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散文集》 十年一觉美国梦——复旦大学讲座 我在美国住了十五年，所有的感慨可以浓缩为这句诗——十年一觉美国梦。 这十五年，让我的观念都重新洗牌了。后来有人说我的作品里的是非观很成问题，我承认现在的我是一个是非很模糊的人，这大概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文学写作master的经历有关。我先举两个例子。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在餐馆打工，碰到一个黑女人，芝加哥的黑女人总是气很大，一天到晚不知道她们为什么那么angry，一进来就骂中国人都是f打头的字，回到班上又累又气，就跟同学抱怨今天碰到一个黑人givemeahardtime。我的一个犹太的同学说，你为什么一说起来就讲到黑人呢?你可以说他是个男的，或者是女的，或者说年轻的、年老的，你却首先提出来她是个黑人，你的潜意识里就是对黑人瞧不起的。我说绝对没有，你们白人和黑人的种种血债我们都不参与的，我们是中国人啊，过去你们倒卖黑奴什么的跟我们都没关系的，我为什么要歧视黑奴呢?他们就说，其实你们亚洲人对黑人的看法比白人对黑人的看法还要糟糕。后来我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么回事。 还有一次我和同学聊天，说到中国人在美国肯定不会去做乞丐，因为他们很要面子很在乎尊严。我的同学就跟我争了起来，他们说乞丐和尊严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东西，乞丐是他们的职业，他乞讨得好说明他能干。 传统的东西开始被质疑，千百年来从古到今定下来的一些规则、人的一些面目和地位，在我的这些同学和知识分子朋友当中被颠覆了。 这些对我来说是从新的角度看生活。我很喜欢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叛逆的，是一个对什么东西都不容易不假思索地去接受的群体。美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左倾，如果你代表保守势力，人们会觉得你不配做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很强，是代表社会良知的右倾派，而美国知识分子更注重个人，他们不把国家、民族使命放在第一位，他们在乎的是怎样对个人的关怀。这个个人是抽象的，是那些边缘的、弱势群体的立场。丘吉尔说过，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是革命党人就没有心肝，年老的时候不是保守党人就没有脑子。 有时候我也想回到十五年前的思想去写作，但肯定回不去了。我的是非观被洗得乱七八糟。我没有道德裁判，我的仲裁不会落下来。所以我的作品里从来不会告诉读者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很多东西我留给读者去想。在我的小说中见不到绝对的反面人物，这些只有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才有，这是它低级的地方。 我一直说要审丑，有力量的审美有时是痛楚的，但这才能达到最大的审美快感。譬如缠小脚，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丑陋的东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文化中有特征的东西。像流行歌曲那样甜美的，一般意义上的美我也能给你，但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 虽然我的脑子在美国被大洗牌，但我对美国是有一定程度幻灭的。事实上它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可以讲，但没有人听，没有人给你发表。比如有钱人都是保守党人，他们控制了媒体。其实反战言论到处都有，但他们不可能发表。美国有很多虚伪的地方，所以我说美国的政治让我恶心透了，这个时候那些知识分子就会给我鼓掌。 有人说在我的作品中看到奴性、佛性。我欣赏的女性是包容的，以柔克刚的，不跟男人一般见识的。扶桑是跪着的，但她原谅了所有站着的男人，这是一种极其豁达而宽大的母性。如果女人认为男人给她的苦也是苦的话，那她最苦的是她自己。不要把自己作为第二性，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碎打烂，她一直可以接受。我有一定的女权主义，只是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我不喜欢美国的女权主义，动不动就去烧胸罩，自己不讨好，还让男人对她们很警觉。女人贤惠起来是很性感的，波伏娃的“第二性”的确给了我们很大误导。 对“文革”，《天浴》的时候我还有控诉的情绪，但现在拉开了距离，觉得一个人写童年，再苦也不是苦，都是亲的。所以到“穗子”系列虽然都是悲剧，但全是嘻嘻哈哈讲的，那是更高的境界。我的小说基本靠想像力，我很庆幸我的想像力很丰富，小说家应该有举一反“百”的能力。但是作家可以虚构，细节却一定要真实。好的作家，一开始是他创造人物，一段时间之后人物就会有了自己的生命、逻辑和行为，就是人物创造他了。 有个阶段我基本是靠获奖来谋生的，最后将台湾的文学奖得了个遍。因为获奖，整个出版、发行、电影等配套就很顺利了。李安在我的《少女小渔》获奖后，立刻就买下了版权。陈冲导演的《天浴》，《时代》杂志称赞是一部非常精美的电影。继而我的英文写作也打开了局面。我是很喜欢看电影的，只要一看电影就高兴得不得了，只是遗憾的是拍成电影的并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现在我正在尝试用英文写作。两种语言最能区别的是幽默，那是不可翻译的。一个作家能否在两种幽默间游刃有余，是很考验人的。英文写作时的我是勇猛的、鲁莽的、直白的，中文背后的我是曲折、含蓄、丰富、复杂和老奸巨猾的。这是我的双重性格。 2004年10月18日 玻璃车站 刚到尼日利亚时，我们的房子附近有条笔直的大街，叫作ibrahimbabangida。象阿布贾大部分街道一样，它也是以一个昔日总统的名字命名的。路基下面，就是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自由生长的芭蕉树和蒿草形成层层叠叠的绿色，与远处的阿索岩连接起来看，恰恰是绿色大漠中的黄色沙洲。一次在ibrahimbabangida大街上散步，看见一架破旧的小型发电机在路边轰轰作业，这才发现它发的电是输送到雨林深处的一个教堂去的。教堂是用从旧房残骸中打捞的零碎局部拼凑而成的，因而四面来风，八面采光。看久了，反倒觉得它与它的背景呼应成趣，别具一种风情。前一阵再路过那里，教堂消失了，消失得一点痕迹也没有，让我怀疑我曾经看到的是绿色大漠上的海市蜃楼。尼日利亚政府正在实行“夷平政策”：凡是有碍观瞻的建筑，一律以推土机夷平。这座教堂的几百教友大多数属于赤贫阶层，教堂被夷平后，他们去哪里过礼拜，听说教，唱圣诗呢？政府的意思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我们的前任司机依布拉罕姆一日登门拜访，说他租住的房屋也是夷平对象，为了不带着老婆孩子住大街，他希望我们能给他一些“赈灾”贷款。按照尼日利亚的租赁规定，房客在入住之前必须把半年甚至一年的房租交给房东。依布拉罕姆是那种最中规中矩的良民，去年底就付了全年的房租。我问他房东是否会退还他十个月房钱，他说没那事，房东说他的损失更大，眨眼间失去了房产，失去了也白失去，他找谁去？政府倒是痛快，推土机四处走一趟，阿布贾将只剩那些特给他们挣面子的楼宇，至于千万个从废墟上走出来的依布拉罕姆怎样避暑避雨，他们还是那个意思：你们自己看着办。依布拉罕姆对这个政府早就没了脾气，问他纳了税给政府，政府拿税收为他做了些什么，他笑呵呵地说：“不做什么。”问他为什么在电源紧缺、常常断电的阿布贾看到大白天点路灯，而夜晚黑灯瞎火，他也笑呵呵地说：“一直那样。”再问他为什么满大街的孩子买香蕉、擦车窗，而不上学，他也毫无脾气地说：“上不起学啊。” 推土机推着推着，美国大使馆的当地雇员也开始人心惶惶。即便他们自己的住房幸免于夷平，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总有住在那类“有碍观瞻”的房屋里的。大家开始筹钱，准备接应走出废墟的三亲六故。不仅当地雇员慌乱，美国外交官们也忧心起来：一些便宜餐馆也许会进入被夷平的黑名单。一个周末，大家相约去最好的一家印度餐馆，叫wakki’s。wakki’s不仅菜好吃，装饰情调也好，是用粗毛竹搭起的小楼，外面蒙着一层细纱网，以免竹子有缝隙，漏进蚊子。尼日利亚属于半沙漠，旱季从哈拉来的灼热干风能把树叶和草都吹焦，因此不是产竹子的气候。但为了这座竹楼的设计，walkki’s的老板显然从国外进口了竹子。阿布贾没有影院、剧院，没有商场、书店，可消磨周末的无非是几家餐馆，wakki’s应该居第一或第二。我们长长一溜车队开到walkki’s所在的小广场，却怎么也找不着它了。天已黑了，一个人在多弯的阿布贾迷路的可能性或许存在，但集体迷路就比较魔幻了。大家下了车，拒绝接受walkki’s也在推土机履带下粉身碎骨的事实。因为它既不丑，也不陋，比起阿布贾许多煞有介事、不伦不类的豪宅，它漂亮多了，也人情味多了。不久我们在英领馆举行的苏格兰舞会上，嗅到了wakkie’s浓郁香气：虽然wakkie’s被夷平成一行电话号码加订餐广告，英国总领馆依然雇用wakkie’s来提供自助餐。印度老伴和员工们平和地向大家证实，政府为了确保阿布贾的市容更美丽，把wakkie’s的竹楼夷平了。这样一个精彩的餐馆，连同它的tandoori吧台，（吧台内厨师们当中表演印度烤肉和飞饼），连同它的进口毛竹以及东方情调一块被夷平了。象所有被夷平的建筑一样，wakkie’s的一切损失都是活该，别想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的补偿。几个月过去，阿布贾德外交官们对wakkie’s的缅怀足以成立一个治丧委员会。新上任的人从已离任的人那里得到wakkie’s的口碑，一来阿布贾便打听它，人们不得不一再向后来者重复walkki’s的壮烈殉难过程。 我们住宅大院的一些门卫也开始秘密地向院内的美国外交官借钱。一个门卫某天拦住了一个年长的美国官员，塞给他一封信，信里称他“爸爸”。年长的美国人理解门卫被绝望所逼而认他这个陌生人做父亲，所以慈祥地忍住了不适。门卫的住宅将被夷为平地，他希望他认做父亲的人可以借一笔钱给他。年长的美国人来到尼日利亚不久，不知怎样处理这种局面，想请教管理处的负责人。但过了几天，这个门卫便从大使馆消失了。门卫向大使馆的美国工作人员借钱是违反规定的，这一点那个门卫很清楚，只是人在绝望中，连失业的危险也甘心去冒。 夷平政策从城市向郊区推进。女管家希望小姐的未婚夫叫阿奇邦，有志于教育，大学毕业后自己开办了一个小学校。他一个人教一百多个学生，都是穷得读不起书的孩子。最困难时期，阿奇邦连教室的租金都勉强支付，但他一直坚持了好几年。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的学校也将被夷为平地。既然政府嫌穷校长为穷孩子们租的校舍难看，那么是否提供好看些的校舍，来支持阿奇邦这样的教育志士呢？政府是由一帮贪官组成，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高尚看成十分可疑的东西，所以阿奇邦的申诉得不到理会。夷平学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从阿奇邦的脸上，我就能读出那个荒谬悲哀的倒计时。终于一天，他穿得十分整洁，路过我窗口时告诉我，这是他最后一次去他的学校；他和他的学生们就要在这天告别。过了几天再见到他，他似乎变了个人，没有半点曾经的踌躇满志，眼睛也躲着人。失业的他，难免成为希望小姐的负担，现实对他这样十多年寒窗读出大学文凭的男人无疑是难堪的。不久他去了驾校，但在一个失业率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国家，驾驶员的位置也是千载难逢。于是他又去学修理，想在美国大使馆干一点修理的零工。却是连这样的屈就愿望也不可能实现，他们小两口仍然只能靠希望小姐一份工资生活。后来听说阿奇邦到教堂的孤儿院给孤儿们上课去了。那是个不挣钱、相当于义工的工作。我的理解是做义工的人首先自己要有饭吃有房住，一无所有的阿奇邦做义工的心情一定和戴安娜王妃有所不同。每次阿奇邦从我窗前走过，都是个匆匆的影子，头埋着，希望自己尽快淡出画面。他一直想攒够了钱迎娶希望小姐，失业后只能无限期推迟婚期，并挤住在希望小姐十平米的小屋里。阿奇邦的样子让我感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夷平运动，在他的个性中也夷平了什么。 沿着大马路走，能看见一个个崭新的公共汽车站，看上去从质量到设计都超过旧金山的公车站：钢筋架子镶茶色玻璃，玻璃里面偶尔还装有广告。胜过旧金山的是玻璃上没有愤怒的涂鸦。它们出现在阿布贾已有好几个月了，却始终没见有公车停靠。阿布贾的人没有房子可住，但公车站比旧金山人更好，可以站在里面里等待梦幻的汽车。不久发现玻璃车站成了供人避雨或等待记程摩托（奥卡达）的地方。如此造价昂贵的摩登玻璃车站至少证实了一个辩证法：不破不立。 每次去超市总在红绿灯路口碰上一大群汗流浃背的孩子，大的十来岁，小的六七岁，提着大罐头盒做的小桶，里面放着刷子，肩上搭着抹布，红灯一亮，他们就一拥而上，往车窗上刷肥皂水，再用抹布擦拭。碰到心软的人，就会给他们十元，二十元的小钱，但绝大多数人都在他们蜂拥而至时，赶紧打开雨刷，使他们无法涂肥皂水。这些人也没错，孩子们擦完的玻璃只能带来昏天黑地的视觉效果。我常想到这些孩子们穷得连衣服也穿不起，还要花钱买肥皂水，结果钱也白花了。尼日利亚或许有许多类似阿奇邦的教育志士，企图把这样的穷孩子纳入教室，只是他们的志向和努力都被夷平了。 地上宫阙 在阿布贾这个首都城市到处能见到建筑史上各种文化的实验品。当然移民史和各种族文化的兼融痕迹也都在建筑上体现得很明显。之所以说它们是建筑的实验品，因为建筑设计师们以它们发挥了最大胆的想象力，使一个建筑往往要承载他太多的光荣与梦想，因此画龙点睛的、画蛇添足的都有。每幢建筑物都不胜其累，即要体现别出心裁，又要体现雍容华贵，还要体现民族文化传统。想想也真不易，建筑设计实现了如此多如此宏大的企图，还得顾及到实用性。有时实用性就在主次关系排列中往后推移了。邻近我们住处的一幢巨宅华厦，(不知什么原因，它的工期长达一年，还没有竣工的迹象。我猜想设计蓝图在实践中正被大大涂改)高出围墙数米，大门的巨大罗马柱威风凌凌，柱子撑起宫殿似的拱门，结构之繁琐，工料花费之浩大，将来的宅主可以大过豪华之瘾。何止豪华，几乎是帝王之气。每次乘车从它前面过往，都为它遣憾：这么豪华的拱门廊柱，却开错了方向。我计算了一下门与围墙的距离，只有不到五六米，也就是说，墙与大门之间，没有任何空间让你举头瞻仰它的宏伟、高大、凌人之势。建筑师忘了，空间是豪华的一部分。正如受佛教哲学影响的中国画家，把空白作为笔触块面的一部分。没有哪一座著名的帝王建筑不借空间造势。也许是房主造得起房买不起空间，也许是他是个实惠之人，买多大地就用多大房把它占满，一寸土地也不浪费。不过无论他怎么设想的，给我的感觉是他太不懂如何豪华了。几百年殖民主义的影响深远，殖民者当时在英国享用不起的豪华，到此地都要享用，因此这类豪宅便是上流社会的象征，是本地人可望不可及的去处。它之所以坚持几百年前豪宅的风格，尽管在当代生活中显得堆砌、庸肿、虚张声势，就是因为它代表贵族生活。所有有钱的本地人都要拥有一座如此的住宅。所有没什么钱的外国要人，也会租赁一幢如此的住宅。英国人在哪里殖民，就会传播它迂腐的等级制，就会培养一大批醉心贵族的平民。 这段殖民历史不仅在建筑外观上体现充足，房宅内的设计更令我啼笑皆非。我们的房子全是不厌其地设有双门，双通道，刚搬进去，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把好好的整体切割得肢离破碎：一个大厅有一个拱门不难看，弄出肩并肩两道拱门，看上去即琐碎又多余。我当时想：一个拱门上应标有“男”，另一个标有“女”。或者一个作“entrance”一个作“exit”。不然怎么来理解建筑设计师的意图呢?后来我才明白：主人走右边的门和通道(亦或左边的)，佣人走左边的(或右边的)贵贱绝不容混淆。前门归主人走，佣人是没有钥匙的，侧门归佣人走，主人也没有钥匙，主仆不必担心有打个照面、嘘寒问暖，谈谈天气的时候。大概这种建筑设计的理想是把仆人变成隐形的服务者和劳动力，因此无论美国人英国人怎样以粮食、药品、教育援助非洲，这样的住宅设计会永远提醒非洲人外来人和他们的本质关系，永远不会忘记黑是黑、白是白，只要一有引发点，全体揭竿而起。在心灵上没有尊敬的物质援助价值又如何?因而，接受援助的一方也缺乏尊重。我们所住的房子都带有“boy‘squarter”，即“仆佣居室”，面积窄小，没有空调，炎热无比的非洲，全指望他们祖祖辈辈袭承下来的抗暑性。同一院墙内，贫民窟和华厦并存。并且“boy‘squarter”的叫法，也让我深思：不论男女，不论长幼，皆“boy”也，似乎人一卑贱，在优越者眼里就永远是半个人，是无法平等对待的未成年“boy”。厨房和洗衣房也没有空调，意思就是这两个地方主人不必涉足，碰上我这样爱烹饪的人，等级制度派生出的这种建筑设计就祸害到我了。四十几度摄氏高温的季节，厨房里假如两个冰箱一块用，加上烤箱、炉灶，每次在家里大宴客，我自己先蒸成一只红头龙虾。 因为城市的坡地多，我喜欢在高处看市容。应该说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是热带丛林中的都市，大自然与工业文明(尽管极其有限)没有明显接壤处。最辉煌的建筑都不属于人，而属于神。不是教堂，就是回寺，最大的回寺是阿布贾的自豪，远看真是与朝日夕阳同辉。最大的天主教堂架构已经落成，等峻工后将何等气魄，完全可以想见。但我看见四周几部大吊车始终静止，也从未见任何建筑工人出没，就向一个朋友打听。回答说这座教堂和全城无数未完成建筑物一样，是腐败系统的牺牲品：一般公共建筑得到资金之后，层层官员贪污此其一，还要用于贿赂各个部门，如买器材、工料。若什么器材必须进口，就更惨，因为海关雁过拔毛，不满足他们，器材将被长久扣押。尼日利亚几乎没有重工业，许多材料和器材想必是要靠进口。因此资金预算便开始透支，建筑的速度远远不及挖墙脚的速度，于是一堵墙一堵墙被贪污者揣进了腰包，这两天我终于看见大吊车开动了，听说国内国外捐款的人很多，但愿建筑能加速，赶在贪污者把墙脚挖塌之前。 我发现只要风格单纯，建筑就好看，一旦设计师想在在建筑里实线种族大团结、各文化大统一，结果就是不伦不类，似是而非。一座简简单单的楼，偏要装上阿拉伯式的葫芦形门窗，颜色又漆成非洲人的大红大绿、鲜黄翠蓝，看了让我捶胸顿足。有一座巨型办公楼完全是按远洋客轮的形状建造，甲板、船玄全有，连颜色都仿照远洋客轮漆的，远看就是泊在绿色丛林中的轮船。由于求形状逼真，楼内必然被切割出许多无用的零碎面积，以及死角。设计师只顾让他的想象力疯狂起舞，把实用性忽略了。还有一些楼房，通体贴满花梢的大理石，有些土红色大理石本来很美，作了这种用途不但不显得华贵，而显得艳俗。而且任何豪华的东西大面积堆砌效果等于一个女人同体挂满首饰，让看的人目不暇接，气都穿不上来。我的趣味当然不能替代大众。但我相信审美是有一定原则的：比如能用一根线条达到效果，不应该再多加一根线条。真正贵气的东西，往往在外观上内敛、沉著、大拙若巧。还有一点，就是人性化，即无论建筑设计的追求怎样伟大，它应该为人服务。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玛克(libraryofsanmarco)图书馆建于文艺复兴时代，以它的宁静、朴素、极度和谐使人感到人性化的高境界。意大利北部的尔比诺，又一座宫殿角杜考（ducalpce）也是线条流畅，开阔而和谐，一反宫殿的繁壅。它们之所以成为建筑史上的经典，并使当代人在欣赏它时没有身处文物的感觉，就因为它的简约、明快、人性化。并不应该排除华美，只要是华美得精致，细腻，工序到位，也是精品。华美的建筑典范在东方和西方都很多。华尔不美的例子也很多。最可悲的是醉心豪华又对美完全麻木，后果就是住起来麻烦，看起来丑陋的建筑败笔。 看来最早的殖民主义者留下的影响是很难肃清的，而且这并不是贵族的影响，而是醉心贵族的人的影响。我可以想象，离开英国，来到安危未卜的黑非洲开种植园，进行贸易的探险家们都属于什么社会等级。贵族是不愿意来的，他们离开了上流社会圈子、离开他们的生活方式很难生存。只有不怕输光的人，也就是，没什么可输的人，才会在危险中寻找机遇。也不排除生性不安份的人，他们好奇心过剩，生命的追求在于揭晓他们心目中一个又一个疑谜。这类人是人类精英，占极少数，而大部分殖民者是为生存所迫。 大概刚刚落成的美国大使馆办公楼是全城最现代的建筑了。银灰楼体，线条简约，造型具有几何感，大气中不乏精致。里面装饰墙面的画都很抽象，全是经过了精心的整体设计。家具也非常酷，流线体，色彩是这几年流行的明朗色彩。楼体离马路很远，全部铺着水泥，烈日之下光辐射令人目眩。一眼望去，这座建筑有一点未来世界之感。像是世界毁灭之后，再生出来的全新的异化的文明。没什么可说的，这是一座工业大国的建筑代表作。但我只去过两趟，为了使用大使馆时常畅通的email，（我家里的线路时常不通）就再也不愿意去了。反省起来，我想我反感这座建筑冷酷无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大部分设施不是为了人在里面自在和愉快，而是为了防范。精力财力花不为游人花费，而是为敌人而花费。周边的开阔地决不是因为审美所需的距离，而是为了防弹。一旦人肉炸弹冲进去，可以有足够距离周旋。还有就是要以如此的冷面吓退本来就心中打鼓的签证申请者。所以非人性化的建筑，辉煌是空泛的、无机的，再也精致也不美，至少在我是这样认识的。 古染坊 卡诺是尼日利亚的第二大城市，排位仅在拉格斯之下，并且很古老，有一段千年城墙。从中国回到阿布贾，我一下飞机听说一帮朋友要去卡诺，也不顾三十几小时旅途的折磨，拿了几件衣服就跟着上了路。一部中型商务车里坐了七八个人，看来是想以人多壮胆。卡诺在几个月前发生了一场血战，出动了上万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牺牲者有几百。而且公路上有土匪出没，有时歹徒装扮成警察，提着卡宾枪，借口搜查逃犯，停不停车都在劫难逃。同路有一位刚从美国来的实习生，说她昨天早晨四点从机场出来，不久就碰上了土匪，幸好有武装警卫押车，闯了过来。我问：那又怎么区别土匪和警察呢？有人回答：没有区别。大家常常在阿布贾的马路上碰到一群警察，荷枪实弹，截下车就把个巴掌伸到你鼻子下，说行行好吧，这年头当警察太苦了，午饭钱都挣不来。他们倒不完全是胡扯，政府常常欠发工资，他们的制服费用﹑摩托车油费﹑饭钱都得靠他们在马路上劫持车辆，挑到毛病的罚款，找不出碴子的就软硬兼施地伸手，逼人为善。 进了卡诺城就觉得气氛和阿布贾不同，一些地方有“美国人必须走！”的标语。看来是需要靠人多壮胆的。穿过城区，到达王子酒店，门口见一群卖水的人，坐在手推车旁边，车厢里装满巨大的黑色塑料方桶。一桶水花十个尼拉，周围居民就靠这样买水过活。王子酒店是当地的五星级，房间里搁一张大床，剩的空间就只容人侧身横行。我和来瑞都变得多礼起来，动一动就相互咕哝“对不起”。浴室倒是赏心悦目，一片天蓝色，但毛巾只有一块。水是从一个悬吊在浴池上方的大桶里出来的，但并不是你想叫它出它就出；它不出也早有对策，屋角放了个塑料桶，盛了些备用水，请你自己动手。餐厅非常讲究，蜡烛﹑假花﹑雪白的台布，至少是美国假日酒店的规格，菜的价格却是伦敦的或巴黎的。当晚是大使馆做东，请当地的几位名流。客人一到场，我吓了一跳，男的一身名牌，女的素雅高贵，让我错觉是在曼哈顿。一路进城时，说到卡诺的富人，谁指着树林深处告诉大家：巨宅豪门，在此地都是隐蔽的。看来客人们都是从那些隐蔽的住处来的。谈话内容也是高尔夫，欧洲和美国。他们是黎巴嫩人，拥有一个工厂，设计和印染非洲的传统花布。 第二天我们到了黎巴嫩人的印染工厂。厂部设在不比一个公寓大多少的店面房里，朝街的一半放了几部计算机，坐着几个工作人员。后面的走廊里陈列了几百种设计布样，一条一条悬挂在架子上。老板的办公室就在走廊拐弯处。没有坐的地方，大家就围着办公桌站着。一会儿，黎巴嫩的早点和咖啡送进来了，我们站着吃喝起来，一面听老板介绍了几种在非洲女人中最盛行的花色，说它们从织到然再到印的一系列工序。一块布的完成，竟需要两个礼拜。可惜工厂很不景气，因为中国人的仿制品冲进了市场。两个礼拜的工序，仿制只需要几小时。老板的悲剧原来和我的同胞有关。 卡诺还有一个古老的染坊，有五百年历史。染坊是一个大院子，地面上布满一个个染坑。染坑有一丈多深，大小相当于中国的水井，只是没有井沿儿。院子里跑着一群群羊羔和孩子，都敏捷地在坑上跳跃。染浆绝大部份是深蓝，相仿于中国民间的印花布颜色。我们小心翼翼地绕着坑走，怕一失足就改了肤色。染浆都很陈，有的有上百年的历史，上面浮着落叶，虫尸，花瓣，纸萷。富有的染匠一家拥有几口染坑，大体上能从染坑里捞足衣食住行。但多数染匠都很贫穷。染匠们坐在坑边，把一块布料揿没在染浆里，然后把它拎起来，在空中待上几秒钟后，再将它揿入水中。这两个动作要重复八九天，一块布才能染成。把布料拎起，为使颜色在氧气的作用下产生化学反应。我以为染布都靠煮，颜色是煮上去的，这儿的染法似乎更古老。美国人看见古老的东西不照相是不行的。于是都找上那个形象最古老的染匠合影。老染匠一下子就把头挡起来，张开没剩几颗牙的嘴，笑着嚷了句什么。翻译告诉我们，他说相不能白照，得给钱！翻译说现在已经够开通了，过去照相是犯忌讳的。我们全傻眼了，问他要多少钱。照一张两百尼拉。一百怎么样？一百就一百。非洲人喜欢漫天要价，你杀价杀得再狠也不伤和气。 穿过染坑，有几间矮房，里面的人是专门给布抛光的。十六个汉子盘腿坐成四排，两人一组，面对面，中间搁着折成四方的布料，两人的木锤就往布料上抡。木锤一头大一头小，有些象中国洗衣的棒槌，只不过粗若干倍，也稍短，木料是非洲特有的硬木，木质极硬，木色温润，长年把握在人的手里，它们也都借了人气，透出皮肉般的圆熟来。汉子们全部上身赤裸，黑色的皮肤泡足了汗水，便有了他们手中木锤的质感。我们都上去试了试木锤的份量。十好几磅重的木锤举是举得起来，但落下就狼狈了，砸的东一处西一处。胡乱砸了几下，师傅又返工，整齐密集的捶打形成一排一排波浪形花纹，锤过的地方闪亮如锦缎。非洲不长桑树，养不了蚕，绸缎靠进口，人们都是穿麻和棉，据说这种打上去的绸缎光泽是很经久的。抛光房没有窗，泥墙上溅起木锤的回音，便有一种舞步在里面。十六个人你起我伏，必须十分讲究节奏，否则就会砸在对方的木锤上，或砸到对方的手指。这是个依赖节奏生活的民族，捣木薯，砍香蕉，织布，染布，锤布，都可以成为丛林篝火旁的鼓音，都可以抒发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歌舞。 染坊后面是个居民区，失修的窄街两边，密集地座落着底矮的房子。门全都大开，磊落地展示着房内的赤贫。大部份人家没有家具，坐就坐在水泥地面上。住宅区的生计似乎也是从染坊里挣来，街上晾晒了许多染出的布料。女人们坐在门口的地上，把白布用针线打起皱褶，皱成一圈圈网形图案，这便是扎染的第一步。她们缝一块布需要一天时间，可以挣两百尼拉。扎染和蜡染的工序和中国很接近，隔着两大洋和一大洲，不知最初是谁向谁取的经。一条街走到了头，我们中的某人指着一块晾在绳子上的扎染布料，随口向一个大嫂打听价钱，她不会英文，表情却极其兴奋，打发一个孩子去叫人。很快一条街的人都来了，大人孩子，男女老少，手里都抱着扎染布料。我们给包围起来，看他们一块一块地展示作品。布料的确很漂亮，但这种供与求的巨大悬殊令人恐怖，一旦买开了头，大概就更难脱身了。几次突围失败后，我们最终买了十多块床单和长条桌布。后面还有人抱着布料跑来，没做上生意的人跟着我们往街外走，不时举一下手里的布料，希望我们中的某人再给他(她)一次机会。由于逃得惶恐，大家都没听清翻译介绍的处理布料方法，似乎是先用盐水泡，然后用醋水，使颜色永驻。 走出染坊大院，看见一只小羊羔，灰褐色，大概刚刚断奶，头上还没有长角。不知为什么，染坊里外都没什么青草，却养了一大群羊。灰褐色的羊羔从地上叼起一根玉米皮，已经干枯，它嚼了嚼，吐出来，味道一定是太差了。但它看看周围，不吃的话连这片玉米皮也没得吃了。它再次叼起玉米皮，一点一点地嚼着，吞了下去。我看不出这只小羊活着的乐趣是什么。正如我很难看出是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染坊里几百年如一日的艰辛生活。但我坚信，毫无乐趣的生命是绝不会延续和繁衍。 回阿布贾的路上，有一个沿公路摆开的集市。停了车大家就从车窗买一些水果，蔬菜，鸡蛋，一个朋友还买了些草药。交易刚刚开始，突然听见一片噪杂声，往车子的另一边看去，只见一大群人向我们狂跑过来，头上顶着大盆，里面装着冰块冰着的鱼。还有顶着牛肉和羊肉的。苍蝇也来了，司机吼叫：“快关窗！”但有的人拿了货还没付钱，有的人付了钱还没拿货。车子一时动不了，渐渐关上的车窗玻璃上满是黑色的面孔，白色的眼睛，粉色的手掌。司机说：“他们知道美国人有钱，见了美国人的车就堵上不让走。”车子被围得不见天日，司机连声按着喇叭。再来看看人群已不都是小贩了，许多乞丐正穿过马路涌来，孩子们架着残疾的父母，少女搀扶着瞎眼的老人，我们的车象是舍饭棚，点个卯就有份儿似的。司机一再嘱咐不能给钱，不然车子今天真的动不了了。得了钱的人会去召集更多的老乡来，那就要出乱子了。还是有人扔了些小钱出去。终于突围出来，一群盲人仰着面孔，“目送”我们的车离去。老远了，还看见残疾的人群歪歪斜斜地站在灰尘里。难怪美国人那么容易对自己救世主的角色信以为真。 来瑞拿着买回的蓝色扎染布料去一位裁缝那儿。下一个星期五，是大使馆便装日，他把裁缝作的非洲行头披挂起来。下班之后，他脱下袍子，发现自己的肤色成了蓝的。在染坊逃得太慌，大概把洗布的配方弄错了，反正不是少了盐，就是多了醋。据说头一次的泡洗非常重要，好比冲洗相片的药剂，错了就难改过来。果然如此，后来那身袍子穿一回，人就要蓝一回。 戒 荤 我戒荤戒了好几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2004年，我去河南农村搜集素材，下榻的村子里有户农民，以养奶牛为业。春天下的两头小花牛，一公一母，憨态可掬，我每次见到它们就走不动路了。它俩总是拴在桩上，只能吃脚边的草，远的够不着。我从别处扯来草喂它们，喂了两天就认识我了，如果手里没草是别想走近它们的，它们会叫得又赖又娇。离开村子之前，我最后为了它们一次，看我走远，小母牛四只蹄子一块蹦，一面仰脸直吼。小公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光傻乎乎的。牛的主人曾经告诉我，小公牛长到一岁，就把它杀了卖肉卖皮子。公牛不产奶，不产犊，养它就图一堆好肉。我脱口问牛的主人，假如买下一个月大的小公，他要价多少，他一愣，然后说三千来块吧。当然我不会那么疯，到北京大街上去放牛去。不过想到小公牛年底要变成一堆肉，我觉得所有的肉都和小公牛有关。那是我第一次戒荤。 到了尼日利亚，我的素食主义坚持了两个月，实在不得不开戒。尼日利亚没有豆制品，没有蘑菇，总之是我“食之以当肉”的东西统统买不到。皈依洋食，我又吃不来起司。每天上午写作，下午健身，不久就身、心两干枯。并且来瑞是个肉食动物，我不能顺便也把他的荤给戒了，加上我常开家宴，不吃肉而每天大事烹肉，这都对我的戒荤初衷是莫大嘲讽。于是想通了：坦诚的恶要比虚假的善好些。在美国时，有时会碰到一群动物保护者，见到穿“千金裘”的女人，他们弄不好会上去动剪刀。有一次我问他们：“你们穿的皮鞋是谁的皮做的？”我的意思是：貂皮、狐皮是皮，牛皮、羊皮也是皮，不要在动物里搞种族歧视。一种原则若不能贯彻始终，那就别费事贯彻了，这是我戒荤失败时找到的自我平衡方法。 阿布贾的肉食其实非常紧缺。假如请客拟的菜单上有糖醋排骨，必须一个月前从离阿布贾四小时车程的肉食公司预定，送来的货里也许恰恰没有排骨。阿布贾一共三家超市，展示在玻璃货柜里的肉往往色泽惨败，质地僵死，看上去牲口们去年就变成了肉。问问售货员肉是否新鲜，她会说：“新鲜。”若问：“是这星期进的货吗？”她会回答：“是的。”她是一副被多次戳穿、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好态度。因为海鲜的新鲜程度更差，加上禽流感的恐惧，所以不管肉类多么象文物，还是得拿它在家常菜和家宴里翻花样。 一天我在书房里写作，听见隔壁院子里冒出一声惨号。我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嚎叫声凄婉绵延，完全是一个妇人在哀哀求生。隔壁是沙特阿拉伯大使馆，我想起他们有时会欺负欺负女人，不高兴起来拿女人不当人。我冲到墙根下，对墙那边大喊：“你们在干什么？！”没人理我。惨叫还在继续。我们院的一个门卫跑过来说：“没事，就是杀羊。”我吃惊羊的哭喊竟比人更惨，表达力更丰富。我接着对墙那边喊：“喂，你们在对羊干什么？！”又过来一个门卫，说：“没干什么，就是杀它。”他们见我失魂落魄地站在毒太阳下，为我的不可理喻偷着乐。我听着羊的叫喊，四十几度的气温，我越听越冷。原来羊也会哀哀求生。我回到屋里，泪流满面，女管家希望小姐进来，想安慰我几句。我却抢先开了口，说：“从今天起，再也不吃肉了！”大概希望小姐认为吃得起肉而不吃比较无聊，也比较矫情，晚饭时她对我说：“那时母羊下羊羔。”但我坚信门卫们告诉我的是真情，所以铁嘴钢牙，发誓饿死也不吃肉了。 过了一阵又在家里大宴宾客，一位中国客人带给我一把茴香和一把韭菜。茴香和韭菜在非洲的气候几乎不生长，所以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两把蔬菜更珍贵的礼物了。第二天我用韭菜加鸡蛋做了一些饼，茴香和上猪肉，包了几十个饺子。煮饺子的时候，茴香久违的香味漫开来，让我象犯了毒瘾一样不能自持。住在美国的十几年都没有吃过茴香饺子，我对自己说：就尝一个吧。一个饺子吃下去，我后悔莫及：只吃一个比一个不吃要残酷多了。意志一沉沦，人马上就破罐子破摔。我坐下来，跟来瑞一块吃到盘中最后一个茴香饺子。这时幸福对于我一点也不浪漫不虚无缥缈，它就是对准茴香饺子咬上去的刹那。 戒荤又是一次大败。不过这次自责较少。好比常入监狱的人，出出进进久了，也就生出平常心来了。朋友们常在饭桌上问我：“最近在吃素？”他们也不大看好我的戒荤前程。 在我们房子附近的小街上，徜徉着一群自由自在的山羊，啃啃青草，嚼嚼垃圾。小羊们见了人，会把头一埋，用两个拇指大的犄角对着你，象是好战的活卡通。母羊和公羊对人的认识比较深刻，知道这种两足兽比所有的四足兽都厉害，见了人拔腿便跑。小羊们不跑，它们回头又叫又撵。企图亲近小羊们的我，在它们爹妈看来就是直立行走的大灰狼。穆斯林新年临近，街上的羊群还是无忧无虑的漫步。我天天点数，怕谁做了新年盛宴的一盘菜。这天我又听见羊的凄婉求救声传来。我拿起睡觉堵耳朵的耳塞把叫声堵住。羊叫得太惨，怎么也堵不住，我抱着手提电脑跑到了二楼，跑进主卧室里的浴室，把门关严。也许是心理作用，羊的叫声仍然不绝于耳。一上午过去，我又赌咒要清心吃斋。希望小姐劝我，肉还是要吃的；我一个人戒肉羊一头也不会少死。而且她给我分析：“假如杀羊，一刀下去就完了，它叫什么呢？当然是母羊产羔。”门卫来自畜牧部落，希望小姐来自海边部落，我当然更信门卫的话。 吃了一阵素，觉得有点无趣。有时做了上海狮子头，或者绍兴醉鸡，我就感到誓言又要崩溃。这时我拼命地让自己相信，希望小姐的哄慰是真的。心里动摇来动摇去，实在叫作“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穆斯林年关越来越近，我问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的一个门卫，过年他们会不会杀羊。门卫看了我一眼，反问我：“怎么了？”也许他知道我是上次为了羊而管闲事管到他们地界上的东方女人。所以我听得出他的言下之意是：“这还用问吗？你不是找抢白吗？”我又问他街上那群羊是不是他们养了吃的。他回答说那群羊根本就不是沙特大使馆的。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一个傍晚我牵着可利亚出去遛，路过那幢盖了一半停盖的烂尾楼。羊的惨叫从楼后面传来。楼中有几家“蹲点户”，（即漂流到城市在这类无主建筑里落户的人），有一家是穆斯林。那群羊是他们的。他们也在准备年货呢。我拔腿便逃，一直跑进我们的院子，才甩掉了令我腿软的哭嚎声。我吃肉的胃口再次败下去。 第二天我看到那个山羊的家庭，少了一只公羊。公羊不产羔，不产奶，首当其冲到了锅里，盘子里。我走到烂尾楼旁边，恰好穆斯林家庭的主妇在街边卖饮用水，我装着闲聊，和她打招呼：“过年了？”她笑着回答：“是啊。”“杀羊了？”“杀了一只。”他们没有冰箱，吃一只杀一只。我想问他们下面会杀哪一只羊，但即使克制了自己的愚蠢。因为我打算说：“别杀了，那只我羊买下了。”我如果真那样说了，在她眼里或许就是顶可笑可恶的人，财大气粗，到吃一年木薯才吃上一回肉的人中间为山羊们买生路来了。这个烂尾楼里朝不保夕的生命可不只山羊，有本事你都花钱买下吧。那群羊终于从街上消失了。后来发现它们的主人也消失了。烂尾楼的主人突然弄到了一笔钱，可以给楼添砖添瓦，但能不能了结工程，还得看工程进程中贪污的人是否手下留情。或许蹲点户门的把大大小小的羊都杀掉，风干，驼走，这样漂流起来会方便一点。 快乐时光 在阿布贾的外交官圈子里，有一种普遍的社交活动，叫作“快乐时光”(happyhours)。“快乐时光”不需发邀请，只在大使馆自印的小报上登个消息，来不来随你便。因此每个星期五晚上，无处消遣的驻外人员们都到小报上寻找消息，然后便去某处混掉一段“快乐时光”。酒是管够的，但也够劣的，包管你在两杯之后对所有人都生熟不忌，畅所欲言。食物常常不够，因此大家是半饱而来，或半饱而去。“快乐时光”的主人和客人也往往不认识，客人和客人也最多似曾相识。有次一个女友告诉我，她的丈夫不懂快乐时光的规矩，每回都堵住一个人猛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和人家讨论，弄得对方怕他，拼命找借口逃走。“快乐时光”的理想交流方式，是手拿酒杯在人群里行云流水，和每个人都道上安，问上好，谈话不超过五句，无论别人对你还是你对别人都应该是走马灯。 一次我们发现了一个“快乐时光”，东道主是比利时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问问周围人，都说不认识他。他的房子离我们不远，隔着突尼斯大使馆的宿舍和伊拉克大使馆的宅邸就是了，步行才不到两百米。我们实在想不出其它更好的事可做，便厚了厚脸皮出席了。主人叫保尔，四十出头，仍打着光棍，有条牛犊大的黑狗，竟也很给我们面子，一声不咬。看来常出没这里的客人陌生的比熟悉的多。保尔职位一定不低，院子有我们五个大。院子里摆开七八张桌子，上面放着坚果和甜玉米花，有点中国农村办红﹑白事，吃满月酒的气势。所有的酒都集中在靠廊檐的一张条案上，种类远多过出席者的人种。啤酒一打一打迭罗汉，从地上迭得半人高。似乎是谨防大家结伙深谈，院子里没有摆椅子。保尔一视同仁地接待每一个人，递上他的名片，招呼大家喝酒。 八点钟左右，头一批客人喝得站不稳了，开始告辞，另一批客人恰好刚到。不久每个人都边喝边拍头打脸，因为成千上万只指甲盖大的飞虫把灯都遮黑了，到处都是沙沙作响的虫翅声。抬头看看月亮，白亮的月盘上也生满雀斑似的。有人说飞虫是冲灯光来的，灭了灯就清静了。保尔立刻采纳意见，熄灭了院子里所有的灯。虫子顿时消失，但再来的客人连主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了。一片黑暗中，有没有混进来的伊拉克人和美国人友好碰杯都难说。大概因为那次伸手不见五指的“快乐时光”，人们对保尔的长相都印象不深。后来我去超市买东西，我的司机挨了一个白人的骂，我上去帮司机的腔。但等那个白人把车开走，我一阵后悔，因为我想起他就是保尔。保尔实在亏得慌，破费那么多酒钱，却没让自己在客人中混成个半熟脸儿。 各大使馆的内部小报上有时也登其它的夜晚节目。比如土耳其大使馆在一个星期五请来了模特表演队，展示几位当地服装设计师的作品，多半是根据非洲部落的土著服装创作的时装。人们在几个礼拜之前就开始奔走相告，订座位约朋友，为这个稍微高尚些的消遣而兴奋。这和”快乐时光”不一样，不能有“混”的态度，一袭裤衩汗衫就算衣冠周正了。在阿布贾没有歌剧院可去，更没有交响乐和芭蕾，去看这个时装表演，大家权当是去听歌剧。所以女人们也都憋着劲要盛装一回，珠宝也都要佩挂起来。一般的酒会和餐会在阿布贾时有发生，而且在哪个酒会上都碰得到熟人，出过风头的衣服就不能再出，所以先是要自我设计一番时装。出席酒会，女人们一到场先看看自己的服装是隆重过头，还是太过草率，有时所有人似乎串通好了来作弄你，一色的便装亮相，而你衣冠楚楚成了个唱大戏的，一晚上又累又傻又孤立。而这回看时装表演，大家终于不必有“过头”之虑了。 土耳其大使馆离我们的院子也不远，隔着五个大门而已，步行过去应该十分钟也用不了，开车倒反而要对付停车的难题。但阿布贾的街道象黄河，说改道就改道。昨天好好的人行道，今天很可能堆满建筑用的沙土石块，或者铺草坪的草皮，砍伐下来的树枝，未被拉走的垃圾，人行道就改到了马路上。有时水管或下水道漏了，马路也改道，成了运河。有几次我早起按老路线跑步，被人喊住了，说我怎么可以穿过他们的祈祷场。原来那一段人行道被他们改成了清真寺，只不过墙和屋顶是非物质的，好比中国戏曲舞台上的写意性房舍，因而我这异教徒不慎闯入。所以我和来瑞早早吃了晚餐，换了衣服，提前向土耳其大使馆出发。我们把时间留得非常宽裕，怕我的高跟鞋遭遇意外改道。到了土耳其大使馆门口，大门还紧紧闭着，一个看表演的人都没有。等了十分钟，仍然不见人来。马路对过，是一块巨大的荒地，由垃圾场形成的。荒地那一面有几间草棚，住着几家人，也养了几条狗。这时人和狗都站在棚子外面，看着我们两个盛装的异族男女。我们的服装和这片荒地以及他们的草棚形成了不知是谁对于谁的讽刺。又过了一会，总算来了几个人。离开演时间还有十分钟，大门却还是紧闭着。有人沉不住气了，说即便不开门，也该有一点时装表演的气氛啊。这时就有人敲门了。一个警卫吃惊地跑出来反问大家：“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们说知道什么？他说：“取消啦！”大家气坏了，说怎么可以说取消就取消呢？这不是拿人开心吗？警卫说取消的通知刚刚下发，因为装时装的大卡车在公路上被土匪劫持了，设计师和司机好不容易才脱险打电话过来。大家都惊得半张开嘴，一直到警卫再三安慰，说设计师们确实脱险了，才惶惶地散伙。 有一个星期五，荷兰航空公司要举办一次“快乐时光”，以吃牡蛎为主题。虽然不象其它“快乐时光”一切免费，但鉴于牡蛎在阿布贾的稀贵程度，三十五美金一个人差不多就算免费了。据说牡蛎将在当天从荷兰乘飞机，再经过七小时的冷藏旅行到达阿布贾，新鲜程度可想而知。很多人来阿布贾几年也没吃过一次牡蛎，所以都觉得荷兰航空公司功德无量。晚上和几位美国大使馆的朋友一块来到希尔顿饭店，找到了那家意大利餐厅。我们被安顿到一张长形大桌，桌上摆着荷兰航空公司的招牌，并有欢迎字样。点了酒和开胃小菜之后，大家问服务生牡蛎怎样点：按份还是按个，或者是自助餐，吃多吃少凭食量也凭良心。服务生表情奇怪地退了场，不久餐馆经理出来了，笑嘻嘻地说，你们可以点牛排大餐，或者龙虾大餐，价钱同样。我们说我们就是图一顿牡蛎大餐才来的。他代表荷兰航空公司沉痛道歉：牡蛎现在还在拉格斯，被海关扣住了。一个朋友说，一定是没有给海关行贿。经理说，行贿是行了，但钱数大概不够分给每个管事的海关官员，所以没得到好处的人就找事了。海关提出要荷兰航空公司付一笔税，航空公司一听那价码便说，牡蛎你们留着慢慢吃吧，这边改吃牛排大餐了。然后经理说，酒钱全算在航空公司账上。 我们依然每个星期寻找各种各样的“快乐时光”。一次听说法国大使馆每星期放法国电影，对于我这个电影迷来说，总算找到了真正的快乐时光。我和来瑞议论，看看人家法国人，精神享受还是高于物质享受啊。整个尼日利亚一共有一家电影院，在拉格斯，但禁演绝大部份西方电影。好莱坞的电影一部也不准演，怕尼日利亚人受精神污染。据统计，尼日利亚人和世界各国人相比是最快乐的人，也许和不看好莱坞的电影有关。此地之所以盛行“快乐时光”，也是因为没有电影院可去。听说法国电影在法国文化中心的露天广场上放，所以我们都换上长袖衣服和长裤。在阿布贾生活，基本不穿皮鞋袜子，天天赤脚穿凉鞋﹑拖鞋。但这天晚上我们都严严实实地穿上袜子皮鞋，并且在脸上手上涂满防蚊药水。在阿布贾的自然食物环链中，人类捕食蜥蜴，蜥蜴捕食蚊子，蚊子捕食人类，无论奈何与否，大家都责无旁贷。法国大使馆的文化中心并不好找，我们开车在小街里传了半个小时才找到。进去不久，一些法国人来了，拖儿带女，又是食品又是水果，看来这场电影对他们也是一桩大事。但管理人员很快亮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致歉的话：非常遗憾，今天晚上有雨，不得不取消电影。 在阿布贾住得时间长了，发现最靠得住的娱乐还是“快乐时光”。 尼日利亚 去尼日利亚之前，我就一再跟来瑞罗嗦，叫他在住房申请上请求大使馆分一幢带后院的房子给我们。根据我有限的知识，非洲的植被不同于中国和美国，我怕买不着吃惯的蔬菜。到达阿布贾之后，发现房子和家具丑陋得无以复加，但打开客厅的后门，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许久的。 第二个礼拜我设宴邀请了管理员，意图在拉拢他，让他准许我在院子里开个中国蔬菜农场。这意味着要毁掉院子里现存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芜尽管荒芜，毕竟勉强可以叫它后花园。管理员表示他对我的垦荒计划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告诉我院里雇佣的清洁工可以做我的帮手，打发给他三两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于美金两块八角，看来殖民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谱写的。 清洁工是个三十来岁的瘦子。不过尼日利亚人几乎个个都瘦，所以瘦不能作为一个形象特征。其实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绿工作服，戴一顶棒球帽，早上七点就来扫院子。他扫地的姿态很痛苦，两手握一把一尺多长的扫帚，扫起来人得弓成一百二十度。扫帚是用一种草枝扎成，很象中国的老式刷锅刷子，与其说他是扫院子，不如说是刷院子，一寸一寸的刷，院子便给他刷成了诺大个锅，干净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听见那坚硬的刷地声响在我窗外，却看不见人，可想他弯腰拱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国带去的长柄扫帚，示范他如何使用，他却诚惶诚恐地笑了，说：“夫人，那样会扫不干净的。”我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这样扫地，都扫得很干净。他又笑，真正的明目皓齿，说：“非洲人都这样扫，从来都是这样扫。”我问他难道不累吗？他说习惯了就不累了。说着他又一百二十都地折下腰，扫着向前走去，后脊梁上的脊椎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绿工作服下面。为五斗米折腰，折成这个角度，折这么长久，让我心里出现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听见他的扫帚刷地皮的声音，就赶紧出门去。我把他叫到门岗看不见的地方，怕警卫知道他干私活，对他不利。我把我要在后院实施的垦荒计划告诉了他。他听了一半已经咧嘴笑了。这天太阳特暴，早起的气温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顶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亚麻布衬衫，若在一个电影镜头里，我大概就是女种植园主了。两三百尼拉就能垦一片荒，我也开的起千倾橡胶园，我也会发死。等我张开嘴时，两三百却成了一千七，一个准确而肯定的数字，象经过深思熟虑吐出的。讲出这个价码，连我自己都觉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认为公道吗？”我问他。 他只看着我。也许他嫌少？也许他要跟我还价？所有的尼日利亚人都把讨价还价作为娱乐，你不给人家娱乐怎么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价，我该怎么压。可他突然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发现后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条齐齐的田垄。垄面上铺了一层和着畜粪的肥土。我从来没有种过菜，打开一包中国带来的菜籽，便大手大脚的播撒起来。五分钟之后，三垄地全下了种：扁荳，尖椒，香菜，上海青，鸡毛菜。过后的两天，我完全忘了菜园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过后院，突然见一片密密的绿芽，苔藓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原来撒种籽大有讲究，象我这样的大手笔，后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后，扁荳吐须了，我隔着客厅的玻璃门，看见清洁工扛了一些树干，支在扁荳苗旁边。他原来十分有心，树干是打理院内树木时砍下的乱枝，他却没把它们作垃圾扔掉，搜集起来，打得溜光。其实这并不是他的份内工作，说好他的工钱只包括耕翻草坪，砍去花木，也就是那些我没法自己做的重活。田打造出来之后，就全归我自己经营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按菜籽包装袋上的说明，第一期收获就该此时开始了。但上海青还不比鸡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长”这句话来。我蹲到两条田垄之间的空隙里，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须，摘掉黄叶，站起身发现这桩农活竟让我干了一个多小时。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紧翻慢翻，大部份还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气飘逝而去，盛进盘子里的一点儿，就象孩子玩过家家了。但来瑞一吃就吃出了不同。他问这是什么菜，怎么这样鲜嫩。我说就是后院的产品。一直对我的农场打趣的他，这下才重视了。市场上买回的菜太老，纤维又结实又多，简直可以在肚里纺线。相比之下，这一口青菜就是宫廷极品了。 因为菜种得太密，上海青始终小巧玲珑，没有长出它们应有的体积和高度。但它们还是一度成了我们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场。来不及吃的，绞碎了做饺子馅儿。最后吃出一个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经不住这样吃。于是决定改种韭菜和黄瓜。播种十多天之后，地面才出现一点绿影子。又过一阵，能看见几撮绿色发丝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摇，奄奄一息。这天看见清洁工站在站在地头上，偏着脸看它们。似乎不把脸偏成那个角度，根本无法看清那若有若无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样为韭菜的病弱发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签了非文字的协议：他替我拔草浇水，总之菜园里有什么零活他就顺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厅后门，他问我这是什么菜？就该这样细吗？我说至少该粗十倍才对。他说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饭桌上联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粪来，就决定使用化肥。他却说他不会用化肥。尼日利亚人用不起化肥，所以施化肥很不普遍。 卖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剂量，我大致转述给了清洁工：两种白色粉末，搀和在一块，撒到土里就行了。他有点犹豫地看着我，问道：“那个买化肥的人听懂你的话了吗？”他是指尼日利亚的生意人常常没听懂英文就热情地一个劲说“yes！”我说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伟大科学，就照他说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后院，一下子惊呆了。三垄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荳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仅把菜苗烧死，简直就给它们来了一场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点儿灰烬。施的过量的化肥白茫茫浮在泥土上，夜间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错在我没有把剂量听清，还是错在清洁工没听懂我的话也热情急切地说“yes！”了？或许化肥压根就是伪劣品，就象充斥尼日利亚市场的伪劣品一样？不知哪个环节上的大错，毁掉了我的中国菜园。 回到屋里，我发现清洁工没有按时出现在后院。有时从楼上看见他在剪枝或扫地，忙换上鞋，开了门出去，但一到院里，又着不见他的人影了。几次之后，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园就死在那里，幸存的扁荳从废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点一点向高处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养份，每时每刻地拔节，很快菜园又要恢复成那个冷清荒芜的院子了。 渐渐地我也不想为难清洁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动去找他。发工资的日子在迫近，面对一个毁了的菜园，我不知拿出钱时两人会不会尴尬。我想告诉他：“没关系，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会相信我。他似乎把这事看得很重，象是闯下了大祸，足以导致解雇的大祸。 一天下午，大概离“化肥事件”有十来天时间了，我在家里写作，听见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说。隔壁是女佣和警卫们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边热闹，不断有人穿过前院，跑到游泳池边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块取饮料，瓜果也是预先切罢冰镇下的。做晚饭时，我问我家的女服务员希望小姐，下午他们在热闹什么。她说是在开欢送会。欢送谁呀？那个清洁工，他被调离了。为什么要调离呢？这就不知道了。美国大使馆有好几个宿舍区，他被调到另一个宿舍区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调离的，他认为在这院里捅了漏子，留了把柄，长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对我给他的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这样的小心是从他的祖辈传下来的，从殖民时期贯穿到现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的潜意识中。假如我告诉他我的家乡上海曾经也是殖民地，他大概会觉得，我们之间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们的晚餐桌上开始出现扁荳。不仅我们的餐桌，邻居的餐桌也有这道中国菜了。扁荳的生命力怎么这样强呢？爬到了架子的顶梢，无处再爬，就把带着微紫小花的须冉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荚已炸裂，豆种已自择落脚之地，第二代的苗儿已生长出来，东一株西一株，长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气派。其实我很少去后院了，不愿看一块伤疤似的。但扁荳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 酒后长跑之谜 第一次碰到这群奇怪的长跑者，是在旧金山。 那是一个新年除夕，我急匆匆地去赶最后一班轮渡回家。轮渡七点半启航，七点二十五分左右，我还在一公里之外。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贪图阿拉米达岛的优美宁静，没意识到一切桃花源都有赖于与世隔绝，因此这个靠渡船连接都市文明和我们住宅的小岛，到了晚上七点半摆渡结束后，就剩一条通道了——那是一座吊桥，仅供汽车过往。 据说我们岛上一旦发生凶案，罪犯是很那跑出去的，只需把吊桥打开。对于我这个不会开车的人，赶最后一班渡船练出了长跑的耐力和短跑的速度。这一次我瞪着轮渡码头楼上的大钟开始了一公里冲刺。 很快我发现自己混迹在一个不见首尾的跑步者队伍里。这群跑步者一律穿红色礼服裙。 高大的男子居然也能找到合适他们尺码的女性晚装，仔细看，那些晚装多半都是针织面料，可伸可缩，并且十分性感，但供乳沟炫示之处，飞长着丰密的胸毛，被大踏步跨越弄成迷你裙的紧窄裙裾下，一双肌肉铮铮的飞毛腿。 他们中三分之一是女人，自然更加红艳似火，个个如飞奔逃婚的红妆新娘。其中几个人发现了我惊人的跑步速度，七零八落地跟上来，开始提问。 “跑这么快，是去抢啤酒吗？” “喂，还有三公里才到啤酒站，你这样的速度不等跑到就累死了！” 我顾不上回答他们，心里更奇怪了：什么啤酒，啤酒站？ 一个年轻女郎一口澳洲英语，她问我：“你为什么不穿规定服装？” 我发现他们的英文不完全是美国乡音，有英国音、澳洲音，还有爱尔兰音，于是我不顾赶不上轮渡而要花几十块钱乘出租的危险，气喘如牛地跟他们搭起话来。我问他们什么是“规定服装”，他们非常惊异，说“hash俱乐部”通知每个成员，这次“hash”长跑的规定服装是红色夜礼服，不分男女。 我只是在早餐菜单上看到单词“hash”，就是把土豆煮了之后，切成（或剁成）小碎块，再用油煎，是西式早餐里的家常食品，全称为“hashbrown”。据说把肉和剩菜乱切一通，改头换面地重新烹饪，就叫“hashup”，用中国话来解释，就是热剩菜，或者热杂烩。我更好奇了，杂烩和长跑又是什么组合，刚才他们还提到啤酒，这三者是什么关系？ 当我问他们什么是“hash俱乐部”时，他们才明白我只是个短期的偶然同道人。他们全是一副没法长话短说的无奈，离开了我。 回到家，我从我先生莱瑞那里打听到，“hash俱乐部”是个国际性民间组织，主要活动是喝啤酒和长跑，可以先醉后跑，也可以边跑边醉或先跑后醉，绝大多数人都选择先跑后醉。他们有队歌、队舞，每次长跑，还有规定服装，偶尔地，他们会来一次惊世骇俗的服饰展示，比如无论男女老少，一律红色晚礼服。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一帮有跑步恶癖的酗酒者”（abunchofdrankswithrunningproblem）。 当我平行于那群为酗酒而跑步，或为跑步而酗酒的红衣男女时，万万没想到几年后我自己也成了“hash俱乐部”的成员。 2004年我们到了尼日利亚，很快就认识了一个腿有残障的黎巴嫩人，他是阿布贾地区“hash俱乐部”的部长，每星期六组织一次由各界酒徒参加的hash长跑。这时我对于酗酒长跑者的历史，也有了相当的知识。 首先我知道它起源于一群驻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英国殖民军官，以及其他侨居吉隆坡的英国人。俱乐部全称为“hashhouseharries”，缩写为hhh。其主要动机是以长跑抵消一个周末过度的暴饮暴食所积累的恶果。而又以暴饮啤酒来弥补长跑的体力消耗和犒劳苦旅艰辛。 我曾经借我的小说中人物说：“无聊一点也不难受。”但到了阿布贾半个月之后，我把这句话改为“有酒的无聊一点也不难受”。每到一个聚会，四面八方是酒徒，周末从星期五下午三点开始，没有电影院、剧场、图书馆、餐馆可去，所以大家都设酒宴，彼此邀请，一模一样的尼日利亚啤酒管够。 因为喝啤酒，也就产生了新词汇，叫“beerrun”，就是出啤酒差，派谁出啤酒差，谁就得挨家搜集空酒瓶，再成箱地运到商店，然后为各家买回一箱箱啤酒。还有“beerrental”，指的是买酒喝酒退瓶，三件事合而为一。因为啤酒进肚子没多久又出来，巡回很快，所以人们认为不是买它，而是租了它。 也就在这类饮酒会上，我认识了阿布贾的“hash俱乐部”部长。黎巴嫩人若严格按“hash俱乐部”部规，官阶是阿布贾kennel的grandmoron，直译就是“阿布贾狗窝的大白痴”。他在这场酒会上就拉了几十个壮士，我和我先生也在其中。 在靠近赤道的地方进行野地长跑，是需要意志和冒险精神的。假如这帮外交官不无聊到一定程度，大概不会以那么极端的形式来抵消无聊。阿布贾一带没有山，但所有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稍微偏离市区，就是野溪荒谷，丛林繁密得如同无人区。 hash长跑每次推选一个小组，负责选择路线，大队人马上路时，再由他们领路，标路线、布置迷魂阵。他们用撕碎的白纸屑标出路线，隔一两米撒一片纸屑。他们还要负责误导人们，把纸屑撒到一条歧途上，让累得垂死、热得冒烟的人们误跑一大段冤枉路。这条歧途有时兜个圈子再转回正道，有时干脆断在蒿草或灌木中，也许在一个小屋大的蚂蚁城堡下，它戛然而止。 我对于歧途的判断有以下几条经验： 第一，白纸屑摆得过于昭彰显著； 第二，路况优良； 第三，似乎通向一个村落。 尽管和领路人不断斗智斗勇，我还是走过不少冤枉路。这样被迫的额外锻炼，给自己的唯一安慰是我比自己想象得更结实、更耐活。 我先生的一次误入歧途后果比较严重，他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到了一个小村子里，被一大群大致****的黑色身影团团围住。美国人这几年在很多民族心目中做反派，所以我先生急中生智，拿出一口夹生但发音纯正的浩萨语来。他马上被另眼看待，全须全尾地被护送归队。在时而可见“美国佬必须滚”的尼日利亚，这次历险多少让我后怕。 平常我先生学语言，我会不以为然，打击他说：除非他再次发配尼日利亚，浩萨语毫无用处。这回救命的正是被我斥为无用的语言。美国兵在战场上一旦被俘，立刻大义凛然地一撕前襟，呈出三十多种语言写的投降书，看来是远见之举。 另外两个长跑酒徒误入了尼日利亚军事基地，立刻被拿下，一问，是两个美国外交官，更不能随便放人。军方打电话给上司，上司又打电话给美国大使馆，可那天是周六傍晚，所有使馆官员都在外无聊，或像我们这样积极无聊，或躺在泳池边饮酒——消遣无聊。一直到很晚才联系上副大使，把两个倒霉蛋领出来。 长跑的队伍很庞杂，各种族、各行业，和平相处。有时跑着跑着，旁边一个同道人气喘吁吁地就兜售起东西来，或是一辆旧汽车，或是一幢烂尾楼，或者插个广告，说他有幢山清水秀的渡假屋，租金一周多少多少。据说尼日利亚人花钱来参加这个俱乐部，目的千般百种，包括为自己儿女找留学的担保人，为自己找男朋友，有时就为了得到某个社交聚会的邀请。 每周跑十多英里，我没见一个人瘦下去，或壮起来，肚子该多大还多大。这也难怪，长跑终点都有载着啤酒的车等候，每人经过长跑和酷暑，都给自己找到了强硬的理由狂喝暴饮，所有人都认为身体出现了亏空，有了填充的空间，所以放开来恶补。 锤炼体力、耐力和意志，原本是在美德上得分的，但终点站却是啤酒站，美德上的好成绩终究是图报偿的，恣意放纵，喝成一滩，结果美德和恶癖，也不知谁嘲讽了谁。 世界五大洲 世界五大洲，可利亚去过三个。不到七岁的狗，它已然是个老江湖倦客。早晨遛它走在阿布贾的街头，它是一副哪儿都逛过的神气，要不是我手里牵的狗链拴在它脖子上，大概就成它遛我了。街口上有个荒弃的楼房，二层楼没有顶，荒草从黑洞洞的窗口伸出来。弃屋里住着四五户人家，大概相当于中国称为“盲流”的一类人。他们有一大群孩子，可利亚一出现在街上，这群孩子就欢呼：“快看啊！我们的狗来啦！”他们背上驼着弟妹，或者头上顶着大水桶，一下子跑上来，眼睛看着可利亚，再来看我，希望得到允许能碰一碰它。可利亚却有点儿势利眼，爱搭不理的样子，或干脆就跑到一边翻他们家长扔出来的垃圾。孩子的情绪丝毫不受挫伤，跟在我们后面叫：“拜拜！可利亚！”一直叫到我们远去。有一次，我带可利亚到几英里外的地方远足，路上碰到两个穿校服的小学生，一男一女，看上去是一对兄妹。他们站下来，瞪着可利亚。我赶紧捋住狗链，怕吓着他们。但两个孩子突然叫道：“可利亚！”居然可利亚有这样大的名气，令我大大吃惊。想来那群盲流孩子和这两个孩子同上一个学校，可利亚的名声就那么流传开来。 一路走过许多大使馆的住宅，碰见门卫和杂工们，也都会跟我开玩笑说：“把你的狗赏给我吧！”我一来就发现尼日利亚人不用“give”，而多用“dash”，似乎是一个不经意﹑随手一掷的动作。给小费，就是“dash”几个小钱。若送礼，也是“dash”。我把一个收音机送给我们的司机，他跟来瑞说我把收音机dash给他了。我脑子里不由出现这样的画面：某人把几个铜板随手往身后一抛，镜头切过去：一双手接住他，镜头上摇：接钱者感恩的脸。我久久玩味这个词，认为应该把它作为“赏”来理解。仅仅一个动词，就把这地方的传统表现出来了。一个多世纪的殖民历史，提炼出这样一个动词。现在满街的人要我把可利亚dash给他们。难怪可利亚更加狗仗人势，浑身的优越自在。 三个月后，可利亚不自在了。它常常坐卧不宁，前爪后爪一起开弓，满头满脸，浑身上下地挠痒。我扒开它头上又长又卷曲的毛发检查，发现了我最不想发现的东西。它居然长了癞痢。可利亚没有交上过任何狗朋友，哪儿来的传染途径呢？想必是非洲活力无限的细菌可以空降。从黄页上查到了几位兽医的名字，马上和他们取得了联络。不巧接电话的都是护士小姐，告诉我兽医全出诊去了。一位朋友说最好不要病急乱投医，在阿布贾做任何事都要有熟人推荐。找兽医一定要在外交人员中打听，等谁推荐一位医术医德可靠的。被推荐的兽医叫默罕默德，一打电话，他也出诊去了。看来此地的兽医服务十分到位，全是行医上门。我说我可以去兽医院，省得医生跑腿。护士小姐口气犹豫起来，但最后还是把地址告诉了我。医院就在很有名的超市旁边，想来兽医院的招牌也不小。 我的司机对阿布贾熟悉之极，再偏僻的门牌，他毫不费劲就能找到。而他开车在超市前面的马路上走了几个来回，仍是找不着这家兽医院。忽然一开窍，他把车拐进了一条小巷。巷子里荒草丛生，荒草上晾着洗干净的衣服。两旁不规则地座落着一些棚子，挂有饭店，酒吧，发廊的牌子。依照门牌号码往里走，兽医院应该就在小巷深处。路过一家礼品店，是由一个集装箱大货柜改装成的。据说尼日利亚什么都可能在一夜间消失，不知是否包括此类大货柜。它从某个地方一夜间消失了，再从另一个地方一夜间冒出来时，已经成了个礼品店了。等司机把手里的门牌号码和眼前的对照时，我想他这回一定找错了门。一个锈迹斑驳的大货柜，门框上用白漆懒洋洋写了个门牌号码。我在门口探头探脑，门内昏安中一声喝问传出来：“找谁？”一听是个女人，我释然了。我说找一家兽医院。她说：“这就是兽医院。” 假如不是顾虑民族礼节，不愿给她难堪，我肯定转身就上车走了。她问我是不是今天约诊的那位，说医生出诊回来，已经等候多时了。一时找不出逃跑的理由，只好把可利亚带下车来。护士小姐请我替可利亚登记，她要为它建立病例案宗。我看看周围，连个座位都没有，只好站着登记。我一面在表格里填写，一面打量这个医院。迎门摆一张旧书桌，上面有一部电话，一个登记簿，相当于美国医院的接待台。靠墙立着两个架子，腿还站不稳，上面陈列的是本地产的各种狗食品。集装箱货柜内的空间本来已经局促，还用一块布帘隔出了另一间屋来，想来里面是医生，手术床，各种医疗器具。布帘早先是白色，眼下的颜色似是而非。帘子一撩，出现了一位面无表情的年轻男子，个子十分瘦小，穿短袖汗衫和牛仔裤。我心里祈祷，这位可别就是默罕默德医生。小个子一点儿寒喧都没有，指着可利亚问：“来了？”我心想，谁来了？我说：“您是默罕默德医生？”他说正是。我发现他眼睛根本不和我对视，只看着可利亚。可利亚给他看得心乱，尾巴在两个后腿间夹没了。他这时看着我了，问道：“听说是癞痢？”我又想，谁是癞痢？看来他倒是把我在电话里告诉护士的症状记得颇清。因为大货柜里温度高，他和护士小姐的黑皮肤油亮油亮。 他抱起可利亚，凑着门口的光线，翻看了一下，似乎自己跟自己说；“还是打一针吧。”这时从门帘里又出来一个男子，一样的瘦小，面无表情。他们捉起可利亚就要往门帘里面走。我这时顾不上给他们留情面了，说可利亚长到七岁从来没打过针，为什么一定要打针？默罕默德医生说他不认为可利亚得的是癞痢，而是被它自己抓伤之后感染了。假如打针制止了炎症，就证明不是癞痢。如果不好呢？那就是癞痢。他的逻辑没有错，但怎么听也有点荒谬。我跟着他们往帘子内走，他们想阻止我是妄想。至少我得确保他们用的是一次性针管针头。这个艾滋病猖獗的地方难说没有狗艾滋病。进到里屋，我倒吸一口冷气：里面除了一张长方桌，什么也没了。地面上铺的塑料帖面已有多处破洞，破了的地方卷了皮儿，没破的地方染着红药水，紫药水，碘酒，血迹。他们其中一个从抽屉里取出注射包。可利亚预感到处境不妙，锐声叫喊起来。 我问是不是非打针不可。他们不答理我，只是将可利亚按在那张桌上。白色的桌面更不堪目睹，上面布满的各色斑点立刻在我脑子里刺激出一连串恐怖画面。但他们的果敢和毫不解释的态度莫名其妙地镇住了我，我退到了布帘后面，听可利亚的惨号拔着高调，最后到达了它的音域极限，嘎然而止。我心里想，料理后事吧。 不久默罕默德医生抱着可利亚出来了。我一看，它除了抖跳蚤一样哆嗦，其它无恙。医生说明天若不见好就再来一针。我心里说，你想得美。我问他怎么判断它是否好了呢？他说没有变坏，就是好了。 第二天，我发现可利亚的病症的确没有变坏。第三天，伤口结出一层薄痂。又过了几天，可利亚痊愈了。我不由对那个集装箱大货柜里的医生刮目相看起来。货柜是货柜，不耽误人家在里面治病除痛，救死扶伤。一个月后，收到默罕默德医生的一封信，说可利亚定期检查寄生虫的日子到了。信里没有美国兽医千篇一律的煽情滥情的语言，直统统的一句大实话，听不听在你。此后可利亚在那个大货柜得到各种保健和预防，没有再发生其它不妥。 一天我把它遛到一个门口，从里面蹿出两条狗来。第三条原地不动，只是在两个同伴后面狂叫促战。它们一看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狗，瘦骨嶙峋，身上保留着狗类捕食的敏捷和凶残。两条狗直扑可利亚而来，象当年森林部落突袭外来的殖民者一样。可利亚没经历过真正的民族冲突，它冲其量也就跟美国中产阶级的狗们有过一些内部矛盾，吵闹几声，也都是闲来无聊，调侃斗嘴罢了。而它马上就断定这两条瘦狗决不是同它调侃，它们的进攻带着种族尊严。我一直把可利亚牵了老远，两条狗还紧追其后，一路吶喊。丛林民族擂着战鼓，带着面具，挺着长矛的冲锋，就这样让外邦人心虚，无论他们多么自视优越。 可利亚比在大货柜的兽医院还胆怯，拉开四条胖腿疯跑，我给它拖在后面，拖成一挂没有舵的货车。按份量，这些狗并不占可利多少上风，但它们对自己领土的拼死捍卫态度，使可利亚不战而溃。在此之前，可利亚悠哉悠哉，享尽做宠物的福分，一点也不反感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现在它从那个不苟言笑的本地兽医和三条好战善战的本地狗身上知道了一点儿好歹。以后我再牵着它往那一带走，离开三条狗的居处还有一大段路时，可利亚就把狗链朝回拽，说什么也不肯前进了。它算是识时务的狗，多少懂得原著民和外来户的关系。虽是简陋寒黪的医院，要活下去还得上人家那儿求助；虽是饥寒交迫的一窝狗，可你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盲流户的孩子们再碰上可利亚，它也少了几分优越，偶然有某个孩子让它握手，起立，它也不会象当初那样白人家一眼，意思说：“看我杂耍？就你也配？”它也会不情愿地从命，给孩子们露两手了。 我们一次又走过那三条狗的地盘，没敢走门前，而是回避到马路那一边。狗还是冲了出来，但少了一条。过了几天，我发现确实只剩了两条狗，第三条消失了。据说尼日利亚人爱吃狗，我怕那条狗消失在大铁锅里了。有时晚上出门，从车窗里看见无路灯的街上亮着煤油灯，旁边支开一个炉子，以各种废纸或树枝作燃料，上面一块铁皮，摊放着几块紫黑的肉。过路人用手直接抓起肉来，论肥评瘦，根据肉的大小给钱。有个美国朋友告诉我，那种摊子上有可能会卖狗肉。尼日利亚的牛肉比美国还贵，人均收入却不到美国的六十分之一。我很想问狗的主人，他们是否把那条狗给吃了。但我意识到，这是什么意思呢？要谴责人家吗？告诉人家吃狗有多野蛮吗？又是一个外来户对原著民的优越态度了。一个挣扎在温饱在线的民族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次，也自有他们的善恶准则。可利亚在我们这儿做宠物，上人家那儿说不定就得做肉，我们不能强求别人把他们的狗也作宠物。可利亚大概直觉里早已认识本地的一切都不好惹，所以它不象刚来时那样牛气了。 信则灵 清晨五点左右，我就会在咏颂祈祷的声音中醒来。穆斯林教徒们开始每天的日出祷告了，领颂者在电喇叭里的长啸在黑沉沉的城市上空回荡，听上去竟苍凉得很，把人带到了古老的中东大漠。假如在这时出门，就能在我们的街口看见一群群祈祷的人跪在简陋的回寺里膜拜。街边的回寺简陋得只有一圈半截墙，人跪下时从外面只能看见一排排头顶，一旦他们趴下，外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刚到阿布贾时，我对这些半截墙很好奇，还往不雅的方面猜过。墙内的地上涂了漆，都是庄重但绚烂的颜色，有的还勾画出地毯的图案。还有比半截墙更简陋的，那就是在街边拦下一块地方，清扫干净，两头挡上长板凳。这样无论谁走过，赶上祈祷时间，马上就可以加入进去。也就是阿拉之下，不分亲疏，皆兄弟也。我刚来此地时，看见人们无论走到哪里，手里都提一把塑料小茶壶。后来知道那壶里装的水是随时供他们净手净脚，准备一天五次的跪拜的。我们的司机伊布拉罕姆是穆斯林教徒，十分虔诚，我给他的瓶装矿泉水，供他出车路上喝，若途中遇上祈祷，又找不着水洗手洗脚，他便从嘴里省下水净化一番。他还在车子里放一块小毯子，祈祷时就拎下车，找块干净也清静的地方铺下跪拜。有时我进商店，或图书馆，出来便看见他跪在他的流动回寺里，闭眼祷告。他一旦感觉我走近，就会一纵身跳起来，脸上有一点过意不去的笑容。我总是告诉他不急，我可以等他完成祷告再走。他却从来不让我等，说他能在有空时补拜。他过去开银行的押款车，常常一整天都没空，晚上要花很长时间把五次祷告都补齐。 我们路口有一幢空房子，楼上没封顶就被停工了，据说是由于缺乏资金。阿布贾到处有这种未竣工的废墟，里面住著无家可归的人。英语把这样的人叫作“squatters”，“蹲点户”的意思。我们路口的蹲点户一共有三家，每家有四五个孩子，合居在楼下的四五个房间里，门口种了几株玉米，辣椒，草地上摊着洗过的衣服，看上去是来自慈善机构旧货。孩子们平时穿得很破旧，小男孩们干脆赤身****。一到礼拜五下午就不同了，全都穿上了盛装，小姑娘们长裙坠地，头上罩着纱巾，严严实实挡著下半个脸。女人们也都是一身蕾丝或刺绣，男人们上有帽子下有袍子，相当于美国人的“sundaybest”。礼拜五下午是他们去正规回寺的时间。阿布贾任何一个住宅区都有一、两座相当考究的回寺，头顶货架的流动小贩也好，处处为家的乞丐也好，都可以就近加入星期五的集体祈祷。我们的司机这个时间是不开车的，除非有非常紧急的情况。回寺里不分贵贱，毫无歧视，只要你进门前把鞋脱了，都允许你在那一刻高尚一下。市中心的回寺是阿布贾最华丽、辉煌的建筑，巨大的金色拱顶在城市的任何一个方位都能看得见，是观光这个城市的第一大眼福。有一次，我和街口蹲点户中的一个女当家的聊了起来。她的英文生硬，但一探讨起宗教，表达力立刻提高，词汇量也大了。我见她穿着艳丽的长袍，问她是不是刚从回寺回来，她说是的。她问我去哪个寺庙，我说哪个寺庙也不去。她笑起来，说：你看我忘了，你们是礼拜天去教堂的人。她把我当基督教徒了。我说我丈夫偶然去一回教堂，我不去。她楞住了，半天才问：那你去哪里？我说去朋友家，或者去超市，或者去游泳池，实在没地方可去，我就去后院的蔬菜小农场。她看着我，不知该拿我怎么办。我说我是无神论者，只信达尔文和真、善、美。她问我的父母去什么教堂，我说他们也是什么教堂都不去。她觉得太可怕了，问：你们的老辈都不信教？我说他们信马克思主义。她问：那是什么教？我说你把它当成教也可以，不过一当成教，恐怕它就变糟了。她不太懂我说的是什么。她说她从来没碰见过一个象我这样的人，既不去回寺也不去教堂。我觉得她在那一刹那是可怜我的，形而下地看她是无家可归的蹲点户，形而上来说，我却是个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连蹲点都没个地方蹲。虽然我走在这条马路上被人称作女士或夫人，坐轿车住大宅，穿戴人五人六，但我心灵低贱，精神上饥寒交迫。虽然他们楼上没屋顶，楼下缺门窗，顿顿吃木薯，但他们一切有上帝当家。她看着我这个不幸的人，很想帮帮我，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的回寺看看，我说谢谢，不了。过了几天，我们又碰上了，她说：假如你有不再穿的衣服，裙子，可以送给我。我回去取了一些旧衣服给她，她说祈祷时她一定代我求主保佑。我在她眼里是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人，到处瞎闯荡，又没有一个神灵向着我，太不不堪一击了。这个蹲点户的居民从大人到孩子对我都非常友善，只有一次和我反目：一天清早我带着我的狗可利亚出门散步，刚走上废墟楼对面的人行道就听他们怒吼，叫我立刻带着狗出来。我一回头，见五六个蹲点户男女全板着脸，责问我怎么不脱鞋就进到他们的临时回寺里去了，居然还带着狗。可利亚平时和他们的孩子亲密无间，看孩子的情分他们也不该在说可利亚象说什么秽物。我两头看了看，地面是比原先干净，还有两个凳子放在两边算作前门后门，我居然穿着一双脏鞋，牵着一条脏狗，就这么破门而入，在他们的圣地肆意糟蹋。我说：可这是人行道啊，至少昨天还是人行道。其中的一个男人说：你昨天也从这里面走过？它早就不是人行道了！我这个无神论者此刻就是一个反面人物，在他们正义而愤怒的目光中灰溜溜走去，可利亚夹紧尾巴，消失在满地落花的路尽头。 中午到下午的祈祷比较频繁，有时走进店家，会发现店里一个人也没有，都去清静的地方祷告了。一次我走进一家礼品店，货架上的东西全是开放式陈列的，体积很小，最容易让人顺手牵羊。尼日利亚的窃贼世界有名，可以从欧洲偷本次轿车海运回来倒卖，尽管回教教规有躲手的惩罚。而这家礼品点居然让人长须直入，各取所需。我看中了一条有土著图案的桌布，大声问：有人吗？生意做不做？没人回答。我想这个老板要么就是个马大哈，要不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神父那样的人物，相信慷慨最终会教给人“活著是为了给，而不是为了收。”我向门口走的时候，吓了一跳，门后的角落里跪着一个中年男人，口中念念有词。假如谁偷了什么，肯定是出不去这扇门的。也许他相信在他和上帝对话的时候，小偷会不看僧面看佛面，暂时提高一下境界，光大一番美德，对他的人性缺陷加以克制。我见店主如此专著，就轻手轻脚的跨出了店门。刚坐上车，司机说：叫你呢。顺著他摆头的方向，我看见店主已跑到门口来了，想把一桩几千尼拉的生意挽回。不过我的购物热情远不如他的宗教热情持久，眨眼间就过去了。 有一天我们的管家希望小姐宣布从此往后的五天里她都不吃饭，因为她参加了教堂每年一度的斋忌周，每天晚上祈祷结束才能进一点素食。她白天的劳动量颇大，楼上楼下地搬吸尘器，我问她何以吃得消。她承认体力是差一些，但一旦吃了东西，违反了斋忌规定，她会很不愉快。到了第五天下午，她向我请假要早下班，说他们教堂要守夜，并且唱一夜诗。过了一会，我见她从院子里穿过，脸上化了妆，穿着他们民族的节日盛装，匆匆走去，情绪非常好，步子都是弹跳的。第二天我问她一夜不睡累不累，她说开心极了，累也不在乎。 这天晚上又路过蹲点户的荒楼，所有窗户黑洞洞的，大孩子背着小孩子在门口的空地上忙碌家务，炉子里的火光是他们唯一的照明。我发现常和我说话的那个姑娘也在黑暗里忙着什么，就走过去和她打招呼。走近我才看到她胸前的布袋里包着一个四五个月大的婴儿。我问她的孩子多大了，她说不是她的孩子，是她的弟弟。她至少有二十岁了，还有个那么小的弟弟，大大小小排下来，她一家有七八个孩子。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和邻居们去回寺了，她因为要做饭而留在家里。我顺便问了一句，晚饭吃什么呢？她高高兴兴地说，你看，我们吃蔬菜沙拉。她手里拿着小半棵卷心菜，向我扬了一下。还有木薯，她补充说。回去的一路我都在想，她可以把那一点点卷心菜叫做蔬菜沙拉，可以兴高采烈地拿它当一顿丰盛的晚餐等待母亲从回寺归来。 这时我走到一条大路旁，路灯坏掉了将近三分之一。灯下徘徊着卖香蕉的孩子们，头上顶着摞成宝塔形的香蕉等待交通堵塞发生。一旦堵车，他们就会涌上去兜售。路基下是一大片荒草，荒草深处有一座矮房子，一个粗糙的木头十字架表明这是一座教堂。教堂面积不小，没有门窗，因为任何地方都可以进出。有些墙面是塑料布围成的，另一些墙面是破碎又拼合的石棉瓦。房子里挂着一盏大灯，电来自于一部老发动机。在马路上行走的人可以看到里面整整齐齐坐满了人。教徒们正在进行一星期三回的圣经学习。教堂尽管简陋破烂，但属于那里面的大集体会很充实很安全。 一个周末，我和来瑞出去长途步行，路过那座教堂。我叫他猜那是什么地方。他看了一会，说：“看起来像个教堂的废墟。”我告诉他不是废墟，里面活动繁忙着呢。几个星期之后，大雨刚过去，天地间还有一层雾气。我们打算去教堂里面参观一下，却发现它消失了。来瑞告诉我：“政府正在拆除违章建筑物，可能用推土机把它夷平了。”看来无家可归者连精神家园也没有了。又过了几天，教堂又出现了，原来是雨季的丛里植物长得过分高大，加上雨雾，把它遮住了，所以从马路上看，它便消失了。但无论如何它逃不过被夷平的命运，因为城里比它像样的多的建筑正在被夷平。政府似乎也相信我们曾口口声声说的“不破不立”，但“破”的能力很大，“立”就得慢慢地等，等钱，等原料，等贪污的、受贿的，各路神仙都揣满衣兜。但愿政府的推土机也发生目障，让那座无家可归人的教堂永远隐没在丰厚的热带植物里。 行路难 一到尼日利亚就发现行路难。国家政府收纳了人民的税务，却连公共交通设施都不提供。这个首都城市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就是“奥卡达”，意思是“摩托计程车”。奥卡达在大街小巷游串，招手即停，迅速贼快，生死由天。司机不戴头盔，顾客当然就更不戴了。阿布贾城市特色为多弯，坡大，石头遍地。(这是个出产各种昂贵石料的国家，一堆击碎的铺路石，也是花岗岩)一部奥卡达从坡上冲刺下来，遇急弯滑翔而过，灵巧如耍马戏。我从来统计不出每天奥卡达的交通事故率，因为媒体放眼大事，民间对生命似乎也看得很开，乘奥卡达丧生的危险和虐疾、爱滋、上层社会的压榨、警察的“误杀”相比，应该算是最小的。所以奥卡达的危险只对惜命者而言。我出去散步，常看见路口聚着一群人，一打听，都是拦截奥卡达的。奥卡达就稀少了，假如要搭乘它去教堂或回寺，大概会在上帝和真主那里常做不守时，不守纪律的人。 有一次我烧菜烧了一半，发现买来的红辣椒不辣。这是个不辣不美味的菜，做出来也会煞风景。我便和我的女管家希望小姐说：“这里买辣椒象是摸彩，不切开来不知是辣还是不辣。”的确如此，当你需要不辣的辣椒时，常常也会事与愿违。买辣椒的小贩们很会察颜观色，两句话的交流，他就能断定你是想买哪种，断定出你想买辣的，他见风使舵，告诉你他的辣椒何如之辣。奇怪的是本地辣椒从外型和气味上很难判断它的滋味，除非你有着本地的采购经验，如希望小姐。过了二十多分钟，希望小姐拿出一包红辣椒，放在洗菜池里。我问她哪里找来的，她说她刚去了一次市场。市场离我家开车得半小时，她二十多分钟已经满载而归。我问她怎么来去得如此神速，她笑着跳到一边，大声说：“你不让我乘奥卡达，但你看看，它有多快！”有时碰到堵车，奥卡达便到人行道上去开，大车进不去的路，对奥卡畅通，除了丧生之险，奥卡达一身美德。 再一看希望小姐的装束，我又不解了，她穿一条长裙，很难骑坐在奥卡达后面。她避开直接回答，说：“坐惯了就好了。”非洲女子的裙子十分典雅，全都长及脚踝，从腰到膝是紧裹的，只在膝盖以下散放开来，形状象美人鱼的尾巴。这个国家食物紧缺，没有发胖之忧，女孩子们都苗条秀丽，穿上长裙，优点更被强调出来。当然，她们穿长裙也有宗教上的原因。街上从来看不见超短裙或短裤，我们这些休闲装到处穿的人，一定会被她们看作不够检点，有伤风化。可长裙子如何骑坐奥卡达，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个谜。大街上的奥卡达来如风去如电，很难看清女子们解决长裙的麻烦，处理腿与裙、裙与座的关系。 上了大街，一有奥卡达的声响远远传来，我便站下来等。有一次碰巧看到一个年轻姑娘，头上顶个大塑料盆，盆里装满冰块和鲜鱼，站在街边等奥卡达。我牵着爱犬可利亚，站在她身后。这出表演会是高难度的，她即便人上了车，鱼怎么上车?我很有耐心地陪她等车，有些居心不良，看好戏的感觉。 终于从通往高尔夫球场的土路上飞车而来一辆奥卡达。土路口横拦一块大木牌，几乎封锁了进与出，上面的字写道“私人地产，禁止一切车辆、行人、牲口通过”。但从来没见这段警语生过效，大家照样自由穿行，尤其奥卡达，畅通无阻。人还得小心翼翼从木牌旁边穿过，奥卡达杂耍似的一溜边就过来了。停得也漂亮，眨眼间已停在卖鱼女子身边。两人悄声抬价杀价，交易达成，卖鱼女子一提溜长裙，紧箍在大腿上的那一截被提高到臀部，膝盖下如喇叭花的裙摆便到了大腿上，不知怎么腿向后一偏，如同稳坐马鞍一样骑在了后座上。她做这一套动作只用一只手，另一只手还得扶住头顶上的小型水产商店，看上去不轻，有二、三十斤的鱼再加冰块。 我为他们“双人飞车加顶盆”的绝技给震了，目送他们向无路灯的大街驶去。我猜想卖鱼女子是回教徒，要不就是奥卡达司机是回教徒，因为她上车之后手不去扶司机。双手大撒把，头顶上还有辎重，两腿被长裙约束，真是惊险之极！一百米外是大街，奥卡达车身偏斜，转过弯去，前后配合之默契，仿佛经多次排演。司机的身体与乘客在转那个急弯时，形成的完美平衡让我目瞪口呆。这动作需要多彻底的信赖才能完成?首先乘客得完全信赖司机，让他为她的性命负责，再是司机信赖乘客的顶盆技术，万一失重，破坏了他的平衡，也会人仰车翻。既然都无法信赖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大家只能把信赖给于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另一天的清晨，我看见一个女孩顶着一锅煮熟的玉米乘坐在奥卡达后面，刚下过雨，地上一洼洼积水，奥卡达左右绕着水洼舞大龙，从锅里冒出的水蒸气很是温暖香甜，逶延一路。还有更绝的；两个女子想分担一份车费，招了一部奥卡达，司机面有难色，又不甘心放过这笔生意，让她们各自添一点钱，便叫她们上车。毕竟已经是晚上八点，生意清淡下去。我马上站下来，想看“三人飞车”怎样进行。两个女子全穿长裙，这个难度就够了。我看第一个女子右腿曲起，先跪在后座上，腿再从座位另一边伸下去，两腿踩到前面的杠子上。第二个女子把自己硬挤进几英寸的空座，身体紧紧靠在前面女子背上。三个人合成了一个人，车子照样灵巧如燕。 听我们司机说，一个奥卡达司机每月可以挣三、四万尼拉。算一算他至少可以养三个孩子，租一处不错的住房，假如是回教徒，娶得起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妻子，一星期两餐荤，孩子也上得起学。我们司机挣得还不及一个奥卡达司机。问他为什么不买部摩托车，也做奥卡达生意，他回答买不起车。只要买得起车，就等于保障了小康生活。乘奥卡达便宜，再穷的人都乘得起，所以生意一跑就很旺。 虽然奥卡达不安全，但它填补了政府公共交通的空白。邻近阿布贾的一个州极其贫穷，州政府为创造就业机会进口了五千辆摩托车，低价卖出来。不过五千辆上了奥卡达牌照的摩托车很快在那个州消失，在阿布贾浮现。阿布贾车费高，雇车的人也多，所以他们开着故乡政府为他们创造的就业机会，直奔首都。 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女人乘坐奥卡达，前面抱个婴儿，后面背带里背着一个岁左右的孩子。这是一道奇观。奥卡达飞车表演，看到此，叹为观止。没想到前几天又看到一个更绝的：乘在后面的男乘客带了一件巨大的行李，有一立方米的体积，包裹在中国流动人口常用的尼龙市场包里。这种包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大陆，极其牢固，份量又轻，盛装量大，盛行在做服装买卖，进城找活干的流动人口中。它们一律白底、红蓝条为饰，便宜耐用。在尼日利亚，这种包也流行得很，各种小贩，流浪者，邻国的偷渡客都用。有一度加那经济萧条，而尼日利亚的经济还不象当今这么惨淡，大批加那人偷越国境，来尼日利亚谋生。加那人都是带着这种包过来的。那一阵这种包在尼日利亚被叫作“加那人必滚蛋包”。我看见的奥卡达乘客便是用的这种包，不过比一般的大许多。看上去他是个卖民间织物的小贩；把织品从民间收搜上来，到大都市走家串户，卖给收藏异国情调工艺品的外国使者。他和奥卡达司机商讨了一个价钱(大概要多付一倍车费)，然后自己骑在后座上，把一立方米体积的大包袱搁在司机怀里，他的双手再从司机后腰抄到前面，扶住大包。司机的下巴搁在大包顶上。身子和车把之间，隔着大包袱，好在非洲人体形好，长臂长腿，否则这样的双璜飞车是不可能的。 写到此处，听见墙外小道上奥卡达鸣笛而过。天色极暗，一场热带大雨正在逼近，全城不积压有多少奥卡达司机和乘客将破雨飞驶，那将更加惊险。我想哪天也惊险一回，乘一次奥卡达，但美国大使馆有禁令，不准它的官员和家属乘任何本地人的车。 鱼 吧 尼日利亚河流并不多，却盛行一种餐馆，叫“fishbar”。顾名思义，就是“鱼吧”。在那里可以喝酒，吃烤鱼。因为它随便，不讲究着装，打烊又晚，不但吸引在阿布贾的驻外人员，也是本地人结伙作乐的地方。客人喜欢它是因为它低廉的价钱，店主喜欢它是因为客人常常多付钱：这种鱼吧一律没灯，每个桌上一枝蜡烛，账单看不清，就会按口头报的账买单。再说付账时客人一般都醉了，好脾气，醉眼朦胧加烛光朦胧，少找点零钱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计较。在阿布贾吃晚饭平常时间耗时两三小时，在鱼吧最少也得四小时。讲究的鱼吧还有乐队歌手，到半夜十二点拉将出来，一直狂欢到天明。没有去过鱼吧的人等于白来了尼日利亚，没有在鱼吧待到天明的人等于白去了鱼吧。 鱼吧一般设在一条小溪旁，水边长着厚厚的丛林植物，水是从来看不见的，所以是小溪还是水沟不得而知。在芭蕉树下开一块地，坑洼不平的地面摆上塑料桌椅。有的鱼吧沿着边缘搭出棚子，用棕榈叶铺顶，首先是防雨，其次是添加情调。靠近门口放着几口搪瓷大浴缸，里面盛着鱼和冰块。鱼都叫不上名字，味道却极其鲜美。只有一种叫“脱皮亚”的鱼是我们熟悉的，所谓的“非洲鲫鱼”。体积却比我们在美国间的要大很多，所以开始是不敢相认的。敢吃也是因为看不清楚，只有舌头当家。烤鱼的涂料爆辣，就着冰啤酒，和酸洋葱一块吃，非常可口。我们总是成群结队的去吃鱼吧，把三四张桌子拼在一块，点上蜡烛，人人面前一瓶啤酒，用手指捏起鱼肉，吐出的鱼骨头也可以随手扔在泥土地上。有时鱼吧的生意火，来不及烤鱼，三四瓶啤酒下肚，鱼都没端上来。客人抱怨，就会有侍者过来打招呼，说：“yourfishisonfire.(你们的鱼着火了)。”第一次大家都吓了一跳，但很快明白按照尼日利亚英文的意思，是说鱼正在火上烤着。 一天晚上大家又在鱼吧聚会，由于客人多，鱼“着火”的时间特别长，因此都已经提前喝醉了。烛光里看见一位动人的非洲姑娘坐在角落，穿得比鱼吧的食客都漂亮雅致。别人说笑她不答话，只是自斟自饮，自得其乐。在座的人悄悄打听她是谁，回答说大概是某某带来的，常常见她出现在聚会上，上周五在英领事馆的“快乐时光”酒会上也见到过她，前几次吃鱼吧都有她。但是和某某一对证，某某说不对呀，这姑娘并不是他的朋友，但看着她脸挺熟，总是和哪个朋友一道来的。在阿布贾的驻外人员圈子里，也有交非洲女朋友的年轻外交官，但这个姑娘确实没有主。我们互相看看，一群人有二十来个，到底谁把这个神秘女郎带来，还不认账。有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顾及到保密和安全，便假装聊天对她盘问起来。问了几个回合，她似乎说不清因为谁的关系她出现在此地，但她似乎又叫得上所有人的名字。 鱼上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就是否撵走她悄声争论起来。大部分人说光线那么暗，面孔都看不清，万一真是谁的熟人，撵错了人以后多尴尬。一小部分人坚持要揭示她的真实身份，认为她说不定做错了桌，看错了朋友，抛错了情分，黑灯瞎火的，弄出性骚扰冤案来，就麻烦了。我们交头接耳时，姑娘毫不察觉，从容地用染着蔻丹的手指尖捏起鱼，往涂着唇膏的嘴里送去。渐渐的鱼只剩下一个头，一个尾，一条长长的骨架了。想从上面捏起肉来第一要眼睛好，第二要耐心。这两条看来姑娘都具备。我们都静下来，听那个主张揭秘的人说：“小姐你大概坐错桌子了吧？我们这个桌上的人一致否认认识你。”姑娘看了周围一眼，大眼睛波光粼粼。她说她绝对没有坐错地方。“那你是跟谁来的呢？”她看了左边又看右边，似乎带她来的人把她丢在这里跑了。我们发现她不如刚才那么从容了，有一点慌乱和窘迫。我们这位朋友又对她说，在如此光线昏暗的地方，坐错桌子也在所难免，及时纠正就是了。姑娘不说话，也停止吃喝了。另一个说既然是坐错了地方，就请离开吧。姑娘看了所有人一下，样子有些可怜，像是想找个人为她求求情。女性们不忍心了，小声说算了吧，她能吃多少喝多少。男人们却原则坚定，认为问题不在于吃喝。大家都沉默下来，情形对姑娘可谓残酷。又有一个人说：“小姐，真对不起你。你看我们记性实在很坏，谁也想不起和你做过朋友。只好再见啦。” 姑娘从窘迫变得惊讶，又变得悲哀。她简直不能相信，天下会有如此吝啬的一群人，吃都吃了一半了，还要请她离席。吝啬不说，还绝情，即便不是朋友，一块肩并肩，肘挨肘地吃鱼吧也吃过好几回了，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难道就不能给她留点面子，让她体面地吃完这一顿？她又看了所有人一眼，真的找不出一个心肠软些的，稍微好客些的？哪怕一个肯为女士担当的汉子也行，此刻挺身而出，帐算在他头上，把她留住？所有希望终于全落空，她慢慢站起身，大大的眼睛里充满哀怨：你们可真够狠的，可真做得出来！她整理了一番细长裹身的裙子，姗姗走了。我们确实感到悲哀，只是不止是为她的厚颜，还是为我们的狠心。 据说在阿布贾混这类酒会餐会的人并不鲜见。是因为尼日利亚收入太低，人们想吃点免费菜喝点免费酒，便出现了这种现象。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找不到解答。我们中有人说，也许当地女人想结交外国人以脱离这个贫穷的国家，便设法进入各种聚会。试想那个漂亮姑娘常常装扮一新，闯进陌生人群，靠几杯酒壮胆，随时冒着牺牲尊严的危险，寻找一份渺小得几乎不存在的机会，是容易的吗？实在太难为她了。得益于鱼吧的昏暗，姑娘的面目至少没有被赤裸裸揭示出来，给她以后潜入其他聚会保留了余地。从那以后，再去昏暗的鱼吧，大家都左右看看，别又糊里糊涂替一个陌生的美貌女子付了账。 种豆得豆 扁豆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 雇用清洁工 去尼日利亚之前，我就一再在住房申请上请求大使馆分一幢带后院的房子给我们。根据我有限的知识，非洲的植被不同于中国和美国，我怕买不着吃惯的蔬菜。到达阿布贾之后，打开客厅的后门，果然有一片不小的院子，一看就是被冷落了许久的。 第二个礼拜我设宴邀请了管理员，意图拉拢他，让他准许我在院子里开个中国蔬菜农场。这意味着要毁掉院子里现存的草坪和一部分花木。荒芜尽管荒芜，毕竟勉强可以叫它后花园。管理员表示他对我的垦荒计划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告诉我院里雇用的清洁工可以做我的帮手，打发给他三两百尼拉就行。三百尼拉等于美金两块八角，看来殖民的悲壮历史就是这样谱写的。 清洁工是个三十来岁的瘦子。不过尼日利亚人几乎个个都瘦，所以瘦不能作为一个形象特征。其实我早就留神他了。他穿一身墨绿工作服，戴一顶棒球帽，早上七点就来扫院子。他扫地的姿态很痛苦，两手握一把一尺多长的扫帚，扫起来人得弓成一百二十度。扫帚是用一种草枝扎成，很像中国的老式刷锅刷子，与其说他是扫院子，不如说是刷院子，一寸一寸地刷，院子便给他刷成了偌大个锅，干净得可以盛食物了。常常听见那坚硬的刷地声响在我窗外，却看不见人，可想他弯腰弓背的功夫了。一天我拿了美国带去的长柄扫帚，示范他如何使用，他却诚惶诚恐地笑了，说：“夫人，那样会扫不干净的。”我说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这样扫地，都扫得很干净。他又笑，真正的明目皓齿，说：“非洲人都这样扫，从来都是这样扫。”说着他又一百二十度地折下腰，扫着向前走去，后脊梁上的脊椎骨尖溜溜一串，清晰地戳在他的墨绿工作服下面。为五斗米折腰，折成这个角度，折这么长久，让我心里出现些模糊不清的感慨。 实施垦荒计划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把我要在后院实施的垦荒计划告诉了他。他听了一半已经咧嘴笑了。这天太阳特暴，早起的气温就有四十度。我戴一顶麻制草帽，穿一件白亚麻布衬衫，若在一个电影镜头里，我大概就是女种植园主了。两三百尼拉就能垦一片荒，我也开得起千顷橡胶园，我也会发死。等我张开嘴时，两三百却成了一千七，一个准确而肯定的数字，像经过深思熟虑吐出的。讲出这个价码，连我自己都觉得冷不防。 “一千七百尼拉，你认为公道吗？”我问他。他只看着我。也许他嫌少？也许他要跟我还价？所有的尼日利亚人都把讨价还价作为娱乐，你不给人家娱乐怎么行。我在想，假如他往上抬价，我该怎么压。可他突然说：“愿上帝保佑你。” 第二天中午，我发现后院的草坪消失了，成了三条齐齐的田垄。垄面上铺了一层和着畜粪的肥土。我从来没有种过菜，打开一包中国带来的菜籽，便大手大脚地播撒起来。五分钟之后，三垄地全下了种：扁豆，尖椒，香菜，上海青，鸡毛菜。过后的两天，我完全忘了菜园的事，第二天傍晚去游泳池，路过后院，突然见一片密密的绿芽，苔藓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原来撒种籽大有讲究，像我这样的大手笔，后果就是稠的太稠，稀的太稀。十多天以后，扁豆吐须了，我隔着客厅的玻璃门，看见清洁工扛了一些树干，支在扁豆苗旁边。他原来十分有心，树干是打理院内树木时砍下的乱枝，他却没把它们做垃圾扔掉，搜集起来，打得溜光。其实这并不是他的分内工作。 又过了两个星期，按菜籽包装袋上的说明，第一期收获就该此时开始了。但上海青还不比鸡毛菜大多少。我想起“拔苗助长”这句话来。我蹲到两条田垄之间的空隙里，拔下一把菜秧子，掐去根须，摘掉黄叶，站起身发现这桩农活竟让我干了一个多小时。晚上把袖珍青菜炒了一下，紧翻慢翻，大部分还是成了一股清香的水蒸气飘逝而去，盛进盘子里的一点儿，就像孩子玩过家家了。但市场上买回的菜太老，纤维又结实又多，简直可以在肚里纺线。相比之下，这一口青菜就是宫廷极品了。 化肥毁了菜园子 因为菜种得太密，上海青始终小巧玲珑，没有长出它们应有的体积和高度。但它们还是一度成了我们晚餐桌上的主角，天天登场。来不及吃的，绞碎了做饺子馅儿。最后吃出一个真理：再美味的菜也经不住这样吃。于是决定改种韭菜和黄瓜。播种十多天之后，地面才出现一点绿影子。又过一阵，能看见几撮绿色发丝了，在傍晚的雨中伏摇，奄奄一息。这天看见清洁工站在地头上，偏着脸看它们。似乎不把脸偏成那个角度，根本无法看清那若有若无的韭菜苗。他也和我一样为韭菜的病弱发愁。在此之前，我和他签了非文字的协议：他替我拔草浇水，总之菜园里有什么零活他就顺手做了，我每月付他一千尼拉。我走出客厅后门，他问我这是什么菜？就该这样细吗？我说至少该粗十倍才对。他说那就是缺肥。我怕在饭桌上联想到有形有色的畜粪来，就决定使用化肥。 卖化肥的人教了我施肥的方式和剂量，我大致转述给了清洁工：两种白色粉末，搀和在一块，撒到土里就行了。他有点犹豫地看着我，问道：“那个卖化肥的人听懂你的话了吗？”他是指尼日利亚的生意人常常没听懂英文就热情地一个劲说“yes！”我说反正施化肥也不是多伟大的科学，就照他说的做吧。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咖啡踱到后院，一下子惊呆了。三垄地除了爬得一人多高的扁豆之外，全是一片灰白。化肥不仅把菜苗烧死，简直就给它们来了一场火葬。用手指碰一碰韭菜，落在指尖上的就是一点儿灰烬。施得过量的化肥白茫茫地浮在泥土上，夜间的雨都未能溶解它。是错在我没有把剂量听清，还是错在清洁工没听懂我的话也热情急切地说“yes！”了？或许化肥压根就是伪劣品，就像充斥尼日利亚市场的伪劣品一样？不知哪个环节上的大错，毁掉了我的中国菜园。 回到屋里，我发现清洁工没有按时出现在后院。有时从楼上看见他在剪枝或扫地，忙换上鞋，开了门出去，但一到院里，又看不见他的人影了。几次之后，我明白他在有意躲我。菜园就死在那里，幸存的扁豆从废墟中爬出，孤零零地一点一点向高处爬去。正是雨季，野草借了化肥的养分，每时每刻地拔节，很快菜园又要恢复成那个冷清荒芜的院子了。 渐渐地我也不想为难清洁工了，他躲我，我也不主动去找他。发工资的日子在迫近，面对一个毁了的菜园，我不知拿出钱时两人会不会尴尬。我想告诉他：“没关系，这又不怪你。”但他不一定会相信我。 惟有扁豆仍青绿 一天下午，大概离“化肥事件”有十来天时间了，我在家里写作，听见院子隔壁又是唱又是说。隔壁是女佣和警卫们的宿舍，所有人都在那边热闹，不断有人穿过前院，跑到游泳池边上的公共冰箱去取冰块取饮料，瓜果也是预先切好冰镇下的。做晚饭时，我问我家的女服务员希望小姐，下午他们在热闹什么。她说是在开欢送会。欢送谁呀？那个清洁工，他被调离了。为什么要调离呢？这就不知道了。美国大使馆有好几个宿舍区，他被调到另一个宿舍区去了。我想很可能是他自己要求调离的，他认为在这院里捅了娄子，留了把柄，长待下去是不妙的。他对我给他的这份工作太小心翼翼了。这样的小心是从他的祖辈传下来的，从殖民时期贯穿到现在，已早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的潜意识中。假如我告诉他我的家乡上海曾经也是殖民地，他大概会觉得，我们之间平等是有可能建立的。 我们的晚餐桌上开始出现扁豆。不仅我们的餐桌，邻居的餐桌也有这道中国菜了。扁豆的生命力怎么这样强呢？爬到了架子的顶梢，无处再爬，就把带着微紫小花的须冉指到天上去了。最早的豆荚已炸裂，豆种已自择落脚之地，第二代的苗儿已生长出来，东一株西一株，长得散漫自由，很有非洲气派。其实我很少去后院了，不愿看一块伤疤似的。但扁豆和野草一样皮实，对我的疏忽毫不在乎，浓绿的枝蔓漫卷一片，顶着花蕾卷向高处，又缀着果实卷下来。往往被人太在乎的东西，倒是难得存活。 丛林琼楼 英国人在哪里殖民，就会在哪里传播它迂腐的等级制，就会培养一大批醉心贵族的平民。阿布贾的豪宅便是上流社会的象征，是本地人可望不可即的去处。它之所以坚持几百年前豪宅的风格，尽管在当代生活中显得堆砌、臃肿、虚张声势，就是因为它代表贵族生活。 在阿布贾这个首都城市到处能见到建筑史上各种文化的实验品。当然移民史和各种族文化的兼容痕迹也都在建筑上体现得很明显。之所以说它们是建筑的实验品，是因为建筑设计师们以它们发挥了最大胆的想象力，使一个建筑往往要承载他太多的光荣与梦想，因此画龙点睛的、画蛇添足的都有。每幢建筑物都不胜其累，既要体现别出心裁，又要体现雍容华贵，还要体现民族文化传统。想想也真不易，建筑设计实现了如此多如此宏大的企图，还得顾及到实用性。有时实用性就在主次关系排列中往后推移了。 富人豪宅等级森严 邻近我们住处的一幢巨宅华厦(不知什么原因，它的工期长达一年，还没有竣工的迹象，我猜想设计蓝图在实践中正被大大涂改)，高出围墙数米，大门的巨大罗马柱威风凛凛，柱子撑起宫殿似的拱门，结构之繁琐，工料花费之浩大，会将来的宅主可以大过豪华之瘾。何止豪华，几乎是帝王之气。每次乘车从它前面过往，都为它遗憾：这么豪华的拱门廊柱，却开错了方向。我计算了一下门与围墙的距离，只有不到五六米，也就是说，墙与大门之间，没有任何空间让你举头瞻仰它的宏伟、高大、凌人之势。建筑师忘了，空间是豪华的一部分。正如受佛教哲学影响的中国画家，把空白作为笔触块面的一部分。没有哪一座著名的帝王建筑不借空间造势。也许是房主造得起房买不起空间，也许是他是个实惠之人，买多大地就用多大房把它占满，一寸土地也不浪费。不过无论他是怎么设想的，给我的感觉是他太不懂如何豪华了。 几百年殖民主义的影响深远，殖民者当时在英国享用不起的豪华，到此地都要享用，因此这类豪宅便是上流社会的象征，是本地人可望不可即的去处。它之所以坚持几百年前豪宅的风格，尽管在当代生活中显得堆砌、臃肿、虚张声势，就是因为它代表贵族生活。所有有钱的本地人都要拥有一座如此的住宅。所有没什么钱的外国要人，也会租赁一幢如此的住宅。英国人在哪里殖民，就会在哪里传播它迂腐的等级制，就会培养一大批醉心贵族的平民。 这段殖民历史不仅在建筑外观上体现充足，房宅内的设计更令我啼笑皆非。我们的房子全是不厌其烦地设有双门，双通道，刚搬进去，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把好好的整体切割得支离破碎：一个大厅有一个拱门不难看，弄出肩并肩两道拱门，看上去既琐碎又多余。我当时想：一个拱门上应标有“男”，另一个标有“女”。或者一个作“entrance”一个作“exit”。不然怎么来理解建筑设计师的意图呢？后来我才明白：主人走右边的门和通道(亦或左边的)，佣人走左边的(或右边的)，贵贱绝不容混淆。前门归主人走，佣人是没有钥匙的，侧门归佣人走，主人也没有钥匙，主仆不必担心有打个照面、嘘寒问暖、谈谈天气的时候。大概这种建筑设计的理想是把仆人变成隐形的服务者和劳动力，因此无论美国人英国人怎样以粮食、药品、教育援助非洲，这样的住宅设计会永远提醒非洲人外来人和他们的本质关系，永远不会忘记黑是黑、白是白，只要一有引发点，全体揭竿而起。在心灵上没有尊敬的物质援助价值又如何？因而，接受援助的一方也缺乏尊重。 我们所住的房子都带有“boy’squarter”，即“仆佣居室”，面积窄小，没有空调，炎热无比的非洲，全指望他们祖祖辈辈袭承下来的抗暑性。同一院墙内，贫民窟和华厦并存。并且“boy’squarter”的叫法，也让我深思：不论男女，不论长幼，皆“boy”也，似乎人一卑贱，在优越者眼里就永远是半个人，是无法平等对待的未成年“boy”。厨房和洗衣房也没有空调，意思就是这两个地方主人不必涉足，碰上我这样爱烹饪的人，等级制度派生出的这种建筑设计就祸害到我了。四十几摄氏度高温的季节，厨房里假如两个冰箱一块用，加上烤箱、炉灶，每次在家里大宴客，我自己先蒸成一只红头龙虾。 腐败“造就”烂尾楼 因为城市的坡地多，我喜欢在高处看市容。应该说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是热带丛林中的都市，大自然与工业文明(尽管极其有限)没有明显接壤处。最辉煌的建筑都不属于人，而属于神。不是教堂，就是寺庙，高大的建筑远看真是与朝日夕阳同辉。最大的天主教堂架构已经落成，等峻工后将何等气魄，完全可以想见。但我看见四周几部大吊车始终静止，也从未见任何建筑工人出没，就向一个朋友打听。回答说这座教堂和全城无数未完成建筑物一样，是腐败系统的牺牲品：一般公共建筑得到资金之后，层层官员贪污，此其一。还要用于贿赂各个部门，如买器材、工料。若什么器材必须进口，就更惨，因为海关雁过拔毛，不满足他们，器材将被长久扣押。尼日利亚几乎没有重工业，许多材料和器材想必是要靠进口。因此资金预算便开始透支，建筑的速度远远不及挖墙脚的速度，于是一堵墙一堵墙被贪污者揣进了腰包，这两天我终于看见大吊车开动了，听说国内国外捐款的人很多，但愿建筑能加速，赶在贪污者把墙脚挖塌之前。 我发现只要风格单纯，建筑就好看，一旦设计师想在建筑里实现种族大团结、各文化大统一，结果就是不伦不类，似是而非。一座简简单单的楼，偏要装上阿拉伯式的葫芦形门窗，颜色又漆成非洲人的大红大绿、鲜黄翠蓝，看了让我捶胸顿足。有一座巨型办公楼完全是按远洋客轮的形状建造，甲板、船舷全有，连颜色都仿照远洋客轮漆的，远看就是泊在绿色丛林中的轮船。由于求形状逼真，楼内必然被切割出许多无用的零碎面积，以及死角。设计师只顾让他的想象力疯狂起舞，把实用性忽略了。还有一些楼房，通体贴满花哨的大理石，有些土红色大理石本来很美，作了这种用途不但不显得华贵，而且显得艳俗。而且任何豪华的东西大面积堆砌效果等于一个女人通体挂满首饰，让看得人目不暇接，气都喘不上来。我的趣味当然不能替代大众。但我相信审美是有一定原则的：比如能用一根线条达到效果，不应该再多加一根线条。真正贵气的东西，往往在外观上内敛、沉著、大拙若巧。还有一点，就是人性化，即无论建筑设计的追求怎样伟大，它应该为人服务。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玛克(libraryofsanmarco)图书馆建于文艺复兴时代，以它的宁静、朴素、极度和谐使人感到人性化的高境界。意大利北部的尔比诺，又一座宫殿角杜考(ducalpce)也是线条流畅，开阔而和谐，一反宫殿的繁复。它们之所以成为建筑史上的经典，并使当代人在欣赏它时没有身处文物的感觉，就因为它的简约、明快、人性化。并不应该排除华美，只要是华美得精致，细腻，工序到位，也是精品。华美的建筑典范在东方和西方都很多。华而不美的例子也很多。最可悲的是醉心豪华又对美完全麻木，后果就是住起来麻烦，看起来丑陋的建筑败笔。 非人性化建筑冷酷空泛 看来最早的殖民主义者留下的影响是很难肃清的，而且这并不是贵族的影响，而是醉心贵族的人的影响。我可以想象，离开英国，来到安危未卜的黑非洲开种植园、进行贸易的探险家们都属于什么社会等级。贵族是不愿意来的，他们离开了上流社会圈子、离开他们的生活方式很难生存。只有不怕输光的人，也就是没什么可输的人，才会在危险中寻找机遇。也不排除生性不安分的人，他们好奇心过剩，生命的追求在于揭晓他们心目中一个又一个疑谜。这类人是人类精英，占极少数，而大部分殖民者是为生存所迫。 大概刚刚落成的美国大使馆办公楼是全城最现代的建筑了。银灰楼体，线条简约，造型具有几何感，大气中不乏精致。里面装饰墙面的画都很抽象，全是经过了精心的整体设计。家具也非常酷，流线体，色彩是这几年流行的明朗色彩。楼体离马路很远，全部铺着水泥，烈日之下光辐射令人目眩。一眼望去，这座建筑有一点未来世界之感。像是世界毁灭之后，再生出来的全新的异化的文明。没什么可说的，这是一座工业大国的建筑代表作。但我只去过两趟，为了使用大使馆时常畅通的e－mail，(我家里的线路时常不通)就再也不愿意去了。反省起来，我想我反感这座建筑冷酷无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大部分设施不是为了人在里面自在和愉快，而是为了防范。精力财力不是为游人花费，而是为敌人而花费。周边的开阔地决不是因为审美所需的距离，而是为了防弹。一旦人肉炸弹冲进去，可以有足够距离周旋。还有就是要以如此的冷面吓退本来就心中打鼓的签证申请者。所以非人性化的建筑，辉煌是空泛的、无机的，再精致也不美，至少在我是这样认识的。 彼 岸 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因为当时“全日空”机票打折最狠。弊端就是要在日本成田机场停留四小时。坐上从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六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二十四五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他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误认为他是满机舱中国旅游团体中的一分子。 坐下十多分钟后，他从口袋拿出一叠破烂机票，被订书钉钉在一块儿。 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 都是他一个人的。 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 因为从他打渔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 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凑的，有两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 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 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 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地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 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 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两百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金，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两百块美金。 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 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渔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 “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 “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个调。 葬身大洋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和他一块儿被招募，一块儿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三年契约的同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倾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声浪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一再回想，觉得那是幺叔的呼救——他管那个比他大十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幺叔。 就是那样的三年。 我根据他的讲述设想了一个天涯海角的中国渔村，照样听中国音乐，看中国影碟，村子上方，飘着中国炊烟，仅仅那一点，已足够他们苦极生乐。 至于打渔之外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豪气地一笑，说他偶然也会挥霍一下。 怎样挥霍？ 到小馆子里，喝啤酒。 这就是他的挥霍。 小馆子是中国人开的？ 当然啊！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中国……发廊。喝了啤酒，就会到发廊里坐坐，里面的小姐都从中国去的。 我问他有没有挥霍到小姐身上。他说没有、没有。但我猜是有的。地图上都难找到的一个小岛上，他遇上一个她，在她身上花些风浪余生挣来的钱，也不完全是一场风流生意。故乡的好的丑的，在小岛上都有一份，却好的丑的混为一体。 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冒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出海打渔，九百块美金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 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一点儿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 他几乎自得地回答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邻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 农机旧了，坏了呢？ 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渔。 难道不怕被海浪卷走吗？ 不怕！ 北京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四五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三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 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儿，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幸运。作为生还者，他似乎负载了那个未生还的幺叔的幸运。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们，就连让他们感到幸运的那一点点，都常常得不到。 饕餮狂欢 节日不是一般节日，庆祝的是美食美酒。地点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的一个滨海酒店。 沿着著名的一号高速公路曲折行驶，一路景外有景、水色山光地来到这个不起眼的酒店。一进门，却发现酒店里面其实非常之大，房子与房子之间留有许多空间，但每座房子只有四间客房，客房也很大，最具有目光震撼力的是占据醒目位置的巨大冲浪浴池。一切都为食客安排好了：食前冲浪浴可以消耗一些体能，放松肌肉，所以也就预备了更好的肠胃去饮去食。食后洗浴呢，有助于消化，让水按摩一番吃累了的身体。 当晚是七道菜的开幕宴。 食客们穿着观看古典歌剧的盛装，优雅入场。每一个大圆桌中央，都是淡紫和淡青色花卉组成的花坛，雅致得如同一台鲜花芭蕾。每一把椅子都缠着薄如蝉翼的淡青色绢纱，在椅背上以一个淡青色小花球束住。灯光是次要的，主要靠蜡烛，蜡台周围，也堆着似乎也是做旧过的鲜花，为了浪漫和怀古，舍去了太过艳丽的花朵。 人们悄声细语地谈话，目光也变得漫漫的。尽管从桌子中央到每个座位、呈放射状排开的七十只弹指欲破大高脚酒杯，以及每个座位前的桌面上摆着如小锅盖大的古典磁盘、吃七道菜的七套餐具，一切仍然不会让你联想到这里将要进行的暴饮暴食，饕餮狂欢。 第一道菜是法国厨师的献艺，小牡蛎和起司做的开胃菜。菜被宣读之后，正面的大门霍然洞开，步伐整齐地走进一队黑衣男子，高低胖瘦相仿，一律地面无表情，一律地不可一世，一律地两手高高托着巨大磁盘，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我看不见大盘子里装的是什么。队伍全部进来后，迅速变成若干小队，每小队五个人。一支支五人小队围绕着一张张大圆餐桌立定，每两名食客的肩膀之间，便矗立着一位目中无人的男侍。 我们全受了惊吓似的，所有谈话都噎在口中，所有的举止表情都定了格，意识到做食客也是一桩庄严肃穆的正经事。这时候各桌领头的男侍细微而权威地向左一点头，所有侍者迅速而准确地伸出左手，把左手上的盘子放在他左边的客人前面。领班侍者再向右边点头，同样果断、冷酷，似乎他不是在下令放盘子，而是在下令行刑。于是我就想到，每一个黑衣男子似乎都负责干掉两个人，只不过是以过度的美酒美食。 黑衣男子们一趟趟出场，进场，菜肴一道道地上来，我吃到第三道菜，就觉得已经被他们干掉了，动也动不了了。 我先生在一旁说，一张美食节的票要两千美元，我怎么可以不吃回老本来。他认真地品评每一道菜，每一种酒，跟同桌饕餮们严肃探讨，如同探讨一本德语小说或一部北欧戏剧（因为德国小说和北欧戏剧都以艰涩著称）。 等到甜食和餐后酒上来，我已经瞌睡朦胧。甜食是一个日本女厨师的作品，她纤细柔弱地走上来，把全世界各国高低不等，胖瘦不一的厨师引领上台，给大家讲解每一道菜的好处和独特处，每一种酒的来源、历史和发展，真的不亚于一堂深奥的课程。有的厨师不会说英文，还得一句一句地翻译。我看了看表，从开饭到现在，这一餐饭已经饭吃掉我四个半小时，可不就是杀掉了我小小的一段生命？ 第二天还是吃。意大利餐。墨西哥餐。美国最自豪的牛排。 第三天的早午餐是闭幕餐。闭幕餐是海鲜自助，是这次美食节的另一个高潮。我们下榻的酒店挨着太平洋，海鲜从它们正过着的自在日子到餐桌上不到一百米，所以是不折不扣的海鲜。并且大部分海鲜是供人生食的，不得有一点腥气。扇贝有小扇子那么大，张着带霓虹光泽的壳，里面的生物正在疼痛就进入了人们的口中。对虾通体如玉，剔透晶莹，触须和脚爪依然保留着抵抗的痉挛，两只鼓突的眼睛充满对于死亡的惊讶。一排排螃蟹腿像训练有素舞蹈者的队形。一只只牡蛎张着口，等待第一滴柠檬汁醮上来的钻心刺痛…… 我拿着空盘绕来绕去，人在太多太丰盛的选择面前也是很累的。我是一个饮食上简单的人，一碗热汤面就心满意足，常常在做了一桌丰盛晚宴之后满心饱胀，只想吃点农家小菜。在参加这个美食节之前，我十分好奇，也天天向往，毕竟要品尝的是世界各国优秀厨师的拿手好菜呀。而此刻我庆幸它终于闭幕。假如这个饕餮盛会再延长一天，我肯定招架不住，会吃得累死。 围着海鲜们转了一圈，我碰上几个面熟的人。我先生叫着他们的名字，无非彼得、杰克、玛丽之类。我问他跟他们是否是熟人，他反问我，难道不认识他们了？就是第一天开幕宴会坐在一起坐了近五小时的同桌啊！ 我对自己的记忆很失望。后来又一想，也许烛光下人看人不容易看清楚，也许这两天的饕餮生活使他们都陡增了体重，圆润出一小圈来，所以原来处成了半熟人的同桌们，又退化成陌生人了。 赤贫魅力测试 我身无分文地出了门。那是一月的芝加哥，北风刮得紧，回去取钱便要顶风跋涉半小时，无疑是要耽误上课了。 这时我已在地铁入口，心想不如就做个赤贫和魅力的测验，看看我空口无凭能打动谁，让我蹭得上车坐，赊得着饭吃。我唯一的担心是将使芝加哥身怀绝技的扒手们失望。 “蹭”上地铁相当顺利——守门的黑人女士听说我忘了带钱，5个一寸长的红指甲在下巴前面一摆，就放我进去了，还对着我的后脑勺说：“要是我说‘不’你不就惨了?你该感谢上帝，我一天要说99个‘不’才说一个‘是’呢！……” 她笑得很狰狞，像个刀下留人的刽子手。 12时59分下课，很想跟同学借点午餐钱，又怕他们从此跟我断绝来往。 开学那天，一个大龄男生借了一位女同学9块钱，下面就出现了一些议论。所以，我打消了借钱的念头，饿死也得为我们大龄同学们争气。 所有同学都进了校内那个廉价餐厅，我只好去校外昂贵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一个意大利小伙子过来在我膝盖上铺开又硬又白的餐巾。我点了鲜贝通心粉，吃最后几根时，我开始在心里排演了。吃不准笑容尺度，但是不笑是不可以的，人家小伙子忙了半天，至少该赚你一个笑容吧。我眼睛盯着账单，手装做漫不经心地在书包里摸那个丢在我卧室枕边的皮夹，然后我已经分不清是真慌张还是假慌张地站起来，浑身上下逐个掏口袋。“灾难啊！”我说，“我的钱包没了！” 小伙子瞪着我。他耐人寻味地看着我自我搜身，一遍又一遍，然后摇摇头表示遗憾：“冬天穿得厚，扒手就方便了。” 我表示非常难过，如此白吃，还吃得那么饱。他连说可以谅解，都是扒手的错。他拿了张纸，又递给我笔，请我留下地址和电话。 我说这就不必了，明天保证把饭钱补上，连同小费。可他还是坚持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写完后我抬头笑笑，这一笑，魅力就发射得过分了，因为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楚楚动人的，问：“平时可以给你打电话吗?”我打着哈哈，说可以可以。 我打算徒步回家。 走在芝加哥下午3点的街道，风吹硬了街面上的残雪，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掉一根通心粉的热量。 很快我放弃了，跳上一辆巴士。 一上车我就对司机说我没有钱，一个子儿也没有。司机点点头，将车停在一个路口，客客气气地请我下车。 我红着鼻头对他笑着说：“明天补票不成吗?”他鄙夷地说：“天天都碰上你这样的！来美国就为了到处揩美国的油！”我正要指出他的种族歧视苗头，一只皱巴巴的手伸到我面前——是个老头，怀抱一把破竖琴。他把手翻过来打开拳头，掌心上有4枚硬币…… 付完车钱，我立刻拿出我那支值10块美金的圆珠笔，搁在他手里。他说：“你开玩笑，我要笔干吗?”他摘下眼镜，给我看他的瞎眼。我问他在哪里卖艺，他说在公立图书馆门口，或在芝加哥河桥头。我说：“明天我会把钱给你送过去……”他笑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下了巴士，离我住处还有5站地，我叫了辆计程车。司机是个锡克人，白色包头下是善良智慧的面孔。我老实交代，说钱包忘在家了，他静静地一笑，点点头。到了我公寓楼下，请锡克司机稍等，我上楼取车钱。更大的灾难来了：我竟把钥匙也忘在屋里。我敲开邻居的门。我和这女邻居见过几面，在电梯里谈过天气。女邻居隔着门上的安全链条打量我。我说就借10块钱，只借半小时，等找到公寓管理员拿到备用钥匙，立刻如数归还。 “汤姆！”女邻居朝屋内叫一声，出来一个6岁男孩。女邻居指着我说：“汤姆，这位女士说她住在我们楼上。你记得咱们有这个邻居吗?”小男孩茫然地摇头。 我空手下楼，带哭腔地笑着，告诉锡克司机我的绝境，请他明天顺路来取车钱，反正我跑不了，他知道我的住处。他又是一笑，轻轻点头，古老的黑眼睛与我古老的黑眼睛最后对视一下，开车走了。 我想起田纳西·威廉姆名剧《欲望号街车》中的一句话：“我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这句话在美国红了至少30年。 失落的版图 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竟是母亲的葬礼。 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的。 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自我远嫁，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我劈头就问：“妈妈呢？” 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胃癌已是晚期。 妈妈是个那么健壮的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扛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门口？ 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病情告诉妈妈。正如二十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她的感情已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酷的权力委派予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妈妈心里的地位，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 进病房时，我后脚没跨进门就见妈妈脸迎着门，眼睛望穿秋水地满是等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淹着眼睛和五脏。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她，伸出已瘦黄的两只手，叫一声：“女儿！”她嗓音已失却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于她的双臂之间。我那天在她病房里待了六个小时，那句最难启齿的话，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缩回心头。在伪造的好气氛中，健康人与病人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还去串通主治医生，请他帮忙维护我们善意的谎言。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妈妈说：“女儿，妈妈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吗？” 我看着她，看两行眼泪从她眼里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颧骨。我的手在妈妈的两只掌心里越发冷下去。我说：“别瞎猜。不是的，只不过是严重胃溃疡。”妈妈看着我，有泪在我眼中灼烧。她笑了一下，带出一口叹息。我眼泪再也噙不住，她却轻快地拍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蔬菜。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还总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 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很好的浓密头发，像演《雷雨》中的四凤，编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就从头发开端，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到得意时，她是完全康复了。退回了几十年的岁月，眼睛也是二十岁的眼睛，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个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 五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处理一些事务。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拉着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义。 八月初，癌细胞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入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时，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句文法都稍显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 母亲与小鱼 那还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时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长的手指，那个略驼的背，还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双眼，后来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来自这个人。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的母亲总是悄悄注视这个人。据说这个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许许多多的忽略。连母亲的歌喉、美貌，都险些被他忽略掉。母亲那时包了歌剧团中所有的主角儿，风头足极了，一匹黑缎子样的长发，被她编成这样，弄成那样，什么佩饰都不用，却冠冕似的华丽。十八岁的母亲，眼睛骄傲天真，却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一天她忽然对他说：“你有许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时是歌剧团的副团长，在乐队拉几弓小提琴，或者去画两笔舞台布景。有时来了外国人，他还凑合着做做翻译。但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写书的小说家。他看着这个挺唐突的女子，脸红了，才想起这个女子是剧团的名角儿。 在抄得工整的书稿中，夹了一张小纸签：“我要嫁给你！” 她就真嫁给了他。我还是个小小姑娘时，发现母亲爱父亲爱得像个小姑娘，胆怯，又有点拙劣。她把两岁的我抱着，用一个舞台化的姿势，在房里踱步。手势完全是戏剧中的，拍着我，回肠荡气地唱着舒伯特的《摇篮曲》，唱得我睡意顿时云消雾散。我偷觑她已进入情绪的脸，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时我还不明白她实际上是在唱给父亲听。她无时无刻地不从父亲那里要来注重、认同。她拿起小提琴弓开始拉“哆、来、咪”。还将左手拇指扣进调色板，右手拈一枝笔，穿一件斑点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张空白帆布前走来走去。要么，她大声朗读普希金，把泡在阅读中的父亲惊得全身一紧，抬头去找这个声音，然后在厌烦和压制的矛盾中，对她一笑。 她拿着这一笑，去维持下面的几天、几年，抑或半辈子的生活，维持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尊严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亲的薪水没了，叫“冻结”。妈妈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壮得飞快，坐在一张小竹凳上，“吱呀”着它，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鱼。她警告我们：所有的鱼都没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给在乡下“劳动改造”一年没音信的父亲。 几条小鱼被串起来，用盐轻腌过，吊在屋檐下晾。最终小鱼干缩成一片枯柳叶，妈妈在锅里放一点儿油，倒油之后，她舌头飞快地在瓶口绕一圈，抹布一样。不知她这种寒碜动作什么时候已经做得如此自如。总是在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才来煎这些小鱼。煎鱼的腥气胀在房子里，我和哥哥被折磨醒了，起身站在厨房门口。 “小孩子大起来才有得吃呢！”她发现我们，难为情地红了脸，像个小姑娘偷递信物时被人捉了个准。 她一条小鱼也没请哥哥和我吃。我们明白那种酥、脆连骨头都可口。然而我们只有嗅嗅、看看，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亲回来后，只提过一回那些小鱼，说：“真想不到这种东西会好吃。”后来他没提过小鱼的事。看得出，妈妈很想再听他讲起它们。她诱导他讲种种事，诱他讲到吃，父亲却没再讲出一个关于小鱼的字。几年中，成百上千条小鱼，使他仍然倜傥地存活下来。妈妈围绕着父亲，以她略带老态的粗壮身段在父亲面前竭尽活泼。这时已长大的哥哥和我有些为这个还是小姑娘的母亲发窘。 又有许多的出版社邀请爸爸写作了。他又开始穿他的风衣、猎装、皮夹克，在某个大饭店占据一个房间。他也有了个像妈妈一样爱他的女人，只是比妈妈当年还美丽。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从北京寄来的。他对我说：“是写给我们俩的。完了，他要和妈妈离婚了。” 信便是这个目的，让我和哥哥说服妈妈，放弃他，成全他“真正的爱情”。他说，他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妈妈。这点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他只是在熬，熬到我们大起来，他好有写这封信的这一天。我们也看出他在我们身上的牺牲，知道再无权请求他熬下去。而这个呕心沥血爱了大半辈子的妈妈呢? 许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妈妈出示父亲的信。她读完它，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好像她辛辛苦苦爱他这么久，终于能歇口气了。 她看看我们兄妹，畏惧地缩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们这些天的蓄谋：我们决不会帮她将父亲拖回来，并决定以牺牲她来把父亲留给他爱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彻底孤立了。 这一夜，我们又听到了那只竹凳的“吱呀”声，听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几串被剖净的小鱼坠在了屋檐下。 父亲从此没回家。一天妈妈对我说：“我的探亲假到了。” 我问她去探谁。我知道父亲尽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让她一年仅有的七天探亲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说：这还用问？！ 又是一屋子煎小鱼的香味。我们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这气味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好闻。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间，“叫她别弄了！”他说：“现在谁还吃那玩意儿？” 我们却都忍不下心对她这么说。并且我陪她上了“探亲”的路，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鱼。只是朦胧听说父亲在杭州一个饭店写作。我们去一家廉价旅馆下榻，妈妈说就暂时凑合，等找到父亲……我心里作痛：难道父亲会请你去住他那个大饭店吗？ 四月，杭州雨特稠。头两天我们给憋在小旅馆里。等到通过各种粗声恶气的接线生找到父亲的那个饭店，他已离开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绝对无法追踪下去。我对妈说：冒雨游一遍西湖，就乘火车回家。 妈妈却说她一定要住满七天。看着我困惑并有些气恼的脸，妈惧怕似的闪开眼睛，小姑娘认错般地嘟哝：“邻居、朋友都以为我见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个幻觉，首先是让自己，其次让所有邻居、朋友相信：丈夫还是她的，起码眼下是的，她和他度过了这个一年一度仅有的七天探亲假，像所有分居两地的正常夫妻一样。她不愿让自己和别人认识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愿地在雨中的小旅馆住满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电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个电影，就是去对门的小饭馆吃一碗又一碗同样的馄饨，然后坚持过完了她臆想中与父亲相聚的七天。 父亲再婚后很幸福。妈妈见到我就问：“她会做菜吧？”我当然明白“她”指谁，我说：“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烟了……”她赶紧垂下头走开，不敢再听。 临回北京，我见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厨房。竹凳也上了岁数，透着灵肉般的柔韧光色。还是一堆小鱼儿，我不阻止她，懒懒地倚在阳台上欣赏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镜来做这桩事了。竹凳似疼一样“吱呀”着。她说，再有场“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罚到乡下，低人九等，就没有女人要他了，只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头看我，怕我看见她眼里还是那片无救的天真，还是小姑娘似的那张因非分之想而绯红的脸。 我将一篓子烘熟的小鱼捎到爸爸那里。正是高朋满座的时候，满桌是继母的国宴手艺。我对爸爸使了个眼色，将他熟识的竹篓搁在了一边。他瞪了它一会儿，似乎也愁苦了一会儿，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这天父亲醉倒，当着七八个客人的面，突然叫了几声母亲的名字。客人都问被叫的这个名字是谁，我自然吞声。继母美丽的眼里，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波西米亚楼 “波西米亚”在英文中也是个形容词。比如我的一个画家朋友向我推荐一处住所时用种赞许的口气说：“那幢楼你我这类人会喜欢的——特‘波西米亚’！”他指的“这类人”，意思是挣扎中的艺术家。我被这位画家带到了这座“波西米亚”公寓里，发现它的确和意大利歌剧“波西米亚人”的布景有一丝相仿。楼是普通的40年代公寓搂，但内部装潢却很奇特：粗硕的原木门窗，墙壁的砖石垒砌全然裸露，壁炉也是精心设计出的笨拙，两张荡椅被粗大的铁链吊在横椽上。所有的家具都显出质朴和灰暗的调子，楼中的气氛因此也就是沉重而忧郁，透着一层无可言状的怀旧情绪。我马上喜爱上了这座公寓楼。它似乎是逃遁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避难所，也有一层对强大无情的美国主流社会叛逆以及自我流放的意思。 房东太大接待了我。我与她达成了房租上的协议：一月六百元，包括家具、电视。六百元的房租对六年前还是穷学生的我，无疑是个沉重的数字，亦可见这里每一点貌似的朴素与陈旧都相当昂贵。它使我明白由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这样一种非寻常的意识形态的进化：从物质贫乏到物质富有是人自身的一次解放，而从物质丰富再返回所谓的简陋则是人的又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大部分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亦在于人的人生态度、审美观。房东太大60岁左右，常把“庸俗”挂在口上，有次问她的“庸俗”定义何在，她说：“假花固然是一种庸俗。但对我来说，庸俗是一个人开辆豪华奔驰车，但连买本书的钱也花不痛快。” 公寓楼里果然没有开奔驰的阶级代表。十二家房客有一位画家、三个作家（包括我自己）、一个影评者、一个教授，剩下的，都是职业面貌模糊的人们。比如，珍妮在一个非盈利组织做半工、那个组织为贫困户提供低价住房，但珍妮也同时做好几份杂事，编写教会印刷物之类，因此她对一生只学一门本事，以那专一的本事谋求一生粮草的人十分不屑。 珍妮的本名当然不叫珍妮。正如楼中一位心理学教授为他所有就诊者保密，我也不能透露珍妮的真实姓名。据房东太太说，珍妮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半夜投奔上门的。房东太大很乐意把自己的“波西米亚”楼当作女性心灵创伤的野战医院，凡有珍妮这样的突然投奔者，她一向不打听她的原因。在房东太太看来，原因无非那几桩：受了丈夫或男友的暴揍，或者陷入不可自拔的情感灾难，甚至更有难以启齿的精神创伤——家庭伦常所致的伤害。就像三楼的吉亚，一位绝顶美丽的黑姑娘，楼中相传她是受到公公的性骚扰而出逃的，而这位公公属于芝加哥员富有的黑人家族之一。究竞吉亚是什么身世.那位矮小的犹太心理学教授一定是清楚的，仅是同一幢楼的住户，就有三个是教授的固定就诊者，吉亚家就占两名：吉亚和她十岁的儿子。我后来写作的长篇小说《人寰》，那间心理诊室，其实就是照搬了教授的那间神秘、古怪、壁炉里总有温吞火苗的大房间。房客中仅有教授是不宿在此地，他另有豪宅，只是因为喜爱这楼的“波西米亚”风味而租下最大一套房做诊室。 房东太太对任何投宿者都不收押金，也不与他们签租赁契约。她说她的直觉十分敏锐，一旦直觉认同某人，那人绝不会具有拖欠房租、吵闹、酗酒之类的习惯。房东太大经营这座“波西米亚”楼有十余年了，尚没有一个房客最终成为她直觉的意外。她说两年前珍妮在夜晚十一点半打了个电话来，说是一位朋友向她介绍了这个住所，她请求房东太太尽快接收她。珍妮是在当夜十二点半被房东太太的直觉检验合格当即接收的。房东太大说，珍妮当时说她只住一到两个月，很像是暂时避避难的样子，可她一住就住了两年多，而那种紧迫的避难感从未消退。房东太太长着淡蓝的眼睛，险峻的鼻子，小而敏感的嘴唇，是那类十分宽容又十分严格的人，而从严从宽的准则全在她内心。比如她曾赶走一个医学院预科生，因为他暗暗揍过她的猫并且常常将粗俗不堪的音乐音量放得很大。但楼道中时常飘渺的一股大麻气味，她从来不加追究。那般淡淡的毒品气息给这被西米亚楼添了一丝消极和颓败之感，使我一搬进来就意识到这楼中的某人正经历某种不幸或企图抹拭曾经的某场不幸。也像所有无聊的小说家一样，我感到一切浅谈的不幸都是美丽的。 珍妮和我的交情开始在我迁居波西米亚楼的第二个月。她不能在自己房里抽烟，因为同租一套公寓的另一房客对香烟过敏。一天她歉意十足地说她在我窗外的阳台上抽了一枝烟，希望我不介意。我说那阳台本来也半属公众：每个从露天楼梯下楼的人都必经此地。房东太大在那里摆了一张粗重的木长椅，也是意在给人歇息或相互交往的。珍妮脸微微一红，说她撒了谎，其实她在我窗外吸烟已有一个礼拜了。她说：“我一直等你抗议。”我笑道：“我一点察觉都没有！”她以她灰色的眼睛看我一会问道：“你们中国人都这样随和吗?”我调侃一句，说假如我们不学得随和些，十多亿人是无法共同存活的。 第二天，珍妮手里拿着一束花，说是野地里采的。我奇怪地想：美国的一草一木都碰不得，碰一碰就是破坏环境保护，珍妮怎么采来这满满一把野矢车菊?她笑而不答，把花插在我的一个玻璃瓶里。从此后，珍妮和我在其他房客眼中就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朋友。她领我到各个实惠的食品店去买食物，也领我逛遍了橡树公园城的所有二手货商店。有次我夸赞她的一个发夹，一周后她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给我。这时我已发现我不能随便夸赞珍妮任何东西，她会不声不响记在心里，再满世界去为我寻觅。当她把一个我早已忘却的心愿突然实现——将一种护肤或护发或女性其他的用品突然呈到我眼前，四十岁的珍妮脸上会绽放出孩子式的烂漫笑容，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殷勤。房东太大有天对我说：“珍妮住在这里两年多了，从来没有接近任何一个人，也从来不让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老谋深算、意味深长地盯着我微笑。我不懂她是什么意思。 一个星期六的半夜，三楼的吉亚发出的一声呼救震撼了整个波西米亚楼。大家知道吉亚新交的牙买加男友又在揍吉亚的儿子了。牙买加人是个影评家，常组织全楼房客去看他中意的电影。谁也无法想像他在一扇门后的粗暴面目。我上到三楼就看见珍妮已站在吉亚门口，脸色由于愤怒而变得惨白。她用拳头擂着门喊牙买加人的名字：“你给我立刻开门！”这时的珍妮身上出现一种光与力，使我对她天性中的正义感以及我们中国人欣赏的仗义油然生出一股敬畏。她越是威严，嗓音便越是低调，当她对牙买加人的喊话有了威逼成分时，珍妮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低沉音色说：“要我破门而入吗——你这杂种?！” 门打开了，珍妮身后已站着全楼的房客，全副睡装。吉亚领着儿子出来，自然而然便一头栽在珍妮肩上饮泣起来。这样一个白种女子和黑种女子相依的造型，在美国种族对立的历史上该有着深远意义。我非常为有珍妮这样的女友而自豪。珍妮对牙买加人说：“你——你是该走的那位，吉亚和儿子留下。”牙买加人拿起自己的帽子灰溜溜走了。几天后珍妮鄙薄地对我说：“吉亚是没救的，又让牙买加人回来了。” 我和珍妮的友情正常、健康地发展下去。在眼见她怎样仲裁吉亚和牙买加人的纠纷之后，我感到自己变得脆弱了，把一些陈年的心灵创伤渐渐向她揭示。她静静听着，明知我在拿这些隐秘心事与她交换，她却一字未提自己当初投奔这座波西米亚楼的缘由。她给了我一篇散文，主要是讲一个女孩经历怎样一场艰难、痛苦的记忆过滤，把那些致病致命的记亿滤去却又难以滤去。她说那是她二十年前写的。她的意思是告诉我，我想交换的秘密都在其中了。珍妮知道我每个星期必去我的中国女友家一次。在她家好好吃一顿中国餐再饱饱聊一场中国天。一回珍妮约我去参加露天画展，我从中国女友家打电话给珍妮说我会晚两个小时，因为我的中国女友跟我的谈话尚未尽兴。我回到波西米亚楼时正逢珍妮独自向外走。我叫她，她像听不见一样。我追上去问她怎么了，她眼里似乎有泪，还有一股类似嫉妒的火焰：“你以为别人的时间都不值钱吗?想改变时间就改变吗?！” 我给她斥得一头雾水。她一个人去看露天画展回来，走到我门口，轻轻叩开我的门，低头说她不该那样对我，希望我原谅她。她悲哀的样子让我很不安，追着她来到她的居室。我马上惊呆了：她屋内的地板被一尺深的旧物淹没，有衣服、书本、纸张、信件、卡片……一股熏人的陈旧气味让我险些窒息。难怪珍妮从来不邀请任何人进她的房间。她无力地对我一笑，说：“一部分的我是瘫痪的，没法从旧事物里摆脱出来。”我似乎一下忆起她二十年前用老式打字机写下的那篇散文。我近乎懂得了她所受的创伤在何处。 房东太大告诉我：“珍妮爱上了你。”我唬一大跳。她说：“你看上去像很恶心。”我想我当时的面部表情大概是恶心。房东太太又说：“这事从一开始我就看出来了。后来全楼的人都看出来了。”我说我是爱男人的女人。房东太大说：“那也不妨碍女人爱你。”我觉得这个事实令我吃不消。当晚我做了个可怕的梦：一个女性****压在我身上。它浅粉的白种人肌肤的质感那样清晰，就像珍妮和我坐在桑拿浴室里我所观察到的。我在梦里拼命挣扎扭打叫喊唾骂。第二天早上，珍妮和我照面时眼皮一垂，带些羞涩与愠怒。我心里大惊；我的梦似乎被她知道了！从此后珍妮对我像对所有房客一样，彬彬有礼，保持距离。 我为这事困惑得耐不住了，便去请教犹大心理教授，他诡秘地笑着，问我：“你确定那只是一个梦吗?”他马上说他绝不是在暗示什么。我想我无辜地在珍妮如山的陈旧记忆中又添了一份她想滤去却无法滤去的创伤。爱的那个永远得像珍妮这样忍声吞气，被爱的那个永远可以不负责任，坐享情谊。爱和被爱就这样遥远、沉默地存在，都很无奈。 我结束学业后搬出波西米亚楼。一个中国刚来芝加哥的医科学生向我打听租房行情，我马上推荐她去找房东太太。我对医科女学生说：“那楼特有情调，特波西米亚！”医科女学生不以为然。我又进一步蛊惑：“橡树公园城是有悠久艺术传统的地方，是梅明威的诞生地！”她说：“海明威?”我说：“就是写《老人与海》的海明威呀！”她说她不认识。她看了房子后打电话给我：“那么贵的房租，里面墙上的砖都露在外面！”我还想就“波西米亚”再讲两句，转念，算了。如果一个人不懂它的情趣所在，怎么可能去经验甚至欣赏它中间那感伤的、怀旧的、微妙至极的人情味呢?它将对那个人是个浪费。 而珍妮的耗费和投入在我这里，绝对不是浪费，我透过偏见、遗憾，甚至同情，深深地记住了她。 丹尼斯医生 这位医生的名字叫丹尼斯，是我从医疗保险公司的名册上找到的。丹尼斯这个姓听来有点雅，跟一个漂亮女性的名字“迪妮丝”发音接近（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一个漂亮精明的妻子就叫此名），我就认定丹尼斯医生做我的家庭医生了。其实“常务”医生更接近他职责的性质。就是不管大病小痛，首先要去给他诊，由他诊出大概之后，再把你交到各科专家手里。专家是至“专”的，五脏六腑，从头到脚，从骨髓到皮表，好几十个行业的分工，名称也各是各，医脚气的专家也有很长的希腊文的专门名称。当然是不只治脚气，踝骨以下的都归他关照。并且美国人对脚气的看法也较为积极、正面，叫它“运动员脚”。就如肥胖不叫肥胖，叫超重。据说商店里的衣服尺寸也改得较为鼓舞人心;特大号“xxl”不再往前头加“x”了，而把大得无以复加的型体尺寸叫做：“happytobeme”（我乐意做我自己）。在各种思潮都领先的柏克莱（美国惟一的劳工党当政的市），对各种残疾的称谓更是去除歧视意味的，比如一个驼背不可以叫他驼子，而应叫他“被脊椎挑战的人”（spinelychallenged），由此扩展向社会，若谁道德败坏，他便是“被伦理道德挑战的人”，这样便排除了任何成见，表现出柏克莱人的新概念与开明。 还来说我的医生丹尼斯。我只凭他的姓氏给我的良好印象而选择了他。有一阵我失眠越来越厉害，便来到他的诊所。他和其他五个医生共同租用一幢平房，棕色仿木的建筑外体，看去这个医生的小集体在时尚和审美上是十分老实的。走进去，护士请我到丹尼斯的一间检查室里等候。屋里基本是秃的，没有装饰。看来丹尼斯医生有个细腻名字的同时还有个求实精神。 我坐在那儿等丹尼斯医生的出现。不觉也就顺便想像他的模样、性情，一定是位细致而温存的那类男性，中年，却未超重。总之是很“常务”的医生，有种主妇的周到入微，安详体贴。总之是温文尔雅，同丹尼斯这姓氏不差太远的……正想得紧张，门“砰”地洞开，一个拄双拐的老爷子在门口站立，一条腿裹着粗大的石膏，脚也被绷带缠得很大一坨儿。他身上披一件不太白的白大褂。于是石膏、绷带、两只加金属的木拐，连同那灰蒙蒙的耷拉着的白大褂，使这老爷子每一动作都拖泥带水。我想他必是丹尼斯医生的另一位候诊者了，便立刻站起，腾椅子给他。却听一个大嗓门说：“我们哪里不对劲？”这大嗓门竟属于这老头儿。 他看看有七十好几，听听却不老不残。我一时愣着，挂一个无利无害的傻笑。我不懂他和我怎么就成了“我们”。 老大爷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平衡调整好了，空出一只手，伸给我：“丹尼斯。” 我这个很会见风使舵的人居然会如此失教养地木讷，令我事后很悔。我尽量以柏克莱的“无歧视”精神来自我鼓舞，全身仍是由于失望过度而没了力气。他像是根本没看见我随时有可能找借口溜走，然后马上打电话请保险公司把我从丹尼斯老头的监护下挪出来，而随便谁，爱谁是谁，不姓丹尼斯就好。在如此的心理冲突和沮丧中，我回答了例行的病史病例提问。 丹尼斯十分吃力地以一种杂技平衡鹤立着，把我的回答记录下来。在一本黄颜色带格的信纸上画着字，为将就他的老花眼他把字写得大而疏松。很快就写下去半个本子。其间他告诉我他如何出了车祸，手术如何完美。然后他强调地说：“你知道吗？我是个退休军医。”原来他的大嗓门和大动作都是军旅作风。 我不自觉地对老医生感兴趣起来。因为我也是个退伍上尉，也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医治别人的人。不多久问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说：“睡不着觉？”我说，失眠有十来年了。他立刻问：“想过自杀吗？”我连忙摇头，心想，真想过也不能告诉你。 老医生认为不想自杀就是不太要紧的失眠。他说：“我给你个处方吧——睡觉前做爱。”可以想像我当时的神色。我像看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 “做爱是最好的催眠药。”他声音响得马路对面也听见了，像是给大兵训话，要不就像议员拉选票的演说。 我压着羞恼，保持脸部平静，别让人觉着我见识太短，连“做爱”做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国的头几年主要练一个本事：对任何词汇、行为、概念都藏起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认为对无论怎样怪诞奇异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国式的“好样儿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够当代、不够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当我从“自杀”和“做爱”二词的精神余震中复元时，见老军医已经在做结束就诊的打点了。他合上笔记，把两根拐杖在胳肢窝下摆舒服，大声叫我到前台去结账和约定下次就诊的时间，他还挺自信;他这么处理我，还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忙追问：“你给我开的药呢？” 他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做爱’吗？” 我的好脾气撑不下去了，险些对他说：你还该回大兵营去，假如他们还收留你的话。我简洁有力地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得到医治，最起码是得到好点的安眠药。” “没门儿，”他说，“我不会给你开安眠药。越好的安眠药越坏。” 我说没有药，我今天是不会走的。既然我们都在军营里混过，我也就不考究语气了。美国俗话：做任何事都有一个正确方法和一个错误方法，还有间于对和错的“军队方法”。我就用这军队方法从丹尼斯那里逼来了十颗药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实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声音虽依旧粗重，眼睛却是自家姥爷式的，担忧而心疼地瞅着我。他其实在说这样的潜语：“你要乖点，晓得好歹，孩子。” 后来我先生去他那里做例行体检，回来就说丹尼斯是老怪物。在肛查时他自言自语地说： “你该为你的运气而高兴。我手指头特细，远近闻名地细——好多人慕名而来请我做肛查呢！”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碰巧有个医生，他听说丹尼斯任我们的家庭医生时，说：“啊，他还活着！” 但我觉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卖老的出口粗鲁，还是在治病上无可挑剔的。只是他对安眠药的军阀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我每次要逗着他说半天有关他孙子孙女的趣闻，才讨得几颗药片。他总说：“安眠药不是糖豆儿，你给我记清了。” 我还是决定辞掉丹尼斯。之后我投奔过两三个家庭医生。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才正式进入旧金山的“失眠中心”。给我诊断的失眠专家（他首先是一位精神病理学家）对我一面摇头一面说：“假如你那些家庭医生在给你开安眠药时不那么慷慨，你的失眠就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步田地。” 意思就是，在安眠药上对我的娇纵，是这病的真正诱因之一，是医生们图在我这儿找点清静，图省事，也就是不够负责使然。 我这才顿然想到了丹尼斯，五年前每给我一张安眠药处方时，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我再次打开医生名册，却不见他的名字了。我不知这回他从哪个意义上退伍了。 蛋铺里的安娜 一九九三年初，我回到芝加哥，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艺术硕士修完。一九九二年秋天在旧金山完了婚，也算个“有家室之人”，本该尽本分做妻子，至于回校读书，心里自然不很坦然，因此把自己读书期间的财经预算主动压得很低。朋友托朋友，找到一处房租低廉的居室。据说它最令人羡慕的长处是，方圆一英里之内，有地铁、有家“九毛九”百货店和一个“eggstore"——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不知道这个著名的食品减价商场的。它分布在城市各个贫民住宅区，如同一个个食物急救站，能及时扑灭周围的饥饿。为什么给它取名叫“eggstore”（蛋铺），我一直没考证出来。有人说它的缘起是专卖鸡蛋的小铺。因为鸡蛋是美国最便宜的食品之一，所以在它拓展成今天这样庞大的连锁二手货食品店时，仍沿用鸡蛋作为它物美价廉的象征。还有就是从复活节来的那层寓意：鸡蛋是复活节的主食；只要有鸡蛋的地方就有生命之孵化，生命之起死回生。因此，鸡蛋象征的是生命之早春。我比较赞同对“eggstore”的后一种注解。应把这个“蛋铺”改成“生命之春”食品商场——springoflife：有生命弹跃而起之意，也有生命如泉喷涌之意。 我很快便跻身到采购的人群中去了。很快就碰到一个熟面孔。她先叫出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她是我在餐馆打工时的工友。她是陪读刑法博士的丈夫来美国的。听说她家早已搬到以白领阶层为主的近郊去了，不过她每个周末仍要走出自己的阶层，到蛋铺来采买一周的食物。我认识的许多留学生都是这样，毕了业就了职，房产汽车都齐了却仍折回“蛋铺”来买这些有残疾或欠标致的瓜果。或许这宽大简朴的店堂曾以它的丰盈消除过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恐慌，他们对它的持续惠顾出于一种感恩心理；或许是在这里采买，好比在一座食物矿场里开掘，掘出什么都给人近似挖宝或历险的心理满足。或许仅仅因为留学生的本性——留学生是世界上最懂节俭的一种人，他们总是远远地回来。 走到奶制品一廊时，发现一个很瘦小的老太太坐在两大桶牛奶边上。“蛋铺”充满喜洋洋的各国语言，若不留心，绝不会听见这老人细弱的呻吟。她几乎是整个店铺中惟一的一个白面孔。美国人但凡有个体面收入，是捺不住性子来这里和各种肤色的移民打捞食物渣滓的。我还没走上前，就闻到一股奇特的气味从老妪身上泛起。 我问老太太哪里不妥，她哼哼着说：“我的脊梁要杀死我了！”我必须完全蹲得与她一样矮小才听得见她的话。我试着去拉她的手，她把那只手从我手里缩回，给了我另一只手，因为头一只手的手心里有几枚硬币。她像一截定了形的老藤一样，让我一点点伸直，眼看要直了，她尖利地惨叫一声，又缩回原来形状。她身边搁着一个手推车，是专为老年人购物所设计的那种，只是它也老得如她一样变了形。 我把两大桶牛奶放到手推车上。从她婴儿一样尖细的期期艾艾中，我弄明白了，她在这儿佝缩了一个来小时了，就是想把脊背的疼痛捱过去，再把两桶牛奶搬上车。我左手推着她的车，右手环过她的背，插在她的右腋下，等于将她的体重全挂在我的右臂上。我感到她整个人不比两桶牛奶重多少。我问她还需要买别的什么，她说不需要了，两桶牛奶足够她和她的家庭一周的过活了。我差点问：一周七天光靠牛奶?但我及时闭了嘴。在美国，是可以把悲惨当某种怪癖来理解的。而把悲惨当作怪癖来尊重，也就等于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对生活方式及自我信仰的自主权。 我问老太太家住哪里，她说只有三个街口之遥。我决定把她面交给她的家人。根据我对医学广博的无知，我断定老太太一定有脊椎错位之类的病症。她根本已瘫痪在我的右臂上。经过付款过道时，她将手里的硬币给收银员。款数刚好，显然她预先做了计算，也预先打算好除这两桶牛奶绝对不买任何其他食物。“蛋铺”的牛奶便宜得近乎自来水。 我一身担着老太太和牛奶，走到马路上。那股奇特的气味我现在已判断出来了——是股类似动物园的气味。老太太告诉我她叫anna。我发现安娜的衣着是六十年代的，是件大致是黄色的灰外套，或说是大致成了灰色的黄外套。安娜极清瘦，衣服也过于单薄，因而她那几乎弯成“s”形的一根脊柱，清晰地显现在她背上。假如把她整个人抹平整，她不见得比我矮多少。我问起她的家庭。她说：“是啊，我有个大家庭等着我去喂呢。”我纳闷竟没有一个比她健康点的晚辈来承担这采购。她像读懂我心思似的，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在朝鲜战争时上前线了，都没回来。至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回来。” 我说：“您一定弄错了，不是朝鲜战争，一定是越战吧?” 她说：“我没弄错，是朝鲜战争。越战的时候我一个儿子也没有了。” 我心里暗暗吃一大惊：安娜至少有八十五六岁了。虽然她勉勉强强算是活着，但毕竟有这把孱弱的阳寿。再瞅她的脸容，不知何处使她看去像个婴孩。残缺不全却幼稚无邪的那一种面容，头上稀疏柔软的黄白绒毛在无风的太阳里浮动。我很难启齿地又问：“那您丈夫呢?”安娜说：“他去世已经二十年了。” 这时我们已走过第二个街口。我由于不小的劳力支出而浑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面说：“看，那就是我们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一大片灰蒙蒙的鸽子，你挤我我挤你地发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说“我们的家”，心里觉得有些宽慰。 三个街口我和安娜竞走了四十多分钟。其中安娜不断请求我停一停，因为一阵剧痛又朝她脊梁袭来。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变形的身躯更加走样。我也已筋疲力尽了。总算听她说：“就这里。” 是一排店铺式房子，大部分倒闭了，关着门，陈列橱窗玻璃上被涂鸦，被贴着招租广告和卜卦、纹身、逃犯通缉告示。那一大群鸽子见了安娜，一齐“呼啦啦”振翅起飞，轰炸机似的朝我们冲过来。我感到扑面的是带着腥膻体温的一片固体肮脏。我闭眼屏气，躲着那羽毛间夹尘土的风。安娜的嗓音更细弱温存：“我的天使们！” 她请我把牛奶倒在路边一个残破玻璃盆里。她说：“抱歉了，就只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对鸽子的服务，抬起头立刻怔了——她那间店铺房的陈列窗里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猫，大概有二十多只，全都像安娜一样细瘦，只是眼睛都直逼逼的，晶亮，被饥饿点燃着。我这才明白安娜所说的“家庭”。我不敢走进安娜这个家庭。从敞开的门窥入，里面是一目了然的赤贫。有张床垫，有个冰箱，没有浴室和厕所，也没有炊事可为。我只把两大桶牛奶给她提到门内，大半个身体坚定地留在门外。但我还想为这个已进人末日的孤独老人做点什么。她蹲着身捱进门，她身上的气味马上溶入屋里暖暖的生物气息。猫们竟比安娜要干净些，也多些优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页纸片，写了我的电话号码，递给安娜：“如果有什么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杀死你，你起不来去买牛奶，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住得很近。” 安娜却没接那号码。她说：“谢谢你。我没有电话。” “你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不打。我没电话，也没人可打。”她刻意躲着我锋利的逼问。 大概也为省一笔电话钱。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门。猫刹那间全从陈列橱窗里消失了。然后就听见屋内响起猫们你死我活的欢宴声，以及安娜婴儿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鸽子粪便铺成的台阶上，半天挪不动脚步。从未见过如此的贫穷和孤独以及衰老以及——其他。此刻我一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么两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一百八十的寓所，它陡然变成了天堂。几天中我心里都难过，却又无所归咎。 一个月之后我决定搬离那个贫民区。在海明威诞生的橡树公园城找到了六百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自己没有那样一颗坚强的心，来旁观安娜这样的悲惨人生。我无法将悲惨当作怪癖来理解，从而尊重这怪癖。以至达到对于个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四个月后，学期结束了。我乘了火车回到那个有“eggstore”的地方。那时已是五月底，“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芝加哥使贫穷得到大大缓解，或说使贫穷也得以妆扮。我来到安娜的门前，从门的缝隙看进去，没有安娜了，却仍是一地的猫。它们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还在世，猫在等她。邻近“蛋铺”，如安娜这样的生命总可以维持一个大致活着的状态。这样想，蛋铺是功德无量的，它翼下孵着多少大致存活着的生命。 精彩的马尔克斯自传 这两年我对人物传记比较感兴趣。今年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自传，叫《为说故事而活着》，也是精彩至极。 从中我看见了他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原型，他似乎以这本书引我走到他的或魔幻或现实的大小戏剧的后台，请我参观所有的机关布景，介绍演员们的身世。当我把这本书读完，一部哥伦比亚的当代文学史也铺展在面前了。 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床边就常常放一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书。 虽然他的人物和情节技巧都很好，但读他的书却是为读语言的。 他的语言非常优美、高贵，非常饱满，有时又极其幽默。并且，他一个俄国人能写出如此精彩的英文，对我是一种鼓励。我对一些美国朋友说，纳博科夫的英文该令许多美国和英国作家惭愧。 当纳博科夫刚刚走红时，美国一些文学评论家挖苦过他的英文——“那缺乏弹性的俄国舌头，”——但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纳博科夫给了英文新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他颠覆了正统的英文表述，给了自己创作“纳氏英文”的自由。 错位归属——写在《花儿与少年》之后 我在美国生活十二年而不会开车，对许多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喜欢乘公共汽车和地铁，挤在三教九流里观察他们的衣着、举止，“窃听”他们的谈话。旧金山市内有一趟公共汽丰纵穿唐人街，乘客百分之八十是华人，我可以从他们的装束、神情，偶尔一两句和司机的对话，大致判断出他们是新移民还是唐人街老街坊，他们的职业或经济状况。乘公共汽车的人多数贫穷，往往有残疾者和精神病人。一次我听一位精神病人独白，竟听到不少可以为之喝彩的句子。美国的生活自由、独立是没错的，但人和人之间的隔绝非常可怕，我想正是这隔绝要对越来越多的独白狂们(如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的那位)负责。我还会去挑起一场闲聊，走运的时候可以浮光掠影地获得一点他人生活的印象。 我有一些女朋友是闲聊好手，会把她们熟人的、或者熟人的熟人的故事讲给我听。渐渐这使成了我的习惯，只要这些女朋友打电话来，我就戴上耳机(这样可以空出两只手，该切菜还切菜，该熨衣还熨衣)，听她们柳上一个来钟头。我不少短篇小说是从这儿得到启示的。尤其是细节，若有一两个极其独特和传神的，就使我的想象蠢蠢欲动起来。 成花儿与少年》是这类貌似胡址的谈天的结果。当然百分之九十是我的想象。原始素材中的一些人物启发了我对“dit”一词的思考。“dit”意为“迁移”，时于我们这种大龄留学生和生命成熟后出国的人，“迁移”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和感情上的。纳博科夫十九岁离开俄国之后，从来没有拥有过一处房产。因为没有一座房屋感觉上像他少年时的家园。既然没有一处能完成他感情上的“家”的概念，没有一处能真正给他归属感，他便是处处的归而不属了。因此纳博科夫的一生，除了租房就是住旅店，似乎把没有选择的流亡变成了有选择的“自我流放”，使无所归属的不适(甚至痛苦)反过来营养他的感情和语言。 在我看“迁移”是不可能完成的。看看旧金山30路公共汽车上的老华侨们，他们那种特有的知趣、警觉、谦让和防备，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的假定。我和他们一样，是永远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移之后的又一次迁移，也是形归神莫属了。于是，我私自给“dit”添了一个汉语意译：“无所归属”。进一步引申，也可以称它为“错位归属”，但愿它也能像眷顾纳博科夫那样，给我丰富的文学语言，荒诞而美丽的境界。 即使曾是“花儿和少年”那样天造地设的爱人，“错位归属”使他们不可能旧梦重温。情在义也在，回到原先位置却已是陌生人。彼此心灵的迁移，竟比形骸的迁移要遥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