的，去尾随她，结果参观了这样猥亵的场面。我从那条门缝里窥视到的是最丑、也是最美的物体。这物体亵渎了我、亵渎了我干干净净的十七岁灵魂。人类、男女、爱情、欲望，原来就那样混乱地融在一起。爱情是虚伪的，是人们给欲望找到的一个美的借口。我当时觉得班长的身体美得触目惊心。照理，那个青春的高洁肉体该淌融多少无耻和丑恶，但它恰恰又是一切无耻、丑恶的原动力！ 从那天晚上起，我感到庄严，神圣，还有好多好多被我敬重的东西，一下子结成糊里糊涂的一团。 车在过桥时，我听见很清晰的哨声。这哨子像团支书吹的。就在孙煤和徐北方干那荒唐事的当夜，团支书突然吹起了紧急集合哨。刘队长和团支书并肩站在院子里，分别监视两个楼道的出口。孙煤被困在楼上，根本没一点下楼来的可能性。 我当时听着短促、急速的哨音，心想，他俩这下可要出丑了。这是当众出丑，没得跑。哨音像催命一样急；我当真替这一对无法无天的家伙着起急来…… 过了河，医生催司机把车尽量开快。天亮前若赶不到手术台上，我是随便怎样也躲不掉那个死了。他们在我死前还要大大折腾我一番，他们要不嫌费事，就随他们便好了。我还在想，当时听见紧急集合哨，不知孙煤吓成什么样子。 第10章 “听说，你每天都往本上写点啥？” “……” “尽写些啥玩艺儿？” “……”她惊慌地看了团支书一眼。 “有人反映都是些不太健康的东西。什么蓝蓝的天……星星跟月亮亲嘴。”他严厉地背诵被所有人歪曲过的诗。 “……你听谁说的？” “不少人都说过。前两天，我在彭沙沙笔记本上看到不少，她说是抄你的。”那意思是：趁早别赖啦。“她说你们班好些人都抄你写的玩艺儿。” 陶小童想：这是哪辈子的事？自打一年前大伙说她写的诗“叫人肉麻”，她就把那份心收了。如今她不写诗，连日记也不写了。她们何时何地抄的呢？总不能一边批判一边抄吧。人会在憎恶某个东西的同时欣赏它吗？不会的。团支书当时问彭沙沙为什么抄，她躲躲闪闪说不出名堂。反正大家是偷偷抄，也不知为什么。团支书真正感受到：一个人产生了不良影响，往往本人不知道。好比这个陶小童。 这个陶小童总是与众不同。不知怎么，他感到所有人都对她有点另眼看待。她那圆鼓鼓的额头塞满让人看不透的念头。她的一举一动都让人感到新鲜。她很聪明，但时常把聪明掩藏起来；偶尔露一点锋芒，但马上显得很难为情似的。有次团支书无意问她：“你一定读过不少书吧？”她顿时红了脸，像被人揭了短一样。她好像知道很多事，或叫作挺有知识，但与别人相反，她并不总想让人相信她对事物的理解正确无误。她总是谦虚或害羞地在她的见解后面加上一句：“可能我记错了。”或者：“大概是这么回事，也不一定。” 新调来一个作曲家叫高力。那家伙长得一表人材，是个公子加才子。他老子是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有天高力和陶小童争论起来。作曲家很有口才，讲起什么来滔滔不绝，但总是很快地转换话题，因此听他谈话时常要给他搞得晕头转向。许多人都挺服他，他的知识包罗万象。人们连自己最内行的事，也要去听他讲解。没有他讲解，似乎万事都没了定义。当时院子里很多人，陶小童就跟他争起来。 高力看见徐北方坐在那儿画画便说：“嗬，新印象派嘛，修拉的弟子嘛。”他的学问多得随时往外冒。 徐北方看也不看他说：“我知道修拉是哪个球！” 高力不计较他的粗鄙，对大家讲起欧洲绘画史来。陶小童忍不住插嘴，说“蒙娜丽莎”时代，还没有现在这样理想的油画颜料，是用胶和蛋清及蜂蜜调制的颜料作画。所以那个时代的画保存下来极不易。大家一下把脸都转向她，仿佛说，你居然比这个什么都晓得的家伙晓得的更多？她脸立刻红透了，看样子后悔自己多了嘴。有人问她：“现在的油画颜料用啥做的？” “用油做的。”高力抢着回答。 她慢吞吞地说：“我记得好像是用亚麻仁油和蓖麻油。” 高力挥挥手：“这不是重要问题，没必要弄那么清楚。” 徐北方这时候说：“你哪怕稍许弄清楚点再卖也不迟。”他嬉皮笑脸，并不存心要气高力。 高力不理睬他，马上谈起最有代表性的“印象派”——《日出印象》，说这位画家是印象派鼻祖，叫马奈。 “不对，叫莫奈。”陶小童轻声地说。 “嘿，外国人的名字，翻译过来就千差万别了！马奈就是莫奈！” 大家都说：“管他呢。” 可陶小童很认真，她胆怯却坚定地说：“绝对不是，马奈是画《草地上的午餐》那个。” “他是不是印象派创始人吧？”高力不耐烦了。 “他是。” “那不完了。印象派、印象派，就是从那副《日出印象》里来的！你敢说不是？” 陶小童红着脸摇摇头。徐北方嘻哈着大声嚷道：“同志们：狗皮膏，狗皮膏，就是从狗皮上揭下来的！” 接下去这俩人闹起来。他们争得众人莫名其妙。高力说印象派反动，腐朽，情绪没落；徐北方拿不出服人的理论，只笼统说他“放屁放屁！”到头来，他那完全不讲道理的辩驳把高力气疯了，几乎要揍他。陶小童惊慌地站在一边，好像为自己引起这场纠纷感到不安。她喃喃地说：“可能我记错了……” 这事使陶小童在团支书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陶小童这会儿蹲在团支书面前，抠着地上的草根嗫嚅道：“我后来再也没写过那些……嗯，不健康的玩艺儿。” “我相信。” 她说的是真话。最近她学其他人的模式，开始写为人们认可的那种日记，那种可供所有人阅读的日记。写这种东西她感到轻松了一大块，似乎卸了个大负担。她这才知道人没了隐秘原来是件愉快的事。过去真傻，干吗守着什么“思想的保险柜”呢？现在她陶小童和大家平等了，和大家一样光明正大，心窗大敞洞开，谁只要愿意都欢迎进来瞧瞧。她有意把日记本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有意安排机会让别人了解她的“活思想”。有一次，在她们寢室开团小组会，她作为非团员照例回避。日记本就大大方方放在桌面上，谁翻起来都顺手。可偏偏没人翻它。她发现它原封不动简直失望透顶。 “知道不知道，我今天专门找你是为了一件重要的事——”团支书说。 “……” “团支部准备培养一名报道员，写稿子。我发现你在这方面挺有一套，就决定你来干！”团支书东张西望着说，“一个星期出一次黑板报，写好人好事、坏人坏事，最关键是一发现不良倾向，马上写！” 为了尊重他的谈话习惯，她也尽力东张西望：“可我……不是团员呢。”她认为所有人都比自己过硬，去批评谁？ “虽然你目前还没入团，但提前为团的建设工作，应该感到光荣！” 那还用说。她想，这可太器重我了。 “好好干！” 她没说话，心里却在摩拳擦掌。 陶小童抄写黑板时，团支书领人在掏下水道。 下水道堵了好些日子了。听说不止这一家堵，“人防工程”在地下建设了好生活，可地上让它弄糟了。这事该管理科管，但他们趁机报复。事情是这么引起的：虽然演出队的院子已从幼儿园名下划出来，但幼儿园仍以房东自居，几时高兴就领着成群结队的孩子过来逛逛。孩子们最喜欢排练室。正排练的队列里，常出现几个大模大样的小家伙，又学舌又做鬼脸。有一次一把小提琴被他们偷去，他们想看看它肚里有什么名堂使它一碰就响，便把它解剖了。等找到琴的东零西散的尸首时，大家都佩服这帮小坏蛋的力气和残忍。小半拉儿说这事交给他办。他要显示一下牧羊犬“颗勒”多半年来的训练成绩。雏狮般的“颗勒”果然不负众望。头一天就吓退了孩子们的进犯，有个小家伙腿脚稍慢，裤子被“颗勒”拉下来了。内地人从来没见过这种宽头阔脑、又憨又蛮的大个子藏狗，都传说这院里不知养了什么野兽。消息传到机关，说是不少孩子叫狗吓病了。孩子们都有实权派家长，轻易就给了演出队好看。 刘队长首先被叫去训一顿；紧接着原先讲妥的几个提干名额冻结；本来答应给调一名教导员和装一只锅炉，这下全不算数了。吴太宽发现，肉票少了，玉米面多了。打电话说这边下水道堵得厉害，那边装聋作哑，“下水道？臭着去吧。”刘队长吃一肚子闷亏，回来给小半拉儿一巴掌，照“颗勒”屁股就是两脚。 “颗勒”这畜牲挨了两脚，以为是莫大鞭策，干得更卖力了。有时不得不给它吃点安眠药，提防它对付来视察的首长。 下水道被挖开，一节节疏通。一群群潮虫往外爬。最终发现洗衣台下面堵得最死。蔡玲伸手去掏，别提掏出多少宝贝，光手绢就十来条，还有口罩和一堆袜子。蔡玲认真地把这些臭气熏天的东西漂洗干净，然后叫全队来认领。徐北方领走的最多。其中一只墨绿色尼龙袜，据他说半年前就银灰的，大家死活不信。他立刻取了另一只来作证。以后就见他一双腿穿两色袜子。 团支书王掖生脱光了膀子，身上溅满泥点。他干活时最讨厌游手好闲的人在眼前晃，比如这个徐北方。他仅刨了几镢头，就说人太挤，干这活根本不需要这么些人。不一会儿就见他端了画架子，画那两棵枇杷树。树上总共结了十来个果子，比羊屎蛋大点，有啥画头？他觉得他装模做样，其实是懒骨头，不想干活。团支书对这种人从不进行口头教育，那样毫无效果，他只是闷头苦干，用双倍的力气拼命干，让这种人看着惭愧。 其实徐北方一点也不惭愧。他甚至连团支书那渗满汗星子的方方后脑勺都没去注意过。他只觉得每天让他画画的时间太少了，时间都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占满。令他奇怪的是，许多人都把这些莫名其妙的事当最正经的事来干。他觉得要干的事太多，而时间却被白白浪费掉。他想按自己的准则过自己的日子，就这么回事。他谁的账都不买，谁也别想改变他。他刚才干活时偶然抬头，发现一片深绿中露出几点嫩黄。不知怎么，他被这几个可怜巴巴的果实感动了，这是树挣扎着表现的一点生机。那些长势不良的小果子妙不可言，它挂在过于茁壮、茂密的树上，令人心酸地为夏天捧出一点奉献。这一点奉献已是它的全部。 他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刚才找到的那点内心感觉已经没了。这时，他才看见那个一起一落的方方的后脑勺。他干得那样认真卖力，一下一下抡着镢头，动作均匀得像部机器。他这个形象鼓动着一群人煞有介事地忙，其实这里挤不下这么多人。大家相互妨碍，却忙碌得十分融洽。他画了三两笔，突然恨起这帮呼哧带喘的人来。 许多人弄得满身泥，似乎就得到了某种证明，退到一边，聊起天来。像团支书那样傻干，他们认为是大可不必的。他们跑去看徐北方的画。画上一片含混，有人评介说“像屎一样”。于是人们开始乐。徐北方并不恼，也不乐。他有意要表现这种“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气质。他压根不把这些人的看法放在心上。 炊事班小周挑着猪食走过，众人把注意力移到他身上。他剃个青光头，表情很超然。 “这家伙病得不轻！”有人说，“据说医生怀疑他得的是‘幻想狂’……” 小周最近一直在给中央军委写信，说他发现了一种战备粮，只要啃手指头那么一点，就能一整天不饿，而且保证营养。他还把它搞出一套理论，写了本书。他热衷地推荐自己的发明却得不到认可，这使他大惑不解又委屈冲天。有次他拿了块东西去找军需部门的首长。首长恐惧地看他把拇指大的一块“战备粮”吞下去，忙问：“要紧吗？”他说完全不必在乎胃的异常蠕动。他非得请首长尝—块，说：“您吃吃看，随时把感觉告诉我。假如大家都不把感觉告诉我，我就无法对它进行改进。虽然说它目前的味道差劲，但我认为这是个次要问题。”等他一走，首长就把那东西以窗口扔了出去。他连续跑了许多首长家，结果全一样，都把他的发明从窗口扔出去了。终于有一天，来了两名精神病大夫。大夫很和蔼地跟他谈了一阵，对他的重大实验表示极大关心，又翻了翻他床下堆满的手稿。私下里跟刘队长说：“病状比较明显。” 从此吴太宽不让他做饭，只让他喂猪。大家还是担心，伙房那几只大铅桶一模一样，哪天他把盛饲料的跟盛面条的弄混就惨了。吴太宽还不许他写字看书，不许他拿大顶，不许他用鼻子吹笛子。他也从此不吃饭，每天吃块“战备粮”。事实证明，他没饿死。 从小周开始，人们对周围的人都警觉起来，总想在谁身上发现异常现象。比如某人特别爱剪报纸，各类报纸都有他认为事关重大的文章；于是报纸一经他手就千疮百孔。比如某人半夜老讲梦话，每次都是啰啰嗦嗦地检讨自己。包括刘队长的两个儿子都不大对劲。有天小半拉儿在马路上挨了打，大半拉儿不但不帮，还高兴地到处说：“这矮子给人打死就好了，那我就成了独生子，独生子不用插队落户！”还有还有，那个小号手伊农，每天对着墙歪着嘴练号，练得楼上楼下的人都脾气急躁起来。连牧羊犬“颗勒”也多少有点疯疯癫癫，总见它吐着舌头煞有介事地跑来跑去，不懂它怎么成天都那样忙。只要留心，从任何人身上都能找着类似小周的蛛丝马迹。 听众人谈得热闹，徐北方慢慢收起画架子，说：“这年头，除了正常人，什么人都有。有句名言：‘我们如此紧密相处，但又彼此孤独得要死’。”他估计别人没听懂他的话，管自走了。手表放在皮鞋里，皮鞋挂在画架上，他自己赤着脚。 陶小童主办的第一期黑板报出来了，许多人挤在那里看。黑板一分为二，左边写好人好事：董大个老婆生孩子，收到一笔匿名汇款；伊农家里修房子，收到一笔匿名汇款；团支书王掖生家粮食歉收，收到一笔匿名汇款；彭沙沙母亲犯哮喘病，也收到一笔匿名汇款。经过复杂细致的调查，终于搞清：董大个家收到的钱是彭沙沙寄的；彭沙沙家收的钱是伊农寄的；伊农呢，是团支书寄的；团支书呢，是董大个寄的。 这故事又巧妙又圆满，陶小童写起来得心应手。黑板的右边，只写了寥寥数行，因为她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什么是“不良倾向”。团支书看后很不满意，所谓“不良倾向”一则是声讨某些人给狗吃安眠药；另一则更不着边际，大讲起牙齿保健来。 他找到陶小童：“不良倾向是思想上、作风上的，你咋回事？” 陶小童认为不少女兵晚上上了床还吃零食是个严重问题。她说：“我怕她们没几年就得拔牙……” “那是医生的事！” “可我就是恶心在床上吃东西的人！” “谁让你负责卫生来着？” “不讲卫生是愚昧的表现……” 团支书很反感地叫她闭嘴。没想到这姑娘这么傻头傻脑，有关思想作风，她一点都没开窍。他耐心告诉她，比如徐北方那家伙是个“不良倾向”典型，违反战士着装条令，穿着四个兜的演出服到处逛，还戴手表，穿皮鞋，住单间.他那房间从来不让任何人进，连内务检查都对他免了。谁知道他整天在屋里干什么？ 谁都想知道徐北方在他的屋子里干什么。他那间小屋令人神往又令人狐疑。 有人向队长通报了一件极秘密的事，有关徐北方那间小屋的。 队长一听就犯了高血压。他想，对徐北方这小子他偏袒得太过分了。他烦恼地在屋里踱步，又把团支书叫来，表示对徐北方不能再姑息下去。 “我不行了，坚持不了……” “求求你别动！最关键的两笔！” “你疯了，那么大嗓门？” “求你别动，珍惜时间，姑奶奶！” “天太热，你看我这汗！……” “手再往前伸，最好让血管突出来！” “……哎，你过来干什么？！” “我不会碰你的。画画的时候我绝不碰你。你现在对我不过是静物，或写生对象……” “别人要知道这事，准说我是个浪货。” “他们愚昧。” “这事肯定会被人发现！” “别动！别跟我聊天！” “你画这画有用吗？” “不知道。” “肯定没用！” “管它呢。别跟我聊天！……” “不聊天我就要困了。你困吗？” “……” “哎，你说什么叫失去贞操？我这样叫吗？” “……” “我肯定倒楣倒在你手里。你说你们学校几十个人画一个女的，那女的后来哪儿去了？还有人愿意跟她结婚吗？” “别说话！” “我困……要是人家知道我自己送上门，准说我死不要脸！你们几十个人围着一个女的画，那女的臊不臊？那女的肯定嫁不掉。你们画画的都是流氓！” “胡扯，我可没碰过你！” “反正我以后不来了。” 整个楼被突发的哨音惊得一阵颤栗。 团支书底气很足，连续吹二三十声哨子不换气。哨声短促有力，足以驱净所有人的睡意。 刘队长在黑暗中显得块头很大。楼上楼下骚动起来，大家对这事很熟悉，隔一阵子搞那么一次紧急集合，有人认为倒挺解闷。 陶小童边打背包边想，肯定是那两个浑人的事败露了！她探头往院子里看，果然见刘队长和团支书全副武装，气势汹汹。看来真要逮人。这下好，他俩的蠢事算干到头了。 蔡玲是全队打背包标兵。她背起背包就跑，只是睡得懵懂，记错了门的方位，头“咚”地磕了一下。这一磕她才醒了一大半，想起班长的床上毫无动静，便叫：“班长！班长！紧急集合了，快起来！” 班长还在帐子里纹丝不动。她顾不上她了，跌跌撞撞跑出去，她总要抢第一名。 队伍渐渐列齐了。大家睡眼惺忪地互相打探，出了什么乱子，队长显得这样气急败坏？他两腿叉得很开，手背身后，这是他大发雷霆的姿态。团支书还在没命地吹哨，更搞出人心惶惶的气氛。人们依稀猜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人到得差不多了。 “立正——稍息！——各班班长——清查人数！” 陶小童急出一身冷汗。彭沙沙在那里大叫大嚷：“咱们班的班长呐？！”一帮女兵群龙无首，都在前顾后盼。只有陶小童一个人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她想队长这一招也太狠了，分明想叫那俩人日后活不下去。她想扑过去替那俩人求饶，给队长磕头捣蒜。一片乱哄哄的议论。陶小童几乎要昏倒。这时有谁昏倒就好了，她想，那样肯定大乱，一乱就有转机。 刘队长得计，他深更半夜把大伙折腾起来就为这个。他百事马虎，就在男女问题上最较真。他曾一再告诫部下，这方面栽跟斗顶不值，可惜了名誉，可惜了前途。他爱才，但越是有才的人他越不容忍他们在这事上放肆。他培养一个人才容易嘛，为了徐北方的提干名额他跑细了腿，像晚辈对长辈似地跟干部科的小干事们陪笑。为小半拉儿妈妈的调动，他都没使过那么大劲。徐北方提出为工作方便，必须住单间，也是他批准的。不图别的，只图这个美专生干点真活儿。不料他干出这种好事！刘队长伤心透顶。 这时，人们一齐扭头，因为徐北方精神抖擞地出现在队伍末尾。与众不同的是，他没打背包，而是把被子像斗篷那样很帅地披着。他大声说明自己的背包带不幸失踪，只好这样随队伍开拔了。刘队长惊得一怔，刚想说什么，一个锐利的女高音突然出现在队伍另一端：“报——告！”人们又一齐把头扭过来，见孙煤衣冠齐整，背包打得一丝不苟，挺胸收腹地站在那里。 刘队长立刻和团支书交换一个眼色。 人们感到这俩人的迟到多少有点蹊跷，但谁也没拿准什么。因为人人都眼睁睁看见她与他从两个方向跑来，这幢楼是不可能上下串通的。 陶小童诧异得几乎叫出声来。这怎么可能？除非那屋有个洞，直接把班长从楼上漏下来。 刘队长起先是吃惊，而后是沮丧，接下去不知该干什么。他知道事情绝不会这样简单，但他又未抓住把柄。一股无从发作的怒火冒上来。 “孙煤！身为班长，为啥迟到？！”他不甘心就这么放过他们。 “下次一定注意！”孙煤“啪”的一声，来个漂亮的立正。 “不像话！”他咆哮。 大家从没见过队长的大圆脸上，有过这么可怕的表情。 “是！”孙煤答道。 队长气馁了。“你和你，”他指了徐北方又指孙煤：“下去给我写检查！” “是。”回答得别提多爽气了。只要现在混过关，下去宰他们都成。 “好吧，你俩入列！”队长命令团支书把队伍拉出院门，来了个强行军。徐北方你小子既敢披着被子来见我，你就披着被子给我跑。谁掉队都行，就你小子不行。我就这么惩治你，为啥惩治你心里可太明白了！ 徐北方一再喊报告得不到答复。跑到后来，他急了，大喊一声：“老子不要这被子了！” 他果真把被子扔到路上。团支书替他拾回来，顶在头上跑完全程。 蔡玲回到屋里刚拉开灯，班长孙煤又把灯拉灭了。仅刚才那一瞬，蔡玲已看见一根背包带从楼上窗口垂下来。但她生性不爱动脑子，很快把这事忘了。楼上楼下两个窗口不过相隔两三米，对曾跳过伞的孙煤来说，可太不在话下了。只是刚才动作过于紧张，胳膊磨破了皮；那根背包带也太细，勒得肉疼。孙煤一夜未睡，这场惊心动魄的风险够她后怕一辈子。第二天刘队长悄悄问蔡玲：“紧急集合的时候，你们班长确实在床上？” “嗯。”她肯定地点着头。 “确实？” “我喊她，我说：班长，紧急集合了！你没听见！快起来！” 队长不耐烦地打断她，甩甩手走开了。 蔡玲想，队长什么意思嘛？难道我是瞎子？床上躺着人我会看不见。她一遍遍回想，认为自己是有把握的：班长的蚊帐掖得仔仔细细，被子里分明是班长优美的曲线，还有床前那双拖鞋。 缺心眼的蔡玲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班长精心布置的“空城计”。她从西藏买回一个掸床用的黑色耗牛尾巴，往枕头一放，活像一堆头发。用这么简单的办法，就把老实的蔡玲哄住了。 不过孙媒永远不再用这法子哄谁了。这次冒险搞得她心力交瘁，她可受够了。再说，紧急集合的第二天，队长就派团支书进驻徐北方的单间。 第11章 我万万没想到救护车也会抛锚。 我曾把救护车看得很神秘。那年元旦，炊事班的小周就被这白家伙带走了。他被弄进去的时候我想，这车活像个白色的笼子。起初刘队长对大夫的诊断将信将疑，后来他疯得越发出格了，偷偷给军委写信，报告他的发明成果。军委把所有的信全转回来，大概首长们被他烦死了，让我们这边赶快处理。他在救护车里又喊大叫，哭得完全像正常人一样伤心。车开走时我都有点想哭了。 司机修了一会儿车，说根本找不出毛病在哪儿，就是开不动。它只是成心不帮忙了，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就这样，它一动不动。这白笼子。 周围一片沉默。他们在遗憾。我不用睁眼也知道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别提多灰心了。他们兴冲冲把我抢救到现在，眼看有希望了，这下好，前功尽弃。我害得他们两天两夜没睡觉，结果却白搭。看他们那意思我是快到终点站了。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我是怎么硬撑，也不能让他们满意了；他们原指望我起码坚持到手术台上。干医务这行谁高兴伤病员在自己手里断气？我害得他们交不了差了。当然，他们也舍不得我，短短两天我们相处得不坏。我一断气，他们少了个旅伴；并且少了我，他们剩下的路程一定是百无聊赖的。 我知道，孙煤的目光此刻在我身上轻轻地掠来掠去。我现在的样子很狼狈，真不愿意她把我这副样子牢记下来。我呢，也尽量不去想她凶起来那张脸。 我第一次看见这张漂亮的面孔变得凶悍简直吓坏了。我当时在写第二期黑板报稿子，只听很响很响的一声：“哼！——” 我回过头看见完全走了样的班长孙煤，马上明白她的来意。我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条人们都关心的“不良倾向”，即男女作风问题。我尽管写得圆滑婉转，好心好意，仍把她气成这副样子。 “你少来这一套！”班长手一挥，“你自己坐得正、行得稳吗？假正经！” 我想班长言过其实了。我至少没她那些胡作非为，充其量，我只在心里浪漫，有时想点不该想的念头，或叫想入非非罢了。 “哼！我告诉你陶小童！你不要人小鬼大，平常装得跟真的一样！我哪点错待了你，你说！” 找有点丈二和尚摸不清头了。她说这话什么意思？写黑板报纯属不得已为之，可听她那口气，好像我干了什么大缺德事。 “你有脸写别人？！你自己干了什么，好好想想吧！……”说完她要走，我一把拉住她，要她讲讲清楚，不然我也冤坏了。 她“咣”的一声关上门。 “别装了！当我不知道你和他的事？” 我忙问谁。 “谁？我问你，你的拖鞋呢？” “不知道，丢了好几天了……” “再问你，你的梳子呢？那把红的！” “好像……好像是昨天丢的。” “全答不上来。好吧，你要装傻我就不客气了！”她噔噔噔冲出门，一会儿又冲回来，“刷”的一下，不知从哪里抽出一双拖鞋，往我面前一摔：“这下不装了吧？你的拖鞋怎么跑到男宿舍去了？还有这把红梳子！”只听一声脆响，我那把心爱的梳子碎成两半。 “啊？！”我完全像个呆瓜。我的拖鞋和梳子一向是规规矩矩跟着我，它们怎么可能跑到男宿舍去。 “别急，我还有证据——” 孙煤够身往我床下看，我也跟着她一块探身。“那个蓝肥皂盒是你的吗？” 我忙说：“不是！” 她用脚把它够出来，反复掂量着，眼睛闪闪发光。好像在我床下勘探到一块稀有的矿石。“你知道它是谁的？” “不知道……” “还要装？！”她把肥皂盒也往我脚前一扔。“告诉你吧，我早就发现你跟他明来暗往！” “我是不知道哇！”我这一声叫得真有点惨。 “有种干，就有种承认！我跟谁好敢当着全世界讲！你们这叫干什么？”她用脚轻蔑地点点肥皂盒：“搞这些花样真让我恶心！” 我糊里糊涂让她骂到现在，已经头晕眼花了。 “你说，你跟徐北方到底怎么回事？”她忽然用颤抖的嗓音问我道。 “你的意思是我跟他……”我一阵绝望。 “不是你是哪个？你的拖鞋和梳子就在他床底下，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肥皂盒是他的，怎么到你这儿来了？你说呀，怎么回事？！”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拖鞋和梳子在一个男子床下，这事谁听见都要会心一笑。再看看那个蓝色肥皂盒，我突然毛骨悚然。假如这世上没有鬼，那我无疑是卷到什么大阴谋里去了。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班长手下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她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弄得全班都在猜测，陶小童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有一天她突然对我好起来，又哭又笑地向我检讨。谢天谢地，万事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一切都没有变化。救护车像是先我一步死了。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 “这里离火车站不远！把她抬到那儿去……”有人兴奋起来，建议道。 孙煤这时咬牙切齿地说：“走！抬！” 这回抬可不容易：他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两个瓶子，因为没这些瓶子管子在我身上输入输出，我就得完蛋。于是我们就这样琐琐碎碎地上了路。外面空气很好，它给我一种错觉：我已摆脱了危境。夜里清凉的风使我对自己的生命突然产生了信心。我或许不会死了。所有人都把步子迈得尽量匀称，我不反对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做一次集体散步。 我想，我这短短的一辈子没做过对不住人的事，但我对我的老阿爷可不够意思。我参军后，他从没给我写过信，尽管我给他的信很稠。我在参军这件事上把他给得罪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耍那种手段。 我从十四岁那年碰上那个军人开始，我就铁了心要当兵。我这心思跟阿爷没透露过，跟任何人都没谈过，但我是铁了心的。那年春节，我听说上海有许多部队在招文艺兵，就跑去了。自阿奶故世，父母再不请阿爷去上海吃团圆饭了。总是我两头跑跑，给双方捎点由我瞎编的问候。父亲谈到阿爷时，总是那样苦大仇深；他在单位不很吃得开是因为阿爷那段不过硬的历史。听说阿爷叫什么“伪职人员”，父亲常感到替一个继父背这类包袱很划不来。 到了上海，我就偷偷打听到考场所在。那阵势很吓人的：主考人齐刷刷是一排军人，许多女孩往他们面前一站就成了木偶。好些姑娘都比我本领大，会新疆舞的扭脖子、蒙古舞的抖肩膀。我想，这里到底是上海。和她们一比，我成了乡下人。我穿着一双打掌子的布鞋，在考官们严肃目光下，寒酸地立起足尖来。我穿这双鞋简直像来捣乱的。 我连着几天都在跑考场。最后一位大块头老军人对我颇赏识（他就是后来的刘队长）。他看我跳了一段，说不错不错；听我唱了一段，说还不跑调；但我一开口朗诵，他却说一塌糊涂。末了他爽快地拍拍我肩膀：“小鬼，差不离吧。” “我能当兵吗？”我还想听一句更明确的话。 “只要政审合格就行了。” 我写下的家庭成员中没有阿爷，为政审把握大些。他叫我安心等通知。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苏州。我记得清楚极了，当时阿爷正独自吃午饭，背朝着门，稀疏的白发仔细梳向脑后，但仍然到处破绽，露出发亮的头皮。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了，这与他在弄堂口挂了半年牌子不无关系。他使体型渐渐变得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我忽然觉得好心情一下跑得光光。怎么能对这样一个孤老头子说出那样的话呢？ 阿爷七十岁了，手害着老年性震颤，夹一口菜要经过多次失误才能送进嘴里，而送进嘴里已所剩无几，大部分被他在途中抖掉了。但我回来，他又兴奋得为我夹菜，又为我舀汤，手忙脚乱，把菜抖了一桌子。 我心事重重地挨了几天。有天晚上，我不得不把自己将离去的意思对阿爷讲了.我既绕着弯，又讲得深入浅出，生怕老头儿一下子就听懂，又怕他老也听不懂。阿爷正看报，报纸被他抖得沙沙响。越听我说下去，那沙沙声越吵人。我不得不把他的报夺下来，免得乱极了的心更乱。 “听我说，阿爷。我已经考上了……” “哦……一个礼拜好回来一趟吗？”阿爷抱着可怜可笑的希望。 “很远的呀。” “不是就在上海吗？你要回不来，阿爷可以去看你的……” 我说不下去了。从小到大，阿爷印象中的上海，对这个小孙女来说已经远得不能再远；而一个礼拜的离别，对他来讲已是久得不能再久了。 一天一天又飞快地过去了。我终于告诉阿爷，我将去的地方在几千里以外。我说完这话就心惊胆战地等候阿爷的反应，不料他却异样地笑了笑。他这样笑是想表明他不把这话当真，他只当我在胡说胡闹。他或许故意不当真，为的是让我把它当句玩笑忘掉。于是我不敢再讲下去。此后的每天都是这样，只要我一本正经想谈什么，他就用这笑容把我堵回去。阿爷明显瘦了，一望而知，他每天都在极度的惊吓中过日子。就像阿奶死后，父母随时要来领走我那阵子。他知道阻止我是做不到的，可他仍天真地做着；它宁可晚一天证实这种切肤般的离别之痛。 自从那次百般惊险地争到对我的抚养权，他心里基本笃定了，以为孙女一定会陪着他，终生在这座小城里生活下去。他不止一次讲过：“没有你，我还有什么活头。”他没有了书，没有了老伴，只剩下我了。而我一天比一天更坚决地要走。我对他说我这次走定了，谁也留不住我，因为是我自己要走的。我讲得那样肯定，是怕自己的含混给老阿爷有机可乘，给他精神上造一片海市蜃楼，那样更添出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 博学的阿爷正日益变得狭隘。他把一生的追求，都浓缩到对我的爱中。而我正在长大，人生的欲望正在膨胀，他的爱对我已像穿小了的衣裳一样，全身心不得舒展。但我毕竟是爱阿爷的，我历来把伤他心看作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谁能知道，在我和阿爷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的心每天都在受毒刑。 通知书并没有来。 我简直不愿待在家里，既不能忍受祖孙俩装聋作哑的交谈，又不能忍受等待的焦躁。我对阿爷已闹了几回小脾气，并越见他忍气吞声我越想闹。我希望我和他最后闹翻脸，来个不欢而散，俩人都可以在分离后的日子里少些思念。我可以走得爽快些，义无反顾些。可阿爷是个受气包，只一味讨我好，我简直难受得要死了。我狠着心说出几句难听话，想刺伤他，他偏偏装着无所谓。我不得不使自己残忍起来，这样两个人也许要舒服些。 现在想来我很后悔，那些天我和阿爷应尽情亭受最后的日子，但我们过得很不顺心。我把阿爷给我最后的慈爱给白白糟蹋了。 等待太漫长了，完全用不了这样长时间让我做出发的准备。我把自己平时存的小零钱给阿爷买了毛线，织了一顶罗松帽。过正月十五，阿爷出门买了些采芝斋的元宵馅。见他那完全不保暖的稀发，我拿出刚织好的帽子来，叫阿爷往后出门千万戴着它。 阿爷一见帽子，顿时明白它的意味。它将代替活泼泼的孙女伴他度过风烛残年。它将给他实在的、具体的、但不再是活生生的温暖。它温暖着他并不重要的一部分，而他最重要的那部分，将在冷寂中裸露，直到死。他摸摸我的脑袋笑了，表示尽管如此，他已十分领情了。 吃元宵的时候，他似乎豁然开朗，对我叮嘱出门的种种事项，我也感到松了一口气。 然后我吞吞吐吐说起有关家庭成员的事。我说为了避免麻烦，并没有把阿爷写上去，希望他体谅我，等等。 阿爷一听就明白了，频频点着头，识趣而尴尬地连说：“晓得了，晓得了。” “阿爷，你没有不开心吧？”我担心地盯着他。 “没有没有。军队里很严，我晓得。你到了部队也顶好不要提起阿爷，哦？” “阿爷……我对你顶顶好噢！”我意思是：我向来都把你当亲祖父的。 “晓得晓得。”阿爷笑眯眯的。但我看出这笑容很空洞，很乏力，还有几分惨。 “下次回来，我不去看阿爸姆妈，就来看你噢……” “阿爸姆妈要看的。” “先看你！” “先看阿爸姆妈！” “先看你！先看你！” 我和他像吵架一样推辞着。 阿爷先不响了，低下头，仔细看着自己一双抖得不像样的手，像不认得它们似的。 沉默了。沉默在延长。看样子要无限延长下去。越长久的沉默在此刻越显得可怕。人在这样的沉默里只能越来越胆怯和笨拙。越是胆怯笨拙就越没有摆脱沉默的指望。 我只好早早就睡下了。睡到半夜，听见阁楼上有响动，分明是阿爷的拖鞋声。深更半夜，他去爬那快被遗忘的阁楼干什么？ 我看见尘土飞扬中，阿爷坐在一把不用的藤椅上，膝盖上放着一堆陈物：有那个蚕沙枕头，还有一堆花花绿绿的小鞋。阿爷失神地看着我，脸微微抽动，似乎为自己失常的行为难为情。 “阿爷！……”我站在楼梯口，莫名其妙地大哭起来。张大嘴，哭得惊天动地。 阿爷被我哭得越发难堪，坐立不安，欲劝无词。他抱着那堆乱七八糟的回忆，站在那里一筹莫展。 我看见阿爷的模样更加哭得不可遏制。尽管我心里在哀求自己：别再哭了，在这时候哭要让两个人的理智都完蛋的！ 好不容易，我噎住哭声，跑过去抱住阿爷，浑身发抖地说了一句：“我不走了！”说出这句话，我简直幸福得要死，痛苦得要疯了。 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在两个同样心爱的东西中割舍一样呢？看见阿爷脸上升起希望之光，我立刻就后悔了。 我真的很后悔。我说那句话时太冲动，等于信口胡说。但阿爷却信以为真，第二天他早早就起来了，也许一夜未睡。他高兴得神魂颠倒了。他上菜场去买了一大堆菜，庆祝自己又一次抢回了孙女。 我从学校回来，发现房间全变了样。阿爷把我那间小屋和自己的大屋调换了，并把一切贵重摆设全留在这间屋里。 “你做啥，阿爷？”我吃惊地问。 “你以后住这间房吧。这房子好。” 我当然知道“好”。 “可是——阿爷你常常写字画画，那间房连纸也铺不开的！” “没关系。你小人要光线好，有太阳，不然身体不好的……”老头儿迂迂道道地说。 我还看见，阿爷那个惟一没被抄走的红木书案如今已放上我的文具，和一面小红镜子。桌上插一把鲜花，大概是从菜市场买回来的。为了使我昨夜那迷乱中的许诺成为事实，他得把一切都弄得更牢靠些。 我并不因此高兴。他这样讨好我使我无法忍受。 以后的日子，我虽然一口咬定绝不离开阿爷，但又时时让老头儿明白，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付出极大牺牲的。我想，接到“入伍通知书”，我决不看它，马上撕掉。 但我没有做得那样爽快。一张决定我命运的纸真的来了，我顿时觉得阿爷不是那样重要了。 我开始像耗子搬家那样，一点一点地往外运东西，把要带走的行李分批藏在同学家。我表面上和阿爷照常度日，哄他高兴，直到最后的时间他仍蒙在鼓里。我一边蒙骗他，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卑鄙东西。和阿爷度过的最后一晚，我记得很牢。他买了我最爱吃的小鲫鱼，一边用油煎一边说：“还是不去军队好，军队哪里来鱼吃，噢？” 我心不在焉，在盘算当夜怎样逃走。第二天傍晚，从上海始发的火车上坐着穿新军装的我。火车驶过我生长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时，我脖子都拧酸了。我想在那一片挤挤撞撞、灰乎乎的房子群里，找到阿爷踽踽孤行的身影。阿爷他这时候在做什么？他一定已看完那封残酷的信了。他伤心得晚饭也忘了吃吧？他会孤单单地坐在窗前，看着天黑下来，再看着天亮起来，然后，这样孤单单地走出这个世界。 我看见自己的泪水急速地顺着车窗玻璃淌下来。我真是混账得可以。我对不住我的老阿爷。同行的新兵发现我在猛烈抽泣。他们奇怪，在上海站辞别父母时，我并无悲痛；此时为何哭得这样不顾害臊？ 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我有这样一个阿爷。几年来，我一次也未提到过这个非血缘关系的祖父。我一想到他，心就会疼起来。似乎我这么年来都欠着他的情分。不光我，我的父母，这个世界的一切人，包括阿奶都欺负过他。他的懦弱和谦让使所有人都感到他好欺负。他是习惯于被人拿捏的，我那个厚道的老阿爷啊。 我对他欠下的，是我永远无法偿还的。 他们步调一致地往前走。担架上是我。由于他们步子均匀，担架颤悠得十分优美。如果以为我这会儿躺着，让人抬着很好受，那就错了。清新的空气使我清醒地体会着人原来是由二百零八块骨头拼装的；而我呢，其中的一些或许永远拼不拢了。那些骨头的碎裂处在肿胀淤血，在夹板的钳制下变得僵硬而麻木。我的肢体好像先于我的大脑死去。这种僵硬和麻木的感觉使我真切地悲伤；我为我死去的肢体悲伤。我曾经是完整的，皮肤上没有一个疤痕；我的骨骼柔韧，神经丰富；在每一平方厘米的表皮上有着六百来个汗腺，七十尺左右的神经纤维，一千个神经末梢，六十个毛囊，那些粗粗细细的血管加起来，有十多尺长——可这些东西已统统死去了。对我没用了，首先因为我对它们没用了。 可他们还在起劲地跑，卖命地跑。孙煤，你疯了，这样跑不等把我抬上火车，你就得趴下。刚才他们从一个巡道工嘴里得知，半小时后有班火车，他们就打起精神跑起来，其实此地离火车站还有好几公里，难道他们真以为这样傻跑能追上火车？ 一切都是无谓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我在一点一点死掉。死亡从我的末梢一点一点往上移，我咀拦不住它。远远的山坳里，有一点浅红。我断定谁也看不出那红色，除了我。 他们要这样跑，我也没办法。孙煤勾头缩颈地跑，我真想对她说：得啦，何苦呀。 瞧瞧你干的好事，你怎么同时抓住两个男子不放呢？你再想想，你再美丽，你有天大本事也不能同时把两个男子摆平。我就是趁机插进来的，在你无力设防的时候插进来的。那时不能全怪我，你对高力的钟情使你顾不上徐北方。于是这中间就出现了个不起眼的姑娘——我。我长到十八岁时稍稍有了点模样，但还谈不上魅力。我到现在都搞不清，徐北方是怎样被我赢得的。想知道那年春节，高力用挎兜摩托送你回家后，发生了什么吗？整整一个年三十夜里，我都是和徐北方在一起。我们在马路上——年三十的马路很冷清——散了一夜步。不过要是告诉你，你准不相信，我们除了散步什么也没干。那一夜我对他讲了许多傻话，他听得很吃惊也很感动。我和他是从那一夜开始真正接近和了解的。完全没发生什么你料想中的事。你从一双拖鞋和一把梳子就推断出一个简单明确的故事，你把我想得太恶心了。我很纯洁，并知道他也很纯洁。 那天夜里，我和他谈到拖鞋和梳子的事都笑起来。这种笑看起来是苦笑，实质上另有一层温馨的意思。好像这个天大的冤枉给我们带来一种不可名状的幸运。 我的拖鞋第二次、甚至多次出現在他的床下；而那个蓝肥皂盒也一次次固执地往我这里跑，这真成了神话或者奇案了。孙煤不理我，由最初的愤怒变成冷笑。这大概是她抛下徐北方，去和高力接近的借口吧。高力在孙煤冷淡徐北方的当口，请她上了自己的挎兜摩托。 我和徐北方忍受着众人的白眼和唾弃，只有我们俩心里明白，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的接触纯洁得像天使。可没人相信我们，我们越想表白越没有人听。谁会想到“颗勒”这畜生呢？它又蠢又憨的样子让谁也想不到它那么多鬼花招。 “颗勒”在人群里过得十分无聊，于是生出点子来干预一下人们的生活。它对看大门没什么兴趣了。小半拉儿成天想把它训练成马戏班演员，它学会了爬梯和前滚翻，有次幼儿园小鬼又过来骚扰，大家唆使“颗勒”上，它却兴高采烈扭起十字步来。总之这狗越来越不成器。女兵们已不敢再招惹它，说它眼神色迷迷的。有次洗澡，大伙发现这狗家伙竟贼眉鼠眼趴在窗口上看。它成天忙来忙去，却不干一件好事。有次把鼓槌叼到猪圈，而拌猪食的木棒却出现在高力的总谱台上。高力当着全乐队大发雷霆：不喜欢奏他写的乐曲可以；但谁用这种下流的寓意辱没他，他一定得追查到底。当然，后来搞清了，我的拖鞋和徐北方的肥皂盒就是这畜牲暗中交换的。日子长了，大部分女兵的鞋都被它叼到男宿舍去过，而男兵的东西照例被它叨到女宿舍。有一阵简直弄得所有人疑鬼疑神，似乎每个人操行都有了疑点。 有一天，当“颗勒”乘人不备，又叼走某女兵的鞋时，途中被人截获。原来它整天忙的就是这个：不厌其烦，尽心尽力地撮合人们成双成对。我细细琢磨，发现它这样给我们配对并非毫无道理，它似乎根据某种神秘的信息来干这件事的。大家骂它乱扯皮条，用脚踢它，它却得意地摇头摇尾。不过我还是反对给它吃安眠药。 自从“颗勒”把伊农的一只袜子叼到蔡玲床下，蔡玲再也不抱怨伊农的号吵人了。有一天，“颗勒”从马路上跑回来，拖住蔡玲的裤脚，一边发出异样的哼哼。蔡玲踢它打它，它仍不屈不挠地把她往院外拖。它的声音很奇怪，引起了所有人注意，大家都预感到出了什么事。果然，蔡玲很快从马路上奔回来，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伊农撞车了！只见她冲进卫生室，抱着一大团棉花和纱布跑出去。见她抱那么多棉花，人们猜想伊农准是血肉模糊了。大家赶到出事现场，发现地上倒着两辆自行车。原来伊农骑车去修他那把号，与一个进城卖菜的农民迎头撞上了。伊农的几颗门齿包括那颗虎牙正啃在对方的脑门上，牙全部报销，对方脑门也被他啃出个洞。蔡玲用一小团棉花堵在伊农嘴里，一大团棉花捂住那农民的头。伊农满嘴是血，泪流满面；他口齿含糊地说：其他牙碰掉拉倒。那颗心爱的虎牙一掉他就全完了。他的事业完了。他吹号全靠这颗虎牙。蔡玲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一直把伊农架到医院，并一路安慰着他。 我说“颗勒”是聪明勇敢的，但大家立刻对着我哈哈大笑，像是听见了一个傻瓜说胡话。但我坚持我的看法。 就连死了那头猪，也是“颗勒”头一个发现的。一清早，大伙就发现它在出操的队伍里乱窜，情绪很不对头。团支书王掖生摸摸它脑袋，叫它别吵，忽然吃惊地说：“颗勒”在哭！这狗东西哭了！“颗勒”边哭边跑，直奔猪圈，大家这才明白它悲伤的原因。猪死了。虽然“颗勒”天天都要欺负那个笨头笨脑的伙伴，但伙伴长辞于世，还是令它痛不欲生的。它甚至默哀了好几天，谁见它垂头丧气地坐在猪圈里都觉得好笑。 吴太宽为了推销死猪肉，说这只猪根本没病，只是不肯吃食饿死的。过去一直是小周喂它，鬼知道给它吃些什么山珍海味，长得飞快。小周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它总是懒懒地卧在那儿，食倒进槽它上去吸吸鼻子，再看看主人，又卧回去了。另一个炊事员说小周的饲料好像放了佐料，比如盐什么的。吴太宽火了，说：“我还给他放味精呢！……死了算毯！” 大概只有“颗勒”明白它伙伴的死因。那个又丑又蠢的家伙或许生前跟它有过交流，所以“颗勒”在空荡荡的猪圈连日沉思。我们无法了解“颗勒”和它的伙伴。猪为何绝食，道理不一定在饲料上。据有关方面研究，猪脑子里的沟回是动物中最多的。人类主要急于吃它的肉，顾不上研究它的思想。这呆东西或许很聪慧很多情也难说。更难说它的厌世是否因感情的失落——它思念小周。人们大大忽略了它的内心因素；对于它，人们的成见是永远不可改变了。但我敢说，“颗勒”理解它，可惜的是，无人理解“颗勒”。 我不喜欢高力这个人，尽管他长得很神气。他逼着“颗勒”吃一只死老鼠，这事让我反感透了.但他很快博得了一群女孩子的欢心。对他这样有才有貌的男性不生出某种念头，恐怕是身心不正常的女孩子。就算我不正常吧。孙煤自从上了他的摩托，眼睛里添了一些新内容，显得更楚楚动人。我看出这个高级家伙正变着法地向我们班长献殷勤。 孙煤抬着担架机械地在枕木上迈步。看样子她不希望我死。可是我死了对她一点坏处也没有，她不必再为嫉妒烦恼。她这样美丽，不知谁还值得她嫉妒。我吗？我一点也不出众，或说我出众的地方都是缺点，比如我这圆鼓鼓的脑门和这对奇怪的耳朵。 不管她怎样希望我活下去，我还是决定要死。时代需要牺牲者；需要一种忠诚和无私，需要无代价献身来为它提供一个伟大的证明。死去的人总在为活着的人塑造楷模、更新人生观、变换新的奋斗口号、以及为社会创造一种理想的境界。面对我死后将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我是不能对死有什么迟疑的。不管怎么说，时代需要我献身。时代要英雄。时代需要光荣的点缀和精神的支撑。时代已为我的献身安排妥了，准备了种种荣誉等在那里，假如我变了卦，不死了，这不成了件尴尬的事情？所以我想，孙煤犯不上这样辛苦地奔跑。 尽管我生前平凡、平淡，甚至平庸，我和其他英雄相比太普通了，但最后一着毕竟还算辉煌。我想，我最后的行动肯定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将根据最后印象来给我的一生下定义，于是我普通的经历便有了新解释，有了深刻含意。其实谁也不知道我脑子里曾径转过多少乱七八糟的念头。有一点我还是过硬的：我从不吹牛。就是后来我成了先进人物也没吹过牛。不像彭沙沙，没有一件事她肯老老实实地说出真相。她说她祖母是“老地下党”，她父亲和几位叔父是“小地下党”。她有位表哥是省革委头头，她可以无上光荣地出入省革委大门等等。 那时彭沙沙已不热衷每早晨扫地冲厕所了，好像她有了更重要的事可干。每星期天她就要我替她梳头，还要我给她修剪刘海和鬓发。按她的要求，我只好把她的头发搞得一团糟。但她端着镜子，挺乐意地做着媚态。她准以为她那样子漂亮极了。我却想：你已经够丑了，没必要非丑得惊世骇俗。她每星期天必定打扮得一塌糊涂后上她表哥家做客。 孙煤也注重打扮起来。她再不穿那件补着假补丁的军装。她的军裤总有两根笔直的线。她的辫梢上出现了两根黑缎带。她打扮得如此漂亮突然邀我逛公园。 要知道，因为“颗勒”的离间，她和我生分了半年，突然对我出奇地好，我大为感动。我和她很快来到公园里。 然后我们碰上一个人：高力。似乎是偶然碰上的。孙煤一见他立刻两颊绯红，又长又黑的眉毛快要飞到鬓角里去了。他俩一谈就投机，马上把我忘得干干净净。我这才明白自己上了班长的闷当。班长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从不爱搬是非。她这一着很聪明，带我来不仅不碍事，反倒安全，万一在公园碰到个熟人什么的，说起来是三个人在一块呀。 我对他们说：你们谈吧，我想看看风景。他俩露出巴不得的神色。 我其实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埋伏下了。这地方种了许多菊花，但常年无人管理，它们已退化成野花了。听说这公园是为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修建的。过去菊花丛里有座诗人的胸像，“文革”初期被人拔下来了。可惜这塑像是金属的，怎么也没捣碎。当时有人用绳子拴住“诗人”脖颈，拖到废品店去当铜器卖，废品店不收，说它只是外面镀一层铜，里面是生铁。我发现“诗人”目前的位置仍在花圃中央，不知哪个聪明人把它头朝下栽在泥里，那方方的底座正好相当一张小桌，两个老头在上面画了棋盘格，认真地对弈。我注意到“诗人”的鼻孔正好露出泥土，虽然它被倒栽下去，但还不会憋气。 我不断窥测高力和孙煤。我的班长正埋头听他倾诉什么。大概尽是些最美妙的语言，隔老远我也看出她听得多么舒坦。盯着他俩干什么？我说不清。好像有个隐约的目的，要替谁看守一件珍贵东西，免得这东西被窃走，或被弄脏。是替徐北方看守孙煤吗？我不愿把这话说得太白。 想到徐北方，我忽然冒出一种暧昧的期望：假如孙煤真被这公子征服……可我不希望孙煤落到他手里。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配不上我的班长。他要得到孙煤可太赚啦。 班长，我那时就这么想的。那时我还没有明确的念头要把徐北方趁机夺走。自从我从门缝里看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找对徐北方的感情复杂极了；嫌恶中含有理解。奇怪的是，强烈的嫌恶并没有阻止我喜欢他，这大概基于我对他事业上的追求有较深的同情和理解吧。你不要否认这一点。尽管你曾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支持他的事业，但你毕竟没有理解过他，或说你远不如我理解他。理解，是我赢得他的惟一本钱吧？你说呢？……后来发生的事你不要怪我，那是自然而必然的。从那个年三十的夜晚，我就看出这种趋势。 远远的一道白光生硬地投过来，紧接着是一声汽笛长鸣。 “快！火车来了！……” 抬着我的人们下了路基呼哧带喘地跑起来，他们无论如何要把我塞进这列车里。车站还远，我估计他们赛不过火车。可他们顽强地跑着，和火车并排，又被一节节车厢拉下。我在担架上起伏有致地欢快颤动。浑身七零八碎的疼痛真妙不可言。 第12章 团支书在炊事兵小周被确诊为“幻想狂”之后，还是找他做了一次思想工作。在他看来，虽然小周患了这种不可思议的病，但毕竟写了恁厚一本书。他仔细查看了他的铺底下，发现稿纸一大摞一大摞地堆着。看见这些写满字的纸，他对这个精神病小周突然有点肃然起敬。 小周哭哭涕涕，一味对他强调：他没病，他正常，他健康，他一点不想去那个精神病医院。但是第二天他还是不容置疑地被救护车带走了。团支书很难过，他的思想工作竟对他一点帮助也没有。 小周临走前最后喂了一次猪。他和猪的表情都极为悲伤。他挑着两只空桶走出来时，碰见陶小童正在那里抄写黑板报。他犹豫一下，上前去拉拉她。 她回过头，显然吃了一惊。 “我托给你一件事，你得答应我！”他机警地两头望望。 “嗯，你说吧。” “炊事班的蔬菜库房里，我藏了一本书。你要书吗？我知道你肯定要！那本就算你帮我保管吧。”然后他把藏书的位置仔细作了交代。他虽然有些神经质，但说话很有条理，并且逻辑严密。 “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把书托给你。”然后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没病。” 小周被送走的当天下午，一大群人在炊事班长吴太宽带领下拥进库房。吴太宽决心彻底搜查这地方，因为他发现小周整天鬼头鬼脑往这里头钻。 库房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小周曾说，贮藏蔬菜关键是避光。“颗勒”也混在搜查的人群里忙着。陶小童牢记小周的嘱咐，果然一个巨大的泡菜坛后面，摸到一本书。书很厚，外面仔细地包着牛皮纸。正当她要把书拿出来时，不知谁踢翻了什么。吴太宽顿时痛心地大叫：“松花蛋！你龟儿乱踢啥子！” 没腌成的鸭蛋稀里哗啦淌了一地。吴太宽开始把人往外推：“别踩了蛋！都滚出去！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死了娘老子啦！” 陶小童也被他推出去。留下的只有团支书和“颗勒”。团支书帮忙把幸存的蛋拾起；“颗勒”忙着舔那些蛋青蛋黄。 陶小童不死心，吃了晚饭就在伙房附近蹈达。毕竟是那么厚一本书！她急不可待地想得到它。作为从小在书堆里长大的她来说，她突然意识到这几年不可名状的贫乏和饥渴均是因为少了书这东西。她想，这回非把这书搞到手。 她绕到伙房后面。冬天天黑得早，炊事班刚过八点就熄灯睡觉了。灶眼里的火还没完全压灭，忽明忽暗，有节奏地闪着，加上那奇怪的暗红色，简直让人联想到裸露的心脏在起搏。她刚摸到蔬菜库房的门栓，忽听有脚步声过来。 “谁？！”来人轻声问。 一个矫健的身影从煤堆后闪出来。 她想溜掉已经晚了。不用回头，也知道对手已逼上来。而且这对手不是别人，偏偏是团支书。他看清她后，下意识猛一张嘴。他没想到会是她。 “你到这儿来干啥？” “……找东西。” “什么东西？”他问得飞快，想让她来不及编谎话。 “找……”她脑子也转得飞快，编出的谎话让他识不破：“找块生姜，我胃疼，想泡杯生姜茶。” 俩人一块进去，团支书突然拧亮一支手电：“好，你找吧。” 她佯装四下里看着，最主要是接近那个大泡菜坛。 “找着生姜没有？”团支书在她后面。她每到一处，他的手电便抢先指向那里。 奇怪的是，两人同时在这个泡菜坛前面停住了。沉默一会儿，团支书突然将手电掉转过来，像手枪一样指住她。 “我看你恐怕不是来找生姜的吧？” 她马上说：“不找啦，算了。” “为啥不找呢？”团支书在手电光源后面笑起来。他觉得这样斗心眼很有意思。 她这时也隐约猜到：她和团支书大约是奔同一个目的来的。她想横下心搬开那个坛子，告诉他：喏，没什么，就是这本书。但她马上又想到不应辜负小周的信任。 “你怕搬不动这坛子吧？”团支书忍住笑说。他手已过来，嘴里叼着手电。 “不，我什么也不找了。” 团支书不容分说，搬起那坛子。手电照来照去，俩人都纳闷了：什么也没有啦。 “怎么没有啦？”团支书自语。 陶小童问：“你说什么没有啦？” “你说什么没有啦？”他反问。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没有啦。”她说。 “我哪知道！是你说的什么没有啦！”他说。他急了。 “明明是你先说的什么没有啦。”她说。 “对呀，你说说看，到底是什么没有啦？” 她也急了：“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那你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团支书已完全清楚了：他和她找的是同一件东西。他今天帮吴太宽收拾松花蛋的时候，手无意触到一个东西。他用手捏了捏，马上明白它是什么。他对它既敏感又陌生，既向往又排斥，他带着一股莫名其妙的冲动，渴望把它弄到手。 “……什么也没有。”陶小童说。 “对，这里什么也没有。” 俩人心照不宣，又无从道破。而最后这句话却有点攻守同盟的意思。团支书暗暗松了口气：这件不够正派的事他毕竟没能干成。陶小童也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那本书不再会成为她以后的负担。这样，俩人一无所获地分了手。 与此同时，高力发现“颗勒”叼着一块大砖头似的东西来向他献殷勤。仔细一看，那是本脏极了、破极了、并沾染着泡生姜辛辣味的书。他把书拿下来，用脚抚了抚“颗勒”的头。 第二天，这书里许多话就变成了他的语言。他用这成堆的爱情哲理把孙煤的心震撼了。他看出来，再使一把劲，这个美丽的姑娘就会一个猛子扎进自己怀里。 高力敢说，是他给这个小小演出队带来了艺术的灵光。在他到来之前，他们懂什么？乐队只会照着简谱大齐奏。他使他们的谱架上换成了五线谱；并让他们各奏各的分谱。他最得意的就是把自己的作品拿去让乐队演奏，由他自己充当指挥。但一演奏他的作品，乐队就发生吵架事故，因为他那曲子听得人人心浮气躁，脾气都变坏了，相互间很难合作。有天一位小提琴手问他：“这样拉行吗？” 他正陶醉着，连忙说：“可似可以。” “可我根本就没拉呀！” “啊？你为什么不拉？” “我已经脱了八个小节。按照你的谱子，我根本跟不上。” 其他提琴手马上附和说：的确如此，谁都妄想跟上。他们的琴只能拉出旋律，而无法按他的要求“刮旋风”。他们的手指头已经紧张得抽筋了。 大家都开始抱怨他的作品实在难奏，并且实在难听。有人求他稍微遵守点常规，改改谱子，别让人这么活受罪。他却心平气和地微笑，表示原谅大家的低水平。他无法改谱子，他对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心里一点数也没有。他从头到尾指挥一遍，总谱却一页不翻；有时乐队停下来，他甚至比他们还摸不着头绪。但他表现得极镇定，把握十足，把大部分人都镇住了。其实他自己明白，他只是站在那里反复比划几个漂亮的手势，没有他，乐队一样奏得震天响。有人公然说：要指挥有什么用，我就从来不看指挥。有次孙煤来参加乐队排练，高力陪她聊天，乐队照样把曲子奏完了。 孙煤常来看乐队排练。人们奇怪，她在一边听着高力写的这个宝贝，神经难道不受刺激？徐北方有次打开水路过乐队的排练室，正逢一个音响高潮，他大喊一声：“救命啊！” 孙煤虽然不认为高力的曲子悦耳，但她对作曲这种神圣行当是不敢妄加评论的。再说她特别喜欢高力那种骄傲劲，尽管她看出这骄傲有点空虚。 自高力来到这里，还带来一个新气象：人们全都学他改用西餐叉吃饭了。高力似乎成了一种文明的象征，人们向他看齐是加速自身进化。连团支书王掖生居然也悄悄收起跟随他多年的竹筷子，换了新式餐具，因此顿顿饭吃得像受洋罪。陶小童是惟一例外，不知怎么，她觉得这种斯文有点假模假式。这种摩登餐具大大改变了饭堂气氛，人们变得小心翼翼，温文尔雅，并在举起雪亮的叉子时，透出一股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人们有意无意都在学高力那个优雅劲儿。 高力现在经常约孙煤出去玩。有次在护城河边，他拿出一块小巧的手表来送给她，她吓坏了，连忙解释说自己不需要表，再说她有一块半旧的“大罗马”。高力看了看她腕子上又蠢又大的男式表，鄙薄地笑了。这一笑让她大受刺激。 “我们那个圈子里的姑娘谁戴你这种表。”他指的那个“圈子”代表着某种阶层。孙煤知道，她暂时还不能跻身到那个“圈子”里。 “可是，”孙煤自卑地说，“我怎么能收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你如果拒绝它，就是拒绝一件更贵重的东西！” “什么？” “我的心！” 孙煤眼瞪瞪看见他木偶似的在自己眼前跪下来。他的脸庄严和诚恳，两眼发直。孙煤还没想出应付这局面的办法，紧接着又发生一件更意外的事。 “你拒绝它吗？”他掌心里托着那块闪闪发光的表。 孙煤摇摇头，又点点头。她完全迷乱了。 只见那块表在空中划出一道雪亮的弧线，落入河中。他眼都不眨，头也不回。 孙煤“呀”地一声往河边扑，等一圈圈涟漪扩大，平息，又跑回来：“你！你干什么呀！”这种疯疯癫癫的爱情举动真令她大开眼界，大概他们那个“圈子”里时兴这么干。 过了一会儿，心神恍惚的孙煤听见他在耳边说：“你必须忘掉他……” 孙煤不敢吭气。 “不然我饶不了他！” 孙煤猛然抬起头：“这事让我来对他说，你千万别伤他……”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对他说？” “……” “真是怪事，在我和他中间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孙煤自己也想不通，那个拉拉沓沓的家伙究竟哪点值得眷恋。她正把感情重心向高力这边移，可一想到要完全丢弃徐北方，她就难受得要发歇斯底里。后者那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高度天真，使他身上带有一种奇异的格调。这格调使他在人群里孤独，落伍，却十分出众。他往往在公众场合里成为众矢之的，但人们不得不承认，他那胡搅蛮缠中，常道破些实质性的东西。总之，孙煤并不想马上和他分手，她隐隐感到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高力很不满意孙煤这种暖昧态度。他知道刚才那个狂放举动正在这姑娘心里再三再四地重复。那块表使她虚荣心像刚才的河面一样，被砸出一圈圈涟漪。他想。攻势该换个方向了。他从军上衣兜里掏出两张照片。 “这是谁？”孙煤马上警觉起来。 “我妈喜欢这个。可我觉得这个可爱些。”他指点着说。 孙煤强笑一下：“原来你有一大把女朋友……” “我没说我一定要娶你啊。” “对了，我正好也不想嫁你！” 他快活得要死，知道她已被激怒了。 “告诉你，你以后别再来找我！”她怒冲冲地转身就走，走了好长一段，他才骑摩托追上来。 “随你便。”他说。 他耐心地等了一小会儿，她果然乖乖地坐了上来。这一下，什么都妥了。 刘队长最近特别怪。每到星期日晚上，他就搬把椅子守在大门口。只要见高力的摩托车一进院子，他就看表。不出他所料，五分钟之后，孙煤就跟着进来了。只要后面这个一进来，他也随后搬上椅子回家。 这天晚上，孙煤先进了门。队长冷眼看着她，忽然问：“喂，还有一个呢？” “……谁呀？”她装蒜，长睫毛扇子似的拍几下。 “我说，你到底在跟谁谈乱爱？”队长恋爱的“恋”字发音不对，听上去是“谈乱爱”。 孙煤吓坏了，生怕高力这会儿进来。 刘队长可以容忍任何人的任何缺点，就不容忍乱搞对象。他是老文工团出身，亲眼见多少有才华的青年在这种事上弄得一塌糊涂，最后让领导打扫出去。假如你一定要干这事，他也认了，但你得瞅准一个。像孙煤这样今儿张三、明儿李四，或者张三李四一块热闹，他受不了。 “你……”队长问孙煤，“好像换人了？你怎么没喊‘暂停’就乱换人？又跟那个高力‘乱爱’上了？徐北方咋办？” 孙煤和高力的事几乎没一个人察觉，但还是没逃过队长的眼睛。在高力和徐北方之间，队长是向着徐北方的。他不来追究谁的爱情更热烈更真挚，他的观念很朴实：啥事都有个先来后到嘛。 从这以后，孙煤想出一个好主意。每次和高力约会，她便拉上陶小童。 有次孙煤问：“人家肯定以为我交了两个男朋友，是不是？” “不是，”陶小童老实地说，“人家以为你交了四五个男朋友。” 春节放假，陶小童还在辛辛苦苦地写黑板报。从背影看，谁都纳闷这女孩子怎么会这样单薄。现在每天头一个起床扫地的是她了。扫地这事让陶小童一干，不知怎么就有了点宗教味道。 徐北方站在她身后这样想着。 前两天徐北方用铁丝窝了个大致像人的东西，挂在黑板报上角，大家都看出它像谁。陶小童问他：“你什么时候照着我窝的？” 他说：“你嘛，我闭上眼都画得出。” 她表情失望了，好像说：噢，我原来就是这么个简单东西呀。 院子里的人差不多走空了。徐北方本来也有探亲假，但他放弃了，想趁安静痛痛快快画几天画。吴太宽并非那么可恶，他为了给大伙买火车票三天三夜在售票处跟人干架。那里天天有头破血流的，因为火车班次混乱，除了没有正常运行，什么运行都允许。有一节客车厢装半车老母鸡的，有的行李车反而载旅客。还有节车厢在某小站昏昏然停了一天一宿，旅客贸然下车一看，原来他们早被车头车尾遗弃了。后来上了几个公安人员，说这节车厢有个在逃“现行”，但折腾半天也没查出来，才向旅客道歉说搞错了。至于那一车活人怎么发落，谁都不想管。吴太宽弄到手的车票最终还是用肉票换的。肉票是用肥皂票换的，肥皂票是用白糖票换的，白糖票是用米票换的，米票是他平日抠下来的。现在大家知道“抠点儿”的利害了。尽管吴太宽十分卖力，但票仍没弄够数，因此陶小童想走而没走成。 他站在那里，看着她写完最后一个字。然后她开始打量整版黑板报，神情既严肃又满意，令他直想发笑。时间一长，谁也不来在意这黑板上写着什么，见她那个严肃劲儿，他不免有些可怜她。 她变成了一个忙碌的人。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去忙各种事情。她好像真从扫地这类事里发现了神圣的东西，或说这类事给了她多大乐趣。最令他不解的是，在他看来是完全无谓的忙碌中，她获得了一种奇异的精神风貌，看样子像脱了俗。 他觉得她倒不如初见面时那样熟悉了。是她长大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他想不通。忽然他想掉头走开了。因为他意识到这样长时间站在一个姑娘身后，是无聊的表现。 而就在这时她说话了。 “你不冷吗？” 原来她早就察觉他站在这里。她转过脸朝他亲切地看一眼，他才感到不是无聊，而是寂寞。自从孙煤上了高力的挎斗摩托，他就体验到这种窝窝囊囊的寂寞。 陶小童清理着碎粉笔，一边哼着一支特别轻快的歌。他忽然觉得她也寂寞。 过了一会儿，她不唱了，歪头瞧着黑板上角那个铁丝窝的玩艺。“特别像，你说呢？”他笑嘻嘻地说。 她说：“给我吧？”便上前去想把它摘下来。她踮着脚，可仍够不着。他不假思索地把她往上一抱。她双脚离了地面，蓦地拧过脸，那样子像受了极度惊吓。他感到事情严重了，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抱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 “你真轻！简直像个孩子……”他故意满不在乎地笑道。 她却痴痴地看着他，仿佛完全不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一个少女初次被男性抱住，并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她却并不振奋，除了紧张、害怕，还有那么点不舒服。 这时他和她已走在一条宁静的林荫道上。远处有鞭炮声，衬得这地方更静。是谁先提出散步的？这不重要。反正他们已经来了。他好像在一刹那间看穿了什么他妈的爱情。 “喂，你长大了。”他对陶小童说。 她转过一张干干净净的脸，笑嘻嘻说：“你废话。” 他又说：“我好像急不可待地盼你大起来，又好像特别怕你长大。” 她似乎没把他的话听进去，东拉西扯地谈起“颗勒”搞的那些鬼把戏。那狗东西干的事差点把人冤死。俩人都笑起来，笑得很响亮，但都有些异样。 过一会儿徐北方说：“以后你有了男朋友，就带他到这里来！这地方不错。” “是不错。” “过去我和孙煤来过。” “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我想知道的都能知道。” 她单纯可爱的脸上出现一个神秘莫测的笑容。 “你还知道什么？” 她犹豫一会，说：“我知道你每天夜里都在画画。” 他紧接着问：“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在夜里画画吗？” 她不说话。她单调的表情可以说是过分专注也可以理解为漫不经心。他想起许多医生也有这种单调表情，它能鼓励病人喋喋不休地诉苦，让你说出一切不舒服，甚至把那些不可告人的隐衷也爽快地诉说出来。 他说：“我告诉你，我画了一幅了不起的画！这就是我在夜里画画的原因。”他略一停顿，考虑把一切坦白后会不会吓着她。不知怎么，对着这样一张干干净净的脸，他感到自己浑身脏得难受。 她却突然用很大的嗓音说：“你猜我在想什么？”没等他回答就说：“我想你干吗到部队来？你为什么要参军呢？” “不知道。”他认真想了一下说，“我想画画。在那个又小又破的工厂里，对着一台机床没完没了地重复自己，我烦了。” “可你现在也烦了。”她笑眯眯地说，“你干吗总要烦呢？” “我要画画。”他喘了一口粗气又说，“我要画画！” “你画呀。” “没有地方画！没人让我舒舒服服地画画！我一画画就不得清静！”他张牙舞爪，委屈冲天。 “呀，你牢骚大得吓人。” “我不画画就会死！这儿（他指手），这儿（他指脑袋）统统都会死掉！干吗要每天扫十五遍地？干吗每天晚上都要假模假式地交换思想？干吗不能用画画代替一切？” “你这人真怪。”她仍然笑眯眯的，“部队嘛。” 从这张和平的笑脸上，他忽然看到某种具有共性的东西，或叫忠诚，或叫蒙昧。虽然那感觉一闪即逝，他情绪却一下低落了。 “没人理解我——他妈的，没人！” 她迟疑了一下说：“我呀。” “你不理解！”他粗暴地说。他还想说：你在变，但他忍住了。谁不在变呢？孙煤变得像个贵夫人，坐着那公子的摩托到处兜风。眼前这个小不点儿姑娘，当她在一群大兵里简直小得让人心疼，可她也变了，变得有点煞有介事起来。 “真的，我理解你。”她换了另一种笑脸，“你认为你很难理解，是吗？” 他发现她又恢复了原样，一双不大的眼睛里闪着独特的灵光。这使她看上去十分智慧又带有很浓的孩子气。他觉得自己非讲不可了。在这个女孩子面前，他变得大胆还是软弱，他搞不清。他只想表白。他痛快淋漓地把那幅画的全部秘密告诉了她，毫无保留。就这样——他深更半夜仔细描画着一个赤裸裸的女性；就这么恶劣——他一个未婚男子，理直气壮地把女性从各个角度研究了个够。然后，他带着挑衅问她道：“这下子，你还说对我理解吗？” 果然，她受不了了。她的喘息粗细不匀，最后几乎憋住了。 “我真让你恶心，是吧？”他恶狠狠地笑道。 她用倔犟的语气说，“不。” “那你觉得我是个什么东西？” 她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神态迅速恢复了素有的安详。她从一堆混乱不堪的情绪中猛钻出来。 他看了她一眼，忽然觉得特别需要她这份安详。 她在一棵树前站下了。冷不丁说：“喂，我想问你一句话。” “什么？” 她仰起脸：“你喜欢我吗？”她像在问那棵光秃秃的树。 他愣了一下，忽然大笑起来。他笑的时候，她沉默、冷静地盯着他。 “干吗一本正经的，我最烦一本正经的人！”他笑到后来说。 “我是一本正经问你的：你喜欢我吗？” “别开玩笑。别胡扯。”他嬉笑着说，“谁让你老长不大，搞得我不敢喜欢你……”他看出她在微微哆嗦。他故意用这种腔调讲话，免得她太当真。 “可我喜欢你，怎么办？”她轻声道。 “你说什么？” “你真没听清？我说我喜欢你！” 他大声地：“你莫名其妙！你干吗要喜欢我？” “是啊，我也想不通：干吗要喜欢你？”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现在开始不行吗？” 他受了震动，心脏像在飞快地一明一暗闪光，而不是什么剧烈跳动。他想，这事怪他。不该带她到这地方来。把她带到这里其实是满足自己的报复心理。他在爱情上失了意，却拿一个无辜的姑娘填补空虚，或说是转移苦恼。他这才看清自己是个多么混账的东西。是他的自私使她想入非非，陷入了感情的迷途。 他忽然抓住她的肩膀，晃了晃，像要晃醒一个醉汉。 “喂，乖孩子，不是什么话都能瞎讲的！” “我没瞎讲。我试过：不理你、装作没看见你、使劲在你身上找毛病、装作对你讨厌，可是不行！” 他的手慢慢缩回去说道：“哎哟，你别这样感动人好不好？” “你才不感动呢。” 她把军帽往下拉，但他还是看见她腮帮子上一动不动地停着两颗泪珠。他没想到情况会这样严重。 对她，他从来没那样想过。他承认从一开始就注意了她。她是个独特的女性，招惹得他偷偷对她倾心，甚至不知不觉和她进行一种心领神会的交往。跟她在一起，他感到自身变得美好起来。偶尔对她幻想点什么，马上就有个声音在他心里说：打住吧，你不知道你的念头有多无耻。他不敢想她，好像往那方面想一想都玷污了她。她在他心目中不是个人，而是个精灵。 “你听我说，”他听见自己的语调郑重而带有几分凄凉，“你不该喜欢我。你已知道我和孙煤的事……”她想说什幺，但他抢在她前面，语气变得很激烈：“对于你，小丫头，我真想说你是我心中的天使，不过我怕你肉麻。我讲不清我对你是怎么回事。和你在一块，我忽然觉得自己成了又蠢又脏的东西……我说的是真话，或者说第一流的骗子专门讲大实话。”他笑起来。 她心神不宁地笑一下，猛一张口，马上又改变了主意。 “你想说什么？”他问。 “没什么。”她慌张地看他一眼。 他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你那个漂亮的班长最近怎么这样忙？你总跟她一块出去，知道她忙些什么吗？” 她不作声，低头往前走。拉开一段距离后，忽然回头问：“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孙煤呢？” “要没有她我就爱你！”他龇牙咧嘴地笑道。他是希望她把这句话当玩笑。 “你不在乎我伤不伤心吗？”她说。 “你最好别伤心。要不然我真不知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你说过的！你别赖！刚才你说，要是没有她，你就爱我！”她像孩子一样不讲理起来。 他马上说：“可事实不是那样；那不过是一种假设。” 假设是对生活无限丰富的补充。他想。 她说：“假设那不是假设呢？” “假设那不是假设就是假设的假设了。” “就算假设的假设：她忽然宣布不爱你了，爱上了另一个人……” “那我就去把那人宰了。” “你不会的。” “等着瞧。” 她灰心地走开了。路边有些倒放的水泥电杆，她走上去，摇摇晃晃的，似乎在用紧张的外形矫饰紧张的内心。 他束手无策地看着她，一时想不出得体的话来讲。看得出，这姑娘伤了心。他很想给这痴姑娘来点甜蜜的，但他知道那样俩人会更缠不清。 她转过脸，那些庄重的表情一扫而光，露出一副顽皮相：“假设这是座荒山，你碰见了我。没有别人（听好，没有别人！）你会爱我吗？” “假设是那样，当然！” “假设是随便哪个姑娘，你都会爱！” “不一定，假设是彭沙沙我就撞死算了。” 他把她逗乐了。他跟湖北人彭沙沙结过小仇。有次食堂好不容易吃一次炖鸡块，他的菜盆里居然吃出三只鸡头。他气得乱嚷：“这哪是鸡，明明是九头鸟！”彭沙沙听见蹦起来，说要代表广大湖北人民声讨他。他恨她把那点口福吵没了：因为激动，俩人都摔了碗。 “嗯……假设你同时碰到两个——我，还有孙煤，你怎么办？”她接着问。 “那他妈不乱套了？” “谁让你乱套。你挑一个呀！” “……啊？” “好，我已经知道你挑谁了。再假设，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孙煤这个人，你呢？” “我说过，我就爱你！” 她笑了，傻里傻气地咧开嘴。 “现在不假设了。”她说，“你记着：不管你以后怎样，不管你以后在哪里，都有一个人在不声不响地怀念你。” 徐北方这回真的大受感动。他忽然想冲上去，把这个稚气的、多情的小姑娘抱住，对她说：我没准爱上你了。就从现在、就从刚才，我觉得需要你！然而他苦笑一下，说：“别冒傻气了，我不值得你怀念。” “假设——”她这时走到水泥电杆尽头，快掉下来了。 “你再假设我就喊救命了！” 她显出可爱的哀求表情：“最后一个！瞧，这里假设是悬崖，我跌下去，死了，你哭不哭？” “哭！” 她真的往下一扑，他只好上前搂住她…… 第13章 他头一回吻我，是吻在我嘴与耳朵之前那段“开阔地”上面。我的面孔有更合适的地方承受吻，可他偏偏在这儿、这个毫无诗意的部位来了一下。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被吻，我激动得不得了，全力以赴地感受着，像受了致命一击。说实话，那滋味妙极了。我没想到那么微小的一下接触，会给我带来头晕目眩的快乐。 他呢，他在吻了我一下后愣住了。忽然从口袋掏出一块抹布一样脏而皱的手帕，在我被吻过的位置用力一擦，接着又轻轻擦了几下。就像他一时兴起，在画布上抹了一块不相宜的色彩，又觉不妥，匆匆将它刮掉。 什么意思呢？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为什么要擦掉那个吻。可惜他擦不掉，到现在它还清清楚楚留在原处：就在我嘴与耳朵之间，这段“开阔地”。 我从此怕见班长。我觉得我脸上带着那个吻会被她一眼识破。可她始终没识破我，仍把我当最贴心的好朋友。那时她跟高力越来越热乎，高力每星期起码为她写一打情诗，有次我实在忍不住，指出他的诗是抄雪莱的。孙煤情绪不仅没受打击，反而更对他崇拜：“他能看懂外诗呢！”我连他们的约会暗号都知道，高力一摸军装的第二颗钮扣，孙煤准跟了他去。我有幸回回参加他们的约会，不过我知道有时他们很不需要我，我就礼貌地避到一边去。我避开后他们干些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那天晚上——就是我不可避免地接受一个吻的那晚，我差点把一切都告诉徐北方。那家伙爱孙煤竟爱到两眼一抹黑的地步！他对孙煤和高力的关系很苦恼，自尊心又不允许他表现出来，因此他看上去茫然无措。偶尔表示疑惑，孙煤死不认账，他就作罢了。 那时女兵们对孙煤议论很激烈。她们说班长这回可撞对了地方，一头撞进副司令的小洋楼里。徐北方能和高力比吗？高力的衬衫永远是雪白的，皮鞋一贯是贼亮的，并且，他抽烟绝不把手指头熏黄。总之，他所具有的一切次要美德，都被女性普遍称道。而我跟一般人不同，那仪表堂堂的形象总让我感到有点假模假式。 那天晚上我想把真情讲出来，也是出于对徐北方的担忧。有人断言高力被惹急眼，非给徐北方好瞧的。那公子脾气大、热情高，真干起来，徐北方肯定吃亏。高力调宣传队之前在炮团当五炮手，又到军区体工队掷过铁饼。我想叫他提防着点高力。 当然，我也有我的一番打算。或说是告密的主要目的。我那目的如今想来够卑鄙的。孙煤所有真心话都对我讲过，我只需完全客观地、轻描淡写地把它转诉一遍就成，‘那痴小子准会气疯。徐北方是个挺要面子的人物，一旦发觉自己卷进这么个无聊的三角关系，并处于如此被动‘的地位，他是会报复的。 他的报复对我有利。我对他的钟情便是他报复的武器。他会毅然抛下她而选择我——这就是他报复的形式。那样一来我就会得逞，靠女伴的信任得逞。我乘这男子感情上有了空档时投了机；我用那姑娘的信任换取这男子的信任，我于是成了感情上买空卖空的掮客…… 只差一点，真诚可问天的我就成了那样的下作坯。 我在关键的时刻封了口。以至眼下我对班长不怎么愧怍。我始终没出卖她。 人啊，知道了别人的隐秘是多么痛苦的事。一旦人家信赖了你，把自己的隐秘交给了你，你就有义务盛装和密封这些隐秘。你对人的隐秘掌握得越多，你的责任便越重大。万一这些隐秘在你心里发酵——就在他吻我的那一刻——密封它是太难太难了。这需要动员道德、意志等等人所具有的一切高尚力量。我也未必能永远高尚。 我当时毕竟没有出卖班长。不管她的行为多么不像话，那是她的事。我的确没多嘴。可她也太损了，竟给了我个大嘴巴。我看得出，她非扇我那一下才好受。 我望着她奔跑的背影想着。她在这个山区小火车站月台上疯跑，简直不要命了。 车站已响起长长的哨音，表示列车将准时开出。它在这小站上只停了两分钟。他们猛追，也只追上了个车屁股。现在我躺的这副担架被撂在铁轨上，除了我不喘，他们全盯着缓缓启动的车大喘特喘，一个个都喘得像八十岁老头。孙煤还在月台上跑。她试图告诉信号员，让他阻止列车。 可列车已慢慢向前滑动。哎呀呀，他们一个个喘得真可怜。 我还有闲心四周望望。灰白色的黎明使我看清远远近近全是山。我对山没有太多好感，我觉得它们全都一模一样。它们生硬、呆板、自以为是地挺立在那里。有次我们去一个保密工地慰问演出，那地方也像此地一样多山。我看不出那些山和这些山有什么两样。 那个保密工地是正修建的战略油库，说是把大山内脏掏空改装油，那是多费劲、多宏大、多富有想象力的工程！ 我记得演出队在一条糟得不能再糟的临时公路上走了三天。那条路害得所有人都晕车，五脏六腑都快颠到小腿肚里去了。那条路还特别乏味，除了山在没完没了地重复，其他什么也没有。那一带荒凉得出奇。 到了演出地点，所有人一点演出劲头都没了。头一场演出乱子层出不穷。徐北方多服了“晕海宁”困得睁不开眼，把灯光布景搞得一团糟，有个节目剧情是烈日当空，月亮竟自作主张地升了起末；伊农配了一口漂亮的假牙，端正了吹号口形，可他无论怎样练，号音比他歪着嘴吹的更刺耳。那晚上他的假牙丢了，全队人帮他台前台后地找。演到中间，蔡玲闹起情绪来。她向刘队长告状，说徐北方三年前骂过她，骂她“葛朗台”。队长奇怪了：“三年前骂的，你现在难受什么？”她说刚在车上听了我讲了“葛朗台”的故事，才知道徐北方当年的恶毒用意。团支书赶来给她做思想工作，蔡玲立刻就乐了。乐得上舞台还止不住，因为不知谁把伊农小号盒子上的“请勿倒置”揭下来，贴到酷爱拿大顶的团支书背上。这事让女兵们乐得连演出的心思也没了。 反正那晚上的演出是空前绝后的糟。但观众仍疯了一样拍巴掌。观众没一个女的，摘下军帽，是一大片清一色光头。这地方毫无娱乐生活。我们女兵发现，那些光头盯着我们时，简直虎视眈眈。 我们在工地住下来，尽管是一模一样的节目，每晚都能收获疯狂的掌声。那地方很热，还潮湿。一切都是临时搭的：营房、卫生所、食堂。晚上睡觉，蟋蟀在床下的青草稞里叫，谁扔了件脏衬衫在盆里，第二天衣服上就长出一朵可爱的小蘑菇。最有意思的是：女兵们去上厕所，见几个战士在门口打转，边议论说：“咦？昨天还姓‘男’，今天就改姓‘女’啦？”见我们来了，一群青晃晃的光头溃不成军地跑散开。 就在那样一个地方，我从身上逮住一个最令人难堪的东西。当时我一声惨叫，一手按住肚子，把女伴们全吓傻了。 “怎么了？！” 我焦躁地跺跺脚，仍按着肚子：“谁来看？有个东西！” 她们小心翼翼包围了我。我用极恐怖的声音说：“恐怕是只虱子！”然后我从短裤的松紧带皱褶里，哆哆嗦嗦摸出它来。因为用力过大，它被我捏扁了：“瞧！”我对大伙说。 蔡玲已睡下了，这时说：“拿过来我看，我认得虱子！”但当她注意到众人全都惊讶而异常地瞪着她，她连忙不作声了。她已意识到和这玩艺打过交道是很不名誉的事。 “你看，是不是虱子？”我逼着她看。 她肯定认为我有意出她洋相，用十分仇恨的声音说：“你自己身上长的东西，我晓得是啥子！” 我还逼她：“你认得，看看它是不是嘛……” 她厌烦地嚷：“是是是，肯定是！” 我绝望透顶，顿时“哇”一声哭起来。我的样子傻极了，咧着嘴，哭得完全像个少先队员。完了完了。生虱子，是件顶丢脸的事，就像害那些无法启口的病一样。我哭得全体女兵都浑身痒起来。尽管我哭得那么伤心，也没人敢凑近来劝劝我。 后来我哭够了，一声不响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套上衬衣衬裤、军衣军裤、外加一件雨衣，雨衣上又绑了根腰带。我认为这样别的虱子就钻不进来了。全体女兵都学我的样，大伙就这么直挺挺躺下去。第二天，男兵们都对我说：“光荣啊，陶小童！你看上去怪卫生的……” 团支书劝我想开点。说他小时候，虱子生得太多，逮不过来，就拎起棉裤腿到柴火上烤，等灌满热气和烟，再将裤腿裤腰扎死，往屁股下一坐。一会儿，虱子都闷得差不多了，再往火里一抖，简直像撒把芝麻进去：“噼里啪啦！” 我想，那声音一定令人毛骨悚然。 团支书又对全体女兵说：遇到虱子，非但不能全副武装，而且越穿少越保险，最好做到一丝不挂，他替我们在屋里牵根绳，睡觉前把所有衣服搭上去。 从此我们只好照他说的办了。他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第二天，正当我们差不多脱得精光时，蔡玲“啊”的一声，远比我那声叫得更惨。 女兵们立刻问她发现了什么新情况。 她缩成一团，声音捂在被子里：“窗子上！……窗子上有张大脸！……” 回头时，那张面影已一闪即逝。仅那一瞥，我们已看清是张男性的脸！ “啊！哎呀！……”女兵们语不成句地瞎叫了一气，班长孙煤却套上衣裤，挥手说：“追！”彭沙沙穿着大白短裤就跟她出去。 我也迅速跑出门。孙煤说：“陶小童，你往左，我往右！”这排房子后面是高高的铁丝网，他跑不了。 我跑得飞快。我的一双细腿在跑步方面是很优秀的。但我又有点害怕：万一需要跟那流氓比划三拳两脚的，我可一点都不在行。 我迅速阻截了一端出口。一长溜营房一幢挨一幢，正好与铁丝网夹成一人宽的过道，两头一堵，他就没得跑。我听见他在往那边跑，大约发现那头有人，又掉头朝我这头奔来。 我的心脏击鼓一般撞着我薄薄的胸。 “那边——堵住！”彭沙沙在那头锐声喊道。 我听见一阵急促而不均匀的脚步朝我冲来。但愿我有劲和勇敢。脚步声可怕极了，好像要把我踢倒，踩扁。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中用了，根本没指望抓住他。一阵呼啸，他真的冲着我过来了。没办法，我张开两条细胳膊，尽着四十公斤的可笑力量来了个猛扑。的的确确，我扑住一个目标。 到现在我仍记得很牢，我始终固执地认为那是个强悍之极的男性之躯。一个满是汗酸气，有着铁一般肌肉的身躯。我记得我当时怎样碰在他硬得可怕的肌肉上…… 等我醒来，发现列车轻轻摇晃，它收容了我。为了我，这趟车在小站外煞住，停了二十多分钟。不知道我是如何被抬上车的。 孙煤用她发白的脸对我微微一笑。 这微笑给我的鼓舞别提多大了。我从这笑里知道自己运气不错，绝处逢生。这笑被无数颗晶亮的汗珠装点得无比璀璨。这笑让我忘掉了我将要死，忘掉疼痛；忘掉了她给过我的一个嘴巴子。这笑让我想起了短短一生中的所有的好事情。 我想告诉她，一个少女初次被人亲吻时的感受。那一刹那我有千般百种的感受，全都是些绝妙的、不可言传的感受。 他吻过我，就在那天夜里。他为什么要用手帕擦去那个吻，我想，他大概意识到这是对你的背叛。我的班长。当我装得像没事人一样又出现在你面前时，我被吻过的地方就发烧。于是我也意识到，我也在背叛你。我干了件对不住你的事。 可是班长，你现在在对我微笑。 事情从那个吻以后就变得复杂了。他躲着我，我也有意无意地绕开他。整整半年，我和他见面都挺尴尬。他甚至有点羞恼。有时我们也想装得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谈谈笑笑，可是不行，我和他都有点鬼祟感。在人为的回避中我们其实是亲密起来了。偶尔接触，我和他都充满既甜蜜又烦躁的矛盾情绪，搞得我们很窝囊。 有天我告诉他一件心事。关于我的阿爷，我那位非血缘的祖父。我对他说：“阿爷有三年多没给我写信。自我当兵后，他对我不理不睬，一封信也不给我写。我写了许多信给他，可他就是不理我。” 他听完后说：“你为什么把这事告诉我？” 我被他问住了，张口结舌傻在那里。这时有人走过来，我和他很默契地分手了。第二天我担心地问他：“你把我阿爷的事告诉别人了吗？”他让我放心，并劝我请探亲假回去看看。 “马上要到那个油库工地去演出，不会准我假的。” “那……”他飞快地说，“你装病！饿三天，再喝三大缸子盐水，抽出血来一查，准是贫血；要不你装高血压：嘴里嚼块生姜，血压就猛高起来……对了，干脆装肾炎，刺破手指，往验尿的小瓶里滴几滴血就行！我全干过！在工厂，我没时间画画就这样混病假条！你只要病了，准批你探亲假！” 我不敢。万一露出破绽，我那成分不过硬的阿爷就暴露了。我正在入团，表格里没有祖父这个人，到时我怎么讲得清。我想念阿爷，同时觉得若没有这个阿爷该多轻松。 我没有向刘队长提出探亲的请求。我知道那个油库很艰苦，艰苦的地方多去一次，进步就多一分本钱。这就是人人争着去那种地方的原因。去油库的路上，他既同情又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快成革命的傻子了。” 同时他还轻轻揪了一下我的辫子。 我和他渐渐发展起来的感情，由于这个微小的亲昵举动又有所飞跃。可孙煤一点察觉也没有。我的班长，当时你被高力纠缠得头昏脑热了吧？…… 对，就是那次去油库慰问演出，闹出一件糟透了的事来。我万万没想到会出现那样卑鄙的事，没想到会有这样丑恶的人。 ……不管怎样我已扑住他了。一股刺鼻的汗味。这个铁疙瘩的组合物就是十个我也别想惹他。他玩一样就能摆脱我的纠缠。奇怪的是，他并不挣扎，驯顺而僵硬地站在那里。与其说是我降服了他，不如说他自己降服了自己。 我在一刹那间惶惑了，不知下一步该干什么。 过道那头仍在喊：“堵住！别让他跑了！” 似乎整个营地都沸沸扬扬起来。‘ 我揪住他的衣服了。他能够摆脱我而没有摆脱。不知怎么回事，我的满腔仇恨忽然跑得十分遥远。对眼前这个猛兽般的男性，我忽然产生一丝丝理解。我恼恨这莫名其妙的理解。 杂沓的脚步从那一端奔过来。就在我心软下的当日，那人撞开我跑去。等大队人马赶到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荒唐。我跟随众人徒劳地搜查到半夜。回到被窝里，发现右手仍痉挛抱攥得死紧。伸开一看，手心里有一枚皱成一团的领章！我觉得我像攥着一条毛毛虫。 第二天，大家对捕获这坏蛋信心很足。蔡玲说她把这张脸记得很牢，若让她挨个辨认，他肯定跑不了。她一口咬定那是张极大的白脸盘，还有一双极大的黑眼睛。其他女兵也与蔡玲的印象相符。 既然我们说得如此有把握，这个营的营长决定来一次大清查。他对这事感到的羞辱远比我们强烈。 “不把他揪出来，全营几百号人都给王八蛋担戴臭名！……”他说。 营长迅速系腰带，挎手枪，一边对女兵们说：“不要怕，大胆认！”作为原告的演出队女兵全挤在营部办公室门口。营长让通信员集舍全体大兵，让我们过目。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营长抓起话筒就变了脸色。 “我操！……你们还活着？！找我干什么？还不赶紧叫急救站去抬人！……我这边有重要事，半个钟头以后到现场！”他放下电话，目光发直地站了好大一会。 刘队长意识到某种不祥，问他：“发生了啥情况？” 他猛醒一般往门外冲，脸色阴沉得可怕。 我站在人群中，忽然有了种不合时宜的感觉。无论是我，还是我们，都在这地方扮演着不合时宜的角色。我摸摸口袋里这枚领章，这是惟一的物证。原打算他一旦抵赖，我就出其不意地亮出它。但我感到那一系列动作将统统不合时宜。这里发生着怎样惊天动地的惨剧？这地方正流逝着大量的血与生命，我们在这里想干什么？ 严峻、义愤的女兵列在操场一侧，像个不小的陪审团。烈日悬在山坳上空。上百名大兵在营长口令下来回走正步。他们疲倦的脸上充满困惑，营长怎么啦？难道让这些女兵来检阅我们吗？ 他们刚下夜班，刚入睡就被哨音催醒。 营长对女兵们叮嘱：“你们看仔细喽！一个也别放过！” 他把队伍分成纵列或横列，让每个人都别想遮藏面孔。上百个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起码在我看起来，他们相似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开进这大山就从未出去过。山背后有片墓地。艰辛的劳动，单调的生活使他们目光呆板，失掉了个性。那是种极原始、极简单的目光。每次演出，我都奇怪，无论多热情的表演，也不能使这些目光生动起来。似乎舞台上薄绸裙下的女性曲线使他们目瞪口呆，抑或痛苦。百把人的队伍在毒日下盲目地走来走去。他们从昨夜两点直干到今天中午，刚躺下，又被莫名其妙的操演反复折腾。但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合理性。百把个脑瓜十分习惯地听从一个脑瓜的。他们只管规规矩矩踏着步子，哪怕永远这样走，他们也不反对，只要有个口令在那里喊。 我们有点沉不住气了。有人催促蔡玲：“你快认呐！怎么不吭声？” 蔡玲却往后缩：“你们昨晚不都看清了吗？” “谁看清了，不是你说的一张大脸吗？” “……就那样一晃，我哪有那么好的眼力！”蔡玲不认账了。 班长孙煤急了，轻轻踢她两脚：“你怎么回事？认不出就别耍人家！这么热的天，好玩的吗？你到底看清没有哇！” 她头也不抬：“是……个大白脸嘛！” 我看这百来号大兵既挑不出白的，也挑不出脸大的。他们个个又黑又瘦。听说最近蔬菜运不进来，炊事班满山跑着挖野菜。难怪这些脸不仅黑而且绿。 队伍只得解散。营长不理会刘队长的“算了算了”，坚持要搞个水落石出。他让我们跟他上工地。 我的手始终揣在衣兜里。那个皱巴巴的领章被我揉得很软，又浸透了手汗。 营长在前面沉默地走着，从背影也看得出他心绪坏透了。 走了十多分钟，前面出现一所房子。门窗漆成白色，白布门帘上印有红十字。白房子周围挤了不少战士，还有人站在窗子上往里看，再不断向外面的人传递消息。 彭沙沙拉拉我说：“你看，好像出了什么事！” 门口七横八竖的几副担架。我首先想到的是：血…… 营长两手一按，意思让我们稍候。他边跑边喊：“谁让你们都哄到这里来的？都回去！有什么看头！”他一个个去拽那些兵，但拽开的不久又回归了原位。 彭沙沙跑过去又跑回来：“不得了，肯定是谁牺牲了！我听他们说：洞塌了，有几个人特别壮烈！……喂，咱们干吗不去看看！” 孙煤要她打住，别叫喳喳的烦人。 还有一些戴安全帽的人急匆匆往这里奔。营长伸开手臂，拦在路上：“立定！向后——转！” “让我们看看！”他们喊道。有个战士轮换用两只拳头在脸上抹，他在哭。 “回去！不许看！”营长的嗓子快哑了，显得又狂躁又衰弱。 “我们要看看！”那些人喊得更响。他们与营长对峙着，满是泥污的脸上，一双双眼交织着哀求与威逼。 蔡玲开始打哆嗦：“咱们走吧，这里怪吓人的……” 正当营长和几个战士要冲突出来，一辆救护车疯了似的斜擦着山边驰过来。所有人迅速让开道，脸上全显出得救般的宽慰。营长跑进去，亲自抬出一个伤员。一个军医跟出来，向司机招呼道：“他是头伤，路上尽量开稳点！”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被白绷带裹严的头颅。许多人围上去，可我还是看清绷带上的一摊紫红的血。血渍与白绷带在烈日下特别刺目。 我感到一阵头晕恶心。 彭沙沙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蔡玲，把我们拖到救护车前。她似乎认为有必要把这一切看得更真切。可我的腿发软。 担架上的血是稠乎乎的，一动，它就颤起来，像团果子冻。 那具平躺的身躯上盖了件血渍的旧军装。雪白的头颅一动不动。一双搭在担架边缘的手是灰色的，指甲里全是泥。就在这时——就在这时我呆了，我看见那件覆盖在他身上的旧军装，它本来没什么可引起我注意的，但它恰恰少了一枚领章！… “就是他……” “你说什么？”旁边有人推推我。 “我说了什么？” 救护车的门关拢了。我始终揣在兜里的右手仿佛挨了咬，一下抽出来… 火车有节奏地摇晃着我，真是难得的享受。我小时总要有人这样晃我，才肯入睡。阿爷把我偷偷放在膝盖上晃，他总是迁就我。阿奶却说：不要晃她！养成习惯你就倒霉了，没人晃，她就不睡。阿爷还是要晃我。不仅是我需要，他也同样需要那样晃…… 我真想踏踏实实睡一觉，可周身奇怪地热起来。有谁在我旁边交头接耳：“……体温上去了？……”“三十九度五。” 一列火车在山缝里钻。它显得柔软滑溜。它随着地形变换着形态。它游龙般的身躯里载着不能动弹的我。 高热要把我的生命蒸发成气体，就这样，它们正一丝一丝地游离我…… 第14章 告别油库工地那天，工程部队举行宴会酬谢演出队。“宴会”是相对此地的日常伙食而言，其实并不丰盛，但已看出主人竭心尽力了。 吃过饭，班长孙煤问陶小童：“刚才首长让你喝酒，你说了什么话？” 旁边几个女兵叽喳直笑。 “我没说什么呀！……” 孙煤说：“什么深情不深情的，部队不兴说这种话。” “我吗？我说：‘感谢首长的盛情……’我没说深情吗？” “什么呀，你明明讲的是‘深情’！你一贯来这些词儿……”姑娘们七嘴八舌地说。 彭沙沙眉飞色舞地说：“‘深情’是那种意思，真肉麻！” “我明明没说‘深情’，是盛情！”她愤怒了，南方舌头卷得越发错误。 可所有人都证明她们听见的是“深情”。 她吵不过她们，说道：“好好好，就深情，又怎么啦？不能讲吗？” “咦，你说你没说过呀！” “说了又怎样？” “说了就别赖呀。” “……我就是没说嘛！”她简直要捶胸顿足。团支书这时突然冒出来，表情很严肃。 “你说了，我证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陶小童想不通她们何苦在这两个词上斤斤计较。女兵们嘻哈着在她身上拍打，说：“我们大老粗，不懂你那个意思哟！反正你就喜欢那意思呗！”混到如今，她还没混成个“大老粗”？她真羡慕她们在讲“大老粗”时，那种自豪感和空前的团结。 在团支书看来，陶小童这人仍是改造得不够彻底。要能知道她那小脑瓜里整天转什么念头就好了。但根本办不到，谁也猜不透她在想什么。她每天虽然和大家干着同样的事情，但脑子里却有另一套想法。她从不参加别人无意义的聊天和打闹，总是呆呆地想自己的心事，有时还会悄悄地一笑。 团支书很喜欢看陶小童那种悄悄的笑容。她像是对着一片空白在笑，又似乎在空白里看见了某种意境，而这意境只是她个人的秘密，她是为此而笑。她笑得很特别，甚至有点古怪，但除了团支书，没一个人注意过她这种一闪即逝的笑。只有一刻不停地关注她的人，才能捕捉到她这种笑。 团支书随时随地可以拿大顶。他视拿大顶为一种享受。巡回演出途中，坐车坐乏了，他总是在停车休息时拿把大顶，他倒竖在那儿，一边舒坦地大声喘气。那是种发自肺腑的舒坦，他能让每节脊椎骨换着个响一遍。 拿大顶不妨碍他观察任何事物，而且观察起来更加客观、冷静。他就常在拿大顶时观察到陶小童的笑。有次陶小童碰到一个逃荒的，一下子给了人家五块钱。这事让孙煤大大渲染，所有人都把她嘲笑一通：陶小童是个傻瓜！她不知道这种人全是懒汉，不愿在家学大寨，逃出来骗饭吃的！大家认为这事简直可笑透了，荒唐透了。陶小童却在人们笑声的围攻里沉默着，带着一点难为情。事后，她仰起脸来发了好一阵呆，随后便无声地笑了。笑得有点凄楚又有点傻气。她对自己的行为是赞许还是否定，从这笑里得不到解释。 尽管团支书也认为她那慷慨施舍是种幼稚的表现，但他由此发现，这个姑娘有着难得的同情心。同情心这东西是好是坏，他搞不清，但他决不伙同众人嘲笑她。 他断定陶小童身上有种为他不懂得的气质。这气质就是她与周围人们的根本区别。虽然她努力做着一切，比如扫地、冲厕所、喂猪，她干得比任何人都认真而诚恳，但一到讨论她入团，总有人支吾着说：“她总跟咱们不一样。” 他知道她听到这句话有多难过。她困惑而又自卑地点着头，表示接受这个抽象得近乎刁难人的意见。在这时，他有义务做些例行的思想工作，比如劝她“正确对待”云云。 “可是……我怎样改正啊？”她说。 他想了一会儿，说：“努力嘛，尽量嘛。” “是不是，”她迟疑着说，“同志们认为我本质上有问题？” “不。我觉得你本质还是不错的。你恐怕从小看了烂七八糟不少书吧？” “很多书。但不是烂七八糟的……” “所以呀，”他斩钉截铁地说，“过去那些书都是烂七八糟的。你的思想就受了那些烂七八糟的影响。比如，你那天说‘深情’，部队嘛，这种话听上去不够带劲。” “我明白了。” “你不要感到委屈。不要觉得同志们有意和你过不去……”他停顿一下又说，“你每天干这干那，人都累瘦了。但你不要盲目地干，要有目的地干。这个目的就是世界观的改造。改造世界观嘛，改得越彻底越好。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不同意你入团，是对你真正的爱护。” 她不断地点着头。 说完话，她呆呆地沉思半晌，忽然又那样独自笑一下。团支书与陶小童谈话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从油库工地出发后，车开到半路，发现远处浓烟滚滚。有人判断，一定是那一带失了火。一瞬间，所有人都跳下车，往山坡上爬。烟是从山后冒出来的。刚接近坡顶，人们就感到整个山都被烘得炽热逼人。 赶到现场，发现火烧得并不大。被燃烧的是一排圆木搭成的棚子。这山上没有树，石头全被熏黑了。 陶小童头一个冲上去扑火。大家也都跟着扑上去。远处有一排排砖房，奇怪的是没人来救火。几十个人被呛得涕泪纵横，但都在玩命抽着打着。团支书用雨衣兜来了水。许多人都学他，取来各自的雨衣，跑到那个小水洼去汲水。只有陶小童仍在用树枝四处横扫，动作机械，两眼发直。 火热总算小下去。忽然跑来两个人，对他们喊：“不许扑灭它！……” 没人理睬他们。直到最后一朵火苗熄灭这群人才住手。他们一个个漆黑如炭，汗流浃背，才注意到这两个衣冠楚楚的陌生人。 “你们是干什么的？！”陌生人挺凶地问。 刘队长答道：“我们是演出队，路过这里……” 那俩人相视一笑，口气软下来：“你们不了解情况，这是我们有意点的火！” 几十张黑脸一齐目瞪口呆。那些烧焦的草末子，快快活活在他们头上飞扬。 “是这么个情况：这是我们农场的牲口棚。闹一场瘟，牲口死得差不多了。这棚子有瘟菌，死了好几茬牲口了，干脆就烧了它消毒。” 他刚说完，忽听有人尖叫：“陶小童晕倒了！” 经检查，她身上除了少量燎泡外，并没有更严重的烧伤。她是由于“严重缺铁性贫血”而晕倒的。刘队长连夜把陶小童送进野战医院。这所医院里住的伤员，大部分是从油库工地送来的。 孙煤是学过医的，但在这方面的知识也少得惭愧。一想起上次对陶小童的百般盘问，她认为自己简直恶劣透顶：怎么把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往那方面猜呢？ 有人悄悄对她说：“不知怎么搞的，陶小童好长时间没买过卫生纸！” 她一听，觉得有情况了。陶小童是个干什么都不动声色的姑娘，说不定暗地跟谁闯下那方面的祸了。她跑到她屋里，把另外两个姑娘轰走，问她：“你到底怎么回事？” 陶小童吓一跳，害怕地瞪着她。 “你很长时间没来例假？” “好像是的。你知道了？” 她尽量用关怀的目光打量她全身，想找出一些应有的变化。 “到底有多长时间没来？” 她仔细想了想：“记不清了。这不要紧吧？” 孙煤一下严厉起来：“不要紧？！告诉我，你是不是跟谁……”下面的话她用一个更加严厉的表情代替了。 陶小童沉默一会，突然叫道：“呀！你在说什么呀，班长？！” “你到底干没干过那事？” 陶小童脸像三张红纸，她意识到那个恶心的勾当。“你说的我不懂呀！” “别装！就是男的女的在一块的事！”孙煤认为自己太凶了点，马上改为诱导，搂住她的肩膀，“我告诉你，你还小，别是被人骗了。我问你：你近来哪里不舒服？比如不想吃东西，想吐……你对我老实讲，我会好好帮你处理的。” 她红着脸苦笑，一句话不讲。 “我看你最近消瘦得厉害，没精打彩，脸色发白，这些都是症状。你得告诉我实话：你的例假究竟停了多少天，三个月？” “恐怕有十来个月了。”她忽然伏在她耳朵上说。 “啊？！”孙煤伸手往她肚子上一摸，“去你的！胡扯八道，十来个月该生出娃娃了！” 这事很快在全班传开。彭沙沙很担忧地跑来，让陶小童马上去检查，看是否会变成男的。只有蔡玲羡慕得不得了，说：“那你省钱了。每月津贴里的七毛五，就算你白捞！” 医生检查了陶小童的病情后，不客气地对刘队长说：“她的贫血已引起全身机能的障碍，你们连这都不懂？” 这座野战医院设在一个小镇上，只盖了一座简易楼房供住院用，其他房子是借用一所小学校的。离医院几十公里，有座城市，那城市以常出土恐龙化石闻名。不久前又有一具空前完整的恐龙骨架出土，省里专门为它修建厂一座展览馆。演出队把陶小童留下住院，就开进城去演出了。医院领导代表全体伤病员请求刘队长，在市里演出完，一定到这里慰问慰问。刘队长说，当然当然。 刘队长感到脸上很光彩。这个小小演出队在省城毫不起眼，甚至连上乘的剧院都没进过，可眼下处处受宠。他再也不提当年“流寇作风”那类话了。这种东奔西忙的巡回演出生活使他精神焕发，劲头十足。假如能带上他的小半拉儿和大半拉儿一块到处跑，那他对生活就没什么可抱怨了。 刘队长安顿了陶小童住院，刚走出病房，忽然又折回去。因为他想起口袋还揣了几块冰糖。这是临出发前小半拉儿给他准备的，他怕父亲出门犯气管炎。刘队长把冰糖留给了陶小童。 小半拉儿是个孤独的孩子，连他的哥哥都嫌弃他，对他嚷：“你上学干吗总跟着我？我才不愿人家知道你是我们家人呢。你那样子真丢我脸！”令人欣慰的是，这孩子并不计较人们对他的态度，他甚至对自己的模样也从没灰心过。相反，他似乎总是充满喜悦，对一切人都怀着单方面的友好愿望。但他的孤独只有父亲能看破。 小半拉儿也只有在父亲这儿，才能得到充足的情感。每逢刘队长领队巡回演出，无论到哪里，再闭塞的地方，小半拉儿都能想方设法把信寄来。他最近又寄来一封长长的信，说他上学怎么威风，再不挨人揍了，因为有“颗勒”。那狗个头已长得像头豹子，连书包都是它替小半拉儿叼着。 小半拉儿信里还叙述了一件重要事情。演出队出发后，有天夜里，一帮蟊贼打听这院子没人，从墙头翻过来想捞便宜。冷不防杀出个“颗勒”。“颗勒”这狗从来不叫，见了生人就紧盯着，然后跟上去，一旦发现行迹可疑便上去撕他。“颗勒”跟他们血战了大半夜。小半拉儿说，那场面特别壮烈；贼娃子一见这么凶的畜牲，也搞不清它是什么，全吓傻了，任那狗随便咬，咬得他们满院子乱跑。但他们跑不出去，大门锁着，墙头又高。“颗勒”守在墙根下，谁往上爬就把谁扯下来。后来他们就用砖头棍子跟“颗勒”干，狗特别机灵，没挨几下。有个小子却带了把菜刀，趁“颗勒”仰身扑起来的时候，在它胸前砍了三下。“颗勒”带着伤还把他咬个半死。后来炊事班长带人赶来，“颗勒”才浑身是血地倒下。 小半拉儿信中说，“颗勒”是世界上最英勇的狗！这一仗“颗勒”虽然胜了，但也吃了大亏，胸前被豁开个大口子！幸亏它毛厚，胸大肌十分发达，才没伤到要害。 小半拉儿还说，若不是他及时抢救“颗勒”，它就牺牲了。他用根缝衣针把狗的伤口严严实实缝上，又抹了药；狗很懂事，知道人在救它命，针穿进穿出时它疼得浑身眵嗦，却一动不动！ 小半拉儿最后让父亲放心，贼娃子全被俘获，送派出所去了。“颗勒”却快不行了，送它到门诊部治伤，但没人理会。尽管这样，每到小半拉儿上学的时间，它还挣扎着爬起来，想给他叼书包。小半拉儿写到此处显然哭了，信纸有的地方打了皱。 小半拉儿是个多情的孩子。孤独的孩子都多情。 一早，变魔术的董大个鬼头鬼脑地对团支书说：“你昨天夜里在喊一个人。” “哦？”团支书笑笑，因为他夜里从不做梦。 “你昨天夜里喊一个人的名字！” “去你的！” “就我一个人听见了，我不告诉别人，你喊的是一个女的！声音不大，不过那声音听着就让人感动！” 团支书看着他的脸：他眼窝和鬓角及鼻沟还留着昨晚演出的化妆油彩，因此像个丑角。董大个诡笑起来，伸手在团支书方方的后脑勺上捋了一把。 “我说伙计，是那个岁数了。”他又往前凑凑，“我纳闷，你爹娘没给你找个公社妇女主任什么的？” 团支书推开他：“你闭嘴好不好！” 董大个心花怒放地退到一边去。过一会，团支书惴惴不安地又跑回来：“你快说，我到底喊谁的名字了？” 董大个料定他会再追问，简直快活得要死，闭着眼说：“你好好反省一下吧，你成天打谁的主意。” 他瞪眼想了一会，老老实实地说：“我没打过谁的主意，你是说咱队的女兵吗？我真没打过她们主意。” 第二天夜里，董大个把团支书推醒了。 “你又喊了。” “……刚才？” “我要不推醒你，你非得把所有人都喊醒不可。你现在想得起来，你喊的是谁吗？” 团支书像犯了罪似的耷拉下脑袋。他已完全明白他喊的是谁了。他头一次发现自己也会做梦。他还发现自己这些天总是有所牵挂，梦里，他才知道牵挂着谁…… 陶小童在一周后便下楼散步了。她走到楼梯口，发现有个小老头儿趴在地上正摸什么。他异常瘦弱，动作迟钝，穿着白底蓝条的病号服让人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 他感到有人来了，赶紧退缩一步，做出让路的样子。陶小童吃惊地看到他并不是个小老头儿，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嘴唇上的胡子长得还不像样。 “你找什么？”她问道。 “呃，棋子儿。”他把她当成护士，做出害怕的样子。 “你眼睛看不见？” 他马上说：“我是二十五床，外科的。” “我来帮你找吧？” 他奇怪了，护士讲话没这样柔和的。他问：“你……不是护士呢？” “不是。我也是住院的。你眼睛怎么了？” “医生讲，伤到脑壳，眼睛就受影响。”他摸着墙根，颤颤巍巍站在那儿。从背影看，人人都会当他是个小老头儿。 陶小童帮他寻找那颗棋子儿。他脸上浮着讨好的笑容。 “我刚才在楼梯上绊了一跤，一盒棋子都落了。我捡了半天，还差个‘连长’。”他下的是军棋。 陶小童终于发现那颗棋子的着落，但无法拾。它落进了痰桶，正浮在一滩挺浓的痰上。她劝他放弃这颗棋子，而他坚决不肯，硬要下手去捞。 “这不是我自家的东西，是我到楼上向一个娃儿家借的。少了一颗，他硬不饶我。娃儿家嘛，又是个小瘫子……”他当真把那颗棋子捞上来，陶小童一阵恶心，急忙走开了。他摸索着进了水房，在那里冲洗。第二天陶小童又在楼梯口碰见他。这简易楼的楼梯极不规则，因此他又跌了一大跤。 陶小童忙上前搀扶他。这回他像老熟人一样跟她拉呱起来。 “我们一块伤了七八个呢……一个当时就牺牲了！一大块石头落下来喽！跑？你跑得赢！……还有几个伤不重，现在都出院回家了。我们那地方只要负了伤，都批准探亲假。”他似乎对负伤还有点求之不得。“我伤好了，也回家！”他黑黑的脸很窄，笑起来嘴巴几乎横贯两腮。这使他笑的时候像个傻孩子。他还对陶小童讲了许多施工的事。 初期失明的人，特别受不了寂寞，逮着谁就要跟谁唠叨没完。许多瞎子算命或许就是为找个永久的谈话理由和谈话对象。瞎子和人交谈，他并不希望对方多插嘴，也不在乎对方的表情，哪怕对方满脸不耐烦，也不影响他的兴致。对方只需时不时哼一两声，作为他每段话的支撑点，就够了。 他正谈到兴头上，一个护士走过来，叫道：“二十五床！” 他立刻老实了，极胆怯的脸转向声音来源。那护士上来搀着他快步走去，嘴里说着：“你瞎跑什么？不是规定你卧床的吗？” “二十五床”不敢像护士那样轻快迈步，身体重心始终拖在后面，十分惶恐地半张着嘴。 陶小童忍不住跟了去。他已端端正正坐在床上，两手平放于膝盖，好像在等着拍照。 他的同屋是个重庆兵，马上招呼陶小童进来。“二十五床”听见陶小童没走，失明的眼睛忽然飞出一道神采。 重庆兵说：“这个狗屎医院，丁点儿耍头都没有！”他问陶小童：“你会不会下棋？” 不等她回答，“二十五床”十分情愿地跳下床，满地摸鞋，一边说：“我再去借棋！”过了一会儿，他兴冲冲揣着一盒军棋回来了。 陶小童看着他茫然的笑脸，心里一紧一缩的。刚才重庆兵对她说，“二十五床”情况不妙，已作了一次脑外科手术，过两天还要做一次，做不好会死的。他还糊里糊涂活得蛮快活，天天合计回家探亲的事。 铺开棋盘时，重庆兵说：“嗳！你不是有李子吗？去去去，拿出来招待招待！”他对“二十五床”说话用极不耐烦的口气。城市兵总喜欢当着姑娘面虐待农村兵，这是一种风气。楼上有个农村兵被病友支使去向护士讨二十个便盆，结果讨到一顿臭骂。护士长跑去查问，那几个城市兵不仅不认账，还当着一群女护士要把农村兵捆起来，说他成心耍流氓，逗得女护士个个心花怒放。 “二十五床”从床头柜拿出一包李子，跌跌撞撞走回来。他说这些李子是油库工地的战友们送给他的。李子全都又青又小，他却十分珍爱地捧着。重庆兵取笑他，说平常无论怎样动员他，他都不舍得拿出来吃。 就在他把李子往床上一倒的刹那，陶小童脸色一下变了。她分明看见兜李子的破军装少了一枚领章。 “你咋个了？不好了？……”重庆兵关切地问。 她勉强拾起一颗棋子。她又回过头，那少一枚领章的军装蓦然刺痛她。“二十五床”用一把锯条磨成的小刀，摸摸索索地削着李子皮，削完统统放在一只茶缸里；陶小童明白，那是给她的。 她不敢看他，是怕在这张太单纯的脸上看到哪怕一丝丝的邪恶，或是怕自己的目光带有哪怕一丝丝杀伤力。她不敢看他，是怕一切固有的好恶是非会一下子乱了次序；或是怕他几天后万一死了，自己会像做恶梦一样想起他的形象。 她渐渐怀疑起自己，怀疑自己的女伴，怀疑蔡玲那一声大喊，统统不是真实的。这张稚气未脱的脸，这张简单甚至有些傻头傻脑的面孔，怎么可能就是窗子上那张可憎的“大白脸”呢？…… 可那枚领章明明在她这里。它的新旧程度和那件破军装上的完完全全是一对。它是证据，这不会弄错的。陶小童坐在自己病床上发呆。 她同屋有个女孩，十四五岁。躺在对面那张床上从来没见她动过，已经这样躺了半年。一段生命停止在那里，发出淡淡的臭味。仿佛还没有死就已经开始腐烂了。来守护她的父母常被护士训斥，或差使着干些脏话。这对农民夫妇对护士们的恶劣脾气毫无反应，进进出出，不声不响，脸上带着并不让人愉快的阿谀。 这所野战医院的护士们都有一副奇怪的大嗓门。她从“二十五床”的病房里出来，有位年长的护士就对她好心好意地嚷嚷：“这些当兵的都不是东西！听说那个油库工地见不到女的，保密，家属都不准去探亲。你不要理他们！见了女的，他们眼珠子发蓝！” 夜里，对面床上的小姑娘“咝咝”地微弱呼吸着。她父母就睡在门外走廊上，铺张席。每隔一两个钟头，母亲就替病人把导尿瓶里的尿倒出去。这小姑娘太不自爱，一个知青用一套军装，就换走了她的贞操。后来作下孩子，请了一位江湖巫医堕胎，导致大出血也不敢送医院，藏到差不多死了，才来求救解放军。护士们对她一家凶来凶去，是出于对这类事固有的厌恶。 陶小童忽然觉得那“咝咝”声很吵人。她睡不着，想着怎样处理“二十五床”的事。他无疑是本案被告。蔡玲咬定是张“大白脸”不过是吓糊涂了。在那样的惊恐中，任何一张脸都因触目惊心而显得奇大。从油库工地出发，当夜全队在一个县招待所宿营，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蔡玲又发出一声惨叫。女兵们全被她吓醒了。“窗子上，有张大白脸！”蔡玲边叫边往后退，撞得人仰马翻。偏偏又是她看见了“大白脸”。 “你到底看清没有？”大家问她。 “我鼻尖都跟他贴上了，会看不清？” 结果是这么回事：不知谁头天晚上将化妆镜子放在窗台上，蔡玲撩开窗帘想看看天色，不想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由此她们开始对蔡玲产生怀疑，她把一切脸都看成“大白脸”。她们曾一致把他想象成一个强悍的敌人，这印象其实被惊吓中的幻觉夸张了。就连陶小童，在扑向他、抓住他的刹那间，也把他看得高大而可怕。 谁料他竟这样弱小，这样年轻，这样……易于对付。 应该告发他吗？不管怎样，他毕竟干了件很不体面的事。这种事尤其不能被女孩子原谅。 第15章 火车颠晃着，生怕我睡过去就永远醒不来了。 我今年二十一岁，是谈起死最从容的年龄。这个年龄不像老年人那样，已和生命建立了深厚感情，处得难分难舍了。所以我对死这事没太多意见。 我知道我发起高烧来了。热度使视野迷蒙…… ……一片深绿。绿得森人的不可思议的绿色原野成了伸向远方及空间的深不可测的谜一般的古老绿色。 大约一亿年前的森林沼泽，足够的温暖与足够的潮湿使一切生物都长成难以想象的肥大。浑沌的四季、浑沌的昼夜。绿色中潜伏着危险——一个巨大的弧度、山一样的脊背慢慢崛起…… 山一样的怪物移动过来，一切鸟兽四散逃开，因为它的行动使大地发出雷鸣般的声响。 一个恐怖的神话。神话般的真实历史。一片绿色。恶梦深深印在历史的记忆中。历史不计较它的梦是否可信—— 巨大而恐怖的动物漫游在远古的清晨。历史叫它恐龙。一头吃植物的、长着厚厚甲胄的三角龙浮出水面。它既像巨大的龟又像巨大的鳄鱼。正当它步履蹒跚、去觅食多汁的植物时，一头更加巨大的霸王龙尾随上去。霸王龙用它长矛般的利齿轻易咬穿了三角龙赖以保护的甲板。一个巨大怪物被另一个更巨大的怪物轻松地吞噬了。 苏铁树丛轰然作响。深绿色的风暴席卷腥热的风，透明的蓝色大气溅满巨大的血滴。 地球小得可怜，在恐龙足下瑟瑟发抖。由七十多种丑恶而庞大恐龙组成的社会使年轻的地球充满凶险。 深绿色被撕破又飞快弥合。鸭嘴龙用它长长一串、由两千多个牙齿组成啄状颚部啃咬植物，它们削平了一望无际的丛林…… 一大群披着白色皮毛的翼龙向高空飞去。太阳被遮没了，云被搅乱了，天空不再辽阔，不再宁静。它们的叫声是恐怖的歌…… 湖畔伏卧着两栖的雷龙，它的颜色及体积酷似一座沙丘。它蠕动着，泅进水里。湖变得喧嚣，疯狂地举起一大片浪头…… 山坡上的梁龙在踱步，什么也不能阻碍它。它走过的地方成了宽阔的不毛之地。它高大得可以去衔崖头上的树。它庄严、蠹笨、自负、低能，它仅靠自己可怖的体积去镇压一切，摧残一切…— 蛮荒、肥沃的原野充满着又大又奇形怪状的动物。它们是最神秘的历史角色，又是历史难以摆脱的恶梦…… 深绿色渐渐沉淀…… 我像猛然浮出水面那样，大大吸了口气。 这时我听见孙煤说：“快到了！” 许多声音附和着，“到了到了到了……” 是到哪里？是我活到了头？是到了死神的指定地点？……反正他们又来抬我了。哎呀，不要瞎折腾啦。何必、何必？又这么呼哧带喘地上了路。 我记得那座又小又破的野战医院让演出队闹得十分彻底。早几天就开始闹。那时我已差不多康复了，也跟着医院的人激动地等待演出队到来。有天晚上谁在楼梯上嚷：“快去看演出！就在篮球场上，自家带板凳！” 整个楼都兴奋得走了样。我也随伤病员往外冲，医生护士的一道道防线都决了口。我在楼梯拐角碰到“二十五床”，他已被大队人马拉下了，但仍是一副又急又慌又喜悦的样子。听见楼梯上有脚步，他回头讨好地半张着嘴，似乎很想找个伴搀他一下。我却一点不想帮他忙，我可看透他了。我仔细地贴着墙避开他、溜过去，生怕触到他身体的任何部位，更增加对他的反感。我一想起窗子上的“大白脸”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时一个护士追上来，夺下“二十五床”的板凳。 “回去！哪个批准你下楼的？” “他们都去了吔……” “都去了也没得你份！你看得见吗？瞎激动！” 他眨巴着失去视觉的一双眼，难为情而自卑地笑笑。护士不理他，拿着他的板凳飞快上楼了。 观众在篮球场空等一晚上，政治处出面才把他们劝回去。一个由拐杖和轮椅组成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涌回住院楼，又迅速被各科医护人员瓦解。到处都在嘟嘟嚷囔地咒骂，但又不知骂谁更合适。一个小骗局勾起众多人的不幸感，而一切不幸又在这笼统的咒骂中得到发泄- 只有我留在空荡的院子里。我不想回到病房去闻那垂危的小姑娘古怪的气味。 院子里，一个老花工在训一位女护士：“你们精神病科不好生看紧点！你看你看，都是疯子们干的！” “是是是。”护士心不在焉地点头。 “你们的疯子都该枪毙！” “该枪毙该枪毙！”她急于脱身。 我听说这医院围墙外，有个单独的小院，那就是精神病科。这两年不知怎么的，那里总是床位紧缺。有的入不了党大脑就出差错了；还有没提干让对象蹬掉发疯的。有个病号自己做了枚碗大的军功章，天天别在胸口，听说他是自己画奖状寄回家，让人揭发后发作的。那是个可怕的去处，我望着虎背熊腰的女护士心想。 花圃被拔得稀稀拉拉，老花工坐在那里生疯子們的气。本来好端端一颗由红石竹铺成的“9”，当中是黄色矢车菊的“忠”字，这下什么也不是了。 演出队终于来了。 再大的“静”字对演员们都不起作用。他们照样各处喊嗓子、练小号、翻跟斗，团支书在篮球场一边布置舞台一边找地方拿大顶。演员所到之处，总围着一圈圈穿白底蓝条衣裤的人。这“病”了许久的地方一下子健康起来。 除了晚上的正式演出，医院请求演出队能安排一场特殊慰问。我似乎已成了这里半个主人，在前面带路，把大伙领到这座与世隔绝的小院门口。透过极粗的铁栅栏往里看，几个病号正在护士的调度下摆板凳。他们看上去比一般人听话得多。 “陶小童，你干的好事！”女兵们看见“精神病科”几个字后，咬牙切齿对我嚷。 刘队长也踌蹰了，进退两难地站在那里。 我理直气壮地说：“这些病号都是思想上的病，应该对他们进行思想治疗！” 大家都一刷齐地把目光转向我，好像说：住几天院，陶小童怎么长进这么大？尤其徐北方，冲我做了个对眼，表示对我肃然起敬。 “谁要演谁去演！演一半被他们掐死才带劲！”女兵们多数反对。 “掐死？不会的。”团支书一本正经地说。他把什么事都当真。 “应该对他们实行点革命人道主义……”有人说。 “他们懂个屁的人道主义……” 团支书却指着我：“陶小童，你说呀！” 我严肃地绷紧脸，沉默地东瞧瞧西瞧瞧，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演！” 化妆时，大家很自然联想到小周。小周和这些病人有极大区别。小周被送走后炊事班长吴太宽去看过他，回来说他在那里表现出色，常给人表演拿大顶。团支书后来也去看他，说他唱歌唱得最好，从不跑调；医生对他们进行一种测验，让几个病号同时画直线，惟有小周不在纸上胡扭。现在大家谈起小周那些可笑的发明已没人再乐，因为小周死了。那么个壮壮实实的小周不知怎么搞的就毫无道理地死了。刘队长去处理小周的后事，医生们说，小周变得越来越乖、越来越听话，突然就死了。本来想解剖，小周父母死活不干。 这时，我们听见了很有节奏的哨音：“嚁！嚁！嚁！……”病号们精神抖擞地排着队入场了。他们像幼儿园孩子那样很规矩、很认真地随着哨音踏步。脚抬得老高、手甩得很大，但看上去又有那么点不协调。他们找好各自的预定位置，却不坐下，站得笔直，神情相当庄严。直等一声大喊：“坐下！”他们才一齐坐下去。有个人坐到地上去了，因为他屁股后面没板凳。他摔疼了，刚咧开嘴露出一副丑样，某护士朝他做了个狠狠的手势，他立刻老实了。听说为了看演出，他们把这一套练了好几天。 孙煤报幕回来，哭笑不得地说，有个病号使劲朝她做媚眼。刘队长嘱咐女演员，跳舞时往后靠，这些人目光狰狞，令他担忧。 节目提心吊胆地演下去。似乎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又好像随时会发生意外。每演完一个节目，台下一点反应都没有。必须吹哨子的男医生大吼一声：“拍手！”才会猛古丁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掌声。这掌声也收不住，直到男医生看看差不多了，再大喊一声：“停！”才能停下来。停也停得兀突，几十个脑瓜被控制得十分整齐。 我的健康状况医生不允许参加演出。我想和刘队长谈谈“二十五床”的事。这事总算到了真相大白的时候了。证据确凿，现在把他提起来一点都不难。我刚把队长叫到一边，舞台上出乱子了。 董大个上台变魔术，有个病号突然跑上来，极认真地跟他比了比个头，又跑下去。他很快被押解走了。接下去是相声，当护士医生都哈哈笑时，病号们也不求甚解地跟着笑起来。医生护士笑完了，命令他们不准再笑，可这回不灵了。他们笑得演员害怕了，词忘了一多半。那男医生疯了似的吹哨也止不住他们笑。 演出只好结束。虽然只演到一半，总算没出更糟的事。孙煤冒最后一回风险走出去，向他们表示“再见”，那个表情娇媚的家伙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一下子冲到孙煤面前，柔情似水的一双眼猛盯着她。医生护士扑上来拽他，但被他一一甩开。他拉住孙煤的衣服，出其不意从裤腰里解下一束蔫头耷脑的石竹花，死活要献给她。这时他已被那男医生抱住后腰。医生一边把他往里拖，一边冲孙煤使眼色，让她收下花，收下大家就安全了。 原来他怀着这样动人的目的去偷花哩。 于是病号们认为暴动的时机成熟了。他们开始砸板凳，相互厮扭，把门上的铁栅栏晃得咣咣响。刘队长也帮着医生护士去拉架，但被一个病号轻轻一挤，就跌倒了。他们个个养得膘肥体壮，除脑子不健全，浑身都健全得出奇。 等医护人员掩护演出队全部撤出，孙煤还不敢扔手里那束花。一个护士不放心地追上来喊：“还不快扔掉！那人是男女作风问题害的病！” 孙煤突然拔腿就跑。所有人都跑起来。离开那铁栅栏门已老远了，仍没人讲话。不知谁挑头笑了一声，大家就跟着笑起来。这场险似乎冒得既滑稽又恐怖。我边跑边想，大伙差点让我坑了。 告诉你，你能再凑近点吗？我想对你说句悄悄话。的确如此，那事很秘密，当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担架向前移动，白被单下面盖着的是我。我恨透了你们这样对我置之不理。我不反对你们抬着我没头没脑地跑，但至少得听我把这事讲完…… 听我说，你们对团支书的了解太肤浅。不，我不同意，你们假如对他下一个虚伪的结论我怎么也不会同意的…… 当然，谁会想到他给我来这一手，他看上去那样老实巴交…… 对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关于团支书。他那样对我真把我搞晕了…… 我没料到，真的没料到。 一大早，白色平板车就从楼道里偷偷摸摸推过去。我发现推车的女护士很眼熟。那护士捂着特大口罩，也对我认真看了一下。 “是……死了吗？”我轻声轻气地问。 护士别转脸，没理我。意思是：废话！ 我对这个白布单蒙紧的东西，感到又神圣又恐惧：一个生命留在世界上最后的痕迹。我不自觉跟了几步，拼命感觉着全身活力；比较着生与死的一步之差。 一个尖嗓门在楼梯上喊：“护士长！” 推车的站住了，回头问：“干啥？” “他的东西！” 一些杂七杂八的物件裹在几件不太干净的衣服里，被抛到平板车上。 护士长大声说：“再看看还有他啥东西，一块清理掉！” “晓得了！”尖嗓门轻松愉快地跑开了。 护士长推车就走。一些东西掉在地上她不屑用手去拾。我走上去，将那件军装拾起来。就在我手指触到军装的同时，马上想扔下它逃跑。 “等等！”我叫道。 护士长停下来。我这副活见鬼的表情让她大吃一惊。 “你是二十五床的熟人？”护士长问。 我捏着那件汗味犹存、只剩一枚领章的军装，猛烈地摇头。 “那天见你在他房里下棋嘛……” “我不认识他！”我粗暴地说。扔下军装，我的手指仍像紧捏着什么一样，松弛不下来。我后悔不该去拾它。 “昨天夜里他死在手术台上了。”护士长司空见惯地说。见我跟着车走，她奇怪地连瞅我几眼。 我脑子嗡嗡乱叫。我不懂自己跟着这辆车想上哪儿。从小到大，我第一次感到，死人是不可怕的。 我还没来得及告发他，他却死了。他的死乱了我的阵脚；他又一次从我手边逃开了。我飞快地跑到演出队住处，他们在院务处几间办公室里临时搭了铺。还没人起床，我徘徊一会，想想不对，不该来这里，又转身上了楼。我跑得气也供不上了。 我翻箱倒柜，找出那枚准备作物证的领章。同屋的女孩在灌蛋奶混合液，发出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声响。要是她有意识，准不愿这样活着：让人们像浇灌肥料一样把食物灌下去。 我沿着一条幽暗的小道跑着。通往那种房子的路，在我印象中就这样幽暗。我只有一个念头，把这领章还给他！让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尽量对称，别缺点什么。 他是牺牲者，是为了一个大得难以想象的事业去牺牲的。我不能得知他当时的表现：是特别英勇，还是一般化。他害怕过吗？犹豫过吗？或许在巨石压下来的瞬间，他迟疑了一刹那。他是有意迟疑的，为一件不可告人的勾当惩罚自己，用自己最大的代价来替自己雪耻…… 我清清楚楚记着他的模样：一副衰弱得像老人一样的身架和一张稚气得像傻孩子一样的面孔。他毕竟太年轻了啊！年轻得尚未来得及正式地、磊落地去爱一个女性。他年轻得还不懂什么叫爱；若懂，决不会用这种不美好的手段白白糟蹋了它。除了母亲，他没有机会了解任何女性。而女性，就是他未知的半个世界。这半个世界已永远摒弃了他，对他永远封闭了。 我闷头跑着，差点撞在手推车上。车空了，上面有块冰凉的塑料布。 “你干啥子？！”护土长被我吓一大跳。在这条幽暗的小道上走的人，不是变得迷信就是突然胆小了。 我气喘吁吁地：“我……还想看看他！” 护士长推车便走：“有啥看头！门锁喽！” “不能再开一次吗？” “我不管。你去找那个死老头！提防着啊，他凶得跟鬼一样！”她边说边小跑着远去。 我放弃了我的打算，跟着护士长跑出那潮湿的小道。领章让我在途中扔掉了，就让他带着缺憾走吧。 一个军人完结了。就这样——毫不悲壮，毫无诗意，毫不轰轰烈烈，毫无罗曼蒂克地完结了。下一步，我该把有关他的记忆尽快处理掉；我盼望能及早忘记他…… 演出队结束这一带的演出时，我就跟他们一起走了。不管怎样，我是要出院的，因为同屋的小姑娘死在离我一步之遥的床上。一清早，见她母亲给她梳头，一切治疗器具都已撤走，我还以为她终于好转，没想她昨天夜里就死了。一绺绺死去的头发被梳掉下来，使她的面容变得十分老相，越发显出贫苦和卑微的样子。我不敢再看她。 等我办完出院手续后，见小姑娘的父母一前一后走出医院。他们并不悲伤，仿佛了却一件伤透脑筋的事。死者那不干净的躯体作为一具标本献给了医学。她骨骼还是不错的，将要发挥比她活着大得多的作用。据说这一来，医疗费就偿清了。 车子开进城市，我热烈地建议去参观那个恐龙博物馆。没人相信它是博物馆，一点不森严不宏伟，圆圆的房顶像个马戏表演场。 恐龙巨大的骨骼放在大厅里。它很完整，甚至还很有姿态。周围有一圈栅栏，这距离增添了人们的历史感。董大个的头顶还未达到恐龙的膝部，他惊讶地直龇牙咧嘴。 恐龙是曾经遨游在地球上最成功的动物。我记得著名古生物学家赖格的话：“恐龙的出现甚至使进化史上的特殊事件——人类的进化也大为逊色。”我充满景仰地注视着这个统治地球长达一亿五千万年之久的巨大怪物。但所有人对它很快兴味索然，因为它和今天的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有人甚至说，参观这东西实在是吃饱了撑的。这样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谜一般绝灭了。围绕着恐龙的绝灭，科学界从来没有沉默过。有人认为，中生代末期的地壳运动使海陆变迁，植物减少；海水的变冷使浮游生物灭绝，这样吃植物的恐龙与水里的恐龙大量死亡，从而使巨大的肉食恐龙也失去了它食物环链中最必要的一环。 还有人认为，恐龙死于洪水或超新星爆发。 有人从这些巨大爬行动物的身体内部找原因，认为它们长得这么庞大，本身就是一种病态发展，是内分泌失调的产物。结果失调状态愈演愈烈，遗传密码中的不利因素被延续和囤积下来；新陈代谢反常，神经系统紊乱，终于造成死亡。 我忽然发现四周出奇的静。四下一看，发现人已经走光了，只剩我和巨大怪物待在一起。我干脆跨过栅栏，用手去触摸化石表面。它不如我想象的那样冰凉而坚硬。慢慢地，我觉得这具化石不大经看，许多地方透着人为的痕迹。人类目前对这神秘的历史角色了解得十分有限，时常发生错误。比如著名的柯普，他犯的错误也像他的两千部著作一样著名。他发现一架崭新的恐龙，有着从未见过的长颈，他为它取名叫扭龙。另一位学者、柯普的对手马什教授，看到这具骨架展出后，便提醒柯普弄错了：他从容地从“尾”部取出最后一节脊椎装到了头上，原来柯普错把头装在了尾巴尽头，加上他过人的想象力，便制造了一头稀奇古怪的异型动物。 我绕着恐龙骨架走了一圈又一圈，不时伸手触它一下。我发现它的体积与重量决不相称，这庞然大物触上去竟显得轻飘飘的。我索性钻到恐龙腹下研究起来，直到班长孙煤跑来喊我。 “陶小童，你怎么还在这里？上车出发了！” 而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我差一点嚷出来。我为自己和同伴们的轻信感到悲哀和羞辱。 我很好，死亡还没有对我最后下手。 他们这样抬着我，走进长廊。两天来的忙碌使他们步伐机械。长廊尽头有扇窗子，太阳从那里透进，水磨石地面闪着白光…… 孙煤明显地削瘦下去，她不顾一切地把我抬到这座医院。现在我才知道，她是真喜欢我呀！我大言不惭地说，她喜欢我就像我喜欢她一样。我们俩的关系没得到正常发展，是因为中间插了个徐北方的缘故。徐北方这家伙没费什么劲就同时征服了两颗心。一天，孙煤正色对我说：“徐北方对你不合适。你还不了解他。” 我当时又害怕又尴尬，一句话也说不出。那是晚上，蔡玲妈来了，孙煤只好挤到我床上来睡。 “你可别糊涂。”她又说。 我仍然不开口。我有什么好说的？ “你不了解徐北方这个人。” “可能不了解。” “你猜我干吗跟你说这些？” “我不知道。” “因为我要走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现在好多人都想走。老待在这个小小宣传队，有什么劲？” “那你去哪儿？” “……我去演电影。” 我想起那次打靶，高力领来个戴鸭舌帽的中年人。孙煤那天把腰勒得特别细，背着五四手枪走来走去。后来听说那个鸭舌帽是电影厂的导演。 “这事连队长都不知道。我只跟你一个人讲了，你要保密。”过一会她又说，“你看，我还是挺喜欢你的吧？”然后她快速地翻了几个身，我觉得她其实是幸福得直打滚。 沉默了一会，她跟我扯起爱情来。我不理解，高力那套天花乱坠的胡话怎么会那样令她感动。爱情、爱情。听到这词我就烦躁。团支书在说梦话时叫了我的名字，这事也被人误解为爱情。人们把爱情当作一件最无聊的事来谈，这真让我受不了。 可团支书到底是怎么了？难道他做梦也念念不忘对我进行各方面的思想教育吗？…… 我终于被安放在一张床上。哎呀。我真该歇歇了。 许多手来触碰我。那些手指洁净而灵巧，不一会儿就将我剥得精光。他们就这样对待一个女战士，或说一个未来的女烈士。这太不像话了，事先竟连招呼也不打。我就这样躺在那里，赤身露体，失去了行动能力，谁也不来理会我的害臊。 第16章 刘队长打不定主意，是否发电报将回家探亲的陶小童叫回来。首长布置了一场重要演出，可目前女兵严重减员：孙煤常常忙着去电影厂试镜头，蔡玲得了盲肠炎，彭沙沙闹出了那么一件大丑闻，整天不敢出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矮胖子彭沙沙出落得一表人材了。首先，她莫名其妙地长高了一大截，于是显得不那样胖了。最初对她警觉的是孙煤，她对刘队长暗示，彭沙沙有个表哥在本地。每个星期日，彭沙沙总是积极打扮，然后神出鬼没地就溜了。问起来，她便趾高气扬地说：“我表哥是省革委负责人啊！” 有个星期日半夜，孙煤正收拾行李，准备正式搬到电影厂去。这时她听见彭沙沙在哭。敲开门，见彭沙沙和衣躺在床上，正一把一把揪头发，已哭得鼻青脸肿！她的同屋家都在本市，一般星期一早晨归队，因此她能这样肆无忌惮地哭。 她见到孙煤后，立刻不哭了，只是很害怕地缩紧身子。 “出什么事了？”孙煤见她胸前少了两颗钮扣，预感到事情不妙。 彭沙沙瞪着无神的眼睛，突然嘟囔一句：“我不想活了……” “你老实告诉我，到底闯了什么祸？” 彭沙沙又开始哭，哭得一张脸变得怪模怪样。孙煤有些可怜她了，把她搂在怀里，让她哭个痛快。直到下半夜，她才算神志清醒。她先要孙煤起誓，决不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然后开始期期艾艾地控诉。 “什么？！你表哥是那么个混账东西？！” “他说他真心喜欢我……” “狗屁！”孙煤把彭沙沙的手一下甩开了。“他是个骗子！有老婆的人怎么能随便喜欢一个姑娘家！” “他、他开始没讲有老婆……” “他不是你表哥吗？” “我错了，班长……” “那他是你什么人？” “什么也不是，就在一个熟人家认识的。”鼓沙沙喘了一口气，“他一直对我很好，关心我进步……” “往下说呀！” 她边讲边下意识揪紧衬衫前襟：“今天他突然说他老婆要来了，我一下懵了……我想走，他不让我走，就伸手拉我，还说他真心喜欢我，跟他老婆没一点感情……然后就、就……” “往下说、往下说！” “他就把我往床上按，还不准我出声……我吓得要死，死也不让他扯我衣服。后来，把扣子都扯掉了！”彭沙沙浑身发抖，那双大而不美的眼睛显得有些可怕。 “要死了！你不会喊？！”孙煤帮着使劲。 “我不敢……” “那他就干成坏事了？” “什么？” “你就让他把最后一关给过啦？！” 她的头一下耷拉下来：“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别问我了！” 孙煤一下子站起来，表情像是所有指望都落了空：“完了，你这个笨蛋！”她对这个哭成一摊泥的身体不再同情，而是嫌弃。 “告他去！”孙煤考虑片刻后说，“明早咱俩一块去省革委！强奸解放军够他小子受一辈子！” “别告！” “省革委负责人这条也是你瞎编的？” “这是真的……” “那就告！” “你一告，我哪有脸活下去？！” 孙煤把这件事告诉了蔡玲。蔡玲反复打听：“她真是用那个办法长高的吗？” “不管怎样，我要去告状！”孙煤说。 “你说，她真在鞋里垫了一块木头吗？” “一定要去告，你说呢？” “假如她把两块木头垫在矮腰胶鞋里，就会暴露，对吧？”蔡玲还是有点想不通，“木头怎么会垫到高腰胶鞋里去呢？” 孙煤正在怒火中烧，便不再理会蔡玲。说什么也得给那个“省革委负责人”一点颜色看，那个狗杂种。难道让他这样省力就消灭了一个处女？ 蔡玲很佩服彭沙沙的聪明，她竟想得出这样出色的鬼点子，把木头削成斜坡形垫在高腰胶鞋的后跟上。彭沙沙这个窍门甚至比董大个那个窍门还棒，董大个为了能有张与身材相配的大脸盘，不得不往嘴里塞海绵，一块一块，弄得他上了台表情呆滞。董大个的脸不可遏制地在瘦下去，以至不填海绵上舞台就惨不忽睹。董大个打破一项了不起的纪录，放弃了五年的探亲假。有天他去找队长，对他说：“我老婆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 “她当然要跟我离婚。” “她这样说了？” “她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说怎么会离婚？” “问题就在这里。” “什么？” “这还不明白，她跟我什么也没得说了。” “噢……”刘队长还是似懂非懂。不过有一点刘队长是清楚的，再不把他老婆调来，真要弄出什么悲剧来了。董大个和他老婆是一起插队的知青，所以喜欢把离婚这事挂在嘴头上。离婚让刘队长听起来很受刺激。 这时董大个站起来，刘队长也跟着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说。“不会的。” “为什么？” 刘队长又说：“不会的不会的。” 在考虑是否将董大个老婆接来住一段的同时，刘队长忽然想起自己老婆来了。该叫老伴，那个最亲近又最遥远的女人；那个有张年轻的脸蛋和一头花白头发的妻子。最近这个从不诉苦，总是含蓄地微笑的女人也常在信中提到离婚二字。这是个讨厌的字眼。为了保全小半拉儿，他只得把大半拉儿送去插队了。这事使大半拉儿恨透了小半拉儿，也使妻子恨透了无能的丈夫。从此，她的每封信都津津有味地谈论离婚。她做出各种部署和设计，仿佛那是件挺美好的事。 接下去全都按她的意思办了。一点麻烦也没遇上，甚至比他们结婚还顺利。他没把这件事跟任何人透露，有时真想透露透露，让别人能替他分担一点烦恼，但他忍了。少了大半拉儿，他认为大可不必自家开伙。当人们在食堂见他爷儿俩面对面，就着一个菜盆，都感到看不下去。小半拉儿给人的印象总是需要理发、剪指甲和吃顿像样的饭。 刘队长一想到人们迟早识破这个计谋就不寒而栗。离婚后，妻子很快把大半拉儿从插队地点带到她所在的城市。两个孩子一分为二，各自都获得了独生子女权益。 虽然给小半拉儿持续注射激素，这孩子仍是一厘米也不肯长高，但他的头围却在增大，几乎赶上成年人了。他还学会成年人的步态，因此看上去格外像个小怪物。这步子只有高力学得像，他一学周围准有人要笑断气。作为代价，他永远摆脱不了这种步态。长久的毕肖的模仿，使他无可挽回地成了小半拉儿一件成功的赝品。他就迈着这种有损形象的古怪步子走进了那所名牌大学；走向他飞黄腾达的人生旅程。这是当时的高力不曾料到的。当时高力只醉心自己这方面的天才。一天，他正起劲地模仿，没提防刘队长面色铁青地站在那里。忽然一声锐尖的哨音，使人们止住哗笑。“太不像话了！”刚办完离婚手续的队长咆哮道：“是谁，在泔水桶里扔了半根油条？” 隐隐约约，众人似乎有一点明白：队长是在借题发挥。他从不承认小半拉儿是残废，他甚至不觉得儿子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更甭说有人竟当众丑化他。往往越是有缺陷的孩子，越被父母溺爱。似乎生下这种孩子是父母的过错，失常的爱来自一种赎罪心理。 “怎么啦，高力，你连立正都没学会吗？” 高力赶忙收拢斜伸出去的那条腿。 “谁让你动的？！……”队长大吼。 “我没动。”高力低声道。 “在队伍里，你想怎样就怎样吗？” “我这不是立正吗。” “不要强词夺理！” “我没强词夺理。” “你说这句话本身就是强词夺理！” 让刘队长烦心的决不只离婚一件事。他的演出队几乎要拆散了。徐北方前些天拿了封“父病危”的电报来找他，甚至没等他反应过来他已上了火车。到了北京，他写封信来检讨，说在探望父亲同时“顺便”去参加了美术学院的招生考试。刘队长对着“顺便”二字发了半天呆。紧接着，他又接到通知，高力将调出宣传队，要到一所名牌大学去学“导弹”。就像当初懵里懵懂接收他来一样，如今也懵里懵懂放他走。这位公子为什么来、为什么走，队长都不知该上哪里、向谁问问。他的儿子大半拉儿倒是该上大学，上大学是他那个年纪最理所当然的事，而他恰恰没这方面的指望。他盯着高力的目光渐渐变得疲沓无力了。他知道高力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跟他的暴躁相比，这年轻人显得修养很好，有理有节、宽宏大量。 高力此刻的沉着使孙煤对他简直着了迷。前些天她说服高力跟她一同去省革委，替丢尽脸的彭沙沙伸张正义。他们闯进一个会议室，里面衣冠楚楚坐了一屋子人。忽然出现的这对漂亮男女使他们情绪大振。 孙煤碰碰高力：“我要说了。” “先别说。” “不行！我要说了！” 这时，满屋子正派面孔里突然冒出个更加正派的面孔。那面孔上挂着使所有正派人都逊色的正派微笑，说：“有什么话，请说。解放军同志。” “我们来检举一个人！” 屋里的空气稍一颤动，立刻又恢复了四平八稳。他们被安排在两个椅子上坐定，这位置使他们处境顿时变得窘迫和被动。 “请说。” “我们要检举……” “哦，”那人打断孙煤，“请等一等，我们在开会。我们欢迎群众指出我们的错误。” 在外面走廊里，高力对孙煤说：“别傻了。” “他说他欢迎我们指出错误。” “你聋了吗？他把罪行说成错误。” “是啊，他说他欢迎——” “你会倒霉的，傻瓜！” “你刚才没听见他的话吗？他说他欢迎……” “你要信了他的话就要倒霉。” “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等着瞧吧。” “我不信。他们不会让一个坏蛋混在自己人里面。” “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高力耐心劝她，“因为坏蛋混在自己人里面，所以就没有坏蛋。你也别往那个检举箱里投什么信，因为谁投信谁就是傻瓜蛋。他们才不在乎你在信上控诉什么，第二天就用这信去解手。” “你怎么知道？” “有人往检举箱投了信，控告上大学走后门的事。这封信很快就到了我手里。” “为什么到你手里？” “因为他检举的是我啊。” 高力让孙煤最好搁下这桩事甭管，一心一意去当电影明星。他们没打成官司，反弄得彭沙沙名声大噪。她认为出这桩丑事全怪自己长得太出众了。这使她在众人面前一改过去面貌，突然变得忸忸怩怩、羞答答起来。 刘队长不知该拿彭沙沙怎么办。虽然他仇恨她的假表哥，但他决不认为彭沙沙无辜。他甚至不愿她再上舞台，似乎那是展览一块不名誉的伤疤。 刘队长感到很烦。首长再三强调要排新节目，但他们却不来管高力这种人。高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甚至还把主力女演员弄去拍电影。他的神通比队长大许多倍，他想走，连招呼都懒得打。高力上大学的消息一传开，人们开始在一种无济于事的嫉妒中想入非非。尽管刘队长在毒太阳下罚大家站，但仍想不出一点法子对付这种人心涣散的局面。整个队伍已冒出甜滋滋的热蒸馍气味来。 炊事班长吴太宽现在是代理司务长。他从管理科领回的“防暑降温费”是一大叠理发票。无论男女，每人二十张，票面上醒目地印着“光头”二字。尽管剃光头能有效地防暑降温，但一个夏天怎么也不必剃二十次。女兵更是愤怒，她们把那些票全抛到吴大宽面前：“你去剃吧，我们不剃。” “你们都给我，将来我要算不清账的！”吴太宽说。他慌忙把散乱的票理整齐，再把它们分成若干份，每份还是二十张。他希望她们终有回心转意的一天，把这些价值一角二分但无法兑换现钱的票重新领走。吴太宽知道除演出队外，管理科发给其他单位的防暑降温费是一斤白糖和二两茶叶。管事的人对他说：“你还有什么可埋怨的？二十张理发票的钱加起来比白糖茶叶合算！”他用心算算，果然不错。当他打听到今年理发票印超了数，才明白上了个窝囊透顶的当。这个非编的宣传队被人叫做“黑户口”，衣食住行各方面都缺乏保障，害得品行端方的吴太宽有时不得不干点类似投机倒把的事。比如这批印有“光头”二字的票，他最终拿它们作成一桩买卖：先用它们从电工房换了一大卷粗铁丝；打听到俱乐部缺铁丝，又用铁丝换了五盒乒乓球；再把乒乓球涂上红绿油漆，跟对门幼儿园换了一些崭新的铝制小饭盆。他信心十足地把小饭盆拿到小卖部去代销，小卖部付给他的，却是一大堆印有“光头”二宇的理发票。原来电工班把那些票全部折价卖给小卖部了。吴太宽吓坏了，连忙从自己精心编制的圈套里逃出来。费尽心机却一无所获的事他还头一次干。他以为自己品行已经够恶劣，手段已经够高明，不料有些品行更恶劣、手段更高明的人早等在那里。一怨到他曾经是多么忠厚老实，而如今被迫变得低级趣味，吴太宽就觉得无限惆怅。现在没人来劝他想开点，那个小周，已经死了。小周的父亲来领小周那笔可怜的抚恤金，住了很长时间，还没有走的意思。每天见老头帮伙房卖力地干这干那，然后吃三份饭菜，吴太宽就暗暗痛心。看样子，老头想长期在这里打杂混碗饭吃了。而吴太宽却害怕任何人干扰他正常的伙食收支。他每天看见蔡玲用一只脸盆来打饭打菜，心就发慌。 蔡玲得了阑尾炎，她妈领着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来看她。蔡玲的弟弟妹妹一律穿经过改制的旧军装。难怪每逢发军装，蔡玲就特别忙。她几乎天天守在领衣服的窗口，见有人来交衣服，就忙着翻看。她回回都能找来一堆拖把似的烂衣服，再用它们换稍好的，用稍好的再换更好的。一步一步，她最终总能让自己称心如意。连抠门儿的吴太宽对她这种干劲都佩服不已。 蔡玲住院期间，女兵们曾开过一个会，讨论给蔡玲全家来一次自发募捐。班长孙煤一下拿出二十元，她不得不向大伙透露一个秘密：蔡玲的父亲因贪污八百元而劳改。 “啊呀，劳改！……” 全体女兵的表情都变得复杂起来。在她们眼里，过分寻常的蔡玲终于有了个极不寻常的来历。蔡玲一出院，就发现周围人对她态度变了，变得小心而殷勤。她把钱一笔笔还给每个人，板着脸，克服着满腔愤怒，认为这事是大家合伙侮辱她。 蔡玲从不认为自己在这群女兵中显得寒酸。她床下有个纸板箱，那里面什么也不缺。一打开它，她就心满意足地长长吸一口气。那都是在乡镇上当营业员的母亲利用工作之便搞来的处理品，价钱便宜的等于白捡。货色很全：抽丝的纱巾，颜色略不相同的袜子，印错图案的手帕，浸染了污渍的白衬衫，还有一副挺不错的扑克牌，但没有大小鬼。 蔡玲妈给蔡玲的所有便宜货里，要数这次带来的皮鞋最令她振奋。这是双很有特点的皮鞋，一穿上就像长了双畸形脚。女兵们对蔡玲的脚充满猜疑，最后发现这双鞋是一顺跑，两只鞋全是左脚的。 “三块钱。”蔡玲很愉快地告诉大家。 当大家见她步履蹒跚，便充满同情地问：穿这鞋是不是很遭罪？她再次用愉快的语气重复：“三块钱！” 有次她从服装箱里找出一管公家鞋油，往“一顺跑”上厚厚涂了一层。这事被管服装的看见，一把揪住她。 “你怎么用公家油擦自己鞋？” “头遍油要擦多些。” “你瞧！这管油让你用了一半！” “越多越好。你干吗不让我多擦油？” “我不管你擦多少油！但是……” “我告诉你：就该这样擦油。” “你这人怎么了？你擦多少油我管不着，但你得自己花钱去买！” “我从来不乱花钱。” “你就会浪费公家东西！” “我没浪费。我讲了半天你怎么还没听懂？新皮鞋上头遍油很重要，就像庄稼施底肥！”， 蔡玲到末了也不明白，那人为什么不让她多擦鞋油。她找其他女兵合计：“咱俩搭伙吧，你买鞋油，我买鞋刷。你不吃亏，刷子比油贵！”但最终她也没找着搭伙的人。因为谁都明白，鞋油用完就得买，刷子却可以永远用下去。 蔡玲的一大群弟妹，高高低低站在远处。他们很喜欢看队伍集合。尤其此刻，这支队伍毫无必要地让太阳毒晒，在他们看来很了不起，使他们肃然起敬。 要不是吴太宽急匆匆跑来，神色紧张地向刘队长报告了一伙非同小可的事，队伍还会站下去。这场惩罚性的行动并没使队长吐出一口恶气，相反他再次被高力的态度刺伤。高力远远投来一个浅淡的微笑，表示对他的所为完全谅解。与他的微笑相比，他刚才那场歇斯底里显得太虚弱、太缺乏大家风度了。等人都走光，队长仍站在那里。中午的太阳把他的影子缩成一团，这短小的影子很像小半拉儿。 汗流浃背的刘队长感到，他跟小半拉儿一样好欺负。 小半拉儿信心十足地对吴太宽说，这案子一定得交给“颗勒”。 吴太宽心里有数，他把小半拉儿连同“颗勒”一块轰出去，随后便把小周父亲叫来了。 “咱们谈谈？”他客客气气对老头说，“您老要真想在我们这里长期干杂活，我们半点意见也没有。” 老头稀里糊涂地笑了，表示若真那样，他更没意见。 “不过呢……”吴太宽吞吐道，“我们这里丢了贵重东西了……” “啥东西？”老头东张张、西望望。 不一会儿，这屋窗子上挤满面孔。挤不进来的人一个劲问：“出了什么事？” 吴太宽干脆敞开门，对人们说：“伙房出了点事儿！今天中午，一袋味精丢了，是三十八块一袋的味精！同志们注意，现在味精是凭号数票供应的！” “吴班长，”有人说，“三十八块，那该多大一口袋呀？” “这么大！”吴太宽用手比划。 “哎呀！那不是化肥吗？” 正在这时，小半拉儿牵着“颗勒”走进来。“颗勒”跟歹徒那场恶斗受的伤，此刻刚刚康复，虽不及过去壮实，但显得成熟多了，一双眼睛充满经验。巡回演出刚回来那阵，小半拉儿缝人就扳起“颗勒”前爪，扒开它胸前的厚毛，让人看它伤疤。但“颗勒”对这种炫耀似乎很窘，很快挣开小半拉儿跑到一边去。当小半拉儿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叙述它的战绩时，它显得焦躁，并羞答答垂着眼睛。它那样子让不少人想上去踢它屁股。 小半拉儿对狗做了个手势，狗便将前爪搭到他肩上。他对狗低声说了几句话，又在狗鼻子上很响地亲了个吻。 “去去去！”吴太宽对小半拉儿挥挥手。 但所有人都兴奋得不得了，心想，这事可太解闷了。 “颗勒！嗅！”小半拉儿正式发出口令。. 狗在原地思索一会，忽然转向众人，挺巴结地摇尾巴、吐舌头，搔首弄姿，百般作态。能得到这么多人的重视，它简直美得神魂颠倒。 “颗勒！嗅啊！……”大家都喊。它便掉头奔向吴太宽。它意识到这是个最需要讨好的人。吴太宽又踢又打才脱了身，大家笑起来。 “都走都走！小半拉儿，我待会儿告诉你爸去！”吴太宽怒道。 众人却觉得这下更够刺激，纷纷嚷道：“让它嗅，让它嗅嘛！” 狗抖抖毛，想了想，又扑向一个女兵。全体女兵都尖叫起来，骂它不要脸。这狗有个贱毛病，哪个女兵来例假，它就紧钉着不放。它围着那女兵转了一圈又一圈，她当众闹个大红脸。“这狗是个流氓！” 吴太宽忍无可忍，硬把门关上了。 “唉，”他对小周父亲说，“三十八块呢，我还没在这么大的数目字上出过岔。” 老头眨眨眼，突然开了窍：“味精是尿素不是？” “啊，原来您老错把它当尿素拿走啦？” “我没拿！”老头怒道。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您老要拿它当尿素，您那庄稼可就毁了……” “我明天就走！” “哎哟，我可真没那意思！您老怎么啦？咱们这就是人多手杂；您老拿错了东西也怪不着您老……” 老头突然一跺脚，吴太宽吓一大跳，不敢再说什么，锁好所有抽屉，跑出去了。这个庄稼老汉一个人能扛一大筐煤，吃三大碗饭，真惹急了，即便他身宽体阔也不在他话下。外面大家仍在操纵“颗勒”东嗅西嗅。一会儿，院外响起汽车喇叭，狗挣脱所有人，箭一般窜向大门外。这时正是幼儿园放学，有辆小轿车来接小孩。“颗勒”先是站在马路这边一声不响地观望，然后开始莫名其妙的骚动。小轿车开上人行道，在那里左挪右转的掉车头。“颗勒”不满起来。见了两个耀武扬威的小家伙走出幼儿园，并有一位老师马屁精似的跟在后面，它的不满情绪陡然高涨。忽然，它不顾一切地跃过马路，扑向两个孩子，做出凶恶的样子吓唬他们。在孩子尖声哭叫中，它颠着屁股回来了。嘴里叼着一大块缴获来的巧克力。 它实在是多管闲事。首长的小轿车接首长的第三代，这不是顶顶正常的现象，碍它什么事了？这狗东西。有人说，这狗应该不间断地服用安眠药。不管怎么说，“颗勒”这下算闯了大祸。 刘队长在机关就听说了“颗勒”惹下的事。他是去向首长汇报演出安排。院子里四处贴满红绿标语，据说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首长还是强调新节目，根本不理会刘队长的诉苦：没有乐队指挥，没有主要女演员，没有像样的演出服装；包括自己没了老伴、董大个险些没了老婆、全队没有正式司务长、自个没有搭档教导员；以及没有烧开水的锅炉，役有白糖和茶叶所代表的正当的防暑降温费。总之，除了有的，一切都没有。因为这些没有，所以就没有了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积极性。 首长所采取的措施就是：亲自到演出队视察一下。首长视察后采取的惟一措施就是：使这个什么都缺的演出队又少了一样东西：“颗勒”。几个首长无一例外地对这狗东西表示憎恶，尽管在首长到来之时，安眠药已使它老老实实。但首长们还是恨它，似乎是由来已久地恨它。首长们要演出队在三天之内搞掉它，把它随便用什么法子搞掉，处理掉或结果掉。 小半拉儿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原以为首长会嫌门口那座巍峨的垃圾山碍事，团支书带领人们花两个整天总算把它搬走了。 蔡玲自从几年前在雪山洼里刨出一些搪瓷碗和运动服，就落下了一个毛病：逢刨挖这类事就特别来劲，无论种树刨坑，或助民劳动挖河泥，她都十分留神，生怕什么宝贝漏过去。刨挖这座垃圾山，她一分钟也不肯歇，最后不负她苦心，到底挖出东西来了。那是一只年代不详、来历不详的石狮子。 有人说，处理了“颗勒”，就让石狮子代替它守大门。蔡玲把石狮子洗刷得像个新东西。她不无遗憾地对弟弟妹妹们说，那东西应该属于她的，归她私人所有。而就在这时，她突然在母亲床边发现决不属私人所有的东西：那袋白花花的味精。就是几天来为它闹得鸡犬不宁的东西。为了它，小周父亲终于悲愤交加地离开了此地。 蔡玲呆住了。事情很不妙，她想。她可不愿意在有了一位卑鄙的爸爸之后，再有一位无耻的妈妈。在刹那间她感到，天下孩子若都没有父母，将根绝多少恶劣习气的遗传。 她简直不愿再跟母亲住在一间屋里，跟这样一个财迷心窍的女人。 蔡玲在熄灯后的院里打转，从来没碰到过这样令她痛苦矛盾的事。她希望自己有勇气告发母亲。过了一会儿，她察觉另一个人也在院里打转，并迈着跟她一样迟疑和愁闷的步子。那是伊农。 自从伊农撞掉了牙齿，蔡玲抱着一大堆棉花去抢救，俩人神奇般的亲近起来。另一个使他俩亲近的原因是，他和她都要发出令所有人痛苦不堪的响声。这院里现在除了伊农每天不停地对着墙壁吹号外，又多了一个勤奋的歌手。这位歌手严格遵循声乐教师的教诲，决不擅自去用那种优美的腔调唱歌，而是发出一连串怪声。蔡玲妈刚见到女儿用这种恐怖的法子练唱歌简直吓坏了。她用一块手绢捏住舌头，再用另一只手死掐颈子两侧，用力一扯舌头，掐颈子的手便放松一下，同时发出“呃”的一声，每天要这样干一千次。这种声音搞得所有人都想呕吐。悲惨的是经过如此残酷的自我虐待，蔡玲的声乐教师仍说她的声音毫无力度，像一砣肉。伊农听见这事很体谅很同情很理解蔡玲。他或许是惟一能理解她的人了。每天在蔡玲发出呕吐般的声音时，他就越发勤奋地练号。装了假牙后，他的号简直兢谈不上什么音色，吹到最得意时，刘队长就会想起旧社会的“大减价”。 是蔡玲先开了口。 “喂，食堂丢了一袋子味精，你晓得不？” “晓得。三、三、三十八块钱哩。” 说完这些，俩人又分头兜起圈子来。 第二次是伊农先开口的。 “我告诉你，你你你千万别跟人家讲，是我拿的。”伊农流畅地说。 蔡玲大吃一惊：“啊？！不会的！” 这回他俩肩并肩在院子里走着。“是、是、是真的。”伊农向蔡玲如实陈述以下情况：中午他到伙房打热水洗衣服，等他洗完衣服回房间，发现自己的洗衣粉丢在伙房，而把伙房的味精拿了回来。他便去换，途中上了次厕所，等他出来味精就不见了。 蔡玲这时更鄙视母亲了。她在厕所门口捡了偌大一袋味精竟一声不吭。她起初把它当作洗衣粉，等发现它比洗衣粉贵重许多倍时，简直幸福极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对吴大宽讲清楚？”蔡玲说。 “我生来就没把任何一件事讲清楚过。”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可能讲清楚。”他自己也感到奇怪：碰到什么事，他讲来讲去就会把自己讲得一塌糊涂。他越讲得仔细，别人听起来就越觉得他有过错；他越辩解，过错就越多。所以他只好不讲。第二天蔡玲把味精悄悄交给了吴太宽。替伊农、也替自己母亲开脱得干干净净。蔡玲妈被女儿谴责得无地自容，很快便悄没声领着高高低低一群儿女们走了。走前她买了一把钮抑赔给女兵们，因为她替女兵们洗衣裳，用棍子打，打烂不少扣子。 小半拉儿一直紧搂着它，不让任何人挨近它。于是换一个方案，把它弄走。它眼睛上蒙着黑布，四条腿被捆住，然后扔上那辆煤车。小半拉儿还是不肯撒手，一直陪送它到“流放地”——远郊一个兽医站。 分别时，他和它都哭得死去活来。 第17章 恐怕是梦。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梦，因为我现在的判断力是不作数的。 他们甚至不征得我同意，就剃光了我的一头秀发。世界上找不着比剃光头发更使我仇恨的事了。我相信这是个荒诞的梦，等醒来，我稍一偏脸，就会看见漆黑的头发像往常那样，顺着洁白的枕头流淌下去…… 正对着我脸，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灯，灯光明亮而柔和，这大概是照耀过许多人内脏的那种灯吧。在这魔幻般的灯下，许多人不得已敞开肺腑，让那些寒光闪闪的刀剪做一番选择和料理，以求得尽善尽美的重新安置。我知道，它就叫无影灯。 我却从它光源深处看到一种神秘和恐怖的所在。不必难过，因为每个躺到这上面的人都是身不由己，听任摆布。即使躺上来就后悔了，那也逃不掉了。 “我们开始了。”一个声音说。我感到这声音在整个天宇中震荡。随后，各种金属器具撞击着，响得震耳欲聋，我仿佛置身一个沙场。 我想不通团支书王掖生干吗要在梦里喊我，我在梦里可从来不喊他。这真是件怪事。 因为我在那场莫名其妙的救火中晕倒了，所以我就入了团。大家对我的晕倒大大赞扬一番，讲了许多好听话，似乎我的进步全得归功这个晕倒动作。看大家那意思，我是晕对了地方，也晕对了时候。然后，所有人朝着我拍巴掌。我可从来没受过这一套，拼命低下头，该死的脸红得要烧起来。我几乎缩成一团，生怕被这场合搞得像个伟人。 最后团支书来对我宣布：我已是一名正式的共青团员。他的脸绷得四棱见方，声音干燥，简直像在对我宣布一项判决。我却在这严肃的时刻想起那件滑稽事来：他怎么会在梦里喊我。 “你不要骄傲，因为你身上还有许多缺点。你的进步很大，但是你不能骄傲。” 我对他说，入个团没什么值得骄傲。 “不对，你应该骄傲！入团是好事。” 我对他说，当然是好事。 “不过好事往往也会变成坏事。有的人加入了组织马上就变坏了，目空一切，骄傲自满。” 我问，他们是怎样骄傲自满的？ 他说：“就是变坏了。” 我有点糊涂。又问，是怎样变坏的？ “就是骄傲自满。” 他斩钉截铁的话音使一切都简单明了了。我明白好事会变坏事；好事要想变得更好往往会变糟。 接着他又提起我那些很老很老的缺点。他对我的缺点熟极了，简直比对我的五官还熟。我和他开始讨论我的这些缺点，我谈得十分从容，就像谈别人的事。一谈起我的这些长进不大的缺点，我和他总能谈得相当融洽。在对付我这些可恶的缺点时，他和我十分合得来。他说：“你总是跟一般人不同。你的思想意识有待继续改造。” 我心悦诚服地直点头。说实话，我已不觉得改造这词刺耳了。这时我和团支书站在火车站，一出院刘队长就给我探亲假了。上火车后，团支书庄重地向我挥挥手。我发现军用水壶上裹了层棉套，这是团支书缝的，肯定是。 但我认为他实在没必要在夜里做梦时喊我，那样喊有损他的威信。他是个公认的正派人，梦里一不谨慎，便出了自己洋相。 我可不愿意人家知道我的梦。无影灯悬在上方，像梦中的太阳。梦中有时会出现好多个太阳。我的头嗡嗡作响，他们在干什么？在检查那里面所有的梦吗？ 我不愿这样精赤条条的去死，坚决不！我不愿被剃光头发，弄成一副令人讨厌的样子去死。我还不愿意他們剖开我的肚子，把里面翻得一塌糊涂。 我清醒着。这或许是最后的清醒了。 一个可怕的东西捂住了我的呼吸器官。绝望。我只来得及绝望。绝望、绝望…… 一望无际的湛蓝，天和海连接在一起，没有什么能区别开它们。未知的深度和广度使一片风帆茫茫然。 汪洋大海中漂泊的生命在碰运气，它要找到一条通道突出去，从这渺无涯际的汪洋、从这死一般的湛蓝、从这未知的深广水域里突出去。必须找到一条通道，一条海峡。 一直向前漂着。生命向前漂着，已经不知漂了多久。风帆撕成了碎片，缆绳磨损，桅杆折断。还要漂多久？漂吧。然而这从不变化的湛蓝多折磨人啊！无休止的单调景色真是难以忍受！总是那样呆板的蓝色水面，总是一览无余的蓝色天空，总是那条展现在前方的半圆形地平线——单调的天空和单调的水面之间一条隐隐绰绰、充满诱惑的带子，但那决不是陆地。因此，无论怎样漂，无论向哪里突去，感觉到的却总是静止，或说永恒。 但生命之帆还在不屈不挠地寻找通道。 它盲目地东突西闯，甚至受尽欺骗。像麦哲伦的船队，一次又一次摸索着驶进貌似海峡的入口：圣马提阿斯湾、企鹅湾、历险湾……它们只是一个个封闭的海湾，撩拨人勇气的死胡同。 风帆被迫从不可逾越的死海湾尽头掉转航向，再向前途茫茫的汪洋驶去…… 生命，本身就充满探险和倡然。麦哲伦的胜利在于他比别的生命更具有韧性。甚至连拉普拉塔河的误会也没有使他灰心。船队昂然开向拉普拉塔河的河口，坚信不疑这滚滚西去的巨浪将带他们进入另一片海洋。麦哲伦受着巨大的愚弄：认为他的伟业已完成、通道找到了，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海峡…… ……生命充满信心地向前摸索，然而拉普拉塔河却越来越窄，雄伟的水路并不是它要寻找的海峡，它再次折回头来…… 无望的航行继续着，几乎走投无路。但突然间，一阵飓风把它带进海的深谷，这里充满暗礁，稍微动一动，就会撞上去，然后沉下去，永远地沉下去…… ……船只在礁石缝隙里挤进挤出，远处升起灰色的烟柱，麦哲伦知道，那是即将沉没的船在求救…… 骇人的飓风。海湾里顿时白浪滔天，旋风大作，一片混沌。生命到了最后毁灭的关头，但就在这关头，它惊奇地发现，屹立在面前的一排险峻的岩石并不是封闭的，在最突出的岩石后面出现一线河岔子……再往前，再往前…… 麦哲伦船队的命运终于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四艘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驶入自古无人知晓的阴森森的海峡…… 水路是否会中断？远处的礁石是否又会合拢？弯弯曲曲、布满凶险的航道像迷宫，又像阴司的暗河。这是一条几乎无法通过的海峡：许许多多的拐弯处、小海湾、蛱湾、浅滩和互相交错的支流及十分混乱的礁石。要有非凡的勇气和极大的幸运，才能通过…… 我醒来后，感到日子已过去许多天。我的苏醒使许多人毫不掩饰地松了一口气。显然，他们担心我不再醒来，在“乙醚”的全麻醉后，稀里糊涂就直接走进永恒。也就是说，怕我经不住那一番折腾，让他们的努力半途而废。 但我毕竟还是醒了。难怪他们全像盯着一个奇迹那样盯着我。那些白帽子白口罩之间的黑眼睛尽力不把心满意足表现得太过分。他们在我身上欣赏自己的手艺。 窗子开了一条缝，飘进来一片黄叶子，一片红叶子，一片紫叶子。我看着这三片叶子心想，我赖在这床上的日子实在是不短了。 听说我几经抢救才活到现在。我身上满是白色的硬壳，因此我体验到某种活物待在蛋壳里，又不得脱颖而出的苦恼。硬梆梆的石膏把我固定成这副僵硬的形象。我估计我已被弄得奇形怪状。有的人生来就畸形，有的人需要一番努力才变得奇形怪状。 我的生命在无知觉的汪洋大海里漂泊了好多天，最后钻进了这个硬壳，不知我是否值得那样顽强地漂泊。就是说，我并不为我奇迹般的活下来而喜出望外。回想起来，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喜悦，就是刘队长忽然把一张硬席火车票递到我手里。 我欢天喜地地踏上归途，精心购置了一大堆礼物，却一件不拉地丢在宿舍里，没带走。我甚至连电报也没给阿爷打，我要搞一个戏剧性的重逄。 我穿着一身新军装。我敢说，整个列车上找不出比我更光彩照人的形象了。不然，他不会注意到我，他不是那种见了姑娘就粘粘乎乎的男子。他的军装不新，却十分合体。在这之前，我没见过任何一件军装是合体的。 我和他决没有搭讪的意思，越是彼此关注越要做出难以接近的样子。 我身旁坐了个肮脏的妇女，只穿件男式圆领汗衫，很难说是什么颜色，只知它应该是白的。汗衫已极薄，露出两颗深褐色的乳头。她似乎没带什么行李上车，只将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塞在座位下，不时探头对他招呼一下。尽管她生着一口很不善良的牙齿，但对孩子笑起来还是相当动人的。 有个车站上卖冰棍。我发现那妇女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等我回过头，她立刻在嘴边浮起一丝试探性的微笑。 “喂，”她终于下决心扯扯我，“给俺一口。”她的另一只污秽的手向我慢慢摊开手掌。什么意思呢？我将冰棍停在唇边。 “你要什么？……” “给俺一口。”她指着冰棍，笑得有些难为情了。我把冰棍递给她，她将它左右端详一番后，尽最大可能咬下一口，然后吐到手心上，再把剩下的小半根还给我。我玩命地推让，她却说：“哪能哩，俺只要一口嘛。”我只好把冰棍扔出窗子。妇女弯下腰，把手伸到座位下，那男孩小猫一般舒舒服服舔着她手心里的冰茬。冰在融化，从她手指縫漏下来，成为一滴滴浑浊的水珠。周围人被这极不文明，又极淳厚的母爱吸引了。 夜里那妇女不见了。几个乘务员猛砸厕所的门，说有人躲避查票藏了进去。我勾腰一看，那男孩还躺着，并惊慌失措地转着小眼睛。 那个年轻军人走过来，帮着乘务员对厕所里喊话。他对乘务员说：“别砸了，里面肯定用什么家伙抵着呢！”他一口普通话不标准，却相当悦耳。等车停在一个小站时，那军人间乘务员，需不需要他破窗进去，里面是个女人，他手到擒来。乘务员们一合计，认为窗玻璃或许比里面的人价值大点。 与此同时，几位旅客在围攻座位下的男孩。 “你妈不见了，还不快去找？” “你们不打票，一会儿就把你们逮起来……” “喂，小要饭儿……” 年轻军人这时走过来，对那些人说：“别围在这里，他是个小残废。”他在我旁边蹲下来，仔细打量那孩子。 “小家伙，你腿咋的了？不会走路？” 孩子似乎马上对他信赖了，点点头。 “害病害的？” “嗯。从小俺害病害的。”孩子悄声悄气地回答。 “你跟你妈这是去哪儿啊？” “回家。” “你家在哪？” “徐州再换车。”孩子是相当聪明的孩子哩，我想。 “俺妈听说四川有个人会治俺这病，就领我去了。钱都花光了。”孩子又说。 那边乘务员还在对付厕所的门，一面用各种可怕的后果恐吓里面的女人。军人站起身，对乘务员们说：“你们那样吓唬她全没用！你罚她一万块，她得有啊！我有法子让她出来。”说罢，他凑到门缝上喊：“喂，大嫂子，您那孩子要尿哩！您看咋办呐？” 门果然很快开了。乘务员感激地跟军人拍肩打背。 “好哇！原来以为你一个人混车，这里还藏个小的哩！一块儿补票！” 女人抱着孩子，垂下眼皮，一副要钱没有，要命有两条的从容劲。 “不补票，到下站把你交派出所！” “交呗。”她说。 “你这叫扰乱社会治安！” “乱呗。” “关你班房！” “关呗。” 小残废在母亲怀里十分不安。他懂事的眼睛意识到自己所处地位的卑下，这意识太让他童稚的自尊受折磨啦。他对周围人表示驯服，为母亲的行为向他们致歉，一方面又难堪地把头往母亲怀里拱，想索性钻进母亲身体里去。 “走吧。你现在跟我们到列车办公室去。” 女人立刻站起身，一面凄楚地对孩子笑笑说：“不怕的，乖。” 围观的旅客马上闪开一条路，这对母子忽然有了点大义凛然的味道。“哎，我说！”那军人喊道：“还是商量商量嘛。”然后他把这对母子的遭遇转述一遍。 “啊呀！这种话我们听多了……”乘务员不耐烦地直摆手。 军人最后看一眼听天由命的母子俩，有点咬牙切齿地：“好！那我替她买票！” 一刹那间，车厢里好静好静。 我坐不住了。我也是个军人，在这一刻不挺身而出将来会后悔。 “你这钱够买一张成人票，那小孩呢？”乘务员说。 “那是个病孩子呀！” “病孩子也是孩子。买四分之一票吧……” “喏！这是孩子的票钱！”我出其不意地出现了。车厢里又变得好静好静。我知道，我的脸又红又亮，和他并肩而立，正被众多景仰的目光环绕着。我很幸福。 就在那一刹那，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刹那了，我忽然想起另一个军人来。我心里一阵惭愧，似乎淡忘了一个最不该淡忘的人。当我看着半旧的军装，合适地裹住他发达的胸肌时，忽然对他有了一种亲切感。我像个恢复了记忆的人，记起一段神秘往事，一段纯情故事——在我小得可笑的年龄，就傻乎乎爱慕过的那个军人……我现在待在白色硬壳里，一想到我在火车上那副含情脉脉的没出息样，简直就臊得没法活。大概我的目光太多情，年轻军人脸红了。他和我正站在两车相接的过道里。车厢里的人大都睡着了。“车厢里空气很差。”他说。 “对，特别差。”我不傻，知道他此刻心里有了点与我相同的东西。我越来越觉得他熟悉。他好看的嘴使我感到决不陌生。这样的嘴抿上能够凶狠，启开又可以和善。我心目中的男性，就该有这样一张嘴。 他越来越大胆地对我注视，这使我又激动又害怕。我想问问他是否去过苏州，是否在一个特殊场合遇见过一个十四岁的女孩，那是个招人喜爱的女孩，一根辫子老气横秋地盘在头上……但我却不由自主扯到莫名其妙的话题上去了，白白浪费一大段时间。 “你是出差吗？”我问。 “不，探家回部队。” “你部队在哪儿？” 他略带卖弄地笑道：“这可是保密的。”但他不想对我打击太大，又补充道：“我呀，开坦克！就在长江边上。” 我又来劲了。我想问：长江边上的坦克手，你难道不觉得我面熟吗？我非问不可。不问，我有根肠子就像老抻不直。越觉得他像“他”，我胆子就越小。总有一个声音在我脑瓜里警告：你别胡闹。 第二天早晨，车停在一个挺荒凉的小站上。我醒来，发现他已经不在了。他座位旁边的老头告诉我：“那解放军刚刚下车。” 我失魂落魄地站在空无一人的站台上。直到一个拿红绿旗的推我一把：“车要开了！” 车慢慢在弯路上滑动。突然，我看见一个俊拔的身影急匆匆走着。见车过来，他停住了。我怎么用力也拉不开窗子。我冲他摇了摇军帽，他似乎看见了，又似乎没看见，茫然地微笑着…… 那是我惟一的一次探亲假，整个假期没意思透顶，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父母怎么会有那样的本领：让我从头到尾都在一种怀恨的恶劣情绪中过活。他们还有一个本领，就是把对我的优待表现得笨拙之极，让我没有一刻是舒服的。我简直在心惊肉跳中享受他们的厚爱。他们除了对我竭力款待，余下的精力便是阻上我去看望阿爷。只要我一提要去阿爷那里，全家便发生一种神经质的慌乱。 我乘的那趟列车不知见了什么鬼，居然在苏州站不停，直接开到了上海。车上喇叭只做了一句简单解释：“由于特殊情况……”那个年头总会出现各种各样无法解释的特殊情况。 当我出现在家门口时，妈妈虚肿的脸僵了好几秒种。我怀疑她已忘了我这个人了。接着全家人都穿着睡衣睡袍冲出来，挤在过道上，组成一个滑稽的仪仗队。我走过去，他们全都毕恭毕敬地瞪着我。我本来就没在这个家庭生活过，此刻更觉得自己是个客人。 父母及姐姐哥哥惊喜而又生疏地围着我转来转去。姐姐在里弄生产组织毛衣，脸色惨白。哥哥从黑龙江办了病退回来，神态灰溜溜的。他拿起我的军装和挎包研究一会儿，又很随便地扔下了，表示没什么可羡慕的。荡来荡去的生活使他倒像脱了俗，半人半仙似的。 母亲问我探亲假多长，我说二十天。哥哥马上振奋起来说：“我每天可以陪你！怎么样，我们来制订个度假计划吧？”他已在家闲待了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度假，还没够。 当我提出立刻要去苏州看阿爷时，父亲沉下脸说：“这个事情我来安排。” 妈妈说：“有什么看头，他又不是你亲阿爷！” “我要去！明天就去！”我态度强硬起来。 “好好好，”父亲马上陪笑。作为时代特征，他对军人还是有所敬畏。“这事再慢慢商量，好好研究一下。我也是为了你好，跟这样一个阿爷来往，对你没什么好处。万一街道上向你们部队组织反映呢？……再说，你不是在表格里从来没把他填进去吗？” 我哑口无言。 直到今天，我躺在这里不能动弹的时刻，一想到老阿爷，就觉得哪里在深深地作痛，痛得我不得安生。说实话，我已不能清晰地记起阿爷的模样，只知道他的背更驼了。走路时两腿显得迟钝、僵硬。端一杯茶，会把半杯泼在衣襟上。这些都是姐姐告诉我的。但我决没有料到，他会患上那样严重的眼疾。 姐姐总是背着父母跟我谈起阿爷。她问：“你阿爷没有写过信给你吧？” 她和哥哥一贯把阿爷算在我一个人头上。 我说：“我没收到他任何一封信。” “你当兵走的第二天，他来了。人好像不大对头，呆呆痴痴的。他把你留给他的信给爸爸看，叫爸去寻你回来。”姐姐说，“你真恶劣，为什么偷偷逃掉？……” 我说：“只能偷偷逃掉。” 姐姐又说：“后来他又来过几趟，大家也没什么话跟他讲，他坐坐就走了。” “他为啥不给我写信呢？” “咦？！怪事情——不是你自己关照过他，说部队晓得有这个阿爷不好呀！他怕给你写了信，人家查问起来，你多为难啊。” “等见到他，我要告诉他，其实写信并没有关系……” “那也晚了，他不会给你写信了。” “为什么？” “爸爸信上没提到过？他眼睛快要看不见了呀！”姐姐加重语气：“他得了青光眼。” 我的心突然小跳一下：“那我写给他的信呢？” “你以后也不用写了，反正他看不见。” 我现在知道了，阿爷为什么会失明。过分的孤独和伤感，会使人慢慢失去视力。因为他宁可不再看见什么，所见的一切都引不起他的关注，提不起他的兴趣。 哥告诉我，他有次去苏州游玩，找不到旅馆便到阿爷家住一宿。阿爷很爱面子，从不许别人过问他的视力，所有动作和举止，尽量装得正常。哥哥讲到此处笑起来，说阿爷在马路上被一辆三轮车撞倒，他却爬起来跟人家又鞠躬又敬礼。 我奇怪的是，哥哥怎么笑得出来。一个即将失明的老头儿真使他感到滑稽吗？我写给阿爷的信，他总要费很多时间才读下来，甚至根本读不下来，尽管这样，他也从不请别人代读。哥哥觉得这事简直可笑透了。而听到这里我却想砸东西，砸什么都行，要不就把自己的头往墙上砸，反正得搞出什么巨响，让全家知道——我烦！ 我无聊而紧张地在家捱到第十天，又拿出我的老伎俩，偷跑，留下一封信。但哥哥在火车站逮住了我：“回去！爸妈叫你回去！” “别管我！” “你们部队来了封加急电报，你快回去看看！” “电报上说什么？！” “好像说有什么紧急任务……” 我感到神经马上都要崩溃了。问哥哥道：“你说，怎么办？！” 哥哥耸耸肩，表示奇怪：这样重大的事，难道能问我吗？ 全家都把部队看作彻底分开我和阿爷的最有效的东西，这点他们看对了。看见电报，我义无反顾地走了。姐姐劝我给阿爷发个电报，让他到火车站等着，好歹能见一面。我拒绝了。试想那样的见面是好受的吗？等火车开走，月台上只剩下一个老头，仍不死心地伸长颈子去望越来越远的列车，其实他能望到什么？直到车站服务员不耐烦了，撵他走…… 等我回到演出队，又加入了出操行列，机械有力地迈出左腿和右腿时，我感到探亲是一场梦。并不美、并不愉快的梦。我觉得我哪儿也没去过，从来就没离开过这里。只是当我发现出操的队列末尾不再跟着“颗勒”；班务会上，没有了孙煤；女宿舍听不见彭沙沙哇啦哇啦的废话，伙房后面，不见小周父亲吭哧吭哧地铲煤，我才感到我的确离开过，而且离开的日子决不止那么短。 我不知该对人提起什么，这次探亲使我那样灰心。包括那个坦克手，他给我留下的好印象，最终还是被毁掉了。记得列车快到终点时，列车长找到我，让我留下部队番号和姓名，他们会送封对我有好处的表彰信。我傲慢地拒绝了。列车长很惊讶：你那慷慨表现，不就图这个吗？他拿出一张纸，劝我别犯傻，瞧，那个坦克兵就留了地址呢。按说我应该对这地址留神，而我看也不想朝纸上看。在一刹那间我明白，我根本不认识他，他是个有着另一种品德的陌生人。我一阵伤心，因为我平白无故发一回痴。下车时，我告诉列车长：“我叫解放军！”这句很上套路的话让我自然而响亮地吐出，浑身充满神圣的感觉。列车长却被我这话吓了一跳，然后古怪地笑笺，又瞧瞧周围人，像说：这人怎么啦？……我在肃然起敬和困惑不解的大眼与小眼中扬长而去。 孙煤走到我的床前。她慌慌张张地端详我半天，才蓦地一笑。就像当初她在乱石堆里找到我时，那样慌张地打量我。她那样突然的一笑仿佛对我还活着表示意外的欣喜。她示意我不可出声。奇怪，她怎么知道我想讲话。 “徐北方想来看你……”她凑近我耳边。“他还关在那里面，事情越搞越复杂。我……我去看过他了。”说到这里，她有些羞答答起来，在我这个不堪一击的情敌面前，她大可不必胆怯。在这种事上胆怯往往是挺丢脸的。徐北方窝囊就窝囊在这里。那次到礼堂布置舞台，高力扛着灯光架走在前面，他假装不知道身后有人，把沉重的架子在肩上一颠，徐北方便一声不吭地倒下了。那一下正砸在他脑瓜顶上，而高力却说是完全无意。人们急不可待地要看看徐北方的反击，而他从地上爬起来，仔细摸摸头上的伤，就走开了。白白挨了一闷棍，他居然一点不觉得亏得慌。这事让所有人都看透了：他是一个孬种。包括孙煤，也在那当口彻底抛弃了他。孙煤彻底与徐北方决裂，了却了人们长期以来的一件心事。否则人们总是激烈地讨论谁对孙煤最合适，甚至还有人暗地空怀希望，这一来，全解决了。那时孙煤在电影厂已被选作主角，怎么能和徐北方这个各方面都很难看到前途的人继续纠缠？他甚至连提干的可能都没有，一把岁数了，还挂着两个兜。想想那可悲的两个兜，孙煤把最后一点留恋也抛在脑后了。她偶尔从电影厂抽空回来，看看大伙。但我知道，她回来的主要目的，是想把那张详尽描绘她美丽身体的画，从徐北方手里要过来，毁掉它。但徐北方不肯，他后来对我说：“我爱那张画胜过爱她。”也就是那次，她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大嘴巴子。 我本来好心好意送她出门，又好心好意说了一大堆废话，劝她对高力留神，那是个靠不住的家伙。我一点也没料到她会翻脸。 “你不要背后讲人家坏话！” “你真觉得他那样好？” “别说了，我烦。” “反正我不喜欢他。” “你不喜欢我就放心了。”她突然别有用心地冷笑一下，我顿时有点心虚。她那双美丽大眼从来没放过徐北方和我，这点马上就得到了证实：“我知道你喜欢谁。现在你称心了吧，我让给你，你还有什么可啰嗦的！” 她把事情看得那样简单、庸俗，她认为我和徐北方就是眉来眼去调调情的浅薄东西。她的误解简直让我难受得要了命，以致我说出以下的蠢话：“……徐北方是值得爱的！” “哦，是吗？” “你不应该抛弃他！”我看见她已在全力保持从容，其实忍耐已达到极限。在她扇我大耳掴子之前，我得抓紧时间把话讲完。我嘟嘟嚷囔不知又说了些什么，反正她在那里全身发抖。我混乱不堪、语无伦次地比较着徐北方写高力的品德及其他；谴责她无非看中高力的家庭，看中高力进大学，学“导弹”。我说这年头大学又成了吃香的去处，过去没指望往那里头进的，如今可以大大体验一番这种骄傲。高力得到这份骄傲，无非有个随他想干什么都帮得上忙的老子。我口着悬河，灵感大发，讲得完全忘我了。我也顾不上看她的脸色，只想过足瘾。我这才发现自己对她有种怨愤，并且这怨愤由来已久。她的骄傲和美丽曾欺压了我那么久。 “你有完没完？！”孙煤终于被我谴责得烦死了，大叫起来。 我愣在那里。 她最后瞪我一眼就走了，挺着她的优等胸脯。从这一刹那的眼神中，我估计我跟班长的交情已完蛋了。 “你要后悔的！”我追着她说。 她猛然转过身，在那里调整呼吸。把这样美丽的姑娘气得发疯是件痛快事呢。 “我去爱他，你真的不后悔？”我说。 “你说什么？” “我，去爱他——徐北方呀！”我用无比幸福的语调说出这句话。这下就离我挨揍不远了。 孙煤的眼睛忽然散了神。然后就痛痛快快给了我那么一下。那是个真正的耳光，我顿时两眼发黑，军帽也歪了。我从小到大也没受过这样严重的惩罚。这下妥了，两个人都舒服了。 真有你的，班长，当初那一下子够干脆。你那发自肺腑的一巴掌使事情好办多了：简单明了，从此谁都不用再装洋蒜。孙煤把最后一口汤喂进我嘴里，眼睛仍是躲躲闪闪。她假如还以为我对当年的事念念不忘，那就太小瞧人了。那时，我们都太看重爱情，现在想想，值吗？……尤其你最终还是上了高力那家伙的当。 第18章 高力和孙煤一走，宣传队出现了一阵骚乱。尤其高力进了名牌大学，去搞那样的尖端学问，使人们都突然悟到，自己或许也有某种才能被埋没了。 一天，董大个的老婆找到刘队长家里，说董大个并没有不安心本职工作。 “他只不过很想上大学。”她说。 “可他从来没对我提出过。”刘队长说。 “是您不让他提出。” “我当然不让他提出。”刘队长在全队会议上宣布：谁来向他提出上大学这事，谁就别想上大学。他现在手里有两个上大学名额，是上级分派下来的。他要将这两个宝贵名额给那些安心本职工作，心里极想上大学但口头上从来不提的人。但时过多日，始终没有合适人选。董大个的老婆一走，刘队长马上断定，董大个属于那种不安心的人。 当天夜里，那间挨近厕所、专门堆放布景的屋里闹得天翻地覆。这屋用布景隔出一个小格，放进去一张床，董大个夫妇就住在这童话般的小世界里。他们稍一用劲，便打倒了所有布景。使他们动武的原因，是跟他俩一同插队的某同学已上了大学。由此，董大个终于找到老婆变心的根源。 “原来你爱上个大学生！” “我没有……” “你不用抵赖，我原谅你。你跟他究竟怎么回事？” “我没跟他……” “别解释啦，反正我原谅你！” “你冤枉人！” “我什么时候冤枉你了？我说了我原凉你，还不行？” “我什么也没干！” “你随便干了什么我都原谅你！” “可我没干！” “干了我也原谅你！” 他们开始是悄悄地吵和闷声不响地打，最终惊动全院，是因为董大个把那屋的门摘下来，追着老婆，口口声声嚷着非拍扁她不可。这事闹得刘队长很沮丧，本来他以为小两口团聚是自己做了件天大的好事。团支书王掖生连夜把那扇门重装上去，费了很大劲，但摘下它却一点劲也不用费。以致徐北方想报复高力首先想到这扇门。他本来并不想报复，但不报复似乎对周围人没个交代。他可不愿成个公认的窝囊废。他在狭窄的布景丛中踱来踱去，做出密谋筹划的样子。 他做出这样子是要给别人看的。自从他考了大学，刘队长简直对他伤心透顶。他要他答应一个最起码的条件：等有适当的人来接替他的工作，他才能走。刘队长到警卫连搜罗了四个战士，他们对美术一窍不通但真心热爱。从此徐北方身边多了四个团团转的徒弟。徒弟们个个膀大腰圆，总是憋细了嗓子叫他“徐老师”。 他们对徐老师的失恋感到无比义愤。 徐北方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管这件事。这批景片要马上画出来，我顾不上别的！你们到这儿来不是帮我打架的。” 但他们说，帮着打打也未尝不可。 徐北方还是踱来踱去。董大个的老婆走了，那用布景隔出的小房还在，伊农常常钻进去练号，他还把这个秘密地址告诉了蔡玲。于是伊农那可恶的号音总算被蔡玲古怪的发声抵消了。徐北方就在这两种嗓音的折磨中踱来踱去。他知道这批景片赶不出来，影响了那场重要演出，刘队长决不会放他去上大学。而没有单位的介绍信，他的考试成绩再好也白搭。可高力不费吹灰之力就走了。想到这里，他又去看那扇随时可以摘下来的门板。 徒弟们见他不再踱步，便一齐围拢上来。 “你们猜我现在在想什么？”徐北方说。 “你在想用门板把那家伙拍扁！”某徒弟说。 “我什么都没想。” “为什幺？” “我什么都不愿去想。” “连揍他也不想吗？” 徐北方又踱起步来。他见徒弟们都搞了些武装，宽皮带、护腕什么的，腰里还凸着，自然藏着什么精良武器。他们连高力的日常行动路线都摸得一清二楚。高力的学校离这里不远，只要徐北方一声令下，他们管叫那高级家伙永远讨不到女人喜欢。 “怎么打，你讲一声！” “你放心，天黑，打完就跑！” “打死也不要你负责……” “打不死！打死才好！……” 接着他们讨论怎样怎样埋伏。小伙子们的肌肉像什么活物一样在军装下耸动。 徐北方停住脚，仿佛要下决心的样子。 “算了。”他说，“不打他了。” 他们愣了一会儿，互相看看，又往徐北方跟前挤了挤：“那你说，咱们打谁？” “谁也不打。” 他们呼啦一声散开了。这可太没劲了，谁也不打，那还有什么事可干？他们立刻认定，这个“徐老师”实在够废物的。从此他们对徐北方失了敬。徐北方这下也对他们不抱希望了：除了干架，他们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没人能搞清楚，宣传队怎么突然有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称号：团结战斗的英雄集体。陶小童更晕头转向：她怎么会被选入“先进分子讲用大会”。 后来知道这全是因为那次救火。 陶小童把救火的全过程写上了黑板报，团支书又单写一篇文章，强调救火现场，陶小童如何晕倒。不知哪一天，有个好事的新闻干事偶然到这院里来，偶然又发现了这篇黑板报，他就把这篇黑板报根据自己口味大大加一番工，写成一篇十分精彩的报道。这篇报道让宣传队每个人看了都大吃一惊，因为谁也不敢相信自己曾参加过那样伟大的行动。那里面描写的崇高境界使他们很不好意思。有人暗地发问：“咱们当时干吗要去救火？” “失火了呗。” “为什么失火？” “烧着了一大片……” “为什么烧着一大片？” “失火呀！” 这件事越想搞清楚就会越糊涂。稀里糊涂当个“英雄集体”有什么不好？这下大家更佩服陶小童，她可真晕在点子上了，就像在舞台上恰好赶上重拍亮相。 陶小童现在不敢随便笑。孙煤走后，刘队长从卫生兵征兵计划里弄到八个名额，过几天，队里便出现了一群蹦来蹦去的小姑娘。她们用背包带跳绳，有时还会集体大哭。因此陶小童对她们轻易不笑，自从刘队长把八个新兵交给她管理，她就决心给她们留下一个严肃的印象。陶小童比过去更忙，她要凭自己的良好行为带动小集体。早晨吹起床哨，只要她不动，八个小女兵都躺着装死。她必须像弹簧一样离开床，迅速穿衣、叠被、把被子拍得方方正正，否则她们就很有借口磨蹭。然后是出操，哪怕累死也不能掉队，不然她身后的八个人会掉得一个不剩。每当她这样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时，便会有一种心安理得的感受：她完成了辛苦的、无可指责的一天。她相当郑重地对新兵们说：“不要小看扫地这样的小事，思想改造就是从这样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但新兵们决不像她当年那样虔诚地听着，显得心不在焉，想笑又不敢笑，这很让陶小童伤心。更让她伤心的是，她们一参军就大大方方地穿着花衬衣。她们私下里对陶小童议论纷纷，因为她居然能容忍部队发的大裤衩，穿那样的大裤衩简直是野蛮。见陶小童每天都费很大劲把被子拍成方块，她们觉得很好玩。 “为什么要这样拍？”一个大胆的问。 “不拍怎么行？”陶小童说。 “这样拍是干吗呢？”更多的人间。 “要拍成方的呀。” 新兵们你看我，我看你，就退到一边去，充满景仰地看着陶小童把柔软的棉絮渐渐弄得硬梆梆。在她们眼里，这是一种很棒的技术。于是她们也来“扑扑扑扑”地拍，劲头很大。陶小童感到自己没让她们信服。但她们总算搞清了一点，部队就是这样，一代代的兵都是这样。她们只有去规规矩矩的拍，为什么要拍，老兵陶小童已不想跟她们废话了。等她们的被子变得又方又硬时，便不再蹦跳或大哭了。 刘队长对新补充进来的小女兵们很满意，因为她们几乎长得一模一样，既没有孙煤那样美的，也没有彭沙沙那样丑的。有了她们，这场重要演出便添了几分把握，彭沙沙不用上台了。彭沙沙自从出了那件丑事，最大进步是晓得怕丑了。过去她的最大优点是不怕丑。她现在努力避开一切人，生来头一次感到自己的形象不够美好。 她也考虑到哪里去上大学。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就避开了这些熟悉她丑事的人们。她把这个打算悄悄告诉了刘队长，她出了那种事，难道不该得到特殊照顾吗？她认为自己最有条件占有一个上大学名额，彻底离开这里，这样也免得大家见了她就不舒服。她认为自己在大家眼皮下晃来晃去，大家已经够有忍耐力了。她去上大学，难道不是替大家解决难题吗？刘队长也承认她的打算很有道理。 小半拉儿不知从哪里听说彭沙沙的事。他对这种事还不太懂，但他朦胧意识到，这个矮胖姑娘的身体里，已发生了某种可耻的变故。再有人说彭沙沙与小半拉儿长得像，恼怒的不再是彭沙沙，而是小半拉儿。 刘队长一边刮脸一边想，哪个单位碰上最倒霉的事，就是上级分下来两个上大学名额。为这事他已经许多天没刮脸了。他刚劝走了彭沙沙，在这之前他还劝走了徐北方。他知道，还有更多的人需要他去劝。他恨透这两个名额了。小半拉儿替化端来热水，突然问：“你和妈什么时候再结婚？” “胡扯八道！” “不结婚了吗？” “胡扯！” “那就是要结，对吧？” 他端着脸盆站在他面前。平常他看小半拉儿总是十分顺眼，一到发脾气，就发现他果真特别的矮。当他看见小半拉儿奋力举着那盆水，想努力达到使父亲得心应手的高度，他的心软下来，气马上消了。当他又看见小半拉儿的毛衣袖子拖拉着一堆乱七八糟的线头时，几乎想抱起他来大哭了。他匆匆抹掉脸上的肥皂，迎接首长去了。首长要来参观他们为那场重要演出排练的新节目。 刘队长要严肃地跟首长谈一谈，是否能将那两个大学名额收回去。但首长没来，演出也延期了，因为“讲用会”出了件大案子。 “讲用会”的代表已陆续报到，突然来了几名警察，把会场包围了。十分钟后，警察逮走了一名“代表”。包括陶小童在内的全体代表都傻了，亲眼见警察不客气地把那“代表”塞进吉普车。后来才知道，那个“代表”实在胡闹，有天跑到火车道上，费死劲把钢轨锯了个豁子。然后自己在地上又翻又打，拿石头敲自己脑袋，还掐自己脖子。弄到皮开肉绽总算来了火车。一车人性命让他救下了，他被浩浩荡荡的人群抬进医院。抢救了个把礼拜，这家伙还不想醒，没完没了在病房里嚷：“停——车！抓……坏人！……”医生想，这人脑瓜虽然血嗤呼啦，有点可怕，但里面并没有伤啊，怎么会这么多天神志不清？但报纸已出来了，人家是“刘英俊式的英雄”，“英雄”是不能瞎怀疑的。出院时，这家伙神气了：部队也不让他复员了，未婚妻也有了，是个漂亮的小护士。不过公安局始终在侦察那个逃掉的“坏人”。他们确实看见现场有两个人的脚印。但仔细推敲：怎么塑料鞋脚印全是左脚；解放鞋的全是右脚呢？原来他一只脚穿一种鞋。用他们的行话叫“单人作案”。完了，这家伙刚赶上一天大会的好伙食，就上某个地方吃素去了。 陶小童跟团支书说，万万没想到“先进分子”里混着这种人，把好好的一个“讲用会”给搅了。 团支书是公认的各类“先进分子”，每回参加种种‘代表会”“讲用会”，他就被大家不假思索地推选了去。这次他费了许多口舌，才说服众人，把这分光荣让给了陶小童。 关于他梦里喊陶小童这事，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她道歉。可事到临头，他又觉得这话说不出口。就像此刻，他站在她面前，姿态别别扭扭，心里窝窝囊囊。他始终认为梦里喊一个女子是件很不像话的事，无论如何要道歉。但他一张口就进入了这种胆战心惊的必然状态。正中午，院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在擦枪，过两天全队要参加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她正巧路过，他就喊住了她。 “你知道吗？是我不同意。”他说。 “不同意什么？”她奇怪地问。 “是我不同意你作为党员发展对象。”他停顿一下又说：“我不同意你，你有意见吗？” “没有。我知道。” “你知道我不同意你吗？” “不，我知道我还不行……” “对对对，”团支书热烈地打断她：“你进步很大，不过你还是跟别人不一样。” “还不一样？” “对，你总有自己的一套。” “自己的一套？” “因为你有自己的一套，所以你看不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不同意。” 她一个劲点头。这种时候不要多想，更不要多说。任何辩解都是蠢话。 接下去他却不知该说什么，搓着一双污黑油腻的手。他想起刚才喊她时要讲的不是这番话，是别的什么。但他忘掉那些迫切要讲的话了。最近，他越来越多地出现这种手足无措的局面。他跟徐北方同屋，为了不妨碍他，他尽量不回屋里去。而徐北方仍旧嫌他妨碍，也从来不在屋里待，把颜料搬到布景仓库。他宁可挨近厕所也不愿挨近他。这就使得俩人过得很紧张，总要探明对方不在屋里，才肯回去。他想不通这是怎么了，跟这群熟人在一起竟会渐渐陌生。他感到这群人也越来越不需要他，除非下水道堵塞或垃圾成灾。他方方的后脑勺出现在人群里显得不很协调。他过分严肃，认真到了蠢头蠢脑的地步。他的朴实和正直把别人的生活也搞得缺乏情趣。他的信条强加在别人身上，就显得又生硬又残酷。与他的老实相比，大家宁可要高力的滑头，即便随时上他一个小当，也挺舒服。 老实说，他喜欢陶小童。所以喜欢她，是因为她跟他是完全不同的人。目前这念头是越来越明确了，念头越明确，他便越慌张。是向她表示爱情呢，还是给她做思想工作，他始终犹豫不决，因为要同时做这两件事是决不可能的。有时他想挨近她，或做一个表示亲昵的动作，但他总拿不定主意。因为做思想工作就得使俩人保持一定距离。所以，挨近她，还是保持距离，又成为他和她单独相处时的难题。 接下去他头脑一热，做了件值得终生懊悔的事。实际上，从这事发生后，陶小童就再也不来理睬他了。 陶小童被团支书那一番热情吓坏了。她万万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她匆匆忙忙，四处寻找徐北方，希望她那颗受了惊吓的心能在他那儿得到安慰。她这时的感觉像一个受了人欺负，或遭了天大委屈的小女孩。 听说宣传队要随大部队出发，去搞一场各部门配合的军事演习，徐北方的肝就出了毛病。他在化验单上小动了一笔，把某项数据的“1”改成了“4”，便得逞了，住进了卫生所的观察室。他把颜料和画架统统背来，三顿饭由护士伺候着吃。要不是每天往他体内注射一些他压根不需要的药液，他真想在这里混到老。他无论如何要躲掉这场长达二十天的军事演习，不然就会错过大学的录取通知。他相信刘队长最终总会放他走的。他白天蒙头大睡，夜里杷一日三顿的药片统统扔进抽水马桶，然后通宵达旦地画画。因为他被怀疑有肝病，这病室原有的三个病人在一天之内全出了院。 卫生所的观察室是针对徐北方这类有病，但查不出确凿病状的人所设。因此所有住进来的人都似病非病，有的活蹦乱跳，有的莫名其妙就死了。观察室没有健全的各项制度，所以宣传队不断有人来看望徐北方。但所有人来，他都不搭理，被子严严实实蒙住头。有人担心他闷死，刚一撩被子，他立刻用发红的眼睛喷出一句脏话，吓得谁也不敢招惹他了。大家公认他病得很重，其实他比伊农舒服得多。伊农为了躲避演习，竟一连好几次直挺挺地往后栽。伊农最怕演习中各种各样的号谱，他从来就背不清楚。 伊农隔着被子向徐北方倾诉他的满腔怨忿。刘队长竟把两个大学名额之一给了彭沙沙！当时全队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了。然后，一群人跳起来，缠住队长：彭沙沙怎么啦，她比我有文化？既然大家都没文化，凭什么让她去？……伊农在病房里对蒙着被子的徐北方气急败坏地嚷：他当年考南开大学，那些考题拿到现在，连中央委员都得考趴下！ 刘队长一再向大家作解释：彭沙沙出了事，处境不好。女兵们急了说：出了那种事倒捞到福气了？咱们都出事去！彭沙沙喜气洋洋地站在一边，看着大伙闹，好像队长遭此大难跟她毫不相干，她的确认为自己捞着了福气。事情的结果是刘队长被大伙闹得犯了高血压。 徐北方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只管蒙紧被子，想减轻一点人们对他的烦扰。他病房的门开着，谁进来都不反对。晚上，他正想起来活动活动躺累的筋骨，只听一个静悄悄的脚步走进来。 陶小童站在床前，一声不响。 徐北方十分纳闷：今天来的这位怎么如此之静，既不东拉西扯，也不强行撩被子，那样专注地在看什么？看得他隔着被子都发臊了。 陶小童轻轻搬过一只凳子，在他身边坐下了。她没喊他，也不知该干什么，只是痴痴地守着他。她心里正生出一种很不妙的东西，就是那种温柔的东西。他一动不动，头捂得很严实，手和脚却露在外面。他修长的、一看便知是异常灵巧的手，十分微弱地一屈一伸，像用这个动作告诉别人，他没死。 不知过了多久。天暗下来了。 陶小童发现那只手企图往被子里缩，她一下捉住了它。它慌乱了，或是受了感动，因为它明明感到对手的纤弱与温存。两只手握在一起，都有些忸怩和腼腆。 “是我呀。”过了一会儿，她说。 他的手紧攥了她几下，仿佛说：知道就是你。 “让我看看你，好吗？” 他一点也不想让她看见自己，因为他是一副糟透了的样子。 她撩开被子，吓了一大跳：这个人她哪里认识？胡子头发连成一片，他躺着，它们却站着。清癯的面目，这下什么也看不清了，只见枕头上毛烘烘的一团。只差一匹瘦马，他就成了那个忧郁骑士唐·吉诃德。 他皱皱眉：“我这里是不是怪恶心的！” 陶小童勉强笑了一下。他这样子当然要败给高力。因为他不愿打高力，他的四个徒弟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即便孙煤没跟他吹，见他现在的样儿，也得掉头就跑。但他苍白的脸上有一双无比智慧又高度天真的黑眼睛，仅这点就很值得陶小童动心。她是惟一能看懂这双眼睛的人。她忽然觉得，再这样手拉手就不合适了。假如不是团支书的突然袭击，她决不会这样冒失地来找他。 “我走了？……”她站起来。 他却说：“还记得我抱你吗？那天晚上你说了那么多傻话。” 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似乎都意识到这沉默有问题。一种大难临头的预兆使俩人一动不动，尽量屏住呼吸。 “我走了……”她又说。 “你知道吗？听了你那些傻话，我好几夜都没睡着，又难受又舒服。” “你反正不把那些话作数……” “有时我冒出一个念头：真像你说的那样，没谁也不错。” “我说的哪样？” “让我来重复太无耻了。” “没关系。” “你当时说，你喜欢我，爱我，还问我怎么办。” 她又沉默了，而心脏比一个打铁铺子还吵闹。 她说：“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我当初就问过你呀。” 他大吸一口气：“假如你现在看着我还顺眼，就爱吧。” 她又一次说：“我真的要走了，不早了……” 他显得狂躁了，忽然又把被子蒙紧，手露在外面。“你走之前，再握一下我的手。劳驾啦。”她刚伸过手，那只手就扑上来。过了一会儿，她的手被带到一张灼热的嘴边。她有点想挣脱，但又被这从未遇见过的奇境所吸引。突然，他像挣扎一样爬起，冲动地站在她面前。 下面需要一个勇敢的举动，就有了一切。 “你，抱抱我！”她终于把多年闷在心里的愿望喊出来。 他抱住了她。开始有些迟疑，很快就坦然了。“我的天！”他说。 他们像一对纯情的傻孩子，毫无想法赶紧紧拥抱着。半天半天，俩人才适应这个突兀的飞跃，才意识到他们拥抱的姿势有点笨拙，有点可笑，下一步该干什么？总不能永远这样抱下去。 于是陶小童得到生平第一个代表爱情的吻。正式的、深深的、真正的吻。他灼热的嘴唇长久紧压着她的嘴唇。这一吻让她感到活着实在不冤枉…… 这一夜，徐北方没拿画笔。他躺在那里，反来复去咀嚼“爱情”这两个字。他感觉到，一次真正的爱情到来了。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爱情。他激动的同时，又十分后悔：这事该早些发生。其实它发生得很早，极早，或许在那张干干净净的小女兵的脸初次出现，他心里就萌生了不一般的感情。他想自己恐怕是个蠢蛋，多次把那感情的苗头掐断。而每掐断一次，他又无限惆怅，感到自己错过了一个懂得爱、也懂得自己的女孩子。同时他也想到孙煤，想她的美丽，想她璀璨的笑。但除了她的美，好像没有什么再值得他想了。他只惋惜美丽的姑娘往往属于高力那种混账。他不想收拾高力，并不是胆小，而认为那样做没必要，无聊。他不屑于跟这小子争夺什么，包括孙煤。 这一来，倒各得其所了。他早就怀疑自己爱的其实是陶小童。当她细细的身体安静地依在他怀里时，他的身心似乎经过一番洗涤。当时他想：我他妈纯洁得像从来没爱过谁，没吻过谁一样。 这一夜发生了什么？他的爱情忽然有了着落。天亮起来时，他简直对那个有着一张干净脸蛋的姑娘着了迷。 第19章 我在这白色的硬壳里实在待腻了。 一大堆白绷带缠住我剃光头发的脑瓜，全身雪白，我能够想象形状有多奇怪。进进出出的人都一声不响，撤下这只瓶子、换上那只瓶子，我的循环和我的排泄，全交给这些瓶子了。没人在意我的苦闷。我真想说：别这样对我呀。 我浑身多处骨折，他们把我弄成这副样子也是没办法。他们不是成心要我变得难看。 我有过好看的时候，就在不久前。我首先发现我的手变了，修长笔直，长得老成起来，去掉了那些可笑的小窝窝。我还知道自己的脸不再苍白，而是粉红。军装下，两条胳膊不知什么时候变粗变圆。胸前也鼓鼓的，被一对蛮像样的乳房撑起。有次洗澡我吃惊极了，想不起这些关键性变化从何时开始的。这些变化证明我到了人生中最要命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少女会做些不可告人的梦。有次梦醒，我发现自己缩成一团，双手紧护在要害部位上。这个阶段的少女，好歹都是漂亮的，似乎为某种目的变得漂亮。整齐统一的军装，并没有掩去青春期神妙的变化。 这些必然的变化有时却使我烦躁。我尽量缩着肩，尤其站在团支书面前时，我甚至像七老八十一样驼着背，尽量不要显出某种轮廓。在他做思想工作时，我拿出这种形态很合适。我还把两只手插在军装兜里，装做随随便便的样子，其实我是有意将衣服拉得远离身体，这样就什么轮廓也显不出来了。但他还是看我，这次不知怎么了，他一反常规地总朝我看。过去他跟任何人谈话，尤其是我，他都是决不看对方的脸，看天看地或者东张西望。像南墨西哥的印第安土著1。而他这次却不断地盯着我看。然后他坦然地告诉我，有人不同意我作为党员发展对象，这人就是他。 1墨西哥南都的印第安人，相互间谈话从不看对方的脸，而要四面八方地乱看。假如注视对方的脸，就被认为是极不友善的态度。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出现太多的不正常。但接下去情况就不妙了。 “你提了干，”团支书喜气洋洋地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吧？” 我没有笑，对任何好消息做出大喜过望的样子是很蠢的。和我同时提干的还有徐北方、蔡玲等人。提干是好事，意味着穿皮鞋、戴手表、谈对象、穿的确良衬衫，团支书就有件天蓝色的的确良衬杉，他很少穿，每穿一次脸就更加严肃。他突然转过方方的面孔：“我想和你说个事。” 他沉重的声调吓了我一跳。 “咱们到屋里说吧。”他走进身后的库房，一杆杆擦过的枪排在那里，使这乱七八糟的库房陡然森严起来。 他说：“这事我早就想好了，恐怕前几年就想了好多遍，跟你说吧，我想跟你好。” 我脑袋一晕，像遭了人暗算，差点栽倒。他赶紧搬开那个装步枪的木箱，又抹了抹上面的灰尘，打算让我舒舒服服坐下。他用力时，脖子和脸涨得一样粗。 “嘻……你劲真大！”我希望他刚才是说错了话。 “我能扛二百斤哩！在家的时候。”他炫耀地说。一扬眉，像在博取村里相好姑娘的欢心。要在乡下，他肯定是个挺难得的姑爷。 “你咋想？……”隔一会儿他问。 “什么呀？” “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呀！” “怎么可能？……”我小声嘀咕。 “你一提干，咱俩不就合条件了？这些年我一直就等着你。” 他又嘟嘟囔囔说了好多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无法摆脱油然而生的反感。而他偏偏不顾一切在那里倾诉，一个劲嘟嘟囔囔。我毫无反映，他也不在乎。我偶尔抬起眼睛，看到他脸红了，头一次像个未成年的男孩子一样显得可笑。就在我的目光与他目光相接的瞬间，他忽然跨上一步，一把抓住我的双手。 我忍了又忍，才没喊出来。 “反正我早就下了决心，除了你，我这辈子不跟别的女人结婚！” 他这土头土脑的誓言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不知怎么缩回手，从那库房走出来。一出门，我便撒开腿跑。 当时，我只是一心要找徐北方。只有找到他，我才会安全；我这个人才有着落；我的感情才有归宿。我顾不上他的自由散漫、落拓不羁、和有着一大堆公认的缺点，我只想快快投入他的怀抱。 团支书怎么可能爱我这样的人呢？我在他眼里有那么多毛病，简直够克服一辈子的。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给你写过九封信。你想看，我这就给你拿去……” 我连忙说：“不不不，我不看！” 他也连忙说：“我也觉得不给你看的好。那都是啥呀，我又不会写……”他自卑极了，干巴巴地笑起来。 我抽不回手。因为我不能硬抽，那样对他打击太大。他毕竟是个好人，我不能伤他太狠。 “你的家庭是那样的家庭，你自己又挺那个。我寻思我配不上你。” 我纳闷极了，怎么会是你配不上我呢？明明是你总看我不顺眼，你亲口告诉我，不同意我入党。我已经用了吃奶的劲，可你还是说我跟别人不同，总有那么点不同。我简直对自己失去信心了。可你，怎么会爱我这种人，你别是神经出了毛病吧？不管怎样，我不能容忍他那样长时间地抓住我的手。他一向严肃正派的面孔做出含情脉脉的样子真让我哭笑不得。他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又拼命装着老练；他缺乏爱情词汇，又不顾一切地在那里乱用一气，这真让我为他难过。 我甚至想找到徐北方就痛痛快快哭它一场。这事怎么闹成了这样？我和团支书到底谁讽刺了谁，谁亵渎了谁？我前前后后地胡思乱想，想搞清事情如何闹到这地步。 我知道团支书讲的全是真心话。他越是真心就越让我害怕。我完全糊涂了：曾经很值得批判的家庭如今令他敬畏起来，写那些绵绵情意的诗也不再是毛病，好像还挺让他羡慕。观念整个颠倒，就像拿大顶的人所看见的世界。反过来再想想他，他那些被大家赞誉的优点，拿到此刻非但说服不了我，反而引起一阵极大的不舒服。似乎公共的标准与个人的欣赏根本是两回事。这个人身上一切优良的东西，一点也不能激起我的爱恋，他的质朴勤劳也使我毫不动心。想到这里，我认为自己够可恶的。 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平淡无奇。他像所有英雄人物在没有成为英雄人物之前一样平淡无奇。我相信，所有人都因为他的平淡无奇而对他尊重。平淡无奇是他的惟一特征，这一特征使他区别于所有人。 他相当诚实地对我说：“是我配不上你。不过我往后会猛学文化。” 或许，正因为你配不上我的种种原因，我配不上你。我想对他说，感情是个古怪的东西，它无所谓是非，不计较优点和缺点，它要怎样就怎样。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劳驾了，放开我。你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糟，你毁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你是个好人，但千万别把我往这种事上扯。总之，我挣脱了他。 我挣脱了他，起初还能镇定地走，很快就飞跑起来。像落荒而逃，像被人劫了道，像蒙受了奇耻大辱。 等我醒来后，孙煤告诉我，彭沙沙来看过我。但也像所有来看我的人一样，被挡在门外了。她因祸得福，上了大学。离开宣传队那天，人们愤怒而沉默送她上了车。那是辆漂亮的大轿车，前面有“xx大学”几个大字。伊农结结巴巴地对许多人说：他真想上去把她揍一顿。但后来她退学了，因为她笨到了老师无法忍受的地步。现在她在通信站当电话兵，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蹦乱跳。 看来耻辱也不见得会使人变得那么糟糕。孙煤的裸体画被发现，以及高力为此大动肝火，扬言要把徐北方搞臭，那时真有点天翻地覆的味道。孙煤差点去死，羞得无地自容，但不知怎么就想开了，没去死，依旧美丽迷人地活了下来。 但孙煤变了。她的美也变成了另一种美。究竟哪里变了，是什么促使她发生了这种表面一无所动、而实质却彻底更换的变化呢？这点还有待我慢慢究底。只要我真像医生们说的那样，一时死不了，我会搞清的。不过谁见过不撒谎的医生？ 高力作为那样一个美术爱好家和艺术同情者，竟对裸体画有恁大仇恨，我至今也没有想通。高力用这事差点置徐北方于死地。 当我证实了徐北方爱我，我是真的幸福了一阵。但那种头晕脑热的感觉似乎一眨眼工夫就过去了。我无暇沉浸在爱情里，我有八个新兵需要照看和管理。管她们可不是件容易事。她们听说要去演习简直开心得要死，好像是集体郊游或度夏令营。我从她们的背包里搜出一堆花衬衫和各种各样的零食，有个女兵甚至把松软的大枕头也捆进去了。难怪她们的背包大得不可思议。 “可是……没有枕头怎么办？”她挺有理地质问我。 我请她参观了我的所谓“枕头”，不过是一块包袱布裹了一套换洗军装，再加些内衣。她们过来用手摸摸，都说真硬真硬。她们还说，睡这样的“枕头”肯定不舒服的，我说，你们废话。接着我让她们跟我学，把头脑里有关舒服的概念变一变：当兵的，一切不舒服就是他的舒服。 “我明白了，就是自讨苦吃！” 啊呀，她们总算明白了。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新兵班的班长。她们很给我争面子，演习过程，只有一个人公开哭过，但除了哭倒没出更大的洋相。 演习把每个人折腾得疲劳不堪。那是山区，宣传队分成好几个鼓动组，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满山遍野地跑，一刻不停。八个新兵一步也不敢落后，因为我会拿眼睛瞪她。谁要在那里磨磨蹭蹭，我就会放开嗓门对她吼。我的嗓门是大有潜力的，只要我一吼，新兵们眼都不眨，显出害怕的样子。我觉得被人怕着是件蛮过瘾的事。只要她们对我的严酷表现出服帖，我心里就一阵满足。我不理会她们的委屈、诉苦、甚至偷偷抱怨，我也像孙煤当年那样，对她们说：行了，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 说真话，那一阵我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越是有人怕我，我越做出令人害怕的样子。有人害怕你，那滋味很妙。 演习快要接近尾声时，通信站的人送来一封电报给我，是父亲打的。我不敢去拆那封电报，因为我料到阿爷出事了。电报打到成都，送到此地已耽搁数天。 我把电报推到刘队长面前。那上面写着“阿爷病重住院盼归”。看见这个“盼”字，我心剧烈地痛起来。这个“盼”字一下就让我想到阿爷那双快瞎的眼。 上次探亲回来，接到姐姐一封信。她说她还是给阿爷发了电报，让他到车站见我一面。但阿爷究竟去没去车站，她就不晓得了。车在苏州站停了十分钟，阿爷或许挨着每个窗口找过我，但没等他把所有车窗寻遍，车就开了。情况只能是这样。我不愿去想象阿爷当时的神情，何况我无法想象他快失明的眼神是什么样。当时他无疑是失望而伤心的，一旦我想到他因此而伤心，马上就去想母亲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他又不是你亲阿爷。”想到这点，我心里就好受多了。 “是要回去吗？”队长问我。 我犹豫一下，说，“是的。”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有个祖父呢？” “他并不是我祖父。” “那是什么人？” “是阿爷。” “阿爷是什么人？” “……是祖父。”我马上又觉得不对头，改口说：“不是亲的，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我想，幸亏没在各种表格里把阿爷填进去。 “你怎么哭了？” 是啊，我什么时候让眼泪流了出来？其实我半点都不想哭。不，也许我很想哭。我难受极了，但我对一切难受都能习惯了。 刘队长使劲盯着那封电报。他也许认为我也是想用这法子骗一次探亲假，这种电报他见得太多了，永远也弄不清它的真与假。有人在这方面老谋深算，常在关键时刻叫家里来封电报，但他们不图探亲假，而装出一副痛苦脸，让人们看看他是怎样置个人不幸于不顾，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这种人人都能识破的撒谎竟照样获得好评或荣誉。我弄不懂这是怎么了，似乎人们很甘心上他们当。搞不好刘队长也认为我在搞那种鬼名堂。 第二天刘队长叫我赶紧开路，说正好有车回成都。他考虑一夜，认为还是放我回去。一听说我要走，我身后八个人的小队伍顿时稀松了。她们明显地表示欢欣鼓舞：我这一走，她们就要过好日子了。我用平静的语调回答刘队长，我也考虑一夜，决定不走了。 “我一走，她们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刘队长说。 “我的职责呀。” “哦……” “她们怎么能没人管呢？” “放心吧你，”队长笑着拍着我的肩，“她们没关系，又不是小孩子。”说着队长就走了。我想了想，又追上他。 “不行，”我说。“万一她们出了什么事……” “不会不会。除非谁半夜站岗，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摘人家的杏子李子。” 这天半夜，轮上两个新兵站岗。她们果真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摘了人家的杏子李子。于是我就坚决地留下来。我对刘队长一再强调，那个阿爷不是亲的，回去看他并不十分必要。我装出平淡冷静的样子，说阿爷和我没有多少亲近的关系。我这样解释，是为让领导对我有个正确认识，别把我也当成用这类事赚取荣誉的撒谎精。 事实上，我确确实实撤了谎。这事到我不能动弹的今天才敢正视它。我撒了谎，我连自己都骗。难道世上除了阿爷，我还有更亲近的人吗？难道阿爷临终，惟一盼的人不就是我吗？难道我和他彼此间没有长时间的苦苦思念吗？想到当时，我那些混账话，我那没心肝的做法，我自己都惊骇。那是我干的事吗？那样干只能是毫无感情，铁石心肠的东西。 可我记得自己是个充满情愫、悲天悯人的女孩。我把多情与懦弱看成我的第一大弱点。因此，把心肠变硬，在当时看来我是大大进了一步。反正我很成功地克服了一个弱点，我当时几乎为此洋洋得意。而如今，我觉得那不是我干的事，我不可能说那样的话，干那样的事。 如今，我想到阿爷临终前苦苦的期待，心里便会痛得难以忍受。演习结束后，回到成都，就有一封厚厚的信在等着我。父亲的信叙述了阿爷故世的全部经过。我木然地读着，一个字都不漏过，可好像总是没看懂。或许我不愿把它看懂，宁死也不愿看懂它。 我还是看懂了它。奇怪的是，我竟流不出泪来了，一面又感到此时不流泪十分不近情理。信纸有一处字迹模糊，我怀疑连硬心肠的父亲也流了泪。 阿爷是睁着眼去世的。只有那种人间欠了他偌大情分的人才会睁着眼死去。整整十天，他每从一次抢救中苏醒，总是急急惶惶地四周扭转脑袋。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他似乎在嗅，他很快嗅出身边没有他期待的那分气息。他从来不问守护他的人；我的小童还没有回来吗？她到底几时回来？他只是很固执、很自信地等下去，一次又一次摆脱死亡。最终他只好向命运妥协了。是姐姐伏在他耳旁说：“小童部队里很严的，不能回来看你的……”他尽最大气力点头，表示完全体谅。然后是一声极長的叹息，把生命吐向天空。 父亲在信上说，阿爷是因为失明，摔了很重的一跤，导致了中风。与他去世同时，他的历史问题解决了。大概那些专案人员又有新的活可干，便放弃了他。于是补发了他一笔可观的工资，退赔红木家具和半卡车书籍。 父亲还说，阿爷送去火葬时，全家都很吃惊，因为他缩小了许多，几乎像个小孩。我拼命想象缩小了的阿爷，那是多么古怪的样儿！阿爷本来有一副算得上高大的身板啊。 父亲在阿爷的枕头里翻出许多信，都是我五年里写的。他一封没丢。最后几封他没有拆开，因为根本看不见了。反正看不看都是属于他的，是他的宝藏。 父亲还说到阿爷的殡仪。因为他平了反，他的许多学生和同事都参加了，所以比阿爷自己估计的要热闹得多。全家合送他一只花圈，惟独替我单送了一个。这样大概称了死者的心，也让我心安理得些。就在阿爷的院子里，父亲请所有前来参加送葬的人开了一顿饭。信结束时，我仿佛听见父亲痛痛快快地舒了口气——总算完了。 我恨父亲不厌其烦地把一切都描写得那样细致，甚至带着津津有味的劲头。他写完了，发泄痛快了，再把这令人心碎的东西抛给别人。然后，他焕然一新地走向他的生活。我敢打赌，从此他会像去掉一块心病那样轻松。他再谈起阿爷时也将是轻松平淡的。他的仅有的感情都铺张到这封信里了——怎么样，还对不住那老头儿吗？而这封信的确水平高。当中文讲师的父亲教导那帮死不开窍的学生，文章要写得酣畅淋漓，其目的大概就在于把别人弄痛，痛得麻木、痛得半死。 我觉得读完这封信后，既哭不出，也就永远不会笑了。哭和笑是一对连体婴儿，扼死这个，也就断送了那个。我将会这样永远地呆傻下去。 吴太宽兴冲冲跑来，举着一张火车票。一回成都队长就叫他去买票。但他马上被我这副呆傻相吓跑了。 全体新兵一个接一个，蹑手蹑足地绕开我，然后迅速溜出门去。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想着永远失去了的老阿爷。我很想用脑袋去碰墙，把自己当作杀害阿爷的凶手来惩治。一片混乱暴烈的思绪中，总有一个美妙而神秘的念头浮现出来：假如在那个世界能见到阿爷，那么我渴望死。 到了夜里，我才不那么想死了。忽然，我不可抑制地哭起来。哭得全屋震惊，纷纷救命般扑到我床前。我的哭声连隔壁蔡玲也听见了，她在门外拼命擂门：“陶小童！陶小童！……你要死啊，这样哭！” 我却想：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哭出来就有救了。 新兵们束手无策地围着我。班长哭成这副鼻青脸肿的样子，她们又害怕又新奇。蔡玲跑进来想劝我，刚张口，自己不知触着哪个伤心处，也哭了。于是乎，所有死过老人的姑娘都开始哭，哪怕死在十分遥远的年代。哭到后来，家里一向太平的人也陪着哭，她们的老人总归也会死。似乎当兵到现在，这群女兵头一次体会别离亲人的滋味。我这时倒哭够了，为自己引起这么糟糕的气氛而惭愧.第二天我把火车票退了。没有了阿爷，我反倒一无牵挂，可以死心踏地干下去。我骄傲地看到，我变得如此坚强，如此之快就摆脱了悲哀。我的心变得很硬，那就是坚强。 徐北方一见到我就感到事情不妙。他还赖在卫生所的观察室，每夜将一把药片扔进厕所。他问我：“你怎么了？” 我没回答，目光放得很遥远。 他注视了我许久，说：“我敢打赌，你变卦了。” 我矛盾重重地笑笑。 他说：“你肯定变卦了。” 那天晚上我们说过：从此后我们彼此属于。他一眼看透了我：我的确对这誓言动摇了。 我说：“咱们出去走走，好吗？” 他心神不宁地盯着我：“你要跟我谈什么？” “就是走走。这对你的病有好处……” “别废话，你知道我一点病都没有。” 我们要是往那条林阴道走就好了，那是个好地方，能给人好心情。但我们偏偏走到这里，荒芜的人防工地。 他在拥抱我时，发现我的抵触。 “你在想：糊里糊涂把爱情交给这家伙不上算的。”他带着嘲意说。 “没有。” “你还想，这人身上简直没有优点，或许说没有公认的优点。” “没有。我没那么想。” 他轻轻摸着我的脸颊。 “让我替你说完。你想，跟这个人相爱，简直是滑坡，堕落……”他突然在我脸上狂吻起来，“我真的爱你爱得要死，你也应该爱我！我不能没有你！你可不能把我撂在半路上！” “我没那么想，没那么想过！” “那你，”他平静一下，“想了什么？说不定你爱上另一个人？趁我不在，有个小子钻了空子？”他装出开玩笑的样子。 我爱过谁？一个标准军人的形象，早就陈旧了。十四岁的女孩创造的神话，现在还能当真吗？我像寻觅仙踪一样，寻觅这些年，现在想想是好笑极了。我已过了自己编故事哄自己的年龄。假若那叫爱，我大可以去爱拜伦，普希金。我不再冒傻气，白费气力，到处寻找那个偶像。把爱情拴在一个偶像上，那我是傻得没救了。 “喂，我爱你。”他说。 我没有回答。这句话是该一拍即合的。但我没有合。 “我爱你！”他有点愤怒了，像老喊一个人喊不应。 我还是没有回答。拼命寻找这场爱情的伟大之处，但没找着。 “我爱你！”他真的愤怒了。猛甩开我的手，坐在一块石头上。他在喘息。 我轻轻离开了这个起伏不已的身体。 “你在哪儿？”他突然发现我不见了，声音很恐惧地喊。 我靠在不远一棵树上。我也在喘息。难就难在我想离开都无法离开他了。一种热情在我身体内蕴集。谁能告诉我，我没有法子抵挡这种诱惑。我只想他抱我，吻我，死死抱住我，不撒手。于是我走回去，他就如我期望的那样做了。我实实在在地贴紧他，感到拥有这场并不伟大，但有血有肉的爱情，也挺不错。我想，管它呢，等我有力量自拔的时候，再自拔吧…… 走得太远了，我想。当我第二天又带领新兵大踏步地走在早操队伍里，想到昨晚，就感到像冒了一场险；在那个废弃空旷的工地上，只差一点，就会发生更过火的事。我的感情在黑暗中瞎闯一气，这时才看见它的破坏程度：我曾严密编织的拦网，已处处洞开。是走得太远了。 不能听任感情一味胡闹下去。我听着自己在队伍里喊着“一、二、三——四！”感情是任性的，它差点使我种种崇高追求前功尽弃。我爱那个散漫人物，真心地爱他。但顺从这爱，一切就太平常了。这爱是自然而舒服的，灵魂和肉体都显出愚蠢的贪婪相。它们需要这类舒服事来满足，在这时，它们露出极原始的生物状态。我爱他，还因为在他身上能找回多半个自己。我的那些尚未克服掉的缺陷，在这个人身上统统发展成残疾。爱他，就等于否定掉这些年的苦苦磨炼，抱自己丢弃的东西逐一找回。我走了偌长一段艰苦的路，不是为回到原先的起点。 从此，我便用残忍的法子对待自己。出操、扫地、喂猪、冲厕所，猛烈地干着这一切。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眼神坚定而木然的女兵时，我不敢相信那是我。但她的确是我，我要的就是这副样子。我看到自己这副样子，心里便踏实了。我认为这是一种顽强的形象。我像一个自我囚禁的女修士，偶尔偷享了凡俗的快乐，便要用更苦的修炼来抵消它。一切令人舒服的、一切迎合人享乐欲望的，都是危险的。 我目前这副样子，却是我不曾料到的。我浑身雪白僵硬地躺在这里，思考人的天性是怎么回事。连团支书也有天性。他那样对我，不是天性是什么？军事演习结束时，宣传队演出了一场，团支书受了伤。他是从高空翻跟头下来跌伤的，因为舞台高低不平。他被人架下来，一条腿擦破，直淌血。我走过去，想用条手帕替他包一包伤口，他却生硬地把我的手推开。他看着那些血弯弯曲曲地淌，似乎在看一件挺称心的事。 不知怎么，那一刻我感到，被这样一个人爱着也不是什么坏事。 有人说团支书一直在偷着学画画，自从他搬进徐北方的屋子就开始学了。但人们问起他来，他总是很愤怒地说：这是谣言。伊农也愤怒地说：这绝对是造谣。于是大家对团支书学画画的传闻便一笑置之。徐北方听见这传闻往往是哈哈大笑。直到团支书正式拜他为师时，他反倒吓住了。 徐北方被美术学院录取后，整天发疯似的四处奔走。因为刘队长态度鲜明，假如能找着适当的人代替他，那他就走。他再也不住观察室了，四面八方乱跑，想找到那个“适当的人”。 因为徐北方不主张向高力复仇，他的四个弟子对他的处世哲学产生了大大反感，随后四个人便走得一个不剩。他无法满足刘队长这条——惟一一条合情合理的条件，因此便脱不了身。美术学院的某教师很器重他，宽限他的报到时间可以延长到开学三个月后，只要他在这三个月搞到一张单位介绍信。介绍信在当时是决定因素。但刘队长就是不肯松口，一定要他找到“适当的人”。 这时有个人便出现了。说，“我吧。” 大家定睛一看，是团支书。他庄严肃穆，充满信心，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开玩笑。 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又说一遍：“我行。”他不理会徐北方那瞠目结舌的样子，接着说：“只要你这三个月好好教，我保证行。” 等他走了，徐北方叹了一口气说：“瞧着吧，他以为这是漆门板。”但当他看到团支书几年来偷偷攒下的画稿，那种轻蔑劲就没有了。 人们奇怪极了，团支书跟徐北方这种人竟形影相随起来。 来了一群记者。他们搞得我不得安生，整整一上午都在启发我：“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不，你应该好好想想。” 镁光灯对准我这具裹在白色硬壳里的躯体猛闪。他们走来走去，选择角度，好像有什么角度能使我这副僵硬的姿态变得好看些。 孙煤叫来医生，才把他们轰走。他们白费劲，没从我嘴里套走一句话，因为现阶段还没人准许我讲话。我虚弱得随时会死，但记者们不管那些。他们还会来的，肯定。 我对“先进人物”这身分很难适应。那次“讲用会”我一上台就感到极不舒服。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挺卑鄙，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对着上千人胡扯八道，说自己怎样救火，怎样怎样不要命，又怎样怎样怎样地晕倒。尽管讲稿已读熟，舌头已在私下刻苦操练，但我还是不能朗朗上口。后来我胆子壮起来，讲得有声有色了。我大声地告诉人们，当时我怎样勇敢。但与此同时，我想用更大的声音对他们嚷：你们该把我轰下去，我成为先进代表是毫无道理的！ 现在我想，要是我那样喊了，才是真的勇敢，远比救火本身勇敢。可我没喊，光荣地接受了掌声。我要喊了，准败大家的兴。 授奖状时，宣传队的乐队为此大奏乐曲。首长们在乐曲中一一接见代表。当一位特别年轻的陌生“首长”走上台时，有人介绍：“这位是新来的政治部副主任……”看见这个娃娃脸副主任，乐队不安分了，从乐池里往台上伸头、做鬼脸，指着年轻首长乱发议论。《大海航行靠舵手》被奏得飞快。后来又听说这位新来的副主任可了不起，本来是某首长的警卫员，后来主动要求上西藏。听说他给军区写了几项什么建议，提出几条闻名全军的口号。就为这个，飞快提拔，弹子跳棋似的一下当了副主任。他跟我握手时，我在他瞳仁里看到自己被歪曲的影子。他的眼睛很机智，又大又黑。 当晚宣传队演出发生了乱子。起初是断电，既而听见礼堂四周有众多的人声在嗡嗡。原来礼堂被几百个复员兵包围了。复员兵们戴着毛皮帽，一看便知是从西藏下来的。 “老子们想看演剧！” “冲进去！管他娘的！” 警卫连死挡住门，半自动全横过来了。复员兵们发出可怕的长吼。警卫连长嗓子都扯破了：“这是‘先进分子大会’！” “毬！……”有人尖声打断他，并嘻嘻哈哈冲他比划猥亵手势。 出来看热闹的代表们吓坏了，一个劲往后退。我被一个结实的背影撞了一下，那人很客气地回头道：“对不起！”我一下认出来他是谁！ “咦！唐站长！”我叫起来。难道我会忘了那个小小的洛桑兵站吗？ 他腼腆地和我握手，目光很快注意到我胸前的红色“代表证”。我想一把抓下它，不知怎么，它使我在这一刹那无比尴尬。 “你别在这里，”他说，“这些人野得很……” “唐站长，你怎么也转业了？”我问道，同时觉得这话很蠢。 “我？…革命需要嘛。”他干巴巴地笑起来，远不是过去那个挥洒自如的英俊站长了。 那边真干起来了。人群里扔出几块砖，砸在门上，碎玻璃水花一样溅开。这样一挤，就把我跟唐站长挤开了。这时我看见唐站长正往人稠的地方走，边走边大声嚷：“谁？都谁在动手？妈的，你小子！我认得你！” 我疑惑地盯着他，不知他要干什么，到底向着谁。刚才一瞬问的接触，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一股冲天的委屈。他的皮大衣被挤掉了，顿时让人踩得稀烂。他终于挤到礼堂前的台阶上，用两手拢成喇叭喊道：“复员兵同志们！我是唐金宝！……” 一听这名字，人群忽然静了，静得好奇怪。 “咋的啦？一复员你们都成功臣啦？……”他说，“一复员，部队就欠着你们情分是不是？打人、砸东西，解放军大学校学了几年，就学会这个啦？我跟你们一样，马上要脱军装了，我怎么一点不想打谁？手痒啊？有冤有仇啊？”他越讲越激烈，“都回去！多没意思！……” 人慢慢冷静下来。 来电了。代表们又回去看演出。唐站长步下台阶，拾起那件一团败絮似的皮大衣，抖了抖：“还不走？那你们就在这儿过年吧，牲口们！” 他一摇一晃地走了。他的步态已跟藏民一模一样。 “唐站长！”我突然叫道。不知为什么，我一直站在这里。 我曾倾慕过的形象远远转过身。 我急切地说：“明天，你来看演出吧！我一定给你弄张票！明天，好吗？” 唐站长“嗨嗨”一笑说：“明天，我就上火车啦！”说着，他就站在老远的地方朝我挥挥手。 我记不得我当时是否掉了泪。但现在想起来，真想掉几滴泪。唐站长是个好人，他现在在哪里？最后留在我印象里的，是他复杂之极的微笑，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是被另一位更年轻有为的站长代替了。这位更年轻的站长，就是有着一张娃娃脸的政治部副主任。 我盯着输液瓶。那样一滴一滴，流进我身体的液体，果真是绝对洁净的吗？我转过视线，见孙煤走进来。她见我今天精神不错，便犹犹豫豫地问：“我把我跟高力的事跟你讲讲吧？”我略一点头，她便说：“不然，我痛苦得真要疯了。我后悔当初没听你劝告……” 她真美。她真美。 第20章 团支书王掖生一辈子也没碰过这么硬的钉子：陶小童拒绝了他的爱情。她那样看着他，眼神充满惊恐，像看着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他本来觉得十拿九稳的事，一下落了空。她让他抓住了双手，差点要吓哭了。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她一出门就跑——干吗跑呢？这一跑让他灰心到了极点。 他搞不清自己怎么会喜欢上她，而且喜欢得要命。从那次看了她写的软绵绵的诗，他就老想跟她接近，越接近越好，哪怕接近她是为了数落她的缺点。于是他越想接近她，就越要想方设法在她身上找缺点。每在她身上发现一个新缺点，哪怕微不足道，他也会为之欣喜。因为这样，他就理所当然地去接近她了。那次她为一只虱子哭得不可开交，他立刻认为这是个接近她的好机会。他很凶地跟她讨论很久；长个把虱子是不是值得那样伤心，伤心是不是思想有问题等等。那次跟她接近的时间最长。那是他最严峻的一次，也是最幸福的一次。 从他表示了爱情之后，他再也不能随时随地把她找来训斥一顿了。因为从此他再也没在她身上发现便于接近她的缺点，这事真怪。她成了无可挑剔的过硬人物。军事演习中，她比任何人都干得出色，对自己比对什么都狠。每次急行军，她肩上背着不是一个，而是弄不清多少个背包。她背着一大堆背包，总是抢占最险要的地方做鼓动点。 新兵们对她奋勇当先的做法很不满。因为她干得那样漂亮，别人也得那样干。不然，就显得很差劲。 “班长，咱们为什么非要爬那么高？”一个新兵问。 “那是山头。”陶小童回答。 “是谁让我们上山头的？” “一定要上山头。”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上别人就上！” “是抢吗？那上面有什么？” “上去就知道了。你们谁好意思把最艰苦的任务让给别人？！” “没劲了……我一点劲都没了……” “那不行！”陶小童大声说，她也一点劲都没了，但她认为没劲的时候恰恰应该猛使劲，假如说她领导这八个新兵有什么诀窍，那就是能让她们在一点劲都没有的情况下，继续使劲。她对她们说：没劲了是个好现象；你要觉得一点劲也没了就证明你必须拿出更大的劲。新兵们在这时是一致的目瞪口呆。 陶小童又说：把登上山头这样艰苦的任务让给别人，简直可耻。其实谁也不想抢那座山头，那是个对谁也没用的山头。陶小童登上去后，任她们怎样声嘶力竭地鼓动，山下也没一个人听见。 “下雨啦！”新兵们不再念鼓动词，一齐这样喊叫。反正她们喊什么都行，山下的人都不会听见。“下雨啦！下雨啦！”只有陶小童还在念鼓动词。 “下雨啦。”陶小童终于停一来，沉思地说：“我们全淋湿了。” 雨切断所有的路。一个新兵摔倒了，过一会儿所有人都摔倒过一两次。头一个摔跤的新兵已摔得不知该怎样迈步，她趴在泥地里，为难地要哭出来。她半仰着头，眼里露出哀求，细细的小辫子糊满泥浆。陶小童看着她——五年前的自己，一阵莫名其妙的恼怒。 “不许哭！” 她慌乱地抹把泪，抹了一脸泥。陶小童拉她一把，她刚站稳却又奇迹般地栽下去。 “起来！” 她手脚胡乱配合，好像完全失去了平衡机能。然后她在一眨眼工夫又摔了一跤。 “起来！”陶小童大吼。 她不再起来，因为她知道无论如何已起不来了。 “起来！” 她索性放开喉咙嚎啕。 “起来，起来！” “呜呜呜……” 另外七个小女兵在不远处停下来，静悄悄注视事态发展。她们还没弄清该向着谁。雨下得很大。她还在哭。谁也没想到班长陶小童会来这一招——她突然在大哭不已的小女兵身旁卧下去，严厉而沉默地陪她卧着，等待她平静。“起来！”陶小童起来了，那新兵却仍哭个没完。她再次卧下去。如此反复，机械而有力地做着榜样。这结果是使陶小童的胳膊肘磨出了血。她想，出血才好，才有说服力。 终于，小女兵站起来了。没有了泪，没有了表情。所有的新兵都没了表情。班长令她们钦佩不已也令她们毛骨悚然。 所有人都巴望这雨别停下来，一停了雨，谁也甭想闲着。简直找不着一块干净的地方和一个干净的人。厕所里的泥地也松软了，人们常把厕所的泥带进卫生队的帐篷，再把卫生队的泥带进宿舍。这样，宿舍就不会沾满厕所的泥了。因此，卫生队拒绝人们去看门诊，他们的地盘给踩得一塌糊涂。天稍晴的时候，他们便要在这些帐篷里演习战地手术。他们请宣传队派人与他们合作，到附近村子里动员一些男女农民来做结扎，要是有个农民恰巧犯盲肠炎，他们就满心欢喜地把他抬来，然后再针刺麻醉，把他的肚子豁开。这个盲肠炎患者是宣传臥的人帮着抬来的，抬到一半下起雨来，便又抬回去。因为要做这个手术，卫生队已在紧张和兴奋的情绪中等待了许多天，还请了许多首长来参加。正式手术那天热闹极了，帐篷里外全挤着围观的人。那个山里人很得意，从来没出过这样大的风头。他讨好地对参观者说：“一点也不疼。”有时他皱起眉，但有位护士就会及时往他嘴里塞一块罐头菠萝。手术获得了大大的成功，这结果是使更多的农民迷上了这座帐篷。他们纷纷躺到那床上，让人把他们完好的盲肠割走。卫生队所有帐篷里塞满手术后的农民，而后勤保障部门的罐头却渐渐没了。 吃，成了大问题。这一带很穷，根本买不到肉。有次吴太宽好不容易下决心，动用了从成都带来的腊肉。他把盛腊肉的盆刚往地上一放，一群人便扑过来，与此同时，某人脚上带起一大砣泥，不偏不倚，正落在肉盆里。大家伤心了一会，但还是立刻把肉抢光了。吴太宽很吃惊，因为空掉的盆里，那砣泥依旧完好无损地存在着，肉却是一块也没了。他们精确地绕开泥而获得肉，不能不承认这技术很棒。尽管报上总是理直气壮地说：形势大好，而吴太宽知道各种食品及物品都需要他进一步挖空心思去搞。为了让大家稍稍满意，他不得不使自己品德变得更恶劣。有时甚至要做些很不像话的交易，比如用两车煤跟远郊的公社换了四分之一车花生术。他认为，自己完全是在这类交易中堕落了。看见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肉，他觉得他的优良品质就这样被他们吃掉了。 最近大家都变馋了，一谈起吃的来就激烈得很。好几次学习讨论会，都谈到吃上。起初兴奋，而后恶狠狠，最后一个个都浑身稀软了。尤其女兵们，出发前各人自备的小零食早已吃光，蔡玲在吃最后一块米花糖时，尽管蒙紧被子，那咯嘣嘣的咀嚼声还是让她们大受折磨。那一刻，她们差点把这个吃独食的人轰出屋子。有次进县城演出，人家招待了一些糖果，这些劣质糖果坚硬无比，放在嘴里，不知是牙对付它，还是它对付牙，但它们还是很快被消化掉。陶小童把自己的一份糖果分给八个新兵，在那一刻她们对班长生出无限热爱。见了糖，她们就变得十分没出息，甚至发展到半夜站岗去偷农民的李子杏子。 陶小童对偷农民果实这事深恶痛绝。“谁干的？！”她攥着几只杏核。 “我们……” “到底几个人干的？” “我们……” 陶小童数了数，完全灰心了。除她自己，她们全都干了。小女兵们知道，班长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并不是沉默，她马上就会想出一个措施来。等着瞧吧，她沉默的时间越长，惩罚措施就越厉害。 “从今天起，”陶小童心平气和地说，“不要两个人站岗了。” 她们顿时眉开眼笑。 “一个人站！” “什么？” “一个人站夜岗！这回听清楚了吧？” 她们万万没想到，为点吃的会招来这么大灾难。一个人在夜里站岗，亏她想得出来！幸好一场集体腹泻挽救了她们。 这场集体腹泻闹得吴太宽神不守舍。他搞不清到底是怪他弄来的肉不新鲜，还是怪那半瓶煤油。煤油是另一个炊事员放进去的，他只想让肉包子馅里多点油。 “你在放什么？”吴太宽嗅着气味不对，便问他。 “油啊。”他兴高采烈地回答。 “是我让你放的吗？”他真想揍他。 “当然是你让我放的。你说油可以多放点。”那个炊事员患有严重鼻窦炎。再说天黑，没电，那几只一模一样的塑料瓶是不容易搞清的。吴太宽打消了揍他的念头，但让他保密：肉不新鲜和误放煤油这两件事，一件也不能透露出去。 肉包子毕竟还是肉包子，一开笼就抢个精光。那个患鼻窦炎的炊事兵幸灾乐祸地到处问：有没有吃出特别的味道来。经他一提醒，伊农头一个发现，他打的饱嗝有股煤油味！ 于是患鼻炎的炊事兵得计似的哈哈大笑。他把两件事一件不漏地透露给每个人。 一个可怕的消息很快传开，每个人都做好中毒的精神准备。只有董大个还在闷头吃，他得知这噩耗时已吃了十多个包子了。他立刻感觉天旋地转，一把揪住吴太宽。 “我不行了……” “谁说的？”吴太宽明明感到他力大无比。 “我头重脚轻……” “没问题！”吴太宽本来想扶他站稳，却被他一把推倒。董大个并不是诚心要跟他摔跤，可吴太宽刚站起，他又上去把他推倒。他的意图是想拉吴太宽起来，可总是事与愿违地将他一再推倒。人们大吃一惊，董大个吃了不新鲜的肉和煤油，突然成了大力士。可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情况非常不妙，八成要送命。 大伙替他算了算，他共吃下十五个包子，里面含煤油大约一两。一两煤油在这个不通电的山区可是宝贝，够一户农民点一个月灯了。此时惟一一盏煤油灯灭了，因为煤油被人们吃进了肚子。有人在黑暗中建议，找根灯芯，插到董大个嗓子眼里，不就是现成的“灯”？有人说，凭董大个的头岂止是灯，简直是座灯塔！但很多人说“灯塔”这词不能瞎用，一般用在伟人身上。 经人一起哄，董大个恼羞成怒，一会儿要推倒这个，一会儿要推到那个。过一会儿，他真的不行了，大口大口呕吐起来。那呕吐的声音特别恐怖，简直像狮吼虎啸，仿佛吐出的远不止那点包子，而是把半辈子的全部饮食历史都吐了出来。那惊天动地的呕吐声最终把卫生队震动了，黑暗里，只见一群白大褂急匆匆赶来。这下他们有事干了。董大个的呕吐只是个序曲，很快，人们便接二连三往厕所跑。这一夜根本用不着站岗，因为基本上没人睡觉。 陶小童的班得到一面流动红旗，这是面红色的三角旗。她现在的全部想法，都集中在这面小旗子上。她得使它永远在她手里待下去。当她把这打算跟小女兵们谈的时候，她们一点也不理解。干吗要永远使它待在这里呢？它对谁都没有多大好处。而要死抓住它不放，就意味着必须吃更多的苦头。在她们看来，为这面毫不辉煌的小旗子，她们吃的苦已经够多了。实实在在吃那么多苦，而这面小旗所给的奖励却挺空洞。反正她们比班长陶小童想得开：谁要拿走这面旗就拿走好了。 而陶小童发誓要保住这面旗。从此她带领一班人登上山头时，人们听不见她们的鼓动词，却能看到这面旗。 刘队长看见那个迎风飞扬的小红点，问旁边的人：“那是谁？” “陶小童。” “爬那么高干吗？” “甭管她。” “她们要累死的！” “别去管她。”那人笑道，“她们只要那面小旗。” 刘队长想，陶小童太把这玩艺当真了。一面小红旗，不过是谁想出一种形式，有时能稍微鼓点劲，调动一点积极性什么的，可她太把它当真了。他亲眼看见，陶小童是变了许多，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早先那种多愁善感的色调不知什么时候褪尽，她变得坚强，执拗，有时，在她目光中，能发现一星点残酷的东西。她不再是过去那个充满小情调，带着一双爱幻想的眼睛、怯生生的女孩子，而成了一个顽强的女战士。她的顽强在于把一切个人需要和个人欲念压缩到最低限度。那封电报现在还揣在刘队长军裝口袋里。他不知道电报中的“阿爷”是否像她自己讲的那样无足轻重，但他看出，在她拿起电报的一刹那，眼睛忽然散了神。之后他又看见她泪水盈眶，费了多大的劲才没让它落下来。他佩服她的克制能力；一个女孩子能这样控制自己是少见的，他不能不佩服。同时，就在那一刻，他发现了她那一星点残酷的东西。 刘队长困惑地看着高处那面小红旗。他在想那面小旗的价值。 为了保住这面小旗，陶小童必须想出一个最可靠的办法，让部下们站夜岗时不出洋相。每轮上她的班站夜岗，总会碰上演习指挥部的参谋来查岗。她们不是忘了口令，就是语无伦次地尖叫一气。有次两个小女兵站岗，竟被查岗的参谋从炊事辎重车里找出来，她们是因为害怕躲进去的，结果睡着了。这事让陶小童丢尽了脸。 陶小童胆子也不大，尤其证实了远处那些绿色的、飘来拂去的光团就是磷火，她也把站夜岗看成天大灾难。她腕子上戴着刘队长那块夜光表，每次等到忍耐完全失去弹性再看它。可每回看它，发现它只走了可怜的一格。由此她想到，一个人活一辈子是多么漫长的事。 她回去叫新兵换岗时，满屋子姑娘都在大说梦话。那个老摔跤的小女兵还在嘟嘟囔囔地背鼓动词。她白天往往声音嘶哑，那是因为夜里扯破了喉咙。奇怪的是，她们谁也吵不醒谁。这一阵她们是累坏了。陶小童觉得她们可真是捞着了锻炼的好机会。是她使这八个小女兵在当兵不到半年就成了众人瞩目的角色。她们白天一瘸一拐，夜里乱嚷一气，这都会使她们捞到好评。累得越惨，损耗身体越厉害，就越容易引人注目，博得赏识。她从不流露心疼她们的真实感情。那样她们就会识破：班长原来是个脆弱的人。她宁可她们一致认为班长铁石心肠。 “谁呀？踩死我了！哎哟……”一个姑娘迷迷糊糊地呻吟。小小的房间里打一溜地铺，陶小童也险些绊倒。 她连忙摸到那只手按摩着。不料她却越叫越响。她就越发起劲地按摩。 “别揉啦——是脚！……”那姑娘不耐烦道。她睡横过来了，手脚团在了一块。既而她又拉长呼吸睡过去了。陶小童真的心疼她们了，决定代她们站下全夜的岗。这样也保险些，不会再出让查岗的从辎重车里揪出人来——那种丢脸的事。 等她回到岗位上，发现又下起雨来。这种雨像张冷冰冰的粘膜裹住你，让你难受，腻歪。 她忽然感到身后有声音。猛掉过头，浑身汗毛顿时立起来了：一条白色的影子一晃一晃地朝她接近。“站住！——口令！” 她感到自己的声音是从隔肢窝里挤出来的。 “我，是我！” 她听不出这个“我”是谁，“哗啦”拉开枪栓：“口令！”这时，她已闪到屋后。 “口令！——我问你口令！” “谁他妈还记住那个！你是谁？”对方也一闪不见了，声音是从一垛烂稻草后面传出来的。 “你是谁？”她问。 可那家伙躲在草垛后面死活不出来，过一会儿，大概蹲累了，刚探一下身，陶小童又大叫：“口令！口令！”站岗有规定，不回答口令者在离哨位五米便可开枪警告。 “你别瞎弄枪好不好？”他走出来，穿一身白，像影子那样飘飘忽忽。 “别过来！口令！你不回答我就开枪！” “你喊什么？我都淋湿了！” 陶小童觉得这声音耳熟，但怎么也想不起他是谁，仍在那里歇斯底里地大喊：“口令口令！” 男宿舍有人惊醒，相互打问：“出啥事了？这么叫法！……” “你……不就是陶小童吗？”白影子说。 “你是谁？口令！” “我、我、我……” 没等他报出姓名，她已知道他是谁了。几个男兵冲出来，一见伊农那狼狈样，都笑着缩回去。有人趴在窗子上说：“陶小童，你叫得人灵魂出窍！” 伊农穿着淋湿的白色衬衣衬裤，怀里抱个黑家伙：“对对对、对不起，我以为口令这玩艺不当真呢！” 陶小童为刚才的叫喊害臊，就对伊农暴躁起来：“你这人真是！你干什么去了？！” 伊农拍拍黑家伙：“我、我怕乐器箱盖不严，把号淋湿，就就就……” 他现在又结巴了。刚才口舌那么利索，难怪听不出谁来。别的结巴越急越结，他一急就好了。谁也弄不清他这结巴是真是假。陶小童越想越懊恼，怎么碰上这个活宝，害得她像胆小鬼那样尖叫。 陶小童果真一个人站岗到天亮。但她忽然发现团支书站在不远的一棵树下。他的军装是潮湿的，证明他整整陪她一夜，一直就守在她近旁。她刚才还为单独站一夜岗沾沾自喜，这一来全泄了气。她一点也不感激他，似乎她诚心诚意办一件好事，结果发现这事一点都不伟大，没意义，甚至像个大骗局。反正她满腔英雄气概这下全没了。一件挺成功的事让人弄砸了，他干吗陪着我！ 团支书走到她面前。 “我不会对人家说。” “说什么？” “什么也不说。” “随你便。”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什么？” “我不说你不是一个人站的岗。” 俩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那里，都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子。陶小童希望他快些走开，他待在这里，不是成心要她好看吗？可团支书打心眼里想跟她多待一会。昨天夜里，他始终在黑暗中注视她，把她看了个够，尽管什么也看不清。她想到自己的妹妹，不知为什么，他会想到妹妹。有次妹妹搞来一本书，破得不成样子，她躲在灶头边烧火边看，把两个辫梢都烧秃了。他很想让陶小童知道自己的妹妹，那个渴望上学，从没读过一本像样的书的妹妹。她并不想嫁人，但像所有乡下姑娘那样早早就嫁了人；她想读书，但也像所有乡下姑娘那样决没有这福气。 陶小童发现团支书的脸这一刻变得很生动。当然，她永远不会知道，他有个令他怀念和痛心的妹妹。 “喂，你真的不相信我给你写了九封信吗？”他问道，脸色严峻起来。 陶小童赶快往后退一步。 “你还是看看吧，一共九封。” 她又后退一步。 他本来想把这些信烧掉，但没舍得烧。这肯定是他这辈子写得最棒的东西了。他还是想把这些信给她，让她去处理掉。哪怕她看一两页（冷笑也好，不屑也好），他对自己的感情也就交代过去了。 但她拒绝看这些信，猛烈地摇头，一个劲往后退。他极伤心地看到，她对他甚至是反感的，嫌弃的。他站在她跟前使她浑身别扭。少女哪怕有上百个求爱者、一万封情书，她们视这为一种荣誉。可她连这点虚荣都宁可不要。他的非分之想给她造成那么大压力，甚至像受了某种侮辱。她看他时，目光是居高临下的，那意思是：你怎么竟敢爱我？！ 陶小童转过身走了。她想着这个人许许多多的优点，想着他所具有的公认的种种美德，还想到他为人们做过的许多好事。但她毫不动心。大概所有女孩子都不会动心，她们会选他当模范，推举他当先进分子，但决不会爱他。 这是件十分滑稽的事。陶小童知道这不合理，但并不想从自身做起，来改变它。 “喂，你不要对人家讲……”他说。 陶小童回过头，让他放心，她绝没有那样卑鄙。 演习结束的晚会上，团支书摔得挺惨。他扶着伤腿，呆呆地看着它流血。没人注意他，谁也没看见他的血。陶小童却注意到了。但他拒绝让她包扎，他粗暴地挡开她，脸上显出不耐烦的神情。既然不可能，姑娘，就别做这些举动吧。男子们往往受不了这种举动，他们会因此乱发痴想，自作多情，最终只会多些折磨。打人往死里打，也是一种人道。他转过身，方方的后脑勺倔犟地对着她。一回到成都，他便伤心地看到，她去找徐北方了。她宁可跟这个无耻的家伙在一起。 团支书王掖生认为徐北方无耻不是没有道理。他发现那家伙居然画了女人赤裸裸的身体时，简直吓呆了。这张画是他无意中发现的，演习前，他收拾行李，那时徐北方已住进了卫生所观察室，他就在他床下发现了它。这人无耻地竟能把一个精赤条条的女性画得那样逼真，皮肤有弹性，整个人似乎有体温。那不是一张画，简直就是个活生生的女人。当时他吓得手脚冰凉，立刻用褥子盖上它，心脏怦怦乱跳，像干了偷看女澡堂那类下流事一样心虚。他断定徐北方无耻得没救了，竟有那样的技术，把脱光衣服的女人画得异常动人.他的无耻还在于，他对女人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起初他对这张画充满仇恨，想毁掉它，因为他弄脏了自己的眼睛和心灵。但等他稍定下神之后，再去看它，便改变了主意。不管怎么说，那个无耻家伙是花了心血的，毁了它似乎可惜。他紧紧闩上门，就让他和那张画面对面待着。他臊得满面通红，因为在这之前他从没见过赤身的女性。女性的身体原来这样美，不得不承认。它美。他一会把它盖严，一会又忍不住撩开那层褥子，如此反来复去不知折腾多少回，才敢正式地、大胆地端详它。 画面是一片明朗的色调，没给人一点猥亵、下作、偷偷摸摸的阴暗感觉。画上的女性伏在一片不见边际的沙漠上。金色的沙漠被白热的阳光照得刺目。女性就这样卧在光天化日中，搞不清她怎么到了这样一丝不挂的地步。女性姿态痛苦，光洁的皮肤下肌肉紧张地绷着，双手十指深深插进沙里，似乎刚遇到一场劫难。画面中不见太阳的轮廓，但从沙漠若干微妙的起伏显出的强烈反差，能使人感到那远在画外的太阳多么毒辣。沙漠的荒凉、干燥与女性饱含水分的身体，也形成强烈反差。整幅画给人的感觉是一场大灾难。连女性松散的头发上、一根散开的红头绳，也给人一种不幸的联想。那一线红色用得多妙，红得那样俏皮、夺目，又红得那样残忍。这幅画看的时间越长，越让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使人担心这女性会死，她的奄奄一息令人揪心。仿佛这是世界末日，她是人类最后一员，她一死，所有生命便不复存在. 看到最后，团支书被这幅画莫名其妙地震撼了。他汗流浃背，感到一种非生理的、但又异常迫切的干渴。 那个无耻之徒怎样把这一切画下来的呢？他碰也不敢去碰那画中的女性。但他真想去碰碰，因为她太真实了。他不敢碰的原因也在于她的真实。他几乎对那个无耻之徒的无耻之作大为钦佩起来。因为他画得太棒了，所以他无耻。这幅画是杰作，这就说明他极端无耻。假若他稍微有点廉耻，绝对画不出这样货真价实的杰作来。 他为陶小童遗憾：难道能去爱这样一个天分极高的无耻东西吗？ 陶小童跟徐北方的几次约会都有些别扭。尤其她，总像有什么心理障碍。最后一次顶败兴，走了一半就回来了。因为人防工地出了事。他们只见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地道入口被堵得水泄不通。那终于竣工的“城下城”究竟如何壮观，谁都没有亲眼见过。只是一听它的名字就一点不担忧未来的战争——“城下城”。人圈里有人往外挤、脸色充满兴奋，说是死了一对恋人。过一会儿两副担架抬出两具尸体，从头到脚蒙着布。那看守“城下城”的老爷子有天忘了锁门，让他俩钻了进去，又被糊里糊涂的老爷子锁在里面。连饿带闷，整整两个星期，等再打开门时，两人已死得不能再死了。听说他俩死得很惨，手全烂了，那是砸门抠墙弄烂的。可三重厚厚的大铁门，谁会听见他们细弱的呼救声？担架抬过时，人们很想揭开布看看他们的形象。有人说：不用看，一点也不好看，是两个上岁数的人，不是什么少男少女。这时人们又惊又喜地嚷道：好哇，原来是一对风流的老帮子！ 徐北方和啕小童被这事搞得心情沮丧，很默契地，俩人便往回走。路上也很默契，他和她都不想说一句话。 军事演习结束后，大部队全撤回，宣传队留下给当地老乡再演出几场。方圆几十里，一下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许多人找不着立足之地便往后台挤。告诉他们后台不能随便进，他们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贫农！”幸亏天幕上的幻灯把他们吸引了，他们不再闹，一齐坐在舞台背后，看着天幕上一动不动的景色。他们认为自己比前面的人聪明：前面是看戏，而这里则是看电影。 警卫连留下一个班帮宣传队维持秩序。这时一个战士跑进来，问：“有叫蔡玲的吗？” 大家忙答：“有。” “他父亲在外面等她……” 这下没人吭声了，都会意地交换着眼神。听说蔡玲父亲在劳改队表现出色，提前释放，但他没面子回家，在附近一个农场安身了。那农场多半安置这类爱面子的被释放者。 女兵们找了一大圈，没找着蔡玲。伊农把握十足地对那战士说：“跟我来。”他知道蔡玲躲在什么地方，正刻苦地做她的“声带操”。她拉完一千下舌头总要出一身汗，但她的老师还说她拉得不够。要想成歌唱家，就要克服这种毫无力度，一发音像一砣肉似的嗓音，而力度就得这样拼命拉。可在别人看来，那种倒霉的训练跟唱歌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有伊农理解蔡玲，支持她锲而不舍地拉下去。 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棵槐树下，站着个微驼的黑影，他就是蔡玲的父亲。可蔡玲却死活不承认她有父亲。 伊农在装服装道具的卡车里找到蔡玲。 “我不见他！哪个认得他！”她说。 “他总是你父亲！” “他活该！我没这个父亲……” 伊农急了，说：“我、我、我陪你去。他只想看你一眼……” “我不去！叫他滚！” “他、他、他毕竟……” “狗屁！” “你、你、你毕竟……” “狗屁！” 她被伊农逼得步步后退，已退到车栏杆上，她向后仰着身，像要挨刀。“叫他滚！什么父亲！狗屁！” 伊农再也忍不住了，“砰”地一拳打过去，也不知打着哪儿了，蔡玲一下子蹲下身，捂着脸哭起来。哭得很压抑。伊农愣了一会，赶紧扶住她肩，一个劲说：“请原谅请原谅。” 伊农代替蔡玲来见这位不名誉的父亲。老头儿马上明白了。 “她不肯来，是吧？” 他只好点头。然后又朝他一个劲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们站了一会儿。伊农说：“我要去演出了……” “等一下！”他居然拉住他，“小玲子现在啥样儿？有这么高……这么高……很瘦？” “不，她蛮胖。”伊农急于摆脱这张失望到顶点的脸。 “我晓得，她是解放军了，不能见我。” 伊农忽然想出个点子，对他说：“我给你搬把椅子，放在台下。她上台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了。” 伊农把这位有罪的父亲安置好，已挤得一头大汗。老头儿又拉住他：“她妈写信跟我讲，蔡玲想要个手表，你把这个给她。” 伊农把一块半新的手表交给了蔡玲。她把这块表反复看了看，然后若无其事地塞进挎包。她发现伊农正用很复杂的目光注视她。 “他走了吗？”她问。 “走了。”伊农撒了谎。似乎这样对她更好。她果然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 第一个节目一开始，坐在头排的老头儿就横一把竖一把地抹泪。他哭错了，因为台上根本没有蔡玲。六七年时间，他早记不得她的模样，把谁当女儿他也拿不准，反正他只顾哭。 蔡玲的节目在最后，老头儿却恰恰没看上，他还有几十里山路要走。但蔡玲却在侧幕看见了父亲。她直瞪瞪瞅了他很久，希望自己蔑视他，仇恨他，但是不行。他那副快不中用的样子用不着谁来仇恨了。 伊农被蔡玲揪到没人的地方。 “你骗我！” 伊农避开她恶狠狠的面孔，端起号吹了个悲哀嘶哑的长音。 “他没走，你骗我！” “我没骗你，他现在真的走了……” “你……”蔡玲突然也挥拳给了他一下。 他晃了晃，站稳后说：“我、我、我没骗你，小玲子。” 一听这个称呼，蔡玲的泪水夺眶而出。伊农迟迟疑疑地抱住了她。 第21章 我现在回想起来，徐北方和我疏远，是从我参加那次“先进分子”大会之后。那时他已拿到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正在说服刘队长放了他，他来找我，希望“先进分子”能帮他一把，去机关上层活动活动。 我说不清当时我对他说了什么，大致意思是劝他不必那样看重上大学。有一点我明确告诉了他：像他这样死乞白赖地要去上大学实在够呛！反正我决不会那样。 我说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刘队长手里现成就有一个名额。他找我谈，严肃地宣布，这个名额给我。 “让我上大学？” “我反复考虑，决定给你。” “为什么是我去呢？” “因为就应该你去。” “要是我不去呢？” “为什么？” “也许我真的不去。” “去吧。不容易啊。人人都想去，但我只能给你。”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个宝贵的名额。” 但我把这惟一的宝贵名额让出去了。让给了那个炊事兵，他曾在包子里放过煤油，后来又把做豆腐的石膏当淀粉烧到菜里。我一出让名额，刘队长马上就想到了他。可他没考取，这不怪我。伊农对这个白白糟踏掉的名额痛心得捶胸顿足。有人说，谁要送伊农去上大学，那就干了件功德无量的事，从此这院里会减少一半噪音。 徐北方开始做上大学的一切准备。他拿着团支书画的幻灯片对刘队长说：这样画马马虎虎能对付了。可看过那幻灯片的人都说，团支书画得真像蔡玲那块印着“韶山”的手绢。不管刘队长同不同意，徐北方反正开始打点行李了。他把许多不能带走的东西都扔到院子里烧，好像要跟这世界永诀。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我要走了。” 我不吭声。 “你没听见吗？我要走了，真的。” 我仍旧看着他。他烧了许多陈物，是不是意味着把往日所有的事一笔勾销？ “你干吗一本正经绷着脸？我说什么你没听见吗？” “你说你要走了。” “是啊，咱们的事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还爱我吗？” 我竖起食指“嘘……”了一声，然后左右望望。 他便不说什么了。他把大摞日记本扯开，一页页投进火里。有时停下来，感兴趣地将某页研究一会。这些日记全没用了。他曾用那种复杂的法子记它，把英文、中文、拼音字母和数目字并用，为的是谁也甭想看懂。结果连他自己也看不懂了。各种莫名其妙的名称搞得他晕头转向。他有次对着日记本大发脾气，因为他不明白里面怎么会出现“茄子”这词，“难道我他妈记的是伙食账吗？”后来使劲回忆，才想起这是给某人编的代号。 他烧得纸灰飞了满院。我便领着八个新兵来扫。她们跟我在后面闷闷不乐地扫，像我当年一样被动、心不正焉地东一下、西一下地扫着。我严肃起来，对她们讲：“不要小看扫地这样的小事……” 徐北方拨弄着火堆，虽然逆着夕阳余辉，我仍看出他脸上出现了不怀好意的微笑。当天晚上他想约我出去谈谈，但我拒绝了。 现在想起来很纳闷，我怎么会拒绝呢？ 记得他当时很失望，看了我很久。 “我想不通，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说。 我说：“我真的有事。” “我知道，你有许多重大的正经事！”然后他就急匆匆转身走了。最后一刹那，我看见他突然笑了一下，笑得怪可怕，有点像那种精神失常的人。 我就是那样对待他的。但我不能骗自己，我多么爱他！我那样彻底地令他失望，真不知为了什么！他走了。我冷峻而轻蔑地对待了他惟一的一次真爱情。我当初把自己搞成那副不可亲近的样子，把他吓跑了。我在毁了他感情的同时，也毁了我自己惟一的一次真爱情。 我就是那样下狠心割舍掉一切心爱的东西。上大学，是多么诱人的事。刘队长一对我说起，我顿时感到脑子里一片五光十色。我也许比任何人都渴望去那儿。静静的校园，肃穆的图书馆，我比任何人都适于去那里。我会是个好学生，我的素质和基础决定我将有优良的成绩。我会比任何人都更合理地使用那里的一切，珍视那里的一切。所以，它对我的诱惑比任何人都大，我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从小我就像背口诀一样对人们说：上了小学上中学，中学毕业上大学。大学，是我印象里最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去处。不上大学的人都是笨蛋，糊涂虫，没出息的东西，阿爷就这样告诉我的。可我不再对阿爷的信条感兴趣，也未必正确。他死了。上大学这事，使我发现自己并不像外表上那样过硬；它戳到了我的最痛处也是最舒服处。我发现心里萌发一种遥远的渴望，在我灵魂那片旧的土壤上。 上大学，我为自己进步搭起的脚手架就全拆了。我刚适应部队，想起这个艰难困苦的适应过程，我就一阵颤栗。对我来说，“改造”似乎是个有形的东西，要想适应它的形状，必须先粉碎自己。粉碎是疼痛的，流血的。血若是自流，会更痛。所以我要珍惜。珍惜我经过艰苦磨炼、多次反复才获得的顽强自我。珍惜我新的形象。还珍惜什么呢……一切。我含糊而肯定地回答自己。比起大学，部队对我倒更必需，这是我当时的结论。 可我的高姿态却并没有让谁走运。那个炊事兵一听说惟一的名额落到他头上，简直像大难临头。他对考试做的惟一准备就是换了一套崭新的军装。虽然那些考题都容易得要死，他还是差点在考场晕过去。我的高姿态就是这结局。谁料他笨到那种可悲的地步呢？而高力却能从容自如地在那种尖端学科里混下去，尽管他对开平方都一窍不通。他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世界上没什么事能难住他。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宣传队，为的是要找徐北方算账，并对众人宣布，他将揭露一件骇人听闻的流氓事件。 有人看见高力这家伙骑着摩托在街上兜风，后面带着个漂亮姑娘，但不是孙煤。高力那家伙，他的摩托车挎斗简直就是陷阱。 孙煤把她和高力的最终结局跟我谈了之后，我就想，总有一天，谁去把那家伙的摩托车砸个稀巴烂。等着瞧，这事早晚有人干。 孙煤的悲剧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这悲剧的普遍意义在于，所有的漂亮姑娘都会心甘情愿地、一令接一个坐进高力的摩托车。这悲剧在于，屈从权贵是人性的致命弱点。“就这样，他一句话，我们就吹了。” 孙煤讲完，一仰头，让一头浓发从军帽里倾下来。又像骄傲，又像绝望。她长时间地保持那个姿态，似乎想找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吹了，就那么回事。” 她替我做完一切治疗后，又对我说：“我现在想起来，高力为那张裸体画闹得天翻地覆，不过是想甩掉我。他总得有个借口吧。其实他自己怎样？我不去说他了。他对我干的那些事我讲不出口，我跟谁说去！我自讨苦吃，活该！”沉默一会儿，她一双俊俏无比的大眼睛诚实地凝视我：“我跟你说，徐北方除了画我，别的什么也没干，真的。你信吗？” 我应该信。我爱他，因此我信。 “你和他很相配，我不胡说。他早就爱你，很早很早，这点瞒不住我。”她这时已托着治疗盘走到门口。难道我这副样子还在乎什么爱不爱吗？也许哪一天，她来例行治疗程序时，发现我已死了。那时还存在什么爱不爱的问题吗？那就全解决了。 想到我猝不及防、恶作剧式的死，我觉得很开心。 记者们决不放过我。因为我勉强能讲几句话。“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老问题。啊呀，我烦！我告诉你们，我最后一个念头没别的，就是后悔。他们一听，又重新开导我。“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我仍说是后悔。他们再重新开导。假如死神放过我，这群人会夺去我的生命。他们跟我纠缠不休，医生不得不再次轰他们出去。但他们的文章还是按他们的愿望写了。 ……她的亲属病危，她拒绝了探亲假；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同志；她刻苦改造世界观，每天做大量好人好事，比如扫地，喂猪，冲刷厕所；救火中往火势最猛的地方扑，结果受伤晕倒；抗震救灾中，她不畏塌方，抢救国家财产；在她被抢救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快去救别的同志！……” 在千千万万个读者中，我就成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教条的形象，一个公式化的形象。我是个没了个性，浑身闪着理想之光，一分钟也闲不住，只想着献身献身，不顾一切去送命的人。一个忙忙碌碌、头脑简单的东西。 我对着报上这个据说是我的人纳闷起来。老实说，我不认识她。我好像突然一下知道我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叫陶小童的陌生人。我根本不了解这个陌生人，也不高兴去了解她。我对着她那些可望不可即的优秀品质、壮烈行为目瞪口呆。 我是从得知团支书牺牲那一刻开始后悔的。是我葬送了他。不然他会很好地活下去。他会实现自己的愿望，读很多书，猛学文化，把画也画到一定水平。他有种种实际或不大实际的打算，统统都被我葬送了。他是为我死的，而我是为了什么，我却搞不太清。 我恨自己啊。应该有人把我逮起来，而不是对我一个劲鼓吹。我葬送了那么好一个正直的人。 能证实团支书正直的事太多了。当高力冲进徐北方寝室搜查那张画时，徐北方跟他干起架来。团支书在楼下听说此事，百米冲刺般回到房里。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看看应该帮谁。这时高力已明显地占了上风，他已将画翻出来，正满腔妒火地朝徐北方扑去。团支书一下子冲上去，拿出他庄稼汉地道的摔跤本领，使高力猛栽下去。他按住高力，对徐北方叫道：“快！快把画撕掉！然后烧了它！到时候你什么也别承认！” 但徐北方没照他说的去做，以致招来更大的灾祸。高力吃了亏，一面回头威胁道：“等着吧！”一面气急败坏地跨上摩托车。 高力再回来就不是一个人。他身后跟来了一个工作组，专门来调查宣传队的“作风糜烂”问题。在这期间，恰巧发生了一件似乎和这事有牵连的事：大雨季，有人发现桃园后的小屋往外飘书页子，这才知道里面的书和各种石膏裸体被窃一空。一只大卫的石膏鼻子被雨水泡得老大老大，很吓人。新调来的那个年轻的副主任对此事很重视。他说：黄色书籍和裸体像被偷光，可见有些人的灵魂肮脏到什么地步，精神空虚到什么地步。 于是一支工作组开始四面八方乱跑，终于被高力领到宣传队来了。大家发现工作组长十分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早先那个教导员。他們一到，马上动员人们起来揭发徐北方。 “听说画得真人一样？”他们问。 “啥都画出来啦？”他们打听。 刘队长说他从来没见过这幅画。有人说打架那天他见过但没看清楚，因为团支书进去打的时候就把门闩上了。团支书说他并不知道那俩人为什么动武，他只是帮了弱者一把。徐北方则一口咬定他没画过什么下流画，于是教导员天天守着他开导，启发，申明“坦白从宽”的政策。 工作组其他人分别与个人接触。这种法子很生效，许多人都大开思路，纷纷回忆说：似乎是有本什么混账书，鬼头鬼脑在队里流传了好几年。 一天，大家被集中到排练厅。“现在开会！”教导员似乎对这伙人根本不认识，板脸宣布道。人们静得出奇，头一次开会这么乖。 “同志们！有个同志自觉把这本坏书送到我们这里。”教导员举起那本脏得一塌糊涂的书。这哪是书，是个可怕的脏东西。书的边角不再是整齐的，缺牙豁齿，像是有人边看它边啃它。 “这本书是黄书，内容下流，我们都看过了。”教导员说。“刘平同志！”他突然直呼刘队长其名。 “啊？！”队长顿时一慌。 “听说你纵容他们看这种下流书！” “没有的事！” 教导员说：“看这本书的人，把手举起来！” 一些手鬼鬼祟祟地举起来。我看着刘队长，觉得他一点威严没了。 “确确实实！这书在这里流传长达五年时间。有的同志向刘平同志反映过情况，他毫不在乎，听任这种坏书毒害年轻同志！所以，出现画下流画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我说明一下……”队长站起来。 “等一等！” “我当时并没纵容……” “可你也没有不纵容！” 教导员叫起一个人：“你向队长提供过坏书的线索？” “对。” “队长没理睬？” “他听我说完后，先是……” 教导员打了个手势，让人不必多啰嗦：“他是否拒绝彻底搜查？” “……是。” “好，你坐下。”他又叫起另一个人。 “你在宣传队当团支书？”他连曾经最赏识的人也认不得了。 “是。”团支书对他的恶劣记性感到奇怪。 “你是否几次提出对团员进行正面教育，抵制这本书的恶劣影响？” “是。” “队长是不是反对？” “情况是这样……” 他又打了个不必滔嗦的手势：“队长有没有反对开会？” “不，他当时这样说……” 他又厌烦地打了个手势：“好了！他反对开会没有？” “……他反对。” “行了，你坐下。” 我认为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有种十分窝囊的感觉，似乎他不需要任何人把话讲清楚。 “刘平同志！你既反对搜查，又反对开会，还有什么能说明你没纵容他们读坏书呢？！” 刘队长张口结舌地看看部下们。 “更严重的是，有位同志主动把书上交，你们的队长鼓励他看完再说。”他又叫起一个人。“你叫伊农？” “你，你你你不是早知道我的名字吗？” “你看过这本书？” 伊农说：“你，你你不是也看了吗？” “这是本什么书？” “你，你你不是也知道吗？” “你上交书的时候，队长是不是鼓励你看它？” “不不不不！那时我已经看完了。” “什么？！” “我我我看完了交给队长，他让我看着办……” “行了。你坐下。看着办！大家都明白了吧？……所以你们队的作风这么糟！我相信那张黄色下流的画早晚也会被查出来，因为毕竟有觉悟高的同志！就是这样的同志，把书交给我们的！” 大家互相乱看：到底是谁干了这么件英勇的事？ 是我。我把书交给了工作组。蔡玲从伊农那里得到这本书，便拿它来跟我做交易。她对我那双从上海带来的紫色塑料拖鞋羡慕得不得了，便用书换走了它。她认为这样更加合理，我们都各得其所。这本书走了五年漫长而曲折的路，又回到我手里。可我连一页都未来得及看，就把它交给了工作组。 当时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它交出去。也许动机很复杂，不完全像教导员夸我的那样“觉悟高”。我并不喜欢工作组，挺巴望他们快些走。或许我想转移注意力，声东击西，好使徐北方蒙混过关。我上交了书，以为他们就会走了，一切都了结了。或许我当时还是很爱徐北方，怕他出丑，名誉扫地，我们的关系就会受到舆论压力。总之，我出于各种各样动机，交出了书，或许我还想表现自己。表面上我不是那种爱表现的人，实质上，我也有那方面的欲望。 结果是我一点也没帮上徐北方的忙。 美术学院已给他发了最后通牒，如再不报到，将除他的名。他一心想把那幅画保护下来，因为那幅画最代表他的水平。他坚信它会问世，会引起震动，会使他扬名。他就亲口对我讲过这些。但他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对他多么不利，那幅画恰恰要毁了他的前程。 高力为工作组引路，他们来到徐北方房间，从一块正在绘制的布累后面，把那幅画找到了。可在场的人全傻了，包括徐北方本人也傻了——画面上除了毒辣的太阳和干燥的沙漠，什么也没有了。沙漠成了真正的沙漠，杳无人迹。阳光依旧白热，画面充满单调、无情的金黄色。美丽的女人失踪了。 “不是这幅？”教导员说。 高力充满狐疑：“就是它。我不会看错。”他指着徐北方：“肯定是他把它涂改了！” 徐北方完全痴傻了，直瞪瞪地盯着画面。 “是这幅画吗？”教导员推推他。 他乖顺地点点头：“是……” “你为什么要涂改它？” “啊？！” “肯定是这么回事：你把它涂掉了！” 徐北方的脸一下子扭歪了。他突然抱住那幅画，像在上面仔细寻找什么。他屋里挤满了人，人群里有我，我被他这失常的样子吓得不住哆嗦。 “谁干的？！谁干的？！”徐北方向人群疯狂地扭转着头：“谁干的？！谁干的？！”两行泪飞快地淌出他的眼睛，急雨般落在干旱的“沙漠”上…… 我哭了。我躺在这硬壳里，一想到他那绝望的嘶喊，便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的神情，伤心透顶，万念俱灰。即便失去我的爱情，他也不会那样伤心，即便叫他去死，他也不会那样绝望。他爱他的艺术，爱他的画，可人们都觉得这爱挺好玩，不可思议，觉得他大可不必，甚至觉得他有点装疯卖傻。但我理解他那种如痴如狂的爱，正因为我理解这点，他才不去爱别人，而真心爱我。在理解他这点上，我自豪地胜过了孙煤。 工作组讨论了一会儿，认为徐北方不可能有时间去涂改那幅画，因为他们差不多禁闭了他，成天守着他、开导他。所以他们怀疑真正的下流画被藏起来了。他们逼他交待藏画的地方。他们对这幅画的迫切心情令人费解。 整整一天，徐北方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守着画中的沙漠。我觉得，他的心也一下成了空空如也的沙漠。 团支书只是劝他想开些，赶紧收拾行装出发，上大学去。因为离最后限期只剩五天了。他不动，一直不动盯着画。那天夜里，他跟团支书打起来了。肌肉素质良好的团支书，竟被他打得鼻青脸肿，谁都不知这是为了什么。五天后，徐北方跑来向我告别，说这回他真的要走了，刘队长给他开了介绍信。 我万万没想到，那幅画是被团支书王掖生涂改的。他不顾一切地用厚厚的颜料涂掉了那上面惟一的生命。他像油漆匠一样认真严肃地把画像漆门板那样涂了一遍，涂得又匀又厚，把一个生命封死在里面。他竟干了这样一件蠢事，难怪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揍。在徐北方揍他的时候，他没还一下手，也许他已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了吧。他蠢到这种地步，以为这样一来，就把画保住了，把徐北方也保住了。他涂掉了画中最宝贵、最重要的部分，这画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他把这件蠢事告诉徐北方时，我完全能想象后者怎样暴跳起来，去揍他。 不过，不管怎么说，徐北方总算能脱身去大学报到了。工作组暂时没拿住他什么真凭实据。 就在徐北方拎着行李要离去时，上面突然来了个命令，让宣传队全体人员按兵不动，不准一个人离开，要有人专门来对刘队长及他领导的这支队伍进行整顿。谁也不许擅自离开，随便什么理由都不行。刘队长在接这个电话时，徐北方正拎着行李走到办公室门口。他本来要跟刘队长正式道别，听到这个消息，脸色煞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掉了。 在那一刹那间，我才真正懂得了：有一种人对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自由选择的，那就是军人。包括一贯自由的徐北方，也是没有自由的，在命令下，他和刘队长一样呆若木鸡，他和他对望着，知道这下完了。 第22章 徐北方犯下的案子给全宣传队带来麻烦。 天下大乱。这次宣传队必散无疑。新调来的年轻政治副主任对宣传队的风化问题深恶痛绝，因此他亲自抓了这场整顿。可天天学习讨论，这帮只会蹦蹦跳跳的糊涂虫觉悟仍提不高。这次整顿如此成功，每个部署都很严谨，可仍不能找出几条令人服气的罪名，加到刘队长头上。在找罪名方面，年轻的首长是相当有才干的。他的才干主要是发起运动。可这个地方总是搞不起像样的运动。运动一搞不起来，他就觉得没劲。不来情绪。他先是传统教育，接着是纪律教育，搬来一大摞文件，然后让大家联系实际，相互揭发，自我批评。可总是搞不起来。弄到后来，他自己因为话太多得了喉炎。 有一天，他发现伊农成天练号，便问他：“你吹的是什么曲子？” “就……就这个曲子。” “什么？！” “就这么吹吹。” 他宣布伊农吹的是：“无标题音乐”。于是伊农就改吹“大海航行靠舵手”，节奏飞快，使院里所有人的脚步都变得匆匆忙忙，随便干什么事都会手忙脚乱。这是年轻首长惟一解决的问题。 但除了那一点，他事事不满意。 他有天对刘队长说：“我要解散你们这个宣传队。” 刘队长一点不吃惊，知道他是干得出来的。 “你们这个宣传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刘队长想，巡回演出该拉上他。西藏那糟极了的盘山公路，让他也跟着没完没了地坐车，尝尝屁股颠成八瓣的滋味。让他被大雪封在山顶，冻个半死，饿得发疯，他就知道怎么瞧这支队伍了。 “干不出什么好事来！不然你们怎么连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节目也排不出来？” “排不出来。” “搞个小话剧！” “嗯。” “小歌剧也行……” “嗯。” 接着他出了个剧情：有个老头子，就是“二十年代扛枪，三十年代受伤，四十年代过江”那类老家伙。这老家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混不下去了，想躲到医院。他买通一位科主任，把一位因公受伤的小战士轰出院，腾出床位给他。这勾当让一位女护士发现了。注意：主角是这个曾当过红卫兵的女护士。她发现老家伙行李里有象棋，由此推断他装病。她开始在病房里造反，就像当年攻占上海市委大楼那样英勇，结果让老家伙灰溜溜地逃出医院。女护士又去追那因公负伤的小战士。 “怎么样？这剧情很完整吧？” “嗯。” “别以为我对艺术不在行……” “嗯。” “搞个小舞剧也不错嘛。” “嗯。”刘队长最后说：“可是不行。” “行！” “不行！” “肯定行！” 刘队长担心地想，这样争下去会吵架的。他沉默一会，和颜悦色地说：“这样的东西搬上舞台准像瞎胡闹。” 这下完了。年轻首长彻底对这个宣传队失望，决心解散他们。这些肤浅的、毫无政治头脑的傻瓜蛋。只会唱啊跳啊，肤浅得无可救药，要这种人组成的集体有什么用？ 一听说宣传队要解散，许多人乐坏了。不然他们真要被这地方埋没了。谁知道自己有什么更大才能，只有等有才能的时候，才能才会被发现。而在这么个鬼地方待着，只能什么才能都没有。高力那样神气活现，就因为他终于发现才能了。他的才能是被发现后才有的，要不是他离开这里，努力发现自己的才能，他不也是个一点才能也没有的人吗？聪明人只有到聪明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就这么回事。 这时大伙感到日子有奔头了。有各种美妙的前程在等着他们。徐北方这倒霉蛋性子太急，他要不干那么件冒失事，让人逮起来，现在不也熬出来了吗？现在谁想干吗就干吧，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一切规章都被大伙取笑，按时熄灯？请销假？谁再强调这一套，准有人上去拍拍他肩，让他“别逗了”，让他“一边去”。团支书有次居然发动大家清理下水道，某人跑上去摸摸他额头，正色地说他肯定在发烧。每天早上只有几个人跑操，因为他们不想发胖。但团支书一对他们喊口令，那几个人就朝他嚷：“去你的吧！” 吃饭的时候，不少人大摇大摆闯进伙房，高兴怎样就怎样。一块肉正煮在锅里，一刹那化整为零。他们还拍着吴太宽的脑袋，教育他：肉，就该这么吃！吴太宽怒不可遏，一手拿铲一手提刀，守住那个腌鸭蛋坛子。大家让他识相点，让让路。他大叫这样要吃超支的，结果被几个人抬到院子里，缴了械。刘队长赶来，说这样要搞坏肠胃。大家让他放心，宁可拉稀也要吃。 刘队长难过极了。这两天他领着小半拉儿在街上小铺吃馄饨。一方面他的饭票用完，另方面他不想再与这个集体共同过活。一个集体，散起来真容易。就像小半拉儿的毛衣，刚见袖口脱根线头，一会工夫整个袖子就被他拆没了。他垂头丧气，想着那个曾被他放弃的好机会。两年前，上级要调他到机关当宣传科长。因为考虑他年龄大了，应该给他一个适当的职位。主要还是原来的科长得癌死了，他才得到这职位。他那时矛盾了很久，跟一群大孩子们混在一起，很难有什么前途。再说，谁都知道一个规律：从文工团下来的人一般很难被重用。但他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那个好机会。他糊里糊涂就把那么好的机会错过了。那时他只是不忍撇下这群大孩子，他特别喜欢他们，看他们个个都跟自己的小半拉儿一样顺眼。就为这个，他放着现成的科长不当。妻子当时骂他：真蠢啊。现在想想，是蠢。这群大孩子被拉扯大了，各有各的奔头了，我呢？现在没什么地方需要我了。瞧瞧这一头白发，人家就够了。是啊，我老了。所以他不愿跟他们在一块，不愿再见到他们。见了他们那兴高采烈的样儿他就心酸得连饭都吃不下。他原来就是和这些人朝夕相处了五年，和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 小半拉儿不声不响地坐在父亲对面，思谋着自己的秘密计划。他决定干一件让所有人吃惊的事。他不把这计划告诉任何人，包括父亲，因为父亲近来已成了这副快不中用的样子。他没有伙伴来与他讨论这个计划。他从来没有伙伴，除了“颗勒”。他敢打赌，“颗勒”听得懂他的话。每次他把自己的心事对它谈的时候。它的耳朵就一下一下地动，虽然它的脸始终是一成不变，永远忠诚厚道的狗脸。他这个秘密计划或许是“颗勒”的死引起的，或说“颗勒”的死使他下了最后决心。 谁也不知道“颗勒”已死了。或许连“颗勒”曾在这院里存在过，许多人都忘了。提起“颗勒”，最重感情的人不过笑着说一句：那狗东西。 只有小半拉儿一个人知道“颗勒”死了。事情发生在几天前。有天晚上，院里一片嚎叫，他跑出来，见一群男兵和炊事班几个小子正围攻一只畜牲。那是只瘦极了、丑极了的狗。一个炊事兵投出绳套，狗被他套准了。 小半拉儿钻来钻去，挤不进人群。所有人都在欢呼：狗肉狗肉…… 那狗是在猪圈里被发现的。小半拉儿想起，“颗勒”就常往猪圈跑。他想看清狗的毛色。但撞来撞去的人群中，他看到这狗几乎没什么毛了，胯骨和脊背几乎光着。他觉得狗回过头，用极熟的眼神瞅了他一下。 “是……‘颗勒’！”他惨叫着扑上去。 狗死死盯住他，衰弱得全身发抖。 人们推开他，说他讲胡话。这怎么可能是“颗勒”呢？“颗勒”那狗东西多壮？头多大个？毛有多厚实？“颗勒”那狗东西多横，这么折腾它，它早就跟你玩命了。再说“颗勒”实在是个漂亮的狗东西，哪像这狗，真让人恶心。 “是‘颗勒’！是的是的！” “啊呀，这孩子真烦！去你的！” 狗用它那个种族所特有的忠实厚道的眼睛看着人们。所有的狗都是这种一模一样的眼睛，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吗？狗一声不吭，胸有成竹，因为它认为所有的人都认得它。它顺从地跟着走，乖顺地忍受虐待。就在小半拉儿终于接近它时，它已断了气。那根绳勒得太紧，它不明不白就死了。 “是它！肯定是‘颗勒’！” 人们把小半拉儿轰走了，他成心破坏大家的胃口。第二天，小半拉儿看见伙房后墙上贴了张狗皮。他忽然想到有最可靠的标记，能证实它是谁。他凑上去，仔细寻找，终于发现，在胸脯位置上，有根极模糊的黑线。他用手去摸那张皮，惊异地发现，它不是冷的，居然还有点温热。愿您安息，“颗勒”。宽恕人们吧，他们早先毕竟爱过你 小半拉儿是极善于宽恕人们的。有时他想，也许是人们宽恕了他。他是靠着他对人们的宽恕活下来。或者相反，是因为人们对他的宽恕，容忍了他的畸形，不计较他的奇怪模样，总之是对他宽宏大量，他才得以活下来，成长到今天。说到成长，他很惭愧，人们给了他时间，并耐心等待，而他就是一点都不肯成长。而人们还是继续忍受他，他这怪样子。因此他也不计较人们，宽恕他们。“颗勒”也一样，它也会宽恕人们。他了解“颗勒”。 他的决心下定了。小半拉儿跟着父亲一前一后走出馄饨铺。他用极友善的目光回敬一切对他形象诧异的人。 “你好了？！”蔡玲惊喜地嚷起来，“你不结巴了？！” 伊农猛一怔，发现自己露了馅。“别嚷！”他伸手把蔡玲的嘴捂住。 她用拳头急促而亲热地捶着他的脊梁，嘴被捂住，发出兴奋的呻吟。刚才他那一连串流畅的表白，证明他没有这方面的缺陷。蔡玲感到福从天降。 “你为什么要装假？……”等他松开她，她就迫不急待地问。 “我没有装假。” “事实证明你一直在装假！” “我要保护我自己。我爸爸死了，就因为他讲话讲得太好，他能像演说家那样滔滔不绝。他是个口腔科医生，但他高谈阔论起来像个演说家。所有怀念他的人都不是怀念他的医术，而是怀念他了不起的口才。你明白了吧，所以他死了。” “他为什么要死呢？” “这还不明白，谁能让这么个人活着——他把一切都讲得太透彻了。他的话越能使人开窍、越能让人明辨是非，人们就越不需要他。” “他在文化大革命挨斗死的？” “他哪有福气活到那时候？他那张很有天才的嘴决定他早早就得死。他演说得越精彩，死得就越早。就这么回事。” “你这人怎么了？我都听糊涂了。” “你越听得糊涂，就越证明我不具备父亲的遗传。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三言两语把问题讲透，那就证明我没有克服他的缺陷。假如我有他那种天才，就证明我也要像他那样倒霉。” “我听不懂。” “听不懂我就放心了。” “你神经病！” “错了，我特别清醒，特别正常。因此我从小就下决心保护自己。” “你从小就装结巴？为什么非装结巴呢？” “结巴在人前有一种呆傻迟钝的感觉。” “是啊——” “所以人们对这种人一般不防备。迟钝往往给人留下好印象。” 蔡玲吃惊地看着他。想到有人天生呆傻迟钝，有人则需要费一番劲才变得呆傻迟钝。在他这半辈子，努力使健全变为残缺，这是多坚韧的精神。她对他钦佩起来。 “还有一个原因。结巴具有这样的特权：他能在每句话出口之前，都得到斟酌的时间；有时，一句话讲出来一半，突然觉得讲错了，就可以改口，或者停下不讲。我讲话听起来是急急促促，其实我比谁都从容，因为我给自己留了足够的回旋余地。因此我讲的每句话都是绝对保险的。这就是结巴比正常人优越的一着，你明白了吧？” 蔡玲懵里懵懂地点着头。 这一点头，他想糟了：他原来也有张善辩的嘴，父亲天才的缺陷非但没被他消除掉，反而被成功地袭承下来。他还是被父亲的禀性暗中控制了，偌长时间的努力都白搭。这一发现使他沮丧而恼火。而蔡玲却对他独特的人生经验钦佩到了顶点，看来跟这个人谈恋爱是谈对了。 伊农无比遗憾地看着这把小号。宣传队若解散，他就没地方去吹它了。一不吹号，他就有种不可遏制的谈话欲望。每当父亲的遗传基因在他身上活跃起来，他就像发了什么瘾，到处想找人谈话、辩论、甚至吵架，这时他就赶紧吹号，让那股莫名其妙的激情得到发作。于是他甩开蔡玲，独自对着墙猛吹起来。 蔡玲赶紧捂住耳朵。 团支书王掖生跟谁都不提他挨揍的事。徐北方揍完他，俩人便订了同盟，对谁也不说这件事。他打他时，他一动不动，一下手都没还。若还手，他可太不经打了。瞧他那点肌肉，费很大劲才鼓起一小团。 他毁了一幅画，却给了他一个前途。这事在团支书看来够合算了。他替那混账收拾行李，催他趁早上路。工作组万一杀个回马枪，他的前途就完了。几天来，工作组不声不响，暗地却不断开会，显然要想出什么对策来。团支书知道他们不会轻易饶了徐北方，所以让他放明白点，早早滚蛋。他一走，事情就了结也说不定，许多事都是不明不白就不了了之的。再说，美术学院那边又来电报，他的限期越逼越近了。 而这家伙连半点理智都没有。打完了人，发完了歇斯底里，就够了吧？难道要坐在那里，为那张画默哀一辈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混账，不折不扣的笨蛋，把时间拖延过去了，结果怎么样——现在蹲进了警卫连的小黑屋。尽管团支书做到了仁至义尽，但对他落到目前下场，他还是感到十分不安。 那几天，徐北方连日连夜地画那幅画，团支书以为他会再画出个精赤条条的女人来，可他什么也没画。真的是什么也没画，只蘸些颜色用心地在那里抹来抹去。好像他画着一种神秘的画，只有他自己能看清楚画的是什么，谁都没本事看见它。反正团支书这双凡胎肉眼是看不出他画的究竟是什么玩艺。他不让人走近他，谁要想凑过去，他就用一个极其厌烦的神色阻止你。吓得团支书一日三顿饭也和他隔得远远的。他就这样把时间给耽误了。疯头疯脑在那里毫无意义地瞎画，直到他画够，仔细而爱惜地把那幅画包起来，团支书也没发现什么奇迹发生。他要背着这幅画去大学报到，真不可思议。 团支书这一个月来一直在为那混账遗憾，他要早走几天，哪怕早走半天，也绝不会发生后来那件疯狂的事。那件事被保卫部门称为“案子”，被政工部门称为“严重政治事件”，总之，徐北方这小子这回做到头了，没得跑了，还上什么大学，弄不好就下大狱。 真可恨，他为什么非拖到那时候才走呢？那天，他帮他拎起行李，他自己拿着那幅包得严严实实的画。这个一贯不拘小节的人，突然礼貌周到起来，跟许多人握手告别，啰里啰嗦没个完。他跟陶小童告别当然合情合理，因为谁都知道他跟她己谈上恋爱了。可两个人没什么可说的，就在那儿我看你、你看我地卖呆，把宝贵时间又浪费一大段。最后他一定要去看看刘队长，他对他的感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各处找遍，没找见队长，他却执意要找，结果在办公室找到了他。 当时队长正在接电话，是那位年轻的副主任打来的。就是置他于死地的那个电话—— “什么？一个人都不准走？……”队长握着话筒，大惊失色地直瞪徐北方。 “他很有才华……对，是的，就是他。中央美术学院很欣赏他……可他已经被录取！这事你查办我好了，我承担一切责任……我认为不应该耽误一个难得的人才！” 那边显然在大发雷霆，刘队长脸涨得通红，在听这位年轻上司的训斥。话筒里传出频率很高的嘈杂之声，可以想象他脾气有多大。要是当天晚上徐北方真对他抠了枪板机，刘队长后来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他就不会来搞这么场兴师动众的整顿，宣传队也不会面临解散。要是徐北方一个月前真的结果了他，未必不是件快事。但那时刘队长可不敢轻薄他，虽然他在电话里训得老队长两眼发黑，也不敢把电话扔掉，看得出，他是真想扔。 刘队长一边应付着电话，一边向徐北方打手势，让他快走。而糟就糟在这里：他完全傻了，平时那么个机灵人这会儿却傻得没治，推都推不醒疮。 “可是，”刘队长对着话筒说：“您的命令下得太迟了……”他对徐北方更猛烈地打着手势：“他人已经走了！……” 那蠢货还傻在原地，团支书恨不得当胸给他一拳。大概那边说：不可能！工作组今天还看见他！刘队长忙说：“他就是今天走的！……我记不清了，大概半小时前！……”说到这里，刘队长冲徐北方急得直顿足，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扔过来。这是他的自行车钥匙，他的意思是让他骑车走，因为这年头公共汽车压根没把握。 “可能他已经上了火车！……也许车已经开了！”刘队长喊着。 可话筒里还在叽叽哇哇吵个不停。 团支书想不起他当时哪来的那么大劲，使自行车速度达到极限，并在沿途毫不减速。车后坐着徐北方，他扔掉了所有行李，惟一抱着那幅画。为躲避所有交通警，他们便穿小巷小街。等他俩满怀安全到达彼岸的喜悦跳下车时，一辆军用吉普已等在那里。 然后就不用废话了。 徐北方上吉普车之前突然郑重地跟团支书紧紧握手。这动作在此时显得又多余又滑稽。 而团支书却感到，他和这个人交往那么多年，到这时才算刚认识。只有这回，他目光里充满信任和依赖，而不像过去，他只能在他脸上看见嘲讽和恶意。他叫他“山里人”、“乡下佬”、“窝窝头”。而这次他一双眼睛如此温和，他感动极了。他们刚刚成为朋友，他就背叛了这情谊——几天后，这家伙瞒着他，决心要闯场大祸。不过也怪年轻的副主任做得太过火，逼得他走投无路。 副主任亲自诱导他，说画了那样罪恶的画又毁灭了罪证，这个情节就太恶劣了。要上美术学院也可以.但有个条件：必须把那幅画恢复原样。团支书偷偷对他说：“千万别承认！你要承认画了那种下流画，啥前途都完了。”他这时已完全没了自己的意志，快被攻垮了。他对年轻首长说：“我希望您说话算数——” “我从来不讲不算数的话。只要你把画恢复原样，我还可以考虑你去上美术学院的。” “可我没法把它恢复原样了。” “为什么？” “因为原来的画被涂抹之后，我突然发现它更深的主题……”他便对着这位首长推心置腹地大谈起什么主题思想来。因为他迫切地需要人来理解，竟对这位首长发生了错觉。 “很好，这样谈很好。你必须把画那幅画的经过详细写出来，交给我，然后……” “你就让我去美术学院报到了，是吗？” “那要看你写得怎样。你要老老实实地写，毫无隐瞒地写。能不能上大学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等他开夜车把它写完，交上去，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早在几天前，年轻的首长已代表组织给学校发了公函，让校方除了他的名。徐北方这才明白上了当，那样可悲地被戏弄了。 他对团支书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我？” 他十分同情他，又无能为力，那套做思想工作的言词在此刻一句也用不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一个人？……”整整一天，他嘴里就念叨这一句话。等他听说他写的东西已送去打印，将发遍各单位，将组织人们参观他“肮脏的灵魂”时，他仍直着眼辩：“为什么要耍弄我？！” 当晚，他偷偷溜进库房。演习的枪支还没上交。他撬开箱子，取出一支冲锋枪。当团支书发现这一切，马上意识到这家伙去断送自己了！ 保卫科来找团支书，让他写份书面材料，详细说明徐北方作案的情形。材料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关于那支枪。当时，枪是团支书从他手里夺下的，因此他有义务证明这枪里有无实弹。他犹豫不决，不知该怎样写。他不想撒谎也不想不撒谎。在他正直的人生经验中，欺瞒组织和坑害朋友都是绝不应该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无论他偏向哪边，都会在他诚实清白的品德上留下污点。 保卫科在审讯徐北方时，启发他说：“你并没有杀人动机，只是持枪威胁，是不是？” 他回答得特别干脆：“我当然想杀了他！” “可你的枪里并没压子弹！” “废话！我当然压了。” “你冷静些。事实上你并没压子弹！” “你放心，我不会不压子弹的！” 保卫干事们认为这小子八成是疯了。从来没有谁把自己的罪行往大说的。审讯就此没了进展。当时保卫科的人赶到现场，把枪缴过来，发现枪里是空的，一颗子弹也没有。他们需要团支书王掖生证明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枪里究竟有无子弹。这个问题一证实，就能给这案子定性了。 徐北方被关的禁闭室在警卫连宿舍的地下。一天，他突然听见看守管他叫“徐老师”。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四个死不长进的徒弟之一。徒弟倒认为老师长进颇大：过去连情敌都不敢打，如今却差点儿把一位首长给结果掉。只差一点，那个名气很大的、以“反潮流”闻名全军、而被老首长们私下叫做“机会主义分子”、“火箭干部”的首长就被敲掉了。从此徐北方在四个徒弟心目中陡然有了地位，尤其他一口咬定他的枪里有子弹、决不是拿把没子弹的枪吓吓人的松包时，他们开始用景仰的目光看他。私下里他们议论：徐老师宁死不屈，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够棒的。每到食堂吃肉包子，他们就偷偷给他送来。 有次他们还偷偷给他送来个姑娘，孙煤。 他愣住了。他差不多快把她忘了，因为他认为去过幸福生活的人都不必怀念。 “你来干什么？” 她脸色苍白，一个劲流泪。当徒弟告诉他，有个女兵要进来见他，他满心希望是陶小童。 禁闭生活使他有足够时间来审视自己。他发现自己并不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好，也并非像素来表现得那样超脱。在对待个人成功的问题上，他甚至嗅到浑身一股子浓厚的俗气。这些新发现使他心情舒畅，认为禁闭并没白关。因此他不需要一个姑娘来对他的处境洒眼泪。他用轻松的语调对孙煤说：“啊呀呀呀，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孙煤狂热地摇头，接着就扑到他怀里。跟她比起来，陶小童淡泊含蓄，像一汪清水。而此刻，那清水未免冷得令人寒心了。他费很大力气，才从她怀抱里挣扎出来。 “快走吧，高力要知道非杀了你不可！” 她平静了一会儿说：“你还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 “我不演电影了。” “噢。” “高力和我吹了。” “……噢。” “你怎么想？” “真滑稽，我现在这鬼样儿还敢怎么想？” 她又扑上来，把头钻到他怀里。 “他把你画我裸体的事，到处讲！我在摄制组没脸待下去，你明白吗？……” “这么说，咱俩命运就连到一块喽？” 孙煤看看他，肯定地说：“对！” 徐北方突然发出无声的大笑。他那龇牙咧嘴的样子吓得孙煤夺路而逃。 小半拉儿失踪了。全队人跑遍了所有大街小巷，跑遍所有大大小小派出所，连难民收容所都去察看了，甚至把那些被拘留的小扒手，小毛贼都查问一遍，还是没下落。 刘队长已是一副不堪一击的样子。几天来，隐隐的不安和内疚在这个集体出现了。这些天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大伙像拆白党一样，把日子当世界末日来过。而当年，为保全这个集体，老队长放弃了可靠的职位，放弃合家团聚的可能，放弃了安居乐业的一切条件，和大家共度那风雨飘摇的日子。现在可好，他成了孤家寡人，连成天给队解闷的小半拉儿都撇下了他。世上的事怎么会这样不公平、不地道？ 于是人们越来越辛勤地为刘队长跑腿。只有团支书认为这种忙乱会使情况更糟。他和大伙在城里仔细兜完第一个圈子后，认为完全没必要再兜第二圈。当人们又去兜第三个圈子时，他便长时间地拿起大顶来。这办法最能使他镇静。颠倒的视野中，刘队长的块头似乎缩小了，并和小半拉那么相像。这么倒着看，才看出队长几年来操劳的痕迹——他是个真正的老头了。工作组也在忙。他们把宣传队整顿的情况写成材料，把材料送给上级审阅；上级审阅的批示，再由他们拿到宣传队讨论；然后再把讨论搜集起来，编写成材料，呈报上级；上级的批示又拿回宣传队讨论。他们也开始兜第三个圈子。光这一件事，就够他们辛辛苦苦干一辈子。他们在宣传队吃饭，使伙食账大大超支。吴太宽伤心到极点：他从来没使伙食超到这种丢脸的地步。有天那个险些成了大学生的炊事兵鬼头鬼脑对他吃吃直笑。吴太宽连忙向：.“你又在菜里放了什么了？” “我是照你的话办的啊！” “我的话？” “你唠唠叨叨，埋怨我不该在那时候放媒油和石膏！” “你当然不该放！”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现在放。” “啊？！”吴太宽跳起来，“你放了煤油还是石膏？” 他往后退，迟到吴太宽打不着他的地方：“两样都放了点！” “你这狗日的！”吴太宽痛心到极点。可更令他痛心的是这顿饭工作组并没少吃，没人说菜有怪味；他最最痛心的是，谁也没闹肚子。后来听说要地震，工作组才撤走。 团支书拿着大顶，看工作组来来回回搬文件和材料，一双双脚慌张地挪动，十分富有表情。小半拉儿到地震前还没找到。刘队长已灰心丧气，不抱什么希望了。经过长时间拿大顶，团支书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小半拉儿的情景。他跟团支书学会了拿大顶。那天他久久地拿着大顶对他说：“老子要当演员啦！” “当什么？” “演员啊！老子本来就是要当演员！”他头向下，自鸣得意地笑起来。然后他收了顶，说：“不相信？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啦！” 然后一蹦一蹦地跑了，一边喊：“老子要当演员！妈的，等着瞧！” 想到这里，团支书满怀信心地跑去找刘队长，说小半拉儿决不会不活着。刘队长麻木地点头，表示领情。这两天，他听到无论好消息、坏消息都一律这样点头，表示领情。他在布置预防地震的事。因为这天傍晚天上出现几朵狰狞的云彩，工作组说是地震预兆，便全跑了。 果然，午夜时分街上有人敲锣，一刹那间，整个城市都响起锣声。蔡玲跑出来抱紧那棵枇杷树蹲着，一旦乾坤颠倒好有个抓挠。不知蹲了多久，一点动静也没有，她才发现有人蹲在她对面。又过了半天，她终于认出这人是伊农。 在这之前，每人都准备了干粮和水壶，放在床边。可一听锣声，没一个人顾得上它们。只有炊事班长吴太宽十分尽职。大家后来在一节水泥管道里找到他。他东西带得特别全：账本、笔墨、算盘、钱粮，还背了足足一面粉口袋的馒头，只是忘了穿衣服，一丝不挂。 这次是“街道防震哨”闹的误会。两个值班员其中一个从瞌睡中惊醒，便连忙推醒另一个：“喂，是震了吗？” “啊？！地震了！”.， “原来真是震了！” “这可是真的了！……我们敲锣吧？” “我这不是在敲吗？！” 一时间，全城锣声大作。然后他们就说：“你看你看，当真是震了！”全城的锣响了有一刻钟。很紧张的气氛里带着喜庆味道，因为后来鼓也加进来，渐渐敲出了节奏。使人联想到这些年常在深更半夜进行的“报喜”。锣鼓一响。电闸便拉了。一个多钟头后，查清误会，宣传队才从各个角落钻出来，集合时一清查人数，发现少了两个。这时来电了，院子里顿时大亮，把紧搂在一起的一对男女给暴露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伊农和蔡玲。像所有灾难中的情侣一样，他们的幸福格外楚楚动人。 后来知道，真正的地震的确发生了。发生在边远的山区。然后轰轰烈烈的“扰震救灾”便开始了。到处是捐衣捐款，蔡玲献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百元！她攒这笔钱为买块手表，现在表有了，她便用这笔钱来改变自己的形象。自打献出这笔巨款，她似乎脱了俗，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起来；豪迈得不得了，好像这世上再没有使她牵挂的事。有人提醒大家注意：从她献出钱，便迅速消瘦下去。一度吃独食发起的大脸蛋眨眼工夫就小了。 在赴灾区之前，团支书无论如何要把那份有关徐北方案子的材料写好。有天他去给他送那幅画，因为每当他徒弟看守他时，他便能画几笔。他要在小黑屋里把这画完成。徐北方托他带给陶小童一张纸条。 “他很想你去看看他……” 她不吱声，显出沉思默想的样子。 “你去吗？”团支书说，“我不跟人家讲。” 结果她没去。她古怪地盯了团支书一眼，好像说：你怎么啦？有多少大事要干，难道还要在这种个人问题上缠来缠去？……总之她没去，积极报名参加“抗震救灾”。 他必须写这份材料，拖是甭想拖过去。他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 他发现少了支冲锋枪，又到寝室，发现抽屉里五颗子弹不见了。这是演习中余下的子弹。 他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追赶上他时已晚了。徐北方已撞开会议室的门。团支书蹑手蹑足接近他。会议室空荡荡的，从里面小套间传来年轻首长慷慨激昂的说话卢。 “把枪放下！”团支书突然发出低吼。 他回头，猛吃一惊：“滚！” “你想想后果！你这个笨蛋——值吗？！” “滚！蠢猪！” “你才是蠢猪！”团支书迎着枪口一扑，把他连枪带人—把抱住：“你自私！不想想别人吗？想想你这么干对她会怎样？！” 拼打和争吵声惊动了里屋的人。门打开了，年轻首长第一眼看见的是乌黑的枪，枪口在俩人撕扭的缝隙里时隐时现。虽然徐北方回回打靶都不及格，但这回要及格是太容易了。枪口离那具装满“反潮流”大事的脑瓜只有几尺远。 “怎么回事？！”首长惊问道。 “你快跑！快走开！”团支书叫道。 “……你敢跑！”徐北方拼命挣扎。年轻首长及工作组人员全都逃出门，仍听见他在歇斯底里地叫骂：“你敢跑。我非毙了你！你这王八蛋！没命往上爬的货！” 团支书一拳打上去，他倒了，这才缴了他的械。五颗子弹现在还在他衣兜里，当时他动作快得不可思议……但他还没想好，怎样写这份旁证材料。 第23章 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我的情况一点没变好。还是待在壳里，浑身硬梆梆。当暖融融的太阳照进来，我认为自己总该“孵化”了吧。 那天孙煤拿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个英雄，一个牺牲了的英雄。方方脸，一副不打算吸引人的面容。他像过去许多个英雄一样，并没有一副英雄的长相。我想，应该为团支书大哭一场，把许许多多的歉疚哭出来。可我哭不出，英雄与平凡人之间的距离使我不敢贸然动感情。孙煤把有关这位英雄的文章念给我听了。我觉得并不新鲜。好像每个英雄都有一模一样的文章等在那里，只等他们一牺牲，就登出来了。我倒有人们所不习惯的，关于这个英雄的见解。也许我完全没必要去找那几件乐器。我当时对几个新兵大发雷霆：“丢了？！战士上战场能随便丢武器吗？回去找！”说完我沿着来路往回跑。我知道我鼻梁间那根淡黄血管吓人地鼓起，变成紫色。谁要阻挡我的勇敢，那是妄想。 大地一阵猛烈地哆嗦。我抱紧一棵树，这时一个人扑上来，把我拉开。几乎就在同时，一大群石头倾下，最大的一块撞断那棵树，以更大声势往坡下滚去。我定定神，才发觉自己紧缩在团支书怀里。他一听说我回来找乐器，便悄悄离开队伍来追我。他的表情很复杂，搞不清他对我的英勇行为是赞许还是谴责。奇怪的是，我并不想马上离开这宽宽的肩膀，粗粗的胳膊。天在下着不大不小的雨。 “前面在塌方，为几件乐器，不值当的！”他说。我挣脱他，他却紧抱着我不放。“我给你写的那些信，你真的一页没看吗？” 我轻蔑地翘起一个嘴角。这种时候提这种事，他也太不像话了。我甩开他，继续向前。 一条裂缝。山裂开伤口，赭红的土壤像它的血肉。雨水往这伤口里灌，整座山痛得发抖。我呆望着这个深不见底的裂缝。这是奇迹！这需要多巨大的力，才能撕裂它！ “不能再过去了！不值当的！”他吼起来。他拉住我的手：“你把我的信真的全烧了吗？一页也没看？” 我大声回答他：“对！全烧了！” 跳过去！我明知道这一眺很愚蠢，但我不能后退，后退是逃跑。我宁愿愚蠢也不愿可耻地逃跑。趁他完全失望，松开手的一刹那，我跳了过去。 他大惊失色：“你疯了！你过不来了！” 裂缝在飞快变宽，变得难以逾越，我这样不顾后果的英勇的确是疯了。我后悔了，想跳回去，但已不可能。山上的石头密集地滚下来，像要爆发泥石流的样子。我终于找到那些被砸得稀烂的乐器。 “陶小童！”团支书在呼唤。 裂缝已变成真正的鸿沟。他站在鸿沟彼岸，呼唤着我。一筹莫展使他脸上露出极度的痛苦。我才感到自己并不想被飞石砸死，也不想掉到沟里被埋掉。我急了，生命在缺乏保障的时刻，才认识到每个人只有一次享用它的机会。 “你快跨过来！”他声嘶力竭地喊。 我绝望地摇着头。又滚下一批石头，轰隆隆响着，树被砸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这时显得无比娇弱。 团支书无目的沿着沟边奔跑。他想跳过来。“你不要过来，没必要！”我凄惨地喊。他往后退几步，猛一弓身，丹田发出一声闷响，到底跨过来了。 我惊呆了，不明白他为什么过来陪我倒霉。死一个就足够了！死这事没什么可羡慕的，他何苦陪着！ 泥石流真的发生了。开始是赭红的泥浆，渐渐混进石头；小石头邀请着大石头，大石头引诱着更大的石头，轰轰烈烈，沿途不断壮大着实力，带着破坏一切的自信，带着由自信产生的不慌不忙，势不可挡地倾下来。 我再次被团支书抱任。我感到恐怖，但不再孤独。他拖着我向山下跑，飞快地跑，摔倒了就干脆往下滚。我们必须跑到泥石前面，才能躲到安全地带。但我们没成功，逃生的路被封住了。 泥石流的流域在不断扩展。不一会儿，我们脚下的地面也将被它侵吞。它将毫不见外地裹起我们，一齐去冲毁别的。 剩下的惟一退路是从鸿沟上跨过去。 “跨吧！大胆！……”团支书对我喊。 泥石流响得像千万个闷雷。 我试了几次都气馁了。反正没有希望，不如死得省事点。 他对我喊，给我各种鼓舞，全不济事。我倒挺安详，抱定主意要死在这里。他推我，抓住我的肩膀猛摇。 ……突然，我觉得他有些眼熟。他使我想起远在他之前的一个形象——一个标准军人，“他”隐没了许多时候，突然在这一刻出现了。团支书是谁？……周围一切都宁静了。我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真切的幻觉…… 团支书大吼一声，从沟上跨过去，站在对岸朝我张开双臂：“你看！不是没掉下去吧？跳呀！” 一些碎石开始向我袭击。我跌跌爬爬地乱跑着，举动盲目而疯狂。 “跳呀！快跳！”他的声音变得很小很小，快要听不见了。再过一会儿，我和他会永远被这条大沟隔为彼此。他还对我喊什么，我已全然听不见了。 我对他喊：“你走吧……快离开！没必要！”我的喊声同样也不为他听见。 接下去我们再也听不见对方的喊声，尽管俩人都喊得那样吃力…… 我猜不出他当时在喊什么。或许还在念叨他那些信？我对那些信态度一点也不暧昧，全烧了，一页也没看。 我看着报纸上的英雄。他真的十分眼熟。我真的记起他是谁了。也许我看过那几封信，就会明白他是谁，肯定的。他在信里一定要把这谜底告诉我。可我将永远地陷进那个谜里了。 那个被我多次抛弃的幻觉又出现了。我嘲笑过它，像嘲笑童年的玩具：那是个什么可笑的东西，我曾经紧搂住不放！而等我真正长大，反而会对可笑的东西认真，继而对自己蒙昧的年代尊重起来。 我开始尊重那长长一段稚气的痴情。于是那个标准军人的形象复活了。我承认“他”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出色。“他”一张农民式的脸上，带着土腥气的微笑，真实得令人感动。 由于团支书王掖生的书面证词，徐北方已从小黑屋里出来了。团支书牺牲后，人们在他书桌上发现那张写了一半的证词：“……枪里没有子弹。”但他的问题还没最后搞清，还留了个窝窝囊囊的尾巴。孙煤领他来看我时，我的形象大概使他大受刺激，竟站在门口一步也不敢迈了。孙煤知趣地躲开了，把沉默的他留给我。那样的沉默我受不了，好像守着我的灵柩。他呆坐好大一会儿，才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他的作品登在很显目的位置。画的题目叫《泉），而画面没有一滴水：一片干旱无望的沙漠，一个女性裸体的阴影。女性已不存在了，但在她原先趴过的沙层上，准确地留着她的形体和情绪；沙漠一丝风也没有，被女性身体压过的沙层，呈现出明显的凹陷，凹陷处的沙是湿润的，像含着一点宝贵的水分。画是靠微妙的色彩层次，把湿与干、有机与无机、生命与非生命表现出来的。沙漠忠实地印下一个由于干渴而死去的女性形状。“她”痛苦过，而死得又无比安详。“她”哪里去了？她优美的形体难道溶解到沙里去了？那根红头绳还红得那样活生生的。作者激发每个人的想象力，来共同设想“她”神秘而荒诞的结局。 我完全能想象，原作会怎样地震撼人心。 徐北方临走时，匆匆吻一下我的脸——那块惟一裸露的肉质。然后一溜烟跑了，生怕我会爬起来缠住他。 我知道，我已彻底失去了这个人。尽管我爱他爱得要死。现在，此刻，我爱他。尽管他说一切由我来作决定：是要他还是把他还给孙煤。但我知道，我是失去了他。我现在装作对他冷淡，是一种薄情，也是一种多情。 我后悔极了。真是后悔极了啊。 在许多来探望我的人中，最使我意外的是小半拉儿。他失踪了那么久，又神奇般冒出来。他一点也没长高，欢乐中却带了点成熟的忧郁。他说他当时考取了贵州一个专区的杂技团，那时他们正想招一名小丑。 “想知道我的底细吧？”他问。 我说当然。 “主考人递给我一个小条子，上面写：请你大声说句话，再小声说句话。” 他做了个鬼脸。 “大声的，我喊：‘有废书旧报纸鸡毛鸭毛拿来卖！’小声的，我凑到他面前：‘粮票换鸡蛋，换不换？’……我就考上了。伟大不伟大？” 我辛酸地想：他今后为博取众人一乐，就要把自己歪曲得一塌糊涂。他笑了，我却因此笑不出。他出走的目的，是为哥哥争得一个独生子女不下乡的权利，这样父母就能复婚。 “不过我现在有点后悔……”小半拉儿说。“唉！算了，后悔也没用！”他对一切都大度，不然他会活不下去。他牺牲了自己，为哥哥捞了个城市户口，捞了一份挺不错的工作。他们合家团聚了，可他却要长久地远离家庭，孤单单地生活。我想他是为此后悔吧。 原来人人都会后悔。假如我也能像小半拉儿那样大度地说声“算了”，该多好。 许多天里，我一直在盯着这张报纸看。这位英雄、我的团支书、方脸盘军人，让我体会到“后悔”这词的无情。我后悔从来没把他的模样看清楚；后悔我不顾一切地把那九封信扔进火里；否则，决不会这样晚才认识他…… 刘队长领着新兵们静悄悄走进来。他们不像当年的我那样傻，那样容易景仰什么。他们只是很惊讶地看着我：怎么会成了这副怪样子。他们像老师领来参观的学生，守秩序地围在旁边，与被展览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刚当兵不久，宣传队却解散了。可他们无所谓，不像刘队长那样想不开。他们年轻，去哪里都受欢迎，干什么都来得及。 新兵们仔细看着与我有关的一切：输液架、氧气瓶、白色的床和白色石膏里的我。他们不怎么敬慕。令我欣慰的是，他们也不装着敬慕。最后他们注意到我对面墙上的报纸，那是孙煤照我吩咐贴的。 我深信他是我葬送的。 我后悔的事很多，最最后悔不该为那几把乐器去送死。为唱一个高调，而葬送了他。泥石流停息后，没有找到他。他不见了，消失了，再也没有他这个人了。 整座大山成了他的坟墓。 他死得不管是伟大还是渺小，全是我一手造成。我将永生永世摆脱不了那恶梦般的深沟…… 那样的深沟，只可能出现在恶梦里。我和他隔着深沟声嘶力竭、而又无声无息的呼唤。呼唤…… 我相信世间有这么一种情感—— 我相信我终于找到了久久爱慕的人。他不存在了，也许从来没存在过，但又有什么相干？那种爱慕之情并不需要一个实存的对象来寄托。我找到了“他”，也就对自己的痴情有了交代；对自己蒙昧而赤诚的年龄作了告别…… 我最想跟他们谈的，就是关于“后悔”。 可他们，这些新兵们只管傻里傻气地瞧我，并不巴望与我交谈。 我待在硬壳里，是有理由被他们参观的。 但这样被参观太不好受了，因为我毕竟不是标本、化石什么的。 我想起那次参观恐龙。巨大化石使我感到巨大威慑。但遗憾的是，我在最后一刹那看透了它。化石的某个局部有点小破绽，我用手顺着破绽抠了抠，竟抠出一小块报纸！这个庞然大物竟是用纸浆做成，涂上颜色、上了釉料，再像拼装玩具一样拼起来的。这东西作为玩具是太恐怖了！当时，我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怕大家扫兴，怕历史的严肃性被怀疑。 还怕人们像我一样，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 我想我应该打起精神来，跟新兵们谈谈这些。 可我不能动弹，束手无策地被他们参观着。我渐渐感到难堪、恼怒。 喂，有你们这样看的吗？难道我他妈是个恐龙蛋？！ 二稿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八日 后记:悄悄话余音 《绿血》问世后，有位战友打电话给我，说：“你把我写得太恶劣了，我真有那么可恶吗？”听他声音充满委屈，还有点悲愤，我笑了说：“你不如他可恶；但你也不如他可爱。”他又说：“那你写的究竟是不是我呀？”这下我张口结舌了。他如今已是位颇有名气的青年音乐指挥家了，却把小说与生活的关系看得如此直接。还有一位非常硬朗地活着的战友，我在小说中让她死了，自然更让我提心吊胆，怕她一旦向我发难：“就算我俩过去不和，你也不必咒我死啊！”那我更说不清了。虽然我用最高贵的一笔——死——来完成一个至美的人格，但我恐怕还是得不到‘彻底的原谅。我不如趁现在费些口舌，讲讲我对“死”的吝啬。我从不将“死”乱施于人。我认为此人物美得不能再美，必须用“死”才能把这美推向一个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高潮，让我自己的情感在此趋向饱和，我才舍得赋予他（她）“死”的奇异光环。尽管我这般累赘地表白自己用心善良，人家信不信却由不得我。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也将奉献给读者，同时奉献给战友们。假如他们读毕此书，就将我派定为书中女主人公，那么我同样有口难言。陶小童与书中其他人物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在还原生活方面，它与《绿血》已拉开了不短的距离。我不否认小说中大量的生活是我的亲身经历，这些生活场景的描写会勾起战友们清晰的回忆。但我并不仅仅采集生活，再忠实地将它们制成标本。这些生活在我笔下变得有些奇形怪状，令人发笑又令人不快。十多年前，我们存在于这些生活之中，毫不怀疑它的合情合理，而多年过去，当我的目光几经折射去回望时，当年合情合理的生活就显出了荒诞的意味。于是，我便对同龄人整个青春的作为感到不可思议。 十年，我们赤诚而蒙昧。反常的社会生活必产生反常的心态，种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便是反常心态的外化。因此“悄悄话”一眼望去，满目荒唐。为强调一种荒唐效果，使人们透过荒唐去重新审定整个民族的素质，我在《悄悄话》的创作中背叛了我曾经的手法。在人物设计中，我也企图挣脱人物命运的困扰，尽管它长久以来作为小说主动脉存在着。我给每个人物设计了怪癖。他们的怪癖可以说是社会荒谬因素的浓缩。或者说，这种怪癖不是通常理解的怪癖，它成了一个个似是而非的人物符号。《绿血》之后，我试着不通过性格刻画来写人，写个性而不是性格。也许这种“人物符号”求得了一点神似。它谈不上丰满、真实、多侧面，但我认为比起《绿血》，它向人的本质迈进了一步。 在“悄悄话”写作前，我把握十足，感到这部小说我一定会写得出色，但掩卷之后，尤其几个月后重翻一遍时，便十分恼恨自己，无一处不是言不达意，较深的思考到纸上竟如此肤浅，几乎没一个段落让我得意。但鉴于我目前的才力，也只好充满遗憾地送它上路。 记得我发过誓，这部小说若写不好，就永不再写，看来我对我拥有的生活、细节过分依赖，也对自己的聪明寄希望过大，结果自己辜负了自己。三十岁的今天，我把“悄悄话”自胸怀捧出，若有所得又若有所失。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也庄严地参加进去过，荒唐与庄严就是我们青春的组成部分。但我不小看我的青春，曾经信以为真的东西，也算作信仰了。凡是信仰过的，都应当尊重。我尊重它，写下它，便对自己的青春有了交代。 作者一九八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