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1922年這一年兩次到濟南參加全國教育方麵會議，一次是7月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次年會，一次是10月的第八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
中華教育改進社。在中.央政治腐朽、地方主義抬頭、教育領域出現權力真空的時期，教育現代化很大程度上依靠教育社團的群體力量得以實施和進行。由於當時教育團體猶如一盤散沙，難以於全國收統一之效。
鑒於此，1921年12月23日，新教育共進社、新教育雜誌社、實際教育調查社三者合並成立中華教育改進社，以“調查教育實況，研究教育學術，力謀教育改進”為宗旨。
推舉孟祿、梁啟超、嚴修、張仲仁、李石曾五人為名譽董事，蔡元培、範源濂、郭秉文、黃炎培、汪精衛、熊希齡、張伯苓、李湘辰、袁希濤九人為董事。1922年2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董事會上，公推範源濂為第一任董事長，聘陶行知為總幹事。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教育社團。
曾先後在濟南、北京、南京、太原召開年會，參與世界教育會議，創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辦有《新教育》《新教育評論》，創辦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
其主要成員包括胡適、張彭春、陳鶴琴等知名教育專家。
中華教育改進社成立，對加速中國教育的現代化，是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的。該會是因後來的戰亂而中止活動。
2011年12月23日 ，中華教育改進社恢複重建大會在北京舉行。由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教育專家學者、社會人士以及媒體代表出席了中華教育改進社恢複重建大會。 恢複重建發起人之一為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儲朝暉研究員。
確定中華教育改進社使命：以專業的力量推進教育完善，致力於把教育辦得更好。其宗旨仍然是調查教育實況，研究教育學術，力謀教育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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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為後話。
在1922年7月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次年會上，胡適參與推行國語教育、英國和日本賠款用途等問題的討論和規劃。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亦稱“全國省教育會聯合會”，是民國初期民間教育社團。發起人沈恩孚、黃炎培、經亨頤等。由各省教育會及特別行政區教育會推派代表組成。宗旨：體察國內教育狀況，並應世界趨勢，討論全國教育事宜，共同進行。
1915 年四五月間在天津舉行第一屆年會，後每年舉行一次，至 1925 年，共舉行 11 次。曆屆年會所討論議決的提案，多為當時國內教育界重大問題，如有關實業教育、職業教育、修改學製、義務教育、社會教育、推廣白話文及拚音字母等。
1921年 10月，廣州七屆年會製訂的《學製係統草案》，一年後由北洋政府略加變動，頒行全國，即“壬戌學製”。1922年八屆年會組織“新學製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曆時 8個月，擬訂《新學製課程標準綱要》， 直接影響 20年代國內興起的課程改革。
1922年10月份的教育會議主要討論的是新學製問題，胡適以北京代表的身份參會，提出調和學製會議原案與廣州議案的主張，並作為新學製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對新學製的起草完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學製的主要內容包括：將小學七年製改為六年製，中學四年製改為六年製(三三製)，取消大學預科。大學本科仍為四年，學生從大學本科畢業後進研究院。中等教育分為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兩條路(師範教育包括在職業教育內)。中等教育中的普通教育提倡多設初中，每省隻設立一所高中。11月2日，新學製正式公布，除小變動外，全部依據濟南大會起草的方案。
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說：“這一次我們把學製案告一結束，總算是一件快意的事。”
胡適一直對作為全國最高學府的北大所取得的學術成就不是很滿意。1922年，他致力於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和北大學術刊物學術著作的設計謀劃。
1921年底，北京大學評議會第三次會議公布《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組織大綱》，決定改組原有的研究所，作為畢業生繼續研究專業學術之所，計劃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和外國文學四門(實際隻設有國學門)。所長由校長兼任，各門設主任一名，由校長於本校教授中指任。
次年1月，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正式成立。從組織結構看，包括三室五會。“三室”謂登錄室、研究室和編輯室，“五會”即歌謠研究會、明清史料整理會、考古學會、風俗調查會和方言研究會。
其中考古學研究室可以說便是今天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前身。著名金石學家馬衡先生為該室第一任主任，該研究室還外聘羅振玉(1865—1940)、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1878—1945)等著名學者為考古學通信導師，並積極主動尋求與國外考古學術界的合作，影響深遠。
馬衡先生也因對中國考古學由金石考證向田野發掘過渡有促進之功，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是中國近代大學中最早建立的研究機構,也是最早對清代內閣大庫檔案進行整理的學術機構。北大國學門諸位學者率先確立了新的史料觀，開創了內閣檔案整理的四個第一:開國內學術機構整理內閣檔案之先河；首次對內閣檔案進行編目分類整理；首次將整理檔案與公布檔案同時並行；率先用檔案訓練學生。
這四個第一充分體現了北大敢為天下先的學術風範，為20世紀二十、三十年代整理內閣大庫檔案高潮的出現奠定了理論、方法、人才的基礎，為研究清代史學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2月28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召開第一次會議，胡適被推舉為《獎學金章程》的起草人及國學門雜誌主任編輯，不久，他起草的《助學金及獎學金條例》獲得通過。
1920年起，胡適任北大出版委員會委員長，1922年3月8日，他召集出版委員會，討論了出版計劃、《北大月刊》的管理辦法，以及計劃出版三種叢書《北京大學叢書》(英文類)、《北京大學國故叢書》、《北京大學國故小叢書》。
胡適在日記中說：“此三事甚滿意，為將來開無數法門。”
3月16日，胡適參加《北大月刊》編輯部會議，會議決定廢止月刊，另出四個季刊：《國學季刊》、《文藝季刊》、《自然科學季刊》、《社會科學季刊》，其中《國學季刊》由胡適負責。3月21日，《國學季刊》編輯部開會，決定該刊采用橫排，做英文提要，這在當時的國內屬於首創。
除此之外，胡適還在是年3月為北大擬訂了《學術上的組織》草案。4月19日，他當選為北大教務長及英文係主任，這樣，他在教學管理方麵的時間投入較前為更多，並提出了很多關於北大未來發展的提議。
在10月3日北大評議會上，他提議組織新建築金募款委員會，即日開始募款，懸額40萬元，主要用於建設圖書館、大講堂和宿舍，這項提議獲得了通過。
10月7日，他又在教務會議上提出一個議案：“本科各係學生之第一外國語，此後不限定必修單位；但每人於畢業之前，須經過一次外國語特別考試，要須能以中西文為正確的互譯；不及格者，不得畢業。”此項提議也獲得了通過。
胡適除了為北大的發展出謀劃策，還積極為全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獻計獻策。是年6月10日，蔡元培先生邀集胡適等人討論高等教育問題，胡適提出兩項建議：(1)組織國立大學聯合會；(2)第一大學區(北京)國立各校合並。
此外，胡適也很關注在華教會學校的問題，並堅持自己的主張。
5月23日，胡適應邀與燕京大學教員座談，討論“教會學校在中國教育製度上的位置”問題。胡適首先肯定了蔡元培在《教育獨立論》中關於教會學校的意見，然後介紹了世界各國對於教會學校實施的英德式、美國式、法國式三種政策，討論了法國式和美國式政策在中國實行的困難。最後他希望教會內部自行改良以適應時勢的需求，包括禁止小學校中之宗教教育；廢止一切學校中之強迫的宗教儀節；與其教授神學，不如鼓勵教授宗教史與比較宗教；傳教的熱心不當為用人之標準，當以才能學問為標準等內容。
是年，胡適在北京、天津和濟南等地作了多次演講，內容涉及國語教學、科學的人生觀、道德教育、婦女問題、平民自治等問題。其中2月19日胡適在平民中學演講《學生與社會》，是很精彩的，非常值得一讀。
中華教育改進社。在中.央政治腐朽、地方主義抬頭、教育領域出現權力真空的時期，教育現代化很大程度上依靠教育社團的群體力量得以實施和進行。由於當時教育團體猶如一盤散沙，難以於全國收統一之效。
鑒於此，1921年12月23日，新教育共進社、新教育雜誌社、實際教育調查社三者合並成立中華教育改進社，以“調查教育實況，研究教育學術，力謀教育改進”為宗旨。
推舉孟祿、梁啟超、嚴修、張仲仁、李石曾五人為名譽董事，蔡元培、範源濂、郭秉文、黃炎培、汪精衛、熊希齡、張伯苓、李湘辰、袁希濤九人為董事。1922年2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董事會上，公推範源濂為第一任董事長，聘陶行知為總幹事。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教育社團。
曾先後在濟南、北京、南京、太原召開年會，參與世界教育會議，創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辦有《新教育》《新教育評論》，創辦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
其主要成員包括胡適、張彭春、陳鶴琴等知名教育專家。
中華教育改進社成立，對加速中國教育的現代化，是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的。該會是因後來的戰亂而中止活動。
2011年12月23日 ，中華教育改進社恢複重建大會在北京舉行。由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教育專家學者、社會人士以及媒體代表出席了中華教育改進社恢複重建大會。 恢複重建發起人之一為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儲朝暉研究員。
確定中華教育改進社使命：以專業的力量推進教育完善，致力於把教育辦得更好。其宗旨仍然是調查教育實況，研究教育學術，力謀教育改進。
<a id="wzsy" href="http://www.slkslk.com">slkslk.com</a>
這為後話。
在1922年7月的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一次年會上，胡適參與推行國語教育、英國和日本賠款用途等問題的討論和規劃。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亦稱“全國省教育會聯合會”，是民國初期民間教育社團。發起人沈恩孚、黃炎培、經亨頤等。由各省教育會及特別行政區教育會推派代表組成。宗旨：體察國內教育狀況，並應世界趨勢，討論全國教育事宜，共同進行。
1915 年四五月間在天津舉行第一屆年會，後每年舉行一次，至 1925 年，共舉行 11 次。曆屆年會所討論議決的提案，多為當時國內教育界重大問題，如有關實業教育、職業教育、修改學製、義務教育、社會教育、推廣白話文及拚音字母等。
1921年 10月，廣州七屆年會製訂的《學製係統草案》，一年後由北洋政府略加變動，頒行全國，即“壬戌學製”。1922年八屆年會組織“新學製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曆時 8個月，擬訂《新學製課程標準綱要》， 直接影響 20年代國內興起的課程改革。
1922年10月份的教育會議主要討論的是新學製問題，胡適以北京代表的身份參會，提出調和學製會議原案與廣州議案的主張，並作為新學製的主要起草者之一，對新學製的起草完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學製的主要內容包括：將小學七年製改為六年製，中學四年製改為六年製(三三製)，取消大學預科。大學本科仍為四年，學生從大學本科畢業後進研究院。中等教育分為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兩條路(師範教育包括在職業教育內)。中等教育中的普通教育提倡多設初中，每省隻設立一所高中。11月2日，新學製正式公布，除小變動外，全部依據濟南大會起草的方案。
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說：“這一次我們把學製案告一結束，總算是一件快意的事。”
胡適一直對作為全國最高學府的北大所取得的學術成就不是很滿意。1922年，他致力於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和北大學術刊物學術著作的設計謀劃。
1921年底，北京大學評議會第三次會議公布《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組織大綱》，決定改組原有的研究所，作為畢業生繼續研究專業學術之所，計劃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和外國文學四門(實際隻設有國學門)。所長由校長兼任，各門設主任一名，由校長於本校教授中指任。
次年1月，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正式成立。從組織結構看，包括三室五會。“三室”謂登錄室、研究室和編輯室，“五會”即歌謠研究會、明清史料整理會、考古學會、風俗調查會和方言研究會。
其中考古學研究室可以說便是今天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前身。著名金石學家馬衡先生為該室第一任主任，該研究室還外聘羅振玉(1865—1940)、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1878—1945)等著名學者為考古學通信導師，並積極主動尋求與國外考古學術界的合作，影響深遠。
馬衡先生也因對中國考古學由金石考證向田野發掘過渡有促進之功，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是中國近代大學中最早建立的研究機構,也是最早對清代內閣大庫檔案進行整理的學術機構。北大國學門諸位學者率先確立了新的史料觀，開創了內閣檔案整理的四個第一:開國內學術機構整理內閣檔案之先河；首次對內閣檔案進行編目分類整理；首次將整理檔案與公布檔案同時並行；率先用檔案訓練學生。
這四個第一充分體現了北大敢為天下先的學術風範，為20世紀二十、三十年代整理內閣大庫檔案高潮的出現奠定了理論、方法、人才的基礎，為研究清代史學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2月28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召開第一次會議，胡適被推舉為《獎學金章程》的起草人及國學門雜誌主任編輯，不久，他起草的《助學金及獎學金條例》獲得通過。
1920年起，胡適任北大出版委員會委員長，1922年3月8日，他召集出版委員會，討論了出版計劃、《北大月刊》的管理辦法，以及計劃出版三種叢書《北京大學叢書》(英文類)、《北京大學國故叢書》、《北京大學國故小叢書》。
胡適在日記中說：“此三事甚滿意，為將來開無數法門。”
3月16日，胡適參加《北大月刊》編輯部會議，會議決定廢止月刊，另出四個季刊：《國學季刊》、《文藝季刊》、《自然科學季刊》、《社會科學季刊》，其中《國學季刊》由胡適負責。3月21日，《國學季刊》編輯部開會，決定該刊采用橫排，做英文提要，這在當時的國內屬於首創。
除此之外，胡適還在是年3月為北大擬訂了《學術上的組織》草案。4月19日，他當選為北大教務長及英文係主任，這樣，他在教學管理方麵的時間投入較前為更多，並提出了很多關於北大未來發展的提議。
在10月3日北大評議會上，他提議組織新建築金募款委員會，即日開始募款，懸額40萬元，主要用於建設圖書館、大講堂和宿舍，這項提議獲得了通過。
10月7日，他又在教務會議上提出一個議案：“本科各係學生之第一外國語，此後不限定必修單位；但每人於畢業之前，須經過一次外國語特別考試，要須能以中西文為正確的互譯；不及格者，不得畢業。”此項提議也獲得了通過。
胡適除了為北大的發展出謀劃策，還積極為全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獻計獻策。是年6月10日，蔡元培先生邀集胡適等人討論高等教育問題，胡適提出兩項建議：(1)組織國立大學聯合會；(2)第一大學區(北京)國立各校合並。
此外，胡適也很關注在華教會學校的問題，並堅持自己的主張。
5月23日，胡適應邀與燕京大學教員座談，討論“教會學校在中國教育製度上的位置”問題。胡適首先肯定了蔡元培在《教育獨立論》中關於教會學校的意見，然後介紹了世界各國對於教會學校實施的英德式、美國式、法國式三種政策，討論了法國式和美國式政策在中國實行的困難。最後他希望教會內部自行改良以適應時勢的需求，包括禁止小學校中之宗教教育；廢止一切學校中之強迫的宗教儀節；與其教授神學，不如鼓勵教授宗教史與比較宗教；傳教的熱心不當為用人之標準，當以才能學問為標準等內容。
是年，胡適在北京、天津和濟南等地作了多次演講，內容涉及國語教學、科學的人生觀、道德教育、婦女問題、平民自治等問題。其中2月19日胡適在平民中學演講《學生與社會》，是很精彩的，非常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