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的一個重大的分歧，發生在對外借款上。
南京臨時政.府因財政極其困難幾乎無法運轉，曾試圖與華俄道盛銀行簽署一個借款一百五十萬英鎊的借款合同，以全國稅收做抵押。
多少年了，國人早就為外債和賠款壓得喘不過氣來，南京臨時政.府有什麽權力支配全國的稅收？參議院討論此案時，湖北議員劉成禺憤然離場，以辭職相威脅。
《民生日報》趁機發難，連篇累牘刊文痛斥南京臨時政.府和同盟會。
黎元洪也就此事致電孫.中.山：“前清借款之失，我輩呼號力爭，言猶在耳。遽自效尤，何以謝我民國？……”聲稱自己和湖北軍政.府：“固守鄂中已曆半載，戌馬危急之頃，絕不敢言借債抵稅，以誤國民。”表示了對借債的堅決反對。
一九一二年五月九日，民社與統一黨、民國公會、國民協進會、國民黨合並為共和黨，黎元洪當選為理事長。共和黨成了參議院院中可以和同盟會抗衡的主要力量。
七月十四日，共和黨鄂支部成立，孫武當選為支部長。
原來，湖北的革命組織是以孫武為首的共進會，和蔣翊武為首的文學社合合分分，現在則被共和黨和同盟會的對立而取代。
不久發生了我們在第一卷中曾提到了的“群英會事件”。
“群英會事件”從表麵看是對著孫武來的。當時的孫武，個人利欲有些膨脹，作風也很跋扈，利用手中的權力打擊和排斥一起革命的同誌，各方對他多有不滿確是事實。
但“群英會事件”也有更深層次的問題。這些投身革命的人，因為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追求，就是推翻清廷的封建統治。在這個大目標下，大家是能夠聯合起來，采取一些聯合的行動。比如，武昌起義前的共進會和文學社。
但是。每個組織，畢竟都是獨立的組織，有各自的願景和訴求。因此在有些方麵，有些場合，這些在某個目標下聯合起來的組織，很有可能成為相互對立的存在。
同樣的，每個個人所以加入某個組織，從根本上說，這個組織代表了他的切身利益。當大家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奮鬥的時候，大家同樣也是能聯合起來，采取聯合的行動的。但是，另一方麵，每個人又都是獨立的個人，當他投身一個事業時，也會有個人的目的，個人的向往和追求，特別是有的人，甚至會懷有很高的奢望。
當這些奢望在起義勝利後得不到滿足，就可能懷有很大的怨氣，就可能遷怒於人。比如在“群英會事件”中，很多人就把這股怨氣，和諸多不滿加到了孫武身上。
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共患難容易，同富貴難。
任何舉事和變革，都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但如果把事情辦得盡量合理一些，各種關係協調得好一些，考慮問題全麵周到一些，矛盾和衝突就會少一些，情況也許就會好很多。
比如，南京臨時政.府組成時，如果照顧到首義功臣一些，民社很可能就不至於從同盟會中分裂出去。如果孫武能把湖北的問題，處理得好一些，或許，“群英會事件就不會發生了。”
但是。南京那邊搞得不好，民社分離出去了。孫武這邊搞得不好，“群英會事件”也發生了。
孫武事先得到了消息，逃到了漢口。事後，他找到鄧玉麟，想調兵對群英會進行報複。但城內的部隊都布置在防禦區，武昌一線都是“群英會事件”的發起人黃申薌的十四標駐守，無兵可調。
後來，經漢口富商蔡輔卿、李紫雲從中調解，達成休兵條件。
第一、黎都督位置不變，大家共擁之。
第二，亂兵回營，商鋪複市。
第三、孫武“於報端刊登養屙外遊之廣告”辭職。
黎元洪一方麵批準了孫武“養屙外遊”，另一方麵對“群英會事件”發起人黃申薌的行為進行了斥責。因影響太壞，造成的損失太大，最後以五千元送黃出洋。
所有的內鬥，其實結果都是兩敗俱傷。在這個事件中，黎元洪還算是受益者，大都督的權力得到了很大的鞏固。
他借機撤消了一直被他視為心中大患的軍務部。
“群英會事件”驚動了南京臨時政.府，黎元洪為此而致電孫.中.山和各機關：“頃接軍界同人呈稱：軍務部孫武不克稱職，請予更換削來。查孫武當起義之前，奔走呼號，尚著勞勳。洎莞軍務，煞費經營。近以心力交瘁，叢脞時虞，不願以疲憊之身，久膺軍寄，迭請解職養屙。雖元洪優予慰留，未加冗許，而該部長謙抑之懷，終必欲潔身引退，以避賢路。此次僉請更換，既昭各同誌之公道，亦遂該部長之初心。元洪亦未便強留。現正遵照臨時政.府電諭改部為司，委任曾廣大為軍務司長。”
孫武和共進會的一些人，沒有因此而嫉恨黎元洪，而是把這筆帳記到了文學社，也就是同盟會身上 。原來的共進會和文學社，現在的民社和同盟會，本來就有很多積怨，現在，這怨恨更深了。從而對湖北的局勢，乃至全國的形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隻不過這個時候的黎元洪，還處於二邊都擁護的狀態。
孫中山獲悉武昌電報後，很快回電，進行調解:“昨夕接鄂省來電雲：各同誌與軍務部長孫武大起衝突。其中理由雖不甚悉，惟我國民軍縱旨不外厚愛同胞，保全大局。況該部長於起義之時，不為無功，請同誌尤宜格外原諒。萬一有不能容恕之處，亦宜宣明罪狀，同議辦法，不失為文明舉動。文已電諭軍務部長張振武，北伐軍統製杜錫鈞，混成協協統王安瀾，前先鋒第一軍統領王國棟等就近極力排解，旋即派代表來鄂徹查。務望各同誌和平為主，勿傷同胞同誌之意，勿啟外人幹涉之端，則是文所厚望，諸同誌三思為幸。”
湖北這樣的內鬥一類的事，在其它宣布獨立的省份，也頻繁出現，說到底還是為了個“利”字。封建時代有功大不賞，隻能殺，諸如火燒慶功樓之類的事，無論是不是真實，這一類的事還是經常發生的。
難不成封建帝製進入曆史了，這一幕在民國還要不停的上演嗎？
接下來，通過各方努力，清廷宣布退位，袁世凱如願以償、誌得意滿的登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寶座。
在世界曆史上，差不多是經曆封建製度最長的國家——中國，封建帝製終於進入了曆史。
沉睡多年的東方巨龍，總算醒了，一個新時代開啟了，人們滿懷希望和期待。
三月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就職。
三月十二日，黎元洪向袁世凱發出賀電：“得南中好音，知公於十日受職。當此存亡呼吸之交，竟得統一車書，奠安盤石，忻慰何既。今日複由參議院代布誓詞，懷保惠鮮，情詞剴摯，顧瞻危局，感激涕零。
<a id="wzsy" href="http://m.siluke.com">思路客</a>
“我公抱開濟之才，丁危疑之會，恩仇不足亂其念，禍福不足撓其走，毀譽不足動其心，錯節盤根，潛旋默運，率至黃支烏戈，胥化遵親，殘山剩水，頓歸鞏固，固知天下英雄，非使君莫屬也。來日方長，前功未艾，經邦道國，吞仗丕謨。洪率鄂中將士，為四海蒼生賀。”
用大總統的位置，換取袁世凱率北洋軍和大家一起把清帝趕下台，結束清王朝的統治，黎元洪應該是主要的提議者和決策者之一。自己雖然是被拉上武昌首義戰車的，不管怎麽說，是上了反叛朝廷的“賊船”，如果清廷緩過這口氣，就算不被滅九族，自己項上人頭肯定是保不住的。
黎元洪的賀電肯定是發自肺腑的。
黎元洪已於二月二十日，被推舉為副總統。也就是說，在四十天的時間裏，黎元洪從南京政.府的副總統，一轉身又成了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對於袁世凱擔任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在心裏也是擁護的，如他在回蒙古王公聯合會電所說：“惟舉袁項城任新政.府大總統，為救時之要著，鴻才卓識，”
黎元洪這位副總統雖然沒到位，到也常為國事而憂慮。當時，統一的政.府雖然成立了，南北其實並沒有真正實現統一。袁世凱和革命黨是麵和心不和，北洋軍與南方革命黨的民軍也時有摩擦。在對立的雙方之外，黎元洪是第三方，所謂旁觀者清。也因為是第三方，有時也可以充當勸架人和調解人的角色。
黎元洪也通過各種形式，發表對時局的看法，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如向全國發出的“籲請息爭以蘇民困”，以四六句排偶的形式，指出傷害社會甚至禍國殃民的各種社會現像。用“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等，列舉社會時弊，鞭撻武裝割據的危害。
比如，他在軍人憑實力柄權給國家治理帶來十害的電文寫道：“熒惑政策，瞀亂方略，其害一。把持賢路，接挽私人其害二。招募非人囂然自雄，其害三。恣財黷武，暴斂橫征，其害四。假以軍法，草菅人命，其害五。奸淫劫掠，蹂躪地方，其害六。易受鼓惑，動搖政局，其害七。擁兵自重，易生反側，其害八。爭城奪地，內訌不止，其害九。割據一方，形同藩鎮，其害十”
南京臨時政.府因財政極其困難幾乎無法運轉，曾試圖與華俄道盛銀行簽署一個借款一百五十萬英鎊的借款合同，以全國稅收做抵押。
多少年了，國人早就為外債和賠款壓得喘不過氣來，南京臨時政.府有什麽權力支配全國的稅收？參議院討論此案時，湖北議員劉成禺憤然離場，以辭職相威脅。
《民生日報》趁機發難，連篇累牘刊文痛斥南京臨時政.府和同盟會。
黎元洪也就此事致電孫.中.山：“前清借款之失，我輩呼號力爭，言猶在耳。遽自效尤，何以謝我民國？……”聲稱自己和湖北軍政.府：“固守鄂中已曆半載，戌馬危急之頃，絕不敢言借債抵稅，以誤國民。”表示了對借債的堅決反對。
一九一二年五月九日，民社與統一黨、民國公會、國民協進會、國民黨合並為共和黨，黎元洪當選為理事長。共和黨成了參議院院中可以和同盟會抗衡的主要力量。
七月十四日，共和黨鄂支部成立，孫武當選為支部長。
原來，湖北的革命組織是以孫武為首的共進會，和蔣翊武為首的文學社合合分分，現在則被共和黨和同盟會的對立而取代。
不久發生了我們在第一卷中曾提到了的“群英會事件”。
“群英會事件”從表麵看是對著孫武來的。當時的孫武，個人利欲有些膨脹，作風也很跋扈，利用手中的權力打擊和排斥一起革命的同誌，各方對他多有不滿確是事實。
但“群英會事件”也有更深層次的問題。這些投身革命的人，因為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追求，就是推翻清廷的封建統治。在這個大目標下，大家是能夠聯合起來，采取一些聯合的行動。比如，武昌起義前的共進會和文學社。
但是。每個組織，畢竟都是獨立的組織，有各自的願景和訴求。因此在有些方麵，有些場合，這些在某個目標下聯合起來的組織，很有可能成為相互對立的存在。
同樣的，每個個人所以加入某個組織，從根本上說，這個組織代表了他的切身利益。當大家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奮鬥的時候，大家同樣也是能聯合起來，采取聯合的行動的。但是，另一方麵，每個人又都是獨立的個人，當他投身一個事業時，也會有個人的目的，個人的向往和追求，特別是有的人，甚至會懷有很高的奢望。
當這些奢望在起義勝利後得不到滿足，就可能懷有很大的怨氣，就可能遷怒於人。比如在“群英會事件”中，很多人就把這股怨氣，和諸多不滿加到了孫武身上。
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共患難容易，同富貴難。
任何舉事和變革，都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但如果把事情辦得盡量合理一些，各種關係協調得好一些，考慮問題全麵周到一些，矛盾和衝突就會少一些，情況也許就會好很多。
比如，南京臨時政.府組成時，如果照顧到首義功臣一些，民社很可能就不至於從同盟會中分裂出去。如果孫武能把湖北的問題，處理得好一些，或許，“群英會事件就不會發生了。”
但是。南京那邊搞得不好，民社分離出去了。孫武這邊搞得不好，“群英會事件”也發生了。
孫武事先得到了消息，逃到了漢口。事後，他找到鄧玉麟，想調兵對群英會進行報複。但城內的部隊都布置在防禦區，武昌一線都是“群英會事件”的發起人黃申薌的十四標駐守，無兵可調。
後來，經漢口富商蔡輔卿、李紫雲從中調解，達成休兵條件。
第一、黎都督位置不變，大家共擁之。
第二，亂兵回營，商鋪複市。
第三、孫武“於報端刊登養屙外遊之廣告”辭職。
黎元洪一方麵批準了孫武“養屙外遊”，另一方麵對“群英會事件”發起人黃申薌的行為進行了斥責。因影響太壞，造成的損失太大，最後以五千元送黃出洋。
所有的內鬥，其實結果都是兩敗俱傷。在這個事件中，黎元洪還算是受益者，大都督的權力得到了很大的鞏固。
他借機撤消了一直被他視為心中大患的軍務部。
“群英會事件”驚動了南京臨時政.府，黎元洪為此而致電孫.中.山和各機關：“頃接軍界同人呈稱：軍務部孫武不克稱職，請予更換削來。查孫武當起義之前，奔走呼號，尚著勞勳。洎莞軍務，煞費經營。近以心力交瘁，叢脞時虞，不願以疲憊之身，久膺軍寄，迭請解職養屙。雖元洪優予慰留，未加冗許，而該部長謙抑之懷，終必欲潔身引退，以避賢路。此次僉請更換，既昭各同誌之公道，亦遂該部長之初心。元洪亦未便強留。現正遵照臨時政.府電諭改部為司，委任曾廣大為軍務司長。”
孫武和共進會的一些人，沒有因此而嫉恨黎元洪，而是把這筆帳記到了文學社，也就是同盟會身上 。原來的共進會和文學社，現在的民社和同盟會，本來就有很多積怨，現在，這怨恨更深了。從而對湖北的局勢，乃至全國的形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隻不過這個時候的黎元洪，還處於二邊都擁護的狀態。
孫中山獲悉武昌電報後，很快回電，進行調解:“昨夕接鄂省來電雲：各同誌與軍務部長孫武大起衝突。其中理由雖不甚悉，惟我國民軍縱旨不外厚愛同胞，保全大局。況該部長於起義之時，不為無功，請同誌尤宜格外原諒。萬一有不能容恕之處，亦宜宣明罪狀，同議辦法，不失為文明舉動。文已電諭軍務部長張振武，北伐軍統製杜錫鈞，混成協協統王安瀾，前先鋒第一軍統領王國棟等就近極力排解，旋即派代表來鄂徹查。務望各同誌和平為主，勿傷同胞同誌之意，勿啟外人幹涉之端，則是文所厚望，諸同誌三思為幸。”
湖北這樣的內鬥一類的事，在其它宣布獨立的省份，也頻繁出現，說到底還是為了個“利”字。封建時代有功大不賞，隻能殺，諸如火燒慶功樓之類的事，無論是不是真實，這一類的事還是經常發生的。
難不成封建帝製進入曆史了，這一幕在民國還要不停的上演嗎？
接下來，通過各方努力，清廷宣布退位，袁世凱如願以償、誌得意滿的登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寶座。
在世界曆史上，差不多是經曆封建製度最長的國家——中國，封建帝製終於進入了曆史。
沉睡多年的東方巨龍，總算醒了，一個新時代開啟了，人們滿懷希望和期待。
三月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就職。
三月十二日，黎元洪向袁世凱發出賀電：“得南中好音，知公於十日受職。當此存亡呼吸之交，竟得統一車書，奠安盤石，忻慰何既。今日複由參議院代布誓詞，懷保惠鮮，情詞剴摯，顧瞻危局，感激涕零。
<a id="wzsy" href="http://m.siluke.com">思路客</a>
“我公抱開濟之才，丁危疑之會，恩仇不足亂其念，禍福不足撓其走，毀譽不足動其心，錯節盤根，潛旋默運，率至黃支烏戈，胥化遵親，殘山剩水，頓歸鞏固，固知天下英雄，非使君莫屬也。來日方長，前功未艾，經邦道國，吞仗丕謨。洪率鄂中將士，為四海蒼生賀。”
用大總統的位置，換取袁世凱率北洋軍和大家一起把清帝趕下台，結束清王朝的統治，黎元洪應該是主要的提議者和決策者之一。自己雖然是被拉上武昌首義戰車的，不管怎麽說，是上了反叛朝廷的“賊船”，如果清廷緩過這口氣，就算不被滅九族，自己項上人頭肯定是保不住的。
黎元洪的賀電肯定是發自肺腑的。
黎元洪已於二月二十日，被推舉為副總統。也就是說，在四十天的時間裏，黎元洪從南京政.府的副總統，一轉身又成了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對於袁世凱擔任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在心裏也是擁護的，如他在回蒙古王公聯合會電所說：“惟舉袁項城任新政.府大總統，為救時之要著，鴻才卓識，”
黎元洪這位副總統雖然沒到位，到也常為國事而憂慮。當時，統一的政.府雖然成立了，南北其實並沒有真正實現統一。袁世凱和革命黨是麵和心不和，北洋軍與南方革命黨的民軍也時有摩擦。在對立的雙方之外，黎元洪是第三方，所謂旁觀者清。也因為是第三方，有時也可以充當勸架人和調解人的角色。
黎元洪也通過各種形式，發表對時局的看法，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如向全國發出的“籲請息爭以蘇民困”，以四六句排偶的形式，指出傷害社會甚至禍國殃民的各種社會現像。用“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等，列舉社會時弊，鞭撻武裝割據的危害。
比如，他在軍人憑實力柄權給國家治理帶來十害的電文寫道：“熒惑政策，瞀亂方略，其害一。把持賢路，接挽私人其害二。招募非人囂然自雄，其害三。恣財黷武，暴斂橫征，其害四。假以軍法，草菅人命，其害五。奸淫劫掠，蹂躪地方，其害六。易受鼓惑，動搖政局，其害七。擁兵自重，易生反側，其害八。爭城奪地，內訌不止，其害九。割據一方，形同藩鎮，其害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