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吳佩孚師未撤防前,湖南便有“驅張請願團”,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會及吳佩孚駐軍的衡陽請願。


    驅張請願團先是由學生發起,各界知名人士爭先參加,不久省議會及各團體也秘密加入。湘省旅京、旅滬同鄉及省外湘籍學生,群起而響應。張敬堯民憤太大了,湘紳熊希齡、範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溫和分子也加入其中,最後,“全國和平聯合會”也全力支持湘人的驅張運動。


    民國九年一月二十日日,譚延闓發出通電,喻湘人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還不如。


    到北京的湘人請願團分為二組,一為學生請願團,控拆北兵侵占學校,停發教育經費,驅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為各界請願團,陳述張敬堯縱兵殃民及貪汙搜刮種種事實。


    北.京.當.局答複請願團說:“易督事的困難關鍵在於湖南是軍事前方,恐怕牽一發而動全局。政.府不是不了解湖南人民心意,原打算先選派一個省長分張敬堯的權,可是這一點也難於辦到,政.府覺得愧對湖南。”


    前吉林省長郭宗熙當場反駁說:“現在是責任內閣,責任內閣就談不到慚愧二字。”


    這時國務總.理還是靳雲鵬,靳雖想換張,卻有心無力,麵對湘人的責難,隻能抱歉地作揖打拱。


    請願團的領銜人範源濂,控述完張敬堯禍湘五大罪狀後,悲憤地說:“如以湘省為中華民國之土地,湘人為中華民國之人民,則請先去禍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


    範源濂曾兩度出任教育總長,是教育界的泰鬥級人物,他出來發聲,自然不同凡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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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把呈文遞到徐世昌手裏,聲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實,願受反坐處分。


    這時候的徐世昌和國務總理靳雲鵬一樣,除了無奈的搖頭,也同樣有心無力。


    北京政.府既然無法撤換張敬堯,請願驅張也隻能是毫無結果。


    吳佩孚雖然贏得湘人的好感,可是他卻撤防北歸。


    湘人呼天無路,請願無效,最後隻好訴諸於湘軍一拚了。


    這時的湘軍實在可憐,餉械兩缺,番號也隻是正規軍一師和一些雜牌軍。


    能用的槍支,合起來也隻有三千左右,子彈更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嘲地叫他們為“叫化軍”。


    吳佩孚撤防的時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決”。湘軍驅張的戰爭,他實在無法參與。


    不過他認為湘軍是會勝利的,因為趙恒惕是員驍將,占天時地利人和。而張敬堯所部個個都打劫致富,軍隊一有了錢,自然不肯打硬仗。湘軍和湘人救鄉,必然不惜一切拚命。他預測槍聲一響,張敬堯所部必定是毫無鬥誌,奪路而逃。


    吳師撤防之日,湘軍即下總攻擊令,全軍士兵歡聲雷動,磨拳擦掌。為了節約械彈,趙恒惕下令非待敵人逼近,不許亂放一槍。


    民國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湘軍開始總攻擊。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湘軍占領祁陽、耒陽兩縣,前鋒進展到距離衡陽二十餘裏的東陽鋪。


    湘軍兼程疾進,北軍果然聞風而逃。


    湖南槍聲一響,段祺瑞馬上振振有辭地怒斥南軍“背棄信義,甘為戎首,破壞和平”,要求北京政.府明令討伐。


    徐世昌這一次很強硬,在他看來,湖南所發生的問題,是湖南人民反對張敬堯的高壓殘暴統治,幾年來呼號奔走驅張沒有結果所致。這隻是一個地方反對一個個人的局部問題,與南北戰爭無關,拒絕發布討伐令。


    由此可見,湖南人民的驅張運動也並非是一無所獲。所謂量變到質變,雖然沒有引起質的變化,但對量的變化是有貢獻的。


    段祺瑞說不動北京.府,便指使陝西、甘肅、山東、安徽、浙江五省督軍發出聯名電,不但催促明令討伐湘軍,而且提出:“吳軍甫撤,南軍即進,恐有勾敵情事”,要求北京政.府派員查辦吳佩孚。


    徐世昌當然知道是段在幕後操弄,這次是鐵了心,照樣不加理會。


    對於湘軍的攻擊,張敬堯怕得要死,他一麵把軍眷撤走,一麵電促北京政.府下討伐令。他的求救電報,由十萬火急而百萬火急而千萬火急,請款請械的電報如雪片飛向北京。


    湖南人民展開了漫山遍野的遊擊戰,過去受張敬堯欺壓的善良百姓,如今都變成了包抄北兵後路的戰士。


    先前湖南人蔡鍔以三千羸卒打倒了洪憲皇帝,如今湘軍三千支破槍也大顯神威。


    張敬堯在催促北京政.府下討伐令的電報中冒簽了張宗昌、範國璋、馮玉祥等人的名字,後在六月三日發電向張宗昌、範國璋、馮玉祥等解釋說:“請下討伐令已列尊銜。知斯舉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將電稿送核。”


    張宗昌(1881年2月13日-1932年9月3日),字效坤,山東省掖縣(今山東萊州)人。


    張宗昌幼時曾接受短暫的私塾教育,但好景不長,家遭變故,少年的他經常衣食無著,飽嚐挨餓受凍之苦。為了度日糊口,張宗昌放過牛,當過放銃手、酒計等。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讓他過早地飽嚐了人間的苦難。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膠東一帶又遇荒年,民不聊生,張宗昌逃荒關外。在東北流蕩期間,他在東北打過零工,扛過長活,給老財家放過牧。與扒手、胡匪為伍。


    窮則思變,武昌起義後投奔山東民軍都督胡瑛,不久,即隨軍到上海,在陳其美部下任光複軍團長。


    民國二年(1913年),張宗昌升任江蘇陸軍第三師師長。


    二次革命時,江蘇是國民黨人討袁的主要省份,張宗昌第三師被派往徐州防禦袁世凱南下的北洋軍。然而,張宗昌卻在前線倒戈,投降北洋將領馮國璋,從此成為直係之一部。


    範國璋,字子瑜,天津人。畢業於北洋武備學堂,先在武衛右軍中任職。


    一九一零年由營管帶升任第六鎮十二協二十四標標統,後編入奉天第一混成協。一九一一年升任第二十四鎮四十協協統。一九一二年任第二十師四十旅旅長。一九一四年八月繼吳光新任第二十師師長。一九一七年率部至湖南任援湘軍副總司令。


    本來張敬堯號稱北洋驍將,但在湖南戰場上卻完全不經打,他對於他的部下不戰而潰,解釋為:“為保全和平起見,我軍節節讓防。……”


    五月二十九日,衡陽落入湘軍之手。張敬堯的大將一個個不戰而潰,他隻好派遣其四弟“臥龍先生”張敬湯為援衡總司令,許以自讓第七師師長為酬。


    張四帥慷慨誓師,乘八人綠呢大橋,威威武武地出發。轎後懸了兩個鬥大燈籠,朱書“總司令張”四個大字,武裝衛隊前呼後擁,達數百人。


    長沙人望著這樣的排場,都替人饑馬瘦的湘軍提心吊膽。


    六月三日,這位張總司令跑到湘潭,就不敢前進了。


    湘軍一鼓作氣,乘取得衡陽的優勢,再戰而得寶慶,張宗昌也落荒而逃。


    六月五日,慣於作威作福外強中幹的援衡軍總司令張四爺,聽說湘軍已殺了過來,便不顧一切,抱頭鼠竄地逃回長沙,其實他連敵人的影子都沒見到。


    張敬堯大為恐慌,手忙腳亂地應付緊急情況。


    長沙縣知事奉命招募運輸隊,可是沒有一個應募。北軍就在大街小巷到處拉伕,同時勒令催運局、總商會代籌軍餉。


    總商會會長張先讚被扣作為人質,限於日內籌足八十萬。總商會隻得派人在城內外鳴鑼宣示,每戶抽取一個月房租,即日解送督署。


    張敬堯一直對外宣稱死守長沙,這一來可嚇壞了長沙人,人們紛紛棄家逃走。張敬堯限製出境者每人攜帶川資不得超過五十元,這時他已不派兵到前線,每天隻盡最大努力在長沙勒索。


    湘軍勢如破竹,北軍困守株洲、湘潭,長沙形勢日益嚴重。


    六月七日,張敬堯突然變成了主和派,發電北京政.府,說他的軍隊“並非用以對內,將士均不願與南軍作戰,以此節節退守。……當此外侮日亟,國家養兵不易,留此軍隊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犧牲於內戰之中”。


    同時把戰敗的責任都推卸到別人身上,忿忿不平地說:“南軍專與第七師為難,客軍均作壁上觀,不發一彈,遇敵即退。”


    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有電譴責張敬堯:“該督統率七八萬之眾,以當烏合之敵,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謂未奉討伐令,該督封守之內,縱無命令,豈能聽人侵越!”


    這個電報可惜遲了一步,張敬堯並未收到。


    因為先一天的十一日下午,湘軍已快速向湘潭、寧鄉兩路推進。


    長沙各國領事,相約往見張敬堯,請將長沙劃出戰區卅裏之外,以免人民塗炭。


    但張敬堯還擺出“戰長沙”的姿態。


    當晚十時,第十一師長李奎元跑到督署打聽軍情,張敬堯還神氣十足地說:“我決定死守長沙,與長沙共存亡!”


    李奎元退出後,這位宣誓要與長沙共存亡的北洋驍將,就下了一道緊急命令,把新建的“鎮湘樓”和軍火庫焚毀。長沙城很快騰起了一片火光,響起隆隆的爆炸聲。大火燒了幾天幾夜,這位北洋驍將張督軍就在火光和爆炸聲中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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