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 堂堂大唐皇帝李世民为什么还怕言官魏征?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爱玩鹞鹰，一天，他正捧着一只鹞鹰在宫门外把玩，突然看见谏议大夫魏征迎面向他走来，惊慌之余，唐太宗把鹞鹰藏进了自己的衣袖里，等魏征走了后才敢拿出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鹞鹰因在唐太宗的袖中藏得过久，早已窒息而死了！ 若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那一套，作为臣子的魏征应该怕天子唐太宗才对，从古到今哪有皇帝怕臣子的，除非那个皇帝是个已经被架空了的“傀儡”皇帝！然而，事情就是这么怪，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唐太宗竟真的怕他手下的谏议大夫魏征，而且还怕得那么窝囊，竟然连只鹞鹰也不敢当着他的面玩！读者若要问个中的“蹊跷”，笔者以为，可以用“贤明”二字概况。也就是说，唐太宗怕魏征是因为他个人品格中的“贤明”因子。 笔者这么说是有来由的。这事若摊在一个好“我行我素”、信奉“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昏君头上，他才不会怕谁呢。天下都是我的，老子是真正的“天下第一”，玩玩鹞鹰怎么了？我就是当众玩别的谁又能把我怎么样？你魏征的舌头要是发痒，我就把它割出来扔水里凉快凉快去，看今后谁还敢对老子说三道四！唐太宗不是这种“率性而为”的昏君，唐太宗的贤明在于他是一个深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的皇帝，他懂得江山要“坐在老百姓的心上”才能千秋万代。而要把“江山坐在老百姓心上”，作为皇帝的他就必须严于律己，虚心纳谏。他知道，自己作为一国之主，应该勤于政事，切不可玩物丧志，而成天宠狗弄鹰则更是人君之大忌。正因为有此胸怀与见识，唐太宗才“下意识”地怕起忠心耿耿的魏征来。唐太宗的这一“怕”，“怕”出的是一代明君虚怀若谷知错就改的气度，“怕”出的是一代明君“天下为重”的风采。 当然，若要从唐太宗这一“怕”的深层次心理及体制原因来说，他“怕”的其实不是魏征这个人，他怕的是此事捅出去坏了形象失了民心，瞎了永保江山万万年的千秋大计啊！其动机还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的本质使然。因此，若从本源上来看，与其说唐太宗这是怕魏征，不如说是怕天下百姓更符合实际。 唐太宗式的“怕”还远不是爱，若要今之为官者去学习，层次的确太低。但考虑到“初级阶段”的实际，为官主政，能够因“畏”民“怕”民而勇于约束自己，毕竟要比轻民贱民愚民欺民压榨人民甚至鱼肉人民的人要好得多。 揭秘魏征的官场之路 靠骂老板闯出一条晋升捷径 魏徵以敢犯龙颜极言直谏而名于史。武死战，文死谏，魏徵死谏起来对皇帝老子也不留任何情面，唐太宗对其亦是敬畏三分。这在“巍巍朝庙堂，都是阿谀场”的官场里头，算得上是一个异数。在当朝及后世的印象中，魏徵成了一个肝胆铿锵，刚烈竣切，丝毫不见奴颜媚骨的硬汉子角色。在官场里头生存的大法则是顺龙鳞，而非逆龙鳞，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验之万官而皆灵，造就了许多驯官循吏。那么，魏徵敢与皇上顶嘴，是不是成了反法则的特例呢？在我们这些局外人看来，委实如此，但在唐太宗眼里，魏徵却始终没有跳出官场的法则。 唐太宗在一次与臣相们聊天之际，谈及魏徵，不经意地脱口道出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人谓魏徵刚直，朕却见其妩媚。”时隔千余年，我们已无法复原斯时谈话之现场，也无法望见唐太宗眼角眉梢之神态，对唐太宗这句话的解读，也就很费猜度了。话中对魏徵是夸赞，还是不屑？是在向臣相们解释“朕并非怕魏徵”以换回被臣子顶撞所失去的面子，还是确实觉得魏徵娇憨可爱？抑或是为了证明自己臧否人物见识超群？也许这确是唐太宗的失言，它不经意地泄漏了愿打愿挨的个中消息，使一个敢进谏一个善纳谏的千古佳话露出了一点双簧戏的色彩。不管怎么说，唐太宗说这句话是建立在对魏徵有绝对把握的基础上的，也许其神色与心态都与那句“天下英雄入我袖中”毫无二致。在太宗心中，魏徵再怎么顶撞，也不过是在其长袖中舞蹈，哪怕魏徵之舞非常乖戾，在本质上还是为了取悦太宗，取媚太宗的。 其实，如唐太宗所言，魏徵也实非“刚直之士”，不过是“妩媚之相”。其一生之行状，有三次变节：魏徵本为隋民却转身反隋，先跟李密起事，后随李降唐，做的是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官，是李建成阵营中的干将，可谓是唐太宗的“敌人”。玄武门政变，唐太宗血刃同胞兄弟李建成，按理来讲，作为李建成食养的士子，魏徵当威武不能屈才是，但他一弯腰一屈膝就成了唐太宗的人，这里头，哪有刚直可言呢？唐太宗坐稳了龙廷，无人撼其位，可谓“俊杰”的魏徵当然识得这个时务，因此也就甘心做了“忠臣”。唐太宗当然也有十二分的把握认定魏徵不会再变来变去背叛他，有了这一条底线，唐太宗就不怕魏徵直谏了。作为一位明主，他还知道魏徵直谏是为自己好，为的是李氏江山稳固万万年，魏徵逆龙鳞，诚所谓“小骂大帮忙”。 唐太宗雄才大略，思维异乎常人，他多在险处用险招。比如发动玄武门政变，从当时形势来讲，他并不占优，但他出人意料地下了险招，因此在“险峰”上占了“无限风光”。在魏徵的问题上，他需一个魏徵，也能容纳一个魏徵。一方面，他确实需要一面知得失的镜子，以随时矫正政策;另一方面，他要别开生面，树立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名声。被臣下揭批或者顶嘴，也许会使自己失去一点小面子，但可换得史册之大名声。事实确如太宗所料，其胸襟气度至今为后人所乐道和颔首，这是太宗比历代昏君的高明之处。考其视角，那就是：魏徵只要是自己的家奴，那么其“文死谏”，何尝不是另外一种阿谀奉承？碰到魏徵跟自己急，唐太宗就仿佛看到了一颗翩翩为己起舞的忠心，难怪“人谓刚直，而朕见其妩媚了”。 做官是一种高智力的活动，高人常有高招，做官之法自有不同。李贽在《初谭集》中曾列举了24种做官法，如圣臣法、贤臣法、侈臣法、奸臣法清末徐珂对此也多有研究：京都做官，有小官大做，有热官冷做，有俗官雅做，有男官女做如某某做官欲望强烈，却隐于南山，一旦有了高位或肥缺就不再穷善其身，而要兼济天下了那么魏徵呢，他也许是24种做官法之外的第25种独门心法，那就是颂官骂作。他摸准了唐太宗的脉搏，还觉得自己确实出自于“忠心”，充分相信唐太宗不会将他怎么的，所以，他敢逆龙鳞，勇捋龙须，闯出了一条与一般意义上的拍马屁、搔马腋迥乎不同的升官新路。他也因此由洗马而主簿而谏议大夫而秘书监，步步高升了。 官儿人人会做，各有巧妙不同。像魏徵这种骂作法，不太常见，但并非不见。据说蒋介石就爱这法，当然不是人家骂他，而是他骂人家，蒋介石若要提拔人家了，常在任命书下达之前在“小范围内”骂，“某某娘希匹”，被骂为“娘希匹”的某某顿时喜形于色。在官场里头，有时不怕骂，怕的是不骂。对你客气着呢，那真的是见外，把你当外人待。一旦对你开骂了，那意味着你进入其圈子了，把你当自己人了。所以“严是爱，松是害，不理不睬是见外”。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觉得如此走笔是跑了题，魏徵是下骂上而得官，这里却说上骂下而得官，完全是两码事。其实是一码事，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因为，下骂上也好，上骂下也罢，其间的关系都是家主与家奴的关系，只要达到了家主与家奴这一层次，那么在官场里头做官就一顺百顺了。其间之异，如下骂上，上下可能会因此都获得芳名;而若上骂下，上下则可能是臭名了。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他对此当然能够明察。 魏征做了什么?竟然让唐太宗亲自砸了他墓碑 他的名字与贞观之治将同垂于青史。他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刚正不阿，素以有胆有识、犯颜直谏而著称，辅弼唐太宗拨乱反正，以成贞观之治。李世民这么尊宠他，可是为什么后来又亲自砸了他墓碑呢？ 影视剧中保剑锋饰演的魏徵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文贞，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 马跃饰演的唐太宗 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尽股肱之力，辅助太宗理政，已成为太宗的左手右臂。魏徵建言行事，匡正朝政失误，助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并亲手解下佩刀，赐予魏徵。贞观十六年（642年）七月，魏徵染病，卧床不起。太宗手诏慰劳，并说：“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魏徵不顾疾病在身，又上言数事，对太宗在魏徵生病期间临朝时“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魏徵平素为官清正，生活简朴，以至家无正堂。太宗下令停止营造小殿，用其木材为魏徵建造正堂。建成后，又根据魏徵的好尚，赐给他素屏风、素被褥、几、杖等家物。 贞观长歌中的唐太宗 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很难过，亲自去他家吊唁，这在古代中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太宗对魏徵的特殊礼遇与尊宠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魏征在死之前曾经向唐太宗秘密推荐当时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说他们有当宰相才能。可是在魏征死后，杜正伦因为负罪被罢免，候君集因参与谋反而被斩首。李世民开始就怀疑魏征这位他认为很老实的人在朝廷有因私营党的嫌疑。先前唐太宗已经同意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这时也后悔了，下旨解除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直到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亲征高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分梨惊文帝 传说，当年魏徵小时候魏家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大户人家。全家直系血亲一百多人，谁也不要求分家另过，团结一致，上敬老，下爱幼。主持家中日常事务的当家人，都是未婚少年，一旦长大成婚，就要再换别的未婚男子当家。此事传到隋文帝耳中，他感到稀奇，就趁微服私访的机会，打扮成僧人模样，到魏家控访。到了魏家，文帝见果真是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当家，心中不禁感到疑惑，于是想试一试这孩子的管家能力如何。 宰相魏征给母亲熬梨膏 文帝从兜中掏出两个甜梨，说：“魏公子，贫僧想向你求教家中公平待人之道，请你把这两个梨不偏不倚分给全家所有的人吃，人人都要尝到。”这个魏公子，就是魏徵。虽年纪小，却聪明过人，思维敏捷。他说：“好，谢谢高僧赠梨，请随我来。”随即请文帝一起来到厨房，吩咐说：“这两个梨乃高僧好心所赠，请费心将这两个梨洗净，切开捣碎，放入锅中煮梨汤，请全家老小一齐享用，也不辜负高僧的一片美意……。”见此情景，文帝不禁大吃一惊，从内心里赞叹小魏徵聪慧过人，心想这样处理问题，当然全家都赞成。 憋死鹞子 一天，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鹞子，他让鹞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来跳去，赏玩得高兴时，魏徵进来了。太宗怕魏徵提意见，回避不及，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这一切早被魏徵看到，他禀报公事时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时间。太宗不敢拿出鹞子，结果鹞子被憋死在怀里。 魏徵斩龙 魏徵斩龙小说《西游记》里记载了魏徵变成门神的故事：长安附近的泾河老龙与一个算命先生打赌几时下雨，下多少雨，结果为了赌赢犯了天条，玉帝派魏徵在午时三刻监斩老龙。老龙于前一天恳求唐太宗为他说情，唐太宗满口答应。第二天，唐太宗宣魏徵入朝，并把魏徵留下来，同他下围棋。不料正值午时三刻，魏徵打起了瞌睡，梦斩老龙。老龙怨恨唐太宗言而无信，阴魂不散，天天到宫里来闹，闹得唐太宗六神不安。 魏徵知道皇上受惊，就派了秦琼、尉迟恭这两员大将，守在宫门保驾，果然，老龙就不敢来在前门闹了。可没过几天，那老龙王又在宫殿后门来找唐太宗算帐，魏徵于是抱剑为唐太宗守后门，这样老龙才不再也敢来闹了。唐太宗体念他们夜晚守门辛苦，就叫画家画了秦琼、尉迟恭两人之像贴在宫前门口，画了魏徵画像贴于后门，结果照样管用。此举也开始在民间流传，秦琼、尉迟恭与魏徵便成了门神，双门左右贴秦琼和尉迟恭，单门贴魏徵。 李世民与魏征:李世民为何要砸毁魏征墓碑? 李世民为何要砸毁魏征墓碑？李世民和魏征，千百年来，这二个明君与诤臣之典范的响亮名字，一直在中国大地上久应不息。他们两人之间的君臣之情谊，合作之默契，诸多之佳话，在历史上广为传颂并被称道至今，成为后世君臣竭力仿效的楷模。可为什么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就下令砸毁魏征墓碑呢？这实在是因为魏征犯了为人臣子之大忌而死后又无利用价值所致。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 魏征得势受宠后，竟忘了自己与李世民曾是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关系 魏征出身河北巨鹿魏氏，是北齐之名门望族。他的生存信念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在这一信念支撑下，魏征先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了五次主人，在他成为李世民门下臣之前，是以谋士身份奔走于李建成鞍前马后的。在此期间，他曾为李建成献出了及早动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计若干条。李世民玄武门干掉李建成后，马上就把魏征喊来痛骂：“你这个背主弃义的小人，为何明目张胆离间我兄弟情感？”魏征则从容说道：“当日皇太子李建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面对欲置自己于死地且又死不悔改的魏征，李世民居然以政治家的风度和韬略“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固然魏征当时的表现有他自己的谋略与心机，此文就不作分析了。 ……对魏征就职后的许多谏言、谏书、谏条，李世民并非发自内心喜好和接受，这是李世民的一种政治姿态和做秀手段。他要以对魏征的容纳来衬托自己的开明并打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李世民也并不是真心相信和喜欢魏征，这从他对魏征任用的官职以及从贞观十年后就不再理会魏征就可以看出。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皇权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征，同样，为了使自己的口碑与形象目标可以达到，他又不得不忍受魏征的进谏。以至于李世民多次忍无可忍，在不同的场合忿忿地说出“早晚有一天要将魏征杀头”、“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等话来。如果不是魏征死在了侯君集案之前，恐怕魏征的头颅早已落地。李世民忍到最后不得不将魏征赶走编史去了，远离了朝堂，落得了眼前的清净。这说明李世民对魏征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他也曾多次有过置魏征于死地的想法和杀机。 可惜的是，随着魏征的日益得势受宠，他忘记了自己与李世民之间并非好友、战友和有着正常感情基础的君臣关系，而是曾经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因为忘了自己是谁，魏征就多次扮演了老板他爹的角色。尽管他的许多君臣理论和治国见解都是高明的，但是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使老板享受不到皇家的特权及愉悦，是李世民积怨旷久而导致魏征死后受辱的深层原因。 二 魏征泄秘宫事戳了李世民龙之颜面，是魏征死后受辱的直接原因。 贞观十六年，魏征染病卧床，李世民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房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李世民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可魏征死后半年，李世民就开始怀疑魏征在朝廷内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后来，李世民又得知消息：魏征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李世民怀疑魏征是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先前李世民已经同意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这时也后悔了，下旨解除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便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砸毁了自己的“镜子”。 三 魏征越位荐相犯了李世民心之大忌，是魏征死后受辱的根本原因和政治原因。 为什么李世民对死后的爱卿魏征恨得如此深切？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考证后分析认为，在李世民心目中，因魏征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是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集团之妙用。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李世民赋予的这种权力，就犯了李世民大忌。魏征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出自山东之盛门，则李世民赋予魏征监视山东贵族之作用消失，转过来有联合山东社会文武两大势力之嫌疑。侯君集这人在两唐书本传虽没有详载其家世，只说他是个武将，据陈先生考证，候君集与李世民都属于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史书上说，他的才能出将入相没有问题，魏征举荐杜候二人，等于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而他自己身为其枢纽，这是李世民最不能容忍的，幸好这些事暴露在魏征死后，否则后果也是罪责难逃。 分析至此，可能有朋友要问，那李世民为什么又要修复魏征墓碑呢，难道是李世民承认自己委屈了魏征不成？修复魏征墓碑是真，但这只是李世民为自己的光辉形象又添抹了一层重重的浓厚靓彩而已，并非想为魏征平反。贞观十八年初，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又响起自己大言不惭地批评魏征的话，感觉十分丢面子，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反省话，他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了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李世民的真正用意是修复了自己的面子，重塑了自己的纳谏惜臣形象. 通过对李世民为魏征重修墓碑之事分析，我倒认为李世民为自己和魏征二人的政敌君臣关系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李世民与魏征虽然并不是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上下级关系，但二人是具有政治大韬略的政客之间，各自从对方身上博取青名又彼此澄清自身污名的利用关系，这一点，我想李世民心中是应该清楚的，而且在这场政敌相互利用游戏中，又对自己胜出魏征一筹感到颇为得意。 ——因为玄武门政变后，是魏征免死重用事件洗净了李世民身上的血迹，澄清了李世民玄武门逼父让位、杀死兄弟、侄子、纳室弟媳的诸种污名。李世民通过对魏征的重用不杀和纳谏晋职在向世人证明，连魏征这种想置我死地的人，我李世民都能容忍重用，又怎么能忍心杀死自己的同胞兄弟呢，实在是我的这二位兄弟做事太绝，天殊当死。 ——反过来又是李世民成全了魏征的地位和声望，澄清了魏征先后事奉多个主子不是忠贞之臣的污名。魏征通过对李世民貌似死谏的做法在向世人证明，不是我魏征反复无常事奉多主，实在是我以前的主子昏庸愚蠢不明智，而非我魏征不循臣道只忠一主并随其同死而终也。 李世民与魏征，一段明君和良臣的传说，一对政客极致利用的典范，明乎？贤耶？ 揭秘:在西游记中魏征梦斩泾河龙王背后的大阴谋 泾河龙王，对于熟悉《西游记》的人来说，都会记得这个倒霉的家伙：此龙王因著名预测学家袁守诚指点渔民下网捞鱼而动怒，非常冲动地前往长安与之赌赛。为了赢得赌赛的胜利，龙王不惜改变降雨时量，终因违犯天条，被人曹官魏征于梦中斩首。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案子，并没有什么枝蔓的必要：泾河龙王由于故意不执行上头的红头文件，肆意扭曲最高指示，私改降雨时间以及降雨量，严重影响了天庭和人间的鱼水一家亲的关系，为了给大家一个说法，所以老龙王被天庭判处了死刑，而且由人间官员魏征立即执行。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渎职案吗？绝对不是这样，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里面的疑点实在太多，还是按照冰山理论，这个泾河龙案的下面，是不是也同样地隐藏着见不得人的阴谋呢？ 斩杀泾河龙王的背后的阴谋 《西游记》第九回在第八回如来制定的“取经”计划即将启动时发生了梦斩泾河龙王的故事，那么泾河龙王不把观音放在眼里，那他背后的主使就是比观音更厉害的人物，所有的指向都落在了如来的身上，那么，而如来佛祖的计划是什么，虽然暂时还不是很明显，但我们可以利用结果从后往前推理一下大唐王国全民信佛是因为什么？因为取到了三藏真经，而为什么要取经呢？是因为观音菩萨长安显圣，可菩萨为什么要显圣呢？是因为陈玄奘法师在主持水陆道场，那么为什么要开水陆道场呢？是因为唐太宗魂游地府，那么他为什么会魂游地府呢？是因为泾河龙案的牵扯，那么是谁制造了这场冤案呢？是天庭政权，那么天庭政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亮眼人应该已经看出来了，这是因为如来佛祖要求玉皇大帝这样做。 如果顺过来，那么就是如来佛祖的计划了！他要天庭想办法把人间的帝王给扯进地狱里去，叫他领略地狱之苦和生死轮回，从而敬畏佛法，再由观音菩萨出面点出三藏真经，从而引出西天取经的轰动事件，这样，大唐王国以及周边的大国也都闻佛法一心向佛了！那么，如来佛祖想要得到的宗教权以及思想领袖权就能到手了。而事实上，他的计划进展也是相当成功的：当唐太宗从阴间死里逃生后，第一件事就是选一个高僧举行水陆大会。唐太宗经历了这次生死劫难后，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西天佛教的拥护者，而众位大臣本来就善于察言观色，皇上明着是问，其实就是希望听到赞成的声音，大家官场上混的，岂有不明白的道理？于是佛教在大唐的根基已经稳固了，而且有了但有毁僧谤佛者，断其臂的法律依据，可谓固若磐石也！此后的观音显圣，唐太宗为之神往，立刻就派人西天取经去了！ 当东天教主的计划和如来佛祖的计划一相比较时，我们发现，这两人做的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要借助天庭来给人间施加压力，只是东天教主没成功，而如来佛祖成功了而已。至于如来佛祖的计划，其实是很久以前就构思好了的，当年他和太上老君签协议的时候，只怕就有所准备了，所以才把他的徒弟金蝉子放到了人间如来佛祖连取经的人选都选好了，你说他有没有准备吧！ 由此看来，其实泾河龙案的背后，其实就是西天佛国变相在问天庭政权索要利益：玉皇大帝欠了人家一个人情，必须要还，而天庭上李天王在大闹天宫事件中表现欠佳，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没脸进行讨论的;而太白金星是个鸽派，说不好听就是投降派，自然是支持和西天亲善，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至于太上老君，虽然清楚内情，但有亏在心，好像吃了一只死苍蝇，什么都说不出。天庭最后的秘密决定是：牺牲一个公务员来偿还这个人情，也就是那倒霉的泾河龙王。于是，一份决定了泾河龙王生死的天庭内参就这样诞生了，有关人员领了密旨，按照计划设下了圈套叫老龙王跳，直接导致了龙王被处死，在下刀的那一刹那，应该是魏征和它说了一句：是皇上派我来杀你的！若是别人说的，老龙王未必就相信，于是老龙的冤魂就被直接带进了皇帝的梦中，将皇帝送进了地府泾河龙王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只相当于一个药引子。 魏征为什么和唐太宗说只做良臣不愿做忠臣? 在众多的中国皇帝中，有作为的不少，但在其统治的各个方面都能有所建材，发挥出超群智慧者并不多。唐太宗李世民正是这个“不多”中的佼佼者，他之所以能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生平时代，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这与他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曾有一个千古流芳的比喻，他把自己比作玉石金矿，把大臣比作良工巧匠。那么在唐太宗的人才库中最杰出的当首推敢于犯颜强谏的魏征。唐太宗曾经这样说：“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就是我的一面镜子。” 魏征作为一代名臣，其谅真坦率，敢于谏诤，历来都被人臣者推崇和仿效。那么究其一生：他少时孤贫，曾为道士。隋末投瓦岗军，李密失败，随其降唐。先为太子（建成）洗马。唐太宗即位，历任谏议大夫，秘书监，侍中等职，封郑国公。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曾责问魏征：“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回答：“如果李建成早听我的，就不会有如今的下场。臣下为主尽忠，没有过错。春秋时期管仲辅佐齐桓公创立了霸业，但之初他还射中过公子小白的带钩呢。”唐太宗对他的耿直十分的赏识，随后便委以重任。 作为一个政治家，魏征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现实的头脑。《谏十思疏》是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劝戒书。文章深喻哲理，词锋犀利，发人深省。唐太宗读后大为赞叹，深为魏征的直言精神所感动。唐太宗与魏征能够相互的尊重与信任，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两人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思想和对政治危亡的认识。这才使得魏征的政治智慧能够得到更深的发挥。 (图)《谏十思疏》 毛泽东主席在《矛盾论》中写道：“唐人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在人类的认识史上，提出“兼听”这新命题，无疑是一种卓越的见识。魏征的思维方式具有辩证法的特征，能够全面的看问题。这首先比较集中的体现在他提出的选拔、任用人臣的方法和标准上。选拔、任用人臣首先得对他作一番全面的考察：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历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关起所言，穷则管其所不变，贱则管其所不为。然后根据他的才能加以选择和任用，让他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长处。 魏征和唐太宗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典的对白：魏征说：“臣希望只做良臣而不做忠臣。”唐太宗不解的问道：“忠臣和良臣有不同之处吗？”魏征回答：“古代尧和舜的臣子稷、契、皋陶，就是良臣；夏桀的臣子关龙逢，殷纣的臣子比干就是忠臣。良臣本身享有美名，君主获得光辉的声誉，子孙相传，国运无穷。忠臣本身遭难被杀，君主落得个昏庸残暴的罪名，国王家灭，只不过取得个空名罢了。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区别。”唐太宗听后大家赞赏。共同的政治思想使唐太宗和魏征在长达十七年的合作中配合得如此默契。这样的合作对奠定唐王朝鼎盛繁荣之基础的贞观之治起了巨大的作用。藉此，唐太宗终能成为一代英杰之君！魏征的慷慨之志也得到了实现。 (图)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 唐太宗在太极宫中的凌烟阁内存放了画家阎立本为功臣的画像。享受这一殊荣的只有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征、房玄龄等二十四人。当魏征去世以后，唐太宗常常的到凌烟阁内去看他的画像。有一次还情不自禁的做了一首诗：劲条逢霜摧美质，台兴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以此表达了自己的无限哀思和怀念。贞观末年，唐太宗亲征辽东，战争异常的艰苦，当得班师回朝后，唐太宗曾惆怅的说：“如果魏征还活着，我会有这一趟辽东之行吗？” 一代铮臣魏征的为官之道 不做忠臣做良臣 忠臣，《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忠于君主的官吏”。或者可以展开来说，忠臣就是以君主的利益为最大利益，为了维护君主的最大利益不惜遭致杀身之祸而冒犯君主的官吏。中国封建体制绵延两千多年，在儒家“君臣父子”的礼教观念束缚下，我们的传统意识里已经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忠臣情结，那就是对忠臣的顶礼膜拜。然而，忠臣并不等于良臣，因为忠臣所做的事，不一定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利，甚至对君主有利。魏征，这位为“贞观之治”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在历史上已经有了那么多忠臣榜样的情况下，身为朝廷上的一名高级官吏，提出了“不做忠臣做良臣”这般石破天惊的见解。魏征在回答唐太宗李世民什么是忠臣、什么是良臣的问题时说：稷、契、咎陶这些人是良臣，龙逢、比干这些人是忠臣。能让自己获得美名，辅助君主获得尊贵的声誉，子孙相传，福禄无疆的臣子就是良臣;自身遭受杀身之祸，又陷君主背上杀戮忠臣的恶名，使小家和国家都遭受损失只留下空名的臣子就是忠臣。纵观魏征的一生，他确实如己所言，不做忠臣，而是一位十分称职的良臣。 一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有一些理念是很有意思的，诸如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劝告，也有“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训诫。在这里，“良臣”和“忠臣”显然不能互换，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内涵。能择主而事的臣子，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能否施展自己的才华造福于民、造福于社会为目的;不事二主的忠臣，则是以主子为中心，至于主子的作为是否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百姓，最多也只是忠臣在效忠主子前提之下的考虑。魏征，就是一个把社会、把百姓置于人君之上的良臣。在他的早期政治生涯中，不仅事过多主，而且对每位主人都恪尽职守、态度从容。 魏征，字玄成，公元580年出生于钜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一个低层官员家庭。他的父亲叫魏长贤，任过北齐朝屯留的县令。魏征小时，家道中落，但贫困的生活并未给他造成不良的影响，相反，他落拓不羁，胸怀大志，宁愿出家当道士，也不愿从事普通的谋生之业。他极喜读书，眼见着天下渐乱，因此特别专注于如何经营天下的学说。 隋炀帝大业末年，天下群雄纷起。时任武阳郡丞的元宝藏，起兵响应夺取了瓦岗军领导权的李密，征召魏征为书记官，这样，魏征也就参加了瓦岗军。李密在隋时做过官，是因不满意所当的宿卫侍从这一职务，称病自免，闭门读书，之后参加瓦岗起义军的。他每次见元宝藏给他的报告，都赞不绝口，一打听，全是魏征写的，于是就将魏征召到了身边，魏征也就从元宝藏的手下变成了李密的手下。魏征到了李密手下后，即向李密提出了10条建议，然而，李密虽然认为这些建议新奇却未能加以实际运用。后来，被李密打败了的隋军将领王世充卷土重来，在洛口一带攻打李密。因才打败过王世充，李密军上上下下都不把王世充放在眼里。魏征分析了敌我情况，但因职位低，只能向李密的长史郑颋建议道：魏公(李密)虽然很快取得了胜利，但骁将锐卒死伤过多;军中府库空虚，对有功的将士又未给予赏赐，战士们求战的心情并不积极。从我军目前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是难以抵挡王世充的。因此，我军正确的应敌之策，是深沟高垒，跟敌人打持久战。要不了十天半月，敌人粮尽，只能退兵，那时我军乘机追击，必胜无疑。况且东都已无粮食，王世充走投无路，此番来攻是下了决死一战之心的。穷寇难以争锋，请转告李密将军不要贸然与之交战。不料郑颋对魏征这一建议竟然嗤之以鼻，说道：你的这一建议，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魏征想不到会遭此当头一棒，愤怒地说道：这是打败敌人的奇谋深策，哪里是什么老生常谈？说罢，拂袖而去。而这一战，未听魏征建议的李密果然大败。 李密兵败，转投唐高祖李渊。魏征服务的对象，也就从李密变成了唐王朝的统治者。魏征到了李渊手下后，却很久都没有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毛遂自荐，请求到山东黎阳去招降尚未归顺的瓦岗军殘部。李渊同意了魏征的请求，并给了他一个秘书丞的衔头。当时，李密的旧部徐世勣还拥有不少人马，控制了东抵海滨、南临江淮、西至汝州、北达魏郡的广大地区。魏征来到梨阳，首先致书徐世勣，帮助他分析了形势，指出瓦岗军处于兵家必争之地，王世充东略之心不死，窦建德南谋之力待举，徐世勣孤立无援，必不能持久。魏征又分析了天下大势，指出天下必将为李渊所有，徐世勣只有尽早归顺，才可保平安富贵。这封信写得逻辑缜密，文情并茂。徐世勣得信，即率队归顺了李氏王朝。徐世勣后来被李渊赐姓李，其所部成了李氏争夺天下的劲旅，为李氏最终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魏征在这次招降中，兵不血刃就收了不少瓦岗旧部，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 619年，隋末起义于河北、已自立为夏王的窦建德于聊城一举歼灭宇文化及所率军队，随后又大败唐军，攻陷梨阳，俘获魏征，魏征又成了窦建德的部下。窦建德得魏征，也十分赏识他的才干，但赏识不等于重用，窦建德只给了魏征一个起居舍人的官当，专门负责记录窦建德的言语行迹，真是大材小用了。魏征在窦建德手下一呆就是两年。两年之后，秦王李世民率军与王世充和窦建德的联合军团决战，先大败窦建德于虎牢关，后又迫使王世充投降，占领洛阳，取得东方战场的决定性胜利。窦建德兵败，身在窦营的魏征趁机劝说窦建德的洛州守将唐旦，一同投降了唐朝。 魏征在窦建德手下呆了两年之久，现又重新降唐，若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即使不给戴上“叛变投敌”之类的帽子，至少也要划进立场不坚定之流，给予一定的惩处，不会再用;即便因有一技之长再用，也会在档案上注明，属于控制使用之列，不能参与决策和机要之类工作。李渊大度，没有惩处魏征，但也没有大度到重用魏征。倒是太子李建成慕魏征之名，将其召进太子府，任为太子洗马。太子洗马是一个教太子政事、文理的官职，从级别上看，不低，是从五品上，而且虽是太子属官，但属老师之类，很受礼遇的。魏征到了李建成手下，也就一门心思为太子办事。他看到李建成和唐王李世民在争夺最高权力上的明争暗斗，特别是看到李世民的功劳和影响一天天大起来，很为太子担心。窦建德部将刘黑闼拥兵南下，魏征感到太子建立功勋的机会来临了，就对李建成建议：有人说您只是以年长而位居东宫，无大功而要四海臣服。现刘黑闼残兵散众南下，此时击之，势必如摧枯拉朽。请您亲率大军讨伐，获取功名，并以此结识山东豪杰。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当时刘黑闼军士气甚锐，如立即交战很难取胜。魏征又建议李建成不要急于同刘黑闼军正面交锋，而应先发动政治攻势。魏征说：上次击败刘黑闼，俘获的将领皆被处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也都成了阶下囚。后来虽有诏书赦其余党之罪，却无人再敢相信我们。现在释放全部被囚禁的俘虏，安抚宣赦后遣送回去，我们就可以坐视敌军离散了。李建成采纳了魏征的建议。果然不出魏征所料，刘黑闼军粮草用尽，军心大乱，士卒多有逃亡，李建成大胜。大败刘黑闼这一役充分显示了魏征的政治军事才能。后来，魏征又多次建议李建成早作准备，甚至应对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可惜李建成对魏征的这些建议犹豫不决。而李世民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不等李建成先下手，他就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让李建成成了刀下之鬼，魏征则被李世民俘获。 李世民捉到魏征后，问他：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并摆出了一副要杀他的样子。我们不知道假如魏征此时被吓得痛哭流涕，或跪地求饶，李世民又将会如何对待他。但此时被抓的魏征却态度从容，不卑不亢，很冷静地回答李世民说：太子若听从我的建议，哪里会遭受今天的横祸。李世民惜才如命，早就听说过魏征的大名，一见面临死刑威胁的魏征能如此从容，便放了他，并收为手下，给他封了一个詹事主簿的官。于是，魏征又成了李世民的部下。李世民虽然用了魏征，但一开始也并不重用，从詹事主簿这一级别就可以看得出来。唐制，詹事主簿只一个从七品上，很低级的。 纵观魏征早期的政治生涯，可见魏征一直是实践着他“良臣择主而事”、事天下不事一人、做良臣不做忠臣的政治理念的。也正因为魏征有着这样豁达的政治理念，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才留下了魏征这么一颗闪亮的明星。 二 唐太宗李世民创下了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因素之一，是他有“三镜”，即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以人为镜，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为镜的。魏征去世后，李世民悲叹道：从此我就少了一镜了，可见，李世民之“人镜”，是特指的魏征。魏征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鲜明的足迹，有史家评论说：魏征最大的政绩，就在于对唐太宗的犯颜直谏。魏征能对唐太宗犯颜直谏，就因为他以“国士”自居，以事天下高于事一人。 一世君臣?魏征死后唐太宗做好多对不起他的事 魏征，名臣啊，大家都认识，历史书里讲得很清楚。名臣还要遇明主，若碰到个昏君，大概是成为了名臣的。因此，李世民与魏征便成了一对千古君臣，他们的事迹，至今还被传颂。 记得上课时有讲，一次，太宗盛怒入后宫，长孙皇后忙问何故。太宗说我一定要杀了那乡巴佬，我一定要杀了那乡巴佬。原来，是魏征直言冲撞了他。长孙皇后听罢，整衣下跪，说道，皇上应该高兴才是啊，他知道你听得进劝谏，才敢明说啊——这是好话，也是实情，于是太宗气便消了。 又有一次，魏征进宫见皇上，皇上正玩鸟呢，一见他来，马上将鸟笼在袖中。这魏征却故意不停地说叫说，最后，鸟被闷死了。 魏征死后，太宗伤心欲绝啊，留下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死了，我少了块镜子”的传世名言，并画像挂在凌烟阁，以资怀念。 以上三个故事，被用来证明太宗是好皇帝，魏征是好大臣，不出现贞观之治，孙悟空都不同意啊。 可大家知道魏征死后，又有些怎样的遭遇吗？ 据《旧唐书》载，他曾经向太宗推荐侯君集和杜正伦是宰相之材，孰料，后来杜正伦因犯罪被罢黜，侯君集正是犯逆被杀。他推荐的两人都没好结果，太宗便怀疑他有结党营私之嫌，昧着良心把这些无用的人推上高位。加之后来有人告诉太宗，说魏征把以前进的那些谏言都留了底并交给史官褚遂良——这是啥意思啊，难不成他魏征犯颜进谏并非为了皇上好国家好，只为自己忠臣之名啊——太宗更不高兴了。 后果便来了，之前许婚嫁衡山公主给他长子叔玉，现在手诏停婚——皇帝无戏言，也是跟着形势走——又据《新唐书》中说，“而仆所为碑”，把他碑都推倒了——就差没把他挖出来问问他居心何在了——经过几折腾，魏征家族便衰落下去。 事到此，似乎要结束了。先好得粘一起又坏到分道扬镳的事，也多得很。没什么好奇怪。可皇上的心思，比起天上的云还易变啊。后来辽东战事起，“高丽、靺鞨犯阵，李勣等力战破之”。费了好大劲啊，太宗又有些惆怅，要是魏征还在，哪有这些破事咯——因此，“赐劳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恩礼加焉”。 原来，这对君臣有这多恩恩怨怨，根本不是书上写的那么完美啊！ 第一铮臣魏征:魏征向唐太宗提了哪些意见 李世民是一个明君，但不是一个完人，因此，他就会犯错误，但他大度，能真正地听取不同意见，于是，他成就了一代名臣魏征；魏征珍惜自己的国士身份，以事天下高于事一人，凡利国之事，则知无不为，于是，他成就了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也完美了李世民的明君形像。一个敢说，一个能听，当我们徜徉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时，不得不为他们这种少有的君臣关系击节长叹，津津乐道。 贞观二年，唐朝声威日盛。这时，高昌王麴文泰准备入朝朝贡，西域诸国得知这一消息后，都准备派遣使节随文泰一道入朝朝贡。这对于一个刚登上皇位不久的人来说，是多大的面子，是多荣耀的事啊！李世民马上命令文泰驻京使者厌怛纥前往迎接。大家都高高兴兴等着朝贡时，魏征却出面反对了。他的理由是：中国刚刚安定下来，长期战争的创伤还未平复，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一些劳役，就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以往文泰入朝时，所经过的州县供应都很困难，何况这回又增加了这么多国家的使者。若让这些人作为一般的商贾往来，那么边境上的老百姓还能从中获利，但若把他们当成宾客迎接，国家就将遭受损失了。汉建武二十二年时，天下安定，西域请置都护府，并愿送子进京，但光武帝不同意。为什么呢？就是不愿因处理西域诸国的事务而使国内遭受拖累。现在我们若同意西域十国来朝贡，他们的使者一定不会少于千人，这么庞大的队伍，所经过的州县将如何接待？人们是各种各样的心思都有的，到那时再来后悔就晚了。李世民听魏征说得有道理，马上派人将已出发的厌怛纥追了回来。初登皇位的李世民如此听得进不同意见，不图虚荣，以百姓利益为重，真给我们一些贫困县市动辄就搞这样庆典那样庆典的公仆们树了一面镜子。这些地方老百姓的温饱还未解决，但为了与一些歌星之流的人物握个手、照张相，在媒体上露一露脸，就可以心不跳、眼不眨，随手一掷就是数十万、数百万，老百姓有吃无吃管他呢！和李世民相比，这些公仆们会脸红否？ 有一次，李世民到九成宫住，中途有一宫人回京，途中歇于湋川县官舍。此人住下不久，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也来了。官舍小，官舍的负责人就将宫人移到别处去住，将官舍腾出来让李靖等人住。李世民一听到这事，就大发脾气，骂道：怎么能让李靖这些人如此作威作福，为什么要照顾李靖等人而轻视我的宫人？打狗还看主人面嘛！在李世民看来，怠慢了他的宫人，也就是怠慢了他，所以他要大发脾气。他马上命令要查办湋川县官吏和李靖等人。这时，又是魏征出面来劝阻了。魏征说：李靖等人，是皇上您重要的大臣，而宫人，不过是宫中打扫卫生之类的杂役。要论他们肩负的责任，那是不同的。李靖他们到地方上去，地方官吏要向他们请教朝廷的法令政策，从地方上回来，皇上要听他们汇报民间的疾苦。因此，李靖等人到了地方上自然要与地方官员相见，地方官员也要拜访他们。至于宫人，除了让他们吃饱穿暖之外，是不让他们参与这类政事的。假若您就因为怠慢了宫人而责罚县吏等人，这恐怕有损于皇上的名声，也让天下人听了寒心。刚刚发过脾气的李世民此时也冷静下来了，听魏征说得有理，便停止了追问，李靖等人也就在官舍安安稳稳地住了下来。 李世民的女儿长乐公主要出嫁，李世民想到长乐公主是皇后所生，因此，责令有司送长乐公主的嫁妆是永嘉长公主的一倍。皇帝嫁女，皇帝家的事，嫁妆之多少，当然皇帝说了算。然而，魏征又站出来了，说不可。魏征说：过去，汉明帝要封他的儿子，说道，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提并论呢？有楚或淮阳的一半就行了。这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天子的姐妹称长公主，天子的女儿称公主，既然加了一个长字，就是表示尊崇啊。情可有深有浅，但礼法却不能逾越，所以，送长乐公主的嫁妆不应该比永嘉长公主的多。李世民又听进去了，并到宫里将魏征的意见告诉了长孙皇后。这位长孙皇后也十分了得，不仅没有丝毫的不满，相反，派人送钱四十万、绢四百匹到魏征的家里奖赏魏征。 魏征在李世民手下，前后进谏二百余事。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有几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物能听得进如此之多的反对意见呢？庐山上，那位开国元帅不就因为提了一点不同意见而被打翻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的吗？当然，李世民也不是一直对魏征没意见。一次李世民罢朝回宫，就咬牙切齿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是谁得罪了皇上啊？李世民说：是魏征，这家伙经常在朝廷上跟我过不去。长孙皇后听了，即退下，换上朝服肃立于庭。李世民一见大惊，问这是何故？长孙皇后答：我听说主上圣明，臣下方可尽忠。如今正是因为陛下圣明，魏征才能知无不言啊。我身居后宫，怎么能不向圣上贺喜呢？听了长孙皇后这委婉的劝告，李世民才消了怒气。这又验证了句俗语：妻贤夫少祸。看一看当代史，因妻不贤乱干政而导至的悲剧，少了么？ 唐朝六大名相的名言 解读铮臣魏征说了什么 李德裕的“名言”：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李德裕门第显赫，他爷爷李栖筠做过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在唐宪宗的时候做过宰相。他后来也做了宰相，对那些从科举入仕的同僚，他大都瞧不起。 李德裕的这句话固然有一定道理，却不符合逻辑。熟悉朝廷礼仪制度，不是唯一的条件。按照唐制，官员的提拔，要从“德行、才用、劳效”这“三实”上考察2，可制度终归是制度，要提拔谁特别是要用谁当宰相，说到底，还不是皇帝一句话？！皇帝的“喜好”才是一个人被重用的唯一条件。 苏味道的“名言”：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旧唐书卷九十四·苏味道传》 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廷里的大员没挨过整的寥寥无几，苏味道就是其一。苏味道的能力虽然很一般，但他对历代宰相怎么为官处事的那一套很有研究，深谐官场之道。他的为官秘诀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模棱两可，这一点，表面上看和郑板桥信奉的那个难得糊涂好像差不多。当时的人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苏模棱”。 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武则天那么精明，怎么会用这样的人当宰相呢？这不犯糊涂吗？其实，这恰恰是武则天的精明。武则天刚坐上龙椅的时候，“群情不附”。为此，在人的使用上，她采取了两手抓。一手就是任用酷吏、亲信，以打击异己，树立威信。一手就是任用“和事姥”式的人物做宰辅，以缓和矛盾，平衡局势。武则天用苏味道，显然用的是他的“特长”。 耐人寻味的是，这么一个看起来毫无原则，毫无主见的人，却对他的弟弟要求很严。因为身居相职，有实权，他的弟弟常常求他办事。但苏味道似乎很“正经”，经常予以回绝，惹得他弟弟动不动就当面把他一顿凌辱，可他一点也不介意，坦然待之。这真叫人犯琢磨：如此“泾渭分明”的苏味道，哪个是真实的呢？看来，人这个感情动物，有时候真的很复杂。 李义琰的“名言”：事难全遂，物不两兴。既有贵仕，又广其宇，若无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惧获戾也。《旧唐书卷八十一·李义琰传》4 人都有七情六欲，这很正常。关键的是，凡事都有个度，过了度就物极必反了。李义琰当宰相的时候，唐高宗因为患头风病，朝廷上的日常事务基本都由武则天处理，人称“二圣”。也正因为此，武则天的野心逐渐开始膨胀，有不少大臣也开始倒向她这一边，可李义琰似乎并不买武则天的帐。 有一次，高宗想正式下诏叫武则天堂而皇之地管理朝政，李义琰据理力争，高宗才放弃了这个打算。等到高宗死后，武则天以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任命已经退休的李义琰为怀州刺史，但李义琰思前想后没有接受。他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他怕，怕武则天报复。果不其然，武则天掌握了大权后，杀了不少异己者，但李义琰却安然无恙。 还有一次，他的弟弟给他买了一些木料，叫他盖一个大房子，他说什么也不肯。后来，那些木料因为闲置的时间长了，日晒雨淋都腐烂了。他为什么不盖大房子呢？还是因为那个字：怕。也就是说，他不是不想，他怕的是因此招人嫉恨，给人留下批评的口实。看来，人要活得坦然，还真得像李义琰那样，心里头存着这么一点“怕”的念头。惟有“怕”，才能自警；唯有“怕”，才能知足；唯有“怕”，才能吃得香睡得实。 崔日用的“名言”：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重专守始谋。每一念之，不觉芒刺在于背也。《旧唐书卷九十九·崔日用传》5 官场这碗饭不好吃，其中的甘苦，只有亲历者自知。唐中宗李显复位，经睿宗，到玄宗即位，这期间唐室最高集团的内部，势力交织，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站错了队，跟错了人，就意味着身败名裂。但正像史籍所评，崔日用“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6。这是他的聪明处，也正是他的圆滑处。 崔日用先是攀附武三思，等到武三思被诛，中宗暴亡，韦后称制，崔日用审时度势，又马上攀附上了时任太子的唐玄宗。崔日用为什么看好了唐玄宗呢？当时的几股势力中，睿宗俨然一个傀儡，不足论；韦后虽然临朝称制，但德行有亏，人心早已背之；太平公主虽然权势熏天，但外强中干；他看好李隆基的，在很大程度上用的就是这种“排他法”。 但不管怎么说，这步棋，崔日用真的走对了，他终于混来了位极人臣的地位和荣耀。不过，他付出的代价似乎是：很累，累心。他的脑筋得时刻转动着，不停算计着，因为只要打个盹儿，就可能反过来被别人算计掉。吃啥样的饭，出啥样的力，这个理儿，他懂。 李林甫的“名言”：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旧唐书卷一百六·李林甫传》7 历史是人创造的，记录历史的典籍也是人写的，这就免不了带有写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十分有趣的是，有的史书，撰写者似乎特别敬业，按照他的评判标准，“好人”、“坏人”等等之划分，早已经给你搞定，你只要到目录里一找就可以了。比如说李林甫吧，《新唐书》就把他列入了《列传·奸臣》里。然而，这客观吗？ 在帝制的时代，皇帝就是一手遮天的大老板，在大老板手下工作，干好了，受奖赏；干砸了，被炒掉，很正常。维护老板的尊严和地位，秉承老板的意图行事，是一个“员工”基本的“职业道德”。在这一点上，李林甫做的十分突出，唐玄宗之所以那么信任李林甫，这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说他不择手段也好，损人害己也罢，李林甫就是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这顶帽子，他带了一千多年；对他的评价，也人云亦云了一千多年。不过，从李林甫的这句话里，确实能感受到他的“独特”。看来，李林甫做宰相一做二十来年，并非偶然，绝不是一个“奸”字所能概括。 魏徵的“名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8 按照哲学的说法，任何事物偶然中都有必然。魏徵的直言敢谏，似乎无人可及，早已经成为忠贞耿直的形象载入青史。这看起来很偶然，然而，偶然中真的有必然。魏徵对唐太宗说的这句话，真实而且简明地道出了这种必然。 凡事都是俩好嘎一好，魏徵不是糊涂蛋，他的耿直，其实藏着大智若愚。不顾对方的反应，瞎干蛮干的事他不会干。关于他那些直言敢谏的轶闻，你就品吧，闪耀着的实在是他的睿智与理性，也不乏带点不露痕迹的圆滑与世故。 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与领导的交往，的确有讲究。聪明的部下，会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语言，让领导接受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最愚蠢的行为导致最难堪的后果是：尽管打着合理化建议的大旗，领导却对你的话充耳不闻，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没当狗放屁。更糟糕的是，换来一副小鞋穿，那就更难受。 唐初宰相戴胄:大唐朝堂不止魏征一个敢于劝谏 戴胄(？-633年)，字玄胤，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唐朝宰相。 戴胄早年在隋朝为官，曾效力于王世充，归唐后为秦王府士曹参军。唐太宗继位后，戴胄被擢升为大理少卿。他生性忠直，数次犯言直谏，后改任尚书左丞。 629年(贞观三年)，戴胄代理吏部尚书，主持选官，次年又以民部尚书之职参预朝政，成为宰相。633年(贞观七年)，戴胄病逝，追赠尚书右仆射，谥号为忠。 初仕隋朝 戴胄生性坚贞，有才干，熟知律法，通晓文案，隋末曾任门下录事，深受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的赏识。 618年(唐武德元年)，隋炀帝遇害。王世充在洛阳立越王杨侗为帝，是为皇泰主，戴胄被任命为给事郎。 619年(武德二年)，戴胄成为王世充的太尉府官属。 三月，王世充意欲篡位，戴胄进谏道：“君臣犹如父子，理应休戚与共，有始有终。希望您效仿伊尹、周公，辅佐王室，使国家安定，则是天下之幸。”不久，王世充又求取九锡殊礼，戴胄再次进谏。王世充大怒，将他贬为郑州长史，让他与王行本一同镇守虎牢关。 不久，王世充称帝。 入唐为官 621年(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东征王世充，攻取虎牢关，俘获戴胄，任命他为秦王府士曹参军。 626年(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继位称帝，是为唐太宗。戴胄被拜为兵部郎中，封武昌县男。 627年(贞观元年)，大理少卿出缺。唐太宗道：“大理寺关乎人命，戴胄清廉正直，正是合适人选。”于是任命戴胄为大理少卿，后又改任尚书左丞。当时，尚书左仆射萧瑀免官，右仆射封德彝病逝，唐太宗便命戴胄处理尚书省政务。他善于决断，被人称为开国以来最称职的尚书左丞。 此前，朝廷每逢水旱灾害，全靠正仓拨粮赈灾，但正仓存粮有限，远远解决不了问题。628年(贞观二年)，戴胄上表唐太宗，建议效仿隋朝，设立义仓，让官员、百姓缴纳粮食，以备饥荒。唐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又让他和魏征一同担任谏议大夫，检点朝政得失。 担任宰相 629年(贞观三年)，戴胄升任民部尚书，兼任检校太子左庶子。后来，杜如晦病逝，临终前请求让戴胄主掌吏部。唐太宗遂让戴胄代理吏部尚书，仍旧担任民部尚书、太子左庶子、谏议大夫。他虽有才干，却不通经史，任职吏部时，奖掖法吏，抑制文士，受到舆论的讥讽。 630年(贞观四年)，戴胄被免去吏部尚书，以民部尚书之职参预朝政，成为宰相，并进爵武昌郡公。 631年(贞观五年)，唐太宗打算重修洛阳宫。戴胄进谏道：“关中、河西都在增置军队，此前又在修复九成宫，丁壮被役使殆尽，现在还能剩下多少呢？如今战乱平息不久，民间人口短缺，一人服役，全家废于农事。一家尽力劳作，也难以维持生计。我担心这会引起百姓的怨恨。”唐太宗大为赞许，对侍臣道：“戴胄与我并无骨肉之亲，他能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我进封他的官爵，就是要酬报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633年(贞观七年)，戴胄病逝。唐太宗罢朝三日，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道国公，赐谥号为忠，命虞世南为他撰写碑文。唐太宗见他住宅简陋，怕没有地方进行祭祀，还特命官府为他设立庙宇。 唐初四相王珪 和魏征一样从李建成旧部成重臣 王珪(570年-639年)，字叔玠，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唐朝宰相，南梁尚书令王僧辩之孙。 王珪早年曾任太常治礼郎，因受叔父王頍牵连，逃遁终南山。唐朝建立后，王珪历任世子府咨议参军、太子中舍人、太子中允，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后因杨文干事件被流放嶲州。 贞观年间，王珪被征召回朝，历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侍中、同州刺史、礼部尚书、魏王师，封永宁郡公。639年(贞观十三年)，王珪病逝，追赠吏部尚书，谥号为懿。 早年经历 王珪年轻时性情淡雅，志向深沉，不重名利，从不随便交结朋友，深受叔父王頍的赞赏。593年(开皇十三年)，王珪被召入秘书内省，授为太常治礼郎，参与校定图书典籍。 投奔唐朝 604年(仁寿四年)，王頍随汉王杨谅起兵反对隋炀帝，兵败被杀。王珪是王頍之侄，按律应当连坐。他逃到终南山中，隐居十余年。 617年(大业十三年)，李渊攻入关中，拥立代王杨侑为帝，进封唐王，并册长子李建成为世子。王珪得到丞相司录李纲的举荐，出任世子府谘议参军。 618年(唐武德元年)，李渊受禅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册封李建成为皇太子。王珪被任命为太子中舍人，后改任太子中允，深受李建成器重。 624年(武德七年)，庆州刺史杨文干兵变，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矛盾加剧。唐高祖认为王珪未能劝导太子，致使其兄弟失和，将他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 累职拜相 626年(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不久继位，是为唐太宗。王珪也被召回朝中，出任谏议大夫。同年十月，唐太宗追封李建成为息王，以礼改葬，王珪与魏征等原东宫属官一同前去送葬。 627年(贞观元年)，唐太宗对群臣道：“只有君臣相得，天下才能太平。汉高祖以武功取天下，能够传国久远，就是因任用贤臣之故。我虽然不算圣明，也希望你们能直言劝谏，使天下安定。”王珪进言道：“陛下若能广开言路，纳取谏言，臣必竭尽心力。”唐太宗遂准许谏官同宰相一同入宫议政。当时，王珪多次进谏，深受太宗信任，改任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赐爵永宁县男。 同年八月，王珪请侍中高士廉向唐太宗呈递密奏。高士廉却将密奏扣下，因此获罪被贬。 628年(贞观二年)，王珪代理侍中之职，以接替高士廉，并进爵永宁郡公。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正式任命王珪为侍中。 教导魏王 633年(贞观七年)，王珪因泄露禁中密语，被贬为同州刺史。634年(贞观八年)，唐太宗又召王珪回朝，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并命他参与修定《五礼》。 637年(贞观十一年)，王珪兼任魏王师，负责教导魏王李泰。他以老师自居，坦然接受李泰的拜礼。当时，李泰请教忠孝之事，王珪道：“皇帝是你的君主，侍奉他要竭尽忠诚;皇帝又是你的父亲，侍奉他要竭尽孝心。尽忠尽孝可以树立自己，可以成就美名。汉东平王刘苍曾说：‘为善最乐’，希望你记住这话。”唐太宗得知后，高兴地道：“李泰可以不犯过失了。” 638年(贞观十二年)，王珪上奏道：“三品以上官员遇见亲王都要下车行礼，这不符合礼仪。”唐太宗不高兴的道：“你们为彰显尊贵，便轻视皇子吗？”王珪与魏征极力劝谏，唐太宗遂听从王珪的建议，削减诸王权势。 病逝 639年(贞观十三年)，王珪得病。唐太宗命女儿南平公主(王珪儿媳)前去探视，又命民部尚书唐俭为他调理药剂饮食。不久，王珪病逝，终年六十九岁。唐太宗素服举哀，并命李泰率百官送葬，追赠他为吏部尚书，赐谥号为懿。 后周名臣王峻:后周太祖郭威最头疼的五代魏征 王峻(902年-953年)，字秀峰，相州人。父王丰，官乐营使。 王峻善歌唱，镇州节度使张筠很欣赏他的才能，后归赵岩。赵岩被杀，王峻投靠后唐三司使张延朗。不久，张延朗被杀，王峻归刘知远。刘知远称帝后，拜王峻为客将。官兵马都监。948年，河中节度使李守贞等反叛，被枢密使郭威与王峻的大军击败，王峻以功升至宣徽北院使。后周建国后，封王峻为枢密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峻日益骄纵，要求兼任青州节度使，又要求罢免宰相李谷、范质。郭威想把柴荣调到京师时，王峻等群起反对。953年，王峻被贬商州，不久以腹疾卒于商州。 由于从小受父亲的影响，王峻的音乐天赋很高，既聪明又善于唱歌，嗓音也非常好听。后梁大臣张筠在做镇州节度使时，很欣赏他的才能，将他留在身边。一次，权臣赵岩到张筠的家里去，张筠设宴招待，酒席间又让王峻出来唱歌助兴，见赵岩喜欢，张筠就将他送给了赵岩。后梁灭后，赵岩也被杀，王峻又寄宿于别人家，不久他又投靠了后唐的三司使张延朗，张延朗是掌管财政的大臣，但对于王峻却一点也不看重。等后唐亡了，由于张延朗也被杀，王峻和张延朗的财产一样归刘知远所有了。没想到因祸得福，王峻从此柳暗花明，命运一下子有了个大转折。 开始，王峻在刘知远手下做了一名小军官，但毕竟有了前途，所以王峻做事非常卖力，深得刘知远的喜爱，把他当做心腹提拔。等刘知远做了皇帝，王峻也随着升了官，又从内客省使升任宣徽北院使，专管传达皇帝的诏命，权力很大。 后汉隐帝继位后，逐渐地不喜欢被大臣们挟制，最后和舅舅李业一起杀掉了几个顾命大臣，当时王峻没有在京城，在驻守邺都的郭威军中做监军，他们俩的家属因为都在京城，被隐帝全部杀害，隐帝又命人出京去杀他和郭威等人。 同样的遭遇使王峻和郭威走到了一起，王峻便和郭威一起谋划了兵变，杀回首都，打进了开封。王峻奉皇太后之命任枢密使，和郭威一起主持政局。后来郭威领兵出京，再一次发动兵变，称帝建立后周，而王峻在京城则配合郭威，派出郭崇和马铎两员大将分别开赴宋州和许州，以防意外，使郭威领兵顺利地到达京城控制局势。 王峻对后周的建国立下了头功，郭威封他为枢密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成为后周首屈一指的重臣。王峻辅佐郭威，办事非常认真，任劳任怨，京城日夜加班，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为后周政权的稳定又立下了新的功勋。 身为后周重臣的王峻开始骄横起来，竟连郭威也不尊重了。他本来就性情急躁，做事草率，以天下为己任，不管什么事都要按照他的意思办，否则就不高兴。郭威尽管是君主，但在王峻的面前却经常迁就他。王峻不知好歹，仍然是随心所欲地做事，如果郭威顺着他，他就高兴地走了，如果不答应，他立刻怒容满面，嘴里不干不净的粗话就出来了。王峻论年龄比郭威大两岁，郭威也很敬重他，经常以兄相称，或者只称呼他的字。称呼一个人的字，标明两个人的关系很好，比如，毛泽东字润之，能这样称呼他的人一般都是关系很好的。郭威这样对待王峻是表示不忘当初的交情，但王峻却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这让郭威难以忍受。但郭威还是一直忍着，没有发作。 郭威刚刚称帝，刘知远的弟弟刘崇也称帝建立北汉，然后就像石敬瑭一样请契丹出兵联合进攻后周，围攻晋州(今山西临汾)，王峻奉命出征，郭威对他还是非常信任，让他督率各路军马，还授他便宜行事之权。军需尽量满足，将吏任他挑选。临行时又超越常规地赏赐给他很多东西，最后还亲自设宴饯行，另赐他御马和玉带，握手而别。 王峻领兵到达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就将军队停了下来。京城得到消息，郭威坐不住了，急忙派人火速催他进兵，解晋州之围，否则他就要亲征了。王峻对使者说："你回去转告陛下，就说晋州城墙坚固，不容易攻下，刘崇兵势正强，不能和他硬拼。我之所以驻兵不进，是要等他士气衰落时再攻击，并非畏怯惧敌。陛下刚继位，也不宜轻举妄动。现在朝中听命的将领只有李谷和范质几个人，陛下如果亲征一出，那慕容彦超便会乘虚攻进开封，到时候大事去矣。"王峻在当时就能看出慕容彦超反叛迹象，确实谋略过人。使者回去告诉了郭威，郭威猛醒，自己揪着自己的耳朵说："差一点坏我大事。" 王峻等了一段时间，觉得时机成熟，就突发奇兵猛扑进攻晋州的北汉军队。攻城久而不下，北汉军队早已疲惫不堪了，士气也很低落，一听说王峻的部队来了。没等交战，就先吓跑了。开进晋州后，众将都要求乘胜追击歼敌，但王峻这时却迟疑起来，不敢发兵，等第二天他才命令追击，军机早以错过。如果当时急追，全歼的可能都有，王峻觉得没有什么战绩，就修了修平阳旧城，然后班师回来。 不管怎样，王峻退敌解了晋州之围毕竟立下一功。不久慕容彦超真的在兖州反叛，郭威先派曹英和向训去镇压。王峻则想自己领兵去讨伐，几次对郭威说："慕容是巨贼，曹英不好战胜他。"郭威没有说什么，没多久郭威就御驾亲征了。王峻也随同出征，他率领的部队率先在南城攻入，又为破慕容彦超立下大功。 功劳很大，但王峻却不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也不知道不能居功自傲。而且他又有嫉妒的缺点，在郭威任命他以前的功臣要职时，王峻非常忌恨，就想出了一个下策，即用辞职的办法来试探郭威的用意，他以为郭威要剥夺他的权力了。 他先想在外的将领们发出书信，让他们保举自己，然后就向郭威提出退职。王峻躲在家里不出，公务也不管了。不久各地将领们的奏折也纷纷送到郭威的手上，大臣们和郭威一样惊讶，没想到王峻会这么做。郭威一面派人去劝说，一面又严厉地说自己要亲自去他府上请他，王峻赶忙骑马去间郭威，郭威好言安慰了他一番。王峻总算一颗心落了地。 但王峻没有一点收敛，反而觉得郭威离不开他，因而更加狂妄了，对郭威也不留一点情面。自己做不好的事还要说别人。他在枢密院建了一座很大的公署，装饰得极其华丽，落成时还请郭威来看，郭威没说什么，又赏赐了他不少东西。不久，郭威在内园也建了一个小殿，王峻见了，很严肃地奏道："宫室已经很多了，建这个有何用？"郭威不紧不慢地说："枢密院的房子也不少了，你为什么还要造那个公署呢？"王峻惭愧地闭上了嘴，灰溜溜地走了。 王峻居功自傲，以为备受君主宠信，竟想请郭威为自己封荣誉性高官，立碑褒扬。有人就劝他说："原来赵岩要立碑是因为他靠谗媚侍君，得到了高官，后来败坏了后梁，到今天人们谈起来还无不切齿痛恨，假如像你想的那样去做，必招致非议。"王峻只好做罢。 此事不成，王峻又要做别的事，他极力扩大自己的权势，孤立郭威。他要兼任青州节度使，郭威只好答应。他又借机借国库绫绢万匹，郭威又给了他。他和郭威的养子柴荣关系不好，畏忌柴荣的聪明果断，嫉妒柴荣的威望。郭威因为儿子们都被隐帝杀死，只有这个养子，但每当郭威让柴荣进京时，王峻都横加阻拦，即使进了京城，也不让柴荣过夜。 王峻的度量很小，一点小恩怨也耿耿于怀。有一年，户部侍郎赵上交负责当年的科举考试。赵上交曾去找王峻议事，王峻就请他照顾一个人，赵上交没有给他办，结果那人名落孙山，王峻于是就怀恨在心。等赵上交领新进士们来的时候，王峻竟高声喝道："今年选士不公，必须复试。"大家都来劝阻，王峻更加恼怒，大声斥责赵上交，声音传出很远。不久，他竟找茬罢免了赵上交，要将他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司马，由于众人反对，说处罚太重，没等王峻再处理赵上交，他自己却被贬为了商州司马。 王峻的跋扈到了最后，到将自己搭进去了。郭威喜欢用文臣做宰相治理国家，而且对他们也很满意，但王峻却看不惯，认为他们不巴结自己就是和自己做对，而且他选中的官吏人选被刷下去三十多个，更让他不满。他为了让自己喜欢的人当上宰相，扩充势力，就要郭威撤掉这些文臣，而且要郭威当场恩准。郭威很不高兴，推辞说："宰辅之臣的进退，怎么能这么仓促呢？应该慢慢商量再做决定。"王峻不依不饶，快到中午了还纠缠不走，嘴里的脏话也出来了。郭威只好说等过完节日再商议，因为过节时不便于找大臣们议事，王峻这才回去。 郭威这次实在忍不下去了，等再次临朝时，他便将王峻拘押起来，郭威流着眼泪对冯道等大臣们说："王峻欺凌朕也太过分了，也太无礼，他是要除尽朕的左右僚臣，去掉朕的羽翼。朕的儿子在外，他总是阻挠不让进京，暂时来一次他也怨恨不已，哪有既总枢机，又兼宰相。强要重镇做节度使，不久也给他了，随他意愿，但他还不满足，如此目无君主的人，你们说谁能忍受！" 王峻虽然功高盖世，但却居功自傲，排斥异己，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终于咎由自取，落得个贬官的下场，而且是他要贬赵上交去做的商州司马，赵上交没有去，他却自己去了。郭威还算照顾他，让他的妻子去探望，不久，王峻就死在了商州。 名臣魏征的另一面 并非朝堂孤臣与侯君集结党 《西游记》中有一出魏征斩龙。 犯了天条的龙王要被魏征斩首，龙王找李世民帮忙，李世民一口答应，在龙王受刑当日拖住魏征下棋，结果是魏征睡着了，李世民以为魏征太辛苦而没有叫醒他，魏征的灵魂顺利上了天庭斩杀龙王，死去龙王的灵魂不敢找魏征算账，每天骚扰李世民。 这个故事，似乎说在神界，魏征的地位还在真龙天子李世民之上。能获得这样的评价，说明在世人心中，魏征应该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人。 但人非圣贤，魏征也是会犯错的，而有一个特别的凶险，一旦犯下将有引发血腥皇权争斗的可能，万幸的是李世民没有采纳。这便是魏征对侯君集的推荐。 以史书中包含的信息分析，魏征似乎不仅仅是推荐一个人这么简单。 魏征是道家人士，明白了道家的特点，就可以更好了解魏征的所为，佛家主张普度众生，儒家主张舍生取义，而道家则主张上善若水。因此，可以认为魏征的所为，包括他对李世民的直言犯谏，都不是率性而为，也许，用看人下菜来比喻更妥当。 （以前大家以为许世友上将是个头脑简单的将军，其实他是少有的大智若愚的几个人。） 魏征的经历，出身贫寒，却“有大志，通贯书术。”而有“术”的人，是不会凭着一腔热血冲上去堵枪眼的。 （同样，也不会冒冒失失跑到李世民面前去提意见。） 每逢乱世，就会有道家人士积极出世，这是中华这片神奇土地的特点。魏征也一样，本来还开着小店，做着小生意，见隋末天下大乱，干脆将小店关了，化装成道士云游四方，寻找豪杰。 魏征第一个找的豪杰是李密，两人的关系并不和谐，魏征向李密提了几个建议，李密不采纳，李密的性格要比后来的李世民温柔得多，魏征却并不和他死磕，只是默默的沉寂，一直无闻，后来他给哥们李勣写了封信，劝李勣说老板不行，早点跳槽。 后来，李密为窦建德所败，魏征归了窦建德，而窦建德的脾气比李密大得多，魏征干脆闭嘴了，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就到了李世民的大哥李建成处，魏征向李建成建言最多的就是：“干掉你那个二弟李世民，免除后患。”李建成当然不干，结果被自己的二弟要了脑袋。 李世民杀了自己的两个亲兄弟，夺了老头子李渊的江山后，当面责难魏征：“你挑拨我兄弟的关系，该怎么办？” 李世民以为魏征会低头向他认罪，至少是要道个歉，没想到魏征只一句话：“太子要是早听我的，他今天就不会死。” 李世民真心笑了。 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下属的结党和不忠，而在这方面，李世民往往又多疑，连尉迟敬德和李靖这样忠贞不二的人都免不了受他的猜疑。 （不过，在笔者看来，似乎雄才大略的伟人们都多疑，是不是不多疑就成不了伟人啊，笑笑。但李世民的英明之处在于，当他对某人有猜疑时，他会直接把当事人叫来询问；当甲说乙的不是时，他会直接叫两人来当面对质，尽量把猜疑降到最低。） 魏征的这句话，向李世民暗示他只认自己的老大，其他的人一概不认。这话说到了李世民的心里。 李世民笑着问魏征愿不愿意做自己的谏议大夫，魏征当即表态：“干。” 魏征跟了李世民之后，提了很多放在现在都有很好参考价值的建议，李世民用魏征也感觉趁手，两人形如鱼水。 不久之后，乘着李世民高兴，魏征推荐侯君集做仆射，这是武宰相，魏征的理由：“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可以将全国兵马交予侯君集一人。 这一推荐很值得玩味。 侯君集是参加了李世民玄武门事变的亲信勇将，为李世民东征西讨，打下了西域的大片土地，立下汗马功劳。但其人贪财、浮夸，又没有文化，要让他做宰相，有点荒诞。 李世民的回答是：“（侯）君集好夸诞，不用。”这是个说得出的理由，但在李世民心中，还有一个说不出的理由，那就是他对侯君集的防范，这个防范来源于李靖和侯君集两人的恩怨。 当初李世民让侯君集向李靖学习兵法，侯君集却跑来告老师李靖的状，说李靖要谋反，理由是李靖有很多功夫藏着不教；李世民找李靖来问，李靖则说是侯君集想谋反，因为“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尽臣之术，非反而何？” 李世民要侯君集学军事，侯君集却要学权谋。照理，李靖和侯君集的话都有道理，就像真假猴王一样，在很难分辨真假的情况下，就只能看人品了，而在李世民心中，李靖的人品比侯君集好，当然相信李靖的话多一些。 江夏王李道宗也提醒李世民：“侯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负微功，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以臣观之，必将为乱。” 李道宗是李家宗亲，其地位、能力和功劳高出侯君集很多，为人又低调，对侯君集的评价应该不是个人偏见。 后来侯君集果然鼓动被废的太子李承乾夺权，而魏征和太子李承乾又有着师生关系，魏、侯两人再次在李承乾这里出现了交集。 魏征看问题透彻入骨，富有逻辑和远见，却看不出侯君集的为人，这个反差有些大。 有人曾向李世民报告说魏征结党，被魏征几句话打消了李世民的怀疑。《旧唐书》记载“左右有毁徵阿党亲戚者。”这个左右是谁？说魏征和谁结党？都含糊其辞。可是李世民左右的人，都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之类的名臣，以李世民的英明，他们在李世民面前是断不敢胡说的，要是李世民不信，反而让他们对质起来，简直是场噩梦。 而同样的一件事，史书上就记载得清清楚楚：三品官宋公萧瑀跑到李世民面前说房玄龄结党，李世民非但不信，反而当场把萧瑀训一顿，此后萧瑀的位置在李世民心里一落千丈。 （你懂的。就像我们反映党内斗争的书籍一样，敏感处都不提伟光正的人名，用“有人”之类的代号来代替，而对不那么伟光正的就要一打到底。） 只是，魏征在侯君集事发前就去世了，而侯君集失败被杀后，又有人再次告发魏征结党，而且结党人就是侯君集，这个告发人被称为“纤人”，即小人，而这个“纤人”是谁？还是没有点名，而这个“纤人”的话竟然让英明的李世民相信了，气愤之下命令推倒魏征的墓碑，不给魏征家属抚恤，搞得魏征的老婆孩子度日艰难。 魏征刚去世的一段时间，李世民悲痛至极，说明两人感情至深，之后又如此对待魏征，必定是得到了一些魏征和侯君集结党的证据，而李世民不是一个随便就被糊弄的人，这些证据可能是确凿的铁证，而且，能拿出牵扯到魏征和侯君集证据的人，也必定不会是一般人。 （现在能说出政治局秘闻的人，也不是一般人，当然要排除那些住在租住地下室里编野史的。） 可以推测，当时人证和物证俱在。 直到李世民打完高丽回来，想到魏征的好处，才又给他重新立碑，关照其家属。可这些更多的只是考虑到魏征功大于过而应得的待遇，而不是对他结党一案的平反。 因此来看，魏征和侯君集结党一案，似乎并不是空穴来风。 魏征的官场之路:靠骂唐太宗闯出一条晋升捷径 魏徵以敢犯龙颜极言直谏而名于史。武死战，文死谏，魏徵死谏起来对皇帝老子也不留任何情面，唐太宗对其亦是敬畏三分。这在“巍巍朝庙堂，都是阿谀场”的官场里头，算得上是一个异数。在当朝及后世的印象中，魏徵成了一个肝胆铿锵，刚烈竣切，丝毫不见奴颜媚骨的硬汉子角色。 在官场里头生存的大法则是顺龙鳞，而非逆龙鳞，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验之万官而皆灵，造就了许多驯官循吏。那么，魏徵敢与皇上顶嘴，是不是成了反法则的特例呢？在我们这些局外人看来，委实如此，但在唐太宗眼里，魏徵却始终没有跳出官场的法则。 唐太宗在一次与臣相们聊天之际，谈及魏徵，不经意地脱口道出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人谓魏徵刚直，朕却见其妩媚。”时隔千余年，我们已无法复原斯时谈话之现场，也无法望见唐太宗眼角眉梢之神态，对唐太宗这句话的解读，也就很费猜度了。话中对魏徵是夸赞，还是不屑？是在向臣相们解释“朕并非怕魏徵”以换回被臣子顶撞所失去的面子，还是确实觉得魏徵娇憨可爱？抑或是为了证明自己臧否人物见识超群？也许这确是唐太宗的失言，它不经意地泄漏了愿打愿挨的个中消息，使一个敢进谏一个善纳谏的千古佳话露出了一点双簧戏的色彩。不管怎么说，唐太宗说这句话是建立在对魏徵有绝对把握的基础上的，也许其神色与心态都与那句“天下英雄入我袖中”毫无二致。在太宗心中，魏徵再怎么顶撞，也不过是在其长袖中舞蹈，哪怕魏徵之舞非常乖戾，在本质上还是为了取悦太宗，取媚太宗的。 其实，如唐太宗所言，魏徵也实非“刚直之士”，不过是“妩媚之相”。其一生之行状，有三次变节：魏徵本为隋民却转身反隋，先跟李密起事，后随李降唐，做的是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官，是李建成阵营中的干将，可谓是唐太宗的“敌人”。玄武门政变，唐太宗血刃同胞兄弟李建成，按理来讲，作为李建成食养的士子，魏徵当威武不能屈才是，但他一弯腰一屈膝就成了唐太宗的人，这里头，哪有刚直可言呢？ 唐太宗坐稳了龙廷，无人撼其位，可谓“俊杰”的魏徵当然识得这个时务，因此也就甘心做了“忠臣”。唐太宗当然也有十二分的把握认定魏徵不会再变来变去背叛他，有了这一条底线，唐太宗就不怕魏徵直谏了。作为一位明主，他还知道魏徵直谏是为自己好，为的是李氏江山稳固万万年，魏徵逆龙鳞，诚所谓“小骂大帮忙”。 唐太宗雄才大略，思维异乎常人，他多在险处用险招。比如发动玄武门政变，从当时形势来讲，他并不占优，但他出人意料地下了险招，因此在“险峰”上占了“无限风光”。在魏徵的问题上，他需一个魏徵，也能容纳一个魏徵。一方面，他确实需要一面知得失的镜子，以随时矫正政策;另一方面，他要别开生面，树立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名声。被臣下揭批或者顶嘴，也许会使自己失去一点小面子，但可换得史册之大名声。 事实确如太宗所料，其胸襟气度至今为后人所乐道和颔首，这是太宗比历代昏君的高明之处。考其视角，那就是：魏徵只要是自己的家奴，那么其“文死谏”，何尝不是另外一种阿谀奉承？碰到魏徵跟自己急，唐太宗就仿佛看到了一颗翩翩为己起舞的忠心，难怪“人谓刚直，而朕见其妩媚了”。 做官是一种高智力的活动，高人常有高招，做官之法自有不同。李贽在《初谭集》中曾列举了24种做官法，如圣臣法、贤臣法、侈臣法、奸臣法清末徐珂对此也多有研究：京都做官，有小官大做，有热官冷做，有俗官雅做，有男官女做如某某做官欲望强烈，却隐于南山，一旦有了高位或肥缺就不再穷善其身，而要兼济天下了那么魏徵呢，他也许是24种做官法之外的第25种独门心法，那就是颂官骂作。他摸准了唐太宗的脉搏，还觉得自己确实出自于“忠心”，充分相信唐太宗不会将他怎么的，所以，他敢逆龙鳞，勇捋龙须，闯出了一条与一般意义上的拍马屁、搔马腋迥乎不同的升官新路。他也因此由洗马而主簿而谏议大夫而秘书监，步步高升了。 官儿人人会做，各有巧妙不同。像魏徵这种骂作法，不太常见，但并非不见。据说蒋介石就爱这法，当然不是人家骂他，而是他骂人家，蒋介石若要提拔人家了，常在任命书下达之前在“小范围内”骂，“某某娘希匹”，被骂为“娘希匹”的某某顿时喜形于色。在官场里头，有时不怕骂，怕的是不骂。对你客气着呢，那真的是见外，把你当外人待。一旦对你开骂了，那意味着你进入其圈子了，把你当自己人了。所以“严是爱，松是害，不理不睬是见外”。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觉得如此走笔是跑了题，魏徵是下骂上而得官，这里却说上骂下而得官，完全是两码事。其实是一码事，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因为，下骂上也好，上骂下也罢，其间的关系都是家主与家奴的关系，只要达到了家主与家奴这一层次，那么在官场里头做官就一顺百顺了。其间之异，如下骂上，上下可能会因此都获得芳名;而若上骂下，上下则可能是臭名了。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他对此当然能够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