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鲁迅一生笔下骂人无数 为何从来没有骂过蒋介石
鲁迅先生一生嫉恶如仇，被他骂过的人不计其数，涵盖政界、军界、学界等各个领域。但鲜为人知的是，在鲁迅的一生中，对于当时最大的反动派蒋介石却从来没有骂过，甚至连一句批评的话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鲁迅与蒋介石也颇有渊源，第一，两人都是浙江老乡，一个绍兴，一个奉化，两地相隔不到300里。在近代史上，这两人一文一武，绝对是名声最大、影响最广的浙江人。
第二，两人都在日本留过学，且在留学期间加入了革命组织，鲁迅加入的是光复会，蒋介石加入的是同盟会，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竟然是被年轻时候的蒋介石暗杀的。
第三，两人都曾经担任过敢死队员。鲁迅参加的光复会，就是一个以暗杀为主的敢死队组织，暗杀过清朝不少大人物，鲁迅也曾经被安排过一次暗杀任务，他也答应了，但在出发前一天，鲁迅又反悔了，对负责人说：“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负责人最终取消了他的任务，改派他人。
在这方面，蒋介石就比鲁迅勇敢多了，革命军攻打杭州时，蒋介石就担任敢死队队长，冲锋在前。临行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信，说自己誓为革命牺牲，希望母亲不要挂念，“恕儿不孝之罪”。蒋介石的母亲也深明大义，回信说：“死生一视与义，毋以家事为念。”
当然，也不能就此说鲁迅胆小而蒋介石英勇，两人选择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在早期，蒋介石代表的是革命力量、进步力量，鲁迅对他也非常欣赏。在鲁迅的文字中第一次出现蒋介石的名字，是在1926年10月20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
鲁迅当年45岁，担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正值思想的巅峰时期，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的鲁迅，是站在蒋介石的一边的。
第二年6月12日，鲁迅再一次在书信中提到了蒋介石的名字：“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到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
当时，蒋介石正准备北伐，鲁迅对他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打到北京，自己也可以跟着沾光。
请注意，这是鲁迅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在文字中提到蒋介石的名字，而且都是正面的。
随着蒋介石的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走向反动，鲁迅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1930年2月13日，鲁迅与郁达夫、柔石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号召争取言论自由，结果遭到了国民政府的通缉。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这份通缉令公布了长达七年的时间，鲁迅的行踪也并不神秘，却始终都没有被抓起来。
很多人分析说，这是因为鲁迅的威望太高，国民党反动派不敢下手。其实这个解释并不能成立。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大人物还少吗？比如史量才，上海《申报》的总经理、总主笔，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丝毫不在鲁迅之下，却仍然被国民党暗杀了。
实际上，鲁迅之所以屡屡化险为夷，只是因为蒋介石对他的欣赏。
1930年12月，有人曾向蒋介石告密说：“现在教育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省国民党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那个人。”
但蒋介石不但没有派人抓他，反而想拉拢他：“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
不过，蒋介石的主动示好，遭到了鲁迅的拒绝。但是，鲁迅也深知，蒋介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在文章中，鲁迅从来不指名道姓地指责蒋介石。
说到底，鲁迅先生并不只是一个一往无前的斗士，更是一个懂得迂回、懂得避让的战略高手。正如当年拒绝执行暗杀任务一样，鲁迅绝不会做这种无谓的牺牲。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蒋介石派上海市长吴铁城去灵堂祭奠，并以蒋介石的名义敬献了花圈，表达了对这位浙江老乡的敬意。
清代官员在什么情形下才能自称奴才?
学界对清代“奴才”一称的理解基本依照陈垣与鲁迅先生的看法
清代官员，常常自称“奴才”，既见于官方文件、奏章之中，也常常出现在官员觐见皇帝之时。学界对此基本依照陈垣与鲁迅先生的看法，视为清廷强行区分满汉官员身份的措施。
陈垣是这么说的：“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鲁迅先生说：“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这其实是排满浪潮影响下对“奴才”一词的理解，当然其中也道出了清代旗人与民人身份的不同。事实上，这两个称谓所对应的对象有一个变化过程。
奴才一词，亦作“奴财”、“驽才”，在北方少数民族中是常见词汇
奴才一词，亦作“奴财”、“驽才”，在中国北方各地，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中，是一个常见词汇。魏晋以降，常常作为贱称、卑称或詈骂之词，出现于历史记载之中。《晋书》卷101《载记第一·刘元海》：“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至明清时期，宫内宦官常常自称为奴才，也被人骂作奴才，如《明史》卷244《杨涟传》：“涟大骂：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
另一方面，在北方民族中，臣与奴才本属一意，并无多少分别。如《隋书》卷84《北狄》：“沙钵略谓其属曰：何名为臣？报曰：隋国称臣，犹此称奴耳。”臣与奴才二词通假，起自于北方，由来已久。清入关以前，奴才一词已出现于官方文献中，《清稗类钞·称谓类》：“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可见奴才二字之来历，实为对于上国所通用，其后逐相沿成习耳。”可见，满洲旧俗，以奴才与臣相等，并不以为有辱国体。
清廷起于北方，满语中有阿哈(aha)，汉语意译为“奴才”。沿其旧俗，奴才一词在社会上也得以广泛使用，当时及后世各种小说中也常有反映。《红楼梦》33回，贾政说宝玉：“该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读书罢了”。在很多时候，奴才及其衍生词语都是贱称和含有贬意的。入关后，这类词语有时也出现在正式官方文献中和煌煌上谕之中，如雍正五年十一月，雍正帝上谕中有“此等卑污之习，皆始自包衣下贱奴才”之语。在此种背景下，称谓用语中出现“奴才”一词，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了。
清入关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旗人有称臣的，也有称奴才的。雍正朝还曾要求统一用臣字
资料表明，清入关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对奏章中称奴才或称臣进行统一规定。沿袭入关前满洲旧俗，旗人面见皇帝及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有用臣的，也有自称奴才的。康熙时期，仍有两称并用，甚至同一奏折中，既称奴才又称臣的情况。雍正初，清廷试图统一相关称谓，《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九：雍正元年八月，清廷试图统一相关称谓：“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概书写臣字。特谕。”虽然如此，我们看到，雍正时期的奏章中，仍然是两称并存，同为旗籍官员，既有称臣的，也有称奴才的。汉文文献如此，满文文献也如此。雍正帝亦并未因其自称“奴才”、“臣”而表示批评或斥责，而是照常批以“知道了”等语。
直到乾隆前期，此种两称并存的情况仍然可以见到。
与雍正朝要求统一自称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满族大臣公事与私事分称臣、奴才
然而，此时旗员称呼问题也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典型事例是，乾隆六年，贵州官员张广泗上奏请求将长子留在自己身边，奏折中，自称为臣，而将儿子称为奴才，乾隆帝为此专门下旨，对张进行训斥。这表明，虽然旗籍官员奏章中仍然两称并存，但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对于旗下官员私事折，已经开始要求称“奴才”，以维护满洲旧俗。
至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对官员自称进行规范。不过，这一次与雍正朝的要求统一自称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公事与私事分开办理：“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至此，清代官场称谓中，奴才与臣的称呼规矩基本确定。《清稗类钞·称谓类》记载了奴才称呼运用的基本情况：“不独满洲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惟与汉人会衔之章奏，则一律称臣。”同时，“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衔，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大体上说，官方文件及正式场合称奴才的，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满洲等旗下官员，觐见皇帝、皇后时，自称奴才。在奏折中也使用奴才这一自称，无论官职尊卑，甚至官居大学士、尚书之职，仍然自称为奴才。而汉族官员无论在觐见还是奏章中，都自称为臣。这时称奴才，显示出清自乾隆以后，对满洲旧俗的极力维护。
第二种情形：清制中，武职官员对皇帝，也自称为奴才，虽然与督抚大员会衔上奏，都自称为奴才。究其初制，或有深意，但行之既久，则视为习惯。至咸丰二年，将武职称奴才之规矩推广至武科举人，令“嗣后中式武举引见。俱一律奏称奴才。如再有错误。即将该提调等奏参。”
清末，反满浪潮迭起，人们对旗员与汉官的不同称谓多有议论， 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等联名上“满汉平议”折，提出“奏折中无论满汉一律自称曰臣，不得再用奴才字样”。至宣统二年(1910)，清廷宣布：“我朝满汉文武诸臣，有称臣、称奴才之分。因系旧习相沿，以致名称各异。……当此豫备立宪时代，尤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著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将此通谕知之。”推行不久，清王朝即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了。
清自乾隆时确定此制，并与整个清王朝相始终。其初制，本意在维护旗下旧俗，提示旗籍与武职人员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保持所谓“国语骑射”，随时准备效忠于王朝统治，这也推动了这一称呼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客观上，这一称谓也区别了旗人与汉臣的身份。
鲁迅笔下旧上海:流行租房住男女合租很正常
几十年来拍黑帮电影，只要出现旧上海的镜头，一定少不了黑帮火拼，片头剑影刀光，片尾刀光剑影。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也可能低于生活)，电影里的旧上海杀伐不断，但历史上的上海滩并没有这么可怕。当年帮派虽多，其实并不猖狂，什么杜月笙、黄金荣，这些黑帮老大的工作重心是做生意，而不是砍人。
当然，民国上海小偷很多，绑匪很多，“白相人”很多。尤其是绑匪，逃兵改行，持有武器，碰上警察拿人，动辄开枪拒捕。鲁迅就曾亲眼见过绑匪开枪拒捕。
鲁迅跟许广平搬到上海定居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的3月14日，鲁迅正在租住的房子里写文章，忽听门外枪声大作，紧接着啪的一声爆响，他们家窗户被子弹打穿了，玻璃碎了一地，鲁迅赶紧关门闭户。几分钟后，枪战结束，他跑出去打听，才知道是几个绑匪跟警察开枪对射，绑匪打死了一个警察，警察打死了两个绑匪。
这种事情在上海并不是天天发生，不过也很让人后怕。后来鲁迅几次搬家，从吵吵闹闹的石库门社区景云里搬到相对高档的北川公寓，再搬到更加高档的别墅级社区大陆新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图一安全，不想再遭遇枪战。
鲁迅在上海待了将近十年，始终是个房客，说好听点儿，叫做“寓公”。寓公租房，要考虑安全性;房东出租，更要考虑安全性。比如，在鲁迅家门口持枪拒捕的那几个绑匪，他们在上海也需要租房子，万一哪家房东把房子租给了这伙人，麻烦就大了。第一，房租有可能要不回来，你上门收租，他来硬的，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有什么办法？第二，万一出了事儿，按照民国法律，房东需要连坐，绑匪坐牢，房东也得陪着。第三，其他房客听说你那儿住着暴徒，谁敢再来租房？
为了避免把房子租给绑匪或者别的犯罪分子，上海的房东或者二房东往外租房，几乎都要问来人一句话：“有家眷没有？”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单身男人可能是小偷，单身女人可能是暗娼，几个彪形大汉在一块儿住那就一定是绑匪，只有两口子一块儿住的才让人放心。可是去上海打拼的年轻人大多没有结婚，即使结婚了也不敢带家眷(怕养不起)，所以他们也就很难租到房子。为了租房，大家只好拼租，男房客找女房客合租，女房客找男房客合租，这是旧上海一大奇观。
如果实在不愿意找异性合租，也有变通办法，那就是找人做担保。担保有两种方式，一是出一些钱，让上海店铺做担保;一是通过房地产代理公司租房，由这些公司做担保。
靠担保来租房的现象不止在上海通行，在民国苏州也很常见。现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份民国十二年的租房合同，一个名叫陈金大的外地人去苏州租房，合同上分明写着“央中保人朱阿根”，这个朱阿根是开瓷器店的老板。店老板做保人，房东最放心，万一房客欠租，或者犯了什么罪，自有店铺做赔。在民国江南一带，这种担保称为“铺保”。问题是不管找谁担保，都得付给人家一笔报酬，所以大多数房客还是倾向于找异性合租，冒充两口子糊弄房东。
民国诸大城市当中，只有北京房多人少，房东不敢拿大，不敢采用非有家眷不租的变态规矩。但是很多人在北京租房的时候还是要选择合租，因为北京治安更差，匪徒敢青天白日入室抢劫，一个人住一所房子是很危险的，身为男青年，可以不找女生合租，可是一定要找一彪形大汉合租。
鲁迅弟弟周作人为何会当汉奸 奴化教育是元凶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抗战期间变节投敌，成为著名的文化汉奸。那么，这样一个文化扛鼎人物，为什么会当汉奸昵？其中有何隐情？
周作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多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部分南迁大后方。多数教职员随校离平，周作人以“系累太多”留在北平，拟以“卖文为生”。北大校长蒋梦麟委任他留守北大，保管校产及图书，由校方每月寄生活津贴费五十元。
9月26日，周作人在给《宇宙风》主编陶亢德复信中谈到他当时的情形：“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各位关心我们的人。”表达了他自甘清贫，不为五斗米而向日军低头的决心。
1937年12月，北平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周作人的浙江同乡汤尔和出任伪教育部总长。他竭力拉拢周作人出山，但为周所拒绝。为了维持全家“生活似颇窘”的困局，周作人一面翻译希腊神话，“每月交二万字，给费二百”;又执教于私立燕京大学，月薪一百元。
1938年4月9日，日本方面在北平召开“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发表了亲日的讲话。消息传出，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立即通电全国文化界，指出：“周作人、钱稻荪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以外，藉示精神制裁。”茅盾、郁达夫、老舍、胡适、丁玲、夏衍等十八位作家也在《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指出：“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如大义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为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向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其八道湾家中，被一个戴了口罩，戴了帽子，自称是天津中日学院的青年学生开了一枪，子弹为上衣纽扣所阻，皮肤擦伤，未中要害，但其车夫为救主而亡。周作人大为惊慌，“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员来住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没有了”。周作人后来承认，刺杀事件成为他落水的一个重要原因。
刺杀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爱国学生恨周作人落水，对其采取的警告手段;另就是日本人见其时时不肯加入而进行的威胁行动。十多天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1939年8月，周出任伪北大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9月3日，参加东亚文化协会文学部会议，成为“东亚文化协会”成员;1941年1月，周作人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并以督办身份出访日本;1942年4月，出任伪北平图书馆馆长。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随同汪精卫赴满访问，在新京(长春)同汪精卫拜会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主席溥仪。同月，前往南京，参加汪精卫六十大寿的庆祝活动。9月，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任评议会主席。总之，他的头上顶了一系列文化汉奸的帽子。
在敌伪期间，周作人写下了不少美化汉奸政权和侵略者，宣传“东亚共荣”的文章。他在1941年5月为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编的《日本的孔子圣朝》一书写序时说：“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庙貌俨然，则其影响亦颇深远。窃希望以此因缘，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周作人还曾在日华协会成立会上发表谈话，称“此次成立日华协会必能予两国亲善提携有所贡献”;“日华协会自将本诸大东亚宣言之旨趣，促进两国文化交流”。1941年7月17日，周作人在北平伪中央广播电台以《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为题作了演讲，鼓吹“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为汪伪政权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大唱赞歌。
日本侵略者称赞周作人：“近常来日(本)，努力于日华文化之沟通，实可称日华文化上不可缺少之大关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国民政府开展了“肃奸运动”，军统局奉命逮捕汉奸。12月5日，在军统局长戴笠的部署下，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并即刻解往炮局监狱，周作人亦在此列。抗日战争结束后，周作人被带进法庭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被押解到南京。6月17日，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以汉奸罪对周作人提起公诉。11月16日，高等法院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判决书在认定周作人犯罪事实和判决理由后指出：“被告在各大学执教历有年所，我国人受其熏陶者不知凡几;又有相当学识，过去著作不少，我国人对其景慕者亦不知凡几。居领导民众之地位，负最高学府教育之重任，宜如何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乃竟意志薄弱，一经遇刺，即变节附逆，觍颜事敌，只图个人偷生苟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负刑事上之责任。”
周作人在受审和亲笔所具的自白书中，对历任本兼各伪职皆供承不讳，但对法官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很不服气，除一再上书法院为自己辩解，希望法院“赐明鉴，宣布无罪”外，还搜集有利于他的证据，以达到免刑或减刑的目的。
周作人在法庭上和辩诉状中为自己的辩解说，自己在伪职期间因违抗敌寇政策，险遭敌宪兵队逮捕;虽在伪组织服务，但自始至终洁身自好，迹无贪污，行无恶据，亦无反抗本国之图谋，合于蒋介石对伪职人员“只问行为，不问职守”的“明训”;自己在伪职期间的所作所为，要么有利于抗战，要么是不得已而为之。故不承认有汉奸罪。
此间，有北大校长胡适、蒋梦麟等一批名人替周作人说话，或证明他是奉前北大蒋校长之命共同留平，保管校产的;或说明他在伪职期间保全了北大等校的图书仪器，使北大文化机关各种设备有增无减;说他曾发表论文论中国的中心思想问题，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言论，以至被日本一个军国主义文人斥为“特殊之文学敌人”、“反动老作家”;或称他曾营救和掩护过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及教育工作人员许多人，等等。
周作人在高等法院判决后，向最高法院递呈申请状，表示“并未负原判决所谓‘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全名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之深期厚望。虽任伪职，并无罪行，既非通谋敌国，亦未反抗本国，在法律上自不应负汉奸罪责。即退一万步言，原判对所举有利抗战之事实，即予采信，适用减刑之规定，而对于六十三岁投老残年之被告，减处徒刑十四年，似与无期徒刑无可差异，量刑未免过重，画饼岂能充饥”，故对法院判决实难甘服。
最高法院受理了周作人汉奸案，认定周作人应负汉奸罪责自无疑义。法庭对周作人为自己辩解的种种理由一一进行了反驳，调查证明，周作人在伪职任内聘用日本人为教授，改编我国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等均有充分表现，有言论、有行动可证。而对于周作人所著之《中国的思想问题》，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的罪责。法庭认为原审以被告在伪职期内保存校产、图书及营救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经多方证明属实，已作了减轻判处，与《处理汉奸条例》有关规定相当，并无不合。
只是被告虽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所以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对周作人汉奸一案进行了复判，改判其有期徒刑十年。
周作人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一直到1949年1月才被保释出来，回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给他改造自新的机会。他一直住在北京八道湾老家，译书著文为生。1967年5月7日去世。
草船借箭是借来的故事 既生瑜何生亮也是冤案
鲁迅曾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而在民间传说中，诸葛亮更是呼风唤雨，神机妙算。而事实上，诸葛亮那些在军事上的传奇功绩大半出于作者虚构，有的甚至掠他人之美。例如小说中著名的赤壁大战，除了“草船借箭”是转嫁孙权的故事之外，“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苦肉计”、“借东风”等精彩情节，皆为作者虚构。
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孙刘联军连箭都很缺乏，还谈什么抗曹？“草船借箭”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线索可查。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有关记载，建安十八年(213年)，即赤壁之战五年后，曹操平定关中，率大军南下进攻孙吴。孙权领兵迎战，两军于长江水入巢湖的濡须口。曹操受挫，坚守营垒以待战机。一天，孙权借江面有薄雾，乘轻便战船从濡须口闯入曹军前沿，观察曹宫部署。曹操生性多疑，见江面水雾缭绕，孙军整肃威严，恐怕有诈不敢出战，下令弓弩齐发，箭射吴船。孙权的船很快便落满了箭，船因一面受箭偏重，渐渐倾斜即将翻沉。孙权命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等受重平均，船身平稳后，孙权指挥战船列队，缓缓离去，曹操才明白上了当。这只是发生在孙权身上的一个故事，起初他没料到船身会中这么多箭，使得船要倾覆，仅仅是急中生智之举罢了。他并没有计划“借箭”，史书中也没说是草船。
自从有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后，人们就以它作为衡量、品评三国人物的标准，多数人只知道有《三国演义》，是故“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诸葛亮。
“既生瑜何生亮”是冤案
戏剧舞台上周瑜是小生，而诸葛是老生扮相，但历史上的诸葛亮比周瑜小6岁。而诸葛亮与周瑜之间的历史真相远非年龄错位这么简单。《三国演义》把周瑜描写成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的典型，他对才智超过自己的诸葛亮，千方百计加以谋害，结果反中了诸葛亮的谋算，临死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小说对瑜、亮二人在赤壁之战前后一连串的斗智、斗法写得丝丝入扣，极为生动，并把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智绝”的地位表现到极致。
事实上，历史上的周瑜不仅容貌出众，风流儒雅，讲求生活品位，还是一位胸怀韬略、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杰出将领。孙权赞他“有王佐之资”，称帝时还念念不忘，“孤非周公瑾，不帝矣”。至于其气量，简直可以用宽容大度来形容，《江表传》记载：“(老将陈普)颇以年长，数凌辱瑜，瑜折节容下，终于与较。普后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又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刘备一次与孙权谈及周瑜，也说他“气量广大”。所谓“三气周瑜”，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罢了，却成为周郎身后数百年来的最大冤案。周郎诸葛两人在正史上并无过节，也无正面交锋，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在零陵一带搞后勤工作，根本没有和周瑜见过面。而周瑜病逝后，蜀国来吊唁的是庞统，也不是诸葛亮。
解密民国时期的运输方式:鲁迅去广州耗时十天
1926年，鲁迅辞去教育部的工作，去厦门大学当教授。与此同时，刚刚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许广平也不满北洋军阀的封闭守旧，想来广州参加工作——当时广州正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跟北洋军阀比起来，国民党朝气蓬勃，政治开明，以挽救中国为己任，还是相当得民心的。
1926年8月26日，鲁迅和许广平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乘坐平津列车到天津，第二天再乘津浦列车到南京浦口，第三天从浦口坐轮船渡过长江，第四天从南京火车站换乘沪宁列车抵达上海。
到上海以后，俩人开始分道扬镳，鲁迅去厦门，许广平去广州。去厦门也好，去广州也好，都得坐船，鲁迅坐了一艘日本船，劈风斩浪驶向厦门。到厦门那天已经是9月4日了，换句话说，从北京去一趟厦门，鲁迅花了将近十天！
许广平动身稍晚一些，她在上海稍事休整，去先施公司买买衣服，去光华大学看看朋友，9月1日早上买了一张去广州的船票，当天傍晚7：30登船，第二天上午8：10开船，9月5日抵达香港，在铜锣湾休整半天继续出发，9月6日下午6：00才从广州湾登陆。从上海到广州，许广平花了将近一个星期。如果再加上从北京到上海那一段反反复复换乘火车的旅途，则她这趟旅行整整花了十天！
咱们现代人出远门，最快的交通工具当然是飞机(假如空中管制不那么频繁的话)：从北京到厦门，飞行时间不到三个小时;从北京飞广州，同样用不了三个小时。遗憾的是，鲁迅和许广平根本没有机会坐飞机——中国民航开始运营是1935年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只有军政大员才有可能过一把坐飞机的瘾，鲁迅虽是文化名人，当局决不会给他派一架专机。
即使到了1935年中国民航开通以后，鲁迅也不太可能坐飞机出门，因为机票太贵了，他消费不起：从北京飞一趟天津，单程票价一百八十块大洋;从天津飞一趟青岛，单程票价四百三十块大洋;如果从北京直飞广州，单程票价则需两千一百六十块大洋。鲁迅在教育部做官时月薪最高三百块，去上海定居时蔡元培每月发给他补贴三百块，加上稿费，平均每月收入还不到五百块大洋，假如他跟许广平两个人坐飞机来广州，必须不吃不喝积攒一年。
在整个民国时代，鲁迅的收入在文化人圈里始终属于中上水平，连他都坐不起飞机，那些名气较低的作家就更不用提了。不信我们可以翻翻民国文化人的履历和年表，郑振铎、茅盾、丁玲、沈从文、郁达夫……这些人出国留学必坐轮船，国内长途必坐火车，新中国成立前很少有人坐过飞机。有的朋友可能会拿徐志摩做反例，其实徐志摩去世前坐的那架飞机是邮政飞机，根本不是载客用的，他是在搭乘顺风机，没有花钱买票。
坐不成飞机，坐火车也行。问题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列车线路太少太零散，彼此没能联通。前面说过，鲁迅跟许广平从北京去上海，中途要换乘好几趟列车，还要坐一趟渡船横渡长江，为啥？正是因为列车线路互不连通，列车运营缺乏统一规划，并且长江之上连一座大桥都没有。飞机不通，铁路不通，鲁迅去广州最快的交通工具就只剩轮船了。
事实上，鲁迅去很多地方都离不开轮船。记得1924年夏天他去西安讲课，从北京西车站坐上火车，沿着刚开通不久的京汉铁路向南进发，一天零一夜以后抵达郑州，再换乘西去的火车抵达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当时陕州是陇海铁路的终结点，再往西就没有铁路了，可鲁迅目的地是西安啊，所以他只能从陕州下黄河，坐着轮船逆流而上，在船上度过了三天三夜，再从潼关登岸去西安。
鲁迅与宋庆龄战友情 曾共同策划营救陈赓
友谊不贵乎早贵乎长。鲁迅与宋庆龄之间纯洁而绵长的战友之情，堪为“人世楷模”。
这两位中国20世纪的伟人结识的确比较晚，已在四五十岁光景。那是1932年底，宋庆龄和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邀鲁迅参加。鲁迅欣诺，并经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从兹结识了宋庆龄且并肩战斗。他们共同研究斗争策略，不但成功营救了陈赓、廖承志等一大批革命者，还成功营救了国际友人、当时共产国际驻华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夫妇。此外，他们一同到上海德国领事馆，严正抗议纳粹党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法西斯暴行;一起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欢迎英国进步作家萧伯纳;一道参加苏联领事馆庆祝十月革命胜利18周年的活动，其间鲁迅一句“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的答辞，令宋庆龄终生难忘……
然而，繁重的工作，不息的战斗，损害了鲁迅的健康。1936年3月开始鲁迅接连大病，可把宋庆龄急坏了。5月15日，她不顾自己刚动完阑尾炎手术致信鲁迅：“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为着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其情真意切无以复加。鲁迅非常珍视宋庆龄这封信，至死都宝藏在自己的身边。
但是，1936年10月19日晨，鲁迅的伟大心脏终究停止了跳动。接到噩耗，宋庆龄急奔鲁迅寓所，是最先到达的几个人之一。她和鲁迅家人及好友紧急磋商丧事，成立了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她亲任主席。
棺木、寿衣、衾被是治丧的必要物件，当天下午，宋庆龄就专门陪同许广平等上街挑选。最后，他用了当时的九百元买下一口质地楠木、四周装有铜环的西式棺材奉献给亲密战友鲁迅。鲁迅入殓时，她又赶到殡仪馆参加仪式，据胡风回忆，她始终不断地流着眼泪。是啊，鲁迅逝世，使她失去了继孙中山以后最忠实也最重要的朋友，怎能叫她不痛彻心扉！更为感人的是鲁迅出殡，她坚拒坐车，亲手执绋，走在万人送葬队伍的前列。正是她的这一壮举，使整个送葬队伍无一人被捕拘押。在墓地，她又哽咽着发表演讲，号召人们遵循鲁迅的路更加英勇地战斗。1933年2月在上海中山故居鲁迅与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等合影
鲁迅逝世并不是他们战友之情的句号，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凡涉及鲁迅的事宋庆龄总是乐于担当必定做好。从当年11月茅盾、蔡元培联名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称“虽然鲁迅出生在中国，但他却是属于全世界的”起，各次纪念鲁迅的委员会她都担纲，日本和国内出版第一套《鲁迅全集》她都鼎力相助，各地的鲁迅研究会她都热情支持……特别是1956年鲁迅灵柩易地迁移，她亲自到虹口公园门口迎柩并扶柩至墓穴，再次发表颂扬鲁迅精神的演讲。1981年4月21日，她在自己行将告别人生的时候还高兴地接受“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主任委员之职，更加令人动容！
总之，在宋庆龄的心里，鲁迅是永远活着的。这种建立在志同道合基础上又在并肩战斗中“粹火”过的友情，如同他们的光辉业绩一样，也是馈赠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历史解密:鲁迅之死是否和他的日本医生有关
整个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中国西医医生的高度稀缺，也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驾护航，导致了大量的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也客观地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这些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医生，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病死，当时，鲁迅的家属并未对鲁迅的死因提出异议和疑问。但是，多年之后，鲁迅的亲生儿子——周海婴却开始怀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以“故意拖延治疗”的方式暗杀的。
我们听听，周海婴是怎样指控的：
“……自（1936年）6月以后，父亲（鲁迅）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你爸爸没了……’我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写信给我的母亲，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日本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须藤）的治疗经过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点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须藤医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报》登报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治疗……叔叔周建人告诉我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医生邓肯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鲁迅）的胸膜里有积水，要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美国医生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和冯雪峰谈过，但是他（鲁迅）仍然赞成须藤医生继续看下去，而搁置了美国医生的建议，结果半年之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后，须藤医生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了何种药物等，你母亲（许广平）说这份报告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叔叔对冯雪峰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最好不要找须藤医生看病了吧，冯雪峰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须藤）看，大概不要紧吧……’我怀疑须藤是故意拖延父亲的治疗……”
（周海婴的指控，出自于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页。）
很显然，周海婴指控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鲁迅。
读者要注意一点：鲁迅逝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他当时并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后听来的。
这份并非是唯一的指控书，周海婴在多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名叫《鲁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广泛发表在中国各媒体。在该文中，周海婴说：
“……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穿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咳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
给鲁迅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须藤”，其全名叫“须藤五百三”。
总结上述的两份指控文，周海婴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1.鲁迅病重（肺结核）。
2.周海婴当年七岁，不懂事，对诊疗过程不清楚。
3.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后多年才开始怀疑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
4.须藤五百三是鲁迅聘用了长达两年的家庭医生。
5.鲁迅相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疗法，而怀疑美国医生邓肯的疗法。
6.鲁迅被须藤五百三治疗了几个月之后，不治身亡。
那么，鲁迅原本是怎样得的肺结核呢？
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是怎么说的：
“……我第一次到他（鲁迅）北京寓所访问之后，深刻的印象是他（鲁迅）抽烟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鲁迅的节俭有时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抽烟，直至烧手或者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才丢掉……我实在太简单……尽买些廉价的香烟供给他……日积月累地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他生病时，须藤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吃药是没用的……后来病总算好点，我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毒害他，这真是我无可饶恕的罪行……”
（许广平的这段证言，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
从许广平的回忆里，我们看得出来：
1.鲁迅长期大量抽烟，是个“重量级”烟民。
2.而且，鲁迅所抽的是价廉、质劣的香烟。
3.鲁迅抽烟由于舍不得浪费，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
有过吸烟经验的读者，读到这里，应该能明白，这种抽烟法，不但抽烟量大，而且抽的还是劣等烟，还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长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
我们再来听听许广平女士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回忆：
“……须藤（五百三）医生来了，给他（鲁迅）注射，那时他双脚冰冷，医生命我们给他敷热水袋，包裹起来……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看见他已头稍微朝内，呼吸轻微了……连打几针，都不见好转……须藤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就没有危险了……我千呼万唤，也不见他（鲁迅）应一声……”
（许广平的这段回忆文字，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我仔细读了这一章，没有发现许广平指控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毒害鲁迅一类的文字。
我们来看看本案的“头号犯罪嫌疑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自己是怎样说的：
“……鲁迅先生生来就不是健康的体质……四十岁左右就患了胃扩张病……四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有了肺结核病的初期感觉……他说吸烟一事要减也减不了，自己无论如何离不开香烟……到后来，减少至每天抽15根……我要是知道他去世得这么快的话，我真不该强制限制他最爱的香烟了……想起来我还觉得很抱歉……（鲁迅）先生的死，为什么会这样快呢？说起来，是从10月18日午前3点钟开始，旧病支气管哮喘发作，呼吸困难，引起心脏性喘息……终于成为不归之客人……”
（须藤五百三的这篇自白文，最早发表在1936年11月15日版的《作家》第2卷第2期，而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中，2000年12月第一版，第60～65页。）
可见，须藤五百三认为：
1.鲁迅是病死，须藤五百三自己已经尽力医治了，没有责任。
2.须藤五百三曾经强制鲁迅减少吸烟量，鲁迅勉强减少至15根／天。
鲁迅在肺结核病重期间，经过须藤五百三的强制性要求，仍然每天至少抽15根香烟，可见鲁迅在得病之前，其抽烟量该有多大。
须藤五百三在这篇自白文的尾部，还附上了一份《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详细地记录了1936年3月2日至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和治疗的过程，收录在上述文献《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的第63～65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它。我于此，部分摘录如下：
“……本年3月2日，鲁迅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诊，当时验得病者体格中等，营养稍差，食欲缺乏，近一年半来，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总需利缓下剂或洗肠用药。喘息发作之日症状及医治经过如下：循左肩胛上部、右锁骨上下窝及第三四肋间部、胸骨缘深处有似水泡之声响。时作咳嗽，咯痰黏稠，或少或多，发热最高在37.6°c左右，毫无知觉，泄尿无甚异常。右胸背面第7胸椎以下，呼吸之音细微，诊察上肩胛骨下边以下，询问胸膜炎的已往情形，答称并不知道。胃扩张至胸部之上，不时充满动摇之水声，并无饥饿之感，时常失眠……午前3时喘息又突然发作，午前6点半往诊。当时即以跪坐呼吸营救，病者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纤弱，尤以吸气为短微，体温，脉细左右而软弱，且时常停滞。腹部扁平，近两肺处诊听有喘呜，加以应急处置之后始稍转轻，其不稳状态亦似稍缓。午后2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乃46～52之间，脉软弱，110～114次/分钟。体温下降，为35°c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乳百公分。右肺喘呜尽去，左肺亦然，诊查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声，肋间亦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19日5时起，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5时20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
那么，鲁迅是怎样结识须藤五百三这位日本医生的呢？原来是鲁迅的日本朋友，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介绍的。
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生前这位好友——内山完造，是怎样说的：
“……当时我立即打电话给须藤医生，须藤医生是鲁迅先生非常信任的医生，也是我十二分信任的具有高尚人格的医生，他答应马上去诊视，我也立即赶去鲁迅家，先生坐在藤椅上非常痛苦地喘息着，尽管这样，先生右手手指间仍然夹着品海牌香烟……我告诉他须藤医生马上就来，他说谢谢，我感觉他说这句话非常的吃力，脸色非常不好……须藤医生握住先生手腕诊视脉搏……须藤劝（鲁迅）先生：‘丢掉香烟吧……’他这才把香烟丢掉，于是，医生给先生注射……第二天早晨，鲁迅先生与世长辞……”
（内山完造的证词，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122页。）
可见，内山完造在证词里指证：
1.鲁迅信任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
2.须藤五百三其人品德并不坏。
3.鲁迅直至死前，仍然在抽烟。
4.须藤劝鲁迅丢掉香烟，这是内山亲眼所见的。
5.鲁迅之死，纯属病死。
读者需要注意，与日本许多侵华者不同，内山完造的确是一个亲华人士，其在战后于东京组建“日中友好协会”，1959年应邀参加“解放十周年庆典”，受到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而且死在中国并葬在中国。
前些年，具有内科医生背景的浙江鲁迅研究会学者周正章写了一篇《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误治真相》，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背景，分析研究了鲁迅1936年5月所拍的x光胸片、诊疗病历、用药过程，做出了他旗帜鲜明的结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对鲁迅肺病的治疗，具有不可推卸的“误诊误治”的医疗事故责任。
这篇文章早已公开，读者不难寻到，其文冗长，而且医学术语众多，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哪怕我读起来，仍然十分吃力，于此暂不摘录。但是，周正章的论文，仍然未能合理解释以下的问题：
1.没有人逼迫鲁迅找日本医生治病，是鲁迅自己信任日本医生。
2.用现代先进医疗技术的标准，去研判六七十年前的旧时代医生诊病的处方单子，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似乎有待商榷。
3.“误诊误判”并不等于“蓄意谋杀”。而且，须藤医生劝鲁迅“戒烟”，该行为似乎又与“蓄意谋杀”相悖。
4.须藤五百三认识鲁迅并非一朝一夕。须藤自1934年开始给鲁迅一家当家庭医生。鲁迅自从1936年6月份起，病情就已经相当严重了，须藤五百三“误诊误治”了长达4个月之后，才最终把鲁迅“治死”。如果从1934年初当周家家庭医生算起，须藤的“杀鲁”计划（如有），实施了两年多之久，可谓旷日持久，真有耐心。
5.在民国时期，肺结核俗称“痨病”。“十痨九死”，当时的肺结核，就是绝症，鲁迅患上肺结核之后，死期指日可待。如果说须藤五百三明知鲁迅行将就木，日子不长了，还要“迫不及待”故意“误诊误治”，故意把鲁迅“治死”，其必要性和逻辑合理性，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鲁迅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人，也是主张抗战的。1936年是中日关系紧张年。鲁迅不应该对日本人丧失警惕。如果信不过日本医生，就不要找日本医生治病。而一旦找了日本医生治病，并因而被治死，那么，家属要么到租界当局报案处理，要么只好怨鲁迅太过相信日本人，还能怪谁呢？
行文到此，我想，如果我们必须要从鲁迅之死一案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的话，依我看来，似乎以下的经验教训，是比较稳妥的：珍爱生命，拒绝抽烟。
倒戈将军孟达的人生悲剧:数易其主最终身死
“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的这句诗，算是对乱世最真实的写照了。乱世之中，政权频繁更迭，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大多也没什么节操了，倒戈、投降是司空见惯的。但频繁倒戈的人，即使在乱世，也只是别人的棋子，结局大多凄凉。三国时期的马腾如此、吕布如此，孟达也同样如此。
三国时期有两个孟达，一个是魏国的安定太守孟达，为人忠贞，还多次为国家推荐贤才。而我们要说的是换了三个主子的孟达，也算是”三姓家奴“了。
孟达本来字叫子敬，因为刘备的叔父叫刘子敬，为避讳改了。这人也真是的，避讳之说有避皇帝的，也有避皇帝他爹的，从来没听说避皇帝他叔叔、二大爷的，而且当时刘备还没称帝呢，估计是孟达自己讨好刘备。
孟达最初是刘璋的部下，和法正的关系不错，两人一起投靠刘璋的。刘备入蜀的时候，刘璋就派他和法正一起去迎接。后来刘备和刘璋关系破裂，他投靠了刘备。刘备夺取蜀地之后，他成了宜都太守。刘备夺取汉中时，孟达攻下了房陵郡，并和刘封合兵拿下了上庸郡。
关羽败走麦城时，孟达和刘封都没有出兵。事后孟达怕刘备追究责任，毕竟人家刘封是刘备的儿子，而他素来和刘封不和，刘封曾抢过他的乐队。于是孟达给刘备写了一封信，之后就带着部众投降了魏国。
曹丕对孟达还是挺看重的，委以重任，封他做了建武将军，而且还封了个平阳亭侯。虽然属于末等侯爵，但好歹也算是封侯了。
曹丕让孟达和徐晃、夏侯尚一起进攻刘封，孟达先是给刘封写信劝降，刘封拒降并撕信斩使，最终被孟达打败，上庸、房陵、西城三郡纳入了魏国的旗下。曹丕将三郡合为新城郡，并让孟达当新城太守。
这大概是孟达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了，但随着曹丕的过逝，孟达的好日子也到头了。曹丕一直非常器重孟达，但司马懿觉得孟达反复无常，早晚必叛。虽说司马懿是正确的，但曹丕并没有当回事。曹丕死后，司马懿领政，孟达开始担心起来。随着与孟达交好的夏侯尚、桓阶的相继过世，孟达更加不安起来。
此时诸葛亮看出了门道，于是开始引诱孟达，孟达也有了反叛之意。当然，诸葛亮并不是真心招降孟达，他是想拿回上庸、房陵、西城三郡。这三郡是汉中的脉冲，也是诸葛亮伐魏重要的战略要地。
孟达同意了诸葛亮的招降，开始准备城防工事。他预算司马懿向皇帝上报，再到皇帝批复，再到出兵，怎么的也得有一个月的时间，他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准备。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司马懿根本就没报告，大军日夜兼程，八天之后就兵临城下。而且还阻断了通往蜀地的道路，孟达自然就成了瓮中之鳖。最后，孟达死在乱军之中，并被传首京师。
孟达的一生，没有什么大的光彩。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能力，曹丕曾说孟达有将帅之才，很多大臣也称赞孟达有卿相之才，后世的傅玄称赞孟达“有乐毅之量”。但孟达并没有发挥出来，原因就在于人品不好。
《资治通鉴》中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就是孟达所没明白的道理，他确实很有才干，但没有人品的支撑，终归是不能得到重用，他也就无法发挥。
厚德载物，虽然为很多人不屑一顾，但却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无论是任何时候，德行永远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鲁迅枕下为何藏一把短刀 书信透露常想自杀
鲁迅枕下的一把短刀大约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同学送他的，他一直珍藏着。有一阵子，家里特别热闹，鲁迅为了逗女孩子们开心，也会吹牛说自己在日本也学过武士道的功夫，大约也用那柄短刀舞过几下体操动作。
鲁迅枕下那柄短刀
“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克敌防身是妙的，倘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
1925年3月2日，鲁迅作了《过客》一文，剧本，像一个黑白电影，有寓言一般的品质。只有三个人物，老人、孩子和过客。我喜欢开头的字幕，如下：
时间，或一日的黄昏。地点，或一处。人物，老翁约七十岁，白头发，黑长袍。女孩约十岁，紫发，乌眼珠，白地黑方格长衫。过客--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
剧情简洁得很，若不是背后的黑暗幕布里隐藏着太多的比喻，这个剧本就显得过于幼稚了。然而，越是简单的东西，越是有无限的空白供我们来猜测，来填补，来畅想，来思考和怀疑。在这个黑白电影里，主人公没有名字，没有出处，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遥远来到现实里，他问路：“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吗？”老翁回答：“是坟”。可是，孩子则回答：“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
每一个年纪所看到的风景大不相同，就像老人和孩子，对于世界的发现，有着截然相反的描述。而过客是个中年男人，他经历了满清王朝的末日、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军阀大混战、国民党执政、共产党萌起。世界突然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里，所以，一时间看不清前途，或者对政府规划的前途有些怀疑、迷茫，是切实的。与其说是描述一个受伤了的过客对于前途的寻找，不如说是鲁迅先生的一个自况。
1925年5月30日，鲁迅致信许广平，写道：“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大约我的意见，小鬼很有几点不大了然，这是年龄、经历、环境等等不同之故，不足为奇。例如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又如来信说，凡有死的同我有关的，同时我就憎恨所有与我无关的……，而我正相反，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都与小鬼的不同。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
鲁迅的书信集里，男读者中只有和李秉中讨论过死亡和爱情，而女读者中，则只有许广平。
许广平在读过鲁迅的书信后，很有些担心鲁迅的不怕死。又加上，她在坊间听说了一些传言，才马上回信说：“自然，先生的见解比我高，所以多‘不同’，然而即使要捣乱，也还是设法多住些时好。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克敌防身是妙的，倘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
许广平在1925年6月1日的回信中，末尾的省略号里的内容，是指鲁迅的自杀。
鲁迅枕下的一把短刀大约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同学送他的，他一直珍藏着。及至周氏兄弟闹了纠纷，分开来住，先是住在砖塔胡同俞芳姐妹三人的院子里，后来又买了西三条胡同的宅院，有一阵子，家里特别热闹，鲁迅为了逗女孩子们开心，也会吹牛说自己在日本也学过武士道的功夫，大约也用那柄短刀舞过几下体操动作。在日本留学期间，学校里有体操课的。
在《过客》里，鲁迅的确让过客负了伤的，脚流了血，但却并没有给他配备合适的武器，往前走，往坟地里走，往荆棘密布的未来走，却是拖着伤痛的身体。可见鲁迅果真像过去致李秉中的信中所说的：“我常想自杀，也想杀人，但却没有勇气。”
对于死，没有勇气。所以说，只好发一通议论，这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
自然，那一柄刀并不是用来自杀的。
鲁迅在收到信的当天就回了信，说明，这不过是流言。因为去西三条胡同和砖塔胡同的青年学生很多，也不知是谁说起了他的那柄短刀，一来二去便走了样。遂有鲁迅藏刀于枕下，随时有自杀的念头的传言。
越是不实的荒唐的言论，越容易传播。于是，到了许广平的耳朵里，已经彻底变了样。鲁迅只好直接回答她：“短刀我的确有，但这不过为夜间防贼之用，而偶见者少见多怪，遂有‘流言’，皆不足信也。”
鲁迅的现实生活是什么呢，寂寞的过客，他从1898年开始成为过客，在南京更名为周树人，四年后乘船抵日本，之后，问路不知道有多少次，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坟”的前方是什么？直到1918年，因为一个机缘，他写了一部《狂人日记》，才有了鲁迅这个名字。但是，即使是他吃了一阵子饱饭，或者洗干净一段时间的脸面，但很快就又被社会现实的染缸给染黑了。
作为一个过客，他需要有一柄刀，不是用来切割自己和自杀，而是用来切割路上的荆棘及食物。1925年的5月，鲁迅来到了女子师范大学，作为一个过客，他问许广平，前面有什么？许广平告诉鲁迅：“前面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
鲁迅便出发了，他明知道，前面有坟，有数不清的尸骨和荆棘。好在，鲁迅在枕下有一柄短刀，大约，鲁迅先生想把这柄刀带进梦里，把黑暗的一切都刺破。
鲁迅的苦闷象征
许广平现在就在这烟雾里，鲁迅先生呢，他去取湿毛巾去了。我看到他跑动的身影，那是相当敏捷的。
1925年6月2日，鲁迅在复许广平书信的末尾，署名摘了一个字，只剩下“迅”字。仿佛把老师尊严的面孔洗去了，只剩下普通的朋友身份，又或者是想借助于省略的那一个字，重新开始新的称呼，那欲言又止的眼神，已经在这一个字里省略了，暗喻了。
只看许广平的反应了。
《两地书》第二十七封，许广平致鲁迅的书信里，并未表现出如先生所愿的亲昵，依旧如小鬼般在信里讲笑话，亲昵的内容也是有的，但温度不够，之前鲁迅已经用了足够的火把温暖了她，她也在信里坦白过，要燃烧起来了。但是信里的温度依然有些平淡了。
在接到第一封署名“迅”的回信后，许广平写了很长的回信，大抵是说她去参加大学生的聚会，然而遇到的情况十分荒唐，北大和师大两派的学生为了争谁当头头而打起来了。无奈，她只好领着女师大的小分队回校，在路上突然遇到了校长杨荫榆，当时，许广平突然被自己名字被判“墨刑”的一团无名火燃烧，她突然高呼“打倒杨荫榆”，同行的一些同学纷纷响应，直到杨荫榆的车队吓得逃跑了，这才出了一口恶气。虽然有些因公济私，却依然在书信里“快活”了一把。
在上一封信里，许广平误以为有人私拆了鲁迅给她的书信，在信里大骂了当局，说是，竟然到了检查私人信件的地步。然而，这事却是鲁迅干的，鲁迅写完以后，发现有几句话没有说完，便找到信，拆开了，补上一两句话，又重新封了口。
许广平在复信里说：“既封了信，再有话说，最好还是另外写一封，‘多多益善’，免致小鬼疑神疑鬼，移祸东吴(其实东吴也确有可疑之处)。看前信第一张上，的确‘加了一点细注’，经这次考究，省掉听半截话一样的闷气，也好。”
“再有话说，最好还是另外写一封，多多益善”，自然有调皮和撒娇的意味，但并没有达到鲁迅先生的预期，鲁迅想象的结局是这样的：许广平应该激动地直扑到他的怀抱里。果真如此，不久，鲁迅便达到了目的，这是后话。
在这封回信里，许广平还写到《苦闷的象征》。当时的情形的确很苦闷，学校因为学生闹学潮罢课，校长杨荫榆辞职了，教务长和总务长也随着去了。于是学校里一盘散沙，那么，这样的后果是，鲁迅每周一次到女师大讲的课程自然也不存在了。这是许广平最为苦闷的事情。
在信里，她写到了这一点：“罢课了！每星期的上《苦闷的象征》的机会也没有了！此后几时再有解决风潮，安心听讲的机会呢？”
生活毕竟不是革命，内心的充实仅靠激情是不能填满的，所以，苦闷自然随时钻进来。夏天的炎热正沿着窗外的蝉的叫声钻进体内，恩，有些无所事事的无聊。许广平写了信以后，一直等不来鲁迅的回信，便着了急，于一周后，又写了一封信。大约是喝醉了酒以后写，把苦闷的生活用调皮的笔画了出来：“小鬼心长力弱，深感应付无方，日来逢人发脾气--并非酒疯--长此以往，将成狂人矣！幸喜素好诙谐，于滑稽中减少许多苦闷，这许是苦茶中的糖罢，但是，真的‘苦之量如故’。”
苦闷的出口便是喝酒，喝得醉了，便写了一篇叫做《酒瘾》的文字，然后投寄给鲁迅了。
那信里的措辞非常之滑稽：“好久被上海事件闹得‘此调不弹’了，故甚觉生涩，希望以‘编辑’而兼‘先生’的尊位，斧削，甄别。如其得逃出‘白光’而钻入第十七次的及第，则请赐列第x期《莽原》的红榜上坐一把末后交椅：‘不胜荣幸感激涕零之至’！”
若只看《两地书》而不看鲁迅的其他作品，此处理解起来便有些生涩了。《白光》是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一篇，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落第的考生的故事，主人公大约叫陈士成，一共考了十六次县考，也没能考上秀才。所以，许广平说，能逃出“白光”而钻入第十七次的及第，意思是能被鲁迅选中。
苦闷的日子变成了一篇喝酒的文字，这的确是青春的，好笑的，又是快乐的。
鲁迅收到信后立即回了信，自然是要抚平小鬼的寂寞和苦闷了，信写得长极，我比较了一下，两地书中，差不多最长的，便是这一封复信了，这封写自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晚上的信，写了整整五页。鲁迅在信中说到这一点：“本来有四张信纸已可写完，而牢骚发出第五张上去了。时候已经不早，非结束不可了，止此而已罢。迅。六月十三日夜。”以为署名都结束了，应该完了吧，没有，大概想了一会儿，觉得第五张信纸上的这半张空白有些可惜，而许广平那边的苦闷似乎尚很浓郁，于是乎，又涂写了一些字，大致讨论了一个写字的女人的闲话。
这些闲话虽然无关紧要，但是满满的信纸，却是紧要的。
这正应了许广平的“多多益善”的要求。满满五页纸，寄给哪个女人，都会被烙上谈恋爱的印记。
然而，鲁迅先生却不，他只在信里劝说许广平不要成为狂人，因为，现实中的世界，脾气急的总是容易吃亏。自然，先生是怕许广平吃亏了。
关心许广平的苦闷是这封信的典型特质，说完了一些闲话，便又回到了许广平的苦闷中来：“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此不佞所再三申说者也，亦自己所曾经实验者也。”
是啊，不要太急，慢慢来，哪怕是内心里有爱意。五页纸中鲁迅先生并没有说出任何暧昧的词句，在许广平伸出寂寞的手来寻找安慰的时候，鲁迅依然慢腾腾地踱着步子。课程结束了，站在讲台上的机会没有了，然而，便将信纸当作了讲台，五张纸还没有说完题外话。正课也没有开始。
苦闷仍然延续，如一团熄灭的火堆而冒出的青烟，若离得远，闻不到气息，只能看到那美好的影子，倒也不必皱眉。若是被这烟雾包围，呼吸都困难，那么，美好皆失去了。
许广平现在就在这烟雾里，鲁迅先生呢，他去取湿毛巾去了。我看到他跑动的身影，那是相当敏捷的。
爱一个女子，自然会跑快一些，给她拿一条湿毛巾有什么。
摘自：赵瑜《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武汉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端木蕻良对萧红后事安排及半个世纪的牵挂
一、萧红遗嘱将来埋在鲁迅墓旁
婶母萧红在1942年1月的香港病重时，向叔父端木蕻良已经交代了几件事，也可说是如果自己病重不治，或遭遇不测，那就是遗嘱了。其中，就是自己要是死亡了，她希望将来能把自己的骨灰埋在鲁迅先生的墓旁。萧红多年前就谈过，她若死了，想埋在鲁迅先生的墓旁，那是她的恩师，没有鲁迅，没有自己的今天。端木蕻良答应尊重她的选择，只要将来条件允许。那么眼前呢？萧红提出，把自己埋在一个风景区，要面向大海，要用白色的绸子包裹自己。
二、萧红死于日军的野蛮占领
在养和医院，萧红治病心切，不顾她丈夫端木蕻良的激烈反对，自己做主听从医方的主张动了手术。术后，由于日本军国主义野蛮残忍的军事占领，宣布医药为军管物资，医院缺医少药，根本无法控制萧红喉管伤口的炎症。不忍看到妻子的万分痛苦，端木蕻良无奈又去寻找别家医院。从养和医院出来，端木蕻良一家医院一家医院找去，战后仍然没有营业的。他从香港东北部，绕山走到香港西南角，来到战前萧红曾经住过的香港最大也是最好的公立医院玛丽医院。该医院已经开业，虽然也是缺医少药，但条件还相对好些，表示仍可以接收萧红。两个医院直线距离是40多里，中间阻隔着丘陵。端木自己走了四五个小时，萧红怎么接过来？汽车都被当局军管了，医院连救护车也没有。万般无奈，他决定去找日本记者之类的人试试，这种人应该还有人道主义的怜悯心吧？可是也很危险，因为这样必须要暴露自己的身份，而他和萧红正是人家搜寻的对象。
得到一位叫小椋的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帮助，调出一部车，帮助端木蕻良把萧红转送到玛丽医院。1月18日前后，玛丽医院也被日军接管成为军事医院，所有的病人统统赶了出来。玛丽医院的人员帮着端木蕻良把萧红送到了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医院。这里的法籍主治医生态度很好，但是也没有消炎药，只能用盐水简单消毒。当时药品已经是日军第一军需品，全被管制，市面的药店无药供应，萨空了的孩子发了高烧也只能多喝开水。
然而这样的医院几天后也被军管了。法国医生只得在圣士提反女校设立了一个临时救护站，并帮助端木蕻良把萧红接到这里。此时的女校除了残损的桌椅和硬冷的铁床，没有基本的医疗条件。萧红一时清醒一时昏迷，已经完全不能出声。脓肿的喉头处，涌出带血色的白沫。端木蕻良无助地给她吸痰，一切陷在无奈的绝望中。萧红大概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示意要笔，写下“鲁迅”、“大海”几个字，端木蕻良的心要碎了，“你不会死的，我们一定会救治你的。”萧红摇摇头，又陷入了昏迷。端木蕻良与萧红摄于1938年
1月22日早晨，萧红陷入深度的昏迷，医生表示该准备后事了。还有什么比眼睁睁看着自己最亲近的人一点点走向死亡，而自己束手无策，有力使不上，有钱使不上更痛苦的？这份绞心的痛苦让端木蕻良切切实实地领受了，以至多年来，他无法再来回忆这一幕。
上午10点，萧红，这位与封建理念，与“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国民灵魂，与罪恶的战争抗争一生的反帝爱国女作家，在她登上自己创作事业光辉的顶点后，拼出最后的心力，与世长辞，享年只有31岁。
三、萧红在日军专用火葬场火化
“落花无语对萧红。”这是在萧红病重中，端木蕻良的怅然之作。现在在他最需要亲人相依，共渡难关的时刻，萧红悄然无声地走了。背后是占领军的淫威，眼前是患难妻子的遗体，周遭冷冷清清，朋友们多已远隔他乡了，这份感情的重压，都要端木蕻良自己来承受，他身心极度地疲惫，受伤的心无可名状。
滞港未及走的朋友同事，闻讯冒险来安慰端木蕻良，与萧红作最后的告别。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原东北军的师长张廷枢和《时代批评》社的同事都来了，并给萧红送了奠仪。张廷枢惋惜地说：“花了许多人力物力，竟没能救活萧红……”
当时的市民已惶惶不可终日，死了人无力埋葬便弃尸而走。街上也时时有中弹而亡或饥饿、生病而死的无名尸体。占领当局每天派人到街上和各医疗点去收尸，这些尸体不穿衣服，不分男女，搬上尸车集中运到西盘营高街陶淑运动场去埋葬。那里成了万人坑，尸枕相藉，惨不忍睹。端木蕻良把仅有的钱藏在贴身的衬衣内，他要在这兵慌马乱、人心惊恐的环境里，尽力去争取给萧红体面地办了后事，要让萧红有自己的尊严。
他请来一位摄影师，为萧红留下最后的遗容，又留下妻子一缕青丝，收入怀中。第二天一早，他守在萧红身旁，等待与前来收尸的人交涉。那天也巧，是马超楝亲自来收尸。他是当时占领当局用的香港政府卫生督察，负责处理港岛地区的尸体和理殓等事务。那天，他带着工人和车辆来到圣士提反女校，端木蕻良上前说明了身份，请他协助安葬萧红。正好马超楝也是一个文人，沦陷后迫于生计谋了这份工作，他是萧红和端木蕻良作品的喜爱者。这样，才把萧红用医院白毡包裹，放在尸车的特别车厢里运走。他又指点端木蕻良如何向当局有关部门交涉火化的手续。端木蕻良通过小椋，到日军占领当局的部门办出了死亡证、火葬证和骨灰认领证。办事的日本人原来也是个文人，会英语，端木蕻良用英文与他交谈，他就客气多了。当问到骨灰埋葬何处时，端木蕻良用英文提到浅水湾，那人可能是刚来香港，对当地并不熟悉，他不知道浅水湾是香港有名的风景区，根本不能埋人的，但他竟然答应了，签署了许可证，这到给端木蕻良难得的安慰。
香港此时有两个火葬场，一个是给市民用的，管理混乱，需排长队等待，而且是混体火化。一个是在东区，是日本人专用的火化场。1月24日，在马超楝的安排下，端木蕻良把萧红遗体送到日本人专用火葬场单炉火化。印度籍司炉工收下递过来的小费，比较精心地烧殓了萧红遗体。那时死亡人多，火葬场一天黑烟不断。不使上钱，烧殓时间不够，火化后的“骨灰可以塞不进骨灰盒”。当端木蕻良去收骨灰时，那工人说：“烧得很好，灵魂可以上天了。”听到这话，端木蕻良的泪水再次控制不住了，此时萧红的灵魂肯上天去吗？“她”要陪伴他，“她”不放心他啊……
四、萧红骨灰分埋两处
当时战乱中死的人太多了，连骨灰盒也供不应求。端木蕻良另找途径，他敲开一家古董店，在老板诧异的眼神中，买走两个素色的古董罐。为着萧红，他的心细到了极点，一改平日对生活马马虎虎不管不问的习惯。他把骨灰分装在两个罐里，一个，他要实现萧红的遗嘱，暂时埋在大海边;一个，他还打算试着带走，心想至少在战后，能保住萧红的部分骨灰。青年端木蕻良
浅水湾，战前是香港著名的海边浴场，现在是日军军事封锁的无人区。由骆宾基陪同，从住地穿过丘陵山路，步行了几个小时，钻过铁丝篱笆，一路寻找过来。走到了丽都酒店花园，不远处，有前几天加拿大军人登陆失败被打死的无数尸体，血腥扑鼻。端木蕻良看中一个面向大海的小花坛，四周是大石用水泥裹砌的围圈，既牢固不易被雨水冲刷，又地点突出，将来易识别寻找，于是他用手指抠石头掘挖出一个坑，把骨灰罐装埋进去。封上土后，又搬来不少石块堆起一个坟包，中间压住一块木牌，上面是他亲手写下的“萧红之墓”。
从浅水湾走回来，夜月已上了天庭。为了甩掉日本记者小椋的日后纠缠，端木蕻良在烧殓萧红骨灰后，应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马鉴(马季朋)教授的邀请，带着骨灰瓶，躲进了马家。他之所以走到浅水湾，不用小椋他们提供的车子，正是为了要摆脱他们。因为萧红死后，日方的真实意图就显然易见了。在端木蕻良逃出香港后，日方曾向戴望舒出示黑名单，点着端木的名字追问下落。
中国人是讲忌讳的，带骨灰到别人家是犯忌的，而马鉴先生“深谙儒佛学”(柳亚子语)，不予介意，给端木蕻良安排了一间向阳的房间休息。1957年，马鉴教授回忆说：“回忆16年前，正当兵慌马乱，日寇进攻香港的时候，我与端木蕻良差不多天天见面，而他总是愁眉不展的，正在这个时期，他告诉我他的夫人萧红女士的病状和医院的逼迁，不久他又告诉我萧红女士死了，草草地埋葬在浅水湾头。我当时亦爱莫能助，只有作同性的安慰而已。”
端木蕻良根本无法休息。考虑到逃离香港的一路上，将是无数风险，前程莫测，带着萧红的骨灰，说不定或是会随便埋在半途的什么地方，或是路上丢弃了，与其这样莫不如还是埋在一个地方保险。这样，第二天傍晚，他抱着另一个骨灰罐，在一位香港大学的学生陪同下，悄悄来到了圣士提反女校。当他把萧红转移到此时就已经留心了校园的环境。女校有个后山，树木茂密，他特意选择东北方向的山坡，在一棵不太大的树下，叫那个学生踩锨挖土。端木蕻良把罐放进去还浅，取出用手向四周和向下掏深了，这才正正地放了进去。当他精疲力尽坐在一旁，看那学生往里填土，那学生埋了土习惯地上脚去踩实，端木蕻良心疼地叫了起来，把那学生吓了一跳。“不能踩，用手拍。”端木蕻良做着手势，那学生明白了，蹲下用手拍打一阵。端木蕻良再去试试平整度，然后盖上草皮，这样就不会被别人发觉了。他看看四周，记住了那棵不太大的树。四周是寂静的，什么声音也没有，他默祷一会儿，和那学生离开了。这时，他才感觉脚底刺痛，原来战前换上的新皮鞋，四十几天里已把鞋底磨穿了。
两处骨灰暂时入土为安，端木蕻良的心放了下来，现在他要考虑自己的处境。为了救萧红，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他的名字已上了日本占领当局要捉拿的黑名单。他必须离开香港了。
1942年1月末，在之前地下党负责人于毅夫的安排下由王福时的陪同，乘上了“白银丸”号船向广州湾进发了。端木蕻良久久地站在船板上，望着香港曲曲折折的海岸线，他仿佛看见了浅水湾，看见了那个花坛，看见花坛上的木牌……萧红，留在了香港的土地上，留在了祖国被“租借”出去的一块殖民地上，与蓝天碧海为伴，与朝阳潮夕为友，大地之母收容了她。可是，她的灵魂会安于此吗？是不是已陪着端木蕻良一起走了？还是她留下了他的心，永远与她的灵魂相依偎？
端木蕻良离港后，在船上不断有传闻，说广州湾已被封锁，日军在港口按黑名单抓人;他又发现有人跟梢，于是借船在澳门靠岸之机，他果断下船，躲过了一劫。可惜，装着他和萧红的手稿、书信之类珍贵物件的箱子被众多行李压在下面，无法取出。船到广州湾码头后箱里东西全部散失了。
五、端木蕻良曾有迁萧红墓到西湖的想法
为了保护住浅水湾的坟墓，端木蕻良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信，一面告诉萧红病逝的噩耗，一面希望她能动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关系，托人保护萧红墓。据许广平自己回忆，她在上海收到此信时，刚刚从日本占领军的牢狱出来。她考虑此事很难求内山去做，因为萧红是著名的抗日的左翼作家，一来内山力量达不到，二来也与他不便，因此作罢。这封信当时也烧了，因许广平自己正被当局严密地监视着。
那些年里，每逢萧红的忌日，端木蕻良自己，或与一两个好友，到野外停食默祭，以这种方式怀念亡妻萧红。在桂林，他还把萧红生平事迹写成梨花大鼓词，交著名艺人董莲枝去传唱。并把对萧红的怀念写进《早春》、《海上》、《女神》等多部小说中，成为传世之作。
1942年11月，留在香港的戴望舒、叶灵凤在日本人(可能是那个日本记者小椋)陪同下进入军事禁区，拜谒了萧红墓，墓依旧完好。
端木先生一直惦念萧红的两个埋葬地点。尤其是浅水湾的，因为那是公开的，又在风景区，很难保留住。他离港后与滞留香港的戴望舒等友人一直保持联系，显然戴望舒后来会告诉他1942年11月戴望舒和叶灵凤去祭扫浅水湾萧红墓的情况。现在知道，1944年11月身在贵阳的端木先生又给在香港的戴望舒去信，表示自己现在去不了香港，拜托戴望舒能“分神照料”萧红墓。当然这个墓是指浅水湾的那个公开的墓地，戴望舒可能也不知道圣士提反女校后山上的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戴望舒收到信后，于12月20日步行6个小时，来到萧红墓献上一束红色山茶花，代端木蕻良祭扫，并照了相和口占一首诗。照片和诗通过大公报社转交到端木蕻良手里。1946年1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以《萧红墓照片题诗录》为题予以发表。
这封信特别要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端木先生透露他有把萧红墓将来迁到杭州西湖旁的设想。这是目前能知道的端木先生对萧红墓地迁移内陆地点的较早的想法。
为什么不是迁到上海鲁迅墓旁呢？因为这封信是端木先生去世后才看到的，身前他也未提过此事，所以我们不得而知。大概与当时上海是日伪重点占领地区，行动限制严重;一时也看不到抗战胜利有关吧？埋到西湖边，我想充分体现端木先生对萧红的绵绵情愫。西湖又名西子湖，萧红即是端木先生心中的西子！西湖边的断桥演绎许仙与白娘子的情爱故事;西湖还有苏小小、冯小青、朱淑真等早逝的才女让人千古怀念;唐代崔护的一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更是端木先生当时人隔两地心境的体现！
六、1948年的迁墓打算
1947年底以来，因内战阴云，当局又一次制造白色恐怖，使政治空气迅速恶化，许多左翼爱国人士又不得不避居香港。许多人来港后，都到浅水湾吊唁萧红墓。这里因为曾是日军的军事封锁区，普通人不得入内，结果萧红墓得以完整地保护下来，而且花坛里长出一棵红影树护卫着花坛。1948年11月，端木蕻良赴香港，与方蒙等人去祭扫了萧红墓，又推上一些石块，压住那块木牌。他考虑祖国快解放了，到时定会解决香港问题，再从容地把萧红墓迁回内地。他又去了圣士提反女校，找到那棵树，识别了大致的地点，并拍了照片。后来这些祭扫照片都遗失了。1949年8月，他与方成、单复等回到北京，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端木先生后来几次与我们谈及萧红墓的事，总要提到萧红的遗愿。他说解放前，他一直想着如何把香港的萧红两处骨灰迁到内地。那时要埋到万国公墓的鲁迅墓旁还是有可能的，只要许广平先生同意。想来她也会同意的，萧红视鲁迅为导师，学生埋在老师墓旁，过去也是有的。1948年他来到香港，就有迁墓的打算，那时还找到了圣士提反女校后山上的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可是又想，全国马上要解放了，那时香港肯定也收回了，到时从从容容的迁墓不是更好？而且埋到哪里也能考虑的周全些，就是放到鲁迅墓旁，也可以公开得到保护了。
七、1957年前萧红墓现状和端木蕻良的处境
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端木蕻良把萧红所有作品的版权出让给该社负责。
1953年，萧红墓上长起的红影树不知被谁伐去了。1956年夏，陈凡先生去浅水湾，发现萧红墓被人踩平，木牌没有了，石砌圆框里的地面砌上了水泥，上面搭起帆布棚，有小贩在里面卖汽水。11月，他给《人民日报》写信，呼吁“当年的‘生死场’而今已成为祖国建设繁荣之地，也应该接萧红回去看看吧？”12月5日登在《人民日报》的副刊。端木蕻良看到报纸很受刺激，而他既被打成北京市文联“王亚平反党小集团”成员，又在受“胡风集团”问题的审查，人身自由受到内控。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端木蕻良参加了北京文联的组建工作，又下去土改，接着又到农村创作基地、石钢工业创作基地体验生活。接着开始“肃反”、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学，又开始抓“胡风反革命小集团”，端木蕻良自己也成了被批判和审查的对象，根本无暇顾及迁墓的事了。
1955年他43岁。 1月—7月 北京市文联与全国同步开展对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和斗争。按北京市委指示，市文联、市文化局成立5人肃反领导小组。
5月18日 胡风夫妇正式抓捕。这前后，北京市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罪名，将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王亚平抓捕入狱。同时，时为文联出版部部长的端木蕻良、研究部部长施白芙、画家汪刃锋、编辑考诚被打成“王亚平反革命小集团”，住家和办公室被搜查。并因此遭到长达一年半多的批判和审查，端木蕻良一度几乎陷于精神崩溃。
1956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副刊登载陈凡从香港发来的《萧红墓近况》报道萧红墓的损毁现状，呼吁将萧红墓迁回内地。端木蕻良开始与有关方面联系。
年底 全国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78人。端木先生虽然没有定为胡风分子，但他一直拒绝签字承认自己是王亚平反革命集团成员，在北京市文联留下一个悬案的尾巴。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为胡风错案和受害者彻底平反，端木蕻良此案才画上句号。
1957年上半年 香港萧红墓面临毁掉境地，香港中英学会开始奔走，暂时保护墓地，并写信给端木蕻良商议此事。端木蕻良正陷入北京文联所谓王亚平反党集团收尾和反右前夕，知道情况后仍困难的与有关方面联系迁墓事宜。
6月—1958年夏天 全国开展反右运动。他又是审查对象。
6月6日—9月17日 中国作家协会召集27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期间，端木先生因过去与丁玲的交往，自然又是经受一番调查、交代、自审的过程。端木先生在这种处境中，他与有关方面联系又怎么能畅通？只是萧红迁墓涉及香港，涉及与香港英方所谓的“外事”，萧红是左翼作家，迁墓又刻不容缓，这才不得不让端木先生出头，露一下面罢了。所以才有端木先生去信，暂时先把萧红骨灰迁到广州。
7月中旬 端木蕻良和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给香港中英学会来信，表示关注萧红墓地，若发现遗骸骨灰送回广州。
7月22日 香港方面挖掘出萧红骨灰罐。
八、萧红墓安放广州是权宜之计
陈凡的信登载后也惊动了香港文艺界。1957年3月，香港作家叶灵凤在中英学会作了《关于萧红女士的事情》的演讲。主持会的正是马鉴和陈君葆，当场便接受大家一致意见，由中英学会会员发起保护萧红墓地的事宜。不久，学会给北京的端木蕻良写信，征求他如何保护萧红墓的意见。端木蕻良根本也未接到信，收信的单位也无回音，香港方面只好把这件事搁置起来。
5月，中共开始整风，6月初，发起“反右”运动，有几个人还能顾及香港动态？然而萧红墓地时时告急了。到了7月，原丽都花园一带的现在承租人香港大酒店，决意在萧红墓一带建一座儿童游泳池，墓地上后加上的水泥地面已被掘开，形势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香港英国文化委员会谭宝莲女士，主动奔走于市政局和萧红墓地产权所有人之间，获得暂时停工等候善后的决定。中英学会考虑已无时间拖延，必须先自己开挖，把萧红的骸骨或骨灰起出来，先保存起来。但是香港法律，迁移墓葬必须由死者亲属申请了执照才可进行。端木蕻良联系不上，于是大家委托叶灵凤以生前友好的身份，向市政局申请迁墓执照，奔走十几天，获取了批准执照。正好此时，由中国作家协会协调，端木蕻良和广州作协来信，全权委托香港方面代起骨灰，如有发现，立即移送广州，这样定在7月22日一早正式发掘萧红墓。
那天，萧红墓四周已用帆布帐篷罩起，5个工人从中心地先掘下去，从上午10点挖到下午1点，挖出一个5尺多深的竖坑，又朝海的相反方向掏洞，仍一无所获。休息后，又朝海的方向掏洞，都是生土，只好停止。向前向后，向左都挖过了，现在准备向右侧挖。右侧已堆满掏出来的浮土，约有二三尺高，哪知工人一锄下去，听到“扑”的一声，碰到了什么器皿的响声，用手一掏，出现一个直径6寸的圆形黑釉陶罐，盖子已被刚才一锄击碎了部分。由于进了泥土，倒出部分骨灰清理，叶灵凤看到一个十分像牙床骨。此时正是下午3点正，叶灵凤拍下照片，发现骨灰罐正埋在当年那块“萧红之墓”木牌竖立的地点。
为迁葬，香港文艺界组成了“迁送萧红骨灰返穗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马鉴、叶灵凤、陈君葆，委员有谭宝莲、曹聚仁、侣伦等20余人。
广州方面也组织了萧红同志迁葬委员会，有欧阳山、杜埃、周钢鸣等11人，都是当时在广州工作的作家，只有在北京的端木蕻良挂名在其中。
8月3日，香港文艺界60余人士在九龙红磡永别亭举行了庄重的送别会。亭子内墙壁中央，悬挂着萧红在微笑的遗像，下面放着一个浅赭色的骨灰木盒。周围并绕鲜花，遗像两旁挂着挽联：“人赏奇文，证才气纵横，亦遭天妒;魂归乐土，看山河壮丽，待与君同。”10点整，仪式开始，内容有行礼、献花、读祭文。仪式后，由车队护送灵车到尖沙咀火车站，辞灵后，由叶灵凤、曹聚仁、阮朗等6人乘火车护送骨灰到深圳。
广州方面派黄谷柳、陈芦荻和王绍芬在深圳迎接骨灰，当天下午运抵广州。萧红墓
8月15日下午，广州文艺界在别有天殡仪馆举行萧红骨灰迁葬悼念会，与会的有广东省政府代表、省文化局官员和广州作协代表秦牧、黄谷柳、韩北屏、芦获等30余人。迁葬仪式由广州作协副主席周钢鸣主持。会后，萧红骨灰安放在广州郊区的银河公墓。病逝15年后，萧红终于回到她曾憧憬的光明大地上。
8月16日，端木蕻良的《纪念萧红，向党致敬！》发表在《广州日报》，香港报纸也登载了此文。此文第一次告诉读者，萧红出生于五月初五端午节，被认为不吉利而说成是阴历初八生日。逝世于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而不是被人误传的11点。还指出萧红在病中仍在计划写10个短篇，还有写反映哈尔滨学运的《晚钟》和东北开荒史的《泥河》等等。
秦牧参加接收萧红骨灰仪式时，曾揭盖看到里面骨灰不多，有好些整块的。他写信告诉端木，端木蕻良给他回信，并寄来悼诗。过几年又委托秦牧代为扫墓。后又寄来悼诗，秦牧说：“那些诗，是相当缠绵悱恻的。从悼诗中，我也可以想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
1976年，避唐山地震，患脑血栓后遗症的端木蕻良来到哈尔滨住在二哥曹汉奇家里。10月，他的夫人钟耀群来信告诉他“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他高兴异常。不久消息公开，哈尔滨市民上街庆贺。端木蕻良在高兴中，想到该把此消息也告诉萧红，写下《临江仙》一词：
此日年年窗看晚，一帘疏影黄昏。月明仍是旧时痕，心上思不尽，心头香自焚。吟罢清诗何处寄，海山雪艳冰魂。江村忽告春潮喧粉碎“四人帮”，报君九天上，欢泪涌江潮。
——萧红拟写北大荒，题名《泥河》，并期解放后，写下部，对照作强烈对比，未尝夙愿而逝。今值三十五忌，欣逢粉碎“四人帮”，天地咸新，红日重辉，谨制《临江仙》以告 1976年10月作于哈尔滨
自从粉碎“四人帮”，端木先生又一如过去，每到清明，都会写下祭萧红的诗。广州的老朋友没故去的也年纪一把行动不便了，他便寄给黄谷柳的女婿黄力夫妇，请他们代为祭扫萧红墓。
九、向美国学者倾吐萧红遗愿
1981年6月，美国萧红研究学者葛浩文先生从哈尔滨过来，到北京拜访端木先生。葛浩文主要谈及哈尔滨方面了解到有关萧红研究、纪念等方面的情况。端木先生与他交流了自己多年的想法，得到葛浩文的完全支持。如在哈尔滨建立萧红纪念地是合适的，因为这里是萧红走上文学之路的地方。研究在萧红当年读书的中学(现为萧红中学)设立一个萧红纪念堂的计划等等。关于哈尔滨方面有人提出从广州迁移萧红墓的想法，端木认为墓迁回萧红故乡或按萧红身前意愿迁到鲁迅先生墓旁都是合适的。他一直记住萧红遗愿的。
但是，解放后鲁迅先生也逐渐被抬到了“神”的位子。他的墓1956年迁到当时的虹口公园，不久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连许广平也未合葬于此，萧红墓更无希望迁到这里了。所以，端木先生虽然一直怀揣萧红的遗愿，但也只能承认现实。
十、20年后拜谒广州萧红墓
1986年6月17日，端木先生借在哈尔滨出席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之际，在夫人钟耀群和侄辈亲友陪同下，与萧红生前一些交往过的朋友去呼兰参观了萧红故居，留下题辞：“黑龙江之光”。
1987年11月4日，75岁高龄的端木先生在夫人陪同下，去广州银河公墓祭扫萧红墓。从1942年两人生死分别，到今天已是45年时光过去。萧红墓从香港迁到广州也整整过去20年。端木先生百感交集，老泪泗流。钟耀群代他诵读了祭诗《风入松——为萧红扫墓》。
十一、为呼兰建墓献出萧红遗发
1987年11月4日，75岁高龄的端木先生来广州祭扫萧红墓，他回来说：广州的陵园维持的非常好，整齐规范，萧红墓放在那里是放心的。人家精心管理了几十年，估计广州方面也未必会同意萧红墓被迁走的。我们当然不能反对哈尔滨和呼兰方面要求迁墓的呼声，他们的要求不能说不合理，毕竟是萧红的家乡么，看双方的交涉结果吧。那时萧红家乡来求得端木先生支持迁墓，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1992年在萧红逝世50周年之前，萧红家乡与广州交涉无果，再不能拖延了。3月，时任呼兰县文化局局长的欧阳新国和萧红故居纪念馆馆长孙延林便一起到北京征求端木蕻良的意见。于是端木先生献出保存了50年的萧红遗发，准备存放到呼兰新建起的萧红墓里。此青丝塚当年11月在呼兰西岗公园里落成，墓碑上的题字“萧红之墓”由端木先生题写。
十二、托人寻找萧红另一半骨灰
文革后，端木先生几次托香港的朋友到圣士提反女校后山去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但是时间久远，山上树木茂密，根本无法辨认。1989年秋，已经77岁高龄的端木先生应约要赴香港讲学，其中一个题目是《我与萧红》。他当时就说到了香港一定要去看看浅水湾萧红墓的原址，再是去圣士提反女校后山上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可惜，因肺炎住院没有能成行。后来因身体等等原因，一直未能完成香港之旅。这期间，他还托香港大学教授小思女士等去女校找寻过。记得小思来信，说后山前几年已被校方翻耕修整过，没有什么发现。端木先生非常担心，认为增加了寻找的难度。
十三、他们又在香港“陪伴”
1995年3月，前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的夫人英国人苏珊娜·浩女士邮来包括香港圣士提反女校40年代的地形平面图复制件，希望端木先生能指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部分骨灰的确切地点。时间久远，复制件模糊不清，又是平面图，不好辨认，端木很忧郁地说：我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了，看来萧红的那一半要永远地留在香港了。以后端木先生病况一直不好，1996年10月5日，端木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身前留下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1997年5月他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来到香港，实现了他的愿望。从太平洋战争中的香港出走55年后，端木先生终于又陪伴在萧红的身边 ……
2012年1月写在婶母萧红逝世70周年之际
鲁迅的日本恩人 曾掩护鲁迅避难也曾营救许广平
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国进步力量做了很多事。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等进步作家，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
因为中国语文课本中阿累写作的怀念鲁迅的《一面》一文，上海的内山书店成了许多人熟知的鲁迅的第二“会客厅”。文中的鲁迅“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他将《毁灭》和《铁流》半卖半送给经济窘迫却爱书的进步青年。同时，热情的“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他的名字也因为鲁迅和内山书店的关系，为不少中国人所熟悉。
1月11日，是内山完造先生诞辰130周年。他的人生有近一半时间在上海度过。从1916年来到上海虹口，到1947年归国，历时31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数度应邀访华。1959年9月19日，他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看到来接他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开心得手舞足蹈，还说中国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将来要葬在中国。不料一语成谶，次日，他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74岁。如今，他长眠在上海万国公墓。
作为离鲁迅最近的日本人，内山完造不仅是鲁迅一家的挚友，给鲁迅提供了各种书籍、期刊，还在于他的书店本身也起到了鲁迅先生“会客厅”的作用。在位于现在四川北路2048号的内山书店(旧址)，鲁迅曾通过这个空间与外界进行交流，成就了其犀利的思想。内山一家和内山书店，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是一代中国进步文人的安全岛和心灵家园。上海内山书店内山完造与夫人
在与鲁迅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内山完造也拿起了笔写文章，共出版了六本随笔集和一本自传。他写的最多的应该就是鲁迅，他笔下的鲁迅，不仅是一位可敬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一位可爱、有着人间烟火气的读书人。 ——编者
内山完造在上海的日子
内山完造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是始终和鲁迅先生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位于虹口四川路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曾经无数次出现在鲁迅先生的笔下。那里有一把鲁迅专用的藤椅，鲁迅在那里翻书、会客、聊天，俨然把那里当做了第二个客厅。
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丰子恺、陶行知、方志敏、叶灵凤、夏衍、郁达夫、萧红……不可胜数的中国文人曾与这个小小的书店产生了终身不解的情缘。
内山完造是日本冈山县一个村长家的长子，小时候虽然口才很好，三年级就当上了故事解说员，但实在太调皮捣蛋。家里拿他没办法，12岁那年就让他停学去大阪学生意。4年学徒后成了店员，手里有点钱，便开始贪吃贪喝，被老板辞退，回家乡受到父亲的训斥，不得已偷了家里50元钱又逃了出来，到处碰壁。最后在京都一家经营绸布的赤野商店当店员，他勤勤恳恳干了10年。由于经济萧条和老板不善经营，完造不得不辞职去卖报。1912年完造27岁时，有一天，他和朋友一起去京都基督会听传教，在教会里他结识了牧野虎次牧师和伊藤胜义牧师，走出教会大门时，完造把自己喜爱的高级烟斗扔进了水沟。这一天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913年3月，经牧野牧师推荐，内山完造乘船到达上海。他的工作是为日本的“大学眼药”的参天堂作广告，就是带上几个中国雇员到街上贴广告，钉广告牌，以及执旗游行，散发传单等等。在上海实习了几天后，就出发沿长江两岸做广告去了。当时由于日本政府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引起了中国强大的排日运动。但出乎完造意料的是，作为商人的他们并没有受到冲击。在长沙，有一次去一家大药房收取五年前委托代售大学眼药的款项，店主拿出一包东西说，药店已更换了主人，这是他们留下的账目，完造打开一看，里面有流水账和钱，分文不差。吃惊之余，完造对中国人也开始心生好感，还为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邬其山。
1916年，内山完造在日本与美喜子结婚，婚后携夫人再赴上海。次年，内山书店在他家楼下一个铺着12块日本席大小的木板房诞生了。“出门旅行了半年，妻子独自在家甚是寂寞，与其说寂寞，不如说是觉得虚度时光。考虑到未来，两人开始盘算着做点什么，最后决定开间书屋，……书店开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69号，没有书架，只是普通的民居而已。两层的柜子里摆了不足一百本书，价值八十余元。”书店最初是通过牧师从日本购进一些圣经读物出售，第一个月营业额是84元2角，第二个月是120元。女主人美喜子美丽又好客，人们亲切地叫她老板娘。顾客来了她总是端上一杯热茶，书看累了就请顾客坐在店里设置的椅子上;书是开架的，可以自由抽取随意阅览。完造又把做大学眼药广告的一套办法搬来，出了一份油印的新书目录，叫“诱惑状”，分别寄给顾客，很受欢迎。更为独一无二的是实行老少无欺的“赊账买书”，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可月末结付，如果月末不来付，也绝不去催收。
1924年后，内山完造买下了魏盛里临街的一所房子作为独立的书店经营场所。1928年又将与其相邻的房子买下合并。“我在进出口处摆了两个石库门，把小天井四周的拉门全部打开便于采光，不过里边还是有点暗，白天也要亮着灯。我在电灯下放了一张小桌，又在桌子四周摆了几张长椅和椅子，这就是所谓的聊天场所。哪个客人没事或者累了都可以自由地坐下来，喝杯茶，优哉优哉地看看书，聊聊天。”1929年书店迁至施高塔路11号(现四川北路2048号)营业，这个地址现在也是内山书店旧址所在地。至此，内山书店已成为日本书籍在华的最大销售点。1930年，完造本人也终于从参天堂退出，全力投身书店业务了。
1927年鲁迅在辞去广东中山大学职务后定居上海，第一次到内山书店是1927年10月5日，《鲁迅日记》上记述，这天买书四种四本10元2角。据《鲁迅日记》披露，从1928年到1935年，累计去过内山书店500多次，买书1000多册。
鲁迅夫人许广平曾回忆，“内山书店特辟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一般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后鲁迅乐于利用这一设备，几乎时常地去，从此每去必座谈”。鲁迅家离内山书店很近，内山夫妇也常去鲁迅家作客，而且经常送些松梅竹堇等去。
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国进步力量做了很多事。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等进步作家，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内山书店不仅是鲁迅购书场所，也是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是鲁迅躲避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秘密住所，以及鲁迅接待秘密客人的地方，甚至成为了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站，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北平与东北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在内山完造的记忆里，“没过多久，我们的视野里开始经常出现一个穿着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却让人无法忽视的人。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有一天，这位先生自己过来了，从书架上取了很多书后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一边喝着我夫人沏的茶，一边点燃了烟，然后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道：“老板，麻烦你把这书送到宝乐安路景云里xx路。”我问他：“这位先生，怎么称呼您？”他回答道：“噢，叫我周树人就好。”我惊呼起来：“啊！您就是鲁迅先生吗？我知道您。我还知道您刚从广东回到上海，不过从没见过，失礼失礼。”我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此以后，每当先生写东西累了，或者看书倦了都会来我店里坐上一会儿。不久后，经先生介绍，我们又认识了许夫人。日子一天天过去，先生和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在我们心里已经不把他当客人了。碰上有的客人错把先生当成店里的老板时，先生都会开心得哈哈大笑。鲁迅与内山完造
这时候先生总会用日语告诉我道：“老板(从这时起，他就开始这么称呼我了)，刚刚这人把我当成你了哟。”我每次都是笑笑，感觉很有趣。不过有时候要是碰上一些认得先生长相的学生来店里，发现先生在的话，就会躲在角落里小声地边说着“鲁迅、鲁迅”，边时不时地看向先生在的位置。这时候先生就会无奈地叹一声：“哎，又有人开始讨论我了，算了，回家吧。”说着抓起手边的帽子戴上，出门走了。
许夫人因为不会说日语，所以每次说的话不多，不过和我们之间仍然心意相通。
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这期间，先生身边的危险发生过几次，他倒是显得颇为坦然。
即使国民政府发布逮捕令那会儿，先生也是一副仿佛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和往常一样平静地往来于家里和我的书店。我们都很担心他，劝他道：“先生，外面危险呐！您还是去哪里避一下风头吧？”他只是淡淡地说：“不用，没关系的。要真想抓我的话，还出什么逮捕令啊？直接暗地里把我抓了岂不更好，出个逮捕令还碍事。”即便如此，我和夫人也还是担心，我俩有时候会拉着先生暂时在店里藏一会儿。”
蔡元培、宋庆龄女士、杨杏佛等人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据说是维护民主权利的。然而随着同盟不断壮大，渐渐地成了国民政府的眼中钉。有一天突然传来杨杏佛先生在位于法租界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部门前被暗杀的消息，先生听到后马上叫了车赶到同盟总部。之后许夫人忧心忡忡地来我店里，等着先生回来。
1936年10月18日，病危的鲁迅支撑着勉强写了一封信给完造：“……老板，出乎意料之外，从半夜起，哮喘又发作起来了。……拜托你，请你打个电话请须藤先生来。希望快点替我办！”给须藤医生打电话后，完造急匆匆赶往鲁迅家。当时鲁迅正坐在他那张藤椅上艰难地喘息着。内山完造后来回忆说，“看到他手里的烟，我劝他别抽了，他又吸了几口终于把烟扔掉了。就在我和许夫人两个人用手轻拍先生背部帮他顺气的时候，须藤医生来了。他站在门口处朝先生望了下便赶紧进来了。‘怎么了？’我从须藤医生的脸上清楚地看到了担心的神情，不得不在心中默默祈祷不要有事。”那天完造一直在鲁迅家帮忙，直到深夜看着鲁迅迷迷糊糊地睡着才离去。不料第二天晨5时25分鲁迅先生逝世了，在鲁迅葬礼上，内山上台讲话：“鲁迅先生是全世界的伟大人物，他给我的印象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讲，他是一个预言家。我感到他的一言一语都像是向着原野发出的豪言壮语。先生的话在我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每当我想起先生的这句话，就仿佛看到他独自沉着地漫步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一步一步地留下了鲜明的脚印。希望大家莫让杂草掩盖了他的足迹，愿大家能为使他的足迹变成宽阔的大道而努力奋斗。”
旧文新读 我的朋友鲁迅先生
初识先生
我记性不好，如今有许多小事都不记得了。现在我再也看不到先生了。在我桌子旁边摆放着“先生的专座”——空藤椅，是先生的遗物，我每每看到总是忍不住流下泪来。
我这人大概生来就没什么情调，从早到晚只知道埋在高高的书堆里。我拼了三五张桌子，平常就坐在桌子前，左手边一个电话，右手握着一支笔，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样子。我经常能听到先生笑话我说：“老板！行了哟！从早到晚都在工作！你也稍微休息会儿嘛，不然会生病的啊！哈哈哈……”
每当这时候，我也总是回他道：“好的，好的。那要不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会儿吧？”
于是我放下手中的活儿，把椅子掉了个个儿，再沏上一壶茶，就开始和先生聊开了。
我问道：“先生昨天是不是到哪儿去了？”
“啊——老板。我昨天去太马路上的卡瑟酒店见了个英国人，他住在七楼的房间里，所以我进了电梯。可是开电梯的伙计好像在等什么人，一直不上去。因为一直没人来，我就催他赶紧送我去七楼，于是这伙计回过头毫不客气地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说：‘你给我出去。’我最后居然被赶出来了。”
我说道：“啊？居然有这样的事？那个人真奇怪啊。那您后来怎么办的啊？”
“没办法，我只好爬到七楼去见了我要见的人，我们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走的时候那个英国人送我去坐电梯，正好赶上我之前要坐的那部电梯，英国人对我照顾有加，非常有礼貌。这回我可没被赶出去了，电梯里那伙计一脸惊异的表情。哈哈哈……”
我听后仔细地看了看先生，只见他一头竖直的板寸，脸上留着并不精致的胡须，一身简朴的蓝布长衫，脚上更是随意踏了一双棉布鞋，再加上亮亮的眼睛，这个形象钻进上海最奢侈的卡瑟酒店电梯里，被伙计以貌取人也不算稀奇了。虽说被赶了出来但是把错直接归在那个伙计身上，好像也有点不妥吧。我倒是觉得那个电梯里的伙计更可怜，忍不住同情起他来。
“老板，《泰山》上映了呢，好像非常有趣的样子，你不去看看吗？我俩应该都不会去非洲山里吧？要不一起趁机看看吧……老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广东的水果，叫‘黄皮’，大概有拇指大小，是蜜柑的一种，不过味道完全不同，有一种特别的香气。”先生总是会告诉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老板，我觉得要是有人欺骗自己的同胞确实可恶，然而要是对外国的强行压迫撒谎就另当别论了，这可绝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
我经常被先生这种爱憎分明、言简意赅的话语弄得有些紧张。
有一次我写杂谈的时候，先生说道：“老板，你的杂谈可不能光写中国好的一面，那样做的话不仅会助长国人自满的情绪，也不利于革命事业的推进。你这样做，不行，我反对。”我被先生狠狠地“教育”了一顿，只不过我也是个顽固脾气，后来还是没改过来。
正如父母对孩子一般，先生对于国人也有着深切的关爱之情。与滚滚热泪一同落下的还有那猛烈的鞭子，披露现实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他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之情。可以说他的行为是在对整个中华民族敲响警钟。
我不仅读过先生笔下如鞭子一般犀利的文章，也看到了他满眼热泪的样子。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只不过我虽然心里理解支持他，但也担心这鞭子的力量实在有限。对此，我也只好沉默不语了。
“爸爸、妈妈、弟弟”
先生与许广平女士是在上海东横滨路景云里结婚的，海婴也大约是那时候出生的。当时许女士住的应该是北四川路的福民医院。我听说分娩好像有些困难，她阵痛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医生用钳子将海婴取出来的。听说生的是个男孩，先生非常高兴，想来也是如此。他每天去产房探望完夫人后，回家路上都会来我店里坐坐，一边喝茶一边告诉我海婴一天天长大的模样。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时他高兴快活的样子，是之前从未见过的。
不久，夫人母子出院。此后，先生一家每年都会去照一张三人的全家福。可惜我回国的时候，一本相册也没能够带回来，所以现在一张照片都没有。那时先生总是说起海婴的成长，他必定是每天都用他那双慧眼，仔细看着海婴长大的。
然而海婴的身体却弱如蒲柳，婴儿时就常常感冒发烧，需要住院。我看许女士抱孩子的方式与日本母亲稍有不同，她的抱法真像是抱着一块宝。我这么对先生一说，他必定会走回许女士身边陪她。那时他的身影看上去十分温柔，跟独自一人走路时的感觉截然不同。我常跟内人说：“先生还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不过，有时他也会皱起眉头，说道：“哎，孩子可真麻烦。”这大约是因为海婴的体质实在是太弱了吧。然而，随着海婴一天天长大，我时不时就会看见先生手上拿着颜色漂亮的赛璐珞玩具回家，而且手上的玩具还不停地变化着。我跟内人说，从先生手上的玩具便可以直接看出海婴的发育状况，我们就这样满怀兴趣地看着小海婴长大。
根据以上事实，我和内人时不时就笑着猜测说，先生夫妇定是十分宠爱孩子的，他们家里一定是海婴最大。
海婴会走路的时候，先生一来我店里，海婴就会一颠一颠地追过来。那时，他妈妈也一定会跟在他身边。我常常看见，海婴东倒西歪地跑动的时候，“妈妈”便会弯着腰，嘴里一边唱着“弟弟慢慢慢慢”，一边小跑跟着他。每次海婴来到店里，都会一边喊着“爸爸、爸爸”，一边去爬最喜欢的梯子。虽然梯子很矮，但是海婴不爬到最上头决不罢休。“妈妈”总说“危险危险”，海婴就回道“没有、没有”或是“不、不”，怎么也要爬到最上面。然后他会向后仰着头，喊着“爸爸、爸爸”，十分兴奋。那时，先生必定会说“真是难办”，一副幸福的烦恼样。玩了一会儿后，海婴便会说“妈妈回去，爸爸一同去”，说罢一只手牵着妈妈，另一只手紧紧地牵着弯下腰去的先生，先生虽是说着“真是难办啊，难办”，却让海婴走在两人中间，三个人一起向家里走去。我看着他们的背影，觉得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先生那些话
在这里，我想回忆一下鲁迅先生说过的一些话。
“老板，在日本，小孩子出生后立刻就喂乳汁给他喝吗？”我回答：“不是的，也许每个地方的习惯不一样。但是据我所知，小孩子出生后，先是给他们喂‘五香’，然后才是喂奶喝。”
“啊！原来是这样。我虽不知道什么是‘五香’，不过听起来这种风俗和我老家那儿倒是很像。在绍兴，小孩子出生后，在给他喂奶之前，大人们会先拿五种东西放到他嘴边给他舔一下。第一种是醋，第二种是盐，第三种是黄连，第四种是钩藤，第五种是砂糖。按照上面说的顺序依次给他尝醋的酸味、盐的咸味、黄连的苦味、钩藤代表了人生的荆棘(野蔷薇)——苦痛，最后才给他尝到人生的甜味。
“从这个你就能看出来中国人教育孩子的顺序了。把人生的甜味放到最后让孩子品尝，这大概和日本人的做法不一样吧？”
我记得大概是先生病后三个月，正值天气非常凉爽的时候，有一天先生从门外进来，很大声地喊了句“老板”。因为太突然了，我都吓了一跳。这是先生生病后第一次来我书店。
“老板，我感觉今天身体还不错，就出来走走。几天前从南京来了个客人，是我的学生，特意跑来见我，非常担心我的病情。今天我又收到他从南京寄来的信。”说着把信读给我听，上面这样写道：
距离当初先生的逮捕状出来后，已经有十年了。如今先生病了，我想命令已经撤销了吧。我过去就一直仰慕先生高洁的品性，怕做了肯定会受到先生责罚。首先请先生予以谅解。于是我问他：“先生，你怎么回信的呢？”
“我觉得很悲哀，简短地回了一行字。是这样写的：谢谢你的关心，但是我命不久矣，所谓的逮捕状留着也无妨。”
说完这番话，我清楚地看到先生脸上神采奕奕。
理所当然的事
有人给鲁迅先生寄来了一百块稿费。正好赶上先生来我店里，我就把稿费的事情对他说了。先生听后对我说道：“那今天就把那一百块给我吧，正好我有点儿用。”我听后马上把钱给他了。
我俩刚闲聊了一会儿，有个女人过来找先生。先生转过去听了会那个女人说话，就把我刚给他的一百块钱给了那个女人。那女人只说了一声谢谢，拿着一百块钱就匆匆回家去了。
要知道，在鲁迅先生的生活里，一百块钱绝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忍不住问先生：“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先生说道：“那个女人的丈夫，因为一个朋友的谗言，前段时间被关进苏州监狱了。这个女人正好从事解放运动。几天前从监狱方面传来消息，说是只要带三百块钱过去就把人给放了。她自己和朋友只拿得出两百块，另外一百块怎么也拿不出来，所以让我借一百块钱给她，于是我就把钱给她了。”
那个女人可能被骗了，我想要不要提醒先生一下呢？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先生那人到底和他是什么关系。先生对我说道：“那个女人和她丈夫都是我在北平时候的学生。我也知道她是被人骗了，中国监狱的那些狱警很多都不是好东西，编编谎话欺骗这些可怜人的不在少数。这个女人应该也是被这些流氓给骗了，但是这会儿我不能告诉她这些。她拿钱走的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希望吧，算啦。”
我一时还真的体会不到先生说的这些，不过要是换了我站在先生的立场上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拿钱出来的。而且我会明明白白告诉那个女人她被骗了，劝她别去。听了我的想法，先生说道：“老板，你可以把立场再换一换呢。如果你是那个女人，而我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劝你不要去，你肯定会迫于无奈答应下来，但是心里边一定很绝望吧？”
先生的话让我脸红起来。紧接着他又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是不应该拒绝的。这种时候，如果你手上有，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要借给她。这是一种习惯。”
我问先生这种只要有就不会拒绝，是不是为了“面子”？先生笑道：“不不，不是为了面子什么的。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条件，对于有的人来说，只要一无所有、生活困难的人有需求，能帮忙的话帮一把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哈哈哈。”我听后，再一次感觉惭愧起来。
鲁迅弟弟周作人为何会落水成民族败类?
周作人为何会“落水”，成为国人所不齿、士林所共愤的民族败类？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周作人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光荣而没落而沉沦，在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时，自有其特殊的参照意义和历史鉴戒。
周作人写了优秀小品散文《美文》，打破了封建复古派关于“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小品文的兴盛和发展，以及中国“美文”体散文的创立起到奠基作用。他们的作品影响了当时一代知识分子。周作人散文那种真实简切、平淡渊雅、趣味隽永的“知堂风格”，对冰心、朱自清、俞平伯等都影响至深。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蜚声文坛的大家，在抗日战争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历史关头，却甘心附逆，充当文化汉奸，堕落为民族罪人，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三个”谜一样的问题：一是李叔同出家;二是王国维自沉;三是周作人“落水”。
周作人为何会“落水”，成为国人所不齿、士林所共愤的民族败类？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周作人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光荣而没落而沉沦，在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时，自有其特殊的参照意义和历史鉴戒。
剖析周作人失节的“历史原因”和“文化现象”，首先应看到，周作人在本质上是一个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他根生于文风昌耀的江浙土地，成长于世代书香的绅宦门户。祖父是清末的翰林，做过知县，后因科场作弊案入狱。父亲是位不得志的读书人。由于家庭熏陶，使他从小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形成以儒家入世哲学为根基、以老庄游戏态度为依托、以禅宗出世思想为归宿的传统文化思想基因。特别是“祖父入狱”后，年仅13岁的他去杭州陪侍近一年半。狱卒的诧异和世人的白眼，对他的性格及心理不能不产生影响。青少年的积习是人生命运的源头。周作人终其一生，始终未能忘情于社会人生。他虽曾以僧人自况，处处想“出世”，但他都时时不忘“入世”，不忘“学而优则仕”的政治文化传统。抗战期间，他之所以接受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并兼“教育总署”督办的任命，并以伪督办的身份出席各种政治活动，在敌伪官方刊物上发表讲话、训令，作为汪精卫随员参加伪“满洲国”庆典活动，风光地出没于陈公博、褚民谊等头面人物的宴会，甚至身着黄呢日本军服，腰挎战刀在天安门检阅伪少年团分列式等种种行径，正是他骨子里不忘“入世”的结果。只不过是选错了进入仕途的门径，走错了路。
周作人“落水”附逆，除政治上不能忘情于“入世”之外，在生活上耽于安逸，则是另一条重要缘由。
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不愿做奴隶的教职员和学子迁往昆明和内地，在抗战中继续工作与求学。年老多病及家累过重的少数教授罗常培、马裕藻、魏建功等人被迫留下来，校长蒋梦麟让他们保护校产。周作人当年52岁，身体很好，完全可以南下。然而他过惯了舒适安逸的生活，深知南方的艰苦，他留恋窗明几净的“苦雨斋”，舍不得离开八道湾仿日本式的书房和各种摆设，所以借故家累太重而留下了。
周作人一贯提倡“闲适”。他早在1920年代初就认为：“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即是无上幸福。”(《死之默想》)1930年代后期，他更是埋首故纸堆里，沉浸在草木虫鱼、苦茶古玩之中，远离了时代的风雨和奋争的大众。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周作人留在北京，依然坐在“苦雨斋”(此时已更名为“苦住庵”)中，坚持他的爱好“听谈鬼”“学画蛇”“玩骨董”“吃苦茶”，关注杂学知识，翻译他的希腊文学。有时还到琉璃厂，与老朋友钱玄同、马幼渔等聚会。出入八道湾走访他的学生、留日老同学、旧同事、日本文人络绎不绝。
就在此期间，发生了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事件。关于刺杀事件背景，说法纷纭。一种说法是刺杀者自称是“天津中日学院”的学生，但却代表了国内部分激进青年，对周作人1938年年初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表示愤怒，是一次有组织的锄奸行动。一种说法是周作人晚年在香港出版的《知堂回想录》中，关于“元旦的刺客”为自己的辩解。他说这次刺杀是日本军警所为，实际上是逼迫他就范。不论何种背景，刺杀事件产生的后果，就是使周作人这位胆小又怕吃苦的文弱教授，最急切的要求是先要寻求保护。这也符合他一生遵奉的人生哲学“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而在当时对他这种要求能够满足的只能是日伪军警当局。他也知道他在敌伪时期的职位越高，这种保护的保险程度就越高。刺杀事件发生以后，使周自觉地向日本人靠拢。不久，便接受了北大图书馆馆长职务。以后，在一年里又相继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理事”、“评议员”等。直至后来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一职，在丧失民族气节的下坡路上不断地向下滑去。据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当年报道，他在遇刺脱险后发表谈话说：“这(指刺杀事件)对我来说在今后的工作上，成为一个好的转机也说不定。”这段话无疑是一个宣言，公开表示他将不像原来那样忍受贫困生活了。据近年披露的周作人晚年致香港友人鲍耀明书札，他在解释出任伪职一事上，特别强调了“官俸”和“津贴”，也就是收入问题。这也是周作人“落水”原因的一个佐证。有的学者曾形象地说：“一颗子弹没有钻进他的肚皮，却打弯了他的膝盖。”这一枪改变了周作人的生活道路。他也从此由封建阶级的叛逆士、中国新文学的闯将，堕落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关于周作人“下水”，郑振铎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的海陆军力量的巨大。成败利钝之念横梗于心中，便不能不有所背，有所从了。同时，安土重迁和贪惯舒服的惰性，又使他设想着种种危险和迫害，自己欺骗着自己，压迫着自己，令他不能不选择一条舒服而‘安全’的路走了。”(《惜周作人》《萌芽》1946年第1卷第3期)郑振铎的这个分析符合实际且切中要害。
伏案翻阅周作人这位新文化运动骁将的手迹，联想其当年文坛风云人物“周氏兄弟”同途殊归的不同人生结局，真是令人感慨万千。但是，不论命运是如何安排，道路却是自己选择的。周作人附逆投敌，晚节不贞，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典型文化现象，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路程及命运归宿，进而引出积极而深沉的思考，具有重要意义。周作人失败的人生，颇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白薇是谁?被鲁迅赞为仙女的作家 姐弟恋中很受伤
上世纪30年代，凡被鲁迅关照的女作家，很少有不红的，白薇(原名黄彰、黄鹂，别号黄素如，1894年生于湖南资兴)便是其中之一。白薇认识鲁迅之后，很快走红文坛。经鲁迅提携，她的剧本《打出幽灵塔》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奔流》创刊号上，她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也发表在鲁迅编辑的《语丝》杂志上。
可这个被称为“仙女”的美丽作家，却遭到了当年几个实力派女作家的轻视。特别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张爱玲，相当反感别人把她与白薇相提并论。白薇流传下来的照片不多，照片上的她，不见得倾国倾城，但也还是美的。可是，纵观白薇的一生，不得不说，她把自己过得糟透了。
逃离包办的婚姻，被婆婆咬断脚筋，独自游荡在日本，在那里做过佣人，经济的压力让她体弱多病以及精神抑郁。在她30岁这年，邂逅了一个心爱的男子——诗人杨骚。
杨骚是福建漳洲人，爱好诗文，有名士之风，中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杨骚比白薇小六岁，被她称呼为弟弟。白薇爱上了杨骚，那么透明、赤诚，无所保留，二人的感情急剧升温，以至于到了如火如荼急风暴雨般的地步。
在此以前，杨骚爱慕的是湖南姑娘凌琴如，而后失恋，白薇也为单恋凌琴如的哥哥凌璧如不成痛不欲生。这时白、杨两颗破碎的心在异国他乡碰撞成一团，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是，时间久了，也许是因为杨骚还没有彻底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没有做好迎接新的爱情的准备，在白薇近乎窒息的情感压力下，他开始逃跑了。于是，杨骚逃到了杭州，但是白薇追来了;杨骚又逃回到漳州老家，白薇的信件追来了;接着，杨骚逃到新加坡做了一名穷教员，白薇的信依然追来了。白薇的爱是正大光明的，她不绝如缕地诉说着自己的相思，而杨骚对白薇这般深情感到十分痛苦。
1927年，他们终于在上海重逢。为了生活，为了写作，他们过着柏拉图式的情感生活。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杨骚与白薇的作品频频问世，二人成了上海滩上的文学新星。但此时琴如也在上海，杨骚与其暗中来往、藕断丝连。白薇发现后不由得醋意大发。她一方面打上门去对琴如发难，一方面以凌厉之笔对杨骚大加讨伐。白薇在情书里写：“爱弟，我非爱你不可，非和你往来不可。你要尊重我的无邪气，不要把我无邪气的可爱的灵魂杀死！”
火焰般的爱恋终于还是结束了，一本《昨夜》的情书集子是他们感情的交代。
杨骚与白薇分手后，于1938年冬到重庆后加入“文协”。1940年白薇也来到了战时陪都重庆，与草明、欧阳山、肖军、杨骚和张恨水等著名文人避居在“文协”所在地南温泉。因营养不良，又时常跑空袭警报，体弱多病的白薇暴发了热病，发高烧、说胡话。杨骚对病中的白薇照顾得无微不至，七天七夜寸步不离，精心呵护。
或许是年龄和磨难的关系，此时的杨骚与白薇重逢后，看到自己曾经爱过的女人，因为自己的不是而身患重病，产生了一种“复活”式的忏悔心理，他多次请求和白薇重新开始，让他来好好爱她。沙汀等朋友们也希望他们能握手言欢，结为伴侣。可白薇哀莫大于心死，断难接受。回想起自己和杨骚相处的十年，不仅摧毁了她的身体，更摧残了她的心灵，使她的青春、事业和前途几乎毁于一旦，好不容易才死而复生。为此，白薇对两性之情产生疑惑和恐惧。她心里明白，杨骚“复活”式的爱是带有怜悯性质的，这是有违自己做人的尊严的。所以，七天后，当她能起床时，就扶着拐棍，拖着病腿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虽然如此，可面对自己昔日刻骨铭心的爱人的真诚忏悔，白薇的心海还是掀起巨大的波澜，因有前车之鉴，就是爱仍在，情却不敢。朋友们对她依然爱着杨骚却断然拒绝与之和好都无法理解。事实上，白薇何尝不希望有一个温柔体贴的爱人和一个温暖的家。她在一年后给杨骚的信中写道：“……你现在变成一个完全的好人了，在这一转变下，从此，你栽在我心里的恨根，完全给拔掉了，你在我身上种下无限刺心的痛苦，已云消雾散了……我快乐，我将一天天健起来！这不能不对你的转变作深深的感激！”
他们虽然没有成为夫妇，但因相爱而结下的情缘却在彼此的心目中无法终止。皖南事变后，杨骚秉承周恩来的指示，疏散到了新加坡。在南洋，他将自己每月不到70元的薪水中的50元寄给白薇。爱固然重要，但人必须生活，杨骚在明知今生与白薇修好无望的情况下，于1944年6月与当地侨生陈仁娘结婚。
而白薇却再没有恋爱、结婚，贫困、疾病和失败的爱情让她的情绪很差，脾气坏到极点。晚年的白薇住在北京和平里一个居民区里，独间单元，房子里摆设简单，陈旧而杂乱。1987年8月27日，白薇终于走完了坎坷而悲苦的一生。
白薇与杨骚之间的情感纠缠了20多年，终究是无言的结局。鲁迅力捧的美女作家，最终没能成为第二个萧红。爱慕白薇的男人不是没有，她却在一份吃力的爱情里，耗尽了一生。
鲁迅因不修边幅曾被误认为小偷 其实多次被偷窃
鲁迅一生中经历过几次被窃事件。据鲁迅日记记载，1927年6月23日，“晨睡中盗潜入，窃取一表而去。”1930年1月16日，“晨被窃去皮袍一件”。同年7月24日，“午在仁济药房买药中钱夹被窃，计失去五十余元”。1932年初上海淞沪抗战时，鲁迅因寓所临近战区而避居租界，返回后发现家中失窃，连同佣人损失的衣物价值近百元。不过让鲁迅感到庆幸的是其藏书丝毫无损，因为“书籍及破衣服，偷儿皆看不入眼也”。1932年冬，鲁迅北上赴京探母。11月25日，“下午游西单牌楼商场，被窃去二元余”。他在信中告诉许广平：“盖我久不惯于围巾手套等，万分臃肿，举动木然，故贼一望而知为乡下佬也。”
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期间，有人传言鲁迅悲观厌世，其被褥下面藏有两把短刀。许广平为此忧心忡忡，写信给鲁迅说：“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克敌防身是妙的，倘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鲁迅当即回信解释：“短刀我的确有，但这不过为夜间防贼之用，而偶见者少见多怪，遂有‘流言’，皆不足信也。”
据鲁迅的同乡、同事钱稻孙回忆，当时北京的贼很多，夜间穿房越脊，飞檐走壁，所以街上到处都是狗，而且很凶，主要是为了防贼。鲁迅藏刀也是以防不测，但许广平仍放心不下，后来她借机搜到了那两把刀并实行“缴械”。鲁迅笑了笑，并不介意。有人觉得，以鲁迅的文弱，遇上盗贼恐怕未必有放手一搏的勇气，其实鲁迅还真就与贼狭路相逢过。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一次，鲁迅夜行经过一片荒凉的坟地，朦胧的月光下，忽见前方有一团白色的形同鬼魅的东西，他壮着胆，赶上前去飞起一脚，只听一声惨叫，原来那是一个猥琐的盗墓贼。
由于鲁迅平素穿着不修边幅，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穷困寒酸、落魄潦倒，因此遭到过理发师、银行职员、商店伙计以及警察的歧视和怀疑。他讲过这样一件事：在一个食品店，当“我”为八盒夹心面包付完账后，店员却揸开五指罩住了其余所有的夹心面包，这使“我”感到，无论怎样的表白，“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这方面的遭际，鲁迅和他的老师藤野先生十分相似。据鲁迅记述，藤野曾因衣着敝旧，“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失窃总是不幸的，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一封信中，对其被窃一事深表同情。鲁迅也十分憎恶偷窃行径，却表示不能因为被偷过一次，就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世上竟有些小偷气焰嚣张恣意妄为，鲁迅提到过一个新闻事件：“一个窃贼招引学生，教授偷窃之法，家长知道，把自己的子弟禁在家里了，他还上门来逞凶。”鲁迅认为，这些素材在斯威夫特、果戈理这样的大师笔下准能演绎成出色的讽刺作品。
在鲁迅的小说中，小偷也是有血有肉的焦点人物。鲁迅从辛亥革命后的城镇乡村，勾画出了三个各具个性的小偷形象：在“造反”旗帜下参与抢案最终成为牺牲品的阿q;好吃懒做、辩称“窃书不算偷”却被打折了腿的孔乙己;顺手牵羊偷了人家东西又栽赃于他人的杨二嫂……阿q、孔乙己和杨二嫂虽是小偷，但也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他们辛苦麻木、饱受屈辱地生活着，终于穷困潦倒，或走投无路，以至沦为窃贼。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于是揭示出他们的悲惨遭遇，以期引发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鲁迅一生最愧对的是谁 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
朱安，鲁迅的第一任妻子，1878年6月生于浙江绍兴的一户普通人家。说起鲁迅的妻子，多数人会想到许广平，有谁会记得鲁迅曾经的发妻朱安和她悲惨的一生。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朱安与鲁迅结为夫妻。新婚第二个晚上，朱安独守空房流了一夜的泪，一直在想自己错哪了。三天过后，鲁迅远赴日本，一走就是三年。这段时间，朱安就等于在守活寡，她不知道，这活寡她会守一辈子。
一九零九年八月，鲁迅回国。但是鲁迅极少回家，两人也一直分居。朱安知道丈夫不喜欢自己，她不知道丈夫喜欢吃什么，因为鲁迅是不会告诉她的。她便从鲁迅吃饭时盘子剩的菜猜测鲁迅的喜好。那时家里经济还不好，每次鲁迅回家，朱安总要精心熬一锅粥，叫人去集市买最好的糟鸡，而这些朱安自己从来没有舍得吃过。但无论朱安怎么努力，结局都似乎已经注定。
1927年传来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1928年鲁迅与许广平的孩子海婴出生。朱安一直以为就算鲁迅不喜欢她，她还是可以像蜗牛一样慢慢爬，总会爬上去。可是现在什么机会都没有了。
1936年鲁迅去世，朱安悲痛欲绝。由于物价飞涨，朱安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一次，有个报馆的人愿赠给她一笔钱，条件是交给他鲁迅的遗作。她当场拒绝，她是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朱安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离世，身边没有一个人。后人一直说这场婚姻带给了鲁迅巨大的痛苦，但是否站在朱安的角度想过，她一生努力得到爱，但连鲁迅的一个笑容都没有得到过。鲁迅还有去找爱的自由，而朱安呢，死后甚至连墓碑都没有。一生孤单的来，孤单的走！
草船借箭是借的故事?既生瑜何生亮是冤案
鲁迅曾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而在民间传说中，诸葛亮更是呼风唤雨，神机妙算。而事实上，诸葛亮那些在军事上的传奇功绩大半出于作者虚构，有的甚至掠他人之美。例如小说中著名的赤壁大战，除了“草船借箭”是转嫁孙权的故事之外，“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苦肉计”、“借东风”等精彩情节，皆为作者虚构。
诸葛亮不曾有过“草船借箭”的事，倘若孙刘联军连箭都很缺乏，还谈什么抗曹？“草船借箭”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线索可查。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有关记载，建安十八年(213年)，即赤壁之战五年后，曹操平定关中，率大军南下进攻孙吴。孙权领兵迎战，两军于长江水入巢湖的濡须口。曹操受挫，坚守营垒以待战机。一天，孙权借江面有薄雾，乘轻便战船从濡须口闯入曹军前沿，观察曹宫部署。曹操生性多疑，见江面水雾缭绕，孙军整肃威严，恐怕有诈不敢出战，下令弓弩齐发，箭射吴船。
孙权的船很快便落满了箭，船因一面受箭偏重，渐渐倾斜即将翻沉。孙权命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等受重平均，船身平稳后，孙权指挥战船列队，缓缓离去，曹操才明白上了当。这只是发生在孙权身上的一个故事，起初他没料到船身会中这么多箭，使得船要倾覆，仅仅是急中生智之举罢了。他并没有计划“借箭”，史书中也没说是草船。自从有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后，人们就以它作为衡量、品评三国人物的标准，多数人只知道有《三国演义》，是故“草船借箭”的主角便成了诸葛亮。
“既生瑜何生亮”是冤案
戏剧舞台上周瑜是小生，而诸葛是老生扮相，但历史上的诸葛亮比周瑜小6岁。而诸葛亮与周瑜之间的历史真相远非年龄错位这么简单。《三国演义》把周瑜描写成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的典型，他对才智超过自己的诸葛亮，千方百计加以谋害，结果反中了诸葛亮的谋算，临死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小说对瑜、亮二人在赤壁之战前后一连串的斗智、斗法写得丝丝入扣，极为生动，并把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智绝”的地位表现到极致。事实上，历史上的周瑜不仅容貌出众，风流儒雅，讲求生活品位，还是一位胸怀韬略、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杰出将领。孙权赞他“有王佐之资”，称帝时还念念不忘，“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至于其气量，简直可以用宽容大度来形容，《江表传》记载：“(老将陈普)颇以年长，数凌辱瑜，瑜折节容下，终于与较。普后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又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刘备一次与孙权谈及周瑜，也说他“气量广大”。所谓“三气周瑜”，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罢了，却成为周郎身后数百年来的最大冤案。周郎诸葛两人在正史上并无过节，也无正面交锋，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在零陵一带搞后勤工作，根本没有和周瑜见过面。而周瑜病逝后，蜀国来吊唁的是庞统，也不是诸葛亮。
鲁迅家族恩怨 周作人曾恶语讽刺鲁迅爱情婚姻
有人说，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鲁迅与周作人分手的最大收获，是重新选择了生活。如果不是与二弟闹翻，他或许还在旧路中徘徊着。鲁迅后来所以有了振奋精神、勇敢生活的勇气，在于他选择了生活的新的伴侣，他终于在两性的爱情中得到了人性的升华。
1925年3月，鲁迅结识了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开始了通信的交往。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如果不是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他后半生的状况，或许更坏。一个多月后，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由师生渐向情侣的方向发展，随后不久，双方都投入了热恋之中。这时鲁迅已是人过中年了。被强烈的传统所压榨的鲁迅，带着沉重的历史重负，果敢而艰难地迈出了爱的一步：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但这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
舒芜先生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曾例数周作人在爱情婚姻上对鲁迅的诸多讽刺，颇为详备。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纪念》、《周作人书信.序言》、《论妒妇》、《责任》、《蒿庵闲话》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鲁迅多妻、纳妾、色情等，这样的恶语，在他一生中是少见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亦说，自己的两个兄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羽太信子也把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为。《两地书》中，鲁迅记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鲁瑞面前，讲鲁迅、许广平坏话的字样，想必周作人夫妇对鲁迅择偶的不满之情，甚为深切。
其实，周作人在男女爱情上，是很明义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恋爱乃人类的进化。但为什么偏偏对鲁迅如此苛刻呢？笔者觉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后一种原因，笔者以为颇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认为，爱是不能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否则，便是非道德之举。鲁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来，鲁迅此举，多源于欲，而非爱。此事拯救的是鲁迅，牺牲了的是朱安。所以他在许多文章里，痛骂中国的多妻主义。
鲁迅先生唯一见过的红军将领陈赓 陈赓与鲁迅
鲁迅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虽然鲁迅先生并不是共产党员，但出于对苏区红军的关心，鲁迅还曾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会见过一位红军将领，他就是开国大将陈赓。
1932年7月，陈赓在新集檀树岗战斗中，右腿膝盖负重伤，10月上旬伤势恶化，不得已到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在上海治病期间，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很关心苏区的情况，陈赓就给他们讲了一些红军在反国民党‘围剿’时的战斗故事，当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同志，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了下来，并油印成材料，交冯雪峰送一份给鲁迅，并由冯与鲁迅谈能否由他写成小说或报告文学。
鲁迅先生看了这些材料非兴奋，他听说陈赓正在上海治病，便几次和冯雪峰讲，邀请陈赓到他家去谈谈。关于鲁迅与陈赓会见的情况，1952年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是这样写的：“几天之后，鲁迅先生还请许广平先生预备了许多菜，由我约了陈赓和朱镜我同志到北四川路底的他的家里去，请陈赓同志和他谈了一个下午，我们吃了晚饭才走的。”但究竟谈了些什么，“可惜时间相隔太久，许多细节和谈话的具体内容已无从追忆了。” 后来，有位张佳邻先生采访了陈赓，并写成《陈赓将军和鲁迅先生的一次会见》，发表在1956年的《新观察》杂志上。陈赓回忆：他是由冯雪峰陪他一起到鲁迅家里的。“鲁迅那天兴致很好”，“直到夜深了才离开”。“他本来约我再去谈一次，我也答应了愿意再去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从此再未得见鲁迅先生。”
陈赓见鲁迅这件事情，在鲁迅日记中是有记载的：见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的一句话“合义昌煤号经理王君来兜售石炭。”这句话是隐语：“合义昌”指日益壮大的中央苏区。石炭，“煤也，火种所赖之物也。”"王君"，陈赓当时的化名是"王庸"，鲁迅有可能并不知道他见的人是陈赓，见面后的第二天鲁迅就离沪去了北京，至月底返回。
鲁迅学习外语之道 须每日不放下 强调要硬看
全国高考将在2017年执行高考新方案，英语不再参加统一高考，为什么学外语怎样学再度引发人们的思考，鲁迅先生的外语观和学习方法对我们仍然有借鉴意义。
鲁迅先生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对日语十分精通，他还懂得德文，也懂些英文。老版的《鲁迅全集》20卷本中，其中有10卷为鲁迅先生的译作，10卷为鲁迅先生的著作。鲁迅先生学外语可谓成效卓著，今天很多人学外语是为了考学晋职称等过于功利的目的，那鲁迅为什么学外语呢？1934年6月8日，鲁迅先生给《人世间》编辑陶亢德写了一封信。信中，鲁迅回应陶亢德关于是否该学日语的问题。从信上看，鲁迅的建议基于他本人认为学习“外语”的目的：为了阅读经典，不是一知半解，而是真正读懂。2013年，这封不足200字的短信被拍卖，最终以655.5万元的天价成交，算下来平均每字3万多元。在学习外语充满功利色彩的当下社会，鲁迅先生这封信清楚地告诉我们，学习外语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真正读懂别人的经典，最终达到拓展自己的认知半径的目的。
至于学习外语的方法，鲁迅先生首先强调“须每日不放下”，就是强调必须每天学，不可间断。有一次，鲁迅向一些年轻人谈到学外语，他说：“学外语一天都不能间断。要掌握一门语言，光有单词和语法规则是不够的，你得大量阅读。拿本书来读，直到读完。同时在字典上查单词并学习语法规则。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很难懂。不要紧，把它放在一边，换一本来读。几个月或半年后再将第一本书看一遍，你肯定会比以前理解要好得多。”
其次，鲁迅先生强调“要硬看”。找一本程度较合适的外语书，硬着头皮看下去。边看边查字典，查生词，查语法。这样做，开始时尽管慢，但只要坚持下去，是会越来越快的。因为一本书，往往是前面几十页较难读懂。假若能边查字典文法，能读下来前面几十页文章，后面的生字、文法就容易理解了。万事开头难，看开了头，就可以势如破竹地看下去了。一遍不行，过几月或半年再来看第二遍，懂得一定比第一遍多一点。
鲁迅先生学外语，目的是为了真正读懂经典，学习过程中强调坚持，强调硬看，强调要每日多看多阅读外文书，这一点是极宝贵的学习外语的经验，我们应当吸取并运用到我们学外语的实践中去。
民国才女苏雪林为何用半辈子辱骂鲁迅?
就在鲁迅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民国的文坛出来一位女作家，对鲁迅口诛笔伐，无所不用其极。这一骂开始之后，连续就是几十年，对鲁迅之斥骂，尚无可出其右者。她就是民国著名的美女作家苏雪林。
苏雪林，名梅，字雪林，笔名绿漪。安徽太平人，1899年生于浙江瑞安。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在幼年时候，就极其的好动，男孩的性格很明显，凡事男孩喜欢的东西，她几乎都非常的上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野丫头”。
她打小由祖母看管长大，由于祖母一直奉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去读书。直到她七岁时，才开始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开设的私塾里跟读，囫囵吞枣地背诵了《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等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之后，她就不得不辍学了。
辍学之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浅白小说，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也是因此，此女整日便埋头书海，自得其乐。后来，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她也都读得着迷。就是这段经历，为她后来的创作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最初对先生崇拜有加
苏雪林后来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曾是李大钊、周作人、胡适等名教授的学生。其后，她曾留学法国。回国之后，曾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了，但是当年她非常有名，与凌淑华、袁昌英一起并称为珞珈三剑客。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一起并称凌淑华、袁昌英为上世纪30年代5大女作家。
苏雪林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绿天》的时候，对鲁迅是非常崇拜的。《绿天》一出版，她就拿着书赶紧送给鲁迅。而且在扉页上用黑色钢笔写上：“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版权页的留印处还加盖了“绿漪”朱红印章，现在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书”中收藏有这本书。“鲁迅藏书”中另外两部专著苏雪林的专著分别是：《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唐诗概论》。
在鲁迅面前的苏雪林一直是以“学生”自居的，足可见其对鲁迅先生是敬重的。她还曾在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对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说：“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
但就在鲁迅先生去世后不久，苏雪林开始匪夷所思的向鲁迅先生的开炮，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攻击鲁迅伴其一生。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在上海逝世了。人民大众为鲁迅举行了极隆重的国民葬，他的棺上覆盖着“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
在鲁迅出殡的日子里，有上万民众送葬，护送灵车的队伍长达一二里长。数十里路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的声音也一直伴着他们前行。
二、用大半辈子辱骂先生
就在鲁迅逝世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由苏雪林执笔写下的长达四千言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公开扯起了反鲁大旗，对尸骨未寒的鲁迅破口大骂：“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称鲁迅的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
苏雪林还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阴险，多疑，善妒”，“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不近人情，睚眦必报”。她还攻击鲁迅的杂文“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
“凡有报纸者，对我必有骂声，甚至还有恐吓信。”先前表示鲁迅的创作“很合我理想的标准”，现在却变成了“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转弯之急，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其内容均是正对鲁迅而作，从形式到内容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苏雪林
后来岁国民党到到台湾后，由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为讨好国民党当局，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更是变本加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先后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等。
1966年11月，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台湾《传记文学》刊出她的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大骂鲁迅。鲁迅对贫困青年作家肖军、肖红、叶紫等的经济援助，被其骂为用小恩小惠了来笼络人心。这种过激的言论正好迎合了蒋介石当时的政治需要，因此在台湾的各种报刊媒体，大行其道。
后来，苏雪林将自己“反鲁”的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该书出版的时后，苏雪林称“半生称这是他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
她在《我论鲁迅》的《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感想”、“评价”。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鲁的人，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
三、她为何对鲁迅如此恨之入骨？
有人说是鲁迅曾怠慢过她。据说她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8年7月7日。这一天，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悦宾楼设午宴招待在北新的作者，受到邀请的有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王映霞等名家。因为《绿天》的成功发行，苏雪林受到大家的热捧，就连林语堂都对她赞美有加。然而主人把她带到鲁迅面前时，她热情地伸出手，没想到鲁迅既没有同她握手，也没有寒暄，只是象征性地朝她点了点头，这让苏雪林感到非常尴尬。因此产生了忌恨之心，对鲁迅百般讨伐。
可是就因为这么个过节就造成如此的深仇大恨，苏雪林未免也太小气了。据她自己解释说“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
对于她对鲁迅的评价，胡适曾当面对她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主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胡适在这里彻底否认了苏雪林那种粗暴卑劣的做法，在一定地程度上维护了鲁迅。(作者：李奉先)
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舞弊案始末 周福清结局
少年时代的鲁迅，曾因家庭生活的变故，而饱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在为《阿q正传》俄文译本写的自叙传略中回忆：其祖上本是殷实富足的大家，“但到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很大的变故”指的就是他的祖父周福清的科场舞弊案。在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此案的记载，并借此了解这场晚清科考案狱对少年鲁迅的影响。
密信有“关节”
周福清于同治六年(1867)考中举人，四年后，他先是在会试中被取为第199名贡士，接着又通过殿试，成为三甲第15名进士。之后在翰林院庶常馆经过三年学习，他被派往浙江杭州府金溪县当知县。光绪四年(1878)，他因事被巡抚参劾革职，降为教官。但是，次年周福清又花钱捐了个从七品的内阁中书，回到京城，日常工作就是抄抄写写。
光绪十九年三月，周福清的母亲去世，按清朝定制，要离开官位回乡居丧三年。就在他回到浙江后不久，其子周用吉(鲁迅之父)报名参加了这年八月的举人考试。主持这次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恰是22年前与周福清一起考中进士的殷如璋。殷是江苏扬州人，这时的官职是正五品的通政使司参议。周福清得知自己的同年要来当主考的消息后，立即动了心思。这是绍兴鲁迅故居中的鲁迅祖父周福清和两位祖母的画像。
七月二十五日，周福清从上海赶到苏州，停船静候殷如璋，并准备好关节条子。所谓“关节”，是指与考官串通作弊，在入场前订下考生在试卷诗文某处作何记号，用何字眼。周福清暗订的关节字眼是“宸忠”、“茂育”四字，专门写在一张纸上，另外还有一张纸写着“洋银一万元”，是他许诺事成之后酬谢主考的价钱。周福清把这两张纸和自己的名片一起装入信封，等待送给他可称为年兄的殷如璋。
送信露天机
七月二十七日，殷如璋的官船到达苏州码头。周福清为避人耳目，自己留在船上，派家仆陶阿顺代送关节。他嘱咐陶阿顺，先投贴拜会，争取让主考大人接见，当面递信，考官如不接见，再投信函。
陶阿顺本是个粗人，他原在绍兴府一户人家当佣工，刚被周福清借来没几天。来到戒备森严的官船下，陶阿顺早把新主人的吩咐忘在脑后，为图省事，他把周福清的名帖和密封的信函一同呈递上去。他的鲁莽使周福清的机密妙算露了个底朝天。关于这其中的细节，有着几种不同的记载。
一种说法：苏州知府王仁堪来到殷如璋船上，进行礼节性拜访。恰在这时，殷如璋的仆人递上一封信来，说是送信人在船下立等回信。因为按规定主考官在赴任路上不能接收任何亲朋好友的私人信件，以防说情作弊，殷如璋就装模做样地请王仁堪代拆。王仁堪打开信一看，脸色大变，立即呼令把送信人拿下。“殷见事已泄，亦拍案大怒，请将下书者严究，以明心迹，于是周遂被祸。”
第二种说法：陶阿顺把周福清的名帖、信函一并带上船。当时，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周锡恩谈天，陶阿顺将信函递上后，殷如璋知道其中有物，不便当众拆开，便搁置桌旁，表示不在意的样子，让陶阿顺先回去。谁知陶阿顺粗俗无礼，竟当着众人的面说，此信关系银钱大事，怎么不当面给个回条？事情曝了光，殷如璋又气又恼，立即下令把信和人一同交给地方官府查办，他本人则保住了清白。
第三种说法：陶阿顺将周福清的信送到官船上，因船上官员吏役人来人往，殷如璋没有马上拆信，传话叫送信人稍候。陶阿顺在岸上左等右等，最后不耐烦了，就大声喊叫起来。这下惊动了船上的众考官，殷如璋只好拆信开读，丑闻于是公之于众，殷如璋立即将陶阿顺扣住，连同信函交给苏州府严切究查。
这几种说法，虽然细节上有些差异，但反映的案子过程大体上是一致的，在仆人陶阿顺到主考官殷如璋船上呈递信函时，周福清致送关节的隐情败露了。一时间，“苏浙地方遍处播说，守正之士咸怀愤叹”。
无奈去自首
周福清在船上等候回音，陶阿顺却一去不回。几个时辰过去了，提心吊胆的周福清感到事情不妙，赶紧开船离开了苏州，暂到上海躲避起来。
在案发地苏州，知府王仁堪命令衙役将陶阿顺严加看管，并不时提讯一番。可是，陶阿顺“供词闪烁”，难得实情。八月初六，江苏按察使司向浙江按察使司发来通报公函，将陶阿顺及信函一同解交涉案人所在地浙江。浙江巡抚嵩骏十分重视，立即委派按察使赵舒翘会同布政使刘树堂及杭州府知府陈璚一同办理，接连提审陶阿顺，并通令周福清的原籍绍兴府会稽县迅速查拿。
周福清躲了一阵子，于八月下旬返回原籍。这时，他已成为官府通缉的要犯。陶阿顺在浙江受审时供称，“系周福清令伊投信”，但“信内何事，伊实不知”。嵩骏等认为，“非将周福清查拿到案，不能审出实情”。为此，赵舒翘命令仁和、钱塘两县秘密访查，得到的呈报是，周福清“未曾来省”。赵舒翘又“飞饬会稽县原籍”，命令该县一旦发现周福清，“迅速查传，押解省垣质审”。此时朝廷颁下谕旨：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
在这种情况下，周福清自知难以脱逃，便来到会稽县衙投案自首。他当即被押往省城杭州受审。
大狱蹲八年
周福清归案后，先由知府陈璚进行第一轮审讯。接着，刘树堂和赵舒翘“藩臬两司会审”。最后，又由巡抚嵩骏“亲提研鞫(ju，审问)”。让人惊异的是，大堂之上，周福清竟振振有词，辩解说：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也不是我一人，某科某人，就是通关节中了举人，我不过是照样子来罢了。周福清的话反映了晚清科场弊窦丛生的腐败局面。鲁迅祖父周福清的书法(1873年)
案子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嵩骏于十一月初十将审理意见奏报朝廷，认为周福清暗通关节，按大清律例应该处斩，但考虑到他作弊未遂，所谓一万元赃款只是口头支票，而且最终还是投案自首的，因此建议适当从轻处理。光绪帝看过奏折，朱笔批示：“刑部议奏。”刑部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奏报皇上，认为嵩骏的奏折“似尚平允”，提出对周福清“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对此意见，光绪帝没有完全同意，他在刑部奏折进呈当天颁下谕旨，宣布仍将周福清处以死罪，只是“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斩监候，不是马上处决，还有刀下留人的可能。等到第二年秋审时，周福清并没有被处决，而是减刑为“牢固监禁”。于是，他继续被关在杭州的监狱中。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照此前八国联军战乱中出狱人犯若事后投案均予宽免之例，周福清获准释放。这样，他一共蹲了8年的大狱。
这起科场舞弊案，使周家急速败落。周福清出狱不过3年就去世了。周用吉不仅举人没当上，其秀才功名也被革除，挥不去的伤感和耻辱致使他刚刚35岁就死去。由于这桩科场案，鲁迅的家庭从小康跌入困顿，十几岁的鲁迅先是随母亲下乡避难，到乡间“为乞食者”，后来则“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呐喊·自序》)，体验着生活的艰辛和现实的冷酷。然而，后来的鲁迅却为自己是“破落子弟”而庆幸，并说“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鲁迅书简》)。跌荡和坎坷，影响了鲁迅的少年生活乃至性情人格的形成，这正是周福清科场舞弊案对一代历史名人的影响吧！
本文作者李国荣，1961年生，辽宁建平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研究馆员，《历史档案》杂志总编辑。
中国史上最著名4对师生恋 鲁迅和许广平结局
由于古代中国的学堂基本不招女生，女人很少有上学的机会，所以中国的师生恋始于晚清和在民国开始流行。西方列强凭坚船利炮打开封建中国的大门后，觉醒的士绅子弟纷纷前往日本和欧美留学，这些学成归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既保留了儒学传统，又吸收了西方先进文化，以至近现代史上涌现了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西风东渐，私塾多变为学堂，女孩子走出绣楼和闺门，也开始进学堂接受现代教育。这得以让她们接触到许多风流倜傥才学渊博的老师。及至当代，老师娶年轻学生为妻的就司空见惯了，今天论及的是名人为何喜欢娶学生为妻。
鲁迅和许广平
许广平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读到二年级时(1923年)，因为学校请北大教师兼课才得以目睹鲁迅的风采，鲁迅先生那时给她们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若干年后许广平回忆这第一节课的感受时这样写道：“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鲁迅先生给女学生们上第一堂课，就不仅仅给许广平一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年后，许广平终于主动地给先生写了信，当然是模模糊糊试探试探。先生是语言大师，又怎能不从字里行间读出爱意？鲁迅先生当晚就回信称之“广平兄”，一下便让26岁的许广平失眠了。从后来出版的《两地书》中可以看到，这两个可爱的师生起初简直就像是玩文字游戏，互相捉迷藏，最后才捅破那层纸，鲁迅先生便娶了小自己18岁的许广平为妻。
沈从文和张兆和
沈从文与其他师生夫妻有些不同，他完全是靠死缠软磨得到学生张兆和的，如果他像鲁迅先生那样玩文字游戏，他永远不可能成功——因为追求张兆和的男生有一个排。他也有自知之明，在女学生的眼里，他只是一只“癞”，因为他与那些留洋归来的教授相比，他一点资本也没有，只是来自湖南湘西的只读过小学的穷文人。要不是胡适先生爱才心切，破例让他到上海教书，他永远不可能遇到“白天鹅” 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于江南名门世家，父亲腰缠万贯，这样的小姐又怎能把土老帽沈从文放在眼里呢？然而，沈从文一开始就迷上了张兆和，疯狂地写起了情书。最后还是胡适校长出面，张兆和才勉强答应。1933年，31岁的沈从文娶了小自己8岁的张兆和为妻，相伴终生。
余秋雨和马兰
马兰虽然没有在课堂上聆听过余秋雨先生的课，但也应视作是他的学生。马兰从安徽省艺术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省黄梅戏剧院。而余秋雨先生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应该是说一条线上的人。当马兰凭《严凤英》的演出而一举成名后，一位艺术界的前辈送给她一本书，嘱咐她从事戏剧工作必须得读读这本书。这本书就是余秋雨先生的《艺术创造工程》，就是这本书，使马兰得以结识大他十六岁的余秋雨先生，他们就是从探讨这本书开始了他们的恋情。
杨振宁和翁帆
杨振宁和翁帆的的结合给了现代中国国人一个大好的谈资。两人相识在十多年前。虽然相差了整整54岁，可是，在翁帆的眼中，杨振宁教授精神矍铄，说话、行动、思维都很快，除了年纪大一点之外，他具备了男人所有的魅力。丘比特的箭射得她无路可逃，惟有甜蜜地投降。翁帆写情书表达爱慕之情，最终走上了婚姻的殿堂。
师生恋是因为有着深厚的土壤.在老师和学生接触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某种异样的情感。教师在学生面前，保持着”良师益友”的形象，遵守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德要求，所以，一般的老师在学生眼里就很有内涵，很善良，尤其是成熟的男老师对女孩子，更有很大的吸引力.成熟的男老师身上所具有的那股气质，绝对不是和女孩子同龄的男生身上所能具有的。而名人当老师，女学生开始就怀着崇拜的心理，眼里都是闪闪发光的。那么，名人为何喜欢娶学生为妻呢？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
第一、名人依然不愿摆脱中国男人愿娶娇妻的传统心理。女学生本来就比老师年龄小，但也有师生年龄相仿的，可是，年龄相仿的师生极少有成功的例子，年龄悬殊大的成功率就非常高。这首先是因为女性那种恋父心理作祟，认为男人大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也无所谓。而名人呢，自古中国男人娶娇妻就是一件美事，可以极大地满足一种男人心理;
第二、志趣相投，有知音般的感觉。很难想像，若不是志趣相投，师生间年龄相差那么大还能走进婚姻殿堂。许广平就是因为爱好文学，喜欢听鲁迅讲文学课而着迷的。张兆和要不是有文学爱好，沈从文当时又在文学上斩露头角，她是怎么也不会答应的。而余秋雨是研究戏剧的，马兰是演戏的，两个人肯定有着广泛的讨论空间，不一拍即合才怪。
第三、名人内心其实很孤独，很容易感动。名人都是事业狂，他们也许与社会其他群体格格不入，又因少知音，所以内心很孤独。而这时细心的女学生若接近他，往往以求教为名，与老师探讨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老师会很欣赏眼前的。倘若女学生还从生活细节上去关心老师，老师便觉得这是一个“贤内助”的好人选。师生间接触多了，火候一到，往往是学生主动示爱(只有沈从文像湘西土匪式地求爱)老师欣然接受！
第四、一旦成夫妻，名人依然长期拥有心理上的优势，妻子既是学生，学生妻子必然夫唱妇随;因为是共同的话题切入而进入情爱状态，所以也是知已;还是事业上的助手，像秘书一样，许多名人先妻而逝，遗孀就承担起搜集整理资料出版的重任，只有学生妻子才能很耐心地做到这一点。
1932年苏联发生大饥荒鲁迅为何反而赞颂它?
鲁迅曾为“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撰写过几篇文章，其中最重要且有巨大影响力的还是那篇《我们不再受骗了》。《北斗》是文艺月刊，由丁玲主编。1931年9月创刊，共出八期即停刊了。鲁迅此文最初发表于1932年5月20日，离它停刊，其实仅差两月。
鲁迅在这篇文中说：“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读过了这段话，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就是再不谙世事的人们，也已经看到了这真实的世界。当然，我们是绝不能用现在进步了的眼光，来回看过去的历史，因为，当年也许连上帝，也难于看清共产国际所演绎的那一团迷雾似的时代风云。谁也没有先知先觉能预测到当时的苏联，在经过了时间的筛洗后，终于在冷战结束之际崩溃了。当年，法国作家纪德去苏联，前后考察了两次，回法后，他把当时苏联的真相写成了《从苏联归来》一书，但马上遭致苏联以及不明真相的亲苏人士的攻击，特别令纪德痛心的是，以人道主义著称的大作家罗曼·罗兰，也会对纪德施以那么激烈的攻击。(见《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然而，时代的年轮和当时苏联真实的社会现状，却谁也不能抹杀或使之消亡。“历史就是历史，对已经发生的历史，既不能随心增删，更不能任意文饰。”(见陈四益《奇想》)那么1932年的苏联，究竟是怎么一种状况呢？据现已逐渐解密的资料，当时的苏联为了建设工业化强国，为了获取国外机器制造的设备，加紧国内粮食生产，加紧了石油的出口。也就是鲁迅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说的：苏联“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是的，当时苏联的出口，确实使全世界吃惊！因当时“从1928年的出口不到100万公担，突猛增到1932年达到1810万公担，四年之内，提高了将近20倍。”(见曾彦修《天堂往事略》)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确是举世皆惊的大举措，且是大手笔。但是，为了提高这样的出口生产的高效率，斯大林在国内采用了强制性的农村集体化运动。然而，广大农民对集体化，以及强制性的种粮，却无积极性可言。但为推行这一行动，斯大林却动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这一强权机构，对那些不愿意搞集体化的农民户主，实行了专制政体所惯用的大逮捕方式。他把被管理的农民，当成“制造反革命阴谋、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作为反对当时集体化的敌人而消灭之。当时被消灭的，不仅是富农，还有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农民，甚至贫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礼拜的人。其实，这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运动化生产方式，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即全盘大集体化的那几年里，已显端倪。“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斯大林语)的行动方案，把那些富农给枪决了。至于富农以下的贫下中农如何？这时期在全苏统一实现运动化的生产方式下，他们也只能是“无异于罪犯或奴工服劳役”般地生活着。
于是，1932年至1933年间，一场大饥荒，终于在苏联的大地上发生。
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斯大林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资料显示，在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执行了两项重要任务。一是由于当时乌克兰一带地区饥馑最为严重(现有资料显示，当时无重大自然灾害)，故首先将饥饿中的乌克兰人，同外界隔绝起来，甚至不让外界往灾区运送粮食，而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居住地。所有的火车被克格勃占据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就被赶下火车，甚至一些乌克兰的国家干部，也未能幸免。在那里人吃人的现象到处发生。有资料说，“仅三十年代初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人！”(见芲耳《切尔诺贝利：他依然没有撤离》，载2011年《随笔》第五期)当年，由于刑法中没有人吃人的惩罚条款，所有吃人的，就被交到克格勃手中，进行惩处。与此同时，克格勃执行的第二个任务，是严密封锁有关饥荒的消息，让饥荒中的人们在与外界密不透风的环境中生活。当然，如此惊天动地的大饥荒，真要全部把它掩饰起来，使外界一无所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世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地方。人们透过层层铁幕，总还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了一点大饥荒的消息。西方的一些刊物上，出现了关于苏联发生大饥荒的报导。
所以，鲁迅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也说到这个问题，他说：“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以当时鲁迅的生活与世界之接触，我想，这些苏联讯息源应来自两方面，一是日本资料的传入，另是来自上海左联的通讯和瞿秋白的接触。但是，当时斯大林为了掩盖这一情况，就精心安排外国政要和一些记者前往参观访问。凡参观访问者的消费，均由苏联官方接待，宴会又特殊安排，旅途精心布置，给人的印象是一派欣欣向荣，确是正在走前人从未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一些装扮好了的“波将金的村庄”，在外国人还没到来之前，就已经安排得非常妥贴了。然而铁幕总要显马脚，现重读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就可见一斑：“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当年的鲁迅，也因对苏联国内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故发出了对苏联非常善意和理解的声音。
铁幕往往能欺瞒很多人的眼球，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能明察秋毫的鲁迅也不例外。当时，连两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也被蒙在鼓里，他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后，也驳斥了资产阶级刊物“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提高工作时间的谎言”。另一个西方人贝尔纳尔·索伊也说：“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不管是老是少。”当时的《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约尔特·杜兰金，还因为“对俄罗斯作出公正、坦诚的报导”，从而得到了“普利策”奖。他曾说道：“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饥荒的报告，若非夸张，就是恶意宣传。”英国阿特里斯·悉德尼·维伯，也在1932年至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个别地区“从事破坏的居民”造成了农作物的“欠收”……写到这此，真使人想起了我们的河南作家张一弓，他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塑造了我国1961年后的大饥荒时期，为救乡亲，甘冒死罪，舍身打开紧锁的粮仓的这一基层干部形象。
你看，当时，在苏联这样一片令世人瞩目的大好的形势下，的确很难怪我们的鲁迅先生也说出了如下的话：“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那么，当时的苏联，在其它方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鲁迅在他文中曾说到的：“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说，一九一九年中，在墨斯科的展览会就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但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不少迫害文化人的材料。如“札米亚丁”，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里，收了他的一篇《洞窟》。在《竖琴》的后记里，鲁迅称它“是关于‘冻’的一篇好作品”。至于这位作者，鲁迅在后记中这样告诉读者：“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实际情况远比不让他发表作品更要严重得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解密的苏联档案，在1922年7月的一份《拟驱逐的知识分子人员名单》(档案号№：07315)中有这样一条：“札米亚丁·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已逮捕，驱逐推迟至有专门指示——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委员会，今年8月31日决定。”这样的秘密档案，当年鲁迅当然无从看到。(见朱正《重读鲁迅》)而札米亚丁，却已在1931年流亡国外。1937年3月10日，客死巴黎。
鲁迅的一生，始终是自觉地站在穷人、弱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一边，这应该说是一种“同情弱势群体”的最优秀的品质。但由于当时受通讯条件所限，无法读到真实的资料，当然，更无法看到苏联的一些档案，加之整个共产国际大形势的背景下，鲁迅的确无法获知苏联国内真实的情况，但是，他毕竟曾被当年一个强大的斯大林专制政体所“忽悠”了。今日，距1932年5月20日鲁迅发表此文时，已有八十年了;弹指一挥间，世界和中国，于此期间，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斯大林及其苏联这个名词，也早成为了过往的历史。但是，今人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视野看去，强大的忽悠者，实在是不应如此去蒙蔽人民大众的眼睛，特别是一个有血性的、被大家所热爱的中国文学家的眼睛的。当然，鲁迅思想的那种复杂性，无论从客体乃或主体论之，1932年的世界与苏联发生的一切，如若我们重新回眸这段历史，或多或少能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现代问题，提供些许线索。
民国最神奇师生恋 沈从文追学生曾被严词拒绝
师生恋从来是禁忌。
师道尊严，怎么可以利用职务之便，与学生恋爱。但正因为是禁忌，所以格外有爱。
鲁迅和许广平的师生恋，是许广平主动。她主动写信，主动到访，主动握住鲁迅的手，走进了他干涸的情感世界。
那时候的鲁迅，是没有自信的。他年纪大，个子矮，长得一般，又结过婚，家庭负担很重，且又是政府名单上的危险分子。婚恋市场上，根本没有他的位置。
即便如此，许广平还是慧眼识珠，选择了伟大的鲁迅。
在两人热吻的第二天，鲁迅就写了人生少有的爱情小说《伤逝》，那种淡淡哀愁，十足的恋爱中的味道。
恋爱中的鲁迅，露出了难得的柔软。他向许广平保证：不看班里的漂亮女生，有女同学来找他咨询人生苦闷的问题，他也会低调应对。
许广平说：“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的关系，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这说法，我以为是更妥切的。”
许广平还常常问鲁迅：“我为什么总觉得你还是我的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鲁迅笑答：“你这傻孩子。”
沈从文和张兆和也是师生恋。
只不过，与鲁许恋中的女追男不同，沈从文的师生恋，是沈先生单方面猛追。
他给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耗尽心思，却被张小姐封为“癞蛤蟆十三号”。幸亏热衷做媒的胡适从中撮合，才修成正果。
沈从文说过一句话很经典：“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爱的幸运，不是万两千金，而是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
沈从文曾对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万事俱备，张兆和果然拍电报给沈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机巧有趣。
大画家徐悲鸿也有一场师生恋，对象是女学生孙多慈。可是，他这边有妻子蒋碧薇的喝止，她那边有父母的阻拦，轰动全国的“慈悲之恋”，以失败告终。
后来，徐悲鸿和原配蒋碧薇离婚，迎娶了廖静文。孙多慈嫁给了许绍棣。
结婚之前，孙多慈给徐悲鸿写信：“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她还曾给他寄去红豆。徐悲鸿跑去银楼打了一副戒指，红豆镶嵌其中，并在豆上刻字，一个刻“慈”，一个刻“悲”。
新中国成立后，孙多慈随丈夫去台湾，徐悲鸿留在大陆。
再后来，孙多慈得知徐悲鸿的死讯，肝肠寸断。
廖静文曾说：“接触过孙多慈的人，都说她人品好，后来为她的老师悲鸿戴了三年孝。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就是有情人未成眷属。”
数十年后，台湾有个小女子陈喆，也因为一场绝望的师生恋，差点自杀。好在，她鼓起勇气，走出阴霾，开始了新的生活。她写了一部小说，叫《窗外》，轰动文坛；她拥有一个笔名，叫琼瑶，一红几十年不衰。她用痛苦的经验，开启了人生的传奇。
好神奇的师生恋！
陈独秀嫖娼遭蔡元培辞退 鲁迅称中了离间计?
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1917年，留法多年的蔡元培在北洋政府再三邀请下，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行前，朋友们都力劝他千万不要就职，以免影响一世名誉。今天看来，担任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是件光荣差事，为何当时被视为跳火坑一般？原来，1917年之前的北大，学生多是官二代、富二代，以混学历当公务员为目的;教师有的不学无术一心当官，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僚。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成立社团引导“健康娱乐”
蔡元培到任之后，立即做了两件事整顿校风，仅一年之后就使北大焕然一新。第一，吸收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辜鸿铭等大批优秀学者，充实教师队伍;第二，提倡社团。在蔡元培号召下，师生成立了各种学会和兴趣会，如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蔡校长尽力给予资金和场地支持，这样做既是出于对美育、体育的重视，也是为了引导师生进行健康活动，免得他们“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
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亲自发起了一个特别的社团：进德会。要加入此协会，必须符合三项基本条件：不嫖、不赌、不娶妾。蔡元培以身作则，得到普遍响应。到5月28日正式举办成立大会时，全校两千名师生，有七十多名教员、九十多名职员、三百多名学生报名入会。包括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教授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章士钊等;还有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邓中夏等。协会通过选举产生了评议员和纠察员。每个入会者都要写志愿书承诺遵守戒律。如果破戒，则通信劝告。如仍犯，经会员十人签名报告，评议员调查属实，开评议会宣告除名。
也有些教授对进德会不以为然，比如辫子教授辜鸿铭就拒绝入会。“一个茶壶可以配好几个茶杯”，他秉承这套著名的纳妾理论，并身体力行，其日本小妾就是他从青楼赎出来的侍女。辜鸿铭认为自古名士皆风流，作为名士岂能承诺不嫖娼、不纳妾？
对此，蔡元培表示“兼容并包”。他成立进德会，旨在倡导风气，不强迫入会，协会也没有行政权力。
文理科学长带头破戒
难免有会员破坏戒律。最典型的莫过于身为进德会评议员的陈独秀和夏元瑮。一个是蔡元培三顾茅庐请来的文科学长;一个是严复校长1913年聘任的理科学长。两人皆性情豪放，不拘小节。
夏元瑮是物理学家，主讲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学术上对“孔孟之道”没有直接破坏，碍不着旧式文人的事。陈独秀则是老派学者眼中的洪水猛兽，他们早就想将他铲除。与陈独秀并列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本也是攻击对象，但除了“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他没什么可批的。早年在上海读书时，胡适也堕落过，几乎天天打牌喝花酒。有一天风流归来，醉倒街头，淋了一夜雨，被人偷光了钱，第二天早上幡然醒悟，发誓痛改前非。到北大当教授后，胡适再没做过嫖娼之类的荒唐事。相比之下，陈独秀说话作文皆言辞犀利，本就易招人忌恨，加上私生活不加检点，我行我素，授人话柄。在新旧两派论战中，陈独秀成为活靶子，中枪无数。
1919年3月间，围攻达到顶峰。陈独秀逛八大胡同被人知晓，以讹传讹，一些八卦小报甚至编造出陈独秀与学生为同一妓女争风吃醋，抓伤妓女下体以泄私愤。陈独秀
桐城派古文家、翻译家林纾多次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批判北大毁斥伦常、诋诽孔孟。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也发表一封公开信回应林纾，并借此机会为教授嫖娼之事作了辩解：“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蔡元培 “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 这封带着讽刺和火药味的反击信件，表明他确实动了气。在他看来，教授有真学问、把课上好是最重要的，偶尔有些“韵事”可以包容。
陈独秀因嫖娼变相被辞
蔡校长包容得了陈独秀，老派学者却不能善罢甘休。曾任晚清翰林院编修的国会议员张元奇，向国会提出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纵容陈独秀嫖娼。一时舆论大哗。两年前力荐陈独秀到北大任职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面子上挂不住，率先倒戈，认为陈独秀不配为人师表，破坏北大声誉，要求蔡元培撤销其文科学长之职。
蔡元培爱才心切，当年为了力挺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甚至帮他伪造学历，自然极不愿意开除他。但汤尔和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且蔡先生还是进德会会长”，怎能姑息他？压力之下，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召集几位教授到汤尔和家中开会，至午夜12点才散。会议做出的决定在4月10日的全校教授会议上公布：北大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推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变相辞退了。在蔡元培的一再坚持下，陈独秀仍保留教授职位，但给他放假一年，实质上将他从教学一线隔离。不久之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于1919年6月因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胡适认为北大中了离间计
陈独秀嫖娼公案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甚至与中国革命走向挂钩。最早表达这种观点的是胡适。1935年，汤尔和将早年日记借给胡适看。胡适看到记录1919年3月26日晚上会议这一篇，不禁触动伤心往事。1935年12月28日，胡适写信毫不客气地谴责汤尔和不辨是非。“嫖妓是独秀和浮筠(夏元瑮的字)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胡适认为，这些传言表面针对陈独秀的个人道德，其实是离间计。“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1936年1月2日，胡适再次致信汤尔和，将心中郁闷一吐为快：“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 (编者著：陶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
胡适与知己好友陈独秀在政治理念上分道扬镳，惋惜之痛溢于言表。但陈独秀自“五四”之后就越来越靠近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否离开北大，当时变“左倾”都是历史必然。嫖娼事件恰从侧面说明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他认准的方向，不会因几个自由主义的朋友而改变。
1937年，汤尔和投汪精卫麾下，在日伪政权任职。1940年病逝，周作人在悼词中誉他为“非常的硕德者”。当时陈独秀正隐居荒山对共产主义进行反思，声明“不拥国、不阿共”，陪伴身边的是比他小29岁的第三任夫人。私德与公德之辩，的确是探讨不尽的话题。
鲁迅与顾颉刚阴差阳错交恶 关系恶劣水火不容
这件事，就是中山大学有意聘请顾颉刚来任教。对此，鲁迅的反应颇为激烈。两人因一系列阴差阳错的事交恶，由来已久。孰是孰非，难以论断，但关系之恶劣，确实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
1927年的“五一”，时年47岁的鲁迅有点焦虑。
身在广州的鲁迅不止一次提到，广州的天气热得早，“五一”时的广州，已经有点炙热难当的味道。而对鲁迅来说，这种炙热与焦躁，不仅是气候，更是心理上的。
此时的鲁迅，可谓处在焦头烂额中。作为中山大学的教务主任，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当时学校处于起步阶段，事情多且繁琐。光是教务上的事，已令鲁迅疲累不堪。而且，人情复杂，鲁迅也感叹，“因内情纠纷”，“费去气力不少”。
繁琐的教务，还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身为教授，鲁迅还得上课，每周有十二课时的任务。如今的教师，不兼教务的情况下，一周的工作也不过是十二课时左右。
鲁迅所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而此时，偏偏又发生了一件令鲁迅极为不满的事。
这件事，就是中山大学有意聘请顾颉刚来任教。对此，鲁迅的反应颇为激烈。两人因一系列阴差阳错的事交恶，由来已久。孰是孰非，难以论断，但关系之恶劣，确实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在工作疲于奔命的情况下，又发生了这样的事，鲁迅心中的焦虑可想而知，所以也就作出了一个决定。
就在这一年的“五一”前夕，鲁迅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尽管学校极力挽留，但鲁迅去意已决。这其中，固然有顾颉刚的关系，但更多的是工作上的复杂与繁琐，令鲁迅不堪其累，于是决定离开广州。
这次的辞职，对鲁迅来说，意义重大。这是鲁迅最后一次担任教授，离开广州后，鲁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撰稿上。可见，鲁迅的辞职，不仅是工作上的变动，更是对自己今后人生方向进行的一次认真考虑后的调整。
1927年的“五一”，不仅是鲁迅人生，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坐标。从那以后，少了一个名师鲁迅，却多了个拿着笔杆子战斗的“狠角色”鲁迅。
民国时的火车票有多贵?京沪之间票价要三千元
鲁迅从北京回老家绍兴要多久？
1920年1月1日，刚刚在北京买下人生第一所房的鲁迅坐上了火车，他要回绍兴老家迎接老母亲来京定居。
鲁迅是早晨6：00坐上的火车，中午12：00，他抵达天津，路上花了6个小时。我们知道，现在从北京到天津，坐高铁只需30分钟，坐动车需要50分钟，如果乘坐普通列车，最多两个小时也足够了，而鲁迅却用了6个小时，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那时候的火车相当之慢。
一到天津，鲁迅马上下了火车，换乘另一趟火车前往南京。他不是要回绍兴吗？为什么要去南京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直达绍兴的火车，他必须先去南京，到了南京再换乘别的火车去上海，到了上海还要再换一趟火车去杭州，然后从杭州坐船回绍兴。
1月2日下午，鲁迅抵达南京浦口。浦口是一个镇子，归南京管辖，但是位于长江北岸，当时的长江之上没有大桥，火车轨道修到浦口就戛然而止了，所以鲁迅只能坐到浦口。他在浦口下了火车，在码头上买了一张船票，坐着轮船渡过长江，再雇一辆人力车赶往南京火车站，然后换乘去上海的火车。
1月2日傍晚，鲁迅抵达上海，在上海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去上海火车站买票，坐上了前往杭州的火车。
1月3日下午，鲁迅抵达杭州，在杭州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他雇船前往绍兴，当天晚上安全到家。
从北京到绍兴，直线距离1000公里，开车最多15个小时，坐动车最多7个小时，坐普通列车最多一天一夜。鲁迅呢？1月1日早晨出发，1月4日晚上到家，竟然在旅途上度过了四天零三夜！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那时候的交通条件相当落后。1876年上海吴淞口开通了中国第一条铁路，这是英国记者在开通日拍摄的照片。
鲁迅在老家住了大半月，卖了老家的房子，收拾好了行李，带着母亲和三弟回北京。返回时的路程跟来时一样，只不过在次序上颠倒一下：先从绍兴坐船去杭州，再从杭州坐火车去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去南京，然后从南京下关坐船过长江，从浦口坐火车去天津，最后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鲁迅等人1月24日下午从绍兴老家出发，1月29日下午抵达北京的新家，这回总共用了五天零五夜，比来的时候花的时间更长。为什么花的时间更长？因为从绍兴坐船去杭州的时候遇上顶风，所以走得更慢一些。
互不连通的民国铁路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铁路并不算少，但是彼此之间往往不能连通。以鲁迅从北京回绍兴为例，他需要先后搭乘如下铁路的火车：
第一步，搭乘京奉列车从北京到天津。京奉铁路从北京修到奉天(沈阳)，是清朝末年修建的，1912年正式通车。从北京到奉天本来不该经过天津，但是因为天津是战略要地，所以满清政府修路的时候特意让这条铁路拐了个弯，从北京先修到天津，然后再从天津调头伸向东北。1876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开通时围观的人群。
第二步，搭乘津浦列车从天津到浦口。津浦铁路也是清朝末年修建的，也是在1912年全线通车。在清末修建的所有铁路当中，就数这条铁路最长，但是由于无法客服长江天险，它仍然无法直达南京，只能修到长江北岸的浦口。
第三步，搭乘沪宁列车从南京到上海。沪宁铁路最初由英商出资承办，1908年正式通车。津浦铁路在北，沪宁铁路在南，两条铁路被长江阻隔，像鲁迅这样的民国乘客只能借助轮渡来完成旅行。事实上，直到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以前，这两条铁路一直都是无法连通的。
第四步，搭乘沪杭列车从上海到杭州。沪杭铁路于1906年修建，在1909年通车，当时的火车从上海到杭州需要10个小时，车速极慢。
当然，鲁迅之所以会在旅途中花费那么多时间，主要还不是因为车速慢，而是因为中途需要不断换乘其他线路的列车，进而也就需要不停地买票和候车，所以换乘的次数越多，耽误的工夫也就越多。为什么必须换乘呢？正是因为民国时期的铁路太零碎太分散，彼此没有连通。
铁路互不连通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铁路。1924年夏天，鲁迅受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大学联合邀请，去西安讲课，他在7月7日晚上从北京西车站坐上火车，沿着刚开通不久的京汉铁路向南进发，一天零一夜以后抵达郑州;7月9日上午，他在郑州换乘西去的火车，傍晚时分抵达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那时候，陕州是陇海铁路的终结点，从陕州再往西就没有铁路了，可鲁迅的目的地是西安啊，所以他只能从陕州下黄河，坐着轮船逆流而上，在7月13日那天早晨从潼关登岸，最后坐着陕西省教育厅派来迎接的汽车驶向西安。从北京到西安，他整整花了一个星期。
民国火车票有多贵？
民国时代的火车交通如此落后，票价却并不便宜。
1919年，四川文学家吴虞去北京大学教书，需要先坐轮船到汉口，再从汉口坐火车到北京。他在日记中写道：“汉口至北京，二等车价二十九元，头等卧铺另加四元，三等车价十四元五角，无床铺。”他的意思是说，京汉列车上的座位分为三等：三等座、二等座、头等座。从汉口到北京，三等座票价14.5元(大洋)，二等座票价29元，头等座即卧铺，票价是33元。
1922年，吴虞从北京回四川老家，这时候京汉铁路上的火车已分成快慢两种，快车座位仍分三等，从北京到汉口，票价依次是40元、30元和20元;慢车座位分为卧铺与硬座两等，卧铺30元，硬座15元。吴虞身为北大教授，薪水丰厚，不差钱，故此买了一张快车头等票，花了40块大洋。
1924年，吴虞从北京去上海看望女儿，其乘车路线跟鲁迅1920年回绍兴老家探亲时一样分成若干段：先经京奉铁路坐火车到天津，再经津浦铁路坐火车到浦口，然后雇船过江到南京，再经沪宁铁路坐火车到上海。不算中途雇船、住旅店及其他开销，吴虞在火车票上总共花了49块大洋。
在1924年的北京城，一块大洋可以订半个月牛奶，可以买2斤鲜羊肉，可以买20斤机制大米，如果花上30块大洋，可以去全北京最好的饭店吃一顿燕翅席。大致估算，那时候一块大洋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60元。从北京去一趟上海，仅火车票就要花49块大洋，折合人民币近3000元，票价之高可以想见。
吴虞在北大做教授，月薪260块大洋。鲁迅在教育部做佥事，月薪300块大洋(从1925年起开始欠薪，实发数目不足300块)。这两位都属于高薪阶层，火车票虽贵，他们坐得起。可是普通百姓就不行了，根据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的调查报告，北京工薪阶层平均每家每户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7块大洋，全家人挣的钱摞一块儿，仅够买一张从北京到汉口的最廉价车厢的单程车票。
跟现在比起来，民国火车速度慢，票价高，乘坐起来相当窝心。但是现在有的一些优惠政策，在民国时代也能享受得到。比如说民国学生坐火车，拿着学生证以及学校开具的介绍信，一样可以半价买票。再比如说民国时期儿童坐火车，一般按照年龄而不是身高来定价，“未满四岁者免费，已满四岁未满十二岁者半价。”(《中国官办铁路乘车规则》，北新书局1930年版)
鲁迅与沈从文为何老死不相往来 沈从文鲁迅隔阂
鲁迅与沈从文同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曾经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文学大师却有着深深的隔阂，他们从来没有会过一次面，甚至连一次直接的通信都不曾有过。有人说造成他们之间隔阂的原因是两人政治观、文学观的不同，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性格上的差异，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当年鲁迅与沈从文交恶的直接起因却是缘于一场非常偶然的误会。
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了北京，这是沈从文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光，读书无路投亲无门，最后只好以“休芸芸”为笔名，将写成的文章向各处投去，赚些零星稿费糊口。此间沈从文认识了文学青年胡也频和丁玲，三个人非常要好，沈从文和丁玲又都是湖南同乡，他们之间便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
1925年春夏之交，丁玲因上学无望处境困窘，准备离京回乡，临行前给鲁迅写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说一个弱女子在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经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没有出路，想请求鲁迅代她设法找个吃饭的地方，哪怕就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
当时鲁迅在文坛已是赫赫有名，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因此也常常有些无聊的人写信骚扰，此前不久就有人冒用“欧阳兰”这个女性的名字给鲁迅写信求助。鲁迅收到丁玲的信时正好刚刚发生了“欧阳兰事件”，鲁迅见状起了疑心，就托几个熟人帮忙打听一下，当时正编报纸副刊的孙伏园觉得丁玲的信字迹面熟：“这个字体好像是休芸芸的字，不过休芸芸是男的，不是女的。”第二天晚上，孙伏园又跑来向鲁迅报告说，岂明先生(周作人)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
原来沈从文、胡也频和丁玲三人都喜欢用硬笔在窄行稿纸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间的疏密及涂抹勾勒方式非常相像，兼之他们的字又都是有点女性的那种特点，特别秀气，所以在外人眼里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三人的这种字体曾闹了许多误会，以至于后来丁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时，编辑叶圣陶还以为是沈从文或胡也频的手笔呢。
鲁迅听了孙伏园的话后误以为真，认为沈从文冒充女人拿他开涮，因此发了脾气，无巧不成书，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胡也频又来拜访鲁迅。当时胡也频正在编一个文学副刊，一位熟识鲁迅的朋友就带他来向鲁迅取经，到了鲁迅寓所，胡也频便先将名片投了进去，谁知鲁迅一见却勃然大怒。原来胡也频正在追求丁玲，为讨恋人的欢心，便将名片印上“丁玲的弟弟”字样，所以鲁迅一下子更生气了，前面丁玲的信是假的，现在又来个“丁玲的弟弟”，这是什么意思？鲁迅(前排右一)、许广平(前排中)与友人合影，后排右一为孙伏园。
后来丁玲在《鲁迅先生于我》一文中回忆说：“这一天，他(胡也频)只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 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
鲁迅对此事极为愤慨，把账都算在了沈从文身上，他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中里都用了一些尖刻的语言对沈从文进行挖苦、讽刺。1925年7月12日，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鲁迅文中所提的“欧阳兰”是北大学生，曾以女人名字发表文章，也曾给鲁迅写信求助，孙伏园还误认他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
对此一无所知的沈从文事后得知这一消息同样也生了气，几年后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这样写道：“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后来，与鲁迅有联系的一位编辑荆有麟从胡也频那里证实了确有丁玲其人，而且在北京无以为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便将这情况告诉了鲁迅。鲁迅心中的疑团和误会这才涣然冰释，对此鲁迅还觉得对不住丁玲。
既然不是休芸芸搞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鲁迅虽然知道自己也冤枉了沈从文，但不知是疏忽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竟一句也没有提到对沈从文表示歉意的话，这就更加深了沈从文的不满，以至于在鲁迅生前沈从文始终不愿与其见面，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有不少见面机会的。
鲁迅一生骂人无数却唯独不骂谁 鲁迅和陈寅恪
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主任、主编、校长、总长、将军、元帅、总统，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领导或下属，他一不开心张口就骂，却没有骂过路矿学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陈寅恪的舅舅，也没有骂过陈寅恪。
身穿长衫的陈寅恪出现在绍兴会馆时，正是槐花盛开的初夏，一串串雪白的槐花像小白蝶似的，“啪嗒”落下一朵，“啪嗒”又落下一朵。陈寅恪四下里看看，然后在石桌前端然坐下：“树人兄，你这补树书屋可是诗情画意啊！怪不得我兄衡恪老夸你这里好，是真正做学问的地方。”鲁迅泡上孙伏园送的绍兴茶，然后说：“衡恪兄这形容词可是用错了地方，实话实说，我这里就如同一座古墓，我就如同一个守墓人，你看看，一入夜这里万籁俱寂，很多时候就我一人，抄古碑、翻古书是我夜夜必做的功课。”陈寅恪说：“这真正做学问就是要能静得下来，正是要在你这样的‘古墓’里，你这座‘古墓’，我今后怕是要经常过来。”鲁迅摇头说：“贤弟，你比我小得多，我记得几年前一同乘船去日本，你好像才十二岁？你虽然是个天才，但毕竟是弱冠少年，看你在你哥那里住一个月，默默无言，像个书呆子——”陈寅恪接口说：“仁兄，其实我骨子里和你一样，静得下心来，这样的‘古墓’，是最适合我的地方。我交友从来不看人而看世家，世家子弟都能静得下心来，坐得住，坐得稳，方才能成就大业。你看看我，何曾与来自乡村的土财主和城市的暴发户交往过？”陈寅恪深深地看了鲁迅一眼，那一眼分明是在说，你我才是最宜交往的人，你我都是做学问的人。鲁迅说：“看来你和你兄是一样的人，我和你哥一向来往频繁，关系密切，你看——”鲁迅进屋取出一抽屉的篆刻与书画，说：“都是你哥送我的，这是名印、笺名印、收藏印，全是他为我篆刻的。”陈寅恪拿起几枚欣赏着，说：“我知道他有收集碑石拓片的兴趣和爱好，这一点与你也是相同的。”鲁迅说：“就是，我和他经常一同游‘小市’，一同走访琉璃厂的书肆、碑帖店。每年都有几十多次的往来，吃饭、串门——”陈寅恪说：“我知道的，我哥也和我说过，我一到教育部供职，他就告诉我：‘树人那里你可以常去走走。’好啦，今后你这‘古墓’里又多了一个抄古碑的夫子。”鲁迅说：“你是胡同串子，就怕你坐不下来。”
鲁迅与陈寅恪说话如此随意，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当年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陈寅恪和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同船出洋。那是1902年，鲁迅与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同时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亲自带领下，乘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去日本，小小少年陈寅恪也同船随行。俞明健即是陈寅恪的大舅，他可是个新派人物，鲁迅对他的印象不坏，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对他有这样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鲁迅与陈寅恪的交往从此开始，以下几则材料可以印证陈寅恪与鲁迅的同窗之谊：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有“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活动简表”，在1902年“生平事略”中有：“3月24日，鲁迅随明震总办乘大贞丸离宁经沪赴日本。同去日本留学的矿路学堂同学有：顾琅、张协和、伍崇实、陈衡恪。”周作人日记也有记载：“鲁迅、张协和、伍习之和顾石臣，加上随同前往的自费生，俞总办的亲戚陈师曾，都改进了弘文学院了。”陈寅恪的《乙酉冬卧病英伦医院》一诗序中有言：“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到日本后，他们又同在建校不久的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到1904年毕业，同学两年。在弘文学院，鲁迅与陈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处。
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主任、主编、校长、总长、将军、元帅、总统，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领导或下属，他一不开心张口就骂，却没有骂过路矿学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陈寅恪的舅舅，也没有骂过陈寅恪。当年陈寅恪名篇《王观堂先生挽辞》，就发表在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上。《学衡》还刊登过陈寅恪《与妹书》、《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鲁迅把吴宓骂得狗血淋头，对陈寅恪的“古董”文章却很难得地保持着沉默。不知道是因为与陈寅恪家族友好的原因，还是学力不逮、不敢妄评，反正终生未见微词，这在脾气不好的鲁迅来说，几乎是一个特例。要说起陈寅恪的家族之大，怕是在中国难有望其项背的。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原任直隶按察史，甲午倭寇犯高丽，陈宝箴充任大清国战时军需指挥官，以粮台转运史的身份负责为前线准备军械粮草，终日与荣禄、刘坤一、聂士成、袁世凯等面商或电文往来，做的是保家卫国、名垂千古的大事。陈寅恪著《寒柳堂集》也谈到身世，说自己祖父任湖南巡抚“仅得小省”，在他眼里，小省当个省长算不上什么官。就说亲自护送鲁迅、陈衡恪、陈寅恪去日本留学的俞明震，出生绍兴俞家，也是真正的大家族。单说老俞家有个儿子叫俞大维，读哈佛、读柏林，与陈寅恪同学，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寅恪与大维原本就是姑表兄弟，亲上加亲。俞大维后来做了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自称与陈寅恪“二代姻亲、三世交情、七年同学”。俞大维的儿子叫俞扬，后来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陈寅恪
陈寅恪最初从国外回国，任蔡锷的秘书，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却和鲁迅来往频繁。鲁迅那时候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是陈寅恪兄长陈衡恪题写。清明节后的那一天，他取了几册书来到蔡将军府。陈寅恪正埋首在案前一摞卷宗里，鲁迅和他打招呼时，他眼睛直愣楞地瞪着他，老半天没有任何反应。鲁迅将书放到他面前，陈寅恪才回过神来，摘下眼镜擦拭了一番，然后找出茶杯，每一只都积满了茶垢。他叫门房给他们送来两盏热茶，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喝了茶，陈寅恪才缓和了些。鲁迅将几本书往他面前推了推：“刚刚出版的几册书，闲来贤弟可以翻一翻。”陈寅恪将书拿起来，随手翻了翻，然后说：“我记得当年在日本，你就不来上课，尽找外国小说看，翻译的底子就是在那时候打下了。”鲁迅说：“我心思不在学业上，但也并非不听课，每个月都要到注册的学校胡乱听几节课。我是官费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额。要看听课记录，方才可以按月从学监处领到33元钱。单纯做学生，这钱绰绰有余，但我后来回国结了婚‘游学’的。抽烟、喝酒、购书，这钱就不够用了。你知道的，加上周作人很快与羽太信子谈起了恋爱，钱更不够用。”陈寅恪说：“不过你会挣钱，给《浙江潮》写稿子，给各种小刊物、同乡会写文章做校对，日子还是过得不错。”鲁迅说：“那跟你们世家子弟是不能比的。当然，你那时还小，我的成就就远不如陈衡恪。”陈寅恪说：“陈衡恪是拼了命的，他生来就是读书的命。”鲁迅说：“你们兄弟均如此，读起书不要命，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陈寅恪说：“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文学这一块。”鲁迅说：“这是我和师曾(陈衡恪)不同的地方，他用一只眼紧紧地盯着学业，另一只眼关注着绘画、音乐、古诗，广交日本艺术界朋友，完全游离在革命之外。唯一能找得到与革命有一点点关系的是：陈衡恪与李叔同经常在一起讨论、研习中国古诗、古画、古乐。”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忆录》里说鲁迅：“退学后住东京的这几年，差不多全是闲住，正式学校也不进，平常只逛旧书店——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怪不得鲁迅能如此全面地编辑出几部《域外小说集》了，正是自由地研究、自由地创作，在俄、法、德、波兰、匈牙利文学的大海里自由翱翔，为日后回国扛起新文学大旗打下坚实的基础。
陈寅恪从蔡锷将军府辞职后再度出国，离开北京时来到教育部向哥哥陈衡恪告别，顺便也和鲁迅打个招呼。那天在教育部附近的一个饭店聚餐，陈衡恪为弟弟送行，鲁迅和几个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酒过三巡之后，鲁迅与陈寅恪回忆当年发生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趣事。当时陈寅恪与鲁迅床抵着床，两人年龄最为接近，关系十分密切。有一次已回国的同学来信询问弘文学院的近况，鲁迅和陈寅恪、陈衡恪等人联名回信，把学院情况事无巨细地一一告诉了他们。陈寅恪对鲁迅说：“你那时候就看了很多书，我那时还小，并不太懂事。你其实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候你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意见是令人敬佩的，我感到很吃惊——你那时就一直鼓励我，受到你的鼓励，我给家父写了很多信，我记得有许多话比如指出日本包藏祸心，其实都是平常你跟我说的。”鲁迅说：“你从小就与别人不一样，看得出来，你将来的前途无可限量，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
陈寅恪再度出国后，与鲁迅再没有联系。但是鲁迅日记中却不时地提到他，而陈寅恪却再没有只言片语谈到鲁迅。作为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此种反常行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陈寅恪才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一代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所以，晚年的陈寅恪对于与鲁迅先生曾经是同窗的经历从不提及，这也是陈寅恪孤高与自尊的证明。他默默地走着一条漫长无尽的学术之路，最终成为令人仰望的一代大师，他的学问被傅斯年称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鲁迅究竟有没有偷看弟媳洗澡 鲁迅兄弟为何反目
想必大多数人都知道鲁迅兄弟失和的事情，也有很多关于他们兄弟失和的文章。有的说可能是鲁迅不检点，偷看自己弟媳即周作人的老婆洗澡，以至于兄弟失和。真的是这样吗？
1919年的时候，鲁迅卖掉了绍兴祖宅，举家迁到北平，关于搬家的事宜，在鲁迅先生《故乡》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些影子。鲁迅日记里也对搬家有着详细的记载。为了搬家，鲁迅四处忙着找房子，到了7月23日，定下来购买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一家罗姓的房屋。
一切忙完之后，到了11月21日，鲁迅才和周作人一家搬进新居。12月1日动身回绍兴老家搬家，到了24日，一家老小都搬了过来。而据鲁迅之子周海婴的记载，在鲁迅忙着找房子的时候，周作人向北京大学请了长假，陪着东洋老婆羽太信子和娃娃回日本娘家去了。
搬家前后一直是鲁迅一人在忙。鲁迅是从1919年春节后开始着手找房子的，等到鲁迅11月把全家老小接过来，差不多用了九个月之久。而周作人是在八月份回来的，并且连小舅子都给带了回来。
当时的八道湾修缮还未完工，鲁迅只好暂时把他们安顿在别处，直到11月才和全家人一起住进八道湾。从现有记载的文字来看，周作人在搬家这一事情上，几乎没有帮上什么忙，可以说是坐享其成。
全家人搬进八道湾后，对于长期单独一个人住在会馆的鲁迅来说，找到了一些心灵的慰藉，但这些慰藉却是有限的。尽管他时任的妻子朱安也搬了进来，但他与朱安之间，依旧保持一种很冷淡的关系。而三个已经成家的兄弟之间，也不可能似儿时一般，因为都彼此有了家小。
不过也有值得欣慰的地方，兄弟三人决定，以大哥鲁迅和二哥周作人的收入来养活全家，因为当时老三周建人尚无生活来源。三人经济合作，永不分离，也让受尽了一辈子苦的母亲享享清福。由于鲁迅的时任妻子朱安不识字，理家的担子便落到了周作人老婆羽太信子的身上。全家住在一处，也不分爨，伙食由羽太信子来管。
之后还是各忙各的，鲁迅照旧去教育部上班，周作人依然去北京大学上课，周建人则是去北京大学旁听。但按照周海婴的说法，八道湾却从此成了羽太信子的天下，说她穷人乍富，摆阔气讲排场，还列举出了她的斑斑劣迹。
譬如说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才有两个孩子，全家上下就雇佣了六七个男女仆人。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大夫出诊，日常用品用的也全是日本货。
在中国买不到的就托人从日本捎过来。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这些的确在周建人的回忆中也得到了证实，周海婴的材料是不是来自于周建人就不得而知了。
周建人对此也有回忆，当时鲁迅看不惯羽太信子这样的铺张浪费，就对周作人进行规劝，无非是“花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一类的话。但是，也真有周作人这样的人，把好心当做恶意。的确如此，周作人向来是个耳根子软，怕老婆的人，他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也只图得“苦雨斋”里桌子的平静。
周海婴对于羽太信子的所作所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羽太信子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日本人和她的中国丈夫。周海婴写下这些文字的愤怒可想而知，但也绝非是毫无根据的气话。
先是周建人离开了八道湾，在其离开大概十个月后，据鲁迅日记记载，在1923年7月14日这一天，鲁迅独自一人在自己屋里吃饭，“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有人也许会说，自己吃个饭怎么了就，有什么可记的。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并未分爨，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并且中午饭还在一块吃。果不其然，五天后，在7月19日这一天，鲁迅收到了周作人的这么一封绝交书：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单从这封信的称谓就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态度，已经不是作兄弟看待，而是形如外人。这封信可谓是字字珠玑，字数可谓少一个不够，多一个浪费，深刻而又言简意赅的表达出了写信人的用心良苦，以及对收信人的种种不满。
更可以看出写信人深如汪洋的修养和博览群书的智慧。这封信淋漓尽致地把写信人充沛的感情跃然纸上，尤其是结尾：“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而鲁迅则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上午启孟(周作人的笔名)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周作人信中叽叽歪歪说了一大盘子真给自己帽子发霉变绿了一样，而人家鲁迅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要是鲁迅真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苟且之事，还会“后邀欲问之”吗？怀疑周作人真是耳畔那个风被吹多了，而且脑子被驴踢了。
那些说鲁迅可能偷看周作人老婆洗澡，根本就是嘴里跑马，先不说周作人老婆长得那样有没有偷看的价值，单说当时鲁迅自己的老婆也住在那儿。再退一步说，就算家花没有野花香，可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一个叫章川岛的说，窗户外面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根本无法靠近。再说鲁迅要是真看了也不会厚着脸皮假装正经地去问周作人，况且他们兄弟的母亲还住在八道湾，所以说鲁迅怎么着都不会干出这等龌龊事来。
那么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周作人的老婆羽太信子做人太毒，容不得他人，而周作人耳根子又太软，怕老婆。多方资料显示，事实也大抵如此。无论如何，鲁迅是不可能再住下去了，尽管这是他一手置办的房产。
即使在友人的帮助下，鲁迅夫妇还是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找到一处合适的新住处。不久，连他们兄弟共同的母亲也受不了八道湾冷酷的环境，搬到了鲁迅的新家，并颇有感触地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
之后在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籍的时候，兄弟两人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周作人把鲁迅的书一本一本的扔了出来。鲁迅后来在给《俟堂专文杂集》写题记的时候，用了一个“宴之敖者”的署名。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笔名》一文中对此解释说：“先生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即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周作人与妻子
由此可见，兄弟失和的主要原因就是羽太信子做人太毒，以及周作人的没脑子。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后来可能是有些后悔，并想起昔日兄弟的情谊，于1925年10月12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伤逝》的短文，并借用罗马诗人的一首诗表达对不可再得兄弟之情的怀念。
鲁迅也不是木石心肠，10月21日，他写了一篇并未立即发表的小说，题目就是《伤逝》。周作人看后评论道：“《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这也可以算得上周作人的悔过书吧。
林语堂、鲁迅曾在日记中互指对方为神经病
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南云楼风波”之后，鲁、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决裂。
1929年8月28日鲁迅日记：“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同日林语堂日记：“此人已成神经病”。那么，二人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多大仇多大恨，竟至于两人在日记中互指对方为“神经病”呢？
根据鲁迅日记中的回忆，当天的大致情形已经明了。“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这即是所谓的“南云楼风波”，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一次风波之后，鲁、林二人形同水火，正式决裂。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称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据郁的描述，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林语堂也起身申辩，气氛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当天，林语堂在日记中也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究竟有怎样的误解？林语堂
直到林语堂在四十年后作《忆鲁迅》一文时，真相才浮出水面道：“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而在这场风波的一个星期之前，鲁迅的《关于“子见南子”》，多少还是有点力挺林语堂的味道在里边。事实上，二人关系一直不错，年龄相差14岁的鲁、林二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已为两派，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语丝》，站到鲁迅旗下。那时多少还有点书生意气的林语堂，与鲁迅的锐利相得益彰;鲁迅也对此积极回应，并两次致信林语堂，将林引为同志。
南云楼风波，之所以会因为一场误会而瓦解二人的友谊，恐怕还不单单是个人性格所致。根本上讲，还是道不同不相与谋。
在此之后，鲁迅对林语堂批判逐渐增多。早在1926年，鲁迅就曾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对林语堂“公平竞争”思想的反对意见，只不过行文尚比较客气，基本上属于商讨+引导的调子。而之后的《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则完全锋芒毕露，几成冤家路窄之势。而林语堂也有《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的回敬。
和尊孔者唱“大哉孔子”歌时的诚惶诚恐一样，鲁迅也曾经是林语堂崇敬的对象。不过，林语堂在生活志趣上的个人感悟与路径，毕竟与孔子和鲁迅都迥然不同，鲁迅有性格、有血肉，而不可能只做“圣人”。
林语堂在《做人与作文》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让“鲁迅”这一符号去神圣化，以真人真性加以评说。他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有这样的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我问鲁迅：‘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装死’便是他的回答。”肖伊绯职业作家，独立学者，已出版《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民国达人录》等十余部作品。
鲁迅任职教育部时与上司有过节 认定上司偷书
鲁迅曾任教育部科长，与顶头上司——曾任教育部长的傅增湘颇为不睦，傅增湘是著名教育家、藏书家，鲁迅曾欲将藏书转卖给他，他开了个离谱的低价，令鲁迅极为不满。鲁迅认定傅增湘有“偷书”劣迹。一次是给其弟周作人口述的一个故事，一次是自己撰文写的一篇工作回忆录。
鲁迅给周作人讲的那个故事，黄裳就特别在《藏园佚事》一文中转述过这个故事。原来，在1957年9月，周作人(署名“十堂”)在《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篇《窃书的故事》，记下了他从鲁迅那里听来的故事。与鲁迅一样没有点名，只称之为“做过总长的名流、大大有名的藏书家”，但读者一看，就明白这没点名的主角是谁了。
故事的起因是某名流听说京师图书馆藏有一部宋板书，又例不外借，只能由馆方特辟净室一间，请这位名流来住，可以从容细心校阅。鲁迅以科长身份，捧出宋板亲手交付。几天后，这位名流说要再来校书，请人前去接收宋本，自然仍由鲁迅亲自办理。此后发生的令人咋舌的“窃书”现场记录，周作人转述如下：
“这天仍由科长出马，看见他已整装待发，只等科长一到，将书交还，便挑起网篮铺盖，出馆而去。科长双手接过内装宋板书的楠木盒子，将转手交付工友，这时忽然‘福至心灵’，当面打开盒子来一看，不看时万事全休，只见楠木盒子里‘空空如也’，不见有一本书。第一个看出破绽的是那位名流，随即回过头去，骂站在后面的用人，‘混账东西，怎么书都没有放好！’用人连忙从网篮里将宋板书取出，放入楠木合子里。科长这才接过去，安心收下。”傅增湘
周作人接着用倒抽一口凉气式的口吻说，“后来鲁迅讲起这件故事，总说回想过去所遇的危险，以这次最险，也最运气，因为只要一不小心，收下之后，这失书的责任再也摆脱不清了。因此之故，他也最恨那名流。不但认为藏书家即是偷书家，在这里得一实证，也因为个人几乎上他的大当的缘故。”最终，鲁迅为这位藏书家名流下了个结论说，“藏书家眼见好书，用尽心思图谋，也是人情，但总不可以违反道德，做出见不得人的事。”
这桩未遂的窃书案，鲁迅讲得绘声绘色，周作人写得活灵活现，黄裳的转述也顺理成章，后世略有知傅氏生平者无不呆若木鸡。
事实上，关于傅增湘偷书的故事，鲁迅还讲过一个，且更为直接，更为辛辣，虽然仍然没有明确点名。想来这个故事，周作人也是看过的，会更加的印象深刻。
发表于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的《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鲁迅在提到整理清政府遗留内档时，特别指出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次长、参事对清代遗档的监守自盗行为，他写道：
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捡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据说，文中所提到的英文代码之人名，乃是姓氏的旧式拼音缩写。f先生就是指傅增湘，他在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y次长指袁希涛，字观澜，江苏宝山人。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1915年到1919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c参事指蒋维乔，字竹庄，江苏武进人。1912年至1917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鲁迅笔下的这起“群体盗书案”，以傅氏为首，几乎整个部门全部参与，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当然，只有他这么一个小科长没有参与，可以洁身自好而独善，自然是有资格讲出来、写出来，并讥刺一番的。
民国才女萧红被萧军抛弃是因为没有妻性?
萧军在八十年代对萧红信件注释时，专门就二萧分手写了很长文章。在结尾处他仍然忿忿不平地写道：鲁迅先生曾说过，女人只有母性、女性，而没有“妻性”。所谓“妻性”完全是后天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大意如此)
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在临汾车站，萧军对聂绀驽剖白自己的心迹。
萧军不断地强调萧红身上缺乏“妻性”，好像这个成为他们分手最重要的原因。而一个好妻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柔顺，操持家务，相夫教子。而与萧军相伴六年的萧红，在许多细节上都可以感受到牺牲，温柔，体贴，可以说她是个合格而称职的妻子。对待萧军，她像个小母亲一样充满了关爱与体贴，有时又像个小女儿一样任性而爱娇。就连许广平也说：“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相当合式的家庭，使萧红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会弄得很体贴的。”这是对萧红妻性的高度肯定。
在哈尔滨，萧红产下汪恩甲的女儿，忍着六天不去看婴儿一眼，不喂她吃一口奶，她无非是割舍了母爱，让自己更轻盈地作个小妻子。在与萧军相爱期间，她一直像个小女孩一样梳着两条辫子，扎着两个蝴蝶结，从深层心理来说，她有着扮嫩的倾向，她用孩子气的打扮在掩饰自己的自卑——她早已不是女孩，她与人同居，还生过孩子。她在情感方面对萧军的曲意迎合，让人思之落泪。
在上海，为了省钱，萧红用一袋面就过了一个月，天天烙油饼，煮大菜汤(后来在武汉萧红继续给小金巷的文人做，被他们称“萧红汤”)。第一次见鲁迅先生，萧红一个晚上不眠不休，像晴雯一样，为着所爱的人拼了力气，为萧军赶制了一件时尚而好看的礼服。还是她，在上海冰洞一样的屋子里，一边咳嗽，一边为萧军抄写《八月的乡村》。抄一会儿，把手放在嘴边哈一会子热气。萧红萧军依偎（电影剧照）
后来，她远走日本，还在信里不厌其烦地写信关心着萧军的生活，关于枕头的事情她至少在三封信里提起过。她这些过分的关心与爱护，好像是在挽留着那个日渐凉薄的爱心，一倒儿让萧军买一个软一点儿的枕头，一会儿又让他多吃西瓜，多吃水果。早点儿睡觉，不要喝酒等等。不厌其烦，你个唠叨的母亲，当然更是一个体贴入微的妻子。
如果说萧红像萧军说的那样没有妻性，有一件事情，可能真正让萧军生气，那就是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得知萧军与许粤华的私情，而且还导致许怀孕，萧红无法忍受，开始频繁与萧军吵架。萧军最气愤的就是萧红的吃醋，不能包容他对许粤华的爱与怜悯，为此他在日记中怨恨地写：“吟会为了嫉妒，捐弃了一切同情(对x就是一例)，从此，我对于她的公正和感情有了较确的估价了。原先我总以为，她会超过于普通女人那样的范围，于今我知道了自己的估计是错误的，她不独有着普通女人的性格，有时甚至还甚些。总之，我们是在为工作生活着了。”在萧军的大男子主义支配下夫妻，妻子就得像旧社会的大婆一样，贤淑到主动为丈夫纳妾，才算有妻德。而萧红被这样伤害稍稍有点反抗，他就无法理解，甚至起了离心。他在日记中表明自己离开萧红的心。“对于吟在可能范围内极力帮助她获得一点成功，关于她一切不能改造的性格一任她存在，待她脱离自己时为止。”
另外，萧军所反复强调萧红没有妻性，可能是两个人在性上的完全不和谐。萧红自哈尔滨生育之后，因饥饿，寒冷，贫困，就落下了一身病，经常发烧，头痛，失眠，咳嗽，肚子痛，到上海之后，因与萧军关系恶化，病情加重。许广平写萧红：“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然而她还能振作一时，替刘军先生整理、抄写文稿。有时又诉说她头痛得厉害，身体也衰弱，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而在日本，孤独与苦闷更加严重地伤害了她本来就柔弱的身体。经常肚子痛，头痛，需要吃止痛药才能睡下。绝大部分时间她都过着居无定所、贫病交加的生活，多的是凄苦、误解和嘲讽，少的是欢乐、安宁与温情。她几乎承受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全部屈辱苦难，她的作品，大多是在与病痛和寒冷的斗争中，在给男人洗衣做饭、抄写稿件的同时写就的。
许广平《追忆萧红》中写道：“她(萧红)同时还有一种宿疾，据说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每次服‘中将汤’也不见好。
如此病弱的身体，她却拼了性命地写作，这样的女性，性的欲望一定是微弱到几乎忽略不计。所以萧红在信中说：“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现在头亦不痛，脚亦不痛，勿劳念念耳。”
经常练武术的萧军，虽然个头不高，但活力十足，英姿焕发，性格也是豪爽乐观，狷介耿直、狂放不羁、特立独行，看上去永远都不知疲倦，这样的男士从生理学角度来讲应该是雄性激素分泌旺盛，性欲较强。但萧红一向病弱，又执着写作，在夫妻生活上一定是个无法跟上步调的人。他们相爱六年，却没有怀孕，直到分手前，却突然怀孕，这不能不说是上天对萧红命运的戏弄。
萧军曾经这样形容过他与萧红的关系：健牛和病驴。如果是共同拉一辆车，在行程中，总要有所牺牲的，不是拖垮了病驴，就是要累死健牛！很难两全，若不然，就是牛走牛的路;驴走驴的路……
两人一路，走过人生最泥泞的道路，心中当然依旧有爱，可两人之间纠结的心结，已经无法解开。
浓雾般的苦闷，压在两人各自心里，无处诉说。 如何说得清楚呢，正如萧红说的，无法说出的痛苦最痛苦。
萧红在《生死场》中描写金枝受着青春的蛊惑与成业约会时，“男人着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
萧军对萧红的定义是：没有妻性。
美国着名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传记中说，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
萧军可能后悔过与萧红分手，因为她是他“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但他对她、对两人的感情并无眷恋之心，他早就不爱她了，而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是绝情。他需要互相扶持的伙伴，却不能容忍一个倔强、不听话、才华在自己之上的妻子，他的婚姻字典里没有“平等”、“相互尊重”这些词。他对萧红这个人及她的文学作品始终不是很瞧得上，就算口服心里也不服，因为她曾经是他的女人，曾受他恩惠，他一直认定是自己帮助和造就了萧红。
萧军在致萧红的信中，这样写道：“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永久地啮咬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最后，他们没有找到法子，只能彼此越来越失望，去意在彼此心中日益坚定。
《萧军延安日记》中1942年4月8日萧军得到萧红死讯当天的日记：“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但萧军却没有哭，在萧军眼里，萧红“做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做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什么“遗憾”之情！”当年的爱意满盈，万水千山、倾国倾城，而今双手一放，红尘无爱、人世苍凉。正如张爱玲诀别胡兰成，在渡口的地方，岸凝江流，帆起舟行，此岸彼岸，放手之顷，即成永绝。
漫谈:鲁迅若活在当代，也会冲进买房大军
很多年以前，许广平给鲁迅写信，说她在上海市区闷得慌，趁周末去了一趟南翔镇，发现那里实在比市区强得多。第一，天地空旷，空气清新，到处都是树木，到处都是溪水，风景好得很。第二，民风淳朴，不像上海闹市，顺手牵羊的小偷多如过江之鲫。第三，也是最诱人的一点，那里的房价特别便宜，花几百块大洋就能买一亩地，花上千块大洋就能买一幢花园别墅，要是租房子的话，一个月两块大洋就够了。
写这封信的时候，许广平已经跟鲁迅结婚，夫妻两个在上海安了家，但是没有买房——他们一直是租房住。
为什么都结婚了还不买房呢？
因为上海市区的房价实在太高，鲁迅和许广平根本买不起。比如说鲁迅曾经租住的一所老式石库门，得花5万块大洋才能买下来，这还不算契税、印花税、契纸费、中证费、测丈费、地保盖戳费、建设特捐、教育特捐、消防特捐、警务特捐等一大堆税费。这些税费加到一起，高达16%，比今日“国五条”的20%也差不多了，这还不算物业税一节。无怪乎时人抱怨“国民党税多”。
那时候鲁迅的固定收入是每月200块大洋，许广平基本上没什么收入，就算两口子不吃不喝，攒上二十年也买不起一所房子。
不光鲁迅买不起，绝大多数劳动者在上海都买不起房子，因为他们比鲁迅的收入还要低。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工厂里最熟练的技工，月薪也不过三四十块大洋;在绸缎庄做足10年的老店员，每月平均才挣二三十块大洋;黄包车夫每月拉够30天活儿，平均收入还不到20块大洋。
不但是体力劳动者，就算是颇有名气的文人墨客，要想买一套房子也十分困难。已经成名的文学家茅盾在杂志社做编辑，月薪只有100块大洋;郁达夫风头最劲的时候，每月版税不到200块大洋。
郁达夫散文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里有一位在烟厂上班的年轻女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月薪仅仅9块大洋。这么低的收入，勉强够糊口和交房租而已，用什么买房？
既然上海市区的房价太高，鲁迅和许广平为什么不像今天的小白领一样，去远郊买房呢？我估计许广平也产生过这个想法，因为她在信里写到南翔房价的时候，简直兴奋得不得了。但是直到鲁迅去世，他们都没有去南翔买房，也没有去远郊的其他乡镇买房。究竟为什么没有买，我想我能猜到一些原因，例如交通不便(当时从市区去南翔得坐火车，一天只有两趟车)，怕打仗的时候住在那里不安全等(几乎每次战争都会殃及上海周边的农村)。
不过应该还有一条原因：民国当局征收房产税和交易税太厉害，远郊房价虽低，买房和持有房产的成本却很高。所以说，即便是有了物业税，房价能不能掉下来也是一个未知数。民国的上海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回想起来，像鲁迅和许广平这样始终不买房的夫妻在民国很常见。例如梁实秋和韩菁清、郁达夫和王映霞、徐志摩和陆小曼、沈从文和张兆和、郑振铎和高君箴？？这些文化名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没有买婚房，结婚以后也都是租房居住。只有冰心是个特例，她后来在重庆歌乐山上买了一套二手房，但是她跟吴文藻结婚的时候，婚房却是在北京西山大觉寺租来的。
也许民国人的居住理念跟今天不太一样，那时候人们只求有房住，不求有住房，不像咱们现代人，没有婚房就不结婚，买了房子以后还想再买更大的房子。不过，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向民国人学习，因为现在的置业环境跟民国大不一样。
就拿鲁迅来说吧，当时他在上海买房需要一次付清，现在却可以按揭。当时他买房，需要支付加起来高达16%的各种税费，以后每年都还要再缴一笔“房捐”和“地价税”，现在买房的主要税费负担只有契税，最高不会超过6%，至于房产税，还在很温柔地搞试点，大多数“房叔”和“房姐”坐拥几十套豪宅，却用不着缴纳一分钱税费。
最重要的是，近20年来的经验教训一次次告诉我们，买房越早越省钱，买得越多越划算。通货膨胀这么严重，有点儿钱不去按揭一套房子，难道等着它变成一堆废纸吗？
所以每次见到“专家”们谴责现代中国人的居住理念，说正是人人都想买房的心态造成了目前的房价暴涨，我都要回应一句：这种心态不是中国人固有的，它是最近几十年的变态环境逼出来的。换成鲁迅活在当代，他也会冲进买房大军。
鲁迅为何精通赌博之道?
鲁迅专门拜了一个名叫王鹤照的工人为师，向他求教赌博之道。王鹤照对于市井平民的生活非常熟悉，他也懂得赌博场上的押牌宝、搓麻将、玩竹牌的方法以及赌场上赌徒们的规矩和场面。他把自己所知道的赌博中的所有东西都津津有味地讲给鲁迅听，还给鲁迅哼唱了赌博时唱的歌谣。鲁迅像一个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他一边认真听，一边用笔做记录，还认真地提问题。
鲁迅是一个从来不赌博的人，可是，鲁迅在他的小说里却把赌博写得极其逼真，让人一看就感觉鲁迅是一个精通赌博的人。
其实，鲁迅是懂得赌博之道的，而且，为了在小说里写好赌博的情节，鲁迅专门拜了一个名叫王鹤照的工人为师，向他求教赌博之道。
王鹤照对于市井平民的生活非常熟悉，他也懂得赌博场上的押牌宝、搓麻将、玩竹牌的方法以及赌场上赌徒们的规矩和场面。他把自己所知道的赌博中的所有东西都津津有味地讲给鲁迅听，还给鲁迅哼唱了赌博时唱的歌谣。
鲁迅像一个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他一边认真听，一边用笔做记录，还认真地提问题。
鲁迅在写《阿q正传》时，有两处对赌博作了生动的描写，一处是阿q押牌宝的情景：
阿q即汗流满面地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青龙四百！”“咳……开……啦！”庄家揭开盒子盖，也是汗流满面地唱：“天门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阿q的铜钱拿过来……！”
另一处是阿q从城里长了见识回来：
未庄的乡下人不过打三十二张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叉“麻将”，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叉得精熟的，什么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里的十几岁的小乌龟子手里，也就立刻是小鬼见阎王了。
赌博场面写得形象生动，完全像一个精通赌博的人写出来的。
尽管鲁迅懂得赌博之道，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始终都是不沾染赌博的。
疑问:《封神演义》和《西游记》有什么关系
相关疑问
一：“阐教”和“截教”
道教史上并没有这两个教派，是作者杜撰出来的。取名出自何典，不得其详。鲁迅解释说：阐，是明的意思，“阐教”就是正教；截，是断的意思，“截教”或者就是佛教中所谓断见外道。小说中把“阐教”写成正，“截教”写成邪。
二：《封神演义》和《西游记》有什么关系？
《封神演义》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稍晚于《西游记》，《封神演义》因袭或者借鉴了《西游记》是没有疑问的。哪吒的形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封神演义》结合了《西游记》里哪吒和红孩儿的形象，创造出一个手持火尖枪，脚踏风火轮的哪吒。另外，《封神演义》还借鉴了古代神话之类的故事，比如黄帝战蚩尤等等。
三：《封神演义》为什么入不了四大名著？
虽然《封神演义》创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但其中性格丰满的形象并不多，而且有一个致命的缺憾，就是所有人物的性格都是两极化，要么好，要么坏，要么忠，要么奸。而且《封神演义》的情节安排也太单薄、简单了，也是两极化，要么是朝廷内奸臣和忠臣的冲突，要么是叛将和朝廷之间的冲突，再或者就是纣王和西周的矛盾，这和《三国演义》根本没法比，要知道，社会上的矛盾从来都是多极存在的，《三国演义》正是把它的情节植根在“三”的多极冲突中，而且三国中人物塑造也很成功，形象丰满的人物比比皆是。
四：电视剧是不是有漏洞，为什么会出现孔子之类的话？
这不能怪电视剧，原书就是这样写的。真实的历史上，不要说孔子了，就是道教在武王伐纣时候也没有呢，道教的老子和佛教的释迦牟尼和孔子差不多一个时代，他们都在武王伐纣的五百年后才诞生。要记住，《封神演义》描写的宗教情形绝不是历史的摹写，而只能是作者那个时代的现实的投影。
萧伯纳与鲁迅、宋庆龄等七人照的故事(附图)
《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这两张历史照片，是时任《上海晨报》摄影记者的毛松友拍摄的。
上世纪90年代，我两次赴京采访毛松友先生，专门问起过《鲁迅、蔡元培、萧伯纳》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毛松友对我说，1933年2月17日午后，蔡元培先生派汽车到《上海晨报》馆，接他到孙(中山)宅拍照。那天早晨，萧伯纳到达上海，近百名记者都在捕捉萧伯纳的身影，被宋庆龄安排在青年会等候，因为下午二时萧伯纳要到那里讲演，并会见记者。毛松友之所以有单独进入孙宅的特殊待遇，是由于他的恩师蔡元培先生为他提供了方便。
次日，《上海晨报》就刊出了《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这两枚照片。鲁迅、蔡元培、萧伯纳“三人合影”
1983年10月号《摄影世界》刊载毛松友先生翻译的加拿大摄影家尤索夫·卡施《为乔治·萧伯纳摄影》一文。在“译者的话”中，他回忆起半个世纪前自己为萧翁照相的经历，写道：“1933年2月，萧伯纳到了上海。当时我是《上海晨报》的记者，前往采访。给他和鲁迅、蔡元培等照了合影后，提出想为他单独照张相。他同意了，并未限制我时间，随即给他照了一张半身像。我用的是反光新闻镜箱，相机虽然老式笨重，但从请求、同意到拍完，不过十分钟。当年萧翁已76岁了，身躯修长，站在一起高我一头。他微俯着，眯起眼，对我莞尔而笑说：‘你是一位高速摄影家。’我笑着说：‘先要感谢您允许我的请求。至于我们的工作，是以秒计算的，特点就是快。’他听了也笑起来。握别后，我常常想起他那一把大胡子，丰润的脸庞，慈祥的微笑，温雅而风趣的话语，带着老年人的爱抚……而今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但萧翁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给我留下崇高、美好的印象。”
有一种说法，那天在宋庆龄家里，史沫特莱女士拍“萧、鲁、蔡”的合影、杨杏佛先生拍那张七人合影。我想亦是事实，很正常，因为史沫特莱也是记者、杨杏佛先生喜欢摄影。况且，旧时摄影比较随意，不像现在那样，所有在场的大人物都要进去，还要“排座次”的。然而，从办报和编辑图片新闻的角度来说，次日要见报的新闻照片，一般都是由本报记者提供的，因为快捷，方便。记者拍好照片，报社有暗房，马上可以洗印出来制锌版。那时没有数码相机，可以网上传递。因而，非本报记者拍的照片，等到照相馆洗印出来，再送到报社，要好几天呢，新闻就变成了“旧闻”。我从事新闻工作大半辈子，了解报纸采用新闻图片的规矩与程序。
2003年11月，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毛松友摄影艺术作品集》中，收有黑白照片134大枚，跨度长达61年，其中两枚就是《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和《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前者之说明文字：“世界著名作家萧伯纳，1933年2月17日环球旅行到上海，在孙(中山)宅午宴后，与蔡元培(右)、鲁迅(左)合影，当天乘原轮离开上海。”后者之说明文字：“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等七人合影。”
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原因，“七人合影”配发在一些纪念鲁迅或宋庆龄的文章中时，图片上只出现鲁迅、蔡元培、萧伯纳、宋庆龄、史沫特莱五人，林语堂和伊罗生被挖掉了，因为林语堂是“反动文人”，伊罗生亦被定性为“托派分子”。而且，不管“三人合影”或者“五人合影”，刊登时都未署作者姓名。
争议：七人还是五人？林语堂等人为何被涂掉？
毛松友先生(1911～2000)，浙江江山人，是我国著名的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家。他1932年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毕业后，即由蔡元培先生推荐入《上海晨报》当摄影记者。抗日战争期间，他放弃了在《上海晨报》待遇优厚的工作，参加“世界红万字会”小分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疏散难民、收容和教养战区难童，同时也拍摄了大量反映上述史料的新闻照片，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和所遭受的巨大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文化部、新华社、太原图片社和轻工部任职期间，更是相机不离身。六十多年来，他拍摄了十万多幅反映社会、历史、战争、生活、风光等题材的照片，有很多已成为我国珍贵的历史文献。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摄影记者们》、《被日寇轰炸的中国公学遗址》、《上海北站》、《毛泽东在北京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周总理在十三陵工地上》、《彭真市长接见市民》等。
毛松友的摄影理论著作《新闻摄影概论》刊发于1934年4月出版的《黑白摄影》。1952年出版的《新闻摄影》，再版六次，是新中国建立时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摄影家的启蒙教材。他的摄影作品《三峡帆影》被印成邮票和明信片，《韶山》入选大型画册《中国》。“七人合影”变为“五人合影”，林语堂和伊罗生不见了
鲁迅死后楠木棺材和墓地谁送的 丧礼主办人是谁
鲁迅的身体每况愈下，自1936年始，病体沉疴，常是卧床不起，让人揪心不已。1936年3月2日，鲁迅“骤患气喘”，宋庆龄闻讯后深感忧虑，特意寄去食品，以慰问宽抚。鲁迅在3月23日的日记中写：“收到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
大陆新村的寓所里，虽然设备齐全，供暖供电供水很方便。但是人文环境不好，里面杂居了许多外国人，有几个日本小孩子经常欺侮小海婴，鲁迅曾一度想更换居所。宋庆龄获悉后，四处托人，设法在上海江湾找到一处宜于疗养地方——叶家花园——供鲁迅疗病静养。这叶家花园原是浙江巨富所建，一开始设有跑马场、弹子房、瑶宫舞场，还有电影场、高尔夫球场，时称“夜花园”。后来毗邻的英国居民因其过于喧嚣而告到市政府，于是政府勒令花园停业了。浙江巨富的儿子从圣约翰大学学医归来，就在花园里建了个医院，花木葳蕤中出现了一个肺病疗养院。
这叶家花园对于鲁迅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宋庆龄表示，叶家花园租金由她来承担——宋庆龄对战友的关怀，可谓至情至性了。可是鲁迅正在紧张编选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他再一次婉言谢绝了。
鲁迅病危的时候，宋庆龄恰因阑尾炎住院治疗。史沫特莱到医院看望她，讲述了鲁迅的不好的情形，宋庆龄十分焦急，她掀开被子，就要去看鲁迅。医生与陪护人员忙拦住她，说她伤口未愈，不能出院。情急之中，她就让好友廖梦醒代笔，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力劝鲁迅赶快入院治疗。她在信中写：“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一个接一个的感叹号，是她的拳拳之心，急迫的关爱之情跃然纸上。
不幸还是如影相随，一代文豪终于倒下了。然而，作为“左联”的一面旗帜，他是不能倒下的，他荧荧的光辉，还要烛照下去。考虑到潘汉年、冯雪峰们处于地下工作状态，不方便出面组织，所以这个隆重的葬礼，只能由宋庆龄出面。
墓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这是上海的一流公墓，初名薤露园，后改名为万国公墓，意思是中外亡者皆可长眠此地。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葬过总督、尚书、邮政大臣、上海道台，包括宋庆龄的父母，这是宋庆龄亲选的。周海婴回忆说：“父亲去世后，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那是孙夫人宋庆龄推荐的，因为在入口不远处有一大块土地是宋家墓地。”
选好墓地，她还订了个楠木馆材，深红色，左右各有两个铜拉手。棺内衬有白缎，有枕，上加内盖，上半身为玻璃，下半身为薄板。这种半透明式的馆材，便于民众瞻仰，自然价格也高昂。据1936年10月22日《大晚报》载：“灵柩的代价，据说是九百元，为宋庆龄女士所送。葬在万国公墓的一个墓穴，值价五百八十元。”
许广平悲伤过度，早已不知如何办理丧事，一应费用与杂务，全是宋庆龄牵头来办。他们成立了一个治丧委员会，各有分工。宋庆龄出了一大笔钱，用于葬礼。胡风曾以一个现场目击者的身份写道：“丧事两三天后，我去看许广平，看到茶几上放着包着一厚叠纸币的信封。上面写着孙中山式的粗笔画：‘周同志’三个字，下面当有‘丧礼’之类的吧。”
送葬的路线也是她定的，从胶州路出发，沿北京路，途经美丽园到达虹桥万国公墓，整个送葬时间长达两个小时。如果不是宋庆龄，这条线路肯定会被当局拦截。但他们拿这个国母、蒋介石的大姨子毫无办法。因为路径漫长，又是途经闹市，所以送葬的队伍不断壮大，由最初的几千人，增加到两万多人，如同滚雪球一样。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一起唱着挽歌，呼着口号，昂首踏步，行走在大上海的繁华街道上。
10月22日下午4时半，鲁迅的葬仪在万国公墓礼堂前举行。蔡元培致辞，沈钧儒报告事迹，宋庆龄、内山完造、章乃器、邹韬奋、萧军相继致词，胡愈之宣读悼词，许广平朗读题为《鲁迅夫子》一文致哀。向灵柩行礼默哀后，王造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献旗于柩上。旗为白缎锦旗，上贴沈钧儒书写的“民族魂”三个黑绒大字。宋庆龄发表了激昂的演讲。至此，鲁迅与宋庆龄的革命友谊抵达了巅峰。
鲁迅为何不在辛亥革命阵营中?鲁迅与辛亥革命
看辛亥革命历史，发现忽略了一个身影：“硬骨头文人”鲁迅。当时他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辛亥革命那年，他才30岁)，但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染指革命。
是不是他找不到革命队伍、苦于无法加入？
非也。革命队伍就在他身边，辛亥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日本东京，而鲁迅当时就是中国留日学生一员，加入革命无需翻墙就可实现。甚至鲁迅还受到革命动员，但他最终还是避开了革命党，选择不革命，这是为什么？
提起鲁迅，不能不提他的同窗陈天华，对今天中国大陆年轻人来说，陈天华似乎是遥远而生疏的名字，其实他离今天并不远，他的名字在海内外回荡百年，其影响不亚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05年12月8日，为抗议日本政府驱逐中国留学生、提振革命阵营一致对清，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他在临死前留下的绝命词震惊了当世。他的死，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极大触动，其中就有周树人(鲁迅)。陈天华死时年仅31岁。而鲁迅当时只有25岁，他已在日本留学了三年，在中国的留日生群中，几乎没有鲁迅佩服的人，然而陈天华却令鲁迅汗颜。
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人。
陈天华虽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但陈天华不同于一般文人，他不是光说不练，而是大胆践行，实言实行。
在言论上，他锋芒毕露;在行动上，他比日本武士道还武士道——重义轻死，“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唤醒民族精神的目的，不惜以身相殉。
而鲁迅是个只发表言语的“纯文人”，他不主张行动。他在东京留学时期接触过一些革命者，倾向革命，同情革命者，有反满思想，但他并不赞成使用暴力手段，甚至不赞成激烈的言词。革命党要他参加组织，采取实际行动时，他表现了犹豫的态度，担心自己的家人。他在东京听了号召革命的反清演说，就表示了不满。后人塑造他的革命家形象时，说他参加了光复会，但却没有实在的证据。
在比较陈天华和鲁迅时，也有人认为陈天华是个徒撑“匹夫之勇”的“愤青”，而著作等身的鲁迅才是“理智的人”。然而翻阅陈天华的言论，并不比鲁迅肤浅多少。陈天华不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他只是不想把理性当做胆怯的借口。
“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
——这是面对“日本亡华”的忧虑，陈天华给出的深刻见解。
“与其刻于语言，不如刻于行为。既然他们不相信语言。”
这句话不是陈天华讲的(三岛由纪夫名言)，但却系陈天华之魂。
革命的时候，需要硬汉子，不需要空叹的文人。陈天华堪称同盟会的“才与魂”，他的精神与胆量影响感染了到当时很多青年人。在这一群体中，年轻人胸怀大志，指点江山，敢作敢为。成为一代风尚。
为什么不选择慢慢启蒙而选择冒死革命？且看陈天华所说：
“国势堕落十丈，比如一炉火，千个人添柴添炭，一个人慢慢运水，那火能打灭吗？兵临境上，你方才讲学问，讲教育，能开通风气，犹如得了急症，打发人往千万里之外买滋补的药。直等到病人的尸首都烂了，买药的人才回来，怎么能救急？为今之计，唯有不顾成败，节节打去，得寸是寸，得尺是尺。”
“只有现在舍死做几次，实在无可奈何了，那后辈或者体谅前辈的心事，接踵继起，断没有自己不肯死，能使人死的……人所不为的，我便当先做，这方算是真读书人。”
虽然鲁迅在陈天华自杀之后也说，满人入关杀尽了汉人气节，从此，汉民族失去血性和胆气。陈天华的出现，实现了汉民族血性和胆气的回归或重建(大意)。但他还是坚持以文字救国、而不愿付诸行动。
于是，就在陈天华自杀的第二天，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上，出现了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人反对集体冒死回国的一幕。被留学生们公推为召集人的秋瑾义愤填膺，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鲁迅与陈天华终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陈天华是文人，也是实际的战士。而鲁迅不是实际的战士，只是文人中的战斗者。他们的不同，不是战斗方式不同，而是对死亡的态度。
陈天华认为大家都畏惧死亡，这是无可非议的，人人都有畏惧死亡的天性。但是他主张撞着可死的机会，就一定不要害怕。因为他反对空谈救国，主张知行合一，他说：“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他为自己规划了两条人生道路：“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
陈天华之举，令那些动口不动手的“纯文人”与“职业革命家”，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文人向来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个尴尬的角色，没他们不行，但有他们却也不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
自古文人不成事，一因为没有独立的组织，不能获取独立的经济地位，所以必须依附于豢养，无法独立成事。二是因为他们害怕暴力、没有以暴制暴的能力，而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年之变迁，非暴力革命决难打破。对此，革命党人有清醒的认识，与陈天华一道的“刺客”汪精卫就曾说过：
中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有着这般见识的革命党文人，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他们敢说敢干，不仅造反成了，而且成就的还是经天纬地的大业。陈天华死后仅6年，倒行逆施的清政府终于被“非传统文人”的革命党人推翻，这不能不说，唯有如是文人才能改变国家命运、提振民族精神。
鲁迅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并不影响他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只是彼时国家更需要的是革命家而不是文学家。辛亥革命前夕，鲁迅从经济到精神都很困顿，是辛亥革命改变了他的处境，使之成为无所顾忌的独立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