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 明宣宗之女永清公主简介 永清公主生母是谁? 永清公主(？—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之女，母胡善祥(废皇后;追复位为“恭让章皇后”)。宣德八年薨。为明宣宗第二女，嫡女。同母姐：顺德公主。 母亲 胡善祥(？-1443年)，出身济宁，为明宣宗朱瞻基元后，后被废去。永乐十五年(1417年)，胡善祥以贤闻名，选为皇太孙妃。洪熙年间，封为皇太子妃。明宣宗即位后，立为皇后。胡皇后没有生下皇子，只有一女顺德公主。宣德三年春，宣宗以皇后无子多病为由，命令胡皇后上表辞位，于是胡善祥退居长安宫修道，由宣宗赐号静慈仙师，实质上等同于废后。朝中大臣张辅、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都为这件事争论不已，但宣宗仍执意废后，并改立所宠的孙贵妃为皇后。宣宗生母张太后怜悯胡氏贤德，常召她居住清宁宫。内廷朝宴的时候，也将胡氏的座席安排在孙皇后之上。孙皇后为此怏怏不乐。正统七年十月，张太皇太后崩逝，胡氏痛哭不已，不久亦崩，用嫔御之礼葬于金山。胡氏无过被废的事，百姓皆知，都非常同情皇后。据说宣宗晚年也为此悔过，说是少年冲动。天顺六年，孙太后崩后，明英宗钱皇后为胡善祥请命复皇后位。 永清公主袱葬胡善祥。 《明史列传第九 公主》中记宣宗二女，一为顺德公主，二为常德公主，永清公主失载。 仁宣之治过程 明宣宗广开言路慎用刑律仁政爱民 明仁宗通过改组内阁，授予他的某些心腹顾问显贵的品位，以著名的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来开始他组织新政府的工作。在他新任命的官员中，许多人在他在南京或北京摄政时已经为他效劳，有的人在他与明成祖有分歧时支持过他，为此受到了惩处。 明仁宗特别重视儒家道德和个人品德。权谨便是一例，他是一名低级官员，在洪熙元年(1425年)进入内阁完全是因为他极为孝顺。同样，明仁宗任命有才能和守纪律的人担任地方的行政和司法职务。为了使官僚机器更有效率，明仁宗对文官科举制度作了一些改变。他认为这个制度偏袒南方人，于是规定了份额，以保证北方人占全部进士的40%;这个政策经稍加修改，在明、清两朝一直贯彻执行。 而后来的明宣宗保留了原来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由于明仁宗的改组，由翰林学士任职的内阁此时享有崇高的威望。自明成祖在位时起，人们所称的内阁原来是一个谘询机构，这时开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宫廷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 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皇帝以讨论较为迫切的政府事务。遵循明仁宗的先例，皇帝要他们直接向他呈递密封的奏议以确定适当的行动。此外，皇帝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条旨或票拟的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他并不再召他的顾问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它的领导人这时可以不与主管的部商议就提出建议，每当皇帝感到应该默认他们的决定时，这些决定就自动生效。 为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明仁宗和明宣宗采取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反贪倡廉便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中，对于都察院的整治，更是其中最具特色的措施之一。除与民休养生息外，对待臣下，仁宣二帝则广开言路，善于纳谏。明仁宗曾对謇义、杨士奇等臣子说：“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朕与卿等当用为戒。”明宣宗即位后则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一广开言路、纳谏的风尚。他对大臣说：“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 明宣宗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 。“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 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 轻刑措，也是仁宣之时的一个施政特点。明仁宗对刑部和都察院说：“朕于刑法，未尝敢以喜怒增损，卿等鞫狱之际，亦当虚心听察，量其情实，有罪不可幸免，无罪不可滥刑。”又说：“若联一时过于疾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考，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于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在他统治的短暂时间里，还废除了一些严刑酷法，如不许“于法外用鞭背等刑，以伤人命，尤不许加入宫刑，绝人嗣续”，还规定“自今惟犯谋反大逆者，依律连坐，其余有止坐本身，毋一概处以连坐之法。” 仁宣时期改革科举取士法，严格任用和考察官吏制度，严厉控制宦官，打击贪官污吏，使吏治清廉。在用人制度上，也改变了前朝偏重进士，排斥吏员的现象，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同时从明仁宗始，设立巡抚制，以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督察。通过一系列打击整肃，贪赃行贿现象逐渐减少。赵翼《廿二史劄记》称：“故为守令者，无不洁已爱民，耳公于清议。”正是由于明仁宗，明宣宗的作风较为开明，才有了被史家赞扬的“仁宣之治”。 蟋蟀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玩过头闹出两条人命? “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这个在明朝时期流传很广的俗语，记载着宣德皇帝朱瞻基的一段轶闻。 朱瞻基，明朝第五位皇帝，洪熙元年(1425)即位，年号宣德，享年三十八岁，庙号宣宗。有明一代，宣宗皇帝朱瞻基无疑是明史上为数不多的有为皇帝之一。他开创和成就了“仁宣之治”，被史学家誉为“守成之君”，就明代皇帝的素质而言他也算是一位比较贤德的皇帝了。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贤德君王，因沉溺小虫，劳民伤财，还造成基层官员家破人亡，被史家称为“促织天子”、“蟋蟀皇帝”，在历史上留下污点，引为鉴戒。 明宣宗落得这么一个不雅名声，笔记野史多有记载，较早的恐怕是明代皇甫录的《皇明纪略》了。书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宣庙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其价腾贵至十数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跃去矣。妻惧，自缢而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缢焉。” 笔记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明朝的宣宗皇帝朱瞻基，特别喜爱斗蟋蟀的游戏，专门派人到江南去寻找能斗的蟋蟀，使得江南一带的蟋蟀价格突然飞涨，一只能斗的好蟋蟀价格非常昂贵。当时，江苏吴县的枫桥地区，有一位掌管粮税的粮长，奉郡守的差遣寻觅能斗的蟋蟀，他终于找到了一只最好的蟋蟀，于是用自己所骑的骏马把蟋蟀换了回来，这位粮长的妻子听说丈夫用骏马换一只小虫子，认为这只虫子一定与众不同，于是偷偷地打开盒子想看看，哪知盒子一打开，蟋蟀就跳出来跑了。妻子非常害怕，只好自缢而死。粮长回来后得知妻子为此死了，非常悲伤，他思念妻子，又害怕难逃官府惩罚，也不得不自缢身亡。 明宣宗痴迷蟋蟀如此，以致当时在朝野流传着“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的俗语。据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我朝宣宗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存。”对此，明代王世贞《王弇州史料》中收录了明宣宗给况钟的这道密诏，全文如下：宣德九年七月，敕苏州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以敕他每于末进运，自要一千个。敕至，而可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一道短短的密诏，竟连用了三个“敕”字，疾呼“不要误了！”可见宣宗痴迷蟋蟀到了何等地步！ 当朝皇帝开口要地方上交千头上好蟋蟀，于是，苏州一带便掀起了捕捉蟋蟀的“全民运动”。据明袁宏道《畜促织》记载：一敕至府，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至于溷厕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试想，如此高压皇命之下，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肯定不止粮长一家。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明宣宗为此开创了中国斗蟋史上的“血泪篇”。 痴迷斗蟋蟀之戏并非明宣宗一个皇帝，从明人留下的《御花园赏玩图》来看，明宪宗也痴迷斗蟋蟀之戏的。说来好笑，从历史上看，养蟋蟀之戏竟是从宫中开始流传，后来传到民间的。蟋蟀，又名蛐蛐、促织、吟蛩、秋虫。因它的美妙叫声，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这种奇妙的小昆虫，在《诗经》里就有许多对它的描写。到了唐代，人们开始玩养蟋蟀，“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亦皆效之。”在饲养蟋蟀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蟋蟀好斗的天性，所以斗蟋蟀之俗也就慢慢产生了。唐代天宝年间起，斗蟋蟀蔚然成风。到宋代时，上到官宦豪门，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好之，以至成为民俗生活中的重要一景。《御花园赏玩图》之明宪宗斗蟋蟀画卷 斗蟋蟀，作为用蟋蟀相斗来取乐的一种娱乐活动，爱好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国君主，个人爱好就并非是个人小事了，如果过了头，甚至影响到了国事，就会祸害国家百姓。纵观明史，不难发现，自成祖之后，多为庸君，或沉溺于酒香色欲，或迷乱于法器术物，一心贪恋奇珍异宝，醉心稀禽罕兽。据史料记载，明代宦官机构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光叫“房”的就达几十个，如御酒房、弹子房、牲畜房、刻漏房、甜食房、更鼓房、汉经房、御药房、弓箭房、御茶房、猫儿房、鹰房、豹房、百鸟房等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大内自畜虎豹诸异兽外，又有百鸟房，则海外珍禽，靡所不备，真足洞心骇目。”明代宠物繁盛，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貌。 “蟋蟀皇帝”明宣宗的可悲之处，在于他的酷爱斗蟋蟀之戏，引发了大臣和地方官员为取悦龙颜，变本加厉地下达进贡促织任务，不仅给百姓造成了极大负担和深重苦难，也助长了上行下效的斗蟋恶劣风气。因此，明宣宗这样一个荒唐爱好，演变成为一桩恶政行为，给明朝带来了负面影响。其实，“仁宣之治”时期，在繁荣与平静的背后，社会危机正在滋长，流民问题也已逐渐形成。宣德三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宣德五年，北直隶易州一州就有逃民一千二百二十九户，山东潍县有逃民三千四百七户。这些社会问题当时虽然未达到激烈的程度，但已埋伏着随时可能激化的矛盾。然而，君臣们却陶醉在表面的治平景象中，“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 这一点，明以后的蒲松龄倒是看得清清楚楚。众所周知，蒲松龄的《促织》就是借描写明朝宣德年间的征收促织的事情，来影射作者当时的社会现实的。《促织》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精品，它通过描写主人公成名因被迫缴纳促织而备受摧残、几乎家破人亡的故事，反映了皇帝荒淫无道，巡抚县令胥吏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故事影射什么呢？宣宗是个好皇帝，但宣宗喜欢促织之戏;康熙也是个好皇帝，但康熙皇帝也喜欢“斗鸡戏虫”。蒲松龄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康熙年间，他专注于明宣宗和康熙帝的业余爱好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目的无非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劝喻。文章结尾异史氏的“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用语委婉，极尽规劝之意：哪怕是这偶尔玩玩的“促织之戏”，也会引发上行下效，危及百姓的生命安全啊！ 《尚书》有言：“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尚书》又有言：“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所谓“禽荒”，就是迷乱禽兽、田游的意思。统治者应当怎样去治国，绝不是一桩能够随意的行为;领导者该有怎样的爱好，绝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小事。玩物丧志暂且不说，败坏风气、损害社稷事关重大。明宣宗朱瞻基被老百姓讥讽为“蟋蟀皇帝”，不就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员吗？ 明宣宗朱瞻基为何活活烤死亲叔叔并杀他家满门 朱高煦只身出城后，立即被城外的官军捆绑了押到朱瞻基军帐前，朱瞻基当即命扈从的御史于谦朗声宣读其罪状。这个于谦就是后来在明英宗“夺门之变”后被杀的那位兵部尚书、写过《石灰吟》的著名忠臣。据《明史·于谦传》记载，当时他“正词崭崭，声色震厉”使朱高煦“伏地战栗”(怕是被气得，而未必是被吓得)，而朱瞻基身边的文武群臣也纷纷“列奏其罪，请正典刑”，要求皇帝“大义灭亲”。据记载，这时跪在地上的朱高煦自己也说“臣罪万死，惟生杀在皇上”。 然而，或许朱瞻基认为就这样直接杀了只身受缚的亲叔父，未免不太合适，最终以“彼固不义，祖训于待亲藩自有成法”而回绝了群臣的鼓噪。朱瞻基一面让人将群臣告发朱高煦谋反的劾章给其看，一面令其写信，召诸子同归京师(这也说明朱高煦的儿子们当时并未集中于乐安，朝廷先前所掌握的朱高煦“立五军都督府：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违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烜后军。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监一军。高煦率中军，世子瞻垣居守”纯属虚妄之辞)。并遣其所亲信内侍回到汉王府，慰安宫眷。同时派锦衣卫逮捕了被指认为“同谋”的王斌、王彧、韦达、朱恒、钱巽等数十人。 或许是要在乐安等待将朱高煦已分封为济阳、临淄、昌乐、淄川、齐东等地郡王的儿子们一一抓来，朱瞻基及所率亲征大军又在这里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里，一是安排阳武侯薛禄、兵部尚书张本及御史给事中等安抚军民，收缴民间兵器。二是于八月二十二日，下令改乐安州为武定州。三是在八月二十三日，以胜利平定了朱高煦的“反叛”，分派官员敕谕在北京居守的皇弟郑王瞻埈、襄王瞻墡代为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并分别奏报皇太后、告谕北京文武群臣，同时派员专程送信给自己的另一位叔叔赵王朱高燧，详细通报了自己讨伐朱高煦的原委及过程，并说明了自己对朱高煦“以亲亲之故，不忍弃绝。令同宫眷居于北京，以全始终之恩”的处置方式。同日，下诏让各处动员之兵不必再前进，同时停止了为这次亲征提供保障的粮饷运输，派礼部官员先期出发告拜班师归程所过山川。八月二十四日，在命阳武侯薛禄、尚书张本仍留武定州安抚军民，并设置武定守御千户所，调德州卫前所官军充实其兵员，强化了对乐安一带的守备之后，朱瞻基的征讨大军取道相对来程偏西的乐陵、东光方向，让太监“护送”着朱高煦父子和全部家眷，让锦衣卫官“械系”着所逮捕的所有“同逆者”紧随其后，一路浩浩荡荡踏上了班师归程。 当朱瞻基率领这支“胜利之师”离开乐安不远，未到乐陵黄家店时，久日不雨的天空竟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迫使他不得不在这里停留两日。后又在献县单桥为是否转向彰德削除赵王斟酌两天。九月初六，车驾回到北京，朱瞻基就马上亲自祭告天地、宗庙，摆筵向社稷行谒谢礼。当他出御奉天门视朝时，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再次劾奏朱高煦“谋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国典，以为乱臣贼子之戒”。朱瞻基仍以“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朕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国典，以为乱臣贼子之戒”。朱瞻基仍以“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朕不敢违”为辞，下令工部专门在西安门内建造一馆室，用以囚禁朱高煦父子妻女。但当群臣复奏“叛逆之人不分首从，皆得处极刑”时，他就下令要从王斌、韦达、朱恒等人审讯出朱高煦谋反实情，依法处置。 仅仅过了三天，九月初九，就将作为朱高煦“逆党”的青州中护卫指挥王斌、乐安知州朱恒、乐安千户所千户盛坚，汉王府典仗侯海、长史钱巽、教授钱常、群牧所百户井盛等六十余人一并处决，只有汉王府长史李默以曾经“谏诤”而免死，被判流放口外。翌日，九月初十，又处决了同样被指为朱高煦“逆党”的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及其儿子靳义等。此后，因被卷入此案被杀的还有天津卫镇守都督佥事孙胜、青州左卫指挥史诚、河间卫镇抚温英、德州卫指挥郑兴、镇抚刘志等六百四十余人。连在锦衣卫大狱中被拷问至死的山西都指挥张杰、杨云也被“戮其尸”。其他因“知而故纵与藏匿叛人”被免死罪发配至边军者一千五百余人，被流放至边境为民者七百二十七人。 在处决靳荣等人的第二天，朱瞻基对随其亲征的人员按官阶大发赏钱：公三千贯、侯二千五百贯、伯二千贯;都督一千贯、都指挥五百贯、指挥四百贯、千户镇抚三百贯、百户所镇抚二百贯、总小旗将军一百五十贯、军士校尉力士各一百贯。文职官六品以上如武职例，七品八品一百五十贯，九品以下一百贯。厨役五十贯。病故溺死官军加半倍给其家人。接着又在九月十二“赐随征乐安州还京文武官太师英国公张辅等六千八百五十人宴于奉天门。加赐扈从文武官军旗校人等彩币绢布：公，彩币六表里;侯、伯五表里;都督、尚书四表里;都指挥及文职三品、四品一表里;指挥，绢二;文职五品以下及千百户、镇抚将军、力士校尉旗军绢一;厨役绵布各一”。九月二十一，又命法司及锦衣卫，将所缉捕的乐安州“同逆”亲属分赏给功臣及三品以上的文臣家中做奴婢。(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在封建社会“谋反”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在此期间，九月十九日，朱瞻基还将原来在乐安附近的军队进行了调防，将青州中护卫(其指挥王斌被认定为朱高煦的主要党羽)分拆到辽东各卫，将原乐安千户所调去了甘肃。在如此忙碌之余，朱瞻基还殚精竭虑地亲自写了一篇《东征记》(按：从北京至山东乐安本为向南而来，不知这位皇帝是否一直掉向)，详细记述了朱高煦的种种罪孽和朝廷“不得已发兵”的原委，于九月二十二日让群臣传阅。朱瞻基做了这么多，究其根本，应该是不让人们对他劳师动众进行的这次亲征有任何质疑，同时也是进一步坐实朱高煦的反叛罪名，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如此，罪名定了，同逆也杀了，就容不得朱高煦再做任何辩解，也不会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了。然而，只有朱瞻基自己清楚，他这样给未曾夺过一城一池、未曾杀过朝廷一官一卒的亲叔王硬性定罪，并大动干戈地跑到乐安将其缚来，内心是不是亏。在崇尚尊长和孝道的封建社会，作为一国之君，如此对待为江山立下过盖世之功的自己的亲叔父，如果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充分理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但他为了削藩，剪除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异己势力，还是一意孤行地这样做了。既然做了，就只能做到底，做到不容质疑。 或许正因为朱瞻基内心存在着一些难以言说的矛盾，在他主动宣示自己亲征叔王行为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的同时，却不愿意别人更多地搅和进来。因此，当他班师归京的第二天，面对文武群臣上表，要行庆贺大礼时，他就以“此国家之不幸也，何以贺为！”来制止了。九月二十八，又有鲁王朱肇煇启奏，要为他“亲率六师讨叛逆以安宗社”，请诣到北京皇宫恭贺，他更深叹一句“此家之不幸事也，中心愧之，何用贺为！”(按：此句中的“中心”，意同“内心深处”。)随后，诸王有奏请来京恭贺者，一律被回绝了。试想，诸王与汉王朱高煦、宣德皇帝朱瞻基一样，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脉血亲，一句“中心愧之”掩藏了多少难以名状的心境和内幕，只有让听者去咂摸了。 《明史》在“朱高煦传”的最后，只以“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九个字写了朱高煦的结局，却没写朱高煦最后是怎么死的。根据《明宣宗实录》中，在宣德四年四月，还有作为朱瞻基叔爷爷、也就是在朱棣“靖难”初期援以朵颜、福余、泰宁等兀良哈三卫精锐骑兵的宁王朱权以“不避斧钺之诛，干冒天听，伏望赦免”的上奏，似乎可以推想，朱高煦在被囚禁的状态下又活了两年多。同时人们也不难想象，曾经叱咤风云，而今身陷囹圄成为“笼中虎”的朱高煦，如果再遇到自己悲剧命运的始作俑者，该会有怎样的反应？朱高煦被以“谋反”罪名押至北京后就被削去王位，废为庶人，关在朱瞻基专门给他建的牢舍内，名之曰“逍遥城”。对他的最后结局，《明史纪事本末》说的比较具体：“汉庶人高煦锁絷之内逍遥城。一日，帝往，熟视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铜缸覆之。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顶负缸起。积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时火炽铜镕，庶人死。诸子皆死。”其中“熟视久之”四字，不仅写得活灵活现，而且非常耐人品味。 我们不妨把这段文字用当今人们习惯用的通俗语言白话一下，说的是已经是庶人的朱高煦被锁链拴着，囚禁在皇帝在大内专门给他建造的“逍遥城”内。或许是在接到叔祖父宁王朱权为朱高煦求情的上奏之后的某一天，皇帝朱瞻基内心有些郁闷。因为叔祖父在这份奏折里，也倚老卖老，公然直接拿宣德元年八月的事情借题发挥，指责自己在一些事情上违背祖制，但他却不能接二连三，再像当年对待叔王一样，也给他戴上个谋反罪名，把这位爷爷辈的有功王爷也“武定”了。作为一国之君，内心窝火却没处撒，油然让他想起该去看一下已经被自己关了两年多的亲叔叔。当他出现在被锁链绑缚的朱高煦面前时，可以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熟视良久”四字，说明他们之间用眼神对了很长时间的话。一个说：“你这个坑爹的小子竟然如此阴损，说让我解释，却直接把我骗了来绑在这里，硬按上谋反的罪名，还冤杀了那么多人。看你穿着皇帝的龙袍，不过是个衣冠禽兽！”一个说：“你当年不是挺有能耐么，敢与我争太子位。现在我是皇帝，你再有能耐，却已经成为我的阶下囚。”一个说：“你这个不讲恩义的东西，当年若不是我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助你皇爷爷打下江山，现在的皇帝还不知是谁呢！哪轮到你这个畜生！”一个说：“你别嘴硬。现在我就是皇帝，不仅可以把你绑在这里，而且我想什么时候杀你就什么时候杀你，还有你的老婆孩子！” 话说到这里，性情本暴烈的朱高煦已经怒不可遏，冷不防地伸腿一扫——尽管他带着脚镣，但由于自幼练武，加上把多年的积怨、满腔的怒火都凝聚于这一腿部动作上，一下把不可一世的皇帝朱瞻基摔出老远，跌了个嘴啃泥。一帮随从赶忙一边按住朱高煦，一边扶起狼狈不堪、恼羞至极的朱瞻基。但朱高煦力大无比，几个侍从用尽全力也按不住他。气急败坏的朱瞻基一边躲闪，一边想起宫殿门外有重达数百斤的消防用大铜缸，立即命几位大力士去抬了一口来，众人七手八脚地把朱高煦反扣在大铜缸之下。没想到，膂力超常的朱高煦依然能把铜缸顶起，对着周围的人横冲直撞，朱瞻基情急之下，竟生出极端阴损的杀机，命人将宫中囤积的木炭搬来，把被扣在铜缸里的朱高煦堆埋起来，然后把堆成小山一样的木炭点燃。眼见着炭火熊熊，越烧越旺，青烟弥漫中，大铜缸由最初的剧烈摇晃到慢慢泛红、透亮、塌陷、熔化……可叹与当年被朱棣赶下台的建文帝朱允炆同为火字辈的朱高煦，就这样在烈火中得到了他的归宿。 除掉朱高煦之后，朱瞻基还要斩草除根，接着把作为他婶子和堂兄弟的朱高煦的正妃韦氏和所有十个儿子统统杀掉。朱高煦一生共生有十一子，除第一子朱瞻壑因在永乐十九年八月夭亡，被谥封为懿庄世子外，第二子朱瞻圻，洪熙年间因告发父亲被发配去守祖陵，未封王，第三子朱瞻垣，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被封为汉世子，第四子朱瞻垐，永乐二年被封为济阳王，第五子朱瞻域，永乐二年封临淄王，第六子朱瞻垶，永乐二年封昌乐王，第七子朱瞻墿，永乐二年封淄川王，第八子朱瞻坪，永乐二年封齐东王，第九子朱瞻 ，永乐二年封任城王，第十子朱瞻壔，永乐二年封海丰王，第十一子朱瞻垹，永乐二年封新泰王。读者从他们的名字上看，就知道他们与要杀他们的皇帝朱瞻基的血脉关联(明朝皇室燕王朱棣一支，第三代均以“瞻”字加一带“土”字旁的字命名)。至于他们和自己的母妃韦氏具体是怎样被杀戮的，史书没有记载，大家尽可以去想象。就这样，帮助父亲朱棣夺得江山的朱高煦，最后的结局是惨遭灭门。而对于明成祖朱棣来说，尽管他夺得了江山，但所传三支(三个儿子)中的一支终遭灭绝，也是他所得的阴报和付出的后续代价。 写完朱高煦的结局，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那就是以往读者所看到的有关对朱高煦的记载和描述，一般多是只言片鳞，而且都受《明史》等正史资料“成王败寇”观念的影响，从少年的“高煦不肯学，言动轻佻”，到最终把朱高煦刻画得莽撞无能，都属于“带着有色眼镜”得出的不准确形象。对此，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学者钱谦益就已经认为这是史家“严辞溢恶”，不可尽信，是“成王败寇”的观念使然。另据香港学者赵令扬先生考证，历史上真实的朱高煦并不完全是一介武将，不仅诗作“成一代之规模”，而且书法“雄伟飞动”，也可从一方面订正正史中对朱高煦形象的歪曲和丑化。 朱瞻基和吴贤妃不仅是夫妻关系 还是乱伦恋? 吴贤妃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妃子，丹徒人，在明宣宗朱瞻基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在东宫侍奉明宣宗朱瞻基。 后来，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吴氏被安排在离皇宫很近的院落里，时常受到明宣宗朱瞻基的临幸。宣宗三年，吴氏为明宣宗朱瞻基生下了明宣宗朱瞻基的第二个儿子，也是最后一个儿子，朱祁钰。只有两子的明宣宗朱瞻基甚是欢喜，随即封了吴氏为贤妃，但依旧养在宫外，知道他临死前，才将吴氏与朱祁钰召进宫，并将二人托付给了他的母亲张太后，张太后遵循儿子的遗嘱为吴氏母子明身份，修王府。 朱高煦是明成祖朱棣的第二个儿子，在朱棣起兵造反的时候，屡立战功，使得朱棣反败为胜。朱棣在即位后，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将朱高煦封为汉王，划分云南为朱高煦的藩国。朱高煦念其太远，又想要争夺太子之位，迟迟不肯去云南，后明成祖朱棣将其封地改为青州，朱高煦仍然不肯前往，明成祖朱棣才开始警觉了朱高煦的夺嫡之心，将其封地又改为乐安州，并让他立刻启程。朱高煦见明成祖朱棣动真格的，便到了封地乐安，但他的谋逆之心一直都没有消除过。直到明宣宗朱瞻基登基，朱高煦起兵造反被生擒。 有传言称，吴氏其实朱高煦府中的一名侍女，因为是罪臣女眷，虽得明宣宗朱瞻基的喜爱，但却被养在宫外，直到明宣宗死后，她与她的儿子的身份才被天下人知道。 吴贤妃庶婶说的并不是吴贤妃的庶婶婶。而是关于明宣宗和吴贤妃的关系。关于明代历史中明宣宗与吴贤妃的关系。网上盛传吴贤妃是明宣宗的庶婶这一说法。这一说法来源于最近宣传的火热的《女医明妃传》。据说里面的吴贤妃设定就是朱高煦的小妾，明宣宗的庶婶。 历史上记载，吴贤妃本是朱高煦的府上的侍女，朱高煦造反之后，明宣宗御驾亲征，并且获得了胜利。回京的途中遇到了吴氏。吴氏生的美貌，明宣宗立刻被吸引了，等知道吴氏是朱高煦府上的侍女之后，便将吴氏带在了身边，一直伺候他。后来甚至为明宣宗生下了一子——朱祁钰。 但是网上关于吴贤妃是明宣宗的庶婶，吴贤妃的身份受到了高度的关注，特别是如果她是明宣宗的庶婶，那么她和明宣宗就是禁忌恋，这一点也让人尤其的关注。不过根据历史资料，发现对于吴贤妃是朱高煦的小妾，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庶婶婶这一说法却完全是杜撰的，明史上有明确的记载，吴氏是丹徒人，在明宣宗朱瞻基还是太子的时候，吴氏就已经在东宫侍奉朱瞻基了。 之所以这么设定可能是因为更有戏剧效果，更能吸引人的眼球，但是历史却是不可改变的。吴贤妃和明宣宗在早期就已经相识，所以明宣宗和吴贤妃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禁忌恋，只是很正常的关系罢了。 明宣宗朱瞻基的孙皇后 对历史作出大贡献的女性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并真正对历史作出贡献的女性历史人物不多，而作出很大贡献却又被历史埋没的女性，明宣宗的孙皇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历史记载，这个孙皇后本不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野心或者说有抱负的女性，但“天”却降 了大任于她，让她在历史的几个重要关头担当起了中心决策者的大任，因而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要评价孙皇后在历史上的作为和贡献，基本可以通过以下六件大事进行研究论证，而这六件大事又可大致分成三类： 一、无庸置疑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在明朝历史上都很著名，而且对历史的发展影响很大，一是“土木堡之变”，二是“夺门之变”。下面概要地分析一下： 先说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当时皇帝朱祁镇出征被俘，明朝陷于空前危机，决策者非作为太后的孙氏莫属。因为宣德皇帝早已于十四年前去世，他在遗诏中以“国家重务入白皇太后”所委的的母亲张氏，也即孙氏的婆母，也已过世七年，更何况当时辅佐仁、宣的有经验的老臣和朝廷重臣或已过世，或追随朱祁镇出征陷于土木堡，而留京监国的庶子朱祁钰也不过只有二十岁出头，是一个比被俘皇帝朱祁镇更小更没有政治经验的毛小伙子，故京中闻此大变，惶恐之情黄慌乱之态可以想见。面对留京朝臣中出现的坚守与南迁两种意见，孙氏作为一个妇道人家，要以皇太后之身份最终拍板，的确是需要一种能迅速冷静下来的能力和极大的魄力。事实证明，她做到了，而且决断正确，安排有条不紊。她先立被俘皇帝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是为维护明朝确保皇位有序传承的嫡长继承制，并不能看做是为其一己之私，再尊朱祁镇为太上皇而立宣德帝唯一的庶子朱祁钰为皇帝，是鉴于朱祁镇已被瓦剌挟持，按“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要求稳定局势。以后的事实证明，她的这一系列举措是非常正确的，堪称力挽狂澜之举，明朝后世的人乃至今天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她。 值得指出的是，如今有些不负责任的书，将“土木堡之变”时发挥作用的太后记为已去世多年的太皇太后张氏，或者当时还未曾被尊为“太后”的朱祁钰生母吴氏，是非常不严谨甚至是可笑的错误，只能糊弄百姓，但应被史家嗤之以鼻。 再说景泰八年正月的“夺门之变”。要分析这场政变必须弄清其大的背景和形势。“土木堡之变”后一年，被俘太上皇朱祁镇被瓦剌送还，已在皇帝宝座上坐了近一年的景泰帝朱祁钰不愿把皇位还给哥哥，而直接把太上皇朱祁镇送到南宫幽禁了起来。对此，孙太后没做什么。后来朱祁钰自己有了儿子，又不顾一切地废除了早已被孙太后立为太子的侄儿朱见深，立自己的幼小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为此不惜废了反对自己这样做的原配皇后汪氏)，孙太后也隐忍了下来，并没张扬着阻拦他和声讨他。 总之，在成年的朱祁钰能安安稳稳地做着皇帝，大明王朝政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孙太后基本是无为的。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景泰帝朱祁钰所立的太子夭折了，太子的生母——取代汪氏被立为皇后的杭氏也死了，而后多年景泰帝朱祁钰再没生儿子。朱祁钰生不出儿子，自己的身体争气也行，但事情却不是这样，景泰七年腊月二十八，他竟病体难支，下诏罢明年元旦朝贺。到了正月十二，尽管他硬撑着要去南郊完成皇帝应当奉行的祭天大礼，但却已力不能支，只得“病宿南郊斋宫”，在这里躺到第三天，群臣预感到朝政危机，力劝他赶紧立太子，却再次遭受其坚决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朱祁钰一朝病危，明朝皇位就难免再次出现虚悬，陷于新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势下，“石亨谋夺门，先密白于太后，许之”，孙氏以皇太后之尊果断地支持“夺门之变”，并让自己的长兄率族人也参与了进去，迎取太上皇朱祁镇复位，以流血很少的代价化解了一场可以预见的严重危机，应该说，其贡献也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可惜的是，这场政变以忠臣于谦被杀为代价，不能不让人慨叹。但随后，心怀自己目的参与夺门和提议杀于谦的人，后来都被清理掉了。我们不能以夺门所付出的代价否定“夺门之变”对于保障明朝基本政治稳定的积极意义。当然孙氏在这一事变中的作用和贡献也自不待言。 作为一个女人，能在历史上这样两次重大事变中发挥关键和主导作用，委实已经是大作为了！ 二、可以推证的两件大事： 这里说的两件大事，一是明朝最终定都北京，一是对废除妃嫔殉葬的影响。 先说明朝最终定都北京。现在人一般认为，明朝定都北京是明成祖朱棣确定的，却多不知其后有插曲、有反复。 北京原为元朝的都城，称元大都，被朱元璋部将徐达率军攻克后改名北平，后为燕王朱棣的封地和起兵“靖难”的地方，也是明朝防范元朝蒙古族残余势力卷土重来的重要战略基地。朱棣登上帝位后，非常清楚将明朝统治重心北压的战略意义，于永乐元年正月将北平作为明朝的北京，随后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改北平曰顺天府。并相继采取了把流罪以下的犯人发往北京垦田、迁徙(南)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富裕人家、山西数万户民众充实北京等举措，为迁都北京做准备。永乐四年秋开始筹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五月决定为自己在北京附近的昌平营造山陵，封其山为“天寿山”，进一步显示了迁都北京的决心。此间，他曾多次北巡，长期驻留北京，并以北京为基地对北方蒙古族残余势力进行了多次征伐，同时将皇长孙朱瞻基带到北京历练。永乐十八年九月正式下诏自永乐十九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一月以迁都北京诏告天下，并召皇太子及皇太孙至北京，正式完成了迁都过程。应该说，永乐帝苦心经营北京并正式迁都这里，充分显示了他“天子守国门”的气度和主张，有利于压制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对明朝边疆的威胁，是保障明朝江山永固的战略性举措，可谓用心良苦，谋略深远。 然而，朱棣完成迁都仅仅几个月，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刚刚兴建的北京紫禁城内奉天、华盖、谨身三个主要大殿就因火灾被毁。没过几年，他死以后，他生前一直不怎么赏识的太子朱高炽(也即宣德帝的父亲、孙氏的公公)即位，很快就开始考虑更改他的迁都决定。洪熙元年二月，朱高炽先命太监郑和守备南京，随后就于三月明确宣布将还都南京，下诏将北京诸司官署都改称“行在”，恢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紧接着又于四月设北京行都察院，派遣时为皇太子的朱瞻基先期去南京拜谒孝陵并居守南京，开始了迁都回南京的具体步伐。若不是当时南京屡屡发生地震，而朱高炽自己也在五月突然病危并将皇太子朱瞻基紧急召回北京，迁都将成为既成事实。 宣德帝即位后，尽管未曾继续实施朱高炽已经启动的迁都步骤而真的回归南京，但他在位十年，并没有重建北京皇宫的主要宫殿，也没有正式更改父亲当年的成命，北京官署依然称“行在”，首都名分依然虚悬。 明朝再次确定定都北京是在正统年间。据明史记载，正统五年三月初六，建北京宫殿。至正统六年十一月初一，乾清、坤宁二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成，才宣布大赦和定都北京，在北京的文武诸司官署不再称“行在”。至此，才正式纠正了仁宗朱高炽当年的迁都诏令。 当然，这一切在史籍中都被记载到皇帝名下，甚至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记录片《故宫》解说词中，也就此赞赏了历史上并无好名的朱祁镇。但若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小皇帝朱祁镇仍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主掌此大政的，应为当时并驾于后宫的太皇太后张氏或皇太后孙氏。然而依张氏一贯坚持“毋坏祖宗法”的保守性格，似不会支持、更不会主动更改当年其丈夫下达的诏令，唯一可以认定的决策和谋划人物，当是皇太后孙氏。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当时太皇太后张氏已经进入垂暮之年(距其去世已不过一两年)，孙氏则以皇太后之尊部分地获得了对“国家重务”的主掌之权，是她利用自己一直陪小皇帝居住乾清宫的便利和对小皇帝的影响，抓住当时仁、宣二宗的陵墓已经安在北京，张氏也不好再坚持继续迁都南京的时机，确定了重新定都北京。这对明朝江山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 再说废除妃嫔殉葬。大家知道，明朝自开国以来，皇帝死后一直实行令人发指的宫女殉葬制度。由明太祖朱元璋启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延续。一但皇帝归天，他留下的一大群妃嫔，除了嫡妻皇后和太子生母，其它都要跟随着皇帝去死。包括宣德帝的庶母之一、仁宗时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的郭贵妃，尽管她是三位亲王(滕怀王、梁庄王、卫恭王)的生身母亲，也没逃脱被殉葬的命运。虽然历史上记载她是甘愿追随夫君而去主动自尽，并有御用文人声称她是“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但是任何人都不难想象，作为柔弱的女人追随死去的皇帝去“自裁”，该有多少分是身不由己。然而，对这种残忍的殉葬制度，当时的诸王大臣竟然也纷纷仿效，甚至有将嫡妻都殉葬的，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有秦愍王妃、郢靖王妃、唐靖王妃、卫恭王妃……等等。值得指出的是，在封建王朝，皇帝的嫡妻为皇后，王的嫡妻就是“妃”。如今有的历史学者在自己写的书中把“王妃”误认为也是王的偏室，甚至把“王妃”说成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这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讹误，应当纠正。 宣德帝死后，为宣德帝殉葬的宫妃，有何贵妃、赵贤妃、吴惠妃、焦淑妃、曹敬妃、徐顺妃、袁丽妃、诸淑妃、李充妃、何成妃。除了这十名得到了追封的正式妃嫔之外，曾经侍寝而无子女的宫人也不在少数。其中最著名的有一个郭嫔，名爱，字善理，凤阳人。据说她“贤而有文”，入宫二旬就被殉葬。因“自知死期，书楚声以自哀。”词曰：“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忄妻忄妻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值得探究的是，宣德帝死后，是谁确定了让哪些宫女殉葬？依当时的宫廷政治格局，看来只能是宣德帝的母亲张太后。回顾分析一下历史的种种迹象，这个女人应该是殉葬制度的忠实执行者。因为从永乐皇帝驾崩时，由于永乐皇帝的昭献贵妃王氏已去世四年，张氏就早已是后宫的首领人物了。因此确定随永乐帝殉葬的宫女，当时就应该由她决断。在她的夫君仁宗朱高炽死后，确定殉葬宫女的大权更是非她莫属。而从明朝殉葬制度从实施到废除的整个过程来看，先后作为皇后和皇太后的她，应该有促使皇帝废除殉葬制度的机会和能力，并且殉葬谁不殉葬谁也有一定通融余地。然而，从她能在仁宗死后把地位仅次于她、且身为三位亲王生母的郭贵妃也殉葬的事实来看，她不仅不会行此善政，而且执行殉葬制度足够坚决。所以说，确定宣德帝殉葬妃嫔的决策，肯定是由宣德帝遗诏已明确“国家重务入白皇太后”赋予重权的她作出的。这个女人在历史上竟然有比较好的口碑，甚至被美化为“女中尧舜”，应该是被那些坚持“正统”观点的封建文人捧起来的。 或许在“宣德”之后，将新皇帝的年号定为“正统”，也体现了她的意旨，同时也可以印证她的思想立场和确定她的历史定位。 到宣德帝驾崩二十个月之后的正统元年八月(一说为宣德帝驾崩当年的宣德元年八月)，朝廷以小皇帝的名义，追赠其随宣德帝殉葬的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赵氏为贤妃，谥纯静;吴氏为惠妃，谥贞顺;焦氏为淑妃，谥庄静;曹氏为敬妃，谥庄顺;徐氏为顺妃，谥贞惠;袁氏为丽妃，谥恭定;诸氏为淑妃，谥贞静;李氏为充妃，谥恭顺;何氏为成妃，谥肃僖。册文曰：“宜荐徽称，用彰节行。”我们可以推想，这应该是当时已经成为皇太后的孙氏惺惺相惜，为其曾经朝夕相处的姊妹及其家人争取到的一点名分上的补偿。这不仅体现了孙氏在对待殉葬制度上与张氏不同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孙氏在宫中的善缘。 另据《皇明异典籍述》记载：“正统四年六月，周宪王有敦薨，无子，乙酉，上贻书王弟祥符王有爵，令其自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各遣归其家。又，十日乙未，宪王府以王正室巩氏等死殉事闻，赐谥贞烈，赠夫人;施氏、欧氏、韩氏、陈氏、张氏、李氏俱赐谥贞顺，赠夫人，予祭及葬用一品礼。未及闻上命故也。当是时，帝甫十三，而有此书，其止殉张本哉。……呜呼，英庙之仁泽远且大矣。” 这段记载所说的“止殉张本”之事发生在正统四年，当时小皇帝朱祁镇名为十三，实际年龄十一周岁多点，或许还不甚明了殉葬是怎样一回事，应该可以推证大主意来自于与其同住乾清宫的母亲孙氏。其后，在天顺元年“夺门”成功不久已被废为郕王的景泰帝病亡，朱祁镇以怨报怨，不仅给了他一个意为“罪过”“暴戾”的“戾”字为谥号，下令毁掉其原本营造的寿陵以亲王礼仪将其葬于西山，同时令其所有妃嫔殉葬，反映了朱祁镇在废除殉葬制度上有反复。特别是当时在景泰帝后立的皇后杭氏已经亡故的情况下，朱祁镇甚至想连其先前废掉的生有两个女儿的皇后汪氏也一起殉葬，但最终汪氏却被留了下来。关于汪氏这次死里逃生的原因，史书中有的说是因为当时刚被朱祁镇委派入阁参预机务的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李贤劝阻，有的说是朱祁镇的儿子以当时汪氏反对废掉他的太子地位而为之开脱，但根据《明史》对其后来一再以刚烈性格拒绝身为皇帝的朱祁镇向其追索宫中旧物的记载看，其依靠的应该是能真正让朱祁镇畏服的皇太后孙氏，其之所以能免遭殉葬，也该是同样原因。 根据以上推证，笔者认为，对明朝废除殉葬制度，孙氏是有正面贡献的。若不是她的影响，真的很难说明英宗朱祁镇在去世前会特意在遗诏中明确要求废除妃嫔殉葬。 三、值得争论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也是最影响对孙氏人格和历史评价的两件大事，那就是被封建正史基本认定的“夺后”和“盗子”。孙氏作为一个在明史上入宫半个多世纪，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六朝，作为宣德朝的皇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皇太后和成化朝皇帝的主要抚育人，对宣德以来明朝的朝政，尤其是正统末“土木堡之变”后处于非常时期的明朝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把这种影响迁延至其身后的成化一朝的重要女性历史人物，之所以在历史上被冷落、埋没，就是因为正史上对这两件事的基本认定性记载。那么，封建正史的记载准确吗，是不是符合事实呢，笔者认为，值得分析和争论。 首先先来分析一下“夺后”这件事。究竟是谁与谁夺？怎样夺的？要说清楚这件事恐怕要从当事人入宫开始说起，要花费较多的笔墨。 第一，孙氏入宫有特殊背景。据《明史后妃一》记载：“宣宗孝恭皇后孙氏，邹平人。幼有美色。父忠，永城县主簿也。诚孝皇后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时时入禁中，言忠有贤女，遂得入宫。方十余岁，成祖命诚孝后育之。”此段记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明宣宗的孝恭皇后孙氏是邹平人。小时候就长得很漂亮。他的父亲孙忠，是永城县的主簿(知县的辅佐官)。诚孝皇后(明仁宗皇后张氏的谥号)的母亲彭城伯夫人是永城人，不时到宫中去，说孙忠有个贤惠的女儿，所以孙氏得以被选入宫中。孙氏入宫时年龄才十余岁，明成祖指派其儿媳、当时的太子妃也即后来明仁宗的皇后张氏养育她。 要分析孙氏入宫的特殊背景，在这里我们必须特别提一下带孙氏入宫的彭城伯夫人。她是当时太子妃张氏(即后来的明仁宗诚孝皇后)的母亲，住在永城，历史上一般称其为“彭城伯夫人”。现今有的书上省略了一个“伯”字，称她为“彭城夫人”，这是不对的。因为“彭城伯”是其丈夫的封爵。“伯”是明朝公、侯、伯诸等封爵中的一级。但根据《明史外戚传》的记载：“张麒，永城人。洪武二十年以女为燕世子妃，授兵马副指挥。世子为太子，进京卫指挥使，寻卒。仁宗即位，追封彭城伯，谥恭靖，后进侯。”说明在永乐年间其女还没有成为皇后，女婿还只是太子，其丈夫当时也还没被追封“彭城伯”，这时她只能称“指挥使夫人”，是已故京卫指挥使张麒的遗孀和永乐皇帝的长亲家。因为其夫籍里是永城，所以才有可能与在永城做主簿的孙愚认识，并得以发现孙愚有个令她中意的女儿。 然而，或许单单凭官场上的交际，张麒夫人还不至于与孙家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书上有种说法，说“彭城伯夫人”与孙氏是“同乡”，这种“同乡”若按永城来论，应该是很勉强的。一则孙愚的籍里是山东邹平，永城只不过是其宦途上的一站，按人们通常的理解，应该说不上是“同乡”;二则据《明史外戚传》记载，张麒早已在永乐初亡故，作为张麒的遗孀当时在与孙家的交往中，很可能以她自己的籍里来与之论起“同乡”。这就引出一种可能，那就是张麒夫人的娘家是山东邹平。若真的如此，那么张麒夫人在丈夫的家乡遇见来此任职的娘家人，在情感上自然非同一般了，这在逻辑上也更容易解释张麒夫人为什么那么了解并在意孙氏，并认定孙氏一定适合配给自己的身为皇长孙的外孙，且在以后极力撮合这段姻缘了。 但关于张麒夫人娘家的籍里究竟是否在邹平，我们现在还很难找到具体的文献记载和其他佐证，无从考实。《明史》中所谓“诚孝皇后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的记载，似只是简单地依其夫籍妄定，应存其疑。 对孙氏来说，张麒夫人不单单是古道热肠，而且堪称是慧眼识珠的贵人，有她的牵线撮合，孙氏才踏上了迈向后宫之尊的第一个台阶。 第二，孙氏与皇孙更早相识 孙氏入宫是在永乐八年，明朝的都城仍在南京。当时永乐皇帝经常北巡、北征，留皇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因此张麒夫人最初应该是先把孙氏领到了太子宫中。根据历史记载，从永乐七年春起，当时作为皇长孙的朱瞻基已跟随永乐皇帝“从幸”北京。永乐八年春，永乐皇帝征伐漠北，又“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辅皇长孙瞻基留守北京”。直到这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朱瞻基才随永乐皇帝一同返回南京。这时朱瞻基才可能见到外祖母给他领来的孙氏小妹妹，而孙氏则见到了她生命中的白马王子。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永乐皇帝没有北巡，朱瞻基也一直留在南京，这应该是孙氏在张麒夫人的撮合下，与皇长孙培育“青梅竹马”的男女感情的关键时期。 第三、孙氏本可能一开始就成为正配 永乐九年十一月初十，十四岁的朱瞻基被永乐皇帝正式册立为皇太孙，明确了其皇位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并行了象征男子成年的冠礼。这以后，选择太孙妃被正式提上皇家的议事日程。张麒夫人应该是在这段时间，以“亲家母”的身份，将孙氏推荐给永乐皇帝的。但结果是永乐皇帝感觉孙氏年龄还太小，让继续留在宫中交太子妃抚养，就此应该说孙氏已被“选入皇太孙宫”，成为第一个“皇太孙妃”候选人。随后，朱瞻基于永乐十一年春再次随永乐皇帝北巡和北征，选“太孙妃”之事只能被搁置。直到永乐十四年十月永乐皇帝和朱瞻基爷孙俩两个主要当事人回到南京，这时，选妃之事才再次被提上日程。不料到了永乐十五年，永乐皇帝对为皇太孙选妃之事却又异常郑重起来，先要占卜确定从哪儿选最好。结果占出了“宜向济水畔求佳偶”，最终选定了原籍济宁的锦衣卫百户胡荣的第三女胡善祥。据说在此关口，张麒夫人曾以亲家母的身份，提醒永乐皇帝莫忘当初似曾有过的“允诺”，但奈何不了皇帝的“金口玉言”，无奈只为孙氏争得了一个太孙嫔的名分。 关于永乐皇帝改选太孙妃的缘由，有记载说是他不想让太子妃和太孙妃连续两代都出自同一个地方，免得造成外戚坐大。看来他是认为孙氏由张麒夫人从永城带来，就认定孙氏也是永城人了。其实孙氏的原籍邹平，本也处在古济水之畔，西邻位于济水之南的济南，北与位于济水之阳的济阳隔济水相望。看来，人算、天算都改变不了孙氏与朱瞻基的命定之缘，只是封建王朝的伦理纲常注定要让他们好事多磨。 孙氏在宫中等了六七年，伴随着她的成长，其美貌和聪慧大概没让当初选择推荐她的张麒夫人感觉看走了眼，也没有被后宫中王贵妃、太子妃张氏等其他有发言权的人物所质疑，这说明了她的天资和实力。若不是当时已经年高，且晚年性情变得愈加刚愎的永乐皇帝临时改变主意，她或许不必费什么周折就可以得到太孙妃的正配地位。但无论如何，她毕竟在第一时间获得了太孙嫔的名分，得以名正言顺地亲侍于朱瞻基身旁，这就为其进一步培养和巩固与朱瞻基之间的感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孙氏本来就获得了朱瞻基的宠爱 《明史》记载，孙氏是因为“幼有美色”，才得以被张麒夫人提携入宫。但若仔细分析，在美女如云的皇宫之中，一个女孩单凭美色，好象未必就一定能吸引住皇孙并争得皇孙的垂爱。人人都知道“女大十八变”，“幼有美色”未必等长大了还有美色，此其一。再者，对一个人是否美，不仅要看众人的眼光，更重要的是当事人的感觉。开始看着美的，时间久了也可能因司空见惯而感觉不怎么美了;而一开始看上去不怎么美的，也许经过彼此长时间的相处而感觉其实很美，这就是通常人们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三者，绝大多数女孩儿长到青春期，都会容光焕发，比幼年时显得更加娇媚，在皇长孙身边应该不缺乏面容娇好、体态婀娜、气质仪态各有千秋的美丽女孩们。由这三点，我们可以想见，“幼有美色”决不是孙氏得到朱瞻基宠爱的最主要原因。 而从其家世来看，其父孙愚在其入宫时不过只是一个辅佐知县的主簿，是小小的八品文官，直到朱瞻基登基之后才受到封赏开始显赫起来，孙氏在家世上没什么优势可言。如此来看，要在被如云的美女包围着的朱瞻基心目中赢得青睐，孙氏必须具有其他过人之处，才可能奠定自己竞争的胜局。 若冷静分析孙氏的优势，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皇孙外祖母的引荐。张麒夫人以太子妃母亲和皇长孙外祖母的身份，不仅可以把孙氏引入宫中，寄养在太子府中，熟悉宫中情况，还可以以亲家母身份直接向永乐皇帝引荐。按照当时张麒早已亡故，其子辈俱已入朝做官的情况，张麒夫人不仅会经常出入宫禁，甚至会长时间地留居于其女儿太子妃身旁，这就可能使其与宫中方方面面建立起比较熟悉的关系，并帮助孙氏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氛围。依托张麒夫人，孙氏一进宫，就应被定位在不同于一般宫女的较高层面，并被寄养在太子妃名下。沾了皇亲国戚的光，与其他宫女相比，孙氏具有更容易接近和亲近皇长孙，而且能似“中表兄妹”一样融洽相处的优势。这一点很关键，可以使少男少女之间形成“青梅竹马”的情感，而不至于有陌生感。 二是孙氏自身的聪慧。人与人的相处关键在于投缘，也并非是彼此有点什么“中表亲”之类的瓜葛，就容易融洽相处。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相处不融洽甚至相互“犯相”的情况，在人类交往中屡见不鲜。孙氏作为一个“小家碧玉”，在见到尊贵的皇长孙之前，一定听张麒夫人和太子妃详实地介绍过皇长孙的性情特征。对这些描述性的话，她必须靠自己的聪慧领悟透，并在见到皇长孙本人后，靠自己的实际接触和观察进行修正，从而使自己的言行举止适合皇长孙的喜好，这是一个缺乏悟性和没有心计的女孩不可能做到的，孙氏当具备这样的优势。 三是入宫时间比较久，有宫中生活经验。当皇长孙被确立为皇太孙并确定选立妃、嫔之时，孙氏已经入宫多年，饱受宫中生活的熏陶和历练。相对于刚刚被选入宫内的太孙妃胡善祥来说，她更熟悉宫中情况，人缘关系更广，更懂得怎样处理宫中各种关系，也可能更具有了大家闺秀的风范。更重要的是她更了解皇太孙的性情，更懂得怎样驾驭白马王子并巩固和增进相互之间的感情，这一优势是奠定其未来夺后胜局的关键。 四是把握宫廷政治斗争脉搏，理解太子、太孙的所喜所忧。孙氏入宫之后，正是汉王朱高煦加紧争夺太子位的关键时期，她被寄养在太子妃身边，通过府中气氛的变换以及观察太子家人和皇长孙本人的情绪变化，自然能准确把握到皇长孙乃至整个太子府的所喜所忧，从而养成与之和谐的言行习惯，为之分忧，施之宽慰，使自己成为皇孙的体己 和知己。这是局外人很难做得到的。 五是善于韬晦隐忍，以让为争。综观史书中对孙氏的记述，我们未曾发现她直言不讳地为自己去争一些事情，而对后来争到手的一些东西，都是一再“让”字在先。对自己被立为皇后之后张太后依然在一些场合安排废后胡氏居自己位次之上，她也能隐忍。尽管这些记述所持的笔调，基本上是想揭示孙氏工于心计，是虚情假意的虚让，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孙氏善于隐忍，委婉表达，不事张扬，以让为争，计议长远，深喑宫中斗争策略和技巧，这也是她的优势。 六是能着眼长远，分清因果、主次，善于抓关键、抓主要矛盾。在定太孙妃和太子妃都由长辈说了算的时候，她能不计较眼前名分，一心笼络住将来必定能当上皇帝的朱瞻基;而等朱瞻基自己能说了算的时候，她终于如愿以偿。后来在景泰年间，景泰帝废掉朱祁镇的儿子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她也能不露声色，以太后身份一心保护好已被废为“太上皇”的朱祁镇和被废太子朱见深，做到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烧柴”，结果最后以有胜无，在景泰帝病重之际重新把皇位的传承夺回于自己儿孙名下。这种一以贯之的善抓关键的素质，是封建时代备受禁锢的一般女性难以具备的，这也应该是孙氏竞争后宫至尊地位的实力所在。 当然我们不能单凭孙氏的“先来”和胡氏的“后到”，就说是胡善祥夺了孙氏的名和位，因为她是由朱瞻基的皇爷爷永乐皇帝选定的。但相对于孙氏的这些优势来说，胡善祥除了因永乐皇帝的决断获得的正配名分外，其他却只有一个早先在宫中当宫女的姐姐，不仅后台靠山不硬，宫中生活经验和人际关系网络也较孙氏相差很多。更重要的是，她没有基础、也不懂得如何成为皇孙的知己，这就注定了她凭借先前的运气得到的地位未必稳固，尤其是上天在她命运中早就安排了孙氏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她就难逃将由长辈帝王赐予她的地位得而复失的归宿了。 尽管以上分析未必全面，但如果孙氏没有这些优势，她恐怕就很难赢得一个身边决不缺少年轻美丽女性的皇孙的心，更难以在他当上太子、登上皇位的历程中巩固住对自己的宠爱，让他心甘情愿地把所能给予自己的东西都给予自己。 第五，夫君对当初婚配的无奈 朱瞻基成婚时已经二十岁，在中国封建时代，一个二十岁的男子，应该被看作具备独立抉择能力的很成熟的男子汉了。但作为皇太孙的朱瞻基当时难免处在诸事都不能自己决断的地位。他应能深深了解皇祖父的刚愎个性，知晓晚辈婚姻应该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规矩。即便他在内心中爱着孙氏，不愿接纳被半路插进来的胡善祥，他也不敢违拗皇祖父的意旨，更不敢指望其本不得宠的父母的斡旋。顺从于皇祖父的安排，才是他当时最明智的选择。 然而，就多年培养和投入的感情来说，只得到“嫔”的名分，的确有点委屈了孙氏。若换做其他女子，或许因为心理的不平衡会“醋”形于色，让垂爱于自己的皇太孙更加感到无奈和压抑。但若这样，那就不是孙氏了。多年寄身太子府内，已经使她真正融入了这个家族，深知各方面相关利害，形成了忧其所忧、喜其所喜的心理共振。对自己只被立为嫔，她比谁都明白其中缘由。 因此，她不会有任何埋怨。相反地，她可能还会表达对朱瞻基的理解，甚至反过来安慰他。这与历史记载中所反映的孙氏后来在立自己生的儿子为太子和立自己为皇后时一再表现出的谦让姿态，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像朱瞻基这样一个在当时身份显赫、肩负着诸多厚望的少年，在他谨慎地表现着自己的天资与才干以获得皇祖父肯定的同时，以其年轻的身心应对着朝中繁杂的政务和复杂的争斗，很自然会经常感觉到不堪其重。可以想见，在公众眼前，他必须压抑住自己少年的天性，勉力表现出自己作为未来皇位继承人的成熟、稳健以及过人的才智和天赋。但当他脱离开这种压塑自己的环境回到自己家中的时候，他会比平常人更需要别人的理解和宽慰，更需要有人帮助他缓解和放松。这样，其外祖母给他带来的聪慧美丽的孙氏小妹妹，就会很自然地成为他所寻求的体己和知己。而孙氏以其女性的温柔和聪慧，以及对皇太孙处境的准确了解和把握，正好可以恰如其分地顺应和满足他的渴望和需求，成为他的“红颜知己”。反过来设想，若不是在少年时就已经被朱瞻基视为“红颜知己”，那么在后来朱瞻基身边年轻美丽的女性如群芳斗妍之时，孙氏要想获得风流天子的钟情宠爱，恐怕只有一个字——“难”！ 在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地占有女人，女性只处在供男人玩乐和做传宗接代工具地位的封建时代，能真正赢得皇帝爱情的女人不多。唐朝的杨玉环，一般被认为是赢得了唐明皇李隆基的爱，但李隆基最后只给了她贵妃的名分，并没有给予其与自己正配的皇后地位。相形之下，孙氏比杨贵妃要成功，她得到了宣德皇帝没加保留的爱，后来被宣德皇帝不惜破坏祖宗规矩立为皇后，——皇帝把所能给她的都给了她，这不能不说是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现在有人对“爱”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分析，认为爱是给予，而不是单纯地索取。把自己能够给予对方的不惜一切地都给予对方，应该是爱的一种至高境界。从宣德帝对孙氏的作为来看，应该认定他对孙氏有一种由衷的爱。这种爱是两性之间的爱情，应该确定无疑。 关于孙氏与宣德帝的爱情故事，历史上没有人去探究和渲染，因此知晓的人很少。但只要我们把散乱的一些历史记载系统地归纳整理，就会发现宣德帝朱瞻基与孙氏之间的情感是从少年时代培育起的，而且伴随着朱瞻基地位的升迁愈加深厚，可以说是至死不渝。 第六、以“贵妃”获赐金宝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永乐皇帝于再次北征返程途中病逝，八月十五，朱高炽即皇帝位。十月初八册立张氏为皇后，三天后册立朱瞻基为太子。 这时的朱瞻基已经27周岁，经过多年的政治历练，已经成为皇室中参与大政的最重要的成员。此前，当其父接到永乐皇帝的遗诏后，他被委派迎至军中为祖父永乐皇帝发丧，就表明他已经完全能独当一面，具备了处置朝中大事的能力。 然而此时，对自己的婚配事宜，他仍旧没有自主决断的权力。当他被明确立为太子的时候，自然要连带改变其妃嫔的名分，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依然不能把自己真正心爱的孙氏擢升为正妃。但历史注定了朱高炽只能担当过渡一下的使命，他做太子二十年，熬到47岁才登极做了皇帝，但只在皇帝位上坐了10 个月，就于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撒手归天了。这年六月十二，朱瞻基即皇帝位。宣布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宣德元年。在26天后的七月初八，尊母后张氏为皇太后，立妃胡氏为皇后，嫔孙氏为贵妃。 那么，既然朱瞻基已经当了皇帝，为什么依然没有册立自己心爱的孙嫔为皇后呢？这不能认为朱瞻基自己没这个要求，而要考虑当时的封建礼法制约。一则朱瞻基刚当上皇帝，不能马上就拗着母后的意思肆行更张，二则将孙氏由太子嫔直接立为皇后也的确存在着台阶和程序方面的问题(我们从朱瞻基即皇帝位后拖延26天才正式明确后宫名分，或许可以感觉出这里面存在某种周折)。但随后，朱瞻基就把自己的意思明确表达出来了，——他要来一回破天荒，给身为贵妃的孙氏以与皇后同样的礼遇。 按照历朝的封建礼仪，册立皇后是既给金册又给金宝，而封贵妃是只有金册而没有金宝。这会儿已经当上皇帝的朱瞻基开始执拗地要求为自己心爱的孙氏破一回规矩，同样也赐给贵妃金宝。对这样的要求，已经习惯于循规蹈矩的张太后自然不会轻易同意，然而她也经受不住在位皇儿的一再坚持，终于在宣德元年五月，也就是册立皇后近10个月后，专门为孙氏制赐了金宝，满足了宣德皇帝的这一要求。至于这一过程幕后究竟有怎样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透过这一过程，看出当时宣德帝朱瞻基在立后这一问题上的执拗和抗争。透过这一举动，不仅可以反映出宣德帝对孙氏的深厚情感，而且也为其以后坚持废胡皇后改立孙氏为皇后的举措，奠定了合理注脚。值得指出的是，此举发生于孙氏生育皇子之前，仅从这一点上分析，后人单纯从“母以子贵”的角度来解释宣德帝废胡立孙的说法，是有失片面的。 第七、生子立后 朱瞻基当上皇帝时已经28周岁，且不说他从十一二岁就开始跟随皇祖父历练本领，当时已经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的成年皇帝，就是那个时代的平常男人，这个年龄也算是非常成熟，一般都已成家立业，儿女绕膝。但朱瞻基却好象存在什么生理问题，他自永乐十五年册立妃嫔完成婚配以来，身边那么多女人，包括他宠爱的孙氏，却一共只给他生出了两个女儿，没生出任何可以承继大统的“龙种”。在当时以讲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文化为统治思想的背景之下，加上对皇朝大统的传承考虑，皇帝年近三十而无子嗣，难免会成为朝中上下极为关注的问题。而且可以推想，基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期望“早生贵子”的思想意识，这种关注应该早在朱瞻基完成婚配之后就已经开始，待到其当上了皇帝，这种关注将无以复加，达到无论宫中哪个女人的肚子鼓了起来，都会吸引所有人注目的最高程度。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朝中上下、宫内宫外数不清有多少人的期盼和关注当中，孙贵妃终于在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五，为朱瞻基生出了第一个儿子。这使得年过三十才见子嗣的朱瞻基欣喜若狂，当天就下令大赦天下，免明年税粮三分之一。 宣德皇帝年过三十才有了可以传宗接代的“龙儿”，伴随着皇长子的诞生，作为封建王朝皇位传承大事的立储问题随即被提上日程。不过，在宣德朝，这件事情实在是做得太急——在小皇子刚刚出生八天，能否健全成活还难确定的情况下，群臣就按奈不住，上表奏请立他为太子，甚至连自身地位明显受到威胁的胡皇后也跟着搀和了上来。这恰好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朝中上下对第一个皇子诞生的关注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史书对孙氏在这件事情上所持态度的记载，——她假装谦让，说皇后病好了也会生儿子，自己生的儿子怎敢抢在皇后儿子的前面。——无论记述者怎样界定孙氏的内心，这种记载起码说明了孙氏当时没有明争的事实。就这样，一方面朝臣和皇后内外鼓噪，一方面宣德皇帝爱子心切，成就了明朝历史上最快的立储记录，小皇子出生后未满“百日”，准确地说是年仅80天的时候，就于宣德三年二月初六被正式立为太子，成了法定的皇位继承人。 对于孙氏来说，自己生的儿子这么快就被立为太子，不仅意味着朝中内外肯定了自己为皇家血脉传承立了首功，而且也意味着自己日后在宫中的地位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只能作为男性附庸的情况下，母以子贵是无法避免也是被世人所认可的规则，何况其儿子将来要做至高无上的皇帝？ 在确立了孙贵妃生的皇子为太子之后，令朝臣始料不及的是，宣德皇帝又向他们提出了皇后废立的议题，并在一开始就明确地要求他们从历史上找到先例，为废掉胡皇后提供依据。但与请立太子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这个议题朝臣们的态度都不积极。 宣德帝所倚重的朝臣，多为从他当皇太孙时就 辅佐其父亲和自己的老臣，如历史上有名的“蹇、夏、三杨”(即：蹇义、夏元吉、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他们都清楚胡皇后的选立过程，于是就有人以皇后没有什么过错而表示反对，有的甚至以皇后是国母，臣子是儿子，儿子不能随便议论母亲为托词来推脱敷衍。然而宣德帝对这件事情却主意已定，不顾朝臣的苦谏而穷追不舍，反复召集重臣商议。无奈，有的朝臣迁延再三后，只好煞费苦心地捏造了胡皇后20件过失呈交皇上。谁知宣德帝阅后竟骤然变色，责怪这样无中生有地诋毁皇后会招致宫庙显灵。最后，还是有赖老奸巨滑的重臣为他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让胡皇后自己主动上表让位，再立孙氏。至此，宣德帝感觉这个办法简单可行，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向胡皇后转达了这个意思。随后，一切都心随人愿，胡皇后主动上表让位，宣德帝准奏并赐其为“静慈仙师”，让她退居长安宫，侍从待遇一切从旧。就这样，在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仅仅23天之后，宣德三年三月初一，宣德皇帝就把皇后的桂冠移带到了他一直垂爱的孙氏头上。孙氏就此当上了皇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本该属于她的正配地位，而这一切，抛开“皇后”的名分不说，对她其实是迟到了十一年。 而从宣德皇帝这一方来看，他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阻力极大的皇后废立过程，也充分显示了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决心。凭借在位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次他终于拗过了母亲，甩掉了先辈为自己选定的正配胡氏，而将自己心爱的孙氏扶正。至此，他已经把自己所有能给予的名分和尊荣，都给了与他从小一起长起来的孙氏小妹妹，无所保留地表达了对孙氏的爱。 若对宣德皇帝的此一举措作深入分析，他将为自己生育第一个皇子的孙氏由贵妃立为正宫皇后，自然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意思，那就是使已经被立为太子的小皇子由庶出改为正出，进一步确立了其嫡长地位和在未来皇位传承中无可置疑的优势。此举对明朝随后的历史具有深远影响，并已被历史所验证。 值得在此评点的是，宣德帝此一废立皇后之举，也开了明朝皇帝废皇后的先河，竟然连续被其子孙效仿。宣德帝总共只有两个儿子，后来因为特殊形势都当过皇帝。长子朱祁镇因为遭过劫难，没有废后，但后来却被长子长孙朱见深补上了，——朱见深在册立仅仅一个月后就废了他的原配皇后吴氏;而其庶次子朱祁钰则在在位时废了其原配皇后汪氏。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这样接连三代行皇后废立的十分罕见。这也是宣德帝为册立孙氏所未曾料想到要付出的代价。 以上就是孙氏“夺后”事件的整个过程。 第八，对“弱者”的同情 《明史》在记述被宣德帝所废的胡皇后时，明显表示了同情，说：“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宣宗后亦悔。尝自解曰：此朕少年事。”与这段记载相对应的，则是对孙氏“阴取宫人子为己子”说法的认同。 但我们审视一下历史事实，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宣德帝废胡立孙时，已经三十一岁，他最终去世时，也不过三十八岁，说他后来自我解嘲为“此朕少年事”，于情理上讲不通，当有杜撰之嫌。与此立场一脉相承的还有一种观点，是把宣德帝废后之举看作是其人生的一个污点，这明显是站在遵从“父母之命”封建婚姻观的角度评说的。而以现在人的视角，宣德帝废胡立孙，在很大成分上体现了他对“包办婚姻”的否定和反叛，不仅不是污点，而且具有某种积极意义。 说到这儿，我感觉宣德帝与孙氏的故事，是极富个性化和戏剧色彩的，应该是演绎封建社会爱情戏剧的绝佳题材，非常值得小说家和戏剧家去提炼和挖掘。 在这里，我们也有必要揣度一下被废的皇后胡氏。她与同时代的多数女性略有不同的是有自己的名字，叫“善祥”。据《明史》记载，其父胡荣是山东济宁人，因洪武年间，其长女入宫为女官，被授锦衣卫百户。可见胡氏入宫前，已经有个姐姐早就在宫内。或许当时之所以能选她入宫，会与其姐姐有所牵连。当其被立为太孙妃之后，她还有一个兄弟胡安被任命为府军前卫指挥佥事，专侍太孙，但“不莅事”，可见朱瞻基对其家人没什么好感。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胡氏应该是一个受过教养的小家碧玉，性格柔弱，偏于内向，恭顺谨慎，不善张扬。入宫后，面对朱瞻基对孙氏的宠爱和对自己的冷落，她不善于积极反抗，而只是一味地隐忍，以自己的柔顺来博得婆母张氏的同情和庇护。对自己的夫君，也不积极地去争取亲近，只表现出一种安详冷艳和被动的期待。这种性格和姿态决定了她不可能成为朱瞻基的知己，更不会博得他的欢心。相反地，她过多地赢得婆母的同情和保护，久而久之会使自己的夫君产生厌烦。或许正是由于她自身的性格弱点，再加上其竞争对手孙氏拥有的显著优势，共同铸就了她被废的悲剧性命运。 或许是由于人们同情弱者的天性，一些作者受胡氏“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的影响，对取而代之的孙氏形成了莫名的成见。另外再加上其子明英宗的荒唐，最终导致了孙氏没有留下好的口碑。但若冷静分析一下，这些又不能都怪孙氏。关于一些史书中对孙氏偏于贬斥的评价，我们应该作客观分析。而对于孙氏后来在明朝几个历史紧要关头发挥出的作用，笔者已在前文做了客观的评价。 下面我们再来质疑一下“盗子”这件事情： 对于史书上有关孙氏“阴取宫人子为己子”的说法，笔者在前面已经大致做了一点背景分析，在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作出以下质疑： 熟知明史的人都知道，孙氏的夫君宣德帝是子嗣比较少的皇帝，笔者在前文中分析说，宣德帝朱瞻基好象存在什么生理问题，他自永乐十五年册立妃嫔完成婚配以来，身边那么多女人，包括他宠爱的孙氏，却一共只给他生出了两个女儿，没生出任何可以承继大统的“龙种”，这说明宣德帝的“种子”质量很差。在当时以讲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文化为统治思想的背景之下，加上对皇朝大统的传承考虑，皇帝年近三十而无子嗣，难免会成为朝中上下极为关注的问题。而且可以推想，基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期望“早生贵子”的思想意识，这种关注应该早在朱瞻基完成婚配之后就已经开始，待到其当上了皇帝，这种关注将无以复加，达到无论宫中哪个女人的肚子鼓了起来，都会吸引所有人注目的最高程度。对此，作为皇帝的朱瞻基本人，以及当时在世并具有很大权威的太后张氏、具有正宫身份的皇后胡氏，还有身为贵妃的孙氏都不会不清楚。因此也可以想见，谁要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瞒天过海的方式“生育”第一个皇子，会难于登天。为什么这样说，请看以下分析： 一、就算孙氏因早年入宫而培植了许多亲信党羽，就算其真的有遮天的本领，她假装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可以瞒过其他所有的人，但能否瞒过对她宠爱有加的皇帝朱瞻基？按一般亲密夫妻之间不言而喻的房中私密推想，假如盼子心切的朱瞻基有一天突然压抑不住要与之狎昵，非得贴在她的肚皮上听听胎音，她该怎么办？十月怀胎的时间足够漫长，可推脱一次两次，但终不能完全推脱，否则自然会引起怀疑，一旦皇帝非要验证一下，试想会是什么后果？ 二、就算是孙氏的十月怀胎可以装得天衣无缝，但一朝分娩能否装得过去？当时的太后张氏和依然身居皇后地位并在表面上一直与孙氏相敬如宾的胡氏，应该可以作为女性长者和尊者，以特殊关怀的姿态亲临分娩现场进行关照，就地等待举国上下都盼望的皇长子诞生的特大喜讯，对此，宫中其他人哪位敢于阻拦，又有什么理由进行阻拦？在这个环节上，甚至连宣德皇帝本人也很难找出合适的理由进行阻拦，因为这会有违常理。即便他能阻止皇后胡氏，恐怕也阻止不了太后张氏以婆母的身份亲临现场关照。这样，孙氏岂能瞒天过海、偷梁换柱？ 三、孙氏若真的要在十月怀胎上瞒天过海，连同对自己和对那个所谓真的怀孕的宫女的掩藏和处置系统，实施起来得需要多少人帮衬？人多了就难以切实保持住秘密，除非将所有知情者都杀了灭口。这里人们可以设问，一则孙氏有能力一下杀那么多人吗？二则这些知情者应该都是孙氏的亲信，若把她们都杀了，那么宫中人谁还敢再与孙氏贴近，孙氏以后当怎样继续在宫中立足？ 四、在当时不可能准确预测出胎儿性别，人们也不知道生男生女取决于男性，而在这之前，除孙氏生育的常德公主外，另外一位宫女为皇帝生下的也是女儿的情况下，孙氏是否值得为小于百分之五十的可能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五、当时孙氏的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不仅生育过一个女儿，而且依然无庸质疑地受到皇帝宠爱，除非她确信自己已经过早地丧失了生育能力，她应该是不会“阴取宫人子为己子”的，否则将来一旦自己再生育出“龙子”，她将置自己亲生的儿子于何地位？ 六、在当时宫中上下翘首期盼皇帝子嗣的大环境下，孙氏不会不忖度“阴取宫人子为己子”的难度，也不会不考虑失败的后果。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夜长梦多”，要假装十月怀胎，得经过近三百个日日夜夜，一旦露了马脚岂只是前功尽弃和“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问题，那将犯下使整个皇家蒙羞的欺君大罪。在明朝极为严酷的封建王法之下，可以预见的后果决不仅仅是孙氏自己罪不容赦，不但得不到自己期望的名分还将失去已有的名分，而且注定要累及整个家族遭受灭门之灾。…… 孙氏作为一个女人，敢做如此“豪赌”吗？ 应该说，探究和考证明白孙氏是否“盗子”，不仅对历史本身，而且对中国皇帝血缘传承脉络都具有某种正本溯源的意义。何况对此事历史上本有争论，以《明书》、《明实录》等为代表的一派持皇子为孙氏亲生说。而认为孙氏是“阴夺宫人子为己子”的有《明史稿》、《罪惟录》、《寓圃杂记》等，尤以《寓圃杂记》为详。作为封建正史的《明史》，也认同后一种说法。史籍中之所以存在两种不同说法，应该与当时宫廷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并对孙氏与胡氏有不同情感和评判有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寓圃杂记》中记载，关于孙氏盗子，并非朱祁镇的亲生母亲的说法，惟有作为她儿媳的钱皇后知其详情，并且是在孙氏死后、在朱祁镇病危时说出来的。对这样的记载，人们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不难发现其有违常理甚至荒诞不经，儿媳对夫君是否为婆母亲生，绝非权威证人，其证言在任何时期都应该是最不足采信的。大家读到这里时，可以马上想一想，假如你是已结婚的男人，你夫人对你说你不是你母亲亲生，你会认为她应该是知情人吗？假如你是已婚女性，你感觉是否自己就能弄清楚，你的夫君是不是你的婆母亲生？《明史》采信这样的说法，可见修《明史》的张廷玉等封建官僚文人在这件事上没动脑子，说的轻了是智者千虑，难免有失的问题，说重一点就是愚蠢至极。对封建正史，我们在查阅时必须注意其中有许多荒诞的记载，决不能简单地把其翻译成现代白话就直接引证，否则就难免以讹传讹，对历史不负责任。 或许说到这里，有人会认为，搞不搞清楚孙氏是否是朱祁镇的生母，没有多大意义，这里需要做些说明。研究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应该注意捋清皇室的血缘传承。如果确认孙氏是朱祁镇的生母，那就意味着。明朝自英宗朱祁镇以下，所有的皇帝和亲王，都带有邹平孙氏的血统。否则，这些皇帝和亲王的母系血统，就将在这里失考，而只有下移追溯到英宗朱祁镇的昌平籍贵妃周氏身上。还有，非常巧合的是，明朝自宣德帝以下，连续三辈原配正宫皇后都没生育皇子，包括金字辈英宗朱祁镇的钱皇后和景泰帝朱祁钰的汪皇后，水字辈朱见深的吴皇后乃至其另立的王皇后。而作为宣德帝仅传的两脉之一，景泰帝朱祁钰只有妃子杭氏(后被立为皇后)为其生育了朱见济一个儿子，然而却在被立为太子后不久就夭折了，早早断了这一脉。这样，由宣德帝传下来的，就仅剩了朱祁镇这一单支。其后，自明成祖朱棣另起的明皇族新一支系的嫡长传承，都凝聚于朱祁镇的血统。因此，判定孙氏究竟是否为朱祁镇的亲生母亲，对于研究明朝皇室的血缘传承，准确来说也就是中国的汉族皇帝最后二百年的血缘传承，应该具有关键性意义。 在探究完有关孙皇后的几件关键性的大事之后，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对这位皇后进行一下基本定位。可以看出，对比中国历史上最为人熟知的其他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女人，孙皇后对明朝朝政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而且她与上述几位相比，一无自身的强烈权欲，二不是非依托男人不能施展抱负，三未曾酿成本姓族人胡作非为的外戚乱政局面。如此，她的政治作为和历史功绩的确非常值得后人研究和重新评价。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有关明朝皇帝和皇后的书中，对于孙皇后的评价多停留在封建正史所依据的不实记载上，不仅认同其“盗子”之说，而且还不恰当地大肆渲染其“狐媚”，在写宣德皇帝时会写其如何如何是位“明君”，怎样怎样创立了“仁宣之治”;在写孙皇后时，却又写其如何如何妖娆狐媚，把那个被赞美为“明君”的宣德皇帝玩弄于鼓掌之上，而对“土木堡之变”时孙皇后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的只字不提，有的或误记在早已经去世的明仁宗皇后张氏头上，或根据不切实际的凭空想象误记在当时还没被尊为太后的景泰帝生母吴氏头上。对这些错讹，都有必要重新进行缜密甄别和纠正，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孙皇后死后是以“祔太庙”的名分，与朱瞻基合葬于北京十三陵中之景陵的明宣宗正宫皇后，被上十五字尊谥“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可谓极尽尊荣。在这里笔者还想特别指出，研究孙皇后对历史上没出过皇帝的山东人来说，意义尤其重大一些。因为在以出“山东大汉”而闻名的山东，历史上却没有出过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真正说了算的男性英豪，能在最高统治层面上对历史发挥重大影响的人，孙皇后是唯一的。有孙皇后这样一位光彩照人的国母皇后和女历史名人，山东人应该自豪、高兴，更应该深入挖掘其历史故事，做到古为今用。 明宣宗朱瞻基生命中的三个重要女人都是谁 宣宗朱瞻基，仁宗长子，明朝第五个皇帝，年号“宣德”。1426年，仁宗朱高炽病逝，朱瞻 宣宗像基以29岁的年龄即皇帝位，时值壮年，精力充沛，又有一定的治国经验，且可以不用 像他的父亲那样在太子的位置上苦苦等待20年之久，可谓恰得其时。当年成祖曾经预言他是 个“太平天子”，此语果然没错。虽然宣宗在位仅有10年时间，但他是个守成之君，承继明 朝开国60年来的基业，以自己德政和治道而载入史册，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黄金时期。 自身：聪颖与勤奋 洪武三十一年(1398)二月初九日，朱瞻基出生在北平。在他出生的前夕，他的祖父燕王朱棣做了一个梦，梦中太祖朱元璋授予他大圭，上面写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字样。圭，是古代封建帝王贵族在举行典礼时用的一种玉器。成祖认为这个梦有特别的寓意，是个吉兆 。在朱瞻基满月的时候，朱棣看到他满面英气，与自己梦中见到的样子十分相像，非常高兴 ，对他也是特别的宠爱。 朱棣夺得天下后在南京登基，朱瞻基随祖母离开北京也来到了南京。祖父朱棣和祖母徐氏非 常钟爱这个皇孙，对其颇为用心。朱瞻基自幼聪慧，喜好读书。永乐五年(1407)四月，他 到了出阁读书的年纪，成祖特命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姚广孝为之讲习经书。 姚广孝像姚广孝是个很特别的人，至今还流传着关于他的许多传说。他14岁出家为僧，法名 道衍，向道士席应真学习阴阳术数之学，熟读诗书，诗文俱佳。后来云游嵩山时，著名相士 袁珙(gong)看到他十分诧异，说他三角眼、形如病虎、嗜杀成性，将来一定是刘秉忠一 样的人物。(刘秉忠，元朝僧人，随忽必烈征云南，筹建开平城，主持设计元大都，建议以大元为国号。)姚广孝听说自己会成为刘秉忠一样的人物，正符合自己的志向，非常高兴，立志要做一番事业。因马皇后病逝，朱元璋择高僧入藩王府为马皇后诵经祈福。姚广孝因此 得以入燕王府，为朱棣所知。他密劝朱棣举兵，并在靖难之役中屡出奇策，为朱棣夺得江山 立下不世功勋。朱棣对他十分敬重，恢复他的姓，赐名广孝，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少师。 朱棣让他蓄发还俗，他不肯;赐给他府邸和两名宫人，他拒不接受。上朝的时候他穿上官服，下朝后就换上袈裟，居住在寺庙中。当永乐十六年(1418)他病情危重时，成祖亲自到他居 住的庆寿寺看望他，相谈甚欢。病逝后，成祖辍朝两日，亲自为他的神道碑书写碑文，记述 他的功绩。 宣宗绘《武侯高卧图》 成祖朱棣以自己最为信任的大臣来辅导朱瞻基，可见对他的殷切希望。朱瞻基也没有辜负祖 父的期望，学习刻苦，加之天资聪颖，过目不忘。他还留意古今兴衰、历朝治乱的内容，从 中领会治国的道理。 成祖朱棣不但任命姚广孝教授朱瞻基，而且他自己也用言传身教来给与他良好的影响，为以 后为国君做准备。永乐七年(1409)，成祖巡幸北京，令朱瞻基同行。他特意带领着朱瞻基 到田间观察农作物、农具和耕种的过程，到农民家里看他们的衣食住行，并写了一篇《务本 训》给他，让他知道农业是国家根本的道理，治理国家必须体恤农民。 永乐八年(1410)，朱棣亲征蒙古，指定尚书夏原吉辅佐朱瞻基留守北京，学习处理日常政务。当时南京是京师，北京称行在，虽然同样设有各种官署，但是处于草创阶段，还很混乱。夏原吉每天早上辅佐朱瞻基处理政事。面对各衙门的庞杂事件，夏原吉总能口答笔书，从容不迫，井井有条，处理好深入漠北的成祖朱棣和远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交办的各项事 务。有这样能干的大臣辅佐朱瞻基，相信他一定会从中积累许多处理政务的经验。后来夏原 吉又侍从朱瞻基深入乡野村落，体察百姓疾苦。成祖对夏原吉很满意，在朝堂上指着他和蹇 义对朝臣说，这是高皇帝(太祖朱元璋)给我留下的贤臣，要想知道古代贤臣的样子，眼前 的两个人就是。此后，朱瞻基多次在夏原吉的侍从下往返于两京之间，其间经常谈论治国方 略，从夏原吉那里获得了许多经验。 宣宗骑马图永乐十二年(1414)，为了让朱瞻基接受战场的历练，朱棣命他随自己亲征蒙古 。朱棣已经让朱瞻基体察了民间疾苦，学习处理政务，似乎只有再让皇太孙在战场上磨砺之 后才会让他日后成为文武兼备的一代圣君。朱棣并没有让朱瞻基荒废学业，命随军大臣在行 军过程中继续教授他经史。皇太孙有时又跟随成祖朱棣检阅部队，学习战法。六月，明军与 蒙古铁骑展开激战。宦官李谦自恃勇猛，带着朱瞻基加入战局。朱棣得知皇太孙身涉险境， 急忙派军将朱瞻基解出战场。李谦自知犯下大错，自杀身亡。 正是在祖父朱棣的精心培育下，朱瞻基文韬武略、熟悉政务，为将来治理国家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朱棣十分欣慰，曾对朱高炽说朱瞻基日后必然是一个太平天子。如前文所说，朱棣之 所以传位于朱高炽，或与钟爱皇太孙朱瞻基有很大的关系。朱瞻基机敏过人，多次维护了其 父朱高炽的储位。有一次，成祖朱棣命太子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拜谒太祖朱元 璋的孝陵，朱瞻基随往。太子朱高炽身体肥胖，还有脚疾，行走不便，由两个太监搀扶仍然 踉跄。朱高煦在后面看见，故意在众大臣面前羞辱太子，说“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没想 到年幼的朱瞻基在后面随即反驳，“更有后人知警也”，顷刻之间为父亲解围。朱高煦回头 看到朱瞻基，意识到在争夺储位的道路上朱瞻基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幼年受到的良好教育，使朱瞻基能吟诗作赋，擅长书法绘画。他登基后经常在春秋时节，与诸儒臣登临万寿山，泛舟太液池，良辰美景，赋诗唱和。他的诗侧重于重农、求贤的内容，表达了他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治国理念。宣德四年(1429)十月，朱瞻基来到文渊阁，与 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李时勉等儒臣谈经说道。他随手翻阅着经史书籍，和儒臣们讨论其中蕴意，进而探讨治国的得失。君臣谈古论今，相谈甚欢。宣宗兴致盎然，特命御膳 房拿来好酒，设御宴款待他们。席间，他告诫儒臣们，自古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都崇礼重 士，你们是辅佐良臣，对于国家政事一定要知无不言。他还赋诗一首，赐给杨士奇等人，有如下诗句：“大经大法古所训，讲论启沃良足娱。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朱 宣宗绘《花下狸奴图》瞻基认为读书讨论不但能陶冶性情，还是治理国家的良策。不久，他将自己所作的《猗兰操》赐给朝臣，再次告诫朝臣要举荐贤才，只有唯才是举才能治理好国 家。他涉猎较广，绘画则以山水、花鸟见长。他所绘《戏猿图》、《花下狸奴图》手法细腻 ，颇见功底。另绘有《寿星图》一幅，赐给老臣夏原吉。又有《瓜鼠图轴》等流传于世。 生命中的三个重要女人 朱瞻基虽然生在帝王之家，贵为天子，但同样有七情六欲，有着家庭生活的甜美和苦恼。在 他的生命中，有三个女人对他有着特殊的影响，一个是他的母后，另两个是他的皇后。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三个女人在他的家庭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宣宗的生母为仁宗张皇后，河南永城人，彭城伯张麟的女儿。洪武二十八年(1395)封燕世 子朱高炽妃，永乐二年(1404)进皇太子妃，仁宗即位后册为皇后。永乐年间，朱高炽为皇 太子，汉、赵二王觑其位多有谗陷，成祖也有易储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张后多次维护丈夫 的储位，“濒易者屡矣，卒以后故得不废”。一次，朱棣夫妇在内苑举行宴会，张氏亲自下 厨服侍。成祖很高兴，对皇后说：“新妇贤，他日吾家事多赖也。”成祖说的没错，张氏的 确很能干宣德年间的法器——铜铃、铜杵，识大体，对朝廷内外发生的事情都很了解。张皇后地位尊崇，但她对自己娘家人管束非常严格，不允许他们凭借自己的关系谋取高官，更不 允许他们干预朝政，难能可贵。 宣宗即位之初，每当遇到重大的军政要事，总不忘向母亲禀报，而张太后提出的意见通常都 很中肯，母子之间关系十分融洽。当时国泰民安，一派盛世景象。宣宗格外孝顺母亲，每天早晚都要到母后的寝宫问安，不时将四方朝贡的物品进献母亲。宣德三年(1428)，张太后 和宣宗的皇后、嫔妃畅游西苑。 宣宗亲自扶着母亲走上万寿山，捧上美酒敬祝母亲万寿无疆 。第二年，宣宗陪同母亲拜谒长陵、献陵。经过河桥时，宣宗下马，亲自搀扶太后的坐辇。看到道路两旁欢呼的人群，张太后意味深长地告诫宣宗，百姓能如此爱戴君主，是因为君主 能够使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所以国君一定要重视百姓的安危。返回京师的途中，张皇后走 访当地的百姓，询问他们生活、生产情况，赐予他们一些钱钞。百姓献上食物、水酒，张太 后亲手递给宣宗，让他尝尝真正的农家风味。 正是在张太后的影响下，宣宗对百姓的生活非 常关心，对农业很重视，宣德朝物阜人丰，这也是“仁宣之治”局面形成的一个原因吧。 母子融洽的关系也有一点不和谐的音符。原来，宣宗不顾母亲的反对，一意要更立皇后。宣 宗的皇后为胡氏，可他更喜欢贵妃孙氏。孙氏10岁时，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母亲向明成祖 推荐宣宗绘《瓜鼠图》，选入内宫抚养，成为以后宣宗择配的人选。她虽出身低下，但面貌姣好，聪明伶俐。永乐 十五年(1417)，成祖降旨给心爱的皇孙朱瞻基选妃，结果选中了济宁(今山东济宁)百户 胡善祖的第三个女儿胡氏，册封她为皇太孙妃，封孙氏为皇太孙嫔。宣宗即位后，册立胡氏 为皇后，孙氏为贵妃。胡氏贞静端淑，但身体病弱，未能生育，为宣宗所冷落。 孙贵妃虽亦无子，然而饶有美色，为宣宗所宠爱。当年册立后妃，按祖宗制度，皇后册立之时有宝(即 金玺)有册(即写有皇帝封赐命令的金册)，贵妃则有册无宝，但宣宗特命制金宝赐予孙贵 妃宣宗胡皇后像，贵妃有宝自孙氏始，可见宣宗对她的宠爱程度。虽然宣宗赐孙贵妃宝册征得张太后的同意 ，但是张太后对胡皇后很满意，内心里并不真正赞同宣宗的做法。 宣宗一直不喜欢胡皇后，想更立孙贵妃为皇后，只是胡皇后贤明没有过错，找不到合适的借 口。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孙贵妃生朱祁镇，使宣宗更立皇后的想法更加强烈。在朱祁 镇出生不久，就有大臣上表请求立他为皇太子。胡皇后很贤惠通达，也主动表示早定国本。宣宗孙皇后像其实，立皇太子是件重要的事情。按照明朝皇位传承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皇后亲生的儿子才是最佳人选。此时虽然胡皇后没有子嗣，但毕竟年轻，或许日后会有皇子 。因此立朱祁镇为皇子，明显有些操之过急。孙贵妃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假意推辞， 说等皇后身体恢复后定会有儿子，自己的儿子不敢先于皇后之子成为太子，然而宣宗却不愿 意等。次年二月，宣宗册立朱祁镇为皇太子，当时他尚不满三个月，是明代册立太子时年龄最小的。 朱高煦叛乱过程 汉王朱高煦与朱瞻基的叔侄之争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北京地震，汉王朱高煦谋反。其派一名官员抵达北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当夜逮捕官员上报朝廷。此后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以济南为应。又分散弓兵旗，令真定诸卫所，尽夺傍郡县畜马。并设立五军都督府：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领左军，千户盛坚领右军，知州朱暄领后军。诸子朱瞻垐、朱瞻域、朱瞻埣、朱瞻墿各监一军。朱高煦率中军，世子朱瞻垣居守。指挥韦贤、韦兴，千户王玉、李智领四哨。部署已定，伪授王斌、朱暄等大帅、都督等官。御史李濬在发现此事后上报朝廷，於是宣宗升其为左佥都御史，并派遣中官侯太赐书高煦，问起谋反事情。侯太在抵达乐安州后，看到朱高煦傲倨不拜敕，向南面坐，大声说：“我怎麼会负朝廷啊！靖难之役时，如果不是我死力付出，现在燕还是燕的事情恐怕还尚未可知。朱棣听信谗言，削我护卫，让我迁徙到乐安。朱高炽只给我金帛饵我。现在朱瞻基又拿祖先事情糊弄我，我怎麼还能没有动作？你看我的兵营，士兵战马怎麼不可洸洋天下啊。你速上报朝廷，把奸臣都捆绑过来，再谈我所要的事情。”侯太非常恐惧，只好唯唯诺诺而归。宣宗问起朱高煦说过什麽，侯太不敢说话，宣宗说“侯太有二心”。之后锦衣卫官员介入后，侯太如实陈述。宣宗对侯太大怒道：“事后必然会处罚你。” 同月，朱高煦派遣百户陈刚进疏，称明仁宗违背洪武、永乐年的制度，给文臣诰敕封赠，而现在修理南巡席殿等都是过错。又诬陷大臣夏原吉等为奸佞，并索要诛杀掉。又给公侯大臣写信，其中言语骄言巧诋，污蔑明宣宗。宣宗叹道：“朱高煦果然谋反了。”於是商议派遣阳武侯薛禄将兵讨伐，大学士杨荣力言不可，称：“皇上难道不知道李景隆的故事么？”皇上默然，之后面对夏元吉。夏元吉亦称：“往事可以借鉴，此事不可失策啊。我监国朱高煦派遣将领色变，和我们对话时候却哭泣，知道其是无能。况且兵贵于神速，应当卷甲韬戈前往，一鼓作气平定，这就是先声有夺人之心。如果命将领出征，恐怕不济。杨荣所称是对的。”宣宗於是心意遂决，立即召张辅谕亲征。张辅称：“朱高煦骄傲但没有计谋，对外猖狂却内心害怕，现在所拥有的也都是不能战斗的人。我愿意带领两万部队，擒拿贼首献给陛下。”宣宗称：“你诚然足可以平定叛乱，但我刚即位，心意已决。” 之后敕遣指挥黄谦，同总兵、平江伯陈瑄防守淮安，防止其南逃。并令指挥芮勋守居庸关，令法司尽弛军旗、刑徒等跟随出征。同时，命定国公徐永昌、彭城伯张昶守皇城;安乡侯张安、广宁伯刘瑞、忻城伯张荣、建平伯高远守京师 。命丰城伯李贤、侍郎郭璡、郭敬、李昶督军饷;郑王朱瞻埈、襄王朱瞻墡留守北京;广平侯袁容、武安侯郑京、都督张升、山云，尚书黄淮、黄福、李友直协守;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吴中、尚书胡濙、张本、通政使顾佐扈行;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随后，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遂亲征。 部队在经过杨村的时候，宣宗问从臣曰：“尝试猜测一下朱高煦会出什麽计谋？”对答道：“乐安城很小，他们会首先取济南为老巢。”又或称称：“他们肯定不愿意离开南京，现在已经率兵南去。”宣宗称：“不然。济南虽然近，但是不好进攻;听闻大军抵达，亦没有空闲进攻。护军家都在乐安，不肯抛弃家小南走南京。朱高煦虽然外面看夸诈，但内心胆怯，临事狐疑，展转不断。现在敢谋反的原因，是因为轻视我年少刚立位，众心尚未归附。他又以为我不能亲征，只能派遣大将来，到时候以甘言厚利诱饵就可以。现在听闻我亲征，恐怕已经胆子掉下来了，又怎敢出战！我们到了就擒拿了。” 当时大军截获乐安归正人员，得知其城中虚实。虽然文官武臣都请求大军前进谨慎防止埋伏，但宣宗仍然率领大军加速前行 。很快，大军抵达乐安城北，并发神机铳箭，诸将请即攻城，宣宗不许，并敕谕朱高煦，没有得到报信。之后，宣宗命放箭书到城中，对谕党逆者宣以祸福，城中於是很多人欲逮捕朱高煦献上。朱高煦非常狼狈，於是密遣人上奏宣宗，乞求宽解，并明日早晨出城归降，得到宣宗许可。当夜，朱高煦取出积累的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全部毁掉。城中通夕火光照明。朱高煦将要出城时，王斌等人坚持阻止，说宁可一战而死，束手就擒是耻辱。朱高煦则称城小无法获胜。之后出城，大臣纷纷上疏请求用重典。宣宗却阻止，将群臣弹劾奏摺展示给朱高煦。朱高煦顿首言：“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宣宗命朱高煦写书，召诸子同归京师。罪止牵连至倡谋数人，其馀城中被胁迫者一律释放。并逮捕王斌等下锦衣狱。之后，令薛禄等人巡抚乐安，改乐安州为武定州 。 朱高煦叛乱结局 叔侄争权 朱瞻基迅速平定汉王 大军班师时，部队驻扎在跸献县之单桥，户部尚书陈山迎驾，并进言道：“亦乘胜移师向彰德，袭击赵王朱高燧，这样朝廷就永远安定了。”宣宗召杨荣回答，杨荣称赞其是大计。之后召蹇义、夏原吉，两人不敢持异议。杨荣请求先派遣敕令赵王，指责其与朱高煦同谋的罪过，而大军即可赶到自然可擒拿了。宣宗听从。杨荣於是传旨杨士奇草拟诏令，杨士奇称：“事情必须属实，天地神鬼怎麼可以欺骗啊！况且敕旨以何为辞？”杨荣大声说：“这是国家大事，你怎麼能反对？只要命锦衣卫逮捕汉王府的人，说起与赵王府同谋，就是事情的原因，怎麼会担心没有理由？”杨士奇称：“锦衣卫的责状怎麼可以说服人心？！”杨士奇於是见蹇义、夏原吉，蹇义说：“皇上意思已经定了，大家意思也定了，阁下怎麼能忽然从中阻止呢？！”夏元吉说：“万一皇上听从您的主张，现在不去采纳。 以后赵王有变，如同永乐年间孟指挥的举动，到时候谁承担罪责？”杨士奇说：“现在这事与永乐年间的不同。永乐年间，赵王拥有三个护卫，现在已经去掉其中两个。况且当时孟指挥所为，王爷实际并没有参谋。不然的话，赵王岂能活到现在？”蹇义问道：“即如阁下所说，那现在又有何不同？”杨士奇称：“为今之计，朝廷重尊属，厚待之。有怀疑，则严防之，亦必须没有怀疑，而国体也可以保持端正了。”蹇义、夏原吉对他说：“阁下所言虽然得当，然而皇上特别信任杨荣的话，不如你们两人先商定下也好。” 杨士奇於是退下与杨荣商谈：“太宗皇帝(朱棣)只有三个儿子，皇上只有两个亲叔。一人有罪是不可以宽恕，而没有罪的应当厚用，这也是仰慰皇祖在天之灵啊。”杨荣不肯改变主意。当时杨溥亦赞同杨士奇的主张，杨溥就说：“我们两人入见皇上，大军必定不能移动。”杨荣听闻杨溥的看法，即要进谏，杨士奇亦接踵而至，门卫阻挡两人不得入见。之后，宣宗召蹇义、夏原吉，蹇义将杨士奇的话说出，宣宗不悦，却也不在说用兵的事情，於是大军班师回京。 同年九月，宣宗班师回京，御奉天门。朱高煦父子家属都抵达京师，命工部筑馆室於西安门内，安处朱高煦夫妇男女，其饮食衣服的奉给，仍然按照以往制度未曾改变。宣宗出御制《东征记》，以示群臣，凡朱高煦之罪，已经朝廷不得已用兵的缘故，均详细写入书中。逆党王斌、朱暄等伏诛，同谋伏诛者六百四十馀人，其故纵与藏匿坐死戍边者一千五百馀人，实口外者七百二十七人。独长史李默免罪。 宣宗抵达京师后，仍然想著杨士奇的进言，不再提及进攻彰德(赵王)的事情。然而言官仍然喋喋不休，请求尽削赵护卫，且请拘赵王京师，宣宗均不听。於是召见杨士奇问：“谈论赵王之事的官员越来越多了，怎麼办？”杨士奇对答道：“现在的宗室中，只有赵王是最亲的，应当考虑保全他，不要在被群臣所言迷惑。”宣宗说：“我也是这样想的，皇考对赵王最友爱，现在我也只有这一个叔叔，怎麼会不爱。应当思考保全之策。”於是将群臣上奏的奏摺，派遣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刘观拿著向赵王示出，使其自处。杨士奇说：“如果皇上能够玺书亲谕一封更好。”宣宗赞同其主张。袁容等人抵达后，赵王大喜说：“我有救了。”於是呈上护卫，且上表感谢隆恩，至此言官不论此事。 而朱高煦被所在城内，某日，宣宗视察。朱高煦出其不意伸脚绊倒宣宗。宣宗於是大怒，命大力士构铜缸覆盖他。铜缸重有三百斤，朱高煦仍然有力顶起，於是宣宗命积炭缸上如山，然后燃起炭火，瞬间火烧铜融，朱高煦遂死。之后诸子均判死刑。 朱瞻基是怎么死的?明宣帝朱瞻基是因何而死 朱瞻基死因：明宣宗朱瞻基(1399年3月16日-1435年1月31日)，明仁宗朱高炽长子，明朝第五位皇帝，幼年就非常受祖父与父亲的喜爱与赏识。他和父亲一样，比较能倾听臣下的意见，听从阁臣杨士奇、杨荣等建议，明宣宗当政十年，重点在治理内政方面。主动从交阯撤兵，节省了财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与交阯的交流。 明宣宗朱瞻基，洪熙皇帝朱高炽的长子，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父亲太祖皇帝朱元璋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正说明要将江山交给他，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马上意识到难道梦中的情景正映证在孙子的身上？他马上跑去看孙子，只见小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一团英气，朱棣看后非常高兴，这件事对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役也有很大的作用。 朱棣靖难之役胜利以后，就亲自挑选当时的著名文臣担任朱瞻基的老师，并多次指示，皇孙是个可造之才，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同时朱棣也不忘亲自教导。朱棣总是将朱瞻基带在身边，让他了解如何带兵打仗。朱瞻基于永乐九年(1411年)立为皇太孙，数度随成祖征讨，每次远征归来经过农家，朱棣都要带朱瞻基到农家看看，让皇孙了解农家的艰辛，让他以后作一位爱民的好皇帝。朱棣对朱瞻基的精心教导对朱瞻基以后成为著名的守成之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很大程度上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是沾了儿子的光，因此父子俩就成为了朱高煦等人的眼中钉，青年的朱瞻基也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但是凭着祖父对他的喜爱，凭着他的勇气与睿智，他总是能够帮助父亲化险为夷，最终使朱高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谁知父亲的皇位还没有坐热，十个月之后就暴病去世了，当时朱瞻基正在南京，他的皇叔朱高煦准备在半路截杀太子，然后自立为帝。 但是朱瞻基早就预料到父亲病重，不久将要驾崩，于是提早出发赶往北京，当时朱高煦还没有派人设伏，他没有料到朱瞻基会来的如此之快。其实关于朱瞻基为何会未卜先知，比距离京城更近的在山东乐安的朱高煦(朱瞻基在南京)更早得到皇帝驾崩的消息这一谜团。史料上有很多不同的记载，有的说朱高煦袭击太子朱瞻基只是传闻，朱瞻基是在接到京城内线报丧之后从容来到京城的;还有一种阴谋论，说是朱瞻基等不及父皇朱高炽传位，谋杀了他，朱高炽的非自然死亡、朱高煦的措手不及、朱瞻基的从容即位是历史留下的谜团，但可以肯定的是朱瞻基安全抵达京城。 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年号宣德，成为明朝第五位皇帝。明宣宗当政十年，重点在治理内政方面，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将汉王朱高煦用鼎扣住，烧烤至死，诸子全部处死(宣宗原先不舍得杀之，仍前往探视，却被朱高煦使腿将其绊倒)。为了休兵养民，宣宗一改永乐时期的讨伐政策，主动从交阯撤兵，节省了财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与交阯的交流。 宣宗整顿统治机构，罢免“贪津不律”、“不达政体”、“年老体疾”的官员，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以振朝风。而在用人方面限制入仕人数，实行保举和欠任。宣宗实行了一些减轻民困的措施，减免税粮、复业流民、赈灾救荒等，宣德三年出塞，并修建永宁、隆庆诸城。 在宦官问题上，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宣宗虽是明君，但此举在无意之中却开启了明代宦官干政之先兆，也是他因清朝臣子引导最受后世批评之处。 宣德帝在短期患病后于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1435年1月31日)意外地死于乾清宫，终年38岁，他在位只有10年，他被尊为章皇帝，庙号宣宗。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葬北京昌平景陵。 明宣宗朱瞻基简介 朱瞻基为什么叫蟋蟀天子 说到蟋蟀天子，第一映像应该是一个爱玩无才的废材皇帝。实际上，这位“蟋蟀皇帝”朱瞻基是一个开创了“仁宣之治”的贤德皇帝。虽然他喜好斗蟋蟀，但实际上明朝许多帝王都爱好斗蟋蟀，不能凭此就否定朱瞻基的政治才能。毕竟一个开创了可以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相比的盛世局面的人，绝对差不到哪儿去。 朱瞻基幼时极受朱棣喜爱，据说当初朱棣没有传位给朱高煦而是朱高炽还考虑到这位极受他喜爱的皇孙的原因。而朱棣又为什么那么喜欢朱瞻基呢？ 据说洪武三十一年，一天晚上，还不是皇帝的燕王朱棣作了一个梦，他梦见太祖皇帝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而大圭在古代，是权力的象征，太祖将大圭赐给他，这不正象征着他即将获得无上的权利，即继位为帝吗？ 燕王朱棣梦醒之后正为梦中情景欣喜，门外突然有仆从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心下一转，难道梦中的情景正映证在这位刚出生的小子身上？梦里那块大奎其实就是孙子？他立刻起身去看望刚出生的朱瞻基，越看越觉得孙子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一团英气，朱棣看后对自己心下的想法越发肯定，这件事对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也有很大的作用。 靖难之役胜利以后，朱棣越发认为孙子是自己的福星，是以亲自挑选当时的著名文臣担任朱瞻基的老师，并多次指示，皇孙是个可造之才，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同时朱棣也不忘亲自教导，永乐中期以后的远征漠北，朱棣总是让朱瞻基随行，教他如何打仗，锻炼他的勇气和意志。 朱棣不止教导朱瞻基军事指挥，甚至远征归来后会特地将朱瞻基带到农家看看，让他了解农家的艰辛。如此精心的教导对朱瞻以后成为著名的守成之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朱棣在立太子期间，青年的朱瞻基也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但是他凭着祖父对他的喜爱，凭着他的勇气与睿智，不仅保全了自己，甚至帮助自己的父亲朱高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父亲登上皇位不到一年，还不待他喘口气，就暴毙身亡。当时还在南京的朱瞻基，马上想到了父亲和自己的来对手朱高煦，他猜测这位皇叔一定会暗中对付自己。事实上他的确料对了，他的皇叔朱高煦的确准备在半路截杀太子，然后自立为帝。幸运的是当得知父亲病重后，朱瞻基马上日夜兼程赶到了北京，当时朱高煦还没有派人设伏，他没有料到朱瞻基会来的如此之早，因此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回京之后的朱瞻基，一方面妥善处理了父皇的后事，一方面加紧北京城的戒备，防止有人伺机作乱，然后从容登基，改明年为宣德元年，开始了他的辉煌的帝王生涯。朱瞻基在位期间，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举措，将明朝推向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而这样一位贤明君主又为何本人称为“蟋蟀天子”呢？ 这皆是因为作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从小就喜欢斗蟋蟀，即位之后他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宣宗，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朱瞻基也被百姓们称为“蟋蟀天子”。他的故事甚至流传到民间，被蒲松龄写进《聊斋志异》。 不过笔者认为朱瞻基被称为“蟋蟀天子”这其中应该还有清朝统治者为抹黑明朝而为。不然明朝许多皇帝都爱斗蟋蟀，又为何开创了盛世之局的朱瞻基而独为“蟋蟀天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