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
宋神宗时禁止嫖娼唯有哪一天可以放松一下
打击并禁止卖淫嫖娼，如今被俗称为“扫黄”。那么，中国古代又是如何“扫黄”的呢？
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时期，齐国出现了一批性工作者。时齐国上卿管仲在齐桓公的宫城中设立“内闾”，一次安排多达700名女子入住其中。“内闾”也称“女闾”，即官办妓院，比西方梭伦所设的“国家妓院”早半个世纪。
管仲设妓院是为了增加齐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以充国用”。不过，这批性工作者甫一出现，便争议不断。《战国策·东周策》上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内闾七百，国人非之。”所谓“非之”，即反对开妓院这件事，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禁娼”声音。
管仲的“性产业”政策尽管“国人非之”，但在此后却发展了起来。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乐户制度”“官妓制度”，并伴之出现了所谓的青楼文化。
虽然青楼文化成为古代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但古代中国各朝政府有关禁娼的呼吁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在民间，底层老百姓对娼妓制度深恶痛绝，卖淫和嫖娼行为为人不齿。民间常用“败家子”“贱货”这类粗话，咒责进行性交易的男女双方，引导社会风气，这实是一种“道德禁娼”。
宋仁宗规定官员“不得赴妓乐”
“道德禁娼”并非政策性的，所以相当乏力。针对禁娼呼声，出于净化社会环境、调整伦理秩序、规范官场行为的需要，古代朝廷多会对卖淫嫖娼行为从政策上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法律禁娼”。
在古代中国，“法律禁娼”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扫黄”。古代中国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较复杂，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娼、暗娼等。这些性工作者的来源早些时候是奴隶性质的女子、战争俘得的女人，后来则以失夫女、罪人(臣)女、卖身女为主。但每个朝代几乎都禁止“逼良为娼”，从准入机制上进行控制，避免社会风气整体变坏。如明朝法律就规定：“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者，“杖一百”。
与此同时，又对性消费者即所谓嫖客的性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其中尤以对负有社会责任的官员的限制最多最严。如宋代，便禁止官员狎妓。赵祯(宋仁宗)当皇帝时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召妓，当时的说法是“不得赴妓乐”。
四五十年后，赵顼(宋神宗)当皇帝时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不仅是提点刑狱，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但也有例外，一年365天中有一天可以“放松”一下，就是赵顼过生日那天的“圣节”。时人诗句中所谓“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说的就是“圣节”之夜的情形。
在古代中国所有朝代中，唐代的性产业是最发达的，性工作者的素质也最高。当时唐政府确立了官妓制度，从法律上给性工作者一个地位，卖淫成了合法的产业。
当时，唐政府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教坊”，对在京师营业的娼妓予以统一管理，所有从业人员均须注册登记，登记后须进行岗前“职业培训”。嗓子好的培训成歌妓，有音乐天赋的担任乐妓，身段好的发展为舞妓，有点酒量的则做饮妓，等等。所以，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总有青楼女子的影子在字里行间晃动。
明宣宗下令 取缔“官妓”
唐代的官妓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明代，这一制度才被取缔，中国古代的禁娼运动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趋势。
其实，明代开始并不禁娼。和尚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不仅不禁，反而大力提倡。在唐、宋官妓制度基础上，明朝将教坊升级为“教坊司”，隶属掌管教育、外交诸事务的礼部。
据明代姜明叔《蓉城诗话》记载，当时朱元璋在南京城南的聚宝门(今中华门)一带，沿着内外秦淮河兴建了轻烟、淡粉等14座高档酒楼，这就是明代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畔的“花月春风十四楼”。这些酒店是明代的“官妓院”，营业前因性工作者数量不足，朱元璋下令从全国各地征召有从业经验的女子，催她们尽快上岗。由于政府提倡、官员带头，性消费确实拉动了明初的“内需”，私人聚会少不了妓女助兴，公款宴请也允许使用“三陪女”。
官妓的发展很快引发了诸多问题，社会“禁娼”要求强烈。朱元璋的重孙子朱瞻基(明宣宗)下令取缔官妓，并严禁官员涉足红灯区。明代由此出现了一场“禁娼运动”。
朱瞻基的这一举动，在中国禁娼史上是件大事。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官妓还有私妓，一些大款根本不受此“禁娼令”的限制，蓄起了家妓，在官妓没落后，私妓大量出现，被时人称为“私窠子”的暗娼特别多。
朱瞻基前后仅做了11年皇帝，38岁便死了。之后，放松了对卖淫嫖娼的管理。到明末，在今南京秦淮河两岸，妓院酒楼林立，流动的性交易场所画舫多多，成了当时全国的性产业中心。清朝人余怀所撰的《板桥杂记》，实际就是当时文人、学子、官员在红灯区的性消费实录。所谓“秦淮八艳”，便是在秦淮河畔的8名性工作者，她们皆出现于明末清初。
清康熙皇帝颁律令
“伙众开窑”为首者处以“斩决”
与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严厉了，但也是反反复复。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设教坊司。但顺治皇帝曾两次裁减教坊女乐，宫中搞活动时，培训48名太监替代乐妓。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开始禁娼，从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运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则直接裁革女乐。
康熙皇帝继承了顺治禁娼政策，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复令重申禁娼，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颁布的律例上明文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
嘉庆皇帝进一步加大对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订的《大清律》规定：“京城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扫黄”的声势很大，一时颇有效果。以当时全国著名的“红灯城市”扬州为例，当时的性工作者便很紧张。自隋唐起，扬州的性产业便十分发达，虽然朝廷“扫黄”，但娼妓并未能禁绝，“私窠子”“半月门”“扬滨”“船娘”这类暗、私娼继续活动。这些性工作者对“扫黄”信息很灵通，风声一紧，她们便“集体消失”。清初文人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是这样说的：“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在古代中国各个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明确的，但实际上也没禁住，民间卖淫嫖娼依然严重。特别是在咸丰皇帝奕詝主政后，北京的娼妓又趋活跃，“禁娼令”名存实亡，在封建时代行将结束前，管仲提倡的性产业罕见地出现了最后的辉煌。当时全国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红灯区”，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以及时称“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登记的妓院还有800多家。
性产业在清末为何又繁盛了？一是由于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商业经济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产业;二是由于皇帝带头享乐，同治皇帝便喜欢“冶游”，经常乔装私访妓院，坊间传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并非空穴来风。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现松动，史家称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实上承认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古代中国的禁娼，始终在这种禁与非禁中博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禁娼才变成了现实。
宋神宗去世之后为何是毫无背景的哲宗即位?
如果说这个世间还会有公平可言的话，那么死亡对于任何生命而言是最为公平不过的了。即便你是贩夫走卒的草根，哪怕你是贵为天子。大限到时，只是驾鹤西游与驾返瑶池的区别而已。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死后庙号为“哲宗”的第七任宋天子赵煦一命呜呼哀哉。享年只有二十五岁的青年赵官家，无论怎样说总是可惜，借用‘英年早逝’一词来形容最为恰当。做为文章的开始，本不愿意用太多的笔墨去描述他的短暂生平，只因宋史之中所载的赞曰：
哲宗以冲幼践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马、吕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良俊，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几仁宗。奈何熙、丰旧奸枿去未尽，已而媒蘖复用，卒假绍述之言，务反前政，报复善良，驯致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姑不论，此妙文为何人所书，若是尽信史书所载，便不如无史。此文所述笔者不敢苟同。虽说《宋史》的杂芜历来为学者所讥，可他的欠缺之处也正是他的长处所在。这里不愿就此话题多言。单说赵煦生平。观史可知，有宋一代，有许多的皇族尽是早夭之人。后亦有人言道‘此为家族基因所至’，不才综观各类书籍所载，对于哲宗的一生作为仅有八字可评————“事出有因，郁郁而终。”哲宗既非长子，又非嫡出。只是因父皇弃世之时，他的五个哥哥早夭，他年纪最长，因此方能继位为帝。
可见天上有时仍是会掉下馅饼来的，不才认为既能掉下林妹妹来，天上掉下来皇帝宝座来亦不足为奇。对于盼望天上掉下来皇帝宝座的白日病患者，往往是被这宝座落下正砸了头颅当中者居多。相对而言，赵煦的登基，既有他的必然也有他的偶然。这就是历史的不可确定性。对于有宋一代并没有后宫乱政一说，后人既有正确的地方，亦有为前人讳之举。既有‘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一说，相对应的来讲，主少国危便是在情理之中。不管笔者内心对宣仁太皇太后的所作所为再不感冒，但是对她在哲宗得以顺利的继位之事当中所起的作用仍是要持肯定之态度。神宗皇帝三十六岁弃世，赵煦虽最年长也只是个十岁的孩子。神宗的两个弟弟正值壮年，对于皇位生出觊觎之心，也是自在情理之中。
不才妄自忖度宣仁太皇太后之心，在心中是否曾有过—‘赵煦是个孩子，日后便于受自己操控’持保留之态度。不管如何，在宣仁太后和一众臣子齐心努力之下，赵煦被拥立为帝顺利接班。宣仁太皇太后也就顺理成章的临朝称制。这里有必要对这个当年真正的“老佛爷”身世加以剖析——高太后出身高贵，绝非现代人所言什么三代才可以成就一个贵族。高太后的曾祖高琼乃是太宗朝名将。母亲为北宋太祖开国时元勋曹彬的孙女，姨妈更是仁宗朝的曹皇后。乃是辈辈红、根正苗红的贵族血统。幼年之时，她就与英宗住在宫中，曹皇后视若已出。后来二人成年，仁宗与曹皇后作为证婚人和司仪亲自为二人主持婚礼。当时民间有‘天子娶妇，皇后嫁女。’之说。
这种世家大族与皇家的联姻无疑是有助于巩固高太后在宫中的地位的。高太后在经历了仁、英、神宗三朝发生的仁宗立储、英宗濮议风波和神宗朝的熙宁变法等事，对于其间种种政治斗争手法、便是看也早已是烂熟于心。做为政治经验丰富，斗争手段圆猾的个中翘楚，她不甘心情愿只做壁上观、做个事不关已的看客。对于这个寂寞的女人来说，有事可做总比眼见着步入风烛之年等死强之百倍。‘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对于神宗的两个弟弟来讲，他们之间的pk根本就不会是在一个重量级别。哲宗皇帝的顺利登基一事也只是她初出茅庐第一功罢了，牛刀小试而已。
宋神宗赵顼每年竟要吃羊肉四十三万余斤
卖花担上看桃李， 拍酒楼头听管弦。
— —欧阳修《六一诗话》
“娇云溶漾作春晴，绣毂清风出凤城。帘底红妆方笑语，通衢争听卖花声”，这是宋徽宗《宫词》里的句子，用以记叙开封城的叫卖声。宋人管这些叫卖声叫“吟叫百端”，张世南1《游宦纪闻》称：“宣和间，市井竞唱韵令。”
翻开吴自牧的《梦粱录》，书中所记的商贩们似都是商市上的行吟者。那些卖熟肉的行贩，“及沿门歌叫熟食：熝肉、灸肉、熝鹅、熟羊……”从初一到端午，那些推销节庆物品的杭州小贩“自隔宿及五更，沿门唱卖声，满街不绝”。
街市上既有沿街叫卖鲜花的货郎，也有盘街悠转说着“时运来时，买庄园、娶老婆”的卜卦者。连不聋的哑巴沿街卖东西时也要吆喝几声。宋人有一种哑巴专用的仿声器械“颡叫子”，它用竹木与动物牙骨等物制成，放到使用者喉中，就能模拟出人声。开封君臣早已对群喧竞卖声习以为常，但是如若这时也有个刘姥姥进城，可能也会觉得莫名其妙。《都城纪胜》“食店”条载：“夜间顶盘者，如遍路歌叫，都人固自为常，若远僻土之人乍见之，则以为稀遇。”
传入宋人耳畔中的叫卖声当中，那种只靠“大声公”或“嗓叫子”，而不具音韵美和节奏感的口头叫卖声只是噪音，算不上有技术含量的吟叫百端。《事物纪原》中说：“(宋代)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进，宋代商贾们已将吟叫百端升华成一种艺术化的声音广告。宋神宗
《梦粱录》中说：“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南宋词人王嵎《夜行船》中的“天籁雅韵”，定准是指那种说得比唱得好听的卖花声。卖饧声和卖花声一样同为最得诗家词人青睐的吟叫题材。饧糖即为麦芽糖，自东汉始，卖饧糖的小贩便用箫为响器，吹奏空灵悠远的箫曲，招引顾客。卖饧吹箫似是春暮的节物，北宋宋祁诗《寒食假中作》
吟道：“草色引开盘马地，萧声催暖卖饧天。”南宋陆游《寒食九里大墓》亦吟：
“陌上箫声正卖饧，篮舆兀兀雨冥冥。”
叫卖声真的被宋人玩成了一种乐艺。《东京梦华录吟叫》中可知，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在吆售“紫苏丸”的贩子启发下，开封乐工杜人经编了一套“十叫子”的唱曲，因此就有了“叫果子”。
周密《武林旧事》还载有专事吟叫的集社“律华社”。同书所录的吟叫名艺人有姜阿德、钟胜、吴百四、潘善寿、苏阿黑、余庆等人。古代诗歌和音乐密不可分，诗歌可吟可唱，宋代的叫卖声因而满是诗意与乐韵。卖花声更是宋词、元曲的惯见词牌、曲牌。
苏东坡是写广告诗的好手，他的《食肉歌》竟使中国的饮食生态为之一变。猪肉是今天中国人餐桌上的主要肉食，但北宋中期的国人不大吃猪肉，京城“御厨止用羊肉”，皇族很少食用猪肉。神宗时，开封御膳房每年消耗“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羊肉的用量是猪肉的百倍以上。苏东坡在黄州时，由于手头拮据，再也不能大碗喝酒，大块吃羊肉，只好退而求其次，改吃猪肉。举凡万物，一到苏东坡诗笔下皆成宝。他满嘴油光地唱吟：“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自苏东坡的在《食肉歌》中对猪肉大做广告之后，猪肉便成为寻常百姓家餐桌上的常客了。
吆喝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意的好坏。杭州城办过一届仅限卖食品小贩入赛的“歌叫大奖赛”。《武林旧事元夕》载，南宋末年，临安知府先淘选出相貌周正并擅长歌叫的人，再让他们到禁宫外恭候。准入的旨令一到，他们便托着“市食架盘”，“歌叫竞入”，他们先向皇帝汇演，然后再向妃嫔内人以下的宫人献歌。唱得好的人，盘中的“市食”便能卖出个好价，“皆数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主办方若不设限，卖花人笃定是夺标的大热门。
古时文人多轻商，卖花却被宋人奉为赏心悦事。卖花人挑着花篮闲行里弄，吟唱姹紫嫣红的花名，他们的歌叫声似已浸满了袭人的芳香。
除了吆喝的声音要好听外，语言的腔调也要符合主流，否则是要吃亏的。
南宋“行在”杭州是一座北方人占多数的城市，以开封音调为正音的官话即是本城的主流语言。杭州小贩“吟叫百端”时，若不用开封口音，就不太入流了。吴自牧《梦粱录》载，南宋杭州“侵晨行贩”的小商小贩，唱卖“异品果蔬”“时新果子”“酒醋海鲜”诸物，“阗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杭城夜市上，“更有瑜石车子卖糖糜乳糕浇，亦俱曾经喧唤，皆效京师叫声”。
商贩的吟唱如只有吴侬细语，怕就要流失七八成的生意。
元杂剧《百花亭》剪留了宋时吟叫的唱段：
查梨条卖也！查梨条卖也！
才离瓦市，恰出茶房，迅指转过翠红乡，回头便入莺花寨，须记
得京城古本老郎传流。
这果是家园制造，道地收来也。
有福州府甜津津香喷喷红馥馥带浆儿新剥的圆眼荔枝，
也有平江路酸溜溜凉荫荫美甘甘连叶儿整下的黄橙绿橘，
也有松阳县软柔柔白璞璞蜜煎煎带粉儿压扁的凝霜柿饼，
也有婺州府脆松松鲜润润明晃晃拌糖儿捏就的龙缠枣头，
也有蜜和成糖制就细切的新建姜丝，
也有日晒皱风吹干去壳的高邮菱米，
也有黑的黑红的红魏郡收来的指顶大瓜子，
也有酸不酸甜不甜宣城贩到的得法软梨条……
元杂剧的母语是北语，音近南宋杭州话，南宋遗民应不会有太大的疏离感吧？
事
明朝初年，杭州话犹存汴梁旧音。《七修类稿》1中说：“(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明代的杭州已不是国家的首都，叫卖声不如先前热烈，但大明帝都北京城“市声招徕”照旧不绝于耳。史玄在《旧京遗事》中追念道：“京城五月，辐辏佳蔬名果，随声唱卖，听唱一声而辨其何物品者，何人担市也。”18 世纪初的伦敦绅士们还在商议叫卖声的存废，殊不知，遥远东方的中国人在八九百年前早就不争这点闲气了！
宋神宗的奇葩岳母 携女儿私奔 嫁过三个男人
话说北宋英宗年间，京都汴梁某陋巷里，一崔姓人家正在为儿子崔杰举办婚礼。崔家是做小买卖的，家境不是太好，所以，婚礼办得略显简单了些，这让新娘子很不高兴。为啥不高兴？丢份了呗。
新娘子家姓李，在汴梁城里起码算是个“中产阶级”家庭，有钱人。宋代有“金嫁女，银娶妻”的习俗，女方的陪嫁之物甚是丰厚，有的时候，甚至连男方应该承担的婚宴之资，女方家庭也包干到底。这位李大小姐看到婚礼如此简单草率，一张俏丽的瓜子脸立马变成了鞋拔子。
还好新郎崔杰生得不错，清秀而温和，李大小姐很满意，于是，这对小夫妻开始过自己的甜蜜小日子。一年后，李氏生了个女孩儿，甜蜜的小日子从此不再甜蜜。
由于崔杰是个彻头彻尾的平头老百姓，史料里找不到他的详细记载，其性格、观念及为人到底如何，我们只能进行合理的推断。
买卖人家的孩子，耳濡目染都是如何做生意，养成逐利的性格是可能的，在情感上或许会淡薄些，这是其一;其二，温和的性格，还有一个代名词，叫懦弱，这种男人往往多几分女儿气，少几分男人味;其三，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当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崔杰多半不能免俗。这三点，极有可能直接导致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
生了个女孩儿，李氏心里也憋屈，生男生女，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吗？你崔杰咋不找找自己的原因？你跟我打冷战，我还不侍候了。原来，她在出去游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姓任的帅哥，哥有情，妹有意，早就打得火热了。经过两人一番商量，决定私奔，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但李氏有条件，私奔可以，必须将女儿也带走，任帅哥愉快地答应了。
限于交通的缘故，李氏母女和任帅哥没有“奔”远，就在汴梁城郊的一个村落里租房子隐居了下来，学习牛郎织女那样男耕女织。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倒也恩恩爱爱，悠哉悠哉。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忽一日，任帅哥染上一种怪病，瞧了不少郎中，就是不见好，没多久便一命呜呼了。李氏哀哉得死去活来，若不是看女儿还幼小，真想一跺脚跟着任帅哥去了。
私奔的幸福滋味犹在眼前，失去男人的滋味切切实实就在眼前，怎么办？凉拌——与凄凉相伴。再回崔家去也不行，好马不吃回头草，何况此时崔杰也死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女儿一天天长大，李氏犯难了，女儿该姓崔还是姓任呢？本该姓崔，毕竟女儿身体里流着崔杰的血，但任帅哥好赖也做过女儿短暂的继父，姓任亦未尝不可。正在李氏犯难之际，有一个人站出来发话了：既不能姓崔，又不能姓任，你女儿该姓朱。这个人的名字叫啥赵炎不知道，职业却知道，叫媒婆。
媒婆为李氏找了个姓朱的男人，大名朱士安，汴梁人，正宗本乡本土，家境殷实，二婚男，有一子(介绍真仔细，不愧婚介行家)。这么好的钻石王老五，李氏还有啥不乐意的，羞羞答答点头，然后羞羞答答上花轿，做了第三回新娘子。于是，女儿正式姓朱，就这么定了。
到了公元1068年，英宗驾崩，神宗即皇帝位，诏令天下选宫嫔。李氏的女儿(此时该称朱氏)这一年恰好16岁，出落得如花似玉，符合入选条件，又是京都女孩，一下子就被选上了。
据说神宗皇帝看到小朱姑娘第一眼，就喜欢得不得了，当晚就急吼吼地搂着睡，第二天晋封小朱姑娘为才人，旋即火箭似的升为婕妤，这可了不得啊，在宋制中，婕妤的地位仅次于昭仪，是皇帝名副其实的小老婆。至此，李氏母凭女贵，非常荣幸地成了神宗皇帝的丈母娘，从此，私奔女的幸福生活，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
随着小朱姑娘逐渐变成老朱姑娘，她的肚皮也越来越争气，先后为神宗皇帝生下了赵煦(后来的哲宗皇帝)、蔡王赵似、徐国长公主等三个儿女，进一步做了德妃，李氏的皇帝岳母的地位亦愈加得以巩固。
外孙赵煦即位为哲宗，女儿被尊为皇太妃(宣仁、钦圣二太后还没死)，李氏名正言顺地又做了“皇外婆”，连她私奔前后的三个男人也得到了莫大的荣耀，死去的崔杰、任帅哥和活着的朱士安，都被赠与太师或太保的衔，绝对的超品。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因任帅哥有诱拐皇帝岳母私奔的“劣迹”，史官出于“为尊者讳”，不予留名，所以，知其人而不知其名，惟以任帅哥相称，委屈了哈，您哪！
宋神宗赵顼简介 励精图治却将北宋送上灭亡之路
宋神宗赵顼，英宗长子，谥号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英宗赵曙长子。嘉佑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神宗，时年20岁。1067年-1085年在位。即位后，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由于改革操之过急，不得其法，最终失败收场，不过神宗还是维持新法将近二十年。
人物简介
宋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讳赵顼，原名仲针，宋朝第六位皇帝，英宗和宣仁圣烈高皇后所生长子。庆历八年戊子年四月十日戊寅（1048年5月25日）生于濮安懿王宫邸睦亲宅。神宗出生当天，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聚集成云。神宗于治平四年正月八日（1067年1月25日）至元丰八年三月五日（1085年4月1日）在位，当政共计18年，年号熙宁：熙宁元年正月一日（1068年2月6日）至熙宁十年十二月六日（1077年12月23日）、元丰：熙宁十年十二月六日（1077年12月23日）至元丰八年三月五日（1085年4月1日），年号使用17年。元丰八年三月五日戊戌（1085年4月1日）神宗崩殂于福宁殿，享年37岁，殡于殿西阶，庙号神宗，群臣上谥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十月二十四日乙酉，葬神宗于永裕陵。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加谥绍天法古运德建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崇宁三年（1104年）十一月，改谥体天显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政和三年（1113年）十一月，加谥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
政治成就
灭夏之举
时值夏惠宗在位，母党梁氏专权，西夏国势日非，宋神宗命兵伐西夏，期图一举歼灭西夏。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宋军大破夏军，占领西夏二千里土地。不过后来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灭夏之举未能实现。事后，宋神宗在朝中当众痛哭。他有抱负，励精图治，想灭西夏，惜壮志未酬，于元丰八年饮恨而死，享年三十八岁。其子宋哲宗亲政后，竭尽所能完成父亲遗志。
启用人才
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
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年）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
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推行新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
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
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相反，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第一次失败
神宗在即位之初，他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年）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新政维艰，元丰改制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
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熙宁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为首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神宗由是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
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虽然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专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076年），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则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一开始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熙宁七年八月，则特遣宦官李宪往相州赐韩琦诏书和汤药。熙宁六年（1073年）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元丰三年（1080年）文彦博朝觐，神宗“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主持改制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077年）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078年）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1082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政治局面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
与西夏的和战
神宗在元丰年间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役”。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青铜峡东）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年），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三月，神宗病逝。死后葬永裕陵。子赵煦嗣，是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支持王安石变法，抑制了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使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得到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大改善。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神宗虽然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确是宋朝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
病逝
神宗在元丰年间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役”。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青铜峡东）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年），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三月，神宗病逝。死后葬永裕陵。子赵煦嗣，是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支持王安石变法，抑制了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使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得到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大改善。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神宗虽然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确是宋朝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
压岁钱来历 源于惊动宋神宗的劫持儿童勒索案
每到春节的时候，大人们总是要给孩子们一些零用钱，称为“压岁钱”，是希望用这些零用钱换来平安吉祥。其实，“压岁钱”源于北宋时期。
当时，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是北宋的京城，春节的时候，全城官员纷纷庆贺，热闹非凡。
根据史书《桯史》记载，北宋神宗年间，当时的朝廷枢密副使王韶的小儿子南陔出了一件事：
就在春节的夜晚，南陔随着大人在汴梁的街头观灯游玩，竟被歹人给掠走了。歹人准备向南陔的家里勒索一笔钱财。
然而，在歹人逃跑的途中，巧遇朝廷的车子经过，机智勇敢的南陔急忙大声呼救，歹人心中害怕，放下了南陔，仓皇逃跑。
于是，南陔得以随着朝廷的车子进入皇宫，见到了皇帝宋神宗。
宋神宗问清了事情的经过后，就赐予南陔一些金钱，给他压惊。
此事原本发生在北宋都城汴梁的皇宫内，却很快传了出去，并广泛流传于民间。于是，人们纷纷效仿宋神宗的做法，在过年的时候，除了给孩子们买爆竹、吃食外，还要给孩子们一些压惊的零用钱，这些零用钱被称为“压岁钱”。
后来，全国的百姓也纷纷效仿这种做法，在春节的时候给孩子压岁钱。时间长了，春节给孩子们发放压岁钱就成为我国传统的春节习俗之一。史书《清嘉录》中“长幼度岁，长者贻小儿以朱绳缀百钱，谓之压岁钱”，记述的就是古代的大人们在春节时给孩子压岁钱的情景。
“压岁钱”原本是为了给孩子们压惊，用来安慰孩子们，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压岁钱的意义已由压惊转化为春节时期的美好祝福了。
宋神宗雄心壮志何以竟被一介女流给摧毁了呢?
960年后周殿前司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王朝。为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及其后代统治者们采取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政策，造成“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导致北宋中期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1067年正月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赵顼即位。宋神宗时年20岁，英姿勃发，雄心勃勃，力图振兴北宋王朝。
为了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同时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宋神宗于1069年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事宜，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变法期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军事实力也有所增强。北宋国力强盛，雄心勃勃的宋神宗决定一展身手，然而令世人想不到的是他却被一介女流打败，最终郁郁而死。
这个女人就是西夏的梁太后。她原是西夏国相没藏讹庞的儿媳，后与西夏第二任皇帝李谅祚私通，并协助李谅祚除掉自己的丈夫与公公，因而被立为皇后，此后她为李谅祚生下一子。1067年年仅21岁的李谅祚病死，梁氏与李谅祚的儿子李秉常即位，朝政由梁太后与其兄弟执掌。
梁太后是汉人，她的执政引起了党项上层贵族的不满。为此她下令废除丈夫谅祚实行的一切汉化措施，重新恢复党项的蕃礼，以极力拉拢党项贵族。同时不断发动对外战争，以转移国内视线。1076年李秉常亲政后，为削弱梁氏势力，与母亲发生矛盾。梁太后一不做二不休，将李秉常囚禁，帝后的矛盾引发西夏国内动乱。
消息传到东京汴梁时，宋神宗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举消灭西夏的机会，连王安石也上书说：“区区夏国，何难讨荡之有？”。1081年宋神宗以夏国主被囚为由兴师问罪，“与夏国军民，共诛国仇”。此为宋神宗集结35万大军、民夫20万，兵分五路，战线东起山西西北部，西至甘肃临洮，战线绵延数千里。
五路大军齐头并进，东西两线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其中东路军主将种谔在无定河与西夏军展开大战，宋军大获全胜，斩首八千级。几路宋军甚至一度围攻西夏重镇灵州城。面对危局，梁太后却丝毫没有慌张，她深知宋军人数众多，后勤补给困难，于是采取坚壁清野的策划，同时利用宋军兵力分散的情况，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打击。
（纪录片中梁太后的形象）
相比之下，宋神宗是坐镇东京，遥控指挥；而梁太后却披上铠甲，率领精锐的“麻魁”女兵走上战场。她首先派出骑兵，切断宋军粮道，然后集中十万精兵，将宋军逐出六盘山地区，取得一些列重大胜利。最终宋军撤退，据学者考证此战宋军、民夫的死伤大概在二十万左右。
五路伐夏最终失败，但宋军并非出师无功，还是占领了银、石、夏、宥诸州和横山北侧一些军事要点。宋神宗也改变策略，决定采取步步推进的战略，蚕食西夏。1082年宋将徐禧、李舜建议在“银、夏、宥之界筑永乐城”，但遭到了种谔的反对，因为永乐城虽然易守难攻，但无水泉。种谔合理意见没有被采纳，宋朝发动几十万人修筑永乐城。
同年8宋朝用14天就筑成了永乐城，而永乐城犹如楔子直插西夏腹地。城池筑完后9天，梁太后率领西夏30万大军兵临城下，徐禧登城西望，不见边际。西夏军渡河时，有人建议宋将徐禧，没有采纳，反而列兵城下。但宋军一战即溃，只得困守孤城，以待援军。但沈括以及宦官李宪等人的救兵不敢冒进，援军受阻。
西夏军兵围永乐城，截断流经城中的水源，永乐城中严重缺水，“将士昼夜血战，城中乏水已数日，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几十天后，天降大雨，但甘霖并没有解救宋军。新建的城墙浸水后被夏军捣垮，宋军饥疲不能拒，夏军最终攻破永乐城。宋将徐禧、李舜举、李稷、高永能等人战死，“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
（位于贺兰山脚下的西夏王陵遗址）
经过五路伐夏、永乐城之战，宋朝“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王安石变法所积累的财富几乎被战争耗尽。永乐城惨败的消息传到东京汴梁，宋神宗失眠了，“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次日早朝，面对群臣，宋神宗痛哭流涕，悔之不及。
对西夏战争的惨败，极大的打击了宋神宗的雄心壮志，一个蕞尔小国竟然再次羞辱了大宋王朝，宋神宗被一介女流打败。此后宋神宗郁郁寡欢，积劳成疾，病情逐渐加重。他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宋神宗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1085年3月“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的宋神宗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38岁。10月西夏的梁太后病死，年纪大致与宋神宗相仿。也许是巧合，或许是天意。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同年12月梁太后的丈夫李谅祚病死，梁太后开始掌权，他们之间的对抗贯穿了他们执政的始终。
一代愤青宋神宗 屡遭臣子顶嘴郁闷不已
宋神宗(1048～1085)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被誉为“一代愤青”。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很牛气的皇帝，却屡遭臣子们顶嘴，弄得心情郁闷，牢骚连连。熙宁年间，神宗起用王安石进行综合体制改革，但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激烈反对。神宗执意要把改革进行下去，为此，他充分发扬民主，亲自主持了一场改革可行性论证会。
熙宁四年(1071)三月，论证会如期召开。会上两派的观点水火不容。“力挺派”的总代表自然是宋神宗，而“拍砖派”的核心人物是比神宗年长40多岁的元老级人物文彦博。这文老头是历史上有名的寿星宰相，曾伺候过神宗的爷爷宋仁宗和爸爸宋英宗。仗着这点资本，老文底气十足，根本没把20岁出头的神宗放在眼里。
辩论中，文彦博放出狠话：“祖宗(指宋太祖)法制俱在，根本用不着变哪门子法，硬整，只会丧失人心。”这话显然是冲王安石说的。不料神宗忍不住了，说出一句很能代表群众利益的话：“这场改革，对士大夫来说固然不爽，然而对百姓来说却没什么不好。”这话说到了文老头的痛处，他愤然冲神宗顶道：“陛下请别忘了，您是在同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治天下！”嘿，文老头够牛，跟皇上顶嘴眼都不带眨的。也是，人家牛有牛的道理——三朝元老，五十载将相，谁人比得了？所以倚老卖老有资格。然而，还有比文老头更牛的，资格不够，照样敢跟天子顶嘴。宋人侯延庆的《退斋笔录》为我们披露了这则鲜为人知的“新闻”。
元丰年间，陕西方面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非常恼火，打算抓个典型杀一儆百，内定的这个替罪羊是一名漕运官员。神宗把这事交给宰相蔡确去办。次日上朝，神宗一见面就问蔡确：“蔡卿，昨日之事可办好了？”“臣正要向您说说这事。”蔡确脸上堆着笑答道。神宗一听这口气，知道事情办得不爽快，遂不高兴地说：“这么明确的事叫你办你就办好了，难道还有什么疑问？”“有啊，皇上。”蔡确不紧不慢地回答，“祖宗以来，未尝杀过士人，您这么做是要开先例喽！”
闻听此言，神宗心里咯噔一下：可不是嘛，怎么就没想到这茬呢？杀个人事小，坏了名声事大。看来这恶例还真是开不得。但这厮贻误大事实在可恨，必须治罪。于是指示蔡确：“既然如此，不杀也罢。但你听好了，给我刺上字，发配到穷山恶水的偏远之地。”蔡确心想，执行吧，老大已经做了大大的让步。说来也怪，这神宗朝的大臣跟受了传染似的，个个敢和皇上顶嘴。蔡确刚老实下来，在场的门下侍郎章？紧跟着就跳出来“练功”了。这门下侍郎一般人不很熟知，其实在当时却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跟宰相一个级别，也是宰相的一个别称。章？更是身怀绝技，不仅有顶嘴的胆，而且有冒犯的谋，属于“智勇双全”的那类精英。只听他冷不丁冒出一句打有埋伏的话：“这么办，倒不如杀了他。”
神宗一愣：“什么意思嘛，给朕玩弯弯绕，你倒是痛快点！”“常言说得好，士可杀，不可辱！”章？回答得很精彩，很经典。一句话把神宗噎得够呛，他有点恼羞成怒：“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得，天子恼了，搁识趣的一定会就此打住。可姓章的就是与众不同，不仅没收敛，反而顶上一句更有分量的：“如此快意事，不做也好！”面对如此牛气的臣子，神宗默然无语。
揭秘宋神宗的传奇岳母 带女儿私奔嫁了三个男人
话说北宋英宗年间，京都汴梁某陋巷里，一崔姓人家正在为儿子崔杰举办婚礼。崔家是做小买卖的，家境不是太好，所以，婚礼办得略显简单了些，这让新娘子很不高兴。为啥不高兴？丢份了呗。
新娘子家姓李，在汴梁城里起码算是个“中产阶级”家庭，有钱人。宋代有“金嫁女，银娶妻”的习俗，女方的陪嫁之物甚是丰厚，有的时候，甚至连男方应该承担的婚宴之资，女方家庭也包干到底。这位李大小姐看到婚礼如此简单草率，一张俏丽的瓜子脸立马变成了鞋拔子。还好新郎崔杰生得不错，清秀而温和，李大小姐很满意，于是，这对小夫妻开始过自己的甜蜜小日子。一年后，李氏生了个女孩儿，甜蜜的小日子从此不再甜蜜。
由于崔杰是个彻头彻尾的平头老百姓，史料里找不到他的详细记载，其性格、观念及为人到底如何，我们只能进行合理的推断。买卖人家的孩子，耳濡目染都是如何做生意，养成逐利的性格是可能的，在情感上或许会淡薄些，这是其一;其二，温和的性格，还有一个代名词，叫懦弱，这种男人往往多几分女儿气，少几分男人味;其三，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当时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崔杰多半不能免俗。这三点，极有可能直接导致他们的婚姻亮起红灯。
生了个女孩儿，李氏心里也憋屈，生男生女，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吗？你崔杰咋不找找自己的原因？你跟我打冷战，我还不侍候了。原来，她在出去游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姓任的帅哥，哥有情，妹有意，早就打得火热了。经过两人一番商量，决定私奔，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但李氏有条件，私奔可以，必须将女儿也带走，任帅哥愉快地答应了。
限于交通的缘故，李氏母女和任帅哥没有“奔”远，就在汴梁城郊的一个村落里租房子隐居了下来，学习牛郎织女那样男耕女织。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倒也恩恩爱爱，悠哉悠哉。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忽一日，任帅哥染上一种怪病，瞧了不少郎中，就是不见好，没多久便一命呜呼了。李氏哀哉得死去活来，若不是看女儿还幼小，真想一跺脚跟着任帅哥去了。
私奔的幸福滋味犹在眼前，失去男人的滋味切切实实就在眼前，怎么办？凉拌——与凄凉相伴。再回崔家去也不行，好马不吃回头草，何况此时崔杰也死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女儿一天天长大，李氏犯难了，女儿该姓崔还是姓任呢？本该姓崔，毕竟女儿身体里流着崔杰的血，但任帅哥好赖也做过女儿短暂的继父，姓任亦未尝不可。正在李氏犯难之际，有一个人站出来发话了：既不能姓崔，又不能姓任，你女儿该姓朱。这个人的名字叫啥赵炎不知道，职业却知道，叫媒婆。
媒婆为李氏找了个姓朱的男人，大名朱士安，汴梁人，正宗本乡本土，家境殷实，二婚男，有一子(介绍真仔细，不愧婚介行家)。这么好的钻石王老五，李氏还有啥不乐意的，羞羞答答点头，然后羞羞答答上花轿，做了第三回新娘子。于是，女儿正式姓朱，就这么定了。
到了公元1068年，英宗驾崩，神宗即皇帝位，诏令天下选宫嫔。李氏的女儿(此时该称朱氏)这一年恰好16岁，出落得如花似玉，符合入选条件，又是京都女孩，一下子就被选上了。据说神宗皇帝看到小朱姑娘第一眼，就喜欢得不得了，当晚就急吼吼地搂着睡，第二天晋封小朱姑娘为才人，旋即火箭似的升为婕妤，这可了不得啊，在宋制中，婕妤的地位仅次于昭仪，是皇帝名副其实的小老婆。至此，李氏母凭女贵，非常荣幸地成了神宗皇帝的丈母娘，从此，私奔女的幸福生活，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
随着小朱姑娘逐渐变成老朱姑娘，她的肚皮也越来越争气，先后为神宗皇帝生下了赵煦(后来的哲宗皇帝)、蔡王赵似、徐国长公主等三个儿女，进一步做了德妃，李氏的皇帝岳母的地位亦愈加得以巩固。外孙赵煦即位为哲宗，女儿被尊为皇太妃(宣仁、钦圣二太后还没死)，李氏名正言顺地又做了“皇外婆”，连她私奔前后的三个男人也得到了莫大的荣耀，死去的崔杰、任帅哥和活着的朱士安，都被赠与太师或太保的衔，绝对的超品。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因任帅哥有诱拐皇帝岳母私奔的“劣迹”，史官出于“为尊者讳”，不予留名，所以，知其人而不知其名，惟以任帅哥相称，委屈了哈，您哪！
高太后简介 北宋神宗赵顼生母高太后生平介绍
高太后简介：宣仁圣烈皇后(1032年-1093年)，宋英宗皇后，宋神宗母亲，宋仁宗皇后曹氏是她的姨母。亳州蒙城(今安徽省蒙城)人。治平二年(1065)英宗册封其为皇后。元丰八年(1085年)其子神宗死后，立哲宗，以太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复起用司马光等，恢复旧法。
高太后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l032年)出生于一官宦世家，其小姨为曹太后(仁宗皇后)。她4岁时被接入宫，公元1065年被英宗册封为皇后。宋英宗赵曙与皇后高氏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恩爱夫妻。赵曙是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仁宗赵祯的侄子，而高氏是曹后姐姐的女儿，两人自幼被选入宫。当时宫中人都称赵曙为“官家儿”，高氏则为“皇后女”。赵曙十六岁时得聘高氏为妇，因仁宗皇子夭折，赵曙后来得以即位为帝，高氏也顺理成章地入住中宫。
赵曙与高氏婚后鹣鲽情深，高氏为他诞下了四子四女，皇帝所有的子女皆由皇后所出不是常见的事，但对赵曙来说也不奇怪，因为他很可能没有妃嫔。在《宋史》、《长编》、《续资治通鉴》乃至其余宋代笔记里都没有他晋封妃嫔的记载，倒是在蔡京之子蔡绦所著的《铁围山丛谈》中曾提及英宗“左右无一侍御者”。英宗治平年间，一向多病的赵曙身体好转，但皇后仍不让他临幸宫人。曹太后觉得不妥，就让亲信悄悄劝皇后：“官家即位已久，如今身体又已痊愈，怎么可以左右无一侍御者呢？”高皇后听后颇不高兴，回答说：“去跟娘娘说，我嫁的是十三团练，又不是嫁他官家！”十三团练是指赵曙，他在濮王诸子中排行十三，仁宗在位时长辈皆唤他“十三”，仁宗封他为团练使。
这段话后来传至宫外，成了士大夫们八卦的笑料，大概都觉得英宗乾纲不振，以致皇后强悍如此。但赵曙虽然有点优柔寡断，却也是个有脾气的人，倔起来也敢跟养母曹太后作对，他能尊重皇后到按她意见不纳嫔御的地步，应该归功于那段青梅竹马的爱情。可惜他们未能白头到老，赵曙仅做了四年的皇帝便驾崩，撇下了当时三十多岁的皇后高氏。这是一大遗憾。皇太后高氏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信任保守派旧党的大官司马光。
1085年，其子神宗病故，新登基的皇帝哲宗赵煦只有十岁，还是个小皇帝。时高氏已被尊为太皇太后，她奉神宗遗诏辅佐年幼的皇上，垂帘听政。高太皇太后一执政，就开始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止。高太皇太后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派，但是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她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因而，宋哲宗时期是北宋最后一个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国势较强的时期。这与高太皇太后的贤德是分不开的。高太皇太后也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
但由于高太皇太后长期干政，让小皇帝哲宗心生不满。元祐八年八月，高太皇太后临死前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9月，高太皇太后病逝，终年62岁，谥号为宣仁圣烈皇后，与宋神宗同葬永裕陵(今河南巩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