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這篇《我們走那條路》，和問題和主義的那篇文章一樣，一直飽受指責和詬病。《我們走那條路》此文，更常被戲稱為“五鬼鬧中華”，當然多半是貶義。在很多人看來，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之人，人權鬥士，因寫了這篇文章一下子變成了無聊文人。
也難怪，別人都整日高喊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胡適卻搞出來個“五鬼”來，所謂“奇論一出，全國震驚”，不但魯迅對此冷嘲熱諷，就連在胡適領銜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上簽名的梁漱溟，也在《村治》第2號上發表文章，說胡博士的立論是八個字：“輕率大膽，真堪驚詫!”
梁漱溟寫道：“昨於《新月》二卷十號得讀尊作‘我們走那條路’一文，歡喜非常。看文前之‘緣起’一段，知先生和一班朋友在這兩年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去年討論“中國的現狀”，今年更在討論‘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何等盛事！先生和先生的朋友正是我所謂“社會上有力分子”；能於談哲學文學之外，更直接地討論這現實問題而有所主張，那社會上所得指點領導之益將更切實而宏大。回憶民國十一年直奉戰爭後，我與守常（李大釗）同訪蔡先生（蔡元培）。意欲就此倡起裁兵運動；其後約期在蔡家聚會，由先生提出“好政府主義”的時局宣言，十七人簽名發表。八九年來，不多見先生對國家問題社會問題抱何主張，作何運動，其殆即先生所說的‘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亦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目的地’麽？守常先生向來是肯想這問題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我雖百不行，卻亦頗肯想這問題。——這是先生可以了解我的，類如我民國七年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極荷先生的同情與注意；類如我在北大七八年間獨與守常相好，亦為先生所知道的。然我則沒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條路的決心與信力，更沒有攔阻他走那條路的勇氣與先見。——就隻為對這問題雖肯想而想不出解決的道兒來。現在舊日朋友多為這問題灑血犧牲而去，(守常而外，還有守常介紹給我的高仁山安體誠兩先生。)留得我們後死者擔負這問題了。我願與先生切實地徹底地討論這問題！
“先生在“我們走那條路”文中，歸結所得的方向主張，我大體甚為同意。例如先生所說的：
“我們都是不滿意於現狀的人，我們都反對那懶惰的‘聽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們仔細觀察中國的實際需要和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我們也不能不反對現在所謂’革命’的方法。我們很誠懇地宣言：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製而製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張這種種革命。因為這種種革命都隻能浪費精力，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種下相殘害相屠殺的根苗，而對於我們的真正敵人，反讓他們逍遙自在，氣焰更凶，而對於我們所應該建立的國家，反越走越遠。我於此完全同意；還有下麵一段話，我亦相對地同意：
“我們的真正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汙，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隻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
“這個根本態度和方法，不是懶惰的自然演進，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號標語式的革命，隻是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
“這個方法是很艱難的，但是我們不承認別有簡單容易的方法。這個方法是很迂緩的，但是我們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喊口號貼標語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機關槍對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暴動與屠殺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們又知道，用自覺的努力來指導改革，來促進變化，也許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許人家需要幾百年逐漸演進的改革，我們能在幾十年中完全實現。然而我於先生所由得此歸結主張之前邊的理論，則不能無疑。先生的主張恰與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相反，這在同一問題下，為何等重大差異不同的解答！先生憑什麽推翻許多聰明有識見人所共持的‘大革命論’？先生憑什麽建立‘一步一步自覺的改革論’？如果你不能結結實實指證出革命論的錯誤所在，如果你不能確確明明指點出改革論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認人家，而別提新議。然而我們試就先生文章檢看果何如呢？
“在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認為第一大仇敵是國際的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的封建軍閥；先生無取於是，而別提出貧窮，疾病，愚昧，貪汙，擾亂，五大仇敵之說。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何以不是我們的敵人？在先生，其必有深意，正待要好好聆教；乃不意先生隻輕描淡寫地說得兩句：
“這五大仇敵之中……（中略）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製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麽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麽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害，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麽？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鏟除這五大敵人。
“像這樣地輕率大膽，真堪警詫！原來帝國主義之不算仇敵是這樣簡單明了的事；先生明見及此，何不早說？可免得冤枉死了許多人。唉！我方以革命家為輕率淺薄，乃不期先生之非難革命家者，還出革命家之下。三數年來的革命，就他本身說，可算沒結果；然影響所及，亦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舉其一點，便是大大增進了國人對所謂世界列強和自己所處地位關係的認識與注意，大大增進了國人對於“經濟”這一問題的認識與注意；——兩層相連，亦可說是二而一的；近年出版界中，最流行的談革命的書報刊物，無非在提撕此點；而其最先（或較早）能為統係地具體地詳細地指證說明者，則殆無逾漆樹芬先生‘經濟侵略下之中國’一書。此書一出，而‘中國問題’的意義何在，——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中國問題’的解決何在，——在解除不平等條約的桎梏束縛；遂若日月之昭明而不可易。
“此處‘遂若’二字請讀者注意；蓋我意尚不然也。我且抄漆君原書結論於此：
“（上略）為帝國主義所必要市場與投資之絕對二個條件，環顧今日世界，已多無存；是為其外圍之區域日益減少，而崩壞之機迫於目前。惟我中國，土地則廣袤數千萬方英裏，人口則擁有四萬萬眾，對於貨物與資本之需要量，對於原料品食料品之供給量，大而無倫，恰為資本帝國主義欲繼續其生存發達之最好的理想地。有此原因，必有結果。結果者何？外國之資本帝國主義國家，遂如萬馬奔騰之勢，以踐踏於我國矣。於是為解決其市場問題，而我有百個商埠之提供；為解決其投資問題，而我有二十餘億元資本之吸收，而有數多利權之喪失；為圓滑其市場與投資地之經營起見，而我有巨大交通權之讓與。我國一部之對外關係史，略具於此矣。不但此也，從政治而言，他們在我國又有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之設定，遂在我國儼成一支配階級；從經濟而言，他們向我獲有關稅之束縛權，與投資之優先權，在我國遂成一剩餘價值榨取之階級。他們這種行動，實如大盜之入我室而搜我財綁我票，使我身家財產蕩然無存一樣，特我國民不自覺耳！同胞乎！今日國家之大病，實在於國民生活維艱，而生活維艱之所以，即在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之侵略與榨取。管子雲：‘倉廩實而知禮節。’孟氏雲：“有恒產者，有恒心。”故欲解決中國之政治問題，根本上尤不可不使我國經濟開發。顧我國今日之經濟，從本書看來，已受資本帝國主義層層束縛，萬不能有發達之勢。換言之，即我們欲使我國成為萬人詛咒之資本主義國家，亦事實有不能也，遑論其他！然則欲救我中國，非從經濟改造不可，而欲改造我國經濟，實非抵抗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不可。以個人意見，今日中國，已成為國際資本階級聯合對我之局，並常嗾使軍閥以助長我之內亂。故我除一方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弱小民族以抗此共同之敵，他方內部實行革命，使國家之公正得實現外，實無良法也。雖然，此豈易易事哉！須協我億眾之力，出以必死奮鬥之精神，建設強有力之國家始獲有濟！
“先生果欲推翻革命論，不可不於此對方立論根據所在，好加審量。卻不料先生在這大潮流鼓蕩中，竟自沒感受影響；於對方立論的根據由來，依然沒有什麽認識與注意。先生所說五大仇敵誰不知得，寧待先生耳提麵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舉出這五樣現象的，蓋由認識得其症結皆在一個地方。疾病，愚昧，皆與貧窮為緣；貪汙則與擾亂有關；貧窮則直接出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擾亂則間接由帝國主義之操縱軍閥而來；故帝國主義實為症結所在。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說的濫調，誠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評反駁，閉著眼隻顧說自家的話，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論貧窮從不必都歸罪到帝國主義，而救貧之道，非發達生產不可；帝國主義扼死了我產業開發的途路，不與他為敵，其將奈何？這是我們要請教於適之先生的。我希望適之先生將三數年來對此問題最流行的主張辦法先批評過；再說明先生自己的“集合全國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辦法，其內容果何所謂？——如果沒有具體內容，便是空發夢想！所謂最流行的主張辦法，便是要走國家資本主義的路。
“這種論調隨在可見，我們且舉郭沫若先生為“經濟侵略下之中國”所作序文為例：
“（上略）大約是在今年三四月間的時候罷，漆君有一次來訪問我，我們的談話，漸漸歸納到中國的經濟問題上來。我們都承認中國的產業的狀況還幼稚得很，剛好達到資本化的前門，我們都承認中國有提高產業的必要。但是我們要如何去提高？我們提高的手段和程序是怎樣的？這在我們中國還是紛爭未已的問題，我在這兒便先表示我的意見。我說：在中國狀況之下，我是極為謳歌資本主義的人的反對者。我不相信在我國這種狀況之下，有資本主義發達之可能。我舉出我國那年紗廠的倒閉風潮來作我的論據。歐戰劇烈的時候，西洋資本家暫時中止了對於遠東的經營，在那時候我們中國的紗廠便應運而生，真是有雨後春筍之勢。但是不數年間歐戰一告終結，資本家的經營，漸漸恢複起來，我們中國的紗廠，便一家一家底倒閉了。這個事實，明明證明我們中國已經沒有發達資本主義的可能，因為：（一）我們資本敵不過國際的大資本家們，我們不能和他們自由競爭；（二）我們於發展資本主義上最重要的自國市場，已經被國際資本家占領了。我當時證據隻有這一個。其實這一個，已就是頂重要的證據。資本化的初步，照例是由消費品發軔的。消費品製造中極重要的棉紗事業，已不能在我們中國發展，那還說得上生產部門中機械工業嗎？
“我這個顯而易見的證明，在最近實得到一個極有力援助，便是上海工部局停止電力的問題了。我們為五卅案，以經濟的戰略對付敵人，敵人亦以經濟戰略反攻。上海工部局對於中國各工場把電力一停，中國的各工場便同時輟業。這可見我們的生殺之權，是全操在他們手裏。我們的產業，隨早隨遲，是終竟要歸他們吞噬的。我們中國小小的資產家們喲！你們就想在厝火的積薪之上，做個黃金好夢，是沒有多少時候的了。要拯救中國，不能不提高實業，要提高實業，不能不積聚資本，要積聚資本，而在我們的現狀之下，這積聚資本的條件，通通被他們限製完了，我們這種希望簡直沒有幾分可能性。然而為這根本上的原動力，就是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締結了種種不平等條約。由是他們便能夠束縛我們的關稅，能夠設定無製限的治外法權，能夠在我國自由投資，能夠自由貿易與航業，於不知不覺間便把我們的市場獨占了。
“由這樣看來，我們目前可走的路惟有一條，就是要把國際資本家從我們的市場趕出。而趕出的方法：第一是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第二是以國家之力集中資本。如把不平等條約廢除後，這國際資本家，在我國便失其發展根據，不得不從我國退出；這資本如以國家之力集中，這競爭能力便增大數倍，在經濟戰爭上，實可與之決一雌雄；是目前我國民最大之責任！除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厲行國家資本主義外，實無他道，這便是我對於中國經濟問題解決上所懷抱的管見。
‘中國國民黨所以不能不聯俄容共，有十三年之改組，一變其已往之性質，中國近數年來的所謂國民革命，所以不能不學著俄國人腳步走，蓋有好幾方麵的緣由；即就現在所談這一麵，亦有好幾點。其一則事實所詔示，中國問題已不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而是世界問題之一部；中國問題必在反抗資本帝國主義運動下始能解決；由此所以聯俄，要加入第三國際，要談世界革命，又其一則事實所詔示，中國的一切進步與建設既必待經濟上有路走才行，而舍國家資本主義（再由此過渡到民生主義或共產主義）殆無複有他途可走；如此則無論為對外積極有力地又且機警地應付國際間嚴重形勢計，或為對內統盤策劃建造國家資本計，均非以一有主義有計劃的革命政黨，打倒割據的軍閥，奪取政權，樹立強有力的統一政府，必無從完成此大業；於是就要容共，要北伐，要一黨專政。先生不要以為暴力革命是偶然的發狂；先生不要以為不顧人權是無理性的舉動；這在革命家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在沒有徹底了解對方之前，是不能批評對方的；在沒有批評到對方之前，是不能另自建立異樣主張的。我非持革命論者，不足以代表革命論。即漆君之書，郭君之序，亦不過三數年來革命論調之一斑，偶舉以為例。最好先生破費幾天功夫搜求一些他們的書籍來看看，再有以賜教，則真社會之幸也
‘再次說到封建軍閥。先生不承認封建製度封建勢力的存在，但隻引了一些《教育雜誌》某君論文，和王阿榮陳獨秀的宣言，以證明革命家自己的矛盾可笑，全不提出自己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論斷來，亦太嫌省事！中國社會是什麽社會？封建製度或封建勢力還存在不存在？這已成了今日最熱鬧的聚訟的問題，論文和專書出了不少，意見尚難歸一。先生是喜歡作曆史研究的人，對於這問題當有所指示，我們非請教不可。革命家的錯誤，就在對中國社會的誤認；所以我們非指證說明中國社會怎樣一種結構，不足祛革命家之惑。我向不知學問，尤其不會作曆史考證功夫，對此題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掃群疑，昭見事實，實大有望於先生！
“先生雖能否認封建的存在，但終不能否認中國今日有軍閥這一回事。軍閥縱非封建製度封建勢力，然固不能證明他非我們的仇敵；遍查先生大文，對軍閥之一物如何發付，竟無下文，真堪詫異！本來中國人今日所苦者，於先生所列舉五項中，要以貧窮與擾亂為最重大。擾亂固皆軍閥之所為。假定先生不以軍閥為仇敵，而顧抱消滅“擾亂”之宏願，此中必有高明意見，巧妙辦法；我們亟欲聞教！想先生既欲解決中國問題，對軍閥擾亂這回事，必不會沒個辦法安排的；非明白切實的說出來，不足以服人，即我欲表示讚成，亦無從讚成起。
“總之，我於先生反對今之所謂革命，完全同意；但我還不大明白，先生為什麽要反對。先生那篇文太簡略，不足以說明；或者先生想的亦尚不深到周密。所以我非向先生請教不可。先生說的好：‘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也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地。’我今便是指出疑點來，請先生再徹底想想，不可苟且模糊。先生亦曾謙虛地說：‘我們的觀察和判斷自然難保沒有錯誤，但我們深信自覺的探路總勝於閉了眼睛讓人家牽著鼻子走；我們並且希望公開的討論我們自己探路的結果，可以使我們得著更正確的途徑。’據我個人所見，先生的判斷大體並不錯；我尤同情於先生所謂‘自覺的探路’，我隻祈求先生更自覺一些，更探一探。我便是誠意地（然而是很不客氣地）來參加先生所希望公開討論的一個人，想求得一更正確的途徑，先生其必許我麽？
“如果先生接受我的討論，我將對於我所相對同意的先生所主張的那‘根本態度和方法’，再提供一些意見；我將對於我所不甚同意的先生所說的那‘目的地’，再表示一些意見。總之，我將繼此有所請教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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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及那‘目的地’，我還可以就此附說幾句話。先生文中既謂：‘在我們探路之前，應該先決定我們要到什麽地方去，——我們的目的地。這個問題是我們的先決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不想到那兒去，又何必探路呢？’是指示非先解決此問題不可了。乃隨著舉出國民黨，國家主義派，共產黨三種說法之後，沒有一些研究解決，忽地翻轉又謂：‘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在討論這三個目的地，因為這種討論徒然引起無益的意氣，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所能打得了的筆墨官司。’豈不可怪！先生怕打官司，何必提出‘我們走那條路’的問題？又何必希望公開的討論？要公開討論我們走那條路的問題，就不要怕打筆墨官司才行。既於此不加討論了，乃於後文又提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而說，‘這是我們的目的地’。難道要解決一個問題，——而且是國家問題社會問題——將旁人意見——而且是社會上有力黨派的意見——擱開不理他，隻顧說我的主張，就可解決了的麽？
“總之，我勸先生運思立言，注意照顧對方要緊。”
也難怪，別人都整日高喊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胡適卻搞出來個“五鬼”來，所謂“奇論一出，全國震驚”，不但魯迅對此冷嘲熱諷，就連在胡適領銜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上簽名的梁漱溟，也在《村治》第2號上發表文章，說胡博士的立論是八個字：“輕率大膽，真堪驚詫!”
梁漱溟寫道：“昨於《新月》二卷十號得讀尊作‘我們走那條路’一文，歡喜非常。看文前之‘緣起’一段，知先生和一班朋友在這兩年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去年討論“中國的現狀”，今年更在討論‘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何等盛事！先生和先生的朋友正是我所謂“社會上有力分子”；能於談哲學文學之外，更直接地討論這現實問題而有所主張，那社會上所得指點領導之益將更切實而宏大。回憶民國十一年直奉戰爭後，我與守常（李大釗）同訪蔡先生（蔡元培）。意欲就此倡起裁兵運動；其後約期在蔡家聚會，由先生提出“好政府主義”的時局宣言，十七人簽名發表。八九年來，不多見先生對國家問題社會問題抱何主張，作何運動，其殆即先生所說的‘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亦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目的地’麽？守常先生向來是肯想這問題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我雖百不行，卻亦頗肯想這問題。——這是先生可以了解我的，類如我民國七年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極荷先生的同情與注意；類如我在北大七八年間獨與守常相好，亦為先生所知道的。然我則沒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條路的決心與信力，更沒有攔阻他走那條路的勇氣與先見。——就隻為對這問題雖肯想而想不出解決的道兒來。現在舊日朋友多為這問題灑血犧牲而去，(守常而外，還有守常介紹給我的高仁山安體誠兩先生。)留得我們後死者擔負這問題了。我願與先生切實地徹底地討論這問題！
“先生在“我們走那條路”文中，歸結所得的方向主張，我大體甚為同意。例如先生所說的：
“我們都是不滿意於現狀的人，我們都反對那懶惰的‘聽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們仔細觀察中國的實際需要和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我們也不能不反對現在所謂’革命’的方法。我們很誠懇地宣言：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製而製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張這種種革命。因為這種種革命都隻能浪費精力，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種下相殘害相屠殺的根苗，而對於我們的真正敵人，反讓他們逍遙自在，氣焰更凶，而對於我們所應該建立的國家，反越走越遠。我於此完全同意；還有下麵一段話，我亦相對地同意：
“我們的真正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汙，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隻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
“這個根本態度和方法，不是懶惰的自然演進，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號標語式的革命，隻是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
“這個方法是很艱難的，但是我們不承認別有簡單容易的方法。這個方法是很迂緩的，但是我們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喊口號貼標語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機關槍對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暴動與屠殺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們又知道，用自覺的努力來指導改革，來促進變化，也許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許人家需要幾百年逐漸演進的改革，我們能在幾十年中完全實現。然而我於先生所由得此歸結主張之前邊的理論，則不能無疑。先生的主張恰與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相反，這在同一問題下，為何等重大差異不同的解答！先生憑什麽推翻許多聰明有識見人所共持的‘大革命論’？先生憑什麽建立‘一步一步自覺的改革論’？如果你不能結結實實指證出革命論的錯誤所在，如果你不能確確明明指點出改革論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認人家，而別提新議。然而我們試就先生文章檢看果何如呢？
“在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認為第一大仇敵是國際的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的封建軍閥；先生無取於是，而別提出貧窮，疾病，愚昧，貪汙，擾亂，五大仇敵之說。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何以不是我們的敵人？在先生，其必有深意，正待要好好聆教；乃不意先生隻輕描淡寫地說得兩句：
“這五大仇敵之中……（中略）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製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麽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麽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害，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麽？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鏟除這五大敵人。
“像這樣地輕率大膽，真堪警詫！原來帝國主義之不算仇敵是這樣簡單明了的事；先生明見及此，何不早說？可免得冤枉死了許多人。唉！我方以革命家為輕率淺薄，乃不期先生之非難革命家者，還出革命家之下。三數年來的革命，就他本身說，可算沒結果；然影響所及，亦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舉其一點，便是大大增進了國人對所謂世界列強和自己所處地位關係的認識與注意，大大增進了國人對於“經濟”這一問題的認識與注意；——兩層相連，亦可說是二而一的；近年出版界中，最流行的談革命的書報刊物，無非在提撕此點；而其最先（或較早）能為統係地具體地詳細地指證說明者，則殆無逾漆樹芬先生‘經濟侵略下之中國’一書。此書一出，而‘中國問題’的意義何在，——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中國問題’的解決何在，——在解除不平等條約的桎梏束縛；遂若日月之昭明而不可易。
“此處‘遂若’二字請讀者注意；蓋我意尚不然也。我且抄漆君原書結論於此：
“（上略）為帝國主義所必要市場與投資之絕對二個條件，環顧今日世界，已多無存；是為其外圍之區域日益減少，而崩壞之機迫於目前。惟我中國，土地則廣袤數千萬方英裏，人口則擁有四萬萬眾，對於貨物與資本之需要量，對於原料品食料品之供給量，大而無倫，恰為資本帝國主義欲繼續其生存發達之最好的理想地。有此原因，必有結果。結果者何？外國之資本帝國主義國家，遂如萬馬奔騰之勢，以踐踏於我國矣。於是為解決其市場問題，而我有百個商埠之提供；為解決其投資問題，而我有二十餘億元資本之吸收，而有數多利權之喪失；為圓滑其市場與投資地之經營起見，而我有巨大交通權之讓與。我國一部之對外關係史，略具於此矣。不但此也，從政治而言，他們在我國又有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之設定，遂在我國儼成一支配階級；從經濟而言，他們向我獲有關稅之束縛權，與投資之優先權，在我國遂成一剩餘價值榨取之階級。他們這種行動，實如大盜之入我室而搜我財綁我票，使我身家財產蕩然無存一樣，特我國民不自覺耳！同胞乎！今日國家之大病，實在於國民生活維艱，而生活維艱之所以，即在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之侵略與榨取。管子雲：‘倉廩實而知禮節。’孟氏雲：“有恒產者，有恒心。”故欲解決中國之政治問題，根本上尤不可不使我國經濟開發。顧我國今日之經濟，從本書看來，已受資本帝國主義層層束縛，萬不能有發達之勢。換言之，即我們欲使我國成為萬人詛咒之資本主義國家，亦事實有不能也，遑論其他！然則欲救我中國，非從經濟改造不可，而欲改造我國經濟，實非抵抗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不可。以個人意見，今日中國，已成為國際資本階級聯合對我之局，並常嗾使軍閥以助長我之內亂。故我除一方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弱小民族以抗此共同之敵，他方內部實行革命，使國家之公正得實現外，實無良法也。雖然，此豈易易事哉！須協我億眾之力，出以必死奮鬥之精神，建設強有力之國家始獲有濟！
“先生果欲推翻革命論，不可不於此對方立論根據所在，好加審量。卻不料先生在這大潮流鼓蕩中，竟自沒感受影響；於對方立論的根據由來，依然沒有什麽認識與注意。先生所說五大仇敵誰不知得，寧待先生耳提麵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舉出這五樣現象的，蓋由認識得其症結皆在一個地方。疾病，愚昧，皆與貧窮為緣；貪汙則與擾亂有關；貧窮則直接出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擾亂則間接由帝國主義之操縱軍閥而來；故帝國主義實為症結所在。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說的濫調，誠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評反駁，閉著眼隻顧說自家的話，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論貧窮從不必都歸罪到帝國主義，而救貧之道，非發達生產不可；帝國主義扼死了我產業開發的途路，不與他為敵，其將奈何？這是我們要請教於適之先生的。我希望適之先生將三數年來對此問題最流行的主張辦法先批評過；再說明先生自己的“集合全國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辦法，其內容果何所謂？——如果沒有具體內容，便是空發夢想！所謂最流行的主張辦法，便是要走國家資本主義的路。
“這種論調隨在可見，我們且舉郭沫若先生為“經濟侵略下之中國”所作序文為例：
“（上略）大約是在今年三四月間的時候罷，漆君有一次來訪問我，我們的談話，漸漸歸納到中國的經濟問題上來。我們都承認中國的產業的狀況還幼稚得很，剛好達到資本化的前門，我們都承認中國有提高產業的必要。但是我們要如何去提高？我們提高的手段和程序是怎樣的？這在我們中國還是紛爭未已的問題，我在這兒便先表示我的意見。我說：在中國狀況之下，我是極為謳歌資本主義的人的反對者。我不相信在我國這種狀況之下，有資本主義發達之可能。我舉出我國那年紗廠的倒閉風潮來作我的論據。歐戰劇烈的時候，西洋資本家暫時中止了對於遠東的經營，在那時候我們中國的紗廠便應運而生，真是有雨後春筍之勢。但是不數年間歐戰一告終結，資本家的經營，漸漸恢複起來，我們中國的紗廠，便一家一家底倒閉了。這個事實，明明證明我們中國已經沒有發達資本主義的可能，因為：（一）我們資本敵不過國際的大資本家們，我們不能和他們自由競爭；（二）我們於發展資本主義上最重要的自國市場，已經被國際資本家占領了。我當時證據隻有這一個。其實這一個，已就是頂重要的證據。資本化的初步，照例是由消費品發軔的。消費品製造中極重要的棉紗事業，已不能在我們中國發展，那還說得上生產部門中機械工業嗎？
“我這個顯而易見的證明，在最近實得到一個極有力援助，便是上海工部局停止電力的問題了。我們為五卅案，以經濟的戰略對付敵人，敵人亦以經濟戰略反攻。上海工部局對於中國各工場把電力一停，中國的各工場便同時輟業。這可見我們的生殺之權，是全操在他們手裏。我們的產業，隨早隨遲，是終竟要歸他們吞噬的。我們中國小小的資產家們喲！你們就想在厝火的積薪之上，做個黃金好夢，是沒有多少時候的了。要拯救中國，不能不提高實業，要提高實業，不能不積聚資本，要積聚資本，而在我們的現狀之下，這積聚資本的條件，通通被他們限製完了，我們這種希望簡直沒有幾分可能性。然而為這根本上的原動力，就是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締結了種種不平等條約。由是他們便能夠束縛我們的關稅，能夠設定無製限的治外法權，能夠在我國自由投資，能夠自由貿易與航業，於不知不覺間便把我們的市場獨占了。
“由這樣看來，我們目前可走的路惟有一條，就是要把國際資本家從我們的市場趕出。而趕出的方法：第一是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第二是以國家之力集中資本。如把不平等條約廢除後，這國際資本家，在我國便失其發展根據，不得不從我國退出；這資本如以國家之力集中，這競爭能力便增大數倍，在經濟戰爭上，實可與之決一雌雄；是目前我國民最大之責任！除廢除不平等條約，與厲行國家資本主義外，實無他道，這便是我對於中國經濟問題解決上所懷抱的管見。
‘中國國民黨所以不能不聯俄容共，有十三年之改組，一變其已往之性質，中國近數年來的所謂國民革命，所以不能不學著俄國人腳步走，蓋有好幾方麵的緣由；即就現在所談這一麵，亦有好幾點。其一則事實所詔示，中國問題已不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而是世界問題之一部；中國問題必在反抗資本帝國主義運動下始能解決；由此所以聯俄，要加入第三國際，要談世界革命，又其一則事實所詔示，中國的一切進步與建設既必待經濟上有路走才行，而舍國家資本主義（再由此過渡到民生主義或共產主義）殆無複有他途可走；如此則無論為對外積極有力地又且機警地應付國際間嚴重形勢計，或為對內統盤策劃建造國家資本計，均非以一有主義有計劃的革命政黨，打倒割據的軍閥，奪取政權，樹立強有力的統一政府，必無從完成此大業；於是就要容共，要北伐，要一黨專政。先生不要以為暴力革命是偶然的發狂；先生不要以為不顧人權是無理性的舉動；這在革命家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在沒有徹底了解對方之前，是不能批評對方的；在沒有批評到對方之前，是不能另自建立異樣主張的。我非持革命論者，不足以代表革命論。即漆君之書，郭君之序，亦不過三數年來革命論調之一斑，偶舉以為例。最好先生破費幾天功夫搜求一些他們的書籍來看看，再有以賜教，則真社會之幸也
‘再次說到封建軍閥。先生不承認封建製度封建勢力的存在，但隻引了一些《教育雜誌》某君論文，和王阿榮陳獨秀的宣言，以證明革命家自己的矛盾可笑，全不提出自己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論斷來，亦太嫌省事！中國社會是什麽社會？封建製度或封建勢力還存在不存在？這已成了今日最熱鬧的聚訟的問題，論文和專書出了不少，意見尚難歸一。先生是喜歡作曆史研究的人，對於這問題當有所指示，我們非請教不可。革命家的錯誤，就在對中國社會的誤認；所以我們非指證說明中國社會怎樣一種結構，不足祛革命家之惑。我向不知學問，尤其不會作曆史考證功夫，對此題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掃群疑，昭見事實，實大有望於先生！
“先生雖能否認封建的存在，但終不能否認中國今日有軍閥這一回事。軍閥縱非封建製度封建勢力，然固不能證明他非我們的仇敵；遍查先生大文，對軍閥之一物如何發付，竟無下文，真堪詫異！本來中國人今日所苦者，於先生所列舉五項中，要以貧窮與擾亂為最重大。擾亂固皆軍閥之所為。假定先生不以軍閥為仇敵，而顧抱消滅“擾亂”之宏願，此中必有高明意見，巧妙辦法；我們亟欲聞教！想先生既欲解決中國問題，對軍閥擾亂這回事，必不會沒個辦法安排的；非明白切實的說出來，不足以服人，即我欲表示讚成，亦無從讚成起。
“總之，我於先生反對今之所謂革命，完全同意；但我還不大明白，先生為什麽要反對。先生那篇文太簡略，不足以說明；或者先生想的亦尚不深到周密。所以我非向先生請教不可。先生說的好：‘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也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地。’我今便是指出疑點來，請先生再徹底想想，不可苟且模糊。先生亦曾謙虛地說：‘我們的觀察和判斷自然難保沒有錯誤，但我們深信自覺的探路總勝於閉了眼睛讓人家牽著鼻子走；我們並且希望公開的討論我們自己探路的結果，可以使我們得著更正確的途徑。’據我個人所見，先生的判斷大體並不錯；我尤同情於先生所謂‘自覺的探路’，我隻祈求先生更自覺一些，更探一探。我便是誠意地（然而是很不客氣地）來參加先生所希望公開討論的一個人，想求得一更正確的途徑，先生其必許我麽？
“如果先生接受我的討論，我將對於我所相對同意的先生所主張的那‘根本態度和方法’，再提供一些意見；我將對於我所不甚同意的先生所說的那‘目的地’，再表示一些意見。總之，我將繼此有所請教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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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及那‘目的地’，我還可以就此附說幾句話。先生文中既謂：‘在我們探路之前，應該先決定我們要到什麽地方去，——我們的目的地。這個問題是我們的先決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不想到那兒去，又何必探路呢？’是指示非先解決此問題不可了。乃隨著舉出國民黨，國家主義派，共產黨三種說法之後，沒有一些研究解決，忽地翻轉又謂：‘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在討論這三個目的地，因為這種討論徒然引起無益的意氣，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所能打得了的筆墨官司。’豈不可怪！先生怕打官司，何必提出‘我們走那條路’的問題？又何必希望公開的討論？要公開討論我們走那條路的問題，就不要怕打筆墨官司才行。既於此不加討論了，乃於後文又提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而說，‘這是我們的目的地’。難道要解決一個問題，——而且是國家問題社會問題——將旁人意見——而且是社會上有力黨派的意見——擱開不理他，隻顧說我的主張，就可解決了的麽？
“總之，我勸先生運思立言，注意照顧對方要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