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及其追隨者，極力讚美孔教是中國幾千年文明教化的結晶，“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係相因，若孔教可棄也，則一切文明隨之而盡也，即一切種族隨之而滅也。”宣揚孔教是中國的“國魂”，宣揚“欲不亡中國乎？必自至誠至敬，尊孔子為教主始也。”
孔教會和社會上的尊孔活動，得到了袁世凱的支持和讚揚。
他讚美道：“孔教之於中國，猶如空氣之於人類”，“孔孟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樹萬世之師表，亙古代而常新。”他下令學生恢複讀經，強調“學校均應崇奉古聖賢以為師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至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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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黨人和進步人士中的有識之士，對這股尊孔複古風進行了抵製。一九一二年七月，全國臨時教育會議因尊孔問題發生激烈爭論。會上，蔡元培提出“學校不應拜孔子案”，因為與當時的大氣候，沒有獲得通過。
但由於蔡元培等力爭，最後達成妥協：“這個方案不頒行，但在學校管理規程內刪去拜孔子的條文”。這樣，學校拜不拜孔都可以。
但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日，袁世凱頒布《整飭倫常令》。下令“尊崇倫常”，提倡“禮教”，他說：“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政體雖更，民彝無改”、“唯願全國人民恪守禮法，共濟時難。……本大總統痛時局之阽危，怵紀綱之廢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國勢，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機，即國本有底安之理。”
此令一出，各種尊孔團體相率成立，遍布全國。
這個時候，袁世凱還要受到方方麵麵的牽製，做事還有所忌憚。其尊孔還比較掩飾，沒有在全社會公然提倡“尊孔讀經”，隻是從道德層麵提出問題。但是，到一九一四年，袁世凱認為他的江山已經很牢固，已經無所顧忌了。
九月二十五日，袁世凱正式頒發了《祭孔令》，公開恢複了前清的祭孔規定。明令於孔子誕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須舉行祭孔典禮。
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凱在一大群全副武裝的侍從護衛下，於早晨六點半抵達孔廟。
換上了繡有四團花的十二章大禮服，下圍褶紫緞裙，頭戴平天冠。由侍從官朱啟鈐、周自齊及侍從武官廕昌引導行禮，“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與此同時，各省將軍、巡按使也都在省會文廟祭孔，這是民國以來第一次祭孔。過了幾天，他又叫財政部撥款修繕北京孔廟，並自捐銀五千元相助。
遺老們借機發出請願書，要求袁世凱政.府定“孔教”為“國教”，列入“憲法”。
尊孔叫囂在民國初年掀起一股複古逆流，為袁世凱後來的複辟帝製活動推波助瀾，在中國曆史上掀起了一股複辟潮，給社會造成了惡劣影響。
但是，搞倒退是不會長久的，僅僅幾年後，“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就喊遍全國，風起雲湧的新文化運動給中國思想界帶來新的繁榮。
這股尊孔複古思潮，也就逐漸消聲匿跡了，此為後話。
談到複辟，有一個人是必須要介紹的，——勞乃宣。
勞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號玉初，又號韌叟。籍貫浙江省嘉興府桐鄉（又山東省武定府陽信）。中國近代音韻學家。
他是清末修律，禮、法之爭中禮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勞乃宣堅持“本舊律之義，用新律之體”的修律方針，主張凡屬三綱五常的倫理綱常都納入新刑律之中。他的法律思想是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在中國近代社會的表現，目的在於抵製中國法律製度的變革，維持封建君主專製。
庚子年鬧義和團時，他做吳橋縣縣令，曾上書請取締義和團。
民國成立後，他反對民主共和，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續共和正解》。
民國三年，在一片複古大潮中，勞乃宣預感到時機成熟，便把他的這兩本“大作”合印成一本書，名為《正續共和解》，遍送京內外。
勞乃宣的共和，是這樣解釋：周宣王時因天子太幼，不能執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謂共和，乃君主政體而非民主政體，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學無術”，亂加民主於共和，實在是不通。於是勞某乃力陳中國不能推行民主製的種種理由。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
至於續編是自詡他早有先見之明，民主製對中國之不恰當。他自作聰明地認為袁世凱雖身為大總統，但有伊尹之誌，所以他主張創行一種憲法，名為中華國共和憲法。
以共和為名是符於他的共和正解，名中華國而不名民國，即表示要行君主製。
雖然是君主製，卻又不稱帝國，則是不與日本雷同。日本是稱帝國，俄羅斯和德國雖行君主製，但卻不稱帝國。“中華國”亦然；至於為何不稱大清而稱中華？是因中華是全名，大清隻是一族之名。凡此雲雲，便是勞乃宣的大作奇論。
勞乃宣的“大作”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懷舊情結，因此，在當時的政壇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加之袁世凱自徐世昌出任國務卿後，一切表現都是複古，也就更加助長了這股複辟思潮。
勞乃宣除了刊印這本“大作”外，還寫了一封信給袁世凱聘為清史館館長的趙爾巽。
信上說：“總統之任必有滿期，退位後無異齊民。其時白龍魚服，無以自衛，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測之災，必難獲免。項城識略過人，必早慮及此。以管見推之，以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誠，而後足以平逐鹿之紛爭，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後足以戢糾桓之驕氣。然此時遽議歸政，衝主不能親裁，別求居攝，殊難其選，實仍無以逾於項城。
“故愚議議定十年還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歐美總統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無所損，所謂閉門天子，不如開門節度也。還政之後，錫以王爵，則以總統退位，複為齊民者不同。爵位之崇，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簾遠，護衛謹嚴，不致有意外之患。……
“且總統無傳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榮，如是則項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舉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陳，項城之見聽也。……公謂成先朝之史，以報先朝之恩，竊謂此說得行，其所以報先朝之恩者，尤勝於修史萬萬。……”
勞乃宣為什麽寫這封信給趙爾巽呢？原來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島碰見趙爾巽。兩個人很熟，趙爾巽剛由北京到青島。
他們談話時，趙爾巽不經意地說了這麽一句話：“不久日月重光。”
他覺得機不可失，所以當趙爾巽由青島回北京後，勞乃宣即寫了這封信給他。
勞乃宣除給趙爾巽寫了上麵的一封信，同時還給袁的兒女親家，清朝時當過兩江總督的遺老周馥寫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世凱共事，他的兒子周學熙又做過袁世凱的財政總長。
勞乃宣給周馥的信中說：“趙次帥（趙爾巽字次珊）由京來島，謂項城自言，今日所為，皆所以調護皇室，初無忍負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清室內務總管世續），欲卸仔肩，而世相言無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韙。
“誠如此言，則項城之心亦良苦矣。當以拙作正續兩解質之次帥，問其可否代呈、項城、次帥曰可，因即請其攜之入都。……
“伏思我公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夢寐不忘，於項城有父執之誼，識拔之雅；近又締結絲蘿，親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將狂瞽之言，轉達聰聽？倘荷采擇，見諸實行，非特有造於先朝，其所以為項城者，亦不啻出諸九淵，升之九天也。”
除了給趙爾巽和周馥外，勞乃宣還寫了第三封信給國務卿徐世昌，信上說：“……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與項城至交，此策得行，兩無所負。……
“憶己、庚之際，拳匪初萌，弟在吳橋任內，考出義和拳為白蓮教支流，刊‘義和拳教門源流考’分布各處，又通籌辦法，屢舉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釀成滔天之禍（是指直隸總督榮祿等沒有采納他的條陳）。
“時項城出任東撫，道經連鎮，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麵呈，項城大為嘉納，到東後一切照行。聯軍到京，東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從善之勇，令人感佩。
“今夏在青島，蒙賜手書，尚有：昔庚子之變，執事不憚苦心，標正論以拯危亡之禍之語，是項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猶未忘也。竊謂弟今日所言，尤關重大，若荷聽從，其收效之宏，較之庚子更勝萬萬也。”
人總是向往美好的。一個健康的，好的社會，會激勵和吸引人努力去走正道，通過自己的正常和正當的活動去謀生，去為自己取得收益，去養家糊口，去生活。
但是，在一個不好的、畸形的社會，特別是個人專權，有權者說什麽是什麽的社會。會誘發人的投機和鑽營行為。去挖空心思標新立異，做一件取悅當權者之事，試圖走捷徑，甚至幻想著一步登天。
孔教會和社會上的尊孔活動，得到了袁世凱的支持和讚揚。
他讚美道：“孔教之於中國，猶如空氣之於人類”，“孔孟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樹萬世之師表，亙古代而常新。”他下令學生恢複讀經，強調“學校均應崇奉古聖賢以為師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至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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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黨人和進步人士中的有識之士，對這股尊孔複古風進行了抵製。一九一二年七月，全國臨時教育會議因尊孔問題發生激烈爭論。會上，蔡元培提出“學校不應拜孔子案”，因為與當時的大氣候，沒有獲得通過。
但由於蔡元培等力爭，最後達成妥協：“這個方案不頒行，但在學校管理規程內刪去拜孔子的條文”。這樣，學校拜不拜孔都可以。
但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日，袁世凱頒布《整飭倫常令》。下令“尊崇倫常”，提倡“禮教”，他說：“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政體雖更，民彝無改”、“唯願全國人民恪守禮法，共濟時難。……本大總統痛時局之阽危，怵紀綱之廢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國勢，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機，即國本有底安之理。”
此令一出，各種尊孔團體相率成立，遍布全國。
這個時候，袁世凱還要受到方方麵麵的牽製，做事還有所忌憚。其尊孔還比較掩飾，沒有在全社會公然提倡“尊孔讀經”，隻是從道德層麵提出問題。但是，到一九一四年，袁世凱認為他的江山已經很牢固，已經無所顧忌了。
九月二十五日，袁世凱正式頒發了《祭孔令》，公開恢複了前清的祭孔規定。明令於孔子誕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須舉行祭孔典禮。
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凱在一大群全副武裝的侍從護衛下，於早晨六點半抵達孔廟。
換上了繡有四團花的十二章大禮服，下圍褶紫緞裙，頭戴平天冠。由侍從官朱啟鈐、周自齊及侍從武官廕昌引導行禮，“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與此同時，各省將軍、巡按使也都在省會文廟祭孔，這是民國以來第一次祭孔。過了幾天，他又叫財政部撥款修繕北京孔廟，並自捐銀五千元相助。
遺老們借機發出請願書，要求袁世凱政.府定“孔教”為“國教”，列入“憲法”。
尊孔叫囂在民國初年掀起一股複古逆流，為袁世凱後來的複辟帝製活動推波助瀾，在中國曆史上掀起了一股複辟潮，給社會造成了惡劣影響。
但是，搞倒退是不會長久的，僅僅幾年後，“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就喊遍全國，風起雲湧的新文化運動給中國思想界帶來新的繁榮。
這股尊孔複古思潮，也就逐漸消聲匿跡了，此為後話。
談到複辟，有一個人是必須要介紹的，——勞乃宣。
勞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號玉初，又號韌叟。籍貫浙江省嘉興府桐鄉（又山東省武定府陽信）。中國近代音韻學家。
他是清末修律，禮、法之爭中禮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勞乃宣堅持“本舊律之義，用新律之體”的修律方針，主張凡屬三綱五常的倫理綱常都納入新刑律之中。他的法律思想是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在中國近代社會的表現，目的在於抵製中國法律製度的變革，維持封建君主專製。
庚子年鬧義和團時，他做吳橋縣縣令，曾上書請取締義和團。
民國成立後，他反對民主共和，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續共和正解》。
民國三年，在一片複古大潮中，勞乃宣預感到時機成熟，便把他的這兩本“大作”合印成一本書，名為《正續共和解》，遍送京內外。
勞乃宣的共和，是這樣解釋：周宣王時因天子太幼，不能執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謂共和，乃君主政體而非民主政體，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學無術”，亂加民主於共和，實在是不通。於是勞某乃力陳中國不能推行民主製的種種理由。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
至於續編是自詡他早有先見之明，民主製對中國之不恰當。他自作聰明地認為袁世凱雖身為大總統，但有伊尹之誌，所以他主張創行一種憲法，名為中華國共和憲法。
以共和為名是符於他的共和正解，名中華國而不名民國，即表示要行君主製。
雖然是君主製，卻又不稱帝國，則是不與日本雷同。日本是稱帝國，俄羅斯和德國雖行君主製，但卻不稱帝國。“中華國”亦然；至於為何不稱大清而稱中華？是因中華是全名，大清隻是一族之名。凡此雲雲，便是勞乃宣的大作奇論。
勞乃宣的“大作”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懷舊情結，因此，在當時的政壇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加之袁世凱自徐世昌出任國務卿後，一切表現都是複古，也就更加助長了這股複辟思潮。
勞乃宣除了刊印這本“大作”外，還寫了一封信給袁世凱聘為清史館館長的趙爾巽。
信上說：“總統之任必有滿期，退位後無異齊民。其時白龍魚服，無以自衛，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測之災，必難獲免。項城識略過人，必早慮及此。以管見推之，以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誠，而後足以平逐鹿之紛爭，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後足以戢糾桓之驕氣。然此時遽議歸政，衝主不能親裁，別求居攝，殊難其選，實仍無以逾於項城。
“故愚議議定十年還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歐美總統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無所損，所謂閉門天子，不如開門節度也。還政之後，錫以王爵，則以總統退位，複為齊民者不同。爵位之崇，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簾遠，護衛謹嚴，不致有意外之患。……
“且總統無傳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榮，如是則項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舉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陳，項城之見聽也。……公謂成先朝之史，以報先朝之恩，竊謂此說得行，其所以報先朝之恩者，尤勝於修史萬萬。……”
勞乃宣為什麽寫這封信給趙爾巽呢？原來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島碰見趙爾巽。兩個人很熟，趙爾巽剛由北京到青島。
他們談話時，趙爾巽不經意地說了這麽一句話：“不久日月重光。”
他覺得機不可失，所以當趙爾巽由青島回北京後，勞乃宣即寫了這封信給他。
勞乃宣除給趙爾巽寫了上麵的一封信，同時還給袁的兒女親家，清朝時當過兩江總督的遺老周馥寫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世凱共事，他的兒子周學熙又做過袁世凱的財政總長。
勞乃宣給周馥的信中說：“趙次帥（趙爾巽字次珊）由京來島，謂項城自言，今日所為，皆所以調護皇室，初無忍負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清室內務總管世續），欲卸仔肩，而世相言無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韙。
“誠如此言，則項城之心亦良苦矣。當以拙作正續兩解質之次帥，問其可否代呈、項城、次帥曰可，因即請其攜之入都。……
“伏思我公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夢寐不忘，於項城有父執之誼，識拔之雅；近又締結絲蘿，親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將狂瞽之言，轉達聰聽？倘荷采擇，見諸實行，非特有造於先朝，其所以為項城者，亦不啻出諸九淵，升之九天也。”
除了給趙爾巽和周馥外，勞乃宣還寫了第三封信給國務卿徐世昌，信上說：“……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與項城至交，此策得行，兩無所負。……
“憶己、庚之際，拳匪初萌，弟在吳橋任內，考出義和拳為白蓮教支流，刊‘義和拳教門源流考’分布各處，又通籌辦法，屢舉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釀成滔天之禍（是指直隸總督榮祿等沒有采納他的條陳）。
“時項城出任東撫，道經連鎮，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麵呈，項城大為嘉納，到東後一切照行。聯軍到京，東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從善之勇，令人感佩。
“今夏在青島，蒙賜手書，尚有：昔庚子之變，執事不憚苦心，標正論以拯危亡之禍之語，是項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猶未忘也。竊謂弟今日所言，尤關重大，若荷聽從，其收效之宏，較之庚子更勝萬萬也。”
人總是向往美好的。一個健康的，好的社會，會激勵和吸引人努力去走正道，通過自己的正常和正當的活動去謀生，去為自己取得收益，去養家糊口，去生活。
但是，在一個不好的、畸形的社會，特別是個人專權，有權者說什麽是什麽的社會。會誘發人的投機和鑽營行為。去挖空心思標新立異，做一件取悅當權者之事，試圖走捷徑，甚至幻想著一步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