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上海期間，曾應邀多次作演講，其中為上海一師附小、二師附小就分別做了《小學教師的修養》的演說。胡適還參觀了一師附小的暑期實施示教班，認為：“這班小學生對於教師真同家人朋友一樣，即此一端已很難做到。”足見他對兒童教育的關心和熱心。
1921年7月30日，他應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第一屆暑期講習會之邀，專程去蘇州做過兩次演講，主題為《小學教師之修養》及《實驗主義》。據當年8月4日的《申報》報道，“聽者滿座，頗極一時之盛”。
著名學者、當時還是小學教員的葉聖陶就是此次演講的忠實聽眾之一，聽講之後不久，他甚至將演講內容及場景寫進了小說。
7月31日，胡適到南京，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暑期學校作《研究國故的方法》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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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演開頭，胡適言道：”研究國故，在現時確有這種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對於中國本來的文化和學術，都缺乏研究的興趣。講到研究國故的人，真是很少，這原也怪不得他們，實有以下二種原囚：一、古今比較起來，舊有的東西就很易現出破綻。在中國科學一方麵，當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覺淺薄得很，這樣當然不能引起青年們的研究興趣了。二、中國的國故書籍，實在太沒有係統了。
“曆史書，一本有係統的也找不到；哲學也是如此。就是文學一方麵，《詩經》總算是世界文學上的寶貝，但假使我們去研究《詩經》，竟沒有一本書能供給我們做研究的資料的。原來中國的書籍，都是為學者而設，非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們要研究，也就無從研究起。我很望諸君對於國故，有些研究的興趣，來下一番真實的工夫，使彼成為有係統的。對於國故，亟應起來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興趣，並能使有研究興趣的人容易去研究。……我們要明了現社會的情況，就得去研究國故。古人講，知道過去才能知道現在。國故專講國家過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種方法……”
胡適提出四個方法是：(1)曆史的觀念：“我們看舊書，可當它作是曆史看。清乾隆時，有個叫章學誠的，著了一本《文史通義》，上邊說“六經皆史也”。我現在進一步來說：‘一切舊書——古書——都是史也’”。
(2)疑古的態度：“疑古的態度，簡要言之，就是‘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十個字……”
(3)係統的研究；“我們研究無論什麽書籍，都宜要尋出它的脈絡，研究它的係統。所以我們無論研究什麽東西，就須從曆史方麵著手。要研究文學和哲學，就得先研究文學史和哲學史。政治亦然。研究社會製度，亦宜先研究其製度沿革史，尋出因果的關係，前後的關鍵，要從沒有係統的文學、哲學、政治等等裏邊，去尋出係統來……”
(4)整理：“整理國故，能使後人研究起來，不感受痛苦。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要使從前少數人懂得的，現在變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條件，可分形式內容二方麵講：（一）形式方麵，加上標點和符號，替它分開段落來。（二）內容方麵，加上新的注解，折中舊有的注解。並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證，還要講明書的曆史和價值”。
8月2日，胡適到安慶，在之後的幾天裏，他為安徽各界作演講，這期間更是忙得不亦樂乎，經常是半天便有兩場講演。其講演主要有《實驗主義》、《科學的人生觀》、《女子問題》、《國語運動與國語教育》、《好政府主義》等。其中《好政府主義》，算是胡適第一次公開談論政治，這顯然有些不同尋常。
8月6日，胡適作了安慶之行的最後一次演講，就是《對於安徽教育的一點意見》。在演講中他提出了幾個具體的建議，包括安徽大學的籌建，大型圖書館的興辦，國民學校、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方麵應給予女子更多的受教育機會等。
這一年，是胡適在各地演講最多的一年，除上述在外地的演講外，胡適還在京津兩地作了多次演講，包括在清華大學做《廢止國恥紀念的提議》演講，他的理由是：機械的紀念沒有意義；紀念過去使我們忘記現在；對外的紀念不如對內的努力。
8月8日，胡適返回到上海。負責主持北大在江蘇的招考。9月7日，他告別上海的朋友，登上北上的列車於9月9日淩晨一點多回到到北京。
9月19日，胡適與顧孟餘、顏任光、陳聘丞在蔡元培校長家中商量北大的事情。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他主張大學正在進行的工作應該“破釜沉舟”地幹下去，說，“蔡先生尚不退縮，我們少年人更不當退縮”。當晚商定的事情有：“(1)圖書募捐事（圖書館募捐）；(2)主任改選事；(3)教務長改選事；(4)減政事；(5)組織教育維持會事。”
胡適非常重視圖書館在大學中的作用，積極推動北大籌建新圖書館。5月初，胡適曾在北大教職員代表會上提議，教職員捐出當年4月份工資，用來修築新圖書館。
9月25日，胡適給蔡元培校長寫了一封長信，談自己關於北大改良的看法。信中主要談了預科改良問題。胡適認為，應明確規定預科卒業的標準，建議舉辦“實驗班”，來驗證預科卒業的標準程度能否在一年內達成，並對非實驗班預科新生提出整頓方法。
10月11日，北大正式開學，除新教員演說外，蔡校長請胡適也講幾句。胡適說，學生在擇業上要考慮自己的性情和能力，不能因為世俗的需要而違背自己的天性。他對北大的希望仍然是提高，即提升學術水準，培養高深學問。他希望學生應該有決心，今後不再罷課了。此外，胡適還報告了學校考試製度和設備方麵的情況，指出北大應該有嚴格的考試與嚴格的管理。他希望北大一方麵要有“蔡校長所說的為知識而求知識的精神，一方麵又要成為有實力為中國造曆史、為文化開新紀元的‘學閥’”。
這個新學期，胡適增開“杜威著作選讀”課程，因這值杜威熱，此課特別受歡迎。
為了推行白話文，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簡稱“國語統一會”。分期舉辦國語講習所，是國語統一會的一項重要工作。
1921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舉辦第三屆國語講習所，請胡適去講“國語文學史”。胡適用了不足兩個月，編成了十五篇講義。該書也有“截斷眾流”的表現。除“我為什麽要講國語文學史呢？”“古文是何時死的？”兩講總括介紹外，正式的開始，是：“漢朝的平民文學”。連《中國哲學史大綱》起始的《詩經》也未入列。截止地方隻到“南宋的白話文”。這應該是當時講課的時間有關。雖然不過半部文學史講義，在當時也產生了些影響。
胡適的文學史講義很注意趣味性，譬如大量援引詩章進行比較，把文學史活生生地展開聽眾麵前。在講義中，他反複強調平民文學是新文學的重要源泉，體現了胡適平民文學觀。
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胡適因為身體多病，加上因名聲在外，應酬頗多，事情繁雜，忙忙碌碌中，他驀然回首，發現自己在學術上的所得大不如最初歸國那幾年，這令他自己對自己很不滿意。
例如他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記中評價自己說：“我想我這兩年的成績，遠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慚愧！”
從研究著述方麵看，也確是這樣。胡適在1921年完成的主要著作是《章實齋年譜》,1922年1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2月26日，胡適收到商務印書館寄來的40本樣書，他在日記中說：“此書是我的一種玩意兒，但這也可見對於一個人作詳細研究的不容易。我費了半年的閑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個章學誠。作學史真不容易！若我對於人人都要用這樣一番工夫，我的《哲學史》真沒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現在隻希望開山辟地，大刀闊斧地砍去，讓後來的能者來做細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闊斧的人也須要有拿得起繡花針兒的本領。我這本《年譜》雖是一時高興之作，他卻也給了我一點拿繡花針的訓練。”
胡適歸國後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嚐試集》，以及對《紅樓夢》等古典小說的研究，都具有開創性的示範作用，也就是他的“開山辟地，大刀闊斧地砍去”，但因為涉獵較廣，往往不能繼續做專一深入的努力。到了1922年，在古典小說方麵，胡適除了為亞東圖書館標點本《三國誌演義》作《三國誌演義序》外，還完成了《吳敬梓年譜》。此外，胡適在學術方麵的主要著述還有為《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寫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和《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
10月，胡適的《先秦名學史》英文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這其實是他當年的博士論文的整理稿。
在對自己不滿意的同時，他對國學界的現狀也憂心忡忡，在8月28日的日記中言道：“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隻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隻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跟葉沒有條理係統，隻有王國維最有希望。”
這一年，胡適的很多的精力是用在了創辦和編輯《努力周報》，參與全國教育規劃改革，以及北大教學研究的管理籌劃等事務上。
1921年7月30日，他應江蘇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第一屆暑期講習會之邀，專程去蘇州做過兩次演講，主題為《小學教師之修養》及《實驗主義》。據當年8月4日的《申報》報道，“聽者滿座，頗極一時之盛”。
著名學者、當時還是小學教員的葉聖陶就是此次演講的忠實聽眾之一，聽講之後不久，他甚至將演講內容及場景寫進了小說。
7月31日，胡適到南京，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暑期學校作《研究國故的方法》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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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演開頭，胡適言道：”研究國故，在現時確有這種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對於中國本來的文化和學術，都缺乏研究的興趣。講到研究國故的人，真是很少，這原也怪不得他們，實有以下二種原囚：一、古今比較起來，舊有的東西就很易現出破綻。在中國科學一方麵，當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覺淺薄得很，這樣當然不能引起青年們的研究興趣了。二、中國的國故書籍，實在太沒有係統了。
“曆史書，一本有係統的也找不到；哲學也是如此。就是文學一方麵，《詩經》總算是世界文學上的寶貝，但假使我們去研究《詩經》，竟沒有一本書能供給我們做研究的資料的。原來中國的書籍，都是為學者而設，非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們要研究，也就無從研究起。我很望諸君對於國故，有些研究的興趣，來下一番真實的工夫，使彼成為有係統的。對於國故，亟應起來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興趣，並能使有研究興趣的人容易去研究。……我們要明了現社會的情況，就得去研究國故。古人講，知道過去才能知道現在。國故專講國家過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種方法……”
胡適提出四個方法是：(1)曆史的觀念：“我們看舊書，可當它作是曆史看。清乾隆時，有個叫章學誠的，著了一本《文史通義》，上邊說“六經皆史也”。我現在進一步來說：‘一切舊書——古書——都是史也’”。
(2)疑古的態度：“疑古的態度，簡要言之，就是‘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十個字……”
(3)係統的研究；“我們研究無論什麽書籍，都宜要尋出它的脈絡，研究它的係統。所以我們無論研究什麽東西，就須從曆史方麵著手。要研究文學和哲學，就得先研究文學史和哲學史。政治亦然。研究社會製度，亦宜先研究其製度沿革史，尋出因果的關係，前後的關鍵，要從沒有係統的文學、哲學、政治等等裏邊，去尋出係統來……”
(4)整理：“整理國故，能使後人研究起來，不感受痛苦。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要使從前少數人懂得的，現在變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條件，可分形式內容二方麵講：（一）形式方麵，加上標點和符號，替它分開段落來。（二）內容方麵，加上新的注解，折中舊有的注解。並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證，還要講明書的曆史和價值”。
8月2日，胡適到安慶，在之後的幾天裏，他為安徽各界作演講，這期間更是忙得不亦樂乎，經常是半天便有兩場講演。其講演主要有《實驗主義》、《科學的人生觀》、《女子問題》、《國語運動與國語教育》、《好政府主義》等。其中《好政府主義》，算是胡適第一次公開談論政治，這顯然有些不同尋常。
8月6日，胡適作了安慶之行的最後一次演講，就是《對於安徽教育的一點意見》。在演講中他提出了幾個具體的建議，包括安徽大學的籌建，大型圖書館的興辦，國民學校、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方麵應給予女子更多的受教育機會等。
這一年，是胡適在各地演講最多的一年，除上述在外地的演講外，胡適還在京津兩地作了多次演講，包括在清華大學做《廢止國恥紀念的提議》演講，他的理由是：機械的紀念沒有意義；紀念過去使我們忘記現在；對外的紀念不如對內的努力。
8月8日，胡適返回到上海。負責主持北大在江蘇的招考。9月7日，他告別上海的朋友，登上北上的列車於9月9日淩晨一點多回到到北京。
9月19日，胡適與顧孟餘、顏任光、陳聘丞在蔡元培校長家中商量北大的事情。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他主張大學正在進行的工作應該“破釜沉舟”地幹下去，說，“蔡先生尚不退縮，我們少年人更不當退縮”。當晚商定的事情有：“(1)圖書募捐事（圖書館募捐）；(2)主任改選事；(3)教務長改選事；(4)減政事；(5)組織教育維持會事。”
胡適非常重視圖書館在大學中的作用，積極推動北大籌建新圖書館。5月初，胡適曾在北大教職員代表會上提議，教職員捐出當年4月份工資，用來修築新圖書館。
9月25日，胡適給蔡元培校長寫了一封長信，談自己關於北大改良的看法。信中主要談了預科改良問題。胡適認為，應明確規定預科卒業的標準，建議舉辦“實驗班”，來驗證預科卒業的標準程度能否在一年內達成，並對非實驗班預科新生提出整頓方法。
10月11日，北大正式開學，除新教員演說外，蔡校長請胡適也講幾句。胡適說，學生在擇業上要考慮自己的性情和能力，不能因為世俗的需要而違背自己的天性。他對北大的希望仍然是提高，即提升學術水準，培養高深學問。他希望學生應該有決心，今後不再罷課了。此外，胡適還報告了學校考試製度和設備方麵的情況，指出北大應該有嚴格的考試與嚴格的管理。他希望北大一方麵要有“蔡校長所說的為知識而求知識的精神，一方麵又要成為有實力為中國造曆史、為文化開新紀元的‘學閥’”。
這個新學期，胡適增開“杜威著作選讀”課程，因這值杜威熱，此課特別受歡迎。
為了推行白話文，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簡稱“國語統一會”。分期舉辦國語講習所，是國語統一會的一項重要工作。
1921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舉辦第三屆國語講習所，請胡適去講“國語文學史”。胡適用了不足兩個月，編成了十五篇講義。該書也有“截斷眾流”的表現。除“我為什麽要講國語文學史呢？”“古文是何時死的？”兩講總括介紹外，正式的開始，是：“漢朝的平民文學”。連《中國哲學史大綱》起始的《詩經》也未入列。截止地方隻到“南宋的白話文”。這應該是當時講課的時間有關。雖然不過半部文學史講義，在當時也產生了些影響。
胡適的文學史講義很注意趣味性，譬如大量援引詩章進行比較，把文學史活生生地展開聽眾麵前。在講義中，他反複強調平民文學是新文學的重要源泉，體現了胡適平民文學觀。
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胡適因為身體多病，加上因名聲在外，應酬頗多，事情繁雜，忙忙碌碌中，他驀然回首，發現自己在學術上的所得大不如最初歸國那幾年，這令他自己對自己很不滿意。
例如他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記中評價自己說：“我想我這兩年的成績，遠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慚愧！”
從研究著述方麵看，也確是這樣。胡適在1921年完成的主要著作是《章實齋年譜》,1922年1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2月26日，胡適收到商務印書館寄來的40本樣書，他在日記中說：“此書是我的一種玩意兒，但這也可見對於一個人作詳細研究的不容易。我費了半年的閑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個章學誠。作學史真不容易！若我對於人人都要用這樣一番工夫，我的《哲學史》真沒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現在隻希望開山辟地，大刀闊斧地砍去，讓後來的能者來做細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闊斧的人也須要有拿得起繡花針兒的本領。我這本《年譜》雖是一時高興之作，他卻也給了我一點拿繡花針的訓練。”
胡適歸國後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嚐試集》，以及對《紅樓夢》等古典小說的研究，都具有開創性的示範作用，也就是他的“開山辟地，大刀闊斧地砍去”，但因為涉獵較廣，往往不能繼續做專一深入的努力。到了1922年，在古典小說方麵，胡適除了為亞東圖書館標點本《三國誌演義》作《三國誌演義序》外，還完成了《吳敬梓年譜》。此外，胡適在學術方麵的主要著述還有為《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寫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和《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
10月，胡適的《先秦名學史》英文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這其實是他當年的博士論文的整理稿。
在對自己不滿意的同時，他對國學界的現狀也憂心忡忡，在8月28日的日記中言道：“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隻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隻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跟葉沒有條理係統，隻有王國維最有希望。”
這一年，胡適的很多的精力是用在了創辦和編輯《努力周報》，參與全國教育規劃改革，以及北大教學研究的管理籌劃等事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