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 张献忠屠川是真的吗?张献忠杀了多少四川人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十三年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而四川民间一直流传着“张献忠屠川”的说法，张献忠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具体数字。但他并非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罪魁，更不可能将四川人几乎全杀光。 一个有力证据是，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就战死，此后清军用了近20年时间始击败各抗清势力而平定四川。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攻伐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 直到1660年，清廷任命的四川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下川东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或杀到只剩野史传说的8万人，清军不可能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平川。 因此可见四川悲剧的最大祸首是满清，然而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史实并非完全虚构，但一定有夸大。清政府对明末清初历史文献的删存或捏造，以及文人出于迎合或仇恨的夸大、诬指，是造成“张献忠杀光四川人”之神话的主要原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 清廷删存的野史中，有记载张献忠曾在屠杀之地立一杀气腾腾的“七杀碑”，上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然而，后来在广汉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传说中那么“重口味”。 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他在“顺治五年”一项下记载，“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 “献贼”即张献忠，“姚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之“人祸”，实是张献忠、姚黄等农民武装势力、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叛军等共同肆虐之结果。满清是其中最大的罪魁。从有点头脑的角度来讲，张献忠是将四川作为自己的基地，因此不可能杀了那么多人——张献忠能纵横天下那么多年显然不是白痴。 而满清的统治阶级除了像多尔衮那样少数人的要问鼎天下外，其他的还停留在入关抢劫阶段，因此很可能满清是四川人口锐减的罪魁祸首，毕竟满清的将军不打算长期占领四川。 在明末清初，绞杀四川人民的除了战乱之人祸外，还有天灾——瘟疫、饥馑与虎患。顺治初年，瘟疫等灾害席卷大半个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虎患也大扰蜀土，“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夤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阑食者”。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赴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川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炊烟。 又“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芜麓”，到了成都，则“举城尽为瓦砾，藩司公署久已鞠为茂草矣”。康熙《成都府志》也说，其时“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 张献忠屠四川 一天20万少妇受辱 据随军传教士回忆，张献忠出川，深虑各营中妇女众多，有碍行进，敕令次日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献忠除有正后四名外尚有嫔妃三百人，除留后妃二十人服役诸事外，余二百八十尽皆杀绝。至于各营妇女，齐集一处，号令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喊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仅少妇竟达二十万人之多。 张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脱妇女之扼，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 被张献忠部队掳去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 从崇祯元年（1628年），张献忠同李自成延安起事，到张攻陷四川建立大西国政权，再到顺治三年（1646年）兵败亡于西充，以及后来其残部在川东、贵州一带盘桓，寇掠祸害。他们的军队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怕永远无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六十多万。只看他们的铁蹄横扫四川前后四五十年，祸遍巴蜀。“举兵不当，被患无穷”（董仲舒《春秋繁露》），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在战祸最烈的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造成人相食。因此川人死于饥馑、瘟疫者又倍于刀兵。这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造成历史的大倒退。据有关专家考证，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四川省仅有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是三百万以上。以后一百来年中，康乾时从湖广移民填四川，正缘此而来。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天，张献忠连陷广济、蕲州、蕲水等地。他进入黄州的时候百姓都逃走了，于是他驱赶妇女铲城，之后将城里的妇女全部杀死填入沟堑。张献忠的军队由鹦鹉洲进至道士，沿路浮尸遮蔽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厚达几寸，水里的鱼鳖都不能再吃。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接着清军入关，张献忠攻占成都，称大西王，建立大西政权。张献忠到了蜀地后大开杀戒，男子无论老幼一律杀死，或者剥皮后剁碎制成醢酱。妇女们被兵士集体轮奸，轮奸后用刀杀死。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就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以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张献忠命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不到半天军营中的小脚已经堆积如山。张献忠命人将收集来的三寸小脚堆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他回头一看自己的小妾的脚也很小，就顺便砍下来堆在莲峰顶上，随后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阳具，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 张献忠性格狡谲嗜杀，一天不杀人就悒悒不乐。他在蜀地开科取士，取中一名姓张的状元。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一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吃饭睡觉形影不离。但是有一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接着他又悬榜诡称开科取士，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令人在地上挖掘一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读书人来到青羊宫考场后，就被张献忠下令推进土坑活埋。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人全部被杀死。他派遣手下四个将军分道屠戮蜀中的各府各县，名为“草杀”。张献忠又创造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以杀人数目的多少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当时川中百姓被屠杀一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也可以说明，如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在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仅存三十二户。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如今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有个荒诞不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因而上天降怒，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另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花蕾，并放入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就会漏出一朵花状的香末。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川中自从遭到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顺治三年（1646年），在四川已经赤地千里之后，张献忠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率众出川北进，又想尽杀川兵。属下的将军刘进忠统率川兵，听到这个消息逃跑了。在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当清军到达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当时的西洋传教士也有相关的记载。 张献忠的残忍或许让人难以接受，其实这是游民的最真实一面。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起义者都是游民而绝非农民。而且张献忠与腐朽的明朝政府为敌，缺少切实的目的。他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再放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且不停地杀戮，如此才使他的毫无目标的行为具有存在下去的活力。 张献忠暴行:小孩蒸了吃 妇女尽让士兵奸淫 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后于1644年10月6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居住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唐代封为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说了张亚子的故事后就表示，倘若我打了胜仗，当为文昌帝君重修庙宇。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张献忠亲自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又一首曰：“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堪称典型的歪诗。同时，张献忠追奉文昌帝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做为新朝的王宫。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令率马兵征服山东、辽东、高丽、东洋诸国；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征讨南省及暹罗、东京、西贰、南洋、斐利该等地；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张献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仪。献忠抚髯大笑：“起来吧，龟孙们，弄得还挺个样哩！” 与大兴土木相配合，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300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又阉了一批孩子当太监。仪式举行完了，接下来做些什么呢？毕竟开国了，大家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那么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时一样，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如何治理呢？ 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正如各种资料所反映的，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国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是警察管制；二是暴力镇压；三是特务统治。张献忠信奉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注重策略，软硬两手一起抓。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他们迷信“只要有刀枪，没有办不成的事。”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过去，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稼穑，地生之利，未问屯种”。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称建国，然而，张献忠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国家”之内强抢。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农民，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敌人，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烘烤，逼他们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张献忠入川之后，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的农民都逃入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进行经济生产没有任何意义，“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芜，百姓益发大量逃亡。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在明末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国，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队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因为拥有强大的骑兵，史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速度带来主动。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动作战。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他们所进攻的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相比之下，明军则要笨重得多。他们处于明处，每个据点都要驻兵，永远处于守势，战线拉得很长，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被起义军拖着走，要围困不住，要追追不上。然而，据地开国后，形势完全变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处把守自己的国家。不但是边境上要列重兵，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作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贼”，张军声势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张献忠发现他的军队就如同一把米撒进大河里，转眼就不见踪影。因为无那么多兵力可分，他只能在每府每县，象征性地驻上那么千把人。甚至有的县，只有县令一个人是他派去的。张军的劣势一下子就显露出来。过去他主动，敌人被动，现在敌人处处主动，他处处被动。张军过去纵横江楚的进攻精神没有了，叱咤风云的凌厉锐气消失了，那些过去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现在又一个个变得强大起来。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1645年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入四川，攻占了重庆。张献忠忙派刘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个大败。一开始，张献忠尚不以为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他毫不慌张，派出人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了。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明朝正规军的进攻，更可怕是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权的统治下，我们见到了历史书上见不到的现象：“对起义者的再起义。”看到张献忠出现败势，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户和原地方官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据险寨者不可胜数”。“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张献忠始而有条不紊，继而手忙脚乱，终于惊恐绝望。 十多年提着头栉风沐雨，身先士卒，虽然艰苦，却也快意。胜也胜得痛快，败也败得干脆。如今住进了皇宫，开辟了帝业，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焦虑烦恼之中。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还没有学会治理国家这个需要同时处理多种事情的弹钢琴的艺术。日理万机，千头万绪，百爪挠心，心急如焚，压力从四面八方朝他一个人压来，几乎要把他压得粉碎。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警报和败绩。按起葫芦起了瓢，好不容易镇压下一处，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围燃起。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扔到地上，用脚一顿乱踏，踩得稀烂。旁边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檐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张献忠的心情不断坠向深谷，零星杀戮渐渐变成集体屠杀。平生极为厌恶官场见习，甚至对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厌恶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将孙可望远征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们按明朝官场旧例，出城远迎，进献贺礼，递“连名状”。张献忠闻知，“怒其沿故朝陋习，按名棒杀二百人”。还有一次，因一点小小过错，株杀掉了自己属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劝他说都杀光了谁还为你服务，他说：“文官怕没人做耶？”说末路英雄张献忠已走上了嗜好杀人的变形人生之路，也许并不过分。其实张献忠本人正是以“杀人”自命并自诩的。张献忠性凶戾残暴，军中也以杀人多少论功，且杀人不分军民。“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张献忠入驻四川后，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让部众轮流奸淫，末了还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了下来，聚成一大堆，号称莲峰；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名为点朝天烛。张献忠还“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杀之。”（李清《三垣笔记》） 在杀人方面，张献忠搞出许多新名堂。比如他派遣部下往各府县出击，遇人就杀，叫做“草杀”。他还在府中养了几十头藏獒，每天集结部下朝会之时，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被藏獒嗅到者立即拉出去砍头。张献忠乐此不疲，称这为“天杀”。他自己不读书，也格外讨厌读书人，认为读书人奸诈伪善。为此，他假意宣布开科举，将数千四川学子骗到青羊宫，全部杀光，尸体堆积成山。唯独留了个姓张的书生，此人才华横溢，张献忠很是宠爱，封他为状元，随时不离左右。有一天，张献忠突然闷闷不乐，对左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总是想着。”于是下令将张状元斩首（见《明史.流贼传》）。 张献忠还在成都立了一块七杀碑，上面刻着他杀人如麻的理由：“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对他来说，好杀人并不是他的责任，蜀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他是在替天行道。甲申年（1644年）十一月十日，大西军驱赶百姓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天空忽然炸响三声迅雷。张献忠怒斥苍天道：“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数，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下的锦江也因此断绝。 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北上与北清军作战。临走时下令屠城，并将全城放火烧得干干净净。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说：“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同年十一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当时张献忠正忙着在西充屠城，匆忙也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在今四川西充县北），一个极好享受杀人乐趣的暴徒终于被人所杀。 张献忠死后12年（1659年），四川温江县清查户口，全县只有32户，男丁31名，女丁23名，“楱榛莽莽，如天地初辟”。这是张献忠大肆屠戮的结果。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不少史学家调查研究后发现，近代四川人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从外省迁来的。如成都周边的所谓上五县——新津、大邑、崇庆、郫县、都江堰的老四川人，就基本上由“湖广填四川”而来。 张献忠死后，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衙门的屋舍，不得不临时将省府衙门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省府才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站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13只相继走过。经历了张献忠的屠刀，四川人几乎都被杀光了。甚至也波及到一般平民百姓，例如，顺治二年十二月就张献忠开“特科”前来赴选的进士、举人、贡士，被张称为“谋图不轨”，一次屠杀至少有5000人之多。再如屠城，攻成都，数日不下，攻陷后“屠城三日，贵贱同尽。惟少艾妇女为营伍所匿者暂得免”；攻重庆时“尽屠其城。间有避匿得存得，查出复断其手”。这些当有过甚之辞。但张献忠这种“除城尽剿”的政策，显然无法真正划分顺逆的界限，而玉石不分的剿杀势必造成镇压的扩大化。另外，张献忠还杀过医僧匠役。《蜀难叙略》云：“僧道医卜百工技艺之人，或找斋醮，或考试，或兴大工之类，（献忠）悉诱之杀之。”更为严重的错误是在农民军内部的残杀。张献忠与李自成在川北与汉中地区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以至发展到屠杀靠拢李自成的四川人。清军入关以后，大西政权成为清军、明军和地方武装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外有强邻压境”，内有四川境内许多地方武装暴乱，自以为“蜀人负朕，恨入骨髓”，敌我不分，首从不问，自杀军士，确定军队要屠的有三等：“其一系川人，在川应募者，有系川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其二系他省人而在他省投充入伍者，有系他省人而在川中随营者；其三有系明朝官兵者；有系阵前俘获者，又有系夥并响马内收入者，俱当尽诛。”有人认为由于粮食奇缺，张献忠的部队不得已而杀人充饥。 明清之际，四川人口的锐减是惊人的。明万历六年（1578年），据官方统计，四川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不包括大量的荫户、漏户以及逃亡人口），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通省之户口，总计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见嘉庆《四川通志》），若把妇孺估算在内，设每丁折合五人，也只有九万余口。历代封建文人把四川人口的锐减归咎于张献忠，说他是杀星下界，杀人如麻。鲁迅先生在《晨凉漫记》中谈到过张献忠的杀人问题：“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下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张献忠的统治使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从而有从清初开始，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大移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编自《贵阳文史》2008年第03期，作者：李建华，原题：张献忠的流寇人生） 张献忠:最爱用人油煮熟的胎儿下酒 @：《后汉书》：“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说的是赤眉军挖开坟，只要用玉匣装尸的都跟活着的时候一样。刘邦的老婆吕雉也跟活的一样，就被奸尸了。两百多年前死的六十一岁老太太，赤眉口味真重。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出了个大仙叫郑注，神神道道啥都会，最厉害的是医术。曾用黄金煮水，熬了一刀圭药，治好了节度使李愬的下半身偏瘫，于是送他成语“返老还童”。合着“返老还童”还真是指男人重振雄风啊！“可愈痿弱之疾，复能返老成童”。 @：武周长安二年(702)中国武举处女秀正式登场。考试科目有骑射、步射、平射，最后是扛大包比赛，“负米重五斛，行二十步为中”。火车站工人表示压力不大。再继续升级到2.0版，考核筒箭和机弩应用。最后是相貌身材考核，没别的要求，就是“大”。武举每年考一次，估计是十二个月就用腻味了。 @：有一说吕洞宾实际是李唐宗室，为避战乱住进山洞，夫妻各住一个洞口。两个洞口——吕，洞里的宾客所以叫洞宾，其实叫“吕洞房”比较合适。除了他俩，山洞还住着另外一个姓杜的，名“蕾丝”。 @：宋徽宗跟李师师在床上吃大橙子，周邦彦躲在床下偷听，还搞文艺创作。这事太他娘香艳刺激了。不过王国维考证这事应该没发生过。说当时李师师应该四十多岁而赵佶才二十七岁，不太可能，又说宋朝没有“大晟府乐正”这官制……若真如此，那燕青1应该也没和李师师扯过淡了。燕青这个小正太，应该最喜欢小萝莉。 1燕青：《水浒传》中少见的帅哥之一，绰号“浪子”。有百步穿杨之功，平方腊后，燕青感于政治纷争复杂难测，便独自隐退。 @：《宣和遗事》里说李师师姓王，爹叫王寅，开染坊的。小李生下来，她妈血崩死了，四岁她爹也死了，被姓李的一个女人收养。又说她从小不会哭，后遇和尚摩顶才知道怎么哭，和尚在梵语有“老师”的意思，于是起名师师。成年后当了歌手，与其齐名的另一个歌手叫崔念奴，江湖上把她俩称为“大宋twins”。 @：我之前所推的关于李师师的条目全是从野史来的，正史里面关于她的记录一条都没有。但宋朝文人的诗词里经常出现她，这个人应该存在过。简单查了下，她至少和晏几道、秦观、张先、晁冲之、周邦彦扯过淡。这些人见面都笑嘻嘻的，因为从李师师那边论，大家都是亲戚。 @：后赵开国皇帝石勒(羯)规定胡人可以随便抢东西不受罚;他侄子石虎更甚，规定汉族人如果用石块打他猎场的野兽就处死;石虎的儿子石邃更猛，没事就砍侍女脑袋，砍完搁盘子上欣赏，见小姑娘漂亮先奸后杀，割下肉和牛羊同煮，招呼部下一起吃。 @：五胡乱华指的是匈奴、羯、氐、羌、鲜卑这五族，其中尤以鲜卑最猛。晋八王之乱时这群浑蛋趁火打劫大掠中原，搂了一堆东西，抢了一堆姑娘。别想奸淫这些事，先奸后杀不算什么，鲜卑人的目的是吃！回师途中这些姑娘是军粮，早、中、晚三餐就吃她们。 @：元顺帝厌烦国事，引进一个西天番僧入宫教他房中术，称为“演揲儿法”，就是大喜乐的意思，爽了。集贤院学士又向顺帝推荐伽玺真，伽玺真的房中术叫“双修法”。演揲儿属于男御女法，双修法涉及女人，涉及了体位和交流，由1.0升级为2.0，增加了互动，用户的体验更爽了。 @：顺帝下诏西天僧为司徒，伽玺真为大元国师，让他们带徒弟进宫练，每个给宫女三四个作供养。后宫久旱逢甘雨，称伽玺真是“无量欢喜佛”。这也就算了。更升级的是两个教授夜里留宿，半夜给公主和嫔妃上课，元顺帝从来不管。别担心生出孩子乱了元朝血统的纯洁性，因为再过两年元就倒闭了，乱去吧。 @：明英宗朱祁镇先生特别欣赏都督马良同志，命其随侍左右朝夕相伴。这一日马良媳妇挂了，小马回家料理后事。又一日英宗在内院听到外面开演唱会，问左右谁主唱？答：“马良娶新媳妇是也。”英宗道：“我×，奴薄心肠乃尔……”这个马良，估计也有神笔。 @：袁枚的同性伙伴很多，有记载的桂官、华官、曹玉田……他最喜欢一个叫金凤的，出门总带着。某年溜达遇见自己的前伙伴刘霞裳，于是同船溜达。结果刘和金凤看对眼了。接下来，“先生揣知两人意，许刘与凤宿，作诗有‘成就野鸳鸯，诸天色欢喜’之句”。 @：《野获编》说，冯梦龙看到《金瓶梅》的反应是“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我觉得冯先生是个好人，他类似于伟大的bt种子制作人吧。可惜整部《金瓶梅》中房事描写只有两万字左右。哎呀呀，伟大程度从顶级落为三级。 @：《金瓶梅》的英文译本，翻译者艾支顿在译文中将不堪入目的70处性描写译成了拉丁文。这招是谁替他想的？序言解密了。“在我开始翻译时，舒庆春先生是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没有他不懈而慷慨的帮助，我永远也不敢进行这项工作。我将永远感谢他。”是的，就是老舍。 @：“《金瓶梅》从何处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1596年袁中郎写给董其昌的信。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到《金瓶梅》。也就是说，董其昌是有据可查的《金瓶梅》第一个读者。 @：徐渭除了是画家，还是一位牛×闪闪的编剧。这个“中国凡？高”写的戏很有趣，其中《翠乡梦》最好玩，写一个和尚被姓柳的破戒后恼羞成怒，投胎到了这家做女儿，长大之后做小姐，天天跟人扯，香艳得要命。堪比《少女之心》。 @：唐伯虎跟秋香的事情纯粹扯淡，全是意淫。但唐先生放荡不羁确实是真。他绝对是个行为艺术家，喝多了就爆粗口，各种动物的生殖器满嘴盘旋，更甚的是在王爷面前裸奔，光屁股乱窜……“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 @：“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唐伯虎写的，哎呀呀，不当和尚真白瞎。秋香，秋香，放了他！ @：严世蕃能干，为了记录自己到底玩过多少女人，做了一种“淫筹”。每玩一个就在床下搁一支筹，到了年终一数，最多时有900多支。这次的明朝八卦是从《万历野获编》里来的，各位信也行，不信也行。 @：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绝对是行为艺术家，创作工具是别人的嘴。他家没痰盂，都直接吐在姬妾的嘴里，叫“肉唾壶”……太恶心，咱说下一个。他家没酒杯，请客吃饭都是姬妾先喝一口酒，嘴对嘴喂给客人。是不是觉得香艳，觉得爽死了？且慢……想想“肉唾壶”，还爽吗？ @：张献忠部队的福利就是可以随便强奸。张本人的嗜好是将被掳的孕妇衣服剥去，与部下喝酒打赌胎儿是男是女，喝完剖开肚子查验，再用大锅将人油煮沸，将孩子扔进去，煮熟了下酒，吃饱后剩下的赏给兵士。为了养战马，杀人剖腹后挖去脏腑，用人血浸过的米豆喂马，据说马会肥壮。 @：张献忠在蜀地开科取士，得到一个姓张的状元。状元长得好看，张对他非常宠爱，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这一天张忽然对随从说：“我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整天牵肠挂肚……不如，杀了他吧。” 张献忠用妇女下体破大炮 导语：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将许多妇女斩首，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 1840年6月，英国40余艘船舰和4000余名士兵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双方打打停停，浙江定海于7月初失陷。1841年元月，广东的大角、沙角炮台又被英军攻占。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慌忙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共17000余人开往广东，与英军作战。 此时已至古稀之年的湖南提督杨芳，距广州最近，所以在3月初率先带领大批湖南兵勇进入广州。他是贵州松桃县人，行伍出身，曾是林则徐部下。他早年从军参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升守备；嘉庆年间，随军清剿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军，又参与镇压河南李文成起义，升甘肃提督；道光初年，历任直隶、湖南、固原提督；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用计生擒张格尔，战功卓着，被封为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衔；不久又因平定彝族起义而晋封为一等果勇侯。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任广西、湖南提督。就在他进入广州之前，虎门炮台失守，关天培战死，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城直接暴露在英军炮火的威胁下。这时，琦善已被革职，即将押解去京，而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短时期主持了一段广东军务。杨芳武功赫赫，以善战闻名，所以他一到前线广州，当地民众如大旱之望云霓，据说所到之处“欢呼不绝”，当地官员也认为他是一道可以倚靠的“长城”，甚至已被解职、但仍居广州的林则徐也特地出面为这位老部下祭旗。 3月6日，也就是杨芳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城附近又有两座炮台被英军攻克。时人梁廷枬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但我却不能击中夷；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夷炮却是处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此事，《粤东纪事》也有记载，杨芳初到广州，“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数自然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广州内城，匆忙与英军“休战”。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却文过饰非，反称自己如何用计巧妙，英勇退敌。然而，杨芳在难得的休战期间并不积极备战，而是白天热衷于购买西洋钟表和其他洋货，“夜则买俏童取乐”，有时地方巡捕买不到“俏童”，便只得“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 在杨芳主持军务的一个多月中，实际上并没有与英军进行过什么较大的战斗。4月14日，奕山、隆文与新任的两广总督祁贡同时到达广州。奕山等实际上也“不知兵”，仍依靠杨芳出主意。几仗之后，清军大败，奕山等于5月末向侵略者求和，签订《广州和约》。在求和谈判的过程中，杨芳很是积极，曾亲至城上与英方讲和，对英方要求悉数答应，并按期交付了他们索取的“赎城费”——洋元六百万元。所以《粤东纪事》说自杨芳到广州之后，“未打胜仗，鬼子之毛，未拔一根”，而“至今兵临城下，开库求和，欺君辱国，贻害无穷，此杨芳之大罪也”。 对杨芳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人以诗讥讽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平夷录广东·感时诗》）还有人作对联嘲笑琦善、杨芳、奕山和祁贡道：“琦侯爷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奕将军潜师赴敌，祁宫保出示安民。”（《入寇志·省中联语》） 不过，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是“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妇女排立于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在他的记载中，此法似是普遍，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名重一时的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方以智同时还记述了崇祯八年（1635），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妇女“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方以智认为，这也是自古以来凡铸剑、铸钟、炼丹等都不许妇女在场的原因。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将许多妇女斩首，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后来，李自成进攻开封时，也以“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裸体站在城墙上破之。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白莲教起事，乱军围攻临清城，被守军所败，《临清寇略》详记此事。开始时，城上守军向敌军开炮，但并不能命中，敌军仍然向前冲锋。守将叶信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叫来一些妓女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此招果然有效，一开炮就命中敌兵敌将，临清之围遂解。大学士舒赫德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细述此事，只是他说守军在城上洒的是狗血。 由于其由来已久，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自然仍用此法宝。甚至几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产生过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直到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团民们也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皆归因于教堂内有许多妇女赤身裸体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因火烧教堂或一些店铺而延烧到附近民房时，则经常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因此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有不少不知者无辜被杀。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却有避秽去邪的神功。 这种相信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来自于传统的认为妇女“不洁”、“肮脏”的深深歧视。在国门大开已久的20世纪初，义和团还坚信此点，那么，在国门尚未打开的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林则徐、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也就不足为怪了。愚昧排外、坚持“中国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着“世道人心”，据当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文/雷颐） 张献忠的沉银谜踪 张献忠，延安人，粗识文字，雅号静轩。崇祯三年(1650年)，张献忠在陕西延安据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 崇祯十六年(1643年)5月。张献忠攻下武昌，随即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1644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并于8月打下成都，掌控四川。 攻陷成都后，甲中年(1644年)阴历十月十六，张献忠登基，在成都做皇帝，国名大西，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 与宝藏相关的两首歌谣 张献忠的政权没能维持多久。1646年7月，清军攻打四川，张献忠被迫撤出成都。撤退之前，张献忠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在流经成都市内的锦江筑起高堤，但并不是为了治理水灾，而是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将他抢来的数以万计的金银财宝埋在坑中，然后重新决堤放水，淹没了埋藏财宝的大坑，此举称为“水藏”。 据称，张献忠曾留有一张“藏宝图”。他将劫掠来的金银埋藏在成都的某处，并以石牛和石鼓作为暗记。多年来，成都有童谣唱道：“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一首民间歌谣可能暗藏一个悬疑的宝藏秘密。长期以来，多少人空怀“买尽成都府”的妄想，却苦于识不破这个秘密。 晚清时，有个叫杨白鹿的贡生知道了这个惊天秘密，晚年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的好友马昆山，并把一张无价的“藏宝图”给了他。马昆山禁不住心花怒放，当即成立“锦江淘金公司”，招收工人，又订购了金属探测器等必要设备，于1958年农历九月，轰轰烈烈大干了起来。几天后，果真挖出一个大石牛，还挖出了大石鼓！经理宣称：“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万万五’还跑得脱吗？”不久，又传来惊心动魄的“喜讯”：坑旁安置的金属探测仪突突直响。没有金银，哪来的响声？旋即，狂热的浪潮席卷整个成都。锦江淘金公司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准备了大批箩筐扁担，订购了一部起重机，计划金银一出土，就集中人力搬运，直接缴存银行。然而，历史却偏偏爱和人们开玩笑，工人们奋力挖出来的不是金银，只有三大箩筐小铜钱。 在彭山县江口镇，人们发现在这里竟也流传着与宝藏相关的歌谣，产生了沉宝谜踪的第二种版本。当地人这么唱道：“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不同的是，石牛和石鼓换成了石龙和石虎，而歌谣的格式则一模一样。在江口镇为什么也有一首类似锦江石碑上的歌谣，这难道只是单纯的巧合吗？ 在江口镇的石龙沟中，石龙石虎遥遥相对。石龙沟位于江口镇石盘山，山上有石碑。刻有“石龙对石虎”的一段歌谣，在曲折的山路尽头，一条石龙赫然立在岩壁上。 清政府曾组织过打捞行动 据《彭山县志》载：顺治三年，明参将杨展与张献忠部决战于江口镇，张部战船被焚。沉没过半，伤亡惨重。在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因为旱路已被清军封阻，只好改道由水路出川。张献忠的船队从成都启程，沿锦江行至彭山县江口境内时，遭到杨展部队的伏击，几乎全军覆灭，许多载满金银的木船就沉没在彭山县江口境内的水域中。难道这万千沉银就在彭山县江口镇？ 1999年4月22日，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纲宣称，经过他多年的考察论证，神秘的锦江埋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整整1000船金银财宝，至今仍沉睡江底！据王纲描述，500多年前，“好掠好焚”的张献忠入川时，几乎打劫了四川所有的官府和土财主，将川中金银财宝悉数纳入自己手里。清顺治三年(1646年)，在清军围攻下，他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携带千船金银，顺水南下。船队刚刚驶入成都70公里外的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突然前面杀声震天，原来是明将杨展的地主武装在将军山设伏。一条条熊熊燃烧的火船顺风飞驰而来，义军船队迅速着火。张献忠在贴身亲兵的护卫下，逃回成都，绝大部分金银珠宝随船队沉落在江中…… 按照清初四川富顺人杨鸿基著《蜀难纪实》的说法，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时，银两多得木船载不下(“累亿万，载盈百艘”)。于是张献忠就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里面放入银锭，让它漂流而下。本来打算在重庆下游的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把它们打捞上岸，可在江口镇就遇到阻击，大量金银也沉没于此。 虽然彭山县境先后出现过与成都“锦江淘银”类似的掘宝事件，但发现的金银只是零零星星，非常之少。那么，这一大宗金银会流落到哪里了呢？据《彭山县志》记载：张献忠的船队沉没后不久，清朝政府就组织过大规模打捞行动，部分沉银被打捞起来充实了国库。如此一来，沉银的去向变得清晰起来。 大笔财富没有浮出水面 然而沉银谜踪却并未就此结束。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河床引水工程建设工地上，挖出一枚枚乌黑中泛着亮光的银锭，银锭身上“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的字样清晰可见。出土银锭藏匿于木简内。木简长118厘米，外径18厘米，为两个半圆形木桩，将内挖空把银锭放入其中，然后合在一起，两头用铁丝箍紧。 当地文物部门认为，这一意外发现可能为“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找到佐证。 出土银锭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明代银锭，属国家珍贵文物。银锭分别重1800余克，呈船形。正面刻有铭文，如“沅陵县征完解司载充兵饷银五十两崇祯十年八月银匠姜国太”；“京山县十五年饷银肆十两”；“巴陵县榆口饷银五十两”。从出土银锭中的铭文可以看出这些是来自湖南、湖北地区，为索祯时期的税银，与张献忠转战路线及所占地点十分吻合。 500多年来，张献忠在江口镇沉银之说一直是一道谜团。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包装，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张献忠在此沉银之说完全符合历史真实。可是，歌谣里提到的大笔财富却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这笔财富究竟有多少，难道另外的地方还会有吗？真是令人遐想不尽！ 张献忠施政怪圈 感到孤立就滥杀结果更孤立 崇祯十六年底(1643年)，张献忠在长江中游的荆岳地区面对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大军事集团的挤压，感到难以支撑，遂进军四川以图自保。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张献忠率军以“澄清川岳”为旗号，进军四川，八月攻克成都，并亲自率军将李自成的势力逐出川北。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正式称帝，国号为大西，年号为大顺，改成都为西京，以部将孙可望“节制文武”，桐城诸生汪兆麟“总决诸事”，并且对部将加以分封。 身居权力之巅的张献忠开始为他的王朝谋划了，他沿用明朝旧制，设内阁、六部及各院监寺科道各衙门，四道设学院四员，取士察吏。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张献忠注意招降和吸纳前朝的官吏文人，委以高官，这取得了部分地主官僚的支持与合作。并开科取士，取得了部分热衷功名的知识分子的支持。“献设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会试者五十人……榜、探皆具。”对于科举取来的知识分子，张献忠也授以官职，“又配知府以游击，知州以都俭，知县以守备，皆以伪科所取文武进士、举人为之”。通过招降和科举，大西政权在初期确曾吸收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加入。对于愿意归顺的前朝官吏张献忠并没有从一开始就使用暴力手段，“献忠悬伪职以待乡绅，设科举以待监生举人。其初固无意于屠儒也。” 从这些职官的设定来看，张献忠是有意要走一条割据一方立国自保的道路的，正如他在派人招降重庆官员时所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 在四川建立了政权的张献忠已然身处权力之巅，但是对于如何在四川才能长久立足，张献忠和他的部下显然缺乏经验和耐心，以致举措多端失调招致反抗，然而此后张献忠彰显出了人性之恶，走上了一条以暴易暴恣情滥杀之路。 一、对拒绝合作的地主官绅文人给予极其严厉镇压 大西军进入四川以后，要求辖区内的居民必须顺从大西政权。对于不合作的，常常给与极其严厉的惩罚。张献忠率大军长驱入川，以为这些知识分子必定会望风归顺，凭一纸檄书足以让他们俯首听命，因而除了武力，他没有用别的策略来缓和他与前朝士绅们的对抗，“搜求仕宦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仅仅在《蜀龟鉴》一书中，我们便看到如下事例：“致仕按察祖浩正衣冠，骂贼以死;致仕大理寺正王秉乾骂贼死;新繁诸费经世与贼将有旧，欲官之，以坚辞见杀;汉州诸生陈元鹏，贼执不屈死;举人江禹泽妻陶氏偕妇张氏携手骂贼死;诸生刘昌祚以不屈死……”张献忠及其农民军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非但没有使矛盾平息，反而将之激化。张献忠本人的偏激情绪是导致这种无辜滥杀的直接原因。张献忠作为大西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如果不是一开始就进行肉体消灭，而是采取一种缓和的策略，相信情况会好得多。 二、实行恐怖统治 张献忠进入成都以后，为了尽快稳定秩序，实行了严密的军事管制和特务统治。根据《蜀难叙略》记载：“城门出入，必有符验登号甘结，犯则坐死者甚。众入城者面上犹加印记，若失之，则不得出，其后惟听入而禁出矣。”同时对城内居民还实行特务统治，广开告密之法，派人潜伏探查民间言论，“两三偶语，或夜中灯火，及夫妻子女语言间稍涉不吉，若未平、不稳、断绝、死败之类，次日并左右邻里十家皆斩之……其有不及报，而为他处发觉者，则并查事人亦诛之……”同时，张献忠还立剥皮、连坐之类的酷刑，其刑法尤为残暴，近乎变态。对行刑者，如果“剥未毕而死”，就连行刑者也一起给杀了。“凡有犯，始杖百笞千，次重割耳鼻，次重断手足，次斩，次凌迟，次割如鹅眼大，以五百刀为限，数满释之，极重剥皮……”刑法如此苛严，让人难免对这个农民政权望而生畏。在登基为帝后，张献忠也大肆推行封建帝王的避讳之举，“凡碑碣坊梁以大明、大顺纪年者诛。及一方文字称谓有误及献忠一字者十家连坐”。 这些措施目的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打上了恐怖的烙印，让人不寒而栗。这对于刚刚诞生的新政权来说是极其不利于争取人心的，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也难以对这个农民政权产生认同感的。 三、专制暴虐，恣情滥杀 对于不愿归降的地主乡绅张献忠毫不留情地给予镇压，但是对于已经归顺并在大西政权里担任职务的知识分子，张献忠也不信任，常常恣情滥杀。“凡内外各伪文武官，偶有小过辄斩之。重则剥皮，实以稿而衣冠之。”《蜀碧》记载：担任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高级官吏，如右丞相严锡命，家住在绵州，张献忠路过那里，“见宅第壮丽，即命斩之”。礼部尚书江鼎镇，“以郊天祀版不敬”，被杖责百下而死。兵部尚书龚完敬“以道不治，剥皮死”。这些高级官吏偶有小过即被诛杀，中下级官吏被诛杀的就更多了。其部将孙可望引兵从汉中还成都，有部分官员前往郊外，“连名状迓之于郊，献忠怒其沿前朝陋习，按名棒杀者两百”。“忽一日杀从官三百”，有人劝诫他不要杀得太多，张献忠说“文官怕没人做耶！”“祭酒某生辰，以受诸生仪一百钱，论死”。夹江生员王志道能一笔写出一个斗大的“帅”字，张献忠即说：“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于是便杀了他来祭旗。如此情形之下，人人自危，有谁还能安心的为大西政权效命。张献忠所展示出的不是一个农民领袖的风范，而更象是一个居于权力之颠的暴君。 张献忠的科举取士也是带有强制性的。如果不去参加，要受到极严厉的处罚，“妻子没入营，十家连坐”。 考试之后，“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谣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这样手段实在是残暴至极，难以安抚人心。张献忠的所谓科举考试只是机械的模仿自己敌人(明朝)的做法，并无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以重用的打算。其称帝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举行三次考试，虽有急需用人的现实需求，却也说明他对科举之事并不是很慎重，无所谓章法，随意且充满血腥味。《蜀碧》引《寄园寄所寄》说张献忠开科取士得武状元张大受，“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仪表丰伟，气象轩昂”。张献忠见后喜不自胜，赏赐金银器皿并美女、田宅、家仆。然不到三天张献忠便对臣下说自己太喜欢这个状元了，喜欢得一刻也离不了，竟然派人去把这位新科状元并其赏赐的美女、家仆一并赐死。张大受死得不明不白，其实也正说明了张献忠的荒谬暴虐，人性之恶也彰显无遗。 四、经济措施的空白 张献忠率几十万大军入川，其后勤供给问题便显露了出来。以前的流动作战中，可以通过劫掠地主富商家的资财来补充军需。在进入四川后，张献忠的经济举措是一片空白。如同李自成在北京的“追赃助饷”一样，大西军在四川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依赖没收和打粮。“籍富民大贾，饬各州群籍内富民大贾，勤输万金，少亦数千斤，事毕仍杀之”。 《蜀碧》也记载说：“又拘绅袍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足否，事甫毕，则又戮之如初。”劫掠完了也就罢了，张献忠却还要残忍的将人杀害。同时还派军队四出打粮，《蜀乱始末》记载：“献贼每五日十日发人采粮”。这样的举措对于一个要求稳定的政权，不仅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而且必然导致生产的萎缩和停顿。如此强盗作风，怎能不让人深恶痛绝！ 身居权力之巅的张献忠在统治策略上屡屡失误，将自己和四川各阶层对立起来了。他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民众的反抗，“逆(张献忠)残暴日甚，人知必死，凡有险阻，皆举义旗”，“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残明武装如川南扬展部、川东曾英部也对张献忠施予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张献忠几次派兵作战都没能取得胜利，反而损失巨大，“由是献贼图霸之心尽隳，剿民之心愈切”。在地主阶级的对抗面前，张献忠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阶级区分，把部分四川官绅的敌对行为，反而以为是“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是惟尽诛之，始不起义尔。”从而走上了一条以暴易暴的道路。“蜀人自我得之，自我灭之，不留毫末贻他人也”。“令闭郡邑城门，悉行斩戮”;“屠成都民于中园”;“沉金银于江”;并且诈称开科取士，将生员士子聚集成都青羊宫，然后杀害了其中的绝大部分(约五千人以上)。甚至对自己的部下也“恶其党太多……欲汰(杀害)之”。“其杀鳅奴死，雪鳅死，贯戏死，刳腹死，边地死，士尽矣！及匠佣，及妇女，及僧道，及兵卒，人尽矣！及犬牛，物尽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间，骨积成莽，血流成渠”，在张献忠施政的后期，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倾向：他越是感到孤立，就越发变得猜疑暴戾;而越是猜疑暴戾，就越发导致他良莠不分的滥杀，使自己更加孤立。张献忠独处于权力之巅，他的欲望如同山巅滚落的巨石，无人可以阻止，于是他的人性之恶也就随心所欲的彰显出来。 张献忠在四川“继续进行了两年的恐怖统治，使人口和资源锐减。1646年底，在四川作为一个基地被消耗殆尽后，张献忠开始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在北上的途中，张献忠不幸中箭身亡，大西政权也就随之土崩瓦解。 总之，身处权力之巅的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没有给任何一个阶层带来好处，他身上彰显出来的人性之恶，是使其在四川无法立足以及使得四川这个天府之国在不间断的战乱中变得更加残破不堪的重要原因。当一个丧失理性的人居于权力之巅时，他所能展示出的只是无比巨大的破坏性。 张献忠曾一日屠杀40万妇女 张献忠大屠杀真相 164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入川至成都传教，并在达官显贵中挑选三十人付洗，称为天主教在四川的首批教徒。1642年，葡萄牙人安文思也从杭州入川，协助他传教。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后，他的礼部尚书吴继善向张献忠推荐这两位教士，称其“才德兼优”，可备顾问。张献忠在同这两位洋人交谈时，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洋知识，非常高兴，待以上宾之礼，封他们为“天学国师”，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他们一直待在张献忠身边，亲眼目睹了张献忠的去世。后辗转至京，口述其经历曰《圣教入川记》，此书直到1917年才由上海教会译成中文，为张献忠“血迹斑斑”的“屠杀”提供了极具权威的佐证。 开始，这两位传教士对张献忠不乏赞辞，如“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等等。但到后来，张献忠嗜杀的本性则逐渐暴露出来。 书中记载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书中还说，“计其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1645年冬，张献忠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以外，成都“城内居民一律杀绝”。两位洋教士亲临其境，目睹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安文思司铎这样描述道： 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遣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次日，大屠杀开始。这两个西方传教士，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的城楼上观看。不久，张献忠便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屠杀。安司铎这样回忆道：“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这时候，张献忠骑马由南门往东门，二位司铎皆伏地哀求，情词恳切，声泪俱下，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但是，张献忠不予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回忆录继续说： 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张献忠离川往陕时，又令全城四面纵火，公所私第，楼台亭阁，一派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诸王所居之宫殿及民间房屋均遭焚毁，转瞬间川中首府已成焦土，人畜化为灰烬。 献忠出川，深虑各营中妇女众多，有碍行进，敕令次日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献忠除有正后四名外尚有嫔妃三百人，除留后妃二十人服役诸事外，余二百八十尽皆杀绝。至于各营妇女，齐集一处，号令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喊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有四十万人之多。张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脱妇女之扼，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 两位洋教士还目睹了张献忠之死，为张献忠的结局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西历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献忠闻警，不问详细，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有记载说：“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 张献忠为什么屠川?屠川真的是为了藏宝吗 张献忠的藏宝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它们到底又在哪里呢？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起义军里著名的“八大王”，他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浪中迅速崛起，很快便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崇祯八年，他和李闯王连手夹攻明朝王室的龙兴之地，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义军一举得手，掘了朱家皇室的老坟，这使朝野极为震惊，崇祯皇帝终于明白，起义军这下子可不是闹着玩的了，他们已经壮大到成为明王室的真正敌人了。后来张献忠使用缓兵之计，暂短时间内接受过明王朝的招抚，但他在休整队伍之后，便又重新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并且势如破竹地攻占了四川，迫使曾经极力主张招抚张献忠的明军主帅杨嗣昌负罪自杀。崇祯十六年，他攻占武昌，开始自称大西王。第二年，他就在成都称了帝，建立起大西国，这几年的战争时光可说是张献忠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到他登基称帝达到了顶峰。这之后，张献忠的军队迅速走向了衰败。主将们只顾纵情享乐，士兵们也士兵低落，无心应战，纪律涣散，而且张献忠在当皇帝期间，性情也变得更加暴躁多疑，制造了极为残忍的“屠蜀”事件，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引起了人心离散。等到清军进攻四川时，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实际上已自身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加上之前，他还与李自成的起义军发生了正面冲突，实力也有所损伤。此时，张献忠心里明白，成都他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了。所以，他决定放弃成都，带领几十万大军出蜀进行游击战争。可是没用多长时间，享受惯了的张献忠轻敌大意，仅只带了几个人，便离营甚远进行侦察，被清军发现后，一箭射下马来被俘，很快便被处死了。 传说张献忠在死前，曾把一千多船的金银财宝埋在了锦江江底。这条锦江又称流江或汶江，同岷江的支流之一，水势比较平缓，如果不是在洪峰季节，确实有可能实行截江断流，在河床挖洞藏宝的。清初的许多史料中也有记载，说是张献忠断江藏宝的事，就连清之正史《明史·张献忠传》中也同样记载了张献忠断江藏宝的事，可见藏宝一事并非空穴来风。有的书中甚至记载了张献忠藏宝之后，为防泄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屠蜀”事件，这样使故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而且张献忠离开四川后也确实做出了一些奇怪的举动，他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宫妃、侍女、太监和杂役全都杀死，名义上说是为了避免他们被清军抓住后受辱，但却让人不得不怀疑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杀人灭口，防止泄密。 这批巨大的宝藏数百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贪婪的眼光，不知有多少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然还有金钱，他们在极力地寻找它。就连统治中国的清政府也曾正式两次派人去挖掘这批宝藏。第一次是道光年间派出官员沿江考察，希望找到藏宝点，可是最终无功而返。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为了弥补急剧增长的军费，又再次旧事重提，希望找到藏宝点。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次受命办理此事的官员就像没听到命令一样，对此事并不热衷。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在民国年间，这批宝藏又引发了一场新的闹剧。当时民国四川政府的几个官员成立了一个“锦江淘金公司”，凭着一张突然出现的“藏宝图”，他们便在锦江热火朝天的挖了起来，可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数百年来的不断搜寻却是毫无结果，这不禁又让人怀疑，张献忠当初藏宝也只不过就是一个骗局罢了。 张撤离四川，是被形势所迫，而非早有完全之策，于是从容撤离。断江藏宝，也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做到，那确实是需要周密计划，另则工程庞大，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做好的事。 宝有多少呢？“千船珠宝”，别说是宝真有千船，那怕是只有一千条船，这个规模也都是不小的，他怎么可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悄然藏好呢？如果确有此事，因为规模庞大，知此事者肯定不在少数，他即便杀死了一批人，但难免就不会出现漏杀者，清军后来攻占成都，也俘获了大批的大西政权的人，他们难道对此事毫无知晓？ 近几十年来，又有人对张献忠藏宝之谜提出了新的看法。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考证，他们认为，数百年来，只所以挖宝毫无所获，那是因为他们确实挖错了地方。人们只知道藏宝在锦江江底，但是锦江那么长，宝藏究竟被埋在了哪一段呢？专家们通过认真分析，他们认为张献忠藏宝的准确地点应该是在彭山县的江口镇，离原来人们挖掘探索的地点还有七十多公里的路程。这也就难怪那些寻宝的人费尽心力也没能找到宝藏了。 据说近几年四川省的地质部门已经派专勘测过锦江河道，水底确实存在着异常反应。如此看来，张献忠的宝藏恐怕是确实是存在的了。既然专家们已经发现了确切的藏宝地点，想必这个秘密终会有一天被如实揭晓的！ 相关阅读：张献忠屠川堪比侵华日军：女人被迫害奄奄一息 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 老一辈的四川人，上至士绅阶级下至贩夫走卒之流，对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的史事差不多都耳熟能详。我小时候听当过塾师的外婆讲这段史实，说起当时川人血流漂杵、尸骨蔽野的惨酷情形，虽是讲古，外婆脸上仍神情黯然，唏嘘连连。我听到心惊处，忍不住发问：张献忠何以这样滥杀川人？外婆说，张献忠是老天爷降下的魔王，来扰世害民。又说起那句脍炙人口的张献忠七杀碑名言：天生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回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后来上中学读历史，教科书上讲到张献忠，是和领导农民革命军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并论的。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这是农民革命起义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虽有其局限性，但革命造反精神的意义是伟大的。我那时当学生，虽不敢怀疑书本与老师的正确，但心里却禁不住想起了七杀碑上那句刀剑铿锵、杀伐有声的名言。 2004年，张献忠屠川三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翻开《蜀碧》、《蜀警录》、《蜀难叙略》等史书，读到有关记载，满篇血腥扑鼻而来。终于明白所谓农民革命军的“局限性”有多可怕，其残忍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支军队大规模杀人如砍瓜切菜，简直就是古代的“恐怖分子”，且死难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普通百姓。我们川人的祖先黎民，何以遭此蹂躏惨难！三百六十年来，几十万生灵的亡魂且何以安？历史长河，滚滚逝波，而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皆痛史。正史野史，是耶非耶？有识之人自会分辨。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他继承的大明政权是一个气数将尽、腐朽衰败的烂摊子。国土北方有皇太极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族大军虎视眈眈，边患不断;内地则天灾频频，盗匪蜂起，肆虐大半个中国。明朝最后一个朱皇帝面临的局面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势危如累卵。 是年，陕西、山西、河南大旱，连年荒歉使饥民相继为盗，从者十之有七。首先起事的有王小六、姬三儿、王嘉胤、黄虎、一丈青、小红狼、掠地虎、闯王、刘六等，名目甚多。张献忠和李自成初投王嘉胤，后与闯王高迎祥并为一股，攻略陕西、河南一带。1633年，闯王高迎祥与活动在川东北一带的摇天动、黄龙合作，率部由巫山水道入夔府。第一次入川，破大昌、巫山、云阳、巴州。石柱县女土官秦良玉带兵阻击，打散农民军主力。张献忠回窜陕西，集合残部，新募流民据十八寨，已自成气候。 张献忠与李自成同为延安人且同岁，虽都是拉杆子起队伍造反，但绝不同志。其间利害纠缠、合纵连横自是题中之义，属革命队伍中的“内部矛盾”。只是有一次李自成进攻四川，在梓潼被洪承畴打败，几乎全军覆没，“孑身入楚，依献忠，献忠纵杀之。”(《蜀龟鉴》)李自成星夜逃出，才保住性命。但他们二人的造反事业有一点倒是共同的，那便是血腥残酷的扰民害民远远大于“动摇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的作用。后人都说“张献忠剿四川”，实际上李自成也几进几出四川。张、李二人祸蜀，轮番为患，只不过张献忠为害更烈罢了。 崇祯七年(1634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联合各路大小农民军由楚入蜀，陷夔府、剑州，又屠巴州及通江、开县等地。巡抚刘汉儒、总兵张尔奇带领官兵阻击，将其撵回陕西。张、李流窜于陕南一带。1635年，李自成从车厢峡被困逃脱之后，纠结罗汝才、老回回、摇黄等十三家会于荥阳，称“十三家支党”。专在四川巴山、湖北、安徽、江西一带为患。 同年，张献忠率一部屠戮安徽凤阳后，至四川泸州，围泸州城，裸妇女数千人置城下，有稍微不从或感到羞愧的都杀掉。 崇祯十年(1637年)，李自成在汉中兵败于洪承畴，与混天星等从陕西凤翔入川。一支队伍由浅滩涉嘉陵江，陷昭化，越潼川，攻下金堂。另一支则攻下剑门、梓潼、绵州、绵竹、温江，焚毁新都，围成都二十日不下。此次出入四川三月，陷州县三十六所。所过之处，腥风血雨，伏尸千里，天地为昏。“有对父淫女而杀者，有缚夫淫妻而杀者，有预少孕妇男女剖验以为戏者，有掷孺子于油锅观其跳跃啼号为乐者，有刳生人腹实以米豆牵群马而饲之者。获逃者必人人加刃而后磔之。”(《蜀龟鉴》) 此时的张献忠正在湖广与四川交界一带肆虐。其间被明将左良玉、阁部杨嗣昌先后追剿，达数年之久。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陷泸州，杀掠盘据数月，再奔安徽界。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张献忠率部攻浮图关。因阁部督师杨嗣昌刚愎自用，轻敌失策，居然在军旅途中同文士饮酒赋诗，进退无据。加上巡抚邵捷春用人软弱不当，使军事要隘失守。张献忠陷重庆，将瑞王、巡抚陈士奇等官员杀尽，再一路攻城略地，从川东杀向川西，于八月初九破成都，纵兵屠城三天。十月十六日，张献忠称帝，改号大顺元年。 从崇祯元年(1628年)，张献忠同李自成延安起事，到张攻陷四川建立大西国政权，再到顺治三年(1646年)兵败亡于西充，以及后来其残部在川东、贵州一带盘桓，寇掠祸害。他们的军队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怕永远无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六十多万。只看他们的铁蹄横扫四川前后四五十年，祸遍巴蜀。“举兵不当，被患无穷”(董仲舒《春秋繁露》)，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在战祸最烈的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造成人相食。因此川人死于饥馑、瘟疫者又倍于刀兵。这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造成历史的大倒退。据有关专家考证，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四川省仅有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是三百万以上。以后一百来年中，康乾时从湖广移民填四川，正缘此而来。 女将秦良玉:唯一载入史册的女将军 大败张献忠 明朝末年，朝政腐败，关外清兵经常寇掠关隘，关内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斯文凋弊，整个大明朝的总体局势用兵荒马乱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这个时候，地方武装在与反武装的斗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将领及其优秀的作战部队。白杆兵就是比较著名的其中之一。所谓“白杆兵”，就是以持白杆长枪(长矛)为主的部队，其首领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唯一载入正史的女将军明末忠贞侯、四川总兵秦良玉。 秦良玉，忠州人，父亲秦葵。自小，秦良玉的父亲以兵法部勒子弟，曾对秦良玉说：“汝一弱女子，盍习兵毋为人鱼肉。”秦父让秦良玉学习兵法与武艺的原始初衷是让秦良玉能够自卫防身，但是秦良玉勤奋学习，亳无输让须眉，“秦良玉与兄弟比肩习武，兼读兵法。20岁之前即精于‘骑射击刺之术’，尤精其父所授韬略。”由此，秦葵无不感慨地评价秦良玉说：“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秦良玉却慷慨答曰：“使儿得掌兵柄，夫人城、娘子军不足道也。” 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5)，秦良玉二十一岁。当时忠州纨绔子弟曹皋看上了秦良玉，被秦断然拒绝，后来曹皋加害于她，以秦良玉支持抗税斗争将其下狱。秦良玉出狱后，搞了一次比武招亲，曹皋也来应征，被秦良玉打败。秦良玉对石砫土司马千乘一见钟情，故意输给马千乘，嫁给马千乘。 石砫地处偏远，民风骠悍，时有叛乱兴起;所以宣抚使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训练兵马，维护安定。所以，婚后不久，秦良玉间语千乘曰：“今天下多故，石硅界黔、楚、蜀交，不可不练兵为保境计。且男儿当立功万里，继先高祖新息侯家声，何区区固吾圉为？”千乘唯唯。 于是，秦良玉与夫马千乘整饬土政，培训军伍，练出了一支戎伍肃然、所过秋毫无犯、为远近所惮的石硅土兵，即白杆兵。 万历二十六年，播州(今遵义)宣抚使杨应龙勾结当地九个生苗部落举旗反叛，他们四处攻击，烧杀抢掠，猖狂至甚。朝廷派遣李化龙总督四川、贵州、湖广各路地方军，合力进剿叛匪，马千乘与秦良玉率领五百白杆兵也在其中。 叛军守将把手下五千精兵全部拉到阵地上，排下密密麻麻的阵式。秦良玉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毫不畏惧，骑一匹桃花马，握一杆长矛，率领白杆军威风凛凛地杀入敌阵，只见她左挑右砍，东突西冲，所过之处敌军兵士纷纷损命，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没一顿饭的功夫，敌兵就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五千人马溃散无遗。 二十年时光匆匆流过，转眼到了明神宗万历未年，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 建立“大金”(后金)政权，开始连连发动对明朝的进攻。两年后，萨尔浒一役，明军惨败，诸营皆溃。辽东情势危急，朝延重调全国兵马赴援，秦良玉此时已经四 十六岁了，仍然亲自率领三千白杆兵，连同自己的哥哥、弟弟、儿子，兼程北上卫边。万历四十八年，秦良玉的白杆兵与满清军队打了几场硬仗，重创清兵。沈阳之战中，秦氏兄弟率白杆兵率先渡过浑河，血战满洲兵，大战中杀辫子兵数千人，终于让一直战无不胜的八旗军知晓明军中还有这样勇悍的士兵，并长久 为之胆寒。由于众寡悬殊，秦邦屏力战死于阵中，秦民屏浴血突围而出，两千多白杆兵战死。但也正是由此开始，秦良玉手下的石柱白杆兵名闻天下。秦良玉闻讯 后，亲自率领百名白杆兵，渡河杀入重围，拼死救出了弟弟，抢回了哥哥的尸体。其后，朝廷任命秦良玉为把守山海关的主将，赐予秦良玉二品官服，并封为诰命夫 人，任命其子马祥麟为指挥吏，追封秦邦屏为都督佥事，授民屏都司佥事之职，还重赏了白杆兵众将士。 又过了十来年，起义军张献忠进入四川一带，年过花甲的秦良玉再次披挂上阵，风采不减当年。她率领白杆兵，连战连捷，解除太平之围，扼罗汝才于巫山，斩东山虎于谭家坪，使张献忠的军队在川地吃了不少苦头。然而，由于川地屡经兵灾，府库空乏，粮饷短缺，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而起义军部队势力强大，如潮水般涌进川蜀，整个战局上，官兵无法取胜。秦玉良万般无奈，只有退保石砫一地。这时京城已被李自成所率领的义军攻破，明思宗自缢于煤山，大明皇朝在风雨飘摇中终于彻底倒塌，李自成入主京城，张献忠则想牢牢控制住川蜀，以作为自己的据点。张献忠东征西战，几乎囊括了全蜀，却唯对石砫弹丸之地无可奈何。已六十八岁高龄的秦良玉，带着她手下历经百战的白杆兵，誓死抗拒，一直到张献忠败亡，起义军终没能踏入石砫半步。清顺治五年端阳节过后，七十五岁的秦良玉，在一次检阅过白杆兵后，刚刚迈下桃花马，身子突然一歪，溢然离开了人世，这次阅兵成为她与自己的白杆兵诀别的礼物。 从秦良玉的创建直到她去世那天，这支部队经历大小百余战，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平播之战、浑河血战、收复四城(滦州、永平、迁安、遵化)之战等大战役。由此，白杆兵“遂著名海内”便不难理解了。 明朝杀人狂魔张献忠 把杀人变成了一种信仰 提起明末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大都会心中一颤。为何？因为张献忠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残暴的变态杀人狂，没有之一。张献忠杀人，有两大特点：没有选择，没有目的。他杀人，仅仅因为他热爱。首先，张献忠杀人是没有选择的。也就是说，谁都可以杀。有一回，张献忠在花园里跟一群小妾赏花，他的小儿子从远处走过。张献忠就喊了一声儿子的乳名，但因为离得太远，他儿子没听见。于是，原本心情大好的张献忠，立即让人把儿子绑了起来，斩立决。 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就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杀了，这不是神经病吗？更神经的还在后头呢。第二天，一觉醒来，张献忠忽然思念起自己的小儿子。于是放声大哭。哭完，他就把昨天一块赏花的小妾们全都叫了过来，一个个地询问：昨天为何不阻止自己杀死儿子？小妾们被问得心惊胆战，同时又莫名其妙，心说：就你这神经病，若是劝你，还不一块被杀了啊？ 可是，不劝照样被杀。张献忠下令，把那几个小妾全都杀死。当然，亲手杀死儿子的人——昨天负责行刑的刽子手——也要处死。这件事的逻辑，怎么才能理解呢？无法理解。其次，张献忠杀人没有目的。正常人做一件事，一般都会出于什么目的，尤其是杀人这种大事。可张献忠不需要。他杀人，仅仅是杀人。杀人本身，就是他的目的。 有一回，张献忠心血来潮，让手下大将们搞一些“三寸金莲”过来。什么是三寸金莲呢？就是古代女人缠足而成的小脚。而且，张献忠所说的三寸金莲，并不是指拥有三寸金莲的女人，而是纯粹的“三寸金莲”——也就是女人的小脚。 将领们很听话，满城搜集女人，然后把小脚砍下来，送给张献忠。很快，张献忠的庭院里就堆满了血淋淋的“三寸金莲”，像一座小山。张献忠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些小脚。忽一回头，发现某个小妾的小脚更加别致。于是就让人把这个小妾的金莲也砍了下来，堆到了小山上。之后，他放了一把火，把这些小脚全烧掉了。心满意足。 他图啥呢？只为过瘾。但张献忠也许并不这么认为。我曾经苦思过，张献忠为什么如此热爱杀人呢？开始，我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张献忠是个精神病患者，他大脑的某处发生了罕见的变异。这让他忍不住要杀人。但后来，我才意识到，张献忠杀人，完全是因为信仰。正因为这样，他才把杀人变成了一种使命，完全不必背负任何罪恶感。什么信仰呢？来自老天的命令——也就是说，老天命令他杀人。据史书记载，张献忠自称，曾在梦中得到上天的召唤，踢天书命他杀人。于是，杀人就成了他的信仰，他说过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天生万物养于人，人无一物回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从这句话看，杀气腾腾，他张献忠还真成了老天的代言人。可是，天书在哪儿呢？仅仅在他梦里吗？又不尽然。比如当时流行的这首民谚：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细一琢磨，这事儿真是挺诡异的。 历史上狼爸张献忠 变态杀人手法堪称冠绝古今 这个张献忠，稍微正面点的认证，叫“农民起义领袖”。只不过，他主要的活动，是在明末。这哥们起兵的时候，明朝政府早已自顾不暇，这不，清兵厉兵秣马，要入关了嘛。后来，张献忠打到了四川这块地方，干脆称了帝，建国号“大西”，以成都为西京。四川这个地，自古出了很多的割据政权，比如，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在各代的口碑一向很好。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名声却是出奇的坏。为什么？原来，这个张献忠打仗有个习惯，即喜欢屠城。每攻下一城，常以杀人为乐。如是，成了常态。其实，只是简单的杀人也就算了，可张献忠，却还非得要杀出“艺术感”，于是，就有了下面惊悚的一幕幕。 西蜀地方志里多有如下记载：张献忠的军队每陷一方，除却少数年轻貌美女子留作他用外（主要充当营妓），其余的，悉数杀掉。也有例外的，当然，不是心软，而是取乐，譬如，将妇女们剥了衣裳，手拉手置城墙下，令军中将士前来围观。被围观也就罢了，还得笑，发自内心的笑，不笑，或露羞耻之态，斩。 张献忠的手段，甚至连孕妇、儿童也不肯放过。遇上有孕者，先和左右助手打赌猜男女，然后剖腹验之。若是哺乳期的，则令手下将怀抱中婴幼儿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名为“雪鳅”。若遇到半大的小孩，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张献忠也取了一个雅号，叫“贯戏”。 人一旦变态，收手似乎很难。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张献忠的一个幼子，经过堂前，却没有打招呼。这下，张献忠火了，怒骂，你这熊孩子，生来何用，连爹地也不放在眼里。其实，小屁孩懂什么，当时只是贪玩而已。可贪玩的结局，却是“下令杀之”（看来，“狼爸”和“熊孩子”的交锋，“狼爸”完胜）。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狼爸”次日起来，竟后悔了。后悔了怎么办？又没有月光宝盒。于是，召集妻妾责问昨晚为何不救，痛骂这女人内心为何如此冷漠，这越骂越是激动，竟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当事刀斧手一并杀死。 领导当得如此地任性，张献忠的势落，也是必然的。和黄巢一样，张献忠兵败溃退，粮草匮乏，也拾起了相同的方式：吃人。开始还只吃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后来是遇谁吃谁。可这吃人吃多了，性情愈发大变，加之时局不利，张献忠更是彻底大开杀戒，连自家兵士也难以幸免。《蜀难叙略》记载：“乃自杀其卒，每日一二万人”。一边杀，张献忠一边骂，要怎么多废物作甚，我这干的，叫精兵简政，其实，老子只需三千劲旅，即可横行天下。如是，这位人见人惧的一代杀星，离人头落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奇葩君主张献忠 在给部下的圣旨中竟大骂脏话 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剽悍凶猛，自称“西营八大王”。崇祯十七年(1644年)8月攻破成都后，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后以成都为西京，8月16日登基称帝。 张献忠部将刘进忠驻兵四川遂宁，屡次想进攻清兵占据的汉中。张献忠告诫其不要轻易发兵，刘进忠不以为然，执意出兵，导致大败。张献忠闻讯大怒，亲拟圣旨责备之，只见使者高声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入你妈妈的毛！’钦哉。”这可是史上绝无仅有最粗俗的圣旨啊！跪在地上的遂宁文武士民听得目瞪口呆。他们听完这令人喷饭的圣旨后，都叩着头谢恩退了。刘进忠却方寸大乱，笑不出来，生怕张献忠要了他的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连夜跑到汉中投靠清军去了。 在清军和四川地方豪绅武装的威胁下，张献忠放弃成都北上，驻兵川北西充山中。面对日益窘迫的状况，张献忠突发奇想。他对几名心腹说：“皇帝极是难做，咱老子断做不来。今老子金银甚多，想来做皇帝不如做绒货客人快活。我今藏有金银数万两，绒货数十挑，好驴马百十头，将此众人杀尽，我等心腹数十人，搬驮金银绒货，前往南京做绒货客人，享受富贵，图下半世快活，有何不可？”正当张献忠踌躇满志地加紧步伐要完成他惊世骇俗的壮举时，叛将刘进忠带着清兵突然来袭，张献忠猝不及防，倒在了清军的箭矢下，带着他那未竟的异想，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张献忠宝藏之谜 张献忠千船宝银藏身在何处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 张献忠千船沉银的传说，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而这首一直在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流传数百年的童谣，也成为无数人追求张献忠财宝的“寻银诀”。 去年底，国内10余名权威专家齐聚彭山，并宣布：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经考证为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流传数百年的童谣，终被证实。 3月14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从彭山区文管所了解到，经四川省文物管理部门批准，石龙保护工程于14日当天全面动工，石龙将进行全面清淤，被掩埋的龙头和龙身将现世，3个月内石龙将有“出头之日”。 石/龙/破/土 高浮雕摩崖造像 保存完美，全国少见 57岁的赵尚春，是地地道道的彭山江口人，目前是彭山文管所文物保管员。3月14日上午，走在江口镇石龙村泥泞的山路上，老赵有点喘，“石龙石虎就在这山腰的竹林里，等路修通了就好走了。” 这是赵尚春今天第六次走这条路，石龙保护工程今天开始全面动工，作为曾经历过石龙修复的当地人，老赵很关心这条千年石龙。 在老赵的记忆中，这条路曾是当地村民通往场镇赶集的必经之路。“你看这石砖，起码都是上百年了。”上世纪70年代，彭山区开建红光支渠，这条道路已从此封闭。但在建设过程中，石龙村一处悬崖，大量泥沙滑落，一条石龙破土而出。 在山腰竹林深处，一条石龙出现在崖壁上，身子倒立，只能看见龙身龙爪，不见龙头。据测量，石龙长17.4米，宽0.7米，鳞爪披露，张牙舞爪，曲折盘环。 都说神龙见首不见尾，为何石龙见尾不见首？赵尚春指着脚下一堆泥土，“这儿就是龙头。” 1984年，赵尚春曾参与过清理工作，见过龙头真容。“这里有个一米见方的池子，龙在这里喝水。现在水池被泥草盖了，龙也看不见了。”赵尚春说，“水从池边往外流，游龙戏水，好看得很！”在他的指引下，果然在杂草丛中找到了池壁，池壁上巧妙地设有孔，静心屏息，还能隐隐听到杂草下咕咕的泉水声。 彭山文管所所长吴天文介绍，2002年12月，江口石龙被公布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龙是全国少见的、保存完整的高浮雕摩崖造像。它完美的造形、精湛的雕刻，是古代工匠的的智慧结晶，为我们研究宋代文化提供了直观的视觉形象，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吴天文说，整个工程将持续3个月，将为石龙清淤建池，整治环境。 沉/银/传/说 张献忠江口沉宝 派将军匿藏守护 据彭山县编志局原局长徐原烈1944年的考证，石龙石虎凿造于宋代伏虎寺(今不存)山门外，并题词“石龙对石虎，金银萃山薮，中华宝藏兴，民族昭千古。”可惜的是，石虎于“文革”中被毁，石龙由于被泥沙覆盖而得以幸免。 1984年，当地按照原型，重修了石虎，并将其移到了距离石龙只有二十米的地方。 “石龙对石虎，金银萃山薮”是什么意思？难道山中真的藏有金银？在距石龙不远处，吴天文指着悬崖上的石碑说，诗就刻在石碑上，但是除了诗词和署名外，并没有更多记载。 赵尚春说，由于年代久远，当地人也说不清诗词的寓意了，至于宝藏，也没听说谁发现过。倒是当地一直流传着“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的顺口溜。 这首古老的童谣，雷前银早已烂熟于心。83岁的雷前银是土生土长的江口人，他曾听祖辈说起过一个传说：当年张献忠在江口沉宝后，派一名将军在此匿藏起来，守护江底宝物。将军去世后，变成石虎雄踞此处，与河中的石龙遥遥相望。之后，这位将军的后人也混作当地村民长居此地。 “小时后，我就听父亲说起过那段传说，但那都是零星半点的。”雷前银说，一代代传下来的核心内容就是，这一带河心有宝，都是张献忠沉船留下来的。“不是2005年，有人在这里捡到宝，我都不打算把这些传说传下去了。” 专/家/确/认 出土大量相关文物 “江口沉银”记载可信 在老人心中，这只是童年的记忆，而在10多名全国专家看来，这更像是破译张献忠宝藏的密码。 2005年、2011年在岷江河道建设过程中，彭山江口地区两次出土大量文物，均与张献忠联系紧密。12月25日，10余名国内考古、历史专家齐聚彭山江口，实地考察江口沉银遗址，参观出土文物。 当天下午，10余名专家共同签字，形成《意见书》认为，2005和2011年，在当地工程建设中发现了大量文物，文物出水地点与文献记载张献忠“江口沉银”地点一致，出水文物中包括铭刻年号的金册、银锭及“西王赏功”金币、银币等。通过与历史文献相比较，基本可以确定“江口沉银”的记载可信，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即为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 沿着山路往上，视野逐渐开阔，赵尚春伸出右手：“你看，右手边就是石龙所在的位置，左手边就是石虎原来所在的位置，从中间看过去，刚好是两江交汇处，正好是张献忠沉银的地方。” 江口沉银三大谜题 1 财宝为何沉入彭山江口？ 巴蜀文化专家、《张献忠传论》作者袁庭栋说，张献忠作为流寇，一路杀烧抢掠，并靠沿路所夺，作为后勤储备，因此将财宝主动埋入江中，可能性不大。“当年传言成都锦江埋有宝藏，挖过一次，一无所获，也证明主动埋入江底不可信。”他认为，张献忠战败后，财宝落入江中一说更为可信。“彭山江口是川西地区最大的渡口，也是历代水战主要战场，最后一次水战，就是张献忠大战杨展。”袁庭栋还特别提醒彭山方面注意，“江底可能藏有当年掉落的兵器。” 2 沉入江中宝物到底有多少？ 相传1646年，张献忠的部将刘进像吴三桂一样弃关，把清兵引进了四川，张献忠见势不妙，决定弃都，“携历年所抢”的千船金银财宝率部10万向川西突围。但转移途中猝遇地主武装杨展，张献忠的运宝船队被杨展大败，千船金银也在争战中沉入江底。 国家博物馆(微博)综合考古部主任杨林认为，千艘金银比较夸张，实际可能没有这么多。“几艘是有可能的，但也是海量的，个人比较肯定的是，还在江里的宝物，肯定比已经出土的多。” 3 抢救性挖掘能挖出什么？ 300多年来，垂涎张献忠这笔巨额财富的大有人在，连清朝政府也费过一番脑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认为，“沉银”远不止财富意义。“从目前出水的‘江口沉银’实物来看，涉及了明末清初广阔的社会层面。”毛佩琦说，“沉银”面目的揭开，有助于了解张献忠的行军路线、征饷方式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乃至从一个侧面反映明末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和经济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 >众/说/纷/纭 当地村民：宋代石龙，指向明末沉银？ 石龙村村民彭海军也不明白，为什么童谣最后会被证实。“石龙石虎是宋代建造的，距今有千年，而张献忠沉银发生在明末，距今300多年。两者相差600多年，完全是不同的时代。”彭海军笑着说，“不可能宋代人晓得，几百年后江口会有宝藏吧。” 让彭海军更诧异的是，石龙所在的地方，离彭山当地景点将军湖非常近，他曾听当地老人讲过，将军湖与张献忠将军有关。相传张献忠战败后，其部下曾带着财宝，到将军湖一带隐姓埋名，定居生活。这让彭海军一度猜测，将军湖附近，是否埋有宝藏。 袁庭栋：貌似有联系，更多是臆想 巴蜀文化专家、《张献忠传论》作者袁庭栋，是最早研究并写出张献忠个人传记的专家，在他看来，童谣与宝藏之间貌似有联系，但细细推敲，更多是民间臆想。 袁庭栋说，早在清代，成都地区就有记载“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民国时期更是掀起寻宝热，甚至出动部队，截断锦江挖宝，但一无所获。“彭山的童谣，找不到更早的出处，因此我觉得要晚于成都的寻宝传说。”袁庭栋说，“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宋代和明末的两个东西，能够被联系起来。这肯定是后来民间流传出来的，反映了老百姓对宝藏的渴望。 对于当地村民认为石龙石虎附近藏有宝藏，袁庭栋认为更不可信。“张献忠虽然在江口兵败，但不是全军覆没，有史料记载，其兵败后北上抗清近20年，说明主力仍在。”袁庭栋说，“农民军起义，打仗肯定要后勤，不可能把宝藏带到山里，隐姓埋名。” 袁庭栋说，张献忠沉银之谜究竟如何，还需科学考古进行论证。吴天文表示，江口沉银抢救性发掘工作，目前正由省级文物部门制定方案，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目前尚无消息。 >史/海/钩/沉 张献忠取尽四川之财 成都“炫富” 财宝摆满24间屋 明朝末年，在延安府当捕快的张献忠参加了起义军，和李自成同属高迎祥麾下。后来，各股起义军中，只有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势力越来越大，李自成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发展，张献忠则转头向南进攻长江流域。1643年，张献忠攻下武昌，称大西王;1644年8月9日，张献忠攻破成都，8月16日登基成为大西皇帝，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据史料记载，张献忠攻下武昌后，将明朝的楚王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还有人说，张献忠在四川，从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处掠取的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拿到钱后还会杀人灭口。同时，他还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的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张建斌先生撰文记载了这样的说法：崇祯皇帝和张献忠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张献忠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了一下，张献忠至少拥有千万两白银。按明末一两白银折合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300元人民币计算，在那个年代，他拥有相当于现在30亿人民币的财富。 但是张献忠的大西皇帝没有做多久。1646年，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同年11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张献忠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 张献忠死了，他的起义军后来也都被清朝剿灭了。但张献忠聚敛的财宝去向，成了谜。 解密:明末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 张献忠性格狡谲嗜杀，一天不杀人就悒悒不乐。 他在蜀地开科取士，取中一名姓张的状元。张状元的外表学问都很优秀，容貌长得像美女一样娇艳。张献忠对他非常宠爱，吃饭睡觉形影不离。但是有一天张献忠忽然对左右随从说：“我很爱这个状元，一刻舍不得他离开，还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整天牵肠挂肚。”于是将张状元砍成好几块，用布囊装了挂在床边。 接着他又悬榜诡称开科取士，召诱士子前来应考，令人在地上挖掘一个深三四丈的大坑，待这些寒窗十年的读书人来到青羊宫考场后，就被张献忠下令推进土坑活埋。张献忠在中园坑杀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人全部被杀死。他派遣手下四个将军分道屠戮蜀中的各府各县，名为“草杀”。 张献忠又创造了生剥皮法，就是在人皮还没有被完全剥下而人已经死去的，刽子手抵死。属下的将卒以杀人数目的多少叙功。若属下表现出不忍心的神情，张献忠就将他们处死。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而被剥皮。 当时川中百姓被屠杀一空，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 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也可以说明，如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在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仅存三十二户。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如今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 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平民被杀完了，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 有个荒诞不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因而上天降怒，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另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花蕾，并放入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就会漏出一朵花状的香末。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川中自从遭到张献忠的杀戮，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顺治三年(1646年)，在四川已经赤地千里之后，张献忠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军争夺西安。他焚烧了成都的宫殿庐舍，率众出川北进，又想尽杀川兵。属下的将军刘进忠统率川兵，听到这个消息逃跑了。在盐亭界凤凰坡，张献忠被清兵捕获斩首。当清军到达成都府时，整个成都只剩下不到二十户人。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当时的西洋传教士也有相关的记载。 张献忠的残忍或许让人难以接受，其实这是游民的最真实一面。 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游民不同于农民，历代王朝末世乱局中的许多起义者都是游民而绝非农民。而且张献忠与腐朽的明朝政府为敌，缺少切实的目的。他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再放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且不停地杀戮，如此才使他的毫无目标的行为具有存在下去的活力。 历史的疑问:张献忠屠四川还是清军屠四川? 目前，民间传说和很多史料记载上都说张献忠是杀人魔，率大西起义军在四川期间杀了几千万人，导致了清朝时期的“湖广填四川”。这些史料多半出自于清朝时期的官方正史，有严重的污蔑倾向。 面对从清朝留下来的众多诬陷资料，面对被清朝借“文字狱”涂改了的历史真相，要找到文字上去证明张献忠没有肆意屠杀的依据已经很难了。历史，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就不真实！历史书代代相传下来就更无法还原历史的真貌。因此，我在这里仅引用一些网络上的说法和观点来证明：张献忠没有屠四川！屠四川的是清军！ 我们可以从清军平定四川的过程中发现许多矛盾之处。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太阳河畔遭清军突袭，中箭身亡后，满清立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取了屠杀的办法来征服。这一点很容易就让我们联想到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且1649年清军还贴出了一个告示：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可见对四川以及成都人民的屠杀清军同样有份。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清朝统治的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如果不是如此，在张献忠大屠下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迎接清兵。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何来抵抗之说？千里无人烟的四川，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早就被张献忠杀光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早就被张献中杀完了的部下、士兵还能在四川各地重创清军？ 再次，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主张张献忠极其夸张地杀人也值得怀疑。倘若张献忠起事当初，果真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来反叛明朝？如果其军纪不严，如果不受老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朝政府大军对抗？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攻可出汉中定西北，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 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是如果刚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其实张献忠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的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命令作为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而自毁长城。因为若真把百姓全杀了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军队的兵源补充和给养都成了大问题。作为“大西国王”的他，这一点不会想不到。而且，清廷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在大军压境，自己的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他不去抗击清军，反倒有时间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况且张献忠在同年11月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即被杀。连他本人都亲自上阵且战死，可见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在全力防止清兵入侵而不是全力在杀百姓。 然而在梓潼七曲山大庙内，却有一座张献忠家庙。那里的百姓称张献忠是为明末农民战争杰出的领袖。据庙内石碑记载，崇祯年间，张献忠带领部队经过梓潼，率众到此祭祖，指着文昌大帝说：“此吾祖也，吾祖助我”，“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们联个宗吧。”如果我能够获胜，就当为你重修庙宇。后来张献中攻陷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于是，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立诗碑，张献忠亲题诗刻石。增塑张亚子及其全家像，追尊文昌为太祖高皇帝，遂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大西王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后来，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毁像，其后，又有人重塑张献忠像，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先今的塑像，是近年才重塑的。 梓潼人出于对大西王的崇敬，称七曲山张献忠家庙曰“太庙”，为遮避耳目，又称“大庙”。梓潼人曾于清初组成叫“国噜子”的农民起义队伍，年年假借神会，聚集拜谒张献忠像，祈求冥佑，实际效法张献忠为榜样造反，形成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的一支。据说，清代两百多年中，川北农民起义绵延不绝，根源之一竟然是出于张献忠形象鼓舞。人们对张献忠的英雄崇拜可见一斑。 读历史书不能完全相信历史书，话是人说的，书是人写的。人有立场、有感情，说的话和写的书自然也有立场和感情。清朝的史书会说张献忠的好话吗？不能。清朝统治者能承认是清军屠戮四川吗？不能！那，张献忠自然就成了替罪羊。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一个抗清民族英雄，直到现在还被很多人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