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是北大建校二十四周年,17日,學校舉行紀念大會,蔡元培在會上發表了講話。
他在講話中,分三個階段對北大走過來這24年,進行了回顧與總結。
第一階段是自開辦到民國元年,指出在這十餘年間,學校曆經波折,其體製主要是模仿日本。開辦之初,北京環境多為頑固派所包圍,辦學的人“不敢過違社會上的傾向”,辦學方針實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教者也好,學者也好,大都偏重於舊學,西學方麵不易請到好的教習,學的人也不是很熱心,學西學很有些裝璜門麵的樣子。
在蔡元培看來,這一時期,中學方麵參用書院的舊法,錄取有根底的學生,在教習的指導下,專研一門,倒是很有些研究院的性質。
第二階段是民國元年到民國六年,“校長和學長率多為西洋留學生,加之國體初更,百事務新,大有完全棄舊之概。教員、學生在自修室、休息室等地方,私人談話也以口說西話為漂亮”,中學退到了裝飾品的地位。
但是,對這一時期,蔡元培稱當時的提倡西學,也還是“販賣”的狀況。
第三階段自民國六年到他講話的當時,校內提倡研究學理的風氣,力求以專門學者為學校的主體,在課程方麵也是努力謀求貫通中西。即如西洋發明的科學,固然要用西洋的方法來實驗,就是中國固有的學問,也要用科學的方法加以整理。
他的講話,以中、西學術文化在北大的消長和融合為主線,對北大各個時期的曆史和特點,進行了形象的概述,也客觀陳述了他自己主政北大六年來的變化。
這麽多年過去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總結,總體來說,還是能經得起曆史的考驗的。
從這個講話中,也能看出當時的蔡元培對北大前景,還是有所期待的。所謂,通過曆史回顧,讓大家看到成績,看到進步,鼓勵大家在困難的時候看到光明,建立起克服困難的決心。
但是,事過不久,蔡元培的思想便發生了變化。
在蔡元培發表這個講話前的一個月,發生了前麵詳細介紹過的“羅文幹案”。
大家都知道羅文幹,是所謂“好人政.府”王寵惠內閣的財政總長。但是,他還有個身份,是北大的兼職教員。
前麵提到,因為直係所謂的“法統重光”,曾經在留學回國之初,發誓20年不談政治的胡適,寫了《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 後來在蔡元培等人的讚同和支持下,此文以宣言形式,由一些名流聯名發表,這簽名的,就有羅文幹。
此案雖然一開始,就是眾議院的一些別有用心之人的陰謀,但由於案情涉及的問題很敏感,容易給人造成誤解、更容易讓人產生聯想。盡管在案子中,總統黎元洪有被人利用而濫用權力的問題,但內閣也是有毛病的,包括羅文幹本人,也不是沒有錯處。
在案子的第一階段,羅文幹雖然受到了非法對待,但畢竟沒有什麽人身傷害,很快也為羅文幹洗清了汙點。做為羅文幹的朋友,深知其為人和品行的蔡元培,無論如何,這結果還是可以接受的。
但接下來的事情就讓踏青他無法忍受了。
事情本來已經搞清,因為實權派曹錕要借題發揮,竟顛倒黑白,閉著眼睛羅織罪名。當時,候任教育總長的彭允彝竟獻計對“羅文幹案”複議,致使羅文幹又一次含冤入獄。
麵對彭氏如此的的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行徑,蔡元培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等人商量後,決定采取行動。
他遂於1923年1月17日,憤然提出辭職。
他在辭呈中寫道:“數月以來,報章所記,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汙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無不呈現於國中……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
從這封辭職書中,不難看出,蔡元培已經憤怒到了極點。
有人說,“這可能是近代中國最直率,最能體現知識分子氣節的辭職書。”
兩天以後,他在多報刊出不再到校視事的啟事,隨即離開北京。緊接著,就發表了那篇著名的《不合作宣言》。
此宣言刊發在1月25日的《申報》上,其中說到:“止見他們一天一天的墮落:議員的投票,看津貼有無;閣員的位置,稟軍閥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國務員匆匆的提出再議的請求,又立刻再剝奪未曾證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並非司法當局,而為我的職務上天天有關係的教育當局,我不管他們打官話打得怎麽圓滑,我總覺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與為伍的。”
一位哲人說過:“沒有正義的地方沒有自由,沒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沒有正義。”
蔡元培兩次最著名的辭職,誕生了兩篇傑出的宣言:《不合作宣言》和《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
他1919年6月15日發布的《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中說:“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誌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製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的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麵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麵,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幹涉。於是教育部來幹涉了,國務院來幹涉了,甚而什麽參議院也來幹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麽?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麽?”
有人評論說:“透過蔡元培的辭職和宣言,我們清晰地看到,蔡元培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真正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有了這種精神大格局,相比之下,中國最頂尖的北京大學校長的位置也顯得那麽小,而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則是那麽大。隻有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才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實踐家,才是具有寬闊視野、博大胸懷和博大人格的大寫的人;隻有這樣的人,才有深刻的使命感、危重的責任感,才有人格大魅力,才有人間大眼界,才有人生大憤怒,才有人世大救續。
“人生之大憤怒,是與“小憤怒”有巨大區別的,它不是為自己的憤怒而“憤怒”,它也並不需要聲嘶力竭,而是一種清醒的思考、一種透徹的說理、一種沉鬱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身體力行、無所畏懼、義無返顧的自身行動。而對於那些沒有精神大格局、稀缺人生大憤怒的人來說,是不會有這種大救續的行動的,而是安穩、安舒、安耽地靠坐在金貴的寶椅上安享著安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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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個人的自由,就沒有公眾的自由;沒有個人的利益,就沒有公共的利益;沒有個人的權利,就沒有大眾的權利;沒有個人的公正,就沒有社會的公正;沒有個人的平安,就沒有國家的平安。為一個人爭公民權利而辭去北大校長之職,正是蔡元培的偉大之舉,是他偉大人格的體現。這就是用人格創造人格、用人格創造公正、用人格創造權利、用人格創造自由。”
蔡元培的這次辭職社會反響很大,輿論強烈,彭允彝也因此下台。總統黎元洪出麵挽留蔡元培,他辭職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蔣夢麟代理。有意思的是,北洋政府始終沒有免他的職。
在蔡元培看來,一個政府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有德能的人就應離他而去,這既是不合作。持不合作立場的人多了,政.府自然也就隻能走向垮台。
他曾在很多場合宣揚這個道理,此刻,正躬身實踐其“不合作主義”了。這是一個正直的人在憤世嫉俗時所做的選擇。不論外界輿論如何評判此舉,北方的胡適撰文稱許也罷,南方的陳獨秀指責消極也罷,這一次蔡元培看來是下定了決心,高蹈遠引了。
北大師生的的“驅彭(允彝)挽蔡,北京政.府的被迫挽留,隻不過使他又保留了幾年的校長名義,而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至此則是無可挽回的結束了。
他在講話中,分三個階段對北大走過來這24年,進行了回顧與總結。
第一階段是自開辦到民國元年,指出在這十餘年間,學校曆經波折,其體製主要是模仿日本。開辦之初,北京環境多為頑固派所包圍,辦學的人“不敢過違社會上的傾向”,辦學方針實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教者也好,學者也好,大都偏重於舊學,西學方麵不易請到好的教習,學的人也不是很熱心,學西學很有些裝璜門麵的樣子。
在蔡元培看來,這一時期,中學方麵參用書院的舊法,錄取有根底的學生,在教習的指導下,專研一門,倒是很有些研究院的性質。
第二階段是民國元年到民國六年,“校長和學長率多為西洋留學生,加之國體初更,百事務新,大有完全棄舊之概。教員、學生在自修室、休息室等地方,私人談話也以口說西話為漂亮”,中學退到了裝飾品的地位。
但是,對這一時期,蔡元培稱當時的提倡西學,也還是“販賣”的狀況。
第三階段自民國六年到他講話的當時,校內提倡研究學理的風氣,力求以專門學者為學校的主體,在課程方麵也是努力謀求貫通中西。即如西洋發明的科學,固然要用西洋的方法來實驗,就是中國固有的學問,也要用科學的方法加以整理。
他的講話,以中、西學術文化在北大的消長和融合為主線,對北大各個時期的曆史和特點,進行了形象的概述,也客觀陳述了他自己主政北大六年來的變化。
這麽多年過去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總結,總體來說,還是能經得起曆史的考驗的。
從這個講話中,也能看出當時的蔡元培對北大前景,還是有所期待的。所謂,通過曆史回顧,讓大家看到成績,看到進步,鼓勵大家在困難的時候看到光明,建立起克服困難的決心。
但是,事過不久,蔡元培的思想便發生了變化。
在蔡元培發表這個講話前的一個月,發生了前麵詳細介紹過的“羅文幹案”。
大家都知道羅文幹,是所謂“好人政.府”王寵惠內閣的財政總長。但是,他還有個身份,是北大的兼職教員。
前麵提到,因為直係所謂的“法統重光”,曾經在留學回國之初,發誓20年不談政治的胡適,寫了《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 後來在蔡元培等人的讚同和支持下,此文以宣言形式,由一些名流聯名發表,這簽名的,就有羅文幹。
此案雖然一開始,就是眾議院的一些別有用心之人的陰謀,但由於案情涉及的問題很敏感,容易給人造成誤解、更容易讓人產生聯想。盡管在案子中,總統黎元洪有被人利用而濫用權力的問題,但內閣也是有毛病的,包括羅文幹本人,也不是沒有錯處。
在案子的第一階段,羅文幹雖然受到了非法對待,但畢竟沒有什麽人身傷害,很快也為羅文幹洗清了汙點。做為羅文幹的朋友,深知其為人和品行的蔡元培,無論如何,這結果還是可以接受的。
但接下來的事情就讓踏青他無法忍受了。
事情本來已經搞清,因為實權派曹錕要借題發揮,竟顛倒黑白,閉著眼睛羅織罪名。當時,候任教育總長的彭允彝竟獻計對“羅文幹案”複議,致使羅文幹又一次含冤入獄。
麵對彭氏如此的的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行徑,蔡元培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等人商量後,決定采取行動。
他遂於1923年1月17日,憤然提出辭職。
他在辭呈中寫道:“數月以來,報章所記,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汙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無不呈現於國中……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
從這封辭職書中,不難看出,蔡元培已經憤怒到了極點。
有人說,“這可能是近代中國最直率,最能體現知識分子氣節的辭職書。”
兩天以後,他在多報刊出不再到校視事的啟事,隨即離開北京。緊接著,就發表了那篇著名的《不合作宣言》。
此宣言刊發在1月25日的《申報》上,其中說到:“止見他們一天一天的墮落:議員的投票,看津貼有無;閣員的位置,稟軍閥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國務員匆匆的提出再議的請求,又立刻再剝奪未曾證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並非司法當局,而為我的職務上天天有關係的教育當局,我不管他們打官話打得怎麽圓滑,我總覺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與為伍的。”
一位哲人說過:“沒有正義的地方沒有自由,沒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沒有正義。”
蔡元培兩次最著名的辭職,誕生了兩篇傑出的宣言:《不合作宣言》和《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
他1919年6月15日發布的《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中說:“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誌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製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的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麵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麵,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幹涉。於是教育部來幹涉了,國務院來幹涉了,甚而什麽參議院也來幹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麽?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麽?”
有人評論說:“透過蔡元培的辭職和宣言,我們清晰地看到,蔡元培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真正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有了這種精神大格局,相比之下,中國最頂尖的北京大學校長的位置也顯得那麽小,而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則是那麽大。隻有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才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實踐家,才是具有寬闊視野、博大胸懷和博大人格的大寫的人;隻有這樣的人,才有深刻的使命感、危重的責任感,才有人格大魅力,才有人間大眼界,才有人生大憤怒,才有人世大救續。
“人生之大憤怒,是與“小憤怒”有巨大區別的,它不是為自己的憤怒而“憤怒”,它也並不需要聲嘶力竭,而是一種清醒的思考、一種透徹的說理、一種沉鬱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身體力行、無所畏懼、義無返顧的自身行動。而對於那些沒有精神大格局、稀缺人生大憤怒的人來說,是不會有這種大救續的行動的,而是安穩、安舒、安耽地靠坐在金貴的寶椅上安享著安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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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個人的自由,就沒有公眾的自由;沒有個人的利益,就沒有公共的利益;沒有個人的權利,就沒有大眾的權利;沒有個人的公正,就沒有社會的公正;沒有個人的平安,就沒有國家的平安。為一個人爭公民權利而辭去北大校長之職,正是蔡元培的偉大之舉,是他偉大人格的體現。這就是用人格創造人格、用人格創造公正、用人格創造權利、用人格創造自由。”
蔡元培的這次辭職社會反響很大,輿論強烈,彭允彝也因此下台。總統黎元洪出麵挽留蔡元培,他辭職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蔣夢麟代理。有意思的是,北洋政府始終沒有免他的職。
在蔡元培看來,一個政府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有德能的人就應離他而去,這既是不合作。持不合作立場的人多了,政.府自然也就隻能走向垮台。
他曾在很多場合宣揚這個道理,此刻,正躬身實踐其“不合作主義”了。這是一個正直的人在憤世嫉俗時所做的選擇。不論外界輿論如何評判此舉,北方的胡適撰文稱許也罷,南方的陳獨秀指責消極也罷,這一次蔡元培看來是下定了決心,高蹈遠引了。
北大師生的的“驅彭(允彝)挽蔡,北京政.府的被迫挽留,隻不過使他又保留了幾年的校長名義,而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時代”,至此則是無可挽回的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