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
汉朝历史解密 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是为了旅游?
张骞第一次以汉朝使者的身份，沟通了汉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历史上称这次出使为“凿空”。张骞因此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在汉代以前，西域对几乎所有中原人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神秘地方。西汉初年的时候，人们逐渐从东西往来的行商的描述中了解到西域的一些情况，仍很有限。
公元前138年，终于有一位中原勇士，率先向这块未知的地方发出挑战，他就是张骞（公元前195-114年）。 张骞出使西域，不是他个人的愿望，而是当时西汉王朝政治上的要求。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是汉中人，陈寿说是“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建元年中为郎。此时正是汉武帝时期，国家强盛，但仍然受到北方强大的匈奴的威胁。
为了摆脱匈奴的威胁，汉武帝想派使者去联络西域各国，特别是与匈奴有矛盾的大月氏（今苏联乌兹别克、塔吉克），共伐匈奴。为此，汉武帝“乃募能使者”。
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随行的人除堂邑父外，共有100多人。张骞这次出使，由于带有重大的政治目的，自然会受到匈奴的阻挠，会有各种艰险。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一行人出陇西（今甘肃临洮南）途径匈奴时，被匈奴抓获，扣留。扣压不是几天、几月，而是10年。匈奴人给他娶妻生子，想以此拴住张骞，老死匈奴。然而张骞“持汉切不失，”念念不忘身负的使命。
在被扣押期间，他采取韬晦之计，使匈奴人放松警惕，放宽对他的监禁。这一计果然有效，张骞抓住一个机会和少数随从逃跑，“西走数十日至大宛”。
大宛国王早就想跟富饶的西汉交往，听说张骞来了，很高兴，问他：“你要到哪里去？”张骞答：“我要出使月氏，没想到中途匈奴人阻道。现在我逃出来了，希望国王派人送我去月氏。如果你这样做了，我回汉朝后告诉汉王，汉王定会用很多财物感谢你。”
大宛国王满口答应，派人把张骞护送到康居，由康居转送大月氏，到大月氏以后，发现情况有变化。老国王被匈奴人杀害，立太子为王，征服了大夏。新国王认为，大月氏土地肥美，人民安居乐业，而且离汉朝太远，没有必要定要报复匈奴。张骞没辙，又从大月氏回大夏。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张骞取道昆仑山北麓，青海柴达木盆地的羌族居住区回国。由于羌族被匈奴控制，张骞在东归返回的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后又趁匈奴内乱逃回长安，历尽千辛万苦，前后用了十三年时间。
出发时带着随从一百人，返回时，只剩甘父一人同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为了表彰张骞的功绩，汉武帝封他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这次出使，经历了许多国家，知道了西域的许多情况。
他第一次以汉朝使者的身份，与西域的一些国家交往，沟通了汉朝与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历史上称他的这次出使是“凿空（孔）”，意思是张骞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孔道。
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汉武帝要求的政治目的，但是通过他的旅行观察，却获得了有关西域各国极为丰富的地理知识，使生活在中原内地的人们了解到西域的实况。张骞把这些地理知识写成报告上奏汉武帝，后来司马迁即据此写成了（大宛列传），得以保存至今。
这次出使西域，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由于张骞随军与匈奴作战有功，被汉武帝封为博望候。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又向汉武帝报告：“大臣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悦：‘安得此？’大夏国人悦：‘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士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温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元寇。”
从这段话知道，张骞从地理方向及距离上首次作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即身毒（今印度）去蜀不远，如果从蜀身去身毒，再从身毒去大夏，则既无寇，路又直。
汉武帝听了这番话很高兴，当即要张骞去办这件事。张骞从蜀郡、犍为郡派使者，分四路向西南进发。各路只行了一两千里便受阻，各地少数民族语言不通，缺乏交往，互相不了解，不让汉使通过。
张骞这次旅行虽然没有打通从西南去印度的通路，但已打听到在昆明西边千里之外，有一个乘象的滇越国（今云南腾冲一带），四川的商人常常到那里做生意。可见，从中国西南去印度的道路早就有了。
这些地理知识，为今后进一步开拓西南地区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证明，张骞设想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社会条件的局限，未能实现。
公元前119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便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带了三百多人，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并派副使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家。但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
尽管张骞这次出使也没能立即与乌孙结成军事联盟，但双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变得频繁而密切。乌孙回访使者一起到达长安，并把他们看到的中原王朝的繁荣在乌孙广为传讲。汉朝与乌孙之间农牧产品的交流蓬勃开展起来，最终确立了和亲关系。
汉武帝派名将霍去病带重兵攻击匈奴，消灭了盘踞河西走廊和漠北的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和两关，开通了丝绸之路。并获取了匈奴的“祭天金人”，带回长安。
张骞回国后升为大行，列于九卿。一年以后，这位功勋卓越的旅行探险家和外交家便去世了。不久，他派遗的副使也陪同各国使者来到长安，从此，中国通西域的道路完全打通。来往使者络绎不绝。为了纪念张骞通西域的功绩，“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候。”
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漆器、玉器、铜器传列西方，而西域的土产如苜蓿、葡萄、胡桃（核桃）、石榴、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胡瓜（黄瓜）、大蒜、胡萝卜，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骆驼、狮子、驼鸟等陆续传入中国。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从我国甘肃、新疆到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的陆路交通，即著名的“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中国大汉朝历史上的外交双子星座:张骞和苏武
汉武帝励精图治，“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在汉武帝时代的英雄谱中，张骞和苏武的姓名位于前列，诚如班固所说：“奉使则张骞、苏武”，他们不辱使命，谱写了全新的外交诗篇。
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受命率众100余人，出使大月氏。当时汉武帝听说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志，于是遣使前往，希望能够形成合力夹击匈奴的军事联盟。张骞西行途中遭遇匈奴人，被长期拘禁，10年左右才得以逃脱。他继续履行使命，西越葱岭，行至大宛，抵达已经定居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因新居地富饶平安，无意东向与匈奴进行复仇战争。张骞只得东返，在归途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一年多，乘匈奴内乱，方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张骞出行时随从百余人，13年后，只有两人得以生还。他亲身行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又对附近五六个大国的国情细心调查了解，回长安后将有关信息向汉武帝作了汇报。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丰富的关于西域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虽然不能说在张骞之前中土与西域没有交往，然而他作为以中原大一统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开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对于中西交通发展的功绩，确实有“凿空”的意义。
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张骞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因为了解地理情势，熟悉水草资源，他以行军向导的身份，为远征军的胜利提供了交通方面的重要保障。加之此前有远使绝国之功，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张骞又以对西域地区地理人文的熟悉，建议汉武帝联合主要活动地域在今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汉武帝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率300人出使乌孙。张骞的副使还曾经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又献马报谢，后来终于与汉通婚，一起进军击破匈奴。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
由于张骞的努力，西域与汉帝国建立了正式的联系。此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张骞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汉使，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西域地区50国接受汉帝国的封赠，佩带汉家印绶的侯王和官员多至376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等绝远之国也有使者频繁往来，据说一时诸国“莫不献方奇，纳爱质”(《后汉书·西域传》)，于是“异物内流则国用饶”(《盐铁论·力耕》)。传说许多西域物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张骞传入中土，这样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是张骞对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首功，却是不能磨灭的。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的道路。“身毒”是印度的古译名。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在元狩元年(前122)派使者从巴蜀启行，试图由此实现和西域的交通。于是，汉王朝和当时称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区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联系逐渐密切起来。这条道路，有人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
另一位可以与张骞比列的人物，即同样以“奉使”成就盛名的苏武，被匈奴拘禁19年，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方才回到汉地。苏武不为威胁利诱所动，甚至“引佩刀自刺”，至死不降匈奴。最艰难时，曾经以雪和毡毛充饥。他壮年出使，归汉时“须发尽白”。苏武的典型事迹，即所谓“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班固认为他是实践孔子提出的“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原则的典范(《汉书·苏武传》)。在汉宣帝时，苏武已经成为图画形貌于麒麟阁的11位名臣之一。
苏武牧羊的形象，成为千百年来讲究“忠”与“节”的道德教育的榜样。苏武在世代传承的民间舆情中有非常高的地位。历代多有以“苏武牧羊”为主题的画作传世。据戏曲史学者研究，有关苏武事迹的剧目，有《苏武牧羊记》，又称《苏武持节北海牧羊记》，又有《苏武和番》等。元杂剧有《持汉节苏武还乡》，又作《持汉节苏武还朝》，《苏武还朝》、《苏武持节》、《英雄士苏武持节》。传奇有《白雁记》，清杂剧有《雁书记》，也记述苏武故事。然而与苏武同时的张骞，却没有能够在古代舞台上留下高大的成功使臣的形象。
民间文化所呈现的这一情形，其实是与执政阶层的政治导向有关的。我们统计汉代以后的正史记录，“苏武”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张骞”。看来，在中国正统意识中，所谓“张骞立功异域”(《后汉书·班超传》)，是不如“苏武不失其节”(《晋书·王机传》)的;所谓“张骞怀致远之略”(《后汉书·西域传》)，是不如“苏武以秃节效贞”(《后汉书·张衡传》)的。张骞和苏武在后世文化天平上位置的高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微妙的倾斜。这一现象也透露出由于秦汉以来大一统王朝的成立与巩固，国家意识得以强化，社会观念已经出现这样的倾向：就实现外交成功(如张骞“凿空”)和维护国家尊严、表现政治忠贞(如苏武“全节”)两个方面来说，后者显得更为重要，这与先秦外交天才苏秦、张仪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
张骞通西域的目的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
张骞通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太史公用“凿空”以示张骞开拓之功，此后“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汉武经营西域无疑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有“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的军事用意，通西域的这些动机已成史家定论，但这并不排斥存在其他动机的可能性。因为人的行为动机本身就具有复杂性，有的明晰，有的潜隐。而帝王的动机由于随时可以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在经国方略上，私欲不得不被缘饰得冠冕堂皇而变得越发复杂，但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我们仍然能够推断出这类潜在动机。汉武帝通西域不但有政治、军事的考虑，也有其私欲——求仙的考虑。
首先，汉武帝出生在一个神仙信仰弥漫朝野的环境中，这是他一生热衷求仙的社会基础。神仙之说起于齐燕，“自(齐)威、(齐)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赢洲。”此后神仙之说在秦汉之际发生了些许变化，彼世的蹈虚色彩渐变为现世的长生期许。秦始皇称帝后，曾“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仙人”，形成“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的热闹场面。经过齐威、齐宣、燕昭、秦始皇等君王的张扬和东方齐燕神仙家的鼓吹，神仙学说蔓延开来。“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神仙信仰的吸引力能让人“苦身劳形……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可见其对汉初社会的影响之大。汉初盛行的黄老思想也与神仙学说有着扯不清的关联，“黄老起于齐，神仙之说与黄老通”。汉景帝时期，黄老之学俨然成了皇家子弟的必修课，“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而此时的汉武帝正处于青少年时期。
其次，汉武帝行事尚功利，思想近齐学。而齐学的根底为邹衍之学，“衍之学盖阴阳五行家言，齐之儒者多承其绪余。”汉武帝之世，表彰五经，外攘四夷，内改法度，集中展示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性格。基于这种性格汉武帝一直对祥瑞、符验、占卜、巫蛊很感兴趣，这在《孝武帝本纪》《封禅书》《龟策列传》中有大量记载。对待生死，汉武帝一直缺少达观的态度，渴望长生的动机伴其一生。为此汉武帝曾张扬祭祀，据《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祭祀的次数和规模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代汉帝。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先后都曾用相似的手段得到汉武帝的恩宠。谷永在《谏成帝微行》中有这样的描述：“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人海求仙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嗔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数者以万数。”
汉武帝渴望长生，企慕仙人的动机甚至影响到当时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其一是封禅。钱穆先生认为：“武帝封禅最大动机，实由歆于方士神仙之说而起也。”其二是年号的设立。年号创始于“获麟”，“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后来定这一年为“元狩”元年，由此倒推上去，把过去的18年划分为三等份，分别名曰“建元”、“元光”、“元朔”。“获麟”之后的第七个年头，在汾阴又掘得一个大鼎，遂改元为“元鼎”。获麟、得鼎，汉武帝都看作是神仙的惠顾，故有改元之举。其三是改正朔，易服色。汉初一直沿用秦之《颛项历》，元封七年(前104)，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上书改正朔，汉武帝企慕“黄帝合而不死”的传闻，改元“太初”，以建寅月为岁首，服色黄，《太初历》由此产生。如吕思勉所言：“武帝之崇儒，在其即位之初，而封泰山乃在其后三十年，改正朔，易服色则又在其后，其非用儒家言可知。武帝盖全惑于方士之言，其封泰山，亦欲以求不死而已。终武帝世，方士之所费，盖十倍于秦始皇。”在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汉武帝的求仙动机，沟通西域亦不排除有此种可能性。
在汉武帝以前，求仙的场所多发生在海上，目的是东海的仙山，齐君、燕主、秦王莫不如此。汉武帝又把求仙领域扩展到内陆的名山大川，祭祀足迹“遍于五岳、四渎矣。”然而“方士之候祠神人，人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跻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寻找新的求仙方式，拓展新的求仙领域变得越发紧迫，而有关昆仑山的信仰恰好可以提供新的尝试。昆仑山信仰在战国之际已经同东海仙山信仰交融在一起。据闻一多、顾颉刚两位先生的考证，昆仑神仙信仰甚至早于东海齐燕神仙信仰。昆仑山上的黄帝、西王母、禹、羿、帝江等神仙之所以能长生久视，“是由于食玉膏，饮沆瀣，漱正阳，含朝露”。但汉人对西方昆仑山的详细情况所知甚少。《庄子·天地篇》有“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的零星记载;贾谊在《新书，修政》中也曾提及尧帝身涉流沙，经昆仑山到葱岭以西会见西王母;《山海经》中的《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中也有一些昆仑山的描述，但也仅仅止于此而已。张骞通西域为汉武帝带来了新的希望。
苏武牧羊背后秘密 他在匈奴地界一样娶妻生子
“苏武牧羊”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典故，中学语文课本里还收有一篇文章《苏武传》，出自著名历史学家班固撰著的《汉书》，说的是西汉大臣苏武被汉武帝派到匈奴当使者，却被对方扣留，叫他投降却坚决拒绝，遂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不断折磨，最后又流放到那遥远、偏僻而荒凉、严寒的北海（今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附近放牧羊群（呵呵，还都是公羊），长达19个春秋，过着非常艰难凄苦的生活，饮粗雪、食野果、睡羊怀，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寂寞孤独、含垢受辱，但他仍矢志不移，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非同凡人的坚强意志、可贵节操，堪称民族英雄。直到须发花白、苍老衰弱的晚年，他才被匈奴放回来，而他手里始终拿着的那根使节上所挂的旄牛尾装饰物都掉光了。后人李太白作诗赞曰：“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白雁上林飞，空传一书札。牧羊边地苦，落日归心绝。渴饮月窟冰，饥餐天上雪。东还沙塞远，北怆河梁别。泣把李陵衣，相看泪成血。”
可是最近读到一份材料说，其实苏武当时的处境并没有写的这么凄惨，因为他在漠北当地邂逅并娶了一个匈奴年轻女子为妻，还生了一个儿子苏通国，与妻儿长相厮守，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那还是挺幸福的。《汉书·李广苏建传》里有明确记载：苏武晚年，汉宣帝怜悯他，就问身边的人：“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苏武通过皇后父平恩侯告诉宣帝：“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苏武后来归汉时，并未携匈奴妻儿一同南行，但留诗一首，其中说：“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此外据说李陵还送给他牛羊数十头。）
这就难怪苏武在那边陲蛮荒之地能坚持那么多年，晚年回归大汉后还活到了80余岁，这在那个年代算是罕见的高寿了，再说他的一生还一直是风雨如晦、坎坷不平。我想，支撑他的内心精神的，除了爱国情操、斗争意志、民族气节、英雄气概以外，这种家庭的温暖，夫妻人伦、娇儿绕膝，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否则兴许他就难以坚持下去，早崩溃了。
像这样一段确凿的历史事实，为什么咱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竟一字不提，若无其事；班固的《汉书》里也只是一笔带过，轻描淡写？这大概就是中国人修史的所谓“春秋笔法”了吧，为尊者讳，适当的删减处理，以维护传主的光辉英雄形象，也有利于政治宣传。试想，苏武原本说是一个人苦苦地守候在异国他乡，日夜期盼着匈奴单于放他回去、大汉天子派人来接他，长达19载，经受了人间罕有的艰难凄苦，矢志不移，绝不屈服，这是多么伟大、多么感人的事迹啊！可你现在竟说他还娶妻生子了，生活倒颇幸福美满，这不是很有损他的光辉形象吗？甚至可能比那个早已向敌人屈膝投降、在匈奴朝廷为官的李陵将军，还要无耻、不如。
而事实就是事实，不管是墨写的还是血写的，它是无法更改、扼杀不了的。再说苏武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他为什么就不能娶妻生子、另组家庭呢？这与他不向匈奴投降、牧羊矢志盼归，又有什么矛盾呢？
李陵与苏武有什么故事?李陵的后人有多少
李陵后裔
虽然李陵投降于匈奴，之后生活了20多年，至死都生活在匈奴土地上。不经会让人有个疑惑，这位将军到底有没有后裔，倘若有的话，这些人又是生活在何方，是在匈奴境内？还是祖国大好河山？
李穆就是他的后代，出于生公元510年，卒于586年。本来在李陵投降之后，他的后代世代都居住在北狄，直到日后鲜卑族建立了政权，然后其家族随着南魏政权向南迁移，才能够重新回到陇州一带居住，李陵的后代才扎根于此。在公元530年，年仅20岁的李穆，他就跟随宇文泰，并得到了重用，去平陈悦等人之乱，立下了赫赫战功。之后，还因为把握住时势，推举孝武帝有功，被任命为都督，统领着地方军队。在公元538年，在跟北齐的交斗中，李穆发挥出自己的智慧，曾救宇文泰于危难之中，因此他在北周的日子可谓是一帆风顺，官至太傅，他的后代也沾了他的光。在日后杨坚要建立隋朝的时候，替他出战，被封为太师，获得了众多的荣誉，可以说只要不造反就不会死的特权。替李氏家族洗去过去的一层灰。
在公元648年，一只来自俄罗斯的使团们，他们抵达到唐朝长安之后，自称自己是李陵的后代，觉得自己跟皇帝是同宗，因为可以认亲。根据史书上的记载，李陵在投降之后，反而受到了单于的重用，封他为右校王后，让他去负责坚昆一带，而坚昆这部地区的人，自称自己为黠戛斯，正好是那批使团的民族。他们本来的面貌是赤法律瞳，而那些自称为李陵后代的是黑发黑瞳，可见是混血的特征。因此，那些自称是李陵后代的，其可信度比较大。
李陵论
关于李陵这个人，后世有着许多的评价，身为一代将领，他投降于匈奴，到底是真降还是诈降？这些都是都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唐代的白居易曾写了一篇文章，名叫《李陵论》，根据这个文章名就能知道这是写关于他对李陵的评价。
《论》中提到“忠孝智勇”这四个是身为臣子最重要的东西，古代的臣子们都在追求这四个方面，倘若失去了其中的一个，就根本不愿做一名臣子。而汉代的李陵，他率军攻打匈奴，我个人认为不肯为国家奉献自己的生命，那是不忠;没有战死沙场，却选择投降匈奴，这是不勇;放弃自己以前的功绩，那是不智;由于他的投降，导致家人们相继遭到杀害，这是不孝。做臣子的四个方面，李陵根本就没有符合其中的一个，因而导致自己的家族遭受毁灭，可悲啊！
我观看《史记》这些对其的描述，我发觉他们对李陵都没有明确地做出批评，为此我感到非常的疑惑。虽然司马迁为何遭受到宫刑，那是由于李陵的原因的，但是他竟没有对李陵有丝毫的批判，难道这是应该的吗？按照《礼记》上所记载的，军队中那些出谋划策的人，失败了之后就要死，他们的死，这是死得其所。然而李陵就没有死，却没有遭到批判，未免有点过。我看他刚开始孤军深入的时候，能够以少量的兵力打的匈奴大军恐慌，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这难道不就是他的功劳吗？还有谁的功劳能够比的上他呢。但是在力量衰竭了的时候，他却不能破釜沉舟，想到的是自己的性命安危，最终还不是被活捉了吗？
那些不是自己该做的事情，君子会怜惜自己的性命;但是到了该牺牲的时候，君子就会奉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李陵却选择了活下去，就失去了作为君子的正道。所以说陕西的那些士大夫们对其对感到惭愧，这难道有错吗？
李陵与苏武
想当年，苏武和李陵都还是侍中的时候，两个人就曾结识，并且彼此的关系都还不错。直到苏武出使匈奴之后没过几年，李陵战败，投降于匈奴，根本就不敢拜见苏武。
过了很久时间，单于派遣李陵去北海，让他去安排宴会来招待苏武。李陵就跟他说：“你一直待在这里守节是没什么用的，你的亲戚都死的差不多了，妻子都早已改嫁他人，都十几年过去了，你的孩子是死是活都无从得知。如今的陛下年纪都这么大了，对待大臣们也不像当初，那么多的大臣都遭到陷害并杀戮，你又何必这么尽责，在这里折磨自己呢。”苏武听了之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认为自己家族历代受国家的恩养，我奉命出使匈奴，我对待汉武帝的忠诚天地可见，不需要任何的回报。
两个人共同饮酒了好几天，两个人彼此诉说自己心中的不快，说着说着，两个人竟都泪流满面。终将一别，李陵在临别之后，想要送礼物给苏武，但是又不好亲自相送，就让自己的妻子赠予他牛羊几十头。后来，李陵再次前往北海，跟苏武说：“我听闻汉武帝已经去世了。”苏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直接放声大哭，连着哭了好几个月。
在汉昭帝登基之后，过了几年，就派人出使匈奴，想要迎接回苏武。于是，李陵就设宴邀请苏武，替他祝贺，说：“今天你就要回归故里了，后人会记载你的事迹。而我李陵虽然没有什么能力，倘若汉王原谅了我的过错，并不杀我的家人，那么我肯定是想回去的，但这些都只是设想，他们杀了我的家人，我根本就不可能回去，你回去之后，我们这一别就成永远了。”李陵泪下纵横，跟苏武送别。
慈禧曾因忌听羊字 禁止在宫中演出《苏武牧羊》
在中国古代，演员被称为戏子，由于古代的艺术形式大多是戏曲，因此戏子也是古代戏曲演绎者的通称。早在汉代，史籍中就有了百戏的记载。然而，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皇帝贵为九五之尊，连当朝皇帝的名字人们都不能说不能写不能用，冒犯皇帝的名讳属“大逆不道”要被治罪，甚至被“诛杀九族”。那么，古代戏子可以演皇帝吗？可以穿龙袍、坐龙椅吗？
中国戏曲艺术源远流长，古代戏曲主要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历史上最先使用戏曲这个名词的是宋末学者刘埙，他在《词人吴用章传》中提出“永嘉戏曲”，即后人所说的“南戏”、“戏文”、“永嘉杂剧”。此后，“戏曲”二字渐渐成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中国民族戏曲从先秦的“俳优”、汉代的“百戏”开始，到唐代的“参军戏”、北宋的杂剧、南宋的南戏、元代的杂剧而日臻成熟，清代京剧的形成和各种地方戏曲的空前繁荣，更使古代戏曲艺术达到鼎盛。在古代的各类戏曲作品中，不乏涉及到皇帝内容的，对于古代演员来说，如果要扮演皇帝这个角色，是一件规矩极多极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弄不好还要招致杀身之祸的麻烦事。
古代戏子可以演皇帝、穿龙袍、坐龙椅，但只能通过借助艺术手段，使用象征性的动作和道具。道具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服装，在封建时代，等级制度反映在人们服饰上的禁忌尤其突出。据《东京梦华录·民俗》记载，不仅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要按官职品级穿戴，自一品至九品文武百官各不相同不能僭越，甚至连一般平民百姓即所谓的“士农工商，诸行百户”，其衣装亦“各有本色，不敢越外”。戏子在旧时一向被统治阶级视为“贱”民，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统治阶级为了防止艺人在服饰上僭越，不同朝代还制定有专门的法律。《宋史·舆服志》规定：戏子的生活服装“不得与贵者并丽”。《金史·舆服志》规定：“倡优遇迎接、公筵承应，许暂服绘画之服。”也就是说，艺人到了舞台上要装扮各种各样的人物特别是统治阶级人物时，不能“照搬”生活中真正的服装，而只能是生活服装的一种绘画性的仿制品——“戏服”。当然，这种规定大多是指扮演上层人物，倘若扮演下层人物，用一些生活服装则无禁忌。一般说来，历代对本朝服饰限制很严，对“胜朝”亦即已灭亡的前面的朝代服饰的使用则要宽松些。
古代戏子在演出时，尽管可以穿龙袍，但却不是穿真正的龙袍，而只能用黄色蟒袍代替。舞台上皇帝的朝珠、朝服、朝帽也必须有明显的不同，比如朝服，皇帝是五爪金龙戏珠，王爷是三爪蟠龙，戏子的服饰只可以有五爪龙朝服，但不能与皇帝的标准朝服同等大小，必须以大袖、大腰的黄色袍子替代皇帝的黄色丝绸朝服以示区分;戏子的朝珠则有皇帝朝珠中特有的东珠，但朝珠数量、款式必须与皇帝的有所不同……此外，扮演本朝皇帝，在提到皇帝的名字时，必须避讳，比如玄烨只能说成宣邺，音近但不同;提到自己时不能说只有皇帝才能用的“朕”字，只能用“寡人”之类的词，因为“寡人”二字在秦始皇称帝之后就废除了。古代演员扮演前朝的皇帝时，不能和本朝的事情有瓜葛，更不能和本朝的皇帝有丝毫的牵连;在扮演本朝的皇帝时，不能牵扯到本朝朝政与前朝事务，因为古代戏子在社会中的地位比妓女还要低，戏子谈论朝政一直被视为对皇帝和朝廷的侮辱，戏子干政与太监干政一样都要处极刑。
古代戏子不仅演皇帝戏时必须格外谨慎小心，对君王的忌讳也要百般揣摩。清末的慈禧太后虽然是“垂帘听政”，但其禁忌比皇帝还多。慈禧太后生于1835年，属羊，所以一生忌听“羊”字，甚至把“羊”列为宫廷忌字，连御膳房做菜用的羊肉也被改成了“福肉”或“寿肉”。慈禧酷爱看戏，看戏当然也是忌讳听到“羊”字，带有“羊”字的戏名像京剧《牧羊图》、《苏武牧羊》等戏都不许在宫里演出。清同治年间，梆子名伶侯俊山被召进宫演出《玉堂春》，慈禧听得眉飞色舞，吩咐李莲英戏演完后要重赏演员。可是，当听到“我好比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一句唱词时，慈禧陡然色变，立即命令停演。而且，“犒赏”演员的金银珠宝变成了一顿棒打，责令其不准再入宫演戏。打那以后，宫里再演《玉堂春》时，苏三的那句唱词便改为“我好比入网的鱼儿有去无还”了。清光绪年间，名武生王福寿应召入宫，给慈禧演《挑滑车》。请赏时，慈禧却阴阳怪气地对王福寿说：“戏唱得不错，可我听说，你在外面与人合开了个羊肉铺子，每天一刀一刀地割羊，就凭这一点也不能赏你，不罚你就算便宜你了！”
中国大汉朝历史上的外交双子星座:张骞和苏武
汉武帝励精图治，“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在汉武帝时代的英雄谱中，张骞和苏武的姓名位于前列，诚如班固所说：“奉使则张骞、苏武”，他们不辱使命，谱写了全新的外交诗篇。
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受命率众100余人，出使大月氏。当时汉武帝听说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志，于是遣使前往，希望能够形成合力夹击匈奴的军事联盟。张骞西行途中遭遇匈奴人，被长期拘禁，10年左右才得以逃脱。他继续履行使命，西越葱岭，行至大宛，抵达已经定居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因新居地富饶平安，无意东向与匈奴进行复仇战争。张骞只得东返，在归途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一年多，乘匈奴内乱，方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张骞出行时随从百余人，13年后，只有两人得以生还。他亲身行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又对附近五六个大国的国情细心调查了解，回长安后将有关信息向汉武帝作了汇报。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丰富的关于西域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虽然不能说在张骞之前中土与西域没有交往，然而他作为以中原大一统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开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对于中西交通发展的功绩，确实有“凿空”的意义。
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张骞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因为了解地理情势，熟悉水草资源，他以行军向导的身份，为远征军的胜利提供了交通方面的重要保障。加之此前有远使绝国之功，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张骞又以对西域地区地理人文的熟悉，建议汉武帝联合主要活动地域在今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汉武帝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率300人出使乌孙。张骞的副使还曾经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又献马报谢，后来终于与汉通婚，一起进军击破匈奴。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
由于张骞的努力，西域与汉帝国建立了正式的联系。此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张骞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汉使，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西域地区50国接受汉帝国的封赠，佩带汉家印绶的侯王和官员多至376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等绝远之国也有使者频繁往来，据说一时诸国“莫不献方奇，纳爱质”(《后汉书·西域传》)，于是“异物内流则国用饶”(《盐铁论·力耕》)。传说许多西域物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张骞传入中土，这样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是张骞对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首功，却是不能磨灭的。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的道路。“身毒”是印度的古译名。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在元狩元年(前122)派使者从巴蜀启行，试图由此实现和西域的交通。于是，汉王朝和当时称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区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联系逐渐密切起来。这条道路，有人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
另一位可以与张骞比列的人物，即同样以“奉使”成就盛名的苏武，被匈奴拘禁19年，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方才回到汉地。苏武不为威胁利诱所动，甚至“引佩刀自刺”，至死不降匈奴。最艰难时，曾经以雪和毡毛充饥。他壮年出使，归汉时“须发尽白”。苏武的典型事迹，即所谓“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班固认为他是实践孔子提出的“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原则的典范(《汉书·苏武传》)。在汉宣帝时，苏武已经成为图画形貌于麒麟阁的11位名臣之一。
苏武牧羊的形象，成为千百年来讲究“忠”与“节”的道德教育的榜样。苏武在世代传承的民间舆情中有非常高的地位。历代多有以“苏武牧羊”为主题的画作传世。据戏曲史学者研究，有关苏武事迹的剧目，有《苏武牧羊记》，又称《苏武持节北海牧羊记》，又有《苏武和番》等。元杂剧有《持汉节苏武还乡》，又作《持汉节苏武还朝》，《苏武还朝》、《苏武持节》、《英雄士苏武持节》。传奇有《白雁记》，清杂剧有《雁书记》，也记述苏武故事。然而与苏武同时的张骞，却没有能够在古代舞台上留下高大的成功使臣的形象。
民间文化所呈现的这一情形，其实是与执政阶层的政治导向有关的。我们统计汉代以后的正史记录，“苏武”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张骞”。看来，在中国正统意识中，所谓“张骞立功异域”(《后汉书·班超传》)，是不如“苏武不失其节”(《晋书·王机传》)的;所谓“张骞怀致远之略”(《后汉书·西域传》)，是不如“苏武以秃节效贞”(《后汉书·张衡传》)的。张骞和苏武在后世文化天平上位置的高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微妙的倾斜。这一现象也透露出由于秦汉以来大一统王朝的成立与巩固，国家意识得以强化，社会观念已经出现这样的倾向：就实现外交成功(如张骞“凿空”)和维护国家尊严、表现政治忠贞(如苏武“全节”)两个方面来说，后者显得更为重要，这与先秦外交天才苏秦、张仪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有着明显的不同。
苏武回国后的悲剧:自己被免职 儿子被送上刑场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春天，出使匈奴十九年的苏武终于回到了他日思夜梦的长安，离开时正值壮年，归来时却是须发皆白、步履蹒跚，见之者无不感叹。
苏武回朝的第一件事，是到茂陵隆重地祭奠汉武帝，因为他当年是奉武帝之命出使的，所以要去向武帝“述职”。述职回来，昭帝论功行赏，封苏武为主管外交事务的典属国，并赏赐大量钱财、田地，苏武算是苦尽甘来了。
遗憾的是，苏家此时已是人丁稀少。苏武还在匈奴牧羊时，降将李陵曾去替单于劝降。李陵告知苏武他家的情况：母亲已死，哥哥苏嘉、弟弟苏贤都因小过错而被逼自杀，妻子已改嫁，家里只剩两个妹妹、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十几年没有音讯，不知道是死是活……传递了这些令人绝望的信息之后，李陵趁势劝苏武投降，他说：“人生如朝露般短暂，何必长久地折磨自己呢？”苏武虽难过哽咽，但仍坚守气节，宁死不降，倒令李陵羞愧万分。
苏武这次回来，他的妹妹和女儿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他的儿子苏元还在，这对苏武而言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但他没有想到，仅仅一年之后，父子俩就卷入一场权力争斗的漩涡之中。
争斗的一方是大将军霍光，另一方是左将军上官桀和他的儿子车骑将军上官安，此外上官父子还联络了盖长公主、御史大夫桑弘羊及燕王刘旦这几个实力派盟友。他们计划杀霍光、废昭帝，立燕王为帝。阴谋暴露后，上官父子、桑弘羊被灭族，盖长公主、燕王自杀，朝廷穷究他们的同谋，事情牵连到苏武父子。
苏武平素与上官桀、桑弘羊交好，燕王在诋毁霍光的奏疏中又屡次为苏武官职轻微叫屈，再加上苏元与上官安也是密友，这已是嫌疑重重了。更要命的是，苏元还被指控参与了上官安的阴谋，结果他遭到逮捕，被作为叛党的同谋处决了。
当年，苏武在北海之滨牧羊，冬天没吃没喝，饿了只能掘鼠洞里的草籽为食，渴了就抓把雪填在嘴里，忍受着非人的折磨，终于等到了回归故土的那一天。这条铁骨铮铮的汉子，战胜了匈奴人无数次的威逼利诱，战胜了异域艰苦的生存环境，甚至战胜了家破人亡的怨愤之心，支撑这个人的精神力量，该是何等强大啊！
可是这一次，苏武却连挣扎的力量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阔别十九年、聚首不过一年的儿子走上刑场。不久，他本人也被免官。
权力斗争的逻辑是成王败寇，再大的功劳、名望，都不能成为“免死牌”，这是专制社会的一条“明规则”。不了解这一规则，注定难逃厄运，而了解这一规则，也未必能逃脱厄运，这就是权力场的恐怖之处。
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仅苏武之前的西汉大功臣，死于非命就有韩信、晁错、周亚夫、主父偃、桑弘羊等等。和这些人相比，苏武已经是幸运的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英雄流血又流泪，这可能是苏武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但是，从这令人沮丧的黑暗中，我们还是能看到光明的一面。
事实上，因苏武父子和上官桀父子走得太近，若换做旁人，本无可能逃脱牢狱之灾，而负责审案的廷尉确实也曾上奏朝廷，请求逮捕苏武，但霍光明智地把这个奏章压了下来，只是避重就轻地免了他的职。
几年后，昭帝驾崩，遗言中还不忘提及苏武的功劳。宣帝时，因卫将军张安世的推荐，苏武得以恢复官职。宣帝可怜苏武老来无子，曾问大臣们，苏武在匈奴那么长时间，难道没有生子？这一问还真问着了，原来苏武在匈奴时也娶了一个妻子，生下个儿子叫苏通国。宣帝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派使者去将苏通国赎了回来，任命为郎官，让苏武得以老有所养。
苏武以八十多岁的高龄，病逝于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九年后，即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首次来长安朝拜汉宣帝，这可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件盛事。事后，宣帝追思功臣，令画师在麒麟阁上为十一名大功臣画像，苏武即名列其中。
历史是残酷的，但残酷中带有温情。
历史是黑暗的，但黑暗中蕴含光明。
出使匈奴的十九年中，苏武将人性中坚韧顽强、无私无畏的一面展现到了极致，成为志士仁人的楷模，流芳千古。回朝后的二十一年中，尽管苏武始终官位不高，还一度被牵连进谋反大案，但他的功德从未被人忽视。昭帝、宣帝屡次嘉奖他，霍光压下弹劾他的奏章，张安世推荐他复职，其他亲贵大臣，如皇后父亲平恩侯许伯、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等人，毕生都对他礼敬有加。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柔软、温情的一面。
苏武的一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套用海明威的一句名言，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
“这个世界虽然并不美好，但还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汉匈和议早已达成 匈奴为何仍迟迟不放苏武归国
苏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国人感动，苏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也起着对后来很多封建王朝对待北狄蛮族的垂范作用——对单于和酋长们“以礼谕之”、“以节斥乏”，这样的大汉使者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完成外交使命，但在声名上总会有加分，至少可以达到立言的效果。《汉书》里，大汉的使节苏武、张胜、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边都是恶棍和奸贼。这是后人在读《苏武传》时很容易产生的感情效果。《汉书》的编纂者班固，也正是带着这个目的对有关苏武、匈奴的史料加以处理的。
而事实上，苏武到匈奴出使时，正值汉匈战争最激烈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新即位的匈奴单于想用缓兵之计改善与汉朝的关系，争取时间巩固内部，所以就主动提出双方互相释放扣押在己处的外交使节。当时，汉武帝很痛快地答应了。为什么呢？这里边就有玄机。而且，这个派苏武出使的时机，从后来的结果看，是非常险恶的，也是苏武被扣押在匈奴长达19年的最根本原因。因为，汉武帝当时正在策划一次对于匈奴的攻击，而且是规模空前的一次攻击，目的就是要把匈奴彻底消灭。而这次攻击的大背景，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战争——汉匈百年战争。匈奴是漠北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中原的春秋战国时代，匈奴还没有成大气候，与中原国家也没有大的交手记录。那时，北方的晋(后来是赵)、燕等国，主要对手是山戎;西方的泰国，面对的西戎也呈一盘散沙的状态。
秦朝统一天下后，着力扩张，四面出击，其中，对北面用兵最狠。秦始皇派蒙恬带精兵30万，携带当时最先进的复合兵器——弩机，把匈奴的部落驱赶出了其世代栖息的河套一鄂尔多斯一带，并在那里设郡筑城镇守。失去了水草肥美的家园，匈奴人只好在大草原里漂泊流浪。但到后来，匈奴出现了轻骑兵大军团战术，这种战术的精髓，就是人(智慧)、马(速度)、弓箭(远程杀伤)合一，呈现出强大的机动性和杀伤力。靠着这一当时世上最强的战术，匈奴的大英雄冒顿单于统一了北方所有的骑射民族，并组建了多达30万的人、马、箭主力兵团。
凭借此，匈奴迅速重新占据了河套故地，并伸出“右臂”，降服了西域各国，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赶到中亚养骆驼去了;又伸出“左臂”，消灭东胡，一直打到兴安岭以南。然后，匈奴双臂合拢，准备拥抱中原，却发现新兴的汉朝十分难缠。汉初，因为打楚汉战争而民穷财尽，所以，高、吕、文、景四朝，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用美色和奢侈品满足匈奴上层，延缓战端，同时，在国内不断积极备战。匈奴多次犯边掳掠，汉军都只是严防要塞、坚壁清野而已。
因为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武帝时，汉朝国力大增，军队实力也得到迅猛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名将卫青、霍去病在汉武帝的授意下，连续对匈奴发动了不计成本和伤亡的攻击。卫青夺取河套鄂尔多斯，霍去病占据河西走廊，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大门。而且，从霍去病开始，汉军开始对匈奴境内的人口采取了犁庭扫穴式的攻击，也就是开始了对非战斗人员的灭绝式杀掠。匈奴没有办法在漠南立足，只好全部避往漠北，等待时机反扑。
而汉武帝这边几次派兵到漠北，结果连匈奴的人影都没见到。于是，汉武帝开始使用外交手段，企图以派使节交涉的方式，侦察匈奴的虚实，搜集北方的气候与地理情报。到苏武出使前夜，武帝已经掌握了匈奴的虚实和位置，准备动手了。还有一个微观的背景，就是汉不光在打击匈奴，促使匈奴人大批来降，像昆邪王、休屠王以及后来武帝的托孤重臣金日磾一样，其实，当时还有大批的汉人也混杂在匈奴人中间。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武出使到了匈奴，而且，其副使张胜等还策划绑架单于的母亲，此举导致两国外交形势急剧恶化。在屠刀面前，张胜投降，苏武不屈被扣。两国就此事件展开激烈交涉。
恰在这时，不按牌理出牌的武帝，突然发动了对匈奴的新一轮攻势。当时，霍去病已经早殇，武帝任命了新统帅李广利。此人是武帝新宠李夫人的哥哥，是新得势的国舅。卫青当时还健在，但因为卫子夫已经失宠，大将军卫青只能负责东、西、南三面的战线，不再参与对匈奴的作战了。李广利的军事水平并不次于卫青，但他的战绩却远不如后者。因为，当时汉的军事潜力和后勤供给能力，都已经远远不如卫、霍统率兵马的时候了。新的一轮攻势兵分两路;主力由李广利率领西进，出河西走廊，直扑匈奴与西域的结合地带，意图扫清匈奴对汉朝准备占据的西域地区的威胁;李广之孙李陵，率领一支步兵(所有好马都已经拨李广利使用)，北上进入匈奴境内牵制单于主力。这一战汉朝失败，李广利先告败绩，李陵也基本全军覆没。李陵本人投降后，成了匈奴的大将。
苏武因此更不可能回到汉朝。汉朝接下来连年进攻失利，匈奴失去西域的大部分土地，也感到了疲惫。于是，两国较量的核心环节开始从直接军事对抗，改为主要在西域各国作外交对抗。武帝晚年，国内民穷财尽，上层祸起萧墙，国家陷入重重危机。主帅李广利的家眷，因为国内的“巫蛊之祸”被灭，李广利本人投降匈奴，被单于当作了祭天的牺牲品。而匈奴内部同样还是天灾人祸不断，并没有因为李广利作了牺牲就有所改善，反而天灾更加剧烈。古人云，大战之后，必有凶年。穷兵黩武的汉匈双方，也逃不脱这个规律。直到‘武帝驾崩、昭帝即位后，汉才改善了与匈奴的关系，两国开始外交谈判。但匈奴一直拒绝承认苏武还活着。当时，匈奴的单于已经换了好几茬，两国和议也达成了，为什么还不愿释放苏武？
因为，苏武在北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牧羊的地方正是匈奴与丁令(即后来的铁勒)的边界。我们惯常的认识，是苏武牧羊的地方非常荒凉，没有人迹，兔子都不拉屎。其实不然，那里有包括丁令在内的很多游牧民族，水草肥美，鸟语花香，草原上歌来歌往，热闹得很。后来，蒙古人的数次西征，出发点都离那里不远。苏武在北海生活多年，当然就非常了解匈奴的生态、气候与虚实。匈奴给苏武娶了媳妇(当然是匈奴人)，苏武在那里还有了小孩，其中有个孩子名叫苏通国，后来随汉使回国，为苏武延续了香火。在匈奴看来，男丁就是战士，生育人口当然也就是国防建设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上说，也算是苏武变相给匈奴作出了贡献。
这时的匈奴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掌握了匈奴虚实与规律的汉使们，回到汉朝，再带着汉军来攻打他们。尤其是苏武这样的杰出人物，回到汉朝，他就是又一个博望侯张骞了。这就是苏武一行在匈奴的后期继续被扣的主要原因，两国的前仇倒成了其次了。但是，苏武的部下常惠偷偷把苏武的情况通报给了汉使(这次会面竟然能实现，说明了汉在匈奴安插了有效的“内鬼”)，这样单于不得不放归了苏武。
苏武，常惠回国以后，理所当然成为汉制定对匈战略的高参。常惠后来搞了一个匈奴包围网，包括匈奴西边的乌孙、东边的鲜卑、北面的丁令、南边的汉朝，趁匈奴内部衰落而发起了对匈联合军事作战。其中，常惠本人作为乌孙军的参谋长，指挥乌孙军重创匈奴。这一战直接导致匈奴内乱分裂，呼韩邪单于南下投降(王昭君嫁的就是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