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 明朝奇闻:明代大奸臣严嵩也曾反对奸臣钱宁 说明朝奸臣的代表严嵩一入仕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奸臣，那也是冤枉。他刚步入仕途时，非但不是奸臣，而是痛恨奸臣，甚至为了不与当道的奸臣为伍，他借给父母丁忧的名义干脆在老家躲起来，而且一躲就是十年。 也许因为“十”这个数字象征着圆满，中国人干什么事都愿意以十为限，比如十大风景，十大建筑等。无论怎么排，明朝的奸臣严嵩在中国的权奸中都能排在前十名。 严嵩入阁为相时已61岁，那时的皇帝是明世宗嘉靖。就在严嵩为相那年，这个皇帝受了一场意外惊吓。有个叫杨金英的宫女，带领另外几名宫女把嘉靖捆在床上，要结果他的性命。可这几个女的慌忙中连勒人的绳子结都系不好，不但没勒死皇帝，反把自己的小命全都送了。这场惊吓非同小可，皇帝再也不敢呆在原来的地方，长期住在西苑万寿宫中。当时陪伴在皇帝身边的除了一位方士，就是严嵩了。得到这份恩宠后，他便大弄威权。百官奏事都要准备两份奏章，一份正本，一份副本，严嵩看过副本才能将正本交给皇帝。当时，凡溜须拍马的都能升迁，凡敢言直谏的都要倒霉。最可怕的是严嵩善于巧意迎合，他要提拔某人一定先训斥此人一番，弄得皇帝都觉得不落忍了，再委婉地为他求情，命中率几乎百分之百。相反，他要陷害一个人，往往先说点好话，就像剃胡须前先抹点香皂，然后再不露声色地找到要害暗中攻击，激怒皇帝后，由皇帝亲自下令处置，杀人不见血。 可要说严嵩一入仕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奸臣，那也是冤枉。他刚步入仕途时，非但不是奸臣，而是痛恨奸臣，甚至为了不与当道的奸臣为伍，他借给父母丁忧(儿女为表示孝敬，回家为死去的父母守孝)的名义干脆在老家躲起来，而且一躲就是十年。 那么，他不屑与之为伍的奸臣是谁？一个叫钱宁，一个叫江彬。 提及这两人，就不能不说到明武宗正德皇帝。他是孝宗皇帝的独生子，孝宗一死，便无任何悬念地在15岁那年继了位。15岁正是好玩好动之时，可偏偏天降大任于是人，每日要处理的奏章都典雅深奥、枯燥无味，哪赶得上捉蟋蟀、赶兔子，唱戏、摔跤，叫姑娘、逛窑子。 明武宗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在西华门外另造一座离宫别苑，宫殿两厢是一排密室，里面装满了娈童歌女，珍玩犬马，专供享乐，名曰“豹房”。这样还嫌不过瘾，他又收了120多人当义子，这里面就有一人叫钱宁。自从被收为义子，钱宁就自诩为皇庶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皇帝引进许多番僧，教导武宗秘戏，在豹房中恣意淫乐。此外还微服出行，但不是为了了解民情，而是为玩乐起来方便。他如果只是引导皇帝玩乐也就罢了，还暗中勾结南昌的宁王，让他有了可用以造反的兵力。后来，宁王造反不成，钱宁连带倒霉。出卖他之人为江彬。他们本来沆瀣一气，可终究是势利之交，难以长久，江彬把钱宁的种种不法行为向武宗和盘托出，武宗终于抄了钱宁的家，搜出不少值钱的东西。 有一次，武宗仗着自己力气大，想捉“老虎”，谁知“老虎”照样反抗不误，亏了江彬救了他一命。武宗感激救命之恩，收江彬当了干儿子，让他把大同、辽东等四镇的边兵调到京师，并让他当统帅，风光无限。宁王造反，江彬怂恿武宗大举南征，顺便到江南选美。走到半道，接到宁王被剿灭的捷报，他们秘而不宣，到了扬州，在江南遍搜寡妇处女供武宗享乐。在江南游荡八九个月，才懒洋洋地启程北返。北返途中，武宗忽然心血来潮想当一把渔夫，在清江浦自驾一条小船去捉鱼，不料却翻了船，被救起后因受寒太重，咳血而死。 就是这两个干儿子，把大明江山弄得阴云惨雾，就连严嵩都不愿与他们同朝为官，借着丁忧的引子，溜之大吉也。当然，也有人说是因疾病告归。 那么，严嵩后来怎么又成了有名的奸臣了呢？ 这就要说到武宗死后继位的嘉靖皇帝。在这一朝，严嵩已经回到朝廷，当了礼部尚书。嘉靖皇帝一生最大的兴趣不是国家和人民，而是自己的生命，他一心惦记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于是，就要搞一些古怪的仪式，仪式中需要“青词”——这种文字是写给“天神”的奏章，要求写成骈文的形式，并用朱笔写在一种特制的青藤纸上，因此称为“青词”。嘉靖忙不过来，这事就由大臣代劳。这里面有两个人技高一筹，一个是严嵩，另一个是首辅夏言。但夏言忙于国事，对这事不大上心，于是剩下严嵩一枝独秀。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整个嘉靖时期，首辅的争夺异乎寻常地激烈，但最后的决定权在嘉靖皇帝手里。他倾向于谁，谁就可以战胜对方。但他取舍的标准可不看此人是否为了国家利益，而是看是否易于控制、是否顺从。而要表示顺从，捷径就是挖空心思地满足嘉靖个人的需要，这就难怪各种谄媚无耻的丑态纷纷出炉。 一次，嘉靖准备把生父兴献王牌位放进太庙，可遭到群臣的反对。嘉靖继位纯粹是捡便宜，只是因为武宗死时没有儿子，才轮到他这个当堂弟的。但他当上皇帝，就想让老爸沾光。群臣的反对让他很不爽。严嵩一开始也追随众议，一发现皇帝不高兴，立刻拨转马头改变主张，并精心策划牌位入太庙的礼仪。这下皇帝开怀了，为了有所表示，“抠门”的嘉靖还特意赐给他金币。第二年，皇城上空出现祥云，严嵩借此大做文章，请嘉靖入朝接受群臣朝贺，并特意作《庆云赋》献上。 嘉靖崇信道教，喜欢戴香叶巾。自己戴还不过瘾，还让宫人仿制了五顶，赐给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不识好歹，认为这不是大臣所用的东西，公开表示不戴。严嵩为了讨好皇帝，每次进宫都戴上香叶巾，上面再戴上官帽，并故意在帽外露出一截裹住香叶巾的轻纱，好让嘉靖看到。尽管不伦不类，嘉靖见到还是非常喜欢，因而疏远夏言。夏言看不上这一套，就指使人弹劾严嵩。严嵩知道后在皇帝面前哭诉，并告夏言有轻慢侵上之罪。皇帝一怒之下把夏言革职，60多岁的严嵩接了相位。 由此可见，严嵩也好，其他人也好，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当奸臣，就想做人人讨厌的坏人。表面看来，许多问题好像是个人品行的问题，细究起来，其实若有一个好的体制，好人会受到保护，坏人会受到惩治;好人可以做好事，坏人却做不成坏事。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比捣弄任何名堂都来得长远，也来得实在。 奸臣严嵩的争议 严嵩执政前期颇有称道之处 在人们的印象中，严嵩是一个典型的白脸奸臣，《明史》将他列于《奸臣传》，为后世文人所不齿。在严嵩当政期间，明王朝内忧外患，形势急转直下，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其贪污受贿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不过也有人认为，严嵩最多只能称为权臣，其败落是当时明王朝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严嵩(1480—1566年)，江西分宜人，字惟中，号介溪，嘉靖时期专擅朝政达二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臣。明世宗信奉道教，一心炼丹，荒于政事。严嵩投其所好，侍奉虔诚，善于写应制文词，颇受宠信，因此被任命为内阁首辅。他在位期间，善于弄权，卖官鬻爵，网罗党羽，贿赂公行，当时朝中大臣大多都投靠到了他的门下。当时，鞑靼俺答汗屡次南侵，北边军情非常紧急。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汗率军直驱到了北京城下，可是严嵩党羽大将军仇鸾却不敢出战，严嵩谎称鞑靼“掠饱则自去”，坐视不问，导致鞑靼坐大。 可以说，在二十余年当政的时间里，严嵩一手遮天，权倾天下。直到嘉靖末年，御史邹应龙、林润抓住机会相继弹劾其子严世蕃，结果严世蕃被杀，严嵩也遭到革职，从此失势。 据说，严嵩被革职后，朝廷查抄其家产，结果发现有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良田美宅数十所，可见其贪污之甚，这大概是为什么他会被后人所唾骂的重要原因。1566年，八十七岁的严嵩在家乡分宜悄然离开人世。 不过，近年也有学者指出，对于严嵩的评价应该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来看，事实上，在他任职的前期，还是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的。如嘉靖初年，他出任国子监祭酒一职，在任期间便曾经提出过不少很好的意见，其中包括增加国子监诸生的生活补贴，建议停止捐银买卖监生、头衔等等。而在充任经筵讲官的时候，他也能以儒学所倡导的观点来劝导嘉靖皇帝。 对于在此以后严嵩的专权，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指出，事实上，在朱元璋于明朝初年废除宰相职位以后，明朝的内阁首辅权力并不大。根据《明史·严嵩传》的记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当时的嘉靖皇帝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也说;“(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因此，严嵩“窃弄威柄”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有一次严嵩的亲家都察院左都御史欧阳必进想做吏部尚书，虽然经过严嵩哀求再三，但世宗也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便将他罢职了。可见，严嵩即使想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不容易，更不用说把持朝政、结党营私了。 另外，由于当时的嘉靖皇帝崇奉道教，因此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担任阁臣的必要条件，所以“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而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相反，在一些事情上，他还往往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比如，有一次世宗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打算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上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所以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在这件事上，当时很多人都赞成严嵩的意见。《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的原因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可见，因为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够赢得皇帝的信任。 在严嵩的家乡，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农民，人们至今还认为对严嵩至多只能称为“权相”，而基本上不说是“好臣”。在谈到他的“过错”时，也多认为主要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得罪了他人，才招致祸端。另外，据说严嵩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但不奢侈腐化，还非常“俭朴”哩。同时，他还好做善事，从嘉靖二十三年到三十五年的十多年时间内，他先后在宜春、分宜两县捐钱修建了四座石拱桥，共花三四万两银子，此外还曾经出资修葺了分宜县学等等。 虽然在政治上对严嵩的争议很多，但其文学才能却是人所公认的。据说他幼时十分聪慧，从小就文辞出众，八岁时书史成诵，出句成章。根据《严氏族谱》的记载，严嵩读私塾时，经常和他的老师及叔父对联语，其中有“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等等，由于出语非凡，被人称为神童，所以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考取了进士。很多人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指出，对于严嵩不能因人而废文。明朝古文运动领袖李梦阳便评论他的诗词“达达者其词，和淡者其词”，称他为“淡石潭翁”。他的《钤山堂集》存目于清代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之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钤山堂集》时，认为“孔雀虽然毒，不能掩文章”。明朝文豪王世贞生父被严嵩所害，可以说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也本着“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的精神，十分肯定严嵩的诗词。 作为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严嵩的一生非常值得人们研究，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权臣或奸臣，但历史人物总是存在不同的侧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仍然在严嵩的评价上存在争论的原因。 曾铣打严嵩:历史上一个明朝男人的铁血承诺 明朝嘉靖二十六年1548年)，地处边地的陕西汉中城固军营，来了一家特殊的流放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横肉凶相的壮汉，推着小车，载着一个怀抱两个幼子的妇女匆匆而来，他们衣衫简朴，带着朝廷通用的流配文书，很显然，是来劳动改造的。 这四口人，和军营里大多数劳改犯一样，就这样安下了家。但不多久，大家就发现不对劲了。这家的男主人，也就是那个凶相壮汉，对那妇女，却是恭敬谦卑的可以，张口闭口“夫人”“夫人”的叫着，对两个幼儿，更是极尽呵护疼爱，人前人后都不住口的叫着“少爷”。他对这母子三人，可以说照顾有加，白天忙活着做饭，干活的时候抢着做，那妇女人长得秀丽，以至常有闲汉想入飞飞，但每当有浮浪子弟不怀好意时，汉子更正襟危坐的护送在妇女身旁，一瞪眼就能把人下尿了，有次几个混混不服气，硬要和汉子过两招，结果这汉子三拳两脚，几下子都把人打趴下，要不是妇女喝止，铁定了那天要出人命。更不对劲的是他家晚上睡觉，军营里房子紧，妇女加俩孩子，就挤得满当当的，那汉子就索性露宿在屋檐下，冬天实在冷得紧了，就钻进草垛子对付一宿。这做派，俨然是这家人的老奴仆了。 后来更传来消息：城固军营的囚犯名录上，并没有这汉子的名字。也就是说，他是心甘情愿，宁肯丧失自由，风餐露宿，跟随着这娘叁来服刑。好多人来了兴致：这一家人到底是谁，这汉子又是谁？很快就有好事者刨出了真相：这妇女和带着的俩孩子，便是赫赫有名的曾大帅的家眷。而这位满脸凶相的汉子，更是昔日边关名将，曾大帅麾下骑射教头：王环。而这千里相户，鞍前马后的一幕，便是王环为曾大帅许下的承诺。曾大帅者，昔日山东巡抚，明朝抗蒙名将：曾铣是也。 曾铣这个人物，今天知道的不多，放在明朝嘉靖年间，那年头的中国人提起他，就跟南宋人提起岳飞一样，真个是连敬佩带喟叹。他跟岳飞一样有才，当年做山东巡抚的时候，曾在孔府题词，今天孔庙前厅“太和元气”四字，便是他的墨宝真迹，堪称中国古代书法的珍品。更像岳飞一样能打，岳飞当年把金人打得嗷嗷北逃，曾铣也不差，身为大明北方最高地方军事长官(三边总制，相当于今天军区司令)，多次率军出击鞑靼部，打得骄横的蒙古骑兵溃不成军，甚至到了后来，敌人一见到他的战旗，就慌不迭的转头逃命。在彼时的明王朝里，他是文武双全的漂亮人物。 但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曾铣刚“秀”了几个胜仗，妖风就来了，先是因为贪生怕死而被他责罚的部下仇鸾，造谣说他要谋反。偏在这时，曾铣又力主富国强兵，收复被鞑靼部侵占的河套草原。但这个提议，又得罪了素来对外妥协求和的内阁大学士严嵩。外加曾铣为人刚正，廉洁拒贿，成了此时明朝官场容不下的异类。这样一来，明枪暗箭的打击，一轮轮的扑过来。嘉靖二十七年(1547年)，曾铣以谋反罪名，被腰斩于京城。妻儿流放边关，他的被害，成为16世纪明朝政坛最大的冤案，按照《明史》的说法，就是天下冤之。蒙冤的曾铣，生死早就置之度外，唯独牵挂不下的，却是妻子和俩个年幼的儿子。这时他的部将们，大多数被论罪，少部分忙着和他撇清关系。却有一个人，既逃过了株连，更不避禁忌，临刑前主动来探望他：王环。王环是沧州回族，自幼精炼武艺，后来追随曾铣，在沙场上出生入死，成为名噪一时的武将。就连曾铣的老对手，崇尚勇士的蒙古将领们，都送给王环“射雕将”的美誉。曾铣出事后，王环也一度遭到清算，但他为人刚正，又名声在外，就算是奸臣，也不敢轻易触他的霉头，这才侥幸没事。 也正是在曾铣赴刑的前夜，在与王环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郑重的将妻儿托付给了王环。受托的王环泪流满面，不但慨然应允，更一字一句发誓，总有一天，要为曾铣洗雪沉冤。曾铣去了，王环，从此开始履行他沉重的承诺，千里的流放路上，王环变卖家产，辞掉官职，亲手推着小车，将曾铣家小送到流放目的地。这一路风餐露宿，甚至还有仇家的追杀暗害，半年的路途上，王环出生入死，亲手格毙的匪徒杀手，就有二十多人，甚至有一次，为了保护曾铣年幼的儿子，王环以躯体挡箭，全身中了八箭，险些死于路上。在经过了诸多生死考验后，曾铣一家平安到达了目的地，然而王环要做的事，却才刚刚开始，除了陪伴曾夫人一家服刑，兢兢业业照料他们生活外，为了让俩个孩子有个好的成长环境，王环甚至还在边境做起生意，赚来的钱财，全都用来供养两位公子读书。日久天长，王环的名字传遍了边境，几乎每个边地，都知道城固有这样一个好汉。时光荏苒，一眨眼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当年正值妙龄的曾夫人，此时已过中年，当年曾不谙世事的俩位曾家公子，这时皆已成年。而当年血气方刚，豪情万丈的勇士王环，此时已经年过六旬，两鬓斑白。 这二十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有大事也有小事：人所共知的大事是，当年只手遮天，陷害曾铣的奸臣严嵩，已经早已倒台了。那位是非不分，冤害忠良的嘉靖皇帝朱厚熜，也继而驾崩了。但是这桩天下冤之的沉案，却丝毫不见昭雪的苗头。二十年间，王环托人情托过，请人递状子过，甚至花钱打点过。可谁托上这事，不管是市井讼棍，抑或地方官吏，都是清一色的摇头：虽说奸臣早已伏法，可毕竟是先皇钦定的铁案，翻案就是打脸，谁肯触霉头？而这时王环自家的生活境遇，也早发生了变化：他离家二十年，儿女早已成人，早巴望着他归乡。身为父亲，照料着别人的妻儿，自家的妻小，却也只见过寥寥数面。如此情景，就连曾家人也不忍心。终有一日，曾家母子三人郑重找到王环，诚恳哀求：回去吧，你尽心了。王环也确实想家了，甚至有时候收到家书，当人面不说什么，接着翻来覆去，就哭得稀里哗啦。可是怎么也忘不了，他当年对曾大帅的承诺。终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为了这个承诺，他将以老迈之躯，再度长途跋涉，奔赴京城，冒着生命危险——告御状！ 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冬，已经年近花甲，白发苍苍的王环，在茫茫大雪中，回到了阔别数年的北京。他求见有“铁面御史”之称的王好问，却被避而不见，王环索性在御史的家门口跪下，等着第二天，御史的家人开门时，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被惊呆了：王环被大雪埋住，几乎成了雪人，见御史惊讶的走近，他强撑着起身，颤颤巍巍的在雪地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冤”字。隆庆元年(1567年)冬，经御史王好问上奏，明王朝正式下诏，为二十年前冤死的曾铣恢复名誉，追赠策封。其妻儿得以带着曾铣的棺木返回故乡扬州。这场蒙尘二十年的冤案，至此彻底昭雪。当王环护送着曾铣妻儿，出现在扬州街头时，几乎全扬州的百姓都蜂拥而出，迎接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英雄。但王环却格外淡定，他只是默默的看着曾大帅的棺木下葬，郑重的以军人的礼节行礼，然婉言言谢绝了曾铣家人的金钱馈赠，转身默默离去。 宋朝史上一代权臣严嵩:如何攀爬到权力巅峰? 严嵩自幼非常聪明，也十分好学。他的父亲因为自己一辈子功名无成，十分不甘心，所以更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对他要求十分严格，一心指望儿子能圆他的仕途梦。严嵩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写得一手好文章，刚刚25岁就考中了进士，一举成名，也算是锐气早发的典型。 严嵩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了官，他决心要干一番大事，但是刚开始的几年，他当的都是一些没有实权的文官，如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等官职。这虽然说明他的学问得到了朝廷认可，但是却远远不能满足严嵩强烈的权力欲。当然这些也都是小事，官小了，慢慢来嘛！糟糕的是，严嵩中途得了一场重病，这一场病差一点儿要了他的命，万般无奈下，他只得请了长假回家调养去了。而且这种默默无闻的调养，一晃就是十年。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严嵩终于病愈回朝了。这时他已将近不惑。此后的十多年中，严嵩先后在北京、南京的翰林院做官，虽然还是没有当上什么大官，但是多年的官僚生涯倒是为他将来的飞黄腾达奠定了深厚的经验基础，他自己从多年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规律，要敢于溜须拍马，敢于投机钻营，要熟于运用笑里藏刀，对上级下级绝对要用两幅面孔，等等。总之，全是一些做官必备的“金科玉律”。 一直当个不重要的小翰林自然不能使严嵩满足了，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也一直在寻找一条向上爬的路，只是多年中苦无机会。经过对朝廷的反复观察和仔细推敲，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条绝佳的好路子，这就是礼部尚书夏言。当时，因为嘉靖帝为了给他的亲生父母争得一个皇帝的尊号，非常重视礼仪的缘起和制订，因此当时正在礼部尚书任上的夏言就非常受宠，因为他顺着皇帝的心思办事，皇帝也对他投桃报李。夏言又是严嵩的同乡，虽然按照科考的时间算，夏言还是严嵩的后辈，但是在官场上，有实力，有权力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大，严嵩自然深知其中的道理。此时面子根上算不上问题，只要能抓住这条快速升迁的路，做什么投资都是值得的。 严嵩借着和夏言的同乡之谊，经常设法讨好夏言，可是总是热脸贴上冷屁股，夏言对他并不感冒。夏言为人孤芳自赏，又是皇帝面前的红人，一个小小的翰林官，又岂能让他放在眼里呢？严嵩遭到这样的待遇，自然是怨恨在心了，但自己还没有爬上去，这一切也都得忍。他几次请严嵩到家赴宴，但夏言总是冷然拒绝。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严嵩决定连最后的一点儿面子也不要了，直接拿着请柬跪在夏言的家门口，大声说一些动听的邀请之辞，还表示如果夏言不答应，他就一直跪在门口不起来了。这一下，夏言见他如此谦恭，觉得很过意不去，总算答应了严嵩的请求去赴宴。严嵩一听喜出望外，费了这么大劲儿，终于见效了。在家中的宴会上，他更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专挑夏言爱听的话说，又极力表现自己的文才，想博得夏言的赏识与提拔。果不其然，这一顿饭吃下来，夏言居然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此他将严嵩视为平生知己，还嫌相见太迟。等他见嘉靖帝时，又在皇帝面前大大地夸奖了严嵩。没有多久，严嵩就开始步步高升了，时间不长就做到了礼部右侍郎。看来这一跪确实比他在官场上奋斗二十年还要管用得多啊！ 当上了礼部右侍郎，严嵩就有机会亲自接近皇帝了。嘉靖帝迷信道教，常在宫中开设道场做法事，严嵩写得一手好文章，正好以此来讨好皇帝。每逢宫中做法事，他都会精心写一篇请求神仙降临的文字呈现给皇帝，写的简单是妙笔生花，好像是只要神仙一听到他写的文章，就真会立马下凡一样。嘉靖帝也因此越来越喜欢严嵩了，把他视为亲信，每次作法事更是非要严嵩写请神文章不可。巴结好了皇帝，在朝中立稳了脚跟，严嵩可不想再继续做夏言的“知己”了，这时的夏言俨然已成为他登上权力顶峰的绊脚石。严嵩开始设法除掉夏言了。 夏言为人恃才傲物，对下属又极为严厉，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就是在面对皇帝的时候，也因为他自觉位高权重，所以也就表现出了一定的怠慢。这让皇帝很不高兴。严嵩的作法却与他截然相反，对待皇帝那就不用说了，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就是对待下属，他也能装出和颜悦色，谦恭有礼，这样他就在朝堂之上博得了满堂喝彩。没多久，他就笼络了一批人死心塌地地跟在他的身边。直到觉得自己真的羽翼丰满了，他终于决定动手除掉夏言了。借着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对夏言的不满，严嵩开始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地编造夏言的不是了。不仅如此，他还让他手下人纷纷上疏弹劾夏言，嘉靖帝果然暴跳如雷，痛骂夏言，很快就把夏言罢官回家了。严嵩至此才真算是松了一口气，夏言一走，他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内阁首辅，这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官职了。严嵩为此努力了多年，此时他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尽管这样，严嵩对失势的夏言还是不放心，总怕有一天他会东山再起。事实上，担心也确实是必要的，夏言后来确实又被启用，可是此时的严嵩又怎会错失捣鬼的机会呢？夏言再次被启用，虽然他变了好多，但无论他如何努力，他也在朝中呆不安稳。很快他又被严嵩赶了下去。这回严嵩决定要斩草除根了。他派人在宫中大造谣言，还找了一个借口给夏言定了个失职误国的大罪。嘉靖帝一怒之下，立即就下令，把夏言斩首示众了。严嵩自此再无后顾之忧，他只需哄好一理朝政的皇帝，朝中的大事一概都由他说了算的。一时之间，严嵩炙手可热，只可怜夏言这个老夫子到死都不明白，就是他自己的虚假清高、自命不凡的引狼入室，才最终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官员财产公开 严嵩抄家持续20年财产记录6万字 “官员财产公开”，这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话题，也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实早在我国古代，就有一些官员公开了自己的财产。他们是谁？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向世人公开的呢？ 在这部财产清单中，仅是记录的财产字数就有6万多字 贪官的身后财产一般均为抄家所得，历史上这样的官员财产公开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唐代历史上的巨贪元载出身寒微，玄宗初以精通道学踏上仕途。安史之乱后，元载又得到了肃宗的赏识。肃宗首先差遣元载到江淮地区总领漕运事务。不久，又将他招回朝廷，升任户部侍郎、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总领全国财政事务。此后，元载勾结大宦官李辅国，当上了宰相。代宗即位后，元载仍为宰相，他又勾结宦官董秀，探知皇帝好恶，因此深得代宗信任。其后，元载与代宗密谋诛杀了大宦官鱼朝恩，由此元载越发骄纵。 元载为相多年，权倾朝野。他公然收受贿赂，生活奢侈腐化。其妻儿也倚仗权势，贪婪成性。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代宗下令逮捕元载及其党羽，经过审讯后，元载等人在如山的铁证前供认不讳。不久，元载及其妻王氏、三子均被判处死刑。史书上虽然没有详细列出财产明细，但在查抄元载家产之时，光胡椒就抄出了800石，相当于今天的60多吨，其他财物更是不可胜数。为了表示朝廷反贪的决心，代宗下令将元载在长安的两处豪宅充公，又将抄得的元载的部分家财分赐给群臣。德宗即位后，又下令拆毁了元载的两处豪宅，足见其家产的丰厚。 北宋“六贼”之一的朱勔是宋徽宗的宠臣。为了满足徽宗对于奇花异石的疯狂爱好，朱勔在苏州设立了应奉局，花费大量公家财物，搜求花石，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到京城，号称“花石纲”，为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一时间，朱勔气焰熏天，他还通过各种手段积累巨额财富，生活奢侈腐化。钦宗即位后，将他罢职放归田里，并下令抄没了他的财产。在朱勔的财产清单上，各种财物不计其数，仅田产就达到了三十万亩。 此外，历史上还有一些官员在抄家后，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财产清单，明朝的严嵩便是其中一例。人们对于这位大贪的任官经历已是耳熟能详，在此无需赘述。我们就来看看他的财产状况如何。根据史书记载，严嵩的个人财产为二百万，甚至还有史书称“家赀亦称亿万”，无论孰是孰非，严嵩所贪污的财物数量在当时的确是十分惊人的，可谓“凡人世所应用之物，无论用与不用，靡所不备”。 对于严嵩家的抄家工作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严嵩在被抄家后，其部分家产被整理成册，取名《天水冰山录》，被公之于世。在这部财产清单中，仅是记录的财产字数就有6万多字。其中，有金1万多两，净银200多万两，各式金银器皿、玉器、首饰、家具和珍贵字画、书籍上千件，房屋宅基地57所，田地山塘2万多亩，新旧衣服近3千件，布匹近2万匹，零碎段绢5万多块等。《天水冰山录》 的书名取“太阳一出冰山落”之意，正可作为后世贪官之警戒。 青词宰相严嵩:他以哪三件法宝固宠成为权臣 在嘉靖朝，只有在议礼和赞玄这两件皇帝最热心的事情上都做得无可挑剔，才能久宠不衰。青词、贺表、仙丹是严嵩借以升腾的又一阶梯。他在议礼得宠的基础上，又登着这一阶梯由礼部升入内阁，成为明代历史上最有名的“青词宰相”。 严嵩是侍值赞玄最久的大臣。还是在做礼部尚书时便受到了同翊国公郭勋、内阁首辅夏言一样的“圣恩隆渥”，便殿召对，西苑常侍。嘉靖十八年以前，皇上虽常居西苑，但从侍诸臣在此尚无固定住所，随召而至，“日或再或三，夜分始退”。其时严嵩寓居城西四里，每遇皇上宣召，来不及乘轿，便“单骑疾驰”以赴。为了能够最及时地应召入见，后来他特在靠近西苑的西长安街营建宅第，“以便趋入”。十八年，命将西苑无逸殿左右厢房辟为“值庐”，赐予侍值大臣居住。自此严嵩日夜守候值庐，供应玄坛之作，未尝一归休沐。二十一年入阁，特别是二十七年谋害夏言、身任首辅以后，更是随时陪侍，不离左右。其他学士所撰青词多不称旨，只有严嵩所撰“最当帝意”，故“眷注甚殷”，“据位二十余年，不至动摇者以此”。 严嵩可谓是一位青词专家。他精心炮制的那些迎神送仙的杰作只不过是些怪诞迷信之语，奸佞谄谀之言而已，但却因此而获宠。嘉靖十八年正月，皇帝举行“尊天重典”，严嵩“秉虔尽职”，特加太子太保。十九年七月，为皇天上帝建造的泰宫“皇穹宇”落成，严嵩主持此项工程，皇帝特赐少保官秩。二十年二月，因所撰青词精优，特赐玲珑寿字松下天鹿玉带一围，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同年三月，因事醮称旨，特赐大红织金纻丝蟒衣一袭，金宝石绦镮一副，银六十两，纻丝四表里。二十年七月十五日，西苑设坛，作法事，放河灯，严嵩撰《金海放灯》以纪圣。二十一年正月初一，召首辅夏言及严嵩等五臣于无逸殿，飨以醴宴，各赐金筒簪柏叶一枝，命戴以归。柏叶“采自玄圃”，乃道教头饰之物，严嵩谨拜受赐，并赋诗感恩。二十一年八月，整修后的西苑万寿宫悬挂匾额，严嵩撰文称贺。二十五年七月，滕禧殿落成，命严嵩往祭，并赐银两，严嵩谢恩。 严嵩还是一位撰写祥瑞贺表的能手。在他的文集中，有关嘉禾、瑞雪、灵芝、白鹿、白兔、白龟之类的《颂》、《赋》、《表》及祀祷神灵的《叩神文》、《谢神文》等收录甚多。而且其子严世蕃、孙严鹄、义子赵文华等也都频频进献祥瑞。二十二年八月，万寿节(嘉靖皇帝生日)那天，据说御苑忽生“仙禾”，于是严嵩忙撰《瑞禾颂》。同时又有进献“神兔”者，他又立即撰写《白兔赋》。在进《白兔赋》的奏章中说：“天生灵物，神启殊祥，为我皇上万年永寿之征也。” 严嵩苦心孤诣，靠撰写玄文、佐赞玄礼邀讨主欢，宠幸日固，战胜一个又一个敌手而久居相位。 明代权奸严嵩之子严世蕃为何被罗织罪名冤死? 严世蕃之死，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冤案。当然是冤案了。这严世蕃恶贯满盈不假，聚众谋反却是冤枉。林润的奏折其实说得很清楚：“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什么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实际上是捕风捉影，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严嵩伤心难过的日子。就在这个月，他的儿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阉党传》。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刘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隐私，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只有那些“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纪纲那样的，便只好算作“阉党”和“佞幸”。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脸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也不是。在那个东汉王朝气数已尽，中央政权王纲解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操顶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严嵩却不冤，也没人替他翻案。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无他才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唯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成为“当朝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严嵩出身原本贫寒，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他窃权二十年间，父子二人搜刮来的。所以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被严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传》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上书时，官职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则是明代着名的特务组织，相当于宪兵队。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沈炼的长官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对沈炼也不错(善遇之)，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炼却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终至忍无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忠谋则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谀谄则曲意引之)，以至于“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可惜沈炼杀不完。一个沈炼倒下了，又一个沈炼站起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杨继盛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和沈炼一样，也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且，杨继盛的攻势比沈炼还猛。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杨继盛则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这“五奸”是：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这当然又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茬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不过嘉靖皇帝虽然将杨继盛下狱问罪，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严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除“罪大恶极”外，还因为他这个奸臣当得有点“不合时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如胡惟庸、陈瑛)，就是在亡国之际(如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唯独严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时候(1522年)上距开国一百五十四年，下距亡国一百二十二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开国之初出现奸臣是不奇怪的，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时局也不稳定。亡国之际出现奸臣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气数已尽，弊端丛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距离亡国也还有七十八年。照理说，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安享太平”的时代，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赶尽杀绝。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残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简直就是心理变态。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接下来，英宗朱祁镇(他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就开始出问题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做了俘虏，搞了复辟，杀了忠臣，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英宗的儿子──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很够呛。此公宠信太监，迷恋佛道，热衷于房中术，朝政颇为秽乱，《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总结为三句话：一个贵妃(万娘娘)、两个宦官(汪直、梁芳)、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不过，宪宗的儿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却是难得的明君，被认为可以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可惜天不佑大明。这个最温良恭俭让的皇帝却有一个最任性顽皮的儿子。他这个儿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亘古第一顽主”。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害得孝宗这一系断子绝孙，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严嵩才得以粉墨登场。 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唯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最擅长的是耍赖和罢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一个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此即所谓“明末三案”。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其实是个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积木，斗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等到他的弟弟──崇祯皇帝朱由检来收拾局面时，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只好亡国。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无前例。这里且不说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劲，国祚为何还能延续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文官制度已经完善，官僚政治已经成熟，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持的。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满脑子“忠君报国”，一肚皮“修齐治平”。一旦进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因此国家机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也因此，尽管皇帝多混账，然而朝臣无大恶。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说，明代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唯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唯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唯独嘉靖一朝阉宦敛迹而奸臣崛起？或者说，为什么阉宦敛迹以后奸臣就要崛起？这当然与嘉靖其人有关。那么，嘉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混蛋”嘉靖 嘉靖是明代一个绕不过去的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四十五年，仅次于他的孙子万历(神宗朱翊钧)，在中国历史上排名也很前。历代皇帝在位的年头，康熙最长，六十一年;乾隆次之，六十年;第三汉武帝，五十四年;第四明万历，四十八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过，嘉靖在位时间虽长，政绩却乏善可陈。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轰动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户部主事官阶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在当时则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明代官制，户部有尚书一人，正二品，相当于部长。侍郎二人，正三品，相当于副部长。这三个，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领导。部以下，设司(户部有十三个司)。司的官员，有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面，则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办事员，比如照磨、检校之类，是为“吏员”。部里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员张罗，司官的任务并不重。何况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来，治理司务的只有郎中一人，员外郎和主事只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实际上是闲差。然而海瑞虽然级别不高，责任不重，事情不多，却“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充满担忧。他在户部无所事事，就琢磨朝政。这一琢磨不要紧，海瑞发现，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堪称一塌糊涂。而且天下的臣民，对嘉靖皇帝也极其不满(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号来挖苦他，说什么“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堪称民怨沸腾。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为嘉靖这个皇帝不好。怎么个不好？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随便举个例：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头子病重，太医徐伟奉旨前往诊治。当时嘉靖坐在小床上，龙袍垂地，徐伟迟疑不敢前进。嘉靖问他为什么不走过来。徐伟说，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诊视完毕，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诏给内阁，表扬徐伟。嘉靖说，徐伟的话，最能体现他对君父的忠爱之情。因为他说的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下”。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嘉靖说，区别很大──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听到传达，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地上地下，这在一般人那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平时说话，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么多讲究？按照嘉靖的逻辑，臣下一言不慎，岂不是就要招来灭顶之灾？ 嘉靖要求臣下极其苛刻，对待自己却极其放纵。他这个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数以上年头是不上朝的。他从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视朝，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进宫。干什么呢？躲在西苑，修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听信道士的鬼话，也不和皇后、太子见面，因为据说他们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认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亲、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原本应该成为全体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纲都谈不上：任意怀疑、谩骂、屠杀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对亲生儿子毫无教诲养育，连面都不见，是不父(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与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炼丹，是不夫(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这样一个人，能把国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实际上嘉靖也无心治国。他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够岁数，二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够女人。只要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即便把整个帝国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们据说就能够帮助嘉靖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道教主张的，正是长生不老，甚至肉体飞升，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养身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谓“房中术”。按照嘉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理论，养生是不必节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术，多次与童贞处女性交，还能起到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作用。这实在是太对嘉靖的胃口了。对于他来说，长寿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须禁欲，活那么长又有什么意思？现在好了。纵欲和养生竟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真让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然而这种以少女身体为炼丹鼎炉的“采阴补阳”，对于女性而言无异于身心摧残。何况宫女们还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时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饮用;还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经血，供他炼丹。这种由少女经血、中草药和矿物质炼成的“红铅丸”，其实是一种壮阳药，内中含有从人尿(当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后，便要在这些少女身上发泄兽欲。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发生了“壬寅宫变”。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杨金英、邢翠莲为首，十余名宫女决定谋杀嘉靖，而且差一点就用黄绫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们知道，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剐刑的。所以，许多公卿将相即便大权在握，也不敢轻易动此念头，何况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过荒淫暴戾，她们断然不会铤而走险。 谋杀皇帝的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嘉靖却也有了一个借口，从此不回大内。皇上不住在宫里，自然也不上朝。于是，他便在西苑万寿宫安营扎寨，修斋建醮，做起道士来。 修斋建醮也叫斋醮。什么是斋醮呢？就是建立道坛，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这时，必须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词。这个奏章祝词通常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叫“青词”，也叫“绿章”。这事道士是干不来的，得靠词臣。最好的词臣自然是内阁大学士。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没有宰相的。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六部。这当然忙不过来，得有人协理。协理的部门就叫“内阁”，其实是秘书处;协理的人就叫“大学士”，其实是高级秘书。不过，久而久之，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内阁垂询，交六部执行，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丞相，因此也可以打一个引号，称为“宰相”。这事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已有说明，请参看。 内阁大学士既然原本是秘书，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披阅奏章起草文件，文字功夫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既然能够替皇帝草拟诏书，自然也能够替皇帝撰写青词。于是，以嘉靖的人生目标为中心，道士和阁臣开始分工合作。道士炮制春药，阁臣炮制青词;道士煽风点火，阁臣舞文弄墨。如此这般，嘉靖一朝的政治岂能不乌烟瘴气？ 然而内阁大学士们心甘情愿。这些家伙比谁都清楚：要想青云直上，就得讨好皇帝;要想荣华富贵，也得讨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还得讨好皇帝。皇上既然就好这一口，咱们又有的是时间精力聪明才智，何不奉献一点？所以，嘉靖一朝的阁臣，不少都是写青词的好手，甚至除了撰写青词，其实不会别的。比如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称作“青词宰相”。总之，在嘉靖治下，要想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就必须是青词写手。 严嵩当然也不例外。 严嵩的青词也是写得极好的，曾经一度无人能够望其项背。青词并不好写。那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求能够以极其华丽的文字表达出皇帝对上天神灵的敬意和诚心。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词总是供不应求，常常能把那些阁臣憋死。然而严嵩却有求必应，得心应手。这并不奇怪。严嵩原本就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文学修养很高，自然长袖善舞。严嵩又尽心，使出浑身解数，殚精竭虑，揣摩铺张。结果一来二去，竟然只有严嵩一个人写的青词能让嘉靖满意(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于是严嵩“入阁拜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宫变”前两个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成了“宰相”。这时严嵩已经六十多岁，却“精爽溢发，不异少壮”。入阁以后的严嵩当然还要撰写青词，但更重要的还是“揣摩圣意”。嘉靖虽然是个混蛋，却不是昏君;虽然躲在西苑，却没有大权旁落;虽然整天求仙问药，却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朝廷的控制。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见才去咨询阁臣的。因此，阁臣的本事，就在于能够摸清嘉靖的心思，说出皇帝想说的话，甚至皇帝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严嵩正好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两个，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个八九不离十，所奏自然“甚合朕意”。这在嘉靖看来，是严嵩父子忠心耿耿，勤于王事;在别人看来，则认为皇上对严嵩言听计从。至于严嵩，当然不会说穿其中的秘密。他们父子正好趁机欺上瞒下，以售其奸。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奸者千虑，大约也难免一失。严嵩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一生，是成也青词，败也青词;成也揣摩，败也揣摩。当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一个更厉害的对手，一个能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他对付别人的办法来对付他，最后置他于死地的人。 这个人就是徐阶。 滑头徐阶 徐阶也是会写青词的，而且写得比严嵩还好。 徐阶是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从小就命大福大。一岁的时候，他掉进井里，三天以后居然活了过来。五岁的时候，又掉到山下，居然挂在树上不死。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他中了进士，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郎。《明史》说他这个人的特征，是个子小，皮肤白(短小白皙)，注重仪表(善容止)，聪明过人(性颖敏)，能谋善断(有权略)，城府很深(阴重不泄)，似乎天生就是严嵩的克星。 和严嵩一样，徐阶得宠，也是因为会写青词(所撰青词独称旨)。他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相”，排在严嵩(首辅)和李本(次辅)的后面。徐阶的入阁，使严嵩本能地感到威胁，便多次加以倾害，“中伤之百方”。然而徐阶每次都能从容对付，化险为夷。这里面的原因，固然有徐阶的权术谋略，也有嘉靖的偏袒庇护。嘉靖实在是太喜欢徐阶写的青词了，简直就是爱不释手，严嵩当然奈何他不得。等到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李本离职，徐阶升任次辅，严嵩就更是扳他不倒了。 何况严嵩这时也力不从心，自身难保。原来，严嵩揣摩圣意能够百发百中，倒有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他的宝贝儿子严世蕃。严世蕃的长相，是脖子短，身体胖(短项肥体)，还少了一只眼睛(眇一目)，是个独眼龙。不过，他这一只眼睛，比两只眼睛还厉害。嘉靖下的手诏，常常语焉不详，不知所云(语多不可晓)，唯独严世蕃一看就懂(一览了然)，一答就对(答语无不中)，真可谓“一目了然”。可是就在这个月，严嵩的夫人欧阳氏去世，依礼，严世蕃要在家居丧，再也不能跟着严嵩去上班了。那时，嘉靖不住大内住西苑，为了办公方便，也为了便于写青词，就在西苑为阁臣设立办公室，叫“直庐”。严世蕃不能跟到直庐，严嵩就没了主心骨，只好一接到嘉靖手诏，就派人送回家征求严世蕃的意见。这严世蕃也真不是东西，居然当真不问国事，整天在家和女人鬼混。严嵩派人来问对策，也不按时回答，只管自己淫乐，全然不顾老爸心急如焚。前面讲过，嘉靖是个性急的人，哪里能容忍严嵩磨磨蹭蹭？严嵩又不能说以前都是严世蕃参谋，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对答(不得已自为之)，自然是答非所问(往往失旨)，让嘉靖大为不满。 严嵩的青词也越写越差。这时的严嵩，毕竟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日薄西山，江郎才尽，哪里还能写得出好文章？也只能请人代笔，质量可想而知。嘉靖便越来越不喜欢他(积失帝欢)。等到半年以后，万寿宫一场大火，就把严嵩的“圣眷”烧了个精光。 万寿宫这场大火倒不是严嵩放的，是嘉靖皇帝自己和宫姬在貂帐里玩火造的孽。但不管怎么说，万寿宫没了，万岁爷却不能没有地方住。一个办法是重修万寿宫。这是嘉靖的想法，但严嵩认为不可能。因为这时正在修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国库早已掏空，哪来的人力物力？第二个办法是搬回大内。这是群臣的想法，严嵩认为也不可能。因为大内是皇上差一点被害的地方，至今心有余悸，怎么可能回去？严嵩的主张是既不回大内，也不住西苑，而是移驾重华宫。重华宫修饰完整，比现在临时居住的玉熙殿舒服多了。 严嵩这一番谋划自以为得意，却没想到犯了更大的忌讳。重华宫是什么？是当年景帝软禁英宗的地方。因此嘉靖一听便大为恼火：这不是要把朕关起来吗？也是合该严嵩倒霉。此公可是一向善于揣摩“圣意”的，这回却把马屁拍到了嘉靖的痛脚上。 这时，次辅徐阶说话了。 徐阶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确实工程浩大，但正因为三大殿工程浩大，所以能够修复万寿宫。为什么呢？三大殿工程有“余料”呀！工程越大，余料就越多。所以，修建三大殿和修复万寿宫不但不矛盾、不冲突，反倒相得益彰。嘉靖一听就高兴了，问那要多长时间？徐阶的回答是“可计月而就”。于是嘉靖龙颜大悦，准其所奏，还钦命徐阶的儿子徐璠承包工程。徐璠也不负所望，百日之后就如期完工。嘉靖将其改名万寿宫(原本叫永寿宫)，给徐阶加官少师，徐璠也由尚宝丞(正六品)破格晋升为太常少卿(正四品)。 这下子严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阶的对手了。于是摆酒设宴，款待徐阶。席间，严嵩令子孙团团拜倒在徐阶脚下，举杯托孤道：严某日薄西山，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顾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乳哺之)。徐阶立即避席，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徐阶虽然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心里却在磨刀霍霍，暗暗盘算怎样才能彻底整倒严嵩，出这多年所受的窝囊气，也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严嵩害死的夏言报一箭之仇。他的办法是请神仙帮忙。徐阶知道，嘉靖身边是不能没有道士的。他最宠信的道士，先是邵元节，后是陶仲文。但邵元节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于是徐阶便向嘉靖推荐蓝道行。蓝道行是山东道士，本事是会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圣呢？是管厕所的。大家不要小看这厕所。内急的时候找不到厕所，比肚子饿了找不到饭馆还严重。所以紫姑的乩语最灵。蓝道行会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实蓝道行哪有什么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监合伙作弊。扶乩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由太监带到扶乩的地方焚烧，请神仙用乩语回答。如果不灵，就要怪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肯降临。太监当然不愿意背这个罪名，就在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然后告诉蓝道行，这样自然就灵了。蓝道行的乩语一灵，徐阶就可以做手脚。比方说，徐阶知道严嵩有密折呈奏，就让蓝道行扶乩说：“今有奸臣奏事”。嘉靖问天下何以不治，乩语就说：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问谁是贤臣，谁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难想象的，自然说徐阶是贤臣，严嵩是小人。 不过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还上不了台面。它只能让嘉靖动心，不能让嘉靖动手。堂堂大明天子，总不能公然下诏，说乩语如何因此必须如何吧！这就需要有机会，比如严嵩正好犯了什么事，或者正好有人弹劾他。机会也是说来就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个名叫邹应龙的御史(监察部处长)因为避雨躲进一位太监家，听到了“神仙”说严嵩是小人的事。邹应龙一听就明白，严嵩的好日子到头了(帝眷已潜移)，于是连夜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严世蕃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应处死刑;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弄权，应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复：严嵩给米百石，退休回家，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去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严嵩的圣眷;今年一阵大雨，又浇灭了严嵩的权势。这可真是“水火无情”。 严嵩倒了，但没有死。严世蕃也活得很滋润。他并没有到雷州卫服刑，只在广东南雄住了两个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后也不韬光养晦，反倒大兴土木，修建私宅。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严府，严世蕃却不注意，气焰十分嚣张。有一次，袁州府推官(专管刑狱的官员，正七品)郭谏臣到严府公干，严府家奴非常无礼，公然不把他这个朝廷命官放在眼里。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一状告到巡江御史(监察部特派员)林润那里。林润也是一个想把严家置于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严世蕃的把柄──与罗龙文过从甚密。罗龙文是什么人？是倭寇王直的亲戚，而且和严世蕃一样，也是从流放地私自逃回的。于是林润上奏朝廷，状告严世蕃和罗龙文网罗江洋巨盗，私用违制车服，日夜诽谤朝廷，聚众四千余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这就是谋反了。于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将严世蕃捉拿归案。那时，严世蕃的儿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立马派人通风报信。严世蕃闻讯本想逃回雷州，谁知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下，刚一出门，就被逮了个正着。结果，严世蕃被押解进京，交由三法司审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监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长官分别是刑部尚书、都御史和大理寺卿。像严世蕃这样涉嫌谋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会审”的。 严世蕃二进宫的消息轰动了京城。许多人额手称庆，都认为沈炼和杨继盛的冤案这回总算可以平反了。林润和郭谏臣是这么认为的，“三法司”长官黄光升、张永明、张守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在判决书里，便大讲严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炼、杨继盛案。草稿送到徐阶那里，徐阶问，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严公子一条性命吧？黄光升几个都说，当然不是，恨不得立马就杀了他。于是徐阶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面一五一十列举了严世蕃的“反迹”：什么住宅私拟王府啦，什么招募亡命之徒啦，什么谋为外投日本啦，什么串通里应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蛊惑严世蕃在南昌称王的，是彭孔;挑唆严世蕃勾结黑社会的，是典楧;煽动严世蕃里通外国的，是罗龙文;协助严世蕃诱致外兵的，是牛信。黄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结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死刑。而且，根据徐阶的意见，并没有“秋后处决”，而是“亟正典刑”。 沈炼和杨继盛可以瞑目了，历史也终于实现了“实质正义”，尽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谁是祸根 严世蕃之死，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冤案。 当然是冤案了。这严世蕃恶贯满盈不假，聚众谋反却是冤枉。林润的奏折其实说得很清楚：“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什么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实际上是捕风捉影，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从公鞠讯，具以实闻”。然而徐阶却上奏说“事已勘实”，“具有显证”，也不容严世蕃申辩，更没有什么取证、对质，硬是手忙脚乱地就把他的脑袋砍掉了。 这当然让很多人不以为然。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像林润的奏折那样“指为谋逆”，或者像三司的判决那样“拟以谋叛”，都“悉非正法”。这也是后来一些人的观点。比如谈迁就说徐阶他们的判决是“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苟论”，支大纶更是质问：“内阁颐旨，法官唯诺，刑罚不中，伊谁之咎？”是啊，这种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应该由谁负责？ 恐怕不该是徐阶。在我看来，沈炼和杨继盛的死，是冤枉的;严世蕃背上谋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说罪魁祸首就是徐阶，同样冤枉。 徐阶不是糊涂虫，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尝不知道以“奸党”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论”、“正法”、“正条”？他又何尝不想光明正大地为沈炼和杨继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为这些冤假错案都是皇上钦定的。如果把沈炼和杨继盛案翻出来，就是和当今圣上过不去了(是彰上过也)。当然，皇帝做错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纠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听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个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人。《明史·奸臣传》说：“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说，嘉靖这个人，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别人的性命一钱不值，自己的面子比天还大。所以，严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只要抓住嘉靖“护短”的心理煽风点火就行。难怪严世蕃听说三法司把沈炼和杨继盛的旧案翻了出来，竟然在狱中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他知道，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怀疑和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脑袋，而是三法司的乌纱了。所以徐阶对黄光升几个说，按照你们这种写法，严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门了，诸位反倒可能被关了进去。 显然，不冤枉严世蕃，沈炼、杨继盛，还有许多人的冤情就无法昭雪。张居正说，定为“奸党”，也可以杀严世蕃，这当然不错。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显然，徐阶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除恶锄奸，实在是嘉靖逼出来的。 其实就连严嵩这个“奸臣”，也是嘉靖“培养”出来的。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所以又称“严分宜”。《明史》说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声音洪亮，才华横溢，名重一时。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进士，做过庶吉士、编修之类的小官，就因病回家了。严嵩在家乡又读了十年书，写作诗文，“颇着清誉”，回到官场时也还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嘉靖的胡作非为。但是，严嵩很快就被嘉靖的“雷霆之怒”吓破了胆，“尽改前说”，从此踏上了媚上、邀宠、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 然而严嵩的道路并不平坦。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嘉靖其实是最懂得怎样做皇帝的人。正因为精通帝王之术，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样日夜操劳，也不像玄孙朱由校那样大权旁落。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视朝，但朝廷里哪怕飞过一只苍蝇他都知道，更不要说国家大事了。也就是说，大明帝国这四十五年其实是他当家的，尽管他每天的“功课”，不过是炼丹、祈福、读青词、泡女人。一般地说，一个皇帝，倘若如此的“不务正业”，恐怕是要“丧权辱国”的。但是嘉靖并不。他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皇帝。事实上帝国制度对后世君主的要求不高，只要守住祖宗基业、江山社稷就行。从这个角度看，嘉靖至少称职。可以说，他是治国、玩乐两不误。结果，作为男人，他玩得尽兴;作为皇帝，他还算尽职。他是尽职而不累(轻松自如)，尽兴而不废(大权在握)。 这实在“聪明”。嘉靖的聪明，就在于他明白所谓“国家大事”，其实是要分析的。国家的事并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鸡毛蒜皮是小事，就连财政、赋税、军事、工程、刑律，总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处理的事情，对于皇帝来说都是小事。因为它们不是纲，而是目。目，是可以也应该交给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纲。而且，皇帝也只应该抓纲。只要皇帝抓住了纲，所有的目就带起来了。纲举目张嘛！ 什么是纲？纲就是权力，就是任命与罢免、提拔与处分、奖赏与惩罚官员的权力。国家的事务是由大小官员来打理的，而官员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罢官。所以，抓住了官员的任免权，就抓住了官员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员，就抓住了天下。所以，只要抓住这个“纲”，就可以“垂衣而治”，将天下“运于股掌”。 皇帝自然有这个权力。因为从理论上讲，官员是皇帝的儿子(因此叫臣子)、奴仆(因此叫臣仆)、打工仔(因此叫臣工)。作为父亲(君父)、主子(君主)、老板(君王)，皇帝在制度上拥有对官员的生杀予夺之权。但是，有没有这个权力是一回事，会不会用又是另一回事。嘉靖就是会用的。他甚至不必动用升迁奖惩的大权，只要“假以颜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方说，严嵩刚刚被重用时，曾经遭到官场的普遍攻击。明代是实行“两京制”的，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而南京和北京的给事中(六部监察官员)和御史(监察部官员)弹劾贪官污吏，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严嵩。因为严嵩实在太不像话，居然向宗室诸侯勒索贿赂，他的儿子也四处活动，大走后门。然而嘉靖为了包庇严嵩，便故意向他咨询国事，而且故意表示欣赏(必故称赏)，哪怕严嵩的回答实在不怎么样(平无奇)。这样连续多次以后，对严嵩的攻击也就烟消云散，正所谓“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可以说，正是由于嘉靖的纵容，严嵩才有恃无恐，日益骄横，终于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大奸臣。 严嵩对于嘉靖，也堪称肝脑涂地，马屁拍足。嘉靖是喜欢做道士的，制有一种道士戴的香叶冠，赐给阁臣每人一顶。其他阁臣(比如夏言)认为这不是正式朝服，不肯戴。严嵩却不但戴了，还笼以轻纱，以示虔诚，让嘉靖大感欣慰。嘉靖又常常把自己炼的“仙丹”赐给臣下。其他人知道那玩意有毒(内含铅汞化合物)，不吃。严嵩却不但吃了，还要报告服用结果，比如“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一忍”，或者“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心甘情愿充当实验室“小白鼠”，要说他对皇帝不是“忠心耿耿”，还真是冤枉了他。 然而嘉靖对严嵩却既不放心，也不放手，时不时要敲打他。敲打也很容易。比方说，在朝野上下都认为皇帝对严嵩言听计从时，故意不问意见，乾纲独断，或者故意当众表示反对，让严嵩碰一鼻子灰。又比方说，在严嵩值班时，故意多次不召见他，把他晾在那里。有一次，严嵩久等不得召见，却见李本和徐阶往西苑走，便也跟着走。走到西华门，李本和徐阶进去了，严嵩却被拦在外面。这时，严嵩在名义上还是首辅。次辅(李本)和三辅(徐阶)昂首而入，首辅却吃了闭门羹，严嵩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回到家里，父子二人竟抱头痛哭。 实际上严嵩终其一生，都只是“宠臣”而非“权臣”。他推荐的人选，并不一定能保住官位(吏部尚书缺，嵩力援欧阳必进为之，甫三月即斥去)。他的心腹获罪，也不一定能够救援(赵文华忤旨获谴，嵩亦不能救)。在嘉靖心目中，严嵩其实是自己手中一个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条“巴儿狗”和一只“小白鼠”，高兴时揽在怀里，不高兴就一脚踢开。事情都让他去做，责任却不替他担。今天让他青云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宫。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骂名的是严嵩(因为坏事都是他干的)，这难道公平，难道不荒唐？ 严世蕃伏诛后，严嵩也被抄家。一无所有的严嵩只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里，到处要饭吃。这离他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三四年光景。想当初，严嵩是何等地得宠啊！因为年纪大，嘉靖特许他乘肩舆出入紫苑。见他的直庐简陋，嘉靖“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赐御膳，赐法酒。现在呢？寄食墓舍以死。看来，严嵩甚至连“宠物”都不如。因为养宠物的人是很少会让自己的小狗变成“丧家犬”的。 读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阙云： 翻飞柳絮风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来梦一场。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无常， 怒也无常， 混账专横是帝王。 沈束因为得罪了严嵩 进谏一句话被关了十多年 明朝是一个独特的王朝，失而复得的汉人多少还是有些沾沾自喜的，但这并不能掩盖明朝的滥杀。最惨烈者莫若朱元璋和朱棣，这爷俩还真有一拼，杀人动辄就是上万，的确让人渗得慌。 一件事也足以毁掉人的一生 这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朝臣们的噤若寒蝉。不敢说话哦，一说话，不定就会被朝廷鹰犬锦衣卫逮个正着。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嘉靖皇帝朱厚熜，这位皇帝更是奇葩，竟然躲在深宫无人识，直接与朝臣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但这并不妨碍皇帝的生杀予夺的权势。但正因为整日不理朝政，所以就滋养出一个大大的奸臣，那就是严嵩。 严嵩浮出水面始于刘瑾专权。严嵩当时也算的热血青年，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处处受到压制，心生不满的严嵩因为“生病”而辞职还乡，做起了诗文才情的打算，一举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声名，为再次鹊起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果不其然，十年磨剑的确可以水到渠成，严嵩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任国子监祭酒。嘉靖皇帝让他去湖广祭告皇父，他就大讲祥瑞，请奏撰文刻石，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深得嘉靖皇帝的信赖，他也一举被封为吏部吏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六十二岁的时候，严嵩成为首辅。在嘉靖皇帝后来沉迷于道教，不理朝政之后，严嵩更是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杀害忠臣，忽视边事，防务废弛，财政枯竭，国家岌岌可危。 正是再这样的背景下，沈束一出现，就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当然也彰显了他的傲然风骨。 （图）嘉靖帝，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汉族 就这样，相安无事，十六年的岁月磨砺，早已经磨尽了沈束的英气，一个青年，这个时候也是满鬓霜雪了。这应该够了吧。沈束的妻子张氏上书哀告，希望自己能够替代沈束，法务部门都为之动情，代为转达之后，嘉靖皇帝却丝毫不为所动，他似乎跟沈束杠上了，他似乎一定要世人明白，皇帝的权威是绝对不容许他人挑衅的。 嘉靖皇帝痛恨向他进言的人，但对沈束他也并未放弃，他每天在沈束边上放置些暗探，专门打听消息，一天喜鹊在沈束耳边聒噪，沈束随便说了句：“难道我这个罪人就要有喜了吗？”。后来皇帝心动了，这个沈束看来是真的悔悟了，他知道我的用心良苦了。刚好有一个户部官员何以尚奏疏想要救海瑞，嘉靖皇帝找到了一个替代品，他找人狠狠地廷杖了何以尚，并关到了监狱，于是被关了十八年的沈束自由了。 自由来之不易呀，沈束深深的明白这一点，在朝廷做官无异于与虎谋皮，从此沈束更加谨言慎行，父亲的死更加让他感觉到身心俱疲。嘉靖皇帝死了，儿子穆宗嗣位，再次启用过去的官员，但这回说什么沈束也不愿意去了，他一次次拒绝着水涨船高的职位，宁愿布衣蔬食，也决不愿再次踏入官场，也许他对官场已经产生了深深的畏惧，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却断送了一个人的一生。对于沈束，对于后世之人，都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太大的教训。 揭秘历史上最真实的严嵩 原是为国为民的贤臣 一提起严嵩，人们就会说他是个大奸臣。《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个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窃政二十年，溺 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在民间，严嵩就是一个作恶多端、陷害忠良、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大奸臣。中国人有个两分法，不是好 人就是坏人，不是忠臣就是奸臣，非此即彼。可是，人们忘了，中国还有个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是好人，不一定就是坏人，不是忠臣，不一定就是奸臣，还有个不好不坏的中性人。我看严嵩起码是一个不好也不坏的人。 严嵩从小聪明颖慧，思路敏捷，19岁中了举人，26岁中了进士，是受人称道的青年才俊。他没有父荫，19岁就中举，26岁中进士，是靠个人 奋斗才获得的功名，是位正途出身的官员，他的私生活也很严肃正派，几乎无可挑剔，一生只娶欧阳氏一位妻子，欧阳氏比他大一岁，还有一脸麻 点，但夫妻感情很好，从一而终，并没有因身居宰相高位而妻妾成群。 鞠躬尽瘁的公仆 严嵩一生侍候的皇帝是明世宗，好恶无常，威福自操。严嵩伴着这位君主，如临深履薄，哪里还敢窃弄威柄。世宗从16岁就迷恋上道教的斋醮活动，也就是建坛祈福，以求长生。从16岁到60岁逝世，他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斋醮活动，基本上是在斋醮祈福中度过，筑坛祈福是他压倒一切的大事，成了朝廷长达40多年的大事，朝廷中枢与满朝文武就围绕着斋醮来运作，斋醮是整个嘉靖朝为害时间最长、为害社会最烈的弊政。 嘉靖将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斋醮上，严嵩就将主要精力与时间放在撰写歌颂斋醮的“青词”上。自嘉靖21年(1542)以60岁高龄入阁到80岁致仕，严嵩伴君如伴虎，诚惶诚恐，“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真正做到了“以宫为家”了，他算是鞠躬尽瘁的公仆、尽职尽岗的劳模了。在朱厚熜皇权专制淫威下，如果严嵩采取正面抗命冲突的话，恐怕他头上的乌纱帽早就被朱厚熜扔到地上当尿壶了，甚至还会有前任首辅夏言一样脑袋搬家的危险。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这样评论道：“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帝且谓嵩能附我，我自当怜嵩。方且谓嵩之曲谨，有如飞鸟依人。即其好货，不过驽马恋栈”。 应该说，严嵩是明代官僚士大夫中比较有作为的一个。在朱厚熜皇权专制下，严嵩不敢也不能触犯他的崇道嗜好，但他并非尸位素餐之辈，而是忠勤奉公职守，在朱厚熜大肆铺张浪费之余，勉力支撑危局。面对国弊民穷、内忧外患不断的困局，严嵩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力行节俭，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严嵩关心民瘼，反对大兴土木，尽量减轻世宗修斋建宫的危害，以避免劳民伤财。嘉靖20年(1541)，宗庙发生火灾，严嵩以“数年大工采兴，公私财力俱耗”，谏君修省，暂停内外一应工程。嘉靖22年(1543)，严嵩以财力未敷，庙建未完，请缓建讲武堂。在修建京师外城以免这个平民经商和聚居区遭受蒙古军队蹂躏的问题上，严嵩力主先修筑南面外城，使世宗放弃了四周同时建城的不切实际的设想，将工程控制在当时财力物力允许的范围，使外城建设计划得以顺利完成。 严嵩力行节俭，节省了大量不必要的宫廷开支。严嵩奉谕奏对光禄寺历年之费、冒滥之弊及除弊之策。他主张“令该寺将节年岁用之数，冒滥之件，明白开具回奏，悉加厘正，则弊以革而费可省矣。”严嵩奏报改革后，光禄寺省钱的数额 “二月之间省银二万一千二百余两，若每月递减，可省十七八万”。 在国家财政支绌的情况下，严嵩很注意节缩开支，广为措置粮饷。为了节省人力物力，严嵩以防虏添设为由，劝止了世宗添设显陵奉守官。嘉靖37年(1558)，大同米熟价廉，严嵩又请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准备了半年军饷。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军费问题，严嵩还建议精兵简政。嘉靖31年(1552)6月，严嵩反对将京兵遣赴北边三镇，认为此举只是徒费粮饷。严嵩上言整厘军队，挑选精兵，“加意练习，务期可战，将来免复征边兵”。 开拓财源 赈灾济民 在节约之余，严嵩还开拓财源。严嵩召集各部诸臣商议生财之道，群臣“皆回各省尽有可以权那之件，又查革各项欠费，可以省出银来用。为了摆脱财政危机，世宗向全国各地派出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对城市工商业者进行掠夺。他奏请停止苏浙、福建等处织造宦官，而“照依江西烧照御用瓷器事例，下旨工部，令其严督有司，如法织造，依限进纳，“如此则民不扰而事以易集”。 嘉靖35年(1556)7月，严嵩又疏奏采矿诸弊，认为采矿得不偿失，“小民自行私挖，每日得二钱，少或三五分，仅取度日而已。若官府开取用人工，大获少而费多，此常理也。又各官不能识认矿之高低，惟地方矿徒识得，高者故意抛弃，徐而窃取，低者却呈于官，所以煎银数少，此常弊也”。严嵩请招回玉旺峪采矿使王槐等人，以“少省供给之费”。严嵩认为，“四川的矿石俱煎系铜，差去之臣全不用心，事欺罔可乎”，遂再疏采矿得不偿失，并请敕户部令四川采矿官员，“此后不必进矿石，只煎成银、金解进”。严嵩此举，使嘉靖朝避免了矿监税使之祸，可谓功在黎民社稷。 赈灾济民，安抚地方。嘉靖31年(1552)底，黄河泛滥，“淮安、徐邳等十七州县，尽皆淹没，数千里之地为鱼鳖之乡”，饥民不计其数，恐将生变。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严嵩上疏请“给发余盐银两及徐淮等仓存留粮米，选差大臣一员，星驰领敕前去，设法赈济以救一方倒悬”。严嵩十分重视灾后的重建工作，他“仍乞敕下工部，严行彼处巡抚及河道官，作速将黄河下流设法修浚，务使水归故道，各县百姓有室庐田亩可依，安堵如故，庶人心获安，地方不致他虞，而漕运有赖矣”。 对于灾后容易出现的物价上涨，严嵩也注意加以平抑，打击不法商人囤积居奇，并防止地方胥吏侵留自肥。嘉靖32年(1553)10月，山东、北直隶、河南发生饥荒，“一时米价腾贵，流民饥极，儿女弃置道路”，严嵩“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清)、德(州)二仓米给赈”，又请令“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抚按官，各督率有司查视掩埋(暴骨)，至于出米一节，中间恐有市行铺户多买转卖，以索高价，宜敕锦衣卫访看禁革”，并“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 严嵩在京为官，也不忘家乡的民生疾苦，对乡梓建设很是关心。嘉靖26年(1547)，袁州府发生旱荒，人民乏食，严嵩用赐金买谷五千石赈济。又修葺郡北秀江桥，建上下浦石桥、万年桥。严嵩还很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捐资办学，并捐赠大量书籍。 抗倭御虏，保境安民。当时，蒙古势力不时南下掠夺，边患时起，民生多艰。与此同时，东南倭寇也在沿海烧杀抢掠，黎民苦之。“北虏南倭”之患成为摆在严嵩面前的两大难题。对于北方蒙古强敌，严嵩鉴于国弊民穷、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力主不可轻启战端，而应采取以防御为主、辅以通贡互市的羁縻之策。对于实力相对更弱的倭寇，严嵩则实行剿抚兼施的策略，推荐赵文华前往督师平倭，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并网罗了一批将才，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取得了抗倭斗争的重大胜利。事后赵文华坦言：“臣与宗宪策，臣师嵩所授也”，以海寇平，上疏归功于严嵩。 严嵩在钤山隐居时，广交名流，当时的名公巨儒，高人硕士，和严嵩多有过从，有的还颇亲密，而非出于应酬。著名学者王阳明、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他还受袁州知府姚惟宁、徐宗献之请，费时3年，辑补了《正德袁州府志》。 多才多艺的大家 严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问大家和书法大家。严嵩精熟经史典章，谙习音律诗文，对永字八法。“六必居”三个字是他写的，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也是他的手笔。严嵩的文学成就很高，诗词“清丽婉约”。然而，受“奸臣”声名的株连，他的书法佳制非但未获得应有的肯定，甚至连他的作者权都被剥夺。严嵩一生写了很多诗，翻开他的《钤山堂集》，写心志的如“元如蔡泽轻肥念，不向唐生更问年”或“明日驱车入城去，却从城里望山间”，写山游的如“傍花吟驻棹，扫石坐传卮”或“不饮杯中物，其如山色何”，都显得胸襟冲淡。但写的词却寥寥可数，杭州西子湖畔的岳飞庙旁，有一篇严嵩于嘉靖九年(1530年)十月二日所作的“满江红”，右题“宋思陵与岳武穆手敕墨本”，词曰：“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官，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立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 南渡错，当时身怕中原没。关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然而，以人废字者不愿承认这样一篇斥奸臣秦桧泣忠良岳飞的感人之作，于是便偷梁换柱，将碑文上“严嵩”的大名刮去，代之以明代的另一个学问大家“(文)征明”。明人何良俊在谈及严嵩的才学和严嵩在文学史上所受不公正对待时，曾经发出过这样一段感慨：“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庄重，乌可以人而废之？” 明朝第一奸相？？ 纵观严嵩一生，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的事情。严嵩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嘉靖皇帝(明世宗)近二十年不上朝理政时，严嵩为了皇帝的嘱托，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几乎累得吐血。他一生无二色，夫妻相敬如宾。私生活也非常检点，坚决不讨二奶，更别说三奶四奶了。他的家财大都是同僚下属所赠所受。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严嵩绝对是一个一心为公，赤胆忠心，鞠躬尽瘁，为革命工作几十年的老干部。那么，后来他怎么居然成为明朝第一奸相了呢？ 一是国人的观念。皇帝是英明的，凡国乱时，不是皇帝无能，而是有坏人在捣鬼。总要揪出个奸臣做垫背，把乱国的罪名推给他，说他是“弄权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祠，陷害忠良，心迹俱恶”的大奸臣。渐渐地人们就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皇帝永远是英明正确的，国家发生变故是由于奸臣专权乱政所致。明朝政治一塌糊涂，嘉靖后期政治失败，为了维护皇帝的形象和名誉，树立他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不能不找个替罪羊，不能没有人替他背黑锅，于是严嵩就充当了世宗的替罪羊。 二是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朝廷之争，权力之争，历来你死我活。徐阶是严嵩的政敌，心机深刻，他时刻觊觎首辅的位子。徐阶买通了世宗很信任的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显现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世宗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蓝道行诡称：“留待皇帝正法。”世宗心有所动。就在这一年，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发生一场大火，严嵩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以节省开支。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锢之所，这对喜欢祥瑞的世宗来讲，真是犯了大忌讳。徐阶迎合皇帝心意，主张重建万寿宫，新宫建成后比先前更巍峨漂亮。这样，严嵩逐渐失宠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其子严世蕃谪戍雷州卫。后严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之后，徐阶主修史书《世宗实录》把朱厚熜评为中材之主，严嵩父子则被打成“奸臣”，通篇是政敌弹劾非议之声，承担着朱厚熜的千古骂名。 三是文人的丑化。王世贞编了大量戏曲，丑化了严嵩形象，给他泼了一身脏水。王世贞的父亲王杼，任蓟辽总督，因边事被嘉靖处死。王世贞既愧且恨，不敢恨皇帝，便移怒于严嵩。王世贞给严嵩写的传记，极尽诋斥，而这篇传记，便是《明史·严嵩传》所本。影射严世蕃的《金瓶梅》是王世贞写的，这虽说是传说，但专骂严嵩的戏曲《鸣凤记》，确是王世贞或其门人写的。 四是百姓不知真相，信以为真。史书歪曲，文人恶搞，于是在各种史书、故事、民间文学、戏曲中，严嵩成了方便的反角大白脸，如《一捧雪》、《飞丸记》、《玉丸记》、直到今天的《五女拜寿》、《打严嵩》。这样一来，严嵩的名声好得了吗？ 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临死前，严嵩艰难地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掷笔而死。 著名学者易中天评点严嵩时说：严嵩是明代有名的奸相，明史入了《奸臣传》的，但我看有点“冤”。那时的官员，其实要处理两种关系，一是君臣，二是官民。好官也有两种：忠臣和清官。忠臣忠君，清官爱民。忠奸，是对皇帝而言的;廉腐，是对百姓而言的。严嵩是贪官不假，但他不背叛皇帝啊。嘉靖皇帝为了长寿炼仙丹，里面是含水银的。嘉靖也知道有风险，他让严嵩先尝。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明史》里，严嵩是列在奸臣传里的。但从严嵩下台后，就有人认为他是奸臣很冤枉。即便是在修明史时，写作班子对于严嵩是不是奸臣就有很大争论。查抄严嵩家时，一共查出来3万多两黄金，200多万两白银。但仅仅说他奸或贪肯定不够，严嵩是一个极复杂的人。他的书法成就很令人敬佩，相传“六必居”三个字是他写的，建国后经学者邓拓考证并非如此，但这也足以说明他的书法在当时是公认为不错的。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