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
张作霖手黑 寸土岂能让他人 大帅的民族气节
在民国史上，张作霖无疑是个风云人物。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回到了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张作霖雄居东北时，对日本人的各种要求均拒不合作。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
这番话如同给日本人当头一棒。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无不扬眉吐气，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流传到现在，人们都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黑土地上的民族英雄。
当时美国人在沪出版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曾采访过张作霖。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他认为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但张作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张作霖不仅有民族气节，而且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规矩不少，家风甚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当时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让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由于张作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去世，享年53岁。
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曾发展工业扩充军备，建立了中国当时唯一“海”、“陆”、“空”具全的武力。大量引入山东汉人进入满洲，这一移民战略大大充实东北边疆，改变了东三省的人口、民族、文化格局，成为日后日本侵略此地时一大障碍，由于兵工厂的建立，东北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主，使得东北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东北军相较于其他军阀部队的优势兵种。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本之手后，东北沦陷。时人皆称：“大帅在(张作霖)，必不至此！”
张作霖女儿都嫁给谁 张作霖为何最宠张学良
张作霖的女儿都嫁给谁 张作霖为何最宠张学良？张作霖六个夫人简介，张作霖长子张学良、四子张学思分别是国民党上将和中国共产党少将，一门在三个不同的政府出了三位将军，这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一家。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汉族，奉天省海城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今辽宁省海城市)人。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乳名老疙瘩，他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
张作霖自幼出身贫苦农家，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壮大，清政府无力征剿，就将其招安。张作霖协助清廷剿灭杜立三等土匪势力，后又消除蒙患，维护国家统一，逐步提升，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号称“东北王”，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与孙中山、段祺瑞及卢永祥结成同盟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在位期间曾多次抵制日本人的拉拢，拒绝签订卖国条约。1928年因前线战事不利，张作霖被迫返回东北。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逝世。
张作霖的六位夫人，除戴氏未生育外，五位夫人共生子女十四人，其中子八个儿子，六个女儿。
八子
长子张学良、次子张学铭、三子张学曾、四子张学思、五子张学森、六子张学俊、七子张学英、八子张学铨。
六女
长女张冠英(原名首芳，学良胞姐)、次女张怀英、三女张怀瞳、四女张怀卿、五女张怀曦、六女张怀敏。
他们的年龄相差很大，1898年生首芳，1925年生学铨，前后相差近30年。
众所周知，张作霖子女的婚姻大多是由他一手包办的。
出于政治需要，张作霖为女儿择婿时，首先看中的是对方的门第与家世，而对女婿的人品、性格等因素考虑的则比较少。虽然儿女和夫人们对这种包办婚姻都十分不满，但慑于张作霖的威严，最终也只能无奈接受。在这种包办婚姻之下，张作霖的子女大多从小就定了亲。
辈分不对，张作霖没有同意赵尔巽的提亲
在张作霖的几个女儿中，只有三女儿张怀瞳因张作霖婉言谢绝了“恩师大帅”赵尔巽为独子赵世辉的提亲，直到张作霖去世前也未曾订婚，而当时她已经年满19周岁了。
说起赵尔巽，那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出生于铁岭的一个官宦世家，先世隶汉军正蓝旗。其祖父、父亲均为进士出身，兄弟四人中有三人——赵尔震、赵尔巽、赵尔萃考取了进士，惟独老三赵尔丰屡试不第，但乃纳捐为官，最后也做到了四川总督的高位。赵尔巽先后担任过湖南巡抚、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之职。东北王张作霖和赵氏家族这样素有“一门五进士、一代两总督”之美誉的人家结亲，可谓门当户对。可习惯于因政治需要而为儿女包办婚姻的张作霖，为何要拒绝赵尔巽的提亲呢？这种一反常态的现象背后有什么隐情？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底。
张学良说：“我们兄弟姐妹都一小订的婚，很奇怪，就我三妹没有订婚……到了北京，我父亲当大元帅时，那时赵尔巽还在，赵尔巽想给他儿子求婚，想娶我们家女儿。那时我只有一个三妹了，我父亲就没有答应。什么原因呢？因为赵尔巽呐，我总跟他开玩笑，管赵尔巽叫爷爷，那么我的妹妹也就管赵尔巽叫爷爷，他儿子高我妹妹一辈。我父亲很讲伦理，他就对这事不愿意，没答应。”
从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中，我们可以知道，张作霖之所以拒绝赵尔巽的提亲，是因为他讲求伦理，觉得自己的女儿和赵尔巽的儿子之间辈分不对。事实上，张作霖的确一直把赵尔巽尊为“恩师”和“前辈”。不仅如此，张作霖对赵尔巽还心存敬畏之情，用张学良的话说就是：“我父亲没有一个人可怕的，没有怕的人，他就怕赵尔巽，就赵尔巽能说他。”张作霖怕赵尔巽，是因为他之所以能起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赵尔巽对他的提拔和重用。
张学良做主，有情人终成眷属
早在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就因为张作霖剿匪有功，将他从新民府游击马队中营管带提拔到了奉天巡防营右路统领的位置上。辛亥革命期间，张作霖“护驾”有功，帮助赵尔巽镇服了新军将领，取得了与革命党人交锋的胜利，因此再次受到了赵尔巽的器重。赵尔巽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城防司令，将其驻守洮南的前路巡防营队伍陆续调往省城驻守，并把中路巡防营的九营人马也拨归张作霖统一指挥，这样就使得张作霖成了奉天省地方最大的军事首领。
之后，张作霖又继续与革命力量对抗，采用所谓“擒贼先擒王”的手法暗杀了奉天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张榕及其好友宝昆等人。张作霖的做法令赵尔巽十分满意。赵尔巽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盛赞张作霖：“该统领不动声色，连毙三凶，实足以快人心而彰显戮。”清廷因此破格升赏，任张作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并将其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由张作霖任统制，相当于师长，不久又兼任巡防营务处总办。军事实力的增强，使张作霖的腰杆硬了起来，具备了涉足政界的重要条件。自此以后，张作霖逐渐走进了东三省中枢的奉天官场，成为了左右奉天军政大权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作霖对赵尔巽提拔和重用自己的那份情谊，一直心怀感激。因为辈分的缘故，张作霖拒绝了赵尔巽的提亲，但心中却一直怀有内疚之感。对此，张学良说：“不久啊，这个赵次帅就病故了。我父亲非常难过，为这件事情难过，说了好几回。他说我呀，真觉得对不起他，好像我阔气了，他想求婚我没答应。我怕他误会，好像这事情我不肯。我不肯的原因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辈数。我知道，我应该答应他。”
张作霖生前的这份遗憾，在他去世之后，张学良对其进行了弥补。等回到奉天之后，张学良和张作霖的二夫人卢氏商量道：“他们两个老头都有这个心意，我是自由派的，就让他们两个结婚好不好？”卢夫人很开通，赞成地说：“这样吧，咱们让他们两个会会面。他们如果自己愿意，就好，如果不愿意，我们也不能硬配。”就这样，张家把赵尔巽的独子赵世辉请到了奉天，结果赵世辉和张怀瞳相处得很好，于是就这样结合了。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者，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199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张学良商定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从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由张之丙、张之宇担纲对张学良进行了60次访谈，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录音资料约7000多分钟。这些资料现存于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访谈主要围绕其一生及其经历的事与人展开，口述中充满了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深挚情感。张学良的口述细化了许多历史情境，使一些事件更加丰满，许多人物更加鲜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张学良和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这一个段落是他谈自己的父亲张作霖。
张学良：我母亲生我们姐弟3个人，我姐姐，我，还有我弟弟。我父亲有一天跟我讲，你知道你妈妈死时留下几个钱吗？我说我知道。他说那个钱在你姐姐手里，那是你们3个人的。我笑了，说那点儿钱算不了什么。我父亲说你小子好大口气。我说就你那几个钱我也没看在眼里头。
我父亲和我姐姐发脾气了，我姐姐特捣乱。我爸把我找去，说：“好了，我把家产分给你一部分，你们走吧。”我说，爸爸你干什么生气呀？我是你儿子，我跟你说，她呀，几天就走了，她不是咱们家的人，你理她干什么？我父亲就高兴了。那时他发火没人敢跟他说，只有我还可以跟他说。最好玩的是，每天吃完晚饭后，他喜欢喝两杯白干酒。那个时候最好办事了。你陪他喝两杯酒，吃点肘子肉，他就高兴了。要钱也好办，谈事也好谈。我和我爸讲条件，我说，爸爸，有两件事你老人家不能管我，一个是我赌钱，我好赌;一个是我找女人。我说我决不扣部下一个钱，我没钱管你要。我父亲说你小子去玩女人可以，可别让女人把你玩了。我五母亲说，得了，你这儿子够瞧了，你还教呢。
张作霖的六个女儿
我赌钱不一定是赢。我当旅长的时候，有一次我把我旅一个月的薪水都输光了。
采访：那你一个月怎么办？
赵一荻：他爸爸有钱，要不去官银号借钱。
张学良：我那笑话可多了。我有一个部下，是团长。我被他气死了，要枪毙他，我父亲还保护他。这小子是个坏蛋，他原来是我父亲手下的一个号兵，后来当团长。和直隶打仗打得很厉害，他一个人跑了。他看见我父亲，说我没有了。我父亲像疯了一样。那时候他手底下有个参谋会占卦，他跪地上给那个参谋磕头，把那个参谋吓死了。他让他占卦，看我还有没有。我回来听说后，难过得很。别人告诉我，你赶快去看看你爸爸，他(跟)发神经一样。后来我说：“爸爸，你怎么这样，你这样让我在外面怎么打仗？你别管我，死就死了，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就说这父子之情(非同一般)。我爸爸快死的时候的头一句话，告诉他们，不要让我(即张学良)知道。当时我在前线呢。
我们家我父亲真是特别喜欢我，财产都在我手里。除了公共的财产，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张学良的。我弟弟他们都没有。比方说开的铺子钱啦都是我的名字。
采访：您记不记得您小时候，辈分比老帅还大的是谁？
张学良：那没有了。我有两个祖母，原来那个祖母早死了，另一个祖母是填房。原来的祖母只是生了一个姑娘，是我大姑。我这个祖母生了3个儿子，我父亲是老三。我的爷爷很凶。有时候我父亲一说这个，就掉眼泪，他和他大哥关系最好。我的大大爷长得很漂亮。有个人的太太和我大爷有关系，那个人就上我爷爷那儿告状去了，说你儿子和我太太好。我家人都很凶，我爷听见就气了。我们家吃饭在炕上，我大爷在炕上倒背脸吃饭，我爷爷回来也没吱声，拿大棒子就照腰上给他一棒子，他吃的饭都吐了，就死了。我父亲骂那人说王八当不了他告状。我二大爷和我父亲不大好。不过，我这个二大爷也是很凶，他在地方是民团负责人，剿匪时被打死的。
很多人都说我父亲是当土匪起来的，我父亲起来的原因是这样的。东北人，尤其我们家乡人，好管闲事，好打抱不平。过年时在赌场上有一个秧子——就是家里有钱的孩子，我们那儿叫秧子。他在那儿赌钱，别人赌赢了，就逼他要钱。这秧子说我没有啦，赢钱的人把那孩子都逼哭了。我爷爷就打抱不平说：“算了吧，他已经输那么些，你还逼他。”那个家伙说：“关你什么事？”这句话把我爷爷说火了，那个家伙弄鬼(被)我爷爷看见了。他说：“你别让我说话好不好？”我爷爷一句话那个人就不敢吱声了，就不逼那个人要钱了。赌场散了，我爷爷走到半路上，那个家伙跟他说：“你怎么管闲事？”我爷爷那时50多岁，那个人年轻，打我爷爷。我爷爷受伤，因为这个伤死了。这个人姓王，是地方上有点钱的一个小土豪、小地主。我父亲和我二大爷就要去报仇，他们哥儿俩到姓王的家里，我父亲打死姓王的就逃走了，没办法就当兵去了。要不是这个事他还不会起来。
张作霖戎装昭
采访：老帅枪法准，有没有教给你啊？
张学良：那不是教，他们都枪法准，要不他们都不能活呀。人说我父亲当土匪，其实不是土匪，那时候叫“保险”。什么叫“保险”呢？就是这个村庄我负责，带十几个人。后来张作相、张景惠都起来了，都是他的人。1902年奉天新民府(今辽宁省新民县)知府增韫收编了张作霖在八角台的治安队。1903年7月，张作霖成为新民府巡防马步游击队(计485人)管带(营长)。队伍亦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这就是奉军班底，张作霖由此起家。
我父亲有统驭的能力。那帮人里他岁数最小，可是大家受他指挥。土匪海沙子走到这个村庄，向这个村庄要钱，不给钱就打。我父亲说你不要打，一打就把村庄打了，咱俩对打好不好，就是决斗。你开枪打我，我开枪打你。你把我打死，当然这个村庄归你，我把你打死就完了。我父亲身上有伤，他给我们看过。那个人把我父亲打伤，我父亲把那个人打死。我父亲从这儿势力就大起来了，海沙子带着的十几个人就跟着我父亲了。他原来有十几条枪，这下子就有20多条枪了。
独特管理方法 军阀张作霖如何管好众多妻妾
提起张作霖，可谓是众所周知，无人不晓。但对于他的模范的治家之道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其实，张作霖是出生在辽宁海城的一户“三代贫农”家庭的孩子，可谓“苦大仇深，根红苗壮”。从小就吃不饱、穿不暖的张作霖，就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权利和金钱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就知道只有通过个人的奋斗，才能够救自己，才能够光宗耀祖，才能够荫护后人。
由于家境贫寒，张作霖早年就加入了江湖绿林的马贼系统，但他却是马贼系统中的先进典型，是江湖黑道上难得的亮点。清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大清王朝风雨飘摇，正当用人之际，于是，张作霖的马贼被盛京将军增祺收编，他摇身一变成为了游击马队管带，进入了大清王朝的正规军的系统。这成为了他日后事业上大发展的拐点。不久，他升擢而为师长。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经奉天立宪派领袖袁金铠的保举，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重用，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1912年9月，张作霖打击革命党人有功，被袁世凯任命为第27师师长，让他镇压反袁的国民党份子。
1915年，由于张作霖鼎力支持袁世凯洪宪称帝，打击宗社党在东北地区的活动。被袁世凯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不久，袁世凯死后，张作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控制了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在东北三省。在经过一番风雨沉浮之后，1926年张作霖率部入驻北京，称为安国军总司令。翌年6月，他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此时的张作霖可谓是登上了一生政治生涯的巅峰。然而，让人们想不到的是，张作霖能够二十多年的刀光血影和摸爬滚打，登上权力的高峰业和他严肃的治家之道分不开的。这个人称乱世枭雄的东北“土皇帝”却有一整套之家的规矩，多有可圈可点之处。这在民国多如牛毛的军阀中颇为少见。
一、不许妻妾干政，不许吹枕边风。
张作霖妻妾成群，有名分的妻妾就有六房。他平时对这些妻妾们也十分宠幸，但张作霖一直坚持这样一条家规，就是不准妻妾干扰他的工作，不允许她们吹枕边风，更不许她们包庇亲友。
当时，张作霖的三姨太戴宪玉原是辽宁省北镇县捕盗班头的儿媳妇，年轻貌美，风姿绰约，穷乡僻壤更见其香艳惊绝。张作霖一见倾心，便委托辽西名士杜泮林设计说情，以求原夫同意。后终以权势威胁和重金诱惑手段，迫使戴宪玉的原夫忍痛割爱。
1910年，张作霖驻守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领兵外出追剿敌人时，曾派所部巡防营文案陶历卿先回洮南料理一切。当时戴宪玉正住在洮南，她恃宠而骄，对当地的食宿不称心，认为是陶历卿照顾不周，打算对其当面申斥。戴宪玉刚一发作，陶历卿也跟着火了，当即把一碗饭朝她身上泼去。于是，待张作霖从前线回来以后，戴宪玉便寻死觅活，要求张作霖一定为她出一口恶气。张作霖并没有以此为意，只是以一夜春风来安抚三姨太受伤的心灵。
此时的陶历卿也主动向张作霖表示，自己的脾气不好，不便在这里再干下去了。可是张作霖反而安慰陶历卿说：“你把我张作霖当个什么人？她一个年轻的女人，闹就让他闹去吧！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的事情要紧。”这件事情就这样的过去了。从此以后，张作霖他对陶历卿一直委以重任，信任如初。
辛亥革命后，张作霖率军进入沈阳，几年后当上奉天督军，成为一省最高领导。戴宪玉有一胞弟在帅府当警卫，晚上外出游荡，用短枪连射路灯作为游戏，结果一条马路的路灯全被击灭。电灯公司发觉后向帅府禀报。
张作霖立即命令卫队长将其内弟戴某枪毙。卫队长以戴某系张作霖之至亲，罪亦不至于死为由，暂时将其禁闭起来。几天过去了，戴宪玉趁张作霖高兴的时候，为弟弟求情。张作霖方才知晓戴某还活在世上，极为震怒，对卫队长说：“你不服从我的命令，实在可恨，倘不立即枪毙他，我就立即枪毙你。”此时，戴宪玉正等着丈夫能赦免弟弟的消息，但是，随着一声枪响之后，这个救弟心切的辽河畔的美人，一下子便晕倒在地上。
事后，张作霖对戴宪玉说：“我杀你弟弟，实在是迫不得已！我不能私亲戚以辜负家乡父老，那还有什么脸面治理政务呢？”戴氏终在不胜悲痛之下，与张作霖决裂，削发为尼，离家进入佛门。从此，一代佳人落寂古庵，终日与青灯为伴。一年后，戴宪玉在寂寞中卧病不起，不久便香消玉殒，年近三十一岁。
戴宪玉在张家十年，没有留下子女，也没有留下照片。自她离去后，张家人没人敢在张作霖面前提起她，好像这个人不曾存在一样。而张作霖每每路过这座古庵，总是快马加鞭，一冲而过，留下含混的马蹄声在旷野里回响……
二、不许越规违法，不许贪占便宜。
张作霖对家人越规违法、贪占便宜的行为深恶痛绝，因此，他坚决不允许家人有任何这样的行为。最能说明的就是一次关于他最宠爱的五姨太寿夫人娘家佣人的补票事件。
张作霖的六位有名分的夫人分别是赵夫人、卢夫人、戴夫人、许夫人、寿夫人、马夫人。其中，五夫人寿氏最得张作霖宠爱。寿夫人名寿懿，是清朝黑龙江将军寿山的外室所生，受过教育，年轻貌美，精明能干，长期伴随张作霖左右，最为张作霖宠爱。当年寿懿在学校毕业典礼上，代表全体毕业生宣读答词时，被当时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看中，成为他的五夫人。张作霖十分宠爱寿夫人，但寿夫人从不以宠恃骄，而是十分善于处理夫人们之间的关系。
寿夫人管理张氏帅府内务，严格按章办事，从不搞特殊化。1926年，奉军入主中原。张作霖长时间在北京、天津逗留，张氏帅府主要由寿夫人管理。另外，寿夫人办事得体、精明干练，为人处事很讲分寸。一次，张作霖带她视察驻军部队。寿夫人临场讲张作霖如何爱兵如子等慰问官兵的话语，言简意赅、极为得体，还赏赐了官兵，赢得官兵们的热烈掌声。寿夫人的表现使张作霖很有面子，此后，凡是需要带夫人出面的官场，张作霖都要带上寿夫人。
当时，京奉铁路原来路政相当紊乱，军人和官员公然无票乘车，一般旅客也浑水摸鱼。因此，路局收入很少。为扭转这一局面，张作霖特选派常荫槐以军警执法处处长兼任京奉铁路局局长。常荫槐的职务并不算高，但他有胆有识，工作能力极强。他到任后，即拟订规章，严格稽查，在沈阳、锦州和山海关等大站加派武装检查，“执法至严，不畏权贵”。
一次，寿夫人娘家的一个厨师在京奉路客车上无票乘车，并表现得十分蛮横。当时适值常荫槐同车出差，即亲自前往查票。这名厨师声称系寿夫人家佣人，拒绝补票。常荫槐令执法队强拉他下车，这名厨师仍不服气，张口大骂。常荫槐当即令执法队在站台上将他按倒在地，狠打数十棍，直至厨师被打得连连求饶。
这个厨师回到沈阳后，即向寿夫人哭诉，寿夫人恳请张作霖一定要为寿家出这口气。谁知张作霖说：“这小子敢打寿家佣人真是有种！我正需要这种铁面无私的角色呢！”由于常荫槐给张作霖的印象极好，自此以后，常荫槐官运亨通，由铁路局局长一跃而升任北京中央政府交通部部长等要职。有人说张作霖一向“严禁妻妾家族为官”，这话基本符合实际
三、自己读书不多，却严格教育子女。
张作霖的六位夫人，除五姨太戴宪玉未生育外，其他五位夫人共生子女十四人，其中子八人，女六人。张作霖自己读书不多，却懂得读书的重要，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在家中设私塾馆，请名儒杨景镇、白永贞、宋文林、张梦生、金梁等人做塾师，讲授四书五经。子女到了入学年龄，都入塾学习。1916年，张作霖又请徐启东为张学良教授英文。
读书不多张作霖对子女的教育却是很严格的，不许孩子们出入茶楼、酒店、戏院，更不许任何人在外面仗势欺人，惹是生非。张作霖的次女张怀英回忆说：“我父亲思想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管教更严，他要求我们文静，不许出大门，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
有一年，张作霖一家在沈阳时，他就经常对子女们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父亲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全社会的风气。”因此子女们平时都慎言慎行，没有人敢乖张闹事。
他的长子张学良曾做过奉系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张作霖的王牌军。一次，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回家见到张学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最后，张作霖让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
张作霖自己生活简朴，也要求子女们能像他一样生活。他的次子张学铭回忆说：自己小时候，父亲和他们兄弟几个人在一张桌上吃饭，平时经常吃高粱米和馒头，逢年过节才能吃点儿好饭菜。有一次吃高粱米，哥哥张学良不爱吃，父亲打了他一筷头子。
张作霖小时候吃过许多苦，发迹以后，虽然有权有势了，但平时生活还是很俭朴的，尤其是在吃穿方面，仍是平平常常，不怎么讲究，经常吃高粱米，抽旱烟袋，穿一般衣料的长袍马褂。孙科回忆同张作霖共进早餐时说：“张作霖吃的是小米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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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一生跌宕起伏，他出身贫苦，卖过包子，从1894年投入清军，到民国后逐步掌控奉天，进而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1928年6月4日，在日本制造的皇姑屯事件被炸身亡。张作霖叱咤中国政坛长达17年，演绎了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的人生传奇。
张作霖有6位夫人，8个儿子，6个女儿，拥有一个庞大的“关东第一家族”。专家介绍，张作霖家教甚严，一切都按律要求，赏罚分明。三夫人戴宪玉的胞弟在帅府当警卫，晚上外出游荡，用短枪连射路灯作为游戏，结果一条马路的路灯全被击灭，电灯公司发觉后向帅府禀报。张作霖命令卫队长将其内弟戴某枪毙。卫队长以戴某系张作霖之至亲，罪亦不至于死为由，暂时将其禁闭起来。几天后，戴氏趁张作霖高兴的时候，为弟弟求情。
张作霖方知晓戴某还活着，极为震怒，对卫队长说：“倘不立即枪毙他，我就立即枪毙你。”事后，张作霖对戴氏说：“我实在是迫不得已，我不能私亲戚以辜负家乡父老，那还有什么脸面治理政务呢？”戴氏不胜悲痛，与张作霖决裂，削发为尼，离家遁入佛门。
张作霖的10条家规：
几条要批判？
1.严禁夫人干预政事，不听枕边风。
2.严禁夫人聚众闲聊，以免滋生事端。
3.各房太太地位不分尊卑，均以夫人相称。
4.严禁夫人私自做寿。
5.严禁虐待下人。
6.实行严格的薪俸制，各夫人每月按时支取。
7.饭菜实行等级分餐制，各夫人与子女分别在自己房间用餐。
8.严格作息时间，外出活动一律不允许超过晚上10时。
9.重视子女文化教育，延聘名师为子女启蒙。
10.子女婚姻不得自主，须由张作霖一人包办。
军阀张作霖罕见家族照：女儿漂亮儿子帅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汉族，奉天省海城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今辽宁省海城市)人。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乳名老疙瘩，他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
张作霖自幼出身贫苦农家，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壮大，清政府无力征剿，就将其招安。张作霖协助清廷剿灭杜立三等土匪势力，后又消除蒙患，维护国家统一，逐步提升，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号称“东北王”，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与孙中山、段祺瑞及卢永祥结成同盟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在位期间曾多次抵制日本人的拉拢，拒绝签订卖国条约。1928年因前线战事不利，张作霖被迫返回东北。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逝世。
张作霖的六位夫人，除戴氏未生育外，五位夫人共生子女十四人，其中子八个儿子，六个女儿。
八子
长子张学良、次子张学铭、三子张学曾、四子张学思、五子张学森、六子张学俊、七子张学英、八子张学铨。
六女
长女张冠英(原名首芳，学良胞姐)、次女张怀英、三女张怀瞳、四女张怀卿、五女张怀曦、六女张怀敏。
他们的年龄相差很大，1898年生首芳，1925年生学铨，前后相差近30年。
张作霖的皇帝梦 张作霖家中为何也暗藏龙袍
民国初年，张作霖当上了东北王，野心膨胀，一心想称霸全国，气势咄咄逼人。袁世凯当上皇帝后，只封了他个二等“子”爵，张作霖立即反目，提出“奉人治奉”，逼走段芝贵，扩充自己的势力。后来，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张作霖好不欢喜，心想，你能当皇上，难道我就不能当皇上？
于是，张作霖秘密为自己当皇帝做准备。
皇帝登基，按着祖制，得穿龙袍。龙袍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的。清朝皇帝穿的龙袍都是江南织造局专人缝制，康熙的一件龙袍，缝制三年才完工，光金线就用了十两黄金。张作霖想，当年溥仪曾因自己剿匪有功赏赐过一件龙袍，为了得到日本关东军的支持，把它给了奉天守备队长植田大佐了。现在悔之晚矣。张作霖打算自己请人缝制。
不久，张作霖从扬州请回一个姓姬的师傅。此人世代织造，祖上曾为道光帝做过龙袍。姬师傅来到奉天，住进帅府东北角的一个小院里，开始画图、裁剪、放样。大样出来后请张作霖过目。张作霖看过样子，晃了晃头，说：“这是清朝皇帝的龙袍，不能用这个样子。”姬师傅回到小院苦思冥想，愁得吃不好睡不安，一个人在院里转悠，猛然看见另一个院子里的晒杆上晒着衣服，蓝缎灰鼠皮袍，青缎高领坎肩，样子别出心裁。姬师傅一看，来了灵感，心想，这个草莽出身的大帅，穿着打扮离不开那个野性。于是，重新画图，依照张作霖穿的那件皮袍改制而成时兴的龙袍。
制作这件龙袍费时半年，用去黄金二十多两，总算让张作霖满意了。龙袍做好后，放在哪？放在夫人的衣箱里？夫人说，不行，那么尊贵的龙袍，凡人的衣箱是盛不下的，建议放回老家的祖先祠堂里供起来。啥时用啥时请回。张作霖觉得这是个办法，于是送回海城的张家祠堂供了起来。
这一供就是十来年。连年战争，张作霖一会儿奉天，一会儿北京。张勋复辟后，全国共讨之，张作霖立即通电讨张。看来，无论是谁，复辟都没戏。张作霖的皇帝梦悄然隐退，龙袍的事，也就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民国秘闻 冯玉祥五块银元终结了张作霖的坦克
1926年初，奉系张作霖耗资500万银元，从法国人手中购入了6辆坦克。当时的中国军队使用的都是落后的步枪，跟坦克根本无法抗衡。有了威风凛凛的坦克，张作霖得意不已，意在剑指全国。
1926年8月，张作霖挥师南下，直逼北平。驻守北平的，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双方军队在居庸关一带拉开了阵势，形势一触即发。
冯玉祥忧心忡忡。8月4日，他乘车从北平赶往前线指挥部——南口镇视察。然而，刚到南口镇东街头，就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两个衣衫褴褛的黑瘦中年汉子，一下子拦住了冯玉祥的汽车。卫兵轻喊了一声 “大帅小心！ ”便举起了枪。冯玉祥拦住了卫兵。几十年的风雨历练，冯玉祥直觉这两人不像刺客。
只见那两个中年汉子 “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哽咽地嚷着：“长官啊，行行好吧！我女儿就快病死了，给两块大洋救命啊！ ”原来，这是一对兄弟，姓陈，是当地有名的猎户。陈老大终身未娶，陈老二的老婆去年生病去世了，留下一个女孩儿，15岁。兄弟俩当命根子一样宠着，现在却身患重病无钱医治。
冯玉祥闻听，心中蓦然充满了一种悲悯。狼烟四起，人民何辜？在路旁一座低矮黑暗的民房内，冯玉祥见到了陈老二的女儿。挺好的一个女孩儿，却因高烧昏迷不醒。
冯玉祥轻轻放下5块银元：“快给孩子找医生吧，不能再耽搁了。 ”
陈家兄弟又“扑通”一声跪了下来：“长官啊，您留个姓名吧，来生我们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您！ ”
卫兵拉起了陈家兄弟，说：“这位就是冯玉祥大帅。 ”
冯玉祥的汽车开出了老远。陈老二还在喃喃自语：“孩子她娘，我们遇贵人了。孩子有救了！是冯大帅，冯玉祥大帅……”
冯玉祥到了指挥部后，还是放心不下。那个女孩烧得通红的面庞始终在眼前闪现。他就吩咐卫兵带着军医，去给小女孩看病。
8月7日，战斗打响了。张作霖坦克的威力一下子就显露了出来，登山渡水，如履平地，而且枪炮不惧。尽管冯玉祥做了周密部署，国民军依然节节败退，损失惨重。短短三天，国民军就战死4000多人，丢失了建平、赤峰等广大地区。8月11日，张作霖发起了总攻，他要一举拿下居庸关。
张作霖指挥六辆坦克，排成一个方阵，发起了冲锋。大批士兵密密麻麻地跟在坦克身后。冯玉祥的国民军凭借山势险要，苦苦支撑，死战不退。
临近中午，一辆坦克冲到了国民军的阵地前，坦克上的机枪肆虐地喷吐着火舌。国民军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眼看阵地就要丢失，正在这危急时刻，山石后面突然跳出来一个人，只见他敏捷地跃下山石，几步跃到坦克侧翼。那是坦克火力的盲点。那人举起猎枪，“砰”的一声响，猎枪中的散弹四散溅出。有不少散弹打进了坦克的望孔。那辆坦克摇头摆尾地乱窜了几步，就窝在那里不动了。来人正是陈老大。
见这情景，冯玉祥的国民军爆发出一阵欢呼。陈老二也从山石后面跳了出来，只见他手中抱着五六管猎枪。他一边把猎枪分发给士兵，一边说：“我们观察了好久，这坦克的望孔小，只有猎枪的散弹可以对付……”
接下来，战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张作霖的坦克因为冲得太快，把掩护坦克的士兵远远抛在身后。坦克只要一冲上来，陈老大、陈老二就趁机蹿到坦克的火力盲点上，用猎枪朝着望孔向坦克内部射击。不大一会儿工夫，张作霖的6辆坦克，就报销了4辆。余下2辆一见情况不妙，掉头就跑。奉军兵败如山倒。
战后，冯玉祥要嘉奖陈氏兄弟。陈家兄弟拒绝了：“大帅，您是我陈家的大恩人啊。我们兄弟就是拼了这两条老命，也值！哪能要奖赏？ ”冯玉祥没想到，自己一时无心的善举，竟然挽救了整个国民军，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势。
在当时的日记里，冯玉祥用八个字对这件事进行了总结：“岂唯人力，亦在天意！ ”
民国初年，张作霖当上了东北王，野心膨胀，一心想称霸全国，气势咄咄逼人。袁世凯当上皇帝后，只封了他个二等“子”爵，张作霖立即反目，提出“奉人治奉”，逼走段芝贵，扩充自己的势力。后来，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张作霖好不欢喜，心想，你能当皇上，难道我就不能当皇上？
于是，张作霖秘密为自己当皇帝做准备。
皇帝登基，按着祖制，得穿龙袍。龙袍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的。清朝皇帝穿的龙袍都是江南织造局专人缝制，康熙的一件龙袍，缝制三年才完工，光金线就用了十两黄金。张作霖想，当年溥仪曾因自己剿匪有功赏赐过一件龙袍，为了得到日本关东军的支持，把它给了奉天守备队长植田大佐了。现在悔之晚矣。张作霖打算自己请人缝制。
不久，张作霖从扬州请回一个姓姬的师傅。此人世代织造，祖上曾为道光帝做过龙袍。姬师傅来到奉天，住进帅府东北角的一个小院里，开始画图、裁剪、放样。大样出来后请张作霖过目。张作霖看过样子，晃了晃头，说：“这是清朝皇帝的龙袍，不能用这个样子。”姬师傅回到小院苦思冥想，愁得吃不好睡不安，一个人在院里转悠，猛然看见另一个院子里的晒杆上晒着衣服，蓝缎灰鼠皮袍，青缎高领坎肩，样子别出心裁。姬师傅一看，来了灵感，心想，这个草莽出身的大帅，穿着打扮离不开那个野性。于是，重新画图，依照张作霖穿的那件皮袍改制而成时兴的龙袍。
制作这件龙袍费时半年，用去黄金二十多两，总算让张作霖满意了。龙袍做好后，放在哪？放在夫人的衣箱里？夫人说，不行，那么尊贵的龙袍，凡人的衣箱是盛不下的，建议放回老家的祖先祠堂里供起来。啥时用啥时请回。张作霖觉得这是个办法，于是送回海城的张家祠堂供了起来。
这一供就是十来年。连年战争，张作霖一会儿奉天，一会儿北京。张勋复辟后，全国共讨之，张作霖立即通电讨张。看来，无论是谁，复辟都没戏。张作霖的皇帝梦悄然隐退，龙袍的事，也就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张作霖之死 苏联人想杀他但被日军抢先动手
华1925年春天，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京城。武昌首义后，清王朝土崩瓦解，但随后十几年，大小军阀纷争不断，中国仍是一团糟。他去世前一年，也就是1924年，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后迁到南京，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1926年7月，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开始了扫灭北洋军阀的统一战争。当时的国民政府施行的是“革命外交”，一扫各种不平等条约，一举一动都颇为给力，北伐军更是朝气蓬勃，在短时间内就驱逐了孙传芳、吴佩孚等巨阀，兵锋直指北洋世界最后的统治者：坐镇北京的张作霖。
张作霖有点紧张，心想别再被蒋介石收拾了。但叫他没想到的是，最后收拾他的人，不是从前面过来的蒋介石，而是站在身后的日本人。
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壮大了声势，成了末代军阀中的no.1。但张作霖毕竟是中国人，又是土匪出身，血性是可以的，后来对日本人的要求，就有点阳奉阴违了。看上去，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傀儡，实际上，是张作霖耍了日本人。
张作霖可以顶住日本人的压力，但他的军队却顶不住北伐军了。这回张作霖想：不行，我得回关外了。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背后僵尸般地站起来一个人。
在张作霖身后立地而起的河本大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兵库县人)抱着一个想法：把张作霖搞掉。张作霖一死，奉军必定大乱，这时可以弄出个听话的傀儡，或由关东军直接占领，“满洲悬案”一举解决。
河本出生在一个林场主的家庭，家里特别有钱，1928年时的身份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是个叛逆人物，按他爹的本意，希望他将来继承自己的林场，河本对此一点也不感冒，一意孤行地考军校，最后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河本的朋友中，有后来的日军第10师团长、香港总督矶谷廉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6期，兵库县人)。1928年春，河本在给这位老乡的信中提到：“(为了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即使死上一两个张作霖又有何妨？万不应失此良机，我必须动手。”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按河本的分工，现场指挥和爆破由东宫大尉负责。
张作霖是前一天晚上8点仓皇离开北京的，为了提防意外，他在专列前放了一辆压道车。张作霖本人待在第8节车厢。
后来当我们通过照片看那段历史时，发现三孔桥中间的那座花岗岩桥墩被彻底炸开了，桥上南满铁路的铁轨如柳条一样垂了下来，张作霖所在的车厢被炸得只剩下了一个底盘，两边的车厢板和上面的车顶已完全被炸飞了。
张作霖从车厢里被炸飞，浑身鲜血地倒在铁路边，咽喉被撕开一个口子。当时从沈阳开来一队人马，是前来迎接的仪仗队，部下就把他塞进汽车里，狂奔至沈阳。
但有人说张作霖死于苏联人之手。据说解密档案证实了这一点，但没人能解释为什么后来日本人承认了暗杀张作霖的密谋。唯一的解释是：苏联人有这个念头，但日本人先动手了。
备受争议的大元帅张作霖 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
张作霖没有多少文化，却一点儿也不糊涂。奉系崛起之初，他常以李渊自况，一心为“张家王朝”创基业。随着他势力的扩大，舆论盛传张作霖有野心，要建“大辽帝国”。对此，张作霖说：“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说我要复辟，那是报纸放屁。”
梳理张作霖的言论，仍让人感叹他的聪明绝顶。他敢于直明心曲，因此十二三岁时便得私塾老师的帮助。后来他更是放胆直言，多次对上司说自己只不过“为了升官发财”。
张作霖没有多少文化，却一点儿也不糊涂。奉系崛起之初，他常以李渊自况，一心为“张家王朝”创基业。随着他势力的扩大，舆论盛传张作霖有野心，要建“大辽帝国”。对此，张作霖说：“世界的潮流也不能不看一看，现在世界政治的趋势，还允许由共和变为君主吗？说我要复辟，那是报纸放屁。”
张作霖起自草莽，说粗话习以为常，但他对自己重用并有所依赖的杨宇霆、王永江等人却从不粗蛮。有一次，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站起来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罪道：“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以至于后来胡适听说后感慨：“这个故事很美。”
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对北洋政府官员有过一次讲话。他开口第一句话是：“我叫张作霖。”接着说：“跟我来的人都知道我张作霖是怎样一个人。我张作霖也是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我也常想和你们大家见个面，谈一谈，不过我一出门，这些捧臭屁的(指卫兵、秘书等人)就净了街，让我谁也见不着。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你们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便宜也要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过年三十那天晚上，你们大家可能都睡觉了，我张作霖并未睡觉。我拿着整股香，跪在院子里祷告。我说：‘天啊！要叫我张作霖平定中国，统一天下，老天爷，你就助我张作霖一臂之力吧……我早早地统一中国，叫百姓好好地过个日子……’你们大家记着，我张作霖绝不做伤天害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的事。”
张作霖多次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做口述史时，明确说：“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帅府的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写了“天理人心”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奉系控制之下的商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了“天良”二字，表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他也曾卖友求荣，挑拨是非，但只要不妨碍他的权力，他的为人就深得中国传统的忠义之道。一个旅长做大豆生意，亏空了24万元军饷。这个旅长正打算要怎么逃跑，要么自杀。这事被张作霖知道了，骂他：“你这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止值24万？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有钱用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夫人阻止他把女儿嫁给失势者，张作霖不肯：“人家红火时，咱把女儿许了去;人家不行了，咱又悔婚。这事传出去，还怎么做人？”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张作霖对做人也有一番简介：“做马贼、土匪都无关紧要，成则为王败则贼，混出了名堂就一切好说，但千万不能做汉奸，那是死后留骂名的。”在孔子的诞辰，他会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这位备受争议的“大元帅”，在世时平定了北方的匪患，稳定了纷乱的东北，遏制了苏俄和日本的野心……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张作霖确实有着不同于一般军阀、暴发户们的性情和人格。
高中教材被曝弄错张作霖照 照片人物是谁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人教社高中历史教材中张作霖的历史照片有误。对此，该出版社工作人员表示，那套教材现在已经不再使用，历史室相关负责人也无法接触到。
媒体曝高中教材张作霖照片“闹乌龙”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人教社高中历史教材中张作霖的照片有误，实为湖南一位督军的照片。
据《法制晚报》报道，张作霖第六子张学浚的儿子张闾实日前指出，大陆历史教科书中的照片并不是自己的祖父，其实是属于另一位湖南督军何海清。
这篇报道中称，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2002年所出版的高中《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在北洋军阀历史一章中，赫然出现了这张被称“虚假”的照片，并与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的照片摆放在一起。教科书中张作霖照片真实的主人是护国军名将何海清。其孙女何全美表示，自己看到后也一眼就认出了教科书中标注着张作霖名字的照片其实是自己的祖父何海清。七八年前自己就发现了这个错误，一直希望为祖父照片正名。
人教社：教材内容已更换 相关负责人目前无法接触到
记者就此事向人教社求证。据一位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介绍，前述新闻中提到那套有照片的教科书，现在已经不使用了。2004年高中新课改，更换了课本内容。
出版社是否发现课本照片有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负责此事的人正参加全国高考命题，目前无法接触到，人教社历史室的其他人对此不好回答。
谈到当时选择照片的流程，他表示，如果每一幅照片都找专家认定，也不太现实。但肯定是从权威来源去选，不是随意的。
至于人教社是否还会就此事发出回应，该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等相关的负责人回来后，视情况而定。
图书出版“张冠李戴”非个案 学者：错误导致改进就好
事实上，在这起事件之前，图书配错照片“闹乌龙”的情况并不鲜见。不久之前，还曾发生一起《林语堂英译精品》文集封面误用作家杨骚照片的情况。
“资讯越发达，态度越轻佻。”文化现象评论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早曾这样总结人们在图像信息“溢出”时代的富裕与盲从。
著名编剧、文化学者史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还不知道有关张作霖照片的这件事。但他表示，以前确实见过图书出版用错图片的情况。
在史航看来，在当下的读图时代，往往一本薄薄的书要配很多图和照片，“信息多了，出错的可能也就多了。这是一个常理。”不过连专门纪念林语堂的文集封面都弄错，就有点过分了。
史航表示，这个时代其实比以往更有机会做得细致。比如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查证，调集各种资料。但如果放松警惕，那么这个容易纠错的时代，就更容易出错。
他还举例说，“我刚看完《一代宗师》，发现起码有4处字幕错误。(所以)不能单独说出版界，可能所有提供资讯的(领域)，出错比例都在增加。”
对于出现错误的情况，史航认为，“还是个重视态度的问题”。“每一次错误都能导致改进，这就是一个好时代。每次错误都导致麻木，心理素质更强，更能扛得住错误，这就不是一个好时代。”他这样说。
张学良因何曾想枪杀父亲张作霖?
张学良年少时挺恨张作霖。从记事起，张作霖就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也像传说中的鬼似的，天黑进门，鸡叫了就走，两头不见亮。最急的一次，把裤带都落在了家里。张学良对这件事始终想不明白。那时候人们都穿抿裆裤，裤腰一般都有三尺半到四尺，穿裤子时，把多出来的部分一折一抿，再用腰带一系就成了。张学良想不明白的是，没有腰带，自己那个鬼一样的爸是怎么上的路。张学良背着人在茅房里试了几次，不系裤带，手一松，裤子直接就掉到了脚面，一览无余。张学良问过妈妈，爸为什么总也不着家，他在外边忙什么？妈妈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爸担着朝廷的大事，领着几百号人，又要管吃，又要管住，还得东征西讨，能隔三差五地回来看看咱们娘几个，就算不错了。崔先生没跟你讲过吗？担大事者就不能顾小家，古往今来都是这个理。崔先生叫崔骏声，是辽西名流，也是张学良的第一个老师。此人自视甚高，寻常人不放在眼里，唯独对张作霖钦佩至极。他不只一次跟张学良说，你爸是个大英雄，大英雄你明白不？往远了说，刘邦、项羽、朱元璋都是大英雄;往近了说，左宝贵、邓世昌也是大英雄。张学良一听这话就想笑，就想起了抿裆裤，想起了裤腰带，世上难道还有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拿枪的大英雄？ 十二岁前，张学良一直跟母亲赵春桂生活一起，先在台安，后在新民杏核店胡同。张作霖官越当越大，媳妇也不断地更新换代，先是二姨太，继而又是三姨太、四姨太，可他和妈还住在狭小的土屋里。一铺小炕，炕头是妈妈，炕梢是姐姐。他和弟弟张学铭睡在中间。挨挤得紧紧的，把炕尿了，都说不清楚是谁尿的。张学良晚年回忆童年生活时，说，我小时候总挨打。至于总挨谁的打，没有说，分析一下，应该是母亲赵春桂。因为十二岁之前，张学良与张作霖在一起的机会很少。 张学良印象中的母亲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母亲青春韶秀，脸上总是笑意盈盈，性情像一只没有脾气的老花猫。那时候，张学良最喜欢躺靠在妈妈怀里，听妈妈唱“风儿静，月儿明，树叶遮窗棂”。听着听着，他就幸福地闭上了眼睛。随之，七仙女、蟠桃会、白面馍馍、四喜丸子就接二连三地进入梦里，吃得他连咬了舌头都不觉疼。妈妈的变化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张学良说不清楚。反正感觉妈妈好像突然间就变了，变得喜怒无常，变得不讲道理。笑容少了，歌也不唱了，动不动就抡起巴掌，得着脑袋打脑袋，得着屁股打屁股，一边打一边说，跟你那死爹一个熊样！于是，张学良模模糊糊地懂了，妈妈的变化好像跟爸爸有关，跟爸爸总也不回家有关。 张学良七八岁的时候，赵春桂提起张作霖，还总是带有一种谅解。总是说，你爸在吉林剿匪，隔山跨水的，回来一趟不容易。咱也别太指望他，他能隔个仨月俩月地捎钱回来，就是说他心里还有咱娘们，还没忘了咱们。可自打张作霖进了奉天后，赵春桂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有一次，张学良听见妈妈跟姥姥抱怨，妈你说，奉天离新民，也就一胯子远的路，赶上好晴天，站在奉天城楼上，不用望远镜都看得见新民的土城墙。可他还是不回来。妈，他是不是看我老了，不想要我啦？张学良记得，妈说着说着就哭了。
张学良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爸”，张作霖猛地回过身，一指门外，滚！都给我滚！张学良吓得心里一激灵，鼓了鼓勇气，说，爸，妈病了，病得不行了，你去看看她吧。张作霖扫了张学良一眼，皱了皱眉头，又来烦我！你们能不能不来烦我！啊？去吧，家去吧。张学良哭着离开了张作霖，那一刻，他恨死了张作霖，如果手里有枪，他会毫不犹豫地给这个无情无义的父亲一枪。张学良蜡像
这话说过不久，赵春桂就病倒了。汤儿药的喝了几个月，眼见着人越来越瘦，气也越喘越粗，最后，连炕都下不来了。张冠英哭着对张学良说，弟，妈不行了，你赶紧进城去找爸，让爸来见妈最后一面。张学良看看躺在炕上的妈妈，赵春桂点点头，眼中又有了泪水。张学良马上换了衣服，匆匆进城。 在此之前，张学良只去过一次奉天。是妈妈让他去的，说是家里快断顿了，让他找爸要钱。他随着一辆拉粪的马车进的城，初冬的早晨，寒凝大地，张学良的脸冻得像个青萝卜，狗皮帽子的帽耳上全是白花花的清霜。那粪车污秽不堪，虽说天冷，逛荡不出汤水，张学良还是弄了一身大粪味。按照妈妈的讲述，张学良找到了张作霖的住处。门口两个高大的卫兵，挺着两把上了刺刀的长枪，往里看，还有机枪对着门口。张学良把袖着的两手拿出来，挺挺胸，径直向门里走去。卫兵把刺刀一横，拦住张学良的去路，站住！干什么的？像听到一声炸雷，张学良吓了一跳，怯声说，我找我爸。卫兵歪着嘴笑了，你看我像不像你爸？张学良生气了，我真是找我爸，我爸叫张作霖。两个卫兵互相看了看，一齐大笑，一个说，这是第几个认爹的了？另一个说，滚！小叫花子！说着，刺刀冲着张学良的脑袋就刺过来，把张学良的狗皮帽子挑出有一丈多远。张学良哭着回了新民，一路上把张作霖骂了有几十遍。 有了那次的教训，张学良离家前，把最好的衣服穿上，还带了一块银元，准备关键时候使用。妈妈总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给你爸看门的都是小鬼。 张作霖此时已租下荣厚的公馆，社会形势也不像刚入奉天时那么紧张。门口的卫兵只有一个，盒子枪装在枪套里，在屁股后边颠了颠地悠晃着。张学良此次没费什么周折就见到了张作霖，张作霖正在房间里大发脾气，杯子碟子的碎片撒了一地。汤玉麟几个人低眉顺目地站在一旁，连大气都不敢喘。张学良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爸”，张作霖猛地回过身，一指门外，滚！都给我滚！张学良吓得心里一激灵，鼓了鼓勇气，说，爸，妈病了，病得不行了，你去看看她吧。张作霖扫了张学良一眼，皱了皱眉头，又来烦我！你们能不能不来烦我！啊？去吧，家去吧。 张学良哭着离开了张作霖，那一刻，他恨死了张作霖，如果手里有枪，他会毫不犹豫地给这个无情无义的父亲一枪。 张学良走后，张作霖突觉有些闹心，他让人喊来包瞎子。包瞎子名包秀峰，是张作霖的军师，也是他的算命先生。遇有什么把不准的事，他都让包瞎子先给算算。包瞎子知道张学良来过，他猜想，如果不是赵春桂病危，张学良不会急急地跑来省城。包瞎子翻了翻白眼，很专业地掐算一番，说，大帅，卦相不吉，嫂夫人怕是不久于人世矣。听了这话，张作霖吓了一跳，不能吧，她才三十八岁，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哪能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四个月前，张作霖在奉天见过赵春桂。赵春桂带着六岁的张学铭来找他，爬冰踏雪的，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奉天。进城门时，天已经全黑了，模模糊糊地看见城门上好像吊着些东西。赵春桂凑近一看，原来是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瞪着黑森森的眼睛，狞笑地看着她。赵春桂吓得一声惊叫，几乎跌坐在地，抱着张学铭就往城里跑。到了张作霖住的地方，张作霖没露面，却让卫队长祁老号把她们领到大南门里的一家客栈住下。祁老号告诉她，城里在闹革命党，天天死人，不是革命党把清兵杀了，就是清兵把革命党杀了。祁老号说，大嫂你千万不能说是来找张作霖的，现在想杀他的人多了去了。赵春桂心悬起来，那他不要紧吧？祁老号说，那就要看是谁坐天下了，要是革命党，咱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大哥说了，是死是活就赌这一把了，反正不是他通吃咱，就是咱通吃他！
赵春桂的出殡在新民县可称空前绝后，奉天各督抚衙门的大小官员，张作霖七个把兄弟及所部连以上军官，日本、俄国、美国、英国、意大利的驻奉领事、商务代办都赶到了新民。杏核店胡同前车水马龙，人潮汹涌，看得附近的居民都傻了眼。有的说，赵氏虽说走得早了点，可这番风光也足够她受用了;也有的说，这张作霖官当大了，死个媳妇都这么惊天动地的，份子钱怕也是收了老了鼻子了。偏巧这话让张作霖听见了，张作霖走过去，拍了拍那人的肩膀，手不是很重。说，你这人应该是个人才，能比别人想的多，等事情办完了，你去奉天找我，给我记账，我收一笔你记一笔。张作霖一脸正经，话也说得和和善善的，可那人听了顿时尿了裤子，磕头如捣蒜。 这件事传到张学良耳里时完全变了样，说张作霖听了这话后，把那多事多嘴的人一脚踹进下屋，拿他的脑袋当靶子，用收来的银钱一块一块地砸过去，直到把那人活活砸死。张学良把这事跟卢寿萱说了，卢寿萱说，道上传你爸的事多了去了，真的假的都有，你别信。张学良固执地一摇头，坚定不移地说，我信！ 赵春桂被葬在了锦县东北距县城78里的驿马坊。抬棺进墓地时，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几人换下了脚夫。在八角台干保险队时，他们就认识了赵春桂。那时候的赵春桂，还是一个羞涩的小媳妇，见人话不多，总是先笑后说话。哪个兄弟有了头疼脑热，她汤了面的像伺候张作霖一样尽心。汤玉麟脾气不好，每次与张作霖有了口角，都是赵春桂来调解，来陪不是。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弟妹面子，别跟那活驴一般见识。抬棺下墓后，汤玉麟又想起了这句话，他捧起一把土，扬在赵春桂的棺上，声音哽咽，弟妹啊，咱兄弟现在混好了，有前程了，你倒走了，苦命的弟妹，你连一天福也没享上啊！墓地里一片哭声，张冠英、张学良已哭成了泪人。赵春桂的母亲哭着哭着，突然一头向张作霖撞来。张冠英和张学良忙将老太太拉住，老太太指着张作霖就骂，你称心如意了吧？没有碍眼的了是吧？我早知道闺女跟了你，没个好！怪我没拦住她啊！闺女啊，你把妈一块带着去了吧！张作霖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张学良扶着姥姥，看着张作霖，毫不掩饰目光中的怨恨。 安葬完赵春桂，张作霖在墓地的门房住了一天一夜。张学良想知道他在里边捣什么鬼，可见不到他的人影，也听不到他的声音，门和窗都关得紧紧的。卫队长祁老号守在门前，像一尊门神。第二天早上，张作霖走出门房，眼睛里布满血丝，一只腿好像瘸了。他走到张学良身边，一边揉着那条腿，一边说，小六子，你记住，我死后，你就把我埋在这里。 听了这话，张学良感觉一痛，眼泪几欲夺眶而出。心里半苦半酸地喊了一句：你妈拉巴子的，你总算说了句有人味的话！
土肥原贤二为什么一定要炸死军阀张作霖?
说起发生在1928年6月的暗杀张作霖事件，人们都知道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直接策划的。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土肥原贤二。
1912年11月，土肥原贤二从军校毕业后，曾短暂任职于陆军省参谋本部，次年，他就被派往北京，担任日本第二代“特务之王”、驻华武官坂西利八郎的副手，开始了长达30余年恶贯满盈的侵华间谍生涯。
“名师出高徒”。1928年，中国的土地上北伐军发起强大的攻势，东北的奉军节节败退。值此危急时刻，土肥原贤二受命出任张作霖“中华民国镇威上将军公署顾问”。如今，中国流行一句“顾问顾问，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的话语，但是，作为“顾问”，至少应该是“自己人”。但是，土肥原贤二并没有担任此职就成为张作霖的“自己人”。我手头查到1928年3月20日本陆军大臣针对他任职张作霖“顾问”而颁发的《训令》，其中第三条要求他：“在不影响本务的前提下，要尽力谍知奉天军势力范围内的军事、内政、交通、财政经济、地理资源以及列国势力等相关事项”。请读者诸君注意“谍知”二字，就明白此刻的土肥原贤二已经正式成为日本军方打入张作霖势力范围的间谍了！
当时，感受到张作霖越来越不听话后，日本方面有人主张在华北谋杀张作霖，但土肥原贤二认为难度太大，主张在东北下手。1928年5月20日，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决定退回关外，下达“总退却令”。翌日，他发表“出关通电”。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直接操盘，马上启动谋杀计划，选择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地点皇姑屯，要用炸药炸毁张作霖专列。
就在这时，土肥原贤二打来电话询问事情进展情况。河本大作详细介绍了地点、专家、参加人员，并说：“为了转移社会舆论，找来了两个吸吗啡的游民和一位老百姓，一旦事情完结，将他们处死在爆炸现场。”河本大作半开玩笑地说：“您是帝国谋略家，请对我这个新手不吝赐教。”土肥原贤二倒是也不推辞，直接告诉他：“为防万一，你要事必躬亲，尤其要对使用的三个中国人加倍防范。”
更为关键的是，6月3日夜晚，土肥原贤二亲自到车站为张作霖送行，然后将张作霖所乘车厢的号码用电报密告给河本大作，结果使这次爆炸的命中率百分之百！可以这样讲，没有土肥原贤二最后这一准确情报，河本大作策划的暗杀张作霖计划或许不能够成功！
据土肥原贤二当年在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的同班同学、后来担任奉天商议会议所副会长的菅原宪亮战后在《回忆土肥原大将》一文中说：尽管土肥原参与了这起事件的策划，但张作霖被炸死的几天后，他不仅眼含热泪，身着素装，出现在张作霖长长的送葬行列中，还亲自向当地警方以及蒙在鼓里的日本领事们提出抗议，驳斥街头流行的有关日本关东军炸袭张作霖的传闻，让他们不要轻信谣言……
张作霖财产 东北王张作霖究竟多么有钱
一个人政治上的崛起往往伴随着经济上的发迹。张作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卒一路攀升到割据一方的“东北王”，他本人也就从不名一文的穷小子一跃而成为北洋时期首屈一指的大富翁。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所列财产表(基本相当于现在的《福布斯》排行榜)显示，北洋时期， 71个官僚军阀要人私产总额达63000万元，而张作霖个人则独占5000万，高居榜首。那么，从1902年接受清廷招抚到1928年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在短短的26年时间里，张作霖到底积攒下了多少家底，他又是如何获取到这些巨额财富的呢？
北洋首富到底有多少家产？
张作霖到底有多少财产，说法不一：《民视日报》的统计是五千万元，但还有人说是九千万元，更有人说高达一亿元。对于这些具体数字的准确与否，我们无从考证。事实上，即使是张作霖本人恐怕也很难知道自己的财产确数。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星的历史资料来推测这个富有的军阀到底富到什么程度。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张作霖时期，东北是独立于关内的，作为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上他就是东北地区的土皇帝。所以，对张作霖来说，个人私财与公共财富往往是很难区分的，本文只能从社会认可的张家私财做个约略的统计。张作霖与儿子
房产。早在中安堡时期，张作霖就修建了一座算得上很有规模的民宅。 1905年，他又于新民府购府宅一栋。 1916年，在奉天城刚刚站稳脚跟，张作霖就于大南门里荣厚老宅基础上建起三进四合套宅一座，宅院以王府规格为基准，雕梁画栋，十分豪华。此后，随着权势的升迁，他又先后在东院营造了中西合璧式小青楼、罗马式大青楼。在院外修建了帅府办事处、边业银行楼，在奉北修建了北陵别墅，在商埠地五经街一带，为五夫人寿氏、六夫人马岳清盖了豪华的三层洋楼各一栋，北京著名的顺承王府也是张作霖的房产，买下它花费七万银洋。到张作霖被炸身亡时，他的房产不仅遍布东北各地，在北京、天津等地也购置了一些别墅、公馆，像电影《南京！南京！》中拉贝先生的办公楼就是用张作霖四夫人许澍旸在天津的公馆作的外景。
据1949年沈阳市房产局户籍科的不完全统计，仅在沈阳市内的张家房产即有楼房10余栋，平房409间。
地产。张作霖在北镇有土地1100余垧，在黑山有土地500余垧，在通辽西有荒地12.6万垧，在辽河岸边有荒地4.5万垧，在黑龙江一面坡有地近2万垧。上世纪20年代，东北北部地区交通条件好、土质肥沃的土地，市价每垧均在50元以上，以最低50元计算，这20万垧土地即价值千万元。张作霖的这些土地并不会闲着，而是租种给农民。当时地租一般每垧1石至2石。我们姑且按1.5石算，他的这20万垧每年就可收租30万石，每石合460斤，30万石即13800万斤。
银行存款。1925年底郭松龄反奉时，日本人曾调查过张作霖的财产。“查得张作霖于奉天以外所存之现款，即朝鲜银行四百万，正金银行二百万，又在天津一千万，上海汇丰银行一千万。”“奉天‘满银’、‘正隆’两银行所存奉票当在百万元，百五十万元之数。”鉴于日本发达的情报系统，我想这组数字应该是准确的。仅从这几家银行即可看出张作霖的存款，也就是流动资金至少在两千八百五十万元以上。但这仅是以张作霖个人名义的存款，恐怕还会有不少以夫人、子女名义的存款吧。
实业。张家在东北各地开设了三畲连锁商号，行业涉及典当行、粮栈、油坊等，分布范围则遍布东三省，大大小小有几十家之多。
张作霖先后以自己或张学良名义投资的矿厂有：八道壕煤矿、鹤岗煤矿、中兴煤矿、西安煤矿、复县复州煤矿、兴城县榆树沟煤矿、兴城富儿后沟煤矿、阜新煤矿、蛟河奶子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奉复印刷石矿公司、永兴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海城大岭滑石矿、集安县马宝州金矿、铁岭县东牧养正砂金矿、兴城县和凤城县的5处锰矿、岫岩县的钢玉石矿等等。
张作霖投资或入股的工商企业还有：大亨铁工厂、大冶铁工厂、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宁古塔发电所、恒源丝厂、肇新窑业公司、奉天纺纱厂、八王寺汽水厂、惠临火柴公司、大昌兴军衣庄、魅祥畲军衣庄、魁盛祥军衣庄、奉天东方粮栈、奉天强华公司灰铺、天津恒源纺织有限公司、中日合办兴发公司等等。
除此以外，张家还有一些夫人、子女或亲信名下的房产、土地、商号，这样的财产有多少，恐怕张作霖自己也说不清楚。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散存于其他资料中的数字找到一些佐证。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准备南逃大连，以27辆汽车满载着金银财宝，送日本南满站货栈保存。“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私产仅被日军抢取的金银一项，就价值2. 5亿元，而张学良主政东北不过三年时间，因而大部分都应该是张作霖时期积累下来的，从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张氏父子个人经济实力已强大到何种程度。
张作霖最对不起的人 原配夫人赵春桂被他抛弃
军阀张作霖生于乱世，读书很少，有胆有谋，对待兄弟和日俄的霸道与大气人所皆知。但是，其一生为人诟病的，是在原配夫人面前，做了一回陈世美。
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春桂，虽是农户家出身，倒也自小殷实，因此眼界并不低。虽然长到嫁人的年纪，却不肯将就，说要可着自己的心来挑。
只是没想到，挑着挑着，偏就挑了个刺头儿。这个刺头儿好赌，靠碰运气谋生。这一日，他因欠了赌债被绑起来胖揍，不叫疼不叫饶，反倒仗着几根硬骨头，大叫大骂：“妈了个巴子的，你们有本事打死我！”
也是巧合，赵春桂的父亲赵占元偏就打此经过，见这小伙子个子不大，脾气不小，在一群人里倒显得峥嵘，或可成大器。于是上前劝阻，说是愿意代替这小伙子还上赌债。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张作霖有个出了名的毛病 爱认干爹干妈。于是，眼前的这位赵占元，也就成了他的干爹，之一。
谁道乡间女子无情梦？赵春桂在田间地头、针头线脑里数日子，也没少幻想自己心目中未来的英雄丈夫。他一定不能像爹那样木讷死板，也不是田里那牛一般埋头苦干的壮汉，他是一个 总得有那么点不同吧。
父亲带回来的张作霖，眉眼桀骜，不恭也不逊，硬生生地、不容分说地，就闯进了春桂的心。这个男子，倒真是有那么点不同。
干爹赵占元或许和干儿子张作霖，还真有那么点儿缘分，因为他也爱赌。但他不赌钱，他赌人，赌捡来的干儿子有振翅之日。他想把自己的二女儿春桂嫁给这小子。但是家里的其他人不答应，尤其是其妻黄氏和娘舅，认为这捡来的儿子无家无业。
年轻的张作霖呢，兴趣也不在姑娘。他还在赌，赌钱，赌自己能发迹。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作霖的机会到了。他只身去田庄台投靠清朝的毅军，拼得就是一条不知深浅的命。不久，就“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这时，他又开始想春桂了。妈了个巴子的，老子不能临死还没搂过姑娘！
而这一年，春桂已经 21岁，在乡里，就是个异类，是一枚超级“剩女”。终于，她等到了张作霖摇身一变的回来。这次，赵家也同意嫁女了。
蜜里调油的日子没多久，张作霖旧习复发，又开始赌，并且还动手打人，被对方以通匪的罪名告上了县衙。还亏得是岳父赵占元花钱疏通，把他给保下来了。
妈了个巴子的，说老子通匪不是，老子真就落草你能怎样？对于要入匪列的丈夫，春桂是坚决反对的。但平常那个还算听话的丈夫，就像个倔驴一样，好说歹劝都不成，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剩下春桂在娘家的救济下，靠做着缝补活计，养着刚出生的女儿首芳。
一天，一个远方亲戚来赵家哭诉，说是自家的媳妇被土匪董大虎绑架了，而负责看管肉票的就是张作霖。这下子，春桂真坐不住了。她抱着刚满月的女儿去找丈夫，又哭又骂。“你走就走我也没说啥，你怎么又欺负人欺负到我家。”本身就对妻子有愧的张作霖，听话地把肉票放了。不过董大虎那里他也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带着几个兄弟另起山头。而春桂，则陪着他在北镇、广宁、黑山、彰武一带的深山老林中出没。
那个年头，东北内有土匪抢劫，外有沙俄侵扰，老百姓们需要本事人守家护院。1900年，老丈人赵占元出资，在赵家庙帮张作霖成立了一个保安队。张作霖收钱办事，专门对付打家劫舍的，先后有二十多个村子都请他的保安队来管理地方治安，一时间声名鹊起。
一个冬夜里，沙俄买通惯匪偷袭保安队。在张作霖弟兄们的拼死保护下，春桂带着大女儿首芳坐上马车逃出重围。之后的日子，皆是颠沛流离。
白马啸，西风里，还听得到几声女人的闷叫。这是第几次逃命了？临产的春桂卧在马车上狼狈地想。肚子里的娃娃，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就急着出来了。这孩子的一生，恐怕也是要流离奔波。
离乱里，日月依旧。当张作霖第一次见到大儿子，都已经是1902年了。因为保安队在赵家庙拼出来的名气，张作霖又扩大队伍在八角台镇为乡绅们看起了家院。经过多次逃命和马车上分娩的春桂，意识到这样还是不安稳，乱世里必须有个稳定的靠山，就劝丈夫投靠朝廷。
没有门路可以自找门路。于是，张作霖带着弟兄们劫持了奉天将军的沈姨太，逼着朝廷帮他实现“归顺大计”。
从地方刺头儿的媳妇，到绿林大哥的女人。春桂对自己的身份转变适应得很好。她是个弟兄们眼里的好大嫂。张作霖的臭脾气一上来，就是磕头的兄弟也要拔枪，好几次都搞得自家人剑拔弩张，最后都是由春桂这么个女人劝下。
春桂对内是丈夫的贤内助，对外还能帮老公化敌为友。1908年，已经当上统领的张作霖奉命前往辽西剿匪，和奉系军阀吴俊生发生摩擦，差点儿就要火拼。还亏得是春桂，主动与吴的妻子曹氏结为姐妹，用温柔的枕头风化解了一场刀光剑影。
作霖官生脾气涨，春桂人老珍珠黄。尽管春桂与丈夫悲欢共，生死同，稳内安外，但无奈她这丈夫随着仕途升迁，开始喜新厌旧，纳妾娶新，不再凡事同她商量。发生口角后，也板着一张脸以老爷的面孔对她，仿佛忘了这是他当年求了几次，等上几年才娶到的美娇娘。又或者，当年依靠春桂娘家发迹，被春桂抱孩子上山大骂那一段，成了这个称霸东北的爷们心里的隐痛。
在第n次争吵后，春桂带着两个孩子要回辽西老家，而张作霖假装不知，“个爷们能被你这一哭二闹的降住嘛！”
与丈夫天各一方的日子里，春桂心里何曾没有反复忆起一个画面，作霖回来了，他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就像当年一有出息就赶回来娶自己那样。
早年的奔波与辛劳，加上对丈夫绝情的悲痛，还在壮年的春桂就病倒了。尽管后来张作霖派来了军医，但一个女人凉透的心，人间已无妙手良药可以回暖。
军阀张作霖绝色三夫人为何要出家当尼姑
张作霖接受朝廷招抚，偶遇卢氏，娶为二夫人。赵氏(原配)心里别扭，却不得不亲自张罗婚礼。卢氏过门后，姐妹二人相敬如宾。赵氏得病去世，死前将张学良姐弟三人托付给卢氏，卢氏待张学良姐弟视如己出。戴宪玉原为北镇县捕盗班头的儿媳妇，虽已为人妇，但由于尚未生养，身材仍如嫩柳般婀娜，草屋柴门不掩天生丽质，穷乡僻壤更见香艳惊绝。张作霖在偶然之中看见戴氏以后，竟如心头撞鹿，好一会儿不能恢复常态。连续多日茶饭无心，时常倚门望月，兀自发呆。义父杜泮林知道他的心思，劝他：“名花业已有主，还是不要做非分之想吧。”张作霖本想点头，却鬼使神差地摇了摇头：“我张作霖想办的事，还从来没有办不成的！”
杜泮林见劝止不住张作霖，只好硬着头皮去提亲。若是寻常人，去给人家儿媳妇说媒，就算不被乱棍轰出，也得挨一顿臭骂。但对杜泮林，小小的捕盗班头只得婉转地说：“若是小儿不在了，此事尚可商量，杜爷切莫再提此荒唐事，传扬出去，街邻会以为我们贪图钱财，送儿媳妇去巴结张大人。”杜泮林带话回来，有人说：“他不是说若是小儿不在了，此事尚可商量吗？干脆把那小子毙了，事不就成了吗？”张作霖笑着说：“小老儿可不是这个意思，义父，劳烦您再走一趟。”杜泮林再去时，带去白银两千两，对捕盗班头说：“张大人也知此事荒唐，于你家脸面上很不好看，这样吧，这些银两你拿着，远走他乡，有了钱，你儿子什么样的媳妇娶不上？”捕盗班头本就知道惹不起张作霖，想想杜泮林的话，觉得也在理，便半推半就地应允下来。
戴宪玉新婚不久，本想守着夫君，淡泊从容、波澜不惊地过日子，没想到竟半路杀出个张作霖。对张作霖，她也时有耳闻，民间都传他土匪出身，杀人如麻，想必也是个满脸凶相、满肚子恶屎之人。张作霖来送聘礼那天，戴宪玉在里间隔着门帘偷偷地看了张作霖一眼。这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个眉清目秀、一脸斯文的青年军人就是张作霖？怎么会是他，怎么可能是他？几天前，戴宪玉正在街上行走，一匹浑身雪白的马从她身边飞驰而过。马上骑着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军人，那军人回头看了她一眼，又掉转马头，在她的身边兜了一圈。戴宪玉记得，她好像对他笑了笑。她从小就喜欢军人，尤其是一身威武之气的军人。当时她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一笑，勾住了张作霖的魂，使自己注定要与烦恼为伴。
乍听夫家要把自己另嫁他人，而且还是作小妾、三姨太，她很生气，及至见了张作霖，认出他是那个骑白马的军人，心里才稍稍觉出点欣慰。张作霖并没有马上把戴宪玉娶进府内，而是找了个僻静的小院，金屋藏娇。戴宪玉也并不急着进府，蜜月里的生活使她终日感觉像浸泡在蜜水里。张作霖只要有时间，就会陪伴在她的身边。脱下戎装、解下军刀的张作霖更像是一个体贴入微的如意郎君。她依偎在他的怀里，感受着他的轻抚，幸福得常有要昏厥的感觉。然而，刚刚过了四个月，当她终于坐进张作霖的花轿，抬进张府的却不只她一个人。张作霖曾告知她，还有另一位佳人与她一同进府。
戴宪玉得罪张作霖兄弟
1908年，张作霖奉命征伐蒙古叛军，戴宪玉随侍军中。随着战事进展的不利，张作霖心烦意乱，与她在一起也很难有开心的时候。她心里生气，不敢哭，也不敢闹，怕惹得张作霖更心烦，只能把委屈憋在心里。一天，巡防营总理陶历卿来到戴宪玉的住处，询问是否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戴宪玉本就窝着满腹恶气，听陶历卿这样说，气不打一处来，指着陶历卿的鼻子就骂起来，什么解气说什么，什么难听骂什么。陶历卿一忍再忍，最后实在忍无可忍，拿起桌上的茶杯便摔在地上，指着戴宪玉说：“我跟雨亭闯天下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狗窝里趴着呢！你跟我耍什么威风？老子还不伺候你了！”陶历卿说完，愤愤离去。戴宪玉惊立半晌，好一会儿才哭出声来。张作霖回来后，戴宪玉把受陶历卿辱骂的经过添油加醋地学了一遍，最后说：“你养的狗都朝我龇牙了，今天你要是不给我出这口恶气，我不活了，省得你们谁见谁烦！”张作霖被缠不过，只好说：“好好好，你放心，我找他给你出气去。”
张作霖来到陶历卿房间，陶历卿正在收拾行装。张作霖问：“你干吗？要走？”陶历卿说：“我得罪了三夫人，呆下去也没啥劲了，与其被人撵走，还不如自己走了好。”张作霖说：“咱们兄弟一场，从辽西到漠北，血里来刀里去的，你真要离开我？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老婆没了，可以再娶，好兄弟失去了，可就再也找不到了。”戴宪玉见陶历卿仍留在营中，又找张作霖哭闹不休，见戴宪玉死了心非要撵陶历卿走，张作霖发火了，说：“我告诉你，他们都是我过命的弟兄，就是没了你，也不能没了他们！”戴宪玉如闻霹雳，呆呆地看着张作霖。1914年，张作霖重用陶历卿升到军务课长之位。戴宪玉听说后，又跟张作霖闹了一场。只不过没有眼泪，而是满面冰霜，怒目相向。
张作霖狠心枪决妻弟
戴宪玉有个弟弟，在张作霖的卫队旅当卫兵，1915年冬天，戴宪玉的弟弟喝醉了，把街上的路灯全部射碎。张作霖闻听大怒，下令立即将戴弟枪毙。卫队长没敢马上动手，而是悄悄地将戴弟关起来，准备等张作霖消了气，再去求情。戴宪玉听说弟弟闯了大祸，心急如焚，她本想当即去找张作霖，求他收回成命。卫队长劝她，大帅正在气头上，不如等几天再说。
几天后，张作霖偶然来到西院，忽听一间房里有人哭泣，近前一看，哭的人竟然是戴宪玉的弟弟。张作霖暴跳如雷，拔出枪就要枪毙卫队长。卫队长无奈，只好编排说，三夫人有话，让枪下留人。张作霖一听，更加怒不可遏，下令立即将戴弟就地枪毙。戴宪玉闻讯后，疾步来到西院，见了张作霖就跪倒在地，说：“我知道弟弟犯了不可饶恕之错，我也没脸求大帅手下留情，可我父母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让我照顾好弟弟，若是弟弟真因为此事丢了性命，我怎么去见我那已是风烛残年的老父老母啊！”张作霖说：“我饶了你弟弟，你可以去见你的父母了，可我呢？这个混蛋狗仗人势，把一条街上的电灯都给打碎了，我若是饶了他，我怎么去见奉天城里的老百姓！你不要再说了，说也没用，卫队长，执行！”卫队长再也不敢违令，领着人便将戴弟从小房里拉出来。一声枪响，戴宪玉大叫一声昏倒在地。
戴宪玉遁入空门孤苦离世
经过这场变故，戴宪玉性情大变，一点小事都能让她大发雷霆。帅府的下人都躲着她。孤独的生活，心中难已消除的苦痛，让戴宪玉心情极其恶劣，找个机会就想发泄一下。戴宪玉爱清洁，房间里从来都是一尘不染，她最讨厌别人弄脏她的房间与衣物。一次，丫环为她斟茶，不小心把茶水溅到她的身上，一件月白色的新衣被染上茶渍。戴宪玉暴跳起来，用掸子将丫环抽得遍体鳞伤。
丫环的哭声传遍帅府，张作霖认为戴宪玉如此责打一个丫环是给他看的。张作霖冲到戴宪玉房前，一脚踹开房门，指着戴宪玉大骂。戴宪玉回敬了几句，张作霖气极之下，说了绝情的话：“你不愿意在家里呆，就他妈给我滚！”第二天清晨，戴宪玉一个人悄然离开帅府，来到奉天城南的一个尼姑庵，要求皈依佛门，削发为尼。老师太问明戴宪玉的身世后，不敢做主，派人告知张作霖。张作霖听后，沉吟半晌，说：“出家行，不许落发。”戴宪玉听老师太传达完张作霖的话，拿出剪子便将一头青丝割去。从此，一代佳人落寂古庵，终日与青灯为伴。一年后，戴宪玉病逝，终年31岁。自此，张作霖每每路过古庵，总是快马加鞭，一冲而过……
张作霖的财政改革 下令废除奉小洋票本位
为了积累和其他军阀抗争用的财富，1917年5月，张作霖起用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对财政队伍全面进行改革，将工作不力的税捐局长尽行撤换，改变了以往各县知事与税捐局长虚报、贪污的积弊；规定各税捐局，都有明确的指标、年额，凡是收税超额完成定额指标的，按规定提取若干成作为奖金；下令废除“奉小洋票”本位，改为“奉大洋票”本位，“奉大洋票”与全国通用的银元货币单位统一，与日本正金钞1元相等，从而防止了钱商从兑换差价中牟利。
张作霖(资料图)
经过大力整顿，东北的财政发生了相当的好转，还清外债400万元，省库存还余1100万元，这让张作霖觉得财政危机四伏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此后，张作霖利用积累的财富组织军队，和其他军阀集团混战不已。十年后，在张作霖终于能控制北京时，却发现多年的穷兵黩武财政危机比以前更甚：于是滥发纸币，东三省官银号的基金挪用一空，致使5亿元奉票顿成废纸。财政困难日甚一日，各机关的薪俸不能按月发放，搞得张作霖只得裁员，为了稳住军心，他只能硬着头皮说：“希望大家在国家艰难的时候，有卧薪尝胆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我开始和大家共勉，待大局安定，国家一定论功行赏。”可是，这时的张作霖再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挽救局势了。
张作霖如何发迹成霸主 张作霖怎么当上东北王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天。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2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8路40营，1909年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27师，张作霖任该师师长。如果因此以为张作霖是个行伍出身的军人，那就错了，对于他的身世和发迹，还须细细道来。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于奉天海城一个小商之家。14岁丧父，后投奔外祖父。但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且嗜赌如命，结果一事无成。他读过几天书，做过卖货郎，当过流浪儿，也曾入清兵营当过兵。20岁时，有幸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之女，住到了岳父家。
婚后过了一段时间，赌瘾发作，便去弄钱参赌，结果输多赢少，还结下不少仇家，最后只好串联了十几个散兵游勇和地痞无赖，结为一帮，当起土匪来。不到半年，张作霖手下已扩充到四五十人。
另一匪首金寿山，势力比张作霖大，想把他的一帮招收归己，但张作霖不干。金寿山便突袭张作霖，张作霖狼狈逃往八角台，八角台的匪首张景惠接纳了他，因赏识他的才干，还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他。不久，张作霖与另一匪首汤玉麟结成绿林伙伴，势力不断扩充，成了辽西一霸。
张作霖虽然当上了匪首，但深知难成大气候，所以时时寻找机会招安，企望将来能在军界政坛一展宏图。
1902年，机会终于到来，清朝将军增琪家眷路过八角台回奉天，张作霖与汤玉麟商议，将增琪老婆一行中途劫夺，押解到新立屯，好生招待。增琪老婆大惑不解，只求饶命，张作霖却下跪道："张作霖冒犯夫人，你老多多海涵。我们是八角台的大团，是保境安民的，夫人有何吩咐，在下愿为效命。"增琪老婆安下心来，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奉天，我一定向增琪将军建议收编你们。"
张作霖立即称谢，第二天派人护送增琪老婆上路，平安到达奉天。增琪老婆将此事告之，增琪亦为之动容，奏明朝廷，将张作霖的部众收编入省巡防营，张作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从此，张作霖由匪首一变成了清朝地方军官和堂堂营官。
1909年，奉天军队改为中、前、左、右、后5路，张作霖升任中、前两路统领。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27师，张作霖升任该师中将师长。除27师外，当时奉天还有冯德麟的28师，而奉天督军则是段芝贵。
张作霖早就想赶走段芝贵，独霸奉天。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声讨。段芝贵是帝制的积极支持者。
张作霖与冯德麟密商，彼此配合，用威逼恐吓手段将段芝贵赶走。冯德麟先让军队在夜间在城内放枪，然后张作霖亲自跑到督军府告诉段芝贵说，冯德麟把28师开过来，要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吓得浑身发抖，恳求张作霖想办法。张作霖劝他出走。段芝贵立即电请中央到天津养病，并从银行取出公款200万及军火若干，调专车离奉。
张作霖即致电冯德麟，让他派兵拦截，没收了段芝贵的公款及军火。段芝贵到北京后，大骂冯德麟是土匪，当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并推荐张作霖作奉天督军。于是，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任冯德麟为军务督办。驱段是张、冯的共同行动，冯德麟还出了大力，皆因他唱黑脸，张作霖唱白脸，结果督军一职让张作霖捞去，他当然不甘心，两人又开始了明争暗斗。
张作霖曾进京，着旧式衣冠觐见溥仪，偷目四觑，觉得大清皇家威仪不过尔尔。溥仪见他贼目兮兮，心中不悦，略致数语而退，对近侍说："这小子目光炯炯如贼，殊失臣下礼！"张作霖闻之大怒，对人说："这小子已属平民，还摆什么臭架子！"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复辟。张作霖得知后，便与谋士袁金铠商量，决定让冯德麟以奉天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北京与张勋接洽。
张作霖的打算是，若复辟成功，自己是有功之臣;倘若失败，便把责任推到冯德麟身上，正好除去一个心腹之患。冯德麟不知是计，欣然前往。结果，张勋复辟失败，张作霖马上发电拥护共和，而冯德麟在京则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职罢官。张作霖假意为他说情，替他在北京谋了个总统府军事顾问的闲职。张作霖控制了冯德麟的第28师，独揽了奉天大权。
之后，张作霖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与段祺瑞相勾结，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他的权力又提高了一步。张作霖与吉林督军孟恩远素来不和，为了让奉系掌控全东北，他千方百计促使北京段祺瑞政府罢黜孟恩远。1919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孟恩远赴京供职。孟恩远拒不服从调动。张作霖以武力相威胁，派军队分4路包围吉林。孟恩远的部将、吉林督军总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高士傧等军官，坚决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率吉军万余人集结在长春、农安、伊通一带与奉军对抗。
7月19日，日本驻军故意在吉军驻地宽城子挑起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日军即以此为借口，要吉军撤离长春三十里以外。吉军被迫撤出长春。接着，日本公使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段祺瑞立即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免职。
高士傧还想继续抵抗，但吉军中许多官兵已被奉系收买，不听指挥。孟恩远、高士傧不得不先后卸职，离开吉林。宽城子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张作霖不战而胜，赶走了孟恩远，夺取了吉林的政权，进而控制黑龙江，完成了称霸东北的事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独霸东三省，张作霖并不满足，他还想进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过在当时，直、皖两大军阀正在激烈争斗，他的奉系军阀，暂时还只能充当配角。
张作霖原来是追随皖系段祺瑞的，后来皖系声名狼藉，张作霖也见风使舵，加入反皖行列。尤其是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控制了西北地区以后，对奉系构成了直接威胁。于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张作霖与曹锟组织了北方八省反皖同盟。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声名狼藉，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7月13日，张作霖以张景惠为关内奉军司令，自己亲率大军入关，并发布《段檄文，指责段"排除异己，把握政权"，"弄权卖国，残民黩武"，"穷其罪状，罄竹难书"。7月14日，战争正式爆发。
张作霖:有识人用人胸襟亦有大智慧得人心作风
张作霖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军阀，虽然谋略敌不过吴佩孚，权谋敌不过段祺瑞，学问敌不过冯玉祥，纵横捭阖敌不过蒋介石，但他有一样可以超越他们，那就是他识人用人的胸襟。从土匪到大帅，肚量大，他善于收服人心。在所有的军阀中，谁也没他张作霖聪明，别人的聪明是小聪明，而张作霖的聪明是大智慧。
“英雄通病是轻儒”。张作霖却是反其道而行，他重用没有来历善于理财的王永江。他手下的武将不满王永江，到张作霖那里发泄。张作霖听完后大骂：“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得什么？给王岷源(王永江)牵马扶镫都不配！”王永江没让张作霖失望，在他的努力下东北的经济大幅度地增加，为张作霖进军关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穷不能穷教育”。张作霖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创立东北大学，不惜重金聘请一流教授到东北任教，教师的待遇在全国最高时，教授的薪水在360-800元大洋。而当时南开大学教授是240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300元，还常常欠薪。梁漱溟、章士钊、梁思成等都到东北授过课。张作霖为东北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这是其他军阀所没有做到的。
“给日本人的墨不能带土”。日本人为要张作霖在酒会上当众出丑，让他写字。以为张作霖是“土包子”写不了。不料，张作霖胸有成竹写了一个“虎”字，署名：“张作霖手黑”。秘书小声说：“大帅，你的落款‘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张作霖两眼一瞪，大声骂道：“妈个巴子，你懂个屁！谁不知道在‘黑’字下面加个‘土’念‘墨’？我这是写给日本人的，不能带‘土’，这叫‘寸土不让’！”日本人听了张口结舌。
“活用历史”。郭松龄倒戈失败后，张作霖为缓和他的下属关系举行了一次宴会，席间，副官抬进来一只皮箱报告说：“报告大帅，这只箱子是从郭鬼子(郭松龄)军部搜出来的！”张问：“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副官答：“这箱子里装的全是我们城里人私通郭鬼子的密件和信函！”张作霖环视四周，满脸怒气地说：“竟有这样的事，好大的贼胆！”然后又笑着说：“算了，算了。既然郭鬼子已经死了，事也就算了，其余的一概不究了。把箱子抬出去烧了吧！”
“敢是骂谁？”。张作霖常常骂人，但是他对重用并有所依赖的王永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站起来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胡适听道后说：“这个故事很美。”
“重情重义”张作霖最初任命王永江为警务处长，张作霖早年的绿林兄弟冯麟阁看不起王永江，张作霖不给他做主，汤玉麟则脱离奉天干起了土匪的老本行。张作霖过生日请戏班演戏，其中有一出关于关羽和张飞的《古城相会》，张作霖泪下说：“人家兄弟失散了还能相会，咱弟兄一去就不回来了！”汤听这话大为感动，自己跑回来。胡适听说后，在日记中喟然叹曰：“老张宁愿自己的老弟兄造反，而不肯减轻他对王永江的信任，这是他最不可及之处。”
“来真的”。二次直奉大战的前夕，张作霖动员令：“今儿个，咱们就说大实话：前年夏天，咱们跟吴某人(吴佩孚)老小子干了一仗，大家还记得吧。”军官们都低头不语。“嗯，丢人的事都记在我账上，你们别抹不开。眼下，姓吴的又找茬了。你们说说，该咋办？”会场上群情激愤，振臂高呼“打”。“好，打。咱们丑话说在前面，这回许胜不许败。胜的，升官得奖;死的，多给恤金;败的，军法论罪。我说话算数，你们好好合计合计，我的话完了。”
“赎绑票者一律枪毙”。二次直奉大战后，张作霖率领奉军入驻北京，地方官员说城乡绑匪太多，要求张作霖肃清匪类。张作霖听后，大笑道：“妈拉巴子的，治匪还不容易！”他下令四处张贴布告：凡赎绑票者一律枪毙！开始，人们不解，都骂张作霖，你不去剿匪，而是杀受害者，连绑匪都不如。而土匪们见到这份布告，一下傻了眼：我们绑票，不就是为了弄钱嘛，这一下，断了财路，还绑票干嘛。张作霖的这一妙计竟然让猖獗一时的绑匪绝迹了！
“手刃小舅子”。张作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不敢言。张作霖知道后说：“把他给我毙了。”无人敢执行这个命令，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
“关张学良紧闭”。张学良是独立第三旅的旅长，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听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叫来张学良破口就骂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最后，关张学良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护犊子”本能。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全线溃退，只剩张学良所辖队伍全身而退。但是战场纷乱，张作霖远在军粮城，听说张学良从马上摔下来了生死不明，担忧万分。张作霖麾下有一个会算卦的中校参谋，张作霖此时什么也顾不得了，急乎乎来到参谋跟前，扑通跪下咣咣给这个参谋嗑头，求人家给算算张学良生死安危。那个中校吓得尿都快出来了，这他哪承受得起啊，赶紧四脚着地，对着大帅对着嗑头。
“野心勃勃”。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在张作霖的心中，他这个大元帅比总统还要高一个档次。张作霖曾对张学良说过：“你将来要做李世民。”张学良反驳说：“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民。”
“天理人心”。晚年张学良说：“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帅府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人心”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明白昭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军阀张作霖处置操纵钱票 借开会处决9名银行家
从1920年9月24日开始，我在张作霖将军的领导下工作，用不健全的工具为法纪治安奋斗着。很多人做过我的上司，张将军是最好的上司。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加入了日军方面工作，日本人很喜欢他，从扶植他成为奉天省都督一职便可见一斑了。1922年，他第一次离开满洲参加北京附近的战争，但他的军队给吴佩孚打败了，他就将自己的军队撤退到满洲，并宣布东三省独立，现在的中国东三省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张作霖性情暴躁，他处置那些操纵钱票市价的本地银行老板董事们的手段，可作为一个实例。有一次他在沈阳召集会议，邀请了9个银行老板来开会。等这些人到了以后，张作霖给他们训话的坦率程度大概可成为世界纪录了：“我是很明白的，我想你们也和我一样明白吧，你们操纵了满洲钱票市价，发了大财，害死了农民和商人。
我以前曾经警告过你们，要你们负责，但是你们没有做到，现在你们就听我说吧：假使在你们的地位，做不到纠正这种投机勾当，那是你们的无能与罪过，所以你们是该死的。”5分钟之后，9个银行老板的头就滚落到张作霖院子里的地上了。许多年来，张将军有目的地作弄日本人，在许多次事件中，他利用他们达到他自己的目的。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将军通电讨伐张作霖想要迫使其下野(这种通电是中国的“政客”们所喜欢的)，并在同一天发动精锐部队，出长城向沈阳进发。
不久，郭部已迫近沈阳不远，日军动员起来了，他们增防沈阳铁路线，同时通知郭氏部队不得靠近南满铁路线20里之内，日本人传达的信息说，沈阳已牢牢控制在他们手里了。几天后张氏将部队整顿了一下，同时又让一师日军都穿上本部制服，两支队伍共同出击郭部。这一战他获得大胜，郭氏及其妻当即被捕并被执行了枪决。1926年，张作霖受日本人怂恿进犯北京，他在那里统治了两年。在这期间，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遍布全中国。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最初是共产党，后来是蒋介石将军的势力达到了济南。在济南，蒋氏的军队，遭遇了占据胶济铁路的日军的攻击。日军在济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
但这时的张作霖将军着急想回满洲了，留守东三省的张氏挚友吴俊升将军，也催促他回去。1928年5月19日，驻北京的日本大使警告张氏勿回满洲，但张氏还是毅然踏上了回沈阳的列车。5月31日，张作霖将军的东京特派员司温哈特紧急警告张氏万勿搭火车回沈阳，因为他已得到情报，张氏将在路上遭遇暗杀。但张氏对此谣传并不相信，并将这话告诉了日军司令部的一个官佐。那人笑着回答说，为了证明此行绝无危险，他本人可与将军一路同坐一节车到沈阳去。他们搭的是6月2日午夜从北京开出的一班车，我也在那车上，但我自己因为要在天津调查某项问题，所以到了那里便下车了。
日军当局请吴俊升将军在6月4日那天到沈阳车站南20公里外的地方去迎接张作霖。吴氏偕同几个幕僚准时去了，他接到张作霖，就和张作霖同车回沈阳来。火车将到沈阳前十分钟，那个同车的日本官佐站起身来，说要到隔壁房里去佩好戎装军帽(事后查明，他是跑到最后一节车厢里去了)。几分钟后，当火车穿过一座桥洞时，火车突然间爆炸，这辆搭着张作霖和半路上车的吴俊升将军的火车被炸毁了，死了17个人。张作霖将军受了重伤，几小时后也死了。日军是暗杀张氏的幕后操纵者，这是毫无疑问的。放置炸药的那座桥本来是中国士兵把守的，但在几天前却被日本兵接替了。张作霖将军死了，他的儿子张学良承继了父亲的地位，但他同情新中国革命，始终不听那位满洲军参谋长杨宇霆的劝告，而主张直接反抗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实现他们出兵入侵东北的计划就近在眼前了。
张作霖勉励军校学生:要什么都给 老婆不能给
东北讲武堂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培植军政干部的摇篮。某次学生即将毕业时，有人提醒他应前往致词。由于张作霖不擅演说，参谋们便拟好一篇讲稿，请他背熟了去讲。
毕业典礼那天，张作霖步上讲台，乍见台下黑压压一片，全场鸦雀无声，齐望向他，竟紧张起来，才背出开头一句：“作霖戎马半生，饱经忧患”，接下就忘记了。他只得硬着头皮，再重复一遍“作霖戎马半生……”，可下面还是背不上来。此时气氛尴尬，大家都为大帅着急。
僵持半晌后，张作霖突然破口大骂：“他妈的！我原来背得很熟，但看到你们，一高兴，竟都忘了！”接着走下讲台，绕着毕业学生走了一圈，频问姓名、频拍肩膀，嘴里也频频叫着：“好小子！”最后，他重登讲台，大声说：“我看到大家太高兴，许多要说的话偏想不起来。你们都是好小子，好小子就要好好干！你们毕了业，可以当排长，只要好好干，就可升连长、营长，以至于一路上去当团长。”
他还告诉毕业学生，只要不贪生怕死、肯努力，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要什么，他都可以给——但只有一样例外，“只我老婆不能给你们！”他慢条斯理地说。
讲到这里，全场欢声雷动，雀跃不已。
采访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 美国女记者宝爱莲
宝爱莲活跃于中国的日子，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了。她的名字对今日的每个人都是陌生的。她1921年抵华，1940年离开，其生活与事业，谈不上轰轰烈烈，所以中外典籍，对她罕有提及。但我们今日还是把她翻了出来，因为在中国新闻史上，她是值得记上一笔的。
单看她的芳名，第一印象，以为不是来自伶界，就是出身青楼。其实，她是地道的美国白人，本名叫ednaleebooker。若采用今日的普通话音译，大概可以叫艾德娜·李·布克。但她活跃在民国时代，那时的洋人若长居中国，无论是否通晓中国话，往往爱就着自己名字的母语发音，正儿八经取个中文名，而非随便闹个译音。熟谙中文的如福开森、司徒雷登，不谙中文的如端纳等，盖莫如此。因此，抵华后便拜师发蒙的booker，自然不能免俗，成了所谓“宝爱莲”。给她取名的是上海的一位老学究王先生，用的是吴方言读音，于是ednalee便读成了“爱莲”。假如是让京城遗老用标准官话来取名的话，其实是应读成“爱莉”的。
她初抵上海时，中华民国刚届十岁，无比稚嫩，她也同样的稚嫩。刚出校门，云英未嫁，连意中人都没有。至于新闻从业经验，说起来是在美国干过，其实也就是蜻蜓点水，完全不知深浅。但她好学，有激情，敢冒险，对中国怀抱无限憧憬与痴迷，不存偏见。终于，在春蕾初放的年华，就只身远航，不远万里来到申城，一头扎进了老男人垄断的上海报界。
今日传媒行业里，女性占了压倒多数。大学新闻系也几乎被女孩子垄断。但在她那个年代，报社里绝少巾帼的身影。所以，她进了上海美资的英文《大陆报》后，成了绝对的稀有动物，被同事戏称为“姑娘记者”(girlreporter)。
说实在的，宝爱莲天资一般，身为记者，对世界大事一知半解，对中国的时政与历史更是懵然不知。中文学来学去，入不了门。母语写作水平，看她写的书，也乏善可陈。她在《大陆报》的作用，就是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各种社交场合，从半醉男女的胡话里，捞到一些花边新闻，填塞报头报尾，借机也替自己物色结婚对象。当然，她的存在，极大地改善了《大陆报》办公室沉闷的气氛。
就是在这些社交场合里，她结识了出自上海名门的宋美龄，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兴趣开始转到了中国时局。
诚如英文谚语所说的，everydoghasitsday(每只狗都会有出头日的)，宝爱莲的出头日终于来了。1922年，中国北方出大事儿了。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为主宰中国而争斗，终至无可调和，准备开打。欧美媒体对此事非常关注，纷纷派员报道，而活泼好动的宝爱莲，主动担起了这任务，代表两家美国新闻机构赴前线采访。
宝爱莲天资虽一般，胜在行动力极强。她有美国姑娘的所有优点：独立，善动手，能吃苦，不怕脏，无娇气。她热爱户外活动，能跑，能跳，上得山，下得水，还是熟练的摩托艇运动员。所以，一说上前线，脱下晚装，蹬掉舞鞋，换上马裤旧衣，不管语言不通，不顾文化阻隔，挤上难民成堆的恶臭火车就走。这一点，中国女性要几十年之后才慢慢学到。
她从上海一路北上，先在奉天采访了张作霖、张学良，又在北京采访了徐世昌，然后南下洛阳见到了吴佩孚。这时，她的女性身份占到了大便宜，吴佩孚对她大有好感，又是明志，又是赠诗，最后邀她共赴保定府，到家里作客。所以，宝爱莲就以贵客的身份，在吴府内院勾留了多日，与吴太张佩兰同吃同住，状如亲人。在西方记者中，她是真正“深入”到中国军阀私生活里的唯一之人。而这段历史，在有关吴佩孚的所有研究资料里，竟然付诸阙如。
宝爱莲住进保定吴府未久，就等到了第一次直奉大战正式开打。她冒着枪林弹雨，第一时间赶到长辛店前线，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从战场退下时，她挤在伤兵堆里，眼看着一个个年轻生命在脚边死去。后来换了一列火车，整节车厢除她是活人，其余全是棺材，里头是一具具残损的尸体。
大战进行中，她采访了冯玉祥，又抽空往太原采访了阎锡山。她受枪击，受炮轰，遭赵倜士兵的伏击，无数次死里逃生。其勇气与职业精神，与任何一个男同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战结束后，她在保定采访了志满意得的曹锟。回途经天津时，又采访了将接替徐世昌的黎元洪。至此，中国北方的军政强人已被她一网打尽了，剩下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群雄了。于是，她又开始计划南下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直奉大战时，虽然战事发生在中国首都郊外，虽然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但实时新闻报道的主力并非中文报，而是各种英文报纸，包括《字林西报》《文汇西报》《大陆报》及其晚刊《星报》。其中，尤以《大陆报》系的报道最力。至于各中文报刊，大多翻炒西报内容。翻开陈冠雄的《奉直战云录》，有关战事进程之描述，通篇援引各西报的报道，无法从中文报纸中获得点滴。中国人的事情要从外国人的报道中了解。
而《大陆报》对此场战事的成功报道，宝爱莲功不可没。她“嵌入”在吴夫人张佩兰的内院，与“嵌入”在吴佩孚前线指挥部的男同事柯罗思相呼应，立体报道了这场战事。直到今日，他们的报道，还是了解这场战事具体场景的基石。
从北方回上海后，宝爱莲不及喘息，又奔赴广州，采访代表中国未来的革命阵营。她注定要见证历史，甫抵广州，便遇上陈炯明叛乱，差点送命。而这时，经历了直奉大战的九死一生，她已成长了，是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任何危险都不足以让她放弃报道工作。她顶着炮火找到电报局，发出了陈炯明叛乱的电讯稿，成了全球第一个报道此事的西方记者。她刚走出电报局大门，两颗炮弹落到了电报局屋顶，将建筑炸塌了。
得知孙中山已从总统府逃往永丰舰后，她又设法联系一艘摩托艇，漏夜顺珠江追寻而去，非要见到他，完成采访任务。摩托艇驶到半途被拦截，机枪扫射过来，驾驶员当场中弹昏迷。她临危不惧，抢过船舵，亲自驾驶，逃出险境。原来，她在加州就是摩托艇爱好者，十六岁时就精于此道，没想在遥远的东方发挥了作用。到了永丰舰，她手脚并用爬上船舷，终于见到了孙中山和蒋介石。
宝爱莲的经历足以证明，她已超越了普通记者，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传奇性人物。舞文弄墨非她所长，但行动能力过人。换上稍有文采的人，只需有她经历之十一，就足以写出引人入胜的佳作，搏个大大的好名声。
但对宝爱莲来说，人生就是场体验而已。从广州回上海不久，她便辞去了《大陆报》的工作，只保留了国际新闻社特派员一职。随后便是结婚，嫁给了美国人约翰·波特。长子出生后，她把国新社的工作也辞了，成了职业家庭主妇，相夫教子，就此淹没在上海的外国人社区。
旧时代在华的外国人，无论行业与出身，都要写书，讲中国与自己。宝爱莲也不能免俗。她一生出版过两本书，头一本是《新闻为重》(news is my job，a correspondentin war-torn china，the macminpany，new york，1940)，后一本是与其丈夫合作的《逃出中国》(flight from china，the macminpany，new york，1945)。
《民国群雄采访录》选取《新闻为重》一书的部分章节译出。前文说过，宝爱莲此人风骚不逊，而文采略输。她的书文字乏味，内容杂乱，轻重不分，编排无序，夹杂对中国历史谬误百出的介绍，对时局背景毫无见地的交代，更穿插无趣之极的生活琐事，啰啰嗦嗦。如果全盘照译，必然不堪卒读。因此，笔者在翻译时只择其精华，冀突出重点，将最具相关性的内容呈现给当代读者。
宝爱莲的另一本书《逃出中国》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她自己写的，不知所云。后一部分是她丈夫波特写的，讲述他在上海沦陷后被日本人囚禁三年的生活，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可与鲍慧尔《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及其它同类作品参照阅读。讽刺的是，波特作为美国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无论文笔还是逻辑都远远好过以写作为业的太太。至写作此文时，《逃出中国》尚未译成中文。
宝爱莲在华生活了二十年，不仅自己深深卷入中国的历史车轮，也影响了其长子小约翰·波特。他随父母长期生活在中国，后任职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从事对中共的间谍活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受监禁审讯。小波特后根据此经历出版《九死一生》，颇为热销。小波特已于2014年过世，时年八十九岁。
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何会选择于凤至当儿媳
1916年，是大帅府落成的第一年。“龙抬头”没几天，张作霖一家刚搬进新居，大帅府里来了一位妙龄女子，她就是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大帅儿子娶媳妇，本来是一件大喜事，可引来满城人的疑惑：这风度翩翩、追者如云的张学良为何娶个比他大4岁的乡野村姑呢？
一次救命之恩
1908年，张作霖的部队驻扎在离奉天有60公里的新民府。新民府有许多日本驻军，日军耀武扬威，经常欺负中国军人。春节期间，一队日本兵和张作霖手下的一队人马在大街上相遇。因日本兵侮辱中国军人，双方发生冲突，两名中国士兵被日本兵开枪打死。张作霖不满日方处理态度，也下令打死三个日军。这事后来闹大了，张作霖的军队被调离新民府，全部移驻吉林境内的辽源州。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张作霖去辽源州有两个用意，一是让张作霖摆脱日军的纠缠;二是辽源州匪患严重，调黑龙江的部队没能剿灭，调吉林的部队效果也不明显。此时的张作霖，已成为专剿巨匪的大英雄。
1908年4月，张作霖率数千人马，来到辽源州州府所在地郑家屯。一到郑家屯，不禁眉头紧锁。郑家屯虽为辽源州的衙署所在地，又有“沙荒宝路”的美称，可只有两条挤满了小商铺的大街，房舍十分紧张。
找房的军官回来报告，说在西街有一个粮栈，适合做指挥部。张作霖骑马来到西街，在挂着“丰聚长”牌匾的大门口下马。走进院内一看，院落整齐，也比较宽敞。粮栈老板姓于，叫于文斗，祖籍山东省海阳县。于文斗听说“王师”来剿匪，领头的又是辽西“剿匪大英雄”，别提多高兴了。立即把张让到室内，热情地沏上了上等好茶。张作霖很高兴，说：“那我就把剿匪指挥部设在你这‘丰聚长’了，你看怎么样？”于连连点头：“求之不得！求之不得！”这样，“丰聚长”粮栈就成了剿匪司令部。
于文斗好客善谈，张统领重义讲情，时间长了，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一次，张作霖率领马队深入大兴安岭剿匪，一路穿山越岭，叛匪且战且逃，日落时分，叛匪逃入荒原。张的队伍交战了一天，疲惫不堪，就在一个村落里休整。狡猾的叛匪夜间杀了个回马枪，包围了村庄。张的队伍没有防范，仓促突围，损失惨重。为保存实力，张急命士兵停止突围，以待援军。双方对峙好长时间，援兵迟迟未到。就在张作霖走投无路的绝望时刻，郑家屯的吴俊升紧急从洮南调来一队轻骑驰援，张作霖得以生还。
原来，于文斗得知张作霖被围的消息，心急如焚。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山东老乡吴俊升，并说服了吴俊升，才有了荒原解围这一幕。张对于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主动要求与于文斗歃血为盟，“义结金兰”。
有一天，他和于文斗正在闲谈，一个小女孩拿着一本书来到客厅，怯生生地走到于文斗面前，翻开书，用小手指头指着书上的一行字，问：“爸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张作霖顿觉眼前一亮：报答的方式终于找到了！
见到“凤命”二字，张作霖喜上眉梢
这种从感恩的情感中生出来的想法，一直憋在张作霖脑海里。直到第二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他下定了决心。有一天，于文斗听到街上有算命先生的吆喝声，就派人把算命先生请到家中。算命先生年过半百，是个盲人，说是从关里来的。
于文斗问：“请问先生用什么方法算命呀？” 算命先生答：“子平术。” 所谓“子平术”就是民间说的“批八字”，因宋朝初年有个叫徐子平的人“批八字”比较有名，所以算命先生常把这种方法称为“子平术”。于文斗是位商人，见的人比较多，对抽帖算卦也不算陌生。
于文斗告诉算命先生，于凤至，光绪二十三年农历五月初八寅时出生。 算命先生掐着手指嘟囔了好一阵子，最后大声说：“此女是‘凤命’，贵夫人之命……” 于文斗一边听，一边将算命先生说的话记在一张纸上。 刚刚送走算命先生，忽听门外士兵高喊：“张统领到！” 张作霖进屋，看见于家人围着一张桌子个个喜笑颜开，桌子上有几张写满字的纸。张顺手拿起一张，见上面写着：“于凤至”、“凤命”……
张作霖心想：“凤至，好吉祥的名字啊！凤至，凤至，直到皇后为止。那么，她落谁家，不就是帝王之家了吗？”“小六子”是“将门虎子”，如果再娶了这于家的“凤命千金”，日后说不准也可能坐上龙椅呢。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三岁的溥仪都可以当皇帝，一向自负的张作霖有这样的冀盼也属正常。再说了，“望子成龙”的想法，谁没有啊！ “凤至”本来是个普通的名字，但对于一个急于寻找报恩方式的武人，对于一个只知道当皇帝最好的传统农民来说，诱发出一些离谱的奇想，也是自然的事儿。
“凤命”、“凤至”四个字，深深地印在了张作霖的脑海里，仔细瞧瞧这“凤命千金”，越看越觉得清秀不凡，高贵聪颖。于是，心中打定了张家与于家联姻的主意。张作霖对于文斗说：“我手下有个包瞎子，对阴阳八卦、麻衣神相忒精通。我可以不可以把凤至的卦帖带回去，让包瞎子再算算？”于文斗点头应允。算命先生都是按照书上写的背下来的，生辰八字相同，说词自然相差无几。张作霖更加认定“将门虎子”张学良和这位“凤命千金”于凤至，实在是天合地造。没过几天，张作霖就托人正式向于家提亲，定下了这门亲事。
张作霖和冯德麟:张作霖与冯德麟早年同为匪
冯德麟，生于1868年，卒于1926年，原名冯玉琪，又名冯麟阁，字阁忱。按年龄算，比张作霖大7岁，二人有八拜之交，所以冯是张的盟兄。而且，二人还是同乡，都是海城人，看起来，海城这个地方，颇不寻常，名人辈出。
单田芳在他的经典评书《乱世枭雄》中说，张作霖为匪，汤玉麟是领路人，其实不然，就现有资料来看，很难说谁是领路人，但冯德麟对张的影响是颇深的。我们知道，张作霖早年曾随继父学过两年兽医，前来医马的人中，就有黑道土匪。后来，张作霖不愿整日闷在家里，跑到广宁图河堡镇的一个大车店里当佣工，也负责医马，因为张作霖服务周到勤快，左右逢源，结交了不少道上的朋友，也长了一些见识。当时，辽西巨匪冯德麟和杜立三等人经常出入这个大车店。
冯见张作霖处处透着一股机灵气，也很喜欢张作霖，张作霖当然也很崇拜冯德麟这样的绿林好汉，围前围后的，冯德麟就给他讲了许多土匪的故事，把土匪生活说得天花乱坠，就好像当时流传的民谣说的那样：“当胡子，不发愁，进了租界住高楼。吃大菜，住妓馆，花钱好似江水流。枪就别在腰后头，真比神仙还自由。”这对于日后张作霖投身绿林，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说起来，冯德麟与张作霖的出身也差不多，均是贫寒人家，但冯比张壮实，人高马大，放荡不羁，以强悍闻名乡里。有资料称冯德麟中过秀才，但《沈阳文史资料》所载魏福祥的文章《冯德麟其人其事》中，称冯德麟17岁就当“胡子”了。这就有了疑问，如果冯氏17岁之前就考取了秀才，可称才子，按理不该去当胡子，考个举人，岂不更好？如果他是当了“胡子”之后考的秀子，那考试的时候不怕挨抓吗？由于冯德麟下台的时间较早，史料记载不多，尤其是他早年的经历，语焉不详，抑或相互矛盾，也是难免的。
关于冯德麟投身绿林的原因，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他考取了秀才后，无缘功名，便在乡里充当刀笔手，包揽词讼。后遭人陷害，告他通匪，被关进大牢，不想在牢里竟真的认识了几个“胡子”，一合计，就演了一出“越狱门”，出去后就真的成了“胡子”。还有一种说法，冯德麟早年在县衙充当衙役，但因与绿林交往而被解职。也有疑问，如果冯真的是秀才，那么一般来说，就不会再做衙役了。再说，如果他做衙役时，真的通匪，恐怕也不是解职这么简单了。
不管怎么说，冯德麟当了“胡子”，倒是真的。甲午战争，清廷败北，李鸿章和日本人签的那个劳什子《马关条约》，本打算把辽东半岛也像台湾和澎湖列岛一样，割让给日本的。不料，沙俄半路插了一杠子：有这等好事，干吗不跟我商量，干吗不想着我？于是，沙俄便联合德国和法国，向日本发出“友善劝告”：“今日本国割占辽东，既有危害中国之首都之虞，也让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有碍维持远东之和平，故劝谕贵国确认放弃占领辽东半岛”。
为了使自己的“友善劝告”更有说服力，俄德法三国还准备派出军舰，驶往远东——说得动就说，说不动就让大炮帮着“说”。日本也挺上火，没想到半路还杀出三个程咬金，入室抢劫的遇到拦路抢劫的了，只好自认倒霉，把到嘴的肥肉吐了出来。当然，日本鬼子也没忘了讹诈，愣是要去3000万两“赎辽费”，就像“胡子绑票”似的，命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他却偏要让你花钱“买”。
起初，李鸿章还挺兴奋，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联俄制日”？但李鸿章也没高兴多长时间，因为这三国都没安好心，沙俄对远东的“领土需求”就不必说了，法国和德国当然也持这种想法。在这里，笔者援此一段德国外长的谈话，就全明白了。这是德国外交部长皮洛于1897年12月6日在国会上的演说：“我们所必须要求的是，使德意志传教士，德意志企业家、德意志商品、德意志国旗、德意志商船在中国应受尊重，正和其他强国在这方面所受到的那样……一句话说来，我们完全不愿把人家推在阴暗里，但我们自己要求在太阳下的地位。”最后一句话似乎是在说：她们都当婊子了，却让我们当处女，那可不干。
果然，狐狸的尾巴很快就露出来了，1896年，俄国强签中俄密约，攫取中东铁路修筑权，1898年，又租借旅顺和大连;德国则强占胶州湾。一时间，瓜分中国的热潮开始了。
这是国际大背景，而沙俄在东北的倒行逆施，较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1900年，沙俄借义和团变故，侵入东北。清廷无能，官府糜烂，受苦的自然是老百姓了。历史上，民不聊生的时候，必然盗贼丛生。为了抗击劫掠，地方乡绅纷纷成立“乡团”。这些乡团在天亮的时候，“保境安民”，但天黑的时候，也可能会“打家劫舍”，以解决“经费”之类的问题。东北的老辈人也确实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这些“乡团”与啸聚山林的土匪，一概称为“胡子”。
1900年，在辽阳界内的高家坨子，冯德麟成立“大团”。冯德麟的“大团”是在黑山县齐家窝棚的举人刘春烺的支持下成立的，刘春烺还专门到奉天疏通，得了官府的认可，算是办了“营业执照”，所以发展较快。
沙俄入侵东北后，冯德麟的势力更有了长足发展，先后有牛庄、海城、黑山、北镇等小股匪帮前来投靠，人数猛增至数百人。当时，冯对外号称有108帮，各帮头目以梁山好汉自居，号称“一百单八将”。
张作霖和冯德麟两虎相争 冯德麟不满起兵变
有资料称，袁世凯以为，张作霖狡诈奸险，而冯德麟老成持重，因而有意选择冯德麟。但一征求段芝贵的意见，天平就开始向张作霖倾斜了。其实，段芝贵也可能会想到，张作霖对他的恭顺只是表面的，但“竖着好吃，横着难咽”，再怎么样也比冯德麟派兵拦截自己，打算押往奉天“治罪”要好吧。因而极力反对任用冯德麟，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成了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不久袁世凯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改各省将军为督军，巡按使为省长，张作霖就成了奉天督军兼省长。
而冯德麟呢，只得了个奉天军务帮办的位子，屈于张作霖之下，这怎不令他恼怒异常？其实，张作霖也知道，自己虽然处于上风，但有冯德麟的28师在，他这个位子就不算稳当，所谓一山难容二虎。看起来，就像两个被推上台的拳击手一样，不倒下一个，是不行了。憋着一口气的冯德麟摆出一副“不合作”的架式，迟迟不予就职。张作霖派同是“把兄弟”的吴俊升、马龙潭两人出面“劝进”，也不得要领。
张作霖到底是能伸能屈之人，使起了“苦肉计”，派25旅旅长孙占鳌携重金前往北镇，恭迎冯德麟回奉天就职。这次，冯德麟倒是同意回奉天了，但不知进退的冯德麟竟是率着五营人马回奉天的，在风雨坛设立28师办事处，与张作霖对峙。奉天是张作霖的防地，冯德麟这么做，往轻了说，是示威;往重了说，是宣战。另外，锦西、兴城等铁路要冲也被28师占据。形势很明显，冯德麟要破釜沉舟，给张作霖来上一个“关门打狗”。一时间，剑拔弩张，山雨欲来风满楼，奉天陷于慌乱之中。
但张作霖还是忍下了，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发作的时候。虽说27师比28师多两个团，实力、装备略胜一筹，但要“全歼”28师，也不可能。更何况，28师驻地分散，又是“土匪”的底子——东北地广人稀，冯师长若是再占山为王，可不是闹着玩的。再说，冯德麟也不是孤家寡人，他内有黎元洪庇护，外有日本支持，一打起来就是两败俱伤。位子还没坐稳，一旦轻启战端，就会贻人口实，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张作霖找来心腹谋士袁金凯，袁金凯道出一文一武两个计策。文策：假意退让，分化瓦解，重金收买，适时吞之;武策：针锋相对，逐出奉天，扣押冯氏，遣散部属。张作霖又问何者为高，袁金凯微微一笑，答以文策为上。张作霖说正合我意。便在“文策”上下功夫，先是派人慰劳进驻奉天的28师官兵，随后又召开27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大骂段芝贵有意离间他们兄弟间的感情，以至弄出种种误会，说到动情处，张作霖还掉了几滴眼泪。接着又宣读了一封发给北京的通电，大意称作霖无德无才，难堪大任，而冯德麟德高望重，文武兼修，奉天局面，非冯德麟出面不可。
其实，这一切都是演给新闻记者看的，封疆大吏的任用，岂同儿戏，说换就换？而这种说辞一经报道出去，就连冯德麟的部属也以为张作霖大人有大量，仁至义尽，冯德麟反倒显得里外不够人了，只好“松动”一下，指名要与张作霖谈判。但冯德麟的要价还是偏高，他提了四点要求：
1、权力相等;2、在广宁设置帮办公署，编制、开支与将军公署相同;3、拨专款20万(一说50万)，用于28师创办飞机大队;4、28师增兵7个营，与27师兵力相等。
接了这四个条件，张作霖的肺都气炸了，心说冯德麟你欺人太甚，登鼻子上脸，但表面还是不动声色，表示一定按照冯德麟的要求办，要冯静候佳音。
回到公馆，张作霖又同袁金凯、杨宇霆商议，杨宇霆老谋深算地说：“这四个条件提得好，还怕他不这么提呢。”此话怎讲？他冯德麟故意难为咱们，索性就来个将计就计，将这四个条件呈报北京，北京方面绝对不会答应他的。到那时，看他冯德麟还有啥话说。同时，杨宇霆也提到，对冯德麟也不能一味迁就，要软磨硬泡，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现在形势已经很清楚了，他冯德麟也不敢轻易开战，这回该轮到咱们调兵遣将了。
于是，张作霖在呈报北京的同时，又令杨宇霆在将军公署后垣搭建炮台一座，而张作霖的两个团也开进奉天，黑山、新民等地也充实了兵力。这样一来，冯德麟先机尽失。结果果如所料，北京回电另设“帮办公署”，“于体例不符”，拒绝了冯的要求，只答应每月另发公务费15万元。张作霖动辄拿北京来压制冯德麟，冯也是有苦说不出，又见张调兵遣将，摆出一副说不拢就打的阵势，也有点发毛。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对张冯的矛盾也极为关注，派赵尔巽于1917年2月28日再赴沈进行调解，并请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参加，但终未达成协议。冯德麟见势不妙，于3月6日重返北镇。这一次，张作霖来硬的了，行使督军权力，免去冯德麟军务帮办职务，撤掉28师驻沈阳办事处。就这样，冯的“兵变”未及实施，便以失败告终。返回北镇后，冯德麟意志消沉，暂时也没有什么动作。其实，如果他真的不再有所“动作”，倒也可能再有出头之日，据传，北京政府曾打算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虽说因局势不稳而流产，但也说明，北京政府并未对他完全失望。
张作霖后人口述:张家财富去向是个谜
在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78号，有一座红顶白墙的三层洋楼，人称“少帅府”。1925年至1931年，张学良曾在这里居住，并与赵四小姐(赵一荻)结下了一世恋情。在经过多次转卖后，“少帅府”被划归国有，现在经营湘菜。
2010年，这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张作霖之孙、张学良六弟张学浚之子张闾实。张闾实在台湾与张学良相处了25年，此次来天津，就任历史文化顾问，将张氏的生活情况带回到“少帅府”。
2011年一个清爽的夏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天津“少帅府”，和张闾实促膝而谈。一件浅蓝色衬衣，休闲牛仔裤，笑起来嘴角挂着两个浅浅的酒窝，张闾实给人的印象儒雅而随性。他一直是本刊的忠实读者，经常看到他在微博中，对《环球人物》的报道进行点评。谈起张氏后人，他显得很自豪：“我们张家六房，没有用过张学良的名字谋利，全都靠自己努力。”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张闾实面对记者，追溯了爷爷张作霖和大伯张学良尘封多年的往事。
从“土匪”到“东北王”
“念书的时候，人家就说我是大土匪、大军阀的孙子。上历史课讲到祖父时，老师就叫我到外面去不要听，怕太刺激了……”张闾实说，小时候父亲张学浚从没告诉过他，爷爷就是张作霖。“上小学懂事后，从学校的课外读物中，我才知道，原来客厅挂的老相片中的爷爷就是张作霖，每年过年时见的大伯便是张学良。”
张作霖作为北洋军阀奉系首领，“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他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聪明好学。但迫于家境，他卖过包子，做过货郎，还曾跟着养父学习兽医，医术远近闻名。谈起他的出身，方家野史却几乎众口一词——“土匪”。对此，张作霖自己当然不承认：“都说我张作霖当过‘胡子’，我要是拿过谁一个扫帚疙瘩，死后也要入十八层地狱，变驴变马去还人家。”可以想见，他是非常委屈和气愤的。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此后的人生，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留给后人无数的谜，也让后代“长期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下”。
“‘九一八’事变当晚，奶奶在天津度假，根据大伯张学良晚年口述，与他私交甚好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自掏腰包，将帅府里的珍宝财物装满3列火车开到了北京。但是大伯拒收，还告诉本庄繁，‘要还的话，你应该把东北还给中国。’本庄繁只好命令火车返回沈阳。”据说，火车一出山海关，就被日本兵洗劫一空。
1895年，20岁的张作霖有了第一次婚姻，妻子赵氏比较端庄，但眼睛斜视，性格刚烈。1901年，她生下一个男婴，就是张学良。张闾实告诉记者：“《马关条约》签订后，东北社会秩序混乱，爷爷成立了保险队，自己当头，负责周围七八个村子的治安，深受百姓称赞。后来，他的队伍发展到三四百人，成了辽西一代最强悍的武装之一，这就是日后奉系军阀的最初班底，也是爷爷后来发迹的资本。”
张作霖一生共娶了6位夫人，生有14个子女。张闾实的奶奶张寿懿(音同“易”)是张作霖的五夫人，她聪颖贤惠，人们称她“寿夫人”、大帅府的“二把手”。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张作霖被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那年夏天，他应邀参加奉天省立女子中学的毕业典礼。寿懿代表全体毕业生致谢词，她娇柔的声音，曼妙的身姿，一下就吸引住了张作霖。后来，张作霖派人调查发现，这位女子身世不凡，是满族人，其父亲寿山将军是黑龙江一位民族英雄，其爷爷也是清军的一名悍将，曾在一次作战中身中12处刀伤仍不下战场。张作霖肃然起敬。不久，寿懿便嫁给了大她近20岁的张作霖。
1917年，张作霖扳倒政敌冯德麟，完全控制了奉天省的军事大权。之后，“机警过人”、“长于权谋数术”的他，在角逐东北的过程中，用一系列政治手腕，完成了统一东三省的霸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人们曾形容他当年的状态是“稳坐奉天，抽着烟，喝着茶，手里操控着几根线，上连段祺瑞，下连许兰洲、孟恩远。他说‘动’，就有人动;说‘停’，就有人停。”
突如其来的变故
在位于辽宁沈阳的张氏帅府东院，有一栋中西合璧的小青楼，位于帅府花园的中心，呈“凹”字形，分上下两层，一楼东、西两个房间分别是寿夫人的卧室和会客厅。因楼上曾是张作霖几个女儿的住所，小青楼也一直有个别号叫“小姐楼”。但其实，这座楼最初就是张作霖专门为心爱的五夫人而建的。张作霖的几位妻子曾异口同声地感叹：“嫁给他就嫁给了眼泪”，因为张作霖之后虽然还娶了六夫人，但10多年中，只有寿夫人一直深得宠爱，无人能及。张闾实告诉记者：“奶奶之所以受宠，和她的精明能干、智慧周到有关。她很善于协调和其他人的关系，和各位夫人相处融洽，口碑很好。”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乘专车通过京奉与南满铁路交叉处时被炸，后被证实是日本关东军所为，这就是著名的“皇姑屯事件”。张闾实说：“日本多年前就想在东北实现侵占计划，但始终没能得逞，爷爷是主要障碍。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爷爷曾说，‘我不能出卖东北，不能让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当日，张作霖遇险后立即被送回小青楼一层的西屋内，当时在车上已因被弹片割断喉咙气绝身亡。张闾实说：“爷爷被炸后，送回帅府时已死亡，寿夫人下令不得对外公布并立即私拟了遗嘱，其中几句话是‘此系日本人阴谋无疑，我的生命已难救。唯宜严守秘密，不使外人得知，一面力持镇静，维持秩序。召小六子(张学良)回奉主持政事，希望诸人辅助。’”
“‘九一八’事变当晚，奶奶在天津度假，根据大伯张学良晚年口述，与他私交甚好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自掏腰包，将帅府里的珍宝财物装满3列火车开到了北京。但是大伯拒收，还告诉本庄繁，‘要还的话，你应该把东北还给中国。’本庄繁只好命令火车返回沈阳。”据说，火车一出山海关，就被日本兵洗劫一空。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寿夫人强忍悲痛，沉着应对。“当时我奶奶主持家政，每天照样浓妆艳抹，有说有笑地接待各方来客。”张闾实说。一天，日本总领事太太以访问寿夫人为名，来探听张作霖的死活。当时，张学良尚未赶回沈阳。事态紧急，寿夫人急中生智，忙到里屋梳洗打扮，身着艳丽的服装，从容不迫地走进客厅，招待日本总领事太太。言谈之中，寿夫人一面让副官开启香槟，与日本总领事太太庆祝张作霖逃此大难;一面连连致歉，称“大帅遇险受伤并受惊吓，刚刚安置睡下”，搪塞过去。寿夫人毫无悲戚之相，最终骗得日本总领事太太深信，张作霖还活着。
寿夫人一生，为张作霖生下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张学铨四子。张作霖去世时，她只有35岁。之后为夫守节，终生未再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移居天津，1948年底，转迁台湾。1974年在台北病逝，终年81岁。
“张家男人不需要扶”
张作霖去世后不久，1928年6月18日，张学良乔装乘车秘密返回沈阳。第二天，他正式任职军务督办，并成立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任委员长。从此，张学良开始统治东北，“少帅”的美名远扬。“但让人遗憾的是，爷爷的去世和大伯的生日竟是同一天，爷爷死后，大伯便从来都不在6月4日这一天过生日。”张闾实说。
张闾实告诉记者，张学良在东北继承了爷爷的事业后，并不轻松。1928年12月29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大伯正在北京疗养寒病，第二天一早得知消息，立即召开紧集会议，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请示电报。后来有媒体说当时大伯在北京六国饭店跳舞，还有的说他正在睡觉，事实并非如此。大伯是一接到消息立即行动，但却得到蒋介石的回电——‘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因此，大伯才指示他的部队自始至终没有抵抗，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张闾实说，“九一八”事变后，因为倍感沮丧，大伯变得抑郁起来，开始吸毒、抽鸦片，身体状况急转直下。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前往意大利戒毒，在欧洲待了8个多月后回到上海。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活捉，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即著名的“八大纲领”，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学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已近崩溃。12月25日下午，他找到杨虎城，说打算送蒋介石回南京。“大伯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剧变——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他被军事法庭判了10年徒刑，从此失去了自由。”
“‘九一八’事变当晚，奶奶在天津度假，根据大伯张学良晚年口述，与他私交甚好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自掏腰包，将帅府里的珍宝财物装满3列火车开到了北京。但是大伯拒收，还告诉本庄繁，‘要还的话，你应该把东北还给中国。’本庄繁只好命令火车返回沈阳。”据说，火车一出山海关，就被日本兵洗劫一空。
这一软禁，就是近30年。1949年，国民政府撤往台湾，蒋介石将张学良转至台北居所，继续软禁。直到1961年9月，张学良的生活才有了变化，“当局”准他自己出钱在台北附近的北投建一栋房子。那是一栋两层楼，位于北投路70号。新居落成时，蒋经国送了一套客房用家具，张学良自己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汽车。他也终于可以和张家人见面了。
“我第一次见到大伯是在1967年。”张闾实回忆，“当时，我们从天津搬到香港又搬到了台湾。刚到没几天，就有两辆漂亮的外国大车停在家门口，说接我们去看大伯。大伯的房子好大，进门后有个大花园，有树林、假山、水池……屋里摆设也很豪华。突然，我听到爸爸喊了一声‘大哥！’一转头，看见一个胖胖的老人，戴个眼镜，旁边站着一位像校长的女性，就是大伯和赵一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1931年因病去美国就医，张学良在长期的幽禁生涯中得到“赵四小姐”赵一荻的陪伴。1964年应台湾政府要求，张学良主动提出与于凤至离婚，后来便与赵四小姐结婚，从此相伴。“那一天，张家只有张学森参加了婚礼，其余亲属都仍在澳门。”
后来，张闾实每年都能至少见到大伯三四次。“开始每次见面，都是赵一荻下厨，她会做好多西式菜点，像英国烤肉、蔬菜沙拉、奶油蘑菇汤，饭后还会拿水果蛋糕和冰激凌给我们吃。后来她身体不好了，便请五星级饭店的厨师来做饭。小孩子们根本不知道大伯被‘软禁’的事。但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已经不了解社会的变化了——他对钱的贬值升值一点概念也没有，过年的红包20年都没变，一直都是200元。”
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张学良的生活自由了许多，“在台北的超市及百货公司都可以遇到他，每次都有两三人陪同。但大伯明显老了，走路、行动都比以前慢。一次，我看到大伯要到二楼去上洗手间，爬楼梯非常吃力，想上前扶他，他却对我说：‘我们张家的男人是从来不需要人扶的，一定要靠自己的本事往前走。你要记住了，因为你是张家的男人。’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
1994年，张学良定居夏威夷。起初，他住在夏威夷希尔顿饭店，后来因费用太高及身体不适改租老人公寓疗养中心。亲戚们对张学良不回沈阳，一直很奇怪。张闾实说，“后来我才知道，这与大伯在夏威夷的经历有关。他当初计划先去美国看望一下亲属就回东北，但当时台湾和大陆的关系紧张，不能前往;后来，大陆有领导人来夏威夷看望大伯，大伯穿戴整齐，在轮椅上等了一天，但最终没能见到;还有些大陆群众，在他的寓所及基督教教堂内等着见他，甚至与保安大打出手，头破血流也不被允许靠近。最后大伯再也不去教堂了……”
2000年6月22日，赵一荻去世，享年88岁。她的过世对张学良打击很大。一年后的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去世。张闾实说：“当时，我们后代都聚集到了夏威夷。按照他老人家的遗愿，告别仪式采用基督教的方式进行，葬礼庄严而简单，只邀请家人参加，谢绝一切外宾。我有时候想，大伯的离去其实也是一种解脱，他终于可以不再为历史、政治所烦恼，也不必为亲人、朋友的离去而忧伤。”
“‘九一八’事变当晚，奶奶在天津度假，根据大伯张学良晚年口述，与他私交甚好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自掏腰包，将帅府里的珍宝财物装满3列火车开到了北京。但是大伯拒收，还告诉本庄繁，‘要还的话，你应该把东北还给中国。’本庄繁只好命令火车返回沈阳。”据说，火车一出山海关，就被日本兵洗劫一空。
后代谋生很不易
张闾实说，自从爷爷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家的后代就不再受到庇护。张学良那一辈，8个兄弟都独立地走自己的路。
对于外界猜测甚多的张家财富，记者在《走近张作霖》一书中，看到一组数据：“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所列财产表显示，北洋时期，71个官僚军阀要人私产总额高达6.3亿元，而张作霖个人独占5000万元，高居榜首。他有20万垧土地(1垧为1公顷)、遍布东三省的商号、上百家厂矿，还有奉军的飞机大炮坦克……此后26年，财富更是快速增加。”
此外民间还有种说法，称日本侵占沈阳之后，曾公开说希望张家的人能够回到东北接收张家产业。最终是胆大心细的寿夫人，从日军手中拿回了财产。但张闾实说，这完全是杜撰。“‘九一八’事变当晚，奶奶在天津度假，根据大伯张学良晚年口述，与他私交甚好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自掏腰包，将帅府里的珍宝财物装满3列火车开到了北京。但是大伯拒收，还告诉本庄繁，‘要还的话，你应该把东北还给中国。’本庄繁只好命令火车返回沈阳。”据说，火车一出山海关，就被日本兵洗劫一空。所以，当时在天津的寿夫人，手上只有所带的极少盘缠，甚至一度要靠天津的亲戚接济度日。
张闾实还提到了“张三义堂”，那是掌管张家在东北的财富与产业账目的机构。离开沈阳前，寿夫人曾委托张学良的大姐张首芳代为掌管张三义堂。“九一八”事变后，张首芳和张家人一起逃到了天津。直到抗战胜利后，张家人才返回沈阳查找张三义堂与张家产业的去向，才知基本已被日本人搜刮殆尽。
张闾实生在澳门，长在台北，后到沈阳。特殊的家庭背景，让他们的生活十分曲折。回忆起早年服兵役的经历，张闾实苦不堪言。“进空军服役第一天，就被辅导长叫进办公室，告诫我言行要小心。每周我都要做思想报告，经常半夜被叫起来出操，有时还会无缘无故招来一顿打……”他感叹，那段时间连谈恋爱也受到了影响，“我本来认识一个航空公司的女孩，结果她母亲听说我是张家的小孩，坚决不准了。”
张闾实的父亲最初找工作时也受到白眼，常有人说：“你不是张学良的六弟吗，还用工作？”张闾实回忆说：“我们家过得一直比较辛苦，父亲来台湾后拒绝替台湾当局做事，就到台北‘大陆工程公司’工作了七八年，后来自己开了贸易公司，做建材买卖，也开过餐馆。我念书的时候也是半工半读过来的，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过得舒服。后来在外面我们从不说自己是谁，因为一旦让人家知道，对方就会很反感。”
张闾实是张氏家族的后人中，第一个返乡定居的。他说：“张家人其实一直都想回大陆。我是张家最小的男孩子，我把路探好了，再把堂哥堂姐带回来，这里才是他们的根。”
张作霖轶事 戏言什么都可以给，老婆不能给
张作霖北人南相，长得虽然像个书生，但毕竟绿林大学毕业，加上关外民风一向强悍，因而其作风也不免随乡就俗，由此衍生出不少轶事趣闻。
譬如武人演讲，一向是最容易出笑话的，张作霖也不例外。
某次东北讲武堂学员即将毕业，学堂督办请张作霖来致训词。张不便拒绝，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于是让参谋先去拟好一篇，然后看熟了再去讲。
等到典礼那天，张作霖走上讲台，他一看台下黑压压一大片人，立刻犯了演讲者最容易犯的错：忘词了。
可这时又不比开小会，全场这么多人一齐望着他，他不说话，下面更是鸦雀无声。
试想张作霖这个紧张啊，老半天才想起了开头一句：“作霖戎马半生，饱经忧患”，接下就一片空白了。
眼看下面人都在等着他的下一句，张作霖只好又把他记住的那句重复一遍：“作霖戎马半生……”，可“半生”后面也给忘记了。
这下惨了，下面的人知道张作霖忘词了，但又不敢提醒，更不敢笑，这个场面极为尴尬。
僵持半晌后，张作霖突然破口大骂道：“他妈的！老子原来背得很熟的，只是看到你们，一高兴，竟全忘了！”
说完，张作霖急忙跳下这该死的讲台，他走进学员中去，一会拍拍这个的肩膀，问：“叫什么名字？”一会捶捶那个的胸膛，说：“好，不错，挺结实！”
走了一圈后，张作霖也干脆不去想那个文绉绉的狗屁演讲稿了。他再次跳上讲台，并用自己最习惯的腔调大声道：
“今天我看到大家太高兴，可他妈的许多要说的话偏想不起来。你们都是好小子，好小子就要好好干！等你们下了部队，可以当排长，要是好好干，今后还可以升连长、营长，一路上去再当团长！
……只要你们不贪生怕死，肯努力，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不过，只有一样例外，老婆我是不能给你们的！”
听了张作霖这样的演讲，台下的人这才放松了下来——这才是张大帅的本色嘛！
说到老婆，张作霖其实非常保守而传统。尽管张有多房姨太太，但其家风严谨，门禁森严，他曾亲自下令：“午夜一过，任何人不准出入。”
某夜，张作霖自己回来晚了，他叩门时，门房以“过了时间”为由，拒绝开门。
张作霖恼了，高声骂道：“我是大帅，你小子赶快开门！”门房却恶狠狠地回道：“大帅也不行！大帅规定，过了午夜一过，谁都不准进去！”张作霖气得要命，只好绕到后门，费了老大的劲才得以进入。
第二天，张作霖便把门房找来，当副官以为他要将那个不识好歹的东西给毙掉时，张作霖却大力表扬他敢于坚持原则不开门的精神，并打算破格升他去当看守所所长。
门房听后大惊，叩头说：“昨晚小的不知真是大帅回来，才没开门的。小的罪该万死，哪里还敢去做什么官？”
张作霖摆摆手，笑道：“你做得很对，我就是因为这个才提拔你的。我说你行，你就行！”门房说：“我连字都不识，怎么做官呢？”
张作霖不以为然地说：“这好办！我给你请个识字的秘书就成！”
北洋时期的军队中，奉军的作风、军纪都是比较差的，和奉军交手两次的吴佩孚就说：“张作霖的兵，哪里配说与我打仗，我只当打猎一般。”
其大意是，奉军蠢笨如牛，只配当“野兽”打矣。
时人笔记《民国官场现形记》中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获胜的奉军开进京畿一带，京中市民每提到这些大兵时(奉军自命为“大兵”，以区别于寻常小兵也)，闻者股颤，大有止小儿夜啼之声势。
后来奉军败退出关，消息传到京城，又有人写了这样一首童谣：“头带金边帽，腰悬盒子炮，妈的巴子是免票，后脑壳子是护照，听说要打仗，拿着枪儿往老家跑。”
此谣也不知何人所做，一时倒流传很广。
民国总理张绍曾 与张作霖多年积怨终引杀身祸
张绍曾当时血流如注，昏倒在地。后急送回张府。第二天早晨，在昏迷一夜之后，张绍曾在其寓所二楼故去，年仅49岁。这就是当时轰动朝野的张绍曾被刺案。
张绍曾，字敬舆，清光绪五年九月五日(公元1879年10月10日)生于直隶大城县张思河村。
1921年9月至1923年1月，张绍曾连任三届北洋政府的陆军总长，并出任过第三十届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兴起，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清政府命张率部开赴关里抵御革命军。因张早在日本留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国衰民怨时有不满。张率师驻滦州后，向清廷上书12条，主张立宪，还政于民。是年9月，清廷赏予侍郎衔，免去统制职，任命为宣抚大臣。张奏请开去差缺，回津就医，迅即准其所请。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调二十镇到南方作战，张绍曾受孙中山共和思想影响“拒不受命”，在滦州按兵不动。朝廷明把张升为兵部侍郎兼长江宣抚使，暗令袁世凯夺了张的兵权。民国元年，孙中山在南京会见张绍曾，劝其担任南京政府陆军总长或广东督军，均被张谢辞。1912年袁世凯任命张绍曾为长江宣抚大臣，为南北议和而奔走。1913年调任绥远将军兼垦务督办。时值蒙军分三路大军南侵，张绍曾指挥三路军队迎敌，打退了入侵的蒙军，为保卫祖国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立了大功。大总统袁世凯表彰其功绩，授予他陆军上将、勋三位秩爵和一等文虎章。1914年4月，张绍曾奉调回京，加封“树威将军”称号。1915年夏，针对袁世凯复辟称帝活动，张绍曾和蔡锷私下议论袁世凯阴谋，并组织力量准备起事。当蔡锷在云南举起护国军大旗时，张绍曾极力响应。1917年黎元洪任大总统，年底张绍曾被任命为陆军训练总监。1921年，张绍曾到庐山发起“国事会议”主张全国议和，各省军阀解除兵权，但未获响应。1922年以后，张绍曾在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三届北洋内阁中连任陆军总长。1923年黎元洪任大总统时，张绍曾任北洋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为顺国情民意，极力主张迎孙中山入京协商南北统一，但遭到黎元洪及军阀的强烈反对，南北统一大事未能如愿。直系倒黎后张绍曾下台。是年6月，他隐居天津公寓。张绍曾在津寓居六年，住英租界威灵顿道南头，即河北南路334号第五中药厂址(现已转让，为贵宾楼饭庄)。其旧宅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巴洛克风格的二层小楼，外观规整华丽，线条流畅。楼门口朝东，有两块水泥板小雨厦，两根贴墙的罗马柱，水波纹花饰支撑。室内宽敞明亮，过厅有拱券分割，显得肃穆庄重。室内有灯光灰线，菲律宾木人字地板和双槽窗。该房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叶，现依稀可窥当年的风貌。
西北军五原誓师后，张绍曾为支持冯玉祥率部北伐，用5000大洋购置电台向冯提供军事情报。张对冯的来信均亲笔回复，由副官专人传送。不料一次副官身带张的复信到天津南市三不管闲逛，钱袋、信件遭窃，转到“军警督察处”。直隶督军褚玉璞看后大惊，亲自偕信进京报告张作霖。张、褚商议后，指派邢士谦和北京宪兵司令专程来天津杀害张绍曾。当时，吴佩孚之子吴道时(过继其弟吴文孚之子)同张绍曾二女儿张义先新婚不久，褚玉璞乘机派亲信结交吴道时和张家亲族，经常出入张宅。由此为张的被刺埋下祸根。
张绍曾的被刺，源于与张作霖的多年积怨。原在辛亥革命时期，张绍曾的同学和密友蓝天蔚在沈阳任第三混成协协统，为响应武昌起义，准备在沈阳起事，不料被任巡防营统领的张作霖逼走。因此，张绍曾的“滦州兵谏”失去支持。二张之间从此有了芥蒂。军阀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逃到北京，依附于张作霖。孙传芳认为，张绍曾在军阀混战中失信于他，故在张作霖面前诋毁张绍曾。张绍曾回津寓居，虽然表面上诵佛经、习书法、练拳术，但对国家命运依然记挂于心。多年的宦海沉浮，使他对北洋政府失去了信心。他了解到冯玉祥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士有联系，就与冯玉祥加强了来往，并与冯玉祥结为儿女亲家。这时张绍曾在家中自设电台与冯玉祥等频繁联系。张作霖对此十分不满，联系过去的矛盾，有了杀害张绍曾以绝后患之意。
1928年3月，张作霖派亲信将领王琦到津秘密布置暗杀张绍曾。参加密谋的还有直隶督办褚玉璞、警察局长厉大森和赵景云。赴宴当日，张绍曾吩咐司机把小汽车开出。不料汽车刚开出车房，一只前车轮便坏了。张绍曾一惊，言身体不适，准备辞掉宴会。但被赵景云买通的手下人张会卿百般劝说，不得已只得换上新轮胎赴宴。1928年3月21日晚，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时居津在野的张绍曾，被时任直隶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请到天津市南市天和玉饭庄吃饭。宴会上，有北洋系统的靳云鹏、李厚基、张文生等头面人物。宴罢，赵景云又邀请包括张绍曾在内的十余人，到天津南市高等妓院彩凤班饮茶。彩凤班位于天津日租界旭街，离天和玉饭庄很近。这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刚喝了一会儿茶，有个仆役模样的人手持信件，说有函件面交张绍曾总理。张绍曾闻讯从内屋走出，边问：“哪里的信？”边伸手去接，猝不及防送信人掏出手枪迎面便射。第一枪穿过张绍曾手掌，第二枪穿过耳部，第三枪击中肺部。张绍曾当时血流如注，昏倒在地，他的大夫人、小夫人闻讯赶到现场，哀声痛哭。后急送回张府。第二天早晨，在昏迷一夜之后，张绍曾在其寓所二楼故去，年仅49岁。这就是当时轰动朝野的张绍曾被刺案。张绍曾
案发后天津县知事兼督署军法官王中申虚张声势地把彩凤班的老鸨、妓女、下人全部逮捕，逐个刑讯，下狱多日，最后又全部释放。这起轰动朝野的政治谋杀案，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在幕后收场了。冯玉祥将军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对张绍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公公道道地说，张先生实为革命最忠实的朋友。他冒着危险，大量地垫钱，什么也不图，只要助成北伐革命。张先生之死，系为革命牺牲，他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张绍曾故去后，其后人将他葬于北京西山卧佛寺旁的风景山林之地，与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等的陵园仅一山脊之隔。其墓葬采用了宛如石幢的僧墓形式，墓前有祀殿、望柱等，为京西胜迹。
奉军客卿张宗昌 在张作霖眼皮底下起家
在绥宁镇守使的任上，张宗昌最大的收获就是“白俄兵团”的组建。资料记载，1922年冬，被苏联红军打得抱头鼠窜的白俄军队纷纷逃到我国境内，仅绥芬河一带就有万余人，而这正是张宗昌改变命运的契机。说起张宗昌与白俄军的渊源，还颇有传奇色彩。一天，张宗昌发现山沟里躺着一个俄国军官，饥寒交迫，好像快要死了。好在张宗昌懂俄语，一打听，才知道那人竟是白俄军队的一个炮兵司令，名叫葛斯特劳夫。张宗昌对俄国人的印象一直不错，便命人施以救治，十多天后，葛斯特劳夫恢复了健康。为了报答张宗昌的救命之恩，葛斯特劳夫透露俄境不远的山沟中，有一铁路支线，白俄军队遗有一列军火，还有大炮若干，但没有火车头了。如果张宗昌想要，他可以带路。
张宗昌赶忙要来一个火车头，将那列军火收入囊中。更令张宗昌欣喜若狂的是，跟随这列军火而来的，还有300多名白俄官兵，其中有原白俄步兵团长聂洽耶夫，高级军官有米乐夫、米海夫，还有原哥萨克骑兵旅长金钟仁(俄籍朝鲜人)等人。张宗昌敏锐地感到，这些人是宝贝，他们虽然是苏联红军的手下败将，但如果放在中国打那些土匪底子的军阀，其战斗力还是相当惊人的。此后，又有成百上千的白俄军人前来投靠。
我们知道，张宗昌并不是张作霖的嫡系。就此而言，张作霖对张宗昌的迅猛发展，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匪乱”剿平，忧的是张宗昌势必坐大，难以驾驭。但张作霖本质仍然是个军阀，奉行的是马基雅维里主义。也就是说，只要你能帮我打胜仗，那你就应当帮我打更大的胜仗，至于这胜仗是怎么打的，你又发了多少财，干了多少昧良心的事儿，都可以算做“技术细节”，容当后议。应当说，张作霖对于张宗昌还是颇为赏识的。张宗昌喜欢赌博，张作霖便任他狂赌，其关爱之情可见一斑。但有一次，张宗昌到沈阳拜见张作霖，大大咧咧地往里走，边走边喊：“老爷子，我来……”话音未落，张作霖拍案而起：“出去，重进，妈拉个巴子的，你当在家里呢。”从这件小事上可见，张作霖虽然以粗人自居，但在与张宗昌的交往中，仍然要强调尊卑界限，有着非常明确的利益诉求。
事实上，张作霖并非没有意识到张宗昌可能带来的消极因素，但他急欲扩张之时，也就放任自流了。有资料称，张作霖确曾有过将张宗昌的部队解除武装的想法，只是后来张宗昌迅速做大，未能如愿，这就是古已有之的“投鼠忌器”。关于此节，有一则传闻可资佐证。说是有一次张学良和张宗昌打“沙蟹”(民国时流行的一种扑克赌博)，堪称民国时最大的赌局。张学良提出，如果你张宗昌输了，就交出兵权;张宗昌则提出，如果你张学良输了，就按花名册给我补半年的饷。结果，张宗昌侥幸胜出。张作霖闻知此事，深感遗憾，说：“小六子毛还嫩啊，假如一把牌释了张效坤的兵权，该让我省去多少烦心事。”此说可能不实，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作霖对张宗昌一直心存忌惮。张作霖
但话说回来，张宗昌又的确是在张作霖的眼皮底下“起家”的，这可能就是当时军阀总要面临的“囚徒困境”吧——你必须“养虎”，因为你需要占领“山头”，而“养虎”又必然“遗患”。张作霖自然也需要养张宗昌这只虎，他也认为白俄兵团“可用”。直到1924年9月，苏联代表与张作霖签署《奉苏协议》后，仍继续谴责张作霖收编白俄匪军的行为。但张作霖则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为了“安抚”怒气冲冲的苏联人，耍起了外交手腕，即把白俄官兵“入籍”为中国人——那中国人在中国当兵，你们苏联就管不着了吧？为了广招白俄残军，张宗昌还在哈尔滨、天津两个口岸设立了“入籍军”招兵处。
据称，张宗昌以白俄“入籍军”成立了第65独立师，共约2000人。下辖铁甲队、独立工兵团、骑兵团、骑兵卫队及飞机队等组织。现有资料无不记载，白俄官兵军纪极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张作霖和张宗昌也只看重白俄兵的“作战勇猛”，而对其违纪违法之事很少追究，就是白俄兵真犯了重罪，也不过是送回原招募地而已，甚至还规定对白俄官兵概不判决死刑。张宗昌对白俄军最大的“优待”还在于，他从来不拖欠白俄官兵的军饷，而且最低发放相当于准尉的薪金待遇。
从另一方面来说，白俄军也确实没有让张宗昌失望，尤其是装甲车队，对张宗昌来说更是“战功卓著”。铁甲车队所用的战车是军用运输货车，能三面开火，速度特快，是张宗昌的“开路先锋”。整个白俄装甲车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由天津沿津浦路一直打到长江北岸，为张宗昌在军阀混战中立下汗马功劳。
而按照参谋长王翰鸣的说法，张宗昌“本来和张作霖素昧平生，毫无瓜葛，被迫投到奉系，由一营宪兵，二百支旧式枪，到收留白俄军队而得到新式武器，张作霖这才不得不勉强把他当成自己人。因而张宗昌在奉系里，才算有了立脚点。”王翰鸣也不是张作霖的嫡系，而且与张作霖的关系更为疏远。他所称的“二百支旧式枪”，有“夸张”成分，据徐彻所著《张作霖传》记载，张作霖在派张宗昌剿平高士宾叛乱时，曾拨给张宗昌200余支别烈弹(一种打铅丸的枪)，这可能就是王翰鸣所说“二百支旧式枪”的由来。但实际上，张宗昌原来所带的一营宪兵，绝不可能没有武器补充。张作霖在派遣张宗昌之前，就曾说过“他花了我几十万”的话。但王翰鸣故意往更坏里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王翰鸣既然跟了张宗昌，自然会感到受了冷落和压制。
1923年奉军秋季大演习时，张作霖仍有解散张宗昌所属部队的想法。因为张宗昌的军队成立较晚，匪性未除，甚至让张作霖这样的老土匪也看不惯。还有一点，按着王翰鸣的说法，张作霖尤其痛恨种大烟(此说纵然成立，也不能说明张作霖曾经加以整肃，因为张作霖需要军队，而那个年月，大烟是解决军费的最好途径)，因而总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再加上杨宇霆也反对张宗昌这一绺子人马，欲除之而后快。据王翰鸣回忆，张作霖曾对军事演习校阅委员张学良、李景林、郭松龄等人说：“每年花一百多万，养着这帮队伍种鸦片烟，那太不成话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们不行，就把他们解决，遣散好了。”
正是这次演习，发生了流行颇广的郭松龄“操娘”事件。不难想见，心高气傲的郭松龄不会看得起张宗昌，又有张作霖的“通气”，因而对张宗昌的部队要求特别严格。当时，大雪深达数尺，演习时，士兵有的被冻伤，有的被高粱茬子扎伤，令张宗昌心里老大不痛快。休息时，张宗昌和王翰鸣在庄稼地旁的一处窝棚里避风。张宗昌蹲在炕上，掏出随身携带的烧酒，边喝边发牢骚：“他娘的，这是哪个龟孙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恰好郭松龄推门进来，厉声责问张宗昌：“你骂谁？”张宗昌解释说：“这是我的口头语。”郭松龄得理不让人，指着张宗昌的鼻子骂道：“我x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
一时间，窝棚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身旁的副官们心生寒气，以为会有一场“火并”，但接下来的情节更富戏剧性，只见张宗昌跳到地下，对郭松龄说：“郭二大爷，你x俺妈，你就是俺的亲爸爸，那还有啥说的？”郭松龄没吭声，扭头便走。
在这里，我们说张宗昌耍熊也好，说张宗昌能屈能伸也好，总该承认，张宗昌还是有容人之量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张宗昌其实也知道，他在奉军里的地位极其微妙，他惹不起郭松龄，因为郭松龄的后台是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大帅的亲儿子。鲜为人知的是，张宗昌还曾因此与郭松龄拜了把子。那是李景林(时任奉军第三梯队司令，后任直隶军务督办)撮合的结果。为此，李景林还特意找来张学良，张学良也加以劝解，据王翰鸣回忆，郭松龄还向张宗昌赔了礼。李景林又提议，咱们四人“义结金兰”，为后人留下一段“将将和”的佳话吧。但这种结拜，一言以蔽之：称兄道弟，心隔千里，你抽我筋，我剥你皮。
应当说，这次演习，张宗昌经受住了考验，张学良向张作霖报告时，将张宗昌的第三旅“学科战术成绩优良，士兵如何能够吃苦耐劳，夸大其词，形容了一番”(王翰鸣回忆)。与军纪和大烟相比，张作霖显然更为看重的是“打胜仗”。既然张宗昌已经练成了一支“很好的军队”，那就用来打更大的胜仗嘛。随即，张宗昌的部队由吉林第三旅，改编为奉天陆军第三旅，算是升了一格。第二次直奉战前，又编了一个炸弹团。
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宗昌成了实力派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宗昌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开战之前，张作霖命李景林第一师和张宗昌第三旅合编为第二军，李景林为军长，而张宗昌为副。但两人仍然各带各的队伍，各打各的仗。1924年10月，张宗昌率部直抵玉麟山，与“讨奉第一军副司令兼第三路司令”董政国对阵，两军相交，鏖战七昼夜，战至激烈处，连马弁和卫兵都上了前线，最后终于攻克玉麟山，又攻克“讨奉第一路军总司令”彭寿莘把守的冷口，逼近直军大本营滦州，成为第一支攻入关内的奉军。随后，张宗昌又直扑天津，打算活捉“常胜将军”吴佩孚，但未能如愿。此后，张宗昌急转兵锋，过卢台、越昌黎，一路追击由山海关溃退下来的直军散兵。他利用先破敌入关的优势，收编了六七万直系溃军，在马厂改编成四个步兵旅、三个特种兵团、两个先遣梯队、一个辎重大队。从此，张宗昌就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北方实力派。
时人称张作霖有五虎上将，分别是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郭松龄，这五个人各有特点。时人评价说，韩麟春有智谋，而不拘小节;李景林多才艺，而好说大话;郭松龄机敏狡诈，城府颇深;姜登选豪爽轻财，和蔼可亲，能与士卒共甘苦，重义轻利;而张宗昌粗鲁放纵，无规矩准则。笔者以为，张宗昌能列名五虎上将，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张宗昌进驻滦州后，张学良也从山海关赶到滦州，见张宗昌收编了这么多队伍，大为惊骇，但也不得不说：“长腿(张宗昌身高腿长，故有此称)，你真行啊。”不过，张宗昌在奉军中，原本就处于边缘地位，他的急速扩张自然引得奉系将领的极大“关注”与“不安”。张学良的心里也不舒服，据王翰鸣回忆，张学良曾因此“在懊丧中与郭松龄大起争吵”。而春风得意的张宗昌也的确体验到了咸鱼翻身的快活，王翰鸣曾颇有感触地对张宗昌说：“我们寄人篱下，这回总算出头了。”
而张作霖面临的则是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张宗昌既然有了几万“弟兄”，必须得给人家一个“地盘”了。打仗的时候，军队自然是越多越好。若是打了败仗，也自然可以躲进租界，撒手不管。可是，若打了胜仗，你就得“犒劳”自己的弟兄，“安顿”你手下败将的弟兄，最起码，也得给点路费和遣散费什么的。要不然，闹点兵变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张作霖想出的法子是让张宗昌“南下”，你有能耐，就接着去抢地盘，总不能领着几万大军再回绥芬河吧。于是，张宗昌升任第二军军长，率领所部人马继续进攻。不过，张宗昌此时的军队虽然号称十万，但准确数字却无从知晓，因为张宗昌素来不守规矩，按说收编敌方的溃散士兵，也应讲究一下“程序”的，最起码也得登记造册吧。但张宗昌奉行的却是“口头主义”和“来者不拒”的原则，连他自己也承认，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
在张宗昌从天津出发“南下”之前，王翰鸣还回忆了一个细节，说原来的江西督军陈光远正在天津经商，当年，就是这个陈光远把张宗昌缴了械，才弄得张宗昌像个丧家之犬的。于是，就有人跟张宗昌说，应该“收拾收拾”陈光远，让他把咱的枪都还咱，再要点利钱。张宗昌说，算了，我们又不是“绑票”的。还有就是李藻麟，曾任张宗昌的参谋长，后来投靠直系，冷口战役时，李藻麟是彭寿莘的参谋长，张宗昌也未念旧恶，将活捉来的李藻麟委为随军参谋长。王翰鸣由此称张宗昌“恢宏大量”，但笔者不以为然，因为，若说张宗昌小肚鸡肠，我们也完全可以找到证据——枪杀林白水就是明证。学雷锋时，我们知道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两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反过来说，一个人，若是想一辈专做坏事，恐怕也不容易。问题在于，你根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更糟。我们发现，做好事时，可能会遇到阻碍;而做坏事时，你会遇到更大的阻碍，这种阻碍一方面来自于人性和道德，当然还有法律和公论。
张宗昌也是如此，他做过好事，我们从来也没有否认。但他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恰恰是这种“反复无常”。德国人对苏军士兵有一个很经典的评价：“人们一定见过一个苏军士兵与德国孩子分享他最后一块面包，或者一个苏军卡车司机在公路上主动搭载一位老太太和她的散了架的手推车，并把她送回家的情景，但是，人们也一定见过，苏军士兵在公墓里暗中守候，准备袭击、抢劫、强奸从这里路过的悲伤的单身妇女或姑娘的情景”。而评价一个人的好坏，我们不能通过一两件事就下结论，比如说慈禧太后哭了，我们不能认为她悲天悯人;袁世凯因为“假《顺天时报》事件”而鞭打袁克定，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袁世凯不想做皇帝。列宁曾经说过：“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笔者在这里想说的是，当有些人想为张宗昌之流“翻案”之时，至少应当考虑考虑列宁的话，这没有坏处。要知道，历史人物的定论是很长的时间内，由众多个人观点综合而成的“公论”，不是轻易能翻得了的。
张作霖在思考，张宗昌在等
张宗昌奉命南下之时，直隶督办已为李景林攫取，而山东仍在郑士琦手里。郑士琦是安徽人，原为段祺瑞手下大将，后归顺直系，1923年，曹锟任命郑士琦为山东督办。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直系败北，郑士琦的日子自然不好过，“下野”可能是他最体面的出路了。但张作霖却并没有直接去动郑士琦，他命张宗昌向江苏进军，准备拿下苏、浙、皖，待得胜班师之时，再取山东不迟。三十六计中有一个“假途灭虢”的计策，也可以用在这里。
要说张宗昌，也确实是员福将。当时徐州镇守使是陈调元，这就给了张宗昌又一个不劳而获的机会。当年张宗昌跟冯国璋“混世界”的时候，陈调元是宪兵司令，二人交情至厚。什么是哥们？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张、陈二人除了没有同窗之谊外，另外三样都占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张宗昌是好交好为好花钱的人，曾经出钱为陈调元买了一个上海名妓作姨太太。就像剿平高士傧一样，张宗昌从前所结的“善缘”又一次发挥作用。陈调元借口奉军难以抵挡，将自己的部队调往砀山和丰沛一带，演了一出民国版“三让徐州”的好戏。徐州易主，南京门户洞开，江苏督军齐燮元便没咒念了，赶紧溜之大吉。这样，张宗昌“轻取”江苏。
张宗昌的部队到达常州时，将所部人马分成两路，一路由自己带领，进驻上海;一路由参谋长王翰鸣和褚玉璞带领，开赴宜兴，准备进攻浙江。而如果拿下浙江，安徽也将难以独存。这时，是奉系最为兴盛的时候，但也正合了物极必反的定律，张作霖对张宗昌的担忧终于开始应验，张宗昌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了。他命褚玉璞和王翰鸣在宜兴布置阵地，做出直扑杭州的架式，但却迟迟不下命令，进攻杭州的行动就这样搁置下来。
其实这不难理解，张宗昌是在等张作霖的一句话。苏、浙、皖三省拿下后，给我张宗昌分哪块？而这等“分配”，张作霖不会轻易说，张宗昌又不便轻易问，只得“苦等”。如果张作霖“大度”一点，把江苏交给张宗昌，又会如何？结论是不可想象，因为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一点，张作霖完全清楚，把张宗昌放在鞭长莫及的江苏，也就等于奉系的“分裂”，所以张作霖才迟迟不下决定。
而更加微妙的局势还在于，张宗昌在上海与五省联帅孙传芳觥筹交错，还换了兰谱，拜了弟兄。当时，王翰鸣曾三度请示戎机，张宗昌均未回复，甚至还把电报给孙传芳看，说：我的参谋长要打你。孙传芳说：那你告诉他一声，咱们化干戈为玉帛了。张宗昌说：不必了，让他“闷闷”吧。意思是说，一个参谋长，竟然想不明白事，打呀杀呀的，为谁辛苦为谁忙？
1925年3-4月间，张宗昌终于等来了他要等的消息：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没他的事儿。于是，张宗昌将“自己的部队”撤回长江以北，集中在徐州、蚌埠一带。这个时候，羽翼已丰的张宗昌当然不会为杨宇霆“保驾护航”。后来，杨宇霆和姜登选“江南督军旅行”之所以草草收场，与此大有关系。
但是，张作霖虽然不放心张宗昌留在江南，但总得给张宗昌找块地方“容身”啊。这时，直隶已经给了李景林，那就把山东交给张宗昌吧。在张作霖的要求下，段祺瑞执政府发表张宗昌出任山东军务督办的指令。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郑士琦体面下野。
后人忆民国报人邵飘萍 因历数张作霖罪状被枪杀
1925年，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表报道、时评，历数奉系军阀张作霖罪状，对社会舆论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了北方民众反日、反张运动。这让张非常难堪，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北京上小学。其时，母亲去世，父亲工作忙，就把我送到一所寄宿制学校。周末，我便去外婆家。外婆待我很好。一年寒冬，我的双手冻得红肿，握笔也困难，外婆为我涂上冻疮膏，还给我买了件大棉袄，让我把双手揣到袖筒里就暖和了。那件大棉袄，直到我上初中还穿着。我最喜欢听外婆讲故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随着时光的流淌，渐渐地淡忘了，唯独她与外公的故事，在我生命的长河里，留下永恒的记忆。
外婆名叫汤修慧，是苏州人。其母亲早逝，与父亲相依为命。为了谋生，父亲带着她在金华的游坊巷，开了家小小的照相馆。其时，外公邵飘萍在金华中学堂执教，常去照相馆，他们逐渐熟悉。后外婆赴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彼此书来信往，情投意合，结为连理。
1912年，外公主编《汉民日报》，因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被捕入狱，经外婆及亲友多方营救，出狱后东渡日本，组建东京通讯社，给国内写评论。他十分惦记外婆，书赠两首七律：六和塔高接云霄，飞度登临伴阿娇。最是可憎三眼佛，至今触绪便魂销。人生悲乐忿青常，才说欢娱又断肠。塔上佛前私语后，归来别去太匆忙。
1916年，外公回国，被聘为《申报》驻京特派员，组建新闻编译社，在北京大学成立新闻研究会，开讲新闻采访课，创办了《京报》。其间，外婆协助外公打理馆务，开展教学，帮着带学生实习，常以《京报》记者身份采访，撰写新闻报道。
1925年，外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表报道、时评，历数奉系军阀张作霖罪状，对社会舆论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了北方民众反日、反张运动。张慌了手脚，汇款30万元赠外公，企图堵住外公的嘴。外公即刻愤然退回，对外婆说：“张作霖出30万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让张非常难堪，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的先头部队入京，悬赏捕杀外公，吴佩孚也密令缉捕外公。外婆为外公的安危担忧，深情相劝：“张作霖来了，你少说几句，少写几篇，出去避避风头吧。”外公回答：“我要写，我要说，死也要讲！只是我走后，为难你了。”夫妻相对，泪流满面。后来，外公在亲友的苦劝下，暂避俄国使馆，《京报》交外婆照管。4月24日夜，外公的旧友、《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被军阀收买，将外公骗出使馆(谎称张怕舆论不敢杀他，并说已向张学良疏通，允诺不查封《京报》)，随即遭逮捕。4月26日清晨，外公被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枪杀于北京天桥。是时，可怜的外婆还被当局锢禁于报馆，后得友人电话方知噩耗，当即昏厥。后来外婆强忍悲愤，与亲友将外公灵柩置于殡仪馆，后传张作霖要派人倒棺割头的风声，众人急忙将灵柩迁至近郊的天宁寺。
1928年，外婆团结了一批同仁志士，复活《京报》，署名“邵汤修慧”发表宣言，谓“飘萍先生毕生奋斗最大之武器，唯此《京报》。使《京报》之工作一日不中止，则飘萍先生之志愿亘古如新。此修慧今日所以不敢辞劳避难也”。一年后，随《京报》发行了特刊《邵飘萍先生被难纪念》。外婆撰文《先夫子飘萍公行述》及《被难后追述之事实》。复活后的《京报》继承了反映“民众呼声”的传统，为正义呐喊。直到“七七”事变后，不屈的外婆不愿为日寇张目，毅然关闭报馆，抛弃全部资财、产业，只身逃出京都。
外婆是外公事业上最得力的助手，又是外公被害后的事业继承人。她坚守外公的遗志，反帝反封建，追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行。1986年外婆病故，夫妇之骨灰合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愿外婆与外公九泉之下安息。
民国军阀如何办教育?张作霖创办了东北大学
张作霖创办的东北大学理工楼
从关于民国的史料中发现，过去一向被我们视为不顾人民死活、只顾靠武力争夺地盘的军阀，竟也会不遗余力地兴办教育。无论是在军阀割据时期，还是在战乱时期，许多军阀都十分重视教育。几乎个个尊师重教，他们的某些做法，让我们感到汗颜和感动。
陈炯明劝学手段独特
民国十年，陈炯明为了推动广东教育，成立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聘请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当委员长，将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推进。
那时候，民间比较守旧，没文化的人不重视教育，有文化的遗老反对新式教育，政府花大力气建成了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大多数家长却不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家长们认为读四书五经比读数理化有前途，更看不惯男女同校。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听取陈独秀的建议，成立“巡回教员”制度，给新式学校的老师发补贴，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轮流到附近的私塾授课，给里面的学生讲新知识。半年之后，家长终于明白了新式教育的好处，终于把孩子送到新式学校就读了。
陈独秀还建议陈炯明大搞社会教育，提高成年人的文化修养，陈炯明悉数采纳。当时社会教育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办市民大学，请文化名人办固定讲座，市民免费入场听讲；二、搞通俗讲演，在全省宣讲新思想和新式知识；三、设流动图书馆，当时叫做“巡回文库”，由省政府出资购买一大批图书，每天摇着铃巡回于各个街道，让市民免费借阅。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广东的教育终于走在全国前列。
张作霖：“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民国五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刚上任就说：“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还训令东北各县县长，要求每个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到全县年度总经费的40％，哪个县达不到这个标准，把县长开除公职。他规定的这个教育经费比例，比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都要高。
民国七年，奉天国立师范学校成立，在该校就读，学杂费一律免收。当时师资力量严重短缺，为了多培养教学人才，不但免收学杂费，而且还给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学生免费提供食宿，而且伙食相当不错，有菜有汤，周末还有猪肉和海参打牙祭。
民国九年，由于北洋政府经费欠缺，在日本留学的几千名公费留学生没有了经济来源，张作霖听说后，自己掏腰包，给他们汇去10万大洋。
民国十二年，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张作霖每年批给这所大学的经费是大洋160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常年经费是40万元，北京大学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大学每年经费也只有120万元。张作霖有句名言：“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平心而论，张作霖给留学生汇款，用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合法收入。不过那时候各省督军、省长无一不贪，贪来的钱用到教育上，总比买豪宅包小蜜要强得多。齐燮元
齐燮元自办“希望小学”
民国十年前后，驻守江苏的军阀叫齐燮元，他是吴佩孚的部下，后来在日军侵华期间当了汉奸，在历史上名声很臭。但他也干过一件好，主要就是在江苏建立希望小学。
齐燮元在南京创办过一所很大的贫儿院，说是贫儿院，其实跟现在的希望小学没有区别，也是专收那些家庭困难没条件读书的孩子入学。在民国十年，齐燮元办的这所贫儿院招收了430个男生，320个女生，规模比当时南京最大的国民小学都要大。这些学生不用交学费，不用交住宿费，学校还发给他们衣服和零花钱。经费从哪儿来呢？刚开始是齐燮元自己掏腰包，后来是财政拨款，学生在手工课上学会木工、刺绣之后，周末时拿到夫子庙去卖，卖的钱也能补贴一部分学校的开支。
齐燮元还在江苏督军府办过一所规模较小的学校，专收智力发展有缺陷的孩子，也是学费全免，他和他的妻子亲自去教。
齐燮元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教学生语文、数学，不用备课，唯独教品德课时，需要把教材上的内容一句一句标上记号，凡是自己觉得很难做到的道德标准，他只问学生那些道德对与不对，而不要求大家按照那些道德去做。单从教学上看，这倒是个很可爱的老师。
曹锟：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
布贩子出身、外号“曹三傻子”的曹锟，在做直隶督军时，也在原保定农业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办了一所综合大学——河北大学。可贵的是曹锟没用军队的那套来办大学、管大学，尽管他也在大学里安排了一些昔日的副官马弁，但是这些人都成了伺候教授的跑腿的。曹锟知道自己没文化，他经常说，自彝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办大学还得靠教授。只要他在学校，就经常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嘘寒问暖。大暑天，曹锟在教室外面看见教授讲课满面流汗，就命令校工送毛巾到课堂上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在教室里装了铁柜，里面放上冰块用来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恭恭敬敬地送给教授。当时河北大学的教授的工资虽然比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个月两三百块大洋的工资已属天价。曹锟没有文化，却偏爱给学生训话，每次训话必强调尊重教授。他说：“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请来的，如果谁敢对教授不礼貌，我就要谁的脑袋。”当然，也没有哪个教授把所谓的学生不礼貌行为告诉曹锟，也没有谁真的掉了脑袋。
阎锡山：下指标包村办“强迫教育”
阎锡山在山西推广义务教育，具有“强迫”的味道，挺符合民国前期称义务教育为“强迫教育”的特色。
阎锡山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在山西省城太原推行义务教育，然后在其他城市推行，然后在县城推行，然后在三百户以上的村落推行，最后在小村庄推行。
阎锡山曾留学日本，深受现代文化的影响。他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在教育方面颇有建树。山西当年的教育被称为中国教育的典范。阎锡山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他要求全省从省会到村庄，几年内统统建起国民小学。然而各地由于财力所限，无法全部新建校舍，不少地方就占用孔庙、土地庙、关帝庙、龙王庙等原有的公共建筑作为校舍，而占用孔庙必然遭到遗老的反对，占用其他庙宇也会遭到善男信女的反对。阎锡山就派兵办“强迫教育”，为了使建校更顺利，阎锡山直接让军官去办学，他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连长都下了硬指标：每人包定几个村，在两年内把学校建起来。建成以后，直接担任该学校的校长。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80％以上。这么高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何况中国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韩复榘：从不拖欠教育经费
韩复榘以大老粗著称，也是搞笑大王。他说的话虽然难听，但却也颇有几分道理。比如说用人问题，韩复榘就有个大前提，用正人不用歪人。他走马上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便把一些术士、僧道类人物，统统请出了衙门，取而代之的是新派文人，如大名鼎鼎的何思源、梁漱溟等等。
何思源他本是蒋介石的人，能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乃出于蒋介石的一手安排。但这并不等于说，何思源出任该职，完全靠人际关系，他本人是有真才实学的。
韩复榘是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平调山东的，新省府班底，基本上都是他从河南带来的，只有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韩复榘也许是为了给何思源这位钦定的人物一个下马威，就声言要省财政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闻之，怒气冲冲地找到韩复榘，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否则他就要走人。身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韩复榘，不仅没有被触怒，反倒不断安慰何思源，并保证决不拖欠教育经费。
韩复榘在山东主政七年，山东的教育事业不仅不落人后，且发展迅猛。就是教育工作本身，韩复榘也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他从不横加干涉，更未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亲信。
刘文辉：如果县政府大楼比学校好，把县长就地处决
1935年，四十岁的刘文辉被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
主政西康期间，他十分重视教育。1939年，在一次演讲中，他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
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好奇的孙明经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的话是有些不中听，但话粗理不糙：教育不兴，焉能把西康“变边地为腹地”？
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
揭秘:张作霖之子张学成是怎样成为汉奸的
张学成是张作霖的二哥张作孚的长子，张学良的堂弟。其父死后，他与胞弟学文及三个妹妹均由张作霖抚养成人。但是，同是张门后人，张学成却成为了汉奸，最后被张学良击毙了！1888年，张作霖 的父亲张有财被赌徒打死，他与二哥张作孚前去报仇，枪走火误伤人命，二兄被捕，他逃走，随母亲王氏、妹妹去镇安县(即黑山县)赵家庙村(今属北镇县)外祖父家就食，随后开始走仕途。张作孚出狱后不久在黑山县任警察队长，但是剿匪阵亡，所以张作霖视张作孚的几个孩子如同己出。
幼时，张学成在帅府私塾启蒙。1919年与张学良同期就读于东北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后，与其弟学文一同被张作霖送到日本陆军大学留学深造，归国后张作霖提拔张学成为卫队营营长，不久，又提拔他担任东北军团长、旅长。尽管20多岁就升任旅长之职，在别人看来已是奇迹，但张学成却并不满足，因为他的确有过高的才干，其时在他心中有一团奋发的热火正在心中燃烧，他立志要为自己门宗派系增光，因他是张作孚的长子张作霖的侄子，所以，他的眼睛始终在盯着张学良，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当上了军团长。在张学良身边不舒服，正好张宗昌邀请他到自己的部队担任师长，张学成借口“出去历练一下”，便离开奉天，来到张宗昌手下出任第70师师长。
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李景林、张宗昌所部负责进攻热河。张学成率部途经临渝县千沟镇时，当地胡匪嫁祸张学成，并以张学成部下名义纵容士兵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在当地引起极大的民愤。乡民们把张学成告到军团长张学良那里，张学良恼怒张学成为害地方，遂将张学成撤职。张学成被撤了职，反而对张学良产生强烈的不满，认为张学良六亲不认，借机踩踏自己。
1928年6月，张学良执政东北，托人带信给张学成，让张学成回东北，张学成没有回音。这年夏天， 张宗昌的部队被北伐军击溃，张宗昌逃往大连。失去依靠的张学成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愿意回到张学良身边，而是转身投靠了军阀石友三。
石友三是有名的倒戈将军，典型的见利忘义之徒。早年跟随冯玉祥，却三度背叛冯玉祥。以后，投靠阎锡山后反阎，投靠蒋介石后反蒋，投奔张学良后反张，最后被部下新8军军长高树勋活埋于黄河岸边，成了河畔孤鬼。
石友三表面归顺张学良，暗中却又准备夺取“华北王”的宝座。 1931年5月，汪精卫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委任石友三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6月间，石友三密电张学成，要他去大连与日本关东军联系，以取得日本人的帮助。7月，以张学良所给军费少为由，发出讨张通电，联合孙殿英等部攻打东北军，张学成也在这讨张大军中，为石友三出谋划策。 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派刘峙、胡宗南讨伐。东北军以于学忠、王树常两集团军进攻。石友三受到两面夹击，以失败告终。张学成逃往天津日租界隐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家人、包括张学成的母亲、弟妹都逃离沈阳，后来听人打听张学成的母亲等人投奔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个远房亲戚，张学成却从天津跑回沈阳，找到昔日的日本浪人朋友，放出话说，自己虽是张氏宗族、张学良的堂兄弟，但愿意与日本人一道来收拾东北残局，张学成想效仿叔叔张作霖当年借日本人势力收复原有张氏家族的地盘。当时，汉奸凌印清刚刚被义勇军歼灭，日本关东军正在物色其替代人，张学成的话传到关东军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马上把张学成找到关东军司令部，承诺帮助日本人可以返还张氏家族以往的所有权利与财富，并统统还给张学成，张学成得到日本人的帮助开始走上复兴家族的使命之路。
张学成说：“张学良是个糊涂虫，我从小与他一起长大，我还不知道他？我最不服气的就是他。司令官如此看重我，我一定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本庄繁任命张学成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张学成受宠若惊，将司令部设在黑山县高山子附近，收编胡匪及凌印清残部，大肆招兵买马，很快就扩充了4000多人，下设8个支队，18个旅。以滥发委任状的方式拉拢收编胡匪，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扬言“要揭旗西进，与锦州驻军炮火相见”。
在与义勇军的战斗中，张学成骑着高头大马，冲杀在前，高呼：“我是张学成，速速来降！ ”东北义勇军多是原东北军的官兵，都知道张学成是张作霖的侄子、张学良的弟弟，谁也不敢杀他，任由张学成往来冲杀，几次交锋都败在张学成手下。
当时在锦州军政两署任职的米春霖、荣臻等人碍于他是张学良的堂弟，觉得很难处理。而身为辽宁警务处长的黄显声亲赴北平，向张学良当面请示如何处置。张学良颇感为难，二大爷已经不在了，学成是长子，一旦被处置，二大娘一家人决不会饶恕自己。然而，父亲被日本人炸死，至今尚未安葬，家乡被日寇占领，身为张家子弟不为叔叔报仇雪恨，反而卖身投靠与日寇沆瀣一气、助纣为虐，这又怎能不令张学良失望和气愤？
考虑再三，张学良决定召开有张学成弟弟张学文参加的家庭会议，由大家共同决定如何处置张学成。会上，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父亲在世时，多次叮嘱我，一定照顾好学成，不能让你二大爷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生。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多次反对我，我都没有与他计较。可是，我万没想到，他竟然越走越远，投到了日本人的怀中，成了国家的敌人。 ”
讨论的结果，家人们一致认为，张学成的所作所为，已经背叛了家族、背叛了国家，一定要严厉制裁，以慰先人在天之灵。这次家庭会议，史料上没有记载。1986年，张学成的弟弟张学文从巴西回国省亲，向陪同的省政协赵杰等人讲述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事情。家庭会议后，张学良给黄显声下了命令，消灭张学成及所部伪军。黄显声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北京拍电报给在锦州的熊飞、米春霖等。熊、米遂集中公安骑兵部队于11月中旬前往高山子围剿。
拿了“尚方宝剑”的骑兵部队再也没有顾忌，高山子一战，张学成和日本顾问等一伙日伪官员被击毙，并生擒伪军官多人。死的地方离其父张作孚殉职的地方不远。张学成伪军的被消灭，鼓舞上辽西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志，日军暂时放弃了进攻辽西的计划。
张作霖:一生认了四十多位干爹干妈的民国大军阀
奉系，以奉天为中心，以东北三省为根据地，势力最强时到达长江流域。奉系的地域色彩最明显，也最团结。从袁世凯时代开始，东北军阀间虽然也有纷争，但基本都是自成体系，游离于中央政权。奉系的圈子以张作霖为中心。张为人爽快、大方、务实，对上一级的人物，认干爹、老师;平级中，张都与之结拜为兄弟，可以说，老奉系的高级将领几乎都是张的把兄弟;对下级，张视为子侄，态度和气、出手大方。张作霖好打麻将，无论在奉天、北京、天津，身边总是聚集着一帮牌友。
小档案
张作霖
绰号：张大帅
出生地：辽宁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祖籍：河北
生卒年：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
毕业学校：东北某森林
主要成就：统一东北、内蒙古
职业经历：卖烧饼、木匠、乞丐、兽医、骑兵、绿林、民团首领、清军管带、日俄战争为双方效力、镇压革命党
口头禅：妈拉个巴子
张作相(1881—1949)：张作霖早年拜把兄弟，亲手培养提拔张学良。祖籍河北省深县花盆镇，生于辽宁义县杂木林子村。贫苦出身，念了三年的私塾。第一份工作是绿林。多次出任吉林省省长，九一八事变后，被迫辞职寓居天津。多次拒绝日本及南京方面的橄榄枝。
张景惠(1871—1959)，辽宁台安人。起初是民团武装，后与张作霖结拜。曾至奉天讲武堂学习，官至奉军副总司令，常驻北京。1928年皇姑屯事件中身负重伤。后来却出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大臣，于1945年被苏军逮捕，引渡回中国。
汤玉麟(1871—1949)，生于辽宁阜新，祖籍山东烟台市。早年跟随海沙子做土匪，号称汤二虎。海沙子跟张作霖决斗身亡之后，汤归顺张作霖。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汤玉麟征集二百多辆汽车，带着家产率部逃跑，日军仅128名骑兵占领热河19万平方公里领土。时有民谣称“避暑山庄真避暑，百姓都在‘汤’(指汤玉麟)里煮。”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乳名双喜、小六子。生于辽宁台安县桑林，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之长子，“民国四公子”之一，当时著名的花花公子，享寿101岁。
张作霖一生认有四十多位干爹、干妈，留下文字记载的就有十二位，其中有穷困潦倒的老妪，也有富甲一方的豪绅，还有权倾东北的高官。后者如东北大员张锡銮、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段芝贵的父亲段有恒。张作霖
张作霖当了多年土匪，欲受招安而无门路，于是设下一计。盛京将军增祺的家眷路过某地，张派人全数劫下，好吃好喝好鸦片地招待着，并给增夫人安置一间上房。张故意流露出被迫为匪的无奈，随行人员便劝张接受官府招抚，并说明他们劫的就是增祺内眷。张作霖佯作惊恐，躬身赔礼，随行人员于是引荐他去见增太太。增太太见张如此恭谨，谈吐不俗，遂答应为他招安之事吹枕边风。于是，张作霖坐上了清军巡防营管带的交椅。
奉天巡防处总办张锡銮有“快马张”之称，张作霖就给他送了一匹好马，并且拜张锡銮为“义父”。张锡銮离开时，张作霖又亲自带领二百五十名骑兵护送銮。不久，张作霖升为巡防五营的统带官。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总参议周树谟问张作霖：“当年你为什么接受招安？”张回答：“回禀大人，我想升官发财！”
张景惠父母去世得比较早，他便继承家业扛着豆腐盘在台安的大街小巷叫卖，得名“胡家窝堡豆腐张”。日后，张做了伪满洲国的总理，人送绰号“豆腐匠总理”。
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给张作霖拜年，给张的每个儿子发了五千元的压岁钱。张一见，说：“吴大哥，你这就不对了，给小孩压岁钱可以，哪有给这么多的？”吴说：“大帅，我的一切还不都是你给的？”张说：“你说的是真心话？”吴答：“那我说的还能假吗？”张说：“既然你这么说，你不要给他们钱，你回到黑龙江好好地做事，不要让那里的老百姓骂我的祖宗。”
吴俊升认为自己是“黑熊投胎”，平时养着几只大狗熊，走路时经常模仿大狗熊的样子;张海鹏称自己是“张飞再世”，出门碰见关帝庙就进去磕头，见关羽像就大喊“二哥”;汤玉麟说自己是“猛虎投生”，酷爱老虎，坐着谈话时，把紧握的两个拳头扑到桌上，以展示“虎威”。
张作霖和冯德麟平常兄弟相称，为了争东北王的地位，两人干了起来。张把炮台对准冯的驻地，冯非常恼火，张作霖请吴俊升去找冯谈和。吴会见冯的时候，刚刚提到“将军”(指张作霖)两字，冯德麟便破口大骂：“什么将军！妈的！”
毕桂芳，黑龙江省省长兼督军。毕是外交人员出身，曾经做过中国驻俄使馆的馆员。因为办事比较糊涂，大家就送他一诨名“毕不管”。毕为夫人祝寿席间，新被撤职查办的泰来县县长，登门贺寿，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后仍长跪不起，说：“本县绅士诬告我，请太太替我做主。”毕督军一面笑一面搀起他：“这点儿小事用不着太太做主，我就替她做主吧，好了，回任当差去吧！”
汤玉麟，外号“汤老虎”，带兵三十余年从未杀过一官一兵，部下犯错误，最大的责罚就是驱逐，过日再来，照旧留用。
吉林督军孟恩远不识字，唯能草书一笔“虎”字，常以此赠人。他写虎字时专有一差官伺候，写到末尾一竖时将笔停在纸上不动，由差官乘势将纸向怀中一拉，因此这一竖又平又直，好像很有笔力，平竖不斜。
一次，张作霖会见溥仪，临别时张亲自将溥仪送到门口。这时，张看见一个日本便衣警察正站在汽车旁边，便故意大声说道：“要是日本小鬼子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直皖战争后，张作霖和曹锟的关系很是密切。曹锟派人送了一车皮西瓜给张作霖，张作霖回赠了一车皮烟土。
张作霖在北京站稳后，便不断排挤孙中山和冯玉祥。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冯玉祥也以退为进，前往京西天台山休养。张拉着冯的手说：“你可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
北洋政府要改组财政部，张作霖原定由段永彬担任财政次长，但朱有济也想得到这个位置。于是朱邀请张与段一起搓麻将。打牌时，朱有意给张喂牌，而段却一牌不让。张认为段“把钱看得像命一样，哪能干大事”。下了牌桌，张立刻用朱取代了段担任财政部次长。
张作霖用人不疑，下属向他报告“某旅增加了多少人”、“现在又添了某某某”，他都批准，给钱给军备，从不多问。
郭松龄起兵反奉，第一个通电为饶汉祥所写。其文“文辞华丽，气盛言宜”，很是精彩。张作霖说：“漂亮的文章能当饭吃？不打内战，哪来的荣华富贵？不要理睬他！”张又说：“饶汉祥这个人惯耍花枪和吹牛皮，黎菩萨(元洪)还不是给他吹毁的。”
郭松龄反奉后，张作霖有一次骂道：“郭鬼子，这个王八羔子！以前，他到沈阳来，扛个行李包，有两只茶碗，一只还没把。‘小六子’(张学良)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就一次给了他两千大洋，给他安家。可没想到倒养了个‘白眼狼’。”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张作霖召开军事首脑会议说：“用人失误，出了姓郭的败家子，我感到很对不起关东的父老乡亲。天下的英雄多得是，你们就另选高明吧！”众人默然。此时，吴俊升说：“除了大帅，谁能称英雄，更别说我们这些狗熊！”
平定郭松龄叛乱后，张作霖盛宴“文武百官”，以示庆贺。在酒酣耳热之际，张的随从抬进一个箱子，向张报告说：“箱中皆是郭鬼子死后所搜得城内人和郭鬼子的密件。”一时间举座惊慌，张立即下令，将箱内之物当场烧掉。
1918年，德国战败，欲将克虏伯等各兵工厂机器拆卸出售，委托荷兰人在上海登报标卖。张作霖见报即派兵工厂厂长韩麟春，前去购买。谁知韩被诱进赌场，将资金全部输光。韩给张写信，说自己欲跳黄浦江自杀。张见此信后，大骂道：“妈拉巴子的，孬种！输了就输了嘛，要寻短见！”立即找军需处长来，吩咐说：“给上海买机器的人汇一百万元去，注明我指示的，一半捞本，一半买机器，买好就回来，莫再耽误了。”二人收到汇款，重上赌场，最后赢了四倍于本钱的钱。二人全部用来买了机器，沈阳兵工厂成了“中国的克虏伯”。
张作霖有一个航运公司，多年来经营不善，一直亏损。后来有一个小职员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提了些建议。张看信后，随即将这个小职员提为总经理，委他全权管理航运。身边人劝说：“这个人咱们不了解，能不能办事不好说，仅凭一封信就委以如此重任，办砸了咋办？”张说：“我看这小子行，我看准的人错不了！”一年后，航运公司扭亏为盈，小职员带着一年挣的十万大洋面交张。张说：“好小子，我没看错你，这十万大洋就奖给你了，好好干！”
李大钊被绞杀内幕 张作霖称他是俄国人的奸细
在86年前的今天，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秘密杀害。李大钊是留日出身的大教授，张作霖是绿林出身的大军阀，在风云变幻的1927年，张作霖下令绞死了李大钊。这个历史事件似乎一目了然，历史书上记载也似乎黑白分明，但是如果我们详细观察一下历史的细节和因果，结论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张作霖在杀害李大钊时面临极大压力，而最后下决心判李的死刑，也是认为自己有可依赖的证据。近年关于李大钊之死的档案陆续公开，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一些共产国际档案也大批面世，关于那段历史的真面目，已经能大体勾画出来了……
突然发动北京政变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李的一个特殊身份长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认定，正是他本人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的“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这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们知道，马克思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必须是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成功。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主掌的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但是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李大钊最早与共产国际人员的联系下，共产国际派来特使帮助成立的。而李大钊并没有出现在前台，他实际还有一个共产国际在中国代理人的角色。
在中共一大上，对于中共是否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和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严重分歧，在翌年的二大上才得以解决。而李大钊一直是以共产国际的立场努力促成此事的。李大钊在北方，更是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及后任大使、共产国际在华的实际负责人加拉罕联系。
李大钊从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国家利益的总战略为目的，比如，他在国共合作的沟通工作，在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地方军阀与苏俄关系上，一直是重要联系人，他并不单单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出现，而是以代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行沟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模糊了国家概念的身份很难认定。
李大钊曾参与了苏俄和吴佩孚直系军阀的秘密谈判，一度使吴转向左倾，但是李大钊最成功的秘密活动是转化冯玉祥支持南方国民政府。冯玉祥和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期间就曾经合作过，秘密策划反清起义，结下很深友情。苏俄对北方军阀中的冯玉祥部一直抱有期待，主要是因为李大钊的工作。
1924年，在直奉军阀大战中，冯在南方国民党和苏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掌握了政局，但由于自己力薄势单，请了段祺瑞来临时执政。不过冯还是坚持促成了孙中山北上。当时，苏俄对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抱有很大期望，并在军事援助上大量投入。
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
苏俄最早授勋的五个元帅，两个相继被派往中国，一个是布留赫尔，即著名的加伦将军，后来北伐战争基本由此人指挥，另一个是叶戈罗夫，以元帅军衔任驻华武官，负责中国北方军事。从1924年起，苏俄军事援助就不断支持冯玉祥，派去军事顾问团，当时邓小平就是以邓希贤的名字被直接从苏联派到冯的部队。而李大钊则是冯和苏俄的最重要的联系人。冯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北方军阀的一致反对。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的军队，双方进行大战，而同时国民党也开始北伐，全国进入全面混战。
1926年4月，张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
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享有治外法权。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和后来搞复辟的张勋等，都到那里避过难，从没发生过问题。而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张作霖
这种现象首先引起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不满和怀疑，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使馆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他们秘密报告了张作霖的安国政府，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并跟踪相关人员，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1923年入党，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
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而且苏联很深地卷入中国内战，这对北方政权威胁极大。张作霖函商外国领事团，因为苏俄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默许张的军警入内缉捕暴乱人员。
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
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
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各方都有营救行动，特别是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张作霖也犹豫不定。他为此给北方军队前方的重要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当时报刊也记载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其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另有一种说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来电主杀。张作霖绿林出身，对苏联和日本等国本都不买账，他认为李大钊是“俄奸”，在战争状态，更是唯认武力至尊，对前方将领的意见更为重视，所以很快就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
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但是张作霖的政权很快倒台，翻译整理出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只印了极少册数，目前已经很难找到。我并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对李大钊的死，还不敢妄下结论。
张作霖对东北教育贡献 宁少养五万军也要办教育
北洋军阀时期，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奉省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于1916年10月28日，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为防止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情况发生，他还派专员赴各县调查教育经费的去向情况。
有一件事在当时颇为轰动：为办东北大学，这位视兵为命的军阀竟然“宁可少养五万兵”。
对此，有人评价他“知用民财设立大学，培养人才……是当时国内其他军阀所不及”。
上书总统 不谈军事谈教育
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二十七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靡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马上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靡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严令各县 教育费占总支出4成
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上任伊始，即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看到省长如此重视教育，已停会两年多的奉天省议会马上重新开会，专门研究奉天的教育问题。会后，便将议案交给了张作霖。对于这一议案，张作霖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责令省署教育科制订整顿办法。
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奉省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对此，张作霖认识深刻，他认为，必须把教育经费问题当作首要大事来抓。因而，他于1916年10月28日，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成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1918年12月，他再次重申学款应占岁出40%的标准，并严订办法，如“今后各县知事仍不实行办理，即以废弛学务论，照地方兴学考成条例予以相当之处罚”。
与此同时，张作霖还注意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问题。为防止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情况发生，他督派专员赴各县调查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
除以行政命令加强教育管理外，张作霖还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完善教育管理。在1919年10月，奉天省教育厅成立之前，由张作霖亲自过问而制订出来的关于奉天教育的地方法规就有二十多项，涉及教育行政，教育视导，教育经费，初、中、高等教育，师范、职业，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这点恐怕是其他北洋军阀所无法比拟的。
请办师范 专门致电教育部
1916年12月6日，奉天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孙其昌、奉天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董宝麟、奉天省城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魏福锡呈文给张作霖，建议派员赴吉、黑两省，协商联合向教育部争取设立东三省区域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事宜，以培养中等以上教育人才。张作霖看完，当即大笔一挥签了个“准”字，并立即派孙其昌前往吉、黑促成此事。
1917年1月9日，张作霖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请设高等师范学校。电中将与吉黑两省商议的结果作了详述，提到两省已同意，协款三万元，并请教育部“先行允准”。但教育部以“于国立学校计划有违”为由，未批准。
3月17日，张作霖又直接给教育总长发去咨文，进一步强调在奉省设立高等学校的必要性，并表达了举办高师的迫切心情。由于张作霖的积极争取，教育部初步同意将计划之内的最后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设在奉天。
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
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是非常丰盛的。
发展职教 强调“学以致用”
职业教育是培养实用性人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但在1915年以前，由于对职业教育缺乏认识，奉天省职业学校仅有8所。这远远满足不了对实用性人才的迫切需求。张作霖统治奉天之后，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取得很大的成绩。
1916年10月27日，张作霖颁发省教育会决议案给各道尹、县知事，令其遵照执行。决议案指出“中国欲富强，必以职业为基础，各校添授职业教育，实为当务之急。”
张作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加强课余时间的职业教育，将职业教育寓于普通教育中。为此，他特于1917年12月2日训令各道尹、省辖各学校，强调学校教育务注重实用。要求“所有中小男女各校，对于图画、手工、算术各课程，毋徒专求美观，务当注重实用主义”，以使学生全面发展。
他还派人对全省的职业教育状况进行调查摸底，以了解各地方究竟需要何种人才，何种职业最受欢迎等情况，以便制定实施职业教育之标准。张作霖还指定办理职业学校专款抽收园圃捐，用作此项专款，使奉省教育的发展有了可靠的经济保证。
在张作霖的一再催促下，各地方加紧进行职业学校筹建工作。到1929年，全省的职业学校总数达45所，省立6所，县立39所，在校生4798人。
兴办东大 宁可少养5万陆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他对王永江说：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不管用多少钱，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馆。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 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之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每年160万，人均为奉大洋800元。
为吸引一流学者来任教，在张作霖的指示下，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其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40名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他大学可比。
至二十年代末，东北大学己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蒋介石一句话 张作霖苦心经营多年化为废墟
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的东北军北大营，晚上九点钟，熄灯号刚刚响过，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紧接着就是密集的枪声。连长传令全营起床，领取枪弹紧急集合。
士兵每人发200法子弹，四枚手榴弹，机枪弹盒装满子弹，火炮坦克等重型装备也都处于战备状态。队伍一切准备就绪。
这时，中校团副朱芝荣赶来了，他说旅长来电话，叫部队不要动，把枪缴回军械库，士兵回去睡觉。如果日本人进来，由长官出面交涉，日本人要什么给什么，不准打。
姜明文和几个连长强压着怒火问：“要命也给吗？”
朱芝荣说：“这是旅长的命令。”
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因此，当晚留守第七旅的旅参谋长赵镇藩不敢轻举妄动，马上向张学良报告。而此时，张学良正带着太太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在北京前门外看戏。
东北军八千人，日军六百人，这一仗实力悬殊，本应没有任何悬念，可结果却是东北军惨败。面对攻进营区的日军，在上级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下，官兵把枪支送回弹药库原地待命。结果，很多战士来不及穿上衣服就被日军用机枪扫射死在床上，有的被日军用刺刀捅死。
最终，北大营失守。从此，这座1908年清政府建立，张作霖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东北最大的兵营变成了一片废墟。
实际上，日本人早有预谋。为了让东北军放松警惕，日军早在事变发生前两个月就开始在沈阳城内进行大大小小的军事演习。短短两个月时间就搞了近30次，平均每隔一天就有次。
一开始东北军听见枪炮声还很警觉，可到了后来，演习越来越多，他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因此，9月18日晚上，炮声响起的时候，沈阳城里的老百姓和士兵还以为日本人又在搞演习了。
直到炮弹落在营区内，北大营的官兵才意识到，这一次日本人动真格的了。
因为多次演习，日军士兵早已对进攻路线烂熟于心。蓄谋已久的日军，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帮助下长驱直入。9月19日凌晨五点，中国的重镇沈阳沦陷了。
就在日军攻进沈阳城时，南京国民党政府还给东北军政长官发了这样一份电报：“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
到了此时此刻，南京政府居然还在帮助正在实施侵略的日军寻找合理的侵略理由。
其实，在接到南京政府的电报前，辽宁省长臧式毅曾照会日方领事机构，却只得到了一个口头保证：“日军决不会占领沈阳城”。
于是，沈阳的老百姓放心了，开始盼望天亮。他们以为，天亮了，日军的演习就结束了。然而，天亮后，他们等来的却是东北长达14年的黑暗。
日军攻进沈阳城，大肆烧杀抢掠，死难军民达到3000多人，沈阳城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中。
当时，号称全国最强大的东北边防军空军的飞机一架都没有来得及起飞，总共262架全部落入日军手中。
在全国最大的东三省兵工厂，可以生产世界上几乎最先进的轻重常规武器的兵工厂，日军抢走了3000多门火炮、十几万支轻武器。
本来这些武器是用来抵抗侵略者的，现在却拱手送给了侵略者，以致到后来，这些武器反而成为了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工具。
“东北王”张作霖才死了三年，他的大帅府就遭到了日军的洗劫。大帅府里有一座假山，假山上是张作霖题写的“天理人心”。而那一刻，假山的后面却站满了一群没有“天理”的日本人。
无学无财无靠山:张作霖凭啥乱世称王的
大多数人对于张作霖的认知基本来自于影视作品，一顶高帽子，两撇大胡子，一张嘴就妈了个巴子，活脱脱一个走了狗屎运的大老祖，而真正的张作霖并非如此。
张作霖自幼家寒，祖父在清道光年间随闯关东大潮由河北来到东北落脚，家里几代无一人做官。父亲在他尚未成年时被人打死，由寡母含辛茹苦地拉扯成人。
张作霖是在一无学历、二无钱财、三无背景靠山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由浪迹乡间的小混混，到奉天王、东北王，最终坐上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
心存百姓
1916年4月，当上盛武将军兼奉天巡按使的张作霖，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施政主张用白话文的形式告知市民。“向来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语，遇着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们两人的言语，是要人人听见，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话儿，与我们奉天的父老子弟说一说。”张作霖白话文官文，让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解决了当时官方与民间的沟通弊端。在施政方针中，他提出需治理的三件大事，即剿灭土匪、治理财政、整顿吏治，都与百姓息息相关。
1926年，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可见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不止一次对张学良、对部下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也说过：“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
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明白昭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知人善用
张作霖的最成功之处，在于他会用人。他深知，要想打天下，光靠自己不行，必须得有一批肯干、能干、会干的人襄助。早在办保险队时，他就说：“地方贤俊，如不弃我，当厚币以招之。”吸引了杜泮林、刘春烺等一批乡绅文人为其出谋划策、筹备钱款，还结交了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一批生死弟兄，培养和形成了奉系最初的班底。
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后，针对匪患猖獗的情况，准备调王顺存来主持剿匪。王顺存何许人也？1900年，张作霖在新民府捕盗营当哨官时，王顺存在海城当县知事。为政期间，他勤政爱民，治匪有方，曾将土匪“二连子”捕获正法，二连子的亲哥哥张海鹏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带了数十个土匪，将王顺存姑母家男女老少十八口都打死了。张作霖并不认识王顺存，只知道1913年王顺存在黑龙江任清乡督办兼全省警务处长和省会警察厅长时，在三年内肃清了全省匪患。张作霖让其秘书长谈国桓去电邀王来奉，王顺存复电同意来奉就职。而此时，将王顺存姑母家灭门的张海鹏正在张作霖手下当旅长，他听说王顺存要来，在会议上即拍案而起，说：“来吧！我正想找他报仇呢！”张作霖说：“你们的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当时你是私，王顺存是公。他身为县知事，职责就是为地方除害。当时不论是谁，只要是为匪害民的，被他抓住了都是要杀的。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时也要杀些犯法的人，那些被杀的人，对我们来说能算私仇吗？”张海鹏说：“我不管什么公私，大帅既不肯与我做主，我就辞去旅长的职务，以个人的身份对付王顺存。”说完，张海鹏一跺脚离去。第二天，王顺存来到奉天。张作霖找来谈国桓，把张海鹏要报仇的事告诉了谈，气恼地说：“我想用一个人都不能随便，我现在没有脸见王公。你通知他赶快离开，张海鹏手黑，说得出就做得出，如果王公出什么意外，我张作霖更对他不起了。”王顺存得知后，即乘当日晚车去了大连。张海鹏探知王顺存在大连后，派了一个杀手去大连刺杀王顺存，因王住在日本租界内，杀手未敢动手。事过三年，张作霖始终不忘王顺存。1919年秋，张作霖当上了“东北王”，再把王顺存请到奉天，说：“上次我很对不起你，此次请你留下吧！现在我说话能算数了。”于是电请北京政府，任王顺存为东三省清乡督办。王顺存上任后，征剿得力，三年之内，即将各地土匪肃清。
张作霖有一个航运公司，多年来经营不善，一直亏损。后来有一个小职员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提了些建议。张作霖看信后，对这个小职员大加赞扬，并且随即将这个小职员提为总经理，委他全权管理航运。身边人劝说：“这个人咱们不了解，能不能办事不好说，仅凭一封信就委以如此重任，办砸了咋办？”张作霖说：“我看这小子行，我看准的人错不了！”果然，一年后，航运公司扭亏为盈，小职员带着一年挣的十万大洋面交张作霖。张作霖说：“好小子，我没看错你，这十万大洋就奖给你了，好好干！”
以德报怨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之后，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奉系将领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当时孙传芳正盘踞浙、闽两省地盘，唯恐奉军对己不利，决定先发制人，突然率部向奉军驻地猛烈袭击。奉军因事前毫无防备，杨宇霆仓皇出走，总算逃得性命。一年之后，孙传芳被国民革命军打垮逃回南京。不得已掉头来，想乞援于张作霖。当时张作霖正驻在天津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时行晚辈大礼，连说对不起。张作霖抚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杨宇霆当时也在蔡家花园，极力劝张作霖杀了孙传芳，以泄旧恨，根绝后患。张作霖对杨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现在馨远(孙传芳字)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靠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拒绝贤路吗？”此事传到孙传芳耳中，孙传芳被感动得几乎落了泪，从此对张作霖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
不计前嫌
郭松龄被杀后，与郭有关系的人人心惶惶，生怕张作霖追究。有人乘机把一些人与郭松龄来往的信件拿给张作霖，张作霖看也不看，当着众人面把信全烧了，还是那句话：“过去的就过去了，以后大家好好干！”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张作霖用人不分畛域，不问出身，恩威并举，以德报怨，一旦相中就敢用而且也会用，使大批有才干的人聚拢到他身边，心甘情愿、呕心沥血地为他做事。
你不仁我不能不义
张作霖虽然个子不高，但心胸宽广，对部下、对朋友讲仁讲义，你可以不仁，但我不能不义。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背后搞鬼，导致张作霖兵败，张作霖气得反复说：“这还是兄弟吗？”后张母去世，张景惠不敢回来奔丧。张作霖派吴俊升去北京，传话给张景惠：“大家都是兄弟，你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令张景惠大为感动。汤玉麟因张作霖庇护王永江起兵反张，兵败后逃往他乡，张作霖派张学良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去相请，感动得汤玉麟痛哭失声。
后记
张作霖是个复杂的人，他的所作所为，经常很难用一句话概括。但张作霖又是个透明的人，往往一句话，一件事就能让人看出他的诚意，感动于他的真情。他从一个穷小子在乱世中崛起，之所以能在大起大落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最终成就大业，就在于心中坚定地守有为人处事的原则，那就是他亲笔写在大青楼前的那个横幅：天理良心。
难以言喻的军阀张作霖 谁说胡子就没有民族气节
提到“东北王”张作霖，人们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土匪”或“魔王”;张作霖自己也人前人后自称“大老粗”。其实，张作霖能够由身贱名微的草莽武夫，风云际会，乘势而起，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不唯其粗，也是有几手细活儿的。
保境安民扬美名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各地纷纷成立武装组织以自保，名曰大团。1900年，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大团，当上了小头目，负责周边治安，所辖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讲诚守信，维护治安，尽职尽责，很快辖区内胡匪遁匿，民生安宁。他也由此声誉鹊起，美名远播。
1901年张作霖因遭土匪暗算逃亡八角台。八角台是个大镇，商号有五十多家，商会会长张紫云见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行止有矩，谈吐不俗，果然名不虚传，就盛邀他做团练长，以保境安民，地方绅商亦纷纷力挺。
八角台，成了张作霖的发祥地。取信于民，是张作霖辉煌人生的基点。
目光如烛拒逢迎
张作霖出身绿林，下属多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铁哥们，极讲“义气”。他手下有个曹秘书长，跟随多年，摸透了他的一切脾性，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
和许多头儿一样，张作霖每年都要对人事有一番调整，奖勤罚懒，让下级都有有个盼头。奇怪的是，许多顶撞了他的人都能得到升迁，唯独最顺服的曹秘书长，多年来原地踏步，后来不升反降，竟被撤了职，由一个从讲武学堂出来仅两年的年轻军官顶上。众人不解，颇有非议。
张作霖不动声色，一日，宴请曹某。酒宴摆上大厅后，恭请曹某坐首席，几个将军作陪。张举杯向曹敬酒：“老曹，你跟随我整整10年，鞍前马后服侍我，我绝非铁石心肠。这10年，你什么错也没有犯过，从来没有跟我争论过，我怒你嗔，我喜你欢，我说生姜是从树上摘的，你不会跟我抬杠说是从地里刨的。难道在你随我的10年中，我就一件错事也没做过？你善于逢迎，此乃将帅身边人之大忌也。”众人恍然大悟，曹某愧怍不已。
治家严谨树声威
张作霖治家严谨，规矩多，家风好，是远近闻名的。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句领导面对“我姐夫是大帅”的公子哥儿敢怒不敢言。张作霖闻之勃然大怒：“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张作霖不为所动，当晚亲自执法。家人很是不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再也没有人敢乖张闹事。奉天百姓知道此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信服。
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学良任旅长。一次张作霖着便服在城里转悠，忽听几个百姓叹气说三旅士兵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怒不可遏，立即转身回家，将张学良找来足足痛骂了有半个小时，最后，将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且不许有人探望，不许有人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震撼了，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还敢为非作歹？
胸怀豁达善用人
张作霖的最成功之处，在于他会用人。他深知，要想打天下，光靠自己不行，必须得有一批能人襄助。早在办保险队时，他就说：“地方贤俊，如不弃我，当厚币以招之。”吸引了杜泮林、刘春烺等一批乡绅文人为其出谋划策、筹备钱款，还结交了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一批生死弟兄，培养和形成了奉系最初的班底。
当上奉天督军后，针对匪患猖獗的情况，准备调王顺存来主持剿匪。王顺存早年在海城当县知事时，勤政爱民，治匪有方，曾将张海鹏的亲兄弟土匪“二连子”捕获正法;1913年，王顺存任黑龙江清乡督办兼全省警务处长和省会警察厅长，三年内即肃清全省匪患。张作霖并不认识王顺存，让秘书长谈国桓电邀王来奉，王顺存复电同意来奉就职，后因张海鹏反对而作罢。1919年秋，张作霖当上了“东北王”，再请王顺存至奉天，说：“上次我很对不起你，此次请你留下吧！现在我说话能算数了。”于是电请北京政府，任王顺存为东三省清乡督办。王顺存不负众望，三年之内，果真肃清各地土匪。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之后，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奉系将领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当时孙传芳正盘踞浙闽，唯恐对己不利，先发制人，突袭奉军，杨仓皇出走，捡条性命。后孙传芳被国民革命军打垮，乞援于张作霖。当时张作霖驻天津蔡家花园，孙传芳以晚辈礼谒张，道歉连连。张作霖抚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孙感激涕零，从此对张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
张作霖有一个航运公司，多年来经营不善，一直亏损。有个小职员给张写了一封信，提了些建议。张作霖看信后，大加赞扬，随即将这个小职员提为总经理，委他全权管理航运。身边人劝阻，张作霖说：“我看这小子行，我看准的人错不了！ ”一年下来，公司果然扭亏为盈，净争十万大洋。张作霖褒奖小职员：“好小子，我没看错你，这十万大洋就奖给你了，好好干！”
郭松龄被杀后，与郭有关系的，人人自危，生怕被追究。有人乘机把一些人与郭来往的信件拿给张作霖，张作霖看也不看，当着众人面立即把信全烧了，还是那句话：“过去的就过去了，以后大家好好干！ ”此举大有官渡战后曹孟德之风范，非大老粗所能为也。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像拦路向张作霖讨债、只认死理的新民商会会长姜雨田，张作霖不但不怪他在自己丧母期间擅闯禁地、拦马索债，还起用他为自己理财，官至边业银行副总。还有，力排众议，任用外号“整死净”的曾有翼担任奉天首任市长，提拔敢拿枪对着自己的帅府卫兵担任典狱长，甚至为了文人王永江不惜与自己拜把兄弟汤玉麟闹翻。
张作霖用人不分畛域，不问出身，恩威并举，以德报怨，一旦相中就敢用而且也会用，使大批有才干的人聚拢到他身边，心甘情愿、呕心沥血地为他做事，所以说，张作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用人的成功。
大刀阔斧办教育
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中最重视教育的人之一。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27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并对王永江说：“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1925年，新校舍建成，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在国内首屈一指。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每年160万，人均为奉洋800元。
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知名教授前来任教，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他大学可比。
另据曾在吉林做过校长的李鼎彝(台湾作家李敖的父亲)回忆说，每当孔子诞辰日，张作霖都会脱下戎装，穿着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云云。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也值得今人反思
舞文弄墨戏倭寇
张作霖出身卑微，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很喜欢摆门面。他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特意在他的会客室放了一排书架，摆上不少书装点门面。
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把当年号称“东北虎”张作霖这个人物的爱国骨气刻画得淋漓至尽，让后人感慨万千，赞叹不已。
寸土不让有血性
张作霖最为后人争议的地方就是和日本的关系，赞之者誉为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贬之者斥为“卖国求荣的军阀”，两种看法截然相反。实际上，在对日关系上，他既有抗争也有妥协，其中抗争是主流，是本质。
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字。其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告诫部下：“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大帅府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则在隔壁房间大骂：“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沈。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计计落空，恼羞成怒的日本人，终于向这个决不低头的中国血性男人伸出了黑手......
一位叫鲍威尔的美国人曾专访过张作霖，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日本人如何能够炸死张作霖 川岛芳子色诱其副官
1928年，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在六国饭店舞会上，依靠娴熟的舞步，卖弄姿色迷住了张作霖的副官，套出了张作霖回东北的确切时间，使关东军得以在皇姑屯炸死这位不合作的东北军大帅。
1933年5月7日早晨，曾经的北洋军阀“皖系”大将、不可一世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正在饭店房间里洗脸时，被突然闯进来的刺客近距离连击三枪毙命。死亡地点是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其实张敬尧对有人要杀他早有防备，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人会来六国饭店杀他。六国饭店有深厚的帝国主义势力撑腰，在政治上享有特权，治安由六国军警宪兵轮值，中国军队和警察别说进饭店抓人，就是进入饭店所在的东交民巷使馆区都需要大费周折。哪怕窗外兵荒马乱，饭店里依然歌舞升平，花团锦簇。由于中外党、政、军、商要人云集，六国饭店成为民国北平的第一社交场，各色人等在这里或勾兑权力，或潜伏、狩猎、刺探……
前身是国际连锁酒店
生意平平只好吸纳六国资金重建
1901年，一座西式宾馆在北京玉河东侧建造起来，造型是很传统的欧式山字形两层砖楼，古典庄重。这就是六国饭店前身，它是中国第一家国际连锁酒店。这家饭店的欧洲母公司名为国际卧铺车公司，以提供带卧铺和餐饮的车厢而著称。六国饭店
为什么这家公司要在遥远的北京建起一座大型饭店呢？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第二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于是，东交民巷一带成为“使馆保卫界”，中国人被全部迁出，只有穿着制服的公使馆仆人和雇员准许出入，土地房屋除西边清廷的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外全部被充作各国使馆专用。
饭店落成后生意平平，股东认为生意不好全是饭店建筑与定位惹的祸。1905年，由英国人牵头重新募资，吸纳了英、法、美、德、日、俄六大强国资本，将原饭店推倒重建，从此得名“六国饭店”。
月房费是普通饭店百倍
能提供当时中国最稀缺的“安全”
改建后，六国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倒不是因为建筑艺术，而是因为公使馆区放松了对中国人出入的管制。1917年，复辟失败后的张勋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外交使团出于不同的动机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为前来避住的各界人物提供庇护，六国饭店也因此以收容被政府撵走的要人而出名。
1917年，北京饭店的房间价格分银洋15元、22元、35元三个等次，月包房价格，分别为250元、300元和450元，同档次的六国饭店也大致在这个层次上。当时，北京其他中西式旅馆的豪华套房价格仅为4元，其他房间价格为1~2元，公寓的月租费最高者为4元，便宜者仅1~2元。六国饭店的日房费是普通标准的4倍，月房费达到普通标准的百倍。
虽然价格贵，但六国饭店提供了当时中国最稀缺的一项公共产品——安全，高附加值的服务让六国饭店赚得盆满钵满。在北洋时期，很多人到六国饭店避乱，人多的时候没有客房，好多人带着细软睡在大堂里，就这还要交很高的房费。
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北平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后他遭奉系仇视，奉军逼退国民军进入北平，邵飘萍连忙避居到六国饭店。奉军只好诱捕，他们收买了北平狗仔报《大陆报》的社长张翰举，诱骗邵飘萍出六国饭店乘车回报馆，出饭店后他立即被军警截捕。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张作霖处决。
引入完整西方餐饮礼仪
包括最著名的“女士优先”绅士法则
1925年，六国饭店生意好到需要扩建，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高了一层。扩建后，饭店占地约2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拥有客房300套左右，提供异国风味佳肴，还有会议厅、游艺厅、电影厅、台球室、乒乓球室和游泳池，屋顶巧设花园，可举办舞会，能容纳数百名客人。
六国饭店是当时城里最豪华的两家饭店之一，在北京城市史上，它创造了很多第一。它第一个给北京人带来正宗的西方面包、咖啡、牛排;第一个为北京引入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餐饮礼仪：餐巾如何叠放，刀叉如何使用，用餐时尽量不发出声响等;第一个引进“女士优先”这样的绅士法则，让来此的国人仿佛一夜之间都成“文明人”了。
当时，六国饭店的舞厅名噪一时，交际舞就是从这里开始流行于北平上流社会的。1928年，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在六国饭店舞会上，依靠娴熟的舞步，卖弄姿色迷住了张作霖的副官，套出了张作霖回东北的确切时间，使关东军得以在皇姑屯炸死这位不合作的东北军大帅。
透过六国饭店，西方生活方式通过名人、要人潜移默化地开始影响中国人，一些有身份的人还会在六国饭店举行西式婚礼。据说曹锟、黎元洪失意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跑到六国饭店，饭店里的奶酪、香槟等正宗西式食品在北平城里很少见，而且质量上乘，虽然价格贵了些，但是让人心情放松。有时一些政治要人会客，如果不方便去使馆或是到自己家，也会约到六国饭店。往俗里说，当时的北平，不在六国饭店里遛几遭、吃几顿饭，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上流社会的。很多留过洋的同盟会成员都喜欢在六国饭店聚会，不单单是来吃饭，更多是来混个圈子。
当张作霖随口甩出一句国骂 杨宇霆是啥反映吗?
东北王张作霖非常鬼道，有智谋，因为土匪出身，习惯市井生活，经常爆粗口。但是，张作霖对特别欣赏的人，从来不说粗话的，比如说东北军秘书长杨宇霆。
曾经有一次，张作霖随口就甩出了一句国骂，杨宇霆是啥反映呢？那么，张作霖为啥非常欣赏杨宇霆呢？
张作霖为啥欣赏杨宇霆？
杨宇霆，原籍宋道口镇代岭村，原名玉亭，字麟阁（又作邻葛）。祖父杨正荣于清同治年间携眷逃荒关外，在辽宁省法库县蛇山沟村落户。父杨永昌，母亲张氏，以开大车店为生。1885年农历七月二十日，杨宇霆出生时，家境已好转。父亲靠劳动起家，认为读书无用，因此反对宇霆上学，后经人劝说，才勉强答应他上了私塾。
入学后，启蒙老师高先生发现他聪颖过人，刻苦好学，有过目成诵之才，怕误了他的前程，随将其介绍到铁岭县张秀才那里就读，杨宇霆16岁便考中秀才。废科举后，由堂兄资助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在日本学习期间，常和于珍（后任东北军将军）、邢士廉（后任东北军师长）、熙洽（后任东北军吉林驻军参谋长）一起谈论国事，与孙中山、蒋介石、傅作义也有书信来往。
回国后即步入军界，由排长、连长，很快晋升为军械厂厂长。张作霖非常赏识他的才干，调他任二十七师参谋长。此后，他协助张作霖逐步打开东北的政治、军事局面，个人也随之扬名，成为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在东北有“智囊”、“小诸葛”之称。
杨宇霆协助张作霖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使军队自成体系，增强了部队实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从军阀、地主手中挖出大量未开垦的荒地让农民耕种，发展生产，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三是修筑战备公路，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权归日本，修了战备公路，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以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沈阳）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由于这样做，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大增，使早已对中国东三省垂涎三尺的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
在日本人向张作霖要求在东北实行“杂居”的问题上，杨宇霆认为这是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第十六条的翻版，力主不予答应。日本人看出杨的所作所为，是他们侵占东北的主要障碍，因而产生了“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除患之念。
张作霖为啥爱爆粗口？
有人说，张作霖爱爆粗口，是因为没读过书。其实不然，张作霖读过书，并且还读的不错，虽然时间很短，只有三月。
小时，张作霖家里很穷，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助了他。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好奇地叫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是13岁了。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在这里，他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张作霖知道感恩，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忘旧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学良就曾跟他读书。
他之所以爱爆粗口，这与他的土匪生涯是分不开的。
1875年3月19日（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张作霖生于奉天海城县西90华里北小洼村。1888年，其父张有财被赌徒打死，他与二哥前去报仇，枪走火误伤人命，二兄被捕，他逃走，随母亲王氏、妹妹去镇安县（即黑山县）赵家庙村（今属北镇县）外祖父家就食。1889年，学木匠当货郎卖包子学兽医。之后，他加入了土匪，开始了土匪生活。在那里，人员来历不同，大多粗话连篇，而张作霖也养成了那个习惯，之后经常随口而出国骂。
随口甩出国骂后，杨宇霆是啥反映？
张作霖发展壮大后，手下人越来越多，但是张作霖从来不收敛国骂，经常随口而出。因为手下人听惯了，也不以为然。但是，张作霖有时也刻意板着，特别是当着欣赏的人，他是不说脏话的，比如说王永江、杨宇霆。
有一次，张作霖在和杨宇霆谈工作时，随口就甩出一句国骂，杨宇霆当时就急眼了，站起来就问“你骂谁？”张作霖的反映特别快，急忙站起来，躬身实力，满脸赔笑，急忙解释说，这是我的口头禅，别见怪，别见怪。
以后，张作霖再也不在杨宇霆面前说脏话。
裕仁天皇为何为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感到愤怒
日本方面所说的“满洲事变”，就是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
关于“九一八事变”因何爆发，中日双方历史学者的认识分歧明显：中国学者多认为日本觊觎中国东北已久，只是等待合适时机;不少日本学者却视其为偶发事件，是关东军不听指挥、独断专行的结果。
要说当年的日本军政高层在这场事变爆发前夕一点不知情，那是不可能的。
“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动者，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参谋石原莞尔。他们计划要在1931年9月底在满洲(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的称谓)“搞事”的消息，在日本军政高层圈内不胫而走。
9月15日，日本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得知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搬运粮草弹药，马上电告外相币原喜重郎，币原喜重郎急了，亲自跑到陆军省对陆军大臣南次郎表示抗议，南次郎则很无辜地表示，自己也不清楚这回事。恰好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要视察关东军，南次郎便嘱咐他出差时帮忙过问一下传闻是真是假。
9月17日晚，建川美次坐火车抵达奉天，板垣征四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接风宴上把建川美次灌了个烂醉。第二天夜里10时许，就派人炸毁奉天北郊柳条湖一小段南满铁路，并嫁祸于中国军人，史称“柳条湖事件”。随后关东军突袭东北军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
很明显，野心不断膨胀的日本军国主义力量要全面侵略中国，必先控制东北三省，要控制东北三省，必先找到借口，挑起战端。但从事变发生后那几天日本军政高层的种种反应来分析，他们内部对此并没有“统一思想”，也没有足够的准备。
事变爆发后不到10小时，即9月19日早上7点，日本陆军中央开会，会上几乎没人主动发言表态，只有时任军务局长的好战派小矶国昭提议，要让驻朝鲜日军增援东北。其他与会者不反对，于是就这么决定了，但陆军方面没有派人通知内阁。到10点钟，日本政府内阁召开紧急会议，首相若礼次郎亲自拍板：事变不能扩大化。
下午1点，内阁将决议上奏昭和天皇裕仁(明仁的父亲)时，若礼次郎还特别强调：如果军队活动范围要扩大，必须得到内阁许可。
一小时后，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等陆军三巨头开会，再次表示支持“不扩大”政策。但到了第二天，陆军次官杉山元、参谋次长二宫和教育本部长荒木贞夫三位“二把手”，却齐齐反对顶头上司的意见。
局面一时变得相当诡异：一方面要越境增援、扩大出兵，驻朝鲜军马上要坐火车出发了，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奉天的关东军，也急不及待打算直扑吉林;另一方面南次郎直接指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要求“不扩大”事态，本庄繁则传令部属暂时按兵不动。
2015年元旦，日本明仁天皇发布新年致辞，其中一段话耐人寻味：
“今年正值二战结束70周年。那场战争中很多人去世了。在各战场上去世的人们，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与以东京为主的各城市的轰炸中去世的人们都实为众多。值此机会，充分学习以‘满洲事变’为开端的这场战争的历史，思考今后日本的应有状态，我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以往明仁天皇的新年致辞，很少直接触及战争历史话题，但今年恰逢特殊的周年纪念，话题虽然敏感，却似乎又无法回避。那他重提“以满洲事变为开端”的那段历史，又有何深意呢？
“满洲事变” 引发内讧
1934年，由母亲香淳皇后抱着的明仁亲王。天真童稚的他当然无从明白政情险恶与世事动荡，只有在日后的岁月里，才能慢慢品尝到军国主义给别的国家乃至日本自身带来的痛苦和伤害。
政党相争军人得利
陆军内部乱了，日本内阁也乱了。
9月21日早上10点，内阁再次开会，战与不战两派意见争执不下，若礼次郎希望能讨论出一个折中方案。但下午3点，前方传来消息：未经内阁同意，驻朝鲜军已擅自出兵东北了。
日本军法明文规定：不经天皇批准而向境外出兵是重罪，指挥官可判死刑。这下子军部首脑也慌了神，如果真按军法处置，主战派军官丢了脑袋，军部自身的权威和颜面何在？于是，军部直接向天皇申请：出兵。
天皇裕仁也不傻，不会主动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反而谕令政府继续执行“不扩大”政策。到了9月22日下午，内阁三度开会，这一次若礼次郎松了口，允许军部增兵中国东北。
若礼次郎不是坚持“不扩大”吗？怎么突然就服软了呢？
说穿了，他是担心如果在“满洲事变”上与军部彻底闹僵，陆军大臣南次郎很可能被迫辞职，陆军方面再一闹腾，他所领导的民政党本届内阁内阁将面临崩盘。
所谓为国出力，在政党时代，都是为党效力。当年日本有个说法，叫做“宪政常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政权应掌握在议会第一大党手中，二是第一大党无力执掌政权时，便移交给第二大党。看上去顺理成章，但隐含着一个重大“玄机”：不管选举能不能赢，只要看准时机设法把竞争对手拉下马，就能轮流坐庄！
在这种精神指引下，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大正民主”时期，日本各政党之间经常互揭老底，互曝丑闻，广大老百姓本来对政党政治还抱有些希望，结果一看，得，狗咬狗一嘴毛，谁也不支持了。
那支持谁呢？军部呗。
早在“满洲事变”四年多前，即1927年3月，议会第二大党政友会首脑、有军人背景的田中义一，与掌管政令审批权的枢密院合伙搞阴谋，否决了第一大党民政党(前身为宪政会)首脑、首相若礼次郎的一道重要金融命令。若礼次郎一气之下辞职，田中义一顺利上位。
田中义一背后有日本全国退役军人组织“在乡军人会”的大量选票支持，自然积极主张对华扩张，以强硬姿态面对欧美。1927年六七月间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专门讨论对华政策，在日本外相官邸召开)上，兼任外相的田中义一公然表示，为维护日本在东北与山东权益，要“决心”应对世界范围内的诘责。第二年初春，国民革命军北伐途中占领徐州，逼近山东，日本关东军旋即出兵济南，到5月初酿成了中国军民死伤数千人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6月份，关东军密谋在奉天皇姑屯火车站附近埋下炸弹，炸死“东北王”张作霖，惊动英美舆论和政界，连深宫中的裕仁也不得不指令田中义一彻查此事。
田中义一放出的好战之虎，最终咬伤了自己。关东军不给他面子，不配合调查，只草草写了份报告，说查不到谁是案犯。田中义一两头受气，想把两次事件的责任都推给关东军驻当地的司令官，却受到日本朝野更强烈的批判。最终裕仁震怒，勒令田中义一辞职回家。
田中义一走人，若礼次郎再次上岗。但尝到甜头的关东军激进派军官们意识到：我们不管怎么自作主张、先斩后奏，只要做了对大日本帝国扩张势力有好处的事，就不会受到真正的追究。
当“皇姑屯事件”主谋、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卸任之后，继任者板垣征四郎的胆子自然更大了。于是，就有了后来他一手导演的“满洲事变”。
以史为鉴何去何从
2012年年底，偏向保守及民族主义的自民党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执政权，安倍晋三以党总裁身份出任首相第二次组阁。自那以来，他先是高调参拜靖国神社，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再通过“秘密保护法案”，目标直指修改和平宪法，引起中、韩等邻国不安，日本国内及国际舆论也对此密切关注。他的所作所为，不难让人联想到大半个世纪之前的好战派田中义一的影子。
而明仁天皇生于1933年年底，那时候“满洲事变”爆发还不到30个月。如今已是八旬老者的他曾公开表示：“作为在战争中长大的人，对之前的世界大战有强烈的感受。”
尽管天皇在日本只是“虚君”，却依然有一定的舆论影响力。败战七十年之际，明仁天皇重提“满洲事变”，敦促国民“思考今后日本的应有状态”，是否也有某种特殊寄托，多大程度上能成为日本今后国内国际政治政策走势的风向标，我们或可拭目以待。
伪满总理张景惠 张作霖爱将为何会沦为卖国巨奸
在整个东北沦陷史上，张景惠(1871 或1872-1957 或1959 年，辽宁台安人)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张景惠出身贫寒，家中开过豆腐坊，小时候只上过一年私塾，成年后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他曾与辽西一带的匪首勾结，依靠“说票”(指在绑匪和被绑人家族之间谈价钱的人)、赌博为生。1901 年，他加入地方民团，组织团练，为台安县八角台镇的大地主当“护勇”。后来，张作霖在与其他匪首争夺地盘时失败，率17 名匪徒来到八角台，与张景惠一同在八角台担任“地方保险”。不久，他们被官府招抚，张作霖出任奉天西路游击马队帮带，张景惠则在其手下出任中哨哨官。
自从投附了张作霖，张景惠一路仕途亨通，直到1928 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在由北平返回东北的途中魂归故里。其实，日本人所埋的炸药引爆时，张景惠与张作霖在同一辆专列上，可是他命大，只有腿部受了伤。半年后，继承父业的张学良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在东北军的内部争论中，张景惠倾向于“易帜”派，张学良便任命他出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景惠遭到日本人的监视，经人协调，日本人答应由他负责北满(即东省特别区)的治安。日本军方还要求他立刻表明立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张景惠以为：“如不表明态度，日军势必侵入北满，反不若借脱离中央之名保持北满，留待解决之为愈。”就在交出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电稿的第二天，张景惠派人去北平面见张学良，讲述了自己遭遇的一切。张学良指示：“须候中央解决，更令予继续维持现状。”然而，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无解决东三省问题的迹象，使得张景惠在“维持现状”的路上最终愈走愈远……
“九·一八”事变过去半年后，日本关东军加紧了建立“满洲国”的筹划。1932 年初，包括张景惠在内的东三省四巨头(另外3 人分别是马占山、臧式毅和熙洽)决定在沈阳召集会议，商议“联省自治”的问题。当时，张景惠刚刚出任宣布“独立”的黑龙江省省长。事实上，日本人早已占领了东三省，他们只是想给自己的行动冠上一个名堂，便动员末代皇帝溥仪出山，也动员东北四巨头召开会议。“建国会议”召开了7 天，东三省随后通电宣布独立，“ 满洲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张景惠在这个新政权里出任的第一个职务是“参议府议长”。
接下来，留在东北“维持局面”并与日本人周旋的张景惠，一步步获得日本人的信任，最终被推上“国务总理大臣”的前台。日本人之所以选中张景惠，是因为他“是伪满政界的元老，投降派的巨头之一，擅得于人和，是个‘好好先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在电报中这样向裕仁天皇描述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mān hān)，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才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其实，张景惠主持的伪满国务院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张景惠有时也会考虑到是对国人有利的事情才去做。比如，伪满时期东三省的城市建设包括整个地下管网的布局和设计，在当时都是相当先进的。
在东京被炸之前，日本人的败相已露。张景惠看到了这一点，他并未与日本人“一心一德”，而是有自己的盘算。1944 年末，伪满汉奸们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法奸被惩罚的消息，感同身受，忧心忡忡，唯有张景惠不动声色，依然如故。原来，他与蒋介石早有密约，所以心中有恃无恐。所谓“密约”，是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派人面谕张景惠，要他善自敷衍日本，以图后事等等，即所谓“曲线救国”。但是他没有料到，这一切到头来都成了泡影。
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4 天，张景惠与溥仪等人从“新京”(长春)搭列车逃往了通化大栗子沟。但是8 月17 日晚，他又以收拾残局为由返回“新京”，组织“治安维持会”。这位在乱世中起家的枭雄，这一次错估了形势，未能化险为夷。不久，他和溥仪等人被苏军逮捕，押往苏联。1950 年，苏联政府将伪满战犯移交中国，之后，他们被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经过多年的改造后，1955 年，张景惠在他的笔供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自我悔悟和辩白的话：“回想(“九·一八”事变后)与板垣参谋会谈时，想到日本侵略东北之蓄意已久，此次事件无论将来由何方进行交涉，均难轻易得到解决，如使更有借口侵入北满，则事件既属扩大，解决将更棘手，是即告以负责维持北满之初心。其后，中央过问国联(国际联盟)，(张)学良迟迟不决，环境状况日非，日方威逼更甚，不得已乃思成立过渡到政务(行政)委员会以行敷衍。如是，既可摆脱当前困难，更为将来进行交涉留些余裕。孰意日寇胸有别谋，预布诡计，昏聩如予，其能逃其术策！追思往事，言之痛心。总之，予之重大过失，均系昏聩无能所致，而决非甘心背国也。”
1957(或1959)年1 月，张景惠病亡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张作霖临死前留下了什么遗言?张学良家族之谜
张作霖有遗言吗？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奉天(沈阳)皇姑屯的爆炸巨响，震惊了全世界。“东北王”张作霖身负重伤，于4个小时后去世。
张作霖临死前留下了什么遗言呢？民间的说法是，张作霖叫张学良快回沈阳，一切以国家为重。但张闾实显然最有发言权。因为张作霖共有6位夫人，张闾实的奶奶是张作霖最宠爱的寿夫人，她一直在主持打理帅府的内务。
张闾实说，爆炸后，张作霖的喉咙被飞片切断了，小汽车直接开进了寿夫人所在的奉天大帅府小青楼。张闾实听奶奶说，爷爷抬回来后被安置在卧室的床上，一句话没说就死了，并无什么遗言。当时为了封锁消息，除了寿夫人和贴身丫鬟，谁也不许进去。帅府秘不发丧，13天后，张学良才从关内启程回奉天。
台湾当局曾想杀张学良
除了蒋介石、郭松龄，对张学良一生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就是宋美龄了。张闾实说，宋美龄与张学良都很洋派，打网球、玩高尔夫、跟外国人交朋友，两个人在观念上是很像的。“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与宋美龄之间用英文对话，蒋介石听不太懂，杨虎城则完全不懂。“西安事变”中的很多决定，比如送蒋介石回南京，都是张学良与宋美龄沟通的结果。张学良自己也毫不讳言，西安事变是因为自己“火了”，想教训一下蒋介石。
1946年的政协会议上，中共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未果，张学良被转至台湾软禁。据张闾实讲，1947年，台湾发生了“2·28事变”。当时的台湾情报机构收到密报，中共方面有可能派“突击队”混入人群中，强行将张学良接回大陆。台湾军统收到命令，在阻挡不了的情况下，要将张学良处决。庆幸的是，新竹县的台湾山地民众，阻止了动乱的人群进入张学良被软禁的山区，也保全了张学良的性命。
家族财富去向之谜
民间有种说法，日本侵占沈阳之后，曾公开说希望张家的人能够回到东北接收张家的产业。最终敢于从日军手中拿回财产的，是胆大心细的一介女流——寿夫人。
但张闾实说：这完全是杜撰。“9·18事变”当晚，奶奶寿夫人在天津度假。根据张学良的晚年口述，与张学良私交甚好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将帅府里的珍宝财物装满3列火车开到了北京。但是张学良拒收，还告诉本庄繁：要还的话，你应该把东北还给中国。本庄繁只好命令火车返回沈阳。张闾实从家族记忆中得知，一出山海关，日本兵就开始抢夺火车上的财物，回到沈阳时，只剩下了空车。所以，当时在天津的寿夫人，手上只有她从沈阳去天津度假时所带的很少的盘缠。她甚至要靠天津的亲戚接济度日。
张作霖简介:一代枭雄张作霖的东北王之路
张作霖简介，张作霖字雨亭，北洋军阀。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自小出身农家。张作霖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号称“东北王”。1928年被蒋介石战败，退回东北途中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时年53岁
张作霖简介
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
字雨亭，汉族，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人。
此地后又改称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甸屯，现改称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
其实，这里现在只有一片房屋遗址，已经根本没有村落了。他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辽宁海城人，自小出身贫苦农家。
张作霖后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号称“东北王”。
1928年6月4日发生皇姑屯事件。1928年被蒋介石战败，退回东北途中，张作霖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死去，时年53岁。
史学界关于张作霖祖籍主要有两说：一为山东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一为河北说。河北中又有大城、高阳、河间三说。在《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8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多数学者主河北省说。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多次自称祖籍是河北省大城县。据《大城县志》记载及当地老人记述，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张作霖曾回到河北省大城县南赵扶冯庄认祖，但由于族中老人反对(族人认为其年轻时当过“胡子”，有辱门风，担心奉系失败牵连族人)而未能归宗，张作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关于这两种说法均无确切文字记载。但《河间县志》记载：在明清时期河间为府衙所在地，管辖着大城、任丘、肃宁、献县等县，所以大城是河间府属地，才有了河间之说。对于大城说，笔者详细查阅了《大城县志》和大城堤北冯庄《张姓家谱》等历史文献和相关资料，据《张姓家谱》记载，在清道光年间大城因遭水患，子牙河南赵扶段决堤，大水淹没数百里，造成房屋倒塌，农田颗粒无收。因生活无着，张作霖的曾祖父张永贵携带着儿女，闯关东谋生，一路乞讨，来到了辽宁的凌海立身，开荒种地，养家糊口。
张永贵勤劳耕作，善于经营，到了张作霖的祖父张发的时候，家境富有，称“素封”。所谓素封，就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地，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的人家。张发有4个儿子，其第3个儿子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发死后，张有财就带着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张有财先是开了一家杂货铺，几乎赚不了什么钱。后来，杂货铺倒闭了，他又不愿意干活，因此欠了人家许多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张有财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无奈之下，张母王氏只得带着4个孩子投奔镇安县(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的娘家。娘家生活也是非常困难，又添了五张嘴，简直没法继续生活下去。张母王氏只得含泪带着四个孩子改嫁当村李兽医。那年，张作霖才13岁。开始张作霖好奇随继父学些兽医，后嫌脏没前途，就开始游手好闲。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张作霖读的这段私塾为他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他投到宋庆毅军当了一名骑兵。那年，他20岁。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时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1900年，张作霖在岳父赵占元的帮助下，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民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的声名由此鹊起。后来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也有个民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民团。民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其周围地区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百姓被逼得实在无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队伍增加了，势力扩大了。但金寿山并不甘于服输，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率部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八角台(今属台安县)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即冯麟阁)的，但是到了八角台，他的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后来，八角台的头目张景惠主动让贤，甘居副职，张作霖做了团练长，地方的绅商也表赞成。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在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的帮助下，张作霖以弟子身份叩见了新民府知府增温，从此“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使武装力量不断壮大，他就是依靠这支民团武装，巧使手段，占新民进奉天，平步青云，扶摇直上。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张作霖被任命为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张作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9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利用日本的势力控制了奉、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
独斗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三大军阀的民国传奇
有这么一个人，以一己之力，以手中的如椽巨笔，独斗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三大军阀，直至献出了生命，演绎了一段令人感慨万千的民国传奇。他，就是邵飘萍。
邵飘萍生于1886，浙江东阳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颁告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此倒行逆施激怒了那些志在民主与共和的仁人志士，一时间天怒人怨。上海新闻界群情激昂，决定以笔为戈，对袁世凯进行口诛笔伐。然而，由谁来打响对袁称帝的第一枪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邵飘萍。于是他们电邀邵飘萍火速归国。邵飘萍当然不会怯阵，更无推辞，他接讯后火速回到上海，鞍马未解，便挥动如椽巨笔，撰写了时评《预吊登极》发于报端：“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正文共计八十二字，“极”字出现了五次，由“登极”到“极刑”，尤其是“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之语，具有结局判若云泥的颠覆效果，振聋发聩。游戏笔墨竟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时人大呼解恨，大叫过瘾之余，盛赞邵飘萍为“文字魔术师”。
1886年10月11日，邵飘萍出生于浙江东阳紫溪村，十四岁中秀才。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与后来的国民党要员陈布雷、邵元冲等人同学。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是邵飘萍青年时代怀抱的理想。他结识了革命志士徐锡鳞，与鉴湖女侠秋瑾也有过鸿雁往来，秋瑾殉难前五天还给时年二十一岁的邵飘萍写过一封短信。读书期间，邵飘萍特别敬佩梁启超、章太炎等文坛巨擘不惧文祸、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决心效法他们，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
1911年11月7日，杭州光复，同盟会会员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他很欣赏邵飘萍采写的文章，邀请邵飘萍出任了《汉民日报》的主笔。杭州光复后仅十一天，《汉民日报》即与读者见面，该报“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惟一宗旨”。1912年春，杭辛斋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汉民日报》遂由邵飘萍独力撑持，同时他还是《申报》和《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邵飘萍具有非凡的新闻敏感，对朝夕变幻的时局洞若观火。早在1912年1月，邵飘萍即发表时评，戳穿了袁世凯“共和其名，专政其实”的本质：“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袁世凯其后的所作所为，都被邵飘萍言中了。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退伍兵痞武士英开枪刺杀。邵飘萍第一时间发文认定此案定有幕后主使者：“瓜蔓藤牵，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元凶藏匿幕后，邵飘萍的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世凯自然对此恼羞成怒。
1913年8月初，浙江都督朱瑞希承袁世凯的旨意，疯狂钳制舆论，一天之内连封四家报馆，邵飘萍被捕入狱。这一时期，邵飘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出狱后不久，邵飘萍前往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钻研法律。他仍然十分关心时局，经常为国内的报刊撰写时评。1915年初，外国通讯社透露日本政府决意向袁世凯摊牌，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邵飘萍很敏锐地意识到事态之严重，迅疾给上海的《申报》拍发电文稿以揭露之。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称帝的消息后，邵飘萍应上海新闻界之邀回国，主持《申报》笔政，他的一篇时评《预吊登极》，震惊海内。据《时事新报》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底到1916年6月，短短半年时间内，邵飘萍共发表了反袁的社论三十六篇、时评一百三十四篇，为他赢得了新闻界“头号角斗士”的美誉。
袁世凯死后，邵飘萍又与另一个大军阀段祺瑞干上了。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之职，与潘公弼联袂，创办了后来名动全国的《京报》，报馆设在前门外三眼井38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面临参战还是中立的问题，段祺瑞内阁会议匆忙做出决策，但不敢公之于众。许多中外记者使尽浑身解数也一无所获。年方21岁的邵飘萍决心“虎穴”采讯。第一次去国务院，被挡驾。第二次，他借得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长驱直入。传达长拒之于门外。邵当即掏出一叠钞票，取其一半，递给传达长：“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一半尽数归您。”邵飘萍终于被请。他大摇大摆走进去，段祺瑞绝口不谈和战决定。邵飘萍七劝八说，立下誓言：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置，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保。段终于披露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的决定，连其中细节也吐露无遗。邵如获至宝，出来后立即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电传沪。申、新二报立即以号外特大新闻发表，印数十万，撒布上海滩，热闹非凡。
五天后，号外慢慢流入北京，段祺瑞才如梦初醒。
1918年7月29日，《申报》发出邵飘萍撰写的时评《段内阁前途黯淡》：“虽然政府中人必将以愚言为不可尽信，且或妄斥新闻记者之有意造谣，其罪诚不可逭。愚乃不得不以事实证明吾言之不谬。夫内阁之所以存在，其第一要素为政策，第二要素为阁员，犹生物之有精神与躯壳也。无躯壳则精神无所寄托，无精神则躯壳等于骷髅，二者不可偏废。今之段内阁，政策既不能行，阁员又复涣散，其尚存者，仅为一二武人所把持不放，藉以行恶之名号而已。”
段祺瑞读了这篇刺目剜心的文字，鼻子都气歪了。
1918年10月，北大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他礼聘邵飘萍为导师，中国新闻教育即由此发轫。每周两小时的课，邵飘萍从未缺场。他讲课中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主持公道，不怕牺牲”;立场要坚守中立，必须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当时在北大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当中包括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过其慷慨资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介绍自己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就是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毛泽东还曾评价邵飘萍是“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19年五四运动时，邵飘萍出于爱国义愤，连续几天在《京报》发表时评《勖我学生》、《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其揭露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罪行的檄文触怒了段祺瑞政府，报纸因而被封，他被迫再次流亡日本。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倒台，邵飘萍回到北京，恢复《京报》，并将报馆迁到魏染胡同30号。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大沽口事件后八国使团对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强烈要求与政府首脑直接对话。会后，以万名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前往执政府东门和平请愿。他们做梦都没有料想到，重返政坛的段祺瑞竟命令卫队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兽性大发的军警除了开枪，还挥舞铁棍、马刀肆意逞凶。顷刻间，执政府门前腥风血雨，造成死四十七人、伤两百余人的惊世大惨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作为社长的邵飘萍正在京报馆内，得知消息，立即增派记者赶赴现场，他亲自采访有关方面权威人士，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翌日，《京报》刊载了长篇报道《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八国通牒之大反响》，全面揭露反动政府公然屠杀爱国群众的真相。
3月23日，各界民众自发举办了一个异常隆重的追悼会，一方面悼念刘和珍、杨德群、魏士毅等四十七位死难者，一方面抗议这场民国以来最为残暴的践踏公理和人性的大屠杀。《京报》社长邵飘萍在会上的讲话内容充满了火力，仿佛是一把装了消音器的狙击枪，每一发子弹都能命中段祺瑞政府的要害。
此后邵飘萍又发表了不少文章，强烈谴责军阀政府的卑劣行径。3月底，《京报》再次重拳出击，印制了三十万份名为“首都大流血写真”的特刊，详实地报道了执政府卫队“平暴”的真相，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冯玉祥将军曾由衷地赞叹：“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他还夸赞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1926年4月，张作霖部队进入北京，接管了北京政府，将支持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多次谴责张作霖亲日卖国的邵飘萍列入黑名单，下令以“鼓吹赤化”罪名逮捕邵飘萍。
邵飘萍与张作霖结怨甚多。
早在1918年2月，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时，邵飘萍就撰写发表过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
这篇报道文字虽少，但言简意赅，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当时张作霖就对邵飘萍气得牙根直痒痒。
邵飘萍还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他间接促成张作霖的部下、东北虎将郭松龄于1925年11月24日宣布倒戈，策动滦州事变，与冯玉祥联手讨伐张作霖。《京报》为此发表了大量历数张作霖罪状，声援郭、冯二将军的新闻、评论。这件事自然把张作霖更得罪狠了。
一不做二不休，是邵飘萍的个性。12月7日，上面满载着左右时局的重要人物照片的《京报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推出，在每个人物下面，邵飘萍亲自撰写了介绍语，比如：“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
一纸风行天下惊。这份《京报特刊》一出，阅者读之解气，无不称快，甚至流播到前线，奉系军心为之动摇，起到了攻心战的作用。
张作霖对邵飘萍恨怕交加，他决定先采取“银弹策略”，汇款三十万元公然收买《京报》。邵飘萍嗤之以鼻，当即将银钱悉数退回，《京报》上攻击张作霖的火力不仅未减弱，反见其增。1925年12月23日，郭松龄的部队遭到奉军和日军的联合夹攻，兵败被俘后遭枪杀。邵飘萍闻讯之后悲愤莫名，立刻向读者揭露张作霖勾结外敌、残害同胞的真相。
对于这个油盐不进的邵飘萍，张作霖怒不可遏，“于是乎乃有必死飘萍之心矣”。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狗肉将军”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开进北京。
4月24日，张作霖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邵飘萍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是见利忘义，卖友求荣之徒，他打电话给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滥杀名流，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少帅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
此时，邵飘萍避处东交民巷使馆区，还算安全，可是百密一疏，他居然轻信张翰举的一通谎言，下午五时半乘坐私人汽车离开六国饭店，返回《京报》馆处理事情，两小时后即落入侦缉队在魏染胡同南口布下的陷阱，令人扼腕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同为报人，张翰举的气节与操守与邵飘萍相差不可以道理计。
4月2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京城众多文化名人迅速行动，全力进行营救邵飘萍这个“社会的良心”。以杨度为首的十三位代表前往石老娘胡同求见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向众人交了底：“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处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个亦难做主。”
代表们再三恳请，张学良始终不为动容，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
张作霖杀害邵飘萍看来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营救行动遂告失败。
4月26日凌晨一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解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所拟罪状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以为炯戒，此令。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凌晨四时三十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表现了一回黑色幽默，向监刑官拱手道别，并且用满含嘲弄的语气调侃道：“诸位免送！”然后毫无惧色地哈哈大笑，直至枪声响起。
邵飘萍的传世之作有《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等，这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邵飘萍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等，他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著名报人张季鸾曾这样高度评价邵飘萍说：“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渐识飘萍，遂亦见重视报纸，飘萍声誉，以是日隆”
民国闻人多妻妾。邵飘萍也未能免俗，他有三位夫人，原配沈小奶、报人汤修慧、演员祝文秀。
1926年邵飘萍被反动军阀杀害后，其夫人汤修慧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1931年9月20日，汤修慧秉承邵飘萍之气节，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向中外报道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7月28日，《京报》出版最后一期，寿终正寝，结束了它19年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非凡历程。
此后，世间不再有《京报》。曾有的《京报》辉煌，成了遥远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