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友們熱烈的掌聲中，胡適開始講話了。他首先表示：謝謝校友的盛意。接著說：許多校友恭維他，說他有什麽什麽功，他絕對否認。並且不是謙遜，確是事實。下麵就滔滔不絕的講起來。會場裏，時常發出入神的笑聲。除了這笑聲以外，便是一片肅靜，隻有胡適一個人講話的聲音。
說到自己出國經曆，胡適說：“抗戰期間，我和傅斯年先生，在中英協談話時，傅先生主張，叫我出國去工作。我當時拒絕，因為我的確沒有那種能力，不敢出國去。哪知傅先生一再堅決勸我，他說他有這樣願望，在這國家多難的時候，國家叫我到那裏，我就到那裏，決不推諉。他說得非常激烈，以至於哭出來，哭得我沒有辦法。他這一哭，把我哭得出國去充軍了九年。
“在最初，我出國的目的，不過是隨便考察考察。哪知後來又奉政府派遣，到美國去作外交的事情。這一下，整整四年。這四年的大使，可以說是毫無成績，從來沒有由我簽訂過一次條約，也從來沒有經我借過一次款。所謂毫無成績，絕對不是謙遜。因為，那時的世界局勢裏，任何人也不能有了功勞。那時的局麵的大變動，純然是整個的大局使然，不是任何一人所能作到的。同時，作事的人，不能存著立功的思想，否則就對不起國家。我在那時，也隻是想說真話，說說負責任的話。所希望的是，或者使西洋人知道我們中國，是個文明民族。在那個大曆史的局麵裏，如果說某人有功，我們絕對不要相信。”
說到“五四”運動，胡適言道；“常有人說：胡適之提倡五四運動等等的話，這是莫名其妙的。‘五四’那一天，是星期日。不僅是我，連陳獨秀在家裏，也不知道外邊有了燒房子打人的事。那天我在上海，住在蔣夢麟先生家裏。正在從事歡迎美國杜威先生的工作。當天，一點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天看報，那時的上海報紙，沒有北平專電。後來有人敲門，是時事新報的記者。他說：昨天北平出了大亂子，你得到什麽消息沒有？我說：我不知道呀。後來，又細打聽，才知道有這件事。所以有人說：‘胡適之、陳獨秀，提倡五四運動’，那是絕無其事的。但是，那時，中國外交失敗，日本外交勝利。‘五四’的開會遊行，既無人主使，也沒有人提倡領導，完全是自然出動。這種精神的可貴，就在於此。我後來曾把這事件，寫了一篇文章。將來在學生運動史上，該要有正確的結論。”
說到了北大，這無疑是胡適講話的重點；“今天因為天氣熱，我不多說。北大是值得大家努力的學校，希望能成為最好的大學。不過在目前，沒有一個學校不感到困難。所謂理想的大學，恐怕是作不到的。北大有多年的曆史，不是後人的鼓吹歌頌所能改好的。我們隻有認請環境，認請使命去努力。
“所謂領袖人才，是由哪裏產生的呢？以前差不多產生於貴族社會。而在民主政治裏，大部是從大學裏挑選人才。幾千年來，有所謂科舉。在二千多年裏，維係人心，為國家選拔人才。科舉製度廢除以後，高等學校就應該擔起這種責任，造成領袖人才。這個任務，是要努力去做的。
“我時常想：我們中國，最不幸的，就是有五千年的曆史，而沒有一個五十年不間斷的大學。就是我們北大，也還差兩年，才夠五十年。”
“我們中國是有五千年的曆史，在國際上，坐了第五把交椅。先曾坐上第四把，後來因為不夠，又來坐第五把。但是，在全世界裏，科學不發達，文化不發達。差不多，一切都不大發達的國家裏，能坐第五把交椅的，隻有中國一國。雖然，不在四強之列。
“在這個現情勢下，我們若再不進取，那真不知將要怎樣。努力的基本，仍然在學術方麵。我向來很注重事實。我們有五千年的曆史，而沒有一個五十年不間斷的大學。這是我們的大弱點，也是我們的大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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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我到外國一看，我才知道，大學是可以迎頭趕上的。隻要有決心，隻要政府有錢，肯花錢，肯努力，我們絕對可以迎頭趕上。
“牛津大學，開創於一八九一年。後來，由煤油大王把這破爛的大學整頓起來，辦到現在。五十五年，已成為全世界公認的頭等大學。坎尼弗尼亞工科研究院，在以前，從未聽見過有這樣一個學校。那是二三十年的功夫，就成了第一等學校。
“我們北大，隻有這幾十年的曆史。假若硬往前推，推到國子監，推到太學，推到明朝、元朝、宋朝，以至於漢朝，推到紀元前一百二十四年，那就有二千多年的曆史了。那樣推，也沒有辦法。但是，學校的年頭多少，是沒有關係的。主要的，是要大學提到，高等教育提高等等。隻要政府有決心，以及政府社會人士給錢，那麽，我相信，再過十年，北京大學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可以成為世界上一個好的大學。
“我對於本校，是相當樂觀的。而且我的這種樂觀，是有根據的。我謹答謝大家對我的好意，希望校友幫忙，無論校內也好，校外也好，我們一致努力，設法在十年內，把北大給成就起來。那麽，在十年後，我們再會麵談話的時候，或者可以有點成績，報告給大家。”
胡適講完後，校友們用力地鼓掌，把他送下台。胡適下去坐下後，又站起來說：“我還有兩句話”。
他指著身旁的馮友蘭先生說：“馮先生是我們最老的校友。再過幾天，就要到美國講學去了。我想借這個機會，請馮先生和我們談一談，並且借此給馮先生送行。”
馮友蘭在全場歡迎聲中走上台，滿腮的胡須，掩不住愉快的笑容。他說：“北大最幸運，因為沒有受到損失，而且還增添了些設備。在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裏，有三句話是：‘北大四壁琳琅，清華四壁皆空，南開四壁皆無’。我已看了清華，恐怕要恢複，還需要幾年。北大在物質上，增加了不少機器圖書，精神上又有了好校長，前途自可樂觀。我在昆明時，有幾個朋友在一塊，就說蔣夢麟先生離開了北大。那時就想：誰能繼續。大家都猜說：胡適之先生可能。後來發表，果然是胡先生。孟子說：以天下予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我為北大，慶幸得人。
“方才胡先生說：對北大很樂觀。我這人，平常也是很樂觀的。有人說我‘心氣和平，遇事樂觀’。我對於胡先生十年造就北大的意思，完全相信。
“在昆明時，看到西南聯大的圖書館，我想起，我們北平教授，每人家裏的書拿出來，差不多都比它多。一個教授家裏的書，拿到昆明，可開一個圖書館。若是看東安市場裏丹桂商場書攤的規模，那就更了不得了……”
馮友蘭講完話後，由校友會代表，向胡適獻簽名書。
簽名書的開端，寫著這樣的話：“三十五年八月四日，國立北京大學校友會在母校蔡孑民先生紀念堂開會歡迎胡校長，對距七七事變已九年，距敵人投降之日將一年，距母校複員之開始方數月。校中教授自昆明先後到達北平，學生多數尚在途中跋涉。先生新出海外歸來，國土重光，校舍如故，定覺欣然。先生在抗戰期間，遠秉使節，為國宣勤。今來長校政，承蔡故校長之遺緒，發揚北大之精神。此不僅為母校之幸，亦為中國學術界之光。校友等集會於此，一致向先生獻其誠意之敬。爰簽名於後，以供留念。”
下麵，是二百多人簽名，第一名是“馮友蘭”。
關於中國的國際地位，原為第四，後列第五的狀況。胡適曾在先前北大校內茶話會中也提到過，主要是指當時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美、蘇、英、法、中）評選之事。常任理事國是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即二戰盟國的五大戰勝國。最早是美國羅斯福總統提出的戰後“四大警察國家”，即美、蘇、英、中，後來在英國堅持下，又增加了法國。胡適本人於1945年出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團代表，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製憲會議，以中華民國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會議，製訂該組織的憲章。從“四大警察國家”到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國際談判曆程，胡適曾親身經曆，所以記憶深刻。也因之對中國因國力不濟而導致的國際地位不保，感到痛惜，所以歸國之後，在公開場合，也一提再提。
值得一提的是，在歡迎大會上，與胡適學術觀點相左，終生的“論敵”馮友蘭。作為北大資格最老的校友之一，在二百多人的校友簽名簿上，第一個簽名，且在會上對胡適出任北大校長高度評價大加肯定。而胡適同樣對馮友蘭，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學術觀點是一回事，個人間的感情和交往是另一回事，讓人不能不對這些學問大家的人品和胸懷心生敬意。
在北大校友歡迎大會之後，胡適還擔任過北平首個“八一五”勝利日慶祝晚會主.席。主持會議歡送蔣夢麟、傅斯年離任北大等諸多活動。
8月16日，胡適主持北大行政第一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北大新建院係和教師聘任問題，決定在文學院下添設東方語言文學係，理學院的生物係分為動物係和植物係，新建農、工、醫三個學院。9月20日，胡適正式接任北大校長。
在他的主持下聘任樊際昌為教務長，陳雪屏為訓導長，鄭天挺為總務長，湯用彤為文學院院長，饒毓泰為理學院院長，周炳琳為法學院院長，馬文昭為醫學院院長，俞大紱為農學院院長，馬大猷為工學院院長。
此外還完成了各係主任的聘任工作，胡適自兼中文係主任。至此，抗戰回遷的北大經過傅斯年的整頓和胡適的調整，開始走上正軌。
說到自己出國經曆，胡適說：“抗戰期間，我和傅斯年先生，在中英協談話時，傅先生主張，叫我出國去工作。我當時拒絕，因為我的確沒有那種能力，不敢出國去。哪知傅先生一再堅決勸我，他說他有這樣願望，在這國家多難的時候，國家叫我到那裏，我就到那裏，決不推諉。他說得非常激烈，以至於哭出來，哭得我沒有辦法。他這一哭，把我哭得出國去充軍了九年。
“在最初，我出國的目的，不過是隨便考察考察。哪知後來又奉政府派遣，到美國去作外交的事情。這一下，整整四年。這四年的大使，可以說是毫無成績，從來沒有由我簽訂過一次條約，也從來沒有經我借過一次款。所謂毫無成績，絕對不是謙遜。因為，那時的世界局勢裏，任何人也不能有了功勞。那時的局麵的大變動，純然是整個的大局使然，不是任何一人所能作到的。同時，作事的人，不能存著立功的思想，否則就對不起國家。我在那時，也隻是想說真話，說說負責任的話。所希望的是，或者使西洋人知道我們中國，是個文明民族。在那個大曆史的局麵裏，如果說某人有功，我們絕對不要相信。”
說到“五四”運動，胡適言道；“常有人說：胡適之提倡五四運動等等的話，這是莫名其妙的。‘五四’那一天，是星期日。不僅是我，連陳獨秀在家裏，也不知道外邊有了燒房子打人的事。那天我在上海，住在蔣夢麟先生家裏。正在從事歡迎美國杜威先生的工作。當天，一點也不知道。到了第二天看報，那時的上海報紙，沒有北平專電。後來有人敲門，是時事新報的記者。他說：昨天北平出了大亂子，你得到什麽消息沒有？我說：我不知道呀。後來，又細打聽，才知道有這件事。所以有人說：‘胡適之、陳獨秀，提倡五四運動’，那是絕無其事的。但是，那時，中國外交失敗，日本外交勝利。‘五四’的開會遊行，既無人主使，也沒有人提倡領導，完全是自然出動。這種精神的可貴，就在於此。我後來曾把這事件，寫了一篇文章。將來在學生運動史上，該要有正確的結論。”
說到了北大，這無疑是胡適講話的重點；“今天因為天氣熱，我不多說。北大是值得大家努力的學校，希望能成為最好的大學。不過在目前，沒有一個學校不感到困難。所謂理想的大學，恐怕是作不到的。北大有多年的曆史，不是後人的鼓吹歌頌所能改好的。我們隻有認請環境，認請使命去努力。
“所謂領袖人才，是由哪裏產生的呢？以前差不多產生於貴族社會。而在民主政治裏，大部是從大學裏挑選人才。幾千年來，有所謂科舉。在二千多年裏，維係人心，為國家選拔人才。科舉製度廢除以後，高等學校就應該擔起這種責任，造成領袖人才。這個任務，是要努力去做的。
“我時常想：我們中國，最不幸的，就是有五千年的曆史，而沒有一個五十年不間斷的大學。就是我們北大，也還差兩年，才夠五十年。”
“我們中國是有五千年的曆史，在國際上，坐了第五把交椅。先曾坐上第四把，後來因為不夠，又來坐第五把。但是，在全世界裏，科學不發達，文化不發達。差不多，一切都不大發達的國家裏，能坐第五把交椅的，隻有中國一國。雖然，不在四強之列。
“在這個現情勢下，我們若再不進取，那真不知將要怎樣。努力的基本，仍然在學術方麵。我向來很注重事實。我們有五千年的曆史，而沒有一個五十年不間斷的大學。這是我們的大弱點，也是我們的大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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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我到外國一看，我才知道，大學是可以迎頭趕上的。隻要有決心，隻要政府有錢，肯花錢，肯努力，我們絕對可以迎頭趕上。
“牛津大學，開創於一八九一年。後來，由煤油大王把這破爛的大學整頓起來，辦到現在。五十五年，已成為全世界公認的頭等大學。坎尼弗尼亞工科研究院，在以前，從未聽見過有這樣一個學校。那是二三十年的功夫，就成了第一等學校。
“我們北大，隻有這幾十年的曆史。假若硬往前推，推到國子監，推到太學，推到明朝、元朝、宋朝，以至於漢朝，推到紀元前一百二十四年，那就有二千多年的曆史了。那樣推，也沒有辦法。但是，學校的年頭多少，是沒有關係的。主要的，是要大學提到，高等教育提高等等。隻要政府有決心，以及政府社會人士給錢，那麽，我相信，再過十年，北京大學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可以成為世界上一個好的大學。
“我對於本校，是相當樂觀的。而且我的這種樂觀，是有根據的。我謹答謝大家對我的好意，希望校友幫忙，無論校內也好，校外也好，我們一致努力，設法在十年內，把北大給成就起來。那麽，在十年後，我們再會麵談話的時候，或者可以有點成績，報告給大家。”
胡適講完後，校友們用力地鼓掌，把他送下台。胡適下去坐下後，又站起來說：“我還有兩句話”。
他指著身旁的馮友蘭先生說：“馮先生是我們最老的校友。再過幾天，就要到美國講學去了。我想借這個機會，請馮先生和我們談一談，並且借此給馮先生送行。”
馮友蘭在全場歡迎聲中走上台，滿腮的胡須，掩不住愉快的笑容。他說：“北大最幸運，因為沒有受到損失，而且還增添了些設備。在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裏，有三句話是：‘北大四壁琳琅，清華四壁皆空，南開四壁皆無’。我已看了清華，恐怕要恢複，還需要幾年。北大在物質上，增加了不少機器圖書，精神上又有了好校長，前途自可樂觀。我在昆明時，有幾個朋友在一塊，就說蔣夢麟先生離開了北大。那時就想：誰能繼續。大家都猜說：胡適之先生可能。後來發表，果然是胡先生。孟子說：以天下予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我為北大，慶幸得人。
“方才胡先生說：對北大很樂觀。我這人，平常也是很樂觀的。有人說我‘心氣和平，遇事樂觀’。我對於胡先生十年造就北大的意思，完全相信。
“在昆明時，看到西南聯大的圖書館，我想起，我們北平教授，每人家裏的書拿出來，差不多都比它多。一個教授家裏的書，拿到昆明，可開一個圖書館。若是看東安市場裏丹桂商場書攤的規模，那就更了不得了……”
馮友蘭講完話後，由校友會代表，向胡適獻簽名書。
簽名書的開端，寫著這樣的話：“三十五年八月四日，國立北京大學校友會在母校蔡孑民先生紀念堂開會歡迎胡校長，對距七七事變已九年，距敵人投降之日將一年，距母校複員之開始方數月。校中教授自昆明先後到達北平，學生多數尚在途中跋涉。先生新出海外歸來，國土重光，校舍如故，定覺欣然。先生在抗戰期間，遠秉使節，為國宣勤。今來長校政，承蔡故校長之遺緒，發揚北大之精神。此不僅為母校之幸，亦為中國學術界之光。校友等集會於此，一致向先生獻其誠意之敬。爰簽名於後，以供留念。”
下麵，是二百多人簽名，第一名是“馮友蘭”。
關於中國的國際地位，原為第四，後列第五的狀況。胡適曾在先前北大校內茶話會中也提到過，主要是指當時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美、蘇、英、法、中）評選之事。常任理事國是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即二戰盟國的五大戰勝國。最早是美國羅斯福總統提出的戰後“四大警察國家”，即美、蘇、英、中，後來在英國堅持下，又增加了法國。胡適本人於1945年出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團代表，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製憲會議，以中華民國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會議，製訂該組織的憲章。從“四大警察國家”到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國際談判曆程，胡適曾親身經曆，所以記憶深刻。也因之對中國因國力不濟而導致的國際地位不保，感到痛惜，所以歸國之後，在公開場合，也一提再提。
值得一提的是，在歡迎大會上，與胡適學術觀點相左，終生的“論敵”馮友蘭。作為北大資格最老的校友之一，在二百多人的校友簽名簿上，第一個簽名，且在會上對胡適出任北大校長高度評價大加肯定。而胡適同樣對馮友蘭，表示了充分的尊重。學術觀點是一回事，個人間的感情和交往是另一回事，讓人不能不對這些學問大家的人品和胸懷心生敬意。
在北大校友歡迎大會之後，胡適還擔任過北平首個“八一五”勝利日慶祝晚會主.席。主持會議歡送蔣夢麟、傅斯年離任北大等諸多活動。
8月16日，胡適主持北大行政第一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北大新建院係和教師聘任問題，決定在文學院下添設東方語言文學係，理學院的生物係分為動物係和植物係，新建農、工、醫三個學院。9月20日，胡適正式接任北大校長。
在他的主持下聘任樊際昌為教務長，陳雪屏為訓導長，鄭天挺為總務長，湯用彤為文學院院長，饒毓泰為理學院院長，周炳琳為法學院院長，馬文昭為醫學院院長，俞大紱為農學院院長，馬大猷為工學院院長。
此外還完成了各係主任的聘任工作，胡適自兼中文係主任。至此，抗戰回遷的北大經過傅斯年的整頓和胡適的調整，開始走上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