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在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給國會的答複書如下：
“……依《約法》第十九條暨《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之規定，質問權為議院職權之一，非議員職權之一，其義甚明，故質問之行使，無論議院法有如何連署之規定，雖不必由院議公決，要不能不經由議院提出，是以議員迭次依議院法而提出質問書，均於議院有《國會組織法》第十五條所定總議員過半數之出席，得以開議時，由議長以開議日 期報告文件之際提出報告，此執行《國會組織法》暨《議院法》之通例，實為兩院所現行，斷未有不經此項手續，而可以濫行質問者也。
“茲來谘既稱兩院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前議院所有之質問權，當然因不能開會之結果，而不能提出。……
“查兩院議長， 業於十一月十三日，以兩院議員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不得已於十一月十四日起， 停發議事日程等語，通告有案。此次質問書之提出，在議院議長通告停發議事日程之後， 既已停發議事日程，何能提出質問書？且查當日提出質問書之情形，係發生於兩院現有 議員之談話會，以法律規定所無之談話會，而提出屬於法律上議院職權之質問書，實為 《約法》、《國會組織法》、《議院法》規定所未特許。
“政.府為尊重國會起見，對於不足法定人數之議員，非法所提出之質問書，應不負法律上答複之義務。惟查各該質問書， 於追繳隸籍國民黨議員證書徽章，及令內務總長分別查取本屆合法候補當選人如額遞補各節，不無所疑，不能不略為說明，以免誤會。
“查十一月四日大總統命令，曾聲明此舉係為挽救國家之危亡，減輕國民之痛苦起見，並將詳細情形布告國民；蓋以議員多數而 為構成內亂之舉，係屬變出非常，不特議院法未規定處理明文，即各國亦無此先例，大總統於危急存亡之秋，為拯溺救焚之計，是非心跡，昭然天壤，事關國家治.亂，何能執常例以相繩！所以令下之日，據東南各省都督、民政長來電，均謂市民歡呼，額手相慶。
“議員張其密等所稱舉國惶駭，人心騷動，係屬危言聳聽，殊乖實情。且現已由內務總長 核定調查候補當選人劃一辦法，令行各省依法辦理；議員鄭毓怡等所稱對於民國是否有 國會之必要，尤屬因誤滋疑。總之，前奉大總統命令，業已鄭重聲明，務使我.莊.嚴.神.聖之國會，不再為助長內亂者所挾持，以期鞏固真正之共和，宣達真正之民意等因。
“各議員果能深體此意，懷疑之點，當然釋然。除函答參議院議長外，相應函請貴議長轉達貴 院現有各議員查照可也。”
對議員們提出的問題避而不答，著力否認議員們有質問權，對袁世凱竭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讓這個“第一流人才內閣”更加名譽掃地。
袁世凱當然不想恢複國會，又不想獨擔解散國會的惡名，就想到了召開政.治.會.議來解決問題。
政.治.會.議原是袁世凱容納許多有地位無官職又不是國會議員的政界人士，性質有點非驢非馬，可是在袁世凱決心扼殺了國會後，政.治.會.議就派了用場。
政.治.會.議的組成，是由總統派十人，國.務.院派四人，各部每部派一人，各省每省派二人合組。
袁世凱所派的是：李經羲、梁敦彥、樊增祥、蔡鍔、寶熙、楊度、趙惟熙、饒漢祥、楊士琦、馬良。
最初，袁世凱擬指定楊度為政.治.會.議議長，顧鼇為秘書長，不料正要發表時，袁的一個老朋友李經羲到了北京。
李經羲是清朝末年領銜各省督撫，聯名奏請提前立憲並召開國會的主角。袁世凱自己出身督撫，對於做過清朝督撫的人看得最重。所以李經羲一到北京，袁就把已經發出派楊度為政.治.會.議議長的命令收回，改派李經羲為議長。
民國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政.治.會.議議員六十九人，在新華門集合，由內閣總.理熊希齡、內務總長朱啟鈐導入中南海懷仁堂，恭謁袁大總統。
當天下午，政.治.會.議就在北海團城承光殿舉行開幕典禮。議長李經羲在開幕詞中，把政.治.會.議的性質加以描述。
他說：“現在所注意的是人治，而未到法治時期……本會之產生並無成規可按，所以性質上隻是一種谘詢機關，有同意之權，而實行之權則在政.府。……大總統隻以救國為前提，不存絲毫政見，我們雖不能代表國民，卻也有我們應盡的天職。”
這時，國會已無開會可能，於是，粵督龍濟光電請袁世凱，要求以政.治.會.議替代國會。接著， 袁世凱授意十九省軍民長官聯名，發表了一個主張解散國會的通電。
該通電要求解散國會的理由是：國會開會七閱月，毫無成績，所以應該把殘留的議員解散雲雲。
袁根據上麵兩電，谘詢政.治.會.議取決可否，以便實行。同時提出了所謂救國大計案，該案包含資遣國會議員回籍和增修約法案兩事。
他的理由是國會既因人數不足，自身不能行使職權，而增修約法案前已提交國會，乃國會一擱再置，所以現在提交政.治.會.議來 討論。
十二月二十九日，政.治.會.議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救國大計案”，議員們大家麵麵相對不敢靦然以立法機關自居，因此討論不出結果來。
最後決定成立十五人審查會，推蔡鍔為審查長，孫毓筠等為審查員，交由審查會去討論。
民國三年一月二日，十五人審查會開會，大家仍然認為這是兩個難題，不容易做出文章來。但又不能交白卷，因此建議政.府，對增修約法問題，另設“製法機關”進行討論。至於解散國會問題，決議建議政。府，國會議員應即停職，給資與否由政.府自決，回籍與否由議員自決。
元月十日，政.治.會.議就根據審查會的意見，呈請袁總統采擇施行。
同日，袁根據政.治.會.議的第二個法案，下令解散國會。這樣，袁世凱搞垮國會的願望，終於達成了。
民國的第一屆國會，從成立到被袁世凱解散，時間雖然不是很長，但是卻在曆史上留下了濃濃一筆。特別是在為維護共和所進行的努力和抗爭，可以說是寫下了可歌又可泣的篇章。
雖然，這第一屆國會，從代表的產生，到兩會的議事和運行，曾經飽受爭議和指責。
有文章這樣記述第一屆國會選舉情況；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全國各省區開始了第一屆正式國會選舉。按照此前公布的《國會組織法》和《議員選舉法》，正式國會由參議院、眾議院兩院組成，其中參議員由各省議會議員選出，共二百七十四人，眾議員由各地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共五百九十六人。
“不過，並非人人都有資格投票，“資格選民”首先必須是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男性，然後要至少滿足每年直接納稅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動產、擁有小學或相當於小學的學曆三個條件之一。這樣篩選後，全國“資格選民”隻占4億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最終的實際投票率也隻有十分之一，即400萬人。但如此大規模的選舉，對於當時的中國無疑仍是個新鮮事物。用曆史學家唐德剛的話說，“中國這時雖有人口四萬萬，但八成是不識字的文盲，另外二成雖或多或少認得字，但他們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選舉。”這就難怪當年選舉中的怪現象比比皆是。
“早年加入同盟會的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自十八歲就離開家鄉外出讀書，選舉時人在上海，卻當選了家鄉陝西省朝邑縣的初選議員。回去打聽了才知道，原來朝邑竟像辦差一樣“辦”起了選舉，當地設了一個選舉事務所，請來各鄉紳士幫忙，這些紳士的實際任務有二：第一，決定各鄉應當當選的人名單；第二，為“應當”當選的人按法定票數抄寫選票。張奚若就這樣毫不知情地被“選”為初選議員。
“而在江蘇南通，《民立報》記者遇到了一位拖著辮子的鄉人前來投票，簡單問答，不禁啼笑皆非。原來，前幾日有人送投票證到他家裏，他還以為名為投票，實則要錢，頓時惶恐，生怕不去會惹來禍端，這才趕緊帶著投票證和現錢趕到投票現場。
“江蘇算是當時中國相對開放的省份，“資格選民”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在全國範圍的四千萬“資格選民”中，這樣的糊塗選民恐怕不在少數。
“不過，鄉人糊塗，熱心選舉的各黨派人士可一點都不含糊。當時國內政黨林立，其中最大的兩個黨派是同盟會聯合多黨成立的國民黨，以及由來源於清末立憲派的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合並成的相對親袁的進步黨。……
“無論國民黨、進步黨，最基本的選舉手段當然是競選演說。江蘇共和黨眾議員王紹鏊回憶，競選演說多在茶館或其他公開場合進行，“競選者帶著一些人，一麵敲鑼，一麵高聲叫喊，××黨×××來發表競選演說了，歡迎大家來聽呀！聽眾聚集後，就開始演說……聽講的人大多是士紳和其他中上層人士。”對於識字不多者，公開的競選方法則是開設私塾教選民寫候選人姓名，預印候選人名片以便選民帶入選舉場內摹寫等。
“演說也罷，開私塾、印名片也好，多少還有點公平競爭的氛圍，但一些暗中進行的活動卻著實亂象叢生。
“有偷選票者，江蘇淮安清河縣眾議員初選，一候選人為確保當選，竟然偷去馬頭鎮選票四百張，填寫自己的名字；
“有買選票者，用酒飯、麵點、火車票、金錢甚至鴉片，不一而足；
“有選票賣價太低而懊惱者，蘇州複選選票價格相當波動，特別是到最後幾日期限，隻差數票的競選人不惜重金收買，使得票價猛升，共和黨出價達到三百元甚至更高，以至於許多已經廉價賣出選票的人懊悔不已；
“還有因選舉發財者，民初商業蕭條，但在國會選舉的帶動下，選舉投票所在地的旅館爆滿，飯店整日高朋滿座，妓院房間都被早早預訂，各自發了一筆“選舉財”。
“更有甚者，投票現場直接上演“高手對打”的鬧劇，江蘇無錫的省議員選舉分了十個投票站，由於政黨相爭，暴徒起哄，竟有七處投票站被毀，管理人員被毆，投票箱被砸……
“國會議員選舉的過程一團混亂，用盡了合法的、非法的手段，有人明白，有人糊塗，有人揣著明白裝糊塗……到了一九一三年三月，總算有了各政黨都承認的選舉結果。”
聯係到民國初建時的國民素質和人們的民主意識水平，以上的描寫應該是可信的。
但是，不管選舉過程有多少問題，但第一屆國會卻把很多的優秀分子集合到了自己的旗幟下，這不能不是個奇跡。
而第一屆國會在履職方麵，也存在諸多的問題。比如，第一屆國會做出的第一個決議，竟是給議員定下了天價的工資。有人因此而諷刺他們不是代表國民，而是個人利益的代表者。
公權力來自民眾，自當用於民眾。如果一個持有公權力的人，首先盤算的是用公權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無疑是對公權力的濫用，也是公權力的腐敗。國會議員近八百人，號稱八百羅漢。這八百羅漢的高薪，對財政拮據的袁世凱政.府,無疑是極重的負擔。袁世凱所以很痛快的照單全收，顯然沒作長久打算。
而無論這第一屆國會有多少問題和不足，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努力和勇於履行職務。
當然，國會和議員們能夠敢於對行政權力進行限製和監督，說明當時的社會環境，還是有一定的民主氛圍的，至少不用冒被殺頭的危險。這一點，同樣是應該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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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垮國會，袁世凱盡管如願以償，但這也正是他的可悲之處。因為，搞垮國會，正如他搞垮國民黨一樣，不過是加速了他走向身敗名裂的步伐。
“……依《約法》第十九條暨《國會組織法》第十四條之規定，質問權為議院職權之一，非議員職權之一，其義甚明，故質問之行使，無論議院法有如何連署之規定，雖不必由院議公決，要不能不經由議院提出，是以議員迭次依議院法而提出質問書，均於議院有《國會組織法》第十五條所定總議員過半數之出席，得以開議時，由議長以開議日 期報告文件之際提出報告，此執行《國會組織法》暨《議院法》之通例，實為兩院所現行，斷未有不經此項手續，而可以濫行質問者也。
“茲來谘既稱兩院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前議院所有之質問權，當然因不能開會之結果，而不能提出。……
“查兩院議長， 業於十一月十三日，以兩院議員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不得已於十一月十四日起， 停發議事日程等語，通告有案。此次質問書之提出，在議院議長通告停發議事日程之後， 既已停發議事日程，何能提出質問書？且查當日提出質問書之情形，係發生於兩院現有 議員之談話會，以法律規定所無之談話會，而提出屬於法律上議院職權之質問書，實為 《約法》、《國會組織法》、《議院法》規定所未特許。
“政.府為尊重國會起見，對於不足法定人數之議員，非法所提出之質問書，應不負法律上答複之義務。惟查各該質問書， 於追繳隸籍國民黨議員證書徽章，及令內務總長分別查取本屆合法候補當選人如額遞補各節，不無所疑，不能不略為說明，以免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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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張其密等所稱舉國惶駭，人心騷動，係屬危言聳聽，殊乖實情。且現已由內務總長 核定調查候補當選人劃一辦法，令行各省依法辦理；議員鄭毓怡等所稱對於民國是否有 國會之必要，尤屬因誤滋疑。總之，前奉大總統命令，業已鄭重聲明，務使我.莊.嚴.神.聖之國會，不再為助長內亂者所挾持，以期鞏固真正之共和，宣達真正之民意等因。
“各議員果能深體此意，懷疑之點，當然釋然。除函答參議院議長外，相應函請貴議長轉達貴 院現有各議員查照可也。”
對議員們提出的問題避而不答，著力否認議員們有質問權，對袁世凱竭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讓這個“第一流人才內閣”更加名譽掃地。
袁世凱當然不想恢複國會，又不想獨擔解散國會的惡名，就想到了召開政.治.會.議來解決問題。
政.治.會.議原是袁世凱容納許多有地位無官職又不是國會議員的政界人士，性質有點非驢非馬，可是在袁世凱決心扼殺了國會後，政.治.會.議就派了用場。
政.治.會.議的組成，是由總統派十人，國.務.院派四人，各部每部派一人，各省每省派二人合組。
袁世凱所派的是：李經羲、梁敦彥、樊增祥、蔡鍔、寶熙、楊度、趙惟熙、饒漢祥、楊士琦、馬良。
最初，袁世凱擬指定楊度為政.治.會.議議長，顧鼇為秘書長，不料正要發表時，袁的一個老朋友李經羲到了北京。
李經羲是清朝末年領銜各省督撫，聯名奏請提前立憲並召開國會的主角。袁世凱自己出身督撫，對於做過清朝督撫的人看得最重。所以李經羲一到北京，袁就把已經發出派楊度為政.治.會.議議長的命令收回，改派李經羲為議長。
民國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政.治.會.議議員六十九人，在新華門集合，由內閣總.理熊希齡、內務總長朱啟鈐導入中南海懷仁堂，恭謁袁大總統。
當天下午，政.治.會.議就在北海團城承光殿舉行開幕典禮。議長李經羲在開幕詞中，把政.治.會.議的性質加以描述。
他說：“現在所注意的是人治，而未到法治時期……本會之產生並無成規可按，所以性質上隻是一種谘詢機關，有同意之權，而實行之權則在政.府。……大總統隻以救國為前提，不存絲毫政見，我們雖不能代表國民，卻也有我們應盡的天職。”
這時，國會已無開會可能，於是，粵督龍濟光電請袁世凱，要求以政.治.會.議替代國會。接著， 袁世凱授意十九省軍民長官聯名，發表了一個主張解散國會的通電。
該通電要求解散國會的理由是：國會開會七閱月，毫無成績，所以應該把殘留的議員解散雲雲。
袁根據上麵兩電，谘詢政.治.會.議取決可否，以便實行。同時提出了所謂救國大計案，該案包含資遣國會議員回籍和增修約法案兩事。
他的理由是國會既因人數不足，自身不能行使職權，而增修約法案前已提交國會，乃國會一擱再置，所以現在提交政.治.會.議來 討論。
十二月二十九日，政.治.會.議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救國大計案”，議員們大家麵麵相對不敢靦然以立法機關自居，因此討論不出結果來。
最後決定成立十五人審查會，推蔡鍔為審查長，孫毓筠等為審查員，交由審查會去討論。
民國三年一月二日，十五人審查會開會，大家仍然認為這是兩個難題，不容易做出文章來。但又不能交白卷，因此建議政.府，對增修約法問題，另設“製法機關”進行討論。至於解散國會問題，決議建議政。府，國會議員應即停職，給資與否由政.府自決，回籍與否由議員自決。
元月十日，政.治.會.議就根據審查會的意見，呈請袁總統采擇施行。
同日，袁根據政.治.會.議的第二個法案，下令解散國會。這樣，袁世凱搞垮國會的願望，終於達成了。
民國的第一屆國會，從成立到被袁世凱解散，時間雖然不是很長，但是卻在曆史上留下了濃濃一筆。特別是在為維護共和所進行的努力和抗爭，可以說是寫下了可歌又可泣的篇章。
雖然，這第一屆國會，從代表的產生，到兩會的議事和運行，曾經飽受爭議和指責。
有文章這樣記述第一屆國會選舉情況；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全國各省區開始了第一屆正式國會選舉。按照此前公布的《國會組織法》和《議員選舉法》，正式國會由參議院、眾議院兩院組成，其中參議員由各省議會議員選出，共二百七十四人，眾議員由各地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共五百九十六人。
“不過，並非人人都有資格投票，“資格選民”首先必須是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男性，然後要至少滿足每年直接納稅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動產、擁有小學或相當於小學的學曆三個條件之一。這樣篩選後，全國“資格選民”隻占4億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最終的實際投票率也隻有十分之一，即400萬人。但如此大規模的選舉，對於當時的中國無疑仍是個新鮮事物。用曆史學家唐德剛的話說，“中國這時雖有人口四萬萬，但八成是不識字的文盲，另外二成雖或多或少認得字，但他們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選舉。”這就難怪當年選舉中的怪現象比比皆是。
“早年加入同盟會的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自十八歲就離開家鄉外出讀書，選舉時人在上海，卻當選了家鄉陝西省朝邑縣的初選議員。回去打聽了才知道，原來朝邑竟像辦差一樣“辦”起了選舉，當地設了一個選舉事務所，請來各鄉紳士幫忙，這些紳士的實際任務有二：第一，決定各鄉應當當選的人名單；第二，為“應當”當選的人按法定票數抄寫選票。張奚若就這樣毫不知情地被“選”為初選議員。
“而在江蘇南通，《民立報》記者遇到了一位拖著辮子的鄉人前來投票，簡單問答，不禁啼笑皆非。原來，前幾日有人送投票證到他家裏，他還以為名為投票，實則要錢，頓時惶恐，生怕不去會惹來禍端，這才趕緊帶著投票證和現錢趕到投票現場。
“江蘇算是當時中國相對開放的省份，“資格選民”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在全國範圍的四千萬“資格選民”中，這樣的糊塗選民恐怕不在少數。
“不過，鄉人糊塗，熱心選舉的各黨派人士可一點都不含糊。當時國內政黨林立，其中最大的兩個黨派是同盟會聯合多黨成立的國民黨，以及由來源於清末立憲派的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合並成的相對親袁的進步黨。……
“無論國民黨、進步黨，最基本的選舉手段當然是競選演說。江蘇共和黨眾議員王紹鏊回憶，競選演說多在茶館或其他公開場合進行，“競選者帶著一些人，一麵敲鑼，一麵高聲叫喊，××黨×××來發表競選演說了，歡迎大家來聽呀！聽眾聚集後，就開始演說……聽講的人大多是士紳和其他中上層人士。”對於識字不多者，公開的競選方法則是開設私塾教選民寫候選人姓名，預印候選人名片以便選民帶入選舉場內摹寫等。
“演說也罷，開私塾、印名片也好，多少還有點公平競爭的氛圍，但一些暗中進行的活動卻著實亂象叢生。
“有偷選票者，江蘇淮安清河縣眾議員初選，一候選人為確保當選，竟然偷去馬頭鎮選票四百張，填寫自己的名字；
“有買選票者，用酒飯、麵點、火車票、金錢甚至鴉片，不一而足；
“有選票賣價太低而懊惱者，蘇州複選選票價格相當波動，特別是到最後幾日期限，隻差數票的競選人不惜重金收買，使得票價猛升，共和黨出價達到三百元甚至更高，以至於許多已經廉價賣出選票的人懊悔不已；
“還有因選舉發財者，民初商業蕭條，但在國會選舉的帶動下，選舉投票所在地的旅館爆滿，飯店整日高朋滿座，妓院房間都被早早預訂，各自發了一筆“選舉財”。
“更有甚者，投票現場直接上演“高手對打”的鬧劇，江蘇無錫的省議員選舉分了十個投票站，由於政黨相爭，暴徒起哄，竟有七處投票站被毀，管理人員被毆，投票箱被砸……
“國會議員選舉的過程一團混亂，用盡了合法的、非法的手段，有人明白，有人糊塗，有人揣著明白裝糊塗……到了一九一三年三月，總算有了各政黨都承認的選舉結果。”
聯係到民國初建時的國民素質和人們的民主意識水平，以上的描寫應該是可信的。
但是，不管選舉過程有多少問題，但第一屆國會卻把很多的優秀分子集合到了自己的旗幟下，這不能不是個奇跡。
而第一屆國會在履職方麵，也存在諸多的問題。比如，第一屆國會做出的第一個決議，竟是給議員定下了天價的工資。有人因此而諷刺他們不是代表國民，而是個人利益的代表者。
公權力來自民眾，自當用於民眾。如果一個持有公權力的人，首先盤算的是用公權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無疑是對公權力的濫用，也是公權力的腐敗。國會議員近八百人，號稱八百羅漢。這八百羅漢的高薪，對財政拮據的袁世凱政.府,無疑是極重的負擔。袁世凱所以很痛快的照單全收，顯然沒作長久打算。
而無論這第一屆國會有多少問題和不足，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努力和勇於履行職務。
當然，國會和議員們能夠敢於對行政權力進行限製和監督，說明當時的社會環境，還是有一定的民主氛圍的，至少不用冒被殺頭的危險。這一點，同樣是應該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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