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 汉朝历史解密 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是为了旅游? 张骞第一次以汉朝使者的身份，沟通了汉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历史上称这次出使为“凿空”。张骞因此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在汉代以前，西域对几乎所有中原人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神秘地方。西汉初年的时候，人们逐渐从东西往来的行商的描述中了解到西域的一些情况，仍很有限。 公元前138年，终于有一位中原勇士，率先向这块未知的地方发出挑战，他就是张骞（公元前195-114年）。 张骞出使西域，不是他个人的愿望，而是当时西汉王朝政治上的要求。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是汉中人，陈寿说是“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建元年中为郎。此时正是汉武帝时期，国家强盛，但仍然受到北方强大的匈奴的威胁。 为了摆脱匈奴的威胁，汉武帝想派使者去联络西域各国，特别是与匈奴有矛盾的大月氏（今苏联乌兹别克、塔吉克），共伐匈奴。为此，汉武帝“乃募能使者”。 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随行的人除堂邑父外，共有100多人。张骞这次出使，由于带有重大的政治目的，自然会受到匈奴的阻挠，会有各种艰险。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一行人出陇西（今甘肃临洮南）途径匈奴时，被匈奴抓获，扣留。扣压不是几天、几月，而是10年。匈奴人给他娶妻生子，想以此拴住张骞，老死匈奴。然而张骞“持汉切不失，”念念不忘身负的使命。 在被扣押期间，他采取韬晦之计，使匈奴人放松警惕，放宽对他的监禁。这一计果然有效，张骞抓住一个机会和少数随从逃跑，“西走数十日至大宛”。 大宛国王早就想跟富饶的西汉交往，听说张骞来了，很高兴，问他：“你要到哪里去？”张骞答：“我要出使月氏，没想到中途匈奴人阻道。现在我逃出来了，希望国王派人送我去月氏。如果你这样做了，我回汉朝后告诉汉王，汉王定会用很多财物感谢你。” 大宛国王满口答应，派人把张骞护送到康居，由康居转送大月氏，到大月氏以后，发现情况有变化。老国王被匈奴人杀害，立太子为王，征服了大夏。新国王认为，大月氏土地肥美，人民安居乐业，而且离汉朝太远，没有必要定要报复匈奴。张骞没辙，又从大月氏回大夏。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张骞取道昆仑山北麓，青海柴达木盆地的羌族居住区回国。由于羌族被匈奴控制，张骞在东归返回的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趁匈奴内乱逃回长安，历尽千辛万苦，前后用了十三年时间。 出发时带着随从一百人，返回时，只剩甘父一人同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为了表彰张骞的功绩，汉武帝封他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这次出使，经历了许多国家，知道了西域的许多情况。 他第一次以汉朝使者的身份，与西域的一些国家交往，沟通了汉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历史上称他的这次出使是“凿空（孔）”，意思是张骞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孔道。 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汉武帝要求的政治目的，但是通过他的旅行观察，却获得了有关西域各国极为丰富的地理知识，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张骞把这些地理知识写成报告上奏汉武帝，后来司马迁即据此写成了（大宛列传），得以保存至今。 这次出使西域，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由于张骞随军与匈奴作战有功，被汉武帝封为博望候。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又向汉武帝报告：“大臣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悦：‘安得此？’大夏国人悦：‘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士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温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元寇。” 从这段话知道，张骞从地理方向及距离上首次作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即身毒（今印度）去蜀不远，如果从蜀身去身毒，再从身毒去大夏，则既无寇，路又直。 汉武帝听了这番话很高兴，当即要张骞去办这件事。张骞从蜀郡、犍为郡派使者，分四路向西南进发。各路只行了一两千里便受阻，各地少数民族语言不通，缺乏交往，互相不了解，不让汉使通过。 张骞这次旅行虽然没有打通从西南去印度的通路，但已打听到在昆明西边千里之外，有一个乘象的滇越国（今云南腾冲一带），四川的商人常常到那里做生意。可见，从中国西南去印度的道路早就有了。 这些地理知识，为今后进一步开拓西南地区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证明，张骞设想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社会条件的局限，未能实现。 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但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 尽管张骞这次出使也没能立即与乌孙结成军事联盟，但双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变得频繁而密切。乌孙回访使者一起到达长安，并把他们看到的中原王朝的繁荣在乌孙广为传讲。汉朝与乌孙之间农牧产品的交流蓬勃开展起来，最终确立了和亲关系。 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带重兵攻击匈奴，消灭了盘踞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和两关，开通了丝绸之路。并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带回长安。 张骞回国后升为大行，列于九卿。一年以后，这位功勋卓越的旅行探险家和外交家便去世了。不久，他派遗的副使也陪同各国使者来到长安，从此，中国通西域的道路完全打通。来往使者络绎不绝。为了纪念张骞通西域的功绩，“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候。” 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漆器、玉器、铜器传列西方，而西域的土产如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骆驼、狮子、驼鸟等陆续传入中国。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从我国甘肃、新疆到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的陆路交通，即著名的“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两汉两大外交官 出使西域张骞和投笔从戎班超 点背的张骞 汉武帝为反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到过大月氏等国，司马迁将此行称为凿空。西域在地图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就是帕米尔高原)以东。其实主要是今天的新疆地区，人种以高加索人种为主，语言是印欧语系，吐火罗语，相当于印度文字。所以当时玉门关、阳关就是国境线，天涯海角，“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说的正是这个。 大月氏本在祁连山，被匈奴打败后，匈奴单于拿大月氏王的脑袋做酒器，两国应该不共戴天。所以汉武帝就想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后听说大月氏迁到了西域，就派张骞带了100多人出使，这就是通西域的目的。张骞也点儿背，刚一出玉门关就被匈奴俘虏了，因为当时玉门关被匈奴控制着。匈奴让他在这儿娶亲生子，断绝他回中原的念想，不过张骞不负皇命，不忘故国，十年之后有一天看准机会跑了。他还接着找大月氏，最后在阿富汗阿姆河流域真的找到了大月氏王，月氏王说都哪辈子的事了，我们在这儿很好，不想报仇。后来月氏人在中亚建立了赫赫有名的贵霜帝国，长达四个世纪之久。张骞没辙，只好回去复命，路上又被匈奴人逮着，扣了一年多。那个时候通信不发达，匈奴人不知道这是之前跑的张骞，要不上网一查就麻烦了。总结起来，张骞这一趟出使13年，被扣11年，没有完成任务。却了解了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西域30国最大的乌孙国人口62万，最小的楼兰1万4千人，这些小国都想跟汉朝往来，于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与各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 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那时是汉武帝的孙子汉宣帝神爵三年。史实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公元前60年，到现在是两千多年了，怎么能说是东土耳其斯坦。后来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接着农民起义，东汉建立，国家乱套。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鞭长莫及，西域才又被北匈奴控制，但和东土耳其斯坦八辈子不搭界。 班超号航母 东汉明帝时班超经营西域，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又开始加强。班超一家子都非常牛，他哥哥班固是史学家，写《汉书》的;他妹妹班昭是皇帝嫔妃的老师，后来写女四书，就是《女诫》，很了不起;他爸爸班彪也是史学家。他自己一开始给官府抄抄写写，用的也是笔，后来想大丈夫建功立业当在疆场，于是弃笔从戎，带了36个人通西域去。 第一站到了鄯善国，国王对他特别好，大汉来使，五星级宾馆，美女服务员。过了几天，五星级宾馆改招待所，美女改老妈子了。班超一琢磨，这是匈奴来人了。就揪住服务员问匈奴人住哪儿。服务员不禁吓，以为汉使什么都知道了呢，就全吐露了。匈奴人有300多，驻在何处，全盘托出。班超一听，那不行，得把匈奴人干掉。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于是趁着月黑风高，一部分人在匈奴驻地放火，另一部分人手持弓箭，等着没烧死的跑出来射，36汉人杀了300多匈奴人。鄯善王吓坏了，这哥们儿真厉害，不听他话我也得完，我的军队你拿去用吧。如此，班超等于用西域各国的军队巩固在西域的统治，拿鄯善的军队一国一国打下去，把各国都打服了。 班超做西域都护期间几次上表“乞骸骨”，即希望有生之年能生入玉门关，皇上也几次批准，但是西域各国人民极力挽留他。于阗国军队总司令为了拦他的马头拔刀自杀，死他跟前，班超一看出人命了，没法走，所以他一待就是30多年。可为国尽忠了这么多年，也得尽孝，得死在家乡、埋回祖坟，所以最后皇上把他召回，他死的时候70多岁。班超死后，儿子班勇接着在这儿干，父子俩代做西域都护50多年。 东汉有两位名将，一个是班超，另一个就是平定交趾的伏波将军马援。这两位名将为中国的领土的完整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交趾就是今天的越南，它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到五代十国的时候才独立的，在明朝一度又被并入了中国的版图，叫安南布政司，后来30多年又独立了。 班超和马援由此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英雄代表，唐人有诗“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马革裹尸”就是伏波将军提出来，定远侯是班超的封爵。蔡锷将军病逝的时候，孙中山先生给他写的挽联就是“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用班超和马援来比喻蔡锷。这两人可说是民族英雄，而且是成功的民族英雄。中国人好像是同情弱者，崇拜的英雄大多是失败的英雄，比如岳飞、文天祥，这些英雄宁死不屈，没几个能真的救国，往那一死没用。其实应该多崇拜成功的英雄，这种人宣传得太少，像班超平定西域，薛仁贵平定朝鲜。 有人说中国的第一艘航母应该命名为岳飞号，岳飞号、文天祥号意义多不好，都是失败的英雄，不如命名为班超号。 中国大汉朝历史上的外交双子星座:张骞和苏武 汉武帝励精图治，“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在汉武帝时代的英雄谱中，张骞和苏武的姓名位于前列，诚如班固所说：“奉使则张骞、苏武”，他们不辱使命，谱写了全新的外交诗篇。 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受命率众100余人，出使大月氏。当时汉武帝听说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志，于是遣使前往，希望能够形成合力夹击匈奴的军事联盟。张骞西行途中遭遇匈奴人，被长期拘禁，10年左右才得以逃脱。他继续履行使命，西越葱岭，行至大宛，抵达已经定居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因新居地富饶平安，无意东向与匈奴进行复仇战争。张骞只得东返，在归途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一年多，乘匈奴内乱，方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张骞出行时随从百余人，13年后，只有两人得以生还。他亲身行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又对附近五六个大国的国情细心调查了解，回长安后将有关信息向汉武帝作了汇报。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丰富的关于西域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虽然不能说在张骞之前中土与西域没有交往，然而他作为以中原大一统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开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对于中西交通发展的功绩，确实有“凿空”的意义。 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张骞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因为了解地理情势，熟悉水草资源，他以行军向导的身份，为远征军的胜利提供了交通方面的重要保障。加之此前有远使绝国之功，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张骞又以对西域地区地理人文的熟悉，建议汉武帝联合主要活动地域在今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汉武帝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率300人出使乌孙。张骞的副使还曾经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又献马报谢，后来终于与汉通婚，一起进军击破匈奴。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 由于张骞的努力，西域与汉帝国建立了正式的联系。此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张骞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汉使，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西域地区50国接受汉帝国的封赠，佩带汉家印绶的侯王和官员多至376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等绝远之国也有使者频繁往来，据说一时诸国“莫不献方奇，纳爱质”(《后汉书·西域传》)，于是“异物内流则国用饶”(《盐铁论·力耕》)。传说许多西域物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张骞传入中土，这样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是张骞对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首功，却是不能磨灭的。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的道路。“身毒”是印度的古译名。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在元狩元年(前122)派使者从巴蜀启行，试图由此实现和西域的交通。于是，汉王朝和当时称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区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联系逐渐密切起来。这条道路，有人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 另一位可以与张骞比列的人物，即同样以“奉使”成就盛名的苏武，被匈奴拘禁19年，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方才回到汉地。苏武不为威胁利诱所动，甚至“引佩刀自刺”，至死不降匈奴。最艰难时，曾经以雪和毡毛充饥。他壮年出使，归汉时“须发尽白”。苏武的典型事迹，即所谓“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班固认为他是实践孔子提出的“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原则的典范(《汉书·苏武传》)。在汉宣帝时，苏武已经成为图画形貌于麒麟阁的11位名臣之一。 苏武牧羊的形象，成为千百年来讲究“忠”与“节”的道德教育的榜样。苏武在世代传承的民间舆情中有非常高的地位。历代多有以“苏武牧羊”为主题的画作传世。据戏曲史学者研究，有关苏武事迹的剧目，有《苏武牧羊记》，又称《苏武持节北海牧羊记》，又有《苏武和番》等。元杂剧有《持汉节苏武还乡》，又作《持汉节苏武还朝》，《苏武还朝》、《苏武持节》、《英雄士苏武持节》。传奇有《白雁记》，清杂剧有《雁书记》，也记述苏武故事。然而与苏武同时的张骞，却没有能够在古代舞台上留下高大的成功使臣的形象。 民间文化所呈现的这一情形，其实是与执政阶层的政治导向有关的。我们统计汉代以后的正史记录，“苏武”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张骞”。看来，在中国正统意识中，所谓“张骞立功异域”(《后汉书·班超传》)，是不如“苏武不失其节”(《晋书·王机传》)的;所谓“张骞怀致远之略”(《后汉书·西域传》)，是不如“苏武以秃节效贞”(《后汉书·张衡传》)的。张骞和苏武在后世文化天平上位置的高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微妙的倾斜。这一现象也透露出由于秦汉以来大一统王朝的成立与巩固，国家意识得以强化，社会观念已经出现这样的倾向：就实现外交成功(如张骞“凿空”)和维护国家尊严、表现政治忠贞(如苏武“全节”)两个方面来说，后者显得更为重要，这与先秦外交天才苏秦、张仪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 张骞通西域的目的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 张骞通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太史公用“凿空”以示张骞开拓之功，此后“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汉武经营西域无疑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有“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的军事用意，通西域的这些动机已成史家定论，但这并不排斥存在其他动机的可能性。因为人的行为动机本身就具有复杂性，有的明晰，有的潜隐。而帝王的动机由于随时可以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在经国方略上，私欲不得不被缘饰得冠冕堂皇而变得越发复杂，但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我们仍然能够推断出这类潜在动机。汉武帝通西域不但有政治、军事的考虑，也有其私欲——求仙的考虑。 首先，汉武帝出生在一个神仙信仰弥漫朝野的环境中，这是他一生热衷求仙的社会基础。神仙之说起于齐燕，“自(齐)威、(齐)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赢洲。”此后神仙之说在秦汉之际发生了些许变化，彼世的蹈虚色彩渐变为现世的长生期许。秦始皇称帝后，曾“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仙人”，形成“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的热闹场面。经过齐威、齐宣、燕昭、秦始皇等君王的张扬和东方齐燕神仙家的鼓吹，神仙学说蔓延开来。“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神仙信仰的吸引力能让人“苦身劳形……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可见其对汉初社会的影响之大。汉初盛行的黄老思想也与神仙学说有着扯不清的关联，“黄老起于齐，神仙之说与黄老通”。汉景帝时期，黄老之学俨然成了皇家子弟的必修课，“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而此时的汉武帝正处于青少年时期。 其次，汉武帝行事尚功利，思想近齐学。而齐学的根底为邹衍之学，“衍之学盖阴阳五行家言，齐之儒者多承其绪余。”汉武帝之世，表彰五经，外攘四夷，内改法度，集中展示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性格。基于这种性格汉武帝一直对祥瑞、符验、占卜、巫蛊很感兴趣，这在《孝武帝本纪》《封禅书》《龟策列传》中有大量记载。对待生死，汉武帝一直缺少达观的态度，渴望长生的动机伴其一生。为此汉武帝曾张扬祭祀，据《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祭祀的次数和规模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代汉帝。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先后都曾用相似的手段得到汉武帝的恩宠。谷永在《谏成帝微行》中有这样的描述：“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人海求仙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嗔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数者以万数。” 汉武帝渴望长生，企慕仙人的动机甚至影响到当时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其一是封禅。钱穆先生认为：“武帝封禅最大动机，实由歆于方士神仙之说而起也。”其二是年号的设立。年号创始于“获麟”，“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后来定这一年为“元狩”元年，由此倒推上去，把过去的18年划分为三等份，分别名曰“建元”、“元光”、“元朔”。“获麟”之后的第七个年头，在汾阴又掘得一个大鼎，遂改元为“元鼎”。获麟、得鼎，汉武帝都看作是神仙的惠顾，故有改元之举。其三是改正朔，易服色。汉初一直沿用秦之《颛项历》，元封七年(前104)，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上书改正朔，汉武帝企慕“黄帝合而不死”的传闻，改元“太初”，以建寅月为岁首，服色黄，《太初历》由此产生。如吕思勉所言：“武帝之崇儒，在其即位之初，而封泰山乃在其后三十年，改正朔，易服色则又在其后，其非用儒家言可知。武帝盖全惑于方士之言，其封泰山，亦欲以求不死而已。终武帝世，方士之所费，盖十倍于秦始皇。”在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汉武帝的求仙动机，沟通西域亦不排除有此种可能性。 在汉武帝以前，求仙的场所多发生在海上，目的是东海的仙山，齐君、燕主、秦王莫不如此。汉武帝又把求仙领域扩展到内陆的名山大川，祭祀足迹“遍于五岳、四渎矣。”然而“方士之候祠神人，人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跻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寻找新的求仙方式，拓展新的求仙领域变得越发紧迫，而有关昆仑山的信仰恰好可以提供新的尝试。昆仑山信仰在战国之际已经同东海仙山信仰交融在一起。据闻一多、顾颉刚两位先生的考证，昆仑神仙信仰甚至早于东海齐燕神仙信仰。昆仑山上的黄帝、西王母、禹、羿、帝江等神仙之所以能长生久视，“是由于食玉膏，饮沆瀣，漱正阳，含朝露”。但汉人对西方昆仑山的详细情况所知甚少。《庄子·天地篇》有“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的零星记载;贾谊在《新书，修政》中也曾提及尧帝身涉流沙，经昆仑山到葱岭以西会见西王母;《山海经》中的《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中也有一些昆仑山的描述，但也仅仅止于此而已。张骞通西域为汉武帝带来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