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宋朝历史上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一场骗局 说起王安石和司马光，可谓家喻户晓。两人同为一个时代的佼佼者，本来惺惺相惜，是一对好朋友，但司马光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两人的政见不同吗？笔者认为，司马光是个聪明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场骗局。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他“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他的志向在于编修史书，而非政治。 司马光22岁的时候中了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但时间不长，他的父母便先后去世，他只得辞去官职，回家守丧。在守丧的几年时间里，他充分了解了下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读了许多史书，对其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认真总结和评论，为以后编著《资治通鉴》奠定了坚实基础。治平元年(1064年)，他还修成了《历年图》一书，献给英宗皇帝，这实际上就是《资治通鉴》的雏形。两年后，他又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爱好历史的宋英宗，深受皇帝赞赏。可见，司马光虽然从政。但他的主要精力在于著书立说，而不在于政治。但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完成历史方面的鸿篇巨制，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司马光一直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驾崩，19岁的太子赵顼继位，即宋神宗。神宗皇帝把在江宁担任知府的王安石调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学士，成为皇帝身边的大臣。从此，王安石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关系日益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谈论时政。在闲谈之中，二人也有过一些争执，但最终都是一笑了之。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友好的，虽然在政见上有分歧，有争执，但对于二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并不放在心上。特别是对于司马光来说，他与王安石在政见上的不同，也只是争执一下而已，绝不会因此而成为政敌，因为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冒的。 这年冬天，神宗皇帝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按照祖制，皇帝祭天完毕，要遍赐金帛，但由于宋朝连年发生自然灾害，致使国库空虚，宰相曾公亮等人就建议免除赐金帛之举。司马光和王安石当时都在场，司马光十分赞成宰相的意见，他说：“救灾节用，应从主上和朝中贵官近臣做起。”王安石听了却说：“现在国家财力不足，并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财之故。”司马光在平时与王安石的闲谈中，就知道他有变法图强的志向，别人不知道他的话中之意，而司马光心中是非常清楚的。司马光在精研史书的过程中发现。历朝变法，几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离他们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没施行几天便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对王安石变法，怕王安石重蹈覆辙，身败名裂。此时，耿直的司马光见王安石当面驳斥自己，便与王安石争执起来。这次争执与平时的争执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这次争执是在皇帝面前而已。神宗皇帝见状，觉得很不像话，就制止了他们的争执。 王安石在与司马光发生争执不久，就向神宗皇帝递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他在札子中指出：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陈规。不思新变，流弊十分严重。而农民之所以“坏于差役”，皆因“其于理财，大抵无法”。年轻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国家财政空虚，政治腐败，军事力量不堪一击，早就想振作一番。以扭转国家的形势。他看到王安石的札子后，简直欣喜若狂，立即召见王安石，商讨变法之事。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谈。很合神宗心意。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位同宰相)，大力支持他变法。同年二月，王安石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理财方面，准备出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很快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抵制。有个大臣罗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要扳倒王安石。而此时的神宗皇帝急于变法图强，就罢免了那个大臣的官职。王安石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司马光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利用向神宗皇帝讲西汉历史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主张，然后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但王安石深知北宋一百年来已发展到非变革无以图存的地步，所以他变法图强的信念非常坚定，丝毫不为司马光所动。神宗皇帝也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没有采纳司马光的建议。1070年，并不怎么热衷于政治的司马光一心想着他的历史巨著，现在他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主动向神宗皇帝提出申请，允许他离开京城。神宗皇帝批准了司马光的请求，让他去西安任职。第二年，他又申请到洛阳任了一个闲官，这为他著书立说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他上奏得到神宗允许后，将书局搬到了洛阳，同时让范祖禹、刘攽等人做他的助手。司马光还买了20亩地建造了一所“独乐园”，从此在其中一心一意撰写史书。 官场斗争历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谁不愿意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呢？谁不愿意整天围在皇帝身边俯视天下呢？谁不愿意待在京城尽享荣华富贵呢？而司马光却主动请求离开京城，在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他不问政治，安心著书，这就充分证明了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如果他是一个热衷于搞政治的人，如果他真的与王安石成了政敌，是决不会做出以上事情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司马光把反对王安石变法作为一个幌子，实质上是想完成他的历史著作。他骗了神宗皇帝，也骗了后人。一方面，他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就是要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他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保留个一官半职，就能按时领到俸禄，有了俸禄，一家人的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司马光一举两得，何等的聪明？ 《资治通鉴》的书名是神宗皇帝给定的。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故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资治通鉴》是一部浩大的编年体巨著，全书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6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它博采众长，题材广泛，特别是文字朴实、生动，寓意明显深刻，既不愧为一部史书典范，又不失为历朝历代帝王治国的一面镜子。司马光为此书耗费了近30年的心血，完成此书时他已是一位66岁的老人了。人生能有几个30年？而司马光可以说是用毕生的精力去编修史书，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对政治的淡泊。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是他内心的真实表白。 《资治通鉴》一书完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王安石失去了靠山，变法也随之破产。神宗死后，年仅8岁的太子赵熙继位，即宋哲宗。由于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司马光入京主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为了将反对变法进行到底，他执政后数月间便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然而，此时的司马光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这是他几十年编修《资治通鉴》积劳成疾造成的。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说明他实在太劳累了。《资治通鉴》从发几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让他人代笔，可见他对此书是何等的重视！ 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纵观他的一生，志在编修史书，并倾注了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他把毕生精力都用在了编修史书上，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显得平淡了。能给后人留下记忆的就是他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透过事情的表面现象去看司马光的内心世界，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种假象，是一场骗局。而正是由于这场骗局，成就了司马光，使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治通鉴》。假如司马光终身混在官场，是否能编撰出《资治通鉴》，那就很难说了。 王安石变法始末:勇于任事敢于创新虽败犹荣 王安石变法：纵观王安石改革变法的始末，深感他一方面忧国忧民，勇于任事，敢于创新，有强烈的改革使命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又善于审时度势，行藏自如，既极于有为，又能尽于无为。的确，他具有推进改革的高超领导智慧，是一位智商、情商、财商俱高的改革家。他推进改革的领导智慧和改革创新精神，对于当代全面深化改革颇有启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以择术为始”，从改革创新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创新学理、政理、事理做起，打破思想桎梏，选择和确立体用合一、经世务实的新经术为改革变法的指导思想。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2月，48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参政知事，自此正式参与政事，成为变法改革的主持人。据《长编拾补》记载，王安石与宋神宗论治国之道，神宗问治国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曰以择术为始，当以尧舜为法。王安石劝神宗以尧舜为法，行先王之道。神宗对王安石说，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王安石对神宗明确地说：“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表明他的经术不再是那种儒家的空洞无用的经术，而是与世务贯通的体用合一的实学，是一种以先王之道为名的新经术。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变法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经世致用，不尚空谈。 王安石认识到，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代表改革创新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他意识到变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一开始就做好了“以择术为始”的思想理论准备。面对重重压力，王安石一靠谋略，二靠勇气，表现出巨大的自信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并鼓励神宗以经术向流俗开战，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进。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的经术思想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奠定变法的理论基础，为改革提供了思想保证。 其次，改革方案深思熟虑，全面配套，从改革科举、培养人才入手，着力于理财治军、富国强兵，先易后难，步步深入。 当时宋朝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贫，财政收支不平抵，国库年年赤字；二是弱，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这不仅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更是给国家带来洗不清的屈辱，同时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宋代的这种贫与弱又都是相对的。宋代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多，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只是开支过大，造成入不敷出。军队数量庞大，但是战斗力奇差，几乎每战必败。王安石认为，要解决兵多而弱、财富而贫这两大严重问题，必须变法革新。 王安石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治国方略和改革措施，于公元1059年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进献朝廷。他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是内治不清，外困夷狄，财力困穷，而造成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思想禁锢，人才缺乏；制禄太薄，不足以养，迫使官员廉耻日毁，贪污盛行；再加上风俗大坏，以奢为荣，以俭为耻，又不得理财之道。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提出了开源与开放的理财之道，择将治军的强兵之方，制定以先王之道取代陈腐的儒术、专以经术取士的科举改革、实施青苗法的经济改革等一整套改革方案和实施措施。用现在的话来说，既深思熟虑地进行顶层设计，又摸着石头过河，全面推进改革。 再次，选择“变风俗，立法度”为改革突破口，确立“以中人为制”的改革决策模式，运用法治的力量推进改革。 富国强兵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根本目标，欲达此目标，变法改革如何起步，从何处入手呢？王安石明确提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王安石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风俗不变则新法不能久行，所以变风俗作为立法度的第一步。所谓变风俗，最根本的就是以先王之道、经世之术取代空泛陈腐的儒术，排除变法革新的思想障碍。但是变风俗不能只是停留在宣说新学，只有把新思想新经术转变为制度法令，才能改变社会风气。王安石认为，变风俗与立法度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变风俗则法度不立，不立法度则风俗不变，只有双管齐下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在定制度立法度的决策上，王安石既吸收法家的某些长处，又继承了儒家重视德治的传统，采用了“常以中人为制”的改革决策模式。王安石指出“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因为“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所谓“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就是按照大多数人（中人）能够接受与理解的水平和标准来制定法令制度，绝不是按照少数觉悟最高的人的标准而设立。只有以中人为制，才能满足多数人的需求；贯彻执行法令制度，只有易知，才会易行有效。王安石这些决策思想至今仍然适用。 最后，审时度势，行藏自如，把握改革的有利时机，把握抑制兼并的合理尺度，防止社会矛盾激化，减少改革风险。 王安石从公元1059年进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表达改革方案，到公元1069年开始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长达10年之久。在宋英宗期间，皇帝体弱多病，又与太后关系不睦，胸有成竹的王安石屡召不出，他乐天知命，不慕富贵。他深知，时机未到，妄求进取难有作为。公元1067年4月，20岁的宋神宗赵顼登基，他自幼仰慕王安石的人品才学，是一位心思变革的有为之君。因而神宗即位不久，便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认为改革变法的时机成熟，就此拉开变法革新的序幕。 王安石出于推行经济改革，促进经济流通和交流的考虑，坚决反对垄断，极力主张抑制兼并，但在具体措施的实行上却非常冷静，并不主张强行剥夺富户的田产分给贫民，因为这样做是不可行的，而且会加剧社会矛盾，增加改革的风险。 公元1074年4月，在改革变法取得明显成效之时，宋神宗认为是他“自奋英断”之日，一手导演出罢相的闹剧，逼王安石下台。王安石毫无野心，不争功，不争锋，主动请辞。吕惠卿接替王安石任参政知事之后，野心暴露，屡起大狱，打击改革派。神宗又于公元1075年2月召王安石复职，此时再兴改革，已举步维艰，不足二年他便离任了。在他两次力辞相位中，表现出一种出入自在、行藏自如的境界和风骨。 王安石变法革新，从指导思想到目标方针，从法令措施到方法步骤，都是正确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是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王安石是怎么死的?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之死 王安石是怎么死的？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六日，66岁的王安石在江宁府(南京)的半山园去世。死亡是一道黑色门槛。王安石死了，这个王朝再也没有支柱，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灵魂。不管怎样，王安石的生命持续一天，人们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发号施令，可仍然是一面旗帜、一种标志、一个信号。 司马光闻讯，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政治家没有了对手，生命再也没有了激情和斗志。这位新上台的宰相，此时正在家养病，当即提笔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简短的书信中，司马光有些失落，有些恨意，也有一些宰相肚里好撑船的姿态。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肯定对手等于否定了自己，司马光没有这么傻。他甚至还把所有的变法派和王安石的门生故旧概括为两类：一类是“谗佞”，另一类是“反复之徒”。他曾对各个机构中的变法派人物和与王安石多少有些牵连的人，不断地加以斥逐和打击，迫使人们只能对王安石“疏远”，既不敢再对他加以赞扬，因为那就将被列入“谗佞”之列;也不敢再对他加以批评，因为那就将被认为是“反复之徒”了。他要把王安石晾在一边。 司马光对死了的王安石作了结论，接着又建议“朝廷宜优加厚礼”，要让天下人知道，我司马光是不计前嫌的，是宽容大度的。小皇帝赵煦就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苏轼是大文豪，他的制词当然冠冕堂皇，文采飞扬。 没有人到王家祭吊。只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王安上为他们的胞兄选了块山后的荒地做墓庐。一个死了的政治家，没有谁会去沾边，人家躲都来不及，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本来就是小人的一种属性，“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知道，司马光的耳目在关注王家的动向呢！ 低回的哀乐让人心碎。在远远的角落里，王安石的几个老朋友一片忧伤、悲怆。这种绝望的痛苦还有谁能体会？是的，大宋王朝再也没有时代的强音，再也没有振兴的呐喊了。 按理，王安石生前位至宰相，死后追赠太傅，在墓前应建神道碑，应有墓志铭，可这一切礼法，全都废去。人都死了，再大的排场又有什么意义？ 王安石死了，朝廷安静了许多。皇帝可以睡大觉了，满朝文武可以睡大觉了，再也不必担心凶猛的变法会排山倒海，卷土重来。 只有边陲虎视眈眈的契丹王和西夏王窃笑不已。王安石死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谁也不会再说富国强兵。堡垒从内部攻破，过数十年，他们要占领北宋首府，要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俘虏北去。 只有春雨淅淅，像是无声的啜泣，可它能洗去人间的浮躁，能使世界在迷茫中冷静下来吗？ 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故事 北宋文坛的两大巨星 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故事：王安石与苏东坡都是唐宋八大家，他们同朝为官，都是宋朝大才子。苏东坡天资高妙，过目成诵，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风流，曹子建之敏捷。官拜翰林学士之后，在宰相王安石门下任职。王安石爱慕其才，十分器重。苏东坡却自恃聪明，颇多讥诮。王安石因作《字说》，一字解作一义，偶然谈到东坡的“坡”字，王安石说“‘坡’字从土从皮，所以坡仍土之皮也。”苏东坡取笑道：“按您老的说法，‘滑’字乃水之骨也。”王安石接着说：“‘鲵’ 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苏东坡拱手道：“鸠字九鸟，你老是否知道可有典故？”王安石以为真，欣然请教。苏东坡得意地笑道：“《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共是九个。”王安石听罢，十分讨厌他的轻薄，于是将苏东坡贬到湖洲当剌史。 苏东坡在湖州三年，三年期满，回到京城。他想到当初因为得罪王安石而遭贬，这次回京必须先去拜访王太师。然后再去朝见天子。于是，骑马朝王丞相府走去。当苏东坡来到相府时，王安石正在睡觉，他被管家徐伦引到王安石的东书房用茶。 徐伦走后，苏东坡见四壁书橱关闭有锁，书桌上只有笔砚，更无余物。他打开砚匣，看到是一方绿色端砚，甚有神采。砚池内余墨未干，方欲掩盖，忽见砚匣下露出纸角儿。取出一看，原来是两句未完的诗稿，认得是王丞相写的《咏菊》诗。苏东坡暗笑：士别三日，换眼相待。昔年我曾在京为官时，老太师下笔数千言，不假思索。三年后，也就不同了。这首诗才写两句，不曾终韵，看来已是江郎才尽。苏东坡拿起来念了一遍：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笑这两句诗是乱道，他认为一年四季，风各有名：春天为和风，夏天为薰风，秋天为金风，冬天为朔风。这诗首句说西风，西方属金，金风行秋令也。那金风一起，梧叶飘黄，群芳零落。第二句说的黄花即菊花。此花开于深秋，其性属火，敢与秋霜鏖战，最能耐久。随你老来焦干枯烂，并不落瓣。说个“吹落黄花满地金”岂不错误了？苏东坡兴之所发，不能自己，举笔舐墨，依韵续诗两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写罢，苏东坡愧心复萌。心想：倘若老太师来书房，见了这诗，当着面多不好看;原想装在袖筒里带走，又怕连累徐伦。思前想后，颇觉不安。只得仍将诗稿叠起来，压在砚匣之下，步出书房。到大门首对守门官吏说：“老太师出来，请禀报一声，说苏某在此伺候多时。因初到京中，文表不曾收拾，明日早朝，奏过表章，再来谒见。”说完骑马走了。 不多时，王安石走进东书房，看到诗稿，问明情由，认出苏东坡的笔迹，口中不语，心下踌躇：“苏东坡这个人，虽然屡遭挫折，轻薄之性仍然不改。屈原的《离骚》上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他不承认自己学疏才浅，反倒来讥笑老夫！明日早朝，奏过天子，将他削职为民。”又想：“且慢，他原来并不晓得黄州菊花落瓣，也怪他不得！”随后叫徐伦取湖广缺官登记册来看。发现只有黄州府缺少一个团练副使。次日早朝，王丞相密奏天子，苏东坡才力不及，将他贬到黄州。天子准奏，百官听命，唯有苏东坡心中不服，认为是王安石因改诗一事公报私仇。没奈何，也只得谢恩从命。 次日，苏东坡辞相离京，星夜赶至黄州。 苏东坡在黄州与蜀客陈季常为友。不过登山玩水，饮酒赋诗，军务民情，秋毫无涉。光阴迅速，将及一载。重九一日，天气晴朗，苏东坡突然想起：“定惠院长曾送我菊花数种，栽于后园。今日何不去赏玩一番？”恰好陈季常来访，东坡大喜，便拉他同往后花园看菊。走到菊花架下，只见满地铺金，枝上全无一朵。惊得苏东坡目瞪口呆，半响无语。陈季常问道：“子瞻见菊花落瓣，为何如此惊诧？”苏东坡道：“季常有所不知，平常见此花只是焦干枯烂，并不落瓣。去年我在王丞相府中，见他《咏菊》诗中写道：“‘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小弟只道老太师写错了，特地续二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却不知黄州菊花果然落瓣！老丞相贬我至黄州，原来是让我看看菊花！”陈季常笑道：“是啊！”苏东坡叹道：“当初小弟被贬，只以为是王丞相公报私仇。谁知他倒不错，我倒错了。今后我一定谦虚谨慎，不再轻易笑话别人。唉，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 后来，苏东坡为乱改菊花诗的事，专程到京，向王安石“负荆请罪”，认错道歉。 王安石与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变法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的缺陷和变法中的种种弊端是主要原因。 成效 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结果 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熙宁九年(1076年)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原因 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司马光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一场骗局? 说起王安石和司马光，可谓家喻户晓。两人同为一个时代的佼佼者，本来惺惺相惜，是一对好朋友，但司马光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两人的政见不同吗？笔者认为，司马光是个聪明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场骗局。 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他“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他的志向在于编修史书，而非政治。 司马光22岁的时候中了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但时间不长，他的父母便先后去世，他只得辞去官职，回家守丧。在守丧的几年时间里，他充分了解了下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读了许多史书，对其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认真总结和评论，为以后编著《资治通鉴》奠定了坚实基础。治平元年(1064年)，他还修成了《历年图》一书，献给英宗皇帝，这实际上就是《资治通鉴》的雏形。两年后，他又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爱好历史的宋英宗，深受皇帝赞赏。可见，司马光虽然从政。但他的主要精力在于著书立说，而不在于政治。但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完成历史方面的鸿篇巨制，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司马光一直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驾崩，19岁的太子赵顼继位，即宋神宗。神宗皇帝把在江宁担任知府的王安石调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学士，成为皇帝身边的大臣。从此，王安石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关系日益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谈论时政。在闲谈之中，二人也有过一些争执，但最终都是一笑了之。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友好的，虽然在政见上有分歧，有争执，但对于二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并不放在心上。特别是对于司马光来说，他与王安石在政见上的不同，也只是争执一下而已，绝不会因此而成为政敌，因为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冒的。 这年冬天，神宗皇帝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按照祖制，皇帝祭天完毕，要遍赐金帛，但由于宋朝连年发生自然灾害，致使国库空虚，宰相曾公亮等人就建议免除赐金帛之举。司马光和王安石当时都在场，司马光十分赞成宰相的意见，他说：“救灾节用，应从主上和朝中贵官近臣做起。”王安石听了却说：“现在国家财力不足，并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财之故。”司马光在平时与王安石的闲谈中，就知道他有变法图强的志向，别人不知道他的话中之意，而司马光心中是非常清楚的。司马光在精研史书的过程中发现。历朝变法，几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离他们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没施行几天便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对王安石变法，怕王安石重蹈覆辙，身败名裂。此时，耿直的司马光见王安石当面驳斥自己，便与王安石争执起来。这次争执与平时的争执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这次争执是在皇帝面前而已。神宗皇帝见状，觉得很不像话，就制止了他们的争执。 王安石在与司马光发生争执不久，就向神宗皇帝递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他在札子中指出：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陈规。不思新变，流弊十分严重。而农民之所以“坏于差役”，皆因“其于理财，大抵无法”。年轻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国家财政空虚，政治腐败，军事力量不堪一击，早就想振作一番。以扭转国家的形势。他看到王安石的札子后，简直欣喜若狂，立即召见王安石，商讨变法之事。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谈。很合神宗心意。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位同宰相)，大力支持他变法。同年二月，王安石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理财方面，准备出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很快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抵制。有个大臣罗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要扳倒王安石。而此时的神宗皇帝急于变法图强，就罢免了那个大臣的官职。王安石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司马光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利用向神宗皇帝讲西汉历史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主张，然后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但王安石深知北宋一百年来已发展到非变革无以图存的地步，所以他变法图强的信念非常坚定，丝毫不为司马光所动。神宗皇帝也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没有采纳司马光的建议。1070年，并不怎么热衷于政治的司马光一心想着他的历史巨著，现在他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主动向神宗皇帝提出申请，允许他离开京城。神宗皇帝批准了司马光的请求，让他去西安任职。第二年，他又申请到洛阳任了一个闲官，这为他著书立说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他上奏得到神宗允许后，将书局搬到了洛阳，同时让范祖禹、刘攽等人做他的助手。司马光还买了20亩地建造了一所“独乐园”，从此在其中一心一意撰写史书。 官场斗争历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谁不愿意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呢？谁不愿意整天围在皇帝身边俯视天下呢？谁不愿意待在京城尽享荣华富贵呢？而司马光却主动请求离开京城，在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他不问政治，安心著书，这就充分证明了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如果他是一个热衷于搞政治的人，如果他真的与王安石成了政敌，是决不会做出以上事情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司马光把反对王安石变法作为一个幌子，实质上是想完成他的历史著作。他骗了神宗皇帝，也骗了后人。一方面，他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就是要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他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保留个一官半职，就能按时领到俸禄，有了俸禄，一家人的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司马光一举两得，何等的聪明？ 《资治通鉴》的书名是神宗皇帝给定的。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故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资治通鉴》是一部浩大的编年体巨著，全书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6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它博采众长，题材广泛，特别是文字朴实、生动，寓意明显深刻，既不愧为一部史书典范，又不失为历朝历代帝王治国的一面镜子。 司马光为此书耗费了近30年的心血，完成此书时他已是一位66岁的老人了。人生能有几个30年？而司马光可以说是用毕生的精力去编修史书，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对政治的淡泊。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是他内心的真实表白。 《资治通鉴》一书完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王安石失去了靠山，变法也随之破产。神宗死后，年仅8岁的太子赵熙继位，即宋哲宗。由于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司马光入京主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为了将反对变法进行到底，他执政后数月间便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然而，此时的司马光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这是他几十年编修《资治通鉴》积劳成疾造成的。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说明他实在太劳累了。《资治通鉴》从发几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让他人代笔，可见他对此书是何等的重视！ 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纵观他的一生，志在编修史书，并倾注了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他把毕生精力都用在了编修史书上，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显得平淡了。能给后人留下记忆的就是他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透过事情的表面现象去看司马光的内心世界，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种假象，是一场骗局。而正是由于这场骗局，成就了司马光，使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治通鉴》。假如司马光终身混在官场，是否能编撰出《资治通鉴》，那就很难说了。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假象也好，是骗局也罢，我们不但不能责备司马光，反而应该感谢司马光。感谢他用他的聪明和智慧给我们留下了《资治通鉴》。 北宋诸多文豪名臣为何都反对王安石变法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官员现在玩的这套把戏，看来在我们国家是源远流长。王安石也清楚这一点，他在针对当时时弊提出的各种变法中，就考虑到了这些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会被一些基层官员篡改，因而在新法中加进了不少限制。比如青苗法，明明是规定在青黄不接之际确实是有困难的农户，在自愿的前提下向官府借贷，并明文规定地方官员不得“抑配”，就是说，地方官员不得为了搞政绩工程或为了那二分利息而强迫老百姓借贷。又如均输法，目的是由政府派出专门的官员，按国库中的需要，就近去采购货物，不再由地方直接上贡。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就指出，均输法给了一些官员特权，有人为了能把货物卖给官府就会去行贿他们。 价格由他们订，他们为了中饱私囊也会把价格抬得比老百姓的高。果然，再好的政策一落到贪赃枉法的一些地方官员那里，都会被曲解，被钻空子，被利用。就如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一样，在让祖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一些从骨子里就坏透了的大小官员，置法律于不顾，也置自家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大钻改革开放的空子，不顾一切地贪赃枉法，以至罢了那么多，判了那么多，杀了那么多，但还是有人不顾死活地继续往贪赃枉法的地雷阵里跳。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引起了一部分同志对“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之类的疑问。这种情况在王安石那里表现得更为激烈。他的变法在取得不少实际成效的同时，一些贪官污吏也大钻变法的空子，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弄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很不满意，于是就给反对变法的人们提供了口实，因而在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反对变法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应当说，王安石的时代，政坛和文坛上都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在王安石稍前些时，有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与王安石同时的，有居官70年，其中50年出将入相高风亮节的文彦博;有三朝元老，被范仲淹誉为有“王佐之才”的富弼;有文坛领袖欧阳修;有幼时即以“司马光砸缸”救人而声名远播的《资治通鉴》总编司马光;有学富五车的大文豪苏东坡及其父亲和弟弟，等等。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人无不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然而，除老臣范仲淹自已遭遇过改革的失败，因而对王安石的评价是：“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之外，其余上述那些各领风骚的人物，全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并为此而结成了反对变法大联盟。 史学界曾流行过一种定式评价：王安石变法代表了什么阶级阶层的利益，而反对者们又代表了什么阶级阶层的利益，诸如此类。这样一来，泾渭倒是分明了，但变法者与反对者们也被强制得现代化了。试问，按此公式，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自然可以说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利益，那么那些怀疑论者和反对者们，他们又代表了什么阶级的利益呢？至少，说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这样一顶帽子总安不到他们的头上去吧。其实，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以期国家长治久安;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者们，他们之所以反对变法，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竭诚为国的目的是一致的。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好比是将一座还能住人的房子拆了重修，因此他在阐述反对变法的理由时就说：治理天下，就好像房子坏了，那么就加以修理，房子不是坏到不能住人，就不需要动大手术改造，因为改造房子，必须有非常好的工匠和建筑材料才行，而目前，这两样条件我们都不具备。台湾学者陈致平先生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是纯粹从立法的本身着想，而忽略了执法时在技术上的问题和人事上的障碍;反对变法的人则从实际人事上的流弊着眼，不甚重视立法本身之善，因而变法者是偏重于理想而忽略现实，反对者则是重视现实而忽略理想，加之在变法的过程中，两方面缺乏沟通，而王安石个性执拗，不愿谋求人事上的谅解与妥协。陈先生的见解值得参考。王安石的个性确实影响到了他的变法。反对者中，文彦博、欧阳修等都大力推荐过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等和王安石都曾私交甚厚。但王安石只听得进顺耳的话，以致在反对变法之声越来越大时，干脆提出不顾一切的“三不畏”(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安石为了变法公然反对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不仅将敢于对他讲不同意见的朋友全都推到了对立面，最后也失去了皇帝的支持，变法只有失败。 为何反对派对王安石的人品也赞赏有加? 王安石是个性格执拗的人，但也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在正、野史中，有关他人品的记载不少。王安石初到京城纠察刑狱时，遇到这么一个案子：有个少年有只斗鹑，他的朋友商要不成就趁其不备抱走了，这个少年追上去将抱走他斗鹑的人杀了。开封府判此人死罪，王安石不同意，说：不经本人同意拿人东西就是盗，少年追杀拿了他斗鹑的人就是捕盗，杀死盗贼是无罪的。王安石的意见未免偏激，以今天的法理来衡量，杀人者也是有罪的。大理寺复审时认为开封府是对的，皇帝就下命令一方面赦免王安石判错的罪，一方面要他到阁门去认个错。不料王安石竟气鼓鼓地说：我本来就没有罪，硬是不去认错，可见其性格之执拗和刚愎。 包文正以铁面无私著称，是个正直的人。一日，他摆下酒席请了一些人来喝酒赏牡丹。包公举杯劝人喝酒时，一些平时不喝酒的人，因对包公敬畏，都起身硬着头皮喝下。劝到王安石时，他不喝就是不喝，一直到酒席散了，他硬是一口酒都没有喝。包公不仅没有生气，反而以此了解了王安石是一个正直不屈的人。王安石刚任知制诰时，家人给他买了个妾。王安石问那妇人：你是哪家的人，为什么卖身呢？妇人答：我男人是个当兵的，因运送粮食时出了事，家产赔完了还不够，只好将我卖了来偿还。王安石听后很同情，又问：我的夫人是用多少钱将你买来的？妇人答道：用了90万。王安石说这钱就算送你了，便叫他男人来把她领了回去，让她夫妇团圆。 王安石有哮喘病，医生说需用紫团山人参治，但这药不好找。一天，有个叫薛师政的人从河东回来，刚好带有紫团人参，听说王安石需要，就送了几两来。王安石不受。有人劝王安石说：你的毛病不用这个药是治不好的。王安石一笑说：我从来就没用过什么紫团人参，不也活到现在了吗？王安石手下有个叫吕惠卿的人曾对王安石说：先生您脸上有黑斑，可用芫荽洗去。王安石说，我是脸黑，不是黑斑。吕惠卿说：脸黑芫荽也洗得去。不料王安石竟笑着说：老天爷要叫我的脸生得黑，芫荽又能帮我什么忙呢？有人拿了方砚台去送王安石，王安石不要。那人说：这是方好砚，只要对着它呵口气砚中就会有水。王安石笑对那人说：就是冒出一挑水来，又值得了几个钱？ 王安石的人品，连反对他的人也称赞有加。司马光在写给他的信里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苏东坡更是赞叹王安石说：“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些在政见上尖锐对立的人们，人格上却互相如此尊重，他们的人品对于当今一些惯于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政客们，是不是绝妙的讽刺呢？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没有使国家强大 是什么原因 无论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都有使国家强大的动机，都希望国家先富后强，而且，富了之后，宋神宗还真发起了对西夏的主动进攻，但是遭到了失败。事实证明，富裕并不意味着强大，富裕与强大是两回事。而王安石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错误的。他曾说到“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之急。”他把国家不能出兵扫平辽夏归结为财用不足，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试问：宋太祖时兴兵平定天下，其财用有仁宗朝、神宗朝多吗？难道西夏、辽、金、蒙古人的崛起与强大是钱多了之后才做到的吗？事实上，历史上的一切强国几乎都是从一无所有中崛起强大的，而不是有了钱才强大的。恰恰相反，那些富裕了的国家往往耽于生活享乐、不思进取，被新兴的贫穷国家所灭亡。王荆公先富后强的理论要么是昧于历史事实的瞎说，要么就是为其眼下敛财编造美好远景的空话。总之，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真理：当一个国家把军队不能打胜仗归结于缺钱这个原因上时，这个国家的军队，就永不会再打胜仗了。 什么样的军队才能打胜仗？不怕牺牲、敢于无条件付出生命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宋朝自仁宗以后就从来没再打过胜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皇帝和大臣都舍不得牺牲，每一遇败仗，死上万把人，就哭天抢地，想着花钱买和平，长此以往，军队怎么还有作战的意志？宋神宗虽然发起五路伐夏，主动进攻，但他本人也没有牺牲的勇气，并没有御驾亲征、亲临前线，更没有犁庭扫穴，不灭敌国绝不收兵的勇气。在一个方面遭遇了失败就全线撤退，这怎么能打胜仗！事实证明，没有一位身先士卒、以死相搏的皇帝，就不会有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这，应该成为历史常识！ 回顾宋朝军事史，其荒唐可笑令人震惊。当时宋朝的军队总人数在一百二十万左右，已经超过了西夏全国的总人口，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有坚强的作战意志，数量上的优势一定会形成战场上的优势。可这支庞大的宋军在皇帝的无能与文官集团的胆怯笼罩下，除了消耗军饷，就一无所能，在后来金兵大举进攻时，反而沦为散落在各地的兵匪。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王安石《临川集》中为何拒写同事包拯? 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过欧阳修的荐举，还曾是上下级，多少总有过从，但整部《临川集》，竟无一字提及包拯。 读包拯事，总有几个疑惑：一是他为什么鲜有朋友;二是他弹劾张方平的上疏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三是他为什么不笑。史书里记他平生不写私人信件，没什么朋友，与亲戚也不往来。他流传下来的文字，只有早年的一首短诗和晚年的一篇家训，其余全是奏议。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刚严的典范，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饬得一无破绽，里里外外立于不败之地。但从常识可知，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中说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说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不过，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一个人的作为，或为迷雾所隐，或为光芒所掩，也会含糊起来。 欧阳修的批评，源于包拯连劾张方平与宋祁。包拯抨击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时多游宴，蜀人不满他的奢侈。比起哥哥宋庠(此前也曾被包拯弹劾过)，宋祁确实生活铺张，但当时文官游宴成风，若以此为罪，朝廷要空去一大半了。何况宋祁在蜀每晚宴罢，还燃烛展纸，干起正事，远近的人看见灯光，都知道这是宋先生在修《唐书》。他死后，成都数千人哭于祠，似乎名声也不很坏。 另一位被包拯攻击的是张方平。此人天性豪迈，颇有才干，见识在当时别具一格，只是一生未得伸展。当时京城某人拍卖家产，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购得一处房屋。包拯立加弹劾，说他“无廉耻，不可居大位”。张方平确实不谨慎，但似乎尚不足以立“无耻”之论。据司马光后来说，包疏检举张方平的不端事迹，还有不少条状。但这么一篇重要的上疏，在世传的包公奏议中，竟不见踪影。清朝有人猜测，此是包公子孙不愿意以示后人而削去，毫无根据。但不得见此奏原文，总有些遗憾。 碰巧的是，张方平和宋家兄弟那时都与吕夷简不和，而包拯受过吕夷简的提拔。要是能从中寻出一丝足迹，我不觉得包公形象会受多大损害，相反，倒还觉得亲切些———人都有个三亲六故吧。但没有，无论前后，包拯的议论没有半分私情的把柄，无不堂堂正正。 包公的心事不为人知，是否应归罪于文献失传呢？宋人话痨最多，记述成风，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有关包拯的记录少之又少。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过欧阳修的荐举，还曾是上下级，多少总有过从，但整部《临川集》，竟无一字提及包拯。别人那里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吴奎，和包拯亲密，给他撰过墓志铭;另一位张田，自称门下，给奏议结集。若无这两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杂剧中的了。我猜测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对包拯，说他不好，实在说不出;说他好，又不情愿。人至清则无徒，此之谓也。 最奇异的是包拯不笑。当时流传的一句话：“包公笑，黄河清。”包公一笑，比黄河变清还难得。史籍未曾记载包拯有过类似面部神经麻痹之类的疾病，我们也无由推断他是个内心麻痹的人。但不管为什么，一个不会笑的人，无论多么多么值得敬佩，也很少有人会喜欢。 庆历年间王安石哄抬米价为何还能平步青云 北宋庆历七年，江南地区阴雨绵绵，从3月一直下到9月，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受灾面积达127个县。米价接连上涨，到了10月，米价就由原来的每石400文涨到了1500文，老百姓们苦不堪言。江南各州府官员一面向朝廷请求援助，一面强力抑制米价惩办奸商。但是，在东南沿海，一个当时叫鄞县的偏远小县里(现在的宁波)，却有一个很另类的县令，不但不抑制米价，反而发出公文，以政府的名义硬性规定：鄞县境内米价每石3000文！这位大胆的县令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王安石。 一时间，宁波境内民怨沸腾。因为米价太贵，不少人家只好举家食粥。米商们则欢呼雀跃，发了大财，他们纷纷知趣地给王安石送来金银。对此，王安石来者不拒，一一收下。偶尔有外地的商人忘了敬献金银，王安石就让师爷前去讨要。此时，由于陕西一带连年大旱，朝廷已经赈济多年，如今国库空虚，对江南的雨灾，一时无力救助。到了第二年3月，江南市面上几乎已经无米可卖。黑市上，米价出到5000文一石，还常常有价无市。大量饥民开始涌现，一时哀鸿遍野。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宁波境内却米粮充足。原来，全国各地的商人听说宁波米价高昂，有利可图，纷纷把米贩到宁波。宁波的老百姓们，虽然一时间将多年的积蓄消耗殆尽，却几乎没有出现饥民。对于无力买粮的人家，王安石就发给银两救助。后来，宁波的米粮越积越多，渐渐供大于求。商人们已经把米运来，不好再运回去，只好就地降价销售。米价竟然慢慢降到了1500文一石。同江南其他地方比起来，宁波简直就是个世外桃源。经此一事，王安石名声大振，从此平步青云，成为北宋一代名臣。 那些挺过美人关的真英雄 王安石不为美女所动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当年毛泽东就警告大家，有些男子汉在战场上不愧是英雄的称号，却会在糖衣炮弹面前吃败仗。糖衣炮弹的原材料其实只有两种：一是金钱，一是美女。对于很多大老爷们，美女比金钱更有杀伤力。很多人面对钱财可以高风亮节，毫不动心，然而面对娇滴滴的美女，却会心猿意马，坚硬的骨头随之酥软下来。你看那么多的大老爷们，真正过得了美人这一关的又有几个？ 在这里隆重推出两个重大典型。他们都是宋朝男人，是面对美人不动心的干部，甚至是领袖级人物。 1、王安石 一位是王安石。王安石官至宰相，因执意推行改革，被人称为“拗相公”。“拗相公”有个胖太太姓吴。吴女士特别体贴老公，见老公工作太累，想让他放松放松，于是她偷偷花钱买了一位小姐。一天王安石睡觉时，房里一位年轻小姐在等他，他感到很奇怪：你是谁？哪里来的呀？那小姐也大惑不解：你还不知道啊，是你夫人将我买来陪你的啊！王安石想，这位小姐既然出卖自己，肯定是有难言之隐。一问果然，这位女子的丈夫是个低级军官，一次为朝廷押送粮食，不幸翻船沉海，受到朝廷处分，倾家荡产都还不了官债，最后只好卖老婆。王安石一听，心里好不是滋味，便问夫人买她花了多少钱。小姐回答花了900缗。按购买力推算，当时的900缗相当于今天20万元人民币。王安石当即决定，这20万也不用退了，你赶快回去和丈夫一起过日子吧。就这样，由太太送上的小姐，王安石碰都没碰一下就完璧归赵，还白贴一笔巨款。 2、赵伯琮 另一位是赵伯琮，后来改名赵昚。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姐，而是一群小姐。这些小姐也不是风月场中逢场作戏的扬花女子，而是纯真的黄花闺女，但赵伯琮经受了考验，毫无越轨的行为。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位千年不遇的典型？这要从宋高宗赵构挑选接班人说起。 大家知道，宋高宗就是那位重用秦桧、杀害岳飞的混账皇帝。宋高宗赵构即位后，虽然后宫妃嫔如云，但儿子却只有元懿太子一人，可是元懿太子却在三岁的时候就死了。据《宋史》记载，元懿太子一出生就体弱多病，而刚刚即位的高宗面临金国的不断骚扰，于是率领群臣和后宫诸人不断南逃，疲于奔命，后宫妃嫔也跟着他东跑西颠，得不到安定的时机和优良的医疗给太子治病，太子就这样在战乱中染着重病活到了三岁。高宗为逃避金兵侵犯，先设都城在南京应天府，后又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从此稳定下来，赵构也由于连年逃窜惊吓过度患上阳痿的毛病，失去生殖能力，从此再没有子嗣。 为了大宋朝廷后继有人，宋高宗只好在皇族中选嗣。需要说明的是，宋朝自赵匡胤传位于胞弟太宗赵光义之后，一直是太宗赵光义的后代做皇帝，太祖赵匡胤一支的儿孙们反倒默默无闻了，这种情况延续到高宗赵构。所以当高宗赵构准备收养皇儿后，朝野大臣们纷纷上书，请求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 据史书记载，当时大臣李回进谏说：“太祖不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弟弟太宗，是因为兄弟二人手足情深，陛下如今要立嗣，不妨效法太祖。”还有的大臣直接指出，太祖赵匡胤的后代如今默默无闻，如同凡夫俗子一样，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为了宋室江山的千秋大业，应该从太祖一支中选嗣。 高宗赵构见没有别的办法，同时为了博得一个好的名声，便接受了群臣的建议，在太祖赵匡胤的后裔中选嗣，于是就按着辈分的大小，在“伯”字辈的皇族中挑选了七岁以下的男童十人，再经仔细查看，最后留下了一胖一瘦两个小孩，胖的是伯玖，瘦的是伯琮。赵构本来决定“留胖去瘦”，但恰在此时一只猫从二人身边经过，伯琮站着没动，伯玖却飞起一脚踢去，赵构看了很不高兴，说：“如此轻狂，怎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便留下了伯琮，将他以候选人的身份养育在宫中。 伯琮于建炎元年(1127年)生于秀州(今浙江嘉兴)，他的大世祖是太祖赵匡胤的第四个儿子八贤王赵德芳。伯琮入宫后，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异于常人，很受赵构的喜欢，被收到后宫重点培养。高宗派人以行宫新建书院为资善堂，作为伯琮读书的地方，并派学士富才赡作为赞读。伯琮也很争气，尊师重教，勤奋好学，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也越来越成熟。然而高宗在立太子这件事情上却一拖再拖，这其中有一些内在的隐情，主要是高宗的母亲韦皇后不喜欢伯琮，一心想要立寄养在后宫的赵琢为太子，而深受赵构重用的秦桧则主张立伯玖为太子，因为伯琮对秦桧充满敌意，坚决主张抗击金国。 如此说来，有三股势力在争夺太子之位：赵构支持赵伯琮，赵构之母韦皇后支持赵琢，宰相秦桧支持赵伯玖。赵构是个软弱的皇帝，对其他两股势力百般迁就，于是立太子之事一直拖着。 后来熬到韦太后病死，赵琢失去靠山，只剩下伯琮与伯玖的竞争。伯琮被封为普安郡王，伯玖被封为恩平郡王。二人才能不相上下，赵构内心想立伯琮，但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服大家，尤其不能说服秦桧。有一天他居然想出一个“绝招”：用“处女”考验两位公子。 这一招真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给伯琮和伯玖分别派出10位姑娘去做服务工作，这10位姑娘都是黄花闺女。那时候没有发明处女膜修补术，哪位姑娘的初夜权丧失了，一验便知。秦桧支持的那位伯玖，经不住美色的考验，将10位姑娘作为解馋的雪梨，今天吃一个，明天咬一口，不出一个月，10个处女全部变成妇女。那位伯琮呢？不知是得了什么暗示还是的确坐怀不乱，居然没做一个破坏性动作，10位姑娘回到赵构身边，个个完好如初。这下赵构有话说了：铁的事实证明，赵伯琮同志经得起美色考验，是一位自我要求严格的好干部，是过得了美人关的真英雄，理所当然立为太子。 公元1162年，赵构正式册立35岁的赵伯琮为太子，并改名为赵昚。不久，赵构正式退位当太上皇，赵昚登上皇位主持全国工作，这便是宋孝宗。宋孝宗做了一件让后人欣慰的事，就是给岳飞平反，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予以昭雪。秦桧当年仗着赵构的支持将岳飞元帅迫害致死，后又安排自己的儿子掌管宣传文秘工作，黑白颠倒地记载历史，若不是宋孝宗及时上台拨乱反正，说不定今天西湖边上被作为民族英雄纪念的是秦桧夫妇，跪在坟头被人唾骂额是岳飞父子呢。 王安石变法之:想当政治家的诗人的宋朝宰相 此公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上面这段话是毛泽东对王安石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咱们得毛主席对这个人的评价很高，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是个大文学家。那么如果说他仅仅是个文人墨客的话我想毛泽东对他的评价不会这么高。我们还是好好认识认识他吧。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ps其实不是怪他迂腐而是怪他的异己太多了。）。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王安石一生中自己认为做过最光荣的事就是：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ps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可谓是意气风发，是他一生中最得意时候。）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变法后，王安石也迎来了，自己的一个转折点。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为司空。 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这时候早就在新旧党派之争中失利的王安石，被打击的更惨。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葬于江宁半山园，谥号“文”。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于庙廷。 庆历新政影响:为后来的王安石改革提供样板 范仲淹整顿官僚机构的六项措施， 只不过是微小的改革。至于其它四项如“均公田” 、“厚农桑” 、“ 修武备” 、“ 减摇役” 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十事” 宣布后， “ 修武备”一项， 便因众多大臣反对而取消了; 其它各项虽然从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 十月开始推行， 但也无法贯彻下去。仅仅这样一点微弱的改革， 当时一般官员已认为“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 。“任子恩薄磨勘法密， 侥幸者不便， 于是谤毁浸盛， 而朋党之论， 滋不可解” 。庆历新政最后在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中， 宣告失败。 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庆历改革失败后，，社会矛盾并未缓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冗兵资费更是加倍 ，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锐，宋廷财政空虚，就拼命进行搜刮，庆历年间农民和士兵的斗争刚刚下去，各地农民又开始新的斗争。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报说，由于民贫乏食，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庆历改革对熙宁时王安石的改革，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在庆历新政的基础上扩大和深化的。 历史上王安石家中不为人知的四位美女作家是谁 王安石的妻子被皇帝封为吴国夫人，她也是一位风韵犹存的美女作家，十分擅长写作，她曾经写过一首小词约请诸亲去游览风景，词中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哪知无雨又无风”的句子，当时的一个老作家读了之后，欣喜地赞颂说，吴国夫人创作的语言洒脱可喜，清丽婉约，情感真诚，真是才情不俗。王安石不仅本人文采出众，家里的女子几乎都是佳句迭出，妙语如珠，为时人所称道。 王安石的妹妹王小妹就是一个才情不凡的美女作家，王小妹的老公名叫张奎，也是个知识分子。王小妹被封为长安县君，她才华横溢，诗思不俗。有一天，王小妹写了这样两句诗：“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她把这两句诗拿给自己的老公张奎看，张奎看了，大为赞赏。这两句诗也成为当时传诵极其广泛的佳句。 王安石的女儿王盈儿嫁给吴安持为妻，被封为蓬莱县君。王盈儿也是一位才情不凡的美女作家。有一年秋天，王盈儿面对无限秋色，心中思绪翩翩，她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意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山千万恨，依前和泪看黄花。”语言典雅，情感真挚，仿佛是在诉说思乡的情愫，思绪婉转秀美，动人心弦。这首诗一问世，立刻就在当时的开封流行开了，许多读者纷纷打探王盈儿的个人情况，没几天工夫，王盈儿的大量粉丝就涌现了出来。 王安石的侄女王幽妍也是巾帼不让须眉的美女作家，她写过这样的佳句：“不缘燕子穿帘幕，春去春来可得知。 ”清新质朴，情景交融，很有唐诗之神韵，读后心旷神怡。 王安石的妻子被皇帝封为吴国夫人，她也是一位风韵犹存的美女作家，十分擅长写作，她曾经写过一首小词约请诸亲去游览风景，词中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哪知无雨又无风”的句子，当时的一个老作家读了之后，欣喜地赞颂说，吴国夫人创作的语言洒脱可喜，清丽婉约，情感真诚，真是才情不俗。 王安石简介: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生平简介 王安石简介：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荆公路邓家巷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出身地方官家庭。王安石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开封，上万言书。他指出，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官吏应从基层(“乡党”)选拔。 年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恳辞入朝 皇祐三年(1051年)，任舒州通判，颇有政绩。宰相文彦博推荐他为群牧判官，出任常州知州、江东刑狱提典。嘉祐三年(1058年)任度支判官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闲职，固辞不就，遂改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因言忤旨意，难以在朝为官，于八年(1063年)八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英宗即位后(1063—1066)，屡召王安石赴京，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恳辞入朝。 改革运动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三司制置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 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毛泽东也称赞“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并不是由王安石等变法派人士提出来的，而是反对派对变法派的污蔑之词，原文类似的有三句“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王安石听到这句话之后深觉其符合自己的变法主旨，遂大加宣扬。) 变法使朝廷垄断了商品贸易，不仅是官僚、大地主、还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社会原有秩序遭到破坏，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特别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顽固阻梗。加上在实施过程中过分求大求快，许多官吏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上书直谏变法危害的贤良才能大臣均遭王安石罢黜或贬官或流放，导致税吏越发恣意妄为、胆大包天，此种情况愈演愈烈，实际效果与主观设想相差甚远。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罢去王安石相位，再任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王安石实际上难有作为，至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 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在苏轼的几番上奏下，废除了大多数为害甚巨的新法。王安石在忧愤和遗恨中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宁半山园。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死后被追封为 “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 “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号。 王安石执政之所以能敢作敢为，矢志改革，是受其进步的哲学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树立了“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无畏精神。这些进步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其散文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主义的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有直接影响。其著作极为丰富，存世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此外，其山水诗也极。 王安石从小在外，为官四处奔波，但对家乡有着一股挚情，几次回乡探亲，对家乡的亲朋好友，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文、书信、墓志，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家乡人民也对他有着深深的景仰和怀念。早在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抚州郡守田登就在王安石旧宅建造了王荆公祠，“肖公像而祀之”。许多地名都是为纪念他而取的，有荆公山、荆公坡、荆公桥、荆公钓鱼台、半山书院、安石读书台、荆公路等。家乡学者著书撰文，为王安石辩诬：南宋金溪陆九渊在《荆公祠堂祀》中盛赞其人品高尚，贬斥了王安石的政敌;清代金溪蔡上翔，穷毕生精力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辩宋史之诬。1986年11月由江西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在抚州市修建了“王安石纪念馆”，主楼前面有一尊3米多高的王安石塑像，供人们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