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後,黃世振女士隨同蔡元培住到了上海。有了家眷,交往的圈子也就發生了些許變化。


    這個時期,與蔡元培常來往的是蔣智由、黃宗仰、林白水、陳範和吳彥複;這些人都是帶著夫人。因為有女眷參加,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話題就常常被提及。又因為大多是搞教育,在一段時間裏,大家常說的話題是婦女的受教育問題。


    蔡夫人黃世振有一天說:“女人不能和男人有同等受教育的權力和機會,男女平等是無法實現的。”


    此言一出,立即得到在場女士們的讚同。


    蔣智由於是說;“我們來辦個女校吧!”


    這提議竟得到大家的讚同。於是當場議定由蔣智由、蔡元培、黃宗仰為主來張羅這件事。


    蔣智由(1865—1929),中國近代詩人,原名國亮,字觀雲、星儕、心齋,號因明子,浙江諸暨紫東鄉滸山村人。


    出身寒素。早年求讀於杭州紫陽書院,能詩善文,工書法。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以廩貢生應京兆鄉試舉人,授山東曲阜知縣,因懷救國、革新之誌,故未赴任。甲午戰後,同情、支持康有為、梁啟超變法。力言變法,“誌欲救天下,起國家之衰敝”。戊戌變法失敗,曾寫《盧騷》詩,有“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之句。


    他與黃遵憲、夏曾佑被梁啟超曾並列為“近代詩界三傑”。


    黃宗仰(1865年-1921年),俗名黃浩舜,別號烏目山僧,筆名黃中央,江蘇省蘇州府常熟縣人。建築設計師、佛教僧人。自幼博覽群書,工古詩文辭,旁及釋家經典。是一位民主革命的誌士。


    1899年,他前往上海。1901年,受猶太富商哈同的華籍夫人羅迦陵聘請,設計建造愛儷園。


    關於吳彥複,需要多說幾句。他生在武蔭世家安徽廬江吳氏家族,其父吳長慶襲家族雲騎尉世職,章士釗夫人吳弱男就是此公的女兒。


    我們應當記得,吳長慶手下有一隨員,最早由吳長慶舉薦為幫辦營務,此人就是後來影響了大清和民國曆史進程的袁世凱。吳長慶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吳保德後來承襲了吳長慶的世襲祿位,二兒子吳保初因為父親的軍功,朝廷也賞了他一個主事之職。


    這位吳保初就是吳彥複,吳保初是他早期的名字,後來他更名吳彥複,自號癭廬。他和袁世凱年歲相當,袁世凱在其父吳長慶手下做屬僚時,二人關係近密,彥複稱袁世凱為“四哥”,袁則稱吳彥複為“二兄”,二人是名副其實的世兄弟。


    吳彥複雖出身將門,但他一生放誕詩酒,性情上更傾向於不羈文人之風。民國有著名的民國四少,很多人不知道,晚清也有著名的四少,這位吳彥複就名列其中,還有一位名垂青史為喚醒國人甘願束手就擒“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


    吳彥複是一位剛正不阿的正直之士,他有一則著名的故事,足以見他做人的秉性:


    他做刑部主事時,大概是在1898年,彼時刑部尚書為剛毅。光緒帝要聽真話,要求官員們上書直言,於是彥複閉門寫萬言書,當真直揭時弊,將腐敗之甚、革新之迫字字言言直抒於筆端。他官太小,沒資格遞條陳,想上達必須由所屬上司代呈,於是去見剛毅,請他代為遞呈。


    剛毅一看非同小可,心想這位老兄也太不成熟了吧,朝廷那是老佛爺慈禧說了算呀,你這個條陳上去,不是把我也連累了嗎?


    於是勸他:你對朝廷一片赤誠,這個認真的態度是好的,可是也要為自己留餘地呀,直言諫議沒錯,可是你這樣抨擊朝局不妥當,這中間分寸拿捏可是一門大學問,我這麽說可都是為你好。


    彥複對剛毅這番“諄諄告誡”嗤之以鼻,對著剛毅是呸、呸、呸……說您青雲直上封公封侯去,我這小官,不做也罷。說完拂袖而去。第二天,彥複就收拾家當,攜家帶眷,離京去了上海定居,棄官不幹了。


    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說辦女子學校的事。


    那個年代,有條件讀書的女子講究的是大門不出,二們不進,要不為什麽要給女人裹足?辦女校談何容易?


    從1901年的冬天開始張羅,直到第二年的9月間,女校才創辦起來,同年12月正式開學。


    在登賢裏租的校舍,辦學的經費,由黃宗仰介紹的猶太富商哈同的華籍夫人羅迦陵獨家讚助。


    蔣智由開始任校長,他去日本後校長由蔡元培接任。


    女校雖隻有十幾個學生,又大多是發起人的妻女,但其開風氣之先的社會影響力不容小視。也是蔡元培等人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以及婦女解放事業,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1902年4月15日,在籌建愛國女校的過程中,由蔡元培、黃宗仰、葉瀚、蔣智由、林獬等議定並發起,成立了中國教育會。


    共推蔡元培為會長,設本部於上海泥城橋福源裏,並定“置支部於各地”。


    中國教育會的初衷是“擬集合力量,編訂教科書”。在其章程中宣布:“本會以教育中國男女青年,開發智識而增進其國家觀念,以為他日恢複國權之基礎為目的。”


    中國教育會所提倡的教育,是出於改造中國的政治目的,是為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的國家而辦教育。它激烈地反對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鮮明地揭示了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教育宗旨。以造就"共和的國民"為其根本的宗旨。


    為了實現這一宗旨,中國教育會設立了教育、出版、實業三個部,預備設立男女學堂、編印教科書、教育報,創辦商店、工廠、公司。


    會中的激進分子成了愛國運動和革命運動的中堅。


    1902年夏,蔡元培利用暑假到日本遊曆,同行的有高夢旦。


    高夢旦(1870年-1936年),名鳳謙,字夢旦,長樂龍門鄉人。


    夢旦上有胞兄二人,長兄鳳岐以桐城派古文學知名,考取禦史;次兄而謙留學法國巴黎大學,精通洋務,夢旦取兩兄之名上下各一字,自名鳳謙。


    少從長兄讀書於福州九彩園,初學古文詞,並考取秀才。中法馬江海戰後,清廷日弱,遂無意仕途,厭倦八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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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務印書館近代館史中,公認有“兩興”:首興於張元濟,再興於王雲五。但在這兩個炫目的名字身後,卻有一個常被人忽略卻又不可或缺的“賢臣”——高夢旦。


    “五四”運動後,51歲的高夢旦自認對新學“所知不多”,主動辭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職務,並親赴北京,去邀請不滿30歲的北大教授胡適。胡適雖未到任,但推薦了他的老師王雲五。


    王雲五當時毫無名氣,懷疑他才能的人,“商務書館內外皆有之”。高夢旦卻用了3個月時間,幫助他熟悉館中各項工作,在王接手後還盡力輔佐。


    有商務元老感到不解,高夢旦解釋道:“公司猶國家也。謀國者不可屍位,當為國求賢……國方得以長久。”


    果不其然,1932年“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遭日機轟炸,幾成廢墟,王雲五僅用半載,便使“商務”恢複元氣。


    多年後,胡適回憶起這段曆史,說道:“他看中了一個少年書生,就要把畢生經營的事業付托給他:後來又聽信這個少年人的幾句話,就把這件重要的事業付托給了一個他平素不相識的人。這是老成人為一件大業求付托人的苦心,這是大政治家謀國的風度。”


    高夢旦識才,亦愛才如命。他提升青年沈雁冰任《小說月刊》主編,後者卻向他提出三條苛刻要求:一是現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號字;三是館方應當讓其全權辦事,不能幹涉編輯方針。


    高夢旦全部應允。


    這是蔡元培第一次跨出國門。


    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首的大型使節團出訪歐美,考察資本主義國家製度。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口號下,政.府積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以高征地稅等手段進行大規模原始積累,建立了一批以軍工、礦山、鐵路、航運為重點的國營企業。


    與此同時,引進繅絲、紡織等近代設備,建立示範工廠,推廣先進技術;招聘外國專家,派留學生出國,培養高級科技人才。


    由於過重的財政負擔曾經引起財政危機,80年代初日本政.府把一批國營企業和礦山廉價出售給與政.府勾結因而擁有特權的資本家(即所謂政商),以優厚的保護政策鼓勵望族、地主、商人及上層士族投資經營銀行、鐵路及其他企業。80年代中期起,以紡織業為中心,把產業革命推向高.潮。


    日本在明治維新中通過推行“王政複古”以達到天皇親政和議會政治,建立三權分立的新式政.府。經濟上推動了財政統一,穩定幕府後期嚴重負債的國家財政;並推行殖產興業,掌握新式技術,實現國家工業化,生產力大幅提升。教育也進行了大規模改革,價值觀的西化也為日後的政治和經濟變化埋下遠因。


    在外交上成功廢除了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繼續江戶時代以來對蝦夷地的開發,旁及琉球,並積極實現日韓合並,乃至於日後拓展海外殖民地等,日本出現了“脫亞入歐”的風氣,都源於此時國力大幅膨脹的變革,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日本是中國的近鄰,路途很短。千百年來,日本一直都是中國的“學生”,然而近代以來通過向西方學習迅速崛起,竟然打敗了清朝的艦隊,這使得中國的有識之士在深感恥辱的同時,開始深刻的反省,謀求通過海外遊學,實地考察與學習,“獲取真經”,以此為舊中國輸送新血液,從而改變中國的命運。另外,與歐美先進國家相比,日本距離中國較近,遊學費用低很多,於是赴日遊學便成為晚清眾多士人的首選。蔡元培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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