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
郑和下西洋 三宝太监郑和为什么要七次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郑和（1371年－1433年），回族，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宦官。那么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人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个人觉的这很好笑，这个方法可行吗，海外那么大，建文要是真的跑到海外，单单靠郑和与各国的首脑礼尚往来一下行吗？
而且如果成祖真的担心建文帝王的话，那么他更应该担心的是建文是否在国内（到国外了就成不了大气），他应该在国内逐家的旁查。他应该进行七次全国性的普查。更重要的是，下西洋总共有七次，第七次的时候是他儿子发起的。他的孙子还准备了第八次（不过由于一个官员的从中作梗而停止）。
因此下西洋只是民间的说法。
明成祖曾经给西洋各国有一个诏书，这个诏书有以下这么几句话：“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这一段话，天这么大，天底下的人我都不希望他们失所，为什么呢？我奉了天命，我是天子，我都让他们过好生活，不让他们失所，第一个。
“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今天我特别派遣郑和上天下，告诉大家我的想法，我的这番意图。“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什么意思？说你们都要遵守天道，不能够因为你们人多就欺负人家少数，不许你们以强凌弱，大家要共享太平之福。这个理想很好啊，这是朱棣的一个想法，所以现在我派郑和到你们那里，告诉我的这番意图，这一个理想是明成祖朱棣，对于天下秩序的设想。也就是他的天下观，他的理想的世界秩序。我把它改称“天朝礼制体系”，向全天下宣传自己关于世界秩序的理想，这个秩序就是“天朝礼制体系”，就是全天下的各个国家之间不能够凌弱，不能够欺寡，共享太平之福的这么一个和谐的世界，这是朱棣的最终理想，这个理想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的天下观，中国的儒家天下观，宣传的是：天子受天命统治中国，覆载之内不论近远，大家一律平等，不能够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所以朱棣希望通过郑和，去宣传他的天下秩序的理想，建立天朝礼制体系，最终实现共享太平之福。所以郑和的军队所到之处并没有侵略别人的土地，并没有掠夺别人的人口，并没有抢夺别人的财物。恰恰相反，中国当时实行的政策叫“厚往薄来”，什么是“厚往薄来”呢？就是我到你那儿去，我带很多很多东西，很多很多财物给你。“薄来”，我从你那儿取来的东西少，很少，厚往薄来，这个思想是明太祖朱元璋提出来的，明成祖朱棣仍然坚持了这个思想，所以郑和每到一地都要给当地有大量的赏赐。既然采取了这样的方针，他达到了什么样的目的呢？所达目的首先是有很多国家，随着郑和的出使纷纷地到明朝来访问，当时叫做“朝贡”，我们把它叫做“朝贡贸易”，就是明朝和很多国家之间建立了朝贡贸易关系，用传统的词叫做：“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有威有德，因为中国当时力量强大，当时经济力量也强大，对各地有威有德，四方宾服，明朝的中国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明史》上说：“至其季年”，说到了明成祖的晚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命而入贡者迨三十国”，就是30多个国家都来朝贡，“幅员之广，远迈汉唐”。就是它的范围的广泛比汉朝、唐朝大得多，“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真是兴盛得不得了。
郑和打海盗:600年前剿灭当时世界最大的海盗集团
国人都知道郑和下西洋在古代航海史上的意义，却不大知道郑和舰队当年曾剿灭了世界上最大的海盗集团，维护了东南亚海域的安全。
1.舰队有船208艘，官兵27800人
明永乐年间(1403～1424)，明朝国力蒸蒸日上，经济实力、造船技术、航海经验都足以保证开展大规模的航海活动。
皇帝朱棣也有着雄心壮志，他不满意明朝初期相对保守的对外政策，想向别的国家宣扬国威，展示明朝的实力，一当上皇帝，就多次派人要求周边国家来朝见。
当然，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朱棣主要是想借机找到下落不明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朱棣从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很担心朱允炆哪天复辟。所以，他决定组织一支阵容强大的海上舰队“下西洋”。
据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介绍，郑和，本姓马，回族人，在朱棣还是燕王时就净身入王府侍候，并因跟随朱棣起兵有功而受赐姓郑，他本名三保，所以也有人称他为“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明成祖对他的忠心和才干非常信任，所以派他带队执行这项规模庞大、行程艰巨的任务。
1405年7月11日，钦差正使总兵太监郑和奉明成祖朱棣诏书，组织船队出使西洋。
郑和率领208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船队，率领官兵27800人，从南京龙江港起航，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湾编队集结，驶向福建长乐的太平港驻泊，以等候东北季风。冬天，东北季风来临，郑和船队便从福建闽江口五虎门正式扬帆远航。经过南中国海西部沿海海域，首先到达越南的占城(今归仁)，然后到达印度尼西亚的达爪哇(今爪哇岛)、马来西亚的满剌加( 今马六甲)、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旧港(今巨港)、阿鲁、苏门答剌、南巫里。再从南巫里出发，横越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到达锡兰山(今斯里兰卡)。然后绕过印度半岛，先后到达印度的小葛兰(今奎隆)、柯枝(今科钦)、古里(今卡利卡特，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端)。
郑和在古里修整待航数日，并在该地立碑纪念，碑文说：“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皓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这是郑和在国外最早建立的纪念碑。
2.陈祖义：史上悬赏最高的通缉犯
郑和巨型“宝船”至少有40多艘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航海仪器和武器装备。像这样大规模的船队，如此精良的装备配置，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次，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前所未有。
船队的军事装备如此精良，这事出有因。当时东南亚地区的海盗盛行，他们横行不法，劫掠民间财物，当地官府也奈何他们不得。
绰号“海盗王”的陈祖义祖籍广东潮州，明洪武年间，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盗，从此盘踞马六甲十几年，成为史上最大的海盗集团头子，其成员最多时超过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范围包括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南海、印度洋等地，总计有超过万艘以上的过往船只遭其掠夺，明朝有50多座沿海城镇被其攻陷过，南洋一些国家甚至向其纳贡。为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要陈祖义的首级。永乐年间，赏金更是高达750万两。
要知道，当时明朝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才1100万两，所以陈祖义成了有史以来悬赏金最高的通缉犯。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朱元璋时期闭关锁国，主要是因为海盗过于猖獗。
“海盗王”陈祖义后来跑到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的巨港一带)的渤林邦国，在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当上了大将。国王死后，他干脆自立为王，成了渤林邦国的国王。他也到明朝永乐皇帝那里进贡，可很多贡品并不是在本国港口准备好的，而是空船出发，一路抢，抢到什么送什么。回国的时候，他也不落空，又是一路抢回去。最让永乐皇帝受不了的是，他不但抢西洋诸小国的船，连明朝的使船也抢。而且，实行的是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
3.郑和舰队杀海盗5000余人
1407年，第一次下西洋的郑和船队在回航时抵达当地。陈祖义认定郑和浩浩荡荡的船队“有宝物”在船上，于是派人向郑和表示他想投诚，其实陈祖义是想诈降，然后一举抢夺郑和的船队。虽说陈祖义的人数和船只数量都不及郑和，但他鼓动部下说：“明朝的船队虽众，但操船者初涉远洋，大多为河塘之师;明朝的船虽大，但行动迟缓，且不熟地形;明朝的水师虽强，但多年未战，骄兵，且以马步兵为主。”更重要的是，陈祖义根本瞧不起郑和：太监算什么东西呀，而且这个太监还是靠陆战出名的……
陈祖义没有料到，郑和对陈祖义早有提防，因为郑和船队经过占城以后，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对陈祖义的投诉。更幸运的是，陈祖义的阴谋被旧港一个叫施进卿的中国人知道了，他把消息告诉了郑和。郑和命令船队准备应战。
陈祖义率众海盗来袭时，郑和早有准备，用火攻烧毁海盗船，杀海盗5000余人。此后郑和的海军又设法将陈祖义等三人生擒，囚于船中回京。皇帝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掉了陈祖义，并斩首示众，警示他人。郑和为东南亚海域铲除了海盗匪患，维护了海上交通安全，为沿海人民带来福祉，受到各国称赞。
郑和船队前后共七次下西洋。1433年4月，郑和在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返航途中，因过度劳累去世，后赐葬南京牛首山。有史料称牛首山的郑和墓是一个衣冠冢，郑和的遗体埋葬于印度西海岸。不过，东南亚的华侨则流传着一个说法，称郑和葬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垄。
4.配备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其实，郑和的船队还负有重要的外交任务：建立明朝和海外各国的固定联系。古代中国历来以天朝上国、世界中心自居，把周围的小国当成弱者、自己照顾的对象，要其作为藩属之国定期向中国皇帝称臣进贡。明成祖刚当上皇帝，其合法性又颇成问题，自然很想让外国承认自己的地位，然后让国内的官民服气。所以，郑和到外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宣读朱棣的诏书，说明他是天意指定的管理天下的君主，要四方藩国听从他，大家和平共处。这些国家如果奉召前往朝贡，就一律给予重赏。然后，郑和还要代表明朝皇帝，按照传统赐给藩国国王和重要官员不同级别的礼物，表示明朝的诚意。
此外，郑和船队还有别的重要战略任务。明朝前期最大的外来威胁有北部的蒙古势力和东部的日本倭寇。郑和下西洋有如下战略考虑：一是往西方和南方寻找战略盟友，加强联系，增强对北方和东方入侵者的防御;二是显示明朝的海洋力量，警告那些可能从海上方向骚扰的敌人;三是从海上实行战略包抄，牵制陆地敌对势力，减轻北部边防的压力。
5.郑和的“治盗”经验：慎武
郑和打海盗重在“治盗”，具体操作是：积极用兵但谨慎动武。
郑和在平定陈祖义部的海盗时，采取关注民生、维护治安的做法，使海盗失去滋生的环境，而且郑和船队的活动还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郑和船队上带有大量的铜钱、丝绸、铁器、瓷器等中国手工艺品，每到一国除了赠送国君和官员之外，就用来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这些精美、罕见的工艺品，吸引了很多外国政府和商人，有些立刻就跟随船队来到中国开展贸易活动。
郑和谨慎用兵还反映在对待斯里兰卡国王的问题上。那一次，斯里兰卡国王见郑和船队装载了大量金银，眼红起了邪念。他把郑和请到宫中设宴招待，一面强行向郑和索取金币，一面又发兵抢夺郑和的船队。郑和临危不惧，沉着应战，他了解宫城中的士兵都被派去打船队了，城中兵力反而空虚，于是火速调来2000多名将士，出其不意地攻打宫城，反而活捉了这个贪心的国王，并把他和他的妻子、主要头目带回北京，后来皇帝宽大地把他们放回本国，该国从此不敢再对明朝有任何不敬。
有专家认为，当今索马里海盗猖獗，有心剿匪的各国应向郑和学习。首先是赢得当地民众的理解。索马里的政治局势复杂，有十多个国家向索马里的冲突各方提供武器。在如此动荡的社会中，海盗兴起虽然不过数年，却有着深厚的部族、教派、军阀背景，属于半民半贼的复合体。从历史渊源上说，索马里海盗是该国多年动乱催生的无业游民，他们有的也曾是普通的渔民，为谋生计铤而走险，干绑票勒索的勾当。再加上索马里的海盗已融入了当地社会，并获得各方势力的庇护，甚至获利分成，同流合污。国际海军围攻海盗，当地民众也可能在海盗的鼓动下与国际海军对抗。所以打海盗还要多用智谋。
郑和水师的三大海战胜利:攻破锡兰活捉了国王
第一战：大败海盗，生擒大佬
永乐5年(1407年)九月，郑和水师首度远航后班师回国，各国使者跟随进京朝见。郑和进献俘获的旧港海盗大佬陈祖义。
旧港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永乐年间明朝曾在此设立大明旧港宣慰司，是为大明在南洋的最高行政机构。
祖籍广东潮州的陈祖义，是当时最著名的海盗集团首领，明洪武年间逃至南洋后，盘踞在马六甲从事海盗十余年，集团成员鼎盛时超过万人，战船百艘，雄霸于日本、印度洋、中国台湾、南海等海面。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陈祖义。
郑和水师首次远航班师时，曾派使者前去招抚，陈祖义诈降，暗中策划拦船抢劫，妄图劫掠几艘郑和的“宝船”。郑和率水师合围陈祖义，杀死海盗5000余人，烧毁海盗船只10艘，俘获7艘，活捉陈祖义。后来，陈祖义这位海盗大佬在京城被处死。
第二战：攻破锡兰，活捉国王
永乐6年九月，郑和水师经过短暂修整后再度远洋，前往印度洋岛国锡兰(今斯里兰卡)。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尔心怀叵测，竟把郑和诱至国中，勒索金银财宝，还派出重兵抢劫郑和船队。
郑和察觉到锡兰城内空虚，便伺机率精锐之师出其不意攻破锡兰山城，一举活捉亚烈苦奈尔及其妻儿老小、官吏随从。
永乐九年6月，郑和回朝中进献俘获的锡兰国王。明成祖朱棣为显示泱泱大明的气度，下令赦免锡兰国王死罪，放其回国。
第三战：痛击苏干刺，俘虏伪王子
永乐11年十一月，郑和水师三下西洋。船队抵达今印尼苏门答腊岛时，伪王子苏干刺正策划杀主自立。
苏干刺是原苏门答腊国王的儿子，后来苏门答腊国遭到那孤儿国侵略，苏门答腊国王中毒箭而死，王子苏干刺尚年幼，王妃便下令，如有勇士能替国王报仇，就嫁其为妻。一老渔翁挺身而出，率军打败那孤儿国，王妃果然嫁给了老渔翁，并尊其为老国王。苏干刺成人后，就拉起自己的队伍杀掉了老渔翁国王，然后逃往山中另立山头。
苏干刺怨恨郑和未赏赐自己，便率水军拦截郑和水师。郑和随即率师迎头痛击、穷追猛打，把苏干刺的水军打得一败涂地，直到活捉苏干刺及其妻儿。永乐十三年郑和带着俘虏的苏干刺回国，朱棣下令把苏干刺杀了。
世界大航海史上的前驱郑和:中国航海终结者
近日，下西洋第一人当是唐代杨良瑶的新闻被媒体吵得沸沸扬扬，据说他在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就受命出使黑衣大食，成为我国第一位航海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外交使节，比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年）早了620年这一新闻引起了小编想跟大家谈谈中国的航海史的兴趣。中国的航海史大致可分为几个历史阶段。一是唐代中期以前为形成时期;二是唐中晚期是转型时期；三是宋元两代为极盛时期。四是明朝时期为衰落期。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前驱，也是中国大海航时代的尾曲。
秦朝的时候，我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把海路西探了，不仅到达东南亚诸国，并且到达印度。两汉的《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三国时期，东吴雄踞江东，大力发展造船业，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据有学者考证，当时孙吴造船业已发明了原始水密隔舱。由于航海术的提高，三国孙吴多次派使者出海远航，成为开拓性的壮举。黄武5年（226年）大秦商人从海路经交趾到达吴国首都建业（今南京）。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广州来中国经商的国家和地区大为增加，有15个之多。法显大师从陆路到达天竺后，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换船北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413年）到达建康（今南京）。
隋唐五代时期，海上交通开始兴盛，与中国通商的国家：赤土、丹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盘盘、真腊、婆利、拂菻、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丹丹、盘盘、三佛齐、末罗国、三兰国等。其中，贞元元年(785)四月，杨良瑶受命出使黑衣大食(西亚一带)，“剪髪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駈。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成为我国第一位航海抵地中海沿岸的外交使节宋代：据文献记载，在宋元符年间（1098年-1100年），中国海船已经用罗针导航，当时掌管船只航行方向的舟师都备有秘密的海道针经，详细列出从广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针路。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理、蒲哩鲁、遏根陀国、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总计五十八个国。并出现了《岭外代答》、《诸蕃志》，记载与中国通商国家情况的专著。元代先后进行了四次海禁（从1285年-1322年）。1322年后不再禁海。中国大航海家汪大渊，由泉州港出海航海远至埃及，著有《岛夷志略》一书，记录所到百国。
到了明代，明太祖“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发布“禁外藩交通令”，禁止下海通番，只许官方航海。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240多艘）、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多个国家航海时间早几十年，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李约瑟博士曾说过，“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据说，郑和的船队曾到达非洲、北美和大西洋海岸、南澳大利亚等地，也就是说郑和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洋洲。但实质上，郑和七下西洋期间，“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厉行，中国航海史之歌在唱出最高音的同时，也到了尾声。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郑成功郑经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五次颁布禁海令，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殊不知，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逐渐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玩船儿的祖宗失去了往日的海上大国地位，龙的子孙变得怕水起水来，为后来的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
唐朝下西洋第一人杨良瑶比郑和早620年 曾到伊拉克
六百多年前，郑和作为明朝外交使节七次下西洋，加强了与亚非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而郑和也一直被认为是下西洋的第一人。近日，陕西省文物保护工作者和地方志工作人员在对泾阳县的一座神道碑研究时发现，早在唐代就有外交使节杨良瑶通过航海下西洋，这比郑和下西洋整整早了620年。
这座唐杨良瑶神道碑，80年代出土于泾阳县云阳镇的小户杨村。一千多字的碑文主要记载了杨氏家族的起源，侍奉皇帝、内平祸乱、外抚异邦等史实。最重要的是记载了杨良瑶作为唐中晚期唐德宗的外交使节，航海下西洋，抵达远在中东地区的黑衣大食，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等国家和地区。
杨良瑶，字良瑶，原籍弘农郡人，后落籍唐京兆府云阳县龙云乡，即今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杨良瑶神道碑
据碑文记载，其先祖为周宣王之子尚父，因受封诸阳，寔称杨侯。杨良瑶“少以节义为志行，长以忠勇为己任”，是个很有抱负、作为的人。唐肃宗至德年中(756年至758年)，杨良瑶21岁至23岁时，入为内养，也就是成为服侍皇帝的近身宦官。
杨良瑶多次受命出使各地，久历疆场，功劳突出。他一生多次南北跋涉，东西奉使，但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大出使活动，还是他作为唐王朝的外交使节航海下西洋，抵达远在中东地区的黑衣大食。碑文中记载：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785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凛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至今广东沿海一带渔民出洋捕鱼时，仍有剪下头发，祭奠海神的习俗。宋代以后，逐步演变为妈祖朝拜)，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可能指阿拉伯人在印度洋海岸上所建的航海灯塔)，白昼乃仙兽前駈(当指海豚之类海洋生物，常在船前飞泳跳跃)。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据碑文载，“(贞元)四年(788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短期内连续封转，当是对其出使成功的褒奖。在泾阳县云阳镇罗家村发掘的龟形神道碑基座
大食国与唐王朝长期保持着通使外交关系，所以海洋上的丝路贸易空前频繁。可以说，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国遣使节朝贡开始，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后一次外交使节离唐回国，前后148年间进入唐都长安的大食使节便有39次之多。但现存的唐代正史文献中，尚未发现唐王朝正式派遣使节航海下西洋的确切记录，故而该碑有关派遣杨良瑶一行航海出使黑衣大食的记载显得弥足珍贵。其时，年满50岁的杨良瑶亲率使团，以聘国使身份携带判官和国信、诏书，经过海路出使印度洋沿岸的南亚、中东国家，其政治目的显然是为了开辟与阿拉伯、印度列国之间建立的“国际统一战线”，以便共同对抗新崛起的吐蕃王朝。其出使结果，正如《新唐书 大食传》所记载的：“贞元中，(黑衣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可见这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还是颇见成效的。
据与杨良瑶同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贾耽(730年至805年)的有关记载，经由海路前往黑衣大食国首都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路线，应当先从广州南海登船，沿南中国海向南行，先至门毒国(今东西竺昆仑洋)，再至古笪国(一说真腊)，经海峡(今新加坡海峡)，北岸为逻越(即暹罗，今柬埔寨国)，南岸为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南部)，路过天竺(今印度国一带)等多个国家，抵达大食国弗剌利河(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斯拉镇)，再向西北陆行千里，便可到达茂门王所都缚达城(详见《新唐书 地理志》)。与此相近，公元9世纪中后叶阿拉伯地理学家依宾库达特拔(约820年或830年至912年)所著的《省道记》，亦详记了从大食国到广州(康府)的航程及贸易景况(参考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
应当指出的是，贾耽曾任鸿胪寺卿，负责接待蕃人宾客事务，稍后又担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职。据悉他十分喜欢国家地理知识，晚年常向四夷来使及出访四夷的使节询问道里民俗，并写入自家著作。其所记广州至大食一段海上路程十分详细，所取原始资料当来自杨良瑶一行的亲身经历。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考证，贾耽所记通往大食海道的不少国名、水名，多与阿拉伯人的记载颇相一致，“足见其所见者，闻自阿拉伯人也。”依笔者拙见，阿拉伯人固然熟悉由大食至中国的海上航路，但贾耽在这里所记录的从南海通过印度洋抵达黑衣大食首都缚达的海上航行路线，更当来自杨良瑶作为聘国使西行黑衣大食的海上日志。照常例，杨良瑶归国后，应当向朝廷做出详尽的出使报告，贾耽因职务之便，获悉这一信息并写入著作，亦属情理中事。故而贾耽之于杨良瑶，恰如逻斯梯谢奴之于旅行家马可 波罗一样。
杨良瑶回国后，因功勋卓著，恩宠更渥，颇受德宗皇帝的器重。杨良瑶“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经制，惜费省劳。”举凡唐德宗圣情眷顾的贵主亲王，其丧葬事宜一律交委他筹划办理，因其功劳巨大，受赐“金帛纷纶，不可备纪矣。”
贞元十五年(799年)，淮西吴少诚拥兵叛乱，杨良瑶于是奉命主持军事。他安抚民心，派人侦察敌情，“复请完城聚谷，缮甲理兵，用简易而渐谋，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为勇健，变藩篱为金汤”。用了较短的时间，当即平息了藩镇叛乱。至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取得了平藩战役的最后胜利。他因素积威望，久着功勋，已经成为唐顺宗非常倚重的掖庭重臣。
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德宗、宪宗时期，佛教信仰日益兴盛。杨良瑶年迈退养后，仍崇信佛教。据碑文记载，“及乎晚途，归信释氏，修建塔庙，缮写藏经，布金买田，舍衣救病，可谓竭臣子人间之礼，尽生死区外之因，孜孜善心，没齿无倦矣。”这个时期，距唐武宗“会昌灭佛”已为时不久，更足以说明当时社会上佛教信仰的极端兴盛。杨良瑶雕像
岁月沧桑，但历史不容忘却。杨良瑶身为唐朝宦官，率领使团航海出使黑衣大食，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时距今已有1220多年了。这一时间，较之永乐三年(1504年)明成祖派遣太监郑和七次率船队远航印度洋西岸，整整早了620年。现在，我们既要为郑和下西洋给予世界航海事业的伟大贡献而骄傲，更要为杨良瑶早在公元8世纪后期就远航中东的历史壮举而自豪！
咸阳人杨良瑶 先于郑和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
传统学术界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因而郑和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但是，根据泾阳县近年新出土《唐故杨府君(良瑶)神道之碑》(现藏泾阳县文庙)的记载，我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应是唐代中后叶的杨良瑶。
杨良瑶，字良瑶，原籍弘农郡人，后落籍唐京兆府云阳县龙云乡，即今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
据碑文记载，其先祖为周宣王之子尚父，因受封诸阳，寔称杨侯。杨良瑶“少以节义为志行，长以忠勇为己任”，是个很有抱负、作为的人。唐肃宗至德年中(756年至758年)，杨良瑶21岁至23岁时，入为内养，也就是成为服侍皇帝的近身宦官。
杨良瑶多次受命出使各地，久历疆场，功劳突出。他一生多次南北跋涉，东西奉使，但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大出使活动，还是他作为唐王朝的外交使节航海下西洋，抵达远在中东地区的黑衣大食。碑文中记载：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785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凛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至今广东沿海一带渔民出洋捕鱼时，仍有剪下头发，祭奠海神的习俗。宋代以后，逐步演变为妈祖朝拜)，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可能指阿拉伯人在印度洋海岸上所建的航海灯塔)，白昼乃仙兽前駈(当指海豚之类海洋生物，常在船前飞泳跳跃)。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据碑文载，“(贞元)四年(788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短期内连续封转，当是对其出使成功的褒奖。
大食国与唐王朝长期保持着通使外交关系，所以海洋上的丝路贸易空前频繁。可以说，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国遣使节朝贡开始，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后一次外交使节离唐回国，前后148年间进入唐都长安的大食使节便有39次之多。但现存的唐代正史文献中，尚未发现唐王朝正式派遣使节航海下西洋的确切记录，故而该碑有关派遣杨良瑶一行航海出使黑衣大食的记载显得弥足珍贵。其时，年满50岁的杨良瑶亲率使团，以聘国使身份携带判官和国信、诏书，经过海路出使印度洋沿岸的南亚、中东国家，其政治目的显然是为了开辟与阿拉伯、印度列国之间建立的“国际统一战线”，以便共同对抗新崛起的吐蕃王朝。其出使结果，正如《新唐书·大食传》所记载的：“贞元中，(黑衣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可见这次下西洋的外交活动还是颇见成效的。
据与杨良瑶同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贾耽(730年至805年)的有关记载，经由海路前往黑衣大食国首都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路线，应当先从广州南海登船，沿南中国海向南行，先至门毒国(今东西竺昆仑洋)，再至古笪国(一说真腊)，经海峡(今新加坡海峡)，北岸为逻越(即暹罗，今柬埔寨国)，南岸为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南部)，路过天竺(今印度国一带)等多个国家，抵达大食国弗剌利河(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斯拉镇)，再向西北陆行千里，便可到达茂门王所都缚达城(详见《新唐书·地理志》)。与此相近，公元9世纪中后叶阿拉伯地理学家依宾库达特拔(约820年或830年至912年)所著的《省道记》，亦详记了从大食国到广州(康府)的航程及贸易景况(参考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
应当指出的是，贾耽曾任鸿胪寺卿，负责接待蕃人宾客事务，稍后又担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职。据悉他十分喜欢国家地理知识，晚年常向四夷来使及出访四夷的使节询问道里民俗，并写入自家著作。其所记广州至大食一段海上路程十分详细，所取原始资料当来自杨良瑶一行的亲身经历。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考证，贾耽所记通往大食海道的不少国名、水名，多与阿拉伯人的记载颇相一致，“足见其所见者，闻自阿拉伯人也。”依笔者拙见，阿拉伯人固然熟悉由大食至中国的海上航路，但贾耽在这里所记录的从南海通过印度洋抵达黑衣大食首都缚达的海上航行路线，更当来自杨良瑶作为聘国使西行黑衣大食的海上日志。照常例，杨良瑶归国后，应当向朝廷做出详尽的出使报告，贾耽因职务之便，获悉这一信息并写入著作，亦属情理中事。故而贾耽之于杨良瑶，恰如逻斯梯谢奴之于旅行家马可·波罗一样。
杨良瑶回国后，因功勋卓著，恩宠更渥，颇受德宗皇帝的器重。杨良瑶“夙夜在公，日月匪懈。不改经制，惜费省劳。”举凡唐德宗圣情眷顾的贵主亲王，其丧葬事宜一律交委他筹划办理，因其功劳巨大，受赐“金帛纷纶，不可备纪矣。”
贞元十五年(799年)，淮西吴少诚拥兵叛乱，杨良瑶于是奉命主持军事。他安抚民心，派人侦察敌情，“复请完城聚谷，缮甲理兵，用简易而渐谋，不日月而功就，化怯懦为勇健，变藩篱为金汤”。用了较短的时间，当即平息了藩镇叛乱。至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取得了平藩战役的最后胜利。他因素积威望，久着功勋，已经成为唐顺宗非常倚重的掖庭重臣。
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德宗、宪宗时期，佛教信仰日益兴盛。杨良瑶年迈退养后，仍崇信佛教。据碑文记载，“及乎晚途，归信释氏，修建塔庙，缮写藏经，布金买田，舍衣救病，可谓竭臣子人间之礼，尽生死区外之因，孜孜善心，没齿无倦矣。”这个时期，距唐武宗“会昌灭佛”已为时不久，更足以说明当时社会上佛教信仰的极端兴盛。
岁月沧桑，但历史不容忘却。杨良瑶身为唐朝宦官，率领使团航海出使黑衣大食，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时距今已有1220多年了。这一时间，较之永乐三年(1504年)明成祖派遣太监郑和七次率船队远航印度洋西岸，整整早了620年。现在，我们既要为郑和下西洋给予世界航海事业的伟大贡献而骄傲，更要为杨良瑶早在公元8世纪后期就远航中东的历史壮举而自豪！
美人鱼原型其实是海:郑和下西洋时或曾见过
最近热映的周星驰电影《美人鱼》中，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人物——郑先生。这个郑先生到底是谁？影片中郑先生画像上是一副明朝宦官打扮，使得很多人怀疑，“郑先生”就是从南京出发远航西洋的伟大航海家郑和。
“郑先生”就是郑和？
《美人鱼》中，人鱼族的长老级人物“人鱼师太”，向族人讲述人鱼族的悲惨往事，说到人鱼族历史上屡次被人类围捕、杀害。“在六百多年前的明朝，我们被人类的水军围捕了七次，若不是郑先生仗义相救，我们就灭族了。”
这句台词过后，镜头扫过一张郑少秋的老唱片，这使人以为郑先生是郑少秋。随后镜头一转，对准了一幅画像，画面上右边是一位明朝宦官打扮的人，左边是一位美丽的人鱼。
凭借这幅古画，很多人猜测，画中的人物就是伟大航海家郑和，明代水军围攻人鱼族的故事，发生在“郑和下西洋”期间。
同时，根据古画以及人鱼师太“人类是邪恶的，但是也有正义的。爱是包容，也是忍耐”的台词，甚至有人猜测，这是在暗示，“郑先生”与人鱼师太相爱过。
郑和的确目击过海怪
从《美人鱼》的剧情设定看，这个故事发生在广东。
郑和后裔郑自海告诉记者，郑和七次下西洋，船队几乎每次都会从中国南海前往西洋、南洋各国，肯定都经过广东沿海。但历史上没有郑和救过“人鱼族”的记载。
不过，郑和七次下西洋，在海上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是有可能的。郑和研究专家赵志刚说，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天妃宫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文多次提到郑和船队在海上目击的海洋怪物：“摧山倒岳，龙鱼错怪”、“鱼龙遁藏，百怪潜匿”。赵志刚说，“龙鱼”、“百怪”就是指大洋深处的大型海洋生物，不过，当时的人包括郑和在内，也不能准确说出这些海怪的名字。
美人鱼的原型其实是海牛
美人鱼并不是一种现实中存在的动物，《美人鱼》中，借助“人鱼师太”之口，道出了美人鱼族的起源：美人鱼是人类的一个分支，在古猿进化过程中，一部分在陆地上，进化为人类;另一部分进入海中生活，进化成美人鱼。但是在漫长的进化岁月里，人类将其遗忘，逐渐成为传说。
专家告诉记者，美人鱼的传说其实很早就有了，西方有很多美人鱼的故事，中国也有，《述异记》载，宋代有个叫查道的人，曾见过美人鱼，“海上有妇人出现，红裳双祖，髻鬟纷乱”。
可惜的是，传说总归是传说，现实中，美人鱼并不存在。不过，美人鱼还是有原型的。主流的观点认为，美人鱼是人们根据海牛想象出的一种生物。雌海牛前肢基部腹侧有一对乳房，位置与人相似，哺乳时乳房常常露出水面，常被人眼花误认为“美人鱼”。
动物学的分类上，海牛目包括儒艮与海牛两个科。儒艮是生活于印度-太平洋水域的海牛类，其尾鳍为似鲸类的叉形。儒艮体形巨大、憨态可掬，在我国广东省、台湾省海域也有分布。儒艮的分布范围，正好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范围部分重叠。因此，不能排除郑和见过“儒艮”的可能性。
污蔑: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影响到大明国运和发展
郑和，公元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县)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原名马和，小字三保(后又称三宝)，11岁时被俘进宫，后来当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朱棣登基，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郑和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7月11日)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在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历经亚非三十余国，涉十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消除诸王势力，充实军事实力，开拓、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稳定;在经济上，恢复和发展农业、扶植工商业，使洪武时期的初步经济繁荣在永乐年间走向兴盛。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奠定了明王朝开拓对外活动的基础。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自己的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取皇位后，始终没有找到建文帝朱允炆，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朱棣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还有一点是，洪武中后期，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家再没有按期向明王朝纳贡，这使朱棣感到天朝的宗主地位正在丧失，还有些地区的首领甚至阻碍、破坏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对外海上贸易。这是朱棣难以忍受的。因此，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朱棣脑际中出现，那就是派遣使节，打通海上通道，重建天朝威严，恢复和扩大对外邦交。朱棣的想法得到了郑和等人的支持，于是他派郑和与大臣王景弘特使出使西洋。所谓“西洋”，就是今日的南洋和印度洋。
造船业在我国历史悠久，造船技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西周时，人们建造的海船就能东达日本。秦汉时，船队更能远航至爪哇、柬埔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到了唐代，我国建造的大船，已可乘坐六七百人，而宋元时代，又增大船体，可乘近千人。由于指南针的运用，人们还可以在茫茫大海上安全可靠地航行。如果说，唐代以前，中国人到西洋各国往往要乘外国船，那么，到了唐代，尤其是宋代以后，外国商人都纷纷改乘中国船来往于波斯湾等西洋各地了。历史悠久的造船业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加上明初强盛的国力，为郑和大规模地建造远洋船队出使西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
自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众一共七次远航。郑和远航由长江口出发，先穿过台湾海峡，经过南海，到南海周边各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过锡兰(今斯里兰卡)，向西到印度西海岸、再沿岸到波斯湾，或横越印度洋到阿拉伯半岛，再向南岸航行，最远抵达非洲东岸。郑和航海往返都必经台湾海峡和南海，船队除遍至南海周边各国外，更深入红海，远抵红海东岸的天方(今沙乌地麦加)及非洲东岸“麻林”(今肯尼亚麻林地)。总之，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是史无前例的。据《明史》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所率部众就有二万七千多人，其中有掌管航行、外交、军事、贸易等重大行动机构的决策、指挥人员，有负责观察天文、预报气象、航海操作及维修技术人员，还有翻译、医生、采购、后勤、军事护航人员等等，以及少数寻访建文帝下落的密使。船舶长44丈、宽18丈的就有62艘，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以后几次远航也大致保持着这个规模。
与朱棣耀武扬威的目的不同，郑和把海洋与国家的富强安危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掌握制海权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曾对明朝统治者进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洋……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这是郑和毕生海上经历的总结，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关于海权的论述。
郑和下西洋前，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这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成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宣扬“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缓和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了海上交通安全，提高了明王朝的国际威望。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朱棣时期，改变了明初的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击，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郑和在进行政治外交的同时，还负有沟通与西洋各国经济贸易的使命。郑和船队的贸易活动尊重当地风俗，进行平等交换，使中国进口了大量亚、非地区的特产，很多国家还进献了许多珍贵动物。这些物品的传入，一方面成为皇室的奢侈品，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明代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
由于当时封建体制的影响，郑和下西洋这种航海活动也无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弊端。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活动主要是官方贸易，并没有和民间对外贸易有效地结合起来。郑和远航将朝贡、勘合方式的对外关系推进到顶峰，“厚往薄来”，用大量物质财富换取海外诸国形式上的藩属关系，结果，开支浩繁，“库藏为虚”。在郑和航海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朝廷内外反对声就此起彼伏，后来车驾郎中刘大夏偷偷将记载郑和七下西洋航海经历及一应活动和见闻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毁掉。明宪宗追查《郑和出使水程》的下落时，刘大夏就指出：“三宝(即指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对此，梁启超指出：“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伽玛之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伽玛。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这段评论是对明初对外开放缺乏系统管理的精辟写照。
郑和七下西洋的成功，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海上贸易日渐发达，他们纷纷沿着郑和的航线，使沉寂了几十年的海面又开始繁忙起来，以致有人断言，当时中国的丝绸之路已从风沙满天的大西北，转移到了碧波万顷的东南大海。
郑和在完成最后一次出使任务的归途中病逝，遗体被船载回，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麓。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
郑和下西洋是如何生擒海盗王陈祖义的
在明朝洪武年间，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海盗陈祖义，让明太祖朱元璋伤透了脑筋，开出了50万两白银天价悬赏金。捉拿无果后，到了永乐皇帝朱棣，悬赏金竟然达到750万两(当时明朝政府每年的收入也仅仅1100万两)。
话说陈祖义这个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海盗，其手下成员最鼎盛时期超过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地点从我国台湾扩展到日本、印度洋等地。他曾率领手下劫掠超过万艘以上的过往船只，攻陷过五十多座沿海城镇，当时南洋一些国家甚至向其纳贡。
“海盗王”陈祖义后来跑到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的巨港一带)的渤林邦国，在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当上了大将。国王死后，他干脆自立为王，成了渤林邦国的国王。
他给永乐皇帝“进贡”，则是驾驶着空船出发，一路抢，抢到什么送什么。返回的时候，也不落空，又是一路抢夺。最让朱棣受不了的，陈祖义不但抢西洋诸小国的船，连明朝的使船也抢，实行的是“抢光杀光烧光”。
1407年，第一次下西洋的郑和船队在回航时抵达陈的驻地。陈祖义认定郑和庞大船队“有宝物”，就想抢。但他小瞧了郑和。陈祖义率众海盗来袭时，郑和早有准备，采取“火攻战”烧毁海盗船，船只燃起大火、海盗鬼哭狼嚎，共杀死海盗5000余人。惊慌失措的陈祖义见此，早没了“海盗王”气势，被郑和生擒，囚禁船中押解回京。
陈祖义简介
陈祖义，是在明朝的一位海盗集团之首领，其祖籍广东潮州人，明朝洪武年间，全家到南洋。陈祖义盘踞在马六甲10多年为海盗，集团成员最鼎盛时超过万人。战船百艘。雄霸于日本、台湾、南海、印度洋等海面。劫掠过往船只达万首，攻打50多座沿海镇城。明太祖悬红50万两白银捉拿陈祖义。永乐五年(1407年)9月郑和把陈祖义押回中国，当众将陈祖义斩首示众。
朱棣为什么找废帝 用得着郑和七下西洋吗
中国古代有一本书叫《春秋》，有一个历史时期叫春秋时期，另外，还有一种写历史的方法叫做春秋笔法。上面这段文字是燕王朱棣干掉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篡夺帝位后，史官运用春秋笔法描写建文帝之死的“杰出”作品。当我们查阅中国的史书时，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遭遇春秋笔法了，那些毫无出处和佐证的历史根本没有参考价值。更可怕的是，许多史官在皇权的威慑下胡言乱语、胡编乱造，误导我们这些后世的阅读者。
建文帝之死就是一宗无头案。当时宫中大火也许是真的，但那些给朱棣脸上贴金的描写，你要真信，就上当了。建文帝也许的确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这让他的叔叔朱棣十分烦恼。如果这个侄子还活着，可以逼迫其“退位”给自己;如果这个侄子的尸首找到了，旧帝死了，自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大统，成为新皇帝。找不到建文帝，朱棣只能编一套瞎话，说这个侄子想不开，放火烧死了他自己，龙椅自然也就该由叔叔来坐了。朱棣当上皇帝，按说这宗无头案也就过去了。然而朱棣在位期间，命令手下一位太监率领庞大的舰队和士兵，劈波斩浪，耗资无数，多次下西洋，让人不禁疑惑朱棣做这件事的动机，是不是为了寻找那个人间蒸发了的建文帝？
找个逃跑的废帝，用得着七下西洋吗
那个太监，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和。其实他本名不叫郑和，而是姓穆罕默德，一听这个姓就不是祖籍中土的人士。实际上，郑和的祖先原本是中亚贵族，在元朝初年迁到了中国，后来定居于云南，取了一个汉姓“马”，与穆罕默德的“穆”字谐音。郑和本名马三宝，12岁的时候，飞来横祸，明军打到了云南，他被抓进了军营，阉割后做了太监。不幸中的万幸是，他跟对了主子，进入了燕王府做事，这位燕王，当然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朱棣了。朱棣对这个马三宝非常赏识，在发动叛乱后，马三宝还为朱棣立下了战功，看来这个太监绝非常人。打下江山之后，朱棣论功行赏，赐马三宝“郑”姓，改名郑和，授予四品官职。皇帝赐姓对于臣子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许多一品大员也没有这样的待遇，可见郑和多么受到朱棣的器重。
永乐三年(即1405年)，郑和奉皇帝的命令，率领28000余人、40余艘船，从苏州刘家河出发，开始了第一次下西洋的壮举。到宣德五年(即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为止，郑和带队总共7次下西洋，每次的人员、船只规模基本上都和第一次没有什么差别。按照永乐皇帝朱棣的诏书，下西洋的目的是扬我天朝国威，让四方蛮夷归服。不过根据《明史·郑和传》透露，“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也就是说，朱棣怀疑建文帝跑到了海外，所以派郑和去寻找这个废帝的下落。这的确是一个貌似合理的下西洋理由。在儒家思想的灌输下，古代中国人非常热衷于维护“正统”，朱棣虽然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但按照正统的说法，朱元璋的位子是要传给大儿子的，大儿子早死，所以才传给了大儿子的大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皇位根本没有朱棣什么事儿。朱棣夺位之后，当时的天下第一大儒方孝孺拒绝为他服务，披麻戴孝在朝堂之上写下“燕贼篡位”，愤怒的朱棣灭了方孝孺的九族后还不解恨，连带着方孝孺的弟子、朋友一并杀戮，这就是所谓的灭十族。
这种维护正统的观念在古代异常强大，所以一天不能确定建文帝已经死了，朱棣一天都不能安心。这样看来，让自己的心腹郑和兴师动众地去海外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并不算是铺张浪费，事关自己的宝座，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但是这个理由无法解释朱棣为什么让郑和前后六次下西洋(第七次下西洋时朱棣已经死了)，从永乐三年一直找到永乐十九年。第一次下西洋，郑和的船队就已经到了印度西海岸一带的古里，并在那里立碑留念，碑上刻字“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如果仓皇出逃的建文帝能跑到比古里还远的地方，那得在海上以刘翔一般的速度飞奔了。寻找一个生死不明的废帝，根本用不着下西洋这么多次。
所以，寻找建文帝最多只能算是个附带任务。那么扬我国威是不是主要任务呢？明朝的确有这样的传统。朱元璋开国之初，就派人奔赴日本国和东南亚各王国，宣布现在中土是明朝了，各位要积极前来朝贡，还把许多东南亚王国列为“不征之国”，那意思就是天朝不会派兵攻打你们，你们不用害怕，我天朝过去不称霸，现在虽然强大了，但还是不打算称霸，只是你们一定得来朝贡啊！明朝建立的事情，经过朱元璋这么大肆宣传，早就被东南亚各国所知晓了，本来不需要再去宣传。不过朱棣篡位之后，为了打扮自己的“正统”形象，还是很有必要再次对外宣传宣传，让国际友人都知道自己是如假包换的明朝新皇帝。
三宝太监郑和是宦官却为何子孙满堂?
据资料介绍，郑和是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和军事家。1371年，他生于现在的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他12岁被净身入宫，34岁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七次出使西洋，历时28年，比西方著名航海家哥伦布、麦哲伦航海早半个多世纪，开创了我国通往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不愧为航海的先驱、海上的巨人、中华民族的骄傲。
但据相关报道，2005年有记者专程赴郑和故乡云南晋宁县昆阳镇采访。当时，记者不仅参观了郑和纪念馆、马哈只墓、郑和故里遗迹、碑林等文物史迹等，还对郑和的家世、伟绩等进行了了解，特别是找到了郑和第十八代孙郑思良先生做了采访工作。从上述介绍，笔者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郑和是12岁就净身入宫的，何以会拥有后代并子孙满堂呢？笔者以前也曾就这个问题寻找了许多资料，都不得而知其真正原委。后来，还是看到郑和第十八代孙郑思良先生的介绍，才彻底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原来，在明洪武十四年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为扫清云南的梁王(元朝残余势力)，调集30万大军发起进攻。战争结束后，明军在经过昆阳时，把在滇池边玩耍的12岁的小郑和(当时还是名叫马和，后来是皇帝赐姓郑的)与他的伙伴抓到南京。郑和在明朝皇宫里被阉割后做内宫太监。后来，郑和的长兄马文铭把他的长子马恩来过继给郑和，马恩来后来也跟随郑和改姓郑。郑恩来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郑万显，一个是郑庭显，所以子孙后代就不断沿袭下来，代代相传。目前在世界上郑和的后裔三支：一支是云南玉溪的一支;另外是江苏南京一支;还有就是泰国清迈一支，人们称为“三支四地”。多出来的这一地，就是昆阳郑和的出生地，三支四地总人数约400多人。看到郑和子孙满堂的现象，不禁让我们很是替郑和这位明朝时期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先人感到高兴。尽管不是嫡生的子女，但毕竟也算是后裔，总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郑和下西洋 盘点郑和七次下西洋经过了哪些地方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郑和（1371年－1433年），回族，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宦官。那么郑和下西洋都经过哪些地方呢？
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过的地方有
1、西域
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的地区等。
2、占城国
亦称占婆，古国名，在今越南的中南部。中国史籍上曾称之为林邑、环王。当地盛产稻谷，称“占城稻”，为稻谷良种之一，宋时传入中国；郑和下西洋后，占城稻在中国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大面积引种、推广。福建省福州长乐一带称此稻为“占谷”或“黄占”，直至三十年前，都是当地高杆晚稻的一个优良品种。
3、爪哇国
亦即麻口若巴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javaind）。唐代以来的史籍称其地为“诃陵”“婆”。该岛北临爪哇海，南滨印度洋，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城市有雅加达（首都）、万隆、三宝垄、泗水（苏拉卡尔塔）。泗水为华裔长乐人聚居地。
4、三佛齐国
亦即室利佛逝国，梵文srivijaya的音译，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当时都约在今日的巨港（巴邻旁，balenbang），位于苏门答腊东南部慕西河畔。
5、暹罗国
泰国（thand）的旧称，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十四世纪中叶，由暹国与逻国合并而成，南临暹罗湾。现首都为曼谷，泰国的华侨与华裔人数居世南亚首位。
6、南天竺
天竺为古印度别称，古籍又称天竺为身毒。天竺分北、中、南三部分，南天竺指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
7、锡兰山国
亦即锡兰（cen），或称狮子国，今称斯里兰卡（srngka）为亚洲南部岛国，隔保克海峡与印度东南部相望，面积6.5万平方公里，为佛教古国之一，主要民族为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首都科伧坡（colombo），位于该岛西南。
8、古里国
又称“古里佛”，故地约在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xhikode）一带，为海上交通要冲。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二次下西洋时曾到此访问并立碑纪念。
9、柯枝国
亦译作“国贞”，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的柯钦（cochin）一带，是航道要冲和重要港口。十五世纪初与中国有友好往来。
10、忽鲁谟斯国
即霍乐木兹（hormuz），又译作和尔木斯，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minab）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冲，今为对岸阿巴斯港所取代。
11、木骨都束国
今译作摩加迪沙（mogadiscio）是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共和国首都，位于索马里东南，临印度洋。13世纪以前建有古城。郑和下西洋曾两度访此。
12、南京龙江
明初设“龙江船厂”于此。故址在今南京下关三汊河附近的中保村一带；水道旧称龙江，出龙江关通长江，龙江船厂曾为郑和下西洋造“宝船”，故又称“宝船厂”，造船的船坞叫“船作”，遗址犹存，宛如一口口巨大的水塘。1957年此地出土一根大舵杆，长1107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舵杆之长，足证郑和宝船规模之大。据《龙江船厂志》载，1411年（永乐九年）该船厂“改、造海船247只，备使西洋诸国”。龙江之滨原有天妃宫，已圮。
13、长乐南山
因位于福建省长乐县县治之南而得名，今长乐县城区街道环绕此山。海拔仅约四十余米，又称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有塔，称三峰塔（圣寿宝塔）；有寺称三峰寺或三峰塔寺；寺旁有“天妃行宫”，祀妈祖，《天妃灵应之记》碑即立此宫内；宫旁有郑和所建“三清宝殿”，殿内“钟鼓供仪，靡不俱备”，钟即“郑和铜钟”，原件抗战期间移南平市。以上寺、宫、殿均已圯，塔巍然存，加固整修，更为壮观。1935年，在原寺、宫、殿废址上建有郑和史迹陈列馆，《天妃灵应之记》碑系该主馆主要陈列文物，南山（三峰山）同年辟为“郑和公园”。
14、兹港
指长乐太平港通闽江。位于长乐县南山西麓以西、以北，狭义指靠近长乐县城吴航头一带的下洞江水域；广义泛指整个下洞江水域，该港原来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港东北、东南屏峙首石、六平诸山，可蔽阻台风袭击，为避风良港。《长乐县志》《长乐六里志》均载有；三宝太监郑和通西洋，驻舟师造巨舶于此，奏改名为太平港等句。由于沦桑变化，今仅余一狭长水道，通小汽轮，原水道大部分成为沃野良田，部分辟为新居民区，该居民区主干道路称“太平港”路，与郑和路垂接。
15、苏门答腊国
又译作苏木都剌（samud''ra）、苏文答剌、苏文达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sumatraind）北部洛克肖马韦附近，今为全岛总称，该岛北临马六甲海峡，南濒印度洋，赤道横贯中部，为印尼西部大岛，面积43.4万平方公里，首府棉兰。
16、满刺加国
旧译亦作麻六甲，今译作马六甲（a）14－16世纪马来亚半岛上的封建王国，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洲一带，居马六甲海峡要冲，1411年（永乐九年），该国国王拜里迷苏剌（parmesvara）曾率妻子、大臣等540人来中国访问；郑和船队屡经其处，现马六甲州居民半数为华裔，其首府马六甲市居民四分之三为华裔；市内有三保庙、三保井、三保城等古迹。
17、阿丹国
aden，古国名，今译作亚丁，故地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为海陆交通要冲。古时为宝石珍珠集散地，十五世纪前期便与中国互通使节、贸易。今之亚丁市位于亚丁湾一个突出的小半岛上。为也门民主队民共和国（南也门）首都。1990年5月，南、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亚丁成为该国的“经济首都”。
声威赫赫的郑和下西洋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也许是中西交往史上实在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也许是鸦片战争中英国海军的威力刺激了我们的神经，总之，我们的历史教材过分夸大了1405年开始的那一场荣耀，这使每一个炎黄子孙，在提起1405这一年时，都不自觉地心生自豪，因为在这一年，中国的海军(叫公费观光团是不是更合适？)在一位太监同志的带领下开始纵横整个东南洋，这个太监叫郑和。
郑和下西洋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1、只许官家下海，不许百姓造船，导致政府海外贸易萎缩。宋元政府在海外贸易中享受着很大的经济利润。比如南宋，国家每年从海外贸易中所抽的税金就占全部商业税的五分之一。有人说，南宋战争及赔款不断，偏于江南一隅居然还能支撑一个半世纪之久，当有巨额贸易收入的一份功劳在内。到了元朝，海外贸易更是超过有宋一代，元朝的繁华，让马可波罗那厮口水流下三千尺，最终漂起一本名叫《马可波罗游记》的小书，逗引得凡是看过此书的西方人都开始流口水了。
2、如果说海外贸易之萎缩更多的是针对民间贸易的话，那么郑和式的朝贡贸易，也没有使明政府在经济上受惠。相反，它是完全的赔本买卖。事实上，中国的朝贡贸易本身就是赔本买卖。郑和这次与众不同的是，原先是蕞尔小邦上门来给咱进贡，现在是咱上门赐他们厚礼，对方所付出的代价跟上门来一样：叩头，接纳封敕。当然，蕞尔小邦的国王一高兴，想面谢圣恩，郑和干脆把他们接来，二次出洋时，再把他们送回。这样一来一往有接有送的，我们与南洋诸邦就很有些走亲戚的意思了。我们历史书上把这叫作友好。但是这种友好不能一直撑下去，内部有人批评了：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于是，这项费时28年的涉外形象工程终于在1433年，歇了！
3、也不能说郑和下西洋没一点好处，那样太对不起死去的烈士和花去的金银了。首先，皇家后花园多了各个蕞尔小邦进贡来的各种畜生及鸟类，当然还有奇花异石。其次，大明政府从上到下的政治虚荣心，一次一次的得到满足。试举例说明：1415年，麻林国献一只长颈鹿，整个政府官员包括皇上在内，集体亢奋得差点脑血栓，因为咱从没见过长颈鹿这畜牲，就把它当作咱们想象中的吉祥动物——麒麟了！所以我们就自作多情地认为，天子有至德之至，那么上天就降下了至德之徵，这是以德治国的硕果啊！
明朝永乐帝朱棣怎样通过郑和下西洋来赚钱
过去对郑和下西洋的主流定性大多停留在 “入不敷出的政治宣传”上。换言之如果下西洋仅是一场赔钱的政治运动，那么朱棣远超其他君主的花销无疑解释不通，但若真的解决了朱棣财源问题，它又是怎样实现盈利的呢？事实上，官营海贸和禁海政策都不是明朝首创。早在元代，政府为了敛财需要，就曾经出资经营“官本船”。 “官本船”创立之初采取的是一种公私合营的形式。元朝政府从至元二十九年 (1292年)到至治二年(1322年)间，断断续续前后四次颁布禁海令。但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豪强贵族和普通海商的利益，遭到他们的一致抵抗。而且禁海间接造成走私流行，官府流失了大量税收。
郑和下西洋，正是类似“官本船”思维的经济活动。不同之处在于，“官本船”至少还是公私合营，下西洋则是纯粹的官营。由于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货物主要是奢侈品，只能被上层阶级消化。故而长期以来，一直被部分专家视为 “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此看法固不能全盘否定，但也可说是一种对市场的无知。郑和船队购入的奢侈品中，最大宗货物为胡椒和苏木。依《瀛涯胜览》记载，胡椒在其产地苏门答腊的价格仅为0.01两/斤。而据《明会典》所述，胡椒在洪武年间的国内市值高达0.2两/斤，差价20倍于产地。这就意味着郑和船队购回的货物，拥有很大的利润空间。
随着大量胡椒涌入市场，胡椒价格也因供货量的提高而持续走低。短短两年时间，明朝国内的胡椒价格就已经下跌至0.1两/斤，较之洪武年间下降了一倍。如此一来利润空间大幅缩水，市场也趋近饱和。但下西洋的船队却仍在大量购入胡椒、苏木，以至明廷的国库里积压了一大批卖不动的货物。为了清理库存，解决货物积压问题。从永乐五年(1407年)开始，明廷利用“折赏”“折俸”的方式，把苏木、胡椒当成奖金或工资发给下层公务员，甚至上层文武官员。
等到明宣宗继位时，朝廷再次启动下西洋。而明宣宗九年的 “折俸”也创下了历史新高——1两/斤。这种差价已经不能再算作是克扣了，而是赤裸裸的掠夺！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贸易活动。但由于它“官营垄断”的性质，其经营思维严重偏离经济规律，即便在初期达到了盈利效果，后期也无以为继。
郑和七下西洋:动支天下13省钱粮才足够使用
明代东莞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
综合多种可靠史料估计，郑和历次下西洋的船队，规模都极为庞大，通常有大船二百余艘，总编制在二万七八千人之间，又以武职人员和军士居多，约在九成以上，除军事任务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类工作。
但下西洋航程极为艰险，往往来回一趟就花费数年，很多人有去无回，史书有云“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郑和本人也是在宣德八年(1433年)七下西洋时病逝于海外，导致整个远征行动几乎是突然中断。
靠永乐皇帝撑腰的宦官郑和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也早让朝中诸多高官觉得很不爽，他们有意销毁宫中保存的大量相关档案资料。故除了郑和本人在《明史》立传外，他的船队核心领导层及管理干部的生平，只留下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大多数普通随员的事迹，则几乎湮没无闻。
尽管如此，经过当代中国及日本一些学者的努力，仍从史料中梳理还原了至少60多位随员的资料，他们大多来自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省份。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陈忠烈就指出，有名有姓、事迹可考的广东籍随员共12人，东莞籍的占了5人，里面还有一对是父子。如果按此比例推算，每次下西洋的二万七千多人中，东莞人必定不在少数。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广东人特别是东莞人多呢？
原来，郑和船队的高级武职人员，多出自直隶(迁都北京后又称南直隶，大致是今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辖区范围)和南京行在卫军，尤以锦衣卫军为骨干。一般军官和士兵，都是从各个卫所调拨。至于普通技工和水手，多从闽、粤、浙惯经风浪的船民中挑选，大量民夫、杂役，则在正式起航前的水陆集结途中随时征发。
既然郑和七下西洋有两次是从广东出海，当地壮丁应征随行，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如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编纂的《广东通志初稿》中就提及，永乐十九年时，随征西洋的宦官在行经粤北重镇韶州(今韶关市)时，征用民夫、骚扰地方的情形。
而明代时东莞县素称“吾粤中路咽喉地”，扼守广东中路海防线，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辖地今分属香港和深圳)。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
这些东莞人在“征西洋”过程中也屡屡立功。如东莞县人钟左，因父祖钟海清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期间在旧港(印尼第一大岛，明朝曾设旧港宣慰司，为当时驻南洋最高行政机构)接受招安归国，他本人蒙荫加入锦衣卫，“下西洋二次有功”，升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东莞县人李真、陈永华，多次“赴西洋公干”有功，升任锦衣卫镇抚司。
还有前面提及的东莞“父子兵”黄子成、黄本奴，父子成出身卫所，早年在海运途中殉职，子本奴递补，数下西洋，因功先升总旗，再升百户，在卫所里当上了中级军官。
商城记·东莞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同一年，郑和奉旨六下西洋。此乃这位深得朱棣信任的大航海家，在永乐年间的最后一次远行。
关于本次下西洋的准确日期和实际出发港，史书上记载不一。近年来，据广东学者考证，郑和船队很可能是在当年十月中旬，由华南大港广州放洋出海。而早在14年前，即永乐五年九月，郑和二下西洋，也是从广东起航。
这与传统文献及人们一般印象中，郑和下西洋以南京附近的苏州刘家河为基地，大多从福建出海的说法，有所出入。更有意思的是，现存极为有限的资料显示，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有若干广东籍人士，尤以东莞人居多。
扼守粤海咽喉的东莞，与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海上冒险事业发生联系，既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下西洋的东莞人
在明人茅元仪所著《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描绘了广东珠江出海口周边水道及岛屿分布，图中上部可见“东莞所”字样。
靠海吃海在商言商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明朝时的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
永乐元年(1403年)，刚刚夺权成功的朱棣，改变了其父朱元璋以守为主的对外政策，在北方频频用兵，同时四出遣使，积极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他下旨恢复了洪武年间罢设的广东、福建、浙江三个市舶司，并派宦官为提督加以监察管理。
当时海外各国朝贡(其实是以此为名前来做生意)，日本取道浙江，琉球取道福建，安南(今越南)取道广西，南洋多国通常走海路取道广东。因此，广东是明代朝贡贸易的最主要通道与枢纽，广东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务最重、规模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连该市舶司附设招待来使的怀远驿，也是三省驿馆中最大，有各类房舍120间。
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之壮举，在明廷官方来说，主要目的是宣扬天朝国威，慑服海外诸藩，客观上却拉动了东南沿海诸港的商船贸易发展，广东自然也大大受益。
明代广州人郭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修《广东通志》中记载：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这就是郑和二下西洋，船队从广东启航后，所经国家有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故里、柯枝、锡兰等，永乐七年才启程回国。
民间史籍记载，永乐一朝，广东官船频频出海，走私活动(也相当活跃，沿海各县平民、官吏和卫所军士，都有参与。粤东海滨，居民跟海盗及成分复杂的“倭寇”，来往密切，甚至窝藏接济，冲击海禁制度。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现代英国学者卡德在《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一文中称：
“到十六世纪末，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锦石、泗水、饶洞、万丹、日葛礁和其他岛屿(苏门答腊、西婆罗洲)上，这些中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
闽粤两地中国商民能大批移民侨居东南亚，在当地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郑和下西洋时在那一带为明朝树立的崇高威望。有可靠的文献记载，来自广东的侨民首领，在郑和的认可和支持下，甚至成为旧港“大头目，以主其地”，并传位给子女，俨然称王。这更带动了不少广东商民前来侨居。爪哇的情形也与此类似。
前面提到过，东莞县人钟左的父祖钟海清，在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于旧港“应招率本管头目人船随同来朝，升正千户”。华人移居海外，喜欢聚族而居，本县本府同乡也往往愿意扎堆，钟海清能号令众人来归，很可能他们都是莞籍的乡里乡亲。
此外，元朝末年，群雄并起，时任元地方官的东莞人何真，也以东莞、广州为基地，一度凭险而守，割据岭南，后来审时度势，归附明太祖。他麾下很多东莞籍军人被调往南京行在充当卫军，估计就有获选拔随郑和下西洋者。
“万里天险，与诸番共之”
“广州海亦有三路，分三门，而以虎头为大门。潮汐之所出入，东西二洋之所往来，以此为咽喉焉。”
郑和七下西洋，固然让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华王朝声威远播，但为此付出的财政负担也相当沉重。明人所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说，下西洋“须是动支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方才够用”，恐怕不全是夸张的话。故当年宦官四出搜刮财宝，为朝中大臣诟病之事实，多见于史书。在广东地方志上，也留下了若干记录。
明嘉靖年间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之“民物志”内，提到永乐年间采珠事三次，头两次就在东莞县。第一次是永乐四年(1406年)春三月开始，“东莞军人王保儿告，大步海出珠蚌，可采为国用”，到永乐十三年才下诏罢采，但第二年又下诏复采。到了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行在锦衣卫带俸指挥钟法保上奏称，他是东莞大步海人，熟知滨海的横沙、潭石等处皆有珠池，产大珠，请求派遣宦官同往开采。
原在东莞县境，今属香港地区的大步海“珠池”，早在五代十国的南汉(917~971年，辖今两广及越南北部)时期便远近闻名，经历代滥采，到明代资源已近枯竭。明洪武年间短暂开采，又复封禁。到了永乐朝，郑和下西洋急需大量珍珠，作为航行至各藩国时分封、赏赐之用，曾派重兵把守该珠池。东莞籍军人屡次献计采珠，不排除是以此图为进身之阶，或借机中饱私囊。
永乐四年第一次在东莞采珠，与永乐五年郑和二下西洋从广州出发，时间上颇为吻合，有学者推测两者之间或有直接关联。因此，在郑和下西洋的宏大事业中，东莞地方曾扮演的角色，实在不可忽视。
二百余年后，大明江山已经变色，寓居东莞的明朝忠实遗民屈大均，在他的笔记名作《广东新语》里，详细描述了广州港出海口的万千气象：
“广州海亦有三路，分三门，而以虎头为大门。虎头者，天地之阳气所从入……海者地之宗，故祀南海神于虎头门之阴。门在广州南，大小虎两山相束，一石峰当中，下有一长石为门限，潮汐之所出入，东西二洋之所往来，以此为咽喉焉。出虎头咫尺，则万里天险，与诸番共之。诸番非表而吾非里也，大唐之地止乎此。”
虎头门，也就是赫赫有名的东莞虎门，为珠江八大出海口之一，外洋船舶进出广州港的必经之地。屈大均又有一首流传甚广的竹枝词，缅怀大明盛世时的“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遥想当年，郑和使团两度浩浩荡荡由此起航下西洋时，坚船巨舰上的万千官兵，包括那些刚刚挥别家乡父老的东莞人，也必定为生逢盛世而心怀骄傲，为即将展开的扬威之旅振奋不已吧。
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节马六甲 在当地筑起古城墙
马来西亚历史名城马六甲，在中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一方面是由于马六甲海峡作为连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要道，是国人从小学就开始接触的地理名词;另一方面更因为这座古老的城市与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当漫步于马六甲的大街小巷，总会有一个人的影子浮现在你的眼前——郑和。
六百多年前，中国明朝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节马六甲，他的到来深深影响了这座城市的历史。马六甲城曾是古代马六甲王国的首都，也是海上贸易重要中转站，当年郑和奉命出使诸国，曾多次停泊这里，在此建立了大本营。
至今，马六甲还保存着许多郑和的遗迹，如他所率官兵每次来到马六甲都会驻扎的三宝山，山脚下的一座三宝庙以及一口相传为郑和下令挖掘的三宝井。与后来的西方殖民者不同，郑和作为明朝的使者来到马六甲，不仅没有占领这里的一寸土地，还对邻国军队入侵进行调和并护送马六甲苏丹祖孙三代朝贡往返，为马六甲王朝的建立与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郑和曾组织当地军民筑起古城墙，修建东南西北四座城门，晚上派人昼夜巡逻，制订一整套警卫制度，不仅扫除了城内的不安定因素，也利于都城的保卫，使得马六甲臣民在此后的百余年里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他还曾在马六甲三宝山麓设立官厂，囤放粮食、货物，消灭了海盗的侵扰，帮助马六甲成为当时东西贸易活动的主要商港。马六甲当地的人民对郑和的功绩十分感佩，而此间出版的《马来纪年》对郑和在马六甲的功绩和遗迹均有记载。
为了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出资在马六甲修建了郑和文化馆，里面展出有当年郑和七下西洋所带的瓷器、海产品、宝船模型等，还展示了船员的生活场景。
另外，马六甲独特的峇峇娘惹文化也与郑和有关。从明朝开始移民到马六甲的华人与当地马来西亚人结婚后生下的男孩子称峇峇，女孩子叫娘惹，峇峇娘惹也被称为土生华人，而这些移民中有一部分就是当年随郑和出海的船员。在马六甲的唐人街就有峇峇娘惹的博物馆和峇峇娘惹的餐馆。娘惹餐也是中国广东福建与马来西亚当地人烹饪风格的混合，甜中有酸，酸里透辣。
马六甲市在2008年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历史与文化被世人所认同，同时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处在海上要道的古城。来到马六甲河，乘一艘小船沿河而下，途中会看到一栋栋具有马来风情的小房子，外墙上绘满了有关马六甲历史的壁画，结合导游的讲解，整个马六甲的历史很快展现在眼前。当然，这时会看到一个熟悉的中国人头像，那就是郑和。
时至今日，郑和的功绩已经升华为一种精神，激励着中马两国人民向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学习，继续弘扬爱好和平、勇于开拓、开发交流、敬业献身的“郑和精神”。
史上第一个出使外国的太监是谁?竟不是郑和
在历代太监中，童贯堪称屡创“历史之最”的人。他以太尉领枢密院事，掌全国军权，是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太监;他前后统兵二十年，是史上掌军权最久的太监;他曾以副使身份出使辽国，是史上第一个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太监;他因功被封为广阳郡王，是史上第一个被册封王爵的太监。而如果把“骂名”算上，童贯恐怕还是生前死后承受骂名最多的太监。
无论正史还是野史，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童贯都是众矢之的。《宋史·童贯传》这样评价他：“性巧媚，自给事宫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顺承。”说他会讨好、懂揣摩、善逢迎。这一评价倒是实话，童贯以供奉官主持杭州明金局，专为宋徽宗搜刮珍玩字画、珠宝花石，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应搜尽搜，通过淮河﹑汴河水道运至京城供宋徽宗挥霍享乐，深得宋徽宗的信赖和喜欢。
宋人的野史笔记中，编撰过许多讥讽童贯的段子，让人捧腹。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记载，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童贯被任命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为宋朝西北前线最高军事长官，如日中天。那些边将迎来送往，马屁哄哄，唯童大帅马首是瞻。但在众多边将中，独秦州知州兼秦凤路安抚使钱昂傲骨嶙嶙，颇为不屑，让童大帅十分不快，总想寻机会奚落他一下。
一日，童贯去秦州巡视，故意比约定的时间推迟很久才到。钱昂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等到了童大帅亲临，便问道：“大帅为何来得这么晚呢？”钱昂个头矮小，童贯一语双关地回答说：“我今日乘坐的这头驴，个头小而脾气倔，动辄跳跃，很难驾驭，因此来迟。”钱昂揣着明白装糊涂，又问：“太尉乘的可是公驴？”童贯说：“当然是公驴。”钱昂大笑，也一语双关地反唇相讥道：“太尉既然奈它不何，不如把这头‘公驴’给阉了！”童贯气得七窍生烟。
童贯以收复燕京之功，被宋徽宗封为广阳郡王。太监封王，无异于给儒家正统思想主导的北宋官场扔下一颗重磅炸弹，朝内外众口喧腾，议论纷纷。许多士大夫不但加入议论的行列，而且编段子，撰写打油诗，嬉笑怒骂，不亦乐乎。据与童贯同时代的张知甫《可书》记载，当时有读书人以此事拟了一首打油诗：“长乐坡头十万戈，碧油幢下一婆婆。今朝始觉为奴贵，夜听元戎报五更。”讥笑太监带兵的“丑态”，一时传为笑谈。
太学生陈东的“伏阙上书”，几乎道出了当时士人的共同心声。宣和七年(1125年)底，金军兵分两路，大举南侵，围太原，攻燕京，势如破竹，直逼京畿，宋朝两百年基业，眼看就要毁于一旦。倾危之际，陈东联合其他太学生，向宋钦宗伏阙上书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陈东把外敌入侵归罪于“六贼”，给童贯的罪名是：“结怨辽金，创开边隙。”
相较之下，民间老百姓则是直接咒骂。当时，童贯、蔡京把持朝政，朝中各级官员，不是出自童大人门下便是出自蔡大人门下，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录当时的民谣：“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把童贯和蔡京并列为乱臣贼子之首。
而对童贯上纲上线最全面的，要算宋钦宗下发的诏书。据南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记载，靖康元年(1126年)三月，宋钦宗赐死童贯前，曾下诏遍数童贯十大罪状：“首荐朱勔起花石;引赵良嗣灭契丹;修延福宫等;朕在东宫，屡为摇动;册立之时，有异语;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东京被围，闻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养死士。”这十条罪状叠加一起，真是十恶不赦，故宋钦宗诏书中说童贯“罪不容诛”，并差监察御史张徵星夜兼程，于当年七月追上奔波于贬窜之途的童贯，在南雄郡(今广东韶关南雄市)将其斩首，旋即携头而归，枭于汴京城头。
《宋史》有定论，野史有酷评，民间有诅咒，舆论一边倒，遂成就了童贯的“千古骂名”。后人一提起童贯，眼前便会晃过一张勾粉白脸，如赵高、曹操之类戏剧脸谱上误国奸臣的典型。然而，仔细翻检史料，斟酌、比较、对照之余，会发现史实中，童贯既不够“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之能，也没有逼死皇子扶苏、害死丞相李斯的赵高之恶，他的为人做事与蔡京颇为相似，是一个“颇具干才的弄臣”，有一点才能，有一点奸诈，以投机讨好为能事。《宋史·童贯传》中至少能寻找到童贯为赵宋王朝戎马一生的两大功劳：对外，童贯取得过与西夏以及吐蕃诸部作战的胜利，收复大面积失地，包括湟州、鄯州、廓州以及积石军、洮州等地，这是北宋对外战争中仅有的几次胜仗之一，消解了西北的军事压力;对内，他曾以宣抚制置使身份，领军十五万进军浙江，一举镇压了方腊的农民起义，生擒方腊，大胜而归。
总的来说，童贯在二十余年不计其数的战争中，有胜有败;在与夏、辽、金诸国的外交斡旋中，有得有失;在为宋徽宗辅政过程中，有功有过。他之所以臭名昭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太监弄权。在帝制时代，太监弄权，与后宫干政一样，属于牝鸡司晨、不安其分的行为，干了不属于他干的事，为人所不齿;二是临阵脱逃。宣和七年(1125年)，金大举南侵，童贯作为驻扎太原的大军统帅，却不思抵抗，逃回京城，致使金兵长驱直入;三是为宋徽宗的罪责“埋单”。宋徽宗在位那些年，对内残酷盘剥，对外大动干戈，自己又奢糜享受，导致民怨沸腾，内外交攻，最终国破家亡。亡国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宋徽宗这位自号为“道君皇帝”的无道昏君。然而，在以儒家文化为背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帝制时代，却没有追责皇帝的行为习惯和理论基础，但国家糟蹋到这般模样，又总得有人为之“埋单”，于是，千夫所指而又确实曾经助纣为虐的太监童贯，便成了宋徽宗的“替罪羊”，遭受了千年的唾弃。
郑和下西洋是为了长生不老还是捉捕美人鱼?
故事得从远古时代讲起。那时候，地球上出现了最早的生物，猿猴。随着地理变迁，一部分猿猴留在了陆地，一部分猿猴住进了水里。慢慢地住进水里的猿猴双脚蜕化变成了鱼尾。人与鱼类一直和平共处，直到六百年前。这一时期，人类文明得以快速发展，尤其是航海业逐渐兴起。
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文明古国，国家出现了一个人。生于1371年的三宝。1381年，三宝因为战争被阉变成太监，被送至朱棣的燕王府。随后，屡立战功深受燕王赏识。1404年燕王登基，史称明成祖。而三宝被赐名郑和，受皇帝之命造船航海，下西洋以扬国威。1405年三宝率领两万余名官兵出航，先后到达各国。在途径印度洋西海岸古里海域时，撞见了一名海盗头领，陈祖义。陈祖义盘踞马六甲10多年为海盗，集团成员超过万人，战船百艘，是明成祖的心头大患。
是时只见陈祖义众人正在疯狂捕杀海中鱼类，三宝见状立即率领舰船靠前。等到靠近时才发现，海盗们捕杀的不是一般鱼类，而是上身为人下身为鱼的生物。三宝没有想太多，立即向敌船开炮，双方战斗数个时辰，终于擒获陈祖义。随后搜查盗贼船只时，发现船舱全是半人半鱼的生物，或死或伤。追问下才得知陈祖义名为海盗，实为追踪捕杀海洋的“美人鱼”，以提炼药物延长寿命。三宝生性善良耿直，毅然放走了所有的人鱼，人鱼也央求三宝不要对外界透露他们的存在。
1407年三宝回国，陈祖义被皇帝下诏砍头，不料临刑前对皇帝说“海上有鱼，上身为人，得之可长生不老，我愿意前往替...”话声未完，三宝手起刀落，“皇上，切勿听信小人之言。”皇帝一言未发，走了。十几天后，三宝又一次受命二下西洋。临行前，皇帝对三宝委婉表达了寻找人鱼之事，三宝愁云满面的点了头。1409年，在外佯装围捕人鱼两年后，三宝回国，称未找到人鱼。同年十月，三宝第三次受命下西洋，随行的还有皇帝主要谋士姚广孝。姚广孝是一代高僧，法名道衍，皇帝的心腹。
皇帝之意三宝心知肚明。船队出发，行至印度海域时，姚广孝终于发现人鱼踪迹。面对坚船利炮，纵使人鱼本领通天，终究输给了冷兵器。人鱼悉数落入姚广孝之手，就在启程回国之时，三宝偷偷告诉姚广孝，人鱼知道佛牙的下落。佛牙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未烧尽的遗骨残片的牙齿，也就是舍利。对一个僧人来说，世间恐怕难有比这更为贵重的东西了。为得佛牙，姚广孝决定依靠人鱼之力。人鱼一族遂听从三宝的建议，带领船队到达印度洋海域的狮子国(今天的斯里兰卡)，在那里取得佛牙。姚广孝想捉拿人鱼回国交差，却被三宝及时劝阻。
一方面，长生不老只是道听途说，没有可信根据。另一方面，朱棣篡位建文帝上台，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也需要效仿古代帝王迎佛牙，以平息民间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此次佛牙到手，既可以圆皇帝心愿，也能避免残杀无辜，也算功德无量之事。姚广孝本为出家之人，自然懂得其中利害，于是放走人鱼，于1411年回国。皇帝见迎回佛牙，自然大喜，于是不再追究围捕人鱼失利之事。而三宝一心想再见人鱼，所以自动请缨，以弘扬国威捉拿人鱼的名义又下西洋三次。
第四次和第五次下西洋，三宝教会了人鱼制造兵器、建造战船等技艺。在第六次下西洋途中，船队遭遇风暴，险些丧命，所幸得到人鱼相救，船队才得以返回。1422年，高祖皇帝去世，仁宗即位。见三宝下西洋并无实获，于是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三宝日日思念人鱼，终于向皇帝求情，愿意再替皇帝去海域寻找传说中的人鱼，以获长生之术。皇帝应允。1431年，三宝七下西洋。临行前他告诉皇帝，自己若是以身殉国，还请善待郑家后代。随后，在行至印度西海岸古里时，船队遭遇风暴，风暴过后三宝于人间消失。
消息传回国后，皇帝厚待其家人。并下令翻阅查看七下西洋的航海记录，以期找到人鱼线索。不料三宝航海资料凭空消失，加之朝中再无卓越航海家，皇帝遂作罢。而在遥远的印度洋某个角落，三宝继续将毕生所知教给人鱼一族，以保族类平安。
美人鱼原型竟是海牛?郑和下西洋时或许见过
最近热映的周星驰电影《美人鱼》中，出现了一位神秘的人物——郑先生。这个郑先生到底是谁？影片中郑先生画像上是一副明朝宦官打扮，使得很多人怀疑，“郑先生”就是从南京出发远航西洋的伟大航海家郑和。《美人鱼》中，人鱼族的长老级人物“人鱼师太”，向族人讲述人鱼族的悲惨往事，说到人鱼族历史上屡次被人类围捕、杀害。“在六百多年前的明朝，我们被人类的水军围捕了七次，若不是郑先生仗义相救，我们就灭族了。”这句台词过后，镜头扫过一张郑少秋的老唱片，这使人以为郑先生是郑少秋。随后镜头一转，对准了一幅画像，画面上右边是一位明朝宦官打扮的人，左边是一位美丽的人鱼。
凭借这幅古画，很多人猜测，画中的人物就是伟大航海家郑和，明代水军围攻人鱼族的故事，发生在“郑和下西洋”期间。同时，根据古画以及人鱼师太“人类是邪恶的，但是也有正义的。爱是包容，也是忍耐”的台词，甚至有人猜测，这是在暗示，“郑先生”与人鱼师太相爱过。从《美人鱼》的剧情设定看，这个故事发生在广东。郑和后裔郑自海告诉记者，郑和七次下西洋，船队几乎每次都会从中国南海前往西洋、南洋各国，肯定都经过广东沿海。但历史上没有郑和救过“人鱼族”的记载。
不过，郑和七次下西洋，在海上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是有可能的。郑和研究专家赵志刚说，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天妃宫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文多次提到郑和船队在海上目击的海洋怪物：“摧山倒岳，龙鱼错怪”、“鱼龙遁藏，百怪潜匿”。赵志刚说，“龙鱼”、“百怪”就是指大洋深处的大型海洋生物，不过，当时的人包括郑和在内，也不能准确说出这些海怪的名字。
美人鱼并不是一种现实中存在的动物，《美人鱼》中，借助“人鱼师太”之口，道出了美人鱼族的起源：美人鱼是人类的一个分支，在古猿进化过程中，一部分在陆地上，进化为人类;另一部分进入海中生活，进化成美人鱼。但是在漫长的进化岁月里，人类将其遗忘，逐渐成为传说。专家告诉记者，美人鱼的传说其实很早就有了，西方有很多美人鱼的故事，中国也有，《述异记》载，宋代有个叫查道的人，曾见过美人鱼，“海上有妇人出现，红裳双祖，髻鬟纷乱”。
可惜的是，传说总归是传说，现实中，美人鱼并不存在。不过，美人鱼还是有原型的。主流的观点认为，美人鱼是人们根据海牛想象出的一种生物。雌海牛前肢基部腹侧有一对乳房，位置与人相似，哺乳时乳房常常露出水面，常被人眼花误认为“美人鱼”。
动物学的分类上，海牛目包括儒艮与海牛两个科。儒艮是生活于印度-太平洋水域的海牛类，其尾鳍为似鲸类的叉形。儒艮体形巨大、憨态可掬，在我国广东省、台湾省海域也有分布。儒艮的分布范围，正好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范围部分重叠。因此，不能排除郑和见过“儒艮”的可能性。
郑和下西洋时用的最大船只到底有多巨大?
明朝初年(公元1405年到1433年)，明成祖朱棣命三宝太监郑和从太仓的刘家港起锚(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而福建长乐则是其开洋之地，率领240多艘海船、2.7万多人，先后7次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包括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东南亚、南亚、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最远曾达东非、红海。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古代规模最大、轮船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的航海时间早几十年，是明王朝强盛的直接体现。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1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是唯一的东方人，更是比马汉早500年提出海权论，更有说法称郑和最早发现美洲、澳洲、南极洲。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了。现在主要说说其中最大的船，即“宝船”，究竟是如何个大法。所谓“宝船”，我想大概就是“楼船”、“主船”甚至“巨轮”了。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有5种类型的船舶，即宝船、马船、粮船、坐船与战船，其中宝船是最大的。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的船队里，总共240艘左右的船只里，包括宝船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木质)，它们主要建造于南京宝船厂。船有4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200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1000余人，载重量800吨，可谓体式巍然，巨无匹敌。《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
要是你对这些数字还不够明白，那咱就以轮船的排水量来说吧。据说郑和宝船的排水量，一般都在一两千吨，最大的可能要达到四五千吨。5000吨是个什么概念？据说跟今天一个中大型的军舰差不多。但网上有人说，“排水量都接近航母标准了，比较恐怖”，这个说法就太夸张了。因为这离航空母舰的规模还是差得太远！比如说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辽宁舰”，标准排水量5.5万吨，满载排水量6.75万吨。那么宝船还不及其十分之一。也许有人说，宝船是木质船，现在的船都是钢铁制造的，那就让你乘以3倍、5倍吧，也就一两万吨吧，还是远远不够。
但不管怎么说，早在600多年前，咱中国人能造出如此庞大的木质轮船，还是很了不起的。
鲜为人知秘密 永乐大帝让郑和下西洋的真正使命
郑和下西洋沟通了中原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感情，算是一次成功的外交之旅。但是追溯源头，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朱棣为何偏偏选郑和作为下西洋的人选呢？明朝建立前后，倭寇猖獗，边患频仍。明太祖朱元璋一怒之下，断绝中日交往，实行海禁。朱棣夺得帝位后，希望四海宾服，便试着开放海禁。岂料这一来却让日本浪人钻了空子，如潮水般涌来。“倭寇”势力渐大，越闹越凶，甚至有时候明朝官军都不能敌。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亡。寻寇苏州府松江府诸处。”日本浪人仅凭十几只木船，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如入无人之境。“鬼子”进村，烧杀淫掠。中国百姓避之不及，纷纷逃难。必须指出的是，明朝所谓“倭寇”，与后来大举进攻中国的日寇不同，不是政府正规军，而是日本政府也管不了的海匪。就像21世纪的索马里海盗，索马里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尽管如此，明成祖朱棣还是决定采取中国传统“告御状”方式，将官司打到国外。于是，“郑和下东洋”的故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于“下西洋”发生了。永乐二年，即1404年，郑和督师10万从桃花渡东渡出使日本。大名鼎鼎的“郑和下西洋”目的有五个：宣扬明朝国威、扩展朝贡贸易、寻找失踪的建文帝、迎佛牙、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
那么郑和下东洋的主要使命是什么？《明史·戎马志》记载，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晓谕明成祖旨意：“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二件，“许以贸易”。双方签订《堪合贸易条约》，“堪合”乃明朝朝廷颁发的执照签证。日本人在条约下，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书画、资财等等，尽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而非“野蛮打劫”地拿走。
此时日本，怀义王已经作古。第三代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明史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这个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眼见明朝大队人马押送着大量宝物到访日本，也不在君臣礼仪虚名上较劲，遂象征性地杀了二十多个海盗浪人，将首级送给大明使者。并接受了明朝封号、金印、冠服等，表示臣服，按属国的名分向明朝皇帝呈递国书，奉明正朔。
郑和带着20多个倭寇首级和足利义满“臣服表”回国交差，朱棣找回了超越老爹的面子，满心欢喜，对日本国“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又向源道义赠送了金银、瓷器、书画等物，并允许日本国朝贡团人员总数可多至二百人，在江浙贸易。此举促使当时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是郑和出使日本的成果。
然而，郑和下西洋的真正使命明史学者则认为“郑和下东洋”，赞其以经济手段怀柔，“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反过来对日本政府来说，既得到了实惠，也并无什么损失。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最后的结果是郑和七下西洋解决了皇帝交代的所有问题。因为出海费用巨大，所以这项活动被渐渐终止，郑和也就没有第八次下西洋的机会了。
郑和下西洋 三宝太监郑和为什么要七次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郑和（1371年－1433年），回族，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宦官。那么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人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个人觉的这很好笑，这个方法可行吗，海外那么大，建文要是真的跑到海外，单单靠郑和与各国的首脑礼尚往来一下行吗？
而且如果成祖真的担心建文帝王的话，那么他更应该担心的是建文是否在国内（到国外了就成不了大气），他应该在国内逐家的旁查。他应该进行七次全国性的普查。更重要的是，下西洋总共有七次，第七次的时候是他儿子发起的。他的孙子还准备了第八次（不过由于一个官员的从中作梗而停止）。
因此下西洋只是民间的说法。
明成祖曾经给西洋各国有一个诏书，这个诏书有以下这么几句话：“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这一段话，天这么大，天底下的人我都不希望他们失所，为什么呢？我奉了天命，我是天子，我都让他们过好生活，不让他们失所，第一个。
“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今天我特别派遣郑和上天下，告诉大家我的想法，我的这番意图。“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什么意思？说你们都要遵守天道，不能够因为你们人多就欺负人家少数，不许你们以强凌弱，大家要共享太平之福。这个理想很好啊，这是朱棣的一个想法，所以现在我派郑和到你们那里，告诉我的这番意图，这一个理想是明成祖朱棣，对于天下秩序的设想。也就是他的天下观，他的理想的世界秩序。我把它改称“天朝礼制体系”，向全天下宣传自己关于世界秩序的理想，这个秩序就是“天朝礼制体系”，就是全天下的各个国家之间不能够凌弱，不能够欺寡，共享太平之福的这么一个和谐的世界，这是朱棣的最终理想，这个理想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的天下观，中国的儒家天下观，宣传的是：天子受天命统治中国，覆载之内不论近远，大家一律平等，不能够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所以朱棣希望通过郑和，去宣传他的天下秩序的理想，建立天朝礼制体系，最终实现共享太平之福。所以郑和的军队所到之处并没有侵略别人的土地，并没有掠夺别人的人口，并没有抢夺别人的财物。恰恰相反，中国当时实行的政策叫“厚往薄来”，什么是“厚往薄来”呢？就是我到你那儿去，我带很多很多东西，很多很多财物给你。“薄来”，我从你那儿取来的东西少，很少，厚往薄来，这个思想是明太祖朱元璋提出来的，明成祖朱棣仍然坚持了这个思想，所以郑和每到一地都要给当地有大量的赏赐。既然采取了这样的方针，他达到了什么样的目的呢？所达目的首先是有很多国家，随着郑和的出使纷纷地到明朝来访问，当时叫做“朝贡”，我们把它叫做“朝贡贸易”，就是明朝和很多国家之间建立了朝贡贸易关系，用传统的词叫做：“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有威有德，因为中国当时力量强大，当时经济力量也强大，对各地有威有德，四方宾服，明朝的中国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明史》上说：“至其季年”，说到了明成祖的晚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命而入贡者迨三十国”，就是30多个国家都来朝贡，“幅员之广，远迈汉唐”。就是它的范围的广泛比汉朝、唐朝大得多，“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真是兴盛得不得了。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郑和（1371年－1433年），回族，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宦官。那么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何在？
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创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既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全人类的自豪。
郑和下西洋，推动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达到顶峰，成为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活动范围广的洲际航海活动，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航行早了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早了92年，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早了114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船舶建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的技术和航海知识，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也是世界航海业发展的里程碑。
郑和下西洋，促进海外贸易扩大，带动了中外经济交流与发展。郑和下西洋期间，通过多种形式与当地开展双边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麝香、金属制品和书籍等运往国外，换回当地的香料、药材、动植物、珠宝及生产瓷器所需原料等多种货物。这种贸易活动，推动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郑和下西洋，向海外传播科学文化、典章制度、文教礼仪、宗教艺术等中华文明，将中国在建筑、绘画、雕刻、服饰、医学等领域的精湛技术带入亚非国家，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推行货币、历法、度量衡等。同时，亚非国家的文明成果也传入中国。郑和七下西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郑和下西洋，推行亲仁善邻，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明朝中期的中国，是一个综合实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但中国人没有恃强凌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上公认的和平之旅；28年间，郑和船队始终奉行“共享太平之福”的对外政策，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在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
郑和下西洋，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开放进取、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600年前，面对人类还知之不多的广阔无垠的海洋，面对险象环生的长途远航和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郑和与他的船队没有退缩，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继汉、唐、宋、元各代与世界各国人民陆上交往的不断扩大，又开辟了中华民族从海上走向世界的新纪元，将中外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发扬了中华民族重视海洋、探索海洋的科学精神，为振兴我国海洋事业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是一个既有陆域又有海域的国家，中华民族为探索海洋奥妙、发展海洋事业，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勇于探索海洋、经略海洋的生动写照，激励我们不断增强海洋意识，加倍努力，振兴中国的海洋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