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雖然身在上海，但仍然很關心最初回國給自己發展機遇的北京大學。1929年1月19日，胡適到北平，以新當選校董的身份參加了北平協和醫學院校董會的會議。
梁啟超在胡適到北平當天去世，胡適作挽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新民。”
1月25日，胡適作《留戀》一詩紀念北大：“三年不見伊，便自信能把伊忘了。今天驀地相逢，這久冷的心又發狂了。我終夜不成眠，縈想著伊的愁，病，衰老。剛閉上了一雙倦眼，隻見伊莊嚴曼妙。我歡喜醒來，眼裏還噙著兩滴歡喜的淚。我忍不住笑出聲來，‘你總是這樣叫人牽記！’”
2月4日，胡適的朋友徐旭生請胡適吃飯，邀李潤章、李聖章作陪。飯後李潤章問胡適對北平教育有什麽意見，胡適主張把北京大學改作研究院，分為四個分院：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國學院、外國文學院或文學院。北大以後隻招研究生，五年之後就隻有研究院了。這樣計劃，可以避免現有的北大學院、師範一院、師範二院、法學院、文理分院的種種重複，又可以提高北方及全國之教育程度，並且吸收全國的學者和各個大學的優秀畢業生。
胡適在上海期間，還積極參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的事務。
前邊提到過了，袁世凱在外務部尚書的位置上，也幹了很多的實事。
最大的業績，是為美國退還了部分的庚子賠款所做的努力。
庚子還歀曾經是壓在晚清貧困交加的中國人民身上的最為沉重負擔，可以說是壓得中國人民喘不上氣來。
有人說，在晚清對外關係中，英國是和中國結怨最早的，日本是和中國仇怨最深的，相對關係好一點的是美國。
袁世凱到任就聽說了一個情況，是中國駐美國公使梁誠提供。美國公使梁誠說他在和美國的各界人士接觸中，發現美國有很多有良知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認為中國的庚子賠款過多，對處於苦難深重中的中國人民懷有著了深深地同情。
袁世凱對這件事引起了高度的注意。於是要求奉天巡撫唐紹儀，下功夫和美國駐奉天總領事的聯絡，加強溝通和合作。
一九零八年，袁世凱承諾，成立東三省銀行從美國借歀，積極回應美國方的關切。
同年，袁世凱派唐紹儀赴美進行秘密談判，此行的主要任務就是退還庚子賠款。
為促成這件對國家和民族至關重要的大事，有功之人當屬中國駐美公使梁誠，他曾經做了很多美國國會議員的工作。
還有一個人就是美國的在華傳教士明恩溥，他曾經通過和當時在任的美國總統的關係，寫信並當麵勸說過美國總統。
幾年後，美國在償還本國僑民的損失後，要將賠款的大部分退還我國，當作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的費用。如著名外交家顧維鈞所說：“早在1908年，唐紹儀先生作為中國政府特使與美國政府達成了減免付給美國的部分庚子賠款的協議。當時減免賠款的總數為一千二百萬元，準確的數字為一千一百九十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元七角六分。協議於1908年月12月28日簽訂。中國政府用這筆款辦起了清華學堂，培養準備赴美深造的中國學生。由於美國這一友好、慷慨表示，許多中國學生才能在完成清華預備班的學業以後赴美國各大學深造。這些留學生的全部費用都出自這筆基金。”顧氏這裏的所謂“減免賠款”，和通常所謂“退還賠款”是同一件事情。
再說，1200萬元在庚子賠款中所占比例雖然不大，但它的意義卻不小。第一，它保證了清華的資金來源，為該校聚集了一批傑出的教授（當年北京各大學經常欠薪，隻有清華是個例外），也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第二，它比其他國家先走一步，後來英國、日本、法國、蘇俄等國相繼退還庚款，顯然與此有關；第三，它為我國教育文化事業的獨立提供了一種模式和可能，這有利於中國的改革進程。
然而，過去我們對這件事的評價卻很糟糕。50年代初，吳晗、廖沫沙編過一本書，在談到“美帝退還庚款的陰謀”時說：“美國這種以文化教育方式侵華的手段之毒辣陰險，遠非大炮、軍艦所能比擬。‘攻心為上’，美帝就是企圖藉此在精神上來支配我們，影響我們，……使中國人民在不知不覺中對它發生好感，心甘情願的受其統治與奴役。”
這顯然是當時的主流話語，它雖然是特殊時代的產物，卻為後來的教科書定下基調，從而影響了好幾代人。直到80年代初，史學界才對這種說法做了一些修正。
把這麽多誌士仁人千辛萬苦的努力，所達成的對苦難的中國人的善舉，竟被為某種政治需要而妖魔化，這是很可悲的，也會讓那些好心人為之心寒。
1924年，美國國會再次通過法案，批準向中國退還庚子賠款的剩餘部分。當時顧維鈞是北洋政府外交總長，他說：“1924年減免的數目為六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二元九角。關於這筆減免款項，中美簽訂的協議規定建立一個由十名中國人和五名美國人組成的聯合董事會。美國政府指派哥倫比亞大學的孟祿教授前往北京，以便與中國政府製定和達成一項明確的協議。”
美國第二次退款的消息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廣泛關注。上海《民國日報》於1924年7月2日報道說：中國科學社、中國天文學會、遠東生物學會、考古學會、中國地學會、中國地質學會、中國氣象學會等“聯合條陳北京政府及美使，請其補助專門學術之研究”。此外“武昌文華大學中外教員有設置圖書館之運動”，顧維鈞和顏惠慶等人也想從這筆款項中為他們創辦的華洋博物館爭取補助。
與此同時，由於英國、法國、日本、蘇俄等國退還庚子賠款的意向已經十分明確，所以軍閥政客們都想控製這些款項，其中又以吳佩孚修建鐵路的設想最有代表性。吳的意思是先用這些錢修築鐵路，等到鐵路修好以後，再用鐵路賺來的錢興辦教育。這種思路與洋務運動簡直是如出一轍，或者說一脈相承。
吳的說法遭到知識界的強烈反對。那年夏天，北京八所高校頻頻召開會議，並於8月1日發表聲明，一方麵向國際社會揭露吳佩孚的說法是“黷武殃民……與飽其私人之欲壑”的借口，另一方麵向“全國父老兄弟姊妹”發出呼籲，要以拚死抗爭的精神，把這些錢“用於吾國自主獨立之教育及學術事業”。
在此之前，中國科學社也發表宣言，在譴責“彼軍人官僚之築路主張”的同時，還對這些款項的用途、管理提出具體意見，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防止政治的幹涉，以保證學術教育事業的獨立。（同上，第597頁）
在此期間，胡適與任鴻雋、楊杏佛、丁文江、朱經農等人曾在書信往來中討論此事。任鴻雋說，“這個宣言的稿子是我草的”；楊杏佛則想讓胡適“專為此事赴美一行，由社（引者按：指中國科學社）供給旅費。”
根據胡適日記保留的資料顯示，1924年8月，著名的美國教育家孟祿，為此專程到達北京以後，“八校會議”推選許繩祖、馬敘倫、查良釗、馬名海為代表，在北京飯店與孟見麵，了解他與中國政府接洽的真相以及他的態度。
孟回答說：“鄙人此次來華，不代表政府，係以國民資格非正式的促成美國退還庚款委員。”這裏所謂“美國退還庚款委員”，就是後來成立的中基會董事。孟還說：“美政府對於該款之一切事項，始終抱不幹涉主義，惟望中國能善用此款而已。故對於保管此款之委員，美國政府亦不願參與，並不願中國政府參與，甚願中國國民主持此事。”這種“不幹涉主義”和不願政府參與、要由“國民主持”的主張，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學術文化教育事業獨立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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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孟祿與我國各方麵“接洽之後，對於委員產生之方法，不得不稍為變更。”這是為什麽呢？他的回答是：“若令各團體推舉，勢必引起糾紛，不如悉由政府任命，事實上比較順利。”沒想到這個“稍為變更”，竟為後來埋下隱患。
對於中基會的成立，顧維鈞也有比較詳細的回憶。他說：“由於當時我是外交總長，所以我理應參與討論此事。在這項工作中，我得到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博士的幫助。協議草案擬出以後，由我交內閣審議批準。內閣一致通過協議草案。按例行公事，協議草案又呈送總統，由總統明令公布。協議規定了董事會的組成。董事會成員由雙方政府任命。我想，美方成員是由美國公使館按美國政府的指令提名的。董事會的中方成員有：胡適博士、郭秉文博士、前清華校長周詒春博士和範源濂先生。我記不清蔣夢麟先生是否也是董事會的成員了。”
顧氏回憶與事實略有出入。根據中基會1925年第一次年會報告，這次退還庚子賠款的議案於1924年“通過美國議會兩院，並表示此款當用以發展中國之教育及文化事業。同年九月，大總統令派顏惠慶、張伯苓、郭秉文、蔣夢麟、範源廉、黃炎培、顧維鈞、周詒春、施肇基、孟祿、杜威、貝克、貝諾德、顧臨為董事。十月三日，複令丁文江為董事，合成十五人之數。……於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遂正式成立。”可見當時胡適並不在15名董事之內。
直到1927年6月29日，中基會在天津召開第三次年會，胡適和蔡元培才被選為董事。
梁啟超在胡適到北平當天去世，胡適作挽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新民。”
1月25日，胡適作《留戀》一詩紀念北大：“三年不見伊，便自信能把伊忘了。今天驀地相逢，這久冷的心又發狂了。我終夜不成眠，縈想著伊的愁，病，衰老。剛閉上了一雙倦眼，隻見伊莊嚴曼妙。我歡喜醒來，眼裏還噙著兩滴歡喜的淚。我忍不住笑出聲來，‘你總是這樣叫人牽記！’”
2月4日，胡適的朋友徐旭生請胡適吃飯，邀李潤章、李聖章作陪。飯後李潤章問胡適對北平教育有什麽意見，胡適主張把北京大學改作研究院，分為四個分院：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國學院、外國文學院或文學院。北大以後隻招研究生，五年之後就隻有研究院了。這樣計劃，可以避免現有的北大學院、師範一院、師範二院、法學院、文理分院的種種重複，又可以提高北方及全國之教育程度，並且吸收全國的學者和各個大學的優秀畢業生。
胡適在上海期間，還積極參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的事務。
前邊提到過了，袁世凱在外務部尚書的位置上，也幹了很多的實事。
最大的業績，是為美國退還了部分的庚子賠款所做的努力。
庚子還歀曾經是壓在晚清貧困交加的中國人民身上的最為沉重負擔，可以說是壓得中國人民喘不上氣來。
有人說，在晚清對外關係中，英國是和中國結怨最早的，日本是和中國仇怨最深的，相對關係好一點的是美國。
袁世凱到任就聽說了一個情況，是中國駐美國公使梁誠提供。美國公使梁誠說他在和美國的各界人士接觸中，發現美國有很多有良知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認為中國的庚子賠款過多，對處於苦難深重中的中國人民懷有著了深深地同情。
袁世凱對這件事引起了高度的注意。於是要求奉天巡撫唐紹儀，下功夫和美國駐奉天總領事的聯絡，加強溝通和合作。
一九零八年，袁世凱承諾，成立東三省銀行從美國借歀，積極回應美國方的關切。
同年，袁世凱派唐紹儀赴美進行秘密談判，此行的主要任務就是退還庚子賠款。
為促成這件對國家和民族至關重要的大事，有功之人當屬中國駐美公使梁誠，他曾經做了很多美國國會議員的工作。
還有一個人就是美國的在華傳教士明恩溥，他曾經通過和當時在任的美國總統的關係，寫信並當麵勸說過美國總統。
幾年後，美國在償還本國僑民的損失後，要將賠款的大部分退還我國，當作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的費用。如著名外交家顧維鈞所說：“早在1908年，唐紹儀先生作為中國政府特使與美國政府達成了減免付給美國的部分庚子賠款的協議。當時減免賠款的總數為一千二百萬元，準確的數字為一千一百九十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元七角六分。協議於1908年月12月28日簽訂。中國政府用這筆款辦起了清華學堂，培養準備赴美深造的中國學生。由於美國這一友好、慷慨表示，許多中國學生才能在完成清華預備班的學業以後赴美國各大學深造。這些留學生的全部費用都出自這筆基金。”顧氏這裏的所謂“減免賠款”，和通常所謂“退還賠款”是同一件事情。
再說，1200萬元在庚子賠款中所占比例雖然不大，但它的意義卻不小。第一，它保證了清華的資金來源，為該校聚集了一批傑出的教授（當年北京各大學經常欠薪，隻有清華是個例外），也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第二，它比其他國家先走一步，後來英國、日本、法國、蘇俄等國相繼退還庚款，顯然與此有關；第三，它為我國教育文化事業的獨立提供了一種模式和可能，這有利於中國的改革進程。
然而，過去我們對這件事的評價卻很糟糕。50年代初，吳晗、廖沫沙編過一本書，在談到“美帝退還庚款的陰謀”時說：“美國這種以文化教育方式侵華的手段之毒辣陰險，遠非大炮、軍艦所能比擬。‘攻心為上’，美帝就是企圖藉此在精神上來支配我們，影響我們，……使中國人民在不知不覺中對它發生好感，心甘情願的受其統治與奴役。”
這顯然是當時的主流話語，它雖然是特殊時代的產物，卻為後來的教科書定下基調，從而影響了好幾代人。直到80年代初，史學界才對這種說法做了一些修正。
把這麽多誌士仁人千辛萬苦的努力，所達成的對苦難的中國人的善舉，竟被為某種政治需要而妖魔化，這是很可悲的，也會讓那些好心人為之心寒。
1924年，美國國會再次通過法案，批準向中國退還庚子賠款的剩餘部分。當時顧維鈞是北洋政府外交總長，他說：“1924年減免的數目為六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二元九角。關於這筆減免款項，中美簽訂的協議規定建立一個由十名中國人和五名美國人組成的聯合董事會。美國政府指派哥倫比亞大學的孟祿教授前往北京，以便與中國政府製定和達成一項明確的協議。”
美國第二次退款的消息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廣泛關注。上海《民國日報》於1924年7月2日報道說：中國科學社、中國天文學會、遠東生物學會、考古學會、中國地學會、中國地質學會、中國氣象學會等“聯合條陳北京政府及美使，請其補助專門學術之研究”。此外“武昌文華大學中外教員有設置圖書館之運動”，顧維鈞和顏惠慶等人也想從這筆款項中為他們創辦的華洋博物館爭取補助。
與此同時，由於英國、法國、日本、蘇俄等國退還庚子賠款的意向已經十分明確，所以軍閥政客們都想控製這些款項，其中又以吳佩孚修建鐵路的設想最有代表性。吳的意思是先用這些錢修築鐵路，等到鐵路修好以後，再用鐵路賺來的錢興辦教育。這種思路與洋務運動簡直是如出一轍，或者說一脈相承。
吳的說法遭到知識界的強烈反對。那年夏天，北京八所高校頻頻召開會議，並於8月1日發表聲明，一方麵向國際社會揭露吳佩孚的說法是“黷武殃民……與飽其私人之欲壑”的借口，另一方麵向“全國父老兄弟姊妹”發出呼籲，要以拚死抗爭的精神，把這些錢“用於吾國自主獨立之教育及學術事業”。
在此之前，中國科學社也發表宣言，在譴責“彼軍人官僚之築路主張”的同時，還對這些款項的用途、管理提出具體意見，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防止政治的幹涉，以保證學術教育事業的獨立。（同上，第597頁）
在此期間，胡適與任鴻雋、楊杏佛、丁文江、朱經農等人曾在書信往來中討論此事。任鴻雋說，“這個宣言的稿子是我草的”；楊杏佛則想讓胡適“專為此事赴美一行，由社（引者按：指中國科學社）供給旅費。”
根據胡適日記保留的資料顯示，1924年8月，著名的美國教育家孟祿，為此專程到達北京以後，“八校會議”推選許繩祖、馬敘倫、查良釗、馬名海為代表，在北京飯店與孟見麵，了解他與中國政府接洽的真相以及他的態度。
孟回答說：“鄙人此次來華，不代表政府，係以國民資格非正式的促成美國退還庚款委員。”這裏所謂“美國退還庚款委員”，就是後來成立的中基會董事。孟還說：“美政府對於該款之一切事項，始終抱不幹涉主義，惟望中國能善用此款而已。故對於保管此款之委員，美國政府亦不願參與，並不願中國政府參與，甚願中國國民主持此事。”這種“不幹涉主義”和不願政府參與、要由“國民主持”的主張，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學術文化教育事業獨立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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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孟祿與我國各方麵“接洽之後，對於委員產生之方法，不得不稍為變更。”這是為什麽呢？他的回答是：“若令各團體推舉，勢必引起糾紛，不如悉由政府任命，事實上比較順利。”沒想到這個“稍為變更”，竟為後來埋下隱患。
對於中基會的成立，顧維鈞也有比較詳細的回憶。他說：“由於當時我是外交總長，所以我理應參與討論此事。在這項工作中，我得到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博士的幫助。協議草案擬出以後，由我交內閣審議批準。內閣一致通過協議草案。按例行公事，協議草案又呈送總統，由總統明令公布。協議規定了董事會的組成。董事會成員由雙方政府任命。我想，美方成員是由美國公使館按美國政府的指令提名的。董事會的中方成員有：胡適博士、郭秉文博士、前清華校長周詒春博士和範源濂先生。我記不清蔣夢麟先生是否也是董事會的成員了。”
顧氏回憶與事實略有出入。根據中基會1925年第一次年會報告，這次退還庚子賠款的議案於1924年“通過美國議會兩院，並表示此款當用以發展中國之教育及文化事業。同年九月，大總統令派顏惠慶、張伯苓、郭秉文、蔣夢麟、範源廉、黃炎培、顧維鈞、周詒春、施肇基、孟祿、杜威、貝克、貝諾德、顧臨為董事。十月三日，複令丁文江為董事，合成十五人之數。……於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遂正式成立。”可見當時胡適並不在15名董事之內。
直到1927年6月29日，中基會在天津召開第三次年會，胡適和蔡元培才被選為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