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故事》 欧阳修曾因绯闻被贬 欧阳修与儿媳乱伦是真的吗 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一生坎坷，在许多地方留下宦迹，其中就包括历史文化名城正定。正定原名真定，北宋时期是河北西路首府。庆历年间，欧阳修曾经奉使河北西路都转运使，相当于河北西路的“省长”。 欧阳修曾尖刻抨击朝廷用人政策，这些正义之言，遭到朝中奸佞嫉恨，于是，一些置军国大业和边境国防于不顾的小人欲陷害于他。 御史钱明逸，因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时，贬斥他的祖宗、五代十国吴越国王钱氏家族，所以怀恨在心，想方设法罗织罪名，必欲置欧阳修于死地。 当年，欧阳修之妹嫁给张龟正，不久守寡，两人无子，只有张龟正前妻所生一女。欧阳修怜悯，便把妹妹和外甥女接到自家。外甥女成人后，嫁给欧阳修远房侄子欧阳晟。可这个“外甥女”竟与家仆私通，被发现送到官府。不知是屈打成招或受人唆使，该女张氏竟说欧阳修和她有不伦之情，并欺占她家财务。钱明逸还用张氏的家财买了田地，写上欧阳修的名号，制造伪证，罗织罪名，诋毁欧阳修。 欧阳修上表为自己辩白。仁宗皇帝亲自给欧阳修写了手诏安抚，维护了欧阳修的名声。但中书舍人钱穆及其父亲钱勰仍不依不饶，坚决弹劾欧阳修。宋仁宗无奈，在庆历5年(1045年)8月，一纸诏书，罢免欧阳修的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将他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县)当知州，时年39岁。 这次绯闻事件，不仅对欧阳修仕途造成巨大打击，而且影响到欧阳修的声誉。到滁州之后，他一度借酒浇愁，寄情山水，所以39岁竟然已有醉翁之号，还修建了醉翁亭。 拓展阅读：欧阳修与外甥女、儿媳乱伦的绯闻 欧阳修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金石学家。他在多门学科中都有很高的建树，表现出了多方面的学识和才华。尤其是他对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卓越贡献，更奠定了他划时代、开风气、雄踞一代文坛的领袖地位。然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也曾绯闻缠身，被指与外甥女、儿媳妇乱伦。 一代文学宗师的欧阳公，一生三次被贬官，两次遭遇绯闻让他百口难辩。所谓“盗甥”，也就是说欧阳修和外甥女张氏通奸。欧阳修的妹妹嫁人不久便守了寡，欧阳修可怜她便把她和外甥女接到自己身边抚养。外甥女长大成人，嫁给了欧阳修的远房侄子欧阳晟。欧阳晟可能有性能力障碍，外甥女耐受不住，便与家仆陈谏私通，被人发现送到了开封官府。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外甥女突然揭发欧阳修和她有不伦之情。后受人利用，屈打成招，竟然说欧阳修和她有乱伦，还欺占了她娘家的财产——有人事先用张氏的家财购买田地，落在欧阳修名下。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置欧阳修于死地。欧阳修曾上表为自己辩白，仁宗皇帝也不相信欧阳修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并多次作出批示，表明态度，但人言可畏，何况那些人不依不饶，仁宗只好将欧阳修贬到滁州。 其实，这段绯闻故事是《钱氏私志》记载的，关于《钱氏私志》这本书的作者向来有几种说法，无论作者是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作者是钱氏后人无疑。至于钱氏后人为什么要陷害欧阳修，《钱氏私志》说得明白：欧阳修“后修《五代史十国世家》，痛毁吴越，又于《归田录》中说文僖数事，皆非美谈。从祖希白尝戒子孙，毋劝人阴事，贤者为恩，不贤者为怨。”也就是说，欧阳修在参与编纂《新五代史》时，贬斥了钱氏的祖宗，即吴越国王钱氏家族。 还有一种说法，欧阳修曾经与钱惟演争一妓不得，遂在五代史中造语诋毁对钱氏先祖的谴责之语，这才引起钱氏后人的记恨。还是《钱氏私志》记载：欧阳修早年在钱惟演任洛阳留守时，在其手下任河南推官，喜欢上了一个妓女。当时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等人都在钱惟演手下，都说欧阳修“有才无行”。起先钱惟演还不信，有一天他在后园宴乐，宾客齐集，惟有欧阳修与这个妓女等了老半天才来，钱惟演就责怪妓女：“为什么才来？”妓女说：“天气炎热中了暑，在凉堂睡着了，醒来后失去了金钗，到现在也没找到，所以迟到了。”事实上是欧阳修和妓女鬼混去了才迟到。 与欧阳修同朝为钱家后人，谏官钱明逸就曾曾诬告过欧阳修私吞财产，因查无实据，但钱氏家族并不就此罢休，换了一种方式攻击欧阳修，制造了“盗甥”和“私从子妇”的绯闻。欧阳修在《望江南》一诗中写道：“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此诗大意为：江南的柳树，叶子很小，成不了树荫，人们看它仿佛轻丝一般不忍这段，连黄莺也觉得树枝太嫩而不能在上面停留唱歌，等到春意深了，十四五日，得了空抱着琵琶再去看。堂上少女在玩簸钱(古时候一种少女玩的游戏)我从堂下路过，以前见过就暗暗留在了心上，何况到现在呢？钱氏后人将此诗曲解为欧阳修与外甥女有染。 笔者以为，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古代文人有点花花事并不奇怪，但花到与外甥女乱伦的程度几乎不可能，他的外甥女在开开封府被曲打成招，诬陷其舅却有可能。当时任开封府尹杨日严因为他主政益州(今成都)时，大肆敛财，贪污官银，曾遭到欧阳修弹劾，一直怀恨在心，这下正好撞到他枪口上。欧阳修心里喜欢他的外甥女也许并不假，他见到十二三岁的外甥女，在厅堂上和女伴们玩掷钱游戏，笑着嚷着追逐到阶下天井里。欧阳修见外甥女美丽活泼、温柔可爱，不禁动心。后来外甥女十四五岁了，更加好看了，欧阳修已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子，他只好“留心”，叹了口气，做了这首词不过是有感而发。后来给人见到了，惹了场大风波。欧阳修那时在做大官，道德文章，举世钦仰，给朝里御史们大大攻击。其实，他只心里赞他外甥女小姑娘美貌可爱，又没越礼什么的，做诗词过分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 继“盗甥”之后，欧阳修还曾被指与儿媳妇乱伦。宋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士大夫以濮议不正，咸疾欧阳修，有谤其私从子妇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诏二人具语所从来，皆无以对，俱坐谪官。先是之奇盛称濮议之是以媚修，由是荐为御史，既而攻修，修寻亦外迁。其上谢表曰：‘未乾荐祢之墨，已弯射羿之弓。’”宋高晦叟《珍席放談》亦云：“熙宁初欧公在政府，言官诬其私子妇吴氏，惟冲卿以己女尝辨于文疏，余无一言为明其诬蔑。” “盗甥”一事，在宋代就有人提出疑问，认为以欧阳修不会干出这种糗事来，纯粹是被人陷害的。关于欧阳修“私从子妇”的记载不如其盗甥的多，据云亦多为人诽谤。但经过这两次绯闻事件的打击后，让欧阳修对仕途有些心灰意冷却是真的，多次要求退休。1071年，欧阳修办好退休手续后，回到安徽颍州，次年与世长辞。 《秋声赋》:欧阳修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反省? 《秋声赋》是欧阳修的名篇，估计不少人读过，甚至可以背诵。对于这篇文章的主旨，不少人解读为从伤感秋天到伤感人生。欧阳修从秋天的肃杀，和万物的萧条，想到人生的衰老，以及结合自己的挫折，从而发出感叹：“奈何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人非坚硬的金石，怎么要去跟草木争繁荣茂盛呢？最后还发出一声叹息。整篇文章的情绪似乎很消极，逃不开悲秋的调子。 其实，对于一篇文章的解读，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时代的变化，也会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养生学因此大行其道，而其中养生的一个原则是：悠着点，慢生活，或者说放下，不要过于执着，尤其是对于个人财富和名利。事实上，在《秋声赋》里就有这样的信息，诸如“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来骚扰人本来平静的心灵，各种各样繁重的事务来劳累人的身躯。内心总是处于骚动、激烈等情绪中，总是处于不安的状态里，必定会损坏一个人的精气神。 这几句话就是在告诫人们，不要过分劳累自己的躯体和精神，说得时髦一点，就是不要透支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这样做的消极结果，会在人的外形显示出来，“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红润白皙的肌肤变得苍老枯槁，乌黑油亮的头发变得斑白。 欧阳修对这种情况进行了高度的总结，认为人之所以出现红颜变苍老，黑发变斑白，固然有自然界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自己不爱惜自己，欧阳老师将其归结为“自戕”，说得很形象很到位，过度折腾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就等于自我残害。欧阳修将人身心的磨损与金石进行对比，其实也是告诉人们：人是血肉之躯，跟金属顽石没法比，人经不起过度的磨损，这种磨损会让衰老过早地出现在我们的肌肤和外形上。 欧阳修一生经历了不少坎坷和挫折，也有过不少煎熬，所以当身体出现衰老的症状时，回想往事，说不定欧阳老师有所后悔，因此在所写文字里，除了悲秋之外，也充满了自己未能适当使用身体和精神，过度磨损自己的后悔之情。当然，这是本人一家之见。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为了事业，为了工作，人们在拼的道路上，会出现一些过劳现象，这时不妨读一读欧阳修的《秋声赋》。这篇文章不是从正面角度讲养生的，而是从反面告诫人们不要磨损自己的身心，这等于也是从反面论证养生的重要性，吸取其中的教训，矫正自己的作息行为，未尝不是件好事。这也算是从其中学到的养生正能量吧。 除了养生正能量，我们还要从《秋声赋》学到文学正能量。《秋声赋》本意在哀伤秋天的萧瑟、人生的衰老，同时也不忘塑造文学作品的形象。比如，他将秋天的来临比喻成一次军事上的袭击、一次入侵战争时有这样的比喻：“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又好像去攻打敌人的士兵，嘴巴里衔着东西快速行军，听不见行军的号令，只听得到人马悄悄行进的声音。将秋天悄然而来，但又暗潮涌起的过程描摹得十分形象、感性，将抽象化为具象，这是《秋声赋》之高明所在。 无论是养生，还是文学，《秋声赋》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宋朝著名诗人梅尧臣简介 欧阳修唯一佩服的文人 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汉族，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称宛陵，故世称宛陵先生。初试不第，以荫补河南主簿。50岁后，于皇祐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以欧阳修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世称“梅直讲”、“梅都官”。曾参与编撰《新唐书》，并为《孙子兵法》作注，所注为孙子十家著(或十一家著)之一。有《宛陵先生集》60卷，有《四部丛刊》影明刊本等。词存二首。 在宋朝，做官几乎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和追求。因此，进馆、入阁、点翰林、当学士(宋朝置“史馆”、“秘阁”、“资政殿”等，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便成了读书人的人生理想，也成了他们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志。在宋朝，一个才子，尤其是天下公认的才子，如果没能进馆入阁，那是要被惋惜和讥笑的，大诗人梅尧臣就是如此。 梅尧臣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爱好诗歌。他一反宋初西昆体诗歌表面的浮艳和内容的空洞，注重平淡、含蓄、深远，给北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不过，有才的人不一定都能考上进士，正如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说：“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所以，尽管梅尧臣“工为诗”，有才名，但他的科考之路却坎坷崎岖，屡试不第，最后只好“拼爹”，通过父辈的功劳荫补入仕，授太庙斋郎、河南县(隶属河南府)主簿。 这个小官运气不错，刚出道就遇到了好上司钱惟演。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钱惟演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市)留守，称“使相”，与宰相平级。钱惟演是朝中大臣，尊重人才，提携后进，堪称伯乐。他曾对当时在洛阳任职的部下梅尧臣、欧阳修、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给予过许多帮助，尤其对梅尧臣和欧阳修高看一眼，厚爱一筹，经常与他们诗酒唱和，还在同僚中广为延誉，梅尧臣、欧阳修因此被世人并称为“梅欧”。 只是梅尧臣在钱惟演眼里是人才，在民间也有诗名，但朝廷却始终没有把他当成干才。在洛阳任满以后的岁月里，他还到江西、浙江、陕西等多地任职，历任县令、监税、监仓等职，一干就是三十年。像他这样文名显赫，又经过多地任职、多岗位锻炼的，老在区区末吏的岗位上徘徊不前，颇为少见。很多士大夫认为，像梅尧臣这样的大才子，不进馆入阁，真是枉费其才。嘉佑元年(1056)，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联名向宋仁宗推荐梅尧臣。在大家的惋惜、褒扬以及轮番推荐之下，宋仁宗决定面试一下这个闻名天下的诗人。一试，果然才华出众，便赐他进士出身，出任国子监直讲，后任尚书都官员外郎。然而，这个员外郎仍旧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散官闲职。更让人遗憾的是，梅尧臣在都官员外郎任上没几天便溘然长逝了。梅尧臣的命运令时人唏嘘不已，有同僚甚至替他抱屈：“赢得儿童叫夫子，可怜名位祗都官。”(宋代赵与虤《娱书堂诗话》) 不过，梅尧臣对自己的仕途通达与否似乎并没有过高的期望。嘉佑年间(1056—1063)，宋仁宗征召他编修《新唐书》。接到皇帝的征召之后，他对妻子刁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好动的猴子，被塞进布袋，该多难受？表达了他颇不情愿的心态。知夫莫若妻，刁氏的回答更直接：“君于仕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谁见到过能爬上竹竿的鲇鱼呢？ 确实，对于做官，梅尧臣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基层工作三十年，每天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却一直官运不佳。倒是公务之余吟诗作赋，不亦乐乎。据宋代孙升的《孙公谈圃》说，梅尧臣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游山玩水，无时无刻不吟咏。他随身携一贮放纸张笔砚的“算袋”，有时灵感一来，兀自离开，从“算袋”中取出纸笔，奋笔疾书。有人偷看他的纸片，发现上面书写的都是诗歌，或一联，或一句。而以后，这些苦吟得来的断章，便成了他诗歌中的警句、绝对、神来之笔。 大文豪欧阳修一辈子佩服的人不多，但对梅尧臣却心悦诚服，“自以为不及”，还以“穷而后工”对其人其诗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造就了梅尧臣和他的诗歌，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奔竟于途的人，官运亨通，或许是好事，但对于诗人来说，官运不通，倒也不见得是坏事，多一个明心见性诗人，总比多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甚至胡作非为的坏官要好。 北宋野史:让欧阳修贬官绯闻是与外甥女通奸? 欧阳修活了66岁，做了42年的公务员，一生三次被贬，两次与范仲淹有关，还曾两次遭遇绯闻。 第一次被贬是在1030年5月。当时范仲淹上《百官图》，批评宰相结党营私，任人不唯贤，结果反遭诬陷，贬至饶州。欧阳修对范仲淹主张改革、为政清廉向来尊重，公开发表言论表示支持，结果也被贬到湖北夷陵。第二次被贬是在1045年秋，与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有关。第三次被贬是在1067年，英宗去世，神宗即位。国丧期间，欧阳修内穿紫袄，被御史弹劾，贬，知亳州。 欧阳修遭遇绯闻，起于第二次被贬前。1043年，青年皇帝仁宗亲政，面对内忧外患，他号召群臣出谋献策，改革吏治。范仲淹提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得到仁宗的赞赏。短短几个月，范仲淹就被提升为参知政事，担任副相。在“庆历新政”推行过程中，越来越尖锐地触及既得利益者，譬如裁减冗员、惩治腐败，必然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有人攻击范仲淹搞派系斗争，利用少壮派打击元老派，闹得仁宗不知如何收场。次年6月，西北边事吃紧，仁宗正好趁机让范仲淹去守边。11月，进奏院的刘巽和苏舜钦召集文人聚会，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人举报，仁宗大怒，批捕数十人，史称“奏邸狱”。 1045年新年刚过，杜衍被罢相，富弼被免职，推行“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作鸟兽散。欧阳修不识时务，公开为改革派鸣怨叫屈，惹仁宗不悦。但仁宗惜欧阳修之才，不想拿他怎么样。此时欧阳修的朋友田况由真定改任秦州，仁宗就让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临时代理真定府事宜。可是，一个险恶的阴谋正在向他袭来，始作俑者就是谏官钱明逸。 钱明逸嫉恨欧阳修，说出来令人啼笑皆非。据《钱氏私志》载：欧阳修“后修《五代史·十国世家》，痛毁吴越，又于《归田录》中说文僖数事，皆非美谈。从祖希白尝戒子孙，毋劝人阴事，贤者为恩，不贤者为怨。”也就是说，欧阳修在参与编纂《新五代史》时，贬斥了钱氏的祖宗，即吴越国王钱氏家族。 钱明逸将诬告欧阳修私吞财产的状纸递到开封府。开封府尹杨日严阅状而窃喜，因为他主政益州(今成都)时，大肆敛财，贪污官银，曾遭到欧阳修弹劾，一直怀恨在心，这下正好撞到他枪口上。状纸经开封府递达朝廷，宗仁即刻着人调查。结果查无证。但钱氏家族并不就此罢休，换了一种方式攻击欧阳修，制造了“盗甥”和“私从子妇”的绯闻。 “盗甥”事件是诬陷欧阳修与外甥女通奸。欧阳修妹妹嫁张氏不久便守寡，张氏前妻遗一女，欧阳修可怜她们，将她们接到家里抚养。其外甥女长大成人后，嫁与欧阳氏远房侄子欧阳晟，但她不守妇道，与家仆私通，被人告发。后受人利用，屈打成招，竟然说欧阳修和她有乱伦，还欺占了她娘家的财产——有人事先用张氏的家财购买田地，落在欧阳修名下。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置欧阳修于死地。 尽管仁宗皇帝不相信欧阳修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并多次作出批示，表明态度，但人言可畏，何况那些人不依不饶，仁宗只好将欧阳修贬到滁州。到滁州后，欧阳修还是比较乐观的，游山玩水，赋诗作文，如散文《醉翁亭记》、七古诗《菱溪大石》等，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失意的牢骚。可是，“盗甥”绯闻被小人四处传播，如影随形，历时长久，欧阳修心情岂能不受影响。 “盗甥”事件之后，那些小人又编造出“私从子妇”的绯闻，说欧阳修与儿媳乱伦——宋司马光《涑水纪闻》言：“士大夫以濮议不正，咸疾欧阳修，有谤其私从子妇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诏二人具语所从来，皆无以对，俱坐谪官。先是之奇盛称濮议之是以媚修，由是荐为御史，既而攻修，修寻亦外迁。其上谢表曰：‘未乾荐祢之墨，已弯射羿之弓。’” 经历两次绯闻的打击后，欧阳修心灰意冷，淡薄仕途，多次要求退休。1071年，欧阳修办好退休手续后，回到安徽颍州，次年与世长辞。 北宋寇准因何事被欧阳修作诗批其生活作风不良? 从出土的唐墓壁画来看，长管形的蜡烛至迟在唐朝就出现了。陕西乾陵博物馆的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就绘有手执蜡烛的侍女。但是，蜡烛此时还是贵族高官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平民可消费不起。因此，燃烛也是唐朝人炫富的一种方式，如贵戚“杨国忠每家宴，使每婢执一烛，四行立，呼为烛围”。 到了宋代，蜡烛才成为普通的商品，开始进入一般士庶家庭。我们查宋代笔记，便会发现关于蜡烛的使用记录突然多了起来，《夷坚志》多次提到“烛”，如“洛中怪兽”条载：“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兽，仿佛如犬，或如驴，夜出昼隐。民间讹言能抓人肌肤成疮痏。一民夜坐檐下，正见兽入其家，挥杖痛击之，声绝而仆。取烛视之，乃幼女卧于地已死。”这个故事很诡异，不过我们不去管它，只注意故事透露出来的信息：洛阳平民家中备有蜡烛。 《梦粱录》则记载，南宋杭州的年轻人谈婚论嫁，女家收了聘礼后，要在“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到迎亲之日，男方派人各执“花瓶、花烛、香球、沙罗洗漱、妆合、照台、裙箱、衣匣、百结、青凉伞、交椅”等礼品，“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蜡烛显然是宋人办婚嫁喜事必不可少的用品。宋人婚后生子，为孩子举行“抓周”仪式时，摆出来让孩子抓的物品，包括“烧香炳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翦、升斗等子、彩缎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其中也有“烧香炳烛”。 宋朝都城设有一个服务机构，叫做“四司六局”，相当于现在的婚庆服务公司。人家若有喜庆欲办筵席，可雇佣“四司六局”承办全部流程。这“四司六局”中，专设了一个“油烛局”，职责即是“掌灯火照耀、上烛、修烛、点照、压灯、办席、立台、手把、豆台、竹笼、灯台、装火、簇炭”。可知宋代一般平民的生活中常常都需要用到蜡烛。 在《梦粱录》记录的杭州“团行”(工商行业组织)中，有“修香浇烛作”，说明制作蜡烛在南宋城市已经成为一个行业。在“铺席”(商店)中，则有“童家桕烛铺”、“马家香烛裹头铺”两家“有名相传”的大品牌;《梦粱录》又载，杭州“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可知南宋杭州出现了蜡烛专卖店，蜡烛是市场上常见的普通日用品，不再是贵族豪富专享的奢侈品。 宋朝图像也佐证了我们的观察。黑龙江博物馆收藏的南宋初画院摹本《蚕织图卷》，画的是江南蚕织户从“腊月浴蚕”到“织帛下机”的全过程。我们发现，蚕织户的家具当中，就有一架烛台。 那么宋代的蜡烛价钱几何呢？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宋代物价研究》收录了一则蜡烛价格信息：据《宋会要辑稿》，宋神宗年间，朝廷给予官员的奠仪包括“秉烛每条四百文，常料烛每条一百五十文”，可知宋代每根蜡烛的价格为150至400文不等，相当于一名城市下层平民两三天的收入。不过宫廷的蜡烛制作豪华，用料精细，无疑偏贵。坊间民用蜡烛的价钱应当不会这么高。 程民生教授的高足张彦晓提供了另一条宋代蜡烛价格信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哲宗年间，定州采购的防城器具计有“松明一十四万一千六十二斤半，桦烛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五十二条，估定合用物料价钱二万二千九百九十七贯二十七文”。如果我们忽略掉松明与桦烛的价差，则可以计算出，每根蜡烛约18文钱，顶多是20文钱左右，相当于一名城市平民日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价格，显然是一般市民都消费得起的。 不过，点蜡烛的成本还是高于点油灯，一名南宋读书人“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于青布褙袖中归，燃灯读书”，彻夜点灯，也才耗油4~5文钱。而通宵点烛，少说要三至五根蜡烛，即需要支出50~90文钱，是油灯成本的10~20倍。 因此，北宋名臣寇准好奢华，家中不点灯，专点烛，便被欧阳修视为是“可以为戒”的不良生活作风：“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亦是寇莱公(寇准)烛法。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杜衍)为人清俭，在官未尝燃官烛，油灯一炷，荧然欲灭，与客相对清谈而已。二公皆为名臣，而奢俭不同如此，然祁公寿考终吉，莱公晚有南迁之祸，遂殁不返，虽其不幸，亦可以为戒也。” 寇准燃烛的豪迈劲儿，唐朝的杨国忠也许会自叹不如，晋代巨富石崇若穿越过来，见了也会惊呆。但实际上，寇准的个人财富肯定比不上石崇，只不过蜡烛在石崇的时代还是昂贵的奢侈品，在杨国忠的时代也可以用来炫富，而在寇准的时代已不怎么贵重，所以士大夫家庭才能够“燃烛达旦”。 今天，灯烛是我们习焉不察的寻常之物，但它们背后，也蕴藏着宋朝物质文明演进的生动信息哩。(原文来自凤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