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 虎门销烟经过:林则徐采用海水净化法销毁鸦片 林则徐是清朝爱过名相王鼎(陕西蒲城人)的得意门生，政绩突出，官运颇佳，但是真正使其扬名天下的是大涨国人志气的“虎门销烟”，林则徐因此也荣升为“民族英雄”的行列。今天“丰镐君”不谈林则徐的丰功伟绩，说一说为什么现在电视上销毁毒品都是采取焚烧的形式，隆隆烟火，毒品化为云烟。而林则徐为何采用生石灰来销毁鸦片，这个主意是谁出的，是否有科学道理？ 一说起毒品，中国人脑中马上蹦出三个字“大烟土”，直到现在管吸毒也叫“吃大烟”。大烟官名鸦片，贯穿晚晴民国，甚至在民国年间鸦片荣升到与黄金同等地位，是实实在在的硬通货。中国人说起大烟土来无不咬牙切齿，因为这东西不但让国人家破人亡，还使国人跑步进入“东亚病夫”的行列。话说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六，也就是公元1839年4月10日，林则徐、邓廷桢等乘船到达虎门，会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查收鸦片，到5月12日民间缴烟完毕，拘捕吸毒者、烟贩1600人，收缴烟膏461526两。 5月18日烟贩缴烟完毕，共收英国商人鸦片19187箱又2119袋。林则徐身为钦差大臣本想将鸦片运回京师销毁，但御史邓瀛认为，国政腐败，无官不贪，且路途遥远，为了预防鸦片被偷偷换掉，还是就地销毁更好，经道光帝同意，林则徐决定于虎门公开销烟。林则徐开始使用传统销毁鸦片“烟土拌桐油焚毁法”，隆隆大火冲天而起，害人鸦片并未化为烟云而是钻入地下。 火烧鸦片时，烟膏油常常渗入泥土中，吸毒者掘地取土，仍得烟膏十之二三。形成了官府白天烧烟，百姓夜间挖土的千古奇事。为此呢林则徐大为烦恼，当时林则徐想起了自己的铁杆粉丝梁星源。这梁星源、陕西宝鸡岐山县人，也是一贤能之人，当时任新安县县令，积极协助林则徐，搜鸦片，抓烟贩，可谓是深受林则徐倚重。林则徐将心中烦恼告诉梁星源。梁星源马上想到了自己的老乡，人称鸦片克星的西安临潼人田溥。 田溥当时任广东香山县县令，堪称清朝禁毒第一人，道光皇帝几乎年年颁发禁烟令。坚决执行禁烟令的只有田溥一人，田溥认为：大烟不禁止，中国必亡。还说：“别人不禁，我禁，非禁住不可！”曾一举缉获7000公斤鸦片，震惊中外。当时人们赞扬此举为“禁烟之嚆矢”，也就是禁烟利箭的意思。不久，田溥因病辞官，在安徽舒城养病。 林则徐专门拜访了禁烟的老前辈的田溥， 林则徐向田溥通报了此番奉旨南下禁烟的缘起，严厉批驳了朝中“弛禁派”的言论，指出所谓“吸食无罪”实是放纵。并悉心讨教如何处理烟毒的方法。田溥根据以往经验，讲出鸦片焚烧产生的烟雾会对人体造成巨大危害，且膏油渗入地下，余毒未清。最好的方法是“海水净化法”，用石灰销毁鸦片。先用海水浸泡鸦片降低烟土的稳定性，加入生石灰产生热量，使之沸腾蒸煮溶于废水，最后排到海中彻底销毁。 林则徐深深受教，1839年6月3日，虎门销烟正式开始，虎门搭起了一座礼台，前面挂着一面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广东各高级官员全部出席。由于销烟是公开参观的，加上是端午节前后，因此人们纷纷前往虎门浅滩。另外，不贩鸦片的外商、领事、外国记者、传教士等，都专程由澳门或其他地方前来参观。林则徐命人在海边挑挖两池，纵横各15丈，池底铺石，为防鸦片渗漏，四周钉板，前设涵洞，后透水沟。 将海水倒入水沟，流入池中，撒盐成卤。接着把烟土割成四瓣，掉入盐水，泡浸半日，再投入石灰，石灰遇水便沸，烟土溶解。各工作人员拿木耙不停在池中搞拌，务求烟土完全溶入水中。遇潮时，打开涵洞，随潮出海。历时23天，共销毁鸦片2376254斤。这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虎门销烟”。 禁烟英雄林则徐鲜为人知的功业:还是抗洪英雄 民族英雄林则徐抗御外侮，销烟禁毒，几乎无人不知。但他在治水抗洪的斗争中亦屡建功业却鲜为人知。 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黄河堤决城破，“祥符（开封）四郊居民淹毙者十之四五”。道光皇帝派大学士王鼎治水抗洪。王鼎深知林则徐对治河抢险有研究，再三上奏，恳请调派林则徐（因虎门销烟遭投降派诬陷，被革职发配至伊犁）襄办祥符堵口事宜。皇帝允准林则徐“效力赎罪”。 当时开封城已被洪水围困数月，有些官吏对堵口失去信心，提出迁城主张，林则徐坚决反对。他查看决口原因后，决定先在被冲开的河床高滩处开挖挑河，堵住激流冲向大堤口门，然后在决口处分左、中、右建三坝向中间抢修“埽工”。到第二年（公元1842年）2月，历经8个月的努力，他率众成功修筑了防洪新堤，堵住决口，使黄河重回故道，解救了被洪水围困的开封城。堵口成功后，林则徐未获奖励，“仍往伊犁，效力赎罪”。 据史料记载，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曾担任过专职河道官员，先后治理了海塘；指挥了洪泽湖高家堰黄河大堤堵口修坝；规划了江浙七府水利；并在湖北修筑堤防，制订了“修筑堤岸章程十条”，处处表现了他卓绝的治水才干。（摘编自《人物汇报》） 1842年林则徐被发配 一路上受尽英雄般的追捧 既然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禁烟英雄林则徐就是揭开近代史的第一人。可惜这个第一英雄刚在南海点燃硝烟烈火，就被发往新疆接受朝廷给他的处罚。功与罪在瞬间便交织在一个人身上，将其扭曲再造，像原子裂变一样，产生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封建皇帝作为最大的私有者，总是以天下为私。道光在禁烟问题上本来就犹豫，大臣中也分两派。我推想，是林则徐那篇著名的奏折，指出若再任鸦片泛滥，几十年后中原将“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银”，狠狠地击中了他的私心。他感到家天下难保，所以就鞭打快牛，顺手给了林一个禁烟钦差。林眼见国危民弱，就出以公心，勇赴重任，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他太天真，不知道自己“回不回”，鸦片“绝不绝”，不是他说了算，还得听皇上的。果然他上任只有一年半，1840年9月，就被革职贬到镇海。第二年7月又被再“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就在林赴疆就罪的途中，黄河泛滥，在军机大臣王鼎的保荐下，林则徐被派赴黄河戴罪治水。他是一个见害就除，见民有难就救的人，不管是烟害、夷害还是水害都挺着身子去堵。半年后治水完毕，所有的人都论功行赏，惟独他得到的却是“仍往伊犁”的谕旨。众情难平，须发皆白的王鼎伤心得泪如雨下。林则徐就是在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击下西出玉门关的。他以诗言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这诗前两句刻画出他的铮铮铁骨，刚直不阿，后两句道出了他的牢骚与无奈：给我一个谪贬休息的机会，这是皇上的大恩啊，去当一名戍卒正好养拙。你看这话是不是有点像柳永的“奉旨填词”和辛弃疾的“君恩重，且教种芙蓉”。但不同的是，柳被弃于都城闹市，辛被闲置在江南水乡，林却被发往大漠戈壁。辛柳只是被弃而不用，而林则徐却被钦定为一个政治犯。 但是，自从林则徐开始西行就罪，随着离朝廷渐行渐远，朝中那股阴冷之气也就渐趋淡弱，而民间和中下层官吏对他的热情却渐渐高涨，如离开冰窖走进火炉。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是当年的林则徐没有想到，就是150年后的我们也为之惊喜。林则徐在广东和镇海被革职时，当地群众就表达出了强烈的愤懑。他们不管皇帝老子怎样说，怎样做，纷纷到林则徐的住处慰问，人数之众，阻塞了街巷。他们为林则徐送靴、送伞，送香炉、明镜，还送来了52面颂牌，痛痛快快地表达了自己对民族英雄的敬仰和对朝廷的抗议。林则徐治河之后又一次遭贬，中原立即发起援救高潮，开封知府邹鸣鹤公开宣示：“有人能救林则徐者酬万金。”林则徐自中原出发后，一路西行，接受着为英雄壮行的洗礼。不论是各级官吏还是普通百姓都争相迎送，好一睹他的风采，都想尽力为他做一点事，以减轻他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 山高皇帝远，民心任表达。1842年8月21日，林离开西安，“自将军、院、司、道、府以及州、县、营员送于郊外者30余人”。抵兰州时，督抚亲率文职官员出城相迎，武官更是迎出十里之外。过甘肃古浪县时，县知事到31里外的驿站恭迎，对林则徐西行的沿途茶食住行都安排得无微不至。进入新疆哈密，办事大臣率文武官员到行馆拜见林，又送坐骑一匹。 到乌鲁木齐，地方官员不但热情接待，还专门为他雇了大车五辆、太平车一辆、轿车两辆。1842年12月11日，经过四个月零三天的长途跋涉，林则徐终于到达新疆伊犁。伊犁将军布彦泰立即亲到寓所拜访，送菜、送茶，并委派他掌管粮饷。这哪里是监管朝廷流放的罪臣啊，简直是欢迎凯旋的英雄。林则徐是被皇帝远远甩出去的一块破砖头，但这块砖头还未落地就被中下层官吏和民众轻轻接住，并以身相护，安放在他们中间。林则徐是皇家钦定的、中国古代史上最后的一位罪臣，又是人民托举出来的、近代史开篇的第一位功臣。 林则徐虎门销烟后为何以钦差大臣身份巡阅澳门 1839年10月11日，北京。 道光帝正在阅览一副奏折--《巡阅澳门情形折》，里面的“巡视澳之实在情形”，“此次因查办鸦片，执法綦严，澳夷震慑天威，是以倍形逊顺。”等词句吸引住了他，看完后还在上面批“知道了”三个字。 上奏这份奏折是刚刚在虎门销烟的林则徐。 就在这年的6月3日，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 至于林则徐为何要巡阅澳门，还得从头说起。 澳门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自1553起，葡萄牙入据澳门，又通过向明政府交纳地租和税饷将澳门变成居留地。1685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粤海关，允许来粤贸易的西方各国商人，在贸易季节以我们时间到澳门暂住，澳门又逐渐成为葡、亚、荷、英、法、美等西方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 实际上，在1849年葡萄牙强占澳门之前，中国对澳门享有完全的主权。明清一直在澳门设置官吏、推行政令、征收关税、驻扎军队，有效地行使统治权。同时，明清政府允许葡人在遵守中国法律的前提下，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当时中国官员，为了代表中国行使对澳门的主权，也通过澳门这个窗口，获得关于西方的知识，巡阅澳门，并成为惯例。 当时的澳门，是各国商人来华贸易的交易点，不过也成为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走私鸦片的据点，抵抗禁烟的基地。 虎门销烟之后，以英国为首的鸦片贩子，一边利用澳门抵抗禁烟，另一方面在九龙尖沙咀制造林维喜血案，拒交凶手。 为了惩治英国侵略者，林则徐等命令封锁澳门，禁绝柴米食物运入，撤退买办、工人，并驱逐义律和英人出澳，还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率员进驻香山县城。 9月3日上午，林则徐以清朝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巡视了澳门，目的是：争取澳门葡萄牙当局宣布中立；清查华夷户口，搜查囤贮鸦片，以清敝薮；察看民情，抚慰华夷居民。 当时住在澳门的中国居民“夹道欢呼”，澳门炮台鸣礼炮19响隆重欢迎 林则徐巡阅澳门后，于同月18日写了《巡阅澳门情形折》，向道光帝汇报了“巡视澳之实在情形”，“此次因查办鸦片，执法綦严，澳夷震慑天威，是以倍形逊顺。” 林则徐铁腕禁毒 有瘾者18月内无法戒除处死刑 林则徐禁烟主要只针对英方商人，而不太注意扑杀中国方面的鸦片走私势力，对吸食鸦片者也只有惩戒而无引导之术，林则徐甚至下令，对在18月内无法戒除鸦片瘾的中国人，处以死刑。在林则徐广州禁毒的行动中，部分海外史家对其两个做法略有微词，认为实在莽撞了。一是他在禁烟初期，对广州外国商馆进行封锁，严密隔离一切外侨。这种做法实在是一竿子打倒一船人，被隔绝的人中，不少并未染指鸦片贸易。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林则徐此种做法，实际上已酿成了一个不小的外交事故。这就好比如今广州有一些外人从事贩毒，政府却直接把各国大使馆封查，并软禁所有人员。当然，在林则徐那个时代，中国连专门的外交部门都没有，更别谈外交准则了，林则徐做出如此强项的举动，出于禁毒心切，也可以理解。当时的广州外国商馆可谓弥漫着“林氏恐怖”，有个中国船夫仅仅因为身边带着一封欧洲文字的信件，就被处死。同时，食品，甚至于一桶水，都不能被带进商馆。封锁中途，交涉到矛盾激化时，林则徐还找工人去商馆周围砌墙，彻底将商馆变成监狱。直到英方商业代表义律妥协，才解除封锁。

林则徐禁烟主要只针对英方商人，而不太注意扑杀中国方面的鸦片走私势力，对吸食鸦片者也只有惩戒而无引导之术，林则徐甚至下令，对在18月内无法戒除鸦片瘾的中国人，处以死刑。结果虽然缴获了大量鸦片，但并未使鸦片走私绝迹。1839年6月的《澳门月报》记载，就在同年9月，鸦片贸易又再度活跃，且有上万箱鸦片已经运到中国海面。禁毒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林则徐的禁毒手法则显得相对单调、粗暴，没能取得哪怕暂时的成功，也在情理之中。林则徐另一个莽撞的做法在查缴鸦片后，要外商写保证书，以后永不夹带鸦片，违者处死。起先，外商愿意个人写保证书，但是林则徐要求，保证书不但对签署者有效，对其船上所有人都有效。换言之，船主若签署这个保证书，等于是替将来所有在他船上的人都签署了“生死状”。结果对方拒绝，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现在看来，林则徐的想法比较朴素，他在一个奏折中称，外人重信用，所以要求他们签署“具结”，也就是保证书，可以一劳永逸。他那个时代，当然考虑不到立法的问题，只能做出如此要求。但其时，外交沟通毕竟不如安琪儿的皮肤般润滑，一边是固执到如石头的地步，一边是倔强到如牛头的地步，且各按自己国家的法律条规，风俗习惯等来思考、处理问题，结局自然只有一拍两散。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使用的“莽撞”形容词，丝毫没有贬义，只是一种客观形容。事实上，林则徐当年的莽撞，也是出于一腔爱国热忱，以及对鸦片的痛恨。正如早年对林则徐颇有微词，但晚年已经有了谅解的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英国虽不反对禁烟，但反对中国用林则徐“闭关”的方式。这样一来，禁等于不禁，因为以中国的国力及国情，用改革的方法尚有一线之望，不用则全无禁烟的希望，只能是导至中国与世界的全面冲突。”1909年2月，人类首次禁毒的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13个国家参加这次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略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清朝政府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鸦片的危害，并且最早颁布禁止鸦片令的政府，而这个会议因清朝政府的慈禧太后驾崩，为表示尊重而延期一个月，可没有想到慈禧也是一个鸦片鬼。当然，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实质上的制约能力，但它毕竟是人类首次国际意义上共同讨伐毒品的宣战。

林则徐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首倡者 鸦片战争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治国良策的第一人，究竟是谁？现在不少着作，包括一二种权威着作，都有如此类似的表述：魏源最早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事实果真如此吗？先看魏源本人如何说。他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写道：“先是，林则徐奏言：‘中国造船制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长之技以制敌。此时，但固守薄篱，即足使之自困。若许臣戴罪赴浙，又能殚竭血诚，克复定海，以尉圣廑。’不报。”这段记载，把谁是首倡者说得明明白白，表明魏源有求真务实的史德。 但翻检《林则徐全集》，林则徐这份写于道光二十年(1841)八月二十九日被革职后请求戴罪赴浙效力的奏折中，并无“师夷长技”的话，而是这样写的：“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裨益实非浅鲜矣！”“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道光帝在后一句话旁朱批道：“一片胡言！”完全否定了林则徐制炮造船以制夷的主张。 为什么林、魏二人的表述文字如此不同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魏把林的言论用自己的语言概括表达了出来。一种是林怀着“正在奏请治罪，何敢贡献刍荛”(奏折中说)的心情，把“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明显地带有教训性质的话删掉了，措辞委婉些了。而魏看到的，是林被革职后在京口亲手交给他的奏折原稿。 林魏二人的关系 两种揣测，均无铁证可以坐实。但有几点可以说明问题。 一、林则徐是公开承认夷有长技的第一人。这是林则徐超越自诩为“天朝上国”、轻夷鄙夷、朱批“一片胡言”的道光帝，及一切夜郎自大的封建官僚的重要一步。林则徐在奏折中明确地报告道光帝：英夷“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兵船是其长技。”林被革职后，虽一度留粤协力夷务，向主持军务的奕山提出了《防御粤省六条》，中云：“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甚至在遣戍途中的洛阳还写信给苏廷玉，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设想：“去冬与雪樵制买书，虽力陈船、炮、水军之不可已……当局果能师其意，同心协力而为它……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帮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据城垣，吾不信也。”信中，明确表明了“师其意”的主张。当时，在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中，“有用夏变夷者，未用变于夷者也”的传统观念仍相当浓烈。林则徐冲破这种思想樊篱，勇敢地承认夷有长技，且欲“师共意”，足见他的政治的、时代的眼光非常敏锐。 二、林则徐是提出师夷三项基本长技的第一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是林则徐亲手交给魏源的《四洲志》早就说过了的。林编译的《四洲志》说：俄“比达王(现通译为彼得大帝)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这与魏源概括的三项完全吻合。 三、更重要的是，林则徐的上述师夷长技的言论，都发表在道光二十年八月被革职之前，而魏源的师夷言论，都在道光二十二年他撰写《圣武记》及《海国图志》之时。林、魏是朋友，更存在幕主和幕僚之间的辅佐关系。林则徐是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是一手处理广东夷务的封疆大吏，而魏源此时是个没有任何官职的普通文人，是个幕僚。从这点，也可看出谁是“师夷长技”的首倡者的玄机。历史事实似应是：林则徐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首倡者，而魏源在林则徐充军塞外，一时没有“发言权”的情况下勇敢地充当代言人，成为这一思想的积极传播者。林的这一思想因魏的传播而留传，魏则因宣扬这一思想而扬名。 林则徐女儿林普晴:虎父无犬女 智退数万精兵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这句话用在民族英雄林则徐身上再恰当不过了。林则徐和夫人郑淑卿一共生育了8名子女，在这些子女中，二女儿林普晴最为人们称道。 林普晴18岁时，大哥林汝舟向父亲林则徐提议将林普晴嫁于好友沈葆桢(沈葆桢还是林则徐的外甥)，尽管沈葆桢当时只是默默无名的小官员，林则徐还是答应了女儿的婚事。结婚之后，夫妻感情甚笃。沈葆桢的仕途飞黄腾达，中进士，入翰林，任九江知府。后太平天国起事，直攻江西广信府的上饶，当时沈葆桢正在为曾国藩在江西各州府筹募兵饷，只留下年轻的夫人林普晴于上饶。 其时，兵锋正凶猛的太平天国主力部队在石达开的率领下在江西开辟势力范围，兵锋所到，清军纷纷败北，很快，先头部队就到达了上饶，将上饶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城中无主帅，许多官员都收拾细软，携家眷仓惶出逃。有人劝林普晴也赶快出城避难，然后再设法与丈夫会合，林普晴却不为所动，她想既然丈夫托她守城，她自当誓死完成使命。左右的人好心地劝道：“夫人毕竟是女流之辈，如何指挥得了部队，何况城中兵力有限，只有不足五千老弱守兵，太平军很快就会破城而入的。”林普晴果断地说：“你们可以逃命，我不能去，我决意与上饶城同存亡！”为了表示心意已决，她指着院中的水井道：“倘若城破，这里就是我的安身之处。” 由于平时受父亲和丈夫的熏陶，林普晴对用兵之道也略懂一二。她找到城中守军的头领，商议好守城之策，毫不犹豫地打开府库，拿出所有的存粮犒军。守军在城墙上浴血奋战，林普晴则亲自率领城中妇女做饭送上城墙，军中将士深为沈夫人的义举所感动，都决心誓死坚守城池。 经过10多天的坚守，城中的形势日渐危急。林普晴想到距上饶不远的玉山镇总兵饶廷选(1803—1862，福建福州人)，他原是林则徐的旧部，现在只有请他出兵相援，才能解上饶之急，可是玉山镇那边同样是战事紧张，饶总兵肯冒险相救吗？为了说服饶廷选，林普晴啮破中指，以鲜血写下一封求援信。 求援的血书派人送出，可援军即使闻讯赶来，前后也需两天时间，此时，士气是最重要的，林普晴走上城墙，大声地鼓励守城的将士：“诸位勇士，我们的援军很快就要到了，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两天，敌军一定会被我们打垮的！”士兵们见知府夫人如此顽强，增强了守城的决心，誓与城池共存亡。 考虑到太平军惯用滚地龙(即挖掘地道)的战术攻城，常令人防不胜防，林曾晴冥思苦想，决心找出一个对付的办法。古人针对这种战术多用埋瓮听声的办法预测情况，可一时之间，上饶城中很难找出这么多能用的大瓮，如何是好？最后，她想出一条妙策，下令守城将士沿城墙内侧抢挖一道壕沟，深须八尺，宽五尺，这样敌军一旦从地下攻城，势必进入壕沟，行迹暴露无余。这招果然有效地防住了太平军的滚地龙战术，为守城赢得了更多的时间。 再说玉山镇总兵饶廷选收到林普晴的求援血书后，大为她的一片诚心所感动，当即抽出精兵强将，连夜驰往上饶增援。与此同时，在外募兵筹饷的沈葆桢也得到了上饶城受困的消息，率兵马日夜不停地赶往上饶。如此以来，三支人马里应外合，血战七天七夜，终于解了上饶之围，扼制了太平军在江西开辟势力范围的战略意图。 战后朝廷论功行赏，沈葆桢被提升为江西巡抚。虽说夫人林普晴并没得到朝廷的嘉奖。可当地人都深深地记住了她的大名。林普晴逝世后，沈葆桢写了一首挽联：“为名臣女，为名臣妻，江右佐元戎，锦撒夫人分伟绩;以中秋生，以中秋逝，天边图皓魄，云裳仙子证前身。”表达了对爱妻的敬佩和哀思。左宗棠也撰挽联，肯定她忠孝全双的一生，云：“家能孝，国能忠，一生大节昭昭，挽狂澜于既倒;来何因，去何果，千古元精耿耿，抱明月而长终。”后来曾国藩专奏入朝，奉旨在广信府建祠褒扬。现在江西上饶林普晴祠堂香火旺盛，就是江西民众对这位名臣之女的最好怀念。 清代总督和巡抚的灰色收入 清官林则徐也收礼? 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规和礼都形成了固定的数额，成了一种变相的财政制度。每位官员都得收，不收就没钱办公。 康熙五十六年，江西巡抚白潢在奏折中向皇帝汇报当地的陋规收入，白潢具体列举了江西省的五项陋规：一是节礼，下属官员过年过节送的钱，每年大约五千两。二是漕规，粮道衙门所送，每年四千两。三是关规，辖区内两家税关衙门所送，每年两千四百两。四是盐规，盐务衙门所送，每年一万两。五是钱粮平头银，每年八千两，布政使衙门所送。 从这份清单可以清楚地看出，白潢所收到的“规礼”由“规”和“礼”两部分组成。所谓“规”，是由下属部门以部门名义送的钱，而所谓“礼”，则是官员们以个人身份送的。 “规”和“礼”的钱从何而来呢？ “规”的来源，用今天的话说是各部门的 “乱收费”，过去叫“耗羡”或者“加征”。 清代州官和县官拥有直接收税权。因为没有严格的监督体系，他们在向百姓征收税款时，通常要比国家规定的数目多收一些。多收的部分，得给上司分点肥，叫“钱粮平头银”。 除了州县官外，还有些权力部门也有大笔收入。比如海关和税关会收到大量税款。他们也一样，巧立名目多收，其中送给上级的叫“关规”， 粮道衙门交的叫“漕规”，盐道衙门叫“盐规”。总而言之，只要是有油水的部门，都得给上级分点肥。否则，上级就会把这些油水给砍了。 至于“礼”，是指官员们过年过节时给上级送的礼。在清代官场，基层官员要向上级赠送的礼金名目繁多，以至于不得不建立一本专门的账簿来统计。他们一年至少要送五种礼。 一是“见面礼”，上司刚刚到任，下属要前往参拜，要送 “见面礼”。 二是“节礼”，也就是逢年过节送的礼。三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即端午节、中秋节、春节时，下属一定要向上司送礼。 三是“贺礼”，就是上司家红白喜事及生日时送的礼金，比如官员的妻子、父母做寿，官员生儿子、生孙子，都要送礼。 四是“谢礼”，是为了感谢上司提拔而送的礼，也就是如今我们说的买官钱。 五是与“上任礼”相对应的“离任礼”，它在上司升迁、调动离任时送。 规和礼加到一起，就是所谓的“陋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和礼都形成了固定的数额，成了一种变相的财政制度。每位官员都得收，不收就没钱办公。 连著名清官林则徐也公开收受“陋规”。道光二十六年，陕西发生重大灾荒，地方税收大幅减少，导致国家军粮停征，然而陕西粮道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这一年“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其中的“抚”就是陕西巡抚林则徐。林这一年所得“陋规”多少呢，张集馨说，计“每季白银一千三百两”，另有“三节两寿”的“表礼、水礼、门包”和杂费，“年逾万”。张这个粮道衙门一年要送给林则徐一年一万两白银。 不管多大的天灾人祸，林则徐的“陋规”旱涝保收。很难想象林则徐会为了一己之私不顾百姓死活。这一事例只能解释成，离开了这笔“陋规”，林则徐个人生活以及巡抚衙门的日常运转就无法继续。这个例子说明，“陋规”其实是维持地方政府运转的必不可少的固定收入。 皇帝对陋规也一样表现出难得的宽容。由于法无明文，陋规当然“非法”。但因为国家财政没有给地方支出留下余地，实际上也无法对这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进行认真惩处。 康熙四十八年(1709)九月，皇帝更对官员收受陋规表示高度理解，在给河南巡抚鹿钓的上谕中说： 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 由于清代没有财政审查制度，收多少陋规，完全由官员的良心做主。但良心不可依恃，“陋规”就给贪腐带来了极大方便。比如两江总督，本来一年收四万陋规就够花了，但是一届比一届收得多，最后收到十八万两。四万两用来办公，多出那十四万两，就落入私囊了。 林则徐:从争议人物到全民偶像 在这些历史叙述中，为了衬托林则徐，琦善等人甚至道光都成了反动派、昏君、卖国贼。如果不是他们的捣乱与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在林则徐的领导下，肯定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清代终结后，两极化的林则徐形象再度演变，民国时期的历史书对其多有反思乃至批评。而1949年后对林的评价以褒为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清官情结;有阶级斗争思维;有群众路线;有反帝爱国的主题;甚至有“改革开放”。林则徐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神坛。 民国时期，具体来讲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出现了几部影响较大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对林则徐的评价还是有好有坏。 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虽然肯定林则徐“不顾一切，毅然禁烟”的行为乃“民族之光也”，但却同时批评“其失败之主因，多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 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批评明显多了：“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作者举证认为，林则徐在私函中言及中西技术差距，十分透彻，但他虽有此认识，却碍于名誉，不敢提倡改革。 1949年后，近代史教科书及相关著作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林则徐的历史形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说林则徐是少数进步人士的代表者，这种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依靠人民的力量云云。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说林则徐自到广东以后，就着手整顿广东海防，并开始了解国外情况;特别是林则徐有依靠民众的思想，深信“民心可用”，确认民众“必能自保身家，团结御侮”。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来新夏的《林则徐年谱》，给林则徐定位如下：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者和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国桢的《林则徐传》，1995年又出版了其修订本，给林则徐的定位是：杰出的政治家与民族英雄，领导禁烟抗英斗争和探求西方知识的努力，在近代历史上起了先驱者的作用。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傅美林、陈文蔚的《新编中国近代史》，说林则徐厉行禁烟政策，但并不反对正常的中外贸易;提出“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主张;林则徐用心研究国际形势，派人翻译外国书报了解情况。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郑师渠的《中国近代史》，书中说：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宣布开放中英贸易，但要求进口商船出具甘结，保证永不夹带鸦片;林则徐反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行径，但是并不禁止外商进行正当贸易;林则徐还不顾清政府高级官员不得与外国人往来的惯例，向他们宣讲清政府的禁烟政策，沟通了中外之间的必要联系。 在这些历史叙述中，为了衬托林则徐，琦善等人甚至道光都成了反动派、昏君、卖国贼。如果不是他们的捣乱与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在林则徐的领导下，肯定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林则徐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神坛。 鸦片战争时林则徐轻敌 英国人贪婪又软弱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奏折，展览在“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该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则徐主稿，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列衔。具奏日期为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1839年9月18日)，内容是向道光皇帝奏报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中英九龙之战的战况，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对英国的认识。 英军进犯九龙 林则徐在奏折中把九龙之战的起因归结为“英夷义律于出澳后，率领该国夷船以索食为名，突向师船开炮”，而英人之所以“索食”，系“义律前因求在澳门装货，不准。辄将该国新来货船阻留尖沙嘴洋面，图卖鸦片，并主令奸夷空趸任意逗留。又命案抗不交充，给谕亦不接受。是以臣等断其接济，并勒兵分路严防”。事实上，“索食”之争只是表象，英人“图卖鸦片”、“命案抗不交充”，才是中英双方的主要矛盾，也是九龙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林则徐虎门销烟后，义律将英国商人和侨民从广州撤到澳门，利用澳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贸易职能，不但拒绝签署“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一)的具结，并且拒绝交出陆续新到虎门商船上的鸦片。中英双方反复交涉，均无结果。 1839年7月7日，一群英国水手到尖沙嘴醉酒滋事，将村民林维喜打成重伤。次日，林维喜因伤重不治而死。义律拒不交出凶手，先是用钱收买死者家属，继而又私设法庭，公然践踏中国司法主权。中英双方围绕具结、交凶、缴烟等问题交涉数日无果。8月15日，林则徐谕令澳门同知“断其接济”，并下令从澳门撤离为英国人服务的买办和工人。随后，林则徐进一步向义律施压，要求澳门的葡萄牙当局驱逐英国商人。8月26日，英国人全部离开澳门，寄住在香港、九龙一带的船上。 林则徐认为，在不断施压之后，英人已经断水断粮，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要令就我范围，似已确有把握”(《林则徐集·奏稿》)。但他并不知道，义律一直在向英国政府求援，请求派军舰前来助战。8月31日，英印总督派出的“窝拉疑”号军舰驶抵广东海面。义律有此武力后盾，更加有恃无恐。当葡萄牙总督拒绝其返回澳门的要求之后，9月4日，义律率领几艘快艇和武装船只驶抵九龙，以“索食”为名，悍然挑起了九龙之战。 清军重创英国军队 九龙之战分为前后二次，持续四个多小时。关于战事的经过和结果，林则徐在奏折中有着精彩描述： 七月二十七日午刻，义律忽带大小夷船五支赴彼，先遣一只拢上师船递禀，求为买食。该将正遣弁兵传谕开导间，夷人出其不意，将五船炮火一齐点放……少顷，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复有大船拦截鲤鱼门，炮弹蜂集。我兵用网纱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力对击……我兵伤毙者二名，其受伤重者二名，轻者四名，皆可医治。师船间有渗漏，桅篷亦有损伤，均即赶修完整。嗣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等禀报：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迭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并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忌喇士(道格拉斯的异译)，手腕被炮打断。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 可见，清军以微小代价重创英军，可谓大获全胜。然而，清军取得胜利的前提是英军的“窝拉疑”号军舰并没有参加战斗，所谓“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只是一些装有少量火炮的非正规战舰。因此，作为鸦片战争爆发前中英发生的第一起战事，九龙之战只是英国进行的一次试探性进犯，并没有体现中英双方真正的军事实力对比。但是，此次海战对林则徐关于“夷情”的判断和“剿抚”方略的制定，产生了很大影响。 林则徐认为英人不堪一击 清军在这次小规模战斗中取得的胜利，使林则徐产生了英军根本不堪一击的判断。他在奏折中认为：“英夷欺弱畏强是其本性，向来师船未与接仗，只系不欲衅自我开，而彼转轻视舟师，以为力不能敌。此次乘人不觉，胆敢先行开炮，伤害官兵。一经奋力交攻，我兵以少胜多，足使奸夷胆落。”此时，义律的日子确实并不好过，一方面，部分英商因迟迟不能进入广州进行贸易而心生不满;另一方面，对华用兵的请示还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因此，义律在九龙之战后尚不敢轻举妄动，转而采取缓兵之计以拖延时日。 林则徐在“奸夷胆落”的判断基础上，认为义律已穷途末路，“其懔畏之状，亦已情见于词”，坚持英商先具结而后才能进行贸易。以后的事态发展，并没有如林则徐所料。在双方反复争执无果的情况下，英国人决定悍然发动鸦片战争。 从林则徐的这一奏折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把当时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放在眼里，反而对传统的“羁縻”之策胸有成竹，一面下令中断所谓“天朝”恩赐的中英贸易，一面对“天朝”兵威抱有足够的信心。同时，林则徐对英国的军事实力和侵华野心估计不足，反映了他当时对“夷情”判断的局限性。 清政府和士大夫昧于知时 “康乾盛世”之后的清王朝已然处于“衰世”，其对手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的游牧民族，而变成了拥有现代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军事武装的英国侵略者。然而，在中国因袭上千年文化强势输出的环境里，士大夫阶层早已习惯于在“天朝”文化视野里恪守祖训。他们不屑与那些“未开化”的民族进行平等交流，被历代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羁縻”治边策略也随之日益固化。 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即便是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很难用完全“近代”的眼光去审视英国这个新对手。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政府则更昧于“夷务”，只希望尽快柔远怀来，多次对林则徐下达“亦剿亦抚”的上谕，“务使奸夷闻风慑服，亦不至骤开边衅，方为妥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囿于这些因素，对于在他看来十分贪婪野蛮而又非常软弱的英国人，林则徐只能采取“羁縻”之策，而这也是当时清政府的唯一选择。然而，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传统的“羁縻”之策已经不能奏效，既无法继续确保清政府的“天朝”权威，也满足不了英国的侵略野心。 道光帝与林则徐 道光帝是个什么样的皇帝? 道光帝，即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是嘉庆帝选择的继任者。嘉庆帝在位期间，因为乾隆末年出现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国力衰退的情况，也为此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可惜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道光帝作为嘉庆的继位者，上位之后，同样开始面对这些问题。同样的为挽救清朝衰落做了一些努力，如整顿吏治，整厘盐政，通海运，平定张格尔叛乱，严禁鸦片等。他本人还提倡节俭，但社会和朝政积弊严重，历史的车轮滚滚而去，夹带着清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在道光帝为政期间，最大的功绩，应当就是平定了回部的张格尔叛乱。为国家的安定统一，以及今日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应当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听从大臣建议，主动安抚，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当时的英国刚刚完成工业革命，急需广袤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最开始的时候也尝试与中国进行平等贸易。但在中外贸易当中，英国一直处于下位处，他们的纺织品和其他生活用具，在中国并没有打开市场。而相反，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却在欧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此为了扭转这种格局。英国开始进行鸦片贸易，这种能使人上瘾的毒品，瞬间扭转了格局。英国每年能通过此举，从中国携带走大量的金银钱财。 面对这种格局，道光帝最开始是严厉禁止的。对于鸦片，他下达了一系列的条例，并且还启用林则徐，清剿鸦片。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是清朝末年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林则徐一生力抗西方入侵，但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他所编撰的《海国图志》，为晚清的洋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于鸦片这种，乱人心智，攫取肉体精力的东西，林则徐是极为抗拒的。在晚晴，许多八旗子弟沉迷于鸦片中，使得本就国力衰退，军事上远落后于英国的大清，兵力更为不堪。这些吸食了鸦片的军士，基本不能当用。林则徐从中看出了鸦片的巨大危害，知道若是仍由如此下去，大清必定会走向灭亡。因此他上奏道光皇帝：“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 ”道光帝就是看到了这则奏折，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才派林则徐进行禁烟。 1839年，受道光帝之命，前往广东禁烟的林则徐，派人明察暗访，强迫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将收缴的鸦片全部聚集起来，在虎门销毁，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虎门销烟。但此次林则徐强悍硝烟的行为，给了英国入侵中国的借口，并因此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在此次中英交战中，大清惨败。道光帝骇于英国的军事实力，再加上有主和大臣的劝解，主动安抚英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林则徐也被他问罪，可叹这位强硬的“民族英雄”，就这样被革职查办。 在小编看来，道光帝和他父亲嘉庆帝一样，是一个极为平庸的皇帝。虽然想力挽清朝衰败的狂澜，但是却没有拥有实际的能力，最终只能成为一个无功无过的皇帝。不过本应该在历史长流中湮没无闻的道光帝，却因为一场鸦片战争，看出了他的弊端。在鸦片战争前的二十年间，他力图继承嘉庆帝的遗志，勤政图治，克勤克俭；他也曾戡定西陲，严禁鸦片流毒，以重现盛世的辉煌。战争失败后，他苟安姑息，得过且过。而在禁烟期间，他在严禁与驰禁犹豫摇摆；他在战争时，主战与主和反复无常；他在用人时，任贤与任奸功罪倒衡，也让人看到了他作为一位君主的不足。 道光帝还是一个极为借鉴的皇帝，作为皇帝他的工资不高。甚至在裤子坏了的时候，也只打个补丁，继续穿。可惜这么一个想要挽救颓势的皇帝，最终还是没有挽救清朝的颓势。 林则徐死因之谜:民族英雄林则徐是死于谋杀吗? 林则徐墓位于位于福州北郊马鞍村金狮山南麓。封土隆起，形如覆釜。封土后护坡正中饰一圆形的“寿”字，字径0.82米。 林则徐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他为人刚直，为官清廉，历经宦海沉浮，逐渐地成为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惊天动地的禁烟斗争和销烟行动更是让他成为万世敬仰的英雄人物。 但历史的笔往往止于巅峰，圄于辉煌，对极致人生后来的事情却少有关注。对林则徐的记述也是这样，人们往往对于他的禁烟运动和销烟壮举了如指掌，而对于他后来的经历和命运却疏于关注。其实，林则徐后来的事迹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林则徐被无能的道光帝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革职查办，摘去四品卿衔后，遣戌伊犁。直到1845年，皇帝老儿意识到当年事情办的并不厚道，才想到重新起用林则徐。就这样这位已届花甲的老人又先后在陕甘、云贵等地方发挥余热，当了几年巡抚总督后，就回老家养病去了。后来到了1850年，洪秀全带领一帮人在广西发动起义，声势甚是浩大，到处攻城略地，大抢地盘。皇帝老儿先后派去几任钦差大臣带军围堵均未凑效。这时懦弱的咸丰帝想到了卧病在家的林则徐，慌忙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令他火速前往广西，督办军务。林则徐接到圣旨之后，顾不得病体衰弱，带了儿子林聪彝和亲信暮僚刘存仁就离开了福建老家，星夜兼程赶往广西。谁知在行至普宁一带时林则徐竟然突然发病，卧床不起，并很快在驿馆内猝然逝世。他的死很突然，而且还有些蹊跷。据其子林聪彝回忆，林则徐在临死的时候曾经伸出一个手指指着东南的方向大呼了几声：“星斗南……”。林则徐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说这句话呢？“星斗南”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林则徐的死另有隐情？ 对于这桩历史疑案，后世史家进行了很多的考证。有人根据方言的发音推测，林则徐临终时所说的“星斗南”，应该指的是广州十三行附近的“新豆栏”街，并以此推测他的死或许与广州十三行的人有关。也是，林则徐当年在广东禁烟时，曾经惩办过不少十三行的鸦片贩子，他们对林则徐一定怀恨在心，必定想千方百计地谋害林则徐报仇。而且据说这些人中以广东十三行总办伍绍容最为积极，因为当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抄了他的万贯家财，还把他本人戴上镣铐关进了监牢，因此，他对林则徐恨之入骨，曾多次蓄谋加害。只是林则徐离开广东之后，一直在遥远的新疆、陕甘一带活动，他没找到下手的机会。 这次林则徐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借道广东赴任，可谓天赐良机，而且他还担心一旦林则徐复职督管两广，再次来广州禁烟，自己岂不又会人财不保。新仇旧恨，伍绍祖只好铤而走险。他派出自己的心腹携重金贿赂曾在广州给林则徐做过饭的厨师郑发时，让他设法打入林则徐身边，寻机在林则徐的食物中下毒，毒杀林则徐于路途之中。郑发时依靠林府的故旧相识，还真的混进了林钦差的队伍。但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因为一路上林则徐的三餐皆同随行的幕僚、兵士们一同进食，他不敢贸然下毒，怕这样毒死的人太多，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到头来自己也跑不了。直到到了普宁县境时，林则徐因连日劳顿，突然生起病来，一天之中昏厥了好几次。幸亏随行幕僚刘存仁老成持重，派人连夜到广东请来名医诊治，林则徐的病情才逐渐有了好转，并且渐渐的可以吃些东西了。有一天清晨，林则徐一觉醒来，突然感觉腹中饥饿，想叫儿子林聪彝为自己传饭。后来一想儿子这几天一定累坏了，这时一定还在睡觉，便自己叫厨师为自己做饭。这个厨子正是被十三行的伍绍荣收买的郑发时。他见林则徐自己单独传饭，发现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便在为林则徐做的饭菜中放入了大量的巴豆，巴豆可以使人腹泻不止，但却看不出明显的毒性。这样不仅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害死林则徐，还不会轻易的被人发现。郑发时弄好之后，亲自将粥端给林则徐食用。林则徐当时正斜躺在睡榻上闭目养神，无意中睁眼瞥了一下正躬身退下的厨子。觉得很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于是一边想，一边喝粥。觉得粥味有点异样，忽然一个人的面孔映入自己的脑海。“那不是我在广州禁烟时，为自己做饭的厨子郑发时吗？他后来去给十三行的洋鬼子做饭去了，怎么今天会在自己这里呢？林则徐急忙令人传唤郑发时，这时郑发时早已逃之夭夭了。林聪彝等人听到林则徐的房中有些异样。急忙奔上房探视。只见这时的林则徐已经开始病泻不止，很快就委顿而死。临死的时候还伸出手指指着东南的方向大呼“星斗南”。其实，林则徐是在说“新豆栏”。意思就是：“是广州新豆栏的行商害死了自己。林则徐死后，曾有人劝林则徐的儿子追查此事的真相，但是依照清朝法律，凡是被毒死者必须开棺验尸。林则徐的家人不忍心在他死后还有遭受如此折腾，便没有再追究此事。不过据从广州来的人说，曾经有人亲眼看见在广州十三洋行总办伍绍荣手下的一名亲信曾在一家酒店里同郑发时窃窃私语，桌上还放着一大堆白花花的元宝。 这种说法可谓推测的惟妙惟肖，难道林则徐真的是被人毒死的？当然，这仅仅是推测，也有人认为林则徐并非死于中毒，而是因为年老体衰加上久病未愈就长途奔波，最终衰竭而死。他们研究了很多关于林则徐病逝前后的档案记载，并没有找到林则徐曾经中毒的证据。而且当时林则徐官居一品且为特命钦差大臣，警卫应该十分的森严，又有自己的儿子和侍从医官跟随照顾，不仅在他的饭菜里投毒十分的不容易，即便是真的中了毒也应该会被迅速发现。况且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是皇帝老儿一拍脑门子就想出的事儿，广州十三行的人根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得到消息，并完成贿赂厨子、赶到福建、广西、打入行辕等一系列的事情。况且林则徐这次是去广西镇压洪秀全起义，在短期内还不会对广州的十三行构成威胁，伍绍容没有必要冒着杀头的危险去谋害林则徐。而且据史家考证，其实伍绍容早在1843年就已经去世了，一个在1843年就死了的人怎么还能在1850年还能谋划害人呢。 根据林则徐《讣文》中记载的病况分析，他应该是死于脾肺衰竭之类的疾病。林则徐在早年被谪戍新疆时曾罹患肺疾、疝气等疾病。后来虽然多次诊治，也没有最终痊愈。因为这病他还不得不从云贵总督任上告老还乡。只可惜林则徐回家不久，又被咸丰帝征召，以病体之身星夜赶往广西。一路上车马劳顿，使林则徐旧病复发，吐泻不止。后来，虽然在服用了“中和之剂”后，吐泻状况有所好转，但因为要急着赶路，辛劳颠簸，得不到休息，林则徐的病情逐渐转化为“胸次结胀”、“痰喘发厥”，引发了心肺旧疾，以致“两肺俱空”，“上喘下坠”，“喘急愈甚”，最终不治而亡。 由此可见，林则徐的死也许并不是像人推测的那样是被人用巴豆毒死。他的死也许就是正常的病逝。他之所以在临死之前大呼“新豆栏”，也许是在提醒国人不要放松对鸦片危害的关注。 揭秘:林则徐为何死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路上 太平天国整死的第一个大清朝钦差大臣竟然是“虎门销烟”的英雄林则徐，太平天国闹事后，咸丰帝对广西叛乱是极度关切的，他先后派了数位名臣去平定。第一位钦差大臣是林则徐。他不顾病体上了路，但走了17天，还没到广西境内便溘然长逝—— 被太平军搅得焦头烂额时，不知咸丰帝奕詝有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从道光八年到道光二十三年(1828-1843)，这15年里的广州知府和广东学政都应该砍头。要是他们当初稍微放放水，给洪秀全一个秀才的功名，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这场绵延14年、兵连18省的大祸。 1850年2月末，在大清帝国的都城北京，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登基。一个月后，在帝国偏远省份广西，前教书先生、现拜上帝会教主洪秀全决定起事。不到一年，广西桂平金田村聚集起一支两万人的军队。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登基，称太平天王，正号太平天囯。所以，1851年既是咸丰元年，也成了太平天囯元年。 当时，广西正大闹“会匪”。咸丰帝并不清楚数十股叛乱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闹明白“金田逆匪”的“贼首”到底是谁。 洪秀全比奕詝年长17岁，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花县一个农民家庭，族名仁坤，小名火秀。洪家是由嘉应州(今梅县)迁居此地的客家人。 火秀6岁进村塾念书，14岁第一次参加“童试”。当时童试共有县试、府试、院试3次，连过3关就能成为生员，俗称秀才。那一次洪仁坤县试高中，府试却失手了。这没什么，毕竟他还只有14岁。 1836年、1837年，二十出头的洪仁坤又考了两次，照样名落孙山。第3次失利之后，他似乎连走回家去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得雇了两个轿夫。之后他在邻近的乡村当了6年塾师。历来塾师倒以科举失意者居多。他们靠教授知识谋生，称为“舌耕”。6年之后，已届而立的洪仁坤最后一次赴考，依然落榜，愤愤不平地说了句大话：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就在那一年他失去教席，开始了秘密传教的活动。 咸丰帝对广西叛乱是极度关切的，他先后派了数位名臣去平定。第一位钦差大臣是林则徐。他不顾病体上了路，但走了17天，还没到广西境内便溘然长逝(后人倒因此少了麻烦，否则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虎门销烟”、“金田起义”相对，多少会有几分尴尬)。而后是当时的能人、前两江总督李星沅，有名的酷吏、前漕运总督周天爵，已位极人臣的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结果却是：李星沅病死、周天爵奉旨回京、赛尚阿革职拿问。 解密: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为何骑虎难下的真实原因 不管林则徐是否有意夸大战果，也不管林则徐是否受了属下的蒙蔽，总之，战报经林则徐之手，最后都来到了道光案前。道光不看战报则可，一看，二百五劲头就上来了，对夷衅的恐惧也忘到脚后跟了。对于九龙的胜利，他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批曰：“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臣等不可畏葸。”给林则徐下谕说：“我兵先奋后勇，大挫其锋，该夷等自必畏慑投诚，吁求免死……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26页)同时，道光还对广东夷务一直不能了结，林则徐一直不能赴两江总督之任表示了不耐烦。道光的意思，直隶总督是天朝大吏第一位置，现有琦善占着;两江总督是老二的位置，乘陶澍病退赶紧转移给自己心目中的能臣林则徐。林则徐一直不去赴任，不是个事儿啊。道光的心里，广东的夷务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儿，或者说，虽是大事，但很简单，林则徐一办即可。所以道光在谕旨里告诫林则徐：“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之兵威，断绝大黄茶叶，永远不准贸易。”(《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32页)这傻皇上，受林公奏折影响，依然认定，夷人离开茶叶、大黄就无以活命的，把它当作天朝最后的王牌打出来了。傻皇上一耍二百五，林则徐就骑虎难下了。跟邓廷桢商量了一下，搞了个骑墙政策。宣布从12月6日起停止中英贸易，在此之前，英商把货物转给其他国家夷商，仍准英货具结进口;在此之后，一切英船、一切英货不得进口;鉴于英船“担麻士葛”号和“皇家萨克逊”号早已遵式具结，所以可以区别对待，准许通商。林则徐一面骑墙，一面继续上奏，虽不敢明里反对道光的二百五，但却希冀皇上能改正一下。

如果说九龙战报是让道光吃下的第一粒兴奋剂的话，那随后而来的穿鼻及官涌冲突“俱系全胜”的一系列战报，相当于让道光超剂量连服数粒，其亢奋程度可想而知。1840年1月2日，林则徐接到了道光谕旨：“即将英咭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凶犯也不值令其交出。”这个亢奋到极致的可怜的皇帝，看不到贸易停止的后果，他认为贸易一停，哗，世界就清静了，具结啦、交凶啦、续缴鸦片啦、恢复正常贸易啦，就都用不着了。当然他看到了关税的丧失，但这个小气鬼皇上大方地宣布：“区区税银，何足计论！”让林则徐感到难受的，并不仅仅是自己几个月来具结、惩凶、恢复中英正常贸易的努力全都白费了，而是，作为道光最宠爱的封疆大吏之一，林则徐从来没有一次性挨过这么多批评。在林则徐的奏折上，道光加了多处朱批：对林则徐“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提议表示不屑，认为“所见甚是，而所办未免自相矛盾矣”;对林则徐保护具结商船的措施表示不同意，说：“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其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42~243页)。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无奈地遵旨出示，宣布正式封港，完全断绝中英贸易。就在同天，道光看林则徐迟迟不能赴两江任上，遂准了穆彰阿所奏，干脆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21日改云贵总督，26日又调闽浙总督)。并依例解除了林则徐钦差大臣的职务。不能怪道光头脑简单，他的二百五，是被林则徐的战报忽悠出来的，他的傻，也是天朝官员们对夷情的集体无知成就的，所以他才会简单地认为，只要断绝中英贸易，原先快乐的日子就要回来了！宣布林则徐为两广总督的同时，道光就把禁烟这个皮球完全地踢给了他：“林则徐已实授两广总督，文武皆所统属，责无旁贷。倘查拿不能净绝根株，唯林是问。”

民族英雄林则徐为何死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路上 1850年2月末，在大清帝国的都城北京，道光帝驾崩咸丰帝登基。一个月后，在帝国偏远省份广西，前教书先生、现拜上帝会教主洪秀全决定起事。不到一年，广西桂平金田村聚集起一支两万人的军队。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登基，称太平天王，正号太平天囯。所以，1851年既是咸丰元年，也成了太平天囯元年。 当时，广西正大闹“会匪”。咸丰帝并不清楚数十股叛乱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闹明白“金田逆匪”的“贼首”到底是谁。洪秀全比奕詝年长17岁，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花县一个农民家庭，族名仁坤，小名火秀。洪家是由嘉应州(今梅县)迁居此地的客家人。火秀6岁进村塾念书，14岁第一次参加“童试”。当时童试共有县试、府试、院试3次，连过3关就能成为生员，俗称秀才。那一次洪仁坤县试高中，府试却失手了。这没什么，毕竟他还只有14岁。 1836年、1837年，二十出头的洪仁坤又考了两次，照样名落孙山。第3次失利之后，他似乎连走回家去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得雇了两个轿夫。之后他在邻近的乡村当了6年塾师。历来塾师倒以科举失意者居多。他们靠教授知识谋生，称为“舌耕”。6年之后，已届而立的洪仁坤最后一次赴考，依然落榜，愤愤不平地说了句大话：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罢。就在那一年他失去教席，开始了秘密传教的活动。 咸丰帝对广西叛乱是极度关切的，他先后派了数位名臣去平定。第一位钦差大臣是林则徐。他不顾病体上了路，但走了17天，还没到广西境内便溘然长逝(后人倒因此少了麻烦，否则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虎门销烟”、“金田起义”相对，多少会有几分尴尬)。而后是当时的能人、前两江总督李星沅，有名的酷吏、前漕运总督周天爵，已位极人臣的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结果却是：李星沅病死、周天爵奉旨回京、赛尚阿革职拿问。 中国历史上第一女海盗郑一嫂招安后成林则徐军师? 在我们印象中，海盗的形象是强壮彪悍且蛮横，今天小编给大家解说一位英气逼人的女海盗，曾令清军闻风丧胆。这位女海盗名叫郑一嫂，生于1775年，原姓石，乳名香姑。明末初期，当时有著名的郑、石、马、徐四姓海盗横行珠江口，康熙收复台湾，郑成功部分残兵流向珠江为盗，于是珠江口海盗由四姓演变为清初红、黄、蓝、白、黑、紫六帮。郑一就是红旗帮的首领，也是这位女海盗的丈夫，生有两子，故都称为郑一嫂。要说郑一这个人还是胸怀大志，一直致力于将珠江口各股势力统一，郑一嫂也就是他的贤内助，在帮派里除了丈夫她就是可以号召帮派兄弟的，可惜，郑一在一次强台风中坠海身亡。 郑一死后，郑一嫂自然成了红旗帮的领袖，也颇有威望，她带领的帮派甚至越来越壮大，名气也越来越大。有一位名叫格拉斯普尔的英国富商，曾被红旗帮绑架为肉票，从而耳闻目睹海盗的日常生活种种。待他被以7654西班牙银元赎出并回到伦敦之后，他写出了一本独一无二的回忆录，将郑一嫂的逸事公诸天下。据格拉斯普尔描述，在郑一嫂的经营下，红旗帮有大小船只五六百艘，部众三四万人。他们以香港大屿山为主要基地，在香港岛有营盘，有造船工场。面对英国舰船在中国的水域内横冲直闯，郑一嫂还在1809年痛击了广州内河的英国船只，俘获一艘英舰，斩杀数十英国士兵，令英军震惊。 红旗帮势力越大得到了朝廷的注意，为了荡平海寇，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联合，试图借助列强的力量消灭红旗帮，然而却、、、、1809年秋，清政府与葡萄牙和英国一起组成了联合舰队，要突袭大屿山消灭红旗帮。得到情报的郑一嫂，亲自坐镇大屿山纠缠住敌军主力。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派主力奇袭广州城，击杀虎门总兵。联合舰队不得已撤退，在撤退途中又遭到早已埋伏好的红旗帮主力的包围，激战九个昼夜，红旗帮仅有四十人阵亡。而联合舰队丢盔弃甲，只有几艘舰狼狈逃回广州。 再后来，清政府来来回回几次清剿都没有成功，于是想要用“怀柔政策”对帮派进行招安。清朝的招安条件虽说很宽，但有一条是不能免的，就是招安时海盗们须下跪。红旗帮海盗一向看不起清军，让他们向昔日的手下败将下跪，很难接受。于是，精于计谋的两广总督百龄提出了这样的方案：由皇帝赐婚，准予张保仔、郑一嫂结为合法夫妻，郑一嫂、张保仔跪拜谢恩，同时，也算跪拜接受招安了。招安后，张保仔封三品官，后升从二品，调福建闽安、彭湖等地任副将，郑一嫂授诰命夫人。三十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时，郑一嫂仍然积极抗战，为林则徐抗击英军出谋划策。 林则徐书信披露 武汉禁烟比虎门销烟早一年 据介绍，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史称“虎门销烟”。但鲜有人知的是，早在一年前的1838年9月，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内就开始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湖南两湖地区禁烟创举，并在武汉写下了著名的《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 “布衣参事”陈勇向笔者披露了176年前林则徐在武汉禁烟时的书信手迹，并呼吁武汉为这位城市精神先行者塑像。 陈勇披露的这份林则徐书信手稿影印件字迹清晰，其内容显示，该信函为林则徐于“道光十八年”即1838年10月25日，写给其同乡好友刘建韶(闻石)。林则徐在信中讲述了自己在湖北武汉禁鸦片烟的决心和初步战果，还详细介绍了自己研究戒烟药物的进展。 陈勇透露，这封信札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上世纪80年代，紫禁城出版社曾出版故宫博物院藏《林则徐书札手迹选》，其中就收录了此手稿影印件。 据介绍，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史称“虎门销烟”。但鲜有人知的是，早在一年前的1838年9月，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内就开始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湖南两湖地区禁烟创举，并在武汉写下了著名的《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 史料记载，林则徐在武汉及长沙等地的禁烟举动震动了朝野，被清道光皇帝8次召见，给以“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陈勇说，这封书信写于林则徐奉召去京城路上。当年12月，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于1839年3月赴广州禁烟。 “‘虎门销烟’是武汉禁烟的延续”。陈勇认为，武汉禁烟是武汉人正气与自强精神的一次张扬。他呼吁，武汉应为林则徐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