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
满族大佬荣禄职场沉浮录 一场大火成就了他
机关算尽的荣禄和那时的大清朝一样，一病不起，最终先后告别了历史舞台。
1903年的一个初春午后，大清国的掌门人慈禧罕见地离开颐和园，起驾来到交道口菊儿胡同一所中西合璧的老宅院。老佛爷之所以屈尊至此，原因很简单：她的宠臣荣禄病了，而且病得极重。
走近荣禄的病榻，慈禧不忘打趣道：“尔常言尔是康党，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竞致反噬！”这话若是对着旁的大臣说，估计就要吓得尿裤子了。然而荣禄淡然一笑，道：“彼等即逃亡海外，何事不可为？些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如此自我解嘲的方式，既撇清了罪名，又起到讽谏之效果。眼瞅着荣禄还能兴致盎然地开玩笑，慈禧心中的担忧算是暂时放下。
谁知这成了两人最后一面。3天后，4月11日，荣禄撒手人寰。至此，继鳌拜、和珅、肃顺、奕诉之后，清代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也与世长辞了。
早年沉浮
能成为满族大佬，这与荣禄早年的不堪经历密切相关。
荣禄出身于军人世家。荣禄祖上世代从军，为大清朝屡立功勋。远了不说，他祖父在镇压回疆时捐躯，老爹也不甘其后，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斗中阵亡。一门两代“忠烈”，朝廷特意赐修“双忠祠”，以示表彰。
如此“根正苗红”的出身，自然保证荣禄一进官场便春风得意，直接恩荫为工部主事。更牛的是，人家荣禄还有非常硬的关系。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唯一的旗人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崇绮的老爸是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昆冈后来成为大学士。一个妹夫是大学士之子，一个妹夫是未来的大学士，荣禄堪称左右逢源，“官系”无边。
当然荣禄也不是吃白饭的。上班不久，宫中发生大火，刚好荣禄当天值班，他率领众侍卫奋力灭火。恰在此时，咸丰皇帝在远处督察救火情况，他遥望一人身着绛色官袍，不顾个人安危，在火海中不断进出抢险。于是他询问身边御前大臣，这个年轻人是谁。下属告知此人叫荣禄。不久，咸丰便召见荣禄，了解到其家三世皆为国效劳，两代捐躯，禁不住心生钦佩，将户部银库郎中的肥差赐给了这位“救火队员”。
咸丰末年，肃顺一人专权，横行无忌，朝中大臣莫不惧他三分。肃顺有一癖好，喜欢收集西洋金花鼻烟壶。当时有位陈姓尚书，同荣禄家是故交，知道荣家有几个精品鼻烟壶，于是上门求索。荣母念及多年交情，尽数送给陈尚书。这陈尚书得到后立马转赠肃顺，并告知此物来自荣家。
孰料这肃顺欲壑难填，居然派人上荣家继续索要。迫于无奈，荣禄只得据实告知，家里已无此物。索要不成，肃顺十分不爽，认定荣禄是厚于陈而薄于己，时常公报私仇，给荣穿小鞋。有一次，肃听闻荣禄家有良驹一匹，乃新疆特产，中原罕见，于是命人来要。荣禄早就受够了肃顺的贪婪，一口回绝了对方要求。这让肃顺恼羞成怒，很快便在一次公务会议上假借事由，当面训斥荣禄，并扬言要对其重重惩治。当时荣禄还是个正义感很强的青年，既然你肃顺容不下我，那索性不伺候你了。荣禄立即交上辞呈，闲居避祸。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没几年，咸丰驾崩，肃顺气焰愈加嚣张。慈禧、奕等人为了保住大清社稷，夺回重权，决定发动政变，处置肃顺等顾命大臣。考虑到荣禄与肃顺之间的恩怨，慈禧将其秘密收入麾下，作为奇兵。荣禄果然不负众望，与醇亲王奕譞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擒获肃顺等人，并亲手将其送到菜市口问斩。
细数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像荣禄这样出身好、“官系”硬的八旗子弟，实在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然而同时又像他这样忠心耿耿、办事干练的，则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所以，慈禧将其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数年间，荣禄节节攀升，将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大要职一并收入囊中。此时，他尚不到40岁。
按照清制，内务府一差，同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在权力分配上呈三足鼎立之势。上朝时，御前位列最前，但尊而不要;军机位置次之，但权而要;内务最后，却亲而要。可见内务府大臣是个能够时常与太后接触的好差事。况且荣禄握有全国的工程审批与营造大权和一支精锐的京城卫戍部队，可谓集宫廷、朝堂及市井大权于一身，不知惹来多少同僚的羡慕嫉妒恨。
不出3年，荣禄便尝到了木秀于林风必摧的苦涩。光绪四年( 1878)，贵州巡抚出缺，奕诉征求慈禧意见，应派谁去补缺。当时慈禧正为军机大臣们争权夺利的情形所困扰，于是决定杀鸡儆猴，脱口而出：“着沈桂芬去！”
此旨一出，内外一片哗然。群臣纷纷议论，认为巡抚乃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祖宗之法，朝廷旧制，不应随意更改。面对如潮的廷论，慈禧心知众议难违，只得收回懿旨，令沈照旧当差。
虽然躲过一劫，但沈桂芬依然心有余悸。他寻思：穴本无风，风何由入？此事肯定与一贯主张打压汉人官员的荣禄有关。于是，沈找来门生翁同稣，决心上演一出“反问计”。一天，翁来荣家造访，刚进门便狠狠数落沈桂芬一通。话说荣禄跟李鸿藻是死党，而翁同龢与李都是名冠京师的清流派骨干，故荣时常同翁饮酒酬答，交情匪浅。加上此刻翁神情愤怒，言语激昂，居然将沈的龌龊家事都和盘托出，荣被翁的精湛演技所蒙骗，认定其很够哥们，是来给自己通风报信的。于是他放松了警惕，将慈禧如何厌恶沈桂芬之事据实告知。
从荣禄口中侦知实情后，翁同稣这个“卧底”马上向沈汇报。沈深感不除掉荣禄，必有后患。思来想去，他心生一计。沈说服自己的另一门生宝廷，以满族大臣兼职太多，势必拖累本职为由，主动要求辞去自己的诸多职务，同时他还强烈建议卸去荣禄工部尚书与内务府总管大臣两职，以专心维护京师安全。慈禧觉得宝廷此言颇有道理，加之沈桂芬也煽风点火道：“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年纪尚轻，将来必受重用。”于是，慈禧免去荣禄两大要职。宝廷的“苦肉计”大获成功。
墙倒众人推，没多久，沈桂芬又联合众人力荐荣禄去外地磨练。恰值当时西安将军空缺，慈禧不明底细，一声令下，将荣发配过去。好端端的一颗政坛新星，愣是被一群无良文人从京师中心忽悠到了边缘地区。
这一去便是整整十五载，昔日意气风发的荣大总管已成近天命之年的白头翁，他深深体味到“官场没有永远的朋友，唯有不变的利益”这句话的真谛所在。
“两得主义”
甲午一战，清廷惨败，李鸿章下课赋闲，奕诉垂垂老矣。在苦无良臣辅佐之际，慈禧想起了自己的昔日心腹荣禄。
1895年年底，荣禄再次出任步军统领，低调回归。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磨砺，荣禄收起了棱角，变得圆滑无比。因为他悟出了在官场既屹立不倒又大有作为的诀窍：“两得主义。”
“两得主义”的核心是得宠。顾名思义，就是要成为慈禧信赖有加的宠臣。若想博取慈禧的欢心，最讨巧的途径便是跟老佛爷身边的要人搞好关系。荣禄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子，一位嫁给了后来的醇亲王载沣。这个世铎是慈禧的心腹，长期担任领班军机大臣。荣跟他成了亲家，那世铎自然没少在慈禧耳边说荣禄的好话。而载沣更牛，是慈禧钦定的未来国家领导人，荣禄将女儿送进醇王府，一来是作为政治投资，二来自己闺女还时常向慈禧汇报载沣的最新动向，成为老佛爷的眼线。如此一来，荣禄跟慈禧的距离，又拉近了一大步。
当然，光靠裙带关系远远不够，成为慈禧宠臣的关键还在于要摸清她的脉，亦即想太后所想，急太后所急。这方面，荣禄的功力发挥到了极致。
戊戌年，帝后矛盾愈加激化，慈禧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举措很有看法。荣禄起初对改革还是抱着支持的态度。一次，荣禄在退朝时遇见康有为，问道：“以夫子这样的槃槃大才，也会有补救时局的办法吗？”康有为平日里就心高气傲，根本不把荣放在眼里，于是冷冷地回答：“救亡图存之道，非变法不可！”荣颇不依不饶，继续追问：“早就知道法应当变，但是一二百年的成法，是一早上就能变过来的吗？”康有为非常不耐烦地喊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刻能变。”此话着实令荣大吃一惊，心想关系清王朝存亡兴衰的改革焉能由康这等狂悖之徒操作，他顿时深刻体会到慈禧为何对维新派人不满。于是立即进京觐见慈禧，提出借慈禧秋日赴津阅兵的名义，调集京畿重兵，围捕康梁等人。这正中慈禧下怀，二人一拍即合。于是，维新运动百日而夭，大权再度落于慈禧手中。此间功劳最大者，非荣禄莫属。
庚子年(1900)，慈禧受端王载漪、大臣刚毅蛊惑，心生立即废黜光绪之意。荣禄深知此事关系重大，若是处理不当，既违祖制，又失人心，对太后非常不利。为了保住慈禧的威望，荣禄依违其间，暗中周全。经过冥思苦想，他终于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一日，他将这个计划向慈禧和盘托出：“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慈禧认可了这一建议。几天后，载漪之子溥侑被接进宫里。如此一来，慈禧、端王双方皆大欢喜。其实这只是荣禄的缓兵之计，所谓的“徐篡大统”，不过是画饼而已。由此，荣禄帮助慈禧避免了由于突然废掉光绪而导致的统治危机与政局动荡。
到了当年6月，慈禧以卵击石，向洋人宣战。荣禄心知此决定荒谬至极，但圣意难违，他只得私底下阳奉阴违，将争端尽量降到最小化。当时为了拿下外国使馆，朝廷命令荣禄麾下的武卫军开花炮队人都助攻。炮队进京后，荣禄嘱咐手下凡事谨慎，拿不准就汇报。总兵张怀芝奉命登城安置炮位。待一切收拾妥当，炮弹已上膛，张突然脑中闪过一念，立即命士兵暂勿开炮，自己赶紧赴荣府请示是否开炮。荣禄缓缓道：“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恍然大悟，立即回到城头，重新移动炮位，冲着使馆附近的空地一通乱轰，未损使馆分毫。也就没给洋人留下日后谈判时漫天要价的把柄。
说白了，保太后就是保大清，保大清就必须保太后。此即荣禄得宠的基本逻辑。
得一人之宠尚易，得众人之心则难。若想稳坐政坛大佬之位，尚需扶植一批得力亲信，这便是“两得主义”的另一条：得人。甫一杀回京城，荣禄便大肆招兵买马。当时荣禄经常跟兵部主事陈夔龙一起赴四处查案。一来二往，荣觉得陈为人谨慎，办事老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次闲暇，荣问陈多大岁数，补缺大概何时。陈答曰：“行年已四十，到部已十年，叙补名次第八。”按照兵部惯例，即使每年出缺一次，陈若想拿到实缺，至少需要8年。荣禄笑道：“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相面之术，本属无稽之谈，陈以为这只是荣禄的一个玩笑而已。谁知到了8月份，自己居然名列京察第一，出任兵部郎中。后来更是一路飙升，外放巡抚。这都是荣禄暗暗力荐的结果。陈夔龙从而将荣视为自己的恩人，一生效忠。
败给了日本人，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没了，淮军垮了，朝廷急需编练一支西式军队。慈禧授权荣禄专办此事。通过多方物色，荣认定袁世凯是合适人选，于是力保袁赴小站练兵。谁知袁上任才半年，就被两度弹劾。尤其是第二次，由军机大臣李鸿藻授意御史胡景桂写折，参他“嗜杀擅权，诛戮无辜，徒尚虚文，克扣军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这一本令袁好不郁闷，用他自己的话讲即“心神恍忽，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下有揭发，上需有回应。很快，朝廷便派下一支调查团赴小站彻查，团长即荣禄。袁是自己的亲信，荣自然力保。考察完毕，荣禄问随行的陈夔龙：“你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答：“但看表面，旧军的确不免有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独开生面。“荣点头日：“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回京后荣禄上折请求从宽处置袁，两宫果然恩准。
袁世凯不仅将荣视为靠山，还反向荣举荐人才。任职山东巡抚时，他的同僚学政荣庆清廉能干，于是袁将其引荐给荣禄。荣亦觉得其颇具才能，令其出任仓督。荣庆果然施政有方，政绩颇佳。1902年，清廷破格提拔荣庆任刑部尚书。
庚子年慈禧、光绪逃往西安时，各地官员纷纷前来报效。荣禄于众人中独独看上了江苏学政瞿鸿禨，认定他善于揣摩上意，且写得一手好公文。但是军机处尚有一个空缺，朝廷打算从瞿鸿禨和张百熙二人中选出一个。荣禄便上折子，认为“圣驾计日回銮，举行新政，可否令张百熙、瞿鸿禨各抒所见，缮具节略，恭呈御览，再求特旨派出一员，较为得力”。说白了，荣禄就是想搞个公开选拔干部的活动，以此决定用谁不用谁。这个办法看似公平，但荣禄其实暗地里已做了手脚。他偷偷派人给瞿鸿禨带话，嘱咐他“一定要文字通俗易懂，内容言简意赅，千万不要卖弄文采”。瞿鸿禨自然惟命是从，老老实实地写了一篇只要识字就能看个大体明白的文章，而张百熙蒙在鼓里，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文采奕奕，气势不凡。可惜到了慈禧和光绪那里，张的万言书却成了天书。慈禧看过后，跟荣禄讲：“张百熙所言，剑拔弩张，连篇累牍。我看去不大明晰，还是瞿鸿禨所说切中利弊，平易近情，不如用他较妥。”于是，瞿便成为军机处上行走。
七八年间，荣禄在宫廷内外集结了一批心腹：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巡抚河南，端方总督两江，瞿鸿禨任职军机处，荣庆出掌刑部，铁良负责户部与练兵事宜。如此格局，内有瞿、荣、铁诸辈把持中央要枢，外有袁、陈、端等人厉行地方改革。大清的重权，荣禄隐占半壁江山。
一切皆晚
如果按照这般情形发展下去，稳健且铁腕的荣禄作为清末新政的掌舵人，或许会让这艘千疮百孔的战舰有所修补，继续航行数十年的光阴。荣禄也当会由此成为官修正史中所谓扭转颓局的大人物。孰料天不假年，改革刚刚推行不久，尚未一展身手的荣禄，便病死家中。在晚清史上，他只落得个过渡性人物的角色。
荣氏身后，昔日的心腹群龙无首，分崩离析，政局因之动荡不堪。荣禄生前最担心的人是袁世凯。1901年底，袁接替故去的李鸿章暂理直隶总督，德国公使建议将山东划入直隶境内，由袁世凯监管，改称直东总督。一日在军机处，荣禄问军机章京郭曾炘：“慰亭欲以直督兼领山东，君意如何？于昔亦有例乎？”郭听后悚然道：“往昔鄂文端、年羹尧等虽有先例，然皆以用兵暂资节制，非今所宜援。”荣禄赞成他的话，既而叹息道：“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头。”其实为了预防袁一家坐大，荣禄早有布置。他将与袁有宿怨的瞿鸿禨放在军机处，对袁的日常奏令多加掣肘，令其不得妄为，又把忠于清廷的铁良安插在练兵处，时刻监督袁的军事行动，预防其拥兵自重。但袁世凯怕的不是瞿鸿禨和铁良，而是荣禄，靠山一倒，他便自立山头，将清末时局搅得天翻地覆。
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中曾记道：“国家大政有二，日行政，日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言岂不谅哉！”虽说此话不免有为尊者讳之嫌，但倒也大体符合实情。
当大清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离世后，这个高寿王朝也行将结束了……
荣禄:晚清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
如果按照这般情形发展下去，稳健且铁腕的荣禄作为清末新政的掌舵人，或许会让这艘千疮百孔的战舰有所修补，继续航行数十年的光阴。荣禄也当会由此成为官修正史中所谓扭转颓局的大人物。孰料天不假年，改革刚刚推行不久，尚未一展身手的荣禄，便病死家中。在晚清史上，他只落得个过渡性人物的角色。
1903年的一个初春午后，大清国的掌门人慈禧罕见地离开颐和园，起驾来到交道口菊儿胡同一所中西合璧的老宅院。老佛爷之所以屈尊至此，原因很简单：她的宠臣荣禄病了，而且病得极重。
走近荣禄的病榻，慈禧不忘打趣道：“尔常言尔是康党，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竞致反噬！”这话若是对着旁的大臣说，估计就要吓得尿裤子了。然而荣禄淡然一笑，道：“彼等即逃亡海外，何事不可为？些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如此自我解嘲的方式，既撇清了罪名，又起到讽谏之效果。眼瞅着荣禄还能兴致盎然地开玩笑，慈禧心中的担忧算是暂时放下。
谁知这成了两人最后一面。3天后，4月11日，荣禄撒手人寰。至此，继鳌拜、和珅、肃顺、奕诉之后，清代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也与世长辞了。
早年沉浮
能成为满族大佬，这与荣禄早年的不堪经历密切相关。
荣禄出身于军人世家。荣禄祖上世代从军，为大清朝屡立功勋。远了不说，他祖父在镇压回疆时捐躯，老爹也不甘其后，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斗中阵亡。一门两代“忠烈”，朝廷特意赐修“双忠祠”，以示表彰。
如此“根正苗红”的出身，自然保证荣禄一进官场便春风得意，直接恩荫为工部主事。更牛的是，人家荣禄还有非常硬的关系。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唯一的旗人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崇绮的老爸是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昆冈后来成为大学士。一个妹夫是大学士之子，一个妹夫是未来的大学士，荣禄堪称左右逢源，“官系”无边。
当然荣禄也不是吃白饭的。上班不久，宫中发生大火，刚好荣禄当天值班，他率领众侍卫奋力灭火。恰在此时，咸丰皇帝在远处督察救火情况，他遥望一人身着绛色官袍，不顾个人安危，在火海中不断进出抢险。于是他询问身边御前大臣，这个年轻人是谁。下属告知此人叫荣禄。不久，咸丰便召见荣禄，了解到其家三世皆为国效劳，两代捐躯，禁不住心生钦佩，将户部银库郎中的肥差赐给了这位“救火队员”。
咸丰末年，肃顺一人专权，横行无忌，朝中大臣莫不惧他三分。肃顺有一癖好，喜欢收集西洋金花鼻烟壶。当时有位陈姓尚书，同荣禄家是故交，知道荣家有几个精品鼻烟壶，于是上门求索。荣母念及多年交情，尽数送给陈尚书。这陈尚书得到后立马转赠肃顺，并告知此物来自荣家。
孰料这肃顺欲壑难填，居然派人上荣家继续索要。迫于无奈，荣禄只得据实告知，家里已无此物。索要不成，肃顺十分不爽，认定荣禄是厚于陈而薄于己，时常公报私仇，给荣穿小鞋。有一次，肃听闻荣禄家有良驹一匹，乃新疆特产，中原罕见，于是命人来要。荣禄早就受够了肃顺的贪婪，一口回绝了对方要求。这让肃顺恼羞成怒，很快便在一次公务会议上假借事由，当面训斥荣禄，并扬言要对其重重惩治。当时荣禄还是个正义感很强的青年，既然你肃顺容不下我，那索性不伺候你了。荣禄立即交上辞呈，闲居避祸。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没几年，咸丰驾崩，肃顺气焰愈加嚣张。慈禧、奕？等人为了保住大清社稷，夺回重权，决定发动政变，处置肃顺等顾命大臣。考虑到荣禄与肃顺之间的恩怨，慈禧将其秘密收入麾下，作为奇兵。荣禄果然不负众望，与醇亲王奕譞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擒获肃顺等人，并亲手将其送到菜市口问斩。
细数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像荣禄这样出身好、“官系”硬的八旗子弟，实在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然而同时又像他这样忠心耿耿、办事干练的，则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所以，慈禧将其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数年间，荣禄节节攀升，将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大要职一并收入囊中。此时，他尚不到40岁。
如果按照这般情形发展下去，稳健且铁腕的荣禄作为清末新政的掌舵人，或许会让这艘千疮百孔的战舰有所修补，继续航行数十年的光阴。荣禄也当会由此成为官修正史中所谓扭转颓局的大人物。孰料天不假年，改革刚刚推行不久，尚未一展身手的荣禄，便病死家中。在晚清史上，他只落得个过渡性人物的角色。
按照清制，内务府一差，同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在权力分配上呈三足鼎立之势。上朝时，御前位列最前，但尊而不要;军机位置次之，但权而要;内务最后，却亲而要。可见内务府大臣是个能够时常与太后接触的好差事。况且荣禄握有全国的工程审批与营造大权和一支精锐的京城卫戍部队，可谓集宫廷、朝堂及市井大权于一身，不知惹来多少同僚的羡慕嫉妒恨。
不出3年，荣禄便尝到了木秀于林风必摧的苦涩。光绪四年( 1878)，贵州巡抚出缺，奕诉征求慈禧意见，应派谁去补缺。当时慈禧正为军机大臣们争权夺利的情形所困扰，于是决定杀鸡儆猴，脱口而出：“着沈桂芬去！”
此旨一出，内外一片哗然。群臣纷纷议论，认为巡抚乃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祖宗之法，朝廷旧制，不应随意更改。面对如潮的廷论，慈禧心知众议难违，只得收回懿旨，令沈照旧当差。
虽然躲过一劫，但沈桂芬依然心有余悸。他寻思：穴本无风，风何由入？此事肯定与一贯主张打压汉人官员的荣禄有关。于是，沈找来门生翁同稣，决心上演一出“反问计”。一天，翁来荣家造访，刚进门便狠狠数落沈桂芬一通。话说荣禄跟李鸿藻是死党，而翁同龢与李都是名冠京师的清流派骨干，故荣时常同翁饮酒酬答，交情匪浅。加上此刻翁神情愤怒，言语激昂，居然将沈的龌龊家事都和盘托出，荣被翁的精湛演技所蒙骗，认定其很够哥们，是来给自己通风报信的。于是他放松了警惕，将慈禧如何厌恶沈桂芬之事据实告知。
从荣禄口中侦知实情后，翁同稣这个“卧底”马上向沈汇报。沈深感不除掉荣禄，必有后患。思来想去，他心生一计。沈说服自己的另一门生宝廷，以满族大臣兼职太多，势必拖累本职为由，主动要求辞去自己的诸多职务，同时他还强烈建议卸去荣禄工部尚书与内务府总管大臣两职，以专心维护京师安全。慈禧觉得宝廷此言颇有道理，加之沈桂芬也煽风点火道：“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年纪尚轻，将来必受重用。”于是，慈禧免去荣禄两大要职。宝廷的“苦肉计”大获成功。
墙倒众人推，没多久，沈桂芬又联合众人力荐荣禄去外地磨练。恰值当时西安将军空缺，慈禧不明底细，一声令下，将荣发配过去。好端端的一颗政坛新星，愣是被一群无良文人从京师中心忽悠到了边缘地区。
这一去便是整整十五载，昔日意气风发的荣大总管已成近天命之年的白头翁，他深深体味到“官场没有永远的朋友，唯有不变的利益”这句话的真谛所在。
如果按照这般情形发展下去，稳健且铁腕的荣禄作为清末新政的掌舵人，或许会让这艘千疮百孔的战舰有所修补，继续航行数十年的光阴。荣禄也当会由此成为官修正史中所谓扭转颓局的大人物。孰料天不假年，改革刚刚推行不久，尚未一展身手的荣禄，便病死家中。在晚清史上，他只落得个过渡性人物的角色。
“两得主义”
甲午一战，清廷惨败，李鸿章下课赋闲，奕诉垂垂老矣。在苦无良臣辅佐之际，慈禧想起了自己的昔日心腹荣禄。
1895年年底，荣禄再次出任步军统领，低调回归。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磨砺，荣禄收起了棱角，变得圆滑无比。因为他悟出了在官场既屹立不倒又大有作为的诀窍：“两得主义。”
“两得主义”的核心是得宠。顾名思义，就是要成为慈禧信赖有加的宠臣。若想博取慈禧的欢心，最讨巧的途径便是跟老佛爷身边的要人搞好关系。荣禄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子，一位嫁给了后来的醇亲王载沣。这个世铎是慈禧的心腹，长期担任领班军机大臣。荣跟他成了亲家，那世铎自然没少在慈禧耳边说荣禄的好话。而载沣更牛，是慈禧钦定的未来国家领导人，荣禄将女儿送进醇王府，一来是作为政治投资，二来自己闺女还时常向慈禧汇报载沣的最新动向，成为老佛爷的眼线。如此一来，荣禄跟慈禧的距离，又拉近了一大步。
当然，光靠裙带关系远远不够，成为慈禧宠臣的关键还在于要摸清她的脉，亦即想太后所想，急太后所急。这方面，荣禄的功力发挥到了极致。
戊戌年，帝后矛盾愈加激化，慈禧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举措很有看法。荣禄起初对改革还是抱着支持的态度。一次，荣禄在退朝时遇见康有为，问道：“以夫子这样的槃槃大才，也会有补救时局的办法吗？”康有为平日里就心高气傲，根本不把荣放在眼里，于是冷冷地回答：“救亡图存之道，非变法不可！”荣颇不依不饶，继续追问：“早就知道法应当变，但是一二百年的成法，是一早上就能变过来的吗？”康有为非常不耐烦地喊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刻能变。”此话着实令荣大吃一惊，心想关系清王朝存亡兴衰的改革焉能由康这等狂悖之徒操作，他顿时深刻体会到慈禧为何对维新派人不满。于是立即进京觐见慈禧，提出借慈禧秋日赴津阅兵的名义，调集京畿重兵，围捕康梁等人。这正中慈禧下怀，二人一拍即合。于是，维新运动百日而夭，大权再度落于慈禧手中。此间功劳最大者，非荣禄莫属。
庚子年(1900)，慈禧受端王载漪、大臣刚毅蛊惑，心生立即废黜光绪之意。荣禄深知此事关系重大，若是处理不当，既违祖制，又失人心，对太后非常不利。为了保住慈禧的威望，荣禄依违其间，暗中周全。经过冥思苦想，他终于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一日，他将这个计划向慈禧和盘托出：“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慈禧认可了这一建议。几天后，载漪之子溥侑被接进宫里。如此一来，慈禧、端王双方皆大欢喜。其实这只是荣禄的缓兵之计，所谓的“徐篡大统”，不过是画饼而已。由此，荣禄帮助慈禧避免了由于突然废掉光绪而导致的统治危机与政局动荡。
到了当年6月，慈禧以卵击石，向洋人宣战。荣禄心知此决定荒谬至极，但圣意难违，他只得私底下阳奉阴违，将争端尽量降到最小化。当时为了拿下外国使馆，朝廷命令荣禄麾下的武卫军开花炮队人都助攻。炮队进京后，荣禄嘱咐手下凡事谨慎，拿不准就汇报。总兵张怀芝奉命登城安置炮位。待一切收拾妥当，炮弹已上膛，张突然脑中闪过一念，立即命士兵暂勿开炮，自己赶紧赴荣府请示是否开炮。荣禄缓缓道：“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恍然大悟，立即回到城头，重新移动炮位，冲着使馆附近的空地一通乱轰，未损使馆分毫。也就没给洋人留下日后谈判时漫天要价的把柄。
说白了，保太后就是保大清，保大清就必须保太后。此即荣禄得宠的基本逻辑。
得一人之宠尚易，得众人之心则难。若想稳坐政坛大佬之位，尚需扶植一批得力亲信，这便是“两得主义”的另一条：得人。甫一杀回京城，荣禄便大肆招兵买马。当时荣禄经常跟兵部主事陈夔龙一起赴四处查案。一来二往，荣觉得陈为人谨慎，办事老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次闲暇，荣问陈多大岁数，补缺大概何时。陈答曰：“行年已四十，到部已十年，叙补名次第八。”按照兵部惯例，即使每年出缺一次，陈若想拿到实缺，至少需要8年。荣禄笑道：“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相面之术，本属无稽之谈，陈以为这只是荣禄的一个玩笑而已。谁知到了8月份，自己居然名列京察第一，出任兵部郎中。后来更是一路飙升，外放巡抚。这都是荣禄暗暗力荐的结果。陈夔龙从而将荣视为自己的恩人，一生效忠。
败给了日本人，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没了，淮军垮了，朝廷急需编练一支西式军队。慈禧授权荣禄专办此事。通过多方物色，荣认定袁世凯是合适人选，于是力保袁赴小站练兵。谁知袁上任才半年，就被两度弹劾。尤其是第二次，由军机大臣李鸿藻授意御史胡景桂写折，参他“嗜杀擅权，诛戮无辜，徒尚虚文，克扣军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这一本令袁好不郁闷，用他自己的话讲即“心神恍忽，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下有揭发，上需有回应。很快，朝廷便派下一支调查团赴小站彻查，团长即荣禄。袁是自己的亲信，荣自然力保。考察完毕，荣禄问随行的陈夔龙：“你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答：“但看表面，旧军的确不免有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独开生面。“荣点头日：“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回京后荣禄上折请求从宽处置袁，两宫果然恩准。
袁世凯不仅将荣视为靠山，还反向荣举荐人才。任职山东巡抚时，他的同僚学政荣庆清廉能干，于是袁将其引荐给荣禄。荣亦觉得其颇具才能，令其出任仓督。荣庆果然施政有方，政绩颇佳。1902年，清廷破格提拔荣庆任刑部尚书。
庚子年慈禧、光绪逃往西安时，各地官员纷纷前来报效。荣禄于众人中独独看上了江苏学政瞿鸿禨，认定他善于揣摩上意，且写得一手好公文。但是军机处尚有一个空缺，朝廷打算从瞿鸿禨和张百熙二人中选出一个。荣禄便上折子，认为“圣驾计日回銮，举行新政，可否令张百熙、瞿鸿禨各抒所见，缮具节略，恭呈御览，再求特旨派出一员，较为得力”。说白了，荣禄就是想搞个公开选拔干部的活动，以此决定用谁不用谁。这个办法看似公平，但荣禄其实暗地里已做了手脚。他偷偷派人给瞿鸿禨带话，嘱咐他“一定要文字通俗易懂，内容言简意赅，千万不要卖弄文采”。瞿鸿禨自然惟命是从，老老实实地写了一篇只要识字就能看个大体明白的文章，而张百熙蒙在鼓里，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文采奕奕，气势不凡。可惜到了慈禧和光绪那里，张的万言书却成了天书。慈禧看过后，跟荣禄讲：“张百熙所言，剑拔弩张，连篇累牍。我看去不大明晰，还是瞿鸿禨所说切中利弊，平易近情，不如用他较妥。”于是，瞿便成为军机处上行走。
七八年间，荣禄在宫廷内外集结了一批心腹：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巡抚河南，端方总督两江，瞿鸿禨任职军机处，荣庆出掌刑部，铁良负责户部与练兵事宜。如此格局，内有瞿、荣、铁诸辈把持中央要枢，外有袁、陈、端等人厉行地方改革。大清的重权，荣禄隐占半壁江山。
如果按照这般情形发展下去，稳健且铁腕的荣禄作为清末新政的掌舵人，或许会让这艘千疮百孔的战舰有所修补，继续航行数十年的光阴。荣禄也当会由此成为官修正史中所谓扭转颓局的大人物。孰料天不假年，改革刚刚推行不久，尚未一展身手的荣禄，便病死家中。在晚清史上，他只落得个过渡性人物的角色。
一切皆晚
如果按照这般情形发展下去，稳健且铁腕的荣禄作为清末新政的掌舵人，或许会让这艘千疮百孔的战舰有所修补，继续航行数十年的光阴。荣禄也当会由此成为官修正史中所谓扭转颓局的大人物。孰料天不假年，改革刚刚推行不久，尚未一展身手的荣禄，便病死家中。在晚清史上，他只落得个过渡性人物的角色。
荣氏身后，昔日的心腹群龙无首，分崩离析，政局因之动荡不堪。荣禄生前最担心的人是袁世凯。1901年底，袁接替故去的李鸿章暂理直隶总督，德国公使建议将山东划入直隶境内，由袁世凯监管，改称直东总督。一日在军机处，荣禄问军机章京郭曾炘：“慰亭欲以直督兼领山东，君意如何？于昔亦有例乎？”郭听后悚然道：“往昔鄂文端、年羹尧等虽有先例，然皆以用兵暂资节制，非今所宜援。”荣禄赞成他的话，既而叹息道：“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头。”其实为了预防袁一家坐大，荣禄早有布置。他将与袁有宿怨的瞿鸿禨放在军机处，对袁的日常奏令多加掣肘，令其不得妄为，又把忠于清廷的铁良安插在练兵处，时刻监督袁的军事行动，预防其拥兵自重。但袁世凯怕的不是瞿鸿禨和铁良，而是荣禄，靠山一倒，他便自立山头，将清末时局搅得天翻地覆。
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中曾记道：“国家大政有二，日行政，日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言岂不谅哉！”虽说此话不免有为尊者讳之嫌，但倒也大体符合实情。
当大清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离世后，这个高寿王朝也行将结束了……
光绪密诏之谜 光绪可能并未密令袁世凯除掉荣禄
“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感“朕位几不保”，曾经颁发了密诏要求康梁等人“设法相救”，引发了在政变前夕的紧张“救驾”活动，也是后来康有为保皇、救皇活动的重要凭借。然而，对于这一重要资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此后新旧党争逐渐加剧，至七月改官制时已成水火不容的态势。七月十九日，光绪帝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位堂官革职，二十日，任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两项举措表明光绪帝要刷新中央机构，任用新人，以推进变法。守旧派为之震惊。慈禧太后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怀塔布，详细询问情况，并令他暂且忍耐。随后，怀塔布与内府大臣立山奉懿旨于二十二日赴天津见直隶总督荣禄，“有要商”。所谓“有要商”就是商量太后训政的事情。
谭嗣同等进入军机处，使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更加活跃。康有为与谭嗣同等商议，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允许维新人士入值其中、讨论政事。光绪帝表示同意，并定于七月二十九日赴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二十九日，光绪帝赴园向太后请示，却遭到严斥。因情势危急，危及到皇位，次日，光绪皇帝颁布“密诏”。
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感到皇位受到威胁，于是赐“密诏”给杨锐及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五人。《康南海墨迹》记载了密诏的全文：“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这道密诏主要出自康梁记载，然而，政变结束不久，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党人”的王照在流亡日本时就曾指出：现在刊布的光绪帝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氏所伪作也。”而另一位自称亲眼见到过“密诏”的袁世凯在他的《戊戌日记》中也记录了光绪皇帝的“密诏”：“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王照、袁世凯所见到的光绪皇帝“密诏”与康有为公布的并不相同。
宣统元年(1909)八月，杨锐之子杨庆昶向都察院呈缴光绪皇帝赐予杨锐的“密诏”，这一手诏内容是：“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杨庆昶所呈缴的这道光绪帝“密诏”，在送至都察院之前外人并不知道，却与曾经见到过光绪“密诏”的王照、袁世凯等人记述的“密诏”基本相同，和康有为所公布的“密诏”不仅不相吻合，而且还存在较多不同之处。例如，赐给杨锐的手诏是令四章京筹商办法，其中不包括康有为;颁诏之时，光绪皇帝是虑及“朕位且不能保”，情况危急，但还不是几乎已经不保;筹商的良策以“不致有拂圣意”为前提，并不是不加任何限制的“设法相救”;奏呈办法仍依照正常奏事之例，“密缮封奏”，而且要“候朕熟思，再行办理”，并无一切皆由康有为自作主张之说。
光绪帝颁发了密诏，引发了康梁在政变前夕的紧张“救驾”活动，也是后来康有为保皇、救皇活动的重要凭借。而现在出现了康有为刊布的密诏和杨锐之子呈缴的密诏，对于这两份诏书的真伪，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杨真康伪。理由是杨锐之子所保存的密诏，是由光绪皇帝颁给杨锐的，所以受诏者为“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而没有特别点出康有为，且在语气上更符合光绪皇帝在当时形势下的心态，此诏的意图在于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全之策，尽管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却是光绪皇帝的真实念头。而在康有为公布的“密诏”中，光绪皇帝既要变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犹豫心态不见了，被简化为“今朕位几不保”，“速密筹设法相救”，并在受诏人名单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为”，显然与杨锐受诏的情形不符。由此，我们可以相信，杨锐之子所献密诏是真实可信的，而康有为在流亡海外之后，出于“代后保皇”的政治需要，对密诏作了篡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杨皆为伪诏。康有为所奉第一密诏传本有四，其字句不同，密诏颁发日期有三种不同说法，密诏收到日期有两种不同说法，而这些日期的差异都出现于康梁的著作内。《康南海墨迹》中所记载的这道“密诏”是康有为抵达香港及日本后写给李提摩太的一封信里附录的。康氏在信中说第一道“密诏”是八月初一日交杨锐带来。可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又清清楚楚地写道：此诏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交杨锐带出。另外，梁启超是帮助康有为大力宣传光绪皇帝“密诏”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戊戌政变记》中三次提到密诏的发出时间，竟有不同的两种说法：一是七月二十八日召见杨锐时，由杨带出;一是七月二十九日召见杨锐时“赐衣带诏”，这一时间与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的时间一致。由于康、梁皆强调“密诏”为杨锐带出，所以此诏与杨锐关系甚大。可是，据《邸抄》记载，康、梁所说的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和八月初一日，光绪皇帝都没有召见杨锐，倒是七月三十日召见了杨锐。与康有为所言光绪皇帝交杨锐“密诏”的时间不符，内容与康有为公布的也不一样。
而“杨诏”不足采信的理由是，谭嗣同的《狱中题壁》原诗，只是王照一个人说出来的，这人后来向清廷投案自首，也是袁世凯力保才免于被治罪，察其气节，难保在密诏上不作伪证。而且，根据常规皇帝的密诏都须交回军机处，何以杨锐能保存下来？据历史学家房德邻先生研究，杨锐的后人解释为何他能扣下密诏不上交，漏洞百出。后来，“杨诏”交出来了，其间摄政王当政，这么一来，既提供证据，为光绪皇帝洗脱“不孝”之罪，又能为杨锐平反。袁世凯也是在宣统年间献出日记，目的更明显，摄政王恨死了袁世凯，由于他的出卖，光绪受困瀛台，最后死得不明不白，清王室子弟早有杀袁之心，袁世凯的日记多次辩解，说他一直要保护皇帝，效忠清廷，用心良苦，为的是不使皇帝受维新党人利用。
康有为所刊布的密诏系伪造，学界似成共识。他用之以“救驾”，但实际效果是慈禧对光绪之仇恨终不得解，戊戌之后的许多事与此都有很大的关系。指出康伪造的，首推黄彰健先生，近日茅海健撰文称赞曰：“黄先生考证的方法十分精巧，他用梁启超对康诗的注，否定了康有为发布的各种版本，用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时间，确定该诏发出的时间。整个考证过程显得举重若轻，实属技巧高手之所为。”然而，光绪密诏的真实内容到底为何，仍需要学术界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考证。
康有为自不量力 无一兵一卒却想废慈禧杀荣禄
光绪身边的变法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极端固执是康有为最显着的性格特征，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这导致康有为目光狭隘、行事偏激，也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暗礁走向胜利。他既敢于挺身而出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做事过于理想，不善权变通融，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
对于光绪这样百年不遇的“圣君”，康有为顶礼膜拜，万般信赖。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于像洋务那样搞点滴改良，更不屑于投靠地方督抚以幕僚终老。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大气魄，难怪乎见过他的人说他“慑力胜人”。
然而，他不是法国的拿破仑，手中无一兵一卒，却幻想走极端路线“诛禄围园”，发动宫廷政变，废除太后，捕杀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门”，“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那一套程式。殊不知这在精明干练、深谙宫廷阴谋的慈禧眼中，他无异于是一个舞台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他不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却在初得光绪的一点赏识之后便踌躇满志，不广结盟友，却打草惊蛇，四面树敌，杀气腾腾地直接向反对变法的军机大臣荣禄公开挑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试想荣禄何许人也？他是慈禧最依重的心腹重臣，官场老手，手握雄兵，且能容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这般威胁，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无比的宰相地位，和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敢于石破天惊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最终仍然归于惨败，遑论康有为一个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康有为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也许是为了震慑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但这种情绪化的言论固然非常痛快，却缺乏改革家应有的冷静和理性，无可避免地引出政坛动荡的负面影响。
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堂弟康广仁对康有为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梁启超则直接评价其尊师：“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而同为变法领袖的梁启超虽然才华横溢，胆力和韧力还不如其师。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大都是一批知识界精英，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宣传家，他们才华横溢，几乎每人都有极深的学术造诣，有的人还是学界泰斗。不幸的是，他们中没有产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实干家。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悲剧宿命。他们虽有献身精神，但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准备。在一个古老腐朽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但这就是一伙天真和真诚得同时让人不忍批评的人。他们手里只有一支笔，但老是觉得可以“一支笔横扫千军”。他们只有一颗心，却老是拍着胸膛，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血与火的历史一次次重演，从来也没把他们教育得聪明一些。“杀几个一品大员”等于“变法”--真的，康有为怎么会以这样的姿态在森森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没有刀，却在刀枪丛林中操“刀”上场。而且这么快就把自己心里的“刀”亮给了敌手，他究竟所恃何物？
改革本身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会遇到旧势力千万百计的反对和阻挠。因此，改革者不仅需要有理想热情、有献身精神，更需要智慧谋略、洞察能力，最大限度地争取同盟者，减小改革阻力。政坛没有给谁设立道德法庭，政治家只讲共同利益，不能过多地拘泥于个人道德。在封闭保守泥沙俱下的晚清帝国进行这样一场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幻想改革阵营里只能是心心相映的同志好友，是天真幼稚而且十分有害的想法。维新派的政治选择固然需要考虑道德因素，人心向背，但更重要的是看力量对比，是把握权力的杠杆，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站到自己一边。只要是对变法的事业有利，可以与魔鬼打交道，同曾经是敌人的一方结成联盟。
可惜，康有为们没有积极争取各种可能争取的力量，哪怕是暂时的同盟者。他们的本钱和实力，与日本的维新派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缺乏强大的政治后盾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当强学会成立，像李鸿章这样在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主动示好，提出捐银三千两时，却被维新派以其签订《马关条约》声名不佳为由断然拒绝，扬言绝不要汉奸卖国贼的钱。这不仅打了李鸿章的脸，也使李鸿章属下的淮系军人也拂手而去(聂士成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也曾捐银相助，后来却与康梁形同水火，政变后即卖力地追捕梁启超)。
待到康梁与张之洞闹翻，地方督抚大员可依靠者已屈指可数，实际已成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李鸿章和洋务派分至少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至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如果拉住了他们，就会使大多数袖手旁观的官僚群体保持中立，使维新运动具有更大的声势和群众基础。反之，就会使大多数官僚跟在顽固派后边少见多怪，蜀犬吠日。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与日本明治维新强大而庞杂的同盟军相反，中国的维新队伍随着变法的深入而七零八落，四处走散。
光绪推进变法的心情实在是太迫切了，连老谋深算谨言慎行的袁世凯看也对他所用非人的缺点洞若观火，苦心劝谏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变，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可惜，“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当年血气方刚的康梁一派对此置若罔闻。好冲动的书生康有为与好冲动的光绪皇帝结合在一起，结果可想而知。
清代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荣禄:一场大火成就了他
荣禄乃慈禧的宠臣，是继鳌拜、和珅、肃顺、奕诉之后，清代的最后一位大佬。能成为满族大佬，这与荣禄早年的不堪经历密切相关。
满族大佬荣禄职场沉浮录：一场大火成就了他
机关算尽的荣禄和那时的大清朝一样，一病不起，最终先后告别了历史舞台。
1903年的一个初春午后，大清国的掌门人慈禧罕见地离开颐和园，起驾来到交道口菊儿胡同一所中西合璧的老宅院。老佛爷之所以屈尊至此，原因很简单：她的宠臣荣禄病了，而且病得极重。
走近荣禄的病榻，慈禧不忘打趣道：“尔常言尔是康党，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竞致反噬！”这话若是对着旁的大臣说，估计就要吓得尿裤子了。然而荣禄淡然一笑，道：“彼等即逃亡海外，何事不可为？些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如此自我解嘲的方式，既撇清了罪名，又起到讽谏之效果。眼瞅着荣禄还能兴致盎然地开玩笑，慈禧心中的担忧算是暂时放下。
谁知这成了两人最后一面。3天后，4月11日，荣禄撒手人寰。至此，继鳌拜、和珅、肃顺、奕诉之后，清代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也与世长辞了。
早年沉浮
能成为满族大佬，这与荣禄早年的不堪经历密切相关。
荣禄出身于军人世家。荣禄祖上世代从军，为大清朝屡立功勋。远了不说，他祖父在镇压回疆时捐躯，老爹也不甘其后，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斗中阵亡。一门两代“忠烈”，朝廷特意赐修“双忠祠”，以示表彰。
如此“根正苗红”的出身，自然保证荣禄一进官场便春风得意，直接恩荫为工部主事。更牛的是，人家荣禄还有非常硬的关系。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唯一的旗人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崇绮的老爸是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昆冈后来成为大学士。一个妹夫是大学士之子，一个妹夫是未来的大学士，荣禄堪称左右逢源，“官系”无边。
当然荣禄也不是吃白饭的。上班不久，宫中发生大火，刚好荣禄当天值班，他率领众侍卫奋力灭火。恰在此时，咸丰皇帝在远处督察救火情况，他遥望一人身着绛色官袍，不顾个人安危，在火海中不断进出抢险。于是他询问身边御前大臣，这个年轻人是谁。下属告知此人叫荣禄。不久，咸丰便召见荣禄，了解到其家三世皆为国效劳，两代捐躯，禁不住心生钦佩，将户部银库郎中的肥差赐给了这位“救火队员”。
咸丰末年，肃顺一人专权，横行无忌，朝中大臣莫不惧他三分。肃顺有一癖好，喜欢收集西洋金花鼻烟壶。当时有位陈姓尚书，同荣禄家是故交，知道荣家有几个精品鼻烟壶，于是上门求索。荣母念及多年交情，尽数送给陈尚书。这陈尚书得到后立马转赠肃顺，并告知此物来自荣家。
孰料这肃顺欲壑难填，居然派人上荣家继续索要。迫于无奈，荣禄只得据实告知，家里已无此物。索要不成，肃顺十分不爽，认定荣禄是厚于陈而薄于己，时常公报私仇，给荣穿小鞋。有一次，肃听闻荣禄家有良驹一匹，乃新疆特产，中原罕见，于是命人来要。荣禄早就受够了肃顺的贪婪，一口回绝了对方要求。这让肃顺恼羞成怒，很快便在一次公务会议上假借事由，当面训斥荣禄，并扬言要对其重重惩治。当时荣禄还是个正义感很强的青年，既然你肃顺容不下我，那索性不伺候你了。荣禄立即交上辞呈，闲居避祸。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没几年，咸丰驾崩，肃顺气焰愈加嚣张。慈禧、奕等人为了保住大清社稷，夺回重权，决定发动政变，处置肃顺等顾命大臣。考虑到荣禄与肃顺之间的恩怨，慈禧将其秘密收入麾下，作为奇兵。荣禄果然不负众望，与醇亲王奕譞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擒获肃顺等人，并亲手将其送到菜市口问斩。
细数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像荣禄这样出身好、“官系”硬的八旗子弟，实在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然而同时又像他这样忠心耿耿、办事干练的，则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所以，慈禧将其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数年间，荣禄节节攀升，将工部尚书、步军统领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大要职一并收入囊中。此时，他尚不到40岁。
按照清制，内务府一差，同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在权力分配上呈三足鼎立之势。上朝时，御前位列最前，但尊而不要;军机位置次之，但权而要;内务最后，却亲而要。可见内务府大臣是个能够时常与太后接触的好差事。况且荣禄握有全国的工程审批与营造大权和一支精锐的京城卫戍部队，可谓集宫廷、朝堂及市井大权于一身，不知惹来多少同僚的羡慕嫉妒恨。
不出3年，荣禄便尝到了木秀于林风必摧的苦涩。光绪四年( 1878)，贵州巡抚出缺，奕诉征求慈禧意见，应派谁去补缺。当时慈禧正为军机大臣们争权夺利的情形所困扰，于是决定杀鸡儆猴，脱口而出：“着沈桂芬去！”
此旨一出，内外一片哗然。群臣纷纷议论，认为巡抚乃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又是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祖宗之法，朝廷旧制，不应随意更改。面对如潮的廷论，慈禧心知众议难违，只得收回懿旨，令沈照旧当差。
虽然躲过一劫，但沈桂芬依然心有余悸。他寻思：穴本无风，风何由入？此事肯定与一贯主张打压汉人官员的荣禄有关。于是，沈找来门生翁同稣，决心上演一出“反问计”。一天，翁来荣家造访，刚进门便狠狠数落沈桂芬一通。话说荣禄跟李鸿藻是死党，而翁同龢与李都是名冠京师的清流派骨干，故荣时常同翁饮酒酬答，交情匪浅。加上此刻翁神情愤怒，言语激昂，居然将沈的龌龊家事都和盘托出，荣被翁的精湛演技所蒙骗，认定其很够哥们，是来给自己通风报信的。于是他放松了警惕，将慈禧如何厌恶沈桂芬之事据实告知。
从荣禄口中侦知实情后，翁同稣这个“卧底”马上向沈汇报。沈深感不除掉荣禄，必有后患。思来想去，他心生一计。沈说服自己的另一门生宝廷，以满族大臣兼职太多，势必拖累本职为由，主动要求辞去自己的诸多职务，同时他还强烈建议卸去荣禄工部尚书与内务府总管大臣两职，以专心维护京师安全。慈禧觉得宝廷此言颇有道理，加之沈桂芬也煽风点火道：“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年纪尚轻，将来必受重用。”于是，慈禧免去荣禄两大要职。宝廷的“苦肉计”大获成功。
墙倒众人推，没多久，沈桂芬又联合众人力荐荣禄去外地磨练。恰值当时西安将军空缺，慈禧不明底细，一声令下，将荣发配过去。好端端的一颗政坛新星，愣是被一群无良文人从京师中心忽悠到了边缘地区。
这一去便是整整十五载，昔日意气风发的荣大总管已成近天命之年的白头翁，他深深体味到“官场没有永远的朋友，唯有不变的利益”这句话的真谛所在。
“两得主义”
甲午一战，清廷惨败，李鸿章下课赋闲，奕诉垂垂老矣。在苦无良臣辅佐之际，慈禧想起了自己的昔日心腹荣禄。
1895年年底，荣禄再次出任步军统领，低调回归。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磨砺，荣禄收起了棱角，变得圆滑无比。因为他悟出了在官场既屹立不倒又大有作为的诀窍：“两得主义。”
“两得主义”的核心是得宠。顾名思义，就是要成为慈禧信赖有加的宠臣。若想博取慈禧的欢心，最讨巧的途径便是跟老佛爷身边的要人搞好关系。荣禄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子，一位嫁给了后来的醇亲王载沣。这个世铎是慈禧的心腹，长期担任领班军机大臣。荣跟他成了亲家，那世铎自然没少在慈禧耳边说荣禄的好话。而载沣更牛，是慈禧钦定的未来国家领导人，荣禄将女儿送进醇王府，一来是作为政治投资，二来自己闺女还时常向慈禧汇报载沣的最新动向，成为老佛爷的眼线。如此一来，荣禄跟慈禧的距离，又拉近了一大步。
当然，光靠裙带关系远远不够，成为慈禧宠臣的关键还在于要摸清她的脉，亦即想太后所想，急太后所急。这方面，荣禄的功力发挥到了极致。
戊戌年，帝后矛盾愈加激化，慈禧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举措很有看法。荣禄起初对改革还是抱着支持的态度。一次，荣禄在退朝时遇见康有为，问道：“以夫子这样的槃槃大才，也会有补救时局的办法吗？”康有为平日里就心高气傲，根本不把荣放在眼里，于是冷冷地回答：“救亡图存之道，非变法不可！”荣颇不依不饶，继续追问：“早就知道法应当变，但是一二百年的成法，是一早上就能变过来的吗？”康有为非常不耐烦地喊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刻能变。”此话着实令荣大吃一惊，心想关系清王朝存亡兴衰的改革焉能由康这等狂悖之徒操作，他顿时深刻体会到慈禧为何对维新派人不满。于是立即进京觐见慈禧，提出借慈禧秋日赴津阅兵的名义，调集京畿重兵，围捕康梁等人。这正中慈禧下怀，二人一拍即合。于是，维新运动百日而夭，大权再度落于慈禧手中。此间功劳最大者，非荣禄莫属。
庚子年(1900)，慈禧受端王载漪、大臣刚毅蛊惑，心生立即废黜光绪之意。荣禄深知此事关系重大，若是处理不当，既违祖制，又失人心，对太后非常不利。为了保住慈禧的威望，荣禄依违其间，暗中周全。经过冥思苦想，他终于想出一个两全之策。一日，他将这个计划向慈禧和盘托出：“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慈禧认可了这一建议。几天后，载漪之子溥侑被接进宫里。如此一来，慈禧、端王双方皆大欢喜。其实这只是荣禄的缓兵之计，所谓的“徐篡大统”，不过是画饼而已。由此，荣禄帮助慈禧避免了由于突然废掉光绪而导致的统治危机与政局动荡。
到了当年6月，慈禧以卵击石，向洋人宣战。荣禄心知此决定荒谬至极，但圣意难违，他只得私底下阳奉阴违，将争端尽量降到最小化。当时为了拿下外国使馆，朝廷命令荣禄麾下的武卫军开花炮队人都助攻。炮队进京后，荣禄嘱咐手下凡事谨慎，拿不准就汇报。总兵张怀芝奉命登城安置炮位。待一切收拾妥当，炮弹已上膛，张突然脑中闪过一念，立即命士兵暂勿开炮，自己赶紧赴荣府请示是否开炮。荣禄缓缓道：“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恍然大悟，立即回到城头，重新移动炮位，冲着使馆附近的空地一通乱轰，未损使馆分毫。也就没给洋人留下日后谈判时漫天要价的把柄。
说白了，保太后就是保大清，保大清就必须保太后。此即荣禄得宠的基本逻辑。
得一人之宠尚易，得众人之心则难。若想稳坐政坛大佬之位，尚需扶植一批得力亲信，这便是“两得主义”的另一条：得人。甫一杀回京城，荣禄便大肆招兵买马。当时荣禄经常跟兵部主事陈夔龙一起赴四处查案。一来二往，荣觉得陈为人谨慎，办事老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次闲暇，荣问陈多大岁数，补缺大概何时。陈答曰：“行年已四十，到部已十年，叙补名次第八。”按照兵部惯例，即使每年出缺一次，陈若想拿到实缺，至少需要8年。荣禄笑道：“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相面之术，本属无稽之谈，陈以为这只是荣禄的一个玩笑而已。谁知到了8月份，自己居然名列京察第一，出任兵部郎中。后来更是一路飙升，外放巡抚。这都是荣禄暗暗力荐的结果。陈夔龙从而将荣视为自己的恩人，一生效忠。
败给了日本人，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没了，淮军垮了，朝廷急需编练一支西式军队。慈禧授权荣禄专办此事。通过多方物色，荣认定袁世凯是合适人选，于是力保袁赴小站练兵。谁知袁上任才半年，就被两度弹劾。尤其是第二次，由军机大臣李鸿藻授意御史胡景桂写折，参他“嗜杀擅权，诛戮无辜，徒尚虚文，克扣军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这一本令袁好不郁闷，用他自己的话讲即“心神恍忽，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下有揭发，上需有回应。很快，朝廷便派下一支调查团赴小站彻查，团长即荣禄。袁是自己的亲信，荣自然力保。考察完毕，荣禄问随行的陈夔龙：“你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陈答：“但看表面，旧军的确不免有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独开生面。“荣点头日：“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回京后荣禄上折请求从宽处置袁，两宫果然恩准。
袁世凯不仅将荣视为靠山，还反向荣举荐人才。任职山东巡抚时，他的同僚学政荣庆清廉能干，于是袁将其引荐给荣禄。荣亦觉得其颇具才能，令其出任仓督。荣庆果然施政有方，政绩颇佳。1902年，清廷破格提拔荣庆任刑部尚书。
庚子年慈禧、光绪逃往西安时，各地官员纷纷前来报效。荣禄于众人中独独看上了江苏学政瞿鸿禨，认定他善于揣摩上意，且写得一手好公文。但是军机处尚有一个空缺，朝廷打算从瞿鸿禨和张百熙二人中选出一个。荣禄便上折子，认为“圣驾计日回銮，举行新政，可否令张百熙、瞿鸿禨各抒所见，缮具节略，恭呈御览，再求特旨派出一员，较为得力”。说白了，荣禄就是想搞个公开选拔干部的活动，以此决定用谁不用谁。这个办法看似公平，但荣禄其实暗地里已做了手脚。他偷偷派人给瞿鸿禨带话，嘱咐他“一定要文字通俗易懂，内容言简意赅，千万不要卖弄文采”。瞿鸿禨自然惟命是从，老老实实地写了一篇只要识字就能看个大体明白的文章，而张百熙蒙在鼓里，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文采奕奕，气势不凡。可惜到了慈禧和光绪那里，张的万言书却成了天书。慈禧看过后，跟荣禄讲：“张百熙所言，剑拔弩张，连篇累牍。我看去不大明晰，还是瞿鸿禨所说切中利弊，平易近情，不如用他较妥。”于是，瞿便成为军机处上行走。
七八年间，荣禄在宫廷内外集结了一批心腹：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巡抚河南，端方总督两江，瞿鸿禨任职军机处，荣庆出掌刑部，铁良负责户部与练兵事宜。如此格局，内有瞿、荣、铁诸辈把持中央要枢，外有袁、陈、端等人厉行地方改革。大清的重权，荣禄隐占半壁江山。
一切皆晚
如果按照这般情形发展下去，稳健且铁腕的荣禄作为清末新政的掌舵人，或许会让这艘千疮百孔的战舰有所修补，继续航行数十年的光阴。荣禄也当会由此成为官修正史中所谓扭转颓局的大人物。孰料天不假年，改革刚刚推行不久，尚未一展身手的荣禄，便病死家中。在晚清史上，他只落得个过渡性人物的角色。
荣氏身后，昔日的心腹群龙无首，分崩离析，政局因之动荡不堪。荣禄生前最担心的人是袁世凯。1901年底，袁接替故去的李鸿章暂理直隶总督，德国公使建议将山东划入直隶境内，由袁世凯监管，改称直东总督。一日在军机处，荣禄问军机章京郭曾炘：“慰亭欲以直督兼领山东，君意如何？于昔亦有例乎？”郭听后悚然道：“往昔鄂文端、年羹尧等虽有先例，然皆以用兵暂资节制，非今所宜援。”荣禄赞成他的话，既而叹息道：“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头。”其实为了预防袁一家坐大，荣禄早有布置。他将与袁有宿怨的瞿鸿禨放在军机处，对袁的日常奏令多加掣肘，令其不得妄为，又把忠于清廷的铁良安插在练兵处，时刻监督袁的军事行动，预防其拥兵自重。但袁世凯怕的不是瞿鸿禨和铁良，而是荣禄，靠山一倒，他便自立山头，将清末时局搅得天翻地覆。
陈夔龙在其《梦蕉亭杂记》中曾记道：“国家大政有二，日行政，日治兵。综光绪一朝，荣文忠公实为此中枢纽。文忠没而国运亦沦夷。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言岂不谅哉！”虽说此话不免有为尊者讳之嫌，但倒也大体符合实情。
当大清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离世后，这个高寿王朝也行将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