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文學巨匠,中國新文學奠基人魯迅在上海逝世。文化界和人民大眾為魯迅舉行了極隆重的國民葬,在他的棺上覆蓋著“民族魂”白底黑字的旗子。對魯迅先生的評價,這三個字也許比千言萬語更有份量。毫無疑問,魯迅的偉大思想和精神,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將永遠放射不滅的光輝。


    對魯迅先生的不幸逝世,不管認識還是不認識,千千萬萬的人都沉浸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人們懷著敬意,緬懷先生的豐功偉績,但是,也有不同聲音。


    時在武漢大學任教的蘇雪林,於魯迅逝世後不久,即致書胡適,宣布要“向魯黨挑戰”,對魯迅進行人身攻擊。使人大跌眼鏡的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竟像一個潑婦一樣,謾罵魯迅是什麽“刻骨殘毒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汙又無比的小人”。她還將寫給蔡元培先生的一封信稿寄給胡適,征求胡適的意見。這封信埋怨、指斥蔡先生,不應該參加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不該主持魯迅的葬儀,不該擔任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的籌委。信中為被魯迅批評的現代評論派和胡適抱不平。罵魯迅是什麽“腰纏久已累累”,“身擁百萬之產”啦;什麽“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鐮倉”啦;什麽“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蘇雪林(1897—1999年),安徽太平人。知名女作家、學者。原名蘇小梅,1919年改名蘇梅;字雪林,筆名綠漪、老梅等。蘇雪林畢業於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法國留學回來後一生從事教育,先後在蘇州東吳大學、滬江大學、國立安徽大學、武漢大學任教。後到台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等任教。 她是位多產作家,其作品有小說散文集《綠天》,曆史小說集《蟬蛻集》,自傳體長篇小說《棘心》,散文集《屠龍集》,散文評論集《蠹魚生活》《青鳥集》,曆史傳記《南明忠烈傳》,回憶錄《文壇話舊》《我的生活》《我與魯迅》,戲劇集《鳩羅那的眼睛》,專著《二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中國文學史》,古典文學論著《唐詩概論》,論文集《蠹魚集》,以及《蘇綠漪佳作選》《蘇雪林選集》等,另有一些譯作。蘇雪林的創作常寫個人生活經曆,筆致秀麗暢達,不乏女性作家溫婉、幽麗的氣質。


    這樣一個很有才氣的女文人,何以對魯迅這麽大的火氣呢,這件事應該是是文壇的一個不解之謎。


    此前,蘇雪林曾在魯迅麵前謙稱為“學生”,可見其對魯迅先生是敬重的。1934年,蘇雪林曾在《國聞周報》上發表《<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一文,對魯迅的《阿Q正傳》等小說創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蘇雪林說:“魯迅是中國最早、最成功的鄉土文藝家,能與世界名著分庭抗禮”。還說:“誰都知道魯迅是新文學界的老資格,過去十年內曾執過文壇牛耳……”蘇雪林認為:“魯迅的小說創作並不多,《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時代到於今的收獲。兩本,僅僅的兩本,但已經使他在將來的中國文學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但在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去世後,蘇雪林對魯迅先生的態度卻忽然轉變。二個人其實沒有什麽個人恩怨,有知情者說,隻是源於幾件小事。


    1928年的一天,上海北新書局的李老板作東,請他旗下的作家吃飯。大家都知道魯迅會參加,能和魯迅這樣的名人坐在一起,眾人自然很期待。


    自帶光環的魯迅終於走了進來。北新書局的老板李小峰立馬起身,熱情地向魯迅介紹著在坐的每一位賓客。


    一位30歲左右的女子站了起來,笑臉相迎、如沐春風一般主動伸出了右手。然而,魯迅隻是微微點了點頭,示意知道了,便坐在了自己的位子上,從兜裏掏出了一支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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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的歡聲笑語戛然而止,目光都聚焦在了女子的身上。女子臉上浮現出一絲的尷尬,她極不自然得收回了自己的手,坐了下來。


    宴席還在歡快的氛圍中繼續,隻是魯迅沒想到他的這一無心之舉,竟然深深傷害了一個人,就是民國女作家蘇雪林。


    這時蘇雪林對魯迅的敬意本已經降到零了,可是魯迅在席間大罵一個叫孫福熙的人,說這個人卑鄙無恥、做作一類的話。這讓蘇雪林更為生氣,因為這個名叫孫福熙的人是蘇雪林在法國的好朋友。


    其二是因為楊蔭瑜。楊蔭瑜是中國第一個女子大學校長,也是近代史上很出名的人物。她曾經開除過三個女學生,其中就有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女師大曾經爆發了一件大事,就是學生集體要求罷免校長楊蔭瑜。


    魯迅寫了很多文章指責楊蔭瑜,甚止還對楊蔭瑜發出警告:“同人等早已否認先生為校長,請以人格為重,幸勿擅入校門。”蘇雪林很生氣,因為楊蔭瑜是她的授業恩師,恩師有難,學生豈可不救?於是蘇雪林就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大量聲援楊蔭瑜的文章。這一次算是蘇雪林和魯迅正麵交鋒,可是最終的結果是楊蔭瑜被罷休了校長職位。這令蘇雪林更是氣憤。


    還有就是蘇雪林小說散文集《綠天》發表後,得到界內好評,她曾有些得意的將此書寄給魯迅,請求指教,但如石沉大海。


    如果還有什麽原因的話,那就是因為胡適。蘇雪林說,對文化界人物,她“最敬重者,唯有胡適先生一人”,並自命為胡適的再傳弟子。她與胡適既有同鄉之親(同為徽人),又有師生之誼。1919年,蘇雪林在北平女高師求學時,胡適曾授其《中國文學史》(上)一年。蘇自言,她那時生性羞怯,從不敢執卷到胡先生講桌前請教書中疑義,更不敢趨訪。當胡適在班上說他寫的為呼籲尊重女權、主張男女平等的《李超傳》比《史記》中的《漢高祖本紀》《項羽本紀》還要有價值時,“嚇得我們舌撟而不能下”,以為此說是“荒天下之大唐”。後見胡文刊世,女子要求繼遺產權不絕,憲法為之修,方有所悟。胡適諸人創辦的《新青年》《新潮》,“列舉舊禮教之害,則頗愜我心”,遂敬意大增,由欽敬到崇拜。


    胡適在上海中國公學當校長時,蘇雪林與馮沅君同去拜訪,胡適讓太太以徽餅招待。胡適說此餅是徽人外出艱難謀生奮鬥的標誌。蘇雪林將此次造訪撰文刊於報端。後胡適將己著和主編的《努力周報》以及《獨立評論》源源寄贈她,關係日近。


    魯迅對胡適多有指責,她這一次對魯迅大興討伐之師,是不是為胡適打抱不平呢?這個可能性應該是有的,給胡適寫信是不是在邀功呢?


    隻是此時,胡適人還在美國。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魯迅與胡適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兩人,都生於內憂外患的十九世紀末期。


    魯迅生於1881年,胡適生於1891年,兩人歲數之差剛好十年。


    他們都在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長大。魯迅早年飽嚐了家道中落,寄人籬下,遭人白眼的種種辛酸苦辣。他在《呐喊?自序》中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麽,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麵目。”人間的世態炎涼,煎熬著魯迅敏銳而早熟的心靈。胡適雖然天性歡娛,但他早年同樣也領略了逼債者紛至遝來,擠破家門,母親窮於應付的窘迫遭遇。他本人在《四十自述》中就詳盡地記述過這一難堪的境況。


    魯迅的母親是鄉下人,胡適的母親也是鄉下人。她們身上,共同體現了中國傳統農村婦女最可貴的品質:善良、堅韌、高遠、從容。也許,魯迅與胡適的精神氣質,血液中流淌著母親的遺傳密碼。魯迅是周家的長子,胡適是母親的獨生子。


    魯迅十五歲喪父,胡適三歲半成了孤兒。中國曆史上特有的“孤兒寡母”現象——由寡母撫養的孩子,往往更有理想,更有出息,更能成就一番事業,古代孔子、孟子、嶽飛堪稱代表,魯迅與胡適的出現,同樣亦可是證明。


    他們是那個時代學者型思想大師的代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一部學術名著,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亦是一部學術名著;魯迅的《嵇康集》校釋縝密謹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翔實新穎。魯迅的雜文,犀利而深刻;胡適的政論文章,通俗而流暢。他們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之一。


    1917年,《新青年》發表胡適從美國寄回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掀起了“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的狂飆,其開風氣的意義,彪炳史冊。魯迅從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第一篇戰鬥檄文開始,就直接把矛頭對準舊道德舊文化,他所呐喊所鼓吹所抨擊的,振聾發聵,其思想啟蒙和思想解放的意義,影響深遠。在那個思想激蕩的歲月,魯迅和胡適站在時代的前列,衝鋒陷陣,相互支持。


    魯迅曾對胡適的《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大加讚揚,認為該書“警辟之至,大快人心!”並曾為胡適刪閱過詩集《嚐試集》。胡適則對魯迅的《狂人日記》等短篇小說推崇備至,認為魯迅的短篇小說是白話文學中“成績最大的”。


    他們曾經共同戰鬥,切磋學問,且有頻繁的書信往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之間數年的友誼出現裂痕,隨後勢不兩立,分道揚鑣。


    有人說,魯迅最厲害的地方,是把人生的真相撕破給人看,撕到深處人孤獨。而胡適最大的優點就是包容、理性、建設。魯迅、胡適兩人之間,一個與另一個相處不睦。然而他們卻構成了30年代知識界的柱梁。


    麵對曆史和現實,魯迅在每一頁的字縫裏,看到的都是“吃人”,看到了被“吃”的,沒被吃盡剩下的,會繼續被吃的。胡適看到的是活下來的,要繼續活下去的,且能活得好一點的。


    當我們讀到魯迅時,會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個民族的記憶,才能多少醫治一點自己的恥辱遺忘症,迫使自己貼著地麵步行,不敢在雲端舞蹈。而當我們讀到胡適時,感覺到他始終以一種從容的態度批評著那個時代,不過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


    魯迅是酷, 胡適是暖。


    1936年11月初,胡適由舊金山返程回國。在太平洋船上,寫成《高夢旦先生小傳》。


    胡適從美國回來。過南京時,便聽人說起蘇雪林給蔡元培先生寫的信。回到北平後,才撿出蘇氏的這兩封長信來。細細讀了,也寫了一封長長的複信。胡適想起近十年來,魯迅對他常有批評,心裏不愉快肯定是有的,特別是魯迅斥罵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向侵略者“出賣靈魂”,他更覺得有些冤屈和憤慨。因此,對於蘇女士的憤慨,他或許會有同感。但他堅決反對這樣的私人攻擊,特別是無中生有的謾罵。


    他在給蘇雪林的信寫道:“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麽,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麽,否定的是些什麽,有些什麽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麽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餘如你上蔡公書中所舉‘腰纏久已累累’‘病則謁日醫,療養則欲赴鐮倉’,……皆不值得我輩提及。至於書中所雲‘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


    胡適不僅自己一直沒有發表過攻擊魯迅的文字;即使在這封私人通信裏,他也隻用了“狺狺”一個意氣詞語,而且著重的還是責備蘇氏的“惡腔調”,勸她客觀地持平論人。


    真實的以德抱怨,而且是在私人信件裏,世上有幾個能做到?這件事,成為很多人高度讚揚胡適人品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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