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到美國一年多之後，辛亥革命爆發，胡適有很多同學和朋友親自參加了辛亥革命。胡適雖然自己沒有參加，但他密切關注革命的進程，並且和同學朋友有很多通信往來論及革命，他也曾經在很多美國人麵前為革命辯護。
遠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的胡適，是在10月12日得到辛亥革命爆發消息的。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上課。聞武昌革命軍起事，瑞澂棄城而逃，新軍內應，全城遂為黨人所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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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胡適在日記中表示了對於受命鎮壓辛亥革命的袁世凱的鄙夷之情：“相傳袁世凱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
10月30日是中國傳統的九九重陽節，也就是農曆九月初九日。已經留學美國一年有餘的胡適，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今日為重九，‘天涯第二重九’矣。而回首故國，武漢之間，血戰未已；三川獨立，尚未可知；桂林長沙俱成戰場；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保時乎！”
胡適日記至此戛然而止。幾個月後，胡適在寫給本家堂兄胡紹庭的書信中表白道： “祖國風雲，一日千裏，世界第一大共和國已呱呱墮地矣！去國遊子翹首西望，雀躍鼓舞，何能自已耶！……現官費學生皆有朝不保夕之勢。然吾何恤哉？吾恨不能飛歸為新國效力耳！”
1912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一周年紀念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為我國大革命周年之紀念，天雨濛籠，秋風蕭瑟，客子眷顧，永懷故國，百感都集。欲作一詩寫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胡適早年就與革命黨人有交往。
胡適他就讀中國公學期間（1906-1910），由於該校實際上由當時的革命黨人（同盟會員）所創辦並控製，該校師生中有不少革命黨骨幹成員（如於右任、馬君武、但懋辛等）頻繁地進行各種革命活動，校內還公開傳閱革命派刊物《民報》，而胡適平時與這些進步師生的關係又十分密切，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革命黨人的活動。有關細節，胡適後來談起來記憶猶新。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寫道：“有一晚十點鍾的時候，我快睡了，但君來找我，說：有個女學生從日本回國，替朋友帶了一隻手提小皮箱，江海關上要檢查，她說沒有鑰匙，海關上不放行。但君因為我可以說幾句英國話，要我到海關上去辦交涉。我知道箱子裏是危險的違禁品，就跟了他到海關碼頭，這時候已過十一點鍾，誰都不在了。我們隻好怏怏回去。”
文中的但君，即革命黨人但懋辛。《四十自述》還說：“二十年後，但懋辛先生才告訴我，當時校裏的同盟會員曾商量過，大家都認為我將來可以做學問，他們要愛護我，所以不勸我參加革命的事。”
另外，胡適積極參與寫稿、編輯甚至實際主編的《競業旬報》，該刊名義上為該校學生社團“競業學會”的會刊，實質上是一份具有明顯革命宣傳意圖與實際內容的公開出版物。所以國民黨的史學家明確地稱胡適，為“民國前革命報人”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適當時涉足辛亥革命的活動，並非是被動卷入，而是有相當的思想基礎。這是因為，胡適入讀中國公學之前一年（1905），即革命思潮在全國範圍內剛興起不久，他不僅如饑似渴地偷偷捧讀了鄒容著《革命軍》，甚至作了全文抄寫。與之相適應的一個舉動是，胡適因對當時的清廷上海道袁海觀袒護殺害中國老百姓的凶手（一名沙俄水兵）的做法嚴重不滿，他除了堅決拒絕學校當局推薦的由上海道衙門主持的考試，還和兩名同學一起寫匿名信給袁海觀，對其嚴詞斥責。這一做法的指歸及其政治性質，顯然與前幾年由激進的留日學生發起的“拒俄運動”近似。
有人認為，後來國民黨政府以蔣介石為首的“黨國要員”，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胡適表現了親近、尊重和寬容的態度，究其根本原因，正在於胡適早在同盟會成立前後就在一度上參與了辛亥革命的活動，大致屬於國民革命的“元老”級人物。
還有就是，正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的胡適，毅然決定由農科（農學院）轉為文科（文學院）。很重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事件）的直接或間接誘導。胡適當年雖然可能並不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在思想感情上卻已一定程度地把辛亥革命與自己的人生聯係在一起，並表示願意以自己的方式為之服務。
胡適《嚐試集》的《文學篇——別叔永、杏佛、覲莊》中，坦陳了學成歸國前夜的心情：“故國方新造，紛爭久未定。學以濟時艱，要與時相應。文章盛世事，今日何消問？”
至於胡適晚年作“口述自傳”的時候，才相當明確地回憶指出：“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便是辛亥革命”。這一點，更是表明胡適在實際上完全承認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對於自己的人生道路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胡適說過：“中國政治大革命雖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後來種種革新事業的總出發點，因為那個頑固腐敗勢力的大本營若不顛覆，一切新人物與新思想都不容易出頭。戊戌（1898）的百日維新，當不起一個頑固老太婆的一道諭旨，就全盤推翻了。——我們若在滿清時代主張打倒古文，采取白話文，隻需一位禦史的彈本就可以封報館捉拿人了。——當我們在民國時代提倡白話文的時候，——幸而帝製推倒以後，頑固的勢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話文運動雖然時時受點障害，究竟還不到“煙消灰滅”的地步。這是我們不能不歸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這裏強調辛亥革命為此後中國社會的“種種革新事業的總出發點”，無疑是對辛亥革命的曆史意義較為準確和到位的評價。
對於新建的中華民國，胡適還是愛護的。對種種損害民國的行徑，他都不能容忍。
當時，有一個叫布朗德(J.O.P.Bland)的英國人，從倫敦到美國來，四處遊說，詆毀中華民國。布氏曾經在中國海關做過事，他的演說登在報上，有很大的欺騙煽動作用。
胡適讀了很氣憤，當即寫信給《紐約時報》，駁斥布氏的讕言。
有一天晚上，布氏在伊薩卡演講，講題是《中國的動蕩局勢》，胡適也去聽。布氏反對美國人承認中華民國，他說列強不能承認民國，因為民國還未為中國自己的人民所承認。
胡適聽了這話，站起來用英文質問布氏，有什麽根據?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來，隻好改口，說他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對於布朗德詆毀民國的言論，中國留美學生都憤激不平，波士頓、紐約與綺色佳的留學生，多有書信往來，商議抵製的辦法。
11月22日，中國留美學生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胡適在會上提出一項建議：
在學生會設一通信部，專門翻譯英美各國反對我國的言論，給國內各報紙刊登，“以警吾國人士，冀可稍除黨見之爭，利祿之私，而為國家作救亡之計”。由此可見他維護民國的誠心。
袁世凱坐上了民國總統的寶座以後，仍不滿足，又做起皇帝夢來。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來，演出了一場尊聖祭孔的醜劇。1913至1914年間，袁氏先後頒布了幾個尊孔祭聖的命令和條例。
胡適在美國看到，曾大加嘲諷，指斥袁氏“此種命令真可笑，所謂非驢非馬也”；又揭舉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謬誤，一一加以駁斥，說它是“一片空言，全無意義，口頭讕言，可笑可歎”。當時，胡適雖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凱顛覆共和、恢複帝製的野心，卻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綱常淪，人欲橫流”，歸咎於國體變更以後自由平等之流禍，是一大謬誤。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凱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 J.Goodnow)，在美國各地演說，並發表了《共和與君主》一文，為袁氏複辟帝製大造輿論。楊度、孫毓筠等緊跟著發起組織籌安會，按照古德諾的調子，加緊鼓吹帝製。
胡適從報上得知消息以後，寫了《中國與民主》及《古德諾與中國之頑固反動》兩篇英文文章，分別寄給紐約《望》月刊和《新共和國》周報。
文章針對古德諾的謬論駁斥說：“古德諾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憲權威們認為，東方人不適合於民主的政府形式，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過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國相信，正是因為中國過去沒有民主，現在就必須有民主。年輕的中國又相信，如果第一個中華民國民主的生命較長，到那時候就會在中國建立起相當有力的控製，並且有了四年民主政體的政治經驗，盡管這個經驗還是不完善的，而到時候就可以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了解，什麽是共和政體的真正的意義。”
這時候的胡適，已經是公開為捍衛民主共和而辯護的鬥士了。
袁世凱終於下令改元登極。然而，這個背叛民國的大野心家、大陰謀家立即陷入了全國人民憤怒聲討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夢也終於破滅了，而且眾叛親離，楚歌四起，終於成了獨夫民賊，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憂懼而死。
住在美國的華人也都奔走相告，額手稱慶。胡適說這真可謂是“千夫所指，無病自死”；並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餘辜!
“袁氏之罪，在於阻止中國20年之進步。今日其一身之身敗名裂，何足以贖其蔽天之辜乎?”
遠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的胡適，是在10月12日得到辛亥革命爆發消息的。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上課。聞武昌革命軍起事，瑞澂棄城而逃，新軍內應，全城遂為黨人所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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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胡適在日記中表示了對於受命鎮壓辛亥革命的袁世凱的鄙夷之情：“相傳袁世凱已受命，此人真是蠢物可鄙。”
10月30日是中國傳統的九九重陽節，也就是農曆九月初九日。已經留學美國一年有餘的胡適，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今日為重九，‘天涯第二重九’矣。而回首故國，武漢之間，血戰未已；三川獨立，尚未可知；桂林長沙俱成戰場；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保時乎！”
胡適日記至此戛然而止。幾個月後，胡適在寫給本家堂兄胡紹庭的書信中表白道： “祖國風雲，一日千裏，世界第一大共和國已呱呱墮地矣！去國遊子翹首西望，雀躍鼓舞，何能自已耶！……現官費學生皆有朝不保夕之勢。然吾何恤哉？吾恨不能飛歸為新國效力耳！”
1912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一周年紀念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為我國大革命周年之紀念，天雨濛籠，秋風蕭瑟，客子眷顧，永懷故國，百感都集。欲作一詩寫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胡適早年就與革命黨人有交往。
胡適他就讀中國公學期間（1906-1910），由於該校實際上由當時的革命黨人（同盟會員）所創辦並控製，該校師生中有不少革命黨骨幹成員（如於右任、馬君武、但懋辛等）頻繁地進行各種革命活動，校內還公開傳閱革命派刊物《民報》，而胡適平時與這些進步師生的關係又十分密切，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革命黨人的活動。有關細節，胡適後來談起來記憶猶新。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寫道：“有一晚十點鍾的時候，我快睡了，但君來找我，說：有個女學生從日本回國，替朋友帶了一隻手提小皮箱，江海關上要檢查，她說沒有鑰匙，海關上不放行。但君因為我可以說幾句英國話，要我到海關上去辦交涉。我知道箱子裏是危險的違禁品，就跟了他到海關碼頭，這時候已過十一點鍾，誰都不在了。我們隻好怏怏回去。”
文中的但君，即革命黨人但懋辛。《四十自述》還說：“二十年後，但懋辛先生才告訴我，當時校裏的同盟會員曾商量過，大家都認為我將來可以做學問，他們要愛護我，所以不勸我參加革命的事。”
另外，胡適積極參與寫稿、編輯甚至實際主編的《競業旬報》，該刊名義上為該校學生社團“競業學會”的會刊，實質上是一份具有明顯革命宣傳意圖與實際內容的公開出版物。所以國民黨的史學家明確地稱胡適，為“民國前革命報人”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適當時涉足辛亥革命的活動，並非是被動卷入，而是有相當的思想基礎。這是因為，胡適入讀中國公學之前一年（1905），即革命思潮在全國範圍內剛興起不久，他不僅如饑似渴地偷偷捧讀了鄒容著《革命軍》，甚至作了全文抄寫。與之相適應的一個舉動是，胡適因對當時的清廷上海道袁海觀袒護殺害中國老百姓的凶手（一名沙俄水兵）的做法嚴重不滿，他除了堅決拒絕學校當局推薦的由上海道衙門主持的考試，還和兩名同學一起寫匿名信給袁海觀，對其嚴詞斥責。這一做法的指歸及其政治性質，顯然與前幾年由激進的留日學生發起的“拒俄運動”近似。
有人認為，後來國民黨政府以蔣介石為首的“黨國要員”，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胡適表現了親近、尊重和寬容的態度，究其根本原因，正在於胡適早在同盟會成立前後就在一度上參與了辛亥革命的活動，大致屬於國民革命的“元老”級人物。
還有就是，正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的胡適，毅然決定由農科（農學院）轉為文科（文學院）。很重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事件）的直接或間接誘導。胡適當年雖然可能並不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在思想感情上卻已一定程度地把辛亥革命與自己的人生聯係在一起，並表示願意以自己的方式為之服務。
胡適《嚐試集》的《文學篇——別叔永、杏佛、覲莊》中，坦陳了學成歸國前夜的心情：“故國方新造，紛爭久未定。學以濟時艱，要與時相應。文章盛世事，今日何消問？”
至於胡適晚年作“口述自傳”的時候，才相當明確地回憶指出：“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便是辛亥革命”。這一點，更是表明胡適在實際上完全承認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對於自己的人生道路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胡適說過：“中國政治大革命雖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後來種種革新事業的總出發點，因為那個頑固腐敗勢力的大本營若不顛覆，一切新人物與新思想都不容易出頭。戊戌（1898）的百日維新，當不起一個頑固老太婆的一道諭旨，就全盤推翻了。——我們若在滿清時代主張打倒古文，采取白話文，隻需一位禦史的彈本就可以封報館捉拿人了。——當我們在民國時代提倡白話文的時候，——幸而帝製推倒以後，頑固的勢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話文運動雖然時時受點障害，究竟還不到“煙消灰滅”的地步。這是我們不能不歸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這裏強調辛亥革命為此後中國社會的“種種革新事業的總出發點”，無疑是對辛亥革命的曆史意義較為準確和到位的評價。
對於新建的中華民國，胡適還是愛護的。對種種損害民國的行徑，他都不能容忍。
當時，有一個叫布朗德(J.O.P.Bland)的英國人，從倫敦到美國來，四處遊說，詆毀中華民國。布氏曾經在中國海關做過事，他的演說登在報上，有很大的欺騙煽動作用。
胡適讀了很氣憤，當即寫信給《紐約時報》，駁斥布氏的讕言。
有一天晚上，布氏在伊薩卡演講，講題是《中國的動蕩局勢》，胡適也去聽。布氏反對美國人承認中華民國，他說列強不能承認民國，因為民國還未為中國自己的人民所承認。
胡適聽了這話，站起來用英文質問布氏，有什麽根據?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來，隻好改口，說他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對於布朗德詆毀民國的言論，中國留美學生都憤激不平，波士頓、紐約與綺色佳的留學生，多有書信往來，商議抵製的辦法。
11月22日，中國留美學生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胡適在會上提出一項建議：
在學生會設一通信部，專門翻譯英美各國反對我國的言論，給國內各報紙刊登，“以警吾國人士，冀可稍除黨見之爭，利祿之私，而為國家作救亡之計”。由此可見他維護民國的誠心。
袁世凱坐上了民國總統的寶座以後，仍不滿足，又做起皇帝夢來。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來，演出了一場尊聖祭孔的醜劇。1913至1914年間，袁氏先後頒布了幾個尊孔祭聖的命令和條例。
胡適在美國看到，曾大加嘲諷，指斥袁氏“此種命令真可笑，所謂非驢非馬也”；又揭舉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謬誤，一一加以駁斥，說它是“一片空言，全無意義，口頭讕言，可笑可歎”。當時，胡適雖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凱顛覆共和、恢複帝製的野心，卻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綱常淪，人欲橫流”，歸咎於國體變更以後自由平等之流禍，是一大謬誤。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凱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 J.Goodnow)，在美國各地演說，並發表了《共和與君主》一文，為袁氏複辟帝製大造輿論。楊度、孫毓筠等緊跟著發起組織籌安會，按照古德諾的調子，加緊鼓吹帝製。
胡適從報上得知消息以後，寫了《中國與民主》及《古德諾與中國之頑固反動》兩篇英文文章，分別寄給紐約《望》月刊和《新共和國》周報。
文章針對古德諾的謬論駁斥說：“古德諾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憲權威們認為，東方人不適合於民主的政府形式，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過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的中國相信，正是因為中國過去沒有民主，現在就必須有民主。年輕的中國又相信，如果第一個中華民國民主的生命較長，到那時候就會在中國建立起相當有力的控製，並且有了四年民主政體的政治經驗，盡管這個經驗還是不完善的，而到時候就可以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了解，什麽是共和政體的真正的意義。”
這時候的胡適，已經是公開為捍衛民主共和而辯護的鬥士了。
袁世凱終於下令改元登極。然而，這個背叛民國的大野心家、大陰謀家立即陷入了全國人民憤怒聲討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夢也終於破滅了，而且眾叛親離，楚歌四起，終於成了獨夫民賊，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憂懼而死。
住在美國的華人也都奔走相告，額手稱慶。胡適說這真可謂是“千夫所指，無病自死”；並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餘辜!
“袁氏之罪，在於阻止中國20年之進步。今日其一身之身敗名裂，何足以贖其蔽天之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