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 一代名相李斯的下场竟然这么惨 令人唏嘘不已 对于李斯的死，《史记》中有记载：“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 这样看来，古代名相中死的最惨的就是李斯了。 所谓“五刑”，是指对罪犯所实施的五种刑罚。先秦的五刑是墨、劓、剕、宫、大辟。 这种惨绝人寰的刑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正在一步步向着较文明、较人道的方向发展，到隋朝的时候已经和之前大不相同了。 但李斯没有那么幸运的生在隋朝，只有在秦朝坐以待毙了。 秦朝的五刑虽然比先秦时期有所进步，但从《大秦律》中仍能感觉到这种肉刑与死刑并用的刑罚的极端残忍。 其法为：“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其舌。” 通过文字记载，很难想象到出李斯受刑的情景。如果先实施五刑，碎了尸，腰斩便无法进行;若先行腰斩，截成两段，那么刺脸、劓鼻、剁肢、笞杀都失去了意义。 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五刑和腰斩结合起来执行，先刺脸、劓鼻、剁肢，随后腰斩，接着砍头，最后…… 被施以五刑，这不能不说是残酷现实对李斯个人的极大嘲讽。其一，李斯是《大秦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五刑的内容都有可能是他参与定制的，如今他自己却成了“俎上鱼肉”，最后由他训练出来的刀客，按照他厘定的刑罚，一项一项，一刀一刀的被结果了性命，真是应了那句“自作孽，不可活。” 五刑实施起来是一个漫长、甚至无限延长的死亡过程，在这一个极其复杂的死亡过程中，李斯感受到的是从阵阵刺痛，到钻心剧痛，再到痛不欲生，最后到了不知疼痛。 李斯是看着自己一点一滴慢慢死去的，同时他也看到了自己为之追逐一生的荣华富贵、权势地位也随之而去。 为了出人头地，李斯义无反顾的抛开家乡，数十年不归;为了个人私利，他心甘情愿的背叛自己的国家楚国，跑到了秦国当汉奸;为了荣华富贵，他奴颜婢膝的写出了《谏逐客书》，成为嬴政身边的红人;为了争权夺利，他心狠手辣的排挤老同学韩非，并将其毒死在狱中;为了讨好皇帝，他借题发挥，眼睛没有眨一下就把数百名儒生活埋在骊山脚下…… 本来，李斯与赵高统一战线的仓促结合，完全是为了互相利用，各取所需，但等赵高的地位巩固了，目的达到了，昔日的盟友很快便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一条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让“千古一相”李斯体会到了牢狱的冰冷黑暗;一次次下死手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让李斯真正领略到了秦朝刑罚的扎实。 重见天日的幻想，早被赵高狠毒的计谋搞得支离破碎。 李斯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终于彻底被打败，最后被残忍的折磨、屠杀。 在押赴刑场的路上，已经七十三岁的李斯曾回头对同判死刑的二儿子李由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这份面对死亡的从容，这句言语猖狂的调侃，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视死如归，什么叫大义凛然。这也是为何李斯直到今天都是古代丞相典范之首的原因。（原文来自历史之家的头条号） 大秦朝丞相李斯 没有道义只讲权术埋下灭亡祸根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司马迁何等人物？玩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股掌之上，秤他们的斤两，论他们的货色，一言而九鼎，盖棺而论定。第一等人物也！《李斯列传》写李斯，写这千古一相，一开篇，即墨毫轻扫，如灶妇扫尘，李斯就入了另册，成了鼠类，在历史的长廊中，画定了他贼眉鼠眼的形象。司马迁写人物，往往在开头写一两件不太起眼的小事，似乎写的仅是人物的小节，却往往借此给人物定性，并暗示将来之命运。上引《李斯列传》的开头一节，即是典型的例子。 在写韩非时，我提到，先秦诸子，写到韩非，结束了。哲人的时代过去了，而政客则亢奋起来。这“亢奋的政客”，我隐隐指的就是李斯。他既是韩非的同窗，又是韩非的嫉妒者和谋杀者。在先秦，有著作有学问而在一般场合不被人以“子”相称的，只有商鞅和李斯。这好像不仅因为他们是官僚，那齐国国相矮脚佬晏婴，不也称“晏子”么？连苏秦、张仪这样的人也偶有称他们为苏子、张子的。“子”是尊称，必须兼具道德学问两方面的优长才行。大约是商鞅和李斯在当时人及后人的眼里，道德上的污点太大吧。 李斯做出了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大事，但他自己却一直没能大起来。他好像永远是上蔡小吏，永远摆不脱那种小人物小人格的心态。小气小器小心翼翼，永远蜕不出那种委琐细屑，患得患失，首鼠两端。他既不及商鞅的一意孤行一往无前，更不及后来王安石的坦荡磊落忘怀得失。是的，他终身受控于他皮袍下的那个“小”字。他绝顶聪明，但心智有限，德不胜才。我这里讲的“德”，不光指“道德伦理”之“德”，更是指一个人的定性，一个人面对世界时的那种自大自信，超然豁然，那种把握自己，不被世界左右的定性，在诱惑或在压力面前保全正常理智，不被其淹没或误导的心力。在这一点上，李斯显然有些弱不禁风。他的老师荀子是知道他的缺点的，所以，当李斯做了秦丞相的消息传到他老人家耳朵后，这位世故的学者和地方老吏(他长期做楚兰陵令)，不仅不为他高兴，反而忧愁得吃不下饭了。他已预见到这位不能把握自己的学生将要自蹈不测之祸了(见《盐铁论·毁学》)。 李斯一生孜孜矻矻，机关算尽，他好像总是皱着眉头，心事重重。他是一个典型的以聪明处世的人。我以为，就处世而言，最高境界是以赤子之心待人接物，超越利己利他;其次是以正常理性处世，摒弃大费周章的一切人生戒律和道德教条;再次就如芸芸众生，随自己的喜怒哀乐待人接物，不求活得高尚，只求活得真实，不求有理有据，只求随性适意。而最差也最危险的处世方式就是以一己的聪明来对付世界的万千世相及其不可穷尽的变化。人之聪明有限，而世途之险暗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以有限去应付无限，危险啊！这是庄子的告诫。 说这些，我是想说，李斯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一切以聪明来处世的人无一不是机会主义者。但李斯仍有他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是一个鼠，但却似乎并不全是“鼠目寸光”，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富有远见的大政治家。他两次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反对分封而倡立郡县，其中第一次他所顶住的还是来自他上司—丞相王绾的压力，其时的李斯还只是一个廷尉。如果我们细心留意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三代递代，及更早的黄帝杀蚩尤，炎黄大战，乃氏族部落战争。周代立国，广封天下诸侯，在最初分封的诸侯中，“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君道》)，以一家血脉涵盖天下，一举消除了氏族战争的隐患。这是周公的大功德。而周王朝的灭亡，则又是由于诸侯兼并。秦立郡县，又一举消除了地方诸侯对中央挑战的危险。自此以后，于秦，则是“有叛人而无叛吏”;于汉，则是“有叛国而无叛郡”;于唐，则是“有叛将而无叛州”(柳宗元《封建论》)，从体制上彻底解决了地方利益集团威胁中央的问题(汉代的“有叛国而无叛郡”更是从正反两面验证了李斯的论断)，李斯之功大哉，李斯之见远哉！难怪司马迁要在事功这一点上把他和周公旦相提并论！ 其实，指责李斯是机会主义者，也完全是道德主义的立场。如果李斯不善于发现机会，抓住机会，他也就不会成功。当他在荀子那里学“帝王之术”时，他就在做“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他对学问本身的兴趣远在韩非之下：当韩非在思辩的玄想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李斯却是一边听荀老师讲课，一边是心有旁骛，很像是孟子指责过的那种不专心，“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不，一心想着自己将如鸿鹄，志向远大，羽翼已就，一飞冲天。他的眼角不时地扫向书室之外，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他匣中的宝剑时时作鸣，要扬眉出鞘。在纷争的七国之中，他也早瞅准了远在西北的秦，那是一颗杲杲跃起的天狼星，将要吞食崤山以东死到临头还吵吵嚷嚷、睚眦相向的六国昏蛋。他对自己的祖国—楚国，简直不屑一顾：一个逼死屈原的祖国还有什么值得留恋？孟子就说过，若无故而杀士，连大夫都可以叛逃他国。况且，连贵族出身的屈原都无能作为，他这样的一介上蔡布衣还能有什么指望？他对荀子说，当此“游说者之秋”，如不抓住时机，为自己挣得富贵，就不合乎正常人性。而秦国无疑是最有希望也最有接纳天下人才雅量的大国。于是他打点行装，告别恩师，向西一路逶迤而去。按荀子晚年对秦国的好感，他定不会阻拦，甚至会鼓励自己野心勃勃而又才干出众的弟子去秦国实现理想，也使自己呕心沥血的理论化为政治现实。 待价而沽的李斯显然比屈原、韩非自由。屈原、韩非是有负担和拖累的，这拖累就是他们出身所系的祖宗之国。“毕业”以后，李斯可以毫无拖累地根据自己审时度势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去向，而韩非则必须回到韩国，如同今日的定向委培。问题是，韩国并不需要他，更不需要他的理论。这就让天纵聪明的韩子被人约束住了。天虽纵之，无奈有人束之！在这一点上，拥有人身支配权的专制社会，永远是“人定胜天”的。韩非回韩国以后的境况，很像计划分配时代的无后台无后门、晦气重重可怜兮兮的大学毕业生。他只好退回内心，继续他的纸上谈兵式的理论研究。而此时的李斯，在秦国的事业和个人的前途都已一片光明了。可怜的韩非只能成为黑格尔，而李斯则成了罗伯斯庇尔。假如德国的黑格尔到了法国，并要取代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也会杀掉黑格尔吧。 到了秦国的李斯很见机很乖巧地先投靠左右秦国实际权力的吕不韦，并取得了他的信任，被任命为郎官。这样他就有了游说秦王的机会。李斯非池中之鱼，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借秦王的军队、财富、权势、国土及国土上的人力，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在与年轻的秦王谈论中，他又一次提到了“时”—时机。他极具煽动性地说，当前是“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万世之一时”。而且这个“时”，稍纵即逝：等到山东诸侯再次恢复元气，也恢复他们的理智—再次联合起来时，即使黄帝再世，也无法一统天下了。天佑暴秦！在天才商人吕不韦垂暮，进取锐气渐失的时候，又为秦国送来了一个精通“帝王之术”的李斯，在秦国的肌体上，又补充了新鲜的血液！而这血液，又是何等活跃，骚动，充满毒素，富于攻击性！ 但李斯的到来，终断了秦国改善自己形象的机会。吕不韦晚年召集门客著《吕氏春秋》，并悬之国门，我以为这是他试图引进百家思想，填充秦人一张白纸似的脑瓜。是的，秦是公认的“虎狼之国”，它在当时各国中几无信任度。一直以来，它只有策略、权术及攻杀手段，而并无理论，并无任何价值取向与价值坚持。政策和策略是秦的生命。蔺相如曾一针见血地总括秦的不光彩的外交史：“秦自穆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为什么不能“坚明约束”？就是因为没有价值约束，没有人文取向。可怜可敬的吕不韦，他定是预见到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将随着据说是他自造的那个孽种的逐渐长大而终结，于是，他想在他被彻底清除之前再做一件大事，那就是，为秦国，为这一必将统一天下的新王朝找到一种统治理论。而他在《吕氏春秋》中杂取百家，虽然不能说他完成了新理论的构想，但也显然是在试图改变秦人一直以来的残暴不文的形象—可怕的是，这一国家形象，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地集中体现在新秦王嬴政的身上—他鼻如黄蜂，胸如鸷鸟，声如豺狼，眼睛细长，令人不寒而栗，一望而知是个阴险毒辣、刻薄寡恩、心似虎狼、贪残好杀的人物。这简直就是秦国国家形象的象征。这形象直接吓跑了大梁人尉缭。秦国太需要把自己文明化了！太需要改变以往的形象了！作为边鄙小国，它可以以无赖的面孔占得一些便宜，但要走向政治中心，它难道不需要哪怕是伪装的文明与礼仪么？但李斯的到来，使吕不韦的一片苦心付之渭水东流。秦以后即便在武力上统一了中国，但它自身仍是无赖。它完全不能胜任新的角色：在二世胡亥的身上，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这代代血脉相传的无赖本质，以及握有权力之后，更无以复加的丑陋。班固很粗野地骂二世是“人头畜鸣”。是的，一个肉体骨骼像人，而精神还停留在野兽阶段的怪物—他的祖先一直不愿在这方面有所进化。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中，野蛮总占着莫大的优势的。 李斯带来的是一套可以立竿见影的计策。其中包括对六国人士的贿赂和暗杀。他是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倡导者。我以为与其说李斯继承了他老师的思想，倒不如说他捡起了他同学的理论;与其说他在秦国推行他同学的理论，又不如说他只是支离破碎地从《韩非子》中随机地抽出一些有临场用途的东西，来为他的行为找注脚。我们读他的大作《谏逐客书》可以发现，和先秦诸子相比，除了抄自他老师荀子的“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几句外，这篇鸿文中根本没有任何人文背景和道德根基！它只是相当聪明的灭六国强秦国的策略而已！先秦诸子大多只讲道，而不屑于或羞于谈权，商鞅、李斯等法家则正相反：弃道用权！只讲权术，不讲道义！没有道的约束，权术会演变成何等恐怖模样？ 在大学课堂讲司马迁的《项羽本纪》时，我对学生说，项羽是有爱憎而无策略的;刘邦则是只有策略而无爱憎。所以，一个可爱可惜，一个可憎可惧。那么，李斯怎样呢？他只有策略而无原则！甚至一些最基本的、为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所坚守的人道原则他都没有！他在荀子那里真是白学了！那么伟大的老师和那么杰出的同学，对他都是浪费了。他只是一架追名逐利的功利机器，难怪他永远那么渺小！ 流氓大比拼:秦朝丞相李斯为何死在宦官赵高之手 关于“李斯之死”，史学及关心历史的各届人士均有不同的看法。其中趋同的结论是“李斯栽在赵高之手”，不同的是“李斯为什么会栽在赵高之手”的深究。一个丞相死于一个宦官之手，是政治家和阴谋家的差别所致吗？ 蝇营狗苟的宦官赵高当然算不上是政治家，然而作为一个辅佐暴君二十余年，甚至在焚书坑儒方面助纣为虐的副手，李斯能逃出阴谋家的范畴吗？作为暴君的助手，李斯首先提出了焚书的建议。李斯的这个建议，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以前古典文献，除了秦国的历史书籍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难道这手段还不够流氓吗？ 纵观两千年国史，应该一目了然的是，所谓政治家与阴谋家是个合并同类项，唇齿相依，并无泾渭分明。我看“李斯之死”，是因为他只有贪心却无野心，从而导致手段不如赵高更流氓所致。李斯与赵高的区别，不是政治家与阴谋家的区别，而是“野心”所造就的流氓程度的高低。众所周知，李斯是“仓鼠哲学”的缔造者，老鼠“仓厕所两重天”情景令李斯深受启发并由此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那就是仓鼠哲学——谋取好的位置，保住好的位置。这逐步成为中国历代基层官员普遍生存哲学，他们钻营有术却只看眼前利益，其流氓手段不够野，必被大流氓玩家所克。 李斯从一个基层官员，当到“国家总理”，作为他的抱负，这已经是登天到头了。仓鼠的最高理想只不过是钻到好地方吃饱喝足，决没有想过自己独霸天下。所以，在争权夺位上，手段不够野。而李斯的对手赵高虽然出身低贱，但野心却远在李斯之上。从赵高步步为营的手段上看，他的最终目标是皇位——学习嬴政好榜样。这可是仓鼠李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秦始皇用法家之术，一统天下，做到了国君的极致，他的威风勾起了无数人的皇帝梦。从落魄的贵族子弟到市井二流子，直至“不完整的男人”，都想“大丈夫当如是”。 从野心而论和流氓手段而论，赵高与项羽刘邦在同一条线上，而李斯根本是不入流的。所以，赵高与项羽刘邦，都是天下的大玩家，李斯却只不过是诈着胆子被胁迫的参赌者。把最高理想设定为皇帝的宦官赵高，犹如一支野性十足的“老猫”，一步步玩死了“仓鼠”李斯。他先利用李斯的贪心怕失去既得利益，胁迫其参与政变，而后又利用其野心不足抢占制高点反守为攻——流氓无底线，野心无极限。这就是赵高之才，高于李斯之处。赵高淘汰李斯，只因前者比后者更流氓。如果说李斯的流氓度是三级的，则赵高为a级。一个想当皇帝的人，以大流氓手段弄死一个只想保住“仓鼠”之位的人，岂不正好“一物降一物”？！ 总结李斯之死，果真是成也哲学，败也哲学。“仓鼠哲学”成就了他的官场之路，但最后却束缚了他的手脚。乃至作茧自缚，无法升级为大流氓，终被大玩家老猫赵高所克。从抱负来看，他不是什么大政治家，只不过是个大一点的官僚，这样的官僚无论怎么折腾都是“鼠类”阵营，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流氓手段上讲，他栽在没有底线的“老猫”赵高手中，是毁人游戏玩出的必然结果。 赵高是怎么杀掉李斯的?赵高和李斯的权力之争 胡亥登上皇位不久，就开始追求起穷奢极欲的生活来。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仪，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的春天，他就仿效始皇的排场沿着东线出巡，一直到达海边。又南下会稽，最后由辽东返回。此外，他还大修阿房宫，征召5万名精壮之士屯卫咸阳，并收集天下奇花异草、珍禽奇兽供自己玩乐，以致于“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但他毕竟清楚自己这个皇帝当得不够光彩，因此仍时时忧心忡忡。一天，他向赵高感叹：“朕既然已君临天下，如果能在有生之年享尽人间欢乐，实现自己所有的心愿，那该是多么惬意啊！”赵高何尝没有这样的隐忧，立嗣一事，全是他一手策划，纸终究包不住火，倘若机密泄露，自己便会死无葬身之地。今日见二世亦如此，乘机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陛下所虑极是！沙丘之谋，诸公子和大臣们都在怀疑，这些人难保不怀有二心。臣每每想到这些，就战战兢兢，恐有不测。心腹大患不除，陛下又怎能安乐一世呢！” 胡亥连连点头称是，急急地问：“卿有何高见，但说无妨。” 赵高略一思忖，目露凶光，面显杀机：“陛下唯有严刑峻法，将有罪之人连坐诛族，对心怀不满的大臣及诸公子逐一打击，同时提拔陛下的心腹，安排要职。这样一来，‘才可保您高枕无忧，肆志宠乐矣！”胡亥对赵高早已深信不疑，立刻采纳了他的意见，将生杀大权一并交付给他。一时间，咸阳城内腥风血雨，魂号鬼哭，惨无人道的屠杀拉开了序幕。 赵高第一个开刀的就是蒙氏兄弟。蒙恬、蒙毅在始皇生前颇受重用，屡建奇功，在朝中也权高位尊，因此是赵高平生最忌之人。他“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胡亥的叔父知道了赵高欲杀蒙氏兄弟，赶忙进宫劝阻二世，认为诛杀忠臣乃亡国之举。无奈，利令智昏的胡亥根本听不进去，以“先帝欲立太子而蒙毅阻拦，实属危害社稷之举”的罪名，迫蒙毅自杀。随即赵高又遣使阳周追逼蒙恬，蒙恬悲愤难当，大声疾呼：“我何罪之有，无过而死乎？”遂吞药自尽。可怜一代名将没有捐躯疆场，却惨死在无耻的阉奴之手。 除掉蒙氏兄弟后，赵高的心病去了一半，便将谋杀的矛头转向了秦朝的宗室。据史书记载，赵高一次就在咸阳杀掉了胡亥的12个兄弟，将10名公主碾死于杜邮(今陕西咸阳市东)。公子将、间、昆弟三人，被囚在内宫，赐死前，皆痛哭流涕，仰天大叫：“吾无罪”惨不及言。另一公子嬴高，见众手足都死于非命，知道赵高不会放过自己，便想逃亡，却又怕连累亲族，遂提出为父皇殉葬的要求。赵高就向胡亥报告说：“现在众人整天提心吊胆，自顾不暇，已经毫无犯上作乱之心。”胡亥大悦，对他深表欣赏。接着，赵高又排挤掉不少敢于直言进谏的官员，安插了大批亲信。他的兄弟赵成，封为中车府令；女婿阎乐，当上了咸阳县令。为了堵塞群议，防止二世与其他人接触，进一步把他控制于股掌间，赵高又编造谎言说：“天子之所以尊贵，就在于要随时保持自己的威仪，使人只闻其声，不见其形。陛下年纪还轻，如果在众臣面前不经意地暴露了弱点，恐为天下人耻笑。故陛下不如居内朝处理政事，由微臣等人一旁辅佐。这样，人人都会称颂皇上的圣明。”昏庸无知的胡亥乐得把朝野大事交给赵高代理，于是不再上朝，一味寻欢作乐，决断之权大部落到了赵高的手中。随着权力的扩大，赵高的野心也不断地膨胀。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一名郎中令，而将眼光转向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因此，除掉李斯在他的心目中显得日益迫切了。 当时的秦朝已是危机四伏，自秦始皇以来的暴政到了胡亥之世更加变本加厉。“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沉重的徭役赋税和残酷的苛政刑法，使人民苦不堪言；六国的旧贵族们也日夜谋划着复辟江山。各种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终于点燃了反秦的熊熊烈火。农民领袖陈胜、吴广首先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揭竿而起；旧贵族的势力也很活跃，他们纷纷招兵买马，企图利用农民力量达到复辟目的；秦朝的小官吏如刘邦等人，由于不满秦的统治，也加入了起义的队伍。虽然他们心怀各异，但由于眼前利益一致，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向披靡，极大地震撼着秦室的根基。 李斯面对危局，心急如焚，屡次想进见二世，二世只是不许。赵高见此情形，假意问李斯：“现在关东反叛的盗贼如此嚣张，但皇上仍然声色犬马，毫不关心。我本想劝阻一番，无奈位卑言微。丞相乃先帝重臣，说话有份量，为何不进谏呢？”李斯苦笑摇头：“我何尝没有想过。只是现在陛下常居深宫，很难见到，我找不到机会啊。”赵高见李斯已上钩，心下窃喜，表面却不动声色：“只要丞相肯进言，卑职一定留心，瞅到皇上有空闲，立即来禀报。”李斯自是感激不尽。。 赵高深知胡亥已沉湎于酒色而不能自拔，当然就十分反感别人在他玩兴正浓的时候来打扰。于是，每当看到胡亥歌舞狂欢，与众姬妾厮混时，赵高就派人通知李斯：“皇上正闲着，可以奏事。”李斯赶忙去求见，一连几次，都是如此。二世非常恼怒，破口大骂：“李斯这老贼，竟敢拿朕寻开心！我闲着的时候他不奏事，偏我宴饮正酣之时再三扫我兴致。难道是看朕年轻，瞧不起朕吗。” 赵高在一旁，立即应声说：“哎呀！如果丞相真这么想，那就糟了！沙丘之谋，丞相也是参与者。现在，陛下做了皇帝，他却没捞到多少好处，必定怀恨在心。大概他是想让陛下实行分封，立他为王呢！”赵高见胡亥的脸色越来越青，压低了嗓门，轻轻叹道：“另外，还有一事，陛下不问，臣还不敢直言相告。”胡亥见他欲言又止，立时引起了警惕，厉声问：“莫非又与李斯有关？”赵高拜了两拜，接着说：“丞相的长子李由现任三川郡守，造反闹事的贼子陈胜等人与丞相本是同乡。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盗贼们经过三川的时候，李由也不组织攻击，致使事端越闹越大。臣还听说李由与陈贼有过书信往来，由于还没有得到真凭实据，才不敢贸然奏知圣上。”胡亥正在气头上，闻之雷霆大发，立刻就要审办李斯，并当即派人去调查李由通盗一事。李斯知道后，才恍悟自己中了赵高的圈套。他上书给二世，一面申诉自己的冤屈，一面指出赵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提醒二世当心。 然而此时的胡亥，早就被赵高完全迷惑，视其为股肱心腹，尽忠贤臣。他将李斯的申诉书交给赵高过目，嘱其小心。赵高佯作悲伤，凄凄惨惨地说：“丞相父子谋逆之心已久，所担心的就臣一人。臣死不足惜，只是担心陛下的安危。”这几句“赤胆忠心”之言，使胡亥大为感动。他安慰赵高道：“爱卿不必挂心，有朕在，谁敢动你。”自此赵高更加肆无忌惮。 过了几日，李斯邀同将军冯劫和右丞相冯去疾联名上奏二世，建议暂停阿房宫的工程，减少边区戍守和转输，以缓解民愤。二世对李斯本就有怒气，这下一触即发。他咆哮道：“这些都是先帝开创的功业，必须继续从事！如今我才即位两年，就蜂盗并起，完全是因为你们镇压不力所致，却想罢先帝之所为。你们身为两朝重臣，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还有何资格占着丞相、将军的位子！”说罢，下令将他们交付司法官审办。 冯去疾、冯劫非常痛心，为了不受羞辱，不久便在狱中含恨自杀。胡亥派赵高审讯李斯父子谋反的案件，包藏祸心的赵高马上露出了魔王般的本性。他天天严刑逼供，直打得李斯皮开肉绽，体无完肤；李斯实在受不住，只得招了假供。他之所以不自杀，是因为自思有雄辩之才，又是秦王朝的有功之臣；而且，自己也的确没有谋反，说不定通过上书二世就会赦免他。可是天真的李斯哪里知道，进谏之路已完全为赵高一党把持，申诉书全落人了赵高手中。恣意妄为的赵高轻蔑地将书撕个粉碎：“囚犯还有资格上书！”为了堵住李斯曲嘴。他派自己的亲信扮成御史(监察官)、谒者(官名，为国君掌管传达)、侍中(官名，秦时设五人，往来殿内、东厢奏事)，轮番提审。若李斯以实情相对，则施行拷打，直到李斯坚持假供不再改口为止。后来二世真的派人来审讯他，李斯以为还是和以前一样，就仍以假口供对之。胡亥看到口供后，以为李斯真想谋反，对赵高感恩戴德：“如果不是爱卿，朕几乎被丞相出卖了！”等到调查“李由通盗”的使者到三川时，李由已为项梁带领的起义军所杀。赵高见死无对证，便又欺骗二世说已将其就地正法。 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李斯的罪名终于被赵高罗织而成，再也无法改变了。奔赴腰斩刑场的李斯，悔恨交加却为时晚矣。当年沙丘之谋，他如果不贪求一时私利，又何至于落得今日的下场呢？胡亥的昏庸，赵高的阴毒，都是他始料不及的。这位功过参半的丞相；临死前已敏锐地嗅到了秦必亡的气息：“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大秦的气数，在胡亥与赵高的统治下，已丧失殆尽。 精通权术的秦朝丞相李斯 为何会败于宦官赵高? 李斯是历史上很令人迷惑的人物。李斯的成功，有着如此夺目的光辉。但李斯在历史上最引人注目之处，却不是他的成功，而是他的失败。李斯的失败，两千年之后，还令人浩叹。 他是当时最有名的政治哲学家荀子的高徒，也算是在当代大师那里拿到了政治哲学博士学位，但最后却败于一个宦官之手。 作为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秦国，他奋斗达到了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如果秦始皇因为统一六国而被称为“千古一帝”的话，李斯被称为“千古一相”也毫无愧色。秦始皇对他基本是言听计从。就君臣际遇和取得的成就来说，可算得国史第一。功高而未震主，秦始皇直到死都没有怀疑过他，对他的信任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李斯对少主还有拥立之功，但二世皇帝居然会怀疑他谋反，最后居然相信他谋反，少主继位一年，拥立的功臣就身败族夷，也是史上罕见。 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算得上是一个大政治家，但很多时候，他的作为又跟最无耻的政客差不多。 李斯的才学、手腕，都是历史上第一流的，他的没有好下场，也在历史上有其特别的代表性。 李斯为什么会败于赵高？如果我们了解了以下几点，对这个问题就不再会感到不可理解。 第一，李斯没有把赵高作为敌手，而赵高把李斯当做了敌手。 第二，赵高掌握了跟皇帝的联络权，李斯想见皇帝一面都难，更谈不上在皇帝面前剖白自己，揭发别人了。 第三，还有一个不是那么不重要的原因：赵高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势力集团，而李斯始终没有自己的势力集团。 先说第一点。 在始皇时期，李斯的地位已经达到了最高一级，不可能再升高了。而赵高，虽然身份是宦官，品质是小人，也怀有升官掌权直至位极人臣的心思。这也不能说是错误。李斯要保，赵高要争，要斗，这个李斯是知道的。李斯不知道的是，赵高的野心，并不像李斯估计的那样小。也就是说，李斯低估了赵高。赵高的最终目的，至少是独揽朝廷大权。这样子的赵高，李斯根本就没有想到。李斯“知己不知彼”。 李斯之所以在沙丘与赵高合作，是信服了赵高的分析。他把蒙恬作为最重要的对手，联合赵高，矫诏除掉扶苏与蒙恬。这样，李斯就以为，在大秦帝国政界，自己就没有分量足够的对手了。 李斯肯定自以为这个想法不错。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功劳和才能，还有谁比自己更强呢？至于皇帝，是自己矫诏拥立的，肯定会感谢自己、信任自己、倚靠自己。长保富贵，似乎没有任何问题。 但李斯恰恰错了，而且错得很彻底。 在政治上，昨天的盟友很可能是今天的敌手。赵高跟李斯结盟，拥立二世成功之后，马上就把李斯当成了最大的敌手。 从李斯这边来说，秦始皇在沙丘死去的时候，如果他主动想到了赵高劝说他的那些理由，为自身长保富贵打算，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联合赵高，矫诏拥立胡亥。拥立胡亥成功之后，应该立即着手剪除赵高的势力，甚至在肉体上消灭赵高。 但李斯没有这样做，也没有这样想。 他在被动中接受了赵高的阴谋。历史不是“李斯联合赵高，发动沙丘之变”，恰恰相反，历史是“赵高联合李斯，发动沙丘之变”。从此之后，李斯就一直处于被动的位置，没有主动做过一件大事。 李斯知道自己已然跟赵高成为最主要的政治敌手之后，仍然小看赵高。他觉得自己以丞相之尊兼有拥立之功，对付个把赵高，是绰绰有余，根本就没把对方放在眼里。以至于一次次错失机会，直到最后局面再也无法逆转，事情已无法收拾的时候，他才跟皇帝说赵高要谋反。其实这也是诬告，李斯并没有掌握任何赵高谋反的证据。 李斯这也是急了乱咬。如果他脑筋还清醒的话，就知道这么说根本就没用。 原因无他，就是我们下面说的第二点。 第二点：赵高独占了跟皇帝的联络权。 当初在沙丘的时候，赵高问李斯：“如果扶苏继位的话，跟新皇帝的关系，您与蒙恬相比如何？”李斯说：“不如。” 李斯未曾细想：“胡亥继位之后，跟新皇帝的关系，自己与赵高相比如何？” 二世继位之后，长期不见群臣，他几乎就只从赵高那里获得关于国家局势的报告。赵高也极力撺掇二世荒唐游幸。 有拥立大功的李斯，反而见不到皇帝。 这个情况，李斯都知道。 那李斯怎么能指望，通过一份书面报告，说赵高谋反，皇帝就会相信自己呢？ 皇帝接到报告，可能会这样想： “赵高先说你谋反，你后说赵高谋反。你的话不能信。” “赵高，我天天都见，他的建议，都是让我高兴的事情，怎么可能谋反？” 李斯当初在荀子那里学的是帝王之学，在他跟秦始皇的关系中，他获得了成功，他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在二世手下，他的帝王学基本就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李斯对秦二世几乎没有影响。 我们知道，凡是跟皇帝关系密切的人，接近权力中心的人，相对于其他人，在权力斗争中占有优势。也因此，历代想要固宠的人，无不想方设法打听皇帝的爱好，揣摩皇帝的心思，不惜重金打通与皇帝的联络渠道。但李斯却不此之图，在与皇帝的联络中，居然借助自己的敌手！敌手怎么会给他这样的好机会呢？ 第三点：政治斗争需要自己的班子。 李斯贵为丞相，百官之首，但没有自己的私人势力集团。这也许是秦始皇没有怀疑他的原因。在始皇帝活着的时候，靠着皇帝的完全欣赏与信任，李斯的地位是牢固的，韩非出现的时候，李斯略施小计就去除了这个威胁，李斯不需要结党。 始皇帝活着的时候，李斯也不能结党？如果被皇帝发现，李斯将无以自辩。 但始皇帝死了。新皇帝最信任的人不是李斯自己。这一点，李斯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认真考虑。即使认真考虑了，也没有认真采取行动。 赵高已经成为自己政治上最大的敌手，在赵高的势力还没有膨胀的时候，立即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以李斯的地位，他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虽然法律规定皇帝拥有最高权力，李斯知道，这个权力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二世初登大宝，没有经验，如果李斯有心的话，完全可以组建自己的班子，把持朝政。 但李斯没有做这些。 他的敌手赵高很快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胁迫一些朝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真心投靠的朝臣，很快建立了一个与李斯相对的集团。等到这个集团实力坐大，李斯想要反击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李斯为什么没有建立自己的集团？据分析，可能跟吕不韦的命运有关。 吕不韦在秦国建立了自己庞大的政治势力集团，李斯初到秦国，就参加了这个集团。但始皇帝亲政之后，很快就摧毁了这个集团，李斯作为集团一份子，受到牵连。李斯亲眼看见了吕不韦集团的败亡，可能他会暗暗地想：以后我坐到吕不韦那个位子，绝对不能像他这样干。 我们有了这些认识之后，再来详细考察李斯的一生，就会有更深的感悟。 解密:秦始皇最信任的谋士李斯居然是个骗子 秦始皇最信任的谋士居然是个骗子，秦国走向毁灭真的因为背叛吗 人是会变的，而人性不会。中国历史上最矛盾的人莫过于李斯，此人与韩非子是同窗，他协助秦始皇建立统一了秦王朝成为了不世之能臣，统一文字、度量衡，实行中央集权、采用郡县制等等。然而他的却做了两件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杀害韩非子，拥护胡亥登基，其结果不仅让自己死于非命，也让秦王朝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果然不就之后，秦国灭亡。我们今天来评价李斯，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待，但是他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转变，杀害韩非子可以理解为是嫉妒使然，而用户胡亥，就可能是他的另一个人性的弱点。 阉人赵高的沙丘之谋 秦始皇驾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李斯鉴于皇上死于宫外而太子又未确立，害怕天下人知道真相后大乱起来，也担心秦始皇的诸多儿子纷纷起来争夺皇位，于是封锁了消息，将棺材置于辒辌车内，队伍所经之处，进献食物、百官奏事一切如故。 因此当时除了随行的胡亥、赵高和五六名宠幸之臣知晓始皇已逝外，其余的人均被蒙在鼓里。 一天傍晚，车队停下住宿。赵高觉得时机已到，便带着扣压的遗诏来见胡亥，劝他取而代之：“而今大权全掌握在你我和丞相手中，希望公子早作打算。”胡亥早就梦想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只是碍于忠孝仁义而不敢轻举妄动。听赵高一番贴心之语，但仍还有些犹豫，叹息道：“父皇病逝的消息还没有诏示天下，怎么好就去麻烦丞相呢？”赵高胸有成竹地说：“公子不必再瞻前顾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事没有丞相的支持不行，臣愿替公子去与丞相谋划。”胡亥立即答应了。 能臣李斯的人性弱点 李斯是秦朝开国元老之一。他跟随始皇多年，协助始皇统一天下，治理国家，因而在朝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赵高看出：只有争取到李斯，篡位之事才有可能成功。为此，他颇费了一番心计。赵高了解到李斯本出身布衣，正是因为不堪卑贱穷困才效命于秦始皇，而今虽然位居三公，享尽荣华富贵，但依然时时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唯恐有一天眼前的一切会化为泡影。于是，他决定从李斯这个性格弱点发动进攻。 赵高径直找到李斯，有恃无恐地对他坦言：“皇上驾崩一事，外人无从知道，给大公子扶苏的诏书及符玺也在我那里，定谁为太子，全在丞相与高一句话，丞相看着办吧！” 李斯大惊，听出了他想篡诏改立的意图。当下断然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你怎么说得出口！李斯本来出身低微，幸得皇上提拔，才有今日的显贵。皇上现今将天下存亡安危托付给你我，怎么能够辜负他呢！” 赵高见正面游说无效，便一转话锋，问道：“丞相，依你之见，在才能、功绩、谋略、取信天下以及扶苏的信任程度这几方面，你与蒙恬将军谁强呢？ ”李斯沉默半晌，黯然地说：“不及也。”赵高进一步试探道：“丞相是个聪明人，其中的利害关系恐怕比高看得更清楚。大公子一旦即位，丞相之职必定落入蒙恬之手，到时候，你还能得善终吗？胡亥公子慈仁敦厚，实乃立嗣的最佳人选，希望丞相仔细度量度量。” 李斯此刻已心乱如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向赵高妥协，赵高知计已成，欣喜若狂，马上与李斯合谋，假托始皇之命，立胡亥为太子；又另外炮制一份诏书送往上郡，以“不忠不孝”的罪名赐扶苏与蒙恬自裁。 扶苏接到诏书后，如晴天霹雳，他失声大哭着，转身回到帐中就要拔剑自杀。秦王朝至此敲起了丧钟。李斯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他的骨子里就是个不肖之人，贪婪之人，最终做出了最愚蠢的判断。 李斯为什么帮胡亥而不帮扶苏 李斯扶苏有仇? 赵高修改诏书，杀死嬴政嫡长子扶苏，当时身为宰相的李斯为什么没有阻止赵高，反而还和赵高狼狈为奸，帮助赵高害死扶苏呢？李斯和扶苏之间是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使得他非要置扶苏于死地。 李斯，嬴政统一六国的大功臣，也是他向嬴政提出了皇帝的称号，绵延千年的皇帝称号正是由李斯提出来的，李斯也被始皇封为宰相。秦始皇统一之后，收缴民间兵器这一举措，也是有李斯最先提出来的。另外，李斯还参与《秦律》的制定，秦始皇提出的一系列的统一措施，都和李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秦始皇死之前，国政大事都是由李斯把持着，赵高想要修改诏书，就必须说服李斯。赵高通过了解，知道李斯是一个非常注重家族的人，于是他以李斯家族的存亡来威胁李斯，让李斯帮助自己一起杀死扶苏，共同推举胡亥继位。刚开始，李斯是不同意赵高的提议的，但是后来赵高利用李斯和蒙恬扶苏的矛盾，使得李斯不得不同意赵高的建议，做自己不愿做的事，这样可以使自己的家族能够更加久远的存在下去。 扶苏死后，胡亥继位，赵高开始暗地里控制胡亥，将胡亥当做自己的传话筒，利用胡亥在朝廷之中独揽大权，之前的李斯党羽都被赵高全部打压下去。后来，二世和赵高为了不让篡位的消息泄露出去，找了个借口杀死了李斯，将李斯的三族全部诛灭。 可怜的李斯，死之前非常后悔当初的袖手旁观，如果当时他帮助了扶苏，以扶苏的性格就算之前有一点的不愉快，也会很快过去的，自己的家族完全可以延续下去。 扶苏的妻子 作为嬴政的嫡长子，扶苏是不会不娶妻的，但是后世对他妻子的记载是少之又少，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记载。有些人就根据历史的蛛丝马迹来推测扶苏的妻子，到底出自哪个家族，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王翦的后代，一种说法是李斯的女儿。 第一种的说法，来源于历史记录的推断。秦汉时期的历史之中曾经记载过，秦始皇不喜欢的自己的长子扶苏，认为扶苏他太过妇人之仁了，一点都不像自己那样睥睨天下。听到这条消息的扶苏向自己的姻伯王贲救助，希望王贲能够给自己提一些建议。姻伯，是对当时姻亲的称呼，而王贲是王翦的儿子，说明扶苏和王翦是姻亲的关系，所以他的妻子姓王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第二种说法是因为李斯在帮秦始皇取得天下之后，嬴政为了保持和李斯之间的关系，开始实行联姻的政策。嬴政的公子大都娶李斯的女儿或者李斯家族之中的女子为妻，而李斯的儿子也都娶嬴政的女儿为妻。作为嬴政的长子，扶苏娶了李斯嫡系女儿为妻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第二种说法有着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如果扶苏娶的是李斯的女儿，那么在赵高要杀死扶苏的时候，李斯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呢？要知道，自己的女婿继位为帝，自己还会怕一个太监的威胁？其实，当时的太子扶苏和丞相李斯的关系不怎么融洽，两人的政治观点有着很大的分歧，所以扶苏娶李斯之女为妻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扶苏之死 扶苏，作为始皇帝唯一一个具备统领大局能力的儿子，最终却被小人害死，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扶苏的死亡，也是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秦始皇在病重快死的时候，曾立下一份遗诏，命令扶苏将边境军务交给将军蒙恬，自己即刻返回咸阳，主持葬礼，这等于间接地让扶苏继承自己的帝位了。在秦始皇的眼中，自己的子孙之中，也只有扶苏能够继承帝位，并且能够打理好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上。立好遗诏，始皇帝命令赵高派人将这份遗诏送给扶苏，可是当赵高看完遗诏的内容之后，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想立自己的弟子，也就是秦始皇最小的儿子胡亥为帝。 赵高和公子扶苏一直都不太对付，他曾和蒙恬的弟弟有矛盾，两人结下了仇怨，而扶苏和蒙家兄弟二人的关系非常不错，这也就间接地使得扶苏和赵高的关系不太好。另外，扶苏素有大才，如果扶苏当上了皇帝，自己就不能很好地控制他，从而做到把持朝政的目的。反观二子胡亥，出生在秦国富强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苦，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再加上赵高这几年来纨绔教育，把胡亥培养成了一个残忍暴戾的皇子，这样的人赵高能够很好地控制他。 赵高想要篡改遗诏，最大的阻碍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斯。李斯，身为秦朝开国名相，为大秦建立下了不世之功。但是，李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他的家族，由于李斯是白手起家的，所以他非常在意自己家族的存亡。赵高以李斯家族来威胁李斯，无奈李斯只得同意赵高篡改诏书的行为。 最后，赵高将改完的诏书，送给扶苏，看完诏书的扶苏，不顾蒙恬的阻拦，在自己的营帐之中服毒自杀。 秦朝李斯缘何变节?李斯与赵高政变前六次过招 秦始皇沙丘病亡后，他生前令长子扶苏速回咸阳处理后事的诏书并没有发出，而是被赵高扣押。赵高非常明白，一旦扶苏当上了皇帝，自己必定会受到冷落和排挤，所以，这道遗诏对自己是极为不利的。唯有扶立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胡亥，才有可能保证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赵高的脑海中逐步形成了。在大秦帝国最高权力的瞬间真空之际，赵高为了一己之私，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三劝胡亥，威逼利诱，胡亥终于为赵高的话所动。同时，胡亥也意识到，若无丞相李斯的允准，此事万万行不通。李斯的态度是这场政变的关键。但是，李斯是秦始皇身边的老臣、重臣，执掌朝政数十年，对秦始皇忠心耿耿。易立皇储，篡改遗诏，发动宫廷政变，李斯会轻易答应吗？野心膨胀的赵高将会怎样说服李斯呢？ 李斯的态度，是这场政变的关键与转折。但是，在赵高说服了胡亥时，李斯还蒙在鼓里。不明所以的李斯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赵高不废多大口舌就降服了胡亥，但这只是完成了篡改诏书“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李斯这道坎他也必须迈过去，否则，前功尽弃。因为李斯是秦始皇身边的重臣、老臣，如果李斯不同意，胡亥同意了也是白搭。李斯不像胡亥那么容易被说服。李斯久经宦海，对秦始皇忠心耿耿，而且手握重权。但是，李斯也是凡人，也有权力欲望。李斯和赵高的过招结果如何呢？二人的过招经过了六个回合的往返搏杀。 第一个回合。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方法。赵高并没有和李斯兜圈子，而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对李斯说：皇上去世了，留下诏书让长子扶苏进京主持丧事，丧事完毕后即位称帝，但是，这封诏书目前并没有发出去。而且，皇上驾崩，他人并不知道，只留下一封赐给扶苏的诏书，而玉玺在我手中。只要你和我口径一致，我们就可以改立胡亥为太子继承大统。你看怎么样？ 李斯听后大吃一惊，因为他从来就没考虑过这种事情，怎么回答赵高呢？李斯斩钉截铁地说：“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警告赵高，你这是“亡国之言”！这不是我们当臣子的应该操心的。可见，李斯不为所动，赵高败阵。 第二个回合。趋利避害是人的软肋。李斯也有弱点，他当年奔赴秦国的初衷是“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就是他的老鼠哲学。所以，第一个回合，赵高虽然碰了个大钉子，但他并没有泄气，这是早在他意料之中的。他深知李斯也像常人一样知道趋利避害，所以，第二个回合，一开始赵高一口气问了五个问题：您的才能和蒙恬相比怎么样？您的功劳和蒙恬相比怎么样？您的谋略和蒙恬相比怎么样？您的人气和蒙恬相比怎么样？您和扶苏的关系和蒙恬相比怎么样？狱吏出身的赵高思路清晰，问的这五个问题个个见血，直指李斯要害。才能、功劳、谋略、人气、和扶苏的关系，李斯和蒙恬相比究竟如何呢？李斯与蒙恬相比有三不如：一是家世功勋不如蒙恬，二是人心向背不如蒙恬，三是和扶苏的关系不如蒙恬。 李斯原本为上蔡布衣，起步时最多不过是一个小地方上看不到发展前途的“小公务员”，他是单枪匹马来秦国闯天下的，完全是依靠个人的努力与智慧，才得到秦始皇的赏识提拔而得以发迹的。蒙恬不同，蒙恬家族三代(蒙骜，蒙武，蒙恬、蒙毅)是兼并六国的功臣名将，是几代秦王的股肱之臣，为大秦帝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这种家族优势绝非李斯所能相比。这一点毫无疑问。李斯力主焚烧诗书在天下人尤其是读书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清除的不好名声，这种恶劣印象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李斯一直主张以法治国，是强硬派。所以，李斯自己应当知道在得人心方面远远不及蒙恬。 皇长子扶苏和蒙恬的关系是李斯的一大心病。在李斯和扶苏的关系上，最大的问题是政见不同。扶苏和李斯的共事是比较早的，秦始皇坑术士之时，扶苏进谏劝阻。可见，扶苏至少此时已经参与朝政了。如果此推论成立，那么，扶苏与李斯至少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已经同朝共事了。但是，在那年秦始皇一怒之下大坑术士，扶苏极力劝谏，而此时的李斯却沉默不语。坑术士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一件大事。李斯在秦始皇坑术士之时的态度，是支持，还是不敢表示反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李斯支持秦始皇坑术士的可能性很大。从建言郡县制到主张焚诗书，秦始皇和李斯的见解都高度一致，他们都是极端独裁的提倡者、施行者。因此，在坑术士这一问题上，李斯与秦始皇意见一致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分歧。这种政见的不同自然导致了李斯与扶苏关系的不协调。 扶苏因为劝谏秦始皇不要坑术士而被贬边地，担任蒙恬统率的长城军团的监军。从公元前212年扶苏被贬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故，扶苏在边地与蒙恬共事两年多，他与蒙恬的关系自然远远胜过和李斯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蒙恬并不是焚诗书、坑术士的积极提倡者与支持者，因此，也不可能在政见上与扶苏发生重大矛盾。所以，扶苏与蒙恬的关系自然远远胜过与李斯的关系。至于功劳与谋略，蒙恬和李斯不大好相比。李斯的功劳、谋略至少并不比蒙恬差。其中，差距较大的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三点。但是，赵高这“五不如”击中了李斯的软肋！李斯只能坦言“此五者皆不及蒙恬”，但是，您又何必这样苛求我呢(而君责之何深也--《史记李斯列传》)？ 第二个回合，赵高仍然未能成功。第三个回合。赵高并不死心。第三个回合一开始他就直接挑明了三点：一是秦国被罢免的丞相、功臣没有一位最终有好下场;二是扶苏称帝一定会重用蒙恬;三是胡亥适合当皇帝。赵高说，我入秦宫二十多年来从没见过被秦王罢免的丞相、功臣有封爵而且还能传给下一代的，大都以被杀而告终，几乎都没有好结果。在始皇帝二十多个儿子中，长子扶苏最有本领，扶苏一即位称帝定会重用蒙恬为丞相，您就不可能封侯还乡了。我受皇帝之命教育胡亥习学法律已有多年，从没见过他有什么错。在秦始皇的儿子中，没人能赶得上他，他是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可以让胡亥承继大统。 李斯回答，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我李斯只知道“奉主之诏，听天之命”。我只按照皇帝的诏令去办事，至于自己的命运还是听从上天安排吧，我考虑这些干什么呢？赵高这第三回合最为厉害，因为他明确讲的这三点都是关系李斯利害的问题。秦国被罢免的丞相自古无好下场，扶苏将会重用蒙恬，胡亥最适合当皇帝。篡改遗诏的意图非常明白！但是，李斯不为所动。如果李斯一直这样坚持到底，赵高、胡亥还真是没有办法，他们的阴谋绝对不可能顺利得逞。李斯是丞相，坚决执行秦始皇遗诏是他的神圣使命。他若不同意，胡亥根本无法称帝。赵高的第三个回合又告失败。 第四个回合。赵高铁了心，一定要拿下李斯。因为他篡改遗诏的意图已经暴露无遗，他已经没有了退路。李斯如果以此治他的罪，他可吃不了兜着走;尽管李斯此时并未有意追查他，但是，赵高不能退。三次失败的赵高又会用怎样的手段攻克李斯呢？利害！赵高深信只有“利”与“害”才可以攻克李斯。所以，赵高以“安”与“危”的相互转换为话题继续进攻李斯。赵高说，“安”可以转化为“危”，“危”可以转化为“安”。如果一个人连“安”与“危”都掰不清，根本谈不上智慧。 李斯继续坚持他的为臣底线--不背叛，赵高继续坚持他的谋反计划--不放弃。李斯的回答完全是从感恩的角度出发。他说，我本是上蔡的一介布衣，被皇上破格提拔成为丞相，封为彻侯(《史记》中写作“通侯”，是避汉武帝刘彻的名讳)，子孙都是因为我才有了尊位和丰厚的俸禄。皇上把国家存亡安危这样的重任交付给我，我怎么能够辜负先皇的重托(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史记李斯列传》)！忠臣不避死，孝子不忧劳。我只知道守职。请你不要再说了，以免牵连到我。赵高大讲安危，李斯大谈主恩。赵高第四个回合又遭惨败！ 第五个回合。赵高仍然死死缠住李斯。因为李斯是赵高篡国夺权的一座高地，而且是唯一的一座高地。如果拿不下李斯，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且机会一旦失去，也不会再有了，所以赵高无路可退。但是，安危利害都不能让李斯为之所动，赵高还能从哪方面攻破李斯呢？威逼。用什么来威逼？胡亥！这是赵高手中的一张王牌。赵高明白无误地告诉李斯两点，一是当今天下的权力与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胡亥的手里，而胡亥最听我赵高的(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二是与胡亥、赵高联手是从上控制下;外部势力要控制朝廷是妄想，下面的人要制服上头是造反(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赵高的这两点极为厉害，因为这是一个大势。李斯明白这个大势，再不屈从，赵高就可能与胡亥联手治李斯的罪。李斯仍然不想束手就擒，尽管此时他的回旋余地已经非常狭小了。李斯坚持说不按正常的立嫡立长原则继位带来的必定是灾难。李斯熟读历史，他一口气举了三个例子： 一是晋献公因为宠幸骊姬而废太子申生，想立与骊姬所生之子奚齐，结果太子申生被杀，晋国陷入五世内乱。二是齐桓公兄弟两个争夺王位，导致互相杀戮。想当初齐襄公被他的堂弟公孙无知所杀，齐人又杀了公孙无知。齐襄公死后，他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弟弟争夺王位。一位是公子纠，一位是公子小白。公子纠先派人截杀公子小白，没有成功。公子小白于是抢先回国即位，这就历史上的齐桓公。齐桓公即位之后，又派兵打败鲁国，杀了在鲁国的哥哥公子纠。 三是商纣王因听不进劝谏而杀比干、箕子。比干是商纣王的叔叔，因为劝谏商纣王，被商纣王挖心而死。箕子是商纣王的弟弟，也因为劝谏商纣王，结果被商纣王囚禁。这三件事都违背天意，所以最终落得宗庙没人祭祀。我李斯还是个人啊，怎么能参与这些阴谋呢(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史记李斯列传》)！李斯仍然坚持，不愿屈从。 第六个回合。李斯不从，赵高不走。赵高与李斯又展开了第六个回合的生死大较量。赵高第六个回合还是从“利”、“害”二字入手，他警告李斯，听我的话，可以让您长保封侯，永世相传;不听我的话，灾难不但会降临到您的头上，而且还会祸及您的子孙。聪明的人善于转祸为福，您打算怎么办呢(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在赵高坚持不懈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李斯终于顶不住了。他仰天流泪，高声叹息说，遭逢乱世，我已经不能以死尽忠了，又能怎么办呢？也只能明哲保身了！于是，李斯依从了赵高(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斯乃听高)。经过六个回合的较量，赵高终获成功，欣喜若狂，得胜而归。他立刻兴冲冲地向胡亥汇报说，我奉太子之命去通知丞相李斯，他怎么敢不服从呢？ 韩非子因何被杀:李斯的嫉妒亦或是秦王的多疑 韩非(约前280-前233) 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他对左右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但是韩非到秦国之后，并没有如秦王所言那样，反而被投进牢狱，不久就被处死。有关他的死因，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学术界仍无定论。 一种意见认为，韩非死于李斯的嫉贤妒能。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不善言谈，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这使李斯非常嫉妒，害怕自己的地位被韩非所取代，于是伙同大臣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伺机将他置于死地。韩非因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就是李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对此也有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根据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 有的学者认为上述意见不能成立，《史记》中的记载，不仅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使李斯等人蒙上了不白之冤。他们的理由是，当秦王读到韩非的文章后，认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时，向他推荐韩非的正是他的同门李斯，如果李斯有妒贤嫉能之心，又何必多此一举？另外，韩信被囚禁进而被杀，不是在秦王重用他时，而是在还未信用的情况下发生的，根据当时的情形，韩非并未对李斯构成任何威胁，根本谈不上什么嫉妒的。李斯在秦二世继位之后，甚至被投放监狱的时候，还多次引用"韩信子言"，劝二世实行韩信之术，这足以证明李斯对韩信是一支敬重的，故暗害之说无从谈起。 还一种意见认为：韩非之死固然与李斯、姚贾有关，但关键因素在于秦王的多疑。秦王为人"少思而虎狼心，"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不信任。韩非使秦是韩国弱秦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他的到来是为存韩之目的，因而处处站在韩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秦王对他的到来疑虑很多，于是下了毒手。如果秦王没有杀韩的打算，李斯是不敢轻举妄动的。首先，韩王曾找韩非详细商量过去对付并削弱秦国的问题，正当秦国派兵攻打韩国的时候，韩王把韩非派来秦国，难免不引起秦王的怀疑。其次，《史记》虽然记载了韩非死后秦王很后悔，但是他既没有为韩非平反，也没有追究李斯、姚贾二人的诬陷罪，可以推测出当初杀韩非是出于秦王的本意。 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秦王政对韩非的著作一直赏识之至。为了得到韩非其人，可谓绞尽脑汁，甚至不惜调动千军万马发动战争，这才使韩国被迫交出韩非，秦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人才，他还不至于"叶公好龙"，当韩非真的来到他的身边时候，忽然心生猜忌，不仅不重用他，还将他置于死地。 第三种意见认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并非李斯的嫉妒陷害。韩非咎由自取，他秦王百计阻碍秦国的统一大业，具体表现为：第一，游说秦王进攻赵国。战国后期，秦国势力强盛，扩张势头很猛，韩国首当其冲，对此"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韩国的"弱秦"计划，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用兴修水利的计策来消耗秦之国力，但此事不久即败露，并且修建的"郑国渠"不仅没有"弱秦"，反而使秦更趋富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韩非亲自出使秦国。到达韩国后，立即抛出上秦王书，旨在破坏李斯的计划，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从而达到"存韩"的目的。第二，破坏秦之君臣关系。这一点西汉刘向在《战国策·秦策》中有所提及：楚、燕、赵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招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然而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开始时候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对姚贾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是"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坚持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国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乎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 持相反意见的论者指出这一观点的缺陷。第一，《战国策》这部书相当庞杂，虽然经过刘向校录，但是仍然错误百出。而司马迁对于史料的鉴别相当认真和慎重，他在史记中采用了《史记》中采用了《战国策》的材料十几处，但是唯独没用《秦策》"四国合一"的内容，可见这一段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第二，韩非"为人口吃，不能说道"，在韩国时，他只是"数以书谏韩王"，为何到了秦国后能一反常态，在秦王政面前唇枪舌战起来？所以这种韩非之死咎由自取的观点不可靠。 还有几种观点比较有新意，但都属于一家之言，没有史学根据。一种观点认为韩非之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失败所致。这种观点认为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为"存韩"而死，实际上并不然。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换一种说法就是政客。韩非到泰国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要说嫉妒之心两人都有，两人钩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韩败罢了。另一种观点认为韩非之死是文人的性格所致。这种观点上升到了很高的理论高度，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在于不忘政治，在文章中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政治上的微言大义。搞政治时与写文章混为一谈，只会引经据典做长篇大论或者上万言书，对现实中的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一无所知。韩非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按照某一标准或某种法令某人该杀某人该流放，其实只是书生意气，并没有针对具体的人。但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韩非这样说难免不会被某些人理解成为采取某些行动的先兆。而秦王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但并不能消除对韩非的不信任。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工具，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不论学问多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韩非之死，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文人从政的悲哀。第三点观点认为，韩非的死是由于没有遵守说客的道义。杨子《法言》中这么认为，韩非的死是因为"说不由道"。这里的"道"，有天道、礼义、仁德等含义。韩非游说秦王，他的指导思想是与"道"相背离的。作为说客，韩非知道说服他人服从自己的意愿是件很难办的事情，所以，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便不择手段：为秦国谋划，不惜出卖、灭亡自己的祖国。最终，他背叛了作为说客的准则，导致了自己的人生悲剧，并为史家所不齿，司马光评论韩非之死时说："我听说君子由亲近自己的亲人而亲近别人的亲人，由热爱自己的国家而热爱别人的国家，因此才功勋卓著，名声美好，从而享有百福;如今韩非为秦国献策，首先要以灭亡他的祖国来证明他的主张，犯下此类罪过，本来死有余辜，哪里还值得怜悯啊！" 总之，对于韩非之死，历来争议颇大。或许，真实的历史总是被隐藏在各种各样被裁减过的文字里，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韩非之死，也就成为千古悬案。 秦国丞相李斯最后为什么会败 小吏生涯毁一生 公元前208年的七月，咸阳市场挤满了围观的人。前丞相李斯，因“叛国罪”而被诛灭三族，这一天，是他和小儿子腰斩于市的日子。临刑前，李斯叹着气问儿子：“现在想跟你一起回上蔡的老家，领着自家的黄狗，出东门追野兔，还能行吗？” 父子二人相拥大哭。此刻才想起上蔡的平静时光，为时晚矣。 两只老鼠，两种人生 上蔡是楚国的一个小地方。李斯当年，就是这个小地方的小官员。 年轻的李斯，地位虽然卑微，心中常有大志。据说，是两只老鼠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上厕所，他看到厕所中的老鼠，肮脏恐慌，见人就逃。上完厕所，他去了粮仓。那里也躺着一只肥胖光鲜的老鼠，吃着大米，住着粮仓，见人来了也不害怕，照样悠哉闲适。李斯见状，大有感慨：看来人生就像老鼠，地位决定一切，他得抓紧奋斗，不做厕所里的老鼠，要做粮仓里的老鼠。 李斯辞掉了小官员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名满天下的导师——荀子，开始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李斯不想和老师一样，走著书立说的学术道路，他要从政。他对荀子说：“秦国就要吞并天下了，天下形势必将发生巨大变化。这正是布衣平民的好时机。人最大的疾病就是卑贱，最大的悲哀就是贫穷。如果怀才不遇，还标榜与世无争，这不是读书人想要的生活。我决定了，到秦国去。” 李斯入秦，正赶上秦庄襄王去世，他便请求当吕不韦的门客。吕不韦倒是很欣赏他，让他做了郎官，李斯从此有了接触秦王的机会。他竭尽所能，鼓动起年少的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野心：“从前秦穆公没有完成这个大业，如今您赶上了好时候。时机稍纵即逝，必须紧紧抓住。” 两人一拍即合，嬴政让李斯专门从事瓦解六国的工作。在离间六国君臣、拉拢六国人才的工作岗位上，李斯成绩显著，很快官升客卿。他一步步朝自己的富贵粮仓前进。 一封谏书，成就美名 就在此时，秦国破获了一桩重大的间谍案。主持兴修秦国大型项目“郑国渠”的优秀水利工程师郑国，其实是韩国派来的间谍，目的是用大型水利工程消耗秦国的财力和人力。案件告破后，秦国掀起了一股“排外热”。凡是六国的人，都被怀疑别有居心，秦国要把他们驱逐出去。李斯是楚国人，自然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很认真地给秦王写下了《谏逐客书》。他历数秦国功臣，从百里奚到商鞅、从张仪到范睢，都不是秦国人。要是把这些人都赶出去，岂不是资助了六国？“逐客令”会让秦国失去统一天下的人才。 这封信，为秦国的错误政策踩了急刹车——秦王觉醒，叫停“逐客令”，重重提拔李斯。20年后，秦国统一六国，李斯当上了丞相。一切都证明，李斯的个人计划赶上了历史的节拍。这20年中，秦国统一天下的政策，大多出自李斯之手：车同轨，书同文，推行郡县制，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当然，也包括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 李斯的富贵也登上了顶峰。他的儿女，都与王室结婚。有一次，他在三川郡做太守的长子李由回家探亲，李斯在家设宴，来赴宴的马车有几千辆。在这个盛大的宴会上，李斯鬼使神差，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老师荀子说过的一句话：“物禁大盛”。为什么物禁大盛呢？因为物极必反。李斯怔住了，他的富贵已到顶点，可他人生的折返点到底在哪里呢？ 这次宴会，李斯对着众位客人，谈起了上蔡，谈起了当年小官员的梦想，甚至谈到了物极必反…… 拥立胡亥，自我毁灭 李斯陪伴了秦始皇37年，直至秦始皇临终，他都是守在旁边听遗诏的人：召回在北方前线的皇长子扶苏。信未发而人已逝。在场的除了李斯，就只有太监赵高和皇帝的小儿子胡亥。始皇帝要立扶苏的意向很清楚，可赵高决定拥戴胡亥。考虑到自己是一个太监，远没有丞相李斯的权威，赵高决定拉李斯入伙。 赵高说服李斯的言辞，堪称经典——让一个从嬴政年幼登上王位起就效忠的人背叛嬴政的遗言，这可能吗？可能！因为他害怕失去富贵。赵高先声夺人：“丞相大人，遗诏和玉玺都在胡亥手中。您自己估计一下，您和扶苏的关系怎么样啊？扶苏还会不会让您继续当丞相？” 李斯被击中要害了。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难有二世之福。秦国的历代丞相，一旦被罢，必然被杀，从来没有安享晚年、子孙继承爵位的好事。赵高的结论太诱人了：“你考虑一下胡亥吧。”李斯面前的天平两端分别是自身富贵和国家江山。割舍不下自身的富贵，代价就是国家的败坏、政治的危机、统一的覆没。他突然发现，他的所有忠诚、一切学识，以及全部关于国家的理念，此刻，变得轻飘飘毫无分量了。 他加入了秦二世胡亥的大规模迫害运动：扶苏被骗自杀、名将蒙恬被杀、秦始皇20多位儿子成为新皇帝的祭品。当初，不让皇子们掌握实权的制度，就是李斯向秦始皇建议的，为的是国家高度统一，如今，他顺从着胡亥的意思，把自己建立的国家制度一手毁灭。 李斯不是没有想过劝谏胡亥。但是，当他得知胡亥正在怀疑他的时候，他只能用献媚的手段，让秦二世的残暴变得更加疯狂。疯狂的政府如同一只贼船，即使李斯这样的大人物，也别无选择。 就在秦二世继续大玩杀人游戏的时候，陈胜进攻三川郡，李斯长子、郡太守李由无力防守。太好了！赵高心想：我正好可以一个人独揽朝政，不再和李斯分享了。于是，派到三川去调查的使者一个接着一个，回咸阳后便纷纷责备李斯身居丞相之位，为何让地方暴民猖狂到这种地步。接着，在赵高的巧妙栽赃下，一夜之间，李由从一个防守无功的人，变成了一个通敌的人。丞相李斯和他的一家人，不由分说锒铛入狱。 监狱中的李斯还是进行了若干努力。他上书秦二世，但书信被赵高扔在一边。他不肯招供，赵高派出自己的十多个门客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轮流审问、拷打。李斯屈打成招后，赵高把认罪书拿给胡亥看，胡亥高兴地说：“要不是你，我几乎被丞相出卖了。”李斯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太监成了隔绝在他和皇帝之间的高山大海。他终于走到人生尽头，父子腰斩，诛灭三族。 早年阅历，决定一生 这个最终的结局——物极必反——难道不是李斯尽力要避免的吗？直到临死之前，李斯才忽然又想起上蔡，想起上蔡时期的平淡生活。面对死亡，带着小狗追逐野兔的情景，突然变得那么幸福了。可当初，一切不都是从他不甘心卑贱贫穷的处境开始的吗？ 当李斯成为统一帝国的丞相时，他显然得到了自己“富贵的粮仓”。从此，当年那个上蔡小吏的思维完全支配了帝国丞相的头脑——他关心的是老鼠，而不是粮仓。赵高一威胁，他就胆怯。看起来他是向赵高妥协，其实是帝国丞相向上蔡小吏妥协。如果他拼死一争又会怎样呢？几十年的丞相，应该有足够支配的资源，他要维护秦始皇的遗志，总归能够找到办法。假使胡亥、赵高拼死胡来，他横竖不过一死，堂堂帝国的丞相，为制止一场篡权阴谋而死，这将是怎样的青史风流呢？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对于李斯而言，成亦上蔡小吏，败亦上蔡小吏。一个人的早年阅历，竟然是如此难以超越。 史上因贪一己私利而枉顾相国之重责的秦相李斯 秦相李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乃至大秦帝国建国伊始的整章建制中可谓立下了大功。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非常出名的政治家。可是李斯却死于一个“贪”字。正是李斯之贪，酿成了激荡史书的沙丘之变;正是沙丘之变，致使秦帝国一统中华之伟业二世而终。 李斯，姓李，名斯，字通古。秦代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是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李斯列传》。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 李斯年少时，见厕中鼠食不絜，数惊恐于人犬;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李斯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将人生价值完全定位在类似仓鼠的社会地位和物质享受上，将追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作为最大的人生目标。 正是由于这种“老鼠哲学”的驱使，李斯师从荀卿学习帝王之术，企图通过从政来实现这种畸形的人生理想。完成学业后，李斯以为楚王不足辅佐而抛却故国，认为六国皆弱必无可建功，遂西向入秦。辞于荀子曰：“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再次将支配其一生的“老鼠哲学”诠释得淋漓尽致。知徒莫若师，荀子对李斯看得十分透彻，虽然李斯才具超人，但也必将为这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所累。《盐铁论·毁学》记载：“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荀子的担忧不幸成谶，沙丘之变李斯的错误抉择，正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老鼠哲学”的必然外化。 公元前210年七月酷暑，秦始皇赢政暴崩于沙丘平台(现河北广宗境内)，令长子扶苏到咸阳主持葬礼并继承皇位的诏书连同国玺被中车府令赵高所扣留。当时知道始皇已崩的仅有少子胡亥、李斯、赵高及宠幸的宦官等五六人。因为赵高与胡亥的师生关系，便联合起来策反李斯共同篡改诏书立胡亥为帝。李斯虽身为丞相，但在赵高的游说下，为了保住相位荣华和子孙富贵，居然放弃了存亡安危的丞相职责，匍匐在个人私利的脚下，以帝国丞相之尊，任由小小的中车府令赵高摆弄于股掌之间，杀扶苏，立胡亥，禁绝君臣，指鹿为马，肆意妄为于庙堂之上，干戈四起于郊野之间。 贪一己之私利，枉相国之重责，置社稷存亡于不顾，却国家安危于罔闻，李斯诚可谓史上之巨贪大蠹。然李斯固不容于赵高，秦二世二年七月，为赵高构陷而腰斩咸阳，并夷三族。呜呼，李斯欲求长保而祸猝至，欲得富贵而身先死。翻开历史，贪官下场大多如此。李斯身陷囹圄之时，痛悔沙丘之谋，欲上书二世，自列七宗大罪，实则罗列了他在秦帝国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作出的累累功勋。然赵高使人扣压不奏，“囚安得上书？”平心而论，论李斯的才具，论李斯的功绩，当为旷世之奇才，秦国之元勋。然成秦帝业者李斯，毁秦帝业者亦李斯。考量李斯身亡族灭的成因，在于其始终将个人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处死李斯时，与其中子一起绑赴刑场，李斯回过头来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遂相向大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真不知道，此时的李斯是否反思过其真正的死因，是否反思过支配他一生的“老鼠哲学”。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评论他，持利禄之重，阿顺苟合。李贽认为：李斯杀人众多，应受此报。自是亢龙之悔。然，斯，龙也;高，蛆也。后人以两人同传，冤哉。不论是沙丘之谋，还是腰斩于市，都不能有损于一代名相的声誉，自有历史评价。但是只因为一个贪字，使得一代名相的名声降低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