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
蒋介石为何要气死老朋友杜月笙背后的秘密
1949年4月27日，上海春意盎然，正到处是“风吹新绿草芽青，雨湿轻黄柳条润”的景致。可是四周隐约传来的隆隆炮声，打破了寻春人的悠闲心境。国民党军队行色匆匆，一路扰民而去，这座远东最大的工业城市，马上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这天夜里，上海滩一代大亨杜月笙黯然神伤地独包一艘荷兰轮船，携妻妾、子女、朋友和随从数十人，逃离上海，去香港避风。杜月笙到香港，租住坚尼地台18号底层。这是他的一个门生替他租下的，仅三房一厅，比起他在上海的华格臬路杜公馆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复发，大概是一路劳顿，受了风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自此以后，他整日蜗居于此，几乎是足不出户。
当初，蒋介石去台湾前，曾在上海召见过他，再三拉他去台湾。杜月笙知道老蒋的用意，若他坚持留在上海，蒋介石决不放心，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他说：“总裁的美意，月笙心领了。不过台湾的气候潮湿，天气又太热，近来我的气喘病又复发了，我想先到香港治疗一下，再到台湾执鞭马前，不知总裁肯否应允？”说完，故作气喘吁吁状。
杜月笙知道老蒋不会重用他了，现在如孑然一身随蒋赴台，结局无非寄人篱下，势如软禁。但不去台湾，共产党能容忍他吗？黄炎培、章士钊等人都来做过他的工作，中共中央发自西柏坡的广播，也天天传至上海，说希望他能留下，以协助维持上海的社会秩序，可以不计前嫌。然而，杜月笙对这些总是将信将疑。
老蒋焉能不知老杜的心计，于是丢下一句话：“哎，我只是不忍看着朋友都成为共产党的刀下鬼，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变节投敌！”这句话份量很重，杜月笙下定了去香港的决心。到香港不久的一天，杜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客姓陈名光甫，原是上海鼎鼎大名的金融巨子。他经营的上海银行，首创一元起存，为中国最早的商业储蓄银行，因经营有方，资金从最初的七万元，滚雪球般累积到上千万元。后来这个金融奇才被美国人发现，再推荐给蒋介石，蒋就派他做与美国大财阀的联络工作，他在国民党内经济界的地位仅次于宋子文等人。杜月笙虽是黑道头子，却最佩服这等人物，故在上海时就与之结为密友。
宾主落座后，陈告诉杜月笙一个消息：昨天接北京来电，北京中国银行已派人来港，要与杜月笙、陈光甫、张公权、宋汉章等金融界头面人物见面。“是否关于我们的股份事？”杜月笙果然聪明，一猜即中。原来，杜月笙、陈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几个金融界巨子，如张公权、宋汉章、李铭等，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商股董事，是中国银行的大股东，至解放前夕，各人仍在该行有数目不等的股权。1949年他们逃离大陆时，也顾不上这笔股份了。此番中国银行改组，要开股东大会，中共考虑到这批人的特殊身份和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特地派人到香港，拟邀请他们回北京参加改组会议。这批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便打算问计于杜。
陈光甫说：“北京代表自然要我们回去开会，如何应付，请杜先生作主，总宜立场一致方好。”于是，杜重新掼出大亨的派头，说：“公权、汉章、李铭都在香港吧？我叫墨林通知，大家晚上去青山大饭店聚一聚，议一议，怎么样？”陈光甫自然称是。在青山大饭店酒过三巡后，对回北京参加中行改组会议一事，众人仍无决断，有说不能去的，亦有人说去又何妨的。杜月笙还是老样子，不先表态，也不插嘴，等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才缓缓站起来说：“大家都是老朋友，应该采取一致立场，决不能闹内讧、出洋相，叫外人看笑话。”
众人都说：“杜先生说得对。”杜月笙稍沉思一会儿，接着说：“今天，我们都算是无家可归之人，今后到底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还很难说，既然北京来人叫我们回去开会，这是给我们面子，顺水人情不能不做，礼尚往来嘛。”众人琢磨着杜月笙的话，有些吃不准：“你是说要回去？”“不，尚未到回去的时候。”杜月笙摆摆手，眼睛往各人脸上扫过，胸有成竹地说，“我的意思，大家可以出具委托书，派代表去北京开会，如何？”
杜月笙这一两全其美的妙计，确有高人一筹之处，为今后的进退，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他知道，香港弹丸之地，绝非长久居留之所，尘埃落定，叶落归根，最大的可能还是回大陆。然而，世事难料，已经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参加中行开会之事，因钱新之的出现，差点作罢。钱新之，原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蒋介石是密友，为蒋筹钱款甚多。后来与杜月笙在上海、重庆等地合开银行、公司，关系密切，几乎无话不谈。解放前夕他们一同逃往香港，在港台之间搞运输业务。钱也是中国银行董事。
1950年春的一个晴朗之日，杜月笙散步，路过钱新之家门口，便登门拜访了钱，并共进午餐，听说老友杜月笙他们在商议赴京开会之事，钱亦想加入，但问明情况后，又犹豫起来，不肯签委托书。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说：“这一签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种花，陪杜先生聊天了。”
其余诸人听说此事，也都想打退堂鼓。杜月笙着急，叫手下人再去说服钱新之，结果仍未说动。于是，他请钱新之出面，再召集众人议一议，钱怕负“策动”罪名，亦不肯照办。杜月笙急了，他不愿此事半途而废，更不愿说过的话作废，便叫万墨林打电话，约钱新之等人来家中协商。杜月笙躺在床上，对大家说：“我辈皆年逾花甲，即死也不算是短寿，彼此相处数十年，目前行动难道不能一致吗？做人以义气为重，我主张大家一起签名，任何危险，共负之。”
钱新之沉默之后，挥泪说：“我豁出去了，大家就听杜先生一句话吧。”杜月笙关照，为了诸老的安全，此事暂时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没几天，这个消息就传得纷纷扬扬。本来，实际情况是无所谓的事，不料却震惊了海峡对岸的中枢神经，蒋介石对杜月笙“亲共”行为极为不满，以至引发出一场轰动一时的大风波，史称“中行事件”。
蒋介石气急败坏，指使手下对杜月笙不断进行“神经战”(造谣诬蔑)，并派遣特务赴港，直接对杜进行威胁恐吓，说共产党要对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罪行进行清算，大陆已派暗杀团来港，准备就地处决他。一连几天，杜月笙辗转病榻无法入睡，神经衰弱到极点，身体衰弱到极点。几位医生先后前来诊断，结果大体相同：精气神俱缺，恐非药物能奏效耳。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又一次昏迷过去，醒后即叫家人请来秘书胡叙五，说要口述遗嘱。胡来到后，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但心里也明白老杜的确不行了。杜月笙脑子十分清醒，用嘶哑的嗓音，对众人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及早录下遗嘱，不要到时悔之晚矣。”
遗嘱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口述一阵后，他叫胡叙五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杜镛。老友钱新之、陆京士、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五人，应杜之邀请，于遗嘱上副署，监督以后遗嘱的执行。杜月笙立遗嘱后，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进入弥留状态。医生说：“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肾、肝均发病，已呈总崩溃，回生乏术，只不过拖延时间罢了。”
8月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来，嘴巴嚅动了一下，想要说什么，竟没发出声音来，泪水倒先流了下来。当天晚上，台湾蒋政权内政部长洪兰友奉蒋介石之命，专程飞赴香港探望杜月笙。出了九龙机场，他马不停蹄，驱车直奔杜府，进入病室，时已深夜。
洪兰友此番来港，还带有一个神秘任务：他带来了一份台湾方面已拟定的所谓“杜月笙遗嘱”，要在杜月笙死后，让其立即见报。这份所谓“政治遗嘱”，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经过杜的同意，当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遗嘱。其内容无非是杜月笙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未能亲见台湾复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深为遗憾、死不瞑目云云。不过，杜月笙死后，刊载于大小报刊的“政治遗嘱”，却与洪兰友带来的这份东西有很大出入，语气委婉了许多，虽然它也同样未经杜月笙过目。
1951年8月16日下午，杜月笙面如死灰，眼见得就要上气不接下气了。护士急忙注射强心针，仍无效。正在大家手忙脚乱之际，一个人无意中摸到杜月笙的脚，突然叫起来：“哎！脚冰凉了！”有人一看表，4时50分。一代枭雄杜月笙，就此西归。
上海青红帮大佬杜月笙精心细选造祖宗是谁
咱中国人讲究论个资排个辈，见个面还得讲讲身份资历。如果两人同姓，往上数几代，看看能不能是一家，如果不同姓，比比咱谁家的姓大点，祖宗是谁。这就不好办了，祖宗这个意思咋说呢？好祖宗当然是奢侈品，但是一般人也都没有。也许往上数几十代，如果能数得出来的话，那都是头顶稻草的一农民，比起来就不好看了，于是就有聪明人想到了选祖宗。当了皇帝老子的后人肯定比普通人强，实在这个姓就没过皇帝，那也不要紧，退而求其次，选个名人出来也不错。总沾得点光，对自己有好处。
解放前有不少人都在选自己的祖宗，反正大家都在选，也就不追究了。其中闹成了笑话的当然是在大人物，就如当年的袁世凯，要当皇帝了，总得有个阔点的祖宗，但是找来找去，找到了袁绍和袁术，这两兄弟倒是家族不错，四世三公，是三国大名人，可是结局都很难看。于是有高人给他找到了袁崇焕当祖先，这个好看。袁大将军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特别是还是抗清名臣，符合袁皇帝当时的身份。可惜好看没有用，这个老祖宗保佑不了他，袁皇帝当了83天的皇帝，还是下台，不久呜呼哀哉了。
还有一个是杜月笙，上海滩的青红帮大佬，呼风唤雨，是大人物。可是他的祖宗不给他长脸，没出个将入个相的，他本人也是个水果小贩，社会底层，纯草根，这个和大佬的地位还真不配。既然自己这辈不行，那就往上找吧，先把祠堂修起来再说。祠堂一修，高大壮观，可是放谁进去住呢？他的御用文人们找遍史书，终于找到两位，晋代的杜预，大名鼎鼎，灭吴统帅。可是距今年代太远，中间得造好多祖宗，麻烦。再翻，翻到了最出名的，官做得最大的，唐代杜如晦。杜如晦是名相，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主儿，好家伙，可以拿得出手。可是杜如晦的名字是取自于诗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虽有文化内涵，可是晦字真心不好，不吉利。总不能一开头就来个晦暗不明，多晦气，于是放弃。再选最有名气的文人就是杜甫了，可是杜甫一辈子不走运，死得还特别不雅，都不好。可是除了这几个，真找不到了，怎么办？没关系，有专家！国学大师章太炎亲自出马，为他考证，终于找到了证据，原来杜甫的祖先是上古尧帝，这下不错吧，于是杜月笙就从卖水果的小贩变成了尧帝的后人了，立刻“身价百倍”。
杜月笙是第三者?孟小冬与梅兰芳分手条件苛刻
2007年5月的某一天联系到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杜维善时，电话那头的声音是一口标准的京腔，在电话里，杜先生把采访约定在未来他回大陆的某时机。时间久了，这个约定也慢慢淡忘，偶尔想起，以为不过是谢绝采访的一种婉拒。不料上月某天，突然接到电话："我是杜维善，我到北京来了。"见面时坦率告知之前的疑虑，杜先生只淡然一笑："我答应你的，就一定会兑现。"
75岁的杜维善并不善谈，谈话中偶尔流露出的眼神也颇有几分凌厉。每一位知道杜维善身世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将他与熟悉的一个形象暗暗做对比，那便是他父亲杜月笙，这位被称为上海滩教父式的人物，几乎成了旧上海的符号。
上世纪60年代起，一个偶然的机会，杜维善开始收藏中国古钱，直至今日已是收藏界颇有分量的收藏家。1991年，杜维善将自己收藏的全套丝绸之路钱币捐给上海博物馆，填补了一项空白。杜维善并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杜月笙之子的身份，他更愿意以收藏家的身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
因为父亲与梅兰芳、孟小冬的关系，杜维善也关注着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不过对孟小冬与梅兰芳之间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杜维善坦言并不指望电影能展现多少。
青帮大佬杜月笙生前最后一句话:中国还有希望
杜月笙(1888年-1951年)，原名杜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提起有“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上海皇帝”之称的杜月笙，人们头脑中就出现上海滩流氓大亨的形象来。本文着重探讨其鲜为人知的四个侧面，使其历史形象更为丰满些。
一、重视文化
杜月笙曾这样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失学儿童的痛苦经历，让他永生难忘。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很看重文化。成名后，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养，门厅高悬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时时鞭策自己。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古人处世方式;他勤练书法，签名写得相当漂亮;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不论天气多热，他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杜月笙还广结名流，许多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如章太炎、章士钊、杨度、江一平、郑毓秀、秦联奎、陈群、杨云史、杨千里等，都是他的寻常座上食客，连同名震天下的大教育家黄炎培也是他的好友。文化的熏陶，使杜月笙的整个气质脱胎换骨。著名老报人徐铸成回忆他年轻时第一次见到杜月笙的情景时说，他原本以为此人定会是青面獠牙，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位言谈举止都很斯文的瘦削老人。
二、重视教育
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他们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其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10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
三、积极抗日
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到救国捐款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他筹集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用以劳军。八一三抗战后期，他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20万个饼。他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发动与组织上海各界力量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1/6。杜月笙还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并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荷兰进口的一千套防毒面具，赠送给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使用。
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召开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大会，通电全国组织对日经济绝交执行机关。杜月笙等27人被推选为绝交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19日上海银行业根据绝交委员会的决议通知各行庄停止对日汇兑证券交易时，杜月笙主持的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单位一体照办。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还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接下来，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制止了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并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了汪精卫汉奸集团……
四、看淡金钱
1949年后，杜月笙想去法国，希望蒋介石给他办护照。老蒋说，护照可以办，先交15万美元手续费。杜月笙仰天长叹，才明白天下最狠的流氓原来不是他姓杜的。杜月笙晚年，拿出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全部予以烧毁，并告戒后人不得追讨余债。其中光是王新衡就欠了杜月笙500根金条，还算是少的。杜月笙去世时，只留下了10万现金，每个老婆各拿一万，儿子一万，未嫁的女儿六千，已经出嫁的四千。据其女杜美如说，杜月笙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杜月笙 张啸林 黄金荣 谁是上海滩真正的老大
闻名上海滩的三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以善于为人处事而著称，其才智和手段都比黄金荣、张啸林更胜一筹，因此杜月笙后来者居上，成了上海滩的老大。但是很多朋友又提出，杜月笙是上海滩的老大，那王亚樵又算老几？王亚樵与上海滩三大亨相比，究竟谁的实力更强？谁的影响力更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
上海滩三大亨与王亚樵，当年都是上海滩上的名人，三大亨属于青帮，王亚樵创建斧头帮并担任帮主，其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有10万之众，实力不容小觑。周星驰电影《功夫》里就有斧头帮的片段，当然那是戏剧化了的斧头帮，当不得真。青帮三大亨和斧头帮帮主王亚樵双方都是在上海滩地面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日子久了，难免有些磕磕碰碰的，最后免不了要明争暗斗一番。
一、黄金荣vs王亚樵
黄金荣是三大亨中首先知道王亚樵不好惹的一个。1925年后，王亚樵在上海加入了国民党，一次部分党员召开会议，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王亚樵就要揍杨虎。可杨虎身材高大，王亚樵身材瘦小，王亚樵于是踩在凳子上当众甩了杨虎两个大嘴巴子，这位手握枪杆子的司令深知王亚樵不好惹，竟然不敢还手，当场大丢面子，十分尴尬。
黄金荣知道此事后对手下说：“你们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
如果说黄金荣和王亚樵是间接较量的话，张啸林、杜月笙和王亚樵就是当面锣对面鼓的交手了。
二、张啸林+杜月笙vs王亚樵
张啸林、杜月笙和王亚樵的较量，起因是一条船，而这条船是属于上海招商轮船局的。
上海招商轮船局的董事长名叫李国杰，手握招商轮船局的管理大权。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招商轮船局进行改制，又新设立局长的职位，由赵铁桥担任。赵铁桥担任局长后，大权独揽，将董事长李国杰晾在一边，李国杰内心十分不满，于是决定除掉赵铁桥。
李国杰找到“上海滩暗杀大王”之称的王亚樵，请他干掉赵铁桥，以帮自己夺回被赵铁桥抢走的权力。王亚樵当时其实正在谋划除掉赵铁桥，因为在王亚樵的眼里，赵铁桥是个叛徒。
赵铁桥、王亚樵都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成员，这是1928年一部分国民党人因反对蒋介石的独断专权，在上海成立了的秘密组织，其在上海的领导人叫王乐平。但没过多久，赵铁桥私下就叛变投蒋。赵铁桥得知蒋介石急于除掉王乐平，就四下探寻王乐平的行踪。1930年2月18日上午，当赵铁桥终于探听到王乐平当天下午会在霞飞路寓所出现的消息后，立刻向蒋介石告密，并亲自带领数十名特务包围王乐平寓所，将王乐平开枪打死。作为对赵铁桥的奖赏，事后蒋介石任命赵铁桥为上海招商局局长。王亚樵查清王乐平的死因后，就决心除掉赵铁桥为王乐平报仇。
虽然王亚樵本来就要杀赵铁桥，但对李国杰的为人也有所耳闻，此人是个爱财如命、品行极差，于是王亚樵决定趁机敲李国杰一笔。王亚樵答应李国杰的请求，但同时说明，自己手下有一帮兄弟要吃饭，杀人可以，李国杰需要付酬金2万大洋。当时2万大洋，大约相当于现在600-1000万人民币。
李国杰提出先付1万大洋，事成后，等他当上了上海招商轮船局局长，将招商轮船局所属的“江安”号轮船交给王亚樵，冲抵剩余的1万大洋酬金，王亚樵表示同意。
王亚樵说到做到，没过多久，王亚樵的手下就抓住机会在招商轮船局办公楼前将赵铁桥打成了蜂窝洞。赵铁桥死后，李国杰并没有立即夺回招商轮船局的管理权，直到两年后的1932年，王亚樵托人到交通部说情，李国杰才被委任为招商轮船局的局长。当王亚樵依照原来的约定，来找李国杰接管“江安号”轮船时，却发现自己上当了。
原来李国杰在与王亚樵商谈暗杀赵铁桥之前，已经将“江安号”许诺给了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王亚樵的人到了码头，“江安号”从船长到水手都换成了杜月笙和张啸林的人，担任经理的是杜月笙的徒弟、张啸林的侄儿张延龄。王亚樵的手下不仅没有接管到“江安号”，反而被张延龄带人暴打了一顿。
杜月笙知道此事后，不愿与王亚樵结仇，就去找李国杰商量，李国杰提出把另一艘与“江安号”吨位、价值都差不多的轮船“江华号”交给王亚樵。王亚樵的手下都不同意，认为轮船事小，面子事大，一定要接管“江安号”，而张啸林坚决不同意交船，这样双方就结下仇怨。
一天夜里，王亚樵派人把张啸林住宅的后院墙炸了一个窟窿，以示警告。但张延龄依然不愿意交船，王亚樵于是带领五百多手下，携带刀、斧头、枪前往码头强行接管“江安号”。
消息很快传到杜月笙的耳朵里。杜月笙闻悉“斧头党”又卷土重来，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派人飞报张啸林，请其前来商议对策。
张啸林闻报，也是连连叫苦，立刻来到隔壁的杜公馆。二人未及寒暄，急忙商讨对策。
张啸林提议，先与王亚樵言和，暂作缓兵之计，然后派人将王杀掉。杜月笙不同意，说王亚樵最擅长的就是搞暗杀，无论我们能不能杀掉王亚樵，王亚樵的手下众多，一定会找我们寻仇，到时我们岂不是时时刻刻都成了别人暗杀的目标，以后还如何在上海滩抛头露面。
停了一会，杜月笙又说，少个冤家少份仇，多个朋友多条路，为了一条船，不值得和王亚樵这样的人闹翻，不如就做个顺水人情 ，把船交给他就是了。张啸林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虽然内心极不情愿，也只好点头同意。
杜月笙亲自来到码头，与王亚樵交涉。双方都是上海滩的大人物，见面后首先客气寒暄了几句。杜月笙说道，此事乃是误会，李国杰将船先许给王九爷(王亚樵字九光，人称九爷)，后又许给张啸林大哥，都是下面的人没弄清楚。此事是李国杰从中使诈，我与啸林大哥绝无与九爷为难之意，今天愿意把船交给九爷。
你我同在上海谋生，来日方长，大家都不容易，还望互相提携才好。
王亚樵十分清楚李国杰是将船先许给张啸林，后许给自己，而杜月笙的之所以将时间反过来说，一来是保全张啸林的颜面，二来也是给自己台阶下。张啸林、杜月笙都是在上海赫赫有名的人物，今天能这样做，已经是给了自己天大的面子了。
黑帮大佬杜月笙的另一面 为何如此热心慈善事业
作为解放前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杜月笙留给世人的印象总是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在上海滩作威作福。
人无完人，坏人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其实杜月笙身上也有关注教育、看淡金钱的一面。尤其他一直都积极投身慈善的行为更是值得称道。
热心抗战的杜月笙
在旧上海几个黑帮大佬中，杜月笙无疑是最慷慨的一个。最初杜月笙在黄金荣门下当差，黄金荣最看重的就是他的豪爽和义气。杜月笙一生看淡金钱，“用之如土”，他有名言“钱财用的完，交情吃不光。”认为只有舍得用钱、会用钱，才能广结人脉，成就大事。因此，把做慈善和杜月笙联系起来，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杜月笙的慈善生涯始于1922年浙江的特大水灾。当时在上海的浙江籍人士发起了募捐游艺大会，杜月笙也参与了，没想到高中头奖，他就当场捐出了300元大洋赈济灾民。由于他捐款数额巨大，在上海名声大震。
如果说这次捐赠是顺水人情的话，在1927年前后他进入工商界后，就开始积极参与各方的赈灾工作了。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都有慈善传统，比如虞洽卿、张静江等人总会在大灾到来之后积极募捐赈灾。
杜月笙对此更加投入，每次不但捐出大笔款项，而且为赈灾积极出谋划策。他曾经倡议将喜丧仪礼移作赈款，把黄金荣64岁寿仪大洋50288元移助赈款，还组织发起各种形式的游艺演剧助赈。进入抗日战争之后，他的慈善行为就更加主动了。青帮头子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合影。右为杜月笙，中为张啸林
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蔡廷锴血战淞沪，杜月笙和史量才等人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杜月笙是副会长。办公地点就设在福煦路181号—这里本来是杜月笙开设的赌场。他在学生界和文艺界组织起战地服务团，又在工商界带头募捐，并亲自在战火中驱车到十九路军军部，送去大量罐头食品和生活用品。
蔡廷锴曾经动情地说：“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战争期间共募集了93万元捐款，不仅为前线军队提供了大量物资，还开办了65个收容所，收容了3万多难民。据《申报》报道，“该会救济组所开办的7处临时医药所中，其中有4所为杜月笙出资兴建;为救济崇明难民，杜月笙又捐资1000元，占总捐款额的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杜月笙还领导上海浦东同乡会积极为东北义军及难民募集捐款。仅1932年7月至1933年5月间，同乡会就开展数十次募集捐款活动，获得捐款17万多元，全部汇交东北救济协会直接支配。
黑帮首领，也是红十字副会长
正因为他在灾荒赈济和日常慈善工作上的成绩，1934年11月，杜月笙被推选为经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黑帮头子当上红十字会副会长，放眼全球估计都是绝无仅有的了。
随着日军的入侵，身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杜月笙也把慈善重心转向了战士救护。他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成立多支救护队，创立24所临时救护医院，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在他的领导下，有4万多名受伤军民得到妥善救护。
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也赶到汉口部署救护工作。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统计达260万人。杜月笙在其中出了大力，很多救护物资、车辆，都是在他的号召下募集到的。
除了捐款之外，杜月笙还直接创办慈善公益机构。1931年，杜月笙和金廷荪各捐资10000余元在浙江创办了宁波市时疫医院、仁济医院，获得了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的金质一等奖章。1931年，杜月笙在家乡建设了一所医院。1933年5月，他又与虞洽卿等人创设虹口平民时疫医院。当时如有重症病人留院医治，手术、医药、住院等，一概免费，并免费注射防疫针。
有感于家乡没有学校，杜月笙在家祠附近建了一所学校，费用全免。1931年7月，他又在法租界善钟路116号创办了私立正始中学，自任董事长，由自己的私人秘书陈群担任校长。他赞助学校常年经费，1933年6月他一次就捐给学校大洋20000元。直到1935年8月学校完成最后一次招生。
为何如此醉心慈善？
作为没有受过教育，从上海小瘪三混入十里洋场的杜月笙，为什么这么关注慈善呢？这里面有他任侠尚义的性格和支持抗日的爱国热情使然，但其中也不乏他的精明算计。
虽然是混黑社会出身，但杜月笙头脑聪明，很有想法。他注重教育，学习书法，外貌文质彬彬，怎么看都不像黑社会。他很会审时度势，知道凭自己干的违法勾当永远都上不了台面，不可能获得当局的公开赏识。他曾把自己比作“夜壶”——用起来得心应手但难以见人，且用完后得赶快收起来。
而虞洽卿、王晓籁等人都是实业家、银行家，拥有显要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影响，也就成为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杜月笙想改变自己的形象，向虞洽卿等人靠近，得到当局和民众的认可，而改变的途径，就是慈善。
于是，他一边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一边利用租界内复杂的人事关系，上海社会的紊乱局面等等客观因素，与社会各阶层多方接触。
他是青帮大亨，又有烟赌的巨额收入作支撑，他可以募款，也可以捐款，更可以充当募捐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因为他的这些独特条件，每次临时赈灾机构的发起人中总少不了他，筹募组主任也多由他担任。
通过一系列的慈善行为，他顺利地洗刷干净了自己，身份也得到了提升，1936年当选为上海市总商会的常务理事，一直留在市商会的最高领导层。
1935年，国民政府查得杜月笙等人历次灾赈，“或自捐款在五万元以上，或奔走劝募在二十万元以上”，下令颁给杜月笙等人“三等采玉章”。这种荣誉勋章常颁给对国民政府有突出贡献的人士。蒋介石、汪精卫都曾亲笔题词称颂他，蒋的题词是“乐善好施”，汪的题词是“仁民爱物”。
虽然积极投身慈善有源于个人私心的成分，但是他的种种善行的确在灾难频发的当时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帮助，更不用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救护工作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杜月笙并未追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避居香港。晚年的杜月笙仍旧看淡钱财，把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付之一炬，并告戒后人不得追讨余债。杜月笙一生挣钱无数，捐款无数，去世时只给家人留下10万现金。
中国第一帮主杜月笙的是与非 杜月笙的黑帮往事
上海滩青帮头目，杜月笙，何许人也？
一、权势熏天
杜月笙(1888-1951)，上海浦东人。上海青帮头目，为“中国第一帮主”。游刃于商界、军界与政界，触角伸向金融、工业、新闻报业、教育诸多领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25年，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形成全球网络。很多海洛因通过官方渠道，进入法国大市场。构成由上海到河内、西贡，进而直到马赛黑社会之阴暗交通网，此网即科西嘉人“黑手党”之网。全世界八包海洛因中，即有七包出自杜月笙之手。杜月笙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
民国时期，上海风光年月，举国上下，何人不买杜先生之账？政界要人，军界魁首，商家巨子，学者名流，报界名记，更别说土匪、帮会，只消与杜月笙打过交道，大抵心悦诚服。
如果有谁对工人说杜先生不好，肯定会挨上一顿老拳，当年上海罢工，都是杜月笙支持。如果谁对叫花子如是说，那遭遇更惨，不仅挨揍，还会灌上一嘴大粪，因为上海滩每逢年节，施舍最勤最多的，是杜月笙。
有杜月笙一张条子，走遍中国，畅通无阻，无论你运的是黄金还是烟土。抗战期间，好多战前没有转移的企业家，就是凭着杜月笙的路条，在战火中，把机器从上海运到大后方。
二、儒雅行端
提起“帮会第一人”杜月笙，会联想流氓大亨青面獠牙，而真正见面，却是一个斯文之人。他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形象。
杜月笙重视文化，童年一个月学费只五角钱，可惜家里太穷，读到第五个月，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成名后，努力提高文化，门厅高悬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时时鞭策自己。他勤练书法，签名写得漂亮;注重仪表文明，不论天气多热，长衫最上颗纽扣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杜月笙广结名流，许多文化界大名鼎鼎人物，如章太炎、章士钊、杨度等，都是寻常座上食客，连同名震天下大教育家黄炎培，也是其好友。
他对子女教育重视，严格要求学业，其八子三女，都培养良好，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
杜月笙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在老家浦东耗资10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
杜月笙关系最密切之人，除帮中兄弟，就是梨园行之人。吃开口饭之人，每到一处，都得拜当地头面人物，多少有些不得已。但梨园行拜杜月笙，早已脱离拜码头原意，即使不拜，也断然不会担心杜门人来砸场子。拜门之意，既有讨好，也有交情，更多的是钦佩。
京剧界名头最响的梅兰芳，每次到上海，都来拜访杜月笙。京剧界最漂亮，活儿最好的两位坤伶姚玉兰和孟小冬，都先后下嫁杜月笙。这两人如果不嫁，绝不会有生命之忧，也不会影响市场，她们和杜月笙之间，绝对是你情我愿。
三、抗日之举
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党，杜月笙在上海助之。4月11日晚，设计活埋工人领袖汪寿华，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而抗日战争，杜月笙却功莫大焉。
抗战开始后，杜月笙参加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仅月余，就筹集到救国捐款150余万元，有力地支援前方抗战。他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用以劳军。八一三抗战后期，得知谢晋元团缺乏食品，仅用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20万个饼。他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发动与组织上海各界力量，认购救国公债7500万元，占全部发行量1/6。
他还弄到军中急需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并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要求，将从荷兰进口的一千套防毒面具，赠送给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使用。
杜月笙还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其中三个支队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因帮会关系而参加。
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封锁长江计划。杜月笙率先指令自己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进攻。
四、失落晚年
1948年春，蒋介石为挽救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改革，要求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之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判六个月徒刑，杜月笙明白，自己大势已去。
1949年，杜月笙想去法国，希望蒋介石给他办护照。老蒋说，护照可以办，先交15万美元手续费，杜月笙仰天长叹。
1949年4月，蒋介石单独召见杜月笙，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台湾，而共产党也通过秘密渠道会见杜月笙，希望杜月笙能留在上海。纠结之后，杜月笙决定既不前往台湾，也不留在上海，而是前往香港。
杜月笙晚年，拿出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全部予以烧毁，并告戒后人不得追讨余债。其中光是王新衡，就欠杜月笙500根金条。杜月笙去世时，只留下10万现金，每个老婆各拿一万，儿子一万，未嫁的女儿六千，已经出嫁的四千。
杜月笙去世前一句话是：“我没希望了，你们还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1951年8月16日，于香港病逝，终年63岁。
青帮大头目杜月笙对中国抗战的功勋究竟有多大?
抗日战争中的杜月笙
在大陆的报刊、书籍中，人们常看到有关旧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种种劣迹，间或提到，杜讲义气，有骨气，在抗战中作了一些贡献。也许这也是污点斑斑的黑社会头子人生的另一面。《北京日报》刊文，请《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朱小平对这位传奇人物在抗日战争的贡献进行了解读。
黑色的防刺背心酷似“防弹背心”，非常硬，拿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
文章称，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在抗战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文章认为，杜月笙在抗战中大致有四大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义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数万人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这一可观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许多都出于杜的号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毁家纾难”。在这一点上，他号召他所能影响的团体包括他的帮会组织捐助抗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战中，他坚持在上海，包括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直至11月上海沦陷，他才秘密撤退。杜月笙图片(杜月笙年轻时照片资料）
在上海抗战中，与戴笠共同创建了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配合正规军，参加抗战
杜月笙在上海抗战中所办的另一件大事是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加抗战。尽管戴笠一生以与中共作斗争为己任，但在抗战中，他的思想倾向基本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在这一点上，“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杜月笙与他是一致的。两人本来即为挚友，在抗日这一点上又有共识，所以两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别动队战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据说，杜月笙颇为悲痛，他不是心疼钱，而是哀怜那些为国捐躯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后，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筹措救护事业经费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也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
香港沦陷后，杜月笙撤退重庆，主持红十字会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
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海外物资大部分通过香港转运国内，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名义办理接收、转运，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对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后，杜月笙客居香港。1952年，他弥留前对妻子云：“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但他的遗愿终未实现，1952年11月遗骨被运往台湾，至今暂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不去台湾的内情：蒋介石拿我当夜壶
杜月笙晚年曾忿忿然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这一形象比喻，既是这位大亨对蒋介石怨恨的发泄，又是失宠后凄楚处境的哀叹。
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过过官瘾，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他把这一想法透给了军统局长戴笠。戴笠心领神会，转达给蒋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带着一帮随从，前呼后拥兴冲冲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传来千真万确消息，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原来是蒋介石对杜月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令杜月笙沮丧的事还在后头：火车快到上海时，门徒上车报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欢迎仪式，连本已搭起的牌楼也已拆除，北火车站还贴出了"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月笙闻讯气上加气，为避免难堪，临时改在上海西站下车。靠站时，竟没有一个要员迎接。
1946年夏，蒋介石为体现"民主政治"，下令"民选"上海市参议会议员。杜月笙信以为真，有意竞选议长席位，于是组织门徒大张旗鼓活动，摆出种种理由宣扬议长一职非杜月笙莫属，又不惜大把花钱拉票。哪知就在胜券在握时，传来蒋介石的口信：议长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担任。潘公展系骨干，蒋介石的亲信。这对杜月笙不啻冷水激顶，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奈何作了识时务的"俊杰"，在选举结果他当选议长后，马上宣读了一份"辞职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议长责任重大，本人为多病之人，不能担此重任，辜负诸公厚意，多请原谅，再予改选。"主持选举大会的市长吴国桢立即表示接受听从本意，另行重选。于是第二次投票，选出潘公展为议长。
一件件，一桩桩，杜月笙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三大战役结束，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下野。杜月笙知道蒋家王朝气数已尽，开始谋虑去从。为退路办了三件事：卖了杜美路上的一处公馆，得款60万美元;改任意挥霍为量入支出，裁减雇员，紧缩开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准备购买的住宅。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蒋介石请去南京，对他说："上海看来是难以守住的了，杜先生应有所准备，必要时携家小去台湾，协助党国共图复兴大业。"
杜月笙似乎料到蒋介石的这番"关心"，爽快地说："我是准备放弃上海以后的退步了。"
蒋介石曾听说，中共方面委托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他无论如何不愿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便以告诫的口吻加了几句："杜先生与中央合作有年，民国16年清党时，为铲除共党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与共党结怨甚深。共党是讲阶级讲斗争的，他们决不会放过你，切不可有丝毫的侥幸，以早日去台湾最好。"
杜月笙的话仍是半明半暗："总裁放心，我对共产党绝无侥幸之心。"蒋介石听了当然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但蒋并不就此罢休，还要设法争取，把杜月笙逼去台湾。
对于去留与去向，杜月笙早有盘算权衡。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断反共20余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就杀了包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在内的众多共产党人，可谓血债累累，所以不敢不走。至于去哪里呢？与蒋介石嫌隙既生，孑然一身去台湾，还不是寄人篱下？杜月笙选择了去号称自由港的香港。
杜月笙长孙:蒋介石曾拜在我祖父门下当门徒
蒋介石早年尚未发迹时，曾经到上海由旁人引荐见过我祖父，并且递过“红帖子”，所谓“递红帖子”的意思，就是投门生帖子，要在帮内施行摆香堂的仪式。
如果蒋介石崛起过程中，少掉了杜月笙，少了清帮、军统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蒋介石果真递过“红帖子”(即投门生帖子)，拜在清帮门下吗？蒋介石的“红帖子”究竟是递给了黄金荣还是杜月笙？蒋介石拜入清帮的“红帖子”最后为何不翼而飞？杜月笙究竟何事和蒋介石渐行渐远？杜月笙为何大骂蒋介石拿他当夜壶？一九四九年杜月笙为什么不愿意跟随蒋介石父子到台湾？昔日被称“上海皇帝”的杜月笙，长孙杜顺安(其父即为杜月笙长子杜维藩)现身说法，回忆他的祖父晚年种种，并解开几许历史谜团。下文即为杜顺安向笔者作的口述内容摘要。
抗战爆发，国民党军上海保卫战失利以后，祖父避居香港，我们一家人也追随祖父避秦于香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陷香港，祖父又被迫离开香港远走重庆。祖父的情报管道十分灵通，早在日本人准备攻占香港之前，就得知日本人要动手了，日本人出兵之前，他就先一步离开香港，去了大后方。
祖父之所以消息灵通，与其手下和日本黑龙会成员交往，颇有关系。黑龙会早在战前即介入日本政府内部，在军部里面，黑龙会的组织非常活跃，祖父手下和朋友们和这批日本帮会成员，很早就结识。
祖父去重庆之后，父母亲也在日军大肆搜捕之际，逃往重庆，由于时间非常仓促，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化妆成普通老百姓的模样，那时根本己无车船飞机可搭，只好连夜步行逃离香港，潜往大陆。由于担心带孩子走，在路上诸多不便，父母叮嘱两位保母照顾我和弟弟，把我们两兄弟暂时留在香港。
日本占领香港那年，我才五岁，刚上幼儿园，弟弟四岁。为了逃避日本军警追捕，保母带着我们两兄弟到处躲藏，今天住这个朋友家，明天住另外的朋友家，遇有风吹草动，马上又得搬家，不敢长久待在一个地方。一则是要躲日本军警，二则是保母身边恐怕钱也不多，没钱住好地方，我们两兄弟甚至跟着保母住过公寓房子的楼梯口，就在狭窄的空间里，将就找块空地，在地上铺被单床垫，休息过夜。
日本人晓得杜月笙有两个孙子流落香港，他们到处找我们的下落，目的是要以我们兄弟俩作为和祖父谈判要挟的筹码。
最后，日本人还是发现了我们的行踪，日军派了一名大佐，把我们送到一艘日本军舰上，走进船上的官长舱房，日本兵命令我们两个小孩子跪着，不准吵闹。日本人的兵舰很特别，官长船舱铺着日本榻榻米(日式房舍室内地板铺设的厚草垫，可供席地而坐)。从这一天起，日方拿我们为人质，和远在重庆的祖父谈条件。
我们很快被送回上海，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过了一年多。这期间，我母亲从重庆回到上海，特地来照顾我们两兄弟。
战争时期棉花奇缺，然而，棉花却是制作军用被服的必要原材料，中日两国进入交战状态后，日本人没有地方买棉花，找不着货源，无计可施，日本人被迫连系我祖父，要他帮忙。我祖父这时考虑我们安危，就用包括我在内的四十六个人，为交换条件，卖了一批棉花给日本人。
日军和祖父双方事先讲好，答应我们这四十六个人送到西北，日本方面释放我们，中国方面就把日本人需要的棉花，同时送交日本军方，以为交换。
日本军方派了十几名士兵，由一名少尉带队，队伍里边有两名腰间配挂武士刀的军官，一个士官长，护送我们这四十六个人到大后方，准备交给重庆方面。一位军官待人和气礼貌，还带我上城楼眺望远处的风景。另外一个军官，相貌如同凶神恶剎，连我们孩子好奇碰碰他的配刀，都被他当场喝斥。
我们一行人从上海到了南京，渡江之后，再循着淮河搭船往西北走，河岸边上有人拉纤，船才勉强逆水而上。我们一路艰辛到了宝鸡、潼关，再往西，就到了西安附近。日本人把我们送到陕西境内，某个指定的地点，日本军队的号手吹号示意要释放人质了，国民党军方面听到日军吹号，国民党军的号手也吹号响应，把满载棉花的几十部卡车往日本人的方向开来。我们四十六个人终于获得自由，这里边包括我两个叔叔，我母亲，我，还有前上海市长吴开先的女儿。我两个弟弟因为年纪太小，不方便长途跋涉，并没跟我们一道回重庆，留在了上海。当时，我一共有三兄弟，我是老大，最小的妹妹当年还没出生。
到重庆那年，我才七岁，和家人住在黄山官邸附近的一幢洋房里。那时章士钊也住在我家里，祖父以养士的方式对待章士钊。四川军阀刘航深(大军阀刘湘的亲信)的儿子，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
胜利之后，我们回到上海，祖父不和我们住一起了，他搬到上海的国际饭店，那时国际饭店那幢大楼叫“十八层楼”，是幢大公寓房子。我和父母亲住在上海华格臬路，现在这条路已经改为宁海西路了。我们一家和张啸林家紧挨着住隔壁，张是我祖父拜把兄弟之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国以原子弹轰炸日本，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胜利复员前夕，一条美国兵舰悄悄地开到黄浦江外海，祖父和戴笠在这条美国兵舰上见面密晤。戴先生何事秘密会见祖父？原来，国民党当局担心胜利后复员期间，军队、警察来不及从大后方运送到上海，接收沦陷区，担忧上海会发生青黄不接的情况，戴笠想请祖父出面，在国民党军警尚未进占沦陷区之前，清帮的兄弟能配合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暂时维持市面的秩序，并且为接收上海预作准备。
戴笠还和祖父在那艘美国兵舰上合影留念，若干年后那张照片却离奇遗失了。
祖父不光是帮蒋介石、帮国民党，更帮了国家和贫苦百姓不少忙。抗战爆发，中国空军战力完全不是日本空军的对手，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要我祖父发动民间捐款，组建新的空军，祖父自己先捐了购置第一架飞机的钱，为民表率。献机运动得到热烈响应，国民党空军元老因而都对祖父非常客气，像高志航、毛邦初、王叔铭这批国民党空军前辈，都很尊敬祖父。我小时候，碰到他们，这些前辈总是不约而同告诉我，多亏你祖父，热心捐输，带动民气，让空军很快能组建起来。
抗战期间，祖父蜇居重庆，某日，四川地方父老邀请祖父下乡，祖父事前完全不知道民众是为何事邀请他，等他到了目的地，但见男女老少在几里地开外即列队迎迓，地方上男男女女见到祖父下车，全部跪在地上向他嗑头谢恩，祖父赶忙扶起父老。生活条件十分艰困的地方父老，还特意杀鸡宰羊，摆了几桌酒菜，要请祖父喝酒吃饭。祖父被这幕情景弄得不知所措，原来，祖父以前捐了一笔钱赈济灾民，老百姓多亏祖父捐的这笔钱，才能活下来，然而，祖父压根儿早已忘了捐钱这档子事。
胜利初期，通货膨胀很厉害，上海民众怕交通银行倒闭，存户们纷纷前往挤兑，为了安定人心，祖父特地差人搜集两麻袋纸钞，亲自带着工人把这两麻袋钞票扛到交通银行，告诉行员杜某某要存钱，挤兑的民众眼见连杜月笙都还继续存钱，心想杜月笙都不怕银行倒账，我们还怕什么。原先争先恐后想提领存款的民众，逐渐散去，化解了银行的挤兑风潮。
到了一九四九年年初，过了阴历年，祖父命令我们全家离开上海，举家迁居香港，祖父和我们并不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每逢礼拜六、礼拜天，父亲会带着我们兄弟去看祖父。
那时，国民党当局已经往台湾撤退，祖父为什么不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有几个关键原因。
蒋介石早年尚未发迹时，曾经到上海由旁人引荐见过我祖父，并且递过“红帖子”，所谓“递红帖子”的意思，就是投门生帖子，要在帮内施行摆香堂的仪式。蒋介石曾经拜在我祖父门下，成为祖父的门生。论年纪，蒋介石还大我祖父一岁，但祖父早在二十三岁，就已经是清帮重要头领。
外界一直有个误解，说蒋介石是拜在黄金荣门下，这是不对的说法。黄金荣一直到日本打进上海租界，始终未曾辞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的职务。黄金荣既然身为探长，受限身份，黄金荣是不可以开堂收徒弟的，如果被人发现他还私下开香堂收徒弟，他的巡捕房华人探长职位必定不保。
祖父和黄金荣不同，他没拿政府薪水，尽管有一阵子在黄金荣手下，但是，他不吃公家饭，当然可以收徒弟。据我的了解，蒋介石并没有递过“红帖子”给黄金荣，只是曾经去拜访过黄金荣。我父亲亲口告诉我，我们家有蒋介石的“红帖子”。所谓“红帖子”，就是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投入门生的姓名，父母亲的名字，和本人生辰八字，帖子上并以毛笔正楷工整写着：“弟子某某某认某某人为师”。父亲告诉我，蒋介石递的“红帖子”上，名字清清楚楚写着“蒋志清”三个字，蒋志清是蒋介石上学以后用的名字。
我们第一次离开上海逃难的时，也就是抗战爆发之初，祖父把这纸蒋介石(以蒋志清之名)写的“红帖子”，留在家里的一个保险箱里。这只保险箱是由一位管账的账房负责保管。等到抗战胜利我们回上海之后，打开保险箱，才发觉那张蒋介石递给祖父的那张“红帖子”竟然不翼而飞。
那只保险箱里头并未放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有摆钱，什么都没有短少，惟独那张“红帖子”不见了，这件事确实离奇诡异。
晓得这只保险箱密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跟着祖父去重庆的人，另外一个人没有跟去上海姓黄的，这姓黄的人，没有入帮。就他们两个人知道。我祖父关于钱财的事，都交给他们两个人去管，保险箱里没有现款，就只有一些股票，但是，任何东西都未短少，惟独掉了这份蒋志清递给祖父“红帖子”。
我推测，这应该是蒋先生派人拿走的，但这也不至于是戴笠派人去“拿”的。本来，我祖父的意思是想藉一个适当的时机，把这份蒋志清过去递给他的“红帖子”，原封不动归还给蒋先生的，谁料到竟会不翼而飞呢？
祖父不去台湾的第二个原因，是和复员后的一些事情有关。胜利后，他满心以为即使不能当上市长，至少也可当个议长吧，结果没想到什么官衔也没有，到头来成了一场空。
祖父五十岁之前，先后两次进私塾，前后一共才念了六个月的书。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也没钱交私塾学费，私塾先生觉得这孩子聪明，家里贫穷，不但没要他的束修，还经常喊他到私塾旁听。因为断断续续念书，祖父没有学问根柢，到了四五十岁，连报纸都看不懂。
因之，祖父心里很清楚，自己胸无点墨，大字不识几个，蒋介石怎么可能要他当议长、市长。蒋介石要他做国大代表，祖父也觉得自己不识字，不宜当国大代表，要我母亲当国大代表，母亲不愿意做官，最后祖父只好要万墨林担任国大代表。
其实，万墨林也不识字，他头一天到国民大会开会，出席代表照规矩得在签名簿上签名。万墨林不会写字，只好拿毛笔在签名簿上打了三个大叉叉，可是，万墨林有一个让人佩服的优点，他的记性奇好，一百个电话号码全记在脑子里，祖父要打什么电话，就叫万墨林去打，等于是祖父活生生的电话号码簿。
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区也沦为敌伪铁蹄之下，那时戴笠先生领导的军统局，和上海秘密通讯的秘密电台，就设于祖父的徐姓门生家中，戴先生及我祖父经常借着电台下达命令，徐先生就口述给万墨林，要万墨林传令给上海地下工作人员。万墨林大字不识一个，无法笔记，却有本事记住情报指令的每一个字。原来，他用帮会切口，或是密令代号，强行记忆要传达的指令。每次出任务，万墨林都可以正确无误地把指令传达给地下工作人员，堪称一绝。
抗战时期，他一度被日本军阀逮捕，日本人对万墨林严刑逼他供，他一个字都不讲，让他坐老虎凳施用酷刑，他还是坚不吐实，日本兵火冒三丈，用刺刀刺他的胃部，万墨林还是不说，证明万墨林是条硬汉。多年之后，万墨林受刺刀戳伤的胃部，还经常发炎，发作时就要上医院就诊。
上海打老虎事件，是祖父对蒋介石失望的另一个导火线。
关于上海打老虎，我有一些私人的看法。蒋经国是留学苏联的，抗战胜利之后，蒋经国在官阶上并不是很高的，历练还不足，何况，苏联并不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但是蒋经国却得到苏联那一套组织政治的真传，所以他后来才有能力和共产党打组织战、情报战，然而蒋经国完全不懂经济，即使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主导国家经济、财政的，还是宋子文、孔祥熙，宋子文是留美的，他不曾像蒋经国那样，直接和民众接近，直接生活在一块。
上海打老虎时期，我的三叔杜维屏被蒋经国抓了去，老实讲，三叔杜维屏是因为经营股票被抓，并没有什么囤积居奇的情事，可是，蒋经国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深入调查，就把三叔给抓走了，他是不管有罪无罪，先抓了再说。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也在这种情况下被抓了去。实际上是一种杀鸡儆猴的目的，警告其它的人不准违法。
三叔被捕以后，有许多人在我祖父面前献策，也有不少人自告奋勇，自称我认识谁谁谁，打一通电话，就释放了，我祖父心里很清楚这来龙去脉，坚信杜维屏没有犯错。祖父起先一句话都不吭，最后在议论纷纷之下开口了，他说，关于杜维屏的事，谁都不许讲一句话，不准任何人去讲情，静待蒋经国的调查。结果，关了三天，三叔被无罪开释。这是我父亲亲口告诉我的事。
真正囤积居奇的人是谁？怎么不去抓万墨林呢？他有囤积大米，他要照顾我们家和他自己家里一百多口人吃饭，如果不囤积大米，明天就没有办法开饭，一百多口人就要挨饿。所以即使囤积一百袋米，也不足为奇，几天功夫这些米就吃光了，有何囤积的经济目的呢？
蒋经国打老虎失败，一方面是由于他年轻气盛，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大陆经济崩溃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他误以为经济问题很单纯，他用的那套，完全是苏联学来的，他认为只要发号施令办人就行了，事实上，解决问题哪有那么简单的。
还有一说，讲我祖父因为鸦片瘾头很重，所以国民党当局不让他去台湾，这是不准确的讲法。祖父虽然抽大烟，但是他是可抽可不抽，不是非抽不可，因为他没抽上瘾。倒是我第五个祖母孟小冬，抽鸦片抽得厉害，她上了瘾，她到台湾之后，鸦片照抽不误，私底下抽，国民党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此，总的说来，祖父不愿意去台湾，就是三件事。其一是“红帖子”不见了，祖父不开心，心想你蒋介石当了总统了，在礼貌上我本来就是要还你的，但是为什么别的东西不丢，偏偏这张“红帖子”不见了？启人疑窦。其二，是蒋经国把我三叔叔杜维屏关进去了，让我祖父非常生气。其三，就是为了上海市长、议长的事情。蒋先生连荐举议长、市长表面上的客气都没有。你蒋先生总要来跟祖父客气一下吧，过来邀请我杜某人，好歹表面上做个样子，给祖父一个面子也行，可是竟然连请都没有来请过，连面子上最容易的动作都不作，这摆明了是昭告天下，新政府不需要杜月笙这种本地势力介入，非但如此，新政府还怕我们兴风作浪，要想铲除我们这批人。
所以祖父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是夜壶，蒋介石把我们用完了，眼看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往旁边一甩，再也用不着你们这些夜壶了。
徐蚌会战失利后，蒋介石下野，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阴历正月十五过后)，父亲得到祖父来自香港的通知，举家从上海到了香港。但是，祖父那时对国民党当局已经是心灰意冷，不想再介入政治。后来，我们全家到了香港，两三个月以后，共军解放了上海，我祖父的态度又有些微妙的转变，他命令我父亲回上海，把“上海通商银行”存户存在银行里的钱，全部发还给存户。
祖父是“上海通商银行”董事长。父亲奉命回到上海，在上海待了三、四个月，本来预备遵照祖父的意思，结束“上海通商银行”的业务，归还所有存户的存款。但是，中共方面不准银行结束营业，迫不得已，父亲只好离开上海，又折返香港，随侍祖父左右。
祖父欲结束“上海通商银行”营业的原意，是认为开银行就要遵守信用，宁可不赚钱，但是信用第一，既然要离开大陆，就全部结束营业，把该归还给存款户的钱全部如数归还。
过去承平时期，每天光是供兄弟们吃饭，一天三餐，每餐都要席开十桌。过年吃年夜饭，得开流水席，分批上桌吃。用完年夜饭，祖父还发给每位兄弟，以及门外排队来拜年的人，每人一块现大洋当红包。当时，一块光洋可以买五十公斤大米。
祖父过世之前，交代他的两个太太，和我父亲、叔叔，他过世之后，你们就去台湾吧。祖父要我们上台湾去，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开销太大了，在香港，我们的现款已所剩无几，钱财只出不进，光只靠银行里的一点利息度日，寅吃卯粮，不是办法。那时除了父亲在香港，还有我们两个小孩子在香港，祖父的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都在美国，老五、老六则留在上海，最小的老七、老八尚在读高中，一大家子，食指浩繁，生活担子非常沉重。
祖父认为，在台湾他还有一些人脉关系，可以帮上我们的忙，而且台湾也比香港安全。因之，祖父过世之后，我们就举家搬到台湾去了。父亲(杜维藩)带着我们一家人刚来台湾的时候，暂住在台北市临沂街，父亲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找到一份差事。之后，我们就住进台北市重庆南路台湾银行的宿舍里。时任台湾省财政厅长的严家淦，就住在我们家对过。一九七七年前后，原属台湾银行宿舍的那块地皮，卖给了美国大使馆，原本美国大使馆想从台北市北门搬到这里盖新房子，谁晓得地皮刚卖给美国政府，美国就跟台湾当局断交了。后来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官邸就盖在这儿，那幢大房子于二000年成为陈水扁的“玉山官邸”。
我们老家原先住在上海杜美路上，祖父有一幢大洋房，里边一共有七十几间房间。美国当局有意向我祖父买下这幢大洋房，盖新的领事馆，买卖成交，我们也收了美国人的钱，可是，国共内战，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一九四九年五月，共军解放上海，美国人撤离上海，领事馆也没盖成。
祖父去世，我们一家人到了台湾，某日，我们去台北市长安东路一家广东烧腊餐厅吃饭，刚好蒋经国也在那家餐厅里用膳，蒋经国那时住台北六条通，和那丬广东烧腊店隔街相望。他见我们一家人也在用餐，马上走了过来，和父亲握手致意，蒋经国坐在父亲身边，以上海话告诉我父亲：“上海的事情我感到抱歉！”蒋经国这句抱歉，一笔勾消了过往仇隙，过去的恩恩怨怨，俱往矣！
多年以前，台湾有一部电影《八百壮士》，台湾老演员常枫饰演我祖父杜月笙，最后一幕，常枫穿着长袍马褂，站在四行仓库附近隔河遥望远方，他的外型和容貌都酷似祖父杜月笙。祖父的形影时在梦中，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民国黑道大哥杜月笙感慨 蒋介石完全把我当尿壶
杜月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他文质彬彬，却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他的一生充满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所建立的庞大黑帮王国和在中国现代史上刻下的独特印记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势力达到顶峰。1937年抗战爆发，杜月笙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赴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杜月笙以无可争议的民间帮会总代表的身份返回上海，但他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而此时，已进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
重回上海滩挨“当头一棒”
1945年8月底，在中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氛围中，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浦东同乡、好友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传说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繁衍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当局，他和他的集团已不再具备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象的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
杜月笙得知，他一返沪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绍澍主使。
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杜月笙树起叛帜。
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非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8小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
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的“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了。
勉力维持“龙头老大”局面
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毕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杜月笙一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力重建“沪上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拾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吴绍澍从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负”而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1948年8月开始，为挽救统治危机，蒋介石以蒋经国为特派员，到上海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此活动被称为“打虎”。杜月笙知道自己已被看成上海社会复杂、局面混乱的总根源，这次一定会首当其冲，立即叮嘱长子杜维藩将其维昌证券号关闭去北平躲避。
但其三子杜维屏还是被蒋经国抓住把柄——因场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锒铛下狱，登报示众。被逼到墙角的杜月笙在蒋经国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头会议上公开发难。他说：“我本是个坏人，但总统执政以来，把我当好人，我就没做过坏事。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完全服从政府。不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该公司仓库，在下可以派人担任向导！”言毕即称“身体有恙”拂袖而去。
杜月笙所说的“该公司”即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扬子建业公司。在当时，这个公司所囤积的物资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他这番话令很多人折服。蒋介石闻知“打虎”打到了自家亲戚头上，立即赶往上海命令蒋经国再不可蛮干，杜维屏也被释放。
在这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中，杜月笙勉力维持着“龙头老大”的体面，他对国民党的愤恨与日俱增。他对密友范绍曾说：“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还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甚至还说蒋介石拿他当夜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
几番挣扎，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卑劣腐朽，虽然戴上了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70多个桂冠，身患严重哮喘症的杜月笙深感力不从心了。
江山易帜去留两难
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观察着形势，知道必须再作一次重大选择了。
以“会做人”而发迹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多年来，他积极助蒋反共，同时又跟共产党结下“红色情缘”。
1947年，杜月笙应中共要求，收了到上海活动的共产党员、演员金山为“关山门弟子”，并为其工作提供帮助。他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到1949年春，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已成定局，国共双方加强了对社会上实力派人士的争夺，杜月笙已无法再两面骑墙。解放军兵临江南之时，杜月笙跟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张澜等知名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黄炎培等都力劝他留下。据杜月笙说，周恩来还通过黄炎培想约他面谈。上海滩另一“大亨”、辈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黄金荣，经中共多番工作，加之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已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时代到来。在此情况下，杜月笙也考虑过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历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诱捕共产党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将其活埋于龙华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杀中，他部署徒众将3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杀害在血泊里。杜月笙不相信共产党会不计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实在难测。同时，国民党方面绝不愿意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也加强了对他的胁迫。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往台湾。反复权衡，杜月笙决定远离政治漩涡，既不留上海，也不去台湾，而是定居香港。
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轮船经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近在咫尺。47年前，一个衣裤缀满补丁的乡间少年从这里来到上海，赤手空拳打下一个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老病的杜月笙伫立船头，唏嘘不已。
一代枭雄客死香江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18号，这里成为最后一个杜公馆。
此时杜月笙的哮喘病愈加严重，治疗方法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的医生有中医4位、西医3位，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杜月笙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卧病中的杜月笙时时关心着大陆形势，而中共也在力争对上海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他能返回。老友章士钊受托到香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讲中共的政策。杜月笙依旧顾虑重重。他看到中共对留在上海的黄金荣的确兑现了“不杀不捕”的承诺，黄老板依旧过着泡澡堂、抽大烟的一贯生活;后来他又得知，黄金荣响应“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报纸上风烛残年的黄金荣手拿扫帚、灰头土脸站在垃圾车前的照片映入眼帘时，杜月笙又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下。
因为跟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他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仆佣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随他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迁法共需27张护照。杜月笙向败退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台湾方面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30万美元，供应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这笔护照费杜月笙已支付不起！迁法在此遇阻。
晚年的杜月笙在香港唯一带喜气的事，是和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结婚。当初，杜月笙对孟小冬有很多照拂;杜月笙病倒后，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侍在侧。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后一房。
进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经病入膏肓，该立遗嘱处置遗产了，外人均很好奇这位最盛时仅为其一人服务的仆人就达97名的“大亨”到底有多少财产留给家人，结果杜月笙报了数：11万美元。这笔钱原为10万美元，被他早先寄存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处，经宋子良代为投资，略有盈余。现在这11万美元就是曾经挥金如土、钟鸣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遗产。
其女杜美如回忆，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1万，长子拿1万，没出嫁的女儿拿6000，出嫁的拿4000。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分配完遗产，杜月笙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得意门生陆京士处理，自己安心等死。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骨灰葬在台湾，而他的遗愿是葬在故乡上海浦东高桥，至今没有实现。
真实版上海滩 旧上海黑帮大佬杜月笙的最后岁月
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势力达到顶峰。1937年抗战爆发，杜月笙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赴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杜月笙以无可争议的民间帮会总代表的身份返回上海，但他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而此时，已进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
重回上海滩挨“当头一棒”
1945年8月底，在中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氛围中，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浦东同乡、好友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传说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繁衍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当局，他和他的集团已不再具备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象的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
杜月笙得知，他一返沪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绍澍主使。
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杜月笙树起叛帜。
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非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8小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
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的“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了。
勉力维持“龙头老大”局面
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毕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杜月笙一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力重建“沪上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拾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吴绍澍从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负”而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1948年8月开始，为挽救统治危机，蒋介石以蒋经国为特派员，到上海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此活动被称为“打虎”。杜月笙知道自己已被看成上海社会复杂、局面混乱的总根源，这次一定会首当其冲，立即叮嘱长子杜维藩将其维昌证券号关闭去北平躲避。
但其三子杜维屏还是被蒋经国抓住把柄——因场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锒铛下狱，登报示众。被逼到墙角的杜月笙在蒋经国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头会议上公开发难。他说：“我本是个坏人，但总统执政以来，把我当好人，我就没做过坏事。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完全服从政府。不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该公司仓库，在下可以派人担任向导！”言毕即称“身体有恙”拂袖而去。
杜月笙所说的“该公司”即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扬子建业公司。在当时，这个公司所囤积的物资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他这番话令很多人折服。蒋介石闻知“打虎”打到了自家亲戚头上，立即赶往上海命令蒋经国再不可蛮干，杜维屏也被释放。
在这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中，杜月笙勉力维持着“龙头老大”的体面，他对国民党的愤恨与日俱增。他对密友范绍曾说：“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还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甚至还说蒋介石拿他当夜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
几番挣扎，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卑劣腐朽，虽然戴上了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70多个桂冠，身患严重哮喘症的杜月笙深感力不从心了。
江山易帜去留两难
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观察着形势，知道必须再作一次重大选择了。
以“会做人”而发迹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多年来，他积极助蒋反共，同时又跟共产党结下“红色情缘”。
1947年，杜月笙应中共要求，收了到上海活动的共产党员、演员金山为“关山门弟子”，并为其工作提供帮助。他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到1949年春，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已成定局，国共双方加强了对社会上实力派人士的争夺，杜月笙已无法再两面骑墙。解放军兵临江南之时，杜月笙跟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张澜等知名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黄炎培等都力劝他留下。据杜月笙说，周恩来还通过黄炎培想约他面谈。上海滩另一“大亨”、辈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黄金荣，经中共多番工作，加之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已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时代到来。在此情况下，杜月笙也考虑过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历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诱捕共产党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将其活埋于龙华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杀中，他部署徒众将3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人杀害在血泊里。杜月笙不相信共产党会不计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实在难测。同时，国民党方面绝不愿意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也加强了对他的胁迫。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往台湾。反复权衡，杜月笙决定远离政治漩涡，既不留上海，也不去台湾，而是定居香港。
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轮船经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近在咫尺。47年前，一个衣裤缀满补丁的乡间少年从这里来到上海，赤手空拳打下一个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老病的杜月笙伫立船头，唏嘘不已。
一代枭雄客死香江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18号，这里成为最后一个杜公馆。
此时杜月笙的哮喘病愈加严重，治疗方法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的医生有中医4位、西医3位，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杜月笙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卧病中的杜月笙时时关心着大陆形势，而中共也在力争对上海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他能返回。老友章士钊受托到香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讲中共的政策。杜月笙依旧顾虑重重。他看到中共对留在上海的黄金荣的确兑现了“不杀不捕”的承诺，黄老板依旧过着泡澡堂、抽大烟的一贯生活;后来他又得知，黄金荣响应“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报纸上风烛残年的黄金荣手拿扫帚、灰头土脸站在垃圾车前的照片映入眼帘时，杜月笙又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下。
因为跟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他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仆佣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随他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迁法共需27张护照。杜月笙向败退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台湾方面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30万美元，供应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这笔护照费杜月笙已支付不起！迁法在此遇阻。
晚年的杜月笙在香港唯一带喜气的事，是和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结婚。当初，杜月笙对孟小冬有很多照拂;杜月笙病倒后，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侍在侧。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后一房。
进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经病入膏肓，该立遗嘱处置遗产了，外人均很好奇这位最盛时仅为其一人服务的仆人就达97名的“大亨”到底有多少财产留给家人，结果杜月笙报了数：11万美元。这笔钱原为10万美元，被他早先寄存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处，经宋子良代为投资，略有盈余。现在这11万美元就是曾经挥金如土、钟鸣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遗产。
其女杜美如回忆，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1万，长子拿1万，没出嫁的女儿拿6000，出嫁的拿4000。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分配完遗产，杜月笙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得意门生陆京士处理，自己安心等死。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骨灰葬在台湾，而他的遗愿是葬在故乡上海浦东高桥，至今没有实现。
杜月笙识人之能 与赌场小混混戴笠当场结拜
1921年左右，戴笠在上海还只是一个赌场里的小混混。有一次在杜月笙的赌场里掷骰子，技艺超群，让赌场出血不少，看场子的人要收拾他一顿，结果，戴笠指名道姓要见杜月笙。杜月笙见了戴笠，让他表演一下。一看之后，对戴笠的绝技赞不绝口，认为此人心思手腕这么灵活，非常人可比。于是当场结拜，以兄弟相称。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
1931年6月9日，是旧上海的一个大日子。这一天，上海滩名人杜月笙的杜家祠堂举办落成典礼，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据当时报纸记载：上午9时，6支仪仗队从“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仪仗队过江时，甚至把十几个观看的市民挤落江中。典礼上不但有蒋介石亲送的“孝思不匮”大匾额，南京、上海各界要人也悉数到场。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排场！
80年后，杜家祠堂经历了时代变迁，已然风光不再。这片已经成为军事禁区的地方，常人已经很难进入。只有祠堂里郁郁葱葱的罗汉松还依稀记得，杜月笙家族在上海呼风唤雨的日子。
会做人的黑帮老大
当年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上，宣读的是国学大师、古文大家章太炎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文章一开头便说：“杜之先生帝尧，夏时有列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章太炎妙笔生花，把杜月笙的祖宗追溯到了尧，不知杜月笙当时作何感想。其实，老上海人都知道，杜月笙出身贫苦，家在浦东高桥镇南的杜家宅。其祖父辈早已不可考，父亲杜文庆，多年在高桥镇的一家茶馆当堂倌。1888年，生下了这个宝贝儿子。因为是旧历七月十五(俗称中元节，是鬼节)生的，取名月生。后改名为镛，号月笙。
杜月笙4岁丧母，6岁时，父亲也去世了。杜月笙只上过半年私塾就辍学了，14岁时，他背着一个小包袱来到了十六里铺闯天下。在那里，他先在水果店当店员，练就了一手削梨的好功夫，还得了个外号“莱阳梨”。不过，杜月笙可不是个老实的店伙计，他整日与流氓混混为伍，且嗜赌成性。后来拜了青帮的陈世昌为“老头子”，正式入了青帮。
陈世昌在青帮中辈分很低，杜月笙其实并未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但杜月笙懂得报恩，发达后把陈世昌养了起来。陈世昌有个很不成器的儿子，有一次和人家办钱庄亏得一塌糊涂，债主追得急，陈世昌只好请杜月笙解困，杜月笙二话不说，把二万五千大洋送到陈世昌手里。结果没多久，这二万五千大洋败光了。杜月笙又给两万，这些钱不久又被花个精光。陈世昌再也没有脸面登杜家门了。
杜月笙在青帮中迅速崛起依靠的是黄金荣。投靠黄公馆那年，杜月笙19岁，而长他20多岁的黄金荣，却已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人物。黄金荣时任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其势力不但遍布全上海，还达到了江苏、浙江的许多地方。杜月笙靠着社会上学到的察言观色、灵活应变，获得了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很快便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到1925年，杜月笙与黄金荣等合伙开设三鑫公司，垄断了上海滩的全部鸦片买卖，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
上海滩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关于杜月笙的“会做人”流传着很多“杜氏名言”：不要怕被别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说明你还有用;钱财用的完，交情吃不光。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也正因此，杜月笙可谓朋友遍天下，从政界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
1921年左右，戴笠在上海还只是一个赌场里的小混混。有一次在杜月笙的赌场里掷骰子，技艺超群，让赌场出血不少，看场子的人要收拾他一顿，结果，戴笠指名道姓要见杜月笙。杜月笙见了戴笠，让他表演一下。一看之后，对戴笠的绝技赞不绝口，认为此人心思手腕这么灵活，非常人可比。于是当场结拜，以兄弟相称。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
与蒋氏王朝的恩怨
杜月笙最重要的朋友要算蒋介石。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活埋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深得蒋介石信任。而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到1928年，40岁的杜月笙名下就有了一堆显赫的头衔：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董事、上海总商会监委委员、上海中汇银行和东汇银行董事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华丰造纸公司董事长，等等。
“会做人”首先要会“看人”。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就很能说明杜月笙的识人之能。1921年左右，戴笠在上海还只是一个赌场里的小混混。有一次在杜月笙的赌场里掷骰子，技艺超群，让赌场出血不少，看场子的人要收拾他一顿，结果，戴笠指名道姓要见杜月笙。杜月笙见了戴笠，让他表演一下。一看之后，对戴笠的绝技赞不绝口，认为此人心思手腕这么灵活，非常人可比。于是当场结拜，以兄弟相称。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杜月笙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和戴笠的这种特殊关系。
不过，杜月笙本人也是“有胆有识”。1931年7月23日的《纽约时报》刊出了一则新闻《枪弹未击中宋子文》。报纸引用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本人的自述说：“我从车站上走出来，离出口处大约15英尺远的地方，突然有人从两侧同时向我开枪……我身边的秘书的腹部、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奇怪的是，我竟未伤毫毛。”很显然，这是为了吓唬宋子文，而这场枪击的幕后主使人就是杜月笙。原因是在不久前，杜月笙与财政部有一笔交易，他为此支付了600万元。后来，他想讨回这笔钱，但宋子文却还给他600万元公债券。于是就有了枪击这一幕。宋子文弄清真相后，迅速把公债券换成了现金。
做的好事，也要肯定
但另一方面，杜月笙也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慷慨的慈善家。淞沪抗战时，杜月笙收容、安置了大量难民，将一批批学生和市民通过自己的门徒送往大后方。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过江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航道，迟滞日军进攻。
1937年，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同时，他拒绝日本人的拉拢，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他的结义兄弟张啸林有意投敌，被护卫枪杀，据说也与杜月笙有关。
1937年10月，时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应八路军驻沪主任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对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态度。1946年，苏北爆发洪灾，蒋介石下令“行政院”设法救济苏北难民，以此来稳定国统区。杜月笙毫不犹豫地接下了20亿赈灾款的任务。然后，杜月笙和他的弟子策划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上海小姐”选举，参选的佳丽多为上海滩当红歌星、舞女。结果，大获成功，共获得捐款4亿法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避往香港。因为他既不想去台湾，也不想留在大陆。不过，据杜月笙的长女杜美如回忆，杜月笙病情渐重时，周恩来总理曾托人捎话，请他回大陆。杜美如记得，家中有一天来了“共产党方面的两个人”，有意归乡的杜月笙就托香港《新闻报》一位姓钱的总编给大陆那边回了信。结果，那位钱先生当天喝了一瓶半威士忌，同时给大陆和蒋介石两边写信，并醉醺醺地装错了信封。结果可想而知，蒋介石看后很生气，杜月笙变得“两头不是人了”。
谈及对杜月笙的评价，中国社科院民国史研究室主任汪朝光说：“杜月笙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起家于帮会，有‘黑’或‘邪’的一面，但他又支持过抗日，也就有了‘白’或‘正’的一面。而历史评价应该实事求是，该否定就否定，该肯定就肯定。对杜月笙来说，虽有‘正’的一面，但总体而言，‘邪’的一面更突出，不是个值得特别肯定的人物。”
1921年左右，戴笠在上海还只是一个赌场里的小混混。有一次在杜月笙的赌场里掷骰子，技艺超群，让赌场出血不少，看场子的人要收拾他一顿，结果，戴笠指名道姓要见杜月笙。杜月笙见了戴笠，让他表演一下。一看之后，对戴笠的绝技赞不绝口，认为此人心思手腕这么灵活，非常人可比。于是当场结拜，以兄弟相称。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
家教家风
杜月笙在家中是个严厉的家长。他有5房太太，10个子女。大太太沈月英没有生育。领养一子，名杜维藩。二太太陈帼英共生育3个儿子，杜维桓、杜维翰、杜维宁。三太太孙佩豪生育两个儿子，杜维屏和杜维亲。四太太姚玉兰是著名京剧演员，为杜月笙生养了二子和二女，杜维善、杜维嵩和杜美如、杜美霞。 五太太孟小冬，是一代京剧名伶。去年，电影《梅兰芳》上映之时，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一时间引起各方评论。
杜月笙喜欢人们称呼他为“杜先生”。杜美如曾见过在《建国大业》中扮演杜月笙的冯小刚。杜美如评价他：样子像，演得也像，只有一点不像，“我父亲是从不戴墨镜的”。
在杜美如的记忆中，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其沾染烟赌娼。他喜欢有才华的孩子，常常跟儿女们说他小时候穷得很，没有机会念书，要儿女们珍惜现在的读书机会。儿子杜维藩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了两个耳光。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10下。阿姨心疼杜美如，让她多穿两条裤子去挨打，结果杜月笙下手更重，还不许叫，叫一声就重打。“父亲很严厉，我们见他也要预约批准。见了面主要问读书，然后给50块老法币。”杜美如回忆说。
1951年夏，杜月笙病入膏肓。处置遗产时，身边仅有11万美元。遗产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1万美元，儿子拿1万美元，没出嫁的女儿拿6000美元，出嫁的拿4000美元。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杜美如回忆说：“父亲回光返照时，对身边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大家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杜月笙去世之后，杜维藩和四房姚玉兰母子、孟小冬等人都去了台湾，但除了姚玉兰和孟小冬仍经常走动，其余各房之间往来不多。近年来，杜家只有杜美如和杜维善偶尔在公众面前露面。不过，杜家后代的共同之处是都不走黑道，并且都受到良好教育，多数定居海外。
杜美如目前住在约旦，性格开朗的她至今最喜欢说的还是上海话，父亲的口头禅“闲话一句”也被她继承了下来。约旦国王侯赛因家族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杜美如夫妇和侯赛因家交上了朋友。1979年，杜美如夫妇在安曼(约旦首都)开办了第一家“中华菜馆”，如今还在阿联酋开了分店。杜美如有两子一女，其中一个儿子目前定居上海。近几年，杜美如也经常回国，多次表示有回国定居的打算。而杜美如的胞弟杜维善，目前定居加拿大，也曾多次回国。他是一位知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曾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共计1800余枚。
杜月笙和他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作为旧上海传奇中的传奇，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一部分闯荡上海滩的年轻人的梦想。不过，梦想总是和虚幻连在一起。也许，就连杜月笙的家人、后代，也从未真正走进过他。而杜月笙留在许多现代人心目中的，不过是《上海滩》之类的影视剧所刺激起来的想象罢了。
暗杀大王王亚樵多厉害 蒋介石杜月笙都闻之丧胆
在光怪陆离的民国乱世，出了个叱咤风云的神秘人物。他武艺精湛轻功卓绝，神出鬼没行踪诡秘，来如春梦了无痕，去似朝云无觅处。他专门策划暗杀上层社会的达官要人及日军高官，经常奔波在上海、南京、武汉、福州、香港、南宁……哪里有贪官、汉奸、日寇，哪里就有除恶务尽的他。其刀枪与利斧杀向了中国大地上他所能光顾的所有的阴暗角落。
他身材瘦小，戴一副黑框水晶眼镜，透着几分斯文。但他的身份却杀气腾腾：斧头帮帮主、抗日铁血锄奸团团长等，且有“江淮大侠”、“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远东第一杀手”之江湖威名。
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连上海滩黑社会老大黄金荣、杜月笙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并告诫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的人。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这样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
一次，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王因个子矮小，竟爬上凳子抽了杨虎两个嘴巴子，这位握有重兵的杨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还给王亚樵赔笑脸，悻悻窘极。王亚樵之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王亚樵于1889年生于合肥，早年曾投身辛亥革命，后参加社会党，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1913年冬，倪嗣冲夺取皖权，宣布社会党为“乱党”，王亚樵亡命于上海。为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安身，王亚樵组织起“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建立了恐怖暗杀组织——斧头帮。很快，斧头帮声名鹊起，王亚樵名震上海。他所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最多时达十万之众。
王亚樵和他的暗杀组织始终高举“反蒋、抗日”的大旗，希望通过暗杀震动社会促使变革。1932年4月29日，刚刚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获胜的日军在虹口公园召开庆祝大会，王亚樵联络在沪的韩国流亡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共同策划虹口公园爆炸案。当场炸死日军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抗战时死在中国的日军最高级别军官)，炸断日本公使重光葵的一条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在浦东被炸，也是出自王亚樵的手笔。
他还组织暗杀了签订卖国协定的汪伪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为非作歹的松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也险些死于他手(庐山刺蒋、南京刺汪、北站刺宋)。张学良引咎辞职来到上海戒烟，“迎接”他的却是一枚取去引信的炸弹。这是王亚樵在警告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奴隶的民族罪人张学良，希望他能重整旗鼓抗日复仇。
王亚樵铁血锄奸，也因此遭到了来自日、伪、特、帮数重势力的围追捕杀，蒋介石悬赏百万要王亚樵的人头;汪伪政权派出特务层层布防，欲置王亚樵于死地;日本谍报机关屡设陷阱引诱王亚樵落网。多管齐下，多方进剿，机智的王亚樵每每化险为夷，继续和恶势力作顽强的斗争。
军统头子戴笠(曾是王的弟子，是王举荐他入黄埔军校学习)针对王亚樵足智多谋刚烈勇猛而又善感多情的特点，深知强攻难以得手，遂采用阴险卑鄙的手段来骗杀他。1936年9月，同道中人余立奎被捕入狱。王亚樵为了朋友义气，去帮助余立奎的小老婆佘婉君(因余立奎被捕而生活困顿)，但遭到已被敌人收买的佘婉君的无情出卖，自投罗网，死于戴笠的奸计，时年四十九岁。
这位具有爱国心、讲义气的抗日反蒋锄奸英雄，由于其采取的是极端手段，故人们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刘继兴认为，对其较准确的评价应该是：有正义感的乱世枭雄。听说王亚樵被杀身亡，蒋介石如释重负欣喜若狂。倒是时在延安窖洞里的伟人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本文摘自《民国大腕》，刘继兴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血战35天 十九路军抗战背后支持者竟是杜月笙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
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并肩作战，取得了诸如“庙行大捷”等胜利，给予日军一定打击。但3月1日，日军援军在我军防备薄弱的浏河一带登陆，形势逆转，我军被迫撤退到第二线防守。3月3日，日军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宣布停战。
十九路军抗战背后的支持者
在35天的血战中，除了前线奋战的将士，在后方还有一个人，在默默地支持抗战，他就是著名的黑帮大佬杜月笙。
“一二八”抗战期间，杜月笙和著名报人《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等人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杜任副会长，办公地点就设在杜月笙开设的赌场里。他在学生界和文艺界组织起战地服务团，又在工商界带头募捐，并亲自在战火中驱车到十九路军军部，送去大量罐头食品和生活用品。
蔡廷锴曾动情地说：“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战争期间共募集了93万元捐款，不仅为前线军队提供了大量物资，还开办了65个收容所，收容了3万多难民。
黑帮大佬当上红会会长
杜月笙与史量才领导的救护捐济活动违背了蒋介石的主张，双方产生剧烈矛盾，1934年11月13日，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史量才被军统特务组织暗杀。当月22日，杜月笙就被补推接替他的岗位，成为第八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在仅有的两名副会长中位列第一，一当就是15年。时任会长为王正廷，蒋介石任名誉会长。
黑帮头子当上红十字会副会长，放眼全球大概也算是绝无仅有了。1947年，杜月笙亲自审定自己的履历表，“职务”一栏上共开列了38个头衔，第三个便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可见对其之看重。
杜月笙纵横上海有秘诀 成功全靠这三碗面
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着名的人物之一，他有句人生格言：人生要吃好“三碗面”——体面、场面、情面。
休面
体面，就是做事恰如其分，不可失了身份。据说杜月笙讲过：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杜月笙自幼失学，胸无点墨，前半生的黑道生活，又使他染上了一身流t民习气，也就是站无站相，坐无坐相。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名以后，他逐渐懂得，在这花花世界的上海滩，光靠拳头是不行的。因此，他每日请先生读报，一度还时常练字，虽然终未练出像样的书法，但自己的名字“杜镛”两字，终于可以到处漫签了。
他还用重金聘请说书先生，长期聆听《三国》、《水浒》、《岳传》、《七侠五义》等大书，从中得到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学习古人的气度与权术。
杜月笙常说：“衣食足，应当礼义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到就讨厌害怕。”从著名记者徐铸成到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从与杜氏儿子同学的著名电影人沈寂到杜的好友杨管北的公子杨霖，他们眼中的杜月笙，从来都不是飞扬跋扈的样子。
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时刻，经过多年历练的杜月笙，已胸怀家国意识，为民族抗战尽了不少力。
在抗日救亡高潮中，杜月笙响应蒋介石“航空救国”的号召，以一己之力奉献两架飞机，“月华号”给了上海飞行社，“月辉号”给了从法国学航空归来的孙桐岗，开国民献机的先河。
1937年8月12日，八一三事变将要爆发，国民政府决定在黄浦江董家渡(即现在南浦大桥附近江面)沉船设立阻塞线，以阻止日军兵舰偷袭我军后方，但政府手中没有船只，杜月笙知晓后，不问价钱，立即与虞洽卿等连夜调集轮船自沉，终于在开战时形成阻塞线。实际在此之前，他已根据政府的布置，悄悄将大达轮船公司的数艘轮船开到长江江阴段自沉，阻塞航道，迟滞日军的进攻。
上海人民投入英勇悲壮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杜月笙参与发起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并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出资1万大洋购买了进口的装甲保险车送给国军将领、镇守浦东的张发奎将军。杜月笙与戴笠合作，建立苏浙别动队，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出钱、出入、出力。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杜月笙将从荷兰进口的1000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当年10月底，谢晋元率孤军在四行仓库血战缺少食物时，他要手下人将上海各角落搜集的2万张大饼，连夜送入仓库。
场面
场面，就是排场，成名后的杜月笙，非常讲究人生的场面。
平日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杜公馆里，总是高朋满座，大家像众星捧月般围绕着杜月笙。连他建立的队伍一一恒社的社徽也是19颗星围绕着一弯斜月，这19颗星代表着陆京士等19名理事，而斜月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中国有俗语，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1931年举行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是杜月笙一生摆的最大的场面。
杜月笙特别在乎租界出面，租界当局特地为了这个盛典停驶电车两个小时。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骑警队。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坂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杜月笙因杜祠落成向多家公益慈善机构的捐款，据《申报》的不完全统计，有20次共28800元。
盛大的祠堂落成典礼，在杜月笙的潜意识中，一是要光宗耀祖，为自己、为杜家张一口气，另外，也多少带有点民族主义的色彩。直到多少年后，浦东的老人们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典礼的场面、气派与细节。
除了杜祠落成典礼外，最能体现杜氏之场面的，是他的兼职。鼎盛时期的杜月笙身兼70多个银行、企业、公司的董事长、理事长，可谓风光无限。
情面
情面，就是私人之间的情分和面子。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好面子，“不给面子”这句话，有时要压死人。所以杜月笙讲：“钱财用得完，交情吃不光，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
杜月笙会做人，与他从小成为孤儿的身世有关，底层出生使他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使尽浑身解数，看尽世态炎凉，因此懂得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他常说“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
曾经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大员的姜豪，95岁那年接受《海上沉浮》摄制组采访时，比较上海滩三大亨的为人处世后讲：做人最漂亮的还是杜月笙，你去找他，先叫一声，月笙哥，你说上句，不要说了，他知道下半句了。他杜月笙像孟尝君一样，孟尝君食客三千，大大小小的来投杜月笙一生颇仗义疏财，他的钱财观，就是散财建立自己的声誉和网络，而不是做个守财奴。
全盛时代的杜月笙，至少有70多个董事长和理事长，也就是70多个企业，有他的干股，要给他开工资的。一年下来，他至少可以赚到几百万银元。但一年过后，几百万银元用得精打光。
杜月笙在争夺利益时，可以不把青帮祖师爷张锦湖放在眼里，但同时又在过年时孝敬每一位青帮老大，三鑫公司每月都给青帮大字辈头领各300大洋，达10年之久。
对于自己的青帮师父陈世昌，杜月笙颇为关心，不仅常嘘寒问暖，还定期给钱。春节拜年，杜月笙再忙，陈世昌和黄金荣家，他是一定要去的。直到陈世昌去世，杜一直执弟子之礼。(摘自《百年潮》)
宁给杜月笙做妾不给梅兰芳做妻的女人是谁
用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话来说，杜月笙是海上闻人。这个闻人可非同小可，断非什么名流或者大亨可比。政商军学各界，无论横着说，还是竖着说，但凡叫个闻人的，在上海都是number one，数一数二的。在民国，上海可以跟杜月笙齐名并肩的人物，其实没有几个，都排出来，论名声，都不及杜月笙。杜月笙风光的年月，举国上下，还有什么牛人不买杜先生的账的吗？没有，政界要人，军界魁首，商家巨子，学者名流，加上土匪、帮会还有报界名记，只消跟杜月笙打过交道，大抵心悦诚服。在当年，如果在上海对工人说杜先生的不是，肯定会挨上一顿老拳，因为当年上海的罢工，都是杜月笙支持的。
如果对上海的叫花子如是说，那遭遇更惨，不仅挨揍，还会被灌上一嘴大粪，因为上海滩每逢年节，施舍最勤也最多的，是杜月笙。当年，有杜月笙的一张两尺宽的条子，走遍中国，畅通无阻，无论你运的是黄金还是烟土。抗战期间，好些在战前没有转移的企业家，就是凭着杜月笙的路条，应是在战火中，把机器从上海运到了大后方。不过，依我看来，跟杜月笙关系最密切的，除了他帮中的兄弟，就是梨园行的人。杜月笙是上海浦东人，但却雅好京剧。这也难怪，京剧(后来一度叫平剧)在民国，就是流行歌曲，而且是雅俗共赏的流行歌曲，上至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都好这一口，在那个时候，无论在哪儿，都能听到有人哼唱，上公厕蹲坑，也不例外。
杜月笙也是京剧爱好者，著名票友，人称名票。不过，他这个名票，唱得可不怎么样，没有京腔京韵，一口浦东土话。可是，就这口，在众人的怂恿下，也敢上台秀上一秀，亮一嗓子浦东腔的“京剧”。有次上台，随从特意为他做了一身特别闪亮的行头，头盔人家用彩泡的地方，都换了水钻，结果沉的要死。杜老板咬牙唱下来，回到后台，差点没有背过气去。北京和上海的名伶，也跟杜老板过从甚密。杜老板有大事唱堂会，如果规模大一点，无论京派海派，但凡有点名气的，如果不请哪个，简直就是耻辱。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加上海派的麒麟童，尚长华，个个都是杜老板的粉丝。来上海演出，能造访一回杜公馆，简直就是荣誉。京剧界名头最响的梅兰芳，几乎每次到上海，都得来拜访杜月笙。
京剧界最漂亮，活儿也最好的两位坤伶，一位富连成玉字辈的姚玉兰，一位旧谭派余叔岩的传人孟小冬，都先后下嫁杜月笙。特别是后者，人称“冬皇”，当年能听上她的戏，任谁都是幸运，其珍贵程度几乎跟她的老师余叔岩类似。她曾经是梅兰芳“两头大”的妻子(即两个妻子，都是正室，分房独立)，后来分手了。跟杜月笙的时候，连个名分都没有，后来才成了妾。一个京剧名演员，宁给杜月笙做妾，不给梅兰芳为妻，个中缘由，固然很多，但就这个事实也足以耐人寻味了。当然，当年吃开口饭的人，每到一处，登台之前，都得拜码头，拜当地的头面人物，帮会老大。这里面，多少有些个不得已。但是，梨园行拜杜月笙，似乎已经早已脱离了拜码头的原意，因为即使不拜，也断然不会担心杜门的人来砸场子。拜门之意，既有讨好，也有交情，更多的是钦佩。当初姚玉兰和孟小冬如果不肯下嫁，绝不会因此就有生命之忧，也不会因此影响了市场，她们和杜月笙之间，绝对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
梨园行属于江湖，帮会也在江湖。梨园巨子，吃的是开口饭，凭的是身上的活儿，饭吃的干净。帮会老大，财源是黄赌毒，尤其是贩卖烟土，饭吃的不干净。但是，作为帮会老大的杜月笙，为人处世，却很“四海”，豁达仗义。把江湖道义，光大到了顶点。江湖上焉有人能不称颂？明明是做坏事赢来的滚滚钱财，杜月笙却用这滚滚钱财做好事，散漫撒钱，无分贵贱，还不要人感激。时间一长，人们也就忘记了那钱是从哪儿来的了。唱戏的人，不懂政治，也不会辨析太复杂的社会难题。行走江湖，江湖道义，就是他们最在乎的东西。谁对他们好，就还以好，对他们坏，就转过身去不理。如果一个人，对他们好到了让行里所有人都钦佩的程度，想不对他，也难。
杜月笙姨太太都是什么人 有一个是15岁女学生
由于杜月笙经常不在家，他的太太沈月英越来越寂寞。看着空旷的房间，沈月英经常顾影自怜，自怨自艾。
后来，忍受不住寂寞的沈月英就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随着抽大烟的频率越来越大，沈月英慢慢变得骨瘦如柴、两眼无神，几乎成了一个呆滞的废人。
有时候，杜月笙在家里招待客人，需要女主人一旁陪坐。但沈月英这个样子，怎么能见客呢？
刚开始，她还象征性地下楼跟客人打打招呼，后来，她干脆不露面了。
这让杜月笙觉得十分丢脸。
他终于打定主意：必须娶个姨太太了。
以前，杜月笙接触的女人都是那些妓院里的花魁之类。这些女人虽然花枝招、处事圆滑，但逢场作戏玩玩还行，要娶进家门做姨太太，杜月笙觉得有损自己的身价。
他要娶进门的女人，不仅要长相俊美，还必须是未被男人玩弄过的处女，而且还得有点文化，上得了厅堂，能帮杜月笙撑起门面。
杜月笙知道，这样的女人只有在舞厅里可以遇到。当时的舞女，虽然大部分是既卖艺又卖身的交际花，但也有一部分是不卖身的女学生，他们是由于生活所迫，才到舞厅陪舞，以补贴家用。
但杜月笙向来不喜欢跳舞，所以从来也没进过舞厅，也就没有相识的舞女。不过，杜月笙知道，张啸林是舞厅的常客。
一天，杜月笙找到张啸林，拉着他手说：“啸林哥，今晚一块去逛舞厅吧。”
张啸林吃了一惊，笑道：“我没听错吧，你老杜可是从来不进舞厅的，今天这是咋了？”
杜月笙也笑着说：“妓院玩腻了，也跟着你啸林哥玩点新花样。”
张啸林说道：“好好，今晚咱就去丽都玩吧。”
丽都舞厅是当时的上海滩最高档的舞厅，老板正是“小八股党”之一的高鑫宝。张啸林是那里的常客。
当晚，张啸林和杜月笙一起来到了丽都舞厅。他俩一进门，就早有看场子的保镖去报告了高鑫宝。高鑫宝听说自己的大哥杜月笙来了，急忙出来招呼他们。
“月笙哥，你可是稀客啊，请了你好几次你都不来，今天是哪阵风把你吹来的？”高鑫宝说道。
杜月笙笑了一笑，没说话。
高鑫宝又对张啸林说：“啸林哥，不是你硬把他拉来的吧？”
张啸林答道：“你这月笙哥啊，要是他不愿意来的话，别说我了，九头牛也拉不来。这次，其实是他拉我来的。”
听到张啸林这么说，高鑫宝满腹狐疑。他猜，杜月笙也许是有什么事情要在这里处理吧。
高鑫宝正想问个究竟，这时，张啸林说话了：“月笙啊，有鑫宝在这里招呼你，我就不管你了。”说罢，他就步入舞场，去找自己的老相好跳舞去了。
张啸林走后，高鑫宝说：“月笙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在这里处理？我给你安排个房间？”
“不用，没什么事情，我今天就是来玩的。”杜月笙说。
杜月笙这么说了，高鑫宝虽然还有狐疑，但也不好再问了，就说道：“那我给你找来这里的头牌，让她陪你跳。这女人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月笙哥一定会喜欢。”
杜月笙没有接高鑫宝的话头，反而问道：“你这里有女学生吗？没让男人睡过的那种。”
“啊？”高鑫宝又是一惊，心想：月笙哥向来喜欢成熟老练型的女人，什么时候换口味了？但嘴里依然应道：“有，有，我去给你叫过来。”
片刻后，高鑫宝领来五六个女孩，一字排开，站在杜月笙面前，供他挑选。
杜月笙扫了一眼，然后问低声高鑫宝：“你确定她们都没被男人睡过吗？”
高鑫宝肯定的说：“这几个都是初中学生，向来是卖艺不卖身，肯定是雏儿。”
“好，”杜月笙一指中间最高挑的一个，“就她了。”
其他的女孩纷纷退去。高鑫宝也知趣地退下了。
这个女孩名叫陈帼英，当时只有15岁，是一个初二的学生，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又得了重病，急需要钱来医治，所以，他就沦为了舞女。
陈帼英不仅身材高挑、苗条，脸蛋也是十分俊美，属于典型的江南女孩，一眼望去，温柔贤淑，小家碧玉，非常有气质。
所以，杜月笙一眼就看上了她。
杜月笙不会跳舞，他对陈帼英说：“我不喜欢跳舞，咱们到舞池边的雅座上聊聊天吧。”
陈帼英点了点头，跟着杜月笙走向了一排空荡荡的雅座。
落座后，杜月笙问道：“陈小姐来丽都多久了？”
陈帼英小心翼翼的答道：“半年。其实我做舞女也刚刚半年。”
“看样子，你还是个学生？”
“是的，正在上初二。
问完这些话之后，杜月笙心里有了底，没错，这就是他要娶回家的女人。但他心里还有一个疑虑：这个女孩真的是处女吗？
他要亲自试一试。
想到这，杜月笙一只手搂住陈帼英的细腰，另一只手要伸进她的胸口。
陈帼英吓得哆嗦了一下，用力一推，竟把杜月笙给推开了。
“对不起，我不卖身。”陈帼英小声地说。
杜月笙有点生气，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你是杜先生。”陈帼英答道，“可是，我真的不卖身。”她又补充道。
杜月笙被她如同受惊小鸟一般的模样给打动了，笑着说：“如果我要娶你回去当二姨太太，你愿意吗？”
这让陈帼英有点意外，她语无伦次地说：“这个，这个，我得想想，我还得问问我的父母。”
看自己把陈帼英吓成这样，杜月笙心里都有点不落忍了，于是轻声说道：“好，等你想好了就来告诉我。你就找高鑫宝，他会带你见我。”
陈帼英重重地点了下头，然后逃也似地走了。
杜月笙喝光了杯子里的红酒，想起刚才的一幕，忍不住笑了。
如果他不是想把陈帼英娶回家的话，那今晚他肯定会霸王硬上弓，一定要得到她。
但他相信，凭着他的实力，陈帼英肯定跑不了，早晚会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女人。
果然，几天后，高鑫宝亲自把陈帼英送到了三鑫公司杜月笙的办公室。
高鑫宝关上门出去后，杜月笙问：“想好了？”
陈帼英娇羞地低头说：“嗯。”
看到眼前这个少女的可爱模样，杜月笙心中的欲火腾地一下窜了上来。就在办公室宽大的办公桌上，杜月笙三下五除二剥去陈帼英身上的衣服，野蛮地占有了她。
看着那一缕鲜红，杜月笙彻底地放心了。
第二天，杜月笙就让万墨林准备聘礼，然后亲自送到陈帼英家里。
像杜月笙这样有财势的人，一般人想巴结都还巴结不上，所以，陈帼英父母当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然后，为了保证陈帼英日后不跟大太太沈月英发生龌龊，杜月笙就又在民国路的民国里置办了一幢楼房，专供陈帼英住，也算是第二处杜公馆。
一切安排妥当后，杜月笙大摆筵席，欢天喜地地把陈帼英娶进了家门。
不远处的钧培里，沈月英心里虽然不好受，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与他的烟枪相伴。
娶了陈帼英后，杜月笙容光焕发，仿佛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春。从此之后，他就很少在钧培里的杜公馆招待客人了，凡是应酬的事宜，几乎全都挪到民国里的杜公馆了。
陈帼英得体的举止，优雅的谈吐，让来到这里的客人都大加赞赏，杜月笙自然是心花怒放，对陈帼英更加宠爱。
当年秋天，陈帼英就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杜月笙兴奋异常。但陈帼英怀孕后，就不能跟他同房了。而沈月英那里，杜月笙早就不去光顾了。
杜月笙又开始在外边寻花问柳。
一天，杜月笙跟一帮朋友在一座比较文雅的书寓里寻欢作乐时，碰上了他日后的三姨太——孙配豪。
孙配豪与陈帼英的年龄差不多，是苏州人，当时正在这座书寓所里做“先生”。所谓书寓，就是高级妓院，所谓“先生”，就是卖艺不卖身的高级妓女。
杜月笙看到孙配豪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
杜月笙想：反正我也开了纳妾之门了，纳一个也是纳，纳两个也是纳，再说陈帼英正好怀孕了，诸事不便，何不把这个孙配豪也娶进门呢？
杜月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孙配豪。孙配豪丝毫没有犹豫，当即就答应了。的确，像孙配豪这样的女孩，这几乎算是最好的归宿了，她哪有犹豫的道理啊？
杜月笙马上又在民国里新置办了一幢楼房，供孙配豪专用。这也是第三座杜公馆。
新的杜公馆一切安排妥当后，杜月笙又把自己的第三位太太娶进了家门。
民国荒唐的禁烟 禁烟委员是贩卖烟土的杜月笙
《剑桥中华民国史》在提及“四·一二”政变时，说作为帮凶的上海“青帮歹徒”是“黑手党”。
蒋介石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被委任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张伯岐先被任命为26军义勇队总司令、淞沪警察厅副厅长，后又升任镇海炮台司令。董明德被任命为警察局侦缉队副队长。徐福生任谍报处长。这些帮会中人成为“党国新贵”、“地方政要”，南京政府的建立，与帮会流氓有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血缘关系”。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增加经济来源，南京政府设立了禁烟委员会，以“寓禁于征”的名义允许鸦片公开贩售。具体做法：一、外国烟膏禁止进口，内地烟膏则暂予尽量收购，转卖民众自由吸食，但必须根据规章贴足印花。谁承销这家公司的烟膏，也必须贴足印花，否则照章惩罚。二、设立烟民执照，其税额逐渐加重，使吸鸦片的人因税额加重而无法吸食，最后被迫戒烟。三、由政府创办大规模戒烟所，严责民众戒烟。
解读这三条，不难察知其主旨即为垄断鸦片买卖，并通过“公卖”征收重税，以帮助蒋介石作内战经费。所以在公布鸦片公卖办法的同时，规定由蒋介石的南昌行营为缉私鸦片的最高机关，另在汉口设立禁烟督察处及禁烟总监，具体负责缉私工作。
杜月笙是上海禁烟委员会三大常委之一，有权处理日常事务及执行决议。此时杜月笙在上海公众面前的亮相，俨然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的声音也通过电波传播给了大众。1927年8月，他在电台作了几次有关禁烟的播音。除此之外，他还在《禁烟专刊》上发表“名人论著”，拿出一副要完成禁烟使命的姿态。这样的“名人论著”，当然是有人替他捉刀。
禁烟管理圈内，多有帮会成员。在设于上海的江苏禁烟局内，重要职务几乎都被帮会分子所占据：金廷荪、苏嘉善任财务处正副处长，顾嘉棠为运输处长，马祥生为查缉处长，芮庆荣为护缉队长，杨庆山任长江第一区吴淞检查所所长。该局局长曾镛还让自己的儿子拜杜月笙为干爹。在江苏各县的禁烟分局，多为杜月笙的爪牙所掌控，如谢葆生是上海县禁烟分局副局长，金山县禁烟分局的业务则由高鑫宝承包。鸦片消费者视其经济收入的多少不等，每年缴纳十二至三十元的注册费，如此方可在禁烟局买到鸦片。谁规避缴付注册费吸食鸦片，就会被拘留；临时吸食者每袋征收三角。青帮分子利用手中权力狠狠捞了一把。
杜月笙和法租界其他有声望人士，应邀赴南京出席会议，蒋介石在会见杜月笙时，同意青帮首领提出的负责鸦片垄断的人选，并同意由国民政府任命。正由于得到这把上方宝剑，杜月笙他们才得以继续在“合法”的外衣下，控制江南地区的鸦片买卖配额。
据《上海警察，1927—1937》一书转引相关资料，在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推行登记的一年中，这项收入即超过四千万元。该书说，至少在垄断的名义下，新的上海市政府注重打击毒品交易；公安局协助海关追捕和摧毁非法的鸦片、海洛因和其他通过上海走私的船只。但是政府垄断鸦片贸易的合法性受到公众质疑和反对。1928年7月，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放弃了鸦片公卖和征收烟税。
但是烟土的巨大诱惑力，还是频频引发事端，是年底发生的“江安轮烟土案”即是其中之一。11月22日晚，上海市公安局长戴石浮派警察埋伏在外滩码头仓库，他们是在等待一艘从汉口方向驶来的江安号华商轮船。当时禁烟委员会执行主席张之江收到冯玉祥的情报，江安轮从汉口将两万盎司鸦片运到上海。江安轮靠岸后，果然不同平时，搬运工搬运货物时，身旁有持枪保镖护卫着。搬运过半后，警察们行动了。令警察吃惊的是，江安轮上三十多名保镖竟是警备司令部的军警。他们负责押运的，是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委托的价值上百万元的鸦片。警察不服，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军警制服了警察，将警察押往西门宪兵队，鸦片最后搬进法租界的仓库。双方互相指责，军方指责警方拦截军方缴获的鸦片，警方则指责军方庇护毒品走私。此事很快传开，舆论哗然。
最担心舆论的还是与此事相牵涉的上海青帮，因为这会对他们与南京政府的关系带来威胁，从而影响到他们与南京政府今后的交往。南京政府显然也顾及到了这点，低调处理。调查报告称，司令部侦查队先扣押警官，处理不当；公安局局长戴石浮未查明情况，便指责军方庇护贩烟。各打五十大板，草草了事。
冯齐在《上海与外界》说：“在军队的控制下，鸦片只不过是一种生意上的安排。军阀直接从中捞钱，大量金钱被塞到从市长到次级官员，再到巡逻的低薪警察的口袋里……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并未有很大改变。在规范鸦片贩运的幌子下，实行垄断的仍然是法租界的帮会，它支持蒋介石，并为其铲除在法租界中可能损害南京政府争取民心努力的地下党。”
无论是贩运鸦片，还是对付地下党，青帮势力在法租界的活动所引发的不安定情状，终于使法租界公董局意识到，如此发展下去，管理必然失控。法租界警务处开始和杜月笙谈判，希望作为操纵鸦片买卖平台的三鑫公司迁出法租界。后来因杜月笙将他掌控的毒品工厂转移到南市，三鑫公司遂于1932年底终告解散。
《杜月笙（镛）先生备忘录》记载：杜月笙“明白武装保护对运输鸦片的必要性，成功地使杨虎将军被任命为上海保安队队长。保安队设立了一个‘特别服务处’，由该处接管了已‘结束’的三鑫公司的事务。但是，1932年12月，这个特别服务处奉吴铁城市长的命令并入公安局。”
1932年11月，蒋介石废除了禁止吸鸦片和关闭鸦片馆的命令。杜月笙以每月交给中央财政部长三百万美元为条件，在上海公开出售鸦片。转年，国民党政府为了进一步筹措军费，设立了禁烟督察处，正式实行鸦片专卖。至于杜月笙在南市制造吗啡，牟取暴利，其实孔祥熙、吴铁城也与其中利益相涉。南京政府与上海青帮对禁毒贩毒尺度的把握，主要还是从彼此利益着眼，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以这个为中心拟定的。
“现在蒋介石授权杜月笙将国民党禁烟局缴获的船运鸦片提纯为吗啡或海洛因，表面上是销售于医务用途，但是所获利润是‘为了用于蓝衣社’。”
1933年11月下旬的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档案还作如下记载：“在华界外滩的吗啡工厂已经存在六个多月了，在杜月笙的要求下，通过前任公安局长黄振兴已经从蒋介石处得到了经营此工厂的许可……据传闻，吴铁城市长许诺对继续经营毒品工厂不予过问。”
对于蒋介石的示好，杜月笙当然心领神会。投桃报李，杜月笙一是支持蒋介石围剿红军，二是协助破坏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截止1933年11月17日晨，杜月笙可在六个月的期限内，将鸦片或生吗啡提纯为吗啡、海洛因和红丸。这期间，他在南市太平弄104号的工厂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全面保护，而每天所获的五万美元的利润中很大部分应用来支付蒋介石的军费开支。”
1949年青帮大佬杜月笙为什么不跟蒋介石去台湾
一九四九年，杜月笙离开上海到香港，就是不跟蒋介石去台湾，有几个关键的原因。
第一、“红帖子”不见了
杜月笙的长孙杜顺安说，蒋介石早年尚未发迹时，曾经到上海由旁人引荐见过杜月笙，并且递过“红帖子”。“递红帖子”就是投门生帖子，要在帮内施行摆香堂的仪式。蒋介石曾经拜在杜月笙门下，成为其门生。论年纪，蒋介石还大杜月笙一岁，但杜月笙早在二十三岁就已经是青帮重要头领。
杜顺安的父亲，即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曾亲口跟他说：“我们家有蒋介石的红帖子。”所谓“红帖子”，就是一张上面写着投入门生的姓名、父母亲的名字和本人生辰八字的红纸，帖子上并以毛笔正楷工整写着：“弟子某某某认某某人为师”。父亲告诉杜顺安，蒋介石递的“红帖子”上，名字清清楚楚写着“蒋志清”三个字，蒋志清是蒋介石上学以后用的名字。
抗战时，杜月笙离开上海，把这纸蒋介石以蒋志清之名写的“红帖子”留在家里的一个保险箱里，由一位账房负责保管。等到抗战胜利回上海打开一看，才发觉什么都没有短少，唯独那张“红帖子”不见了，这件事确实离奇诡异。杜月笙
杜顺安推测，帖子应该是蒋介石派人拿走的，他说：“本来，我祖父的意思是想藉一个适当的时机，把这份蒋志清过去递给他的‘红帖子’，原封不动归还给蒋先生的，谁料到竟会不翼而飞呢？”
杜月笙不去台湾的第二个原因，是和复员后的一些事情有关。
胜利后，他满心以为即使不能当上市长，至少也可当个议长吧，结果没想到什么官衔也没有，到头来成了一场空。
杜顺安说：“祖父心里很清楚，自己胸无点墨，大字不识几个，蒋介石怎么可能要他当议长、市长。蒋介石要他做国大代表，祖父也觉得自己不识字，不宜当国大代表，要我母亲当国大代表，母亲不愿意做官，最后祖父只好要万墨林担任国大代表。”
上海打老虎是祖父对蒋介石失望的另一个导火线。
蒋经国上海打老虎时抓了杜月笙的三子杜维屏，虽然有许多人在杜月笙面前献策，也有不少人自告奋勇，自称我认识谁谁谁，打一通电话，就释放了，但杜月笙心里很清楚这来龙去脉，坚信杜维屏没有犯错。杜月笙起先一句话都不吭，最后在议论纷纷之下开口了，他说，关于杜维屏的事，谁都不许讲一句话，不准任何人去讲情，静待蒋经国的调查。结果，关了三天，杜维屏被无罪开释。杜顺安说，这也是父亲亲口告诉他的。
还有一说，说杜月笙因为鸦片瘾头很重，所以国民党当局不让他去台湾，“这是不准确的讲法。”杜顺安说，“祖父虽然抽大烟，但是他是可抽可不抽，不是非抽不可，因为他没抽上瘾。倒是我第五个祖母孟小冬，抽鸦片抽得厉害，她上了瘾，她到台湾之后，鸦片照抽不误，私底下抽，国民党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此，总的说来，祖父不愿意去台湾，就是三件事。其一是‘红帖子’不见了，祖父不开心，心想你蒋介石当了总统了，在礼貌上我本来就是要还你的，但是为什么别的东西不丢，偏偏这张‘红帖子’不见了？启人疑窦。其二，是蒋经国把我三叔叔杜维屏关进去了，让我祖父非常生气。其三，就是为了上海市长、议长的事情。蒋先生连荐举议长、市长表面上的客气都没有。你蒋先生总要来跟祖父客气一下吧，过来邀请我杜某人，好歹表面上做个样子，给祖父一个面子也行，可是竟然连请都没有来请过，连面子上最容易的动作都不作，这摆明了是昭告天下，新政府不需要杜月笙这种本地势力介入，非但如此，新政府还怕我们兴风作浪，要想铲除我们这批人。”杜顺安说：“所以祖父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是夜壶，蒋介石把我们用完了，眼看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往旁边一甩，再也用不着你们这些夜壶了。”杜月笙与孟小冬
不过，杜月笙在过世之前交代他的两个太太和杜维藩等，待他过世之后，就去台湾，因为他在台湾还有一些人脉关系可以帮忙，而且台湾也比香港安全。因之，杜月笙过世之后，杜家就举家搬到台湾去了。
杜顺安说，在台湾，某日，他们去台北市长安东路一家广东烧腊餐厅吃饭，刚好蒋经国也在那家餐厅里用膳，蒋经国马上走了过来，和杜维藩握手致意，并坐在他身边以上海话说：“上海的事情，我感到抱歉！”蒋经国这句抱歉，一笔勾销了过往仇隙，过去的恩恩怨怨，俱往矣！
最美父爱杜月笙:病逝前销毁借据 不让子女要债
1931年6月9日，是旧上海的一个大日子。这一天，上海滩名人杜月笙的杜家祠堂举办落成典礼，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据当时报纸记载：上午9时，6支 仪仗队从“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仪仗队过江时，甚至把十几个观看的市民挤落江中。典礼上不但有蒋介石亲送的“孝思不匮”大匾额，南京、上海各界要人也 悉数到场。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排场！
80年后，杜家祠堂经历了时代变迁，已然风光不再。这片已经成为军事禁区的地方，常人已经很难进入。只有祠堂里郁郁葱葱的罗汉松还依稀记得，杜月笙家族在上海呼风唤雨的日子。
会做人的黑帮老大
当年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上，宣读的是国学大师、古文大家章太炎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文章一开头便说：“杜之先生帝尧，夏时有列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章太炎妙笔生花，把杜月笙的祖宗追溯到了尧，不知杜月笙当时作何感想。其实，老上海人都知道，杜月笙出身贫苦，家在浦东高桥镇南的杜家宅。其祖父辈早已不可考，父亲杜文庆，多年在高桥镇的一家茶馆当堂倌。1888年，生下了这个宝贝儿子。因为是旧历七月十五(俗称中元节，是鬼节)生的，取名月生。后改名为镛，号月笙。
杜月笙4岁丧母，6岁时，父亲也去世了。杜月笙只上过半年私塾就辍学了，14岁时，他背着一个小包袱来到了十六里铺闯天下。在那里，他先在水果店当店员，练就了一手削梨的好功夫，还得了个外号“莱阳梨”。不过，杜月笙可不是个老实的店伙计，他整日与流氓混混为伍，且嗜赌成性。后来拜了青帮的陈世昌为 “老头子”，正式入了青帮。
陈世昌在青帮中辈分很低，杜月笙其实并未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但杜月笙懂得报恩，发达后把陈世昌养了起来。陈世昌有个很不成器的儿子，有一次和人家办钱庄亏得一塌糊涂，债主追得急，陈世昌只好请杜月笙解困，杜月笙二话不说，把二万五千大洋送到陈世昌手里。结果没多久，这二万五千大洋败光了。杜月笙又给两万，这些钱不久又被花个精光。陈世昌再也没有脸面登杜家门了。杜月笙
杜月笙在青帮中迅速崛起依靠的是黄金荣。投靠黄公馆那年，杜月笙19岁，而长他20多岁的黄金荣，却已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人物。黄金荣时任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其势力不但遍布全上海，还达到了江苏、浙江的许多地方。杜月笙靠着社会上学到的察言观色、灵活应变，获得了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很快便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到1925年，杜月笙与黄金荣等合伙开设三鑫公司，垄断了上海滩的全部鸦片买卖，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
上海滩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关于杜月笙的“会做人”流传着很多“杜氏名言”：不要怕被别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说明你还有用;钱财用的完，交情吃不光。所以别人存钱，我存交情;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也正因此，杜月笙可谓朋友遍天下，从政界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
与蒋氏王朝的恩怨
杜月笙最重要的朋友要算蒋介石。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活埋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深得蒋介石信任。而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到1928年，40岁的杜月笙名下就有了一堆显赫的头衔：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董事、上海总商会监委委员、上海中汇银行和东汇银行董事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华丰造纸公司董事长，等等。上海青帮三大亨(右起：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
“会做人”首先要会“看人”。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就很能说明杜月笙的识人之能。1921年左右，戴笠在上海还只是一个赌场里的小混混。有一次在杜月笙的赌场里掷骰子，技艺超群，让赌场出血不少，看场子的人要收拾他一顿，结果，戴笠指名道姓要见杜月笙。杜月笙见了戴笠，让他表演一下。一看之后，对戴笠的绝技赞不绝口，认为此人心思手腕这么灵活，非常人可比。于是当场结拜，以兄弟相称。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杜月笙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和戴笠的这种特殊关系。
不过，杜月笙本人也是“有胆有识”。1931年7月23日的《纽约时报》刊出了一则新闻《枪弹未击中宋子文》。报纸引用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本人的自述说：“我从车站上走出来，离出口处大约15英尺远的地方，突然有人从两侧同时向我开枪……我身边的秘书的腹部、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奇怪的是，我竟未伤毫毛。”很显然，这是为了吓唬宋子文，而这场枪击的幕后主使人就是杜月笙。原因是在不久前，杜月笙与财政部有一笔交易，他为此支付了600万元。后来，他想讨回这笔钱，但宋子文却还给他600万元公债券。于是就有了枪击这一幕。宋子文弄清真相后，迅速把公债券换成了现金。
做的好事，也要肯定
但另一方面，杜月笙也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慷慨的慈善家。淞沪抗战时，杜月笙收容、安置了大量难民，将一批批学生和市民通过自己的门徒送往大后方。上海沦陷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过江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航道，迟滞日军进攻。
1937年，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同时，他拒绝日本人的拉拢，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他的结义兄弟张啸林有意投敌，被护卫枪杀，据说也与杜月笙有关。
1937年10月，时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应八路军驻沪主任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对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态度。1946年，苏北爆发洪灾，蒋介石下令“行政院”设法救济苏北难民，以此来稳定国统区。杜月笙毫不犹豫地接下了20亿赈灾款的任务。然后，杜月笙和他的弟子策划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上海小姐”选举，参选的佳丽多为上海滩当红歌星、舞女。结果，大获成功，共获得捐款4亿法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避往香港。因为他既不想去台湾，也不想留在大陆。不过，据杜月笙的长女杜美如回忆，杜月笙病情渐重时，周恩来总理曾托人捎话，请他回大陆。杜美如记得，家中有一天来了“共产党方面的两个人”，有意归乡的杜月笙就托香港《新闻报》一位姓钱的总编给大陆那边回了信。结果，那位钱先生当天喝了一瓶半威士忌，同时给大陆和蒋介石两边写信，并醉醺醺地装错了信封。结果可想而知，蒋介石看后很生气，杜月笙变得“两头不是人了”。杜月笙与孟小冬合影
谈及对杜月笙的评价，中国社科院民国史研究室主任汪朝光说：“杜月笙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起家于帮会，有‘黑’或‘邪’的一面，但他又支持过抗日，也就有了‘白’或‘正’的一面。而历史评价应该实事求是，该否定就否定，该肯定就肯定。对杜月笙来说，虽有‘正’的一面，但总体而言，‘邪’的一面更突出，不是个值得特别肯定的人物。”
家教家风
杜月笙在家中是个严厉的家长。他有5房太太，10个子女。大太太沈月英没有生育。领养一子，名杜维藩。二太太陈帼英共生育3个儿子，杜维桓、杜维翰、杜维宁。三太太孙佩豪生育两个儿子，杜维屏和杜维亲。四太太姚玉兰是著名京剧演员，为杜月笙生养了二子和二女，杜维善、杜维嵩和杜美如、杜美霞。 五太太孟小冬，是一代京剧名伶。去年，电影《梅兰芳》上映之时，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一时间引起各方评论。
杜月笙喜欢人们称呼他为“杜先生”。杜美如曾见过在《建国大业》中扮演杜月笙的冯小刚。杜美如评价他：样子像，演得也像，只有一点不像，“我父亲是从不戴墨镜的”。
在杜美如的记忆中，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其沾染烟赌娼。他喜欢有才华的孩子，常常跟儿女们说他小时候穷得很，没有机会念书，要儿女们珍惜现在的读书机会。儿子杜维藩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了两个耳光。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10下。阿姨心疼杜美如，让她多穿两条裤子去挨打，结果杜月笙下手更重，还不许叫，叫一声就重打。“父亲很严厉，我们见他也要预约批准。见了面主要问读书，然后给50块老法币。”杜美如回忆说。
1951年夏，杜月笙病入膏肓。处置遗产时，身边仅有11万美元。遗产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1万美元，儿子拿1万美元，没出嫁的女儿拿6000美元，出嫁的拿4000美元。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杜美如回忆说：“父亲回光返照时，对身边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大家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杜美如
杜月笙去世之后，杜维藩和四房姚玉兰母子、孟小冬等人都去了台湾，但除了姚玉兰和孟小冬仍经常走动，其余各房之间往来不多。近年来，杜家只有杜美如和杜维善偶尔在公众面前露面。不过，杜家后代的共同之处是都不走黑道，并且都受到良好教育，多数定居海外。
杜美如目前住在约旦，性格开朗的她至今最喜欢说的还是上海话，父亲的口头禅“闲话一句”也被她继承了下来。约旦国王侯赛因家族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杜美如夫妇和侯赛因家交上了朋友。1979年，杜美如夫妇在安曼(约旦首都)开办了第一家“中华菜馆”，如今还在阿联酋开了分店。杜美如有两子一女，其中一个儿子目前定居上海。近几年，杜美如也经常回国，多次表示有回国定居的打算。而杜美如的胞弟杜维善，目前定居加拿大，也曾多次回国。他是一位知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曾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共计1800余枚。
杜月笙和他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作为旧上海传奇中的传奇，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一部分闯荡上海滩的年轻人的梦想。不过，梦想总是和虚幻连在一起。也许，就连杜月笙的家人、后代，也从未真正走进过他。而杜月笙留在许多现代人心目中的，不过是《上海滩》之类的影视剧所刺激起来的想象罢了。
旧上海霸主杜月笙一生 悟出的人生道理
1.不吸烟不饮酒的人，都很自私。一般不可托终生。
2.对你吹拍人，最可能背叛你。伤你最深的人，一定是你最爱的人。百分之七十的凶杀案发生于熟人之间。“生虎犹可近，熟人不可亲。”
3.胆小的男孩一般能成大事。打仗前思后想的，才是帅才。流泪的男人一定有爱心。举棋不定是一种美德。
4.爱骂人的人，内心都很恐惧。长角的动物都不是食肉动物。一群人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动如火掠，不动如山。”
5.背叛你的女孩，再侮辱你，一生命薄。恶有恶报。早年的“班花、校花”，有几个会有晚年的幸福？“猛虎别在当道卧，困龙也有上天时。”
6.重情之人，难有爱情之幸福。当你说岀爱字，你就处于被动。爱情的真谛是“欲擒故纵”，鲜花大都插在牛粪上。“骏马常驮痴汉走，巧女常伴愚夫眠。”
旧上海老大杜月笙语录，很值得看
1.不要怕被别人利用，人家利用你说明你还有用。
2.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 场面 情面。
3.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 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
4.杜月笙有句挂在嘴上的话：小心得天下，大意失荆州。
5人活在世上要靠两样东西，胆识和智慧。
6.事不要做绝，要留有余地。
22陪她外出散心，顺便加深感情。女人喜欢放松时男人说的心里话。
23吃东西时，不要傻傻的问：你吃不吃？更不要在对方说不想吃之后就立即吃个精光。那是自私的表现。
24她有人追求，说明她很有魅力，不要因此发无名火，吃无名醋。更不能误会，而是要更加去好好爱。
处事计策
1.看穿但不说穿。很多事情，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就好了，没必要说出来。
2.高兴，就笑，让大家都知道。悲伤，就假装什么也没发生。
3.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 ，对别人要宽容 ，能帮就帮， 千万不要把人逼绝了 ，给人留条后路……
4.快乐最重要，谁人、何物、何事使你快乐，你就同他们在一起。何物让你不快乐，你就离开他。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离开他。
5.不要老在别人面前倾诉你的困境袒露你的脆弱。
6.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关键是清楚到底想要什么。得到想要的，肯定会失去另外一部分。如果什么都想要，只会什么都得不到。
7.我喜欢一位朋友说的这句“善忘是一件好事。”
8.两个人同时犯了错，站出来承担的那一方叫宽容，另一方欠下的债，早晚都要还。
9.自己不喜欢的人，可以报之以沉默微笑；自己喜欢的人，那就随便怎么样了，因为你的喜爱会挡也挡不住地流露出来。
10.不要做刺猬 ，能不与人结仇就不与人结仇 ，谁也不跟谁一辈子 ，有些事情没必要记在心上。
11.学会妥协的同时，也要坚持自己最基本的原则。
12.不要停止学习。不管学习什么，语言，厨艺，各种技能。
13.钱很重要，但不能依靠男人或父母，自己一定要保持一定赚钱的能力……
14.不要太高估自己在集体中的力量，因为当你选择离开时，就会发现即使没有你，太阳照常升起....
15.过去的事情可以不忘记，但一定要放下。
16.即使输掉了一切，也不要输掉微笑……
17.不管做了什么选择，都不要后悔，因为后悔也于事无补。
18.不要因为冲动说一些过激的话。
19.不要轻易许下承诺，做不到的承诺，比没许下更可恶。
20.不要觉得不了解也会有爱情。在不了解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喜欢，达不到爱情。当彼此的缺点暴露出来以后，很多时候这喜欢也就会结束了。
21.说话时可以很直接，人很直爽，总比虚伪好。
22.对自己好一点，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都别考虑，去吃自己爱吃的吧！
杜月笙几个老婆?杜月笙五房漂亮姨太太罕见照片
杜月笙一生共名媒正娶了五位太太：大太太沈月英、二太太陈帼英、三太太孙佩豪、四太太姚玉兰、五太太孟小冬。
杜月笙(1888 8.22-1951 8.16) ，出生于上海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杜月笙，原名月生，后由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杜月笙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初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后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时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时为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子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
杜月笙简介
中文名：杜月笙
别名：杜月生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苏川沙
出生日期：1888年
逝世日期：1951年
职业：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
杜月笙大太太名沈月英照片
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
杜月笙一生共名媒正娶了五位太太：大太太沈月英、二太太陈帼英、三太太孙佩豪、四太太姚玉兰、五太太孟小冬。
大太太名沈月英，苏州人，没有生育。她领养一个儿子，名杜维潘，虽是养子，但此子进门后，杜月笙事事顺利，所以爱得胜过己出。后大太太因与表哥通奸被杜幽禁十年。
二太太陈帼英，上海人，原是舞女，后跳舞结识杜并嫁给杜，共生育三个儿子，即维桓，维翰，维宁。
三太太孙佩豪，苏州人，筱桂荪外甥女，十六岁嫁给杜。生育两个儿子，即维屏、维亲。
二太太陈帼英(右三)三太太孙佩豪(右四)
四太太姚玉兰(左一)照片
四太太姚玉兰，北京人，著名京剧演员，父亲为著名京剧丑角“七盏灯。上世纪30年代，筱兰英带女儿去上海演出，经太太撮合，姚玉兰嫁给杜月笙为侧室。她和孟小冬是孩提时的玩伴，长大后的闺中密友，关系非比一般，正因如此，才有了孟小冬下嫁杜月笙的一段故事。姚玉兰生育二子和二女，即维善、维嵩和美如、美霞。
杜月笙和五太太孟小冬照片
五太太孟小冬，北京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姚玉兰师姐，先前曾经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一段爱情为世人赞叹。后随杜月笙在1949年逃往香港。此时的杜月笙已非盛年，而是年逾花甲一病翁，孟自入杜门后，就自然地挑起了侍奉杜月笙的担子。而侍疾也似乎成了她不可卸掉的责任，因为她的相伴已经成了病入膏肓的杜月笙不可缺少的安慰。
自入杜公馆以来，孟小冬一直沉默寡言，对一切看不惯、听不得、受不了的事情都漠然置之。但1950年的某一天，傲岸的她却迫不得已，淡淡地说了句至关重要的话。那天，杜月笙当着家人的面，掐指计算迁法需要多少张护照。当他算好了需要27张时，孟小冬淡然的声音突然飘了过来：“我跟着去，算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一语道破实情。杜月笙一愣，当即宣布尽快与孟小冬成婚。那一晚，杜月笙下了他那几乎离不开的病榻，由人搀扶着，充当新郎;孟小冬的脸上也现出了笑容。毕竟他们有了女儿杜美娟，杜月笙有责任承担起了孟小冬的义务，给她一个名分。一生傲岸的孟小冬，最终也只能屈从于命运的摆布了。毕竟他们有了女儿杜美娟。孟小冬一生经历坎坷，1951年杜月笙病逝后在香港课徒传艺。1967年，移居台北，1977年与世长辞。
杜月笙于1951年8月16日下午4时50分在香港家中病逝，时年63岁。杜月笙一生传奇，许多人却不知他在香港病逝后已被四房姚玉兰带来台湾安葬，安息在台北县汐止秀峰小学后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